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6:12
有学者则指出我国当前的民主体制还不够完善，无法提供满足公民包括青年学生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尚未形成能吸纳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4]。这些研究虽在现状、问题、成因及对策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却未深入分析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因此，本研究将探寻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彼此间的内在联系。采用问卷的方式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学进行调查，运用SPSS因子分析方法，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并借此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为提高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积极性和政治参与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动机作为行为的动力，直接推动个体活动的动力，具有激发、指引功能，并与行为特别是行为倾向具有一致性。因此，本研究将选举动机作为选举行为倾向的重要变量，并假设（H1）选举动机越强烈，对选举行为倾向影响越大。但是，任何动机和行为都是以认知作为前提和基础，其认知水平的高低也必然会影响动机，因此假设（H2）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动机越强烈，假设（H3）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行为倾向越大。此外，动机理论还认为人的需要、兴趣、爱好、价值观等都需要转化为动机后才能对活动产生动力作用。
态度作为价值观之一，也必将对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假设（H4）选举态度与选举动机呈正相关，即选举态度越正向，越积极，选举动机越强烈。美国学者Fishbein提出了理理论(TheoryofReasonedAction，简称TRA)，该理论认为，个人表现出特定行为是受个人的行为意向影响，而行为意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个人对此行为的态度与主观规范所决定。但是由于理理论是基于理性人假设，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Ajzen加入了认知行为控制这一变量，并将其理论发展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edBehavior，简称TPB)，主要用来预测和了解人类的行为，后来被广泛用于社会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营销和消费等领域。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态度越正向，越积极，其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越小[6-8]，且Katz和Stotland，Rosenberg和Hovland也曾在研究中发现，人的态度是行为反映的基础[9]，因此，本研究将选举态度作为影响选举行为倾向的变量之一，假设（H5）选举态度与选举行为倾向是正相关，即选举态度越正向，越积极，其选举行为倾向就越大，反之越小。此外，许多心理学家认为态度由情感、认知、意向三部分组成，学者洛开奇（M•Rokeach）甚至认为态度作为一种具有结构的复杂认知体系，是个人对于同一对象的数个相关联的信念组织[10]。由此可看出，认知作为人们心理活动产生的最初来源，对态度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假设（H6）选举认知水平对态度有正相关关系。
研究方法
（一）变量界定与问卷编制
选举认知水平是指个体对人大代表选举的了解和认识程度、理解和评价能力，在本研究中，认知水平则是对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人大代表选举的意义的认知和了解程度的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从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较了解到非常了解，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态度指参与选举的主体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评价和看法，表现为认可与否定程度，赞成与反对程度的状态。如是否能选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人大代表制度设计的合理性、透明度等，分为“完全不认同、少部分认同、一般、大部分认同、完全认同”5个程度，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动机是指选举主体受外界刺激和内在需求综合作用产生的内在动力。本研究采用参加选举是否有自豪感和荣誉感以及参加选举的目的是为了选举出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或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还是例行公事等。从完全不符合、少部分符合、一般、大部分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行为倾向是人们对人大代表选举所预备采取的先前反应和意向，具有预备性质，它是选举行为的直接驱动力，但不等于外显行为[11]。其量表内容包含“如果条件允许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是否会主动参加”以及“是否会选择代表自己意愿的人”，答案“是”“否”分别赋值“1”和“0”。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方法
为了保证问卷的质量，首先在电子科技大学进行小样本试测（N=60），并运用SPSS20.0对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此基础上根据调查学生的反馈情况进行反复调整与修正，得到了最终问卷，共28题。最终问卷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考虑到作为“211工程”大学的学生，综合素质总体更高，因而更加具代表性。我们共发放问卷750份，每所大学150份，收回701份，剔除大量未填写和真实性不足的问卷，同时采用序列均值对少量题目未填写的问卷进行缺失值处理，最终有效问卷共649份，有效率87%。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简称SEM模型），具有同时考虑和处理多个因变量、将无法直接测量的属性纳入分析以及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等优点，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采用AMOS20.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检验假设和分析，并用SPSS20.0进行辅助分析。
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在进行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之前，首先对问卷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Cronbacha来检验问卷各项的内部一致性，当Cronbacha值≥0.70时，属于高信度，0.35≤Cronbacha值＜0.70是，属于尚可[12]。本问卷的信度为0.830，各项目的Cronbacha值也在0.600以上，因此问卷的可信度较高。效度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进行检验，KMO为0.793，且各因子的值也在0.6以上，同时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50，且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特征值，四个因子均大于1，说明问卷测量的项目比较准确的反映了选举认知水平、选举态度、选举动机和选举行为倾向这4个因子的特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二）模型检验与修正
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AMOS20.0对假设模型进行了检验。模型拟合度采用公认指标[13-14]来衡量。一般认为，X2/df的值应小于3，RMR和RMSEA的值应小于0.05，GFI、AGFI、IFI和CFI的值应大于0.9，且越接近1越好，PGFI和PNFI的值应大于0.05。模型拟合结果如表3（初始模型）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要求，模型拟合度良好。但在模型假设检验中，我们发现H3、H5、H6并未通过假设检验（见表4），说明选举认知水平和选举态度对选举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也不显著。根据简约拟合度原则，我们去掉了H3、H5、H6三条路径，得到如图2所示的修正模型。经检验，修正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了标准，且简约拟合度有所上升（见表3）。修正模型拟合标准化解如图2所示。
（三）讨论与分析
H1通过了检验假设，并且我们发现，选举动机越强烈，选举行为倾向越大，这与动机理论是相吻合的，一切需要和心理活动都要转化为动机才能真正促进人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会因确信其投票不会对投票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而不愿意参加投票，但一般而言，行使公民权利所带来的满足和利益，以及不参加投票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足以促使大多数的人们参加投票活动[15]。行为科学认为，只有当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再加上客观条件即诱因的刺激时，两者共同作用才能最终形成人的行为，这对选举动机与选举行为倾向的关系也具有很好的解释性。
H2通过了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动机越强烈。虽然我们所调查的都是大学生，但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认知却是有差别的，它会受专业、家庭背景、政治面貌等因素的影响。虽然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动机有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较选举态度对选举动机的影响要弱。
H3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行为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认知水平与选举行为倾向虽有重要联系，但这种影响并非直接的、决定性的。认知要变成行为，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变量和可变变量，而选举动机在本研究中即是这个重要变量。
H4通过了假设检验，即选举态度对选举动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的理论依据“人的需要、兴趣、爱好、价值观等都需要转化为动机后才能对活动产生动力作用”相匹配。
H5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态度对选举行为倾向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原因与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行为倾向的影响有相似之处，选举态度也需要作用于动机才能对选举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受到外界环境和大学生个性特征等因素影响。这是因为相比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大学生更加理想主义，更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影响，当他们认为选举公正、公开、民主，能选出真正让他们满意的代表时，就会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选举动机更加强烈；反之，如果外部政治环境较差，认为选举不公正或者被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时，就会相当消极，甚至产生抵触心理。
H6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调查对象均来自“211工程”大学，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与他们的综合素质并不成正比，选举认知水平普遍偏低，对选举以及人大代表制度的了解程度的均值都低于3分（总分5分）。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很容易产生从众心理，人云亦云，不认真分析也不顾是非曲直而盲目从众；同时还会受到许多固定观念的影响，导致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不显著。
此外，我们在进行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时还发现，在性别、年级、专业、政治面貌、是否为学生干部和家人是否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群体里，各假设路径虽有微小变化，但并无显著性差别，因此，模型对于解释大学生参与选举影响因素的解释具有普遍意义。
1.1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薄弱
当代大学生由于面临着就业、学业的压力，部分大学生很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则表现出一定的冷漠，没有真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立场不坚定，这些对他们的政治参与产生消极影响。
部分大学生很少关注国家重要会议和法律法规，参与水平和程度仍然较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因为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而盲目的回避政治,远离政治，缺乏明确的政治参与意识，对政治生活不参与或尽可能少参与,没有把参与政治当作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1.2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动因复杂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上的一些“经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部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动因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学生担当学生干部和入党问题。大学生积极参加学校活动、担当学生干部和入党是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表现，也是政治参与的体现，多数优秀大学生通过这些提升了自身的能力，使之能更好更快的适应社会；但也有部分大学生仅是为了追求个人发展，打造择业就业竞争资本的功能性手段，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为自己未来的名、利、权等方面获取政治资本和实惠。这种政治参与的动因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1.3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被动、盲从特征
许多高校大学生的参选率虽然很高，但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却是被动、消极的。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部分大学生的主动参政意识不够，一般是听从学校和老师的安排。例如我在本科时期曾经组织过班级学生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在选举过程中没有老师为我们详细的介绍候选人的情况，也很少有同学主动去了解候选人的情况，部分同学是在相应的人名前面随心所欲地划个钩交差了事，还有的同学抱着游戏的心理，别人选谁自己就选谁。这充分表现出了当今部分大学生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是被动和消极的。
2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的原因分析
