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4 01:08:28
关键词 南亚研究 馆藏数量 藏书结构 流通使用现状
南亚研究主要涉及南亚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等，其涵盖面虽广，但由于南亚地区相对落后，相比于其他地区的研究，南亚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仍是一个较为偏僻的学科。因此，图书馆与“南亚研究”相关的馆藏，相对于其他学科也非常有限。本文试以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为例，分析对比两所大学南亚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源的收藏情况，并通过系统抽查、调查问卷、个别走访等方式，对两所高校南亚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源的流通使用情况进行初步分析。
1 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及结构分析
1.1 藏书概况及文种结构
截止2011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除去古籍、期刊、地方志、地图等，剩余中文藏书218万册、外文图书73万册。分别以“南亚”及南亚各主要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为检索词，共检索出中文图书3500册（含订购中信息），占中文馆藏的0.16%；以上述相应英文为检索词，共检索出英文图书8975册，占外文馆藏的1.23%。合计中英文南亚研究相关图书占馆藏总量的0.43%.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藏涵盖53个语种，文献总量101万册（件），其中纸质藏书约73万册，用同上方法检索出中文图书1061册，英文图书1384册，合计占馆藏总量的0.34%。另外，有大量小语种，尤其是南亚国家出版的当地语言及英语图书存放在各专业教研室和图书室，供本专业师生使用，此类图书的来源主要是当地政府和高校捐赠，如斯里兰卡总统2008年曾向亚非学院僧伽罗语专业捐赠图书2000余册。据统计，这些散落在各南亚专业图书室的中外文书籍至少5000余册，未计入馆藏，不能检索，除本专业师生（每个专业约20人左右）外，不对外流通。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也有，具体数量不详。
1.2 藏书时间结构
馆藏图书的时间结构主要反映的是藏书的新旧比例，随着现代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信息量激增，图书文献的半衰期也在缩短，因此只有当新书在馆藏总量中达到一定比例，才能保证藏书被利用的活力。
从时间结构上看，两所大学馆藏情况对比见表1。
由表1可见，从时间结构上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新书比例明显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但结合前面提到的两校南亚研究领域的相关图书的馆藏总量可以看出，北京大学图书馆该专业藏书在绝对数量上更胜一筹。以2001年至今的时间段来看，该专业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有1365种，英文藏书有2154种，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有中文藏书622种、英文藏书722种。造成此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南亚研究作为一个并不热门的学科，相关图书的出版量也有限，因此收藏数量越大，其时间结构受到出版年限的影响就越大，例如，假设某类图书总出版量为100种，其中30种为近10年出版，如果只购买这30种，那么馆藏新书比例就是100%，而如果购买了全部100种，新书比例就下降为30%。
（2）北京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相比语言类院校，涉及南亚研究的专业、院系较多，除外国语学院外，还有历史系、国际关系学院等，因此对该专业图书的覆盖面和数量更大；而北京外国语大学几乎只有亚非学院南亚语种专业的师生对南亚相关的图书有需求，亚非学院成立于1961年，当年开设的南亚语言专业只有僧伽罗语，其他南亚语言专业均为其后相继开设，其中印地语（印度）和乌尔都语（巴基斯坦）这两大南亚地区的主要语言更是2007年才开设。因此，该馆南亚研究相关馆藏中新书所占比例较大。
另一方面，从读者反馈来看，当被问到“认为本校图书馆在本专业文献提供上的主要不足”时，两所学校分别有33%和26%的读者选择“文献太旧”，而对于“近年来图书馆购买的本专业图书的品种和数量”，两所学校分别只有17%和9%的被调查者表示满意，更多的读者认为图书品种太少，不能满足专业学习和科研需求，增加图书数量和扩大覆盖面应是目前改善南亚研究馆藏的重点。
2 南亚研究相关文献的流通使用情况及读者满意度调查
藏书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流通使用情况上，一个图书馆的馆藏质量高低要根据馆藏中究竟有多少文献能真正为读者所用来判断，而对馆藏图书流通情况的分析可及时了解馆藏资源的利用状况，从而调整采访策略，使馆藏结构更加完善合理。另一方面，读者满意度也是衡量馆藏情况的一个重要标准，通过读者评价可以了解读者对馆藏现状的满意程度，及对馆藏发展的建议和需求。
2.1 南亚研究相关文献的流通使用情况
藏书被利用的程度可以用藏书利用率来量化表示，根据《图书馆学基础》中的定义，藏书利用率是指“藏书被读者借阅的数量占全部馆藏总数的百分比”，即藏书利用率=（读者借阅总册数/全部藏书册数）×100%。代入相应数据可计算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亚研究相关中文图书的利用率为24%，英文图书的利用率为51%。
据报道，前苏联规定一般图书馆的藏书利用率要达到140%-300%，日本则要求达到400%，而据专家统计，我国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利用率仅达到30%-40%。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前面计算出的51%，仅仅达到了我国大多数高校图书馆的平均数，而中文图书的利用率还低于这个平均数。当然这个数字只是对南亚研究相关图书的统计，并不能代表北京大学图书馆整体的藏书利用情况。
对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南亚研究相关图书藏书利用率的统计，发现统计数据明显偏低，在后期对相关专业师生的访谈中了解到，由于图书馆新馆尚在建造中，给很多图书的借阅造成了不便，另外由于各专业教研室都有千余册相关图书供本专业师生借阅，相对于图书馆的馆藏，更实用更方便，因此他们很少去图书馆借阅专业图书，对南亚相关专业师生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很少和从未在本校图书馆借阅本专业相关书籍的师生占87%。由于存放在各专业教研室的图书并未计入图书馆管理系统，凶此无法统计其借阅情况，而如果仅对馆藏图书进行统计，其结果必然不能表明实际情况，意义不大，访问中得知，图书馆正在协商将散布在各专业教研室的图书收归总馆。
2.2 读者满意度调查
读者对馆藏现状的满意程度是衡量图书馆馆藏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从南亚相关专业读者对图书馆本专业图书的使用情况、需求和满意程度等几个方面，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的教师、本科生和硕士生进行问卷调查。两所大学各发放问卷150份，北京大学回收有效问卷101份，回收率为67%；北京外国语大学回收有效问卷145份，回收率为97%。本次问卷共设10个封闭式问题和一个开放式问题，以下主要从读者对馆藏的总体满意度、对藏书时间结构和文种结构的满意度三方面做出具体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北京大学有超过70%的被调查者对图书馆已购置的本专业相关纸质资源表示满意，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数据为38%。而另据调查，北京大学有85%的被调查者认为图书馆的南亚研究书籍基本能够满足专业学习和教学科研需求，对于同一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有55%的被调查者选择“不能满足”。
而对于不满意的原因两所学校也不尽相同，“文献太旧”是北京大学被调查者中选择比例最高的选项，而北京外国语大学则是“覆盖面不全”，这也和前面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相符合，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南亚研究领域的图书中的新书比例有待提高，而北京外国语大学由于该专业书籍总量较少，影响了专业覆盖面。同时两所学校都有超过90%的被调查者通过搜索引擎和专业学术网站来弥补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缺憾。
图2是从文种结构调查读者对馆藏的满意程度，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对北京大学的调查是针对外国语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而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基本不会借阅南亚语种图书，因此图中北京大学南亚语种数据只选取了外国语学院的调查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两所学校师生对本专业中文图书的满意程度都较高，分别为80%和69%，对南亚小语种的满意程度最低，分别为21%和32%。而当被问到最需要的本专业书籍语种时，两所高校都有65%的被调查者选择南亚语种，可见小语种南亚研究文献是两所高校图书馆的薄弱环节，读者对馆藏现状不满意。然而同时，小语种资源建设也是图书馆采访工作的难点。首先，使用范围小，对南亚小语种图书的需求基本仅限于该语种专业的师生，而通常南亚小语种专业每2年或4年，有的甚至8年招生一次，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图书馆必然会优先购买中英文等使用范围和读者群较大的语种书籍；另外，南亚语种繁多，两所学校都各有十余个小语种专业招生，而图书馆采访馆员的语言背景不可能覆盖所有语种，因此选择推荐小语种图书就需要相关专业师生的协助配合，目前的现状是，两所大学的南亚语种图书的主要来源都是捐赠和回国教师代购，图书也基本存放在该语种所在的院系里，不计入图书馆管理系统，除本专业师生外，不对外流通。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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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传播模式 北京外语广播
在跨文化传播的发展和研究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BMIC）、认知模式（CMIC）以及理解模式（IMIC）是该领域的主要传播模式，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作为全国首家都市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勇于创新，使以上三种基本传播模式更好地融入到了各个层面的节目中。
一、行为模式传播：最大发挥传播者的作用
行为模式（BMIC）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诞生最早的传播模式，由爱德华・霍尔创立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一时间节点也是跨文化传播理论刚刚起步阶段。其研究可以分为文化主位（EMIC）研究、文化客位（ETIC）研究、文化冲突中的传播行为研究三大领域。
1.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进而阐释传播的意义
文化主位研究是从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参与者即活动发生者的视角出发，从而对传播模式进行文化阐释，进而能够让受众理解这个活动或者事件对于动作发生者本身的意义。在北京外语广播的节目中，主持人常常会邀请节目嘉宾参与到节目的过程中，并让嘉宾自己对于自身的某些经历进行阐述，或者主持人在询问嘉宾的过程中，就能够让他们解释出他们某些行为的目的、意义以及初衷。
