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2:45
绿娃:
上期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北京的垃圾状况,杂志刊登后,收到了很多小读者的来信,告诉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大吃一惊!
哈哈!原来你们还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垃圾围城中呢。
要想让北京“天蓝水清”,甩掉“垃圾围城”的恶名,就要人人从我做起,减少垃圾排放。跟每个人密切相关的是生活垃圾,减少了生活垃圾,就会大大改变北京的垃圾状况。
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生活垃圾吧。生活垃圾是指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北京市处理生活垃圾有三种方法:生化处理、焚烧处理、卫生填埋处理。
截至2010年12月,北京市共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28座。其中,垃圾转运站7座,垃圾焚烧厂2座,垃圾综合处理厂4座,垃圾卫生填埋场15座,总设计处理能力16680吨/日。
小编的话:
各位小读者,你们在知道北京的生活垃圾状况后,有什么感想呢?为了进一步让广大小学生了解“垃圾减量 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首都精神文明办“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委员会联合《军事文摘·科学少年》杂志社,共同举办了北京市首届“垃圾减量 垃圾分类”知识竞赛活动,欢迎大家参加!最先寄来答案的20名同学将会得到精美纪念品一份!
附竞赛试题:
1、下面哪些是生活垃圾?
A、医用绷带 B、菜根菜叶 C、报废电脑 D、报废玻璃杯
2、怎样处理垃圾是正确的?
A、变废为宝 B、随意扔掉 C、自己挖坑埋掉 D、扔到田地里
3、要减少垃圾,下面哪些做法是正确的?
A、多用一次性筷子 B、少用一次性签字笔
C、多用一次性餐盒 D、少用一次性纸巾
4、购物中如何减少垃圾?
A.、多买净菜 B、多买精美包装的物品
C、多买一次性用品 D、不买过度包装的物品
5、旅游中如何减少垃圾?
A、自带可重复使用的杯子 B、少用酒店的一次性用品
C、游玩的时候随手带走垃圾 D、随手丢垃圾
答题卡(本答题卡复印有效)
姓名 学校班级
通讯地址 联系方式
请在你认为是正确答案的字母上打对号
1、垃圾分类就是好，蓝红黄绿干湿分。蓝色回收又能卖，红色有毒又有害。绿色剩菜瓜果皮，黄灰桶里放其他。人人一定要记下，美化环境靠大家。
2、垃圾分类小窍门顺口溜是：干湿要分开，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
3、一般，社区的垃圾桶主要为绿、黄、红、蓝4种颜色，这4种颜色分别代表回收不同的垃圾，可以记为：绿厨厨，黄其其，红危危，蓝宝宝。
4、解释：绿厨厨指的就是绿颜色的厨余垃圾桶，黄其其指的是黄颜色的垃圾桶回收其他类垃圾，红危危指的是红颜色的垃圾桶回收危险废弃物垃圾，蓝宝宝指的是蓝颜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可以再回收后把垃圾再次变废为宝。
5、大家在学会这个顺口溜的同时，要去社区内找找是不是都有这4种颜色的垃圾桶。通过绿色和黄色的垃圾桶是成对出现的。
（来源：文章屋网 ）
有一组数据记录下了“周四垃圾减量日”的足迹，2010年开展宣传活动40余场，2011年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区县开展宣传活动100多场，2012年1月至9月市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宣传活动13场，各区县开展活动80余场；这些活动走进社区、街道、学校、农村、机关……真正调动起城市管理工作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性。纵观2012年的“周四垃圾减量日”宣传活动，主题不变，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与首都文明办把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融入到“北京精神“中，充分体现了首都市民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而与“雷锋精神”的有机结合，让垃圾分类垃圾减量活动更增添了新的内涵。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人人参与和时时坚持。每个人都需要增强责任意识，发扬“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精神，在参与中体现责任；从自身做起，坚持“大手拉小手、全家起动手”，在奉献中收获快乐；从点滴做起，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行动中彰显文明。
小小心灵种下环保的种子
作为环保事业的民众基础，广大农村地区不能忽视，需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来促进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广泛开展。2012年第一个进农村活动来到了平谷区刘家店镇，主题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绿色乡村月”，此活动吸引了周边各村村民300多人参加，知识普及和有奖问答等环节深受村民的喜爱，不仅普及了垃圾分类知识，更提高了村民的垃圾减量意识。
同样，作为环保事业的潜在支持力量和未来栋梁，家庭重要成员——妇女和可雕可塑的儿童更是重点宣传对象。朝阳区团结湖街道迎来了“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家庭”活动，市妇联号召全市妇女、儿童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全市广大妇女要动员家庭成员们充分认识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减少塑料制品和一次性消费品的使用，按量点餐、剩菜打包，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儿童作为未来城市的主人，要积极参与“小手拉大手”活动，在家庭、学校、社区日常生活中参与、监督垃圾分类，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团结湖街道的少年儿童在活动中表演了节目，他们用废品制作玩具、衣服，展现了垃圾变废为宝的过程，在小小的心灵中种下环保的种子。
另外，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其中的每个居民分子都起着点滴而不可缺少的作用，“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绿色社区月”宣传活动走进丰台区草桥欣园社区，由社区居民代表发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倡议。
新时代走出新步伐
雷锋作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模范和榜样，其朴实无华却弥足珍贵的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变化着。“学雷锋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系列宣传活动正是把学雷锋和环保事业相结合，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走出了新步伐，更是提升了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精神内涵。
2012年8月2日，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市老干部局联合主办的“学雷锋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老干部局，号召全市老年人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离退休干部代表倡议全市广大老年人养成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树立从自身改变环境的理念；严格遵守垃圾分类制度，形成文明良好的生活方式；带头参与垃圾分类行动，营造共建绿色北京的氛围。老干部们还对北京市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提出了“进一步加大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发挥社区一老一小人员的作用”、“鼓励并引导各类环保社会组织参与到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中来”等意见和建议。
创新形式营造良好氛围
随着“周四垃圾减量日”的深入开展，其宣传形式在摸索中逐渐多样化。在8月23日的“垃圾减分参与月暨周四垃圾减量日”主题宣传实践活动中，海淀区创新宣传方式，引进智能网络，创作了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主题皮影戏剧目，启动了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官方微博；并由社区文明小使者向广大居民发出倡议。随后，首都文明办组织80余名社区居民前往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参加“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文明一日游”活动。
9月14日，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征集“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文学作品、绘画作品、标语口号，通过中小学生的理解和倡议，展现学生对环境的关注，对垃圾分类的感悟，进一步宣传普及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知识，让他们从小培养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的习惯和自觉性，树立垃圾减量、节能减排的理念。征集活动分为文学作品、绘画作品、标语口号三类，内容以参与生活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亲身经历、感悟及对生活垃圾减量节能减排理念的传递和日常生活中有关生活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所见所闻为主。征集活动由全市中小学负责统一收集，市有关部门将会组织专家组对征集作品进行评选，对其中的优秀作品在全市范围内公布、给予适当奖励，在广播、电视、报纸进行宣传报道，并在生活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中予以应用。
