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3 12:53:17
有一组数据记录下了“周四垃圾减量日”的足迹，2010年开展宣传活动40余场，2011年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区县开展宣传活动100多场，2012年1月至9月市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宣传活动13场，各区县开展活动80余场；这些活动走进社区、街道、学校、农村、机关……真正调动起城市管理工作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性。纵观2012年的“周四垃圾减量日”宣传活动，主题不变，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与首都文明办把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融入到“北京精神“中，充分体现了首都市民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而与“雷锋精神”的有机结合，让垃圾分类垃圾减量活动更增添了新的内涵。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人人参与和时时坚持。每个人都需要增强责任意识，发扬“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精神，在参与中体现责任；从自身做起，坚持“大手拉小手、全家起动手”，在奉献中收获快乐；从点滴做起，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行动中彰显文明。
小小心灵种下环保的种子
作为环保事业的民众基础，广大农村地区不能忽视，需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来促进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广泛开展。2012年第一个进农村活动来到了平谷区刘家店镇，主题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绿色乡村月”，此活动吸引了周边各村村民300多人参加，知识普及和有奖问答等环节深受村民的喜爱，不仅普及了垃圾分类知识，更提高了村民的垃圾减量意识。
同样，作为环保事业的潜在支持力量和未来栋梁，家庭重要成员——妇女和可雕可塑的儿童更是重点宣传对象。朝阳区团结湖街道迎来了“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家庭”活动，市妇联号召全市妇女、儿童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全市广大妇女要动员家庭成员们充分认识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减少塑料制品和一次性消费品的使用，按量点餐、剩菜打包，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儿童作为未来城市的主人，要积极参与“小手拉大手”活动，在家庭、学校、社区日常生活中参与、监督垃圾分类，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团结湖街道的少年儿童在活动中表演了节目，他们用废品制作玩具、衣服，展现了垃圾变废为宝的过程，在小小的心灵中种下环保的种子。
另外，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其中的每个居民分子都起着点滴而不可缺少的作用，“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绿色社区月”宣传活动走进丰台区草桥欣园社区，由社区居民代表发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倡议。
新时代走出新步伐
雷锋作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模范和榜样，其朴实无华却弥足珍贵的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变化着。“学雷锋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系列宣传活动正是把学雷锋和环保事业相结合，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走出了新步伐，更是提升了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精神内涵。
2012年8月2日，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市老干部局联合主办的“学雷锋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老干部局，号召全市老年人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离退休干部代表倡议全市广大老年人养成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树立从自身改变环境的理念；严格遵守垃圾分类制度，形成文明良好的生活方式；带头参与垃圾分类行动，营造共建绿色北京的氛围。老干部们还对北京市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提出了“进一步加大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发挥社区一老一小人员的作用”、“鼓励并引导各类环保社会组织参与到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中来”等意见和建议。
创新形式营造良好氛围
随着“周四垃圾减量日”的深入开展，其宣传形式在摸索中逐渐多样化。在8月23日的“垃圾减分参与月暨周四垃圾减量日”主题宣传实践活动中，海淀区创新宣传方式，引进智能网络，创作了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主题皮影戏剧目，启动了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官方微博；并由社区文明小使者向广大居民发出倡议。随后，首都文明办组织80余名社区居民前往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参加“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文明一日游”活动。
9月14日，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征集“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文学作品、绘画作品、标语口号，通过中小学生的理解和倡议，展现学生对环境的关注，对垃圾分类的感悟，进一步宣传普及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知识，让他们从小培养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的习惯和自觉性，树立垃圾减量、节能减排的理念。征集活动分为文学作品、绘画作品、标语口号三类，内容以参与生活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亲身经历、感悟及对生活垃圾减量节能减排理念的传递和日常生活中有关生活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所见所闻为主。征集活动由全市中小学负责统一收集，市有关部门将会组织专家组对征集作品进行评选，对其中的优秀作品在全市范围内公布、给予适当奖励，在广播、电视、报纸进行宣传报道，并在生活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中予以应用。
下一步，按照2012年主题宣传实践活动方案的计划，全市还将举办绿色低碳环保生活作品设计大赛，广泛开展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等活动。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宣传作用，创新宣传方式、方法，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行动的良好氛围。
（本文图片由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宣传处提供）
3月8日，2012年首个“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周四垃圾减量日’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宣传活动走进朝阳区；
4月28日，“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绿色乡村月”宣传活动走进平谷区刘家店镇，这是北京市今年举行的第一个“周四垃圾减量日”进农村活动；
6月1日，“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绿色社区月宣传活动”走进丰台区草桥欣园社区；
6月21日，“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房山区良乡镇南庄子村，活动以互动的形式调动了全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减量，让群众积极参与到绿色房山建设中；
7月12日，“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家庭在朝阳区团结湖街道举行，活动中，播出了垃圾分类宣传动画片，团结湖街道的小朋友们用废品制作的玩具、衣服，展现了垃圾变废为宝的过程；
7月26日，“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共青团，号召全市团员青年按量点餐、剩菜打包、少用一次性产品，减少垃圾产生；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8月2日，“学雷锋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老干部局，向全市老年人发出参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倡议；
8月9日“学雷锋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分类宣传活动”走进丰台区新村街道育仁里社区；
8月16日“学雷锋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大兴区魏善庄镇，大学生村官倡议大家学习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知识，小手拉大手，共同营造美好环境；
8月23日，“垃圾减分参与月暨周四垃圾减量日”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在海淀公园举行，活动中启动了海淀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官方微博，播放了皮影戏《垃圾总动员》；
8月30日，垃圾分类宣传进企业北京长富宫，通过介绍回收体系建设情况，交流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做法和经验；
关键词：生活垃圾分类；试点调查；现状；改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R124.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目前，北京日产垃圾约为1.3万吨，每年合计470万吨。垃圾的堆放占用了大量土地，也污染了周围的大气、水和土壤。并且用于清运、堆放和处理的费用也十分惊人。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处理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有效途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北京市被建设部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后，确定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16字指导方针，即“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科技支撑”。2005 年底，北京市市政管委出台了《北京市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管理办法》。2007年2月，北京市市政管委、市统计局、市商务局联合考评城八区生活垃圾分类绩效指标的完成情况，但结果并不理想。2012年，市政府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出2012年市所有居住小区中将有至少一半实现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的目标。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客观实际为基础，选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研究，以保证结果能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北京市垃圾分类收集和后续处理模式。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调查法、观察法、数量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其中以问卷调查为主，其他方法作为补充。将问卷数据结果整理后得出相关结论。
二、研究区域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三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分别来自石景山区、海淀区、朝阳区）进行预调查，后随机选取了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石景山区、海淀区的共8个垃圾分类小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象为被选取的试点社区居民、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负责人员（居委会相关负责人或物业公司管理人员）、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及垃圾回收处理站负责人。其中，调查的重点对象为社区居民。
三、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后续处理模式试运行现状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20份，收回有效问卷283份，有效率为88.4%。被调查者的男女比例为0.70:1。在年龄方面，20岁以下的占8.48%，21-30岁的较多，占25.80%，31-40岁的占17.67%，41-50岁的占11.66%，50岁以上的人数最多，占36.40%。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学居多，占31.45%，其次是初中，文盲和小学也占一定的比例。在职业分布方面，各类职业都有分布，退休人员最多。
（一）家庭分类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有70.4%的人表示家中进行过垃圾分类，现在仍坚持进行垃圾分类的有177人，所占比例为62.5%。
从垃圾分类方式来看，主要有三种分类方式，即有毒有害物、无害物；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其它垃圾。其中，以第三种分类方式进行分类的人数最多，为117人，所占比例为55%。这与北京市所宣传的垃圾分类方式是一致的。北京市的垃圾分类标准为：可回收垃圾（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厨余垃圾（包括菜帮菜叶、剩菜剩饭、瓜果皮核、废弃食物等），其它垃圾（包括废弃食品盒、废弃保鲜膜、废弃纸巾、废弃瓶罐、灰土、烟头等）。
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多样，主要集中在“嫌麻烦而不进行垃圾分类”。可见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非常重要。
图3-1 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
（二）社区分类收集情况
在社区方面，被调查社区均设有分类垃圾桶，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三类并以不同颜色加以区别：可回收垃圾桶为蓝色，厨余垃圾桶为绿色，其它垃圾桶为灰色。
各社区为更好的进行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了丰富的宣传活动。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社区的垃圾分类宣传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定期开展活动，如将每周二定为垃圾分类回收日，给居民发放分类垃圾袋和垃圾桶；二是开展相关的宣讲活动；三是招募社区退休的热心老人为志愿者，在社区内宣传垃圾分类的知识并对垃圾分类行为进行监督。
居民对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反映良好，在众多的垃圾分类宣传方式中，超过半数的居民认为社区举办的宣传活动最为有效。
图3-2 有效宣传方式的选择
部分小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指导员，我们在对垃圾分类指导员的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垃圾分类指导员会对居民垃圾分类进行指导，宣传垃圾分类回收的重要性，同时对居民丢弃的垃圾进行再次分类。30%的居民表示其所在小区有垃圾分类指导员，在有垃圾分类指导员的社区居民中进行调查，有67%的人表示垃圾分类指导员有效，可见居民对垃圾分类指导员工作的认可度较高。
（三）分类运输和后续处理
在生活垃圾的分类运输和后续处理方面，居民的关注、了解较少，仅有62人表示了解小区附近垃圾回收站的垃圾回收处理方式，占28.6%。部分居民对生活垃圾是否进行分类处理存在质疑。调查中，一些社区居民反映其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是后续处理的不理想使初期的垃圾分类失去意义和价值。
四、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后续处理模式存在问题
（一）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不高，基本分类知识浅薄，积极性不高
一部分居民虽然认清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上缺少根本动力，在技术上缺少基本分类知识。尽管一些社区设有分类垃圾的回收点，但居民习惯了以往的方式，不对垃圾进行初步分类，将纸制品、塑料制品、金属、厨余垃圾等混合丢弃。因此，在垃圾分类回收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上，垃圾分类几乎是无效用的。
我国城市生活可回收垃圾率低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市民觉得占用空间大而且价值低、不乐于保持或者觉得麻烦拒绝分类投放。调查表明，生活垃圾分类意识程度与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大多数人没能意识到垃圾分类回收的长远意义，只是简单地认为现在分类很麻烦，而且和自身利益关系并不密切。其次，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家庭一般只是分类出纸张和塑料瓶等可以回收卖钱的垃圾，其他的垃圾分为一类。厨余垃圾这一类比较有价值的垃圾分类力度不够，而且混有其他垃圾的现象较为严重，给后续处理带来困难。除此之外，在调查问卷“认知度”的部分数据显示，大多数居民对于生活垃圾分类知识仅限于“知道”，远远没有达到“了解”。只有少数人可以正确地选择出所有的可回收的垃圾选项。
垃圾与城市的矛盾正在加剧,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在哪里？
按2008年年鉴统计,2007年全国655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样的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其增速堪与GDP增速比肩。上海比全国的情况略低,2007年的增长率是6.7％。
然而,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的增速,年鉴统计表明,全国垃圾总量约有四成未经集中处理,它们只是从城市人的眼前消失,被简单填埋或堆放在郊区、甚至农村。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称:“北京的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他甚至担忧:“北京的垃圾危机可能会很快出现”。
面对已经逼近的中国城市垃圾危机,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赵章元也担忧:“没地埋了,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不是危言耸听
垃圾处理者们的担忧并非是危言耸听。意大利已出了先例。
2007年以来,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发了“垃圾危机”,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学校因为老鼠横行而停课,旅馆客房入住率明显下降。人们愤而放火,焚烧垃圾。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这几乎是“现代城市垃圾病”的一次预演。
1983年,北京曾搞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有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垃圾包围北京。
后来兴建的一批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对媒体表示:北京市的垃圾年增长率达8％,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全市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超负荷率达到67％。
陈永承认:“恰恰是因为这种超负荷造成现在填埋场周边的群众意见非常大,污染控制难度也非常大,包括对地下水的污染都会存在潜在危机。”因此,北京市将在年内将陆续启动包括昌平东小口、六里屯等在内多项垃圾处理厂的建设。
城市化加速垃圾危机
垃圾越来越多,正在将我们包围起来。这是大城市共有的问题。2005年9月,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日产生活垃圾1.5万吨左右,高峰时达2万吨,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并且约有36.6％的垃圾因处置能力不足,只能简单填埋。2002年,全市共有220处简易堆放点,其中10亩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
预计到2010年以后,上海每天的垃圾将超过2万吨大关。
在重庆,面积为35公顷的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将在15年内填满,比预期提早两年。
目前,中国城市人均日产垃圾约1公斤,垃圾人均年产量达440公斤。600座城市目前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80亿吨,有2/3的城市被垃圾群包围。全国的垃圾产量达到了1.8亿吨,每年以8％-10％的速度增长,与GDP增速相匹敌。
这样的增速不难理解,在瓶装水、独立包装、过度消费、一次性用品都成为习惯的今天,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已经不是几年前、十几年前的生活方式所能比拟。
在中国,垃圾填埋场占地大约5万公顷。
以上海的江桥焚烧厂和六里屯焚烧厂为例,规划之初,周围都是农田,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内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们的眼前。
在身陷垃圾困境的那不勒斯,11年前关闭的垃圾处理厂附近建起了住宅,现在政府试图重启,马上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
身陷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环境争议的某北京官员曾经哀叹:“你看看,海淀区哪里还能摆得下一个垃圾场?”
