时间：2023-05-30 09:04:01
超常教育首次涉足幼儿园
“你猜猜，这个圆圈是什么意思？”2月20日上午，在宣武区幸福时光陶然幼儿园才高班上，5岁的妮妮（化名）歪着脑袋，满脸得意地询问记者。
在这节属于试读阶段的美术课上，任课老师安排的主题是“假如我是一个巨人”。在妮妮的画中，一位大人被画在一个圆圈里。她解释说，圆圈代表地球，巨人“大得超过地球了”。
任课老师刘老师告诉记者，这些孩子思维比较活跃；普通班的孩子更多的是临摹，而他们更善于创造。
据介绍，由中科院心理所和陶然幼儿园合作开办的才高班是北京市超常教育首次进入幼儿领域的尝试。报名的100多位孩子经过两轮测试，最后留下20多位4岁左右的幼儿进入一周的试读期。
除了陶然幼儿园，目前北京市开设超常教育的学校还有育民小学、八中少儿班和人大附中超常实验班。
记者获悉，超常实验班一直受到家长的追捧，陶然幼儿园的才高班共吸引了几百位家长前来咨询，八中少儿班去年报名人数超过1400人，录取比例是40比1。
“神童”培养方案全面揭秘
在经过“多指标、多途径、动态考察”或其他方式的科学鉴定后，筛选留下的“神童”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原来在普通班经常“吃不饱”的弊病将得到怎样的改变？
在陶然幼儿园才高班上，您很可能看到这样的情形：高中的教物理的男老师、电视台的男性主持人将在“科学课堂”上和4岁的孩子一起交流；在“创新课堂”上，一群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走上街头、走进商店，观察各种各样的生活现象。“自然体育课”每天上下午都给孩子安排一个小时“玩耍”。
八中少儿班招收的是10岁左右的四年级学生，少儿班需要在4年的时间内完成8年的课程，一般14岁毕业参加高考。据八中少儿班办公室主任赵大恒介绍，少儿班各科都打破现行教材高、初中学科区分，由教师自主掌握教材、教学计划、进度和方法，但须适合超常儿童的接受能力和心理特点。特殊的是，少儿班的体育课一周开到5个课时，每周有半天的自然体育活动，让学生参加远足、爬山、滑冰等活动。
人大附中超常实验班至今形成了小、中、大学一条龙的培养模式，实验班除完成教学大纲外，超常班还用一半时间或三分之一的时间开设了100多门选修课、双语教学课，并开设了一些新课程，如发明创造课、汽车模拟驾驶课等。
哪类孩子适合超常教育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天才协会亚太地区联合会主席施建农认为，广义的“超常儿童”是指在某个方面比一般同龄人具有优势的孩子。目前超常教育主要针对的是狭义上的“超常儿童”，即那些在认知能力、学业成绩方面比较突出的。
据了解，根据一般以智力测验分数为指针的统计研究的结果，超常儿童占整体儿童群体的比例大约是1％至3％，按这个比例，我国超常儿童至少有200多万。
八中赵大恒老师建议，三类孩子可以试试超常教育的测试：一类是那些在现有普通教育条件下“吃不饱”的孩子，一类是虽然成绩不是特别好、上课比较调皮但很聪明的孩子；还有一类是成绩很好、自己愿意来测试的孩子。
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贺淑曼教授则认为，智力中等偏上的儿童就可以接受超常教育，超常教育就是在孩子发展的不同阶段培养其社会化能力、开发相应的特长和潜能、个性优化的教育。
记者从一些超常班获悉，超常班学生中考升重点中学、高考升重点大学只是“平常事”。人大附中实验班学生升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为100％。北京八中少儿班去年毕业生31人中，超过600分的达到16人，总平均分为592．5分。晨报记者 罗德宏
京城超常实验班招生一览表
北京八中少儿班1985年成立
今年起每年招生一次，每次招收30多人（不超过35人），入学必须10岁以下、小学四年级以上。测试除考查文化课方面（语文数学）的基础知识外，主要考查考生的思维能力。4月份每周周六下午、周日上午报名，5月下旬初试，6月中旬复试，7月份暑假期间动态考察。
人大附中超常实验班1985年成立
人大附中超常教育的实验基地是其18年前创办的华罗庚学校（现北京市仁华学校）。仁华学校每年9月份面向全市（以海淀区为主）招收3年级至6年级小学生。考生入学须通过“超常儿童综合素质调查”，注重考核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学生6年级毕业时有综合成绩。在综合成绩的基础上学生通过面试、笔试、口试，可升入人大附中初中超常实验班。高中超常实验班在中考基础上产生。
北京育民小学超常实验班
1995年成立
两年招生一次
北京幸福时光陶然幼儿园
2004年成立
招收中班以上的幼儿。今年计划招生30人，最后招收20人，9月份是否招生未定。测试分初试、复试和试读。以智力为主、多个方面综合考虑。
清末民初的八大胡同有两个概念，从隘义上说，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因为中国人爱将同类事物归类然后说个大概数，如天桥八大怪、唐宋八大家、八大祥、燕京八景。其实，“八”字在这里是个虚数，只是表示其多。这八条胡同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
《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曰：
八大胡同自古名，
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
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
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
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
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
貂裘豪客知多少，
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从广义上讲，八大胡同是指从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煤市街以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许多胡同，这些胡同中有过明妓或暗娼，至少也住过“八大胡同”中的从业人员。只是上面说的这八条胡同多为一二等妓院。
八大胡同的区域因时间不同说法不一。
后来八大胡同附近又有相当的发展，社会上曾流行过“十条胡同”之说。即：王（王皮胡同）、蔡（蔡家胡同）、朱（朱家胡同）、百（百顺胡同）、柳（谐音：留守卫）、石（石头胡同）、广（王广福斜街）、火（火神庙夹道）、燕（燕家胡同）、纱（小李纱帽胡同）。这十条胡同的说法，虽不如“八大胡同”出名，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此地区除公开营业的妓院之外，还有无照的暗娼及游娼。1949年，据北京市公安局调查，暗娼有17家，分布在延寿寺、施家胡同、掌扇胡同、虎坊桥等12条胡同。所以说清末民初在大栅栏这一带就有三十多条的胡同中存有妓院。
还有一种游娼，是以旅店为活动之地。民国时期大栅栏地区有110家，大、中、小旅店，如惠中、撷英、国民、光明、春华、留香、远东等大饭店，中美、林春、中西、庆安、玉华、云龙等中等旅馆，杨柳春、悦来、永裕、华北、新丰、金顺、大同、大兴、大生等小客店，均有游妓出没，约有100多人。
民国时在“八大胡同”以南的天桥地区也存在大量的暗娼，如大森里、莲花间、四圣庙、花枝胡同、赵锥子胡同、金鱼池大街、蒲黄榆的黄花楼，还有朝阳门外的东三里、神路街，这些都是二三等妓院所在区域。
当时妓院在北京的各区都有，惟独前门外较多，而天桥地区与八大胡同只有一街之隔，是连成一片的。
另外，小观胡同（今前门外好景胡同）、西兴隆街、磁器口新生巷、培乐园、西南门外黄土坑等，都曾是四等妓院的聚集地。
因为前门外大栅栏中的八大胡同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地区，所以我们选取了这儿加以重点介绍。
八大胡同应是在清初期奠基，清中期兴起，清末与民国期间终成“大名”。
八大胡同“风月场”雏形的形成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时期徽班进京下榻于八大胡同中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此后四喜、春台等戏班相继来京，分别下榻于八大胡同之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可见八大胡同与戏剧特别是京剧的形成发展的历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是以相公业为生的。
《清稗类钞》言之甚详：“伶人所居曰下处，悬牌于门曰某某堂，并悬一灯。客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问，垂手低声，厥状至谨。”
《梦华琐簿》：“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指嫖客）们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并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
（送客的大武戏）将散之际，男旦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
乾隆二十一年，北京内城禁止开设妓院。因此，内城的妓院迁移到前门外大栅栏一带。此地紧靠内城，又是外地进京的咽喉，原本就喧嚣繁华，风月场雏形于此形成。
乾、嘉时期，京城青楼，多在今东城灯市口一带。咸、同年间，则多在城外。
据《燕京评春录》记载，光绪初年又移于西城砖塔胡同。《塔西随记》中说：“曲中里巷，在西大市街。西自丁字街迤西砖塔胡同，砖塔胡同南曰口袋底，曰城隍庵，曰钱串胡同。钱串胡同南曰大院胡同，大院胡同西曰三道栅栏，其南曰小院胡同，三道栅栏胡同，曰玉带胡同，曲家鳞比约二十户。初时共三五家，多京籍人。今则半津站人矣。初有而今仍有者，天喜、三喜。初有而今无者，天顺、三宝。初有而今易名者双盛，旧为聚凤，万升旧为西连升也。”又说：“双顺、天喜、天顺所居，为其世产。余皆赁之——大约于光绪初叶，一时宗戚朝士，趋之若鹜。后为御史指参，乃尽数驱逐出城。及今三十余年，已尽改民居。”
按此说法，当时京城青楼妓院，光绪中叶时已被驱逐于城外。
清光绪庚子年后，京师巡警厅将内城妓院全部迁至城外，给照收捐，已准公开营业。当时经官方许可开设的妓院共有300多家，分头等、二等、三等、四等。
此时，苏杭一带女子联袂云集京师，与北方妓院，形成明显区别，所以有“南班子”、 “北班子”的称谓。因一等小班和二等茶室多集中在前门外大栅栏附近的上述八条胡同内，所以继承了“八大胡同”的称号。又因达官显贵经常往来出入于此，特别是民初参众两院政治斗争和保皇派复辟帝制的幕后阴谋也多在此进行，所以“八大胡同”之名，不但享“誉”京城，而且声震南北。
青楼的高低等级之分
一等妓院，过去称小班，小班之前又冠以“清吟”二字，通称为“清吟小班”，意思是只卖笑不卖身。
一等小班的院落和房屋都十分讲究。根据其名声大小而定，妓女所占用的房屋面积也有所不同，有的红妓女要独占一所跨院，而一所跨院，房屋一般都为五间以上。一个小班一般都是占用一所整齐的四合院或小洋楼。有两进、三进或带小跨院的，也有少数中式二层楼。
小班院门的特点，是门楣上端有乳白色电灯数盏，灯上有红漆书写的本班字号，周围挂串灯。门杠左右各挂一长方形铜牌子上有红漆横写“一等”二字，下面是竖写的 “清吟小班”字样。门楣上还挂有红绿彩绸，垂向两侧。门口外墙上挂铜牌或木制镜框，上面书写着本妓院内妓女的花名，周围挂串灯或红绿绸子。
一等小班居室内陈设华丽，有餐桌、牌桌、梳妆台、靠背椅、座钟、沙发、挂钟、铜床或铁木床、绣花幔帐、丝缎衾枕、衣架、盆架、茶具、果盘等，有的还挂有社会名流的题字和书画挂屏等。再有，就是妓女本人的彩色大幅照片。
小班的妓女，一般都有贴身女佣，或叫老妈子的专门侍候。能享有这种专门侍候的，都是很红的妓女。而一般的妓女，虽也是一等，但也只是好几个人才有一个女佣侍候。
二等妓院叫茶室，多为一等小班里筛下来的。从年龄、姿色、身材、服饰等都比一等小班逊色多了。
茶室的大门口，设施跟一等小班差不多，但没有红绿彩绸，也很少有点串灯的。对红妓女来说，好点的也只占两三间房子。房间内部的摆设就没那么讲究了。
过去有句老话说：“人老珠黄不值钱。”真是一点不假。这也是妓女们的生活由豪华走向悲惨的必然。
三等妓院称下处。比起二等茶室，就更为简陋了。妓女所占房间一般为一大间或两小间。房子一般又矮又破，装饰上也差得多。室内的陈设粗糙，茶具桌椅都十分普通。
但三等妓院的生意并不是很差，主要集中在王广福斜街和朱家胡同。这里也有个说法，以今天的西珠市口大街为界，街北的装饰好些，生意多，街南的虽也有不少三等，但各方面比街北的就差多了，一般生意很少。
四等妓院叫土娼或小下处。这些妓院房屋更加简陋、破旧，妓女们容颜衰老，衣着平常，只能靠涂敷脂粉招徕生意。涉足者，一般为下层劳动者。
在八大胡同里，很少有这种小下处，但在其附近却很多，如火神庙夹道，即现在的清风夹道内。
1949年前清风夹道内的妓院几乎是一家挨一家，当然也有三等在这里，但大部分属四等的土娼小下处。
另外，还有“半掩门”和“暗门子”。旧社会，京城里除去公开的妓院外，还有大量的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妓院，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半掩门”和“暗门子”。
“暗门子”，多为小四合院，大门口外无任何标记，看上去像是普通的居民户，但里面却很讲究。来逛“暗门子”的客人，一般是相互介绍的熟客，再有是“拉皮条”者所为。室内舒适，有烟、茶、水果、点心等侍候，也可为来客备饭、备酒、摆设牌局。
“暗门子”收费没一定标准，客人一般随意付给。这等地方，虽无等级，但妓女一般不比二等或三等的差，还和当地军警宪特等勾结，与帮会势力串通，有时也接待大人物。一般人既不清楚也不敢去逛。所以，没人招惹，当地治安部门也不予查究。
风尘女子也分三六九等
在了解妓院经营方式之前我们要首先了解妓女与妓院的关系。她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卖身给妓院，成为老板的私有财产；二是“自混”，与老板属于员工与经理的关系。自混的妓女，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还得打发伙计、跟妈、大师傅、更夫，还要付零食费、茶叶费、痰桶钱、香钱等给妓院。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
管理妓院确实需要一定的行政才干和技巧。老鸨挑选风水好的营业地点，租房子、家具 ，搞室内装修，通过各种手段拉来妓女、娘姨和佣仆，在实施有照经营的地方和时期，要取得执照，挂招牌，满足对生意的各种要求。
妓院的管理经营难度在于，不只要管好内部，与外部各色人等的关系一样重要。当时《晶报》曾登载过：“地痞流氓看到哪家妓院生意好，几天后，他们会派自己的人假装嫖客，来到该妓院，大把花钱，还声称喜欢上了某妓女。这时那帮流氓打上门来，那假扮嫖客的同伙便像个英雄似的将流氓赶走了，这一来老鸨对他感激不尽，说不定还委身于他，假嫖客假装为了报答妓院在性和金钱方面所做的补偿，才同意做妓院的长期庇护人。”
另一种情况是老鸨找出在场面上吃得开的“白相人”或“靠山”，有了这样的关系，地痞就不敢随意来犯，即便有了麻烦，也好帮忙过难关。这种靠山俗称“娼门撑头”。
不管妓院有没有撑头，老练的鸨母也必须同各方拉关系，如菜馆、她的姑娘演唱的戏院、替她拉客源的旅社以及其他各种生意场所。
开办、管理和保护妓院，尤其是生意红火的妓院，既费金钱也需要社会经验。所以鸨母一般都是“饱尝风尘的半老徐娘”，经过风雨，见过世面。
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
一等妓院的妓女们更是自小就要学习笙管丝弦或书画。嫖客多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这里是他们恣意取乐的地方，也是他们谈生意、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投靠敌伪、挑拨内战的场所。
二等妓院的妓女大都来自一等妓院中“人老珠黄”的妓女，嫖客都为地主、商贾、浪荡公子等有钱人。
三等妓院妓女年纪都比较大，或者年纪轻但长得不漂亮。嫖客主要是一些小商人、店员、在京做买卖的生意人等。
四等妓院是妓院的底层，是最昏暗杂乱的地方，就是破屋子寒窑脏土坑而已，俗称“老妈堂”、“窑子”、“土娼”。这里的妓女年龄较大、长相不好，嫖客也是些挣钱不多的体力劳动者，如三轮车夫、脚夫、短工等。
妓院是有钱有势之人寻欢作乐的地方，更是罪恶的源泉。
二等妓院中的妓女，尽管较少挨打挨骂，且穿戴漂亮，但是，一旦她们被榨干了血汗，年纪大了，就门前冷落，如果患病，更是无人理睬，生活极为艰难。
对于三、四等妓女，老板主要靠毒打的办法来对付她们，逼她们多接客。
在第一次接客前，鸨母都给妓女喝“败毒汤”，使其终生绝育。下等妓女，有的年纪小的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
1949年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
在妓院内部的生活圈中，老板、领家、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账、跟妈、伙计、妓女是劳动者。营业项目细化得很，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嫖客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学生、文人、政客、百姓。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元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成为一本万利的买卖。
嫖客来到妓院，门房会高声喊道：“客来啦！”里边的管事听到后将嫖客领入客厅，由管事先递烟、端茶、应酬，问清嫖客的姓名后，再叫来妓院里所有的妓女，站列一排，由嫖客任意挑选，并向嫖客介绍每个妓女的姓名。嫖客选中某个妓女后，就由妓女陪着进自己的房间。嫖客或者让妓女演奏乐器、唱小曲，或者与妓女闲聊。
有的嫖客要吸鸦片烟，妓院会提供烟枪、烟灯。嫖客如果要在妓院里住夜，要另付几块银元的过夜钱。有的客人在饭馆里设宴招待朋友，写一张请柬，让黄包车夫到妓院请几个妓女去饭馆陪席，这俗称“叫条子”。在饭桌上妓女给客人斟酒、划拳助兴，或者弹琴、唱曲，客人临走时要给妓女两块银元。
二等妓院的妓女一般也会唱曲、弹琴。茶室里的妓女住的房间没有清吟小班那样宽敞，室内家具、陈设也比较简单。嫖客进茶室后，由妓女作陪，请嫖客抽烟、喝茶称之为“打茶围”，妓院也就因此称为“茶室”了。
在清末，打一次茶围要付5吊钱，嫖客如果要留宿，再付10吊钱。白天在妓院睡觉也要付10吊钱。另外还要给伺候妓女的老妈子小费，逛茶室的嫖客一般都是社会上中等阶层的人士
。
防止妓女得病或为她们治病的地方叫妓良所，就是电视剧《四世同堂》中大赤包任所长的那个机构，全称是妓良卫生检验所。地点在今天的两广路大街骡马市路北，因修马路现已拆除。这是一座四合院，红油漆大门，是官办的，全京城挂牌营业的妓院的所有妓女，都要定期到那里检查是否有性病。每个妓女持有一张卡片证明，持卡检查，合格的在卡上盖章。回到院中贴在墙上，这是合法经营的执照。不合格的不给盖章，再接待客人为非法，名为住“凉房”。
这种检查只是走走形式，实际上是官府榨取妓院、妓女钱财的一种手段，检查所每月都可获得可观的收入。
所收检验费：
一等妓女每人每月八百元，二等六百元，三等四百元，四等二百元。
性病以三、四等妓女较多，每周检验一次。捐税由老板缴纳，检验费由妓女缴纳。
后来妓院按月分期分批用马车把妓女拉去检查，西城检查时间是星期四，其他区域按星期一二三四五顺序天天都有，车辆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老北京的风月场所为何曾流行狎男色？
男妓，顾名思义，就是男性娼妓，古时叫“兔子”、“小唱”，即“小娼”。也有称之为“小手”的。后称为“像姑”，即像姑娘的意思。后谐音为相公，自称“堂名中人”。寓处称“相公堂子”或“下处”。
八大胡同之男妓，据史书记载，自嘉道时已兴盛了。
华胥大夫于道光八年所作《金台残泪记》中载：“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当居东草厂，魏婉卿当居西珠市口。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朱茅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百顺胡同、王广福斜街。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
男妓的下处与嫖规是：当时入妓馆闲逛称“打茶围”，赴诸伶家闲侃，也称“打茶围”。
据《清稗类钞》中记载：“客饮于旗亭，召伶侑酒曰‘叫条子’。伶之应召曰‘赶条子’。”
“光绪中叶例赏为京钱10千。就其中先付2400文，曰：车资。8000则后付。伶至，向客点头，就案，取酒壶偏向坐客斟酒。斟毕，乃依‘老斗’坐（彼中互称其狎客曰：老斗）。唱一曲以侑酒。亦有不唱者，猜拳饮酒，亦为‘老斗’代之。”又“‘老斗’饮于下处，曰‘吃酒’。酒可恣饮，无熟肴。陈于案者皆碟，所盛为水果干果糖食冷荤之类。饮毕，啜双弓米以充饥。”
综上所述，京城男妓的下处、嫖规、设备等基本上是和女妓相同的。男妓衰亡后，又由女妓传留下来，特别在八大胡同，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八大胡同区域的戏楼、茶园、酒楼、饭庄、堂寓、下处这种斗相麇至、打情骂俏、不堪入耳的场景当年是处处可见。
时人蒋芷侪曾记：“八大胡同名称最久，当时皆相公下处，豪客辄于此取乐。庚子拳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妓女所享有。”
光、宣之际，北京妓业的兴盛程度已经超过相公业，清亡，民国肇造，娼妓彻底胜过相公。着名的戏剧艺术家田际云，于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递呈于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请禁韩家潭一带相公寓，以重人道。后总厅准呈，并于同月二十日告示，文曰：“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玷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断不容此种颓风尚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侵略军要满足兽性需求；庚子赔款，清廷要税收；再加上前门火车站的建成，使得北京娼业骤然膨胀。