下一步，按照2012年主题宣传实践活动方案的计划，全市还将举办绿色低碳环保生活作品设计大赛，广泛开展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等活动。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宣传作用，创新宣传方式、方法，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行动的良好氛围。
（本文图片由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宣传处提供）
3月8日，2012年首个“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周四垃圾减量日’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宣传活动走进朝阳区；
4月28日，“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绿色乡村月”宣传活动走进平谷区刘家店镇，这是北京市今年举行的第一个“周四垃圾减量日”进农村活动；
6月1日，“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绿色社区月宣传活动”走进丰台区草桥欣园社区；
6月21日，“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房山区良乡镇南庄子村，活动以互动的形式调动了全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减量，让群众积极参与到绿色房山建设中；
7月12日，“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家庭在朝阳区团结湖街道举行，活动中，播出了垃圾分类宣传动画片，团结湖街道的小朋友们用废品制作的玩具、衣服，展现了垃圾变废为宝的过程；
7月26日，“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共青团，号召全市团员青年按量点餐、剩菜打包、少用一次性产品，减少垃圾产生；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8月2日，“学雷锋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老干部局，向全市老年人发出参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倡议；
8月9日“学雷锋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分类宣传活动”走进丰台区新村街道育仁里社区；
8月16日“学雷锋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2012年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走进大兴区魏善庄镇，大学生村官倡议大家学习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知识，小手拉大手，共同营造美好环境；
8月23日，“垃圾减分参与月暨周四垃圾减量日”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在海淀公园举行，活动中启动了海淀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官方微博，播放了皮影戏《垃圾总动员》；
8月30日，垃圾分类宣传进企业北京长富宫，通过介绍回收体系建设情况，交流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做法和经验；
摘要：北京市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在这些纷繁芜杂的问题中，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产业化问题尤其需要关注和解决，否则将成为制约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瓶颈，因此要查找和分析影响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的因素。
关键词：生活垃圾；产业化；垃圾处理
中图分类号：X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36-0080-02
现在，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负责人依旧是政府，中国许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相关事宜同样都是政府负责的，缺乏相关的企业进入这个市场，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推动该行业的发展，所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面的市场化水平偏低。而政府治理城市生活垃圾没有有效的市场运营体系，机构内部动力不足，工程与管理能力等往往保持原地踏步的情形，导致垃圾处理出现了分工与职责模糊不清等状况，阻碍了垃圾处理率的上升。城市生活垃圾一直由政府进行统一治理，导致这一产业竞争体系不健全、风险感知不足、投资方式单调、市场化程度低。
如今，由于北京市市属环卫事业单位改制后，并没有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形成一个竞争的格局，这对于北京市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导致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实力不足，很难满足市场经济繁荣的要求。北京属于人居数达千万以上的大都市，每日制造的生活垃圾大部分都被运进了填埋厂，都采用填埋手段进行生活垃圾的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填埋，除了会对土壤、水体与空气造成污染，某些有机垃圾发酵释放的气体还会导致爆炸事件，对附近景观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破损。若防渗举措有所疏忽，就会出现渗出液污染问题。缺乏有效的竞争环境，使此行业技术实力的停滞不前，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手段不够环保，最终破坏了环境，约束了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的提高。
要形成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行业的规模化，重点是需要找出引导水平高的垃圾处理龙头企业。北京生活垃圾处理行业整体规模过小，只有政府投入的北京环卫集团和各区所属的环卫中心具备了一定的规模，相关的个体公司则为数不多。已经上市的垃圾处理公司的规模效益严重不足，找不出这一行业中具备实力的龙头企业。北京上市的垃圾处理龙头企业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标准，其应对风险的水平偏低，对小企业的引导水平较低，不易彻底地实现龙头企业的引导作用以及对行业成长的辅助与推进效应，不能实现企业振兴、富足一区人民、创建新经济增长点的意义。国际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事业的各种经验告诉我们，创建一种新的行业，引导水平高的龙头企业会为行业的成长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因为垃圾处理产业投入多、创建时间久、收益小，而且政府为相关的产业与经济的激励机制少，国际投资方不易对此行业实施投入建设和运作管理。北京生活垃圾处理的完善进程跟不上城市经济繁荣的步伐，若要激发企业家对此行业的投资积极性，一定要为投资方提供相应的效益，让企业家尝到甜头。所以，政府在税收、市场发展与贷款等事项上需设立一系列有效的支持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一行业，促进该行业的发展，从而达到激励各界人士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行业进行投资的目的。
一个行业的投入与产出只有做到平衡或者有利可图，才能够吸引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同时保证相关企业继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城市垃圾处理也是如此，研究表明，只有在城市生活垃圾所包含的可利用成分超过40%的前提下，垃圾分类回收的投入及收益才会保持平衡。然而北京市生活垃圾所包含的可用成分低于30%，造成分类回收开支过高的结果，目前为止，北京市还未建立一套健全的分类治理设施，不能对已经分类回收了的不同城市生活垃圾实施分类处置等，这些因素使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制度形同虚设，事实上依旧是由收集后的生活垃圾中筛选出可用成分。在如今分选水平低的条件下，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分选机制，也没有创新出一种智能化的分选机器，这就需要消耗许多人力、物力及资金，所以筛选垃圾中的可用成分在这个过程中成本较大、技术不足，阻碍了北京市垃圾处理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从经济学方面来看，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具备明显的负外部特征。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行业一直未能进一步发展同样是由垃圾处理没有获得有效补偿导致的。经合组织国家（OECD）环委部在1972年公布了污染者支付理念（Polluter Pays Principle），将经济学外部性因素视作理论基础。之后此理念又延伸成污染者及使用者付费理念（Polluter and User Pays Principle），指污染管治的受益方同样该分担相应的开销。城市生活垃圾收费就是在这两项理念的基础上制定的。使用者获得的服务有政府公共管理机构负责的垃圾回收、输送及末端的无害化处置等，市民与各种单位需为此付费。收费的关键参考数据是垃圾输送与末端处理的操作开支。污染者支付理念把其外部成本归为经济行为内，推进行为主体以其经济利益为目标采取适应环境发展的行为标准，来降低城市生活垃圾的产出额、增加资源使用的比例，为垃圾处理吸收资本，推动其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北京市生活垃圾收费制度在1999年9月就已经落实了，可是却没有实现所期望的收费效益，收集的资金较少。收缴垃圾处理费是有理有据的，不是无理行为。应将此文件下发给每一基层单位及其员工，全面贯彻文件精神，促进征收工作的实施，确保此区域此体系依据标准上缴生活垃圾处理费。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属于一个系统工程，与其相关的组织和人员数不胜数，而且具备较强的专业性与广泛的社会性。为了更好地解决城市垃圾问题，根据不同的职能对它们进行了如下划分：居委会、物业等组织主要管理生活垃圾的归类收集，北京市政市容管委会承担垃圾输送与处置的工作，北京市商务局承担再生资源利用与废品收购的工作。因为此系统工程的任务艰巨，存在大量与其相关的组织，加之在运营方面每一组织的职能还没有进行协调。而且，市民对生活垃圾处理的相关机构及其所拥有职能的认知很模糊，当涉及到需要不同组织合作、协调完成的项目时，往往会出现权责不明、任务不清的现象，使得城市垃圾处理工作无法进行，因此在合作方面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下雨时一起去看海――