《听世界》作为北京外语广播主打资讯节目之一，节目在内容上主要以传播北京与国际间最新发生的热点资讯为主。在节目的制作中，不论是记者在现场采访当事人，还是主持人将当事人请到直播间参与节目的录制，都是让当事人站在自身文化的角度向受众传递信息。
2.通过传播者表达方式的对比传达传播的意义
不同于文化主位的研究领域，文化客位研究则更强调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化，传播者以旁观者的视角对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异文化与自身文化进行对比，从而发现两种文化传播形式以及文化本身的异同，让受众对与自身文化不同的异文化有更具体的认知。
再以《听世界》为例，该节目的主持人每期都会由一位外籍主持和一位中国主持人担任，另外有些节目也会聘请国内外嘉宾参与到节目之中。在对节目叙述的同一话题的看法和评价中，由于他们自身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于事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从而能够比较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的差异。
通过中西方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表现，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二者在表述和解读同一话题时的差别。例如中方主持人或者嘉宾更多习惯用铺垫性的语言进行表达，而外国主持人及嘉宾更倾向于用直接的表达方式。我国作为高语境国家，程式化的语言特点突出；而大部分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国家，他们在表达过程中则更倾向于运用信息量大的语言。通过对比，受众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者传播方式和传播习惯的差异。
3.通过传播者文化的碰撞彰显传播的意义
该领域更侧重于探究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来源，即传播者以及受众自身的文化背景的不同。如何规避文化冲突，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是这一领域的侧重点。从而跨文化传播训练应运而生。
《感受北京》是一档反映外籍人士感受北京风土人情、帮助其适应北京生活的节目。节目以英文广播人物专题的形式为主，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外籍受众传播北京的地方性信息。这一档节目实现了以提供信息为主的跨文化训练方法。节目中经常会讲述那些成功在北京生活的外籍人士的故事，用树立榜样的形式，让刚刚来到北京的外籍受众在心理上拉近与北京的距离，从而为他们更好地融入北京的生活，提供了信息上的借鉴和支持。
二、认知模式传播：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
随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再局限于只依靠具体的跨文化行为进行研究，因此创立了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CMIC）。
1.减少传播的不确定性因素，提高传播的有效性
减少不确定性因素理论是由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该理论阐述了焦虑程度以及心理不确定因素会导致人们很难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认为是否自信是直接影响焦虑程度、群体的相互适应性和传播有效性的根源。
由于文化的差异，外籍听众在收听节目时难免对中方主持人所表述的信息产生误判，这样一来，他们对于信息就会存在一定的怀疑和误解。上文提到的在外语广播播出中设立中外主持人，由于外籍嘉宾及主持人在文化背景上与外国受众相同，因此外籍受众就能够从心理上找到安慰，从而有助于信息的理解。
在王牌英语教学节目《英语PK台》中，每期节目都是由一名中国主持搭配一名外教进行节目的互动，其主要针对国内热爱英语、渴望学习如何准确运用英语的受众。外教有长期从事英语教学的经验，而又以母语为英语的身份在受众间确立了威信，这样就能够打消受众对于节目内容的质疑，让受众在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英语实践中更加自信。
随着对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影响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原因也取决于文化差异中的个人因素。受众作为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参与者，个体间存在着差异性，他们对于同一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接收难免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设置受众互动平台，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受众通过微博、微信、手机等互动平台将自己的疑问进行互动，从而得到主持人和嘉宾的回馈。这样一来便可以解决个性化问题。在北京外语广播的独立网站中设立了网络受众的留言区，受众可以根据当前直播的节目内容与主持人进行网页的互动。在表达个人观点的同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主持人判断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从而选择在节目直播过程中解答或是在网站的互动主页上回答受众的问题。《英语PK台》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会选择一些受众在微博、微信或者独立站点互动区为主持人留下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并且单独设立了下载页面，把节目中的问题以及回答制作成文本形式方便受众的下载，让受众更加直观深刻地面对问题。
2.提升传播者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高传播的有效性
某些学者认为，个体态度与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证实一个主体是否自我转变了心理以及认知的过程。因此，参与外部环境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从而增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也可以提升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老布在北京》完全以外国人的视角去审视发生在北京的事情，以外国人的角度去体悟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而更好地向外籍受众传递北京的文化。以2013年年初的一期节目为例，主人公是来自于德国的柏先生。他日常的喜好就是打快板，并且周末经常参加北京的相声快板俱乐部活动，还自编自演了英语快板节目。他的典型故事播出之后，有更多的外籍人士加入到了俱乐部的行列中。在收听节目的基础上，鼓励外籍受众参与到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之中，可以逐步拉近外籍人士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距离，转而让他们从心理上认同并且了解中国的文化，为培养和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打下基础。
外语广播还设置了许多让本地受众了解其他国家文化与资讯的节目。除了《听世界》以国际的视角，以中英文双语主持的形式报道每一天在全球发生的热点以外，《私房拷贝》则是以欧美电影为依托，通过欣赏和讲解英文电影原声，为英语学习者搭建锻炼听力的平台，同时进一步让受众了解到欧美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澳大利亚广播英语讲座》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制作而成，节目呈现原汁原味的澳洲英语，课程情节设置非常逼真，为受众学习澳大利亚英语、了解澳大利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外语广播还利用网络传播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传播手段，弥补了广播自身只能够用耳朵接收信息的缺陷。网友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独立网站Am774，除了可以同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外，也可以实现不同日期或者时间段的节目回听。另外官方网站以及微信订阅的相关界面，在信息的补充上也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受众可以利用这些平台获取每天更新的节目信息内容，在界面中除了概括当日节目的大体内容之外，也可以利用界面中相关的视频以及图片，更生动地对信息本身加以了解。
外语广播的这几档节目为受众提供了跨文化传播训练的途径，让受众在获取信息、开阔视野的同时，也为今后的跨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理解模式传播：加强传受双方的互动，减少跨文化传播的误解
三种模式中理解模式是发展较为缓慢的。理解模式的奠基以建构主义和意义的协调处理理论为依据。这两个理论原则都在强调活动参与者双方需要通过合作与协商使交流者双方彼此能够理解。
这种模式强调以合作与协商的态度进行交流，因此，理解模式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构建需要具备：1.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待事件本身，采用客观的态度理解事件；2.心理上强调传播者以及受众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冲突所造成的问题，消除自身对于异文化的刻板印象；3.在行动上以积极配合的态度实现跨文化传播行为。
北京外语广播的人员构成以年轻的员工为主，而且大部分都曾拥有过海外学习的经历，因此他们在节目的采编以及制作上都能够以跨文化的国际视角进行节目的制作，从而使节目内容能与外籍受众的文化背景相适应。此外，每个节目中外主持人之间的配合也相对默契，若遇到在某一话题上的观点冲突，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依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差异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避免因双方观点上的冲突使节目本身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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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属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一、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继本科生毕业后接受的更高层次的教育，其专业性高、研究性强，倾向于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强调灵活、多元的培养模式，而其逐步走向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可持续开展，不仅关系到一个大学的发展，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国际化的社会环境可以开阔研究生的视野，增强其对世界各地文化的理解，帮助其在处理实际问题时能够尽可能避免受民族文化、地域局限的影响，使之成为具有全球意识和视野的高素质人才，因此研究生教育将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主阵地。