上海市环境学校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陈建昌这样形容城市垃圾处理的处境:“一个垃圾厂的建设周期大概1-2年,当年不投入,接下来两年的垃圾出路就成问题。”
城市的迅速扩容,使得环境记者冯永锋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垃圾在向人类进攻,还是人类首先向垃圾发动了进攻?是城市扩张侵占了垃圾的地盘,让垃圾开始丧失它的‘栖息地’,还是垃圾想侵占城市的地盘,要求城市放弃人类的栖息地?”
垃圾处理的“日本经验”
2005年正式投产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的困扰,颇具代表性。
因为没有分类,剩菜剩饭、蔬果菜皮和各种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含水量很高,直接影响了热值。每公斤燃烧后产生的热量只有800大卡左右。利用每吨生活垃圾所发的电量,只有230度左右。在一些实现了分类的国家,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达3000大卡以上,每吨垃圾可发电1000度左右。两者相差3倍。
这也是一些学者和民间力量反对普及垃圾焚烧的重要理由之一。
陈建昌表示:不分类而直接焚烧,直接的结果是“渣多,设备损耗厉害”。
分类不充分,是中国垃圾的致命症结。
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嘉兴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欢政对记者说: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日本进行了十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讲,月月讲。法律制度加宣传教育,通过学校环境教育,用小学生来教育大人,这才有今天的局面。
一个可乐瓶被弃的过程,让他印象深刻―― 一主妇用完以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中国的妇女很多都有工作,不大可能做到这样,但基本分类是可以达到的。”
只有从源头减量、分类,才能真正解决垃圾问题。这已成共识。日本正在开始的垃圾收费制度,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意味着高昂到无法负担的管理成本。
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
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从1998年开始推动绿色社区、垃圾分类。其发起人廖晓义认为,到了强调“家庭责任”的时候了。一个家庭,如果设立三个垃圾桶,一个装易腐烂的厨余垃圾或者有机物垃圾；第二个装一般垃圾；第三个装可回收垃圾。她强调:“只需动手,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人变懒了。”
除此之外,“没有强大的官方力量注入进来,是不可能成功的”。终端和其他环节的不匹配,使得垃圾分类遭遇尴尬。“垃圾焚烧厂建设动辄涉及数亿投资,但垃圾分类上的投入,可能只是千万计。”
曾有一位美国专家告诫廖晓义,不要轻易去碰这种工作,他们已经搞了三十几年了,分类率才达到30％。
《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曾经探访“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这个由宣武区环卫局和北京地球村在1998年共同选定的试点,曾经接待二十几家外国高级官员及无数媒体的小区,在冯永锋的眼中,效果有限,因为居民的参与有限,关键人物是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宋万吉夫妇――“专门的保洁员进行辅的二次分类”。
上海市自1996年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分类标准几度更替之后,确定为现在的四色垃圾桶,并据此建立了分类收运体系(不同类别的垃圾由不同企业、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转运),在全市1400多个小区推行了试点。2009年2月,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在小区中开展评优,发现分类成效最明显的小区,居民的参与度并不显著,很多是依靠保洁员的“二次分拣”,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场所,是小区里人们躲着走的垃圾箱房。他们像宋万吉一样,手工分类的一大动力,是可以将其中一些卖给收废品的。
无数个宋万吉,以及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是垃圾在中国的另一大特色。据杜欢政估算,这支队伍约有2000万之众。他们实际上建立起了巨大的分类回收网络,中国由此堪称再生资源利用大国。
但他们常年处于灰色状态。在北京,“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2007年北京一年回收废旧物资800多万吨,此外产生垃圾700万吨。“废品回收功不可没,但要规范发展。”
宋万吉的工作,使建功南里的厨余垃圾处理机还在运行。他把居民扔出来的“剩饭剩菜”倒进去,在添加菌种的作用下,机器搅拌发酵,将垃圾变成有机肥,用于小区绿化。
这样的机器,2001年也曾经被推广到上海的众多社区。企业刚开始赠送菌种,后来环卫局出钱购买。进口菌种太贵,国产的又不稳定,分解不彻底,肥料量不多,销售不畅,“热闹了几个月”,大量闲置了。这让上海市废弃管理处的总工程师张志强感到惋惜。
目前上海已经和正在兴建的三座垃圾综合处理厂,处理规模也在2000吨左右。
杜欢政表示:除了堆肥,以垃圾为原料加工工业酒精的技术已经出现。
在台湾,民间团体主妇联盟发动妇女们进行厨余垃圾的堆肥或收集。主妇们将瓜果菜皮切成小块,放入集中的容器统一收集。随着垃圾的有效减量,众多焚烧炉无料可烧,陷入尴尬。
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2008年下半年成立了固体废弃物小组,小组负责人张伯驹表示:他们正在六里屯环境争议的社区,着手发起生活垃圾减量、分类的活动。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他们计划通过专家网络和垃圾处理企业,实现一个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链条,而不再重复过去“分类止于垃圾桶”的尴尬。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垃圾山下,一座臭气熏天的泔水养猪场。养猪人从城里拉来变质的厨余垃圾喂猪,然后再把猪肉运回城里,如此循环。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200多只绵羊整个冬天都在垃圾中翻拣可吃的东西,不洁净的食物使绵羊极易发病,绵羊主人不得不经常给它们注射药物。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垃圾场建在一条小河边,附近的奶牛养殖场每天都在河里饮牛,喝足了水的奶牛还要扫荡一遍垃圾场,搜寻食物。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这里有一座垃圾转运站,垃圾渗滤液对地下水源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染,而其周边全是蔬菜生产区,浇菜用水取自地下。
……
以上这些,是一位叫做王久良的自由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的场景。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走访了北京周边400余座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些垃圾场往往有上万平米规模,密布在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环绕着这座城市。王久良因此给自己这个项目命名为“垃圾围城”。
2010年夏天,被精选出的部分项目照片在北京宋庄美术馆展出。
“艺术对我一点都不重要了”
作为展览策展人,摄影家鲍昆对王久良的印象是“有思想,没有沾染许多年轻艺术爱好者那些急功近利的坏毛病。”
王久良拍摄“垃圾”何止不“急功近利”,简直带着股“拙”劲。
2008年,为创作一部反映中国民俗文化的摄影作品《鬼神信仰》,王久良回到老家山东的田间地头。在王久良的记忆里,家乡处处可见小水塘,蛙鸣阵阵,鱼和蝌蚪不时出没。但回去之后,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无处不见的废弃农药包装塑料袋。“当有一个东西突然击中你内心时,你便会思索”,王久良回忆,正是家乡的“突变”震动了他,“我脑海里忽然闪现了曾见过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场。”于是,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开始酝酿。
回到北京后,王久良开始了他的“垃圾探索”。每天早上6点,他骑着摩托车准时出发,一路尾随垃圾车,用这种笨办法,王久良到达了北京周边一个又一个垃圾场。
之后,王久良把这些“发现”借助Google Earth上的地图弄清其形态,再把类似模样的图块都标注出来。没多久,他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北京团团实实包围起来。
王久良根据Google Earth分析出的“垃圾所在点”制作了一个指示图,一个个进行实地考察,在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锁定了400多个具备相当规模的拍摄“备选地”。“规模小的,都没算在内。”王久良说。
根据前期摸索,王久良有了一套辨别垃圾场位置的“窍门”:“一片空地冒着黑烟,很有可能是垃圾场焚烧垃圾;另外,还可靠气味判别。”王久良说,当距离垃圾场3公里的时候,一般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在他拍摄时,就有垃圾场周围的居民向他抱怨,为了逃避令人作呕的气味,他们夏天根本不敢开窗,每次家里打药之后,就是一地苍蝇的尸体。“大型的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建立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的,而北京现在大填埋场仅近郊、五六环中间的就有近10座。几十万人走出家门,就能闻到垃圾场吹来的恶臭。”
然而,又何止是“恶臭”?从通州到朝阳、丰台、昌平、海淀、门头沟……,王久良在追踪、拍摄垃圾的过程中,也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电影”:周末度假的人,在污水横流的河边烧烤;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温榆河边摆出各种造型拍摄婚纱照;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有人闲情自得地垂钓……
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的一句台词,“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你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在王久良看来,公众并不缺少发现真相的能力,只是缺少面对真相的勇气。“我也可以在麻木中充分享受生活的幸福。但我已经看到了,所以我感到无以诉说的痛苦。”
化解这种“痛苦”的方式,就是用镜头把真相转述出来。“当我进入一个垃圾场时,开始是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但这样不行。我会停下来,抽支烟,想很多事,镜头也会冷静很多。”
王久良有几本厚厚的创作笔记,记录着他的拍摄计划、心得与反思。他说,在拍摄进行到半个月时,他把自己全盘否定。“开始时,那种单纯地反映脏乱差,是没有意义的。我更多要考量的是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比如,我拍大兴区的两个垃圾场,周边全是菜田。大兴是北京的‘菜篮子’,所有大卖场的蔬菜都来自这里。当这么一个垃圾场对地下水造成影响,浇水都取自地下的时候,这个垃圾场就跟我们有关系了。”
当逐渐把自己的这种创作思路贯彻下去后,拍到第三个月时,王久良找到鲍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开始觉得,艺术一点都不重要了。”这句话让鲍昆大受震动,或许他觉得,在摄影越来越走向精英化的今天,能像王久良这样,以朴实到不能再朴实的方式,用手中相机积极参与社会的人太少了。“如今摄影的社会责任不被看重。大家为了获取利益,为了追求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影像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鲍昆说。
在鲍昆看来,“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我们在北京看光鲜的高楼大厦,实际上可能在两座楼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厂;我们乘坐京津高铁飞速驶过田野的时候,却不知道,这条铁路遗留下来了巨大的垃圾堆。这些建筑垃圾是无法分解的。一条非常雄伟的现代化铁路和它产生的垃圾永远同在。”至于王久良,则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搜集证据”,而非创作一件艺术品。采访时,他对记者说,宋庄美术馆《垃圾围城》展览开展不久,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等一行70余人参观了展览,并希望他提供全部资料,印成画册下发各区委、镇委以及相关责任组织。
另外,随着多家媒体的报道,从上至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垃圾问题。项目拍摄完成后,王久良几乎会回到每个拍摄地进行“回访”,“有些已得到了整治”,这让王久良觉得,历时一年半的努力终于见到了实际效果。即便些微,但终是好的。
拾荒者,还是“垃圾人”?