治疗“首堵”刻不容缓
“威尼斯用一千多年做到的事，北京用一个小时就做到了！”“人人都拥有海景房了！”9月8日的那场秋雨让京城的大街小巷积水成河，被市民戏谑为到北京来看海！一场雨引发出人们对交通治理、城市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的诸多思考。
数据显示，“十一五”时期是北京快速进入汽车社会的五年，到2010年底，北京机动车保有量接近500万辆，平均每百户私人汽车的拥有量在60辆以上。汽车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扩大了活动半径，但过快的增长量也给城市交通、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北京上班族平均每天花1.5小时在路上。交通拥挤、停车难成为困扰北京的顽疾。
早在2008年北京就开始实施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以缓解交通拥堵。理论上限行政策是每个工作日限制1/5总量的车辆出行，但现在每天能够上路的机动车总量已经超过了没有限行时的总量。从2010年上半年开始北京出台了限行、错峰上下班、大幅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用等措施。2010年12月23日，广受关注的治堵新政公布：除了再次调高个别地区的停车费、继续实行号码限行外，汽车限购粉墨登场。各种手段的密集采用，显示出了政府治理交通拥堵的决心。“新政”实施半年之际，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87%的投票者认为交通拥堵状况没有缓解。而从4月份北京市交通委首次的缓堵成绩单来看，“新政”有一定效果：工作日平均拥堵持续时间比去年同期减少1小时。
“限制购买只能被视为辅手段。大幅度削减公车、提高小汽车的城区使用成本、尽量鼓励市民少用或者不用私家车、保证公交优先，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拥堵。” 一位长期研究北京交通状况的专家如是说。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今年年初时也表示：未来5年，北京市特别是核心城区的交通，要做到基本顺畅。
2011年是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最多的一年，2015年五环内将达到行人平均步行1公里就可到达地铁站，2015年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力争达到50％……相信行动比语言更有力。
每三个人中有一个来自外地――“人口准入”箭在弦上
9月25日，清高气爽的周日早晨，住在城南某小区的陈大妈和老伴抱着孙子坐上票价低廉的公交车，来到离家不远的天坛公园游玩。手持50元一张的北京市公园年票，闲来无事的老两口立马变得充实起来。虽是不折不扣的外地人，身在北京，他们未觉异样。
北京的“大”城市印象不仅在首都之名、面积之大，更重要的是它的宽容度与承载力。最新出炉的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961.2万人，比10年前增加了604.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为704.5万人，比10年前增加了447.7万人。显然，外来人口的增加成为北京市人口总规模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已达35.9%。也就是说，每三个北京人中就有一个来自外地。
1961万――已经高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设定的2020年1800万人口发展目标，这也预示着北京市人口规模已接近甚至超过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数据显示，北京市日均生活消费用电量已从五年前的2436.2万千瓦时增加至现在的3817.4万千瓦时，居民家庭日均自来水消耗也从五年前的88.1万立方米增至124.1万立方米。
外来人口带来诸多“麻烦”：外地人购房需求旺盛成为助推北京房价多年猛涨的重要因素；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四成左右；北京市流动人口涉案数占全市案件的比重九成左右。
从严转松，再到严，最近10年，北京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变化明显。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限购汽车、限购房子……去年至今北京推行的一系列新政让不少外来人口作出了离开的决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这是北京基于现实难题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北京也离不开流动人口。目前，餐厅服务员、厨工等职位基本达到近12个用工需求争一个求职者。“政府可以通过制订规划，决定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来调控人口，这样或许更有效”，北京市政协委员陆杰华说。显然，北京正在经历人口管控的震荡期。
垃圾围城――
你我身边的另一座城
9月19日的早晨，4岁的玲玲热心地帮着爸爸提着装有厨余垃圾的袋子，在小区的分类垃圾桶前仔细地辨认该往哪个桶里扔，爸爸在旁边帮助她认识桶上的文字和图案，不一会儿父女俩大功告成。
前段时间，摄影师王久良“垃圾围城，北京――一个摄影师眼中的映像”帖子在网上火了一把，图片震慑了所有观看者。他用黄色标签将自己拍摄过的非法垃圾填埋场标注出来：密密麻麻的标签已形成了一个黄色的“七环”环绕北京城，景象触目惊心。
据悉，北京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大型垃圾填埋场约有20个，垃圾焚烧场2座，但这些合法经营的垃圾场只处理了全北京市近一半的垃圾量，更多的垃圾只是从城市人的眼前消失而已，它们被简单填埋或堆放在郊区。
“北京市的垃圾年增长率达8%，全市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超负荷率达到67％，再过几年垃圾就无处可埋了。”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称。
“上策是不产生垃圾或者少产生垃圾；中策是把垃圾转化为资源；下策是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一位网民的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呼应。
日本家庭主妇用完可乐瓶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这个广为流传的关于垃圾分类的小故事为什么让中国人感慨？分类不充分，是中国垃圾处理的致命症结。“我们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垃圾焚烧场和填埋场的建设，而忽略了前期的垃圾丢弃、分类，及后期回收、储运、管理、再利用。”中山大学教授岳经纶说。
而一股股关于垃圾分类的另类暗流却在北京“精彩”上演。据报道，北京市通过民间废品回收站日均回收废旧物资2.2万吨，此外产生垃圾1.9万吨，利益驱动下的废品回收站在垃圾分类处理中竟扮演了功臣。分布京城郊区大大小小的1000多座非法垃圾场被“租地―回收―分拣―填埋的灰色产业链”悄然运作着，对地下水和大气造成了污染隐患。
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目前（截止2013年）中国有1/3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垃圾问题始终如影随形，其危害日益凸显。
“垃圾围城”日益严重
2010年6月，一场特殊的摄影展――《垃圾围城―王久良之观察》，在北京宋庄美术馆揭幕，王久良用镜头向公众呈现了北京垃圾围城的状况，让人触目惊心，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
实际上，早在1983年，北京曾进行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北京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包括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等。随后，北京市政府斥资23亿元，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二十多年后，北京的垃圾巨兽卷土重来，并且来势更加凶猛――日产垃圾18400吨，垃圾处理缺口8000吨，67%的高缺口率，如一颗巨型“炸弹”，隐藏在城市地下。
不独北京，“垃圾围城”是中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垃圾已经堆得和周围的小山一样高了。”在湖南湘潭，双马垃圾处理场工作人员向来访者介绍到。双马垃圾处理场2003年投入使用，原本设计使用15年，但是由于垃圾量飞速增长，现在早已“爆棚”。