2.1家庭教育的影响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即启蒙之师。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子女的影响很大，父母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子女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在我国，多数父母重视子女学习成绩而不关心孩子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由于我国应试教育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部分大学生的家长不关心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对国家政治方面发生的大事也漠不关心，政治参与性不高，政治责任感欠缺，这也是导致当代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2.2学校教育体制的缺陷
当前我国学校过于强调分数、升学率,片面注重专业知识教育。在校老师不仅要教授理论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系统的、正规的、有意识和有目的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仰，训导学生基本政治能力。
在理论课教育方面，学校应改变教学方式。从老师在台上一味的灌输转变为引导学生自己独立思考。教师和学生之间有学习互动的时间，注重提高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培养政治参与能力，提高政治社会化程度。
2.3社会现实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制度进行改革,大学生毕业后不再统筹分配。就业制度的改革使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和难点。大学生在进入学校的那一刻，就开始为就业做准备，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现实使功利主义在学生中普遍盛行,学生在上学期间忙于寻找增加未来求职的筹码，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参加政治活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享乐主义强烈冲击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社会道德出现滑坡，政府官员出现腐败现象等等，使政府形象受损，政府信任度降低，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使大学生出现了一些政治冷漠现象,制约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
2.4政治参与体制的不完善
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推动力量。校园是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活动场所，大学生的与外部社会联系较少,客观上造成大学生参与政治的局限性。学校里虽然有各种学生社团组织，但政治参与渠道不多,政治职能不足,无法满足大学生参与政治的需要，政治参与的效果不明显导致了大学生政治效能感较低，参与热情不高。
3增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对策
3.1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拓宽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公民越来越关注国家政策、方针等政治问题，大学生作为理论素养较高的特殊群体，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意识更加强烈。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对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国家和政府应当建立相应的政治参与规章制度，使之制度化、法律化，鼓励大学生在法律的保障下主动表达个人意见，充分发挥大学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作用。
政治参与渠道的不畅通，是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范围和广度的直接原因，由于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原因，大学生在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需要拓宽和完善意愿表达渠道，使不同层次的大学生找到适合自己利益表达的方式，释放内心的积郁，要求学校党支部、团支部、学生会、社团等组织积极促进自身的发展，充分发挥政治作用，合理有序的引导大学生政治参与。
社会要重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作用。大学生可以通过、举报、信息网络等政治参与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增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政府提供大学生表达政治愿望的机会，建立健全信息反馈机制，极大的激发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积极主动的了解大学生的意见，集思广益,真正的做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学校在大学生反映的情况中把握其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更好的引导大学生合理有序的参与国家政治事务。
3.2学校进行教育改革，鼓励大学生政治参与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是高校设立的考试必修课，课程的开设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的重要作用。由于课程内容重复及教学方式单调，大学生对高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学校应该不断完善教学内容，改革教育方法，实现教育方式的多样化，让“两课”变得“活”起来，变传统的理论灌输为引导和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自主创造精神，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寻求、探索政治知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成不变和干巴巴的教条，变成了简单的说教，脱离了群众活生生的实践，那就不会有说服力，也就会丧失生命力。”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政治理论知识关注和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社会热点和学生实际，在处理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引导大学生理性思考，作出正确判断，增强政治鉴别力。
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使西方各种思潮涌入国内，人们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这种变化在大学生身上同样有所反映。学校在传授大学生政治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加强政治观教育,使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理性和方向性。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国家观、民族观、政党观、民主观、法治观、人权观等方面的教育。通过这些宣传和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深化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增强政治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提高政治参与的自觉性。
3.3大学生努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
大学生政治参与应该具备一定的参与知识和能力，首先应该全面、深入的了解现有的政治理论。努力学习掌握政治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在社会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力，积极主动的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社会热点问题，努力培养自身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参与意识。
我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遗存下来的传统政治文化残余对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子民”、“臣民”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学生应该突破顺从政治文化的影响，打破“权威奉行”的政治心理，加强自身的主体意识，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加入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目前高校已普遍开设《法律基础》课程，系统地对大学生进行民主法制知识教育，催生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使大学生了解在行使政治权利的同时，要主动担负政治参与的义务；树立大学生政治监督的意识，主动回应民主政治化和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前进趋势。
当代大学生要适应国家民主政治化和政治参与法制化的发展需要,不仅要提高业务素质,更要提高政治素质，强化政治责任感。一个忽视政治素质锻炼、培养和提高的人是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要求大学生们勇于承担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使命,自觉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
摘要：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祖国的未来,肩负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任，参与政治有利于大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健康、积极、稳定、理性是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呈现出的一些显著特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正确引导大学生政治参与理性、有序、健康的发展,对于大学生自身的成长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原因及对策
参考文献
［1］高旭.关于新时期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的思考［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8）.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权利均衡
Abstract:Thepoliticalparticipationofprivateentrepreneursisaspecialandimportantphenomenoninthesocietytransition.ThroughthecasestudyinDistrictL,TaizhouCity,ZhejiangProvince,thispapermakesaresearchonthepresentsituation,andpointsoutsomeproblemssuchasinactiveparticipation,relativelylowlevel,poororganizationandunfairopportunity.Finally,inthelightofsocialrightsbalance,measuresareputforwardconcerningtheestablishmentofaregularandfairpoliticalparticipationsystem.
Keywords:privateentrepreneur;politicalparticipation;expressionofinterests;rightsbalance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又必将对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如何认识、引导、规范这一特殊而重要的政治现象是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课题。作为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浙江省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尤为活跃。据初步统计，浙江的县（区）级人大、政协中私营企业主代表和委员已约占30%，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社会政治影响力。本文试图通过对浙江省台州市L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考察，分析当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问题和意义，进而提出建构公平有序的政治参与体制的对策性建议。
一、台州L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
按宽泛的定义，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指的是参与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影响或试图影响政府公益分配的行为。参与渠道、方式与内容是呈现政治参与现状的重要方面，而这些方面又与参与主体的社会特征密切关联。
（一）私营企业主的社会特征
（1）社会来源多样化。L区的私营企业主大多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劳动经营积累原始资本，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资本家并没有历史渊源关系。农民是L区的私营企业主最主要的社会来源，约占80%，普通职工、国家干部、无业人员也占一定比例。私营企业主与原社会群体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仍受前身份比较大的影响。
（2）政治参与意愿强烈。参与政治的私营企业主一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社会阅历丰富，人脉网络发达，与政府官员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比较积极，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具有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些特征增强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参政议政意愿强烈。根据调查，L区有7%的私营企业主愿意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治组织，仅有17%的私营企业主表示不愿意；在回答“是否支持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问题时，有11%的人表示不支持，有22%的人表示无所谓，有67%的人表示支持。
（3）政治参与动机复杂。根据调查，L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动机复杂多样，有22%的人是为了为私营企业主阶层说话，有26%的人是为了寻求政府支持，促进企业发展，有10%的人是为了推进民主政治，有38%的人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其中最典型的是“功利型”动机。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最终还是为了自身企业的发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些头衔对他们来说主要是政治“保护伞”；其次是“民主型”，有些企业主社会责任感较强，能以公心为本阶层乃至普通百姓代言；还有一类是“补偿性”的，由于我国私营企业主长期在政治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现在政策宽松后，有了一定经济地位的私营企业主寻求在政治上恢复性的补偿。
（4）统一的阶层意识尚未形成。L区的私营企业主在保护私有财产、建立公平竞争秩序、限制公共权力不当干预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诉求，但就总体而言，由于社会来源的多样、企业规模和实力的差异等原因，私营企业主内部分化比较严重，存在着大量利益冲突与矛盾，统一的阶层意识尚未形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较小。一些中小企业抱怨地方政府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不帮“雪中送炭”忙。大企业跟政府关系好，要钱有钱，要地有地，中小企业说话的机会少，即使说了，分量也很轻。在调查中，我们获悉与L区相邻的一个区曾发生过中小企业主市人大代表，抗议一家大企业“圈”走了他们土地的事。在回答“最能有效表达和维护企业利益的方式”这个问题时，有29%的人认为进入人大、政协，有17%的人认为参与民间经济组织，有16%的人认为与政府官员座谈，有14%的人认为私下与官员接触，有17%的人认为与政府官员交朋友。