对于担负着人才培养重任的北京市属高校而言，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在得到良好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相对于“211”“985”工程等中央部属高校而言，北京市属高校在办学层次、人才培养目标、社会服务功能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距；受生源质量、生源来源、相关政策支持力度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学生出国接受教育的机会少，接受外籍教师授课与指导的次数有限，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不高。故本文以北京市属高校中的非211院校为研究对象，就其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展开探讨，并提出相关解决措施。
二、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含义
弗里曼・巴茨（Freeman Butts）在其著作《教育百科全书》中指出，国际化的研究生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课程和学校观念方面的国际化，目的在于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态度；二是师生学术交流方面的国际化；三是发达国家在卫生、经济、教育和民众福利等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高澎等认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将本国大学教育的讲授、学习、研究、服务和管理等内容放置于世界教育和文化环境之中，进而实施建设和管理的一系列理念、政策和各项综合措施。李素琴认为教育的国际化是以理解国际教育理念为基础，以教育资源国际共享为支撑，以国际合作为主要培养方式，以规范化的国际质量标准为保障的现代研究生教育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发表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认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通过加强跨国科研的联系，稳步发展信息交流、技术交流和人员交流等方式来实现国际合作，包括有P学者和学生课程中国际内容、培训和研究等国际流动、国际技术援助与合作计划这三个方面。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所谓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利用国际资源，让师生在国际流动起来，并积极调用各种外部资源从而形成一套与国际接轨、被国际认可的教育体系机制。
三、北京市属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1.北京市属高校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现状
1978年后，尤其是1981年首次实施《学位条例》以来，北京市研究生教育开展顺利，成绩显著。仔细探究发现，近年来北京市属高校在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方面表现出如下特征：
（1）留学教育全国领先。北京市自制订《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目标（即“首都教育发展到2020年，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以来，来华留学生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北京已成为我国接收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地区，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取得全国领先地位。
（2）国际合作办学发展迅速。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外高校之间合作办学已发展成为我国教育在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的重要形式。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相关资料显示，2013年北京高校中有65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获得批准，而市属高校已成为这些合作办学高校中重要力量。
（3）市属高校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增多。随着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北京市已成为世界众多国际组织关注的会议目的地之一，由此北京高校也拥有更多机会承办国际会议。如北京工商大学三次举办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国际会议；首都经贸大学两次举办了安全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和城市国际化论坛会议；北方工业大学举办北京管材国际会议等。
2.面临的问题
虽然北京市研究生教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市属高校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相较名牌大学而言仍面临严峻的形势。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外地生源占比大，学生学业有效投入不足。受政策和办学能力的影响，北京市属高校每年的研究生招生规模都相对较小，加之调剂复试的生源偏少、学校知名度不高等原因，部分高校也存在无法完成招生计划的问题。由于优秀的生源会首先考虑前往“985”“211”等院校，造成市属高校研究生很大程度来自于外地。这些生源由于经济欠发达，信息相对落后，资源相对匮乏以及市属高校名气不大等因素的影响，学生的国际化意识没有名校学生那么强烈，这无形中就对市属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开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市属高校的研究生面临着巨大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以及经济压力，极易出现牺牲学业时间进行社会活动的现象，阻碍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2）国际化师资力量不足。为实现市属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大量的中英文授课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学校实力及中外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市属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师资队伍中国外人才匮乏，只能以地方人才为主。虽然有些市属高校对此做了大力改革，但由于中外文化差异，特别是大学教育理念与理论方法的差异，师资队伍国际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也将是市属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瓶颈。
（3）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经费不足。相较“211”“985”等高校，市属高校得到的国家支持相对较少，经费普遍紧张，造成其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时往往经费不足、涉外设施建设不到位。由于缺乏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有利条件，造成国际文化与学术交流的延缓，这对市属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是极为不利的。
（4）目标定位不清晰。与部属院校相比，市属高校具有规模小、专业性强等特点，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中，必须慎重思考自己的定位，把重点放在最大效率利用已有资源从而提高自身整体水平上。调研之中发现，有些高校会为了追求数量多、摊子大、层次高，盲目采取与现存条件不符的做法；也有些市属高校盲目与部属院校攀比，更有甚者不清晰究竟该如何为自身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定位。寻找适合自己的国际交流合作伙伴，是市属高校目前应该首要考虑的问题，否则将影响教育质量，导致办学水平下降，阻碍其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使结果适得其反。
四、北京市属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机遇与对策
1.北京市属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机遇
近年来，北京市属高校凭借地域、资源等优势，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北大清华等“985”“211”院校和一些国际知名机构的压力引导下，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得到蓬勃发展。
北京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中心，在著名高校的数量上全国居首，在吸引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秀教师方面存在规模优势。在北京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它所承担的国际角色也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北京各个市属高校纷纷开展国际化教育，聘请外教的高校也逐渐增多，同样也有参加语言考试的考生群体，从而形成了北京很好的语言培训优势。近年来北京市具有外教资格单位数较之往年呈现递增趋势，而且与具有外教资质单位数的其他三大直辖市相比，北京市所具有的聘请外教资格的单位数约是其他三大直辖市的总和。
2.北京市属高校研究生国际化教育问题对策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市属高校发展教育的重要手段，通过国际交流合作，与各国研究生教育相互借鉴，可以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实现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议通过如下途径实现市属高校研究生教育的良好发展：
（1）增加合作院校，加大研究生国际交流的力度和广度。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吸取经验并实践国际上通行的办学模式、专业课程设置、师资培训等是市属高校进行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形式。如通过吸引国际资本，举办多种类、多形式、多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等活动，加强与国外院校的交流合作，搭建国际交往的平台，营造良好的国际交流氛围；通过与境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C构之间研究生的互换、互访和学分互认等活动增加研究生国际交流的机会，增强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程度，在促进市属高校国际化教育程度的同时，也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的创新人才，形成市属高校国际化教育的良性循环。
（2）利用北京市补贴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参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为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市属高校教师队伍中来，培养出具有国际化能力的教育专家，有必要积极利用北京市政府的各项补贴政策吸引优秀的教师授课，比如国家教育拨款、教育补贴券、实物补贴和不列入政府预算支出的税收优惠等，激发优秀教师进行国际化教育的热情，促进高校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此外，通过为研究生导师搭建一个提升英语运用能力的平台，使之熟练掌握英语，了解世界各国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掌握学术前沿动态以更好地服务学生，实现市属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