“从2006年的1700吨到2010年的3700吨，长沙的垃圾5年便增长了一倍多！”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场长冷朝强无奈地说，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设计使用年限34年，但这座2003年启动的填埋场，如不进行扩容，最多还能使用十二、三年便会被悉数填满。
老虎冲和大辛垃圾处理场，这两个位于沈阳的垃圾处理厂设计使用年限分别为40年和16.5年，计划日处理总量为3500吨。但近几年垃圾处理量不断增长，沈阳的日产垃圾量已经由2005年的3000吨激增到7013吨，远远超出了预期。
有媒体报道称，中国1/3以上的城市均深陷“垃圾围城”困局。另有数据指出，现在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的城市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中国城市固体生活垃圾总量居世界前列，每年产生垃圾1.5亿吨，累积存量已达70亿吨。垃圾增长率居世界首位，高达10%。
更另人担忧的是，“垃圾围城”现象正在向农村蔓延。日前，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就指出，全国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每年产生生活垃圾2.8亿吨，不少地方还处于“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状态。
“垃圾围城”成为城市发展的掣肘
“垃圾围城”日益严重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垃圾处理能力的整体不足。
根据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的统计，2011年，全国657个设市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为91.1%，其中20.1%为直接堆放或简易填埋。以当年城市垃圾清运量1.64亿吨计算，仅上述657座城市，当年已堆积未处理的垃圾就接近5000万吨。
大量垃圾的堆积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掣肘因素。不久前刚刚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按照现在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北京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将在4～5年内填满封场。单就解决垃圾填埋问题，从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就需要3200亩土地。
目前，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面临同样的窘境。深圳市日产垃圾已超过1.2万吨，其焚烧处理率仅43%左右，土地紧张使其垃圾处理问题更显严峻。在日产生活垃圾4500吨的南京市，现有的水阁、轿子山和天井洼三个填埋场，即将饱和封场。其中，天井洼填埋场已严重超负荷运行，如不兴建新的垃圾处理设施，南京江北地区产生的千余吨生活垃圾将无法消纳。
在珠三角地区的一些镇区，垃圾无处处理的困境也日渐凸显。东莞市虎门镇，这个曾经因林则徐禁烟而闻名遐迩的工业重镇，如今已垃圾成山。位于虎门镇大岭山林场的垃圾填埋场占地160亩，现如今按珠江水面为基准测算，“垃圾山”已高达82米。
即使是被我们称之为东方明珠的香港，700多万人口汇聚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量人口产生的数以万吨计的垃圾一直是让香港特区政府头疼的事情。垃圾场即将饱和，新产生的垃圾如何处理，这成为摆在香港特区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表示，垃圾围城问题虽早就被提出过，但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很多城市都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走了弯路，前期只是简单堆放、填埋，给日后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对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广大中小城市，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变得步履维艰。
“垃圾围城”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日益凸显
东莞市虎门镇远丰村，一个400余人的村庄，因为村后的垃圾山，6年间9人得癌死亡，2009年时被包括央视在内的众多媒体冠以“癌症村”的称号。“垃圾围城”，与PM2.5或水土污染一样，渐渐显露出对人类生存健康的潜在风险。
目前，我国仍有不少城市的垃圾露天堆放，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垃圾堆放场成了一个污染源，蚊蝇孳生，老鼠成灾，臭气漫天，大量垃圾污水由地表渗入地下，对城市环境和地下水源造成严重污染。
其次，填埋是国内许多城市最常用的垃圾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处理费用低、方法简单，但容易造成地下水资源的二次污染。沈阳市曾经对35处填埋场中的10处进行钻探取样，分析填埋场的地下水质状况。分析结果发现：地下水质恶化，污染严重，水体混浊发臭，水中均检出厌氧大肠杆菌；垃圾断层样品均检出有毒有害物质。
“渗沥液是填埋处理不可避免的产物，由垃圾中的有机物在填埋后发酵产生。大量积存就可能增加渗漏的机会。”沈阳市环卫处垃圾科副科长陈勇说，“由于垃圾分类不到位，垃圾中难免会含有各种有毒物质，如果防渗漏措施不完善，含有毒素的渗沥液就会污染地下水，后果很严重。”
而在农村，许多地方垃圾管理严重缺位，农民提着自家的垃圾，随意倾倒在马路旁。一旦刮风，五颜六色的塑料袋等垃圾便在空中飘荡。在广西宜州市三岔镇三岔村，一条流经三岔村的小河，过去曾是村民们游泳、洗衣、洗菜甚至饮用的水源，如今却已成为污染严重的垃圾池，塑料袋等生活垃圾漂浮，曾经的清澈河水难觅踪影。类似的案例，在广大农村地区大量存在。
开展标准化工作有利于实现对建筑垃圾从产生到消纳全过程的科学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因此，为加快实现“三个北京”的战略目标，提升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水平，促进首都环境建设，研究制定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理的标准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外建筑垃圾处理及标准简介
发达国家大多实行“建筑垃圾源头削减并综合利用”的策略，且都在政府层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在行业层面建立了切实可行的标准、规范体系，因此，可以有效地管好建筑垃圾的“一生”甚至“轮回”。代表性国家有德国、美国和日本等。
（一）德国：政府积极参与，完善市场机制
德国的建筑垃圾处理有四个特点，一是政府积极参与；二是法律、法规体系相对完整，法律监管体制完善；三是积极调动市场的调节作用，具备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鼓励企业介入建筑垃圾处理；四是建筑垃圾处理技术先进，回收再利用率高。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德国已经制定了与垃圾处理有关的法规180多个，其中与建筑垃圾处理和回收有关的重要法规有：
（1）循环经济和垃圾处理法及由其而来的规定：
《关于需要特殊监测的垃圾的规定》（1996年）；
《关于需要监测的垃圾的规定》（1996年）；
《关于欧洲垃圾目录介绍的规定》（2001年）；
《关于资质规定》（1996年）；
《运输许可规定》（1996年）；
《关于垃圾经济草案和收支平衡的规定》（1996年）；
《关于废物处理工厂的规定》（1996年）；
《关于垃圾处理协会会员的方针》（1996年）。
（2）关于减少包装垃圾的规定。
（3）联邦污染保护法及由其而来的规定：
《关于垃圾处理的资质规定》；
《关于垃圾处理的许可办法规定》。
（4）建筑法。
（5）联邦土地保护法。
（6）危险物品和化学物品法。
（二）美国：实施分级利用，加强准入制度
美国每年产生建筑垃圾3.25亿吨，约占城市垃圾总量的40%，其对建筑垃圾的处理方针是：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综合利用产业化。具体实施分为三级利用：现场分拣利用，一般性回填为第一级利用；作为建筑物或道路的基础材料，经加工成骨料，再制成各种建筑用砖等为第二级利用；最后将建筑垃圾加工成水泥、沥青等再利用为第三级利用。
美国政府先后制定通过了《固体废弃物处理法》、《超级基金法》和《建筑垃圾填埋场设计规范》，同时还建立了建筑垃圾运输准入制度、处理建筑垃圾行政许可制度等一系列规范和制度。
（三）日本：建筑垃圾零排放，法规标准做保障
日本资源相对匮乏，因此十分重视建筑垃圾的再生利用，其主导方针是：尽可能不从施工现场运出垃圾，建筑垃圾要尽可能重新利用。日本明确要求建筑师在设计时要考虑建筑在50年或者100年后拆除的回收效率，建造者在建造时采用可回收的建筑材料和方法，并尽量做到建造零排放。垃圾回收技术的发展为建筑垃圾的资源化提供了技术保障，也为日本建筑垃圾产业链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使日本建筑垃圾的处理趋于标准化和规范化。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日本就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具体见表1、表2。
二、建筑垃圾处理标准体系研究
采用魏尔曼标准化三维结构将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理标准体系分为三个层次、五个专业门类和七个专业序列。
层次维：包括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专用标准。基础标准分为四个门类：术语、图形标志、分类与方法以及基本原则标准。通用和专用标准主要包括综合，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建筑垃圾转运、处理，保洁作业服务四大类。
门类维：门类是按照标准化对象划分的大类，各门类间是并列关系。
序列维：按照标准的专业序列展开。分为综合技术、方法、工艺、工程、产品、信息、管理七大序列。序列间按照标准化内容分类，无顺序关系。除综合技术外，其他六个序列均下设子序列：
（1）综合技术序列。包括涉及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序列、具有综合性或难以归入其他六个序列的技术标准。