（二）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渠道与方式
（1）经党政部门和有关组织的推荐，进入人大、政协、工商联任职或参政议政。政府一般根据企业的实力、企业家的声望、各区域平衡等诸因素确定和分配名额。据统计，在L区二届人大20名常委中，私营企业主占3名，196名人大代表中私营企业主代表占29名，其中不包括既办企业又担任村级领导的“两栖”委员。在政协委员中，私营企业主所占的比例更高。目前L区33名政协常委中私营企业主有11名，在133名普通委员中私营企业主占了61名。另外，L区有全国政协委员1名，省政协委员1名，市政协委员29名，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均是私营企业主，29名市政协委员中有16名是私营企业主。目前工商联共有正副会长17名，理事61名，会员500多名。
（2）参加个私企业协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社会经济组织。目前L区个私企业协会共有个体户会员4万名左右，民营企业会员3413名，民营企业会员769名，下设8个分会，每月召开一次例会。目前在区民政局注册登记的社团还有青年企业家协会、模具工业协会、电机行业协会、社会福利企业协会、网吧管理协会、印刷业协会等。据调查，私营企业主主要参加以下社会团体：6%的人参加商会，24%的人参加个体劳动者协会，22%的人参加民营企业协会；13%的人参加行业协会，还有32%的人没有加入任何组织。
（3）直接与政府官员接触或保持与政府官员的经常性联系。通过与政府官员个别的接触或参与党政部门召集的座谈会表达意见。L区党委政府重视与企业的双向沟通，建立了领导干部与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联系制度，政府有关部门经常深入企业，听取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要求和意见。有些私营企业主往往动用种种社会资源，实现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接触。
（三）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内容与策略
私营企业主提交的议案提案，大致反映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策略。通过对近年来L区私营企业主在人大、政协会议上议案提案的分析，关注重点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围绕政府的中心工作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二是关注社会整体发展，反映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这类内容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整治、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近年来，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成为议案提案的热点。三是关注企业发展，维护企业权益。这类内容占了议案提案及其批评建议的大多数，其中较为集中的问题和意见主要有：投资环境的改善、企业融资、企业人才引进和培训、中小企业用地、用水用电管理，等等。
有意思的是，在访谈中发现，这些诉求的提出与参与的方式、动机、场合以及诉求的对象有密切的关联。一般来说，功利性或非正式参与的内容较多集中于企业自身发展的事项，在这种场合，私营企业主往往跟关系“铁”的官员提出私人性的甚至非法的利益和要求，有些问题即使是面上的，但一般也经过挑选或包装，实际上是与企业的切身利益相关的。正式的集体参与则较多关注社情民意，反映社会热点问题，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立场并非是“质询”而是“吁求”，往往只是希望政府能够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至于政府采取怎样的后续措施并不怎么关心。“政府的帮手”是许多私营企业主的自我角色定位，在访谈中，有些私营企业主说：“我们参政议政总不能给政府‘添乱’，有些事情政府的确是一时难以解决的，我们要做的是当好政府的助手，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具体的实际问题。”
二、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说，社会转型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是一场主要在政策执行领域中发生的基于力量博弈的利益政治战争，是私营企业主与地方官员关系性合意的建立过程。运用亲戚、朋友、同乡等私人性的关系网络资源，托庇于政治权力而非经由制度化、组织化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整合是当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重要特征。［1］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存在一些问题，认清这些问题或许正是建构公平有序的参与秩序的重要前提。
（一）政治参与渠道的自主性不高
我国政治参与体制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社会监督体制、民意表达体制。但是这些组织渠道更多地体现了党委政府的意志，更多的是作为党政部门的衍生机构而存在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控制式的参与体制降低了民众包括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认同感和效能感。在调研中也发现，L区的私营企业主对“加入社会团体对维护利益是否有帮助”的看法不一，即使对个私协会等民间社会团体的认同度也不是很高。有19%的人认为没有帮助，有58%的人认为有点帮助，有11%的人认为很有帮助。
民间社团不能充分发挥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的主要原因也在于自主性不高，有关政府部门视之为行政管理的衍生工具。据一些私营企业主反映，有些行业协会是政府为了方便管理或为了一项具体的目标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一旦政府的任务完成就撒手不管、不了了之了。
（二）政治参与的目标层次较低
当前大多数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不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也不是为了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主要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寻求政治“保护伞”，为自己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据一位政府官员反映，当地的一位私营企业主本不想参与政治，而身边的朋友极力劝他进入“政治圈”以捞好处，现在这名私营企业主已经是区政协委员了。也有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个政治荣誉，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一旦获得某种政治安排后，往往不履行政治职责。据区人大、政协的有关官员反映，许多私营企业主代表忙于自己的事务，真正投入精力来参政议政的不多。这说明当前的私营企业主尚缺乏高度的政治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
（三）政治参与的组织性不强
在调研中发现，L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主要还停留在个体参与阶段，参与活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化，而是处于一种散乱和单独行动状态，大多数私营企业主以个人身份，利用私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就个人的利益直接与个别政府官员接触，而不代表群体或阶层的整体利益，不会提出整体性的、关涉整个行业或群体利益的问题。这种个体参与容易孳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由于集体行动的资源被政府掌控，这种基于分散的个人利益的垂直参与容易造成原子化的个人，由于社会成员之间信任的缺乏，也容易破坏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提高社会交易成本，甚至助长恶性竞争之风。［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原子式的个人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生活情境，大致相同的利益诉求，几乎一致的诉求对象，因此，可以预想的是，在缺乏组织的政治参与背景下，如果受到特殊的重大事件的刺激和催化，众多原子式的个体容易迅速形成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冲击政治体系，因为未经协调过滤的利益诉求在特定情境下往往有激进和非理性的倾向。［3］
（四）政治参与的机会不均衡
政治参与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公平参与是应有之义。但是，由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还处于个体参与阶段，由于民营企业规模实力等方面的差异，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目前L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机会不均衡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一方面表现在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名额是组织安排的，选举、推荐只是走过场。一些私营企业主反映，花钱买政协委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在政治参与上存在着比较尖锐的矛盾。在访谈中，许多中小企业主抱怨他们没有有效的参政议政渠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名额基本上留给了较大的企业家，即使有机会，他们说话的分量也很轻。在回答“是否同意大企业比中小企业说话有分量”这个问题时，有35%的人表示不同意，有65%的人表示同意。
三、建构公平有序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体制
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是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也是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和重要组织者，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有助于资源、信息的沟通、交流和共享，形成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良性互动，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在社会权利均衡的视野下，建构公平有序的政治参与体制，通过理性的、程序的制度安排协调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形成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机制。
（一）依法行政，规范公共权力的运用
在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公共行政尚未规范的背景下，公共权力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影响。L区的私营企业主普遍反映，近年来，当地政府服务意识明显增强了，吃、拿、要的现象基本消失了，但同时也抱怨，政府手中握有许多权力、有许多优惠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企业就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许多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目的就是寻求公共权力的庇护，以免不当干预或争取政府分配的利益。这种寻求特殊主义利益的政治参与建立和拓展了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主之间的庇护关系，易引发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在特殊情境下，还可能造成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公共权力的运用是建立公平有序的参与秩序的关键。
（二）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增强参与体制的自主性
由于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考虑私营企业主的位置，因此，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并不能有效满足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愿望和需求。应创新体制机制，畅通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体制、社会监督体制、民意表达体制的职能和功效。通过人事组织制度的改革，取消有关制度中对私营企业主的歧视性规定，吸收优秀的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更为根本的是，增强商会、个私协会等民间经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切实发挥民间经济社会组织的职能，有效协调冲突的利益和矛盾，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使民间的社会经济组织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的途径和渠道，缓解私营企业主过多的政治诉求对政治体系施加的压力。［4］
（三）提供法律程序保障，提高政治参与的公平性
在没有程序保障的情形下，说服极易变质为压服，同意也就成了曲意迎合。程序可以提供一种特殊的自由讨论、沟通的场合和方式。在这里，通过法律规范的屏障作用，社会影响力和身份差异被尽量排除，一切既定的真理标准和权能行使都被缓期执行。［5］只有在正当程序的保障下，才能体现政治参与的公平性。一方面，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权利的前提下，制定听证程序、监督程序以及责任条款等必要的法律规范，依法规范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对于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严格依法进行，公开透明，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杜绝营私舞弊、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发生。同时，对参与政治的尤其是进入人大、政协的私营企业主加强教育和管理，规范其参政议政行为，督促其切实履行人大、政协代表的职责。另一方面，将沟通协商规则制度化，妥善协调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利益矛盾。在参与体制的设计中，可以适当增加中小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等组织的比例。
（四）创设各阶层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增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合冲突的利益和观念关键在于建立一种程式化的、稳定的、配套的制度安排，使得各个阶层获得表达利益的合法渠道，且能通过某种中介机制或沟通机制，使利益和观念冲突得到合理解决。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先富群体参与政治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也要防止政府与私营企业主尤其是大企业家的合谋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造成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的不和谐，最终危害社会政治的稳定。因此，政府在积极支持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同时，也应该为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阶层提供表达意见的平台和渠道，积极有效地回应各个阶层提出的合理诉求，公正行政，增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参考文献：
［1］徐露辉,陈国权.社会转型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J］.社会科学战线，2006(6)：171176.
［2］梁波.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J］.求实，2002(5)：4749.