在王久良拍摄的照片中,有一系列名为《城边》。它记录的,是垃圾场内数以十万计的拾荒者。仅在那座位于卢沟桥以北永定河西岸的垃圾场上,高峰时就聚集了2000多名来自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拾荒者。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了垃圾分类与回收的主力。
王久良说:“若没有这些拾荒者们的辛苦,北京恐怕早已被垃圾淹没。” 因而,他所拍摄的《城边》系列并没有刻意表现拾荒者的穷苦与哀愁,相反,他所表达的是对他们由衷的敬意。
在与拾荒者接触时,最触动王久良的,是那些从小生活在垃圾场上的孩子。“他们满身尘土,但眼神永远坚定。”孩子的眼神,让王久良一次次按下快门。“恰恰因为那种恶劣环境,他们反倒生长得更茁壮,更有韧性。”作为成年人,王久良从孩子身上看到的是勇气。
孩子,也是王久良让拾荒者接纳自己的“那扇窗”。在王久良之前,曾有摄影记者试图接近并曝光这些拾荒者。“那些成年人对手持相机的人,有天生的敌意,认为镜头只会让他们陷入更难堪的境地。”王久良说。
为消解敌意,一开始王久良只为孩子拍照。“1,2,3,茄子!”镜头记下孩子纯真的笑。之后,王久良把相片洗出。孩子们举着相片飞奔回家,“爸爸妈妈快看,王叔叔照的。”不久,这个手持相机的人就成了拾荒者口中的“久良”。“久良”为他们拍夫妻合影,拍全家福。“1,2,3,茄子!”之后,他们对着相片说,“拍得真好!”“如此平常的称赞,特别温暖。”那时,王久良就想,所有的摄影艺术,都抵不上你的工作能给别人带来些实实在在的快乐。
正是出自对“久良”的信任,有天,一个母亲拉着王久良说,能不能为自己患有心脏病的6岁儿子,找到“国际红十字组织”。孩子急需手术。可王久良发现,这条路未必可行。“当时,排队等待救助的就有四五千人,何时轮到他?”
王久良再去拍片时,告知了男孩母亲这个不顺利的消息。那天,同行的还有鲍昆。“鲍老师和他们说,会尝试找摄影圈中的朋友帮忙。但他婉转地表达,只能尽力而为。”但一出门,鲍昆便对王久良讲:“一定得帮!”之后,鲍昆在博客上发出号召《大家伸把手》。结果仅三天摄影圈内,捐款近5万元。同时,鲍昆还在联系医院。最后,他找到了武警总医院。院方决定为男孩减免一半费用。“手术很顺利,刚刚做完,孩子指甲盖就变红了,嘴唇也有血色。现在上学了,特别圆满。”谈这些时,王久良始终挂着笑。
尽管小男孩这件事对王久良是一丝安慰,但他知道,对拾荒者来说,他毕竟是一个旁观者,“可以坐着聊天、抽烟,但是隔阂永远存在,不可能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王久良说,拾荒者几乎不会把他让到家里去。“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多么窘困。我也刻意的、主动的,去尊重他们的自我保护。”因此,王久良的照片中没有拾荒者家里的室内场景。“非要拍到所有的一切?非要看他们到底没什么东西、到底喝什么水、吃什么饭菜?我不想满足这种窥探欲。我更反感出入别人的苦难。”
更何况,在王久良看来,“苦难”只是外人对拾荒者们的预设立场。“我问过一个老大爷,有天没有垃圾了,不捡废品了,怎么生活?他说,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不捡废品,咱干别的。”大爷说得稀疏平常,带着乐观。“我们对他们该少一些傲慢与偏见,多一些理解与宽容。”王久良说。
在拍摄《城边》系列时,王久良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他独自一人住在高高的垃圾山上。他用碎石垒起院落,客厅卧房,分得妥妥当当。当王久良第三次推开老人家的房门时,小院空无一人。他跑到高处,看到老人躺在垃圾坑中,睡着一样。他走近他,发现老人身体已冰凉。没有人知道老人是谁,亲人在哪儿。“阳光下,有人就这样孤独地死去。究竟谁该反思这个问题?”王久良最后拍下了几张老人安详躺在垃圾坑中的照片,借由展览,无数人在照片前驻足观看。在王久良看来,这,是对生命的一次公开祭奠。
作家格非在评价王久良这组《城边》作品时说,自己曾经问过一所大学环境系的一个老师:“全世界都在进行垃圾分类的时候,北京为什么不分?”这位老师告诉格非,中国不需要分类,因为有那么多垃圾工。“王久良的照片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一部分人眼里,人也是垃圾,他们可以被处理掉。”格非无不悲哀地说。
在国外很多国家同样存在拾荒者,但他们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人都有社保和医疗保险,属正规军。至于国内,按照王久良的说法,“他们与这个城市唯一的联系就是垃圾,他们在垃圾上构建生活梦想。”人们热衷于讨论他们给社会带来了哪些问题。但是他们怎样从昨天走来,又将怎样走向明天,却鲜有人关心。
在王久良的摄影作品公之于众后,一座非政府管理的“野垃圾场”迅速被取缔。所有拾荒者要么被迫迁走,要么卷铺盖回了老家。而在那座取缔了的巨大垃圾场的上面,是2013年世界园林博览会的举办地。
欲望,多少算够?
王久良用相机逼迫着人们直视一个被垃圾围困的城市。然而,如何解决这种困境?
北京市目前垃圾日处理能力约1.04万吨。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每天都有8000吨的垃圾无法处理。焚烧,似乎是让如山的垃圾从眼前消失的最快捷方式。然而人们担心的是,焚烧会排放大量的二恶英类污染物。这种可导致胎儿畸形的一级致癌物难以降解,据说一旦进入人体,10年都难排出。
目前,或许还没有更好的技术取代垃圾焚烧,除非你不产生垃圾。因此,王久良把矛头指向消费主义,“那只有尽可能少产生垃圾!”王久良下一个摄影项目《超级市场》,便是让人们反思过剩的消费欲。
《中国摄影》主编闻丹青曾收到王久良送的一本小书――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书里谈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炫耀性消费,以及由其导致的恶性循环。“书里没有提中国,但所讲的欧美国家曾经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我们应当以此为鉴,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闻丹青说。
在王久良看来,节制欲望首先在于改变内心。结结实实地在垃圾场坚守了18个月后,如今的王久良住宾馆,再不使用一次性用具,宁可打赤脚也不穿一次性拖鞋。逻辑很简单,“打个比方,一包薯片,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一杯奶茶,也可以选择喝或不喝。不吃薯片,不喝奶茶,你又不会死。”王久良说。
有人问：什么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罢工?
答案是：环卫工人罢工。如果城市无人清扫，人们将生活在垃圾城堡之中，情状不难设想。
人们随处制造着垃圾，却常不以“垃圾”为意。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曾打出“绿色奥运”的旗号，承诺届时“城市垃圾将全部进行安全处理，垃圾资源化率将达到30％，分类收集率将达到50％”。如此庄严的承诺，让公众开始关心“垃圾”话题。
实际上，不论2008年之前，还是2008年之后，垃圾问题都是困扰中国城市生活的重大难题。那么，北京垃圾处理的现状如何?“垃圾减量”的根本出路，是否在于征收传说中的“垃圾税”呢?2008年3月5日，总理在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言，“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标准”，看来所谓征收“垃圾税”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早在2月中旬，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环保厅局长会上，已要求各地配合有关部门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标准。
“农民游击队”的角色
北京城里每天总有一些人踏着三轮板车，或走街串巷，或静待一隅，收购各样废旧物品。他们正是数以十余万计的北京回收大军中的成员，这支队伍虽不是正规军，却编制有序，分工精细，“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北京城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化的重头任务。
从1952年，北京成立国有废品回收公司，到1965年，北京二环内已有站点2000多个，随着国有企业的式微，到1998年站点仅剩约5个。数十年来，“拾荒大军”把“国退民进”这个词演绎得活色生香。
王维平，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两大著名的“垃圾教授”之一。1988年，在环卫局任职的王维平给四川人许际才开了张条子，允许他到丰台区的义和垃圾场捡垃圾。后来，据此发家的许际才成为了控制城北的拾荒大王，而追随许际才来到北京的杜茂献则成为占据城南的垃圾大佬――其间故事纷杂，无法一一赘述，讲来活似一部“川国演义”。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王维平从日本回国，他依托政府资源和江湖关系完成了震惊一时的《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1999年，王维平的调研数据说明，20世，纪末，北京捡垃圾的外来人数近8.2万人，其中四川约4.6万人，河南约1.7万人，河北约1万人，江苏约1700人，此外还有安徽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
在这8.2万人中，有31万人是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的，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为1.5万元；从宾馆饭店收泔水和商场收废品的人约为2万人，人均年收入1.2万元；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的人约2.1万人，人均年收入1万元以上；散布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废品市场交易的人约1万人。
收捡出来的“产品”，几乎都运到河北：塑料，运到河北文安；金属，运到河北霸县；玻璃，运到邯郸；纸，运到保定；鞋底胶皮，运到定州；轮胎，运到玉田。比如河北文安，当地财政收入的93％，都来自于再生塑料制造。
2006年，这支队伍已经达到13万人，而今，恐怕已至16万人左右。北京市政管委会提供的资料表明，北京市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厨余、果皮)占44％，废纸张、废塑料和废金属的可回收利用垃圾约占37％――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如此庞大而活跃的拾荒队伍，占垃圾总量近四成的可回收垃圾是相当充分“资源化”了的。
如何收编
不过，正如另一位“垃圾教授”、嘉兴学院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杜欢政所说，民间拾荒队伍已经基本完成了垃圾回收的“价值流”和“物质流”，只有“环境流”还没有兼顾。
有关“环境流”的问题，王维平的感触也很深。他在调研中发现，首先是“回收人群”本身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社会治安，北京的刑事犯罪中有62％与他们相关；二是卫生防病形势严峻，71％的人都有传染性肝炎，梅毒、艾滋病也不鲜见；三是计划生育问题严重，72％以上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其次，民间的回收产业容易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比如河北文安的再生塑料污染，以及绿色和平曾呼吁公众关注的广东汕头贵屿镇电子垃圾污染。
要破解上述难题，回收大军“正规化”势在必行。不过，如何正规化却是个恼人的问题。为此，北京曾试图以“公司化”的方式对十余万的农民回收队伍进行“收编”。
为了巩固阵地，拾荒大佬杜茂献等人纷纷成立了资源回收公司，并与许多小区签订了“合作协议”。同时，原来北京原有的资源回收系统也纷纷进行改制，希望重振往日雄风。而北京宣武、海淀、朝阳、丰台等各区也陆续成立了由各区政府控股的资源回收公司。一时之间，北京的垃圾回收业版图呈现诸侯割据的局面，各种资本竞相争夺利益，而遗忘了改革的初衷。
北京“收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新的游戏规则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而改革的成本又分摊到了拾荒“个体户”身上，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具体地说，譬如某个体户与某回收公司签约，每年上缴费用竟高达1万多元，当然里面已包含了进贡给居民小区物业公司的抽头。
实际上，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为民间控制的局面不过是中国拾荒业的一个样板戏，许多地方都面临着放任或收编农民游击队的两难之境――为此，由杜欢政主导的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设计出一套方案，在以循环利用废旧金属为主导产业而有“五金之都”之称的浙江省永康市试行。
在改革之前，本地人口不过50余万的永康市大街小巷游走的“农民回收游击队”将近有4000多人。新方案推行后，物华回收有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将原有的数千散兵游勇收归旗下，实行“七统一”：统一规划、统一标识、统一着装、统一价格、统一衡器、统一车辆、统一管理，改编经费由龙头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在杜欢政看来，这是为拾荒农民正名的重要举措，他们将不再被视为二等公民。同时，这4000名农民又分别挂靠在120个收购站点，这些收购点再分属4个回收基地，基地直接与交易市场挂钩，进行交易。
“永康模式”的精髓在于，它强调政府应当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主张“市场化”与“公益化”并重的原则，并且尊重了过去20余年来形成的既有利益结构链条。“永康模式”已试行一年多，比较成功，现今浙江省已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试行。
而今，北京正在部分小区试点的“资源回收体系统一化”工程，似乎受到“永康模式”中“公司加个体户”理念的影响――海淀区的再生资源回收物流配送体系于2006年10月9日正式启动，回收垃圾的小贩、板车，将逐步被封闭式运输货车取代，首批13辆运输车开始对紫竹院、八里庄等8个街道
共80个社区回收试点网点的再生物资进行统一收取和物流运输，而试点的“社区回收站”所有“回收员”都是外地进京务工人员，其中八成就是以前的拾荒人。
垃圾税是绿色税种吗?