八大胡同妓院的档次在北京首屈一指，自此暴得大名。这时的相公堂子则已基本上被女妓所替。
同治时，正是京城官僚由狎男色转为嫖妓女的开端。
据《京华春梦录》记载：“帝城春*，偏嗜余桃。胜朝来叶，风靡寰宇。今之韩家潭、陕西巷等处，皆昔之私坊艳窟。鼎革后，云散风流都成往事，于是娼家代兴。香巢栉比，南国佳人，慕首都风华，翩然莅止。越姬吴娃，长安道上，艳帜遍张矣。更考其由，则始于20年前之赛金花。
“斯时南妓根蒂未固，僻处李铁拐斜街、胭脂胡同等曲径小巷，地势鲜宜。韩家潭、百顺胡同以东，似均为北妓根据地。鸿沟截然凛不可犯。然潜势既伏，来者益众。南之寓公，千里逢故，趋者麋集。而北人亦喜其苗条旖旎，与土妓之质朴浓丽，趣旨迥殊。其后南势东侵，北势渐绌。递嬗至今，则韩家潭且无北妓立足之地。百顺胡同、陕西巷亦南占优势。仅王广福斜街短巷数扉，犹树北帜，若石头胡同本北妓渊薮，比亦卧榻之旁，客人酣睡，喧宾夺主亦可异已。”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北京自清时的男妓鼎盛至衰微，而代之以女妓，从南妓北来至北妓渐绌的形势，可谓之高度概括。这个时候北方妓女出现了色艺双全的名妓。
晚清政府对风尘女的保护和救济措施
晚清政府开始对娼妓征税，对娼妓征税也表明清政府在法律上许可了娼妓的合法地位，但清政府在征税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种种的限制。
其一，对色情业经营地点和规模加以限制。北京地方政府划定了专门的“风月场”：“ 营业者以巡警厅圈出之地段，并已经允许开设、在卫生局注册者为限。”政府将妓院分为四等，分别是清吟小班、茶室、下处和小下处，各有一定的数额限制，总数不得超过373家， 准许顶开而不许添开，也就是只有一家倒闭或因“出事”休业，其他申请人才可加入，这样可对总的规模加以限制。
除“风月场”外，其他地点的嫖娼行为皆为非法，如旅店对旅客应禁止的事就有：“暂居游娼若招引客人及留客住宿者”、“旅客招致娼优到店住宿及饮酒弹唱者”等等（见《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其二，对色情业的经营活动进行了种种规范。如规定妓院“不准于临街为惹人观玩之建造或装饰”，甚至其临街的一面楼房都不得有走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八大胡同只看到目前这种中式或西式的小楼，将走廊设于四面楼房围成的天井中，而看不到在街面上开设游廊式的建筑的原因。妓女到街面拉客更是绝对不允许的，也“不准倚立门前为惹人之举动”，除在《学堂管理规则》中不准学生召妓外，也规定妓女“不准接待着学校衣服之学生及未成年之客”，妓女需要定期接受卫生局的身体检查，“身有传染病及花柳病者不准仍在乐户接客”（见《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其三，对暗娼进行惩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违警律》第七章第三十一条规定：“暗娼卖奸或代媒合及容止者，处以15日以下、10日以上之拘留，或者15元以下、10元以上之罚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对色情业管理的法规中也有相当部分涉及到对妓女的保护和救济。首先，政府对愿为妓女者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在生理上，“年未十六岁或已满十六岁而身体未发育者不得为娼妓”；“有亲族人等不愿其为娼妓及不登入娼妓名籍者均不得为娼妓”。其次，政府对娼妓的卖淫活动做了一些保护性强制规定。如“怀孕已至五个月者不准留客住宿”。还有，政府为防此妓院对妓女可能的压迫制定了预防性的规定。如规定“领家不准虐待娼妓”、“领家不得强迫妓女留客住宿”、“娼妓有愿从良者领家不得妨害其身体自由并勒索重价多方拦阻”（见《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前文中我们提到过“济良所”。
清末的“济良所”并不是官方的慈善机构，而是带有官督绅办的色彩，其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拨款和社会捐助。如果有被妓院漫天要价，阻止其从良的妓女，和不愿再为娼妓的女子便可以申请进入“济良所”受庇护。
“济良所”负责对入所的妇女进行一定的文化和生存技能的教育，所开设的课程有国文、伦理、算学、手工、烹饪、图画、体操和音乐等。愿意从良的娼妓也要在“济良所”里从事生产劳动，“所得之余利归本人自行存用”。
入所娼妓的主要出路是被许配嫁人。愿意娶从良娼妓者，先在“济良所”设立的相片陈列室观看其人照片，经官方或者主持士绅同意后，双方在接待室见面，“以彼此情愿为相当之配合”（见《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晚清政府颁布管理色情业条例在主观上也确实是为这个弱势群体的保护，但在何种程度上被执行，其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多大的背离。至少在地方的控制力就相对较弱。
如清朝末年的《点石斋画报》记载：“苏州仓桥堍有个鸨母叫王妪的，她的养女叫囡囡，被逼接客，虽天生丽质，但生性娴静，得罪了嫖客，王妪就用烧红的鸦片烟签刺她的乳头，十分残酷。一般妓院对妓女都控制很严，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她们逃跑。”
例如，不少妓院都不允许妓女留存大量通用货币，从而使她们不能出远门；而是在妓院中发放一种铜的“代价券”，妓女可以用以支付车费、日常零用、摊贩、店主、车夫等人收此“代价券”后，可去妓院兑换现金。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晚清政府曾经在改良社会风俗上所做出的努力和体现出的“现代取向”姿势。在此之前的中国，娼妓一向被视为贱民，国家对其有诸多的歧视性规定。到了清末，更由于西方“人权”理念和法律制度的输入（清末管理娼妓规则即仿效日本法律制定），娼妓虽然仍要入专门的户籍，但是在法律上并无歧视性的规定。相反，由于色情业为合法，娼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光绪末叶，掳人勒索之风甚炽，妓之着名者，每出门，辄被掳……警署立，又实行保卫，名妓衣服丽都，彻夜往来，老妓见之，咸谓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也” （见《清稗类钞》）。
如袁枚所说：“两千年来，娼妓一门，历明主贤臣，卒不能禁，亦犹僧道寺观，至今遍满九州，亦未尝非安置闲民之良策” （见《答杨笠湖》）。
就晚清的社会实际状况而言，实无力彻底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私娼”问题，这一点从1949年取缔娼妓时可以看出取缔这个行业所需要的条件与艰难。所以过去的禁娼法律形同虚设。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清廷让色情业从“水底”浮出，实行有限的“公开化”，固然从道德
上来讲是一种后退，但是其决断避免了可以向国家集中的财富流失，又尽可能消除其社会危害，未必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考虑。
道光之后，私娼始盛行。随着时势变迁，一些官员公开与娼妓来往亦无人干涉。
娼妓不只在北京，也在各地的城市中大量存在。如上海1842年后，“其娼妓事业与工商业有骈进之势”，其“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
清末民初，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开始冲击中国的封建传统，城市的规模在扩大。一些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不断把国门之外的观念和见闻带回中国，并有了相应的实践。与此同时，报刊、电影等宣传媒体的出现，也将性的表现方面的影响推向市民阶层。
“五四”以后，性方面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比如1927年武汉发生了一次欢呼北伐军的裸体游行；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了裸女照片和性交照片；还有一些年轻人则搞起了“天体运动”和“自由同居”；京津地区出现了女浴室，还出现了供男女同浴的单间；上海举行了有大家闺秀参与的选美，与此同时也有报纸发起的为妓女做广告的“花界选举”。
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对性的控制主要围绕“禁娼”的举措而体现。妇女运动组织、传教士、政府部门以及一些医生等都投入到了“禁娼”这一关系妇女权益、社会风化与性病控制的“斗争”之中。
循着悠扬的管乐声，我们来到了南京晓庄学院附属中学的校园，这里有一支江枫管乐团。乐声滔滔，让人禁不住侧耳倾听，驻足流连。它时而欢快热烈，触动青春的脉搏；时而低沉浑厚，诉说悠长的历史；时而排山倒海，吹响青春的集结号……在这悠扬乐声的背后，是同学们专注刻苦的练习和默契无间的配合，当然，其间也不乏精彩纷呈的活动和温馨有趣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江枫管乐团，探寻这乐声背后的故事。
这一学期有好多精彩的活动，在活动中，我们收获了很多。首先是团队之间的合作。在排练过程中，刘老师一直都在强调各个声部之间的合作：有的声部人多，就要稍微让着人少一点的声部；如果只有一个声部是主旋律，担任副旋律或节奏的声部声音就要小一点；同一个声部内也是如此，一、二、三声部之间，也需要一定的配合，一声部飘在上面，三声部需要在下面做基础，二声部作为中坚力量也是不可缺少的，此外，还要注意声音的分配。其二便是团队之间的欢声笑语。大家在一起，仿佛一家人，一起吹号，一起吃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欢乐时在一起，辛苦时也在一起，让人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八（1）班 陈文杰
在我眼中，音乐是可以陶冶情操的。在你紧张时，音乐能让你感到轻松；在你伤心时，音乐能让你释怀。虽然练习过程中会有一些困难、挫折，但是当你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克服了难关，吹奏出一支完整的曲子时，心中的成就感，是其他东西替代不了的。此外，成就感还来自于我们为学校争得的荣誉。我们江枫管乐团经常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演出、比赛，每一次演出，都是令人骄傲的。就说去年11月份去北京的这趟演出吧，我们靠着自己的特长，走出了南京市，我们靠着不懈的努力和老师们辛勤的教导，演奏实力可以和全国各地的管乐特色学校相比肩了！这种为校争光的成就感，是我成长道路上不可磨灭的印迹！
――八（6）班 高燕妮
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却发生了不平凡的事儿。我作为管乐团的成员，跟老师、同学一起去北京参加比赛了。那天，我们还去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升旗仪式，那雄壮的国歌、鲜艳的红旗，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里，并在我的心中燃起强烈的爱国之情。踏上首都北京的土地一直是我的梦想，以前每当我想起这个梦想，只能摇摇头，觉得梦想太遥不可及了，可当我的脚下就是北京的土地时，我觉得任何梦想并非遥不可及，关键是你有没有去做！从那之后，我有了一个新的梦想，未来的某一天，我要再去一趟美丽的北京，在国家大剧院里奏响我的音乐。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了。
――八（2）班 刘铖睿
2016年11月26日，清晨六点，我登上了前往首都北京的动车，这是我第一次跟随管乐团去那么远的地方参加比赛，心里格外激动和兴奋。我们很快到了北京，可干燥、寒冷的空气却使感冒病毒在我们之间肆意横行。我们顾不上身体的不适，比赛前不断在后台校音、彩排。寒冷的环境里，我的手和乐器都冻得冰凉冰凉的，根本吹奏不出准确的音符。我曾几度想放弃，但我知道我应该为集体的荣誉而努力，打好这关键的一仗，才是这次出行的意义。最终我们获得了比赛的二等奖，虽然一等奖只有一个，但这不是理由，我们确实还要加强。这次远行让我收获了比获奖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疲惫时老师、同学们的相互体谅和关心，是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帮助和照料，更是克服了胆小和怯懦，不管怎样都永不言弃的精神，我想这才是音乐的魅力吧，让素不相识的人相聚，赋予我们正能量。北京之行很快就结束了，这三天，从我的生命中悄悄溜走，却又在我脑中永远地停留，带给我永不褪色的中学记忆。
――八（6）班 赵 睿
有一次，指挥官刘晓丹老师把我们聚集在六楼的音乐教室，让我们把教室里的椅子靠边放，每人找一把椅子坐下来。刘老师坐在钢琴前，对我们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当我弹低音的r候，你们就跟着钢琴的节奏走路，当我弹高音的时候，你们就跟着钢琴的节奏拍手，听明白了吗？”这还不简单？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听懂了！”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游戏开始了，我们走得、拍得乱七八糟。我也不知怎么回事，耳朵明明听到的是低音，应该走路的，手却不听使唤地拍上了；明明是高音进了我的耳朵里，忽然我就分不清高、低音了，更不知是该走路还是该拍手……乱作一团后，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经过老师的指点，我们才明白，要踩准节奏，听准高、低音，专注是必不可少的，反应也要非常敏捷才行。一堂课下来，我发现，原来训练也可以这样有趣哦！
――七（4）班 黄沁宇
女儿平静地睡觉了，我可睡不着了。干脆坐在客厅，看会电视。也不知道是中央哪个台，播放了一些八九十年代的老歌。这些老歌，把我带到了激情似火的青春岁月中。
（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这是著名词曲作家谷建芬1980年一挥而就，写出的成名曲，当年八月，由谷建芬的首个学生、歌唱家任雁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露天剧场演唱，而红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一切我根本不知道，还是看了电视下面的滚动的字幕知道的。一会儿，屏幕切换出了当年任雁演唱时的画面，当年任雁那清新活泼的舞台形象，纯朴炽烈的演艺风格，在我的内心卷起一朵美丽的浪花。她的歌声唱出了一代人情怀，唱响了新时代的节拍，给人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她的歌也成为流行歌曲久唱不衰的金曲。给那一时代的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永恒记忆，也深深地打动了今天的我。我很难想象，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在在那个刚刚结束十年动乱的8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听到了他们心中的歌，该是何等的疯狂！
还记得83年，我们刚进大学，班辅导员老师，就教我们唱这首歌，那时年轻，还没法理解这首歌的内涵，只是被优美的旋律以及浓郁的民族风所吸引。毕业二十年后，当我们同班同学再聚首的时候，我们又和当年的辅导员老师唱起了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着唱着，我的喉头有些哽咽了。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不到20岁，可今天已经40出头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刚刚来到这个新的团体，无比激动，可今天场的时候，有几个已经和我们永别了。是的，过了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天也新，地也新，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可我们的记忆，依然留在那个难忘的八十年代。今天，乌发已经布满岁月的征尘，可我们的心，依然如八十年代一样，我们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我们朗朗的唐诗宋词在初升的太阳中穿梭回荡；我们平生第一次穿上滑冰鞋，第一次荡起双桨，青春是火，青春是歌！热情奔放，激情澎湃！任岁月的冷酷打磨，这颗心只会更加晶莹剔透。在岁月的歌里，我们永远年轻。
今晚，电视屏幕上再次播放这首歌，我也跟着轻轻的唱着我们的青春之歌，1980年，我还是少年，今天，我已经奔五的人了。当年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历经30多年的岁月沧桑，失去了当年的精干与青春，但我们奋发向上的勇气还一如八十年代的青年一样。今晚重温这首经典，我的内心已经是一片翻腾的大海。
（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这是当年天津的青年歌唱家于淑珍为八十年代初期一部宣传计划生育的影片《甜蜜的事业》演唱的主题曲。当年的于淑珍满头乌发，今天站在舞台上的郑绪岚，已经是银丝布满。三十年时间，真是残酷，三十年时间，让我们著名的歌唱家变成了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我很难想象，这三十年岁月，是怎么一天一天的改变人的容颜？三十年的岁月，是怎么忍心，把我们美丽的歌唱家摧残成一个老太婆！我一直觉得三十年时间，我会老的，你会老的，他会老的，唯有我心中的歌唱家，他们会像刘晓庆一样，他们的容颜如他们的歌声永远美丽，永远不会老去的。可他们还是老了。
不过，看看我们的歌唱家于淑珍女士，依然表情生动，歌声甜美，一如三十年前春晚中的自己。她没有像有些人用化学药水，让自己的头发永远乌黑发亮，而是坦然的本真的走向观众，与一袭白色的演出服搭配，更衬出这位歌唱家高雅迷人。我知道，这高雅，绝不是故作深沉；这迷人，也绝不是那种既卖艺又卖色的浅薄戏子的搔首弄姿。看着她的演唱，我一下子悟出了她迷人的真谛：这就是我心中的歌唱家，她的演唱，完全不是一种任务，而是心灵的表白。
岁月可以过去，但是只要你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么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都会焕发出迷人的魅力！不只是歌唱家，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都有其迷人的魅力。
真是的青春可以被岁月的河流带走，但心灵的青春，将永远在岁月的河中流淌，只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三）北京的桥
《北京的桥》是蔡国庆1990年北京台春晚，央视青歌赛演唱的歌曲，这是他的成名曲，也是一首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京腔京味十足的流行歌曲，歌中通过描绘北京的各种各样、瑰丽多彩的桥十七孔桥、高粱桥、金水桥、安贞桥、卢沟桥、三元桥等，形象而艺术地歌颂了当年北京的新风新貌，祖国的美好景象。
也许是爱屋及乌吧，因为喜欢京剧，就喜欢了歌曲中的京味旋律，也就喜欢了这首歌，也就喜欢了蔡国庆的所有歌曲。可以说，蔡国庆的歌曲，几乎和蔡国庆的长相一个风格，柔美而有韵味。记着那个年代，蔡国庆，可是家喻户晓的美男子。曾经有一给小品就有这么一个情节，一个孕妇，面对着蔡国庆的照片，而不会面对自己的老公，是因为自己的老公长相困难点。自己多看看蔡国庆，腹中的儿子将来就会长的像蔡国庆一样美。可见，那个年代蔡国庆的那张脸，的确可以说是帅气的代名词了。
今天，45岁的蔡国庆一身戎装，站在舞台上，又唱起了这首难忘的歌，那张深情的面孔，一如二十多年前的北京春晚一样清纯帅气，青春永驻，好个蔡国庆，简直像吃了防腐剂一样，永远那么年轻，如他的歌声一样依然魅力动人。可前段时间，听说北京重整市容，蔡国庆唱的什么桥，已经成为永远的历史了。我真有些可惜。是的，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北京市肯定不例外。我们不能因为长袍旗袍能衬出中国男性的儒雅和女性的优雅，就永远不变衣着。但美好的东西，总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印记。不管北京现在的桥怎么样的，可在我们心里，北京的桥永远是千姿百态，瑰丽多彩；北京的桥上可能没有了卖水的，但北京的桥永远是春风常在，风采依旧。北京的桥，不仅给北京增添了多少欢乐多少爱，也将这份爱连着四海，通向未来。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北京的桥。北京的桥如歌唱家蔡国庆一样永远年轻，因为它已经升华为我们这一代人美好的精神物质向往，永远站立在我们心灵最美好的位置。