［3］ZHOUXueguang.UnorganizedinterestsandcollectiveactionincommunistChina［J］.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1993，58（1）：5473.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政治权力；社会权利；边际效用；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9-0109-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象的日益普遍，学者们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具有差异性，笔者拟从政治权力、社会权利、需要层次和动机、费耐尔逻辑模型和边际效用等不同学科的不同视角对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进行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在此基础上，探讨现有文献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研究共识、不足与理论空间。
一、政治权力：政治学的研究视角
政治权力的视角是指从国家、政府的角度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它是政治学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要而言之，主要包括：
第一，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进行的研究。王晓燕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角，探讨了我国中小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真实社会建构[1]。王志刚根据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理论，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及社会建构，阐述了充分发挥私营企业主阶层参政议政作用，使其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支健康力量的重要性[2]。
第二，运用公共选择理论进行的研究。周兴新、罗晓敏、陈舜键运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对涉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政府这一政治行为主体进行了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是理性的，即政府也要效用函数最大化。不仅如此，他们还应用公共选择领域中的“效用”概念思考促进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好地发挥政治参与的作用[3]。
第三，运用政党执政理论进行的研究。朱光磊、杨立武从扩大和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和执政资源的角度出发，认为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新型阶层，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力量和适应性的政党，必须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性渠道，扩大和巩固自己执政的社会基础，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深远意义[4]。
第四，运用政治参与理论进行的研究。政治参与理论主要研究政治参与主体、政治参与形态、政治参与的现状和规范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内容。在关于政治参与主体的研究中，陆学艺认为私营企业主的阶层意识在逐渐产生，但尚未产生统一的自觉的政治要求[5]。在关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客体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的政治参与结构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制度化程度低、配套性差的问题；其次，从结构功能角度来看，我国政治参与体制的分化程度不高，自立性比较低，在担负着某些政治参与功能的同时，受到党政机构强有力的支配，成为党和政府用来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调控的系统[6]。在政治参与形态的研究中，成伟认为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现状为：合法性参与为主、非法性政治参与时有发生；政治参与目的层次较低；政治参与的组织性不强；政治参与的强度不高[7]。赵纪梅则进一步指出，政治参与的主体有限，受教育程度高、经济实力强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政治参与的目的层次较低，利益是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驱动力；政治参与模式以制度性参与为主，非制度性参与时有发生；政治参与组织性不强，以个体参与为主；政治参与强度不高是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 [8]。
二、社会权利：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社会权利的视角是指从社会出发，以公民个体为分析单位，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展开的分析，这符合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第一，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黄文雯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合法性，认为，既然党的十六大明确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生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那么我国私营企业主属于新时期人民群众的范畴，他们也就拥有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9]。苏红霞、张静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权依法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政治权利，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10]。
第二，运用社会分层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社会分层理论主要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征、来源、发展过程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社会分层理论尽管不是专门研究政治参与问题的，但是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性、社会流动机制和路径等研究可以为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提供重要的知识背景。李路路认为，原来的国家干部、普通职工或农民、非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是私营企业主的主要社会来源[11]。王晓燕认为，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国内大多数学者仍采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为基本的分析框架”[1]。并且将中小私营企业主从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划分出来单独对其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研究。
三、需要层次和动机：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第一，依据需要层次理论进行的研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分析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华正学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视角，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新的观察和思考，认为可以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需要归纳分解为以下五个主要层次，分别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的参与要求；保障权利、维护安全的参与要求；靠近组织、回归社会的参与要求；提高地位，获得尊重的参与要求；成就事业，实现自我的参与要求。同时他还把上述五个层次需要归结为物质利益追求、精神性激励、共同愿景等三个目标[12]。
第二，运用动机理论进行的研究。心理学认为，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有其动机。胡绍元从动机的角度认为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主要表现在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参与社会等三个方面[13]。敖带芽认为，1999年修宪之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趋于明朗和稳定，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维护自身利益；获得对本阶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14]。邢乐勤等学者认为一方面私营企业主的政治需求更具有公益性和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大多数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态是拥护党与国家政策，关心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发展有所作为的同时，也希望在政治发展中有所作为[15]。王河则更为明确地指出，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特征及其心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升政治地位，以获得心理补偿；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上升[16]。
四、费耐尔逻辑模型和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第一，运用计量经济学的费耐尔逻辑模型（198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质量研究中心费耐尔博士总结原有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把顾客期望、购买后的感知、购买的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组合起来，建立起一个计量经济学的逻辑模型，即费耐尔逻辑模型。进入21世纪，费耐尔逻辑模型已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最广泛采用的顾客满意度研究的理论模型）分析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华正学根据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实践的特点，结合费耐尔逻辑模型认为，政治参与进程中私营企业主满意度的理论模型主要由以下六个变量构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期望；私营企业主对参与质量的感知；私营企业主对参与价值的感知；私营企业主对参与的满意程度；私营企业主对参与的抱怨；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程度。并且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上述变量之间主要呈现以下关系：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期望影响满意度，高的期望值会使满意度下降；私营企业主对参与质量的感知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即感知越高，满意度越高；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参与抱怨呈负相关关系，即满意度越低，抱怨就越多；反之，抱怨越多，也表明满意度越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其政治忠诚呈正相关关系，即满意度越高，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系统越忠诚。同时，他还补充强调由于多变量因素的存在，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各变量间的关系有时也是十分复杂的，并非是单一的对应关系[17]。
第二，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指消费者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消费量所引起的总效用的追加（或减少）。而总效用则是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消费一定量物品或劳务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它是消费一定量物品或劳务所获得的单位的加总。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是研究消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总效用单位的变化。而消费量的变化所引起的效用单位的变动，就是边际效用）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运用这一概念可以为研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华正学依据西方经济学的消费需求理论，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边际效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他认为在实践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并不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而增长，而是相反地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当有的私营企业主初始得到政治参与机会时积极性高涨，而当组织为其安排的政治参与机会越多，政治安排角色越多，希望他更能够代表非公经济人士利益愿望的时候，反而越不积极甚至消极退缩[18]。
五、现有文献的共识、不足与理论空间
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进行研究的现有文献基本达成如下研究性共识：一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具有多层性，包括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升政治地位，以获得心理补偿；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上升。二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模式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主要有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两种。三是对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存在诸多问题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解决。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不足，这些不足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
（一）现有文献的不足
毋庸置疑，现有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些分析框架和有益的启示，但也存在以下的不足。
第一，研究成果没有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放到宏观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去，即运用政治参与理论时，并没有把政治参与的约束变量考虑进去。事实上，在中国语境下，摒除宏观的社会政治结构分析，简单套用西方经典理论往往出现解释乏力的现象。
第二，由于忽略了宏观社会政治背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重大影响，许多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理论建构主要基于理论层面的逻辑推演，尽管也掌握着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很大部分是基于理论需要、囿于分析框架剪裁后的产物，真实世界中丰富多彩的事实实际上被屏蔽了，所带来的结果是研究得出的结论尽管符合经典理论，但是往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第三，通观我国学术界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的历史分析视角和比较分析视角的研究还显得十分缺乏。
（二）理论空间
一般地，理论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认识，当我们应用理论剖析具体问题时，如果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样的理论便存在理论空间。就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而言，笔者认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论空间至少有二：第一，可以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放到宏观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去，把影响和决定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约束变量纳入到政治参与理论中，从而全面考察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并从中找出其固有规律。比如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影响等。
第二，从历史学的历史和比较的视角研究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发端和发展的，至今已近三十年，进行历史地分析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空间至少有二：一是从纵向上，对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特点的研究；二是从横向上对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类型的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不仅如此，三十年来，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发生过怎样的变迁，这种变迁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导致这些变迁的主体、动力、路径、目标是什么，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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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与意义