（2）方法序列。包括监测与检验两个子序列。
（3）工艺序列。包括工艺技术和质量要求两个子序列。工艺技术主要指工艺路线、工艺流程、工艺步骤、工艺指标、技术要求、工艺控制以及新工艺发展技术条件等；质量要求主要指对产品/服务需要的表述或将需要转化为一组针对实体特性的定量或定性的规定要求，以使其实现并进行考核。
（4）工程序列。包括环卫设施建设的全过程，按照顺序关系分为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行维护和质量评价四个子序列。
（5）产品序列。包括设备、材料和车辆三个子序列。
（6）信息序列。包括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两个子序列。
（7）管理序列。包括技术管理、经济管理、行政管理以及生产管理四个子序列。
标准体系编号表示标准在体系中的位置。对于列入标准体系表中的每一项标准，均有唯一的标准体系编号与之对应。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理标准体系编码由行业号、层次号、专业门类号、专业序列号、子序列号及顺序号六位编码组成，并以符号“.”分隔，如图1所示。体系的第一位编码为标准行业号，环境卫生行业为“1”；第二位编码为层次号；第三位编码为专业门类号；第四位编码为专业序列号；第五位编码为子序列号；第六位编码为顺序号。其中，空置项编码为0，顺序号编码为两位数，其他编码均为一位数。其中，对于某类工程项目技术规范，其包含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行维护以及质量评价全过程，则该项目工程序列子序列编号空置，即设为0。
三、结论与建议
北京市建筑垃圾标准仅11个，还不成体系，多为整体规范性标准，从各种门类的内容上看，已有标准主要集中在工艺整体规范（2条）、管理考核（1条）、运输车辆技术要求（3条）和再生产品（4条），而对于收集和运输的技术要求、收集站的运行和管理、建筑垃圾的填埋、建筑垃圾综合处理站的建设、运行、管理等方面还是完全空白。因此，按照实际需求和本研究的方法，现阶段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联合相关单位制定9项标准，见表3。
参考文献：
[1]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统计年鉴2012[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2]隋玉武.德国建筑垃圾高回收率原因简析[J].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10.
据美国《纽约时报》4月29日报道，挪威首都奥斯陆面临一个新问题：缺垃圾。眼下，奥斯陆正打算开拓美洲市场，从美国“进口”垃圾。
就在中国大部分城市相继爆出“垃圾围城”难题的同时，一些垃圾处理产业发达的欧洲国家却正在疯狂地从世界各地进口垃圾。其实不止挪威，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多达数十万吨垃圾，并为此展开激烈的垃圾争夺战。
全球抢垃圾的北欧国家
拥有约140万人口的挪威首都奥斯陆正为垃圾匮乏犯愁。对它来说，没有垃圾就意味着没有燃料，城市供暖甚至供电不足也就接踵而至。
挪威资源并不短缺，它是世界十大油气出口国之一。近十年来，挪威积极推动再生能源，垃圾焚烧供暖供电产业在国内迅速发展。据悉，首都奥斯陆一半的供暖来自垃圾焚烧。
虽然奥斯陆已从英国、爱尔兰等国进口不少垃圾，但仍远远不够，眼下只好将眼光瞄准美国。奥斯陆废弃物处理高级顾问海格·鲁斯认为，“用海运从美国进口垃圾的成本不高，是笔不错的买卖”。
事实上，奥斯陆有不少竞争对手，其他北欧城市，如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等也都疯狂地进口垃圾。数据显示，北欧人一年产生的垃圾总量为1.5亿吨，但北欧供暖、供电公司对垃圾的需求量为每年7亿吨，缺口达到5.5亿吨。瑞典已于去年宣布，将每年从国外进口80万吨垃圾，用于冬季供暖。
报道称，北欧是全球垃圾处理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其中又以瑞典的垃圾处理体系最完善。
几乎每个瑞典人都知道“垃圾就是能源，4吨垃圾等于1吨石油”，而这一切都得益于瑞典先进的垃圾处理循环系统。
欧盟数据统计委员会201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瑞典人制造的生活垃圾中，被填埋的非可再生垃圾只占1%，36%可得到循环利用，14%再生成化肥，另外49%被焚烧用来发电供热。另据瑞典环保部门2008年数据显示，瑞典通过垃圾焚烧可为81万户家庭供暖，占全瑞典供暖能量的20%，此外剩余部分能量为25万户中等大小的家庭提供日常电能。
以能源转化为例，瑞典事实上是欧盟中垃圾焚烧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一半的垃圾进入了焚烧炉，产生的热量再被充分利用。以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为例，全市约有1/2的暖气供应来自垃圾焚烧产生的余热。
垃圾焚烧发电处理技术高
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已经有100年了，作为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垃圾处理方式，焚烧处理环保效益远高于填埋。
垃圾进行焚烧后，体积将缩减90%以上，且烧结物可作为建筑材料或回填材料等使用。而填埋作为垃圾处理主要方式，它所产生的污染问题、安全问题、占地对土地资源的破坏问题，对于土地资源稀缺的北京根本承受不了，这种做法不科学、不可持续。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表示，“同样填埋厂要用一千亩地，焚烧厂用八十亩地就够了，最重要的是节约土地。把垃圾填埋后的土地称为‘零残值’，填埋时间长了土地就不能使用。尽管填埋下面做了防渗，但一二十年的防渗保险期之后，还是会污染地下水。此外，垃圾填埋冒的填埋气是以‘甲烷’为主的气体。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一立方米甲烷产生的温室效应相当于21立方米的二氧化碳。”
据悉，目前北京市已建的高安屯一期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能力为1600吨，加之在建的二期，处理垃圾预计每天共3200吨。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包括海淀区大工村、顺义区南宫焚烧厂等。
在王维平看来，北京一天产生的垃圾是1.6万多吨，而焚烧发电占末端处理比例上升到50%以上。
垃圾焚烧发电技术，是通过特殊的焚烧锅炉燃烧城市固体垃圾，再通过蒸汽轮机发电机组发电。
王维平说，简单地说，就是把垃圾卸到能装7000吨的很深的垃圾料坑里，用“抓斗”来回抓垃圾，把混乱的垃圾成分捣匀了。比如丰台区的垃圾多是土，海淀区多是纸类物质，运到鲁家门要把它们‘捣匀’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控水的过程，七天内垃圾的丢水率为四分之一，每天进4000吨才能保证3000吨入炉的量，“抓斗”来回再一抓，同时往炉内吸风，防止臭气往外冒，臭气在炉子里经过一千多度的高温，出来就没什么味儿了。当炉子烧到一千度时，还有除尘的过程和急冷过程，就是用石灰水、活性炭和布袋（像吸尘器里的布袋）除尘，燃烧后不会冒白烟。最后通过热能转化为蒸汽，推动涡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产生电能。
日本在海啸之后，宁可放弃核电，也没有人置疑“垃圾焚烧发电”。在日本东京建立了25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都在市区里面，它们已经拥有了稳定成熟的工业化技术。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现在的主要设备也都是国外的，大多数来自欧洲。
王维平说，“有些人简单地把这种燃烧垃圾理解为冒黑烟，把固体污染变成气体污染。但是，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和主体投资，是在烟气净化上。比如十个亿的投资有六个亿是在烟气净化上，它的净化水平要比一般烧煤、烧油的炉子干净得多，焚烧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恶名昭彰的还是二口恶英
对于一些不可用生物技术处理的垃圾，瑞典工厂则通过垃圾焚烧技术消化它们。但垃圾焚烧会产生烟气排放和固体残渣，如果处理不当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随着公众对环境关注日益提高，瑞典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法规，全国27个垃圾焚化厂中的20个进行了技术升级或重建，其余7家由于无法达到标准而最终陆续被拆除。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投入，与1980年相比，瑞典的废气排放减少了90%，目前瑞典垃圾焚烧厂的有害气体排放已大幅下降至安全水平。
日本的居民对于垃圾焚烧技术比较了解，政府也做着宣传工作，以及长期的流行病学研究证明，经过改进的技术，确认癌症的发生率和其它地方没有区别，也就是没有致癌的风险，所以这项技术日本人可以接受。东京的垃圾焚烧炉都在市区里，而且一墙之隔就是学校。
在中国，同样的垃圾“焚烧”发电却因可能释放二口恶英等污染物质而饱受民众诟病。
垃圾焚烧有关的污染物质当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二口恶英。国际上认识二口恶英污染物是在1992年，当时发现垃圾焚烧发电厂周围癌症的发生率比别的地方偏高。
“二口恶英”实际上在垃圾焚烧低温燃烧情况下，特别是高分子材料，比如塑料在摄氏320-820度焚烧，会产生十几种呋喃类物质，呋喃类有明确的致癌物质。环境学者早已指出，垃圾焚烧产生二口恶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那些未经分离出来的塑料袋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口恶英的“罪魁祸首”。
王维平表示，“现有的垃圾焚烧技术解决了这个污染问题。首先，炉温保持1000度，即820度以上，就不会再产生二口恶英；另外，后期急冷过程，从820度以上降到320度以下的降温过程怕二次合成二口恶英，就要急冷喷液氮，急冷就是三秒钟从1000度就变成320度以下。”
垃圾焚烧发电之前要做好分类
我国垃圾焚烧的质疑声音也很高，因为污染排放的监测并不具代表性，即使是目前的污染排放量也无法确切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告诉记者，“垃圾焚烧要经得起同行的检验、经得起公众的推敲，不是说焚烧厂都达不到标准，而是说垃圾处理厂应实时把数据公布了。”