城市中庞大的农民回收队伍，的确为北京环卫部门减负不少，但所剩生活厨余垃圾数量依旧庞大，令管理者大为头疼。
1991年，北京利用世行贷款建成了大屯转运站和阿苏卫填埋场并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北京的垃圾处理进入无害化阶段。此前，北京的垃圾不过是采用简易堆放的方式进行处理。
所谓“无害化”，很长时间国内主要指“填埋”。据北京市政管委会介绍，截至2005年底，北京对垃圾的处理中，3.1％进行了焚烧处理，8.4％堆肥，制作成垃圾肥料，88.5％则填埋。预计到2010年，北京的垃圾日产量将达到1.6万吨，这对于北京城是个巨大的挑战。而现实的情形恐怕要更加悲观一些，因为规划中的焚烧及综合处理设施均建设进程缓慢――北京计划建设南宫、高安屯、六里屯、阿苏卫4座生活垃圾焚烧成，但其中高安屯和六里屯因为环保问题遭致周边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强烈反对，一度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然而，在王维平看来，过去政府的一些法律和政策都在被动地接受垃圾，强调末端无害化处理实际上是“下策”。那么，何为“上策”呢?自然是“源头减量”。要实现“源头减量”，自然要从制造厨余垃圾的家庭人手，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
要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经验”值得借鉴。日本的家庭垃圾分类极为精细，最早分为可燃和不可燃两类，后来又增列出资源垃圾和粗大垃圾，以及电池、灯管和油漆等有毒有害垃圾。常常访问日本的杜欢政教授说，哪怕一个普通的酒瓶，日本的家庭主妇也要把它分解成瓶身、瓶盖和复合膜单独存放，积蓄一定数量再交给垃圾车。
如此精密的垃圾分类适合中国国情吗?杜欢政认为，这在中国还不太可行。原因在于，中国和日本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只能学习它的精神和理念，然后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出在发展中国家切实可行的方法。“举个简单的例子，日本的女性多数不用上班，在家专门管理家务，中国女性有这个条件吗?”杜欢政说。
既然精细垃圾分类在中国目前尚不可行，那该怎么办?于是，有人提出以征收“垃圾税”的方法来扼制家庭垃圾产量。不难理解，这同为控制白色污染而进行塑料袋收费的思路如出一辙。
“垃圾税”这个提法听起来还有点新鲜，不过，征收垃圾处理费在中国却已有年头，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还是1997年六部委联合发文，都对收取“象征性”垃圾处理费作了相关规定。以北京为例，每个家庭每月需缴纳3元垃圾处理费，每年仅36元。
“一个3口之家每年大约产生垃圾1.6吨，即使按照120－125元／吨的垃圾处理成本，36元也过低，”王维平说，“尽管增收垃圾处理费用可能连带产生收费是否公平的问题，但它是目前切实可行的方法。”
不过，杜欢政认为增收垃圾处理费并不是治本良方，“垃圾量与居民消费结构密切相关，与垃圾收费并无直接关系”。
对于垃圾收费的问题，国内外一直存在争议。譬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2001年审议通过《广东省城市垃圾管理条例》时，曾否决条例草案中原拟的“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规定。
去年，英国政府曾提议引进“垃圾税”这一新税种，对扔垃圾这一行为收税，而这一设想却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其后，下议院下属的一个跨党派委员会表示，由于正在讨论中的“垃圾税”征收计划程序过于复杂、表述令人费解，政府开征“垃圾税”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据了解，在已经实施“垃圾税”的爱尔兰，越来越多的居民为了“合理避税”，在自家后院焚烧垃圾，造成了许多火灾隐患，并产生了更多难以处理的废气。还有些居民为了逃税，竟然将自家的垃圾偷放在邻居的垃圾箱里。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区域占国土面积的90%，因此，农村环境质量的改善对于我国整体环境质量的保障至关重要。农村地区最为突出的环境问题是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面源污染问题。近年来，农村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垃圾的成分和种类也更为复杂。郑好[1]等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每天产生生活垃圾约25万t，全年生活垃圾近2亿t。我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大约有250多万个自然村，农村人口达8.8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70.1%。89%的生活垃圾直接堆放在房前屋后，沟渠、河道、池塘等闲置地头，无人负责垃圾的收运和处置。这对农村的环境及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7，8]。因此，农村生活垃圾必须得到妥善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选择与地区概况、经济水平、技术水平、环境因素和法律政策等有关，而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存在财政收入不足、农民人均收入不高，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13]，因此，也不能照搬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河北省定位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这一功能定位使得河北省必须着手大力改善其生态环境。因此，对河北省平原地区农村环境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现场实地研究、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农村生活垃圾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探索适合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模式，为河北省平原地区农村环境论文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数据和方法建议，对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材料与方法
2.1调查区概况
河北省是京畿要地，区位优势明显，是京津冀的核心位置，位于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的有效辐射范围内，具有优良的外部发展环境，地跨东经113°04′～119°53′、北纬 36°01′～42°37′之间，现辖11个地级市、108个县，是中国唯一兼具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和海滨的省份。
2.2调查内容
本次调研时间为2014年7月～2015年3月，共涉及到河北省10个地级市的29个县的69个村，涉及的29个县主要有：保定市涞水县、曲阳县、顺平县、徐水县、易县，承德市隆化县、平泉县，邯郸市广平县、曲周县，衡水市安平县、故城县、武邑县，廊坊市三河，秦皇岛市卢龙县，石家庄市栾城县、深泽县、元氏县、赞皇县、赵县、唐山市滦县、迁西县，邢台市临城县、临西县、内丘县、宁晋县、清河县、沙河县，张家口市怀来县。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2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5.8%。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数、人均年收入、垃圾主要成分及日垃圾产生量。
2.3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Excel 2007 和SPSS 19. 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
3结果与分析
3.1调查区基本情况分析
3.1.1受访者基本情况分析
受访者基本信息情况见表1，受访者中以30～50岁之间的人居多，大部分青年人外出务工所占比例较小。农村居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部分为初高中学历。人均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家庭较少，大部分在3万元以下。
3.1.2河北省农村主要环境问题调查分析
河北省平原地区农村的主要环境问题与当地的经济水平、生活习惯、地理位置、作物种植类型、人口素质等因素有关。调查统计结果表明：63.25%的受访者认为当地的主要环境问题是生活垃圾问题；49.23%的受访者认为当地的环境问题是生活污水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引起的水污染问题；18.25%的受访者认为当地的环境问题包括垃圾焚烧、秸秆焚烧、冬季取暖燃煤引起的大气污染问题；认为噪声污染是当地主要环境问题的受访者很少，只有3.98%，这些居民主要集中在交通主干道两旁。19.82%的受访者认为所在村庄不存在明显的环境污染问题。
3.2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特征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河北省农村生活垃圾日人均产生量介于0.38～1.19 kg/（人·d）之间，平均值为0.78 kg/（人·d），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6 kg/（人·d）。在所调查的10个城市中，垃圾人均产生量有较大不同，邯郸、张家口、邢台3个地区的人均垃圾产生量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廊坊和唐山两地的农村垃圾产生量较低，均低于0.40 kg/（人·d），保定、石家庄、衡水、承德4个地区的垃圾产生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图1）。
在调查时间范围内（2014年7月～2015年6月），垃圾的产生量受季节的影响比较大，见图2。人均垃圾产生量较高的月份主要集中在2014年7、8、9、10月份，这主要是由于夏季消费季节和农忙时节造成的，尤其是在10月份，生活垃圾中会存在大量的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秸秆，此外，春节期间（2015年1、2月）垃圾产生量也会产生一个小高峰，这主要是因为大量进城务工人口返乡，再加上节日打扫庭院，购买大量节日用品造成的，这一时段的生活垃圾中塑料等可回收物品的比例会增高。
将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细分为厨余、灰渣、纸类、塑料、玻璃、金属、布类和其它八类。通过对图3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农村生活垃圾主要以厨余、灰渣、纸类和塑料为主，占垃圾总量的89.98%。各垃圾成分大小依次关系为：厨余>灰渣>塑料>其他>纸类>布类>玻璃>金属。在调查的10个地区中，石家庄、廊坊、秦皇岛、唐山等地农村生活垃圾的厨余含量较高，均在44%以上，尤其是石家庄，厨余含量高达55.25%。张家口和承德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厨余含量较低，在30%左右，其他地区介于两者之间。因此，河北省典型农村生活垃圾物理组分以无害垃圾中的有机垃圾（厨余）和渣土类（惰性物质）为主，是农村生活垃圾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此外，对河北省不同农村地区垃圾产生量与所在县的经济水平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经济水平与垃圾产生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见图4。垃圾产生量除与居民经济水平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地理位置、农业发展水平等因素相关，这造成图4中一些点位不符合趋势线的描述。但从总体来看农村人均垃圾产生量随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多，这主要是因为家庭经济水平高，购买力随之提高，产生的日常垃圾也会增加，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另外，年收入较高农村地区的垃圾组成与其他地区也明显不同，其产生的生活垃圾中可回收塑料类的比例较高，原因有二：一是生活用品中购买较多带包装的商品；二是当地居民认为产生的塑料类垃圾回收价值不大而直接丢弃，而经济水平较低地区的居民则会回收一部分塑料类垃圾。当人均收入水平超过20 000元/年后，垃圾产生量开始降低，例如廊坊三河地区人均年收入为32 000元，但人均垃圾产生量只有0.39 kg/（人·d），分析原因为该地区农民收入主要靠务工和经商，经济条件较好，生活垃圾中渣土含量较低，这导致人均垃圾产生量较少。
3.3.1河北省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探究
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分类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生活垃圾，应根据生活垃圾组成、垃圾最终处置方式来确定分类方式。若垃圾主要成分以有机垃圾为主（例如蔬菜种植区），处理方式以堆肥为主，则可将厨余垃圾、菜叶等有机垃圾分开收集；若垃圾主要成分以塑料包装、塑料地膜等为主，最终处置方式有焚烧处理设施的，则应将可燃物和不可燃物分开；若最终处置方式考虑废品回收，则应当设置专门的废品回收垃圾箱。根据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调研，建议将调查区的农村生活垃圾进行以下分类，见表2。
分类可回收利用垃圾无机垃圾有机垃圾可燃垃圾有害垃圾内容塑料、玻璃、纸张、金属等建筑垃圾、炉渣、草木灰厨余、果皮等农作物秸秆、野草、木屑、棉花壳等过期药品、油漆桶、废旧电池、日光灯管、灯泡、废弃农药瓶等去向通过废物回收或送往废品回收站实现废物资源化建筑垃圾和炉渣等可以用来铺路或垫坑，作为填埋处理中的覆盖土；草木灰可用于沤肥或直接填埋用于禽畜饲料，剩余部分进行填埋和堆肥处理进行焚烧处理或者进行压缩处理制成生物质燃料定期运送至危险废物交换中心
3.3.2河北省农村生活垃圾转运模式探究
在对河北省不同区域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及成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垃圾分类情况，选择适宜于本区域特点的垃圾处理模式。
（1）对于经济水平较好，离市、县城较近的农村（25km以内），建议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纳入城市环卫管理体系，构建城乡一体化垃圾管理模式。以村为基础、镇为枢纽、县（市）为中心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即“户分类—村庄收集—乡镇转运—县城处置”的基本模式，建立村级垃圾收集站、乡镇垃圾中转站和县级垃圾处理场。此模式应为河北省农村地区中长期主推的处理与处置模式。
（2）对于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建议采取“户分类—村小组收集—村委会转运—乡镇集中填埋”的模式，将生活垃圾简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最后进行填埋处置。
（3）对于处于水源保护地、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内的村庄，应逐步进行搬迁撤并，对未迁出的村庄产生的生活垃圾建议采取更加严格的专业化的“县统一收集——集中清运——临近县城处理”模式。
（4）对于居住分散的村庄，由于产生的垃圾量较少，应因地制宜，采取简易方式对生活垃圾进行就地处理，做到垃圾不出村。
4结语
经过对河北省不同农村地区居民的调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河北省农村主要环境问题是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污染问题。河北省垃圾日人均产生量介于0.38～1.19 kg/（人·d）之间，平均值为0.78 kg/（人·d），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6 kg/（人·d）。各垃圾成分大小依次关系为：厨余>灰渣>塑料>其他>纸类>布类>玻璃>金属。
（2）在调查的河北省10个城市中，邯郸、张家口、邢台三个地区的人均垃圾产生量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廊坊和唐山两地的农村垃圾产生量较低，均低于0.40 kg/（人·d），保定、石家庄、衡水、承德4个地区的垃圾产生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石家庄、廊坊、秦皇岛、唐山等地农村生活垃圾的厨余含量较高，均在44%以上，张家口和承德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厨余含量较低，在30%左右。
（3）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随季节变动较大，产生高峰集中在夏季消费季节和农忙时节（7、8、9、10月份），此外，春节期间（1、2月），垃圾产生量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小高峰。
（4）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垃圾日均产生量也逐渐增大，当人们收入超过20 000元/年后，垃圾产生量开始降低，这主要是由于垃圾成分中渣土类含量降低造成的。
参考文献：
[1]郑好，梁成华.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现状及管理对策研究[J].北方园艺，2010（19）：223～226.