还有阎维文的《说句心里话》，李春波的《小芳》，费翔的《故乡的云》，这些歌，总能激起我们美好的回忆。说句心里话，在故乡如诗如画的五彩祥云的陪衬下，那个梳着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的小芳，这位村姑，其美丽，已经不是今天的野蛮女友 所能够比较的。纵然在今天的风流歌里，不管那些不知羞耻的女孩如何发情般地撕心裂肺地呐喊“我要给你生个小孩”，但这只能是情欲的发泄，给人的感觉是不要脸的挑逗，而不是美丽的情歌。须知：“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抵万金。”不管审美如何变化，我想村里那个叫小芳的姑娘，她的美丽的菱歌，永远是中国女子最具代表的经典美丽.这种美丽，由《诗经》中在蒹葭苍苍中思念情郎的姑娘，传承给南北朝民歌西州曲中的采莲女子，再传承给今天那么美丽的村姑小芳。这个美丽的形象，不仅在我们这代人的审美情调中永存，更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着最动人的光环。
・许 非・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乌牛中学九（七）班/《我要的飞翔》
一等奖
・青子畅・四川成都石室蜀都中学八年级四班/《流动故乡的原风景》
・范开源・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学院附属中学班级初二五班/《游戏》
・陈 曦・浙江省杭州市启正中学 初一（5）班/《骑士》
・杨可欣・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第三中学/《春之歌・化金蝶》
・陈思洋・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初级中学九年级（4）班/《陆人甲传奇》
二等奖
・张涵之・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外国语学校七年级（7）班/《小世界》
・赵汝慧・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第二实验学校大桥路六十四号八年级七班/《时雨》
・聂思陶・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解放西路君怡单元501/《还会有星星吗？》
・杨苗婧・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中学/《酒仙爸爸》
・屈格雅・湖南省浏阳市艺术学校 九年级/《留住夏天》
・吴沂珊・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一中学初中部/《欧洲印象》
・植嘉楚・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南丰中学初一（10）班/《有点man又有点娘的同桌》
・陈 雨・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新苑学校八年级一班/《来世的契约》
・宋城薇・南平市松溪县二中七年十班/《夏日黑猫》
・屠欣沂・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初级中学九年级（4）班/《机器人雷姆多》
三等奖
・董 楠・北京市第171中学初二8班 明天打电话约/《被时间偷走的空白》
・王海元・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实验初级中学/《比晓》
・曾晓琳・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邝维煜纪念中学初一（6）班/《永恒的战神》
・徐卓成・浙江省宁波市春晓中学八年级一班/《陈旧光墨的似水瞬间》
・廖伟刚・江西省吉安县敦厚镇城关中学二四班/《花非花雾非雾》
・廖颖烁・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文祠镇文祠中学/《飞来山上》
・臧 索・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八（9）班/《含笑花开》
・马知行・广东省深圳市高级中学初中部初一（14）班/《军歌“喊”着唱》
・李纳米・江苏省南京市旭东中学初一（10）班/《试卷在我手》
・薄睿宁・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实验学校八年级三班/《马大哈博士和他的诚实机器人》
・徐行龙・福建省邵武市肖家坊中学七（1）班/《母亲这本书》
・陈禹希・江西省赣州市赣州中学七（3）班/《我的房子离家出走了》
・户安琪・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长城中学九（七）班/《亲爱的你，好》
・陶 洁・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城关中学 九（19）班/《时光伴侣》
・俞天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兴华中学初一（6）班/《素色时光笺》
・邓婷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锦湖路西樵中学 初二（4）班/《微笑・轮回》
・亢艺菡・辽宁省东港市第四中学二年级/《温暖的幸福》
・龙凯艺・江西/《无题》
・徐思维・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3）班/《夏日的美丽》
・郑璇・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纸折山茶花》
・裴 榕・山西省阳泉市/《转角逆光的背影》
・半粒糖・山西省太原市/《自私自利+多愁善感=友谊》
・范馨予・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一路有你》
・舒芳娟・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西路石门实验中学/《在那花一样的日子里》
・李春源・山东省大连市第42中二年一班/《中二不是病》
・谭 凯・四川省旺苍县七一中学八年级16班/《最可爱的老师》
・严意东・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学校七（4）班/《少年如歌》
・卢子越・浙江省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初二（16）班/《我市校外教育机构病情诊断书》
来自北京八中少年班的孙宁远研究出了用水过滤雾霾的空气净化装置。这是一项既实用又环保的创意发明，凭着这个研究项目，孙宁远顺利获得了2016年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这是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的最高奖项。
孙宁远是北京八中少年班的学生，从小好奇心强，思维活跃。2015年的一天，孙宁远留意到家里的空气净化器运行得越来越不对劲儿了，经过检查，他发现净化器的过滤网完全黑掉了。原来，由于当时北京的雾霾天气很严重，仅仅一两个月过滤网就会变得很黑，影响净化功能，而积聚在过滤网上的灰尘、霉菌等会给室内造成二次污染。如果频繁更换过滤网，不仅麻烦，更换费用也是不菲的，而且净化器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只能过V室内的空气，不能从室外采集新风。
孙宁远当时就开动脑筋，想着如何改进一下净化器，让它免于频繁更换过滤网并且更环保一点儿。于是他拆开净化器，用了好几种方案进行改进，可是没有什么效果，这让他颇为沮丧。
一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雨过天晴，整个城市的空气变得清新，孙宁远突然脑洞大开：既然下雨能让空气变清新，那是否可以用水过滤空气中的雾霾从而实现空气净化呢？
孙宁远对于其中的科学原理还不是很明白，于是他带着这个问题向他所在班级的赵昕老师寻求帮助。赵昕老师对他乐于探究的创新精神大为赞赏，指导他查阅相关的文献，还把他推荐给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林峰教授，让他得到进一步的指导。
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孙宁远了解到空气中的PM2.5和PM10污染物大部分是溶于水或者具有亲水性的，于是孙宁远决定设计一种装置，用水作为过滤介质，过滤空气中的雾霾。虽然有老师的帮助，但是从头设计一个净化装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间孙宁远遇到重重困难，多次测试失败，但他一直努力坚持着。
孙宁远最终在净化装置中采用“水中曝气”和“空气淋水”两种方法，让水雾化的同时用纱布来代替过滤网分割空气，使空气与水充分接触，捕获污染物中亲水和溶于水的物质，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孙宁远用3D打印技术制作该净化装置，然后通过实验仪器测试净化效果。测试结果显示，在雾霾严重的北京地区PM2.5和PM10去除率达到70%以上，在实践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这种水滤空气净化装置结构简单，不需更换过滤网，维护费用低，无二次污染，可以从室外采集新风，比起传统的空气净化器更绿色环保、经济实用。
市长奖评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高度赞扬了孙宁远的创新发明，他说：“有人觉得科技创新是高大上的事，和平常生活绝缘，其实不然，生活中从来不缺创新的源泉，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有敢于尝试的勇气。”
（浪淘沙摘自《启迪与智慧・下半月》）
一、八十中学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主要途径
1.创办“王选创新实验班”
为了进一步提升八十中学信息化水平，提升广大学生和教师对信息化的认识，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认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对信息学科的兴趣，在笔者的努力下，学校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聘请一流的专家学者，与北京市“翱翔计划”、“雏鹰计划”有机结合，创办了“王选创新实验班”，通过架构科学、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机制，加大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为在信息技术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发展搭建更为宽阔的平台。王选实验班具体实施方案主要有三种。
一是在初一年级创建“王选实验班”，进行高中“2+4”实验，从课程体系、课堂教学模式、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培养创新人才。二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聘请王选先生的夫人及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给学生作报告，学习王选先生的先进事迹。三是为学校提供信息学方面的社会资源，为学生开设讲座，组织学生进行综合社会实践，到实验室、研究所参观学习。
以王选的名字命名科学创新实验班，力求通过“王选创新实验班”，使学生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更多人了解王选先生的先进事迹、了解王选先生在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了解我国信息学乃至世界信息学的最高成就，以此激励和教育学生以王选为榜样，学习王选的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国家在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探索贯穿各级各类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途径；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实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在此大背景下，“王选创新实验班”的实施具有很好的、广泛的示范和推广价值。
2.成立信息社团，举办每年一度校内电脑节
学校通过组建信息学社、设计校园电脑节系列活动等丰富学生的科技生活，引发教师向专业纵深发展，让大多数的学生参加到信息学相关领域的学习和活动中来，培养信息化社会中有信息素养的青年人。学校还成立电脑学社，创办了四个社团部门，分别为奥赛部、平面设计部、动漫设计部、DV短片设计部，学生们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电脑信息活动。八十中学的“E时空信息学社”实现了让所有喜爱计算机的学生加入的目的，学校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让教师讲解基础知识，并选择优秀的学生参加各种比赛，锻炼他们的信息学技能，激发他们的信息技术热情。学校还每年举办一次校内电脑节活动，校园电脑节系列活动的内容有：电脑作品的征集与评选活动、竞赛类比赛、专家讲座、科技参观等。
3.学校承办计算机表演赛
要想考察学生的信息素养，计算机表演赛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把打字、网络搜索、3D机器人搭建、涂鸦、机器人闯关等项目加入到学生的日常培训中，可以极大地扩展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在全国、市、区交流比赛的舞台。最近二年来，八十中学多次承办计算机表演赛活动。如2011年11月19日至20日，中国儿童青少年威盛中国芯计算机表演赛季度赛一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电脑节在北京八十中学圆满结束；2012年6月3日，八十中学举办中国儿童计算机表演赛北京地区决赛。
4.建成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基地校
八十中学的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成绩非常突出，学校的贾老师在朝阳区中、小学进修活动中多次做信息学奥赛培训方面的讲座，深受好评，为了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学校在2011年建立了以朝阳区师生为主，辐射北京市范围的中小学生信息学奥林匹克培训基地，提供专业化培训，带动各学校的信息学奥林匹克活动顺利进行。目前有100多人次接受了培训，效果非常好。通过以点带面，培训各校学生和教师，八十中学带动了一些学校开展信息学竞赛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基地校的成立在招生政策宣传和培训经费方面由北京市科协和朝阳区教研中心负责，打开了一扇普及信息学人才的绿色通道。
5.架构符合教师、学生共同发展的信息技术课程体系
在北京市新课程理念的引领下，八十中学结合学生现状，整合信息技术课程，充分挖掘信息技术学科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的知识内涵，将教学内容多样化。针对不同层次的信息学爱好者，学校采取学生选课的形式，发展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实践能力。
在每年第二学期信息技术的选修模块教学中，两个班同时上信息技术课。四位教师开设5－8门选修课，每位教师开设的模块内容覆盖了课程大纲的所有要求，两个班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的兴趣喜好选择一门课程。
新颖的教学模式提高了课程时效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教师辅导的针对性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换来了可喜的成果。如多媒体教学中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算法艺术教学中学生通过思想碰撞写出了优秀科技论文等。教学模式的大胆尝试带来教学质量的明显提升，这正符合新课标的教学理念。
二、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取得的成绩
通过八十中学的不断努力，学校学生的信息素养得到了极大提升，在信息学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2008年，八十中学成为北京市“翱翔计划”信息技术领域的基地校，为北京市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学校信息组被朝阳区评为优秀教研组，多人被全国和北京市评为优秀辅导教师。
尤其是在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上取得的成绩，更是成为八十中学开创特色学校建设中一个巨大骄傲。2009年学校拿到了第一块全国竞赛铜牌，到2011年一共拿到了4块铜牌和2块银牌，2块全国精英赛银牌，2块亚太地区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多名学生被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免试录取。另外，2011年6月，在最具含金量的智能手机软件的编程比赛中，八十中孙彤同学获得了全国一等奖第一名的好成绩。
二十世纪初，轿子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轿实际上是一种肩与，按抬者人数可分为二人轿、三人轿、四人轿、五人轿，以及皇帝坐的八抬大轿。但那时大多数人坐不起轿子，出门还是要靠两条腿走路。
后来有了人力车，这种北方叫洋车、胶皮车，南方叫黄包车、东洋车的交通工具，成为城市最普遍、最廉价的出行方式。随着社会发展，人力车逐渐减少，三轮车开始流行。新中国成立之前，三轮车和人力车一直是北京市民主要交通工具，担负80％以上客运量。
那时，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街头还有一种交通工具，它骑着铁轨走，两头都能开，一路走一路响着清脆铃声，四平八稳，速度奇慢，这就是有轨电车。北京最后一条有轨电车于1966年停驶，被全新的无轨电车取代。近年北京前门整体改造，有轨电车也是恢复的旧景之一。
汽车终于登上公共交通的“帅座”，这是人类交通运输史上的革命，很快发展成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但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缺少汽油和柴油，有的公共汽车甚至还驮着“大气包”。
随着社会进步，电汽车等公共交通事业有了飞速发展。为了发展北京公共交通，总理还多次以“私访”形式悄悄地同群众一起“挤”公共汽车，了解“坐车难”问题，行和市领导…一起研究解决公共汽车发展中的困难，采取有效措施。例如，在单车后面挂个车厢，用“转盘”连结在一起；开辟快车线路；错开上下班时间；加开夜班公共汽车。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几乎是城市居民家家必备的交通工具，中国因此得名“自行车王国”。自行车过去都是脚踏的，现在还有电动的。如今随着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又把视线转向私家车和出租汽车。
改革开放期间，出租车如雨后春笋。那时，京城流行打“面的”。这是北京人对一种面包型小出租汽车的简称。到1993年，北京“面的”猛增到2万多辆。世纪之交，北京出租：年开始鸟枪换炮，从“面的”纠夏利、富康、捷达、现代等各种车型的更新换代。近几年，人们生活水平又上新台阶，开私家车出行已寻常不过。
此外，地铁事业迅猛发展，从一条线到多条线，从一个城市到多个城市，逐渐形成规模。这种最便捷的“地下公交”，被越来越多人作为出行的选择。
如今，伴随城市市区的扩大，卫星城镇和工业区的建设以及大批居住区的兴建，公共交通已经形成网络，并不断开发新线路和新车型，如空调豪华车、双层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等。车载电视、无线通讯、卫星定位系统、网络服务等高科技手段也大量运用到公交事业中。此外，出租车日夜巡弋于街区，方便便捷。长途汽车叫通八达，远接外省。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百姓出行都有了方便、快捷、安全、舒适的多种选择。
百姓出行变迁，小仅是公路交通的发展，铁路和民航事业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高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最快、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1991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沈阳召开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之后，一批批有份量的资料、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比较深刻地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使用细菌战的罪行。华北"731"---北支"甲"1855细菌战部队的有关史料和论著，也在10年之后，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谢忠厚等学者以专论给予全面揭露。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论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的王选女士，带着华北"731"的课题，于2001年10月9日专程从日本来到山西省盂县，特邀本人也加入了细菌战的研究工作。在盂县的初步调查研究表明，当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日本细菌战的重灾区，其罪魁祸首就是这支日军细菌部队。故本文就华北"731"---日军北支"甲"1855细菌战部队当年在华北犯下的罪行进行全面的揭露和控诉。