（3）设立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出席国际会议基金，支持研究生走上国际学术交流舞台。设立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出席国际会议基金，鼓励研究生直接用英语参与讨论，同时与其他国家研究生进行交流、联谊，促进研究生教育实现国际化。这种方式能使研究生更好地与国外同行进行直接交流，促进他们学习国外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了解所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动态。研究生也可以较快地提高在研究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有利于研究生本人，而且有利于学校扩大影响力，提升国际化教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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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初音未来，一款以音乐玩家或专业音乐人为导向的软件。它采用以Yamaha的VOCALOID 2语音合成引擎为基础的电子声音合成器，将数百种人类声音录音合并成一个全新的人声，玩家只需音调、歌词则可发出声音，亦可调整震音、因素等“感情参数”，亦支持即时演奏。
“初音”指“第一次的声音”、“出发点”、“最初的VOCALOID 2”；“未来”，指“VOCALOID所象征的将来音乐之可能性”。
其形象角色由插画家KEI以动漫风格设计，最终敲定一个16岁、158cm、42kg、手拿巨葱不停甩动的绿色长发萝莉。另外，“清楚而可爱”的声优藤田的加盟让初音未来拥有了最专业的也最诱惑的声线。之后，“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全息投影技术举办演唱会的虚拟偶像，并衍生出动漫和游戏人物。
夏末秋初，京城碧空万里。
8月23日，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和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3第四届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国际博士生论坛”如期举行。来自英国利兹大学、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外国语学院、台湾实践大学、台湾成功大学、澳门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1位青年学者围绕“故事驱动与文化传播：全媒体语境下的文化产业”这一主题进行了论文主题演讲。
“初音未来”引热议
来自日本神户大学的博士生Alvaro第二次来到中国，和上次一样，他为论坛而来。
作为一个在日本读书的墨西哥人，母语是西班牙语，第二外语是英语、日语，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文，Alvaro本身就代表了日渐国际化的学术圈。他的博士研究方向是日本动漫相关的文化和社会现象。论坛上，Alvaro以敏锐的社会触觉和扎实的调研能力，为大家详细讲述了在日本乃至世界大热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的前世今生，对“初音未来”现象和产业链进行了独到分析。
初次参会、来自香港大学的张梅博士在其演讲中同样也提到了“初音未来”，她研究的是一名90后歌手经网络宣传成为明星的全过程。张梅透露，“在这家公司做了一年的苦力活儿。和‘初音未来’合作是这位歌手在进行网络推广时一个重要且颇有争议的手段。”再次提到“初音未来”，现场气氛热烈，两位青年学者当场就“初音未来”的跨国使用权限以及版权归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场的其他青年学者也加入了讨论。论坛作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功能在此得到充分显现。
论坛上的新生代才俊
和Alvaro一样，来自韩国的北大博士金宝镜也是第二次参加论坛，这是她来中国的第三年。从中文日常交流，到如今论坛上的熟练运用，博士生论坛见证了她精彩的求学之路。去年，金宝镜介绍了韩国运用影视作品发展区域旅游产业的情况，本届论坛，宝镜分享了她在韩国做的文化产业实践案例，带我们感受文化从文字到视觉的演变。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的许立勇说，“能听到来自韩国的青年学者介绍韩国文化产业，感到非常幸运。”
来自韩国外国语大学的鄢葵是论坛的“四朝元老”。“从第一届到第四届，着实感受到了论坛的不断成熟以及它所带来的激情与感动。”她激动地说。从一个校园新人到如今为韩国本科生授课，在一个有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的国度奋斗着实不易，但她乐观、积极，只因她热爱文化产业。结合“故事驱动”，鄢葵带来了韩国故事强国发展策略的研究，从storytelling的概念、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及其具体实施项目和效果谈起，从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进行集中探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由此厘清和把握韩国storytelling的脉络和实态，对当下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众多研究课题的独到视角
博士生论坛是青年学者发现研究兴趣相近的朋友的平台，澳门大学的许夏营博士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王莹博士都关注中国动画的发展问题；北京大学的谢雅卉博士和张慧博士分别从传播和文本分析的角度提出了对广告微电影的看法；英国利兹大学的杨延玲博士和北京大学的赵立诺博士则关注电影相关议题，其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各异，但相互呼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活跃的文化产业青年研究生态。
其次，论坛不乏具有理论激情和灵感的研究，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梁宝山博士关于艺术劳动者的阐述及其“反管理”的理念让在场的无论青年学者还是点评专家都耳目一新；北京大学唐璐璐博士以梅帅元山水实景演出为例，将卡里斯玛概念引入文化产业研究，让人眼前一亮；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的李晓唱博士在研究法蓝瓷案例时采用了英国学者提出的创意管理六度创新理论，引发了大家对模型运用方式的探讨。
同时，此次论坛中，青年学者的研究范围和思路广阔，探讨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文化产业行业中的问题。如北京大学李育菁博士关注了旅游景点通过讲故事宣传自己的议题，北京大学闫桢桢博士则将关注点放在民俗舞蹈，而武汉大学邹慕晨博士通过扎实的数据研究为中国戏剧业的发展摇旗呐喊。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系博士研究生）
专家点评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思维活跃敏锐，具有学术锐气。希望进一步理顺思路，完善研究。
周庆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青年学者善用田野调查、案例研究等方法支撑自己的研究，这是非常好的在实践中寻找问题的精神。但应当在概念界定和运用概念方面更加严谨和清晰，不能混淆概念、模糊概念；同时作研究要规整，防止头重脚轻，得出结论和判断时需慎重。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京津冀地区；外语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244-03
中外合作办学以其能够培养国际化高端人才的优势，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样的国际大形势下，我们加强与国外高校的交流合作，不但有利于我国培养出极具国际视野的高水平人才，同时对增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有所助益[1]。本文采用文献法和调查研究法，对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的设置情况和中外合作办学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力图弄清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现状，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
一、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所采用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据笔者电话访谈调查，目前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有以下几种。
1.“2+1+1”模式。本科生大一大二时在国内大学修满所在学校规定的学分，大三时到与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高校学习该校课程，并获得规定的学分，大四时回到国内高校修满剩余学分，完成毕业论文后将获得国内高校学士学位的单文凭。
2.“2+2”模式。本科生大一大二时在国内大学修满所在学校规定的学分，大三大四时到与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高校学习语言或其他专业，获得规定的学分后，根据具体的合作情况，一部分学生在毕业后取得中方高校的学士学位，即单文凭模式；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取得两校分别授予的学士学位，即双文凭模式。该双文凭模式中又分为跨学科双文凭和本专业双文凭。
3.“3+1”模式。本科生大一到大三在国内大学学习，并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大四时到与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高校学习取得规定学分，完成毕业论文答辩，毕业后可取得国内高校学士学位的单文凭。
4.“1+2+1”模式。本科生大一时在国内高校学习，打好语言基础后于大二到与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高校学习，获得规定的学分后，大四再回到国内高校修满所有学分，完成毕业论文答辩之后，根据合作具体协定，取得中方单文凭或中外双方高校学士学位双文凭。
5.“1+3”模式。本科生大一时在国内大学修满所在学校规定的学分，大二开始到与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高校学习，获得规定的学分后，根据在国外期间所学专业的不同，可分为本专业双文凭和跨学科双文凭两种模式。
6.“3+1+1”的本科双文凭、硕士外方单文凭合作办学模式。本科生从大一到大三在国内大学修满所在学校规定的学分，大四时到与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高校学习两年之后，可取得中方和外方大学的双学士学位。
7.“3+1+1”的本硕单文凭合作办学模式。本科生大一到大三在国内大学修满所在学校规定的学分，大四时到与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高校学习两年之后，可获得中方高校的学士学位。学生在其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在国外院校修习一年硕士课程并完成论文答辩后，将获得国外院校的硕士学位。
8.“4+1”模式。本科生在其本科学习期间均在国内高校学习，毕业后取得国内高校学士学位。本科结束后到和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大学就读一年研究生课程，获得国外高校的硕士学位。即本科毕业获得国内高校单文凭，研究生毕业则获得国外高校单文凭。