1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区域占国土面积的90%，因此，农村环境质量的改善对于我国整体环境质量的保障至关重要。农村地区最为突出的环境问题是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面源污染问题。近年来，农村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垃圾的成分和种类也更为复杂。郑好[1]等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每天产生生活垃圾约25万t，全年生活垃圾近2亿t。我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大约有250多万个自然村，农村人口达8.8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70.1%。89%的生活垃圾直接堆放在房前屋后，沟渠、河道、池塘等闲置地头，无人负责垃圾的收运和处置。这对农村的环境及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7，8]。因此，农村生活垃圾必须得到妥善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选择与地区概况、经济水平、技术水平、环境因素和法律政策等有关，而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存在财政收入不足、农民人均收入不高，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13]，因此，也不能照搬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河北省定位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这一功能定位使得河北省必须着手大力改善其生态环境。因此，对河北省平原地区农村环境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现场实地研究、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农村生活垃圾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探索适合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模式，为河北省平原地区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数据和方法建议，对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材料与方法
2.1调查区概况
河北省是京畿要地，区位优势明显，是京津冀的核心位置，位于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的有效辐射范围内，具有优良的外部发展环境，地跨东经113°04′～119°53′、北纬 36°01′～42°37′之间，现辖11个地级市、108个县，是中国唯一兼具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和海滨的省份。
2.2调查内容
本次调研时间为2014年7月～2015年3月，共涉及到河北省10个地级市的29个县的69个村，涉及的29个县主要有：保定市涞水县、曲阳县、顺平县、徐水县、易县，承德市隆化县、平泉县，邯郸市广平县、曲周县，衡水市安平县、故城县、武邑县，廊坊市三河，秦皇岛市卢龙县，石家庄市栾城县、深泽县、元氏县、赞皇县、赵县、唐山市滦县、迁西县，邢台市临城县、临西县、内丘县、宁晋县、清河县、沙河县，张家口市怀来县。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2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5.8%。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数、人均年收入、垃圾主要成分及日垃圾产生量。
2.3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Excel 2007 和SPSS 19. 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
3结果与分析
3.1调查区基本情况分析
3.1.1受访者基本情况分析
受访者基本信息情况见表1，受访者中以30～50岁之间的人居多，大部分青年人外出务工所占比例较小。农村居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部分为初高中学历。人均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家庭较少，大部分在3万元以下。
3.1.2河北省农村主要环境问题调查分析
河北省平原地区农村的主要环境问题与当地的经济水平、生活习惯、地理位置、作物种植类型、人口素质等因素有关。调查统计结果表明：63.25%的受访者认为当地的主要环境问题是生活垃圾问题；49.23%的受访者认为当地的环境问题是生活污水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引起的水污染问题；18.25%的受访者认为当地的环境问题包括垃圾焚烧、秸秆焚烧、冬季取暖燃煤引起的大气污染问题；认为噪声污染是当地主要环境问题的受访者很少，只有3.98%，这些居民主要集中在交通主干道两旁。19.82%的受访者认为所在村庄不存在明显的环境污染问题。
3.2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特征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河北省农村生活垃圾日人均产生量介于0.38～1.19 kg/（人?d）之间，平均值为0.78 kg/（人?d），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6 kg/（人?d）。在所调查的10个城市中，垃圾人均产生量有较大不同，邯郸、张家口、邢台3个地区的人均垃圾产生量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廊坊和唐山两地的农村垃圾产生量较低，均低于0.40 kg/（人?d），保定、石家庄、衡水、承德4个地区的垃圾产生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图1）。
在调查时间范围内（2014年7月～2015年6月），垃圾的产生量受季节的影响比较大，见图2。人均垃圾产生量较高的月份主要集中在2014年7、8、9、10月份，这主要是由于夏季消费季节和农忙时节造成的，尤其是在10月份，生活垃圾中会存在大量的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秸秆，此外，春节期间（2015年1、2月）垃圾产生量也会产生一个小高峰，这主要是因为大量进城务工人口返乡，再加上节日打扫庭院，购买大量节日用品造成的，这一时段的生活垃圾中塑料等可回收物品的比例会增高。
将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细分为厨余、灰渣、纸类、塑料、玻璃、金属、布类和其它八类。通过对图3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农村生活垃圾主要以厨余、灰渣、纸类和塑料为主，占垃圾总量的89.98%。各垃圾成分大小依次关系为：厨余>灰渣>塑料>其他>纸类>布类>玻璃>金属。在调查的10个地区中，石家庄、廊坊、秦皇岛、唐山等地农村生活垃圾的厨余含量较高，均在44%以上，尤其是石家庄，厨余含量高达55.25%。张家口和承德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厨余含量较低，在30%左右，其他地区介于两者之间。因此，河北省典型农村生活垃圾物理组分以无害垃圾中的有机垃圾（厨余）和渣土类（惰性物质）为主，是农村生活垃圾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此外，对河北省不同农村地区垃圾产生量与所在县的经济水平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经济水平与垃圾产生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见图4。垃圾产生量除与居民经济水平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地理位置、农业发展水平等因素相关，这造成图4中一些点位不符合趋势线的描述。但从总体来看农村人均垃圾产生量随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多，这主要是因为家庭经济水平高，购买力随之提高，产生的日常垃圾也会增加，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另外，年收入较高农村地区的垃圾组成与其他地区也明显不同，其产生的生活垃圾中可回收塑料类的比例较高，原因有二：一是生活用品中购买较多带包装的商品；二是当地居民认为产生的塑料类垃圾回收价值不大而直接丢弃，而经济水平较低地区的居民则会回收一部分塑料类垃圾。当人均收入水平超过20 000元/年后，垃圾产生量开始降低，例如廊坊三河地区人均年收入为32 000元，但人均垃圾产生量只有0.39 kg/（人?d），分析原因为该地区农民收入主要靠务工和经商，经济条件较好，生活垃圾中渣土含量较低，这导致人均垃圾产生量较少。
3.3.1河北省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探究
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分类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生活垃圾，应根据生活垃圾组成、垃圾最终处置方式来确定分类方式。若垃圾主要成分以有机垃圾为主（例如蔬菜种植区），处理方式以堆肥为主，则可将厨余垃圾、菜叶等有机垃圾分开收集；若垃圾主要成分以塑料包装、塑料地膜等为主，最终处置方式有焚烧处理设施的，则应将可燃物和不可燃物分开；若最终处置方式考虑废品回收，则应当设置专门的废品回收垃圾箱。根据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调研，建议将调查区的农村生活垃圾进行以下分类，见表2。
分类可回收利用垃圾无机垃圾有机垃圾可燃垃圾有害垃圾内容塑料、玻璃、纸张、金属等建筑垃圾、炉渣、草木灰厨余、果皮等农作物秸秆、野草、木屑、棉花壳等过期药品、油漆桶、废旧电池、日光灯管、灯泡、废弃农药瓶等去向通过废物回收或送往废品回收站实现废物资源化建筑垃圾和炉渣等可以用来铺路或垫坑，作为填埋处理中的覆盖土；草木灰可用于沤肥或直接填埋用于禽畜饲料，剩余部分进行填埋和堆肥处理进行焚烧处理或者进行压缩处理制成生物质燃料定期运送至危险废物交换中心
3.3.2河北省农村生活垃圾转运模式探究
在对河北省不同区域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及成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垃圾分类情况，选择适宜于本区域特点的垃圾处理模式。
（1）对于经济水平较好，离市、县城较近的农村（25km以内），建议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纳入城市环卫管理体系，构建城乡一体化垃圾管理模式。以村为基础、镇为枢纽、县（市）为中心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即“户分类―村庄收集―乡镇转运―县城处置”的基本模式，建立村级垃圾收集站、乡镇垃圾中转站和县级垃圾处理场。此模式应为河北省农村地区中长期主推的处理与处置模式。
（2）对于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建议采取“户分类―村小组收集―村委会转运―乡镇集中填埋”的模式，将生活垃圾简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最后进行填埋处置。
（3）对于处于水源保护地、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内的村庄，应逐步进行搬迁撤并，对未迁出的村庄产生的生活垃圾建议采取更加严格的专业化的“县统一收集――集中清运――临近县城处理”模式。
（4）对于居住分散的村庄，由于产生的垃圾量较少，应因地制宜，采取简易方式对生活垃圾进行就地处理，做到垃圾不出村。
4结语
经过对河北省不同农村地区居民的调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河北省农村主要环境问题是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污染问题。河北省垃圾日人均产生量介于0.38～1.19 kg/（人?d）之间，平均值为0.78 kg/（人?d），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6 kg/（人?d）。各垃圾成分大小依次关系为：厨余>灰渣>塑料>其他>纸类>布类>玻璃>金属。
（2）在调查的河北省10个城市中，邯郸、张家口、邢台三个地区的人均垃圾产生量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廊坊和唐山两地的农村垃圾产生量较低，均低于0.40 kg/（人?d），保定、石家庄、衡水、承德4个地区的垃圾产生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石家庄、廊坊、秦皇岛、唐山等地农村生活垃圾的厨余含量较高，均在44%以上，张家口和承德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厨余含量较低，在30%左右。
2010年7月1日，原西城区和宣武区合并成新西城。合并之前，两区垃圾分类的思路、管理模式和人员各有区别。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实现两区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的统一，从而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工作是合并之初的首要任务。合并之后，西城区迅速整合了一支厨余垃圾专业收运队伍，建立了厨余垃圾专用楼，专门收集小区的厨余垃圾；迅速整合了管理模式，将垃圾分类的责任统一落实到各个街道，在街道办事处的城建科有专人负责各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想方设法来筹集资金，保障全区700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补助的按时发放。一年多的时间，新西城的垃圾分类不仅在管理体制上，而且在工作思路上有了相当大的突破，垃圾分类的硬件配备、软件开发以及宣传教育都红红火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截止2011年10月，西城区共有454个小区（大厦、学校）、156个党政机关和窗口单位实行垃圾分类工作，约58万人参与垃圾分类，辖区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75%，垃圾分类运输率已达到90%，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30％以上。
一、园林垃圾“零废弃”
随着城市绿化覆盖率的提高，绿化垃圾的产生也越来越多，如何处理这些垃圾而又不污染环境成了当务之急。绿化垃圾作为可回收利用的宝贵资源，已成为垃圾分类管理的重要解决对象，无害化消纳处理绿化垃圾可有效减轻城市垃圾消纳负担。
为了贯彻落实北京市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的相关精神，在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的倡导下，西城区于2005年在东坝苗圃自有土地内，建成了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加工厂，使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变废为宝。该工厂采用微生物降解技术，日处理绿化垃圾5吨，可将园林绿化废弃物再利用，生产最终产品为高效有机肥，用于屋顶绿化、苗圃花房、城市绿地养护，实现零垃圾堆放，随产随消，消除火灾隐患。技术可称为当时国内领先水平，至今已运行6年，处理效果十分显著。
2010年，原处理厂面积扩大，处理间扩建，新厂年处理能力达66180立方，项目生产最终产品为土壤改良的基质，可将园林绿化废弃物消纳与土壤改良基质生产加工有机结合，疏松透气、保水、保肥、保温，既清洁环境，又节省了资源。这是一种科技含量较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产品，可实现城市生态的良性循环。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加工厂扩建后将实现西城区绿色垃圾零排放，不仅大大减少绿色垃圾的产生，还能最大限度地开发绿化垃圾的价值，使其“变废为宝”，实现了城市生态的良性循环。