“日本的垃圾进行分类之后塑料的含量已经很少了，日本垃圾焚烧能达标，排放监管严格得多，信息也公开。”宋国君说。
生活垃圾说到底要通过减量化、安全填埋处置、城市的公共服务去做，在宋国君看来，“垃圾如果不分类就去焚烧，焚烧的代价很高，排放又会造成污染。京津冀大气污染这么严重，没有垃圾分类就没有焚烧的必要，也可以说它都可以关闭。”
居民是生活垃圾的产生主体，应承担生活垃圾处置的部分责任。焚烧运营成本高，而居民生活垃圾可以实现“零废弃”。
宋国君举例，“比如在台北市首先是家庭分类，先是厨余可回收物和其它垃圾分开，当地建立一个生活垃圾积金，专业垃圾袋要到超市购买。学校、机构的垃圾更要分类。”
此外，焚烧技术中回收过程里缺少分类，也有一些缺憾。宋国君说，“因为我们的垃圾不分类、厨余水分很多，要增加好多油才能烧，不是想象中很多热量，所以不添油垃圾烧不了。”
“垃圾焚烧炉中添加的重金属热值比较低，需要加一些柴油等助剂，让它充分燃烧，不充分燃烧，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北京环境卫生协会理事王自新说。
垃圾回收体系自身的缺陷制约了整个体系的建设。为了有效进行垃圾源头分类，2010年，王自新曾在北京的一些社区开展过“零废弃”垃圾分类工作，可以对垃圾进行固液分离，最后把垃圾压缩成一个方便运输的小方块，回收环节非常简单，可惜回收方面没有专业资质，最后被迫停止。
“个人认为，垃圾分类如果分类源头做不好，后期将无法执行。”王自新说。
从源头上减量才是良策
在挪威这场“争夺战”中，挪威环保组织专家指出：“从环保的角度出发，这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会迫使人们产生越来越多的垃圾，直到超出处理能力。”
解决垃圾最好的方法不是燃烧，也不是填埋，最好是少产生垃圾。东京等城市垃圾都是负增长，一年比一年少。
“处理垃圾最好的方法首选应该是减量化，比如限制包装、废品回收、旧货交易、净菜进城等等；第二是资源化，焚烧可以发电，尽可能变成资源；第三个对策是无害化，垃圾处理不能二次污染，尽可能把污染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不能对人群、环境造成实质性伤害。”王维平说。
一个城市要有蔬菜、粮食、能源、物资等各种供应，同样也有城市的“排泄”，如垃圾、污水。
王维平强调，从成本上来看，垃圾焚烧也不划算。为了防止频繁地起炉、停炉产生二口恶英，一台焚烧炉要烧大概半年、八个月才能停一次。而国产的设备焚烧炉水平差一些，三个月就得停，容易出故障，无疑会增加污染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尤其当民众意识到尽可能少地产生垃圾时，前期巨额投资的焚烧炉发电设备将会成为一些废铁搁置，垃圾焚烧炉发电设备能用20年，以门头沟区鲁家山为例，使用的是国外的设备，价格昂贵，大概投入20多亿元。
北京人的自豪与责任
“我是北京人”，每每听到北京人说出这句话，我们从中可以听出他们那种自豪感溢于言表。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同时，做为北京人也有着一种责任在他们的肩上。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即将在北京召开，意味着北京人责任更加重大。北京的整体环境是靠每位公民每个家庭来完成的。用怎样的一种环境将北京展示给来参加奥运会的外国人，是北京人和来北京的外地人共同的责任。只有全体公民的共同参与和共同行动才会将北京打扮得更加漂亮，更加“环保”！由此，小区的环保尤为重要。
记者近日走访了一些小区，发现大部分小区的环保行动早已开始。居民们对小区的环境保护即有深刻的理解更有着深切的企盼。
“绿色奥运落实到咱们个人、咱们小区、咱们身边，就是要多种树、多养花、多种草。起码我们小区这块空气质量好了，也为增加北京的蓝天数尽了一份力。”团结湖三四条社区居委会的副主任裴艳辉，见到记者时这样说道。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社区之间也似开展了一场特殊的竞技――关于环保的竞技。
“明天是星期五，又到了捡拾白色垃圾的日子了。”小区的居民志愿者陶玉珍老人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很兴奋。
“排球场馆就到了咱家门口，咱自己再不争气，哪对得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啊！”和陶大妈一样，李大爷也是居民志愿者，对办好北京奥运会，异常关注。像陶大妈和李大爷参与社区环境整治的居民越来越多，大家的环保意识大大增强了。可喜的变化远不止这些……
团结湖三四条社区居委会的副主任裴艳辉说“楼道内堆物堆料现象是老社区的老难题了，既占了公共空间,又影响美观，还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此外，每当居民装修房子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建筑垃圾堆放在楼下的垃圾车内，托运费时费力，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往，光靠上门说服教育并不见效。如今，‘绿色奥运’的口号喊响京城,‘老社区,新绿色’团结湖社区环保公益行动’、‘人文奥运我参与，绿色社区我建设’等多项公益活动在团结湖三四条社区上演。居民们的环保建设热情空前高涨，以前的难题在大家的主动配合下，竟然一一化解了。眼下，扩大的绿地面积，新开的月季花圃，定期组织的环保公益活动，那些盼着在家门口看奥运比赛的老街坊们，正在努力打造一个宜居的家园。”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住条件逐年改善，小区越盖越大，住房越建越高，园林式，欧风式的小区不断开盘，居住在小区里的人们无不感到环境优美，心旷神怡。家庭装修越来越讲究，越来越豪华，很多家庭种植了观赏性的花草，养起了家庭宠物，特别是可爱的小狗也住进了豪华楼房，品种繁多，价格昂贵，确实逗人喜爱的小狗在家中与独生子女做个伴，为孤身老人解除孤单，给家中增添了乐趣，可是养狗的主人只注意自家的卫生，而没有留意小区的环境。主人带着爱犬在小区内，让不懂事的小狗到处大便小便，这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人们走在小区的草坪里，小道上，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地雷”――.狗的排泄物不但直接污染了小区的环境,还是传播疾病的一个重要途径。
优美的环境在受到污染，十分注重家庭整洁的狗主人们，却忘记了小区内的环保，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居民们也对一些不文明的现象说出他们的想法：有的居民只顾小家不顾大家，今天你在院里乱倒一堆垃圾，明天他在窗前搭建一个棚子，后天又有人在绿地内养些鸡鸭等小玩艺，久而久之，小区的环境自然能好吗？
“每当在小区内散步，有时也会发现小区池内有白色废弃物漂浮，池边草丛中还有少许零食包装袋，心里很不是滋味。小区环境是大家的，我们在要求物业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素质，尊重别人的劳动。”退休在家的王老爷子说。
爱护美丽家园，环保从我做起！
在当下中国社会，保护环境、崇尚绿色已不仅仅停留于官方的倡导，或者时髦的标榜，而是成为社会各界的自觉追求。
记者在丰台区六里桥北里莲香园小区采访时看到，道路拐角、楼门口等地，有序地排放着可回收、不可回收和有害垃圾的分类收集垃圾桶。为了使小区内形成绿色生态环境，莲香园社区专门在垃圾中转站内建起了先进的有机垃圾处理设备，做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对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社区居民们也觉得麻烦，但是“创建和谐社区志愿者队伍”不断地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与好处，邀请居民观看厨余垃圾分解的过程，确保对生活垃圾一日多次专人收集日产日清。当居民看到小区内产生的蔬菜、果皮、鸡鸭鱼肉等厨余垃圾直接投入有机垃圾处理机里不到一天，95％以上的垃圾都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后，不少居民已经开始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了。
走在莲香园社区，满目是绿色，高的树，低的草，整个社区的绿化面积有30％以上，光树木就有40余种1000余株。社区里有一支专业绿化养护队伍，整个社区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社区里有了绿色，更要生活在绿色中的居民的爱护，每周五都是社区的“环保日”，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都参与到环保日活动中，清理社区周边的小广告、捡拾社区里的白色垃圾，监督社区卫生环境……
在朝阳区兴隆家园我们看到了小区里有多种体育健身设施，绿化树和花木使得小区显得生机盎然，成为四季常绿，环境优美的生态家园。“小区是我家，美化靠大家”，这是这个社区居民口中流传的一句话。如今，小区居民对建设绿色环保社区非常理解和支持，认为它给家庭卫生清洁和生活环境带来许多好处。比如垃圾分类，原来装垃圾是一个塑料袋，可回收的与不可回收的装在一起扔掉后，拣垃圾的翻得到处都是，现在两个塑料袋，一个装菜叶果皮，一个装易拉罐、废塑料瓶子，出门时一块拎走，分别扔在两个垃圾箱里，顺手就能做到，方便得很。经过努力，兴隆社区内、外部环境明显改善，小区内硬件设施齐全、建筑规划合理、绿化布局美观、社区道路通畅、环境优美整洁，真正为居民提供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园，环境保护已逐渐成为小区居民的个人自觉行为。
其实，我们只要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很顺手地做到一些环保小事就能更好地爱护我们的家园。
城市垃圾的现状
据报道,中国约有2/3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我国仅“城市垃圾”的年产量就近1.5亿吨,这些城市垃圾绝大部分是露天堆放。它不仅影响城市景观,同时污染了与我们生命至关重要的大气、水和土壤,对城镇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垃圾已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棘手问题。垃圾不仅造成公害,更是资源的巨大浪费。每年年产1.5亿吨的城市垃圾中,被丢弃的“可再生资源”价值高达250亿元!北京市现日产垃圾13000吨,全年生产495万吨,而且每年将以8%的速度递增。我国目前处理生活垃圾的方法除露天堆放外,还有卫生填埋,这种方法避免了露天堆放产生的问题,其缺点是建填埋场占地面积大,使用时间短(一般十年左右),造价高,垃圾中可回收利用的资源浪费了;再是焚烧,使垃圾体积缩小50%～95%,但烧掉了可回收的资源,释放出有毒气体,如二恶英、电池中的汞蒸汽等,并产生有毒有害炉渣和灰尘;第四种是堆肥,这种方法需要人们将有机垃圾与其它垃圾分开才行,它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北京市现处理一吨垃圾花103.49元,一年的处理费用就是5亿多元。这还不包括建设垃圾处理场的费用,建一座大型垃圾填埋厂就得花1～2亿元,建一座大型垃圾焚烧厂就得花20多亿元,这又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当前大量未经分类就填埋或焚烧垃圾,既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又会产生二次污染。