9.“4+2”模式。本科生入学后的4年本科在国内大学学习，取得中方高校的学士学位后，到和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大学修习两年研究生课程后，将获得国外高校的硕士学位。
10.“1+1”模式。研究生的第一年学习是在国内完成，研二时到与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大学学习，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后，获得中方院校硕士文凭的单文凭。
11.“1+1+1”硕士单文凭模式。研究生的第一年学习是在国内完成，研二时到与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大学学习，研三继续在国内学习，完成硕士论文答辩，最后将获得中方院校的硕士文凭。
12.“1+1+1”双硕士文凭模式。研究生的第一年是在国内完成学习，研二时到与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大学学习，研三继续在国内学习，修完中外两校所规定的学分之后，完成硕士论文答辩，最后将获得中方和外方院校的双硕士文凭。
13.短期赴国外合作大学强化语言学习的非学历性质的合作模式。即本科生或硕士、博士生到国外合作大学进行一年以下的专业强化学习，或通过双方互派留学生的形式到国外进行短期学习的非学历性质的合作模式。
二、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调查
（一）北京高校外语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调查
北京高校共计101所，而设有各外语专业的高校共有49所，具体开设外语专业的语种设置情况如表1所示。
（二）天津高校外语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调查
隶属天津的高校目前共有34所，在这之中设有各类外语专业的高校一共有22所，其具体开设情况和中外合作办学情况见表2。
（三）河北省高校外语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调查
隶属河北省的高校目前共有36所，独立学院17所，在这之中设有各类外语专业的高校一共有44所，其具体开设情况和中外合作办学情况见表3。
三、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分析
通过对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调查与分析，我们也发现了目前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尚需改进。
（一）提高高学历合作办学比例，使各地区获得均衡发展
对于外语专业的研究生而言，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已不是最高要求了，他们还需要具备较强的外语科研能力。通过以上表格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硕士点的中外合作办学比例偏低，大部分院校都仍然单纯采用国内传统的办学模式，而传统模式没有办法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浸入式的学习环境，不能使学生完全融入到外语对象国的文化环境中去，对研究生来说，想要深入研究学习某门外语和外语对象国的文化等就更加困难了[2]。另外，如上述表1、2、3所示，北京地区61%的高校外语专业本科和51%的硕士点采用了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天津地区56%的高校外语专业本科和67%的硕士点采用了中外合作办学模式，而河北省高校外语专业仅有18%的本科和11%的硕士点采用了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可见，在京津冀发展圈中，河北省高校外语专业采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培养外语人才的比例明显低于京津两地。在经济全球化和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语专业学生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开阔视野，增强自己的综合竞争力，而留学也是很多外语专业学生非常向往的。但是河北省高校外语专业采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却少之又少，这会影响到河北省高校外语专业的国际化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还会影响到河北省高校的招生竞争力以及学生的综合实力等，造成京津冀高校发展的不均衡。因此，各高校要以国际化视野来规划外语专业的改革发展目标，努力开展与国外优质高校的合作与交流，不仅为本科生，也要为硕士生创造各种出国留学的机会，为社会培养更多与国际接轨、拥有扎实知识及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外语实用型人才和科研教育型人才，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均衡发展。
（二）加强与国外高校合作交流，强化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各学历层次的合作办学模式
目前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所采用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共有13种，而双文凭模式所占比例还是偏少。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很多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已不再满足于到国外高校进行短期陪训，他们更加青睐能够在国外高校学习较长时间的双文凭模式[3]。目前一些高校采用的跨学科双文凭模式深受学生欢迎，这样的模式下培养的人才将成为身具优异外语能力和一门其他专业技能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因此这种跨学科双文凭模式已经成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最具吸引力的。另外，只掌握外语语言的人才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在此情况下，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要积极“走出去”借鉴经验，与国外高校广泛开展交流合作，拓宽视野，开创多种适合不同学历层次学生、适合京津冀地区高校外语专业发展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为我国培养更多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复合型国际化外语人才。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领域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更应充分利用各种先进资源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高水平人才。今后，京津冀高校应积极加强与国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合作模式，为广大外语专业学生创造更多的出国学习深造的机会，进而提高高校外语教育的水平，为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培养更多的高水平外语人才。
参考文献：
〔1〕王剑波.跨国高等教育理论与中国的实践[D].华东师范大学，2004.
关键词：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是从语言学跨入文化人类学的成果，被誉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语言与文化》于195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之后在吕叔湘的关怀下，语文出版社在征得罗先生亲属同意后，于1989年将该书重排再版；2004年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了一次。该书开拓了联系社会文化指导语言研究的新道路，这一大胆的突破为今后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了一座桥梁，为建设中国语言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罗常培
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斋名未济斋。北京人，满族。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一生两次被评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会议。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
二、开拓性著作――《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引言”，提出了联系社会和民族的文化及历史来研究语言的宗旨，引言第一句话引用了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的话：“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合，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并简要介绍了其余七章的内容范围。
第二章为“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罗常培先生用汉语中和外国语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词义演变与文化发展阶段的关系，进而具体地分析了英语中“wan、window、fee、money”等词的词源以及所反映的文化印迹，几种北美印第安语中几个词源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汉语中从“贝”的字和古代货币制度的关系、“纸”的偏旁所反映出最初的造纸原料、“安”所反映的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斩”和车裂惨刑、“家”的原始形式等有关问题。本章结尾还提出了语言学和社会学可以相互启发的观点。
第三章为“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里的例子、北美怒特迩语的例子、现代英语里的畜牧词语、中国古代畜牧词语的死亡、汉语和印第安语中语义结构对应的词等例子来讨论造词的心理过程与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
第四章为“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包括“借字”（借词）的定义，汉语借词所显示的中外文化交流、近代中国借词的四种方式（声音的借贷、新谐声字、借译词、描写词）、汉语里借词多于贷词的四个原因、外国语里的汉语贷词研究、贷词还原的误会、研究贷词的困难、英语里的汉语贷词的研究。
第五章为“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包括地名研究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功用、凯尔特语在欧洲的一条地名带、地名所反映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在英国的殖民痕迹、北美的印第安语地名、中国地名所显示的古代民族交通的踪迹、侨置郡县和民族迁徙、壮语地名所显示的古今民族的差异、滇缅边境上几个地名的语源等内容。这一章关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材料都是第一次发表的。
第六章为“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该章包括“从姓氏所反映的民族来源”、“从姓氏和别号所反映的”、“‘父子连名制’是藏缅族的文化特征”等内容。这一章着重研究了“父子连名制”。
第七章为“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该章包括“亲属称谓在初民社会里的重要性”、“黑夷亲属称谓所反映的交错从表婚制”、“交错从表婚制的分布区域”，“亲属称谓所反映的其他婚姻制度”以及用例说明从亲属称谓推断婚姻制度所应有的审慎态度。