一、隐蔽在北京城内的细菌战基地
细菌(生物)战是指使用细菌(生物)武器用于战争的行为。细菌(生物)武器是一种利用细菌(生物)病毒作战剂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此，禁止使用细菌(生物)武器，早已成为1925年日内瓦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之一。
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是披着"卫生防疫"外衣的特种部队，它担负着日军的防疫给水和对敌使用细菌战的双重任务。华北北支(甲)第1855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是日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迅即着手，并于1938年建立的，是隐蔽在北京城内的一个庞大的细菌战基地。
日本使用细菌战蓄谋已久。1918年日本即开始研究细菌战。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吞并中国、进兵南洋、争霸世界的狂妄计划，但遇到了资源缺乏和兵力不足的困难。因此，京都卫戍医院军医大尉石井四郎提出的"只能依靠细菌战"的谋略，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赏识和支持。1928年4月，石井四郎被派往欧美等地考察细菌战问题，先后考察了意大利、德国、法国、苏联、美国等25个国家和地区。1930年春，他回国后声称："各强大国家都在准备进行细菌战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那它在将来战争时就必然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并提出"帝国应立即在'无住宅区'建立起实验中心。"当年即在京都田丁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细菌战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并研究成功了用于自身防疫的石井式滤水净化器和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石井式细菌培养箱，具有了使用细菌战的能力。"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陆军部于1933年批准石井四郎的要求，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地区建立细菌战剂工厂、人体试验室和靶场及监狱等。1936年，日本天皇下达敕令同意将上述细菌战基地迁往哈尔滨市郊平房镇并予扩建，同时在长春兴建对牲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所，并给予充裕的经费、人才等优越条件。前者对外称关东军第731部队，后者对外称满洲第100部队。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使用细菌战已经过六年充分准备，石井四郎说："细菌武器是关东军手中异常厉害的武器，其效能已在实验室内及用活人实验的方法检查过了。"
"七七"事变后，日本急于征服中国，但是第731部队的细菌武器尚不能满足日军大规模细菌战的需要。因此，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北京)城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中央防疫处，在原有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立即筹建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隶属于刚刚成立的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之下，并由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据《井本日记》记载，"14年(1939年)秋，耗资21万日元，置办细菌武器的研究设施等，现已完成九成。"这支细菌战部队的部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地。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命名为"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其本部下设三个分遣队，后来改为课，定员1500人。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实地考察，其本部和第二课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当时，日军建筑了大批房屋，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这里成为日军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场所。如今，地下冷库和他们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日军还于1939年前后制定了"接管"北平协和医院和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的计划，并于1941年12月9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分遣队(第一课)强占了北平协和医院，第二分遣队(第三课)强占了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
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在北平城内建立其本部的同时，在天津、塘沽、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运城、济南、青岛、郑州、新乡、开封、包头、徐州、碓山等16个城市先后建立了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并在野战各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班"。此外，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还在承德、赤峰等城市设立了支部。石井四郎说："1938年7月成立了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充设立了机动性部队。"
与关东军第731细菌战部队相比较，华北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将本部隐蔽在北京城内，利用原有设施和设备加以改建，建立如此之快，扩展如此之广，表明了侵华日军在华北建立细菌战部队早有预谋和急于大规模使用细菌战的狂妄企图。
二、遍布华北的细菌战部队体系
华北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包括本部及其管下的防疫给水分部(支部)、办事处，以及配属师团的防疫给水班，形成了遍布华北各地细菌战部队体系。
(一)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本部
根据曾在第1855部队第三课工作多年的伊藤影明来北京时指正核实和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实地考证，华北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本部设在今北京市先农坛的庆成宫大殿内。先农坛原为明、清帝王祭农神之场所。这支细菌战部队占领先农坛后，在大门口挂上了两块牌子，一是"同仁会华北中央防疫处"，一是"同仁会华北卫生研究所"，这表明：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是在"卫生防疫"招牌的掩护下进行的。其本部的任务是，一方面要负责日军的防疫给水，一方面要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同时要统辖和领导分部及办事处的细菌战业务。
本部也叫总务部，下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此外有给水科及凿开班。
总务部，部长告见享中佐，下设四个科：庶务科，统辖本部各科，负责经营、传达指示及同上下左右的联系；经理科，负责制定预算，分配和自理经费，调配物资，发放工资、给养等业务；材料科，负责关于当地资源的药理研究，保证并提供作战、防疫以及研究所需之各种卫生材料等；计划科，制定有关华北作战的防疫、给水及细菌制造等业务计划。
第一课，卫生检验课，实际上是研究细菌(生物)战剂的专门机构。初建时设在先农坛庆成宫后面日军新建造的一处平房里，有30多个房间，中间为走廊，互相连通，成"王"字形，当时称为"工"字厅。由小森源一少佐任课长，下设细菌检查及培养、血清学检验、防疫给水、理化检验、昆虫、结核病、病理解剖等七个室。1941年12月第一课迁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后，血清学检验室和防疫给水室分别搬进"A"字楼和"B"字楼，病理解剖室、细菌检验及培养室、昆虫室、结核病室、生理和化学实验室搬进"I"字楼。这里有日本工作人员30余名，均住在"C"字楼；还有中国工人二三十名。与此同时，该院内的协和医院也改名为北平陆军医院东城分院。可见，日军防疫给水部与陆军医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战俘中村三郎(1954年8月21日)供词：1944年1月，我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过防疫给水训练，同年2月至3月在北京陆军病院东城分院(即第一科)受过细菌、防疫及毒气的训练。
卫生部陆世 (1950年)《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天坛防疫处在天坛西南，日军在那里建筑的房子不少，除去宿舍与病房外，工作室约有100余间。前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说，"我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接管'北支甲'1855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疫处时，曾询问有没有毒性菌种，日本人说只有斑疹伤寒的菌种，因此只交出斑疹伤寒的菌种。但本处在今年成立菌种室后，收集全处各部门的菌种时，发现6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第一号是杉田辛平，第二号是杉田昭子，第三号是杉田奉子，第五号是永排胜子，第六号是杉田佳子，第八号是岩谷文容。6管菌种经过培养试验以后，发现其中5管是毒性鼠疫杆菌，第八号的毒力可能已经消失。这是证明日军曾在该处制造细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中央防疫处(1950年2月16日，防总字第154号)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文：查本处接收日人遗下菌种，前经检查研究均为鼠疫菌，业已具文报告。兹经继续研究该项菌苗6管，均为鼠疫菌种，其中5管为有毒性的。兹谨列具清单连同原物照片一并备文呈报，敬祈鉴核，谨呈。
附：清单一纸
天坛防疫处原存接收日人遗下菌种清单：
1.杉田寿平：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100%。
2.杉田昭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80%。
3.杉田奉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75%。
4.永渊胜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100%。
5.杉田佳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80%。
6.岩谷义宏：无毒性鼠疫菌种。(此处姓名与陆世在所列姓名略有不同，原文如此。)
第二课，细菌生产课，课长平野晟少佐，下设第一细菌生产、第二细菌生产、血清、检索培养基等6个室。该课自初建至日本投降一直设在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前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该所战前由著名病毒学家汤飞凡教授主持，是我国最大的一所血清、疫苗研制机构。日军占领后，即利用原有的疫苗生产设备，加以扩建，成为大规模的细菌(生物)战剂生产机构。
该课细菌(生物)战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是相当可观的。战俘长田友吉曾于1943年7月出差到北平天坛华北防疫给水部西村部队参加细菌检验训练。他在1954年11月1日的笔供中说："当时，西村防疫给水部设有细菌试验室，约有10个房间，其中有细菌培养室、灭菌室、显微镜检查室和材料室等。一天，我和几名同事进入了霍乱菌培养室。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大灭菌器，其中装着5个高30厘米、长50厘米、宽30厘米的铝制霍乱菌培养器。这时，正在细菌室值班的某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面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中国的领土上培养散布细菌、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严重罪行。
战俘中村三郎1954年8月21日的供词中说："听过北京防疫给水部长讲过细菌战问题，以及介绍给水部内设有大规模培养细菌设备，专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能培养好多吨的细菌。"
卫生部陆世 在《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的报告中证实："在前天坛防疫处院内有日军遗留下的11吨、12吨、13吨三个6公尺长的大消毒锅，是用来对培养菌种器具消毒的。仓库内还有大量的铝质培养箱。据当时在该部队工作的机械匠陈康延说：日军在投降后不但毁掉很多文件器材，并曾用坦克车大量地压毁或烧掉很多铝质培养箱。他还说，当日本人在这里时，有两个工人每天专门做刷煤油筒和揭筒盖的工作。每天有大批这样做好了的煤油筒，用卡车送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去。培养动物的小动物室的规模也是极大的，有4排房屋，共约70余间，每间室内可饲养数百只甚至1000只老鼠。日军曾用麻袋大批运来血粉，作为细菌培养剂用，到现在为止，人民医院北面的地下，还曾埋有日军用剩下的血粉，下雨时还有腥臭味。"由此可见，第二课细菌战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是非常之大的。
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课长田统技师，下设生产室、研究室、特别研究室、事务室及诊疗、资料、经理等科。初建时设在天坛和先农坛，1941年12月强占并迁入原北平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扩建为细菌武器研究所。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建于1928年，位于国立图书馆的西邻，除地下室外，共有3层，有房60多间，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学府。日军强占后，该所变成了研制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主要生产跳蚤鼠疫细菌武器。
《人民日报》1950年登载了原第三课卫生兵松井宽治的证言：
我入伍，在满洲受了3个月的步兵训练，1945年4月被调到北京，派入1855部队田队做卫生二等兵；这就是细菌武器研究所，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作战。第三课设在北京国立图书馆西邻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内，工作是：(1)大量生产跳蚤；(2)大量生产鼠疫菌；(3)结合跳蚤和鼠疫菌；(4)从飞机上撒布的工作等。在该所的地下室内，有细菌培养室、动物室、苍蝇培养室、疟疾研究所；二楼全层是跳蚤培养室。
第三课根据工作内容又分第一工作室(跳蚤的生产)、第二工作室(苍蝇的生产、疟疾研究)、第三工作室(鼠疫菌的生产)、小动物(鼠)室等。
在工作时间内，总是在门内加锁，时常有人值班看守，工作完毕后回到营房，关于工作内容的话，是一句也不准讲的。上级吩咐过：星期天到外边去，即使遇到宪兵问起部队的内容，也不要照实回答。
据卫生部陆世 《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的报告："日军投降后接管该所人员夏绰琨等，曾在该所地下室内发现田部队第三课所留下的一张工作室说明图，证明该所作为大量培养蚤种场所，图上注明："平时只二层楼西半部养蚤种，作战时二、三层楼可全部养蚤。作战时最大生产能量是2.47万瓦(24.7公斤)。平时养蚤最适合的数量是1600瓦(1.6公斤)。"此外，同一地方还发现了"蚤幼虫期的饲料和成虫发生量的关系"的图表，以及该部队在各地所搜集的跳蚤、老鼠、苍蝇的像片。该所老工人门子华、高文元说，田部队占据该所时，二层楼是不许任何中国人上去的。在上二层楼的楼梯顶端，安了两扇门，日常总是锁着。日本人上去时，也要脱了衣服，按电铃后，才许进去。每逢有大卡车开到所里时，卡车都是严密遮盖，而且开进大门后，日本兵就马上关起大门，并把中国人都堵在后院，连下班都不许出去。该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来时，也是把中国工人都堵在后院，严密戒备。楼里平时温度很高，每年只7月份停烧暖气锅炉1个月。院子里有用洋灰灌围起的3块直径6米的圆草地。日本兵嘱咐中国工人不许靠近，说草地里撒有跳蚤。日本兵每天把许多干血块碾成血粉，按着该部队残留下的研究图表的说明，血粉是养跳蚤的一种饲料。高文元曾负责喂几千只白鼠、灰鼠、仓鼠、兔子等物。他还到车站接过一批山东老鼠，到北京各区公所收集过大量的苍蝇。
伊藤影明原在第二课，后来调入第三课，他证实："起初一个阶段，由十几个士兵和军属负责生产，到了1944年人员也增加了许多，不少下士官和军官(如军医大尉、中尉)从本部调转到该部，最终达到50名左右，逐渐进入正式大量生产的体制。"可见，第1855部队自1944年进入大量生产跳蚤鼠疫细菌武器的阶段。伊藤影明的这一证言发表在《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第2期上。
(二)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分部
如前所述日军为便于就近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在华北16个城市设立了细菌战分部(支部)和办事处及分遣队。据昭和19年(1944年)9月30日制成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表》，记录了13个分部(支部)和办事处的负责人：
天津办事处，军医大尉立石五郎。
塘沽办事处，军医大尉黑川正治。
石门(石家庄)办事处，军医少佐田山吉政。
济南分部，军医大尉大玄洞。
太原分部，军医少佐近藤吉雄。
张家口分部，军医大尉川锅里吉管。
青岛办事处，军医中尉铃木武夫。
运城办事处，军医大尉松尾梅雄。
郑州分部，军医少佐上村秀胜。
开封办事处，军医大尉广濑一部。
新乡办事处，军医中尉濑户丰。
碓山分遣队，军医少尉田村节彦。
太原分部(支部)和济南分部(支部)均建立于1938年，是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分部。
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建立于1938年5月间，地址在太原市西羊市街12号，称为"太原防疫给水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潞安日陆军医院与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合并。内部设有防疫给水细菌战教育室、细菌检查室、细菌培养室、解剖室、特殊实验室、消毒所等部门。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部长，前期为军医少佐近藤，后期为军医少佐桥本。其他主要成员有：庶务室，科长卫生大尉福井，卫生少尉近藤安作；诊疗室，科长军医大尉笠，军医大尉野口龙雄、内田、波川；药剂中尉武居；卫生准尉宫川奎海。此外，有下士官16名左右，兵40余名，军属10余名。它虽然不隶属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但事实上接受第一军军医部长的指令。石井四郎曾于1942年8月至1944年初担任华北日军驻山西省第一军军医部长，直接指挥太原防疫给水分部的细菌战活动。据汤浅谦(1953年1月31日)笔供：太原防疫给水部属于北京防疫给水部并受其命令，但事实上曾经接受第一军军医部长的指示。在石井四郎来太原后，我听说曾接受石井的命令，实验过冻伤及研究霍乱。太原防疫给水部往运城派出一个防疫给水班，在运城兵团作战时共同前进，担当防疫及给水任务。我直接参加1945年5月河南省北部岔道口、官道口的作战，运城防疫给水班前进到侠县南方北曲村，给各队给水。听说太原防疫给水部也于1944年河南作战时，和第一军司令部到河南渑池、会岭镇、侠县等地。