城市垃圾的价值
在一些城乡结合部,一堆堆高高的垃圾山上,一群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他们不顾迷漫着的臭气和蚊蝇的叮咬,忙着翻腾、挖掘和拾拣,已有人因拾垃圾而发财。毫无疑义,垃圾中蕴藏着资源。那么,我们日常生活的丢弃物究竟有多少可以利用?请看下面这些数字:
1、牙刷:北京口腔医院监制的中学生牙刷,重9.1克,若3个月换一把,按北京市人口1200万计算,全年丢掉的牙刷重是436.8吨。这还没将宾馆丢弃的一次性牙刷计算在内;
2、牙膏:净含量120克装的“高露洁”全效含氟牙膏,其纸盒重14.9克,牙膏皮重16克,若每户一月用1支,300万户人家一年丢弃1112.4吨废纸和牙膏皮;
3、肥皂:净含量12
5克“舒肤佳”肥皂,其纸盒重7.4克,若300万户每月用1块,一年就丢弃266.4吨的纸盒;
4、奶制品:北京三元vad鲜牛奶净含量243毫升的包装袋重3.1克,若按200万人每天一袋计,一年丢掉的塑料袋总重达2263吨;
5、治高血压药:北京“双鹤”生产的10片装“北京降压0号”的纸盒、空药板及说明书重11.3克,丢弃物占总重的89%。据统计北京市老年人该病患者占4成以上,约有56万人需终生服药,一日服一片,一年丢掉“0号”包装物达203.6吨。
事实上,我们天天在丢掉着大量的可回收物,以上所述的废弃物只是总量的一角。据北京市环保基金会统计,北京市年产垃圾中有废塑料36.2万吨,而一吨废塑料可生产0.37～0.73吨油;每回收一吨饮料瓶塑料可获利润8000元。有废纸38.8万吨,每回收一吨废纸,可造好纸0.85吨,节省木材3立方米,节省碱300公斤,比等量生产好纸减少污染74%。有废玻璃15万吨,利用碎玻璃再生产玻璃,可节能10～30%,减少空气污染20%,减少采矿废弃的矿渣80%。有废电池2.37亿支,利用废电池可回收镉、镍、锰、锌等宝贵的重金属,同时可减少重金属对环境的污染及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有废金属3.5万吨,每回收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可减少75%的空气污染、97%的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比用矿石炼钢节约冶炼费47%。有废食品草木121.3万吨,每回收一吨这类垃圾,可生产0.6吨有机肥,也可生产垃圾燃料,作为发电、供热的燃料。
纪录片的导演是北京的一位自由摄影师，他的名字叫王久良。在圈子内，他以拍摄北京垃圾场而闻名。“我们可以从Google Earth（谷歌地球）的图片中看出这个地方的变化。2005年，这些大坑里还都是碧绿的清水。2009年，中间的大坑已经填满了污水厂的污泥，右边的大坑也变成了红色。2010年，这些大坑几乎全被垃圾填满。而不远处的高楼，也已拔地而起。”纪录片《垃圾围城》的一段解说词过后，王久良告诉记者，“我已经记不清楚向公众放过多少次这部纪录片了，每一个看过片子的人都会对北京垃圾现状感到担忧。”
在《垃圾围城》这部纪录片中，王久良在一张截屏的北京Google Earth地图上用黄色的标签把北京周边的垃圾场逐一标出，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北京团团包围起来。
“北京正在被垃圾包围，这里每一个黄色圆点就是一个垃圾填埋场。”王久良说，在这些黄色标注中，建筑垃圾填埋场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建筑垃圾包括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市政工程等以及建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砖瓦、废混凝土、废土及其他工程废弃物。
这张地图上的每一个标注都是他从2008年开始，骑着摩托车，带着相机，尾随在垃圾清运车后，一个一个实地核实过的。为此，几乎走遍了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的几百座垃圾场，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完整地记录了北京正在被垃圾围城的现状。
永定河引水渠两边建筑垃圾随意倾倒
就在王久良在北大放映他的《垃圾围城》的上午，记者来到石景山的一处拆迁工地――刘娘府村。这里处于城乡结合部，一年前这里还居住着上万的外来务工者。现在刘娘府村已经被整体拆迁。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苹果园地铁站不远的刘娘府村就夹在永定河引水渠和大山之间。满地的碎砖头、玻璃渣、烂画片、破电线以及各种各样的垃圾混杂在一起。在垃圾的夹缝中，可以找到原来的马路残缘。在这些建筑垃圾上，不时出现一只流浪猫或者觅食的流浪狗。这是记者首先看到的景象。
沿着永定河引水渠，可以看到永定河引水渠马路两边大量被随意倾倒的建筑垃圾，几辆车沿还残留着泥土的大卡车随意地停靠在马路两边。几名外来务工者推着破烂的三轮收集树枝、木棒和废铁。
远处有一帮农民工正在干活，有的拿着大铁锤把断墙放到，有的整理满地的旧砖。完整的砖头已经被垒了起来，等待着买主。
在原刘娘府村子的中央，还住着一些没有搬走的人。他们在建筑垃圾上点燃了一个小炉子，锅里正煮着饭，现在他们专门从事拆除和收集破烂的工作。
“像刘娘府村这种正被拆除的村子北京有许多。村子拆除后，满地的建筑垃圾便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北京渣土资源化处置协会会长杨凯说。
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都可以堆成一个景山
老旧建筑倒下，新的高楼拔地而起，人们对于这些每天都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但在城市日新月异的背后，却产生了大量建筑垃圾。
“我国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在15.5亿吨左右，其中，近3年全国平均拆迁建筑面积约6亿平米，约产生建筑垃圾7.8亿吨；按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规划，到2020年我国尚需要建设300亿平米住宅，平均每年建设面积为20亿平米，约产生建筑垃圾10亿吨（含渣土），合计17.8亿吨，两组数据基本吻合。”长期关注建筑垃圾问题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陈家珑告诉记者，而这一数字，今后还将维持并继续升高。
此外，不可抗力的破坏（如地震）等，造成的一次性建筑垃圾产生量也相当可观，例如汶川地震就产生了1.15亿吨建筑垃圾，玉树地震产生了400万吨建筑垃圾。
几年前，陈家珑教授为了调查北京市建筑垃圾现状曾经跑遍了北京城。他几年前指导过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理系博士高世扬花了近1年时间，调查北京建筑垃圾的回收情况。得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在北京每年产生4000万吨建筑垃圾中，回收利用的还不到40%，其余都以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
“北京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都可以堆成一座景山。”杨凯告诉记者，每年，北京产生的建筑垃圾量极大，是生活垃圾的7倍。用垃圾围城形容目前的形势一点也不为过。
建筑垃圾每年用掉土地3000亩
王新刚刚将家里的老房装修，面对焕然一新的房子，一直以环保人士自居的他老弄不明白一个问题：虽然他交给小区物业一笔装修垃圾清运费，但是，装修工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瓷砖等建筑垃圾去哪里了？
“包括北京在内，我国目前建筑垃圾的主要处置方式以填埋与堆放为主。”陈家珑说，实际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极低。
在王久良跑过的垃圾场里，就有很多是专门堆积、堆放建筑垃圾的。“前些年永定河沿岸盗挖河沙留下的大坑已经被填满，拾荒大军甚至用里面的建筑材料在垃圾填埋场里建起了屋子在里面居住。”王久良说。
北京市目前经过市政市容委批准的填埋大坑一共有21个，遍布北京周边地区，按照设计，这些大坑可简易填埋4337万吨建筑垃圾，每年用掉土地3000亩。
“即便每年建筑垃圾产量不再增加，三四年后，这21个大坑也将填满，之后产生的建筑垃圾将无处可埋。”陈家珑忧虑地说。
其实，北京遭遇垃圾围城已经不是第一次。1983年，北京曾进行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包括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等。为此，北京市政府斥资23亿元，才逐渐攻陷这些“围城”的垃圾堆。但二十多年后，垃圾巨兽卷土重来，并且来势更加凶猛。目前，北京每天垃圾处理能力缺口就达8000吨，缺口率高达67%。
环境污染严重的建筑垃圾
“集中、成片拆迁是我国目前建筑垃圾产生的一大特点，拆迁量大，建筑垃圾集中，不及时处置，带来的危害更大。”陈家珑说，首要的是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占用的土地不仅不能进行耕种，以后如果要建楼房的话，成本会更高。而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建筑垃圾的产生量会越来越大，建筑垃圾侵占土地的问题会更严重。
随意堆砌和填埋建筑垃圾对土壤、地下水造成一定污染。建筑垃圾产生的渗滤水一般为强碱性并且含有大量的重金属离子、硫化氢以及一定量的有机物，如不加控制让其流入江河、湖泊或渗入地下，就会导致地表和地下水的污染。直接影响和危害水生生物的生存和水资源的利用。
上海2011年的1080个试行生活垃圾分类小区名单中没有扬波大厦，在小区业委会倡导下，九成以上居民赞成垃圾分类后，小区主动引入公益组织帮助，开始自主实施垃圾分类。至今，这里已经成为最知名的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实际上，2013年垃圾分类项目已逐步深入至中小型城市。
6月初，世界银行批准向宁波提供8000万美元贷款，用于生活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示范项目。温州等地也计划在2013年，投建以餐厨垃圾为主的分类处理设施。