1.1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意义大学生政治参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重大的社会意义，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政治参与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最通常和广泛意义的实现。青年期是个体成长过程中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形成的重要时期，大学生就读期间是其获得政治意识、信仰、知识、情感、能力，逐步树立政治观的过程；是掌握社会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质，进而成为符合主流社会政治要求的社会成员的过程［3］。其二，扩大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治民主化对大学生提出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大学生群体积极的政治参与，将会带动全社会广泛和普遍的政治参与，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养和民主意识，全面促进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在于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之尽可能地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使国家政治体系的举措避免或减少对“公平性”的可能偏离，以提高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亨廷顿等［4］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说明政治制度化不良、政治参与无序都会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笔者认为，从另一角度讲：社会发展∝政治参与×稳定的社会政治，即在社会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提高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将会促进社会发展，同时产生大量的社会精英。
1.2当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国内理论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便开始了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和探讨，近十年更是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然而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参与”依然是一个罕有人提及的理念。大学师生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知识相当缺乏，对于政治参与的途径、渠道、方式方法所知甚少，甚至有些根本没有听说过“政治参与”术语。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急需加强该领域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着手，寻求对大学生进行相关教育和培训的有效途径与方法。各地问卷调查数据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比较一致，认为当前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以下特点：其一，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流积极向上，同时存在政治情感冷漠。大多数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意识比较强，能主动关心时事动态，但也有一部分大学生政治情感冷漠，政治兴趣缺乏，忽视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更不重视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政治责任。其二，大学生政治认知与实际的政治行为不协调。尽管他们有较强的参政意向，但政治素养不高。表现出理论基础薄弱，缺乏相对专业的政治理论知识，政治认知模糊，往往在认知层面选择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差异，政治情感不稳定，政治态度不明朗，实际参与能力较低。其三，大学生政治参与动机多元化，个人本位主义趋势日益显著。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源利益分配机制对人们的价值观造成冲击和影响，造成大学生中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蔓延［5］。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积极推进大学生政治参与
与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类似，美国的社会教育、德国的政治教育、法国的公民教育也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品行的教育。西方社会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在法制建设、课程设置、行为参与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不断完善政治认知、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这三个政治教育中的基本概念和关系层面［6］。综合考虑，笔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大学生政治参与。
2.1全面提高政治参与的意识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认识到培养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责任与义务，着力加强政治参与的宣传、学习和教育，将其作为党政、团学、学工的关注议题，体现在日常工作中，落实在教学、实践、思想教育等各个环节，并逐步列为评估高校对社会贡献和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考核指标。
2.2加强政治认知、政治认同教育
从概念的辨析中，本研究认为政治参与属于行为范畴，但这些具体的行为必然受参与者的政治认同支配和政治认知左右。加强文化通识教育、丰富政治理论课程，是明确政治认知，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辨别能力，提高政治素养的基本要求。开展丰富的文史哲美伦理等文化通识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观、历史观、社会责任感，提升其政治素养与人文涵养。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了巨大的潜移默化的政治教育功能，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及“位卑不敢忘忧国”等思想，可以激励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而儒家学说中的“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思想，则体现了“以德治国”“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个具有丰富人文底蕴的人，通常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政治学角度看，该个体必然有着强烈的政治情感，理智的政治认同，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达到了政治社会化的目标［7］。另外，还要强调公民责任意识，形成政治态度。公民政治参与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加入政治参与的内容，加强宪法教育，加深大学生对公民基本权利、公民基本义务和公民社会政治责任的认识。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中的精英，更应具备现代文明的法制意识和民主精神。
2.3重视政治参与技能，培养公民政治意识
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素养，引导大学生有意识地关注时下的政治热点问题，并努力提高认识的全面性、准确性。政治体制确定以后，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手段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性和方法学范畴。政治参与涉及每个公民，要设置一些指向明确的政治参与行为学的教育环节，注重政治参与实务技巧训练，诸如行政管理的技能技巧、常用法律文书常识、信息获取与诉求传递、选举和被选举、辩论诘问与质询听证、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公务员法规等实务课程和训练，使大学生充分了解和掌握政治参与的知识、程序、渠道和方法，学会合法行使权力，了解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如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合理合法捍卫利益的权力，反对社会腐败的权力，遵守法律的责任，伸张社会正义的义务，必要时应征服兵役的义务等。政治理论要结合社会实际，培养学生具有爱国主义的情怀，用民主、法制的精神，理智辩证地审视社会矛盾，客观全面地分析和判断政治问题，唤起政治兴趣，掌握政治知识，提高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
2.4营造政治参与环境
大学校园文化是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参与各项实践活动，可使大学生检验和修正自己政治思想和理论，产生新的感受和认识，不断形成自己的政治认知，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技巧，完善政治人格。大学生本着政治参与的意识深入社会，结合社会现实调查研究是很好的形式。通过调查走访，查阅资料，分析归纳，学生可以学会综合、质疑、批判、分析、创新和实证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深思熟虑，客观公正地作出政治判断，给出相应建议或反应。尽管目前大学设有军训、学习参观、社会调查、大学生村官计划、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生产劳动、勤工助学等实践教学环节，这些例行实践过程论及广度和深度是不充分的，社会和大学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学校要以培养政治参与实践的态度让大学生参与学校各项管理，关心学校的发展计划，关心社区发展情况。设立校长信箱、校长热线、校务公开日、领导接待日、后勤监督委员会等，倾听学生的诉求，提高学生的参政地位，关切校务管理的途径和方法，都是让学生在校园里践行政治参与，养成良好的习惯和理念，避免非常态的极端化做法，是对未来关心国家事务和社会公益的前期准备和锻炼。在校园内可以创建一些模拟的社会管理模式，例如辩论会、模拟施政演讲与质询会、听证会、网络交互论坛等，有意识地为政治参与锻炼服务。要引导政治意识、组织管理、行政能力、工作作风比较突出的学生骨干学习和依法实践政治参与过程，假以时日，他们将是未来的国家英才。要为其创建实践平台，发挥各种学生社团的作用，扩大政治参与面。基层民主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完善机制，调动学生热情，在校园范围内开展合理、合法、合规的团学干部和社团干部竞聘上岗制度，培养大学生发表自己的施政主张、诘问对手和上任承诺的能力，也养成接触群众、兑现承诺的习惯。这种模拟政治选举的活动，既可以锻炼有政治意向的学生干部，也可以使学生得到作为选民的政治体验和人生经验，对未来参与正式选举和被选举是一种预演和准备。
2.5发挥社会政府职能
支持和鼓励大学生政治参与应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政府和社会应当疏通信息渠道，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功能，将听证公告信息联通高校；广开参与门户，为大学生政治参与营造和谐良好的参与环境，欢迎大学生参政议政。政府的招标会、听证会、法庭庭审等涉及社会公开公正公平的形式，应向高校开放旁听，让大学生了解政府或政府机构如何行政管理，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参与的方式何为有序。长期以来，多处高校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与大学生接触甚少，应当改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脱离选民的状况，社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定时按约与大学生选民沟通，如开通网络议事，以了解他们的诉求，解释他们的疑虑，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一种真实体现的政治参与过程。要鼓励大学生自觉地投身政治参与，上通“天气”，主动学习领会党的政策方针；下接“地气”，积极下基层进社区，习惯与群众结合，习惯面对挑战，习惯参与竞争，习惯接受监督，习惯保持诚信，习惯恪守廉洁，习惯为民施政，习惯兑现承诺，习惯承受来自于公众的压力。使大学生树立起“我是国家未来管理者”的观念，树立起“我是国家栋梁”的自豪感。
3结语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参与路径
国内学者对公民、妇女、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妇女、微博群体、新社会阶层、弱势群体、农民工、网络等政治参与及参与心里都有了一定研究，但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以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协商民主、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社会排斥、公共政策、新制度主义、大众媒体、性别差异、政治心理、阶级理论和抗争政治等理论视角，或通过实地调查、比较分析方法、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社区剖析、模型实证研究对湖南和广东、武汉、山东、云南凤庆和牟定、深圳、河南、杭州、西安、福建等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进行调查研究。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三高三低”特征：高学历、高质量维权和生活意识、高流动率，低社会保障、底层生活状况、低政治参与，经济发展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1]。社会融入困难、城乡情节造成的双重边缘、内卷化的身份认同矛盾，加之转型社会所具有的排斥性体制和刚性稳定特征，冲突发生后，仅能通过暴力压制和策略消除，而不能纳入制度内解决[2]。政治权利保护，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参与政治，或制度净化和吸纳不稳定因素并解决在制度框架内，来保持社会的繁荣稳定和谐。
一、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界定
赵排风、贾波、朱良玉，鲜开林、曹宇，认为有序政治参与是在法律规范指导下进行的理性的程序性影响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并能获得某种合法权益的资格。汪德平和杨倩认为是以各种方式和途径，直接参与或试图影响社区政治过程的行为。李奋生、王疏影，认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要求，通过一定的方式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等行为。
由于法律、制度缺陷，其政治参与多是“非法而合理”，及社会支持网络的发展、社会资本积累差异、弱者武器运用，出现通过争取集体利益而实现个人利益，同时又因自身特点，决定这种参与只局限于一定社会范围内，没有出现管理国家、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意识。
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广义可界定为，该群体为保障个人或群体的利益，通过各种方式，直接、间接的影响政府态度、过程、决策和社会态度、决策的行为；狭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制度规范形式，为自身或群体利益，直接、间接的影响政府过程和决策行为。
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问题
女性的政治意愿表达高于男性[3]；整体的主体素质与参与政府公共决策面临的效率和质量问题不相适应[4]。农村精英多数外出务工，出现了其政治参与度低于其他年龄阶段。在城市因权利缺失，经济融入、制度拒入而成为体制性边缘人和流动中政治人，政治参与目标认识模糊，政治信任程度不高。法定政治参与形式的多元化，可利用的方式极为有限，导致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追求经济利益，缺乏政治信仰，参与动机不明确。价值冲突、文化适应能力差，造成交往的同质性，使其组织型社会资本极度缺乏，处于原子化状态，延缓了其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组织尚不能有效地发挥其政治参与技能、提升政治动员和信息提供等政治性的功能；阶层歧视，城市经历和社区参与带给农民工更多的负向体验，影响了其在城市的政治认同、效能感等正向政治心理的形成，进而阻碍政治表达意愿的形成[3]。行动者之间的信任缺失及社会系统中公民社会建设不完善等原因使原本应有的政治权利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参与态度的漠视和极端化、制度化参与的虚设，导致制度化参与异化、非制度化参与激增，寻求帮会、黑社会等非法组织支持，出现治安犯罪、不合作主义和分散维权、集体暴力、有序群体抗争等弱势群体社会报复[5]。
三、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方式和模式
近年来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进行了分类。邓秀华的形式（议论性、选举性、公益性政治参与）、内容（政治意愿、利益诉求、情绪宣泄）区分[6]；消极抵制型、动员卷入型、权利主张型参与模式[7]。方江山、张荣君、孙仲民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参与。谢大伟、孙玉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动机正从维护自身利益向维护公共利益发展，参与结果从无预期投入向“投―收”结合发展；非制度化参与方式有组织罢工、越级上访、报复和暴力活动、参加非法组织[8]。侣传振和崔琳琳依据政治参与主体的价值目标与制度手段分为遵从型、仪式型、创新型和隐退型政治参与模式[9]。史成虎从新制度主义角度分为积极主动模式、消极被动模式和权力依附模式[10]。董海军提出依势博弈，利益博弈的三要素变化：诉求领袖凭借的资源由权利文化网络向权力利益网络转变；诉求对象由基层政府转到各利益主体；法的资源尴尬，而势却成为潜在资源[11]。
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影响因素
1.自身禀赋与结构性排斥的政治性贫困。工作地域与政治参与属地差异，传统人特性，利益关系淡化、经济基础薄弱，臣民文化和小农意识、自我社会地位评判较低，身份认同模糊等原因，致使政治参与观差异较大与政治诉求偏低。文化适应惰距，缺乏参与精神支撑，及自身禀赋约束的功能性排斥，受制度影响的结构性排斥，制度环境约束下城市融合的外生的结构性排斥[12]。
2.不同社会化过程对不同农民工有着差异化作用。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存在正向影响，而与打工人口的交往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3]；有困难考虑的是业缘、血缘、地缘，对政府和法律信任程度较低；流动诞生的公民意识，改变了其利益诉求[14]。