第八章为本书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语言跟着社会的进程而演变”、“语言学的有机联系”、“语言学的古生物学分析方法”、“文化变迁对于语音和语形的影响”、以及“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其实，这一章才是这本书有关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成果。
除了上面的八章正文以外，《语言与文化》还包括邢公蜿写的再版序，陆志韦原来为该书第一版写的序和作者的“自序”。罗常培的自序中回顾了该书的写作过程；本书还包括四项附录，分别为：“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茶山歌”、“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和“语言学在云南”。这些附录都是作者早些年所撰的论文和报告，也是产述书中一些观点的基础，附录在书后，分别为前面不同章节的内容提供了更细的例证。
三、读后感想
罗常培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各方面都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并有突出贡献。罗常培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这门科学不懈的开拓者。中国语言学界将罗先生称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准确定评。
（一）勇于接受新事物，开创新事物的精神
该书中提及了大量的国外和国内的例子，将语言学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这在当时的四十年代是个很大的尝试和挑战，为今后的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勇于接受新事物，开创新事物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书中例证丰富、文字有简单易懂
在书中罗常培先生讲到了许多有趣的事儿，一部十万字的书，包含了丰富的例证，从古至今、从国外到国内，字里行间体现出罗常培先生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知识积累，并运用简单易懂的文字来说明，这样读起来很轻松，又体会了书中的乐趣。
（三）架起语言学与文化学的桥梁
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把社会文化与语言联系起来可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书中从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的落后的语言来透视该民族的文化特点，把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作为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一的道路。
参考文献：
一、高等教育学硕士课程设置的现状
以下从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两个角度来讨论北京高校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课程设置情况。
1.课程结构分析
目前，对硕士研究生课程结构有两种常见的划分方法：一是根据课程对于形成学生知识和技能所起的不同作用，将它们分成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课；二是根据课程对于形成学生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不同和对学生的不同要求，将它们分成必修课和选修课，但这两种分类又是交叉的。
北京地区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具体课程因不同学校而有所差异，但基本上是按照“理论课程+实践课程”模式进行设置。理论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实践课程则包括实践活动和学术活动等。
2.课程内容分析
从课程内容上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政治理论课程，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是学位课程中的公共必修课。各高校不仅在具体的课程内容上基本相同，而且课程各自所占学分也基本相同，一般为3学分。二是外语课程，主要是第一外语（英语）和专业外语。外语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学分多于政治理论课程，一般为4学分～6学分，凸显了学生掌握和精通外语的重要性。如北京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都要求学生在第一二学期中学习第一外语，共4学分。专业外语是外语课与专业课相结合的产物，一般为必修课，所占学分较少，一般为1学分～2学分。三是业务课程，主要包括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主要是高等教育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它是硕士研究生学习专业课程的基础，也是其撰写毕业论文应具备的理论知识的基础。选修课程则是学生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基础上，用以深化所学专业的课程。它可进一步培养学生某一方面的专长，发展学生的研究能力，使学生参加工作后能更好地发挥业务专长。它以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为主来设置，因此各高校会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二、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从无到有，学科点从早期的几个到现在的几十个，每年的毕业生人数从十几人到现在的上千人，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的日趋规范和合理是分不开的。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发展尚未完善，高等教育资源相对有限，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有待调整，造成了目前的课程设置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学生在课程选择上缺乏自主权，难以满足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教育改革一直致力于学生的自由发展，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性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学分制的采用、选修课制度的实施等，目的就是为了更加重视个体的选择性，赋予学生在课程选择上更大的自主权，让学生的学习过程真正成为自主活动的过程。然而，在关注学生的自主选择上，理想与现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实践中的学分制、选修课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课程设置上虽然也有必修课与选修课之别，但是大部分学校的必修课多、选修课少，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还是非常有限的。在课程和学分的硬性规定的约束和引导下，导致学生为了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不得不首先关心课程学分和成绩，而不是注重课程学习的质量。缺乏自我选择和发展的自由，硕士研究生难以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创造性的学习，个人的兴趣、爱好、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
2.课程设置中缺乏针对跨专业学生的补修课程
补修课是指本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有的硕士研究生未修过而必须补修的课程。高等教育学专业是教育学中的二级学科，只在研究生阶段设置学科点，因此就读该专业的硕士生大部分都是跨专业的学生。他们常常感到很多基础知识在教师眼里是常识，但自己却闻所未闻，致使难以找到新的学习定位。据笔者了解，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4届、2005届、2006届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中有半数以上的人都是跨专业学生，在本科阶段根本没有接触过教育学。笔者从北京的这9所高校中发现，除了北京大学在课程设置中明确规定了补修课程外，其余学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说，学校对跨专业学生补充教育学基础知识的重视不够。
3.课程设置中没有突出研究生教育的前沿性特点
硕士研究生教育具有前沿性的基本特点，即学生要全面深入并及时地了解本学科发展的脉搏、研究的动态和趋势、新的科技信息和科研成果。因此，课程是否反映学科前沿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学校是否开设了关于高等教育前沿问题的课程。从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选修课程中开设了“高等教育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把“中国高等教育专题研究”作为学位专业课（必修课），北京理工大学在选修课中开设了“高等教育专题”。除此之外，其余学校并没有在课程设置中作出明确规定。
另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中是否设有反映学科前沿性的学术活动。德国教育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大学的理念》中强调：“成功的大学，必须有思想者的交流。学者、师生、学生之间必须互相交流。”让学生经常参加学术活动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可以拓宽学科视野，丰富知识，提升科研能力。然而，在实际中，有些高校特别是理工科类的学校，因自身条件的限制并不能真正开展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学术活动。据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其网络主页上公布的近年来的学术活动情况来看，很少有国内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到校开展学术活动，外国的相关专家和学者到校开展学术活动的更是少得可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课程设置前沿性不强的问题。
三、对优化课程设置的几点建议
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是学生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在此，笔者认为，针对前面提到的问题来优化高等教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注意以下因素：
1.强调课程设置的个性化