二、果蔬垃圾就地处理变废为宝
菜市场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剩菜叶、烂水果，如果不及时处理，肆意堆放，不仅影响菜市场环境，还会散发臭味，菜市场就会变成让周围居民“又爱又恨”的地方。以往的垃圾处理模式中，果蔬垃圾直接混到了生活垃圾中，被运往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由于果蔬垃圾水分含量高，有机质成分所占比例大，直接填埋会产生垃圾渗滤液，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二次污染。
什刹海街道的润得立菜市场里建有果蔬废弃物减容站，安装果蔬垃圾处理机，进行果蔬垃圾就地处理的试点。在处理站，果蔬垃圾通过就地处理，再经过脱水、粉碎等工艺后直接变成肥料使用。每个果蔬垃圾处理站不仅不会产生垃圾渗透液，每年还能节省45万元的运输成本。通过对菜市场垃圾的分类处理，有效地减少菜市场的垃圾量，基本实现果蔬垃圾零废弃。目前润得立菜市场每天处理果蔬垃圾约5吨。2012年，西城区将选择3处大型菜市场，建设城区首批果蔬垃圾处理站。
三、多管齐下抓餐厨/厨余
由于饮食文化和餐饮习惯，餐厨垃圾成了中国特有的现象。中国餐桌浪费惊人，每天会产生大量的餐厨垃圾。数量如此庞大的餐厨废弃物，其处理问题不仅让政府头疼不已，由餐厨废弃物产生的“地沟油”、“垃圾猪”还会成为食品安全问题。
许多城市对餐厨废弃物的管理缺乏系统机制，大部分的餐厨废弃物被城郊“养猪户”有偿收购后直接用来喂猪，对食品安全和市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还有一部分被一些不法分子回收后提炼成“地沟油”，回到餐桌。此外，一些餐饮店还将餐厨废弃物与其他生活垃圾混杂乱堆乱倒，有的直接将餐厨废弃物排入下水管网，造成路面污染和管网阻塞。这不仅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严重影响市容和人居环境，还对水体产生污染。因此餐厨垃圾和厨余垃圾的分类收运工作在整个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的推进过程中尤为重要。
西城区作为北京市的一个中心城区，集中体现了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特殊性。西城区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国家部委、优质教育资源和社会单位。从单位抓起，从学校抓起，成为西城区餐厨垃圾管理的第一步。目前已有116家单位参与了餐厨垃圾的分类收运，每月清运餐厨垃圾452.13吨，运往朝阳区高安屯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处理，逐步规范餐厨垃圾排放管理。第二步对宾馆饭店和餐馆一条街等餐厨垃圾相对集中的地区进行专业收运。专业队伍定时定点上门收运餐厨垃圾，并与该单位签订服务协议，确保餐厨垃圾的日产日清。华天饮食集团、什刹海小餐馆一条街和金融街街道的金树街实行餐厨垃圾规范运输试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第三步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增设餐厨垃圾就地处理设备，实现餐厨垃圾“零废弃”管理模式。
四、高科技的垃圾收运
西城区目前有垃圾清洁站46座，垃圾转运中心1座，280个垃圾转运大箱，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垃圾运输车辆进行转运工作。在传统的业务过程中需要进行停车、登记、称重等程序，人工操作方式不仅耗时，而且误差率很大，此外薄弱的控制环节还容易滋生人为舞弊的行为，给国家，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这种依靠人工操作的工作方式逐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处理要求。
由西城环卫中心和中科院联合开发的密闭式垃圾清洁站信息传输系统是将监控系统、3S技术与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相结合的智能化综合管理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可以自动完成清运车辆、垃圾大箱称重数据获取、垃圾清洁站内进出车辆大箱信息、时间、清洁站编号等数据采集功能，并将这些数据及视频监控信息通过3G网络传输到环卫服务中心，环卫中心可通过远程对讲系统，对各个清洁站的清运和保洁作业进行监管。系统经过一定时间的数据积累后，可智能分析清运垃圾类别分布状况，统计并规划调整清运时间以缓解清运高峰，具备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别清运量预测等能力，为实现城市垃圾清运模式的综合评价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监控系统采用电子地图，可直观形象地显示垃圾清运的具置细节，便于突发事件的处理。
经过这个系统，让垃圾管理更加科学化，告别了过去的三联单，由过去的数据一月一结算，变成了实时监管和实时掌控，不仅可以提升垃圾清运、处理的效率，使得业务管理模式走向条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并且为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做好前期铺垫。2010年西城区清运垃圾总量从2009年的35万多吨，下降到32万多吨，使西城区改变了近几年来垃圾清运量逐年上升的状况。
五、开展“周四垃圾减量日”
2010年4月16日，北京市首次“周四垃圾减量日”活动吹响了垃圾分类战争的号角，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工作高度重视，向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发出倡议：树立绿色低碳环保健康的生活理念，养成爱护环境、勤俭节约，物尽其用、减少废弃的文明习惯。向市民发放了围裙、毛巾、环保笔、购物袋等宣传品以及各类宣传材料共计4000多份，普及了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知识，提高了市民的环保意识。
百闻不如一见。不比不看，不会知道自己的不足和差距。1999年8月，我去德国汉诺威参加“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有幸亲自领略德国的环保。飞机进入德国境内逐渐降低高度时，地面上的情景慢慢地尽收眼帘，山清水秀，碧色千里，红楼绿树目不暇接，令人心旷神怡。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我们乘大巴赴汉诺威，路经许多乡村小镇，空气清新，大地像铺着一层绿地毯，无论是山丘还是平原，都难以见到黄土。公路上的货运汽车车厢全都是封闭式的，车上装运东西不会散落飘洒造成污染，路旁没有垃圾脏物堆积。这情景，不由得令人叹服：环境保护得真好。
德国环境保护意识的产生民间比政府更早一些。民间的环境保护自觉性和自发性很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人们普遍认识到环境与自己的生存休戚相关，保护环境要从自己做起。住宅院落绿树成荫，鲜花簇拥，没有人随意乱扔垃圾，环保意识已成为他们近乎本能的习惯。我们先后去过汉诺威、柏林、法兰克福等城市的超市，看见人们购物时都拎着一个布袋子装东西。尽管超市有塑料袋，免费提供给顾客，但人们都不去拿，意在杜绝白色污染。在开姆茨市，居民扔垃圾时要根据体积和重量贴上“垃圾票”，计量支付清理费，垃圾多者要多付钱。
德国是世界上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与德国政府长期以来重视环境教育，加大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不断扩大绿色植物覆盖山川大地的举措分不开。他们不断改善公共场所的环卫设施，从硬件方面保证环保的及时性和持续性，垃圾箱分类盛装，便于清运处理，生活用品在制造时已考虑到回收的问题。
我们的近邻韩国的环境保护也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
2001年6月，我随西北师大中韩文化交流代表团去韩国。韩国的环境保护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影响。我们从青岛坐轮船到韩国仁川，从仁川乘坐韩方派来的大巴去汉城。大巴行进的路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绿色，茂密葱绿的森林覆盖了山坡丘陵，空气新鲜，浸心爽身，使人感到十分惬意。正如随行的一个中国大学生所说：“那种感受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知道，用语言无法表达出我当时的心情，迷人的绿啊！诱人的绿啊！”韩国绿化面积达到国土面积的70%以上。韩国人很自豪地说，他们的相当一部分原始森林保护得完整无损。他们的人造森林时间并不长，不过二三十年，但现在已形成规模。
韩国人也特别注意生活垃圾的处理。他们从不随手乱扔垃圾，这也已经形成了习惯。韩国人出外都带着小垃圾袋，随时把零杂废物装起来，碰见垃圾箱就扔在里面。他们的分类垃圾箱随处可见。在去蒲项的途中，停车休息，我下车随意转了转，在这远离城市的小村镇，也摆有分类垃圾箱。
我们还参观了韩国的posco 公司，这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一进入厂区，感觉到好像进了一个公园，绿化好，噪音小，污染少，不像钢铁厂。据介绍，钢铁厂在建厂初期就留了15%的土地种草种树种花，防止污染。
有“花园之国”美称的新西兰，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新加坡以严厉的惩罚手段保护环境，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会受到重罚，甚至鞭刑，其目的在于使环境益福于人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环保局于1997年决定在全国开展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张家港、大连、深圳、厦门、威海、珠海六城市在较短的时间达标，被授予“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这些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特点是：社会风气好，精神文明昌盛，经济发展快速健康，环境质量优良，能合理利用资源，生态良性循环，具有“花园式”的 城市美，整洁干净，基础设施健全，居民身体健康。
垃圾是污染环境的重要因素，上海、北京等地在处理垃圾方面采取了一些很好的措施。上海市对垃圾的收集，不仅注意到有利于分类处理，还进一步细微地考虑到垃圾中有毒物的危害性。投放垃圾桶，分有毒桶、无毒桶、有机桶三种，把有毒垃圾物分类进行特殊处理，避免混在无毒垃圾中变成毒体媒介物，使其他垃圾物受污染扩大危害。
北京市千方百计解决垃圾清运工具不封闭、在清运中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海淀区垃圾清运车原来经常“流淌”，走一路，洒一路，臭一路。海淀区环卫局环卫科对垃圾清运车进行了改造，密封了车厢，里面设计为二层，装垃圾后，“水汁”渗淌在第二层，车厢的缝隙用防腐蚀、耐磨损、不易老化的橡胶封条密封，“水汁”不易流淌出来，车到垃圾场后，先拧开龙头放掉“水汁”，再倒掉其他垃圾。北京市通州区投资400万元修建了垃圾收购站，把分布在各处的300多个垃圾收购站集中起来，使每个“破烂王”都有一处固定的站点。这样妥善解决了垃圾收购站在大街小巷随意设立，给城市形象造成脏乱差的问题，也有利于社会治安。
环境是人们生活、工作、学习所依赖的空间，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情绪、健康、安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环境又是一个地方和城市的门面、窗口，是外来人士产生第一观感，形成第一印象的最主要因素。
东部的良好环境保护为东部的招商引资起了积极作用。西部地区如何学习国外和国内其他地区环保的先进经验，使环境保护在西部大开发中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有利于人民健康的重要环节，需要我们认真思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个人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环保的认识。报纸、电台、电视台应设“环境保护”专栏，宣传要深入家庭、深入人心，不能一阵风，当时髦，要坚持不懈，使人们明白环保与每一个人自身休戚相关，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其次要强化管理，明确目标，达标定时，成果量化。地方政府应从自己做起，要求下级层层立环保“军令状”，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布，让群众监督。明确政府与环保业务管理部门的职责，抓目标管理。单位应有专职领导抓环保，按照国家规定的环保考核标准要求落实责任，考核要听取群众意见。
再次要充分挖掘环保科研潜力，提高环保科研水平。西部地区环保科研人员也可以和国际环保研究单位、研究人员联袂攻关，解决一些重大科研课题。环保科研课题应多注意研究解决西部地区环保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研究那些已熟视无睹，而一旦解决就会产生明显效果的课题。
私人承包垃圾站的模式比比皆是
曾在北京不同小区承包近10个垃圾站的钱三友是河北廊坊人，十几岁就做垃圾处理工。他说，目前在北京这个生意越来越难做。不过对于中国更多城市而言，私人承包垃圾站的模式比比皆是。
清上园垃圾站里一片狼藉，两个男人都去小区运垃圾。剩下的3个女人，身边放着一堆工具和几个白色橡胶桶。
“里面有好多铜和铝，值2万多元呢。”一个女人说。
作为这个垃圾站的承包者，钱三友说，这种生意的源头是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四川小老板到北京，承包了一些小区和大厦的垃圾处理业务。
正如通常模式，钱三友把垃圾站又转包给别人，一般是类似于清上园垃圾站这样的一家人。钱三友每月给他们每人500元，而出售“可回收垃圾”的收入则归他们所有。垃圾站虽然地处小区外，但场地和一些设施都是小区提供的。
这个小区每天大约可以运出3吨垃圾，正好装满一箱――体积略大于QQ车一类的微型轿车。钱三友不愿说承包这个垃圾站，小区付给他多少钱。而被清理过的“无用垃圾”，要以200元一箱的价格交由环卫部门处理，这200元由他支付。
每天下午，环卫部门都会按时派人来收垃圾、收钱，然后进入他们的处理流程。
听见钱三友抱怨城管的作为，刚刚踏进垃圾楼的小区物业主管接过话茬：“还不是你们垃圾楼的规格没达到人家的水准？”
现在，根据海淀区创建文明城区的要求，除了干净、清洁，垃圾不能“落地”。
但“落地”是这门生意的关键――如果不能把垃圾摊在地面上，分拣出其中的“可回收垃圾”，钱三友的下家将无利可图，而这个垃圾站生意链就难以持续。
小区不仅要支付给环卫部门运走垃圾的费用，还要负担这样一个标准垃圾站的运行费用。按照钱三友的说法，小区把垃圾站包给他，更“省钱”。
院子里的细致分工
在2014年春夏启动拆迁前，位于京北的东小口镇，算得上是北京面积最大的废品回收集散地。这里有数万流动人口聚集，多半来自河北以及河南信阳。
马路一侧，纵向延展开无数条通道。每条通道里有十几个店面，其实都是开阔的院子，杂乱堆放着废旧物品。院子口多有一幢小平房，有的挂着牌子，写着“收啤酒瓶子”或是“收塑料”。更多的是什么牌子也不挂，堆放在院子里的物品说明一切：五颜六色的塑料饮料瓶扎成一捆小山，地下横七竖八的麻袋里露出来的全是白色的塑料泡沫。
作为店面的小平房大多没有门，用帘子隔开外面的世界。门口铁丝上晾着衣物，加上散乱一地让人无处下脚的垃圾、大秤和三轮推车，组成了这些老板们生活的标配。
官方统计，该镇共有回收市场、规模出租大院28个，共占地2162亩。
李姓老板对此颇多抱怨。他主要回收钢材。从前他在西北三环附近巴沟的废品站做这一行，那里被拆迁，他迁到四环，又被拆迁，“现在到北五环了，没想到还要拆迁。”
据他所言，自己跟一些拆迁工地“有关系”，所以能够得到“原料”。经过简单的分装和处理后，河北、天津的厂家会直接派车来拉走。
他说，这几年生意不好做了，利润很低，所以他家开不起好车，对面一家比他们早来，现在“都开奥迪了”。
像他这样的院子，在路口位置，不到100平方米，月租金大约1万元，位置稍差的月租可以降至5000元。
在一家专门经营塑料回收的店里，王姓老板解释了塑料饮料瓶在东小口的流程：他收到不同种类的瓶子，分好类，将其中的塑料饮料瓶转手给东小口另一个院子。
在这个专门处理塑料饮料瓶的院子，瓶子被重新分类，然后被粉碎，再转手。