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支部)，地址在济南市经六路大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对外称"日本陆军防疫处"，又名"第1875部队"，是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分部。它直属华北防疫给水部本部统辖，又配属华北日军第二军作战，1938年11月第十一军接防后即配属该军作战。据竹内丰(1953年2月2日)笔供，济南防疫给水支部组织系统有：庶务班，负责支部之统辖、经营、联络等业务；卫生材料班，负责配备、供应各班所需器械、药品及消耗品等；计划班，负责根据军作战要求，制定支部计划等业务；卫生研究班，负责理化学实验以及当地卫生学方面和各项研究和有关毒气的业务；给水凿井班，负责野战及驻地之检水、饮用水灭菌、用水消毒及给水等业务，以及开凿野战用井及战斗部队给水业务；防疫班，负责菌检索、消毒、预防接种以及其他预防瘟疫等业务、生菌制造班，负责研究制造细菌战用的各种瘟疫生菌；经理班，负责筹集支部所需物资，并负责工资、给养等业务。
济南市人民检查署于1954年5月24日呈报的调查报告，揭露了济南支部研制细菌武器和活人实验的罪行。
该部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据查悉计有：
负责人有3个：第一任是柳田大佐，第二任是金子(金久保，1940年时)少佐，第三任是大森上尉(队长，至日本投降)。
组织机构及人数：
1.庶务室：管理经济开支，主任是铃木中尉，该室有五六人。
2.经理室：主任是吉村少尉，该室工作人员3名。
3.准备室：主任日人，中尉级，姓名不详，该室有3人工作。
4.理化研究室：主任渡边鼎中尉，工作人员3名。
5.灭菌室：主任岩赖中尉。
6.细菌试验室：主任是岩赖，内分三个作业室。第一作业室，培养大便、小便、痰，抽血检查一般细菌；第二作业室，组织切片；第三作业室，动物解剖，显微镜检查。该室工作人员八九人。
7.防疫队：队长姓名不详，任务是给中国人注射防疫针，有时配合陆军医院及警备队赴外县工作，该部共有日人百名，中国人有二三十名。
经查该部罪行：
1.据阎铿文、张森及李鸿庆等人供称：日本北支那济南防疫给水部(即柳田部队)，先部队长是柳田少校，地址设在济南市经六路大纬六路，内设六七个作业室，专门研究细菌。伤寒(日文吉福斯)、霍乱(苛里拉)、赤痢(塞哥德)病菌及副伤寒血清、百日咳血清。并记得由北京来将校人员三次参观，说是北京防疫总部派来的，后在队长室坐不久即走了。后把药箱三五箱不定，移到汽车上运至车站送北京。但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
2.在细菌第一作业室内设有显微镜、孵卵器两个、电气离心器两个、电器油灯架一个，是培养大小便、痰用的。第二作业室，组织切片机一套，动物实验器一套。第三作业室有孵卵器两个，显微镜两个。灭菌室有干燥灭菌器一个、菌锅一个、压气消毒器一个、镏锅一个。动物室饲养兔、鼠、荷兰猪、羊、牛等，是供解剖室抽血之用。
3.民国30年(1914年)，日本人在济南由领事馆下令，所有日人一律打防疫针，吃水统由防疫给水部检查后由日本部队供给。然后不久，在济南市车站、王官庄、东昌等地发生过霍乱大流行。据说，日本人在泰安招来很多苦工，每天5角钱，吃得很好，每日打针，然后派到别处，其中有一个留在小屋内解剖了。同时，有一次，他们把纬八路一些带去进行抽血化验。关于他们生产的细菌，以后都向外空运，大部运往东北。他们用人试验是在山东省立医院(陆军医院)。据张森讲，有一次用人试验过，当时天气很热，是在六七月间，将菌注射到身体内部后，进行解剖(具体情况不详)。据公安局了解，防疫给水部内大部分是日本人和朝鲜人，中国人很少，工作很机密，不准外人知道。主要的工作是试验细菌，白天工作很少，夜间工作忙，每天晚上用小卧车往里拉人，都是从新华院日本特务机关要来的。
(三)配属师团的防疫给水---细菌战班
日军华北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为野战之需要，在野战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其人数不等，少则十余人，多时达三四十人。驻山东第四十三军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师团防疫给水班是于1942年4月8日第五十九师团编成的同时，作为军事秘密而密令编成的。从1943年1月起扩张了防疫给水班的业务。1943年9月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防疫给水班实行霍乱细菌战。1945年4月13日，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再次密令防疫给水班准备细菌战。设有：制备培养器室、培养细菌室、检索细菌室、小鼠室、检查水质室、整备培养器材料室等部门。按编制，设有班长1人(军医军官)，下士官2人，卫生兵8人，应有11人。但实际上，有班长1人，附军医军官1人，下士官2人，卫生兵25名到30名。其细菌战剂生产能力，在1942年12月至1944年4月，小鼠室有老鼠15只，培养细菌室一回可能培养300件细菌；在1944年4月至1945年7月，培养细菌室孵卵器增为2个，每天可以培养500件细菌，最多一天可以培养800件细菌。
1942年12月1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期间，一直在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任检查助手、书记等职务的下士官林茂美，1954年7月8日写下如下证言：
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预防、防止师团内的传染病，且担任防疫给水，实质上，实行过师团内给水的事实完全没有，称谓师团的检便、检查，普遍地与培养生菌有关，是准备细菌战的特殊机关。当时师团曾下过命令，不让暴露防疫给水班名称，公开对外的叫"2350部队"冈田大队。
根据林茂美笔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组织系统：
在泰安(1942年12月1日至1944年4月)：
班长 中尉冈田春树；附班长少尉大久保(军医部兼职)。
事务 曹长下士官林茂美；军曹下士官小池。吉林美上等兵以下2名。
药室 军曹下士官小池。冈田上等兵。
检查水质 曹长林茂美；军曹小池。渡边兵长以下2名。
细菌室 曹长林茂美。加藤兵长以下12名。
培养室 曹长林茂美。冈村兵长以下8名。
在济南市太马二路(1944年4月至1945年7月)：
业务区分差不多和泰安防疫给水班一样。人员最少是20名，最高是25名，从事培养细菌的。1945年2月左右，编成特别警备队后，防疫给水班卫生兵复归到原队。1945年3月，叫济南中学校五年级学生(日本人)10名替代防疫给水班卫生兵服务。对他们教育1个月后，在防疫给水班雇用了3个月。
三、披着"防疫给水"外衣的杀人魔鬼部队
华北北支(甲)第1855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在华北方面军军医部长统一指挥下，与陆军病院直接地配合行动，同时又在日本陆军大本营的统帅及石井四郎指导之下，与第731、"荣"字第1644、"波"字第8604等细菌战部队密切联系，因而成为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战略支点。华北的广大乡村是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占据的城市、交通线及其据点，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因此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有别于东北和南方地区，其方法十分原始而又极其隐蔽，散布细菌与扫荡作战相结合，往往疫病传染猖獗而群众还以为是天灾，它所造成的疫情损失之巨大是难以想象的。
它在研制细菌武器时，采用活人实验和活体解剖。据保留下来的资料，初步统计达数千人之多。
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调查，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本部，将实验利用的活人称作"猿"。据平川喜一1944年12月写的证词：当时丰台(步兵训练队)有俘虏收容所。1944年夏天，从那里用汽车将俘虏带到北京，连续带来了三次共17人，直接带到第三课(静生所)。押运的有翻译广田(军属)和我(特别警戒)两人。带到第三课后，给俘虏注射细菌。解剖设在第二课进行。同年夏天，上述连续三次活人实验后，又有两个中国人手脚被绑着，嘴里被塞着东西，装在麻袋里，用卡车运到实验场所，进行人体实验，经过一个星期便死了。
第1855部队济南分部利用活人培养细菌武器和活体解剖的罪行极为严重。据竹内丰1954年11月笔供说：1943年8月1日至31日，被派到济南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用了11名八路军俘虏进行了伤寒菌的培养，制造了16桶半细菌战用的伤寒活菌，于1943年8月上旬末、中旬末、下旬末共连续三次由冈田支部长和木村主任交给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军官用汽车运走。木村军医大尉为了作细菌感染力试验，将八路军俘虏做了活体解剖。据韩国人崔亨振于1989年7月21日在韩国《中央日报》上发表的《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一文揭露，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400到500多名俘虏。他在这个部队服役(当中文翻译)期间，死亡的俘虏有1000人。据韩国人崔亨振的记载：日军济南防疫给水支部的"军医们还对离部队8公里远的一个村子50多户200多名村民进行了霍乱病菌的人体实验。他们先把沾有霍乱菌的猪肉等狗食撒在村里，经过15天左右因霍乱死了20人后，就宣布这个村子为传染病发生地区，然后便观察防疫和治疗的过程。据此来推算，仅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为研制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就杀死了俘虏2800-3500名，这还不包括在附近农村进行细菌实验杀死的和平居民在内。
中村三郎供认，1944年1月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训三天即参与解剖抗日战俘8人，他先后参与和亲手解剖斩杀了抗日军人和居民46人。汤浅谦供认，于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在山西省潞安日陆军病院期间，训练研究细菌战的卫生兵400余人，参与和亲手演习外科手术即活体解剖抗日战俘和居民19人，从传染病患者身上采取新菌(主要肠伤寒、A型副伤寒、B型副伤寒)进行培养保存，一方面送太原给水部作细菌战研究，另一方面供给潞安三十六师团野战防疫给水部制造最强毒力菌。他在证词中说："非常多的军医、护士和卫生兵都参加过活体解剖手术，也许是几万人。当时只觉得在杀一条狗，那种事几乎是家常便饭。仅华北方面日军就有40-50万人，下面约有20所陆军医院。"
种村文三1954年8月31日供认：为了实验细菌效力，1938年八九月至日本投降期间，在河南商邱县瓜地里及山西潞安城附近村庄的井内、水池内、厕所内、水缸内和脏土堆里，先后投入伤寒菌达12次之多。据群众控诉，因此传染杀害和平居民320余人。
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在战场上大量使用细菌武器。据现有保留下来的资料记载，1938年至1944年间，进行细菌战70次左右，抗日军民染病死亡达数十万人。仅举15例：
1.据《新华日报》1938年3月29日记载，八路军总司令、副总司令通电，日军将施放毒菌屠杀陕北和晋冀鲁区域的民众，呼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抗议和制止。
2.据《新华日报》1938年9月22日记载，日军不时遭游击队袭击，故在华北各铁路、公路沿线各重要村镇饮水井内大量散放霍乱、伤寒等病菌，致疫病流行，势颇猖獗，8月份1个月，民众死亡已达四五万。
3.据八路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于1938年10月11日致电武汉办事处转报国民政府行政院，称：日军在豫北道清路两侧地区滥施霍乱及疟疫病菌，内黄、博爱等县尤剧，每村均有百数十人传染。
4.据孙 工编《沦陷区惨状记》记载，日军在濮阳城内向井中投放病菌，由井内淘得小瓷瓶甚多，经查明为伤寒菌。
5.据佟愚恒的控诉，1940年日军占据大清河畔一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后自行撤离，致该村及大清河两岸村庄以至冀中十分区根据地流行霍乱。日军还经常派特务在冀中各村庄利用水罐汲水将毒菌投放到井里。
6.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1941年2月7日快邮代电，称：敌近在包头收买老鼠，每只出价1元，预定收买10万只，闻系用作繁殖鼠疫菌，预备用飞机向我阵地撒放。
7.据《晋察冀日报》1941年4月6日记载，日军进扰冀西赞皇到竹里村一带时，曾放霍乱病菌于村郊，自年至今该村患病者达60余人，每日死亡均二三人以上，附近村庄之传染亦极严重。
8.据国民政府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1942年3月中旬(第2号)疫情旬报，称：绥远、宁夏、陕西、山西四省发现鼠疫，自2月14日至3月2日，五原死亡205人，河西死亡82人，磴口第五乡死亡21人，陕西府谷县村民俞二安全家14口三日内死亡13口。
9.据国民政府卫生署1942年6月13日(三一防字第9846号)快邮代电，称：去年12月底日军在河西澄口等地派细菌队40人散布鼠疫菌。本年1月26日至3月12日，鼠疫蔓延区有五原、临河、包头、安北、东胜等县22处，鼠疫发现区有五原、临河、包头、安北、伊盟、惠德成南岸、准格尔旗等61处。套内死亡287人，伊盟死亡已达100人以上。
10.据菊地修一口供：1942年9月中旬到9月下旬之间，参加独立混成第3旅团于五台地区制造无人区，奉旅团之命，卫护第一军派遣来的细菌组人员，到五台县苏子坡散布细菌老鼠2只，居民12名患病，死亡者3名；卫护细菌组人员于五台县东长畛和麻子岗，各放出细菌鼠2只，患病居民60余名，死亡者30余名。
11.据河北省军区卫生部1950年2月23日整理的日军细菌战罪行材料：1943年春季，日军在灵寿县上、下石门村、吕生庄、西岔头、万司言一带投放鼠疫菌，上、下石门村200多户，每天病死40-60人；万司言村70多户，每天有10-20人病死；当时第八区队一个团部、四个连有80人左右染病，死亡36人。
12.据住冈义一笔供：1942年2月，独立第4混成旅团以破坏太谷、榆社、和顺、昔阳4县八路军根据地为目的进行扫荡，大队本部医务室曾根军医大尉以下约10人散布伤寒菌和霍乱菌。我的小队和中队一起占领山西榆社、和顺县境和龙门村、官池堂、阳乐庄等村，在民房中向碗、筷、菜刀、面杖、面板、桌子等食器，又向水缸、水井及附近河中投放伤寒、霍乱菌。
13.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调查，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于1943年上半年抛出一份《霍乱预防实施计划》，在"预防"的外衣掩护下，于夏天在北京城内散布霍乱菌，伪北平《新民报》报道，截止到10月底，全北平市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路倒死亡92人。长田友吉1954年10月30日供认：1943年8月上旬，根据西村防疫给水部本村军医大佐的命令，200名华北卫生部下士官候补者教育队队员，及50名西村防疫给水部、第二陆军医院分院病理试验室细菌室的军医、卫生下士官、卫生兵，共250人，于北京市内对市民进行检索霍乱菌，强制检查了尸体750具，把重患者封锁在家里禁止出入，屠杀了中国人民300名。
14.据林茂美1954年7月28日证言：1943年9月到10月，在山东省鲁西地区霍乱作战(称谓"北支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作战的目的是散布霍乱菌，大量杀戮中国人民和为准备攻击苏联作日军抵抗试验。参战部队有第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长第五十三旅团一部，独立步兵第41、42、43、44大队；第五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109、110、111大队；师团工兵；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师团防疫给水班，共3500余人。还有第十二军直辖汽车联队、野战重炮联队；蒙疆坦克队、航空部队的一部分、保定陆军医院的一部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据矢崎贤三1954年笔供：在鲁西霍乱作战中，独立步兵44大队将连日降雨因而泛滥的卫河西北岸的堤防决溃，并将霍乱菌撒在卫河里边，利用泛滥的洪水扩展蔓延。第3中队长将南馆陶北方约距5公里远的堤防决溃。第2中队决溃了临清县尖冢镇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同时，第5中队和机枪中队又用铁锹将临清大桥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破坏，掘成宽50公分、高50公分、长5米的决口。决堤后，由于泛滥洪水的冲撞，又将由决口150米长的一段堤防决溃。因此，滔滔的洪水就奔向解放区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在南馆陶附近150平方公里，从临清县尖冢镇附近到河北省威县、清河县一带225余平方公里，从临清县临清到武城县、故城县、德县、景县一带500余平方公里，总计875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霍乱菌传播，从1943年8月下旬到10月下旬之间，杀害了227500名中国和平农民。据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调查材料，日军在连续降雨河水大涨之时，于临清大石桥等处将运河掘口，又在鸡泽县将滏阳河掘口，并破坏漳河河堤，致使洪水泛滥，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受灾县30多个，灾民40余万人。并自9月发现霍乱流行，10月上旬开始自北向南、自东向西在全区蔓延。巨鹿县霍乱病死者达3000人；曲周县东王堡村150户病死600人；馆陶县榆林、来村、法寺等村10天内病死370余人；威县南胡帐村170户病死210人；邱县梁儿庄300户死去400人，有20余户死绝；清河县黄金庄村死了200人。
15.据铃木启久1955年5月6日口供：1944年11月，命令第八十七旅团长吉武秀哉指挥步兵3个大队和12军配属的1个骑兵联队及1个防疫给水班，攻击林县及 县东方地区的八路军，步兵部队在撤出南部地区时，防疫给水班根据我的命令在三四个村庄里散布了霍乱菌，后来我曾接到军医部长长野武治关于"在林县有100名以上居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很多"的报告。
四、惨痛的历史不能忘记
上述史实表明，日军驻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纯粹是一支披着"防疫给水"外衣而以细菌武器惨杀人类的魔鬼部队，它愈接近灭亡，就愈加疯狂。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发生转变，日本大本营开始策划大规模细菌战。鲁西霍乱作战和在北京城内散布霍乱菌，就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准备大规模细菌战的预演。1944年底，日本已四面楚歌，为了挽救败局，急于动用细菌武器这张王牌，规定月产鼠疫跳蚤：关东军150公斤，华北20公斤，华中30公斤，华南10公斤，南方军60公斤，日本国内30公斤；并计划1945年发动一次最大规模的战略性细菌战。由于中国军队反攻，美国进攻日本本土，苏军闪击占领满洲，日本被迫投降，这一毁灭人类的罪恶计划才被制止。
这支魔鬼部队深知违反国际公法，罪孽深重，因此在日本投降时彻底毁灭罪证，大部分伪造身份潜逃回日本，只有小部分被俘。这些日军战俘分别在我国沈阳和太原受审，均供出了这支魔鬼部队细菌战的暴行，也供出了其毁灭罪证的事实。
华北第1855细菌战部队本部第三课卫生兵松井宽治在证词中说："到8月15日，战事结束了。那天正午的无线电广播20分钟后，队长田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了三天三夜，通宵达旦。在后园里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到里面去，然后洒上汽油焚烧，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被烧毁了，培养跳蚤的煤油筒1万个被卡车运走。战争结束后第七天，我们便做完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时，又下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属到各陆军医院去。......同年12月，队长田、军医大尉高冈满和军佐技师尾崎繁雄三人脱离了军籍，穿起西服，蓄起头发，扮成日侨，搭乘陆艇回到日本；前兵曹长时冈孝也转到了步兵部队，同年11月混入其他部队回国。