硕士研究生教育是使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形成具有个性化的研究品格、研究方向、研究视野和独立的思考，以获得独创的研究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讲，个性化是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的构成主体。这就要求课程体系的设置应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应依据学生不同的知识基础和研究方向，设置具有弹性化的课程，使他们的个性得以彰显。如中国人民大学设置了“教育法学”、“比较教育法”、“教育管理与法治”等课程，突出了法律方面的特色。所以，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要增加选修课的门数，在数量上应远远超过必修课，尤其是在学分上要适当提高。只有设置广泛的选修课才能适应不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同一门课程，可按照对学生的不同要求，对其所学有所侧重，按学生不同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开设学术性讲座、讨论或研讨等多种形式的课程。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身心等方面的素质都有所提高，并且能够充分地施展自己的特长，得到全面发展。
2.加强课程的国际化研究
研究生教育主要涉及高深的、专门的知识，其中还包含大量未定型和尚未系统化的知识，因此，应该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教育发达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还应对国外学术作品原始文本作深入研读。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所涉及的对象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范围内。因此，应多开设关于他国和国际问题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都应体现国际观点。这不仅可以拓展学生的研究的思维视野，而且对于学生的研究定向和论文选题有着关键性的引领意义和价值。国际化课程一般包括以下几种：专门的国际教育课程；注重国际主题研究的新课程；在已有的硕士研究生课中增加一些国际方面的内容；国际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和前沿问题的研究内容。
3.提高教师(尤其是导师)自身的理论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
在硕士研究生教育中，教师指导是课程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教师尤其是研究生的导师自身的知识结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能力。高等教育学专业建立比较晚，学科发展还不成熟，高水平的教师不是很多，在一定程度上还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要求。加之一些导师本来并不是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而是从管理学或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转过来的，甚至是从理工学科转过来的，他们可能在高等教育学学科领域没有具备足够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因此，一方面要求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知识水平，拓展知识面；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多争取该领域的科学研究项目，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科研素养和研究能力。
参考文献是说作者对某一学术研究所收集的资料然后进行分析写出的论文，简单点说就是给研究者提供同一方的学术研究资料。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旅游论文英文参考文献，希望可以在大家写作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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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可见，能否有效把握教育国际化带给学校的发展机遇也是基础教育现代化的一项战略。本期，我们将呈现北京市中小学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现状，并从国际课程引进与实施、对外汉语培训、国际理解教育三个方面分享基于我国国情的国际教育实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突出强调要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北京市在筹划发展愿景时，也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国际化发展目标，鼓励中小学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积极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这些新的目标都要求我们认真总结已有实践经验，进一步提高国际交流合作的成效水平，进而为促进首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动力。为此目的，北京市教委委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展了部分中小学、区县和市级层面专项调研。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 市级层面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
北京市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丰富多样。截止2009年，全市共有221所中小学与168个国家的442所学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为了加强教育系统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建设，北京市教委以教育政策、外语交流、国际礼仪、媒体合作、国际合作项目管理等专业知识能力为主题组织教育外事干部培训。此外，市教委还大力开展汉语国际推广的教材开发、师资培训和网站建设，利用首都区位优势举办各类教育国际博览会和研讨会。市级具体业务部门也围绕基础教育国际合作开展了大量业务工作。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为例，自2003年以来先后实施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合作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公民教育”、“教师人文素养”、“中芬高中课程改革合作”、“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研究”、“奥运教育”，以及“北京—伦敦学校交流项目”等系列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目前，首都中小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现状与国家和北京市的《纲要》所提出的“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以及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发展规划相比，在水平和规模上仍然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缺乏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和专项支持，缺乏实施教育国际化战略所需要的政策环境、管理制度、能力建设和工作绩效评估标准。另外，各区县之间、学校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能力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为此，北京市和各区县教育主管部门应利用落实《纲要》、建设“世界城市”契机，全面规划首都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并针对重点事项设立专项经费予以推进。基层学校要将国际合作交流作为推进学校现代化和特色优势建设的重要抓手，从课程教学改革、队伍建设、管理创新、资源输出等方面采取务实行动。此外，还应注重对于已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案例研究，使之成为首都教育国际化的制度资源和有效方法。
■ 区县教育国际交流项目
朝阳区、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是北京市基础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比较密集的区域。朝阳区汇集了世界各国大使馆、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机构，也是北京市外籍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2010年，朝阳区域内具备招收外国学生资质的学校共35所，招收外籍学生10056人。全区共有61所公办学校与境外125所学校建立了友好学校关系。东城区实施“教育国际化战略”，在健全国际交流合作管理机构，加强干部教师境外培训，推进高中合作办学，鼓励开设俄语、西班牙语、法语等多种语言等方面，鼓励学校发挥教育资源和地域文化优势，打造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品牌。
西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该区采用项目管理方式开展学校干部教师境外培训，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扩大国外留学生规模，大力推广对外汉语教学，以及校际交流合作等方式，推进区域教育国际化进程。海淀区针对区域内优质学校和农村薄弱学校并存的实际情况，与英国剑桥教育集团合作，于2005年正式启动了“中英海淀学校特色发展项目”。该项目先后组织30所中小学校长，在中英专家具体指导下，以领导力建设为突破口，以学校需求分析和发展规划及其实施为主线，开展学校改进实践探索。几年来，项目学校的内涵建设显著改观，一批优秀校长借助国际教育资源和变革实践成为本区领军人物。
■ 北京市中小学教育国际化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北京市不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北京市的中小学、区县和市级层面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学校实践上看，诸多学校在教育理念国际化、学校课程和教学国际化、学校师资国际化，以及学生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以北师大二附中为例，该校于1996年设立了外事办公室，2000年设立国际学生部，2006年设立对外汉语教研室，2008年正式开办国际部。该校制定了国际交流合作发展目标——“立足教育教学优势，开拓国际合作渠道，保障质量效益，初步形成国际化特色”。潞河中学探索国际化办学特色，于2003年设立国际部，2005年注册成立“潞河国际学园”。伴随外籍人口和归国人员近年来的急剧增长，一大批社会信誉良好的中小学陆续将国际交流与合作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和日常教学管理，许多学校相继开办了国际部。
开展跨文化的校际人员互访是各个学校开展国际交流的惯常方式。景山学校是北京市最早开拓国际友好学校的先行者之一。1979年，该校便与美国波士顿牛顿公立学校缔结友好学校关系，每年互派师生到对方学校学习一个学期，至今学校已与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奥地利、泰国、新加坡、韩国等国，以及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开展了长期交流。本课题针对潞河中学、汇文中学、牛栏山一中、世青国际学校5所学校所作的调查显示，上述学校在过去5年来借助校际交流渠道，共有800名教师到境外访问，4800名学生参加境外夏令营。人大附中先后派出由500名学生组成的7个艺术团体赴国外参加交流演出。北京四中仅2008年和2010年两年就有近千人赴日进行修学考察。目前，北京市具有招收外国学生资格的中小学达到98个。