3.结构性制约，制度隔离和市场压力。主流市民文化排斥，制度化参与内化不深。工会未成为有效机制，利益代表机制、组织化程度弱势。务工赚取资本离开农村，在乡村场域和城市场域的双重实践下陷入选择困境，不同利益群体因为知识体系差别造成话语意识的差距[15]。
4.政府利益偏向和维权成本。“内输入型”政府决策体制，政府决策过程的利益表达与综合不是由互动过程进行，而是由权力精英来确认的[16]。政府回应度低、效率低，政策不公平。政治参与难以理性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渠道不畅，信息弱势、信息服务机构不完善。
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路径
当代中国，农民广泛运用法律维护和争取自己权益，可避免由于边缘化引起的大规模“暴民政治”和社会动荡[17]。 （下转第138页）
（上接第136页） 现代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政治参与失范若不能及时解决，不仅会导致报复性反应，诱发违法犯罪，还会造成党执政基础分化，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18]。
当前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学者们主要通过以下几条路径展开了论述：
1.公民文化建设，培育公民意识、政治人格，促使身份和角色转换的认同。
2.发展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和乡村经济，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以政府指导下县、乡、村的培训基地为点、依托企业培训为线、以校企联合的职业培训为面的培训网络体系[19]，加大农民的人力资本培育，提高就业转岗技能。
3.营造平等、透明的公共空间。培养网络意见领袖和代言人，网络参政。完善选举制度，建立行政协商制度，建立地方党政部门和农民工之间的双向沟通的“诉求―回应”机制，增加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性。对政治参与基本知识的普及等法律援助制度。
4.构建多功能组织体系。提高组织化程度和挖掘发挥家庭功能；发挥共青团纽带作用；培育农民工非政府社团组织；创新基层党组织形式，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流动性大的特点，采取网络化教育管理[20]。
5.优化政治参与环境，增强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发挥媒介作用，纠正社会偏见，重建熟人社会；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与各阶层之间的沟通，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加强社区融入和社区关怀，降低城市化、市民化“感情成本”。
个体从与其它网络的“弱”关系中获得的信息，要比从与熟人的“强”关系网络中获得的信息更多，网络政治参与对于解决因地位、领域、经济、身份等造成的参与“距离”，无疑是最好的方式。通过将政治变成大众场面，媒体有力地削弱精英的制度隔离，充分有效的发挥媒体作用，使用“弱者武器”，可间接的达到参与目的。在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通过社区改善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关系，将会从社会层面和社会价值上推动其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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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永刚.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州学刊，2011，184（4）.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大学生；政府；高校
当今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网络在人民生活中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我国网民达5.91亿，互联网普及率44.1%，20-29岁青年中网民人数达到29.5%，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使用率已达23.3%，学生是使用网络最广泛的群体，占26.8%。由此可知，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大学生是使用网络最广泛的群体。
大学生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群体，思想活跃、具有创造力、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他们的发展对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维持我国政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当代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引导大学生更好的进行网络政治参与？
一、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生政治参与兴趣不大、态度冷漠。大学生使用网络的时间很多，但是大多利用网络学习娱乐，进行政治参与的意识很薄弱，政治参与的主动性、自觉性程度低，并没有很好的行使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利。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受传统政治参与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思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政治冷漠感，没有把网络当成一个表达其利益诉求、实现其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忽视了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大多数大学生只是在网络上“围观”，却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二）大学生政治理论知识缺乏、素质偏低。高校虽然普遍开始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集中讲授党和国家现行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等，但是大学生接受政治理论课程时，只把它作为修学分的途径，并没有认真学习政治理论，也缺乏对时事问题的思考，考试后，就把这些内容抛到脑后，从而导致自身的政治理论缺乏。在分析政治问题、理解国家政策法规时，无法深入理解其本质。
（三）大学生政治参与动地日趋功利化。我国处于深度改革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在大学生中传播，他们很容易受到影响，务实化倾向愈加严重，在关心国家民族利益的同时，更加关注个体价值的实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存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大学生很难做到单纯的信念参与，对他们来说，找到一个好工作，才是真正的实惠，并没有从长远角度来参与政治。
二、应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政府要优化网络政治环境，保障大学生有效的网络政治参与
1.加速构建电子化政府，扩大公众参与力度。政府要有效运用信息技术，以网络为基础构建电子化政府，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采取的战略性措施。政府通过网络让大学生能够容易地获取政府信息，可以借助主题网站、电子布告栏、微博等新兴的科技方式，与大学生建立一个迅速、有效的沟通途径和意见反馈机制，从而实现和扩大学生对政府公共事务的参与。
2.建立明确规范的网络法律体系，加强网络监督。为了抵制网络上一些不法分子的破坏，构建和谐安全的网络环境，政府必须建立明确规范的网络法律体系。以规范明确的法律、规则来保证政府网站的信息资源能正常运转，以制度保障政府快速有效地处理信息反馈和提供公共服务，以公开明确的制度促进政府和公民在网上的双向互动。
3.培养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注重对网络舆论的积极引导。政府有关规定明确要求建设网络宣传队伍，并指出：“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互联网如同一个输入通道，通过这个容量超大的通道，将会有大量的信息涌向公众，如果管理人员没有一定的知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势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二）高校要注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弘扬正能量
1.利用课堂提高学生政治理论知识，培养政治素养。高校开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等政治公共课，在教学中，加强学生政治理论知识的教育，使学生学习相关政治理论知识，但同时，也可以开展一些时事政治相关的讲座，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提高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注度和兴趣，激发他们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热情。
2.加大实践教育的力度，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高校在开展理论课的同时，也要加大实践教育，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和社团的作用，根据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开展一些活动，培养学生的主题意识，避免对政治的冷漠，使他们主动关心政治，增强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进而主动的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3.全新构建网络平台，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渠道。高校要建好网、用好网、管好网。把时事政治、国家颁布的相关政策放到校园网上，使其为师生服务，成为校内资源整合的平台。把校园网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平台，加强学校论坛建设，掌握引导权，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正面、客观的信息，删除负面、虚假的信息，做好论坛信息的监督工作。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成果、宣传正能力的文章、起榜样示范的实例放到网上进行宣传。
（三）大学生自觉培养网络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能力
大学生的政治理论学习先于网络政治参与。只有掌握了充分的政治理论，大学生才能够对网络的政治信息、政治决策、政治事件进行有效正确的判断，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才能自觉地进行网络政治参与。
大学生政治，对自身成长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有效的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并为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提高了根本保证。不管是政府还是高校，都要重视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优化网络环境，为大学生政治参与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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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政治冷漠
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程度和民主政治发展水平。所有的社会群体中，大学生群体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亦是执政党最重要的青年群众基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政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实践和政治参与能力也不断增强。但是多数调查统计显示，当代大学生真正出于自主意识参与政治活动的比例一直不高，多数学生持一种消极的政治冷漠观。
一、大学生政治冷漠界定
大学生政治冷漠，是相对于理性参与、激情参与的角色行为而言的，主要指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大学生由于外界或个人原因，不参与或消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行为以及对政治活动和政治问题采取冷漠、漠视的政治态度。包括两种情况：绝对政治冷漠，即态度上的政治冷漠，行为上也相应体现出对政治的冷漠；相对政治冷漠，即态度上虽然不表现为政治的冷漠，但在行为表现缺乏实际行动的消极参与。2
二、大学生政治冷漠的表现
大学生的政治冷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治情感淡漠
政治情感淡漠包括对现实政治参与不够，对学校的政治宣传持冷漠态度等等。
如今，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热衷于对社会政治现实漠然评价而不采取必要的政治表达。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不关心现实政治事件，很多学生基本上不关注国家的公共政策，谈论更多的是娱乐、游戏方面的话题。除此之外，大学生常常回避常规的、主渠道的理性政治参与，漠视甚至主动放弃政治投票和政治选举的权利，甚至都不愿意参加校内的各种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选举，比如学生会主席的选举。
（二）政治行为投入较少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竞争和就业压力使大学生深感不安。他们把就业作为在校奋斗的第一要义，不愿挤占时间参与其他事务及政治活动，对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现实政治动态普遍缺乏兴趣。尽管各大学依旧推行“马列主义” “形势政策”和“思想道德修养”等政治必修课，但这些课程却恰恰是令所有学生最不满和最委屈的课程，只不过为了混张文凭而被迫学习和应试而已。
（三）政治认同模糊，与政治行为存在冲突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信息充斥在大学生的身边。网络的快速发展更是给信息的传播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加速作用。尽管现在的大学生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但政治判断力仍不足。
二、大学生政治冷漠原因探析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加政治活动，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它包括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参与行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发展中，公民的政治参与都存在着参与和不参与并存的局面。政治不参与是相对政治参与而言的，主要是由于政治冷漠产生的一种政治行为。作为一种政治态度，政治冷漠是指一国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冷漠和对政治问题的漠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是指对政治参与的疏远与逃避。
（一）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传统封建政治文化推崇的“官尊民卑”、“官本位思想”、“清官心理”等政治心理深入人心，使得人们的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发生萎缩，政治参与意识淡薄。3人们在政治参与上表现出顺从、被动乃至普遍的非参与倾向。虽然大学生应该具有高度的现代政治觉悟，但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具有强大感染力的顺从型政治文化通过这些途径对他们的政治观造成巨大影响，造成青年大学生冷漠的政治心理，被动的政治参与意识。
（二）学校教育与管理的影响
在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导致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渐次的淡漠，许多人甚至产生了逆反心理。教育内容与实际生活脱离，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实践的支持，教育手段落后，形式单一，仍然采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大大挫伤了他们学习政治理论课程的积极性，间接导致政治冷漠。
此外，学校管理者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往往忽视学生的存在，总把学生当作管理关系中次要、从属和被动的一方来对待。同时，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机会不多、渠道不畅以及制度不完善，使得大学生的利益诉求无法达到表达等原因，也使得他们变得对社会政治冷漠、逃避甚至消沉。
（三）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
1、经济因素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参与知识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城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者改善他们的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替代物。4从现实讲，大学生仍处于校园的象牙塔中，接受着父母的经济支持，并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很多大学生忙于家教、兼职，无力主动参与政治，放弃了原本可以关心政治的机会，偶尔碰到学校组织的选举投票活动，又漫不经心地把票随意处置，这种被动的参与更使他们淡漠政治活动。
2、心理因素
罗伯特·达尔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他人行为的手段， 因而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投票以及形形的其他东西。5对于大学生来说，唯一的政治资源来源就是学生干部，学生干部的名额毕竟有限，许多大学生其实只有“名存实亡”的被选举权。这样的现象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等，使他们的对班级事务不关心，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参与度的降低，形成政治冷漠。（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注解
① 刘洪玲.高政治参与率下政治冷漠的原因探析［ J］.中国青年研究, 2006, ( 8) : 76.
② 王晓燕． 偏离与重构［D］． 上海: 上海大学，2008: 123
③ 丁征．论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J］．理论与改革，1998，(5)．
④ ［ 美］ 塞缪尔·P·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56.
⑤ ［ 美］ 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47.