驻山东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曹长林茂美供认：1945年8月19日，奉师团长的命令，和军医部横田曹长将永久保存的文件师团卫生史、防疫给水班检查簿及培养细菌等有关文件全部烧毁。
山西潞安日陆军病院军医大尉种村文三供认：1945年8月16日8时，在山西长治潞安站听了日本投降的报告，8月18日，我命令将医院内的各种书籍完全烧毁，并将医院设立以来的(1940年5月)历史行动证据烧去。主要有：医院历史1册，卫生录2册，命令录6册，北支那陆军医院编成规则1册，陆军将校实役停名簿3册，战时卫生勤务令2册。10月1日至10月2日，在太原按司街第三赤十医院，正准备回国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太原支部长桥本军医少佐以下86人被揭发为战犯。为了防止这一揭发，我命令将86名被揭发者侵华以来的行动事前记载及战时名簿改写成虚伪的，隐匿他们侵略以来的罪恶(共改写2日)。桥本在1946年4月和临汾陆军医院一同归国，其他人在1945年12月26日和潞安医院一同归国。
1950年卫生部陆世 《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和夏绰琨《关于日军占据静生生物调查所及其撤退情形见闻》，证实了第1855细菌战毁灭罪证的事实。陆文说："日本投降后，该部队把中国工人都赶了出去，秘密烧毁各项文件、器具，拆毁各项设备。在投降后的10天内，门子华被叫回去修理水泵，看见日本兵正把他们安装的圩楼绿色玻璃都打碎了埋到地下，换上普通玻璃。日本人走了以后，该所还发现了七八个一尺多高的大玻璃瓶，里面都满装着苍蝇一类的东西。该所在修理水管时，曾在地下挖出20多个破煤油筒和烧过的大麦和老鼠。"夏文说："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田队闻讯惊慌，大肆烧毁其机要文件，据四邻看见，焚烧有三天三夜，火烟未息。同年10月中旬，某奉命接收静生所，一进大门，便见庭院中间有一大坑，面积可有1亩，坑内尚有焚烧灰烬、破碎玻璃及破煤油筒等物。日共约10人，正在移土填埋此坑；待进楼中查视，则楼房上层各室皆空空如也，有日兵数名，正用喷雾器喷刷墙壁；中层各室，除图书室外，余亦多是空空；下层各室，多满积静生所原有物品。"
为隐瞒日军细菌战的历史，日军第731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和"波"字第8604部队的总头子石井四郎等人不仅下令毁灭罪证，更与美军直接交易。美国为了独占日本的细菌战经验，竟然对石井四郎等3000名细菌战犯"不作战犯罪追究"。美军细菌战专家到日本进行调查，写了报告书，也隐瞒日军细菌战的真相，宣称："日本绝对没有能够把细菌武器实用化"。这一肮脏交易，日军细菌战犯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日军细菌战历史被隐瞒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目前，由于多方正义人士的努力，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真相被揭露出来，改变了人们过去的片面性了解。当年具体经办日、美交易的美军代表默里・桑德斯上校也回忆说："现在看来当初放纵那批犯了罪的日本人是一个错误。"
隐瞒日军的细菌战，包藏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祸根。石井四郎多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是细菌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目前，日本右翼猖獗，一再挑起教科书事件，小泉首相正式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细菌(生物)武器又在研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后患已见端倪。望世人提高警惕，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改秀容书院为新兴中学堂
在废除科举制度的前三年，即光绪廿八年（1902年），山西省成立了山西大学堂，这是全国最早兴办的大学堂之一。就在这一年，忻州将为习举子业（科举考试）而设的秀容书院改建为新兴中学堂，以书院最后一任山长米毓瑞（光绪十六年进士）为学堂总教（即校长）。与忻州同一年改书院为学堂的还有泽州府、绛州等两三家，开山西省改书院为学堂之先河。当时的背景是：在新兴中学堂建立的前两年，也就是义和团运动最激烈的光绪廿六年（1900年）7月，在忻州知州徐桂芬、都司海英的支持下，杀死教民20余人，于东城门瓮圈子里杀死外国传教士8人。翌年，在帝国主义的胁迫下，政府下令，凡杀外国传教士、教民的地方停止科举考试5年，忻州当然也在被惩罚之列。其实，这一惩罚，对忻州的改书院为学堂反倒起了推动作用，可谓坏事变成了好事。也就是说，倘若无此惩罚，倘若科考照行不误，改书院为学堂的事定要推迟几年。
新兴中学堂后来改名为忻州中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由于废除了府、州的建制，忻州改为忻县，所有的学堂均改称学校，故忻州中学堂又改名为忻县中学校。中学堂在初成立的五六年间，学生不多，亦未分班次，因一切方在草创，没有明定修业年限，后来才编成甲、乙、丙、丁等班。在清末的最后十年，中学堂只毕业了一个班，即甲班，共9人，时在宣统二年（1910年）。从民国元年至1937年忻口战役之前的忻县中学共招过29班学生（即6至34班），毕业学生29个班（即乙班至30班），不下1000人。31至34班因日寇入侵未能卒业。
注重培养师资
为了开办新式学堂，为学堂培养师资，约在光绪卅二年（1906年）或更早一些，忻州就办起了师范传习所，以及教育会、劝学所等机构。
师范传习所设于州衙东邻之贡院（即以前考秀才之处），这是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速成师范学校，由赵烈文（字季武，清生员）任总教。在传习所学习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的生员或童生，学习时间虽仅三个月，然所学课程却甚多，按光绪卅二年（1906年）2月发给匡村邢纶的忻州师范传习所毕业文凭，所列课程有伦理、心理、国文、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学校制度、教育史、地理、算学、法制、格致、体操等13门。文凭上还写有各门功课的结业成绩及总成绩，可谓详细。学员毕业后，即分配到乡村当了小学教师，从此村学逐渐取代了私塾，教授科学文化知识的新教师逐渐取代了那些只会讲授经书的塾师。清末的师范传习所一共办了多少期，至何年结束，尚待查考。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在忻中附设了春季始业的二年制简易师范班，十年间共招了5个班，毕业学生150人左右。后来还招了一个女师班，学制为四年，因忻口战役故，未能卒业。
女学堂之创设
忻州女学堂创建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比高等小学堂早一年，可见忻人对女学之重视。梁硕光先生写的《忻州创设女学堂宣言》称：“今春绅学界即倡是举，当因筹款维艰，奢望莫展，至秋初，诸同人仍伸前议，始捐资创设，维是雏形虽具，犹待扩充。”
女学堂设于今忻府区十字街往东之兴国寺。最初，学堂只有初级班，几年后又有了高级班，后来人们习惯上总是称女高小。女高小首任总教为何人，已不得而知，但知东石村举人焦元声（字琴南）当过校长。从民国六年（1917年）起，校长便是北义井村的常恕先生了。常乃廪生出身，亦曾在师范传习所学习过。
乡村设立女学盖以流江、奇村最早。流江村女学之设立得力于赵良辰先生，惜不知始于何年。奇村女学成立于民国八年（1919年）以后。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后，除了偏远的山村和一些较小的自然村外，多数大的行政村都有了女学。女学教员多是城内女高小毕业的学生。民国廿一年（1932年），忻中开始招收女生，27班的董变芳、张梅英、郭润登、司士英即是忻中的第一批女生。
一高小与其他学校
新兴中学堂成立后没几年，城内就设立了初级模范小学堂。模范小学设于东街的城隍庙。若干年后，模范小学又增设了高小班，是为模范两级小学校，后改名为实验小学。邢恩绶（清廪生）、张克信曾任模范小学校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城内办起了忻州高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设于贡院，跟师范传习所在同一处。高等小学堂学制初为四年。学堂首任总教可能是梁歌九先生（秀才出身）。学堂的老师不是秀才，就是山西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有日本留学生。按上过乙班的张士心先生写的《回忆忻县高小》，他们班有学生30来人，“我们甲、乙、丙三班均是公费，不交学费，不交饭费，买书则由自己付钱。”“那时的功课，以国文、算术为主。会写文章，会算难题，就是好学生。”民国元年（1912年），忻州改为忻县，故忻州高等小学堂改为忻县高等小学校。民国八年（1919年）后半年，又改名为忻县第一高等小学校（一高小）。1912年至1913年，陆续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高小学制由四年改为三年。1922年的壬戌学制又改为二年制。截至1937年抗战前，共毕业55个班，56至58班因日寇入侵未能卒业。从清代的高等小学堂到抗战前的一高小，历任校长6人，其中以石子山先生任职时间最长。石既是高等小学堂的校友（甲班学生），后来又当了一高小的校长（1922年底），直至1937年忻口战役前，历时15年，再加上光复后任云路校（其前身即一高小）校长3年，则总共18年。他办学有方，教绩卓著，桃李满天下。正因为如此，1993年，当其百岁冥诞时，海内外学子为他举行了纪念会，树立了石子山先生教思碑，编印了《纪念石子山文集》。
民国七年（1918年），贵州省人彭赞璜（字子猷，出身进士）从河津县调任忻县县长。彭赞璜在忻县任职九年，十分重视地方文化教育，在他到任的第二年，即在全县六个区各设高等小学一所。城关是一区，一区的高小也设在城隍庙，称国民小学校（南邻模范小学），张懋修当过该校校长；二区高小设于解原村，称二高小；三区高小设于曹村，称三高小；四区高小设于庄磨镇，称四高小；五区高小设于奇村镇，称五高小；六区高小设于部落镇，称六高小。二、三、四、五、六高小其规模较城内一高小要小，每年招生一个班。除增设高小外，县里还在忻县中学附设了乙种商业学校，校长杨定宇。商校所授基础课跟高小相仿，另加簿记、商业要项、珠算等专业课。商校前后共毕业3个班、100多名学生。为了督促教员认真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彭赞璜还规定了检定小学教员办法。每年暑期之前，全县初小三年级学生要举行观摩考试，四年级学生要举行毕业考试。考试时，分开地区，于同一时间会考。各区高小、县高小及县中学生毕业考试时，彭赞璜多要亲临监考，发表讲话，予以鼓励。为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他还很重视体育，每年秋后，县里要举办一次为期三天的中小学生运动会。
由于经费短缺，当时无论城乡，多是因陋就简，改造寺庙为学堂，故有“民国八年半，村村搬神像，撵和尚，改庙院，开办新学堂”的歌谣。总的说，在清末至抗战前30多年时间里，忻县办了不少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识之士的无私奉献
清末推行新教育，为那些已习惯于科举取士的守旧者所不容，所以遇到很大阻力，再加上办学资金的缺乏等客观困难，实在是筚路蓝缕，这就有待那些无私无畏具有远见卓识和急公好义的人排忧解难也。忻州的米庭珍、李春和、赵良辰等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和无私奉献者。按《聘之米先生懿行碑》（陈敬棠撰）所记，当新学肇兴之际，绅民多持异议，甚至有的放出危言以恫吓，谋阻其行，然米庭珍等不畏惧，不少屈，信念弥坚，他与李春和筹巨款，创设各种学校百余所。光绪卅二年（1906年），在创办女学遇到困难时，米庭珍又与赵良辰慷慨捐资，以助其成。
中原大战后，晋钞狂跌，忻县中学经费拮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双堡村财主郜鸿卿慨然捐赠大洋3000元，备充购置图书费用。为此，学校召开了表彰大会，并勒石纪念。石碑乃经幢形，树立于一进校门之院内，碑上刻有梁硕光先生之赞诗。诗曰：
其一
富而好礼古犹难，末俗浇漓不足观。希有费公今再见，千金敝屣挽狂澜。
其二
仁者唯能财发身，先生诚不愧斯人。菁莪造士流风远，博得芳名万古新。
留学省城及省外、国外的忻籍学生
需要说明的是，直至抗战前，忻县中学校没有高中班，所以忻中学生毕业后，除了就业的以外，还想深造，就得到省城或外地，当然，也有那读完本县高小后，就到省城或外省住中学或师范的，就我所知，高等小学堂毕业的石子山、张士心、焦敏之等人就没有住过忻中，而是直接考入太原的师范或中学的。张士心说，省立模范中学（即后来的省立一中）当年录取学生100人，忻县的学生就占了1/20，“这也显示了忻县高小的教学成绩良好……当时吾忻的学风在全省确是佼佼者。”民国廿一年（1932年）夏，在山西大学学习的忻籍学生共有80多人，占到山大全校学生总数（900余人）的9%。按忻县留省同乡会所编《新兴》杂志创刊号（1930年）所载之《忻县留省学生一览表》，民国十九年（1930年），我县学生读山大者62人，读并州大学者19人，读法专、商专、农专、工专、医专、美专等专门学校（都是专科）者共25人，读三晋、进山、云山、新民等中学及国民师范者59人，以上皆为男生。另有忻籍女生读并州大学预科（高中）者1人，读并州中学者5人，读尚志女中者1人。总计在太原读大学本专科者87人，读中学者67人。另外，按先父李良和与笔者本人所集资料，截至抗战前，忻人有读北京大学者7人，读北平大学者3人，读北京师范大学者15人，读辅仁大学（北京）者3人，读私立中国大学（北京）者5人，读北京医科大学者1人，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者1人，读私立北京朝阳大学者5人，读南京金陵大学者4人，读上海大学者1人，读天津北洋大学者1人，读南开大学者2人，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者1人，读西安西北大学者1人，读保定军官学校者2人，留学日本者16人，留学苏联者2人，留学美国、法国者各1人。总计，在省外读大学者52人，留学外国者20人。这些学生都是在本县读过中学或高小的。
全国人大代表、副政委陈章元，全国政协委员、军械工程学院原院长张卓认为，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对于引导人民，尤其是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培养良好的社会风范，具有重大意义。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在所有官兵的头脑中扎下根，对于推动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效履行新时期我军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意义。军队院校要把荣辱观教育列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祁载康教授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党委书记王恒勤表示，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高等教育领域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这一论述，把握其实质，使荣辱观教育占领课堂教育的阵地，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委员说：“‘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作为一名科普工作者，这句话我感触尤其深刻。”他说，近几年，我国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抓得比较紧，但是不讲科学的现象仍然存在。了解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我们就要反对封建迷信，反对愚昧无知，反对蛮干瞎干。
“现在有的孩子比吃、比穿，比谁的父母官大，却对父母、对周围的小朋友漠不关心，这样怎么谈得上爱祖国？”安徽金寨县副县长司敏代表表示，我们要引导孩子从身边小事做起，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和荣辱观。
上海文化广播影本文来自视管理局艺术总监马博敏委员说，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意识，教师和家长要以身作则，我们的艺术家也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奉献更多寓教于乐的作品给青少年。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俞祖彭委员说，道德建设不要遗忘农村留守儿童。他们正值思想启蒙和人生观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缺乏父母和家庭的关爱，对他们的成长不利。孩子将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和学校有责任关心他们，使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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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讲话发表后,首都各界干部群众反响强烈,认为总书记的讲话,对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建设文明民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说,总书记“八荣八耻”讲话中讲到“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崇尚科学为荣”,对此,
我非常有感触。去年,中星微公司的“星光中国芯”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总书记亲自为我颁奖,对我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行长金维虹说,“八荣八耻”是对如何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高度概括,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金维虹说,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先行者,要引导全行员工树立正确的荣辱观,遵纪守法、合规经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北京农商行建设成为有特色现代型股份制商业银行。
“弘荣抑耻,对整个社会、尤其对青年人深有裨益。”北京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隋允康教授谈起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讲话感触颇多:“八荣对照八耻,令人印象深刻。”隋允康教授已将学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讲话，作为每周一次例行的博士、硕士生工作汇报的一项内容。隋教授表示,“崇尚科学”首先是对科学的继承,其次是对科学的传播,老师要以课程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师生共同在好学、力行中,做尊荣知耻的勇士。
一
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按其具体表现，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
（一）洪武至宣德时期
洪武至宣德年间，各朝皇帝多英明勤政。他们崇奉藏传佛教，但比较有节制。
明朝从太祖开始，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针对当地政教合一的现实，“广行招谕”，“多封众建”，大力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人士，扶持藏传佛教，建立朝贡贸易和茶马互市，设置卫所和驿站，确立了中央和藏区地方的领属关系，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不过，基于“多封众建”政策在藏区的封授是明朝治藏政策的重要方面，即明王朝通过在当地封授藏僧等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其中寓含的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色彩还较少。