借助国际资源开展教师培训是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领域。近10年来，潞河中学邀请美国专家开展全员教师培训，先后有149名教师获得专业证书；他们在2004—2008年期间组织107位青年教师赴加拿大和美国进修学习。景山学校10年来先后派出231人次教师到国外学习。北京五十五中、人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牛栏山一中，以及所有参与本项调查的中小学都将学校各类人员境外培训作为最重要的管理与教学能力建设。
《天下无贼》中葛优饰演的贼首的一句台词成了现在年轻人口中的经典。如果把这句台词放在北京奥运会的大环境下，就演绎成：“北京奥运目前最缺的是什么?”“人才！”
奥运人才行情
预计到2007年北京奥组委所需求的人才数量将达到高峰期，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超过100万个。北京奥组委人事部几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奥运人才的结果，暴露出如下问题：一般性人才供应量大，能够满足需求的新兴行业人才却比较缺乏；高层次、高水平、符合国际水准要求的体育竞赛管理人才严重缺乏；体育市场开发人才严重缺乏；熟悉国际规则、能达到国际化水准要求的新闻媒体人员缺乏；高层次的法律人才缺乏；通讯人才。信息人才中专业水平高且英语能过关的也很缺乏。
从个体知识结构看，人才的知识结构的复合型差，专业知识和外语知识两方面都好的人才不多；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具备的人才少。北京奥组委里，20％都是留学回来的，但光外语好，中文写不好也不行；此外，熟悉中国国情、具有世界眼光、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才少。
具体来说，以下人才更紧俏。
缺！外语人才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表示：“我最担心中国的人才和语言问题。在一个非英语国家，要用法语和英语来主办一届奥运会是很难的。”
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对洛杉矶，亚特兰大、纽约、悉尼几个城市做过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奥运会都面临语言问题。英语是中国人的外语，这就造成更大压力。在奥组委，英语是工作语言，起码要能听。能说、能写、能译。
有人建议，借鉴各届奥运会的做法，强化语音实验室和到国外进修，在北京奥纽委所在的青蓝大厦设立语言实验中心。
缺！媒体人才
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简称BOB)是由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广播公司共同成立的中外合作企业，在奥运会期间，将向全球观众和听众制作和提供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广播电视信号。BOB曾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大规模推出招聘广告，其人力资源部收到过几百份简历，但大多数是不到25岁且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对BOB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35岁至40岁之间的管理层精英以及成熟的媒体从业者。市场上人才缺乏，时间和金钱又不允许BOB去培训人才，矛盾油然而生。
BOB的另一个麻烦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给人才寻找新出路，因为到时该机构将解散。为此，北京奥组委与广电总局签署协议，各电视台为BOB输送符合条件人才的同时，将保证奥运会结束后他们回到原岗位工作。
缺！专业领域人才
毫无疑问，与奥运相关的行业都是人才需求重点。旅游、接待、交通、安全、销售以及后勤保障、管理甚至厨师、司机都将成为奥运人才招聘大单上的一员，这意味着北京对奥运人才的需求不仅是全方位的，也是多层次的。例如，为保证奥运会上能够烹调出各种口味的饭菜，组委会制定了3600名厨师的培训计划；为保证观众能够来到运动场观看比赛，组委会要培训5000名公共汽车司机和3000多名出租车司机；在安全领域，也在对9000多名安全保卫人员进行培训。
除了上述专业人才之外，为能培养出我们自产的高级体育人才，北京市体育局和奥组委还不得不提早行动，创办了国内首个体育赛事管理硕士课程班。由于具有鲜明的为奥运服务色彩，首都体育学院的这项体育赛事管理硕士课程计划只在北京奥运会前开办3期。首期学员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能否得到认可和好评，将直接影响后续班级是否继续开办。
如果自己培养不力，北京奥运会在赛事管理方面将采用引入人才这一变通手段。智联招聘公司分析说，“自己培养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成本太高，无法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奥运涉及到的诸多行业，例如建筑。环保，物流等企业更热衷于使用熟手而非自己培养。
但大多数人才还要靠科学合理的奥运专业培训来解决。与悉尼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相比，我们面临的培训任务更加繁重，时间也更加紧迫。悉尼奥组委、雅典奥组委都提早四五年开展奥运培训工作，加拿大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人才培训工作现在也已筹备。
对于专职工作人员的培训，北京奥组委早已开始派员到各大国际比赛中实地学习，让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对于志愿者的培训，组委会正在制订详细的志愿者行动计划，志愿者都将免费获得从基本技能到奥运专业项目的各项培训。
缺！赛时实习生
9月16日，北京奥组委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16所高校签署了培养奥运会赛时实习生合作备忘录。从今年开始，这16所“奥组委指定”高校录取的大学生、硕士生在经过针对性的专业课程以及奥运相关知识的学习后，在实习阶段将参加奥组委的各项筹办工作。实习时间根据岗位不同有所区别，大致在半年到一年。
北京奥组委的赛时实习生需求计划涉及外语、新闻传播。物流、法律等9个专业领域。生源来自各所高校按照国家政策统一招收的全日制在校学生，人员分配是：硕士研究生446名，大学本科生118名，高职生142名。其中，高职生全部来自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研究生占了名额的三分之二，将成为奥运实习生的主力军。
引言
1.问题的提出
元培学院是北京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探索的产物。出色的本科生资源、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为学生国际交流提供了良好基础和保障。元培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国际交流，努力开拓合作渠道，逐步建立了一批学生对外交流项目。除校际常规的学期交流、暑期学校、暑期科研等交流项目外，元培学院自身开展的项目有：北京大学—耶鲁联合本科生项目、北京大学—培泽学院项目、迈阿密大学暑期实践项目、斯坦福大学本科生研究实验项目、北京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暑期研究项目、北京大学—纽约大学学生交流思想论坛、批判性思维与写作英文课程，以及北京大学—南加州大学视频互动世界课堂等。元培学院各类学生交流项目设置齐全，因而成为很好的研究样本。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义是多样的。国际交流一方面改善了学生知识结构，开阔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另一方面使学生的国际交往与沟通能力有了质的飞跃。本文以元培学院参与国际交流的学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访谈切实了解他们的感受，从价值观念、外语水平、视野视角、学术水平、生活能力、机会平台等方面分析国际交流项目在学生层面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通过时间长短、参与度、参与方式、项目地区、参与者差异等方面的区分，了解学生国际交流项目的效果，并在此基础上为完善高校国际交流项目提出政策建议。
2.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元培学院中参与过国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
调查一共发放问卷85份，回收有效问卷73份。问卷以量化分析题目为主，旨在对国际交流项目的效果做定量分析。发放对象考虑了交流项目、年级、性别、专业、生源地等因素，问卷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结合问卷调查，本次一共访谈65个对象，其中21人为面对面访谈，对44人通过网络、电话、邮件等形式进行远程访谈，旨在对学生参与国际交流项目的切身体验进行深入挖掘。
不同类型国际交流项目的效果调查
1.学期课程类
元培学院开设了“批判思维与英文写作”“从全球视野看城市与公共经济政策”、北京大学-南加州大学视频实践课，并邀请外教开设了暑期课程。
学期英文课程在价值观、视角以及发展机会和展示平台方面对于学生的影响较强，在满分为5分的情况下，三方面分别达到3.4分、3.6分、3分；而在生活能力、前途、机会等方面作用较低。
以上效果与此类项目的特点有很大关系。在此类项目中，学生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和接触，对于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了基本了解，这对他们的价值观、视角等会有一定冲击；而课程教材、授课语言、与教师、学生交流等都用英文进行，对参与此课程的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会产生较大推动作用。在机会和平台这一项中，受访学生提到，虽然课程不能给学生提供升学或就业上的实质性机会，但因为课程提供了与外国友人深入交流及成为朋友的机会，对于今后的发展有一定帮助；此外，此类项目的着眼点在于课程本身，虽然有课外的一些交流和互动，但不全面和深入，因此对于学生的专业学术能力、生活能力、学术前景等作用不大。
2.共同生活类
共同生活类国际交流项目以北京大学—耶鲁大学联合本科生项目和北京大学—培泽学院项目为代表。在项目中，元培学院的学生与来自美国耶鲁大学或者培泽学院的学生在一学期中共住、共上课、共活动。
共同生活一学期获得的效果整体而言较好。具体来看，在价值观和视角、生活能力、前景以及学术能力方面对于参与项目的学生影响都较大，得分分别为3.43分、3.14分、3分、3.43分，但是在学术能力和外语水平方面效果较低，分别为2.93分和2.21分。
共同生活项目的参与者与国外学生接触比较持久、深入，因此在价值观、视角等方面受到的冲击和影响较大。在适应与外国同学一起生活的过程中，异文化生活能力相应有较大提高。经访谈了解到，大部分项目参与者认为此类项目是与外国同学建立友情的绝佳平台，大家在共同生活和活动中结下了深厚感情，对彼此文化的了解程度和适应能力都大幅度提高。
项目所开设的英文课程通识性较强，因而与学生专业相关度低，在学术能力的提高方面作用并不明显。此类项目在外语能力方面的量化结果为2.83分，但经访谈发现，参与项目的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在日常对话、听力水平、写作水平、阅读能力以及英语心态等方面都得到提高。而此类项目本身对参与学生的英文水平要求较高，经过重重面试选拔了英语水平优秀的学生参与，因此在“起点高”的情况下，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并没有“发展快”，且大部分学生认为，此类项目对于英语的影响是隐性的，更多是在习惯、沟通等方面。
3.短期共同活动类
此类项目主要以“论坛”形式表现，如北京大学—纽约大学学生论坛和北京大学—迈阿密大学合作项目。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分别分组并针对一定题目发表见解、进行辩论，从而使双方学生对相关议题有更深入和别样的思考。
此类型国际交流项目由于时间短、接触相对较浅，相比之下各项效果都不太显著。在学生的外语水平以及机会平台方面，评价得分分别为2.67分和3.33分。访谈中了解到此类活动在外语方面对学生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激发说外语的欲望”和“增强说外语的信心”；在机会和平台方面，学生表示此类项目是一个很好的碰撞思想、结识国际朋友的平台。
4.国外暑期学校和科研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