2010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处理的北京、上海两地，也在今年大规模增加了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小区，并分别提出了45%小区实现垃圾分类达标，和垃圾每年减量5%的目标。
然而，在实际操作者眼中，目前各地的垃圾分类项目，虽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公众参与、政府机制、财政投入等问题，但前景尚不明朗。 “熟人模式”
上海专业从事生活垃圾分类推广的公益组织“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下称爱芬环保），在扬波大厦投入了几个月时间，通过“陪伴”的方式，培育出了这个“明星小区”。
“从一开始给居民发家用分类垃圾桶和分类资料，我们就介入。与每个来领东西的居民面对面交流，教他们怎么分类，同时也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全方位提供帮助。” 爱芬环保项目总监郝利琼说。
爱芬环保在社区中建立了一个志愿者服务体系，每天派两名志愿者值班，巡查居民有没有做到分类，以及教授分类知识。对于平常较少出现在小区的年轻人群，则以信件进行交流。
扬波大厦相对简单的人际网络，对推广垃圾分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一定是小区居民，“大家都是熟人，互相之间要比的，做得不好就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们也天天去，久而久之成了朋友，工作也很容易开展。”郝利琼介绍。
国内像扬波大厦这样的社区，目前并不多，“就两幢楼，业委会自我管理，专门聘志愿者团队”。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徐志平认为，这样的“熟人模式”，很难推广到大型社区。“规模一大，林子就大了”。
郝利琼也认同，垃圾分类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居委会、业委会的工作能力。像扬波大厦这种业委会较为发达的社区，比较有推行垃圾分类的动力，“每年都有工作目标，要做些事情来证明业委会的能力”。
没有业委会的社区，垃圾分类的重担就落在了居委会的头上。
“我们今年接手了几个试点小区，都是街道分配的。现在刚刚介入，开展工作很困难。因为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很繁杂，平时已经疲于应付，有时候会觉得这是添麻烦。”郝利琼透露，她今年接触的近十个社区中，绝大多数居委会都没有推行垃圾分类的意愿，“只有两个小区有意愿，因为他们要建设、改造垃圾箱房”。
不过，郝利琼依然坚信，如果能够投入大量人力和精力，长期深入社区，即使再大的居住社区，都可以成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分拣不彻底
上海在过去三年内实现的垃圾减量，实际上主要依靠“大分流”，即将性质相对统一、产生源相对集中的垃圾，从日常生活垃圾中分离出去。这需要对大型餐饮企业和单位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农贸市场产生的菜蔬果皮，以及枯枝落叶等，进行单独运输处置。
根据《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每年申报餐厨垃圾种类和产生量，并根据申报量由资质企业单独收运。厨余垃圾产生单位需付收运处置费，标准容量60升一桶，每桶60元。
“源头分类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很多。静安区绿化市容局长不管什么时候，看到拉餐厨垃圾的（非法）车，就自己打电话给城管，亲自带队突击执法。晚上蹲点到凌晨4点钟。不是一天两天，刮风下雨，一直坚持。”上海某餐厨垃圾处理企业的总经理刘国荣说。
但徐志平还是深感无奈，一些企业或个人，偷卖餐厨垃圾的同时，将其他垃圾混入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内交运的情况，始终未能杜绝。“我们能做的就是（抓到后）‘暂扣’，让企业来交罚款。有些企业不交，我们也没办法。”
居民生活垃圾则是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
目前各地进行的垃圾分类尝试，多与上海类似，即将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从混合的垃圾中分离出来。“有害垃圾一定要分离出来，因为不论哪种处置方式有害垃圾都有影响。再有，垃圾有处置和利用的途径，才把它分出来，否则前端分拣出来的垃圾到了后面又混到一起了。”徐志平说。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对北京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调研中发现，仅有24%的居民对于厨余垃圾的认知完全正确。在240个厨余垃圾桶中，仅有1%投放的是完全分开的厨余垃圾，39%是完全未经分类的混合垃圾。
源头分拣不到位，波及处理企业的处理能力和时效，导致垃圾处理企业不得不设立专人进行二次分拣。
在刘国荣的垃圾处理厂区内，约有20多名固定员工要对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居民习惯的养成和固化是长期过程。目前二次分拣还是必不可少的补充环节。基本上各个小区都建立了一个二次分拣的机制，主要是通过保洁员对垃圾进行二次分拣，来确定分类实效。”徐志平说。
北京、上海的一些试点小区，对二次分拣人员进行补贴，鼓励他们将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从普通生活垃圾中分拣出来。北京的标准是每人每月600元。上海则根据各区情况，每分出一桶（120升、240升两种规格）厨余垃圾，给予5元-10元不等的补助。
不过，徐志平透露，对于二次分拣的做法，部分决策机构并不赞同，“他们认为垃圾分类应该由居民自己来分。”
个别地区亦尝试过“机械化”突破。2008年，北京小武基垃圾转运站上马了世界最先进的“光谱分选”处理线，不仅可以区分不同颜色的塑料袋，还可以把瓶子分出瓶盖、瓶身和商标来，垃圾处理效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然而环保组织调研发现，这些先进设施极少运行，原因在于：一成本高，而垃圾实际筛分处理量太少，另一方面精密分选机对垃圾水分要求很高，中国垃圾高水分含量居于世界前列，硬件无法消纳。
受访的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垃圾的彻底分类与有效管理，归根结底还要落实到“人”上，无法全部依赖于机械。 有害垃圾无解
尽管有各种无奈，刘国荣还是愿意从事餐厨垃圾的处理，因为从2007年至今，他与上海静安区绿化市容管理局的合作还算愉快。双方有个基本共识，“在2007年报预算时，把我8%的利润算进去了。让你赚钱，但监督你的一举一动，做不好不给你，就白投资了”。刘国荣说。
然而，在2013年大规模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最受关注的有害垃圾，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处置方式，也没有企业愿意跟进。
以上海居民产生的有害垃圾为例，主要为玻璃和电池两大类，分别被送往远郊的两个专用填埋场进行填埋。在上海电力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张俊喜看来，填埋并不能杜绝电池中的有害物质渗漏对土壤和水环境的影响，况且可供填埋的土地也有限。
参与过国内众多城市垃圾处理设施规划的北京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亦表示，“现在公众都知道电池能带来污染，因此都在收集，但收集到一定规模和数量之后，却不知道怎么办，政府也不来回收。最后就混入到其他垃圾中。”
对此，徐志平的解释是，目前，生活用一次性干电池中的有害物质汞，含量已经很低，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可以作为普通生活垃圾处理。这一说法源于原国家轻工业局等九部委于1997年12月31日的通知，要求自2005年1月1日起禁止销售汞含量大于电池质量0.0001%的碱锰电池，即实现碱锰电池的无汞化。
张俊喜所在的实验室曾于2005年对市场上流通的电池进行回收检测，发现正规厂家的产品含汞多能符合国家要求，但是还有小的企业生产不合要求。另外，“民间大量储存的废旧干电池，检测结果也远高于国家标准，有的超过两个数量级以上”。
现行的《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规定，“废一次电池的回收，应由回收责任单位审慎地开展。在缺乏有效回收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不鼓励集中收集已达到国家低汞或无汞要求的废一次电池。”
由于此政策所限，尽管一些试验室技术已经可以处理废旧电池，也很难进一步产业化。
比如，张俊喜课题组的“利用废旧干电池制备高性能锰锌铁氧体”技术，曾于2008年成功以50万元的价格拍卖。但是为上述政策所困，企业不敢承担过多的风险，因此，虽获得技术却未能真正投产。 环卫系统担责
扬波大厦“成名”之后，爱芬环保接到了上海众多区政府的邀约，都要向其购买公益服务。但作为一个新生的小型公益组织，爱芬环保并没有那么多人力物力可以投入。而在政府推动的垃圾分类社区，很大程度上依靠居委会的工作能力，但垃圾减量指标下在环卫系统，他们没有太大动力。
各地的市容环卫系统因为担负着垃圾减量的重压，是推广垃圾分类处理最积极的政府部门。然而，“自然之友”城市固废组成员张凯对北京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长期跟踪发现，环卫工作人员多数亦是混装垃圾，并未进行专业分类；转运至几个小区共用的垃圾楼后，一般只进行初步的压缩和包装。比如，一个垃圾楼共容纳四个小区的垃圾，其中，有一个是分类试点小区，其他三个小区都是混合垃圾，而最后，环卫公司运输垃圾的人员会将四个小区的垃圾放到一起，于是又成了“混合垃圾”。
由于不用担责，政府其他部门对垃圾分类并没有兴趣。财政对垃圾分类的投入也较少。
金永祥称，中国对垃圾处理的投入，“95%用于末端，而前端废弃、分类、回收、储运、管理、再利用工作远远没有到位”。
垃圾处理链条至少涉及规划、市政、环保、城管、国资、工商、城建等多个部门，减量化需要整个链条上所有部门通力配合。然而，郝利琼与各部门的沟通中发现，除市容环卫部门外，绝大多数机构在垃圾分类上的投入还是浮于表面，“就是开个会，做个海报，或者拍个宣传片”。而从部门关系上，主管垃圾的市政市容部门与其他部门平级，很难协调工作，甚至调动一个区的街道都很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