《明史》称：“初，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577页。） 按《明史》的记述，似乎明代皇帝至成祖才崇奉藏传佛教。当代著名的中国佛教学僧印顺法师也说，“明太祖逐元而还我河山，严禁秘密教之流行，中国佛教及社会，赖以清净，可谓真能护国护教者”（注：释印顺：《佛教史地考论》，正闻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实际上，明太祖也崇奉藏传佛教。史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十一月，太祖授先后来朝的印度僧班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为都纲、副禅师，均为全国最高僧官，“统制天下诸山，绳顽御恶”（注：《明太祖实录》卷九四，洪武七年十一月甲子，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一《授善世禅师诏》，明文书局1980年版。）。撒哈咱失里“习通五明经律论之学”，“复精修禅定”（注：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是一位印度高僧。我们知道，印度佛教自八九世纪以后主要是密教及其末流，后弘期的藏传佛教正是继承印度密教及融合西藏苯教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肯定撒哈咱失里是一位密教僧人。明太祖对他十分崇信，命于钟山创庵居之，每“驾幸钟山，必造师室，咨问法要”（注：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第17页。）。和林在元代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所，明初为元朝残余势力屯聚的政治中心，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无疑是藏传佛教僧人。太祖授二人为全国最高僧官，统辖以汉传佛教、汉僧为主体的中国内地佛教，也反映了他对藏传佛教及密教的认可。南京鸡鸣山下有万人坑，明初建国子监其上。但据说其地阴魂不散，妖气出没，“人有触之者，则昏迷僵仆，甚至殒命亡躯”。太祖“思以神道治之”，“敕使迎取西番有道僧”，得惺吉坚藏等七僧，来结坛场，做法事七昼夜，“妖气始灭”。太祖“嘉其神妙，乃构西番殿与居”，“日命光禄寺厚馈饮馔”（注：《金陵梵刹志》卷一七，释道果《鸡鸣寺施食台记》。）。
前引《明史》称，成祖对藏传佛教“兼崇其教”，在藏区封授了大批藏僧。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封授政治色彩浓厚。而成祖召请藏僧来京、讨问法要、接受灌顶及任用藏僧举行法事等“崇其教”的真正表现，汉文史籍中记载很少，兹据藏文史料补之。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噶玛巴却贝桑布（《明太宗实录》作“哈立麻”）“道行卓异”，成祖为燕王时已知其名，即位后派人往征，希望他“来此中土，以弘扬世尊教法”（注：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1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噶玛巴应召到南京后，“日日为皇帝次第说法”，“又译经呈上”，并被“延请进宫，建立坛城，为皇帝授无量灌顶”（注：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001—1011页。转引自邓锐龄《〈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他还受命在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明太祖、马皇后，在山西五台山“建大斋”，“资荐”刚去世的徐皇后（注：《明太宗实录》卷六四，永乐五年二月庚寅；《明太宗实录》卷六九，永乐五年七月癸酉。）。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三月，成祖封噶玛巴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注：《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丁巳。）。萨迦派故元帝师后裔贡噶扎西（《明太宗实录》作“昆泽思巴”）“有道术”，成祖也派人往征。永乐十一年二月，贡噶扎西应召到达南京，为成祖“讲授诸多佛法”，“传给吉祥喜金刚坛城深奥成熟灌顶、大黑天护法神加持等诸多深奥之法，使其如愿以偿”（注：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239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08页。）。五月，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领天下释教”（注：《明太宗实录》卷一四，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其后，贡噶扎西又为成祖“传授灌顶和经咒加持、教诫、随许等诸多佛法”（注：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第231—239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09页。）。成祖仰慕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先后两次召请。但宗喀巴因格鲁派初创，且身体不好，婉拒征召，由弟子释迦也失代替入朝。永乐十三年四月，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注：《明太宗实录》卷一六三，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午。）。据说，释迦也失用医药和传授灌顶为成祖治好了重病（注：参阅杨贵明、马吉祥《藏传佛教高僧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为成祖所崇信。释迦也失归藏后，二十二年成祖再次召请，但没等他到达明朝新都北京，成祖已逝于亲征漠北途中。藏僧班丹扎释“早传秘密”，“芳誉四驰，达于朝野”，成祖征至，“馆留京寺，对扬称旨”（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79页。）。
成祖迁都北京后，还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厂中“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注：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所谓“番经”，就是藏传佛教经典，所谓“番经来自乌斯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注：张居正：《番经厂记》，见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三九《皇城·番经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番经厂作为宫中的准藏传佛教寺院，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会（称“做好事”），届时“悬挂幡榜”，宦官们则打扮成藏僧模样，“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番经厂最初的教师，是出生于印度而又从学于僧智光的桑渴巴辣。他“教授内臣千余员，学习梵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以及内外坛场”。“凡遇朝廷修设秘密斋筵”，桑渴巴辣等“或得掌坛，或辅弘宣”（注：释道深：《敕赐崇恩寺西天大剌麻桑渴巴辣实行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0页。）。新盖宫殿，成祖也令藏僧设坛作“庆赞”（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言，“宫殿新成”，令藏僧举行“庆赞”，“亦先朝永乐以来旧典”。）。此外，成祖还派人取来奈塘版藏文藏经甘珠尔加以翻刻，计一百零八函，这就是明代初刻“番本”大藏经（注：参阅《中国佛教》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崇奉藏传佛教的记载较少，但也非无踪可寻。僧智光从学于印僧撒哈咱失里，“传天竺声明记论，遂受心印玄旨”（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76—78页。），是一位“博通显密的大师”（注：邓锐龄：《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仁宗即位后，加封为灌顶广善大国师（注：《明仁宗实录》卷二下，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亥。）。
宣宗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释迦也失到京后，长期居留下来，被宣宗封为大慈法王（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一，宣德九年六月庚申。）。对僧智光，宣宗下令建大觉寺以居之，“并敕礼官度僧百余人为其徒”（注：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明西天国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班丹扎释，加号净觉慈济大国师，“敕修大隆善寺师所居丈室，遂撤而一新之”（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藏僧绰巴扎释，“凡三藏显密玄言，莫不遍学精究，唯无上瑜伽秘密宗乘，尤得其旨”，宣宗征至，赐号妙济禅师，“恩遇甚优，馆于京师大隆善寺”（注：释圆瀞：《妙济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63页。）。其时，京师有“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他们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宣宗去世后，驱遣京中藏僧，“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五月，有关官员又提出，“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四百五十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二者相加，达一千一百四十一人，而这尚非全部。显然，宣宗在京师封授、供养如此多的藏僧，决不是让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是以其诵经念咒、举办法事等，以满足宣宗崇奉藏传佛教的需要。可见，至宣宗，渐开明代皇帝过度崇奉藏传佛教之门。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正统至正德时期，诸帝多平庸佞佛，且生活腐化，崇奉藏传佛教日甚。
第一，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皈依崇信藏僧。
英宗即位初，对京师藏僧“多遣斥”，但“其后加封号者亦不少”（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如，僧智光、班丹扎释、哑蒙葛等先后加封为西天佛子（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第76—78页；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明英宗实录》卷五五，正统四年五月己巳。）。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五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计三百四十四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当时，藏僧“逐日光禄寺酒肉供给，所费颇繁”（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英宗尊崇国寺杨禅师为“上师”，其“仪从同于王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上师”，即喇嘛的意译，为藏传佛教对所谓具有高德胜行、堪为世人轨范者的尊称。可见，英宗遵从藏传佛教的四皈依说，为自己确立了宗教导师。
景帝封居京藏僧为法王。本来，法王作为藏僧最高名号，都封给藏传佛教领袖或重要人物，使其在藏区化导弭患。但景帝给自己崇信的居京藏僧也封以法王。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十月，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二，景泰三年十月壬子。）。七年七月，又封沙加为大善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辛巳。）。此外，他还封授一大批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国师、禅师，有些藏僧被加上讲经、觉义等僧录司官职。这些藏僧初沿正统旧例供养，寻因官员疏谏，“止给食米柴薪，暂止酒肉供亿”（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但不久，景帝又“命光禄寺照旧日支国师、禅师、僧官、剌麻五百八人下程酒肉等件，国师加倍”（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七，景泰二年八月甲申。）。景帝皈依藏僧道坚。道坚，“西域僧也”，景帝“爱之，至召入禁中缉熙殿，亲受法”（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天顺初元盛德》，中华书局1959年版。按，这里的“西域”，实际是当时对藏区的误称，《明史》记载藏区史事均列于《西域传》。）。后除僧录司右阐教，住持隆福寺。
英宗复辟后，“务反景帝之政”，“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五，天顺元年二月癸卯。）。但他仍崇奉藏传佛教，并没有将藏僧遣回，而是复加征召、封授。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八月，他“命大能仁寺左觉义乃耶室哩为灌顶国师，赐诰命”（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一，天顺元年八月戊申。）。六年十二月，英宗“召净觉慈济大国师锁南领占至京师，馆之大隆善寺”（注：《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七，天顺六年十二月戊寅。）。英宗“恩泽”甚至及于已经故去的藏僧。天顺四年二月，追封僧智光为大通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二，天顺四年二月庚申。）。六年六月，追封僧端竹领占为西天佛子（注：《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一，天顺六年六月戊寅。）。僧道坚为景帝所皈依，英宗复辟后谪戍辽东。天顺元年九月，英宗又将其“召还，复其职”（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二，天顺元年九月乙丑。），崇信如故。
宪宗对佛教、道教“俱极崇信”（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僧道异恩》，中华书局1959年版。）。他极度崇奉藏传佛教，仅法王就封了十三位（注：[日]佐藤长：《明廷にぉ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ぃこ》（载日本《鹰陵史学》1982年第8号）一文尽列各朝在京中封授的法王，其中成化年间十一位，遗漏了札实藏卜、舍剌星吉。）：1.札巴坚参，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十二月有法王名号，次年四月封为大悟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四九、五三，成化三年十二月辛丑、四年四月庚戌。）；2.札实巴，成化四年九月“加以法王名号”，九年七月有衔大应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一一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九年七月癸巳。）；3.领占竹，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封为大济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二，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壬戌。）；4.札实藏卜，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5.札实坚剉，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6.乳奴班丹，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7.锁南坚参，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8.结斡领占，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注：按，明宪宗同时封札实藏卜、札实坚剉、乳奴班丹、锁南坚参、结斡领占五人为法王，见《明宪宗实录》卷二五八，成化二十年十一月丙戌。），《帝京景物略》称其为大兴法王（注：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9.舍剌星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10.著癿领占，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11.朵儿只巴，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注：按，宪宗同时封舍剌星吉、著癿领占、朵儿只巴三人为法王，见《明宪宗实录》卷二八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庚辰。）；12.端竹领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追封为大敏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万历《临洮府志》卷二一《喘（端）竹领占》。）；13.卜剌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封为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至于西天佛子、国师、禅师、喇嘛以及僧录司官等，往往一次封授数人至数十人。据统计，成化年间，京城大慈恩等寺共有法王、佛子、国师等四百三十七人，喇嘛七百八十九人（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法王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
孝宗即位初，因群臣力请，下令藏僧皆降职、驱遣，京师仅留大慈恩等寺住持者五人，随住者十人（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但是，孝宗也崇奉藏传佛教。一些藏僧，如锁南坚参等迁延不去，孝宗许“留居京师大能仁寺”（注：《明孝宗实录》卷二二，弘治二年正月丙寅。）。投孝宗之好，藏僧“多潜住京师，转相招引”。言官论劾，孝宗才下令，“番僧留一百八十二人，余悉遣之”（注：《明孝宗实录》卷四八，弘治四年二月丁巳。）。不仅如此，孝宗也对在京藏僧复加封授。如，他先后升藏僧札巴坚参、释迦哑而塔等为西天佛子（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一五一、一八二，弘治九年正月壬午、十二年六月丙辰、十四年十二月丁巳。）。孝宗的“恩泽”也及于去世的藏僧。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十一月，藏僧乳奴班丹死，赠为法王（注：《明孝宗实录》卷六九，弘治五年十一月甲申。）。十四年十月，一西天佛子去世，追封为大智法王（注：李纶：《敕赐西域寺重修碑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三册，第108页。按，该僧之名，因原碑文磨泐，难以分辨，追封之事亦未见实录记载。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九六收录该碑文节略，亦无僧名。需要说明的是，景帝时，曾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详见前文）。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介绍西域寺时，即以该僧为班丹扎释。而据陈楠《大智法王考》（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班丹扎释生于洪武十年。仅从年寿判断，弘治十四年去世而被追封为大智法王者似乎不可能是班丹扎释。另，弘治年间封授的两位法王，[日]佐藤长《明廷にぉ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ぃこ》一文均未提及。）。孝宗尤其崇信藏僧领占竹。领占竹，成化年间封为大济法王，孝宗即位初“降为国师，斥令远去”（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六，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但弘治六年九月又下令行取，“来居大慈恩寺”（注：《明孝宗实录》卷八，弘治六年九月己亥。）。由于官员们反对，孝宗改令其“自备脚力来京”（注：《明孝宗实录》卷八，弘治六年九月癸卯。）。但官员们仍“论列不已”，孝宗只好“罢行取之命”（注：《明孝宗实录》卷八一，弘治六年十月辛未。）。然十五年四月，孝宗再次下令行取（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六，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