参考文献：
［1］ 丁征．论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J］．理论与改革，1998，(5) ．
［2］ 陈春荣． 当代大学生中的政治冷漠现象分析与对策［D］． 武汉大学，2004: 6 － 7．
[关键词]中国 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 法治 政治稳定
首先应予以说明的是，本文所论的“今后”是一个中长期的时间概念。具体的截止时间并未有绝对的限定。这一点，关键要看我国今后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进展情况。虽然本文仅仅从政治参与的角度阐述和分析我国今后政治发展的目标定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的政治发展目标就可以被忽视，也不意味着随着我国今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出现新的更为紧要的发展目标的可能。本文只是基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发展水平所作的思考，认为将扩大参与作为今后我国政治发展的一大目标，不仅是必要而紧迫的，而且是现实可行的。同时，文章也仔细考察了它与法治国、政治稳定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得出我国今后的政治发展应是这三个方面协调发展的结论。
一 背景：政治发展视野下的我国政治变革
谈论我国今后政治诸方面的变革,需要有一个宏观的视野和理论框架.目前为止最为常见也最具解释力的就是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政治发展”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对自身的结构、功能和活动方向作出适当的调整，从而更有效地顺应社会的发展并实现自身的更新,这是一个漫长甚至是充满阵痛的过程。例如，阿尔蒙德就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将“政治发展”界定为“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1]可见,政治发展是一个社会的全面变革,更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的艰难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决定了我们在探讨政治任何一方面的变革时都要有一个充分理性的头脑和全面把握的能力。本文有关我国政治参与的思考和展望也正是在此指导下进行的。
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西方有关政治发展的理论(也就是学理探讨)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形成。该理论最初就是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些后发展地区的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政治发展，政治态度和行为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等等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阿尔蒙德和亨廷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其理论模型林林总总，用以判断和划分传统和现代的标准也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将政治体系的变迁放在了整个社会转型的背景中考察。因而从广义上讲，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同义语。这意味着研究和探讨政治发展的任何一点都不能离开现代化的大背景。而现代化的大背景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和变迁，也包括社会的利益变动和结构重组,人们思想观念的世俗化和参与自主意识的空间提高,等等方面。
具体到我国，这一背景就是人们常说也最切身感受到的社会转型的现实。具体地说,就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的事实,我们的社会和每个人的生活所经受的前所未有的变迁。相应的，我国的政治发展也就意味着我国政治系统在社会整体转型中的自我调整和更新。在我看来，如其就政治现代化的标准争论不休，还不如直接以政治系统对社会转型的适应性和对社会需求的满足能力作为探讨政治发展问题的起点。研究政治发展，即要研究社会系统对政治体系所提出的新要求，政治体系是否具有满足这些要求的能力,以及政治体系面对这些要求对自身所作的调整,调整出来的结果社会反馈如何,等等方面的问题。而由于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对政治发展的探讨就需要从政治体系的各个层面展开。具体到我国的政治体系，我认为，可以在对参与、法治和稳定这三个最主要的子系统的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对我国今后政治发展的大致认识。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只拟就政治参与这一个方面展开分析,旨在通过这样一个切口展示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治发展的趋向。
二 扩大参与：必要性、可行性与着力点
政治参与，就其广义而言是指公民为实现或扩展自身利益而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政治体系施加影响的活动。“在有关政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参与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在对于民主的分析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一国的政治发展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指标。公民政治参与的拓展，可以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而构筑起现代政治有效运行的心理基础；公民政治参与的拓展有利于增加政治体系的整合能力，还可以有效地抵制政府权力的变异：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相分离的情况下，发挥其重要的政治功能。
但就我国目前政治参与的现状而言，其发展水平离理想的状态仍有相当大的距离，更难以适应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大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从总的范围来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面相对于我国的社会需求来说仍显狭窄。主要是，我国公民的社会参与（如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相对比较充分，但对政权体系和重大决策的影响作用甚微，难以进入国家的实质层面。并且参与的总体特征停留在精英参与占主导的层次上。2，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公民的主动参政的意识不够；政治冷漠广泛存在。与政治冷漠相对应的是大量非理性参与行为的存在,这严重干扰了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3，在常规的政治参与中，参与主要用于产生共识,而不是用于公民对决策的自主选择和社会监督或是舆论压力。4，手段性参与重于目标性参与；重视政治参与的短期效应而不能着眼于长远的民主政治建设。相应地，从利益型参与向责任型参与的转变明显不足。5，情感型参与偏多，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化程度偏高。非常规参与有扩大的势头，而且它们常常与非制度化参与、暴力参与合而为一。这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6，最后,我国的政治参与存在着地域、行业、阶层上的巨大不平衡性。对这一点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居民之间，大、小城市居民之间政治参与意识的发展程度不一致；不同阶层、群体和从业者的政治参与要求存在悬殊差别；从发展态势来看，大中城市居民、文教科研、党政机关的从业者因其工作性质、文化素质和政治信息接受程度等原因，参与意识较强；而工人、农民、个体劳动者的大多数（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这类人），其参与意识则明显偏低。就是说，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主要还局限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域和文化阶层以及职业与政治关系较密切者；政治参与要求普遍提高的大众心理基础尚不完全具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待普遍提高。
所有这些决定了我国以后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并改善政治参与状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然，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至今，已经为我国政治参与的扩大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为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空间。这是制度前提。我国宪法确定了从选举到监督的一整套规则，使公民参与的扩大具有法律上的保障。这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根本性地位；我国公民有权通过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我国有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和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等直接民主的形式，这些都为社会参与向政治参与的转化奠定了基础。可以看出，以上几个方面在目前的发展还很不够，这说明参与的扩大仍有巨大的潜力。
2，改革带来利益变动和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对参与的需求扩大。这是参与扩大的根本动因。“十五大”报告在展望本世纪中国政治前景时认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发展目标是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和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经济生活的规模和变动频率会有所增加，个人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会愈加频繁。社会生活的丰富和扩大将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体的发展积极性也将被调动起来，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也愈加敏感和清晰。这就能够更加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同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带来政治参与的扩大——它不仅意味着公民参与的扩大，同时也是政治参与的结构性发展，即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3，我国社会自主空间的扩展和社会联系方式的飞速前进为参与的扩大提供了物质条件。国家向社会的放权和各项改革使社会和公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的社会自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得到了成长。公民既可以通过参与这些社会组织培养参与意识、提高参与技能；也由于这些组织的政治功能，公民的参与可以转化为政治参与。这将是我国今后政治参与的一个“生长点”。同时，各种通信联络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使更广泛的政治联系成为可能，更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便捷渠道。剩下的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了，关键要看民众和政府如何运用了。
结合上述分析，针对前面论及的我国政治参与的现状，考虑到我国今后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我认为，我国今后在政治参与的扩大上要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并实现社会参与向政治参与一定范围内的转化。即，社会自组织履行更多的政治功能，成为公民参政的现实渠道。随着社会监督能量的扩大，真正地做到公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和监督。2,培养公民主动参与的意识，训练并提高公民的参与技能。解决政治参与的要求与能力之间的矛盾。并培育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公民文化和规范而稳定的公民参与格局。3,在参与过程中逐步实现公民自主选择权利，使参与与公民的切身利益和独立主张结合起来，提高公民的参与质量和深度。4,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化的要求，全面布局、逐步推进公民参与的进程并确定其主要方向。5,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畅通现有的各种合法参政渠道，使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得到及时的反映、疏通和解决，从而减少非常规参与的范围及其对社会的危害。6,对于农民的参与主要是加大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在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保护的前提下扩大其参与的范围；对于中西部地区的政治参与，理应放在我国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中考虑，并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公民的参与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针对各行业的特性，按其从业人员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范围、深度和方式，区别对待。对于目前政治参与比较落后的行业和阶层，应适当想方设法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
“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群众要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实际上强调了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并且表明党和政府已经将政治参与作为我国今后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来抓。这不仅是我国今后几年内政治发展的目标，而且是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政治发展目标。
三 谋求扩大参与、健全法治与政治稳定的协调发展——从三者间的关系谈起
前文就政治参与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着力点展开了论述，但它并不是孤立的。从理论上讲，政治参与、法治国和政治稳定是三个不同的政治范畴，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今后我国政治发展的整个系统中，这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均离不开其它两个方面的配合，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不利于整个政治的发展。这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
（一）政治参与只有在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健康地扩展，这显然离不开有效的法治。
政治参与的扩大具有双面性，它既可能为政治体系的有效运作提供动力支持，也可能使政治体系陷入崩溃，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难以控制的危害。对此，亨廷顿有一个经典的公式，即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高的条件下，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与该社会的政治参与成正比；反之，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低的条件下，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与该社会的政治参与成反比。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对社会利益变动和冲突的疏导与协调能力的强弱，关键要看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程度。但是，就目前我国政治体系对社会需求的适应能力来看，它离预期的水平尚有距离，主要是我国在参与的渠道上仍不够畅通，参与的规则化程度偏低。因此参与需要渐进地推进，使参与在法治的限度内进行。同时，常规而有效的参与只有在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公民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走在冷静而理性的轨道上，而不是感情冲动型的非理性行为；规则也才能得到真正的遵循。这反过来有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而一个稳定而有序社会的实现，不仅需要法治调解机制的核心地位，也有赖于政治改革的渐进推进。否则，政治体系的稳定就难以实现，社会的秩序也得不到保障，参与的扩大更可能冲击政治体系，造成社会的紊乱。如此则是一个恶性循环了。这显然不是我们愿看到的局面。