第三个院子的任务是，将这堆材料用盐水清洗干净，再加工成绿豆大小的颗粒。来自江苏、浙江、河北等地的厂家会拉走这些原料。
“大多数布料都是用可乐瓶子做的，可乐瓶子拉丝特别长。很多瓶子在东小口自己就能处理，但这不是一家能干的事情，得好几家互相配合。”王老板说。
他说，瓶子的分类有十几种，玻璃酒瓶子还会再被分为五六种。
分类标准主要是用途，质量不错、可以直接再利用的玻璃酒瓶，会被酒厂带走。质量不好的则被拉去高温处理再加工为玻璃，“分得特别细”。
一名姓高的小伙子，称自己为“散跑”。
他每天把走街串巷收购来的废品分好类，装到三轮自行车上，拉到东小口出售，上下午各一次，“主要卖点铁、电器赚钱，纸壳、瓶子都不赚钱。纸壳我们收是5角一公斤，来这交7角5。500毫升的塑料瓶我们收8分，在这里卖9分，也就是走量，一天大概赚70元。”
现场加工的外墙保温原料
相比之下，在发展略显滞后的北京南部、西部，“院子”们很少大规模扎堆，更多散落在以四环为边界的广大区域里，越往南越多。由于需要更长时间等待厂家的货车，它们一般会有自己的仓库。
南四环外肖村桥西南侧的一处废品市场，面积约万余平方米。同一类废品在这里只有一个摊主经营。在靠近东南位置的一个摊点，来自河南信阳的一对夫妻也经营瓶子生意。
丈夫朱老板说，500毫升的塑料饮料瓶每个收购价8分钱，易拉罐1角，啤酒瓶2角，“每天大概能收6麻袋，每麻袋600个瓶子，利润每个不到1分钱。”由于周围经济环境不佳，所以这里的业务量与全市同行相比非常少。
每隔几天，就有更大的收购站或者厂家来拉走这些瓶子，“谁给的价格高卖给谁。”
房租是这对夫妇最大的开支，这处约150平方米的空间承担他们的全部生活，每年租金约4万元。
河南人吴老板做废旧泡沫生意。这个摊位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加工厂房：封闭的泡沫粉碎机器将泡沫打碎，通过管道输送到另外一台可以实现高温融化的机器里，输出的泡沫已变成细长的“面条”，最终由切割机将“面条”切成细碎的小块，成为可以直接出手的外墙保温原料。
“泡沫占地方，又没有分量，收废品的一般不收。”吴老板说，这套设备价格约5万元，每天可以处理几千公斤泡沫，“原料不足”。
泡沫无论好坏，他的收购价都是每公斤5元，仍然很难满足生产需求，“干这一行的很多，竞争激烈，北京像我这样的摊子，有好几十家。”
东南三环十里河桥附近，有一处三环内少见的废品市场，主营金属以及废旧报纸等。在拆迁压力下，它已经不再回收塑料瓶等占地较多的废品。
在这里，铝的收购价格为每公斤10元，行情最好的2006年前后曾达到18元。“现在收废品的人太多了，停一辆卡车就收废品，平均5公里就有一个。”铝收购摊位的老板说。
纸张通常分为报纸、纸箱以及书本纸来收购，报纸最贵，每吨1300元左右；纸箱按照质量不同，每吨500元到900元不等；书本纸介于两者之间，每吨约 700元。
有些尴尬的“正规军”
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兴介绍，北京市每年约产生废旧饮料瓶20万吨。他们的企业如果满负荷生产，可年处理5万吨。但现在因为原料不足，仅能实现约50%的生产能力。
按照他们掌握的情况，目前北京地区约有300余家没有资质的塑料瓶加工作坊，处理了绝大多数废旧饮料瓶。
“他们都用地下水处理瓶子，加入工业强碱清洗，废水不作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高兴说。
这样，“盈创再生”就有些尴尬。它在2008年成立的初衷，是为解决母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生产原料问题――意图收集足够多的废旧塑料瓶。
作为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这家工厂用2亿元购买了全套进口设备，建设了全封闭处理系统以及水处理系统，但却无法与那些排水管直径超30厘米的“院子”竞争。
“作坊里没有处理水设备，缺少所有环保处理环节，成本比我们低很多。”高兴表示，与作坊相比，第一个不同是废水处理，第二个就是最终产品的纯净程度不同。
“盈创再生”的最终产品是再生聚酯切片，可以直接用来生产再生塑料瓶。
这种将食品级塑料瓶直接处理为食品级原料的过程，是资源循环利用行业的最高追求，以及回收物的最高级别用途，“原来是什么，后来还是什么”。
因为一旦处理后纯度“降级”，将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更大负担。
目前，国内饮料企业还没有能够接受这种再生料的，“盈创再生”的此类产品只销往可口可乐一家，但已供不应求。
高兴说，500毫升的塑料瓶送到他们这里时，价格已经上升到1角7分至1角8分。
为了解决废旧塑料瓶的来源，2011年“盈创再生”开发了饮料瓶回收机，并在地铁站、学校等公共场所投放了300余台。
“效果超出预期。”高兴说，每台回收机每年大约回收75万只塑料瓶，500毫升塑料瓶1角一个。
吸取之前北京曾经投放过回收机的经验，回馈方式不再是硬币，而是改成以支付宝[微博]支付，或者划入投放者的交通卡、手机账户中，另外一部分无偿投放的，则被转成慈善基金。
摘 要：文章从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背景、上海市循环经济立法的发展历程及上海的垃圾分类制度的建设三个层面对上海市旧衣回收的制度保障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了全方位的制度保障是上海市旧衣回收工作在全国具有引领作用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上海; 旧衣回收;制度保障
上海是个时尚之都，服装的更新换代较之其他城市快得多。据相关研究者调查统计，上海大约有46.5%的家庭存放着30件以上的大件废旧服装，在上海2010年产生的大约732万吨的生活垃圾当中，废旧织物约占13万吨，所占比例为17.76%。研究上海市的旧衣回收工作具有现实意义。而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而言，目前上海有全国唯一一家有正规资质的回收企业，有较完备的政府的政策扶持体系，其废旧衣物回收体系的建设和政策保障值得国内其他城市借鉴。
一、国家及上海市政府的重视是旧衣回收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
为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总体要求，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的文件部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环资司的积极倡导和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商务部、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纤维检验局、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总后勤部军需研究所的共同推进，“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于2012年11月21日在北京成立。联盟的核心任务就是提高废旧纺织品的综合利用率，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技术支撑体系，并着力开拓和培育废旧纺织品的综合利用及市场需求，鼓励产业集聚，最终达到提高废旧纺织品的综合利用能力和利用水平。
在国家重视废旧衣服回收利用的大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十分重视旧衣回收利用工作。早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环资司、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总后勤部军需研究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大、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政协、还有致公党、台盟等派就对废旧纺织品（衣物）综合利用情况进行了考察调研。上海市政府于2010年9月25日出台了《关于十五个部门联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促进源头减量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62号）文件，当年12月15日就废旧衣物回收利用开始在居民住宅小区进行试点;2011年5月15日起推进至全市的试点工作;2012年2月27日，上海市政府首次明确将“废旧服装回收利用建设项目”列入“上海市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专项建设项目”和“上海市实施2012-2014年第五轮三年环保行动计划”中，与“生产垃圾源头分类收集项目”同步进行。
二、上海循环经济立法的逐步完善，为垃圾分类和旧衣回收奠定了制度保障
上海市非常重视循环经济的发展，早在十年前就出台了诸多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这些为之后的垃圾分类标准的制定及旧衣回收的发展奠定了制度保障。
早在200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十五”生态环境建设重点专项规划的通知中就提出：“中心城区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处置的无害化，初步形成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填埋、焚烧以及综合处理等多种处置方式合理配置的固体废弃物处置系统，力争实现固体废弃物产出数量与处置能力的动态平衡。”为后来上海市垃圾分类制度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2003年制定的“上海市2003年-2005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意见”中，专门对固体废物处置与利用做了说明，其中第三部分指出：“进一步提高固体废物收集、利用和处置水平”，提出了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强化能力建设和机制建设，全过程、全方位地提高固体废物的收集、利用以及处置水平。全面推动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理，积极寻求适应上海市城市特点的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模式，努力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2004年底的关于创建循环经济试点工业园区的通知中，上海市明确指出，要根据循环经济理论和清洁生产要求以及工业生态学原理设计建立新兴工业园区。它通过能量传递或物流等多种方式把不同企业或工厂连接起来，形成互换副产品和共享资源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家工厂的副产品或废弃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能源或原料，模拟自然系统，在产业系统中建立“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寻求实现物质的闭环循环、能量的多级利用和废物产生的最小化，从而实现环境影响和资源节约的最小化。这一通知引入了物质闭环循环的概念，提出了废物再利用的具体措施。
在2005年的《关于创建循环经济试点工业园区的通知》中上海市明确提出逐步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建设节约型城市，以清洁生产、资源利用循环化、资源消耗减量化为重点，抓好多种形式循环经济试点，并提出着手编制上海发展循环经济白皮书。在2006年编制的上海循环经济白皮书中，提出了上海到2010年和2020年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思路和主要目标，包含了工业节能、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业节水、工业节材、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综合引导性政策。
在2010年制定的上海市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专项扶持办法（修订）中，为了更好地促进上海市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对循环经济项目制定了扶持和奖励办法，其别规定“对工业、城建、农林和生活等废弃物的资源综合利用，如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污水处理厂污泥、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机电产品再制造、电子废弃物、废铅酸电池、危险废物以及其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回收网络建设”等进行资金扶持。
总体上看，上海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经济体系的建设，在历年来的制度法规中，多次涉及到“提高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利用”、“以固体废弃物为突破口发展循环经济”、“对循环经济项目实施奖励”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为旧衣回收和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上海垃圾分类标准的出台为旧衣回收提供了直接依据
上海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垃圾分类工作，经过多年实践，分类标准逐步完善、工作内容不断拓展。国家建设部于2004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 ，标准将“可回收物”分为6小类：纸类、塑料、金属、橡胶、玻璃、织物。其中， 织物是指如旧衣服、被褥、床单等的废弃纺织物，。依据这一标准，2012年1月上海市出台了《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导则（试行）》，在2013年1月2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容环境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送审稿审查会，在新行业标准中，床上用品、废旧服装等被列入了“可回收物”类别中，规导“织物”纳入循环利用的渠道。在此基础上，上海于2013年9月再一次了《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草案）》，2014年2月，上海正式出台《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将生活垃圾分成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干垃圾”、“湿垃圾”4类，其中，可回收物又进一步细化分类为金属、玻璃、纸张、塑料、废旧衣物等（见表1）。而其中的废旧衣物包括：废旧的衣服、毛巾、地毯、床单等织物，废旧的鞋、包等皮革制品。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表
由上表中上海居民生活垃圾回收桶的设置来看，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行“大分流、小分类”的方式。可回收物为蓝色垃圾桶，一种是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的， 如饮料纸包装、废旧衣物等，而另一种是回收机构要的，如纸包装盒、报纸、塑料瓶罐、信封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上海市确立的垃圾分类标准中，专门将废旧织物进行了分类，这为上海市得以开展旧衣的回收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总之，上海市一直以来都比较重视循环经济的建设，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导下，制定各种有关循环经济的立法，并依此建立上海市的垃圾分类制度，为旧衣回收及资源化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制度保障，这也是目前上海市的旧衣回收利用工作在全国具有引领地位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郭燕.北京和上海居民旧衣物回收再利用体系建设初探[J].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14.3：29～33.