武宗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崇奉藏传佛教的。即位初，官员疏请“屏逐法王、番僧”，武宗“不听”（注：《明武宗实录》卷四，弘治十八年八月己卯。）。其后，他自封为大庆法王外，还先后封授了八位法王（注：[日]佐藤长：《明廷にぉ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ぃこ》一文罗列正德年间封授的法王共七位，遗漏了领占班丹，且未引用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无法标出诸法王名号。）：1.著肖藏卜，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八月升为法王（注：《明武宗实录》卷五三，正德四年八月癸亥。）。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觉法王（注：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三册，第179页。）；2.那卜坚参，五年四月升为法王；3.札巴藏播，五年四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那卜坚参、札巴藏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戊戌。）；4.乳奴领占，五年六月升为法王；5.舍剌札，五年六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乳奴领占、舍剌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辰。）。《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悟法王；6.领占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庆法王；7.绰吉我些儿，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德法王（注：亦见于《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8.星吉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善法王。其余封授佛子、灌顶国师等名号者还有很多。武宗特别崇信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先是，黑帽系编造神话说，武宗为其第七世活佛却扎嘉措的转生（详见后文）。藏僧又宣传说，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能知三生”，引得武宗心动。十年十一月，武宗派太监刘允打着“往乌思藏赍送番供等物”旗号，“以十年为期”，“乘传往迎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按，《明武宗实录》及《明史》记载该藏僧为“西域胡僧”，“土人谓之活佛”，未言其名。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该僧即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大宝法王弥觉多吉。）。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弥觉多吉与刘允相见后，表示“于今我前去之兆象不吉”，希望稍后几年入朝。刘允强请，弥觉多吉遂藏匿不出（注：参阅[日]佐藤长《明代チベツトの八大教王につぃこ》（上），载日本《东洋史研究》1962年第21卷第3号。）。刘允部下乃与藏人发生冲突，死伤大半，刘允逃回成都，时武宗已经去世。
第二，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迷恋藏传佛教中“秘密教”即房中术。
宫中番经厂等地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正统至天顺年间，番经厂法事掌坛和教习者是智光的徒弟禅牒室哩、三曼答室哩。正统年间，“命启秘密各色坛场”，多由禅牒室哩“掌坛”，“约千余坛”。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禅牒室哩受命“教中贵百余西天坛场，与受灌顶诸戒”（注：释道深：《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99页。）。三曼答室哩于正统初年“督启各色坛场，念诵真乘”。天顺二年，三曼答室哩又受命“于内府番经厂，管教中贵百余员，习授西天各佛坛场好事”（注：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42页。）。宪宗即位初，就召请藏僧“入内诵经，至晚乃出”（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主上崇异教》。）。其后，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孝宗时，宫中藏传佛教法事一直没有停息，“西天厂诵经供应太侈，费财害民”（注：《明孝宗实录》卷四六，弘治三年十二月壬戌。）。新盖清宁宫成，孝宗“命大能仁等寺灌顶国师那卜坚参等设坛，作庆赞事三日”（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去世，武宗令灌顶大国师那卜坚参及班丹罗竹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荐扬，数入乾清宫几筵前”，“滥设斋醮”（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子。）。番经厂破损，武宗“给修盖经厂工价银四千两，与司礼监自行修造”（注：《明武宗实录》卷五三，正德四年八月癸酉。）。
在京中各寺，诸帝也令藏僧频繁举办法事。前述禅牒室哩、三曼答室哩“掌坛”、“督启”的各色坛场，可能有很大部分是在宫外各寺举办的。景泰年间，“在京各寺、观，既有斋粮以饭僧，复有灯油以供佛。一月之间，修斋几度，旬日之内，设醮数坛”（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景泰五年三月乙丑。）。景帝“逐日修斋设醮，轻用钱帛”（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八，景泰五年十二月乙巳。）。孝宗时，“启建禳荣斋醮，动经旬月，所费不赀”（注：《明孝宗实录》卷七五，弘治六年五月癸酉。）。
宪宗尤其迷恋藏传佛教中的“秘密教”，札巴坚参、札实巴、领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为西天佛子，他授大国师、国师、禅师不可胜计”（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所谓“秘密教”，据万历时人沈德符说，就是流行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札巴坚参》。）。武宗迷恋“秘密教”更甚，整日与藏僧混处狎昵于豹房中。
第三，为藏僧建寺造塔，违制给赐印章、土地、佃户等。
明代中期以后，虽然国家财政危机日甚，但诸帝仍不断地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成化前期，“京师连年创建寺宇不绝，报国寺之工甫毕，崇国寺（即大隆善寺）之役又兴，所费动数十万计”（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庚寅。）。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二月，宪宗又命襄城侯李瑾“统军夫万人修大慈恩寺”（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成化十九年二月甲戌。）。成化二十一年建兴教寺，“以居大兴法王结斡领占”（注：《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遇崇信的藏僧死亡，宪宗多为造塔。如，灌顶大国师锁南领占死，宪宗“命工部建塔葬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九，成化七年夏四月甲辰。）。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例葬之”。为了造塔，宪宗“命拨官军四千供役”（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六，成化十年三月庚子。）。孝宗时，当崇信的藏僧死，常赐葬费。如，西天佛子著癿领占死，赐葬（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二，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灌顶国师班丹远丹死，“命如著癿领占赐葬例，减半给予工价”（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二，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武宗为藏僧修建寺院，如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十一月，大慈恩寺法王“乞修造僧房，许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九四，正德七年十一月戊戌。）；次年四月，大慈恩寺藏僧乳奴领占“奏修本寺方丈”，武宗“命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拨官军三千人，锦衣卫军士三百人赴役”（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己酉。）。造塔、营葬如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命工部造塔葬之”，“且令遂著为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五，正德八年十月丁酉。）；大善法王星吉班丹死，“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五，正德十年五月辛亥。）。
在京藏僧无地土可辖、政务可理，按制无印章。但诸帝往往违制给赐。至成化十二年七月，大学士商辂等奏准，“番僧受职，不系本土管事者，不与印信”（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一五五，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十二年七月癸亥。）。但十四年六月，大慈恩寺禅师喃渴领占等乞给银印。礼部“未敢擅拟”，然“有旨与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其后，“法王、佛子、大国师例给金印”（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此外，宪宗、武宗还曾违制给藏僧赏赐地土、佃户等。成化四年正月，藏僧札实巴“奏乞以宛平县民十户为佃户，并静海县树深庄地一段为常住田”。宪宗“诏许之，不为例”（注：《明宪宗实录》卷五，成化四年正月庚寅。）。只是后来由于官员们的反对，以及札实巴所乞土地“皆民间地”，宪宗才下令“追回”（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正德五年六月，武宗自命为“大庆法王”。藏僧乘机邀利，“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礼部尚书傅圭执奏，“诏勿问，田亦竟止”（注：《明史》卷一八四《傅圭传》。）。护国保安寺原有佃户四户，“以供洒扫”。正德八年四月，武宗命宛平、大兴二县再拨佃户二十户（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癸亥。）。
第四，大量开度藏僧行童，纵容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
由于朝廷厚待藏僧，不少藏人相随来京，为行童居于各寺。而一些内地汉人，或因信奉藏传佛教，或因羡慕藏僧荣宠，或见为藏僧“可以躲避差徭”，也纷纷投入京中各寺，“从学番教”（注：黄训：《名臣经济录》卷四，余子俊《灾异陈言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初度僧，皆针对汉传佛教行童。至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四月度僧，规定“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番僧审通场坛十个”，“方许申送礼部，覆试中式，然后具奏请给（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七，正统十四年四月甲戌。）。可见，当时内地度僧考试中已有了藏僧行童（注：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
成化初年，京师的藏僧行童，尤其是内地汉人为藏僧行童者大量增加。二年（公元1466年）度僧，其中开度藏僧行童达到三千四百名（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剌麻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上命礼部遣官督僧录司，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成化四年九月，因京师藏僧过多，“其间有中国之人习为番教，以图宠贵”（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当礼部准备“清理番僧及中国人冒充者”时，法王札巴坚参“引永乐年间事例陈请”。于是宪宗改令，“中国人先习番经、有度牒者已之，无度牒者清出，今后中国人不许习番教”（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九，成化四年十月庚戌。）。宪宗的姑息纵容，使更多的内地汉人投入藏僧队伍。二十一年正月，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又提出，京师藏僧千余，“其间又多中国人冒滥为之”。但宪宗仍拒绝清理，只是下令“今后汉人冒为之者，必罪不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由于宪宗一再姑息纵容，礼部也对此习以为常。此年十二月，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宪宗却命“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
武宗“习番教，欲广度习其教者”（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十月，他“准给番僧度牒三万，汉僧、道士各五千”。当时，“所司度不可诤，因如数摹印。然竟贮于文华殿，而实未尝用也”（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八年十一月， 武宗再次下令“度番汉僧行、道士四万人”，但“番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奏欲自便”，于是武宗赐其度牒三千，“听自收度”（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正德八年十一月辛未。）。
第五，武宗亲自习学藏传佛教，建寺禁中，身着僧衣，与藏僧诵经演法，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
武宗对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史称，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以后，武宗“颇习番教”（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到正德五年六月，他“佛经、梵语无不通晓”（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亥。）。
为了与藏僧一起诵经演法，正德五年，武宗在西华门内豹房创立“护国禅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武宗迷恋的实际也是“秘密教”即房中术，所谓“西僧行秘密（教）者，夤缘而进居其中”。而武宗的打扮及日常生活，据《实录》记载：“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时宫人“有愿祝发为尼者”，武宗“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注：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5页。）。可见，武宗活脱脱是一位藏传佛教僧人的打扮和做派！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大宝法王却扎嘉措曾说，“于我后来之转生时，噶玛巴一派因教法之大义无所成就，将分两派”。武宗即位之年，正是却扎嘉措去世、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出生之年，黑帽系遂编造神话说，“天子正德皇帝与御身之化现同时，即尊者第八代（弥觉多吉）之诞生，与天子之登狮子座同时。此天子遂冠黑帽云：‘朕乃噶玛巴（活佛）也。’”（注：转引自佐藤长《明代チベツトの八大教王につぃこ》（上）。）当时，藏僧频繁往来于西藏及京师间，因此武宗应知悉黑帽系编造的他是该派转生活佛的神话。于是，正德五年六月，他自封为大庆法王，以藏传佛教领袖自居，并令有司铸金印，“定为天字一号云”（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庚子。）。
明武宗如此崇奉藏传佛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可谓绝无仅有。
（三）嘉靖至崇祯时期
明朝后期，诸帝仍多崇奉藏传佛教，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
鉴于武宗崇佛之弊，世宗即位后，查革、驱遣京中藏僧，“法王以下悉被斥”。世宗尤重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鲜至中国者”（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嘉靖初，世宗一度在宫中任使藏僧做法事，“至屈万乘之尊，亲莅坛场”（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嘉靖二年闰四月乙巳。）。但在被群臣批评后，世宗“将内（汉、番、道）三经厂、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应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宫建斋醮如故”（注：《明世宗实录》卷七八，嘉靖六年七月己巳。）。世宗在位四十余年，总的来说是禁绝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为明代皇帝中的特例（注：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载《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
穆宗以后，诸帝又多崇奉藏传佛教。不过，或许是吸取前朝极度崇奉藏传佛教的教训，或许是国事日非、财政日绌，他们很少再大量征召、封授藏僧，以及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等，而只是经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番、汉二经厂“年久颓圮”，穆宗“命重修”（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京师敕建寺》。）。番经厂有韩长老，神宗“极所信礼，称长老而不名”（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遇皇帝生日、元旦等节日，各帝令于番经厂、隆德殿或英华殿“跳步叱。而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跳三四个时辰方毕”（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崇祯前期，思宗有意于皈依天主教，拆毁宫中的佛、道神像。但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皇五子病死后，思宗恢复崇奉佛教，令人把以前搬出的佛像搬回，并大作法事。《崇祯宫词》咏曰：“鸣螺叠鼓觉凄凌，今岁盂兰法事增。不是云笼星斗暗，移来金海作河灯”。其注曰：“番经厂内官习西方梵呗，中元节例作法事，放河灯于玉河桥”，“是年（指崇祯十三年），法筵倍盛于旧”（注：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