（二）法治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参与的扩大和政治体系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维持。
我们通常讲的“法治”，是使法律在社会关系的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但实际上，法治最本质的精神和内容是宪政，即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以及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作为或不作为，从而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福利。就此意义而言，法治的真正实现在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这其中，公民参与的扩大是不可缺少的。公众的参与有助于形成社会的监督压力，这将促成政府的规范化运作。我国公众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够，这里当然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动和利益重组，如前文所述，参与的扩大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只要让参与在制度允许的空间内进一步扩大，或者随参与的扩大渐进地对现有制度作适当的改进，参与扩大对法治的深化和法治精神的真正落实将起到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当然，另一方面，法治的推进和真正落实离不开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安定的社会秩序的长久维持。众所周知，法治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在我国法治基础非常薄弱的条件下推进这项事业更显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因而只能着眼于长远统筹规划。这就更需要政治体系的稳定为其提供外部环境，也需要有序的社会参与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和持续的依托。因此，偏废任何一方面，法治也不可能成功。
（三）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发展需要在法治轨道上扩大的公民参与提供动力支持。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虽然有些言过其辞，但也不乏对后发展中国家的警惕意义。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大变动，社会不仅使原来的各种矛盾暴露而集中，同时也滋生着崭新的矛盾与冲突。这就给社会稳定和政治体系提出了无法逃避的挑战。如何处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微妙平衡，是我国今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主题。就目前看来，我国政治发展能得以较稳定而有序得进行，主要得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空间的扩大，亦即在渐进式的改革策略中我国实现了政治的稳定。但从长远来看，经济改革的绩效终究有其限度，加之经济自身的运行周期，政府从经济发展中获取的稳定资源将面临困境。同时，随着社会自由度的扩大和社会自身力量的成长，社会对政治体系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因而政治体系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尽管时间可能有早晚。也就是说，政治稳定的实现只能依赖于政治体系自身和社会对政治体系稳定而持续的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法治和参与。就法治而言，政治运作遵循法治的轨道有规则有秩序地进展，既可将社会的矛盾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予以化解，更能使政权体系的运作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和稳定发展的社会支持。就参与而言，主要是随着今后我国社会发展对参与需求的增加，有效而持续的参与是政治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也只有通过扩大的公民参与，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得到聚合和表达，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最深厚的根源才能得以遏制。可见，政治稳定前提下的政治发展也客观上要求参与的扩大和法治的健全。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参与的扩大、法治的健全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任何一方面的发展均直接影响到其它两个方面的健康发展；只有三个方面协调发展，才能使我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因而，就算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我国今后的政治发展也意味着这三个方面的协同发展。
注释：
[1] [美]加布里埃尔 A阿尔蒙德,小G 宾厄姆 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页。
参见：[美]塞缪尔 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参见：杨旭明.“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述评”[M]，本书编委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英]戴维 米勒、韦农 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3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参见：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摘 要：“政治参与”的研究应仅仅关注自主参与和合法参与，还是承认、包容动员参与和非合法参与，这是该领域内学者的主要分歧之一。社会质量理论从五个方面完成了对于政治参与概念的“容纳与超越”。运用2010年上海社会质量问卷调查的部分数据，将政治参与和社会质量同时作为外来的理论概念，分析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本土化问题，可以看出：不仅中国的政治参与状况异常复杂，西方的有关理论无法套用，而且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对此的测量也有力所不逮之处，有必要进行完善。
关键词：社会质量;政治参与;社会赋权；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C91；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8-0069-09
一、政治参与概念辨析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但不仅是政治学者，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都对这一概念较为关注，从不同的视角对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分析。有关政治参与及其与民主之关系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不过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学中的学术概念，对于政治参与的系统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一般认为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
学者们对于政治参与概念的界定最初较为混乱①。范围较窄的只关注公民合法的选举行为，范围宽泛的几乎把所有人（无论是否以政治为职业）的各种参与行为（无论是否旨在影响政府）甚至将与参与相关的态度都包容进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梳理、磨合之后，围绕这一概念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学者们大多接受这样一个定义：政治参与是指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根据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等学者的界定，政治参与首先是实际的行动，不包括态度等心理因素；其次是平民的行动，不包括政治家的职业活动；再次是试图影响政府的行动，不包括其他类型的参与②。
然而，亨廷顿进而作出的其他界定却出现了争议。在他看来，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的所有行动，不论这一行动是否合法、是否使用暴力、是否有效果、是否群体性参与以及是否表现出自愿性特征。亨廷顿由此区分出自动（或自主）参与和动员参与两个重要类别：前者指行动者本人自发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后者则指行动者受他人策动而发生的影响政府的活动[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乔治?I.多明格斯：《政治发展》，载［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8-189页。]。此外，亨廷顿还区分了合法参与、不合法参与这组概念。这些类型学上的概念划分成为后来者重要的分析工具，具体说法上则有所不同[注：在不同的文献中，与动员参与类似的说法还有支持式参与、仪式性参与等，合法/不合法参与有时又被称为制度性/非制度性参与、制度内/制度外参与等，如［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解莉莉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10页。]，如对以投票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参与和包括签名、抵制、游行等在内的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划分[注：Kaase, Max &Marsh, Alan, “Political Action: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In Samuel H.Barnes, Max Kaase, et al.,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Sage Publications, Beverly Hills, 1979.]。
与亨廷顿的定义不同，以诺曼?尼（Norman H.Nie）、西德尼?伏巴（Sidney Verba）为代表的学者持一种相对较为狭窄而明确的意见，将政治参与视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行动”[注：［美］诺曼?H.尼、西德尼?伏巴：《政治参与》，载［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0页。]。这一界定的特点有二：一是强调政治参与是自主参与，不包括动员参与；二是明确提出只关注合法参与，不关注非法参与。这一派别的学者更多坚持了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以选举作为典型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传统，对哪些因素影响选举投票率的高低进行细致考察[注：这一方面的研究如：Sidney Verba, Norman H.Nie & Jae-on Kim,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Teixeira, Ruy A.,Why Americans Don't Vote: Turnout Dec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1960-1984.[STBZ]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Michelle T.Kuenzi.Nonformal Educ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Findings from Senegal.Political Behavior,Vol.28, No.1 (Mar., 2006), pp.1-31。]。从这一角度看，似乎反而是亨廷顿出于对研究现状的不满而试图扩展政治参与的内涵。
实际上，两派学者的看法均有各自的依据。相对来说，亨廷顿更具国际视野，看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等不同类型国家之间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认为在试图影响政府的目标下，合法参与、不合法参与都只是行动者的手段，彼此间可以互换，而动员参与、自主参与的因素也可能同时并存于行动者个体身上，界限并不明显[注：［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汪晓寿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14页。]，因此有必要全都包容在政治参与的范畴内。尼和伏巴则更加强调政治参与作为现代民主内在要素的文明、理性、自主的一面[注：在学者有关现代民主的论述中多把自主参与作为其基本要义，如科恩“民主即民治”的观点，参见［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页。]，尽管承认动员参与是许多国家的重要参与形式，也承认对非制度参与开展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坚持认为合法、制度内参与同非法、制度外参与的内在逻辑有所不同，理应属于两个研究领域[注：Sidney Verba, Norman H.Nie & Jae-on Kim.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2.]。
质疑观点：法律，尤其是法学，应相对独立于政治，但平衡论的政治味道太浓，是一门政治法哲学；而且平衡论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
不可否认，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自古就非常密切，宪法、行政法尤然。行政法作为一个关乎政府与公众关系的部门法，素有“小宪法”或“静态宪法”的别称，因此，行政法必然要关注政治。但是，现代行政法不仅可以相对独立于政治，而且还有助于将传统政治改造为民主政治。现代政治在本质上是民主政治，平衡论的民主政治维度主要体现为：政治民主制度化、公共行政组织精干化、行政管理模式多元化与相对方参与制度化四方面。
（1）政治民主制度化。当今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两个转型：与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相对应，治国方略也由“人治”向“法治”转变。转型的主题是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根基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体现为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各种渠道与途径，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与经济文化事业的“依法治国”。政治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行政民主问题，由此决定了依法治国的重点、难点与核心是依法行政。平衡法的历史使命在于以行政法治革除行政专制、以制度化民主代替“大民主”、以民主参与防范行政专断、以适度的社会自治代替政府包办。因此，平衡法中的政治民主，不仅体现为政治决策的正义，更体现为决策过程的公开与开放，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民主。
与管理论、控权论相比，平衡论是积极的行政法哲学。政治民主制度化有助于压力集团正常地、有序地释放能量，真实地反映、凝聚民意，积极地化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抗，全面展示“人民政府”的内涵。由此可见，平衡法体现着民主政治的正当要求，正视政治、回应政治而又不过分依赖于政治，它以民主的精神来感化政治、以理性的规则来约束政治。
（2）公共行政组织精干化。区别于管理法中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也区别于控权法下亦步亦趋的政府与固步自封的市民社会，平衡论主张建立“精干政府与自治社会共生共促”的模式。当然，有鉴于中国行政权非常强大的传统以及市民社会极其弱小的现实，平衡论主张在精简行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大力培育规范化的社会中介组织，扩大公民参与，以壮大社会自治的力量，从而形成社会自治与行政法治的良性互动。
（3）行政管理模式多元化。平衡论主张构建一种多元复合行政管理模式，现代政府在保留必要强制性行政的同时，广泛地采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灵活多变的非强制性行政，积极地整合行政目标与相对方私人目标，充分体现行政民主化。
（4）相对方参与制度化。平衡法的功能在于使得相对方参与程序制度化。相对方参与行政主要在两个领域：其一，参与行政法律规则制定。由于行政立法直接关乎多数人利益，强调行政立法过程的公开与开放，主要旨在防止多数人专制。行政立法的理性程度往往与公众参与程度成正比。其二，参与行政法律规则实施。行政执法中的相对方参与是行政立法参与的自然延伸，也是兑现立法参与结果的必然要求，它主要包括两种性质的参与：一是制约机制中的消极参与，以维护既得利益，二是激励机制中的积极参与，以争取更多增益机会。
六、平衡论的人文精神维度：平衡法远离人文精神？
质疑观点：当代哲学面临着恢复人类“爱智”的任务，当今中国应将计划经济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倒立过来，而不能搞什么平衡；
平衡论提倡平衡，岂不与人文精神相悖？
作为一种关注人类终极价值的行政法哲学，平衡论尤其强调行政法的人文精神。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精神只有同社会上流行的人文精神相吻合，规则才能真正富有实效；平衡法的人文精神既体现于具体规则之中，在一些基本原则中更有明显体现。概而言之，平衡法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主体尊严、中庸、平等、合作、宽容等价