关键词 垃圾处理；源头分类；资源配置；垃圾围城
文/高青松 胡佳慧 彭丹 唐飞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消费方式的变化，产生的垃圾越来越多。目前全国约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其中1/4的城市出现场地选址困难，由垃圾而引起的“垃圾围城”、“垃圾转移污染”和“垃圾扩散污染”、“垃圾焚烧项目邻避运动”等问题不断凸现。
垃圾源头分类非常重要且迫在眉睫
“源头混合收集、中间混合收运、末端集中处理处置”（图1）的运行模式是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处理处置的主流模式。其主要弊端是，混合投放导致交叉污染，给后续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带来诸多困难，同时交叉污染的垃圾控制不好，还会引发转移污染和扩散污染的环境污染事件。交叉污染后的垃圾不仅会显著增加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技术难度及处理成本，而且在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大量的衍生污染物，如果控制不好就变成地理空间转移污染，给生态环境带来严峻的挑战。
混合收集的生活垃圾干湿不分，相互交叉污染，不仅会显著增加处理成本和技术难度，而且在处理过程中会显著增加对环境的二次污染风险。建筑垃圾，如果其中混有生活垃圾和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如果其中混有锅碗瓢盆等金属、陶瓷、玻璃物质；生活垃圾，如果其中混入重金属等危险废物，则不仅会显著增加资源化成本，而且会降低再生产品的品质，影响再生产品的销售。
过往这些年，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城市垃圾的处理处置工作，持续加大财政对垃圾处理处置的直接投入，同时采取BOT/TOT/PPP等方式引入大量的民间资本，县及县以上的城市基本上完成了垃圾末端处置无害化设施的建设并先后投入运行，对缓解垃圾围城、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延续多年的城市垃圾收运机制、资源配置结构并未有实际性的改善，垃圾源头分类工作未见明显实效。北京、上海、南京等8个城市实施垃圾源头分类试点14年，至今未实现模块化可复制和可以大规模推广的预期目的。
垃圾源头分类难以实施的“障碍”
障碍之一：制度安排不合理
我国现行的垃圾投放、收运、处理处置方式存在明显的制度安排缺陷，没有与垃圾源头分类配套的法律法规，垃圾生产者的应尽责任与义务、混合投放应该付出的代价、垃圾计量收费标准、垃圾源头分类配套物流设施建设规划等均缺乏法律依据；即使部分居民进行源头分类，但垃圾收运环节缺乏同步配套的物流系统，分类后的垃圾在收运环节又混合到一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垃圾分类历程实践证明，垃圾源头分类的成功，是靠制度和严格的执法管出来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在没有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光靠民众的自觉就实现了垃圾源头分类。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包括法律规制、城市规划等，是垃圾源头分类管理得以实施的基础条件。
障碍之二：资源配置结构不妥当
各级政府对垃圾处理的资源配置结构存在严重问题，“轻源头分类、重末端处置”，资源配置主要集中在收运和末端处置环节，源头分类的投入几乎为零。在源头分类投放、中间收运、末端处置整个产业链条上，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末端处置环节；在源头分类环节，除了在一些社区街道摆放一些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外，几乎没有投瓜。目前，末端处理一吨生活垃圾，焚烧的直接运行成本在150～300元／吨，卫生填埋的直接运行成本在50～100元／吨。这还不包括项目的征地拆迁、项目设施建设、设备的采购费用及污染转移扩散带来的环境治理费用；不计算对局部环境的破坏和因为转移污染及扩散污染带来的环境污染隐性成本、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成本。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垃圾产量越来越多，“减量化”没有效果，相反，为了“无害化”，对末端的处置投入越来越大，但矛盾却越来越多。
障碍之三：利益主体驱动力错位
在垃圾处理利益链条当中，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其中有两个关键的利益主体，一是垃圾生产者，一是垃圾收运及垃圾处置者。现有垃圾收运处置运行模式，垃圾生产者产生的垃圾由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来进行收运和处置。垃圾生产者不付费，而垃圾收运和处置者却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收益，并且是垃圾越多收入越高。这就产生了一系列怪像：垃圾生产者没有源头分类减量的外在约束力与内在动力；垃圾收运和处置者则希望垃圾越多越好，越多就可以从政府那里申请更多的收运和处置服务费；纳税人为垃圾支付的费用越来越多，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不断加重。
强制实施垃圾源头分类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
邻避运动方兴未艾，民众环境保护意识日渐提升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公众舆论影响瞬间扩散，社会公众在排斥垃圾处理处置相关设施“建在我家后院”的同时，对垃圾源头分类的重要性已有充分的理解。越来越突出的垃圾围城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促使社会公众对解决垃圾问题进行换位思考，目前垃圾源头分类已经获得社会舆论的高度认同，要求政府立法强制执行垃圾源头分类的呼声已日渐高涨。这种日渐高涨的呼声代表了民众的觉醒，是强制实施垃圾源头分类的社会基础。
治理理念创新是推进垃圾源头分类工作的催化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作出了新的部署，要求各级立法机关不断完善法制法规体系，要求司法机关严格公正执法，要求各级执法机关依法行政，要求全体公民遵法守法，这种法治理念为解决垃圾问题指明了创新方向。依法治理垃圾是“法治中国”、“美丽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关乎百姓福祉和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因此，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指导推进垃圾源头分类工作，是一种治理理念的创新，这种创新必将成为推进垃圾源头分类工作的催化剂。
强制推进垃圾源头分类的思路
目前来看，强制实施城市垃圾源头分类管理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中，民众对源头分类意识的觉醒和依法治理垃圾的治理理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垃圾源头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制定线路图、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分步实施战略等方式渐进式推进。
增加法律规制供给
建议国家制定垃圾源头分类法律法规，将垃圾源头分类界定为公民的法定责任，同时按照“谁生产垃圾谁负责付费”的原则进行计量收费，谁生产多就付费多，必要时还可以采取阶梯计费方式，鼓励源头减量。对在一定的过渡时限内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源头分类的垃圾生产者进行奖励，对超过规定的过渡时限仍不按照要求分类的混合投放垃圾行为实行倍量计费。对现行的城市规划要求进行优化调整，对现行的混合投放、混合收运、混合处置的基础设施进行规范化改造；对扩建的城市新区，要求按照新的规划增加垃圾源头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及分类处置的基础设施。
在产业政策方面，对资源再生利用企业在城市用地规划方面优先安排；政府采购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再生资源产品；根据再生资源企业对资源再生利用的数量以及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节约的隐性成本给予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对采用先进技术及先进工艺的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给予设备购置补贴；对提高资源再生利用率和减少环境转移污染的研发企业在纵向科研立项时实行倾斜政策。
市场化运作并按照服务效果付费
建议改革现行的垃圾收运、垃圾处置运行模式，破解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各级政府可按照环保部出台的《关于做好政府购买环保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有计划、分步骤面向社会公开采购“垃圾源头分类指导、中间分类收运、末端分类处置”服务，政府按照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效果付费。为避免一哄而上造成混乱，先期应分片区、社区或者居民小区进行环境服务采购试点，为企业与居民配合创造条件，理顺垃圾源头分类指导、分类投放、垃圾计量、资源回收与垃圾分类清运等工作环节的关系，待总结经验后再逐步扩大。
构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指导、中间分类收运、末端分类处置”管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理论模型（图2）。为解决已经与政府签订BOT/TOT/PPP合同的企业因减量化而带来的处理量及收入相应减少的问题，政府可以在源头分类特许经营项目招标时，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合同企业优先权；为解决该模式运行后现有大量的拾荒人员的就业问题，建议获得该区域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收编这些人员，对其进行业务培训后成为企业聘任的工作人员，统一安排在垃圾源头分类指导和中间分类收运环节就业。垃圾计量收费或者奖惩资金，经过统计审核后可以捆绑水费或者电费进行收取，以降低收费成本。
现有城管、环卫等职能部门逐渐由城市保洁、清运的实操者过渡转型为城市环境的服务监督、服务效果审计和评价者，富余人员可以分流至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专业企业继续从事环卫保洁工作。环卫部门现有的相关清运设备可以向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公开租赁或者拍卖，相关设施则转交特许经营企业使用。
资源配置向源头倾斜
建议政府调整城市垃圾处理处置资源配置结构，资源配置向源头倾斜。通过增加“减量化和资源化”环节的投入来增加减量化和资源化的资源配置比重，相应减少“无害化”处置的资源配置比重。根据台湾的实践经验，城市生活垃圾前端源头分类工作做好后，末端无害化处置的量可以减少近2/3，换句话说，末端处置的量减少，可以省下2/3的处理处置资金。这笔资金可以用来支付购买前端“源头分类指导、中间分类收运”的服务费用。
资源配置结构调整，意味着政府在垃圾处理处置总成本支出不增加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城市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降低“无害化”处理环节的总量，从而拉动整个产业链的活力，减少资源的消耗，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实施源头分类“十年教育工程”
从三个方面着手实施：一是将垃圾源头分类的相关宣传内容纳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课程教育当中；二是由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环保志愿者对社区保洁员、社区居民、单位员工等人员进行垃圾分类知识培训；三是通过电视、互联网、广播等媒体及发放分类指导手册等方式进行垃圾分类普及公益教育。通过持续不断的培训和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源头分类责任意识，养成源头分类的习惯。
主要
参考文献
[1]王靖楠．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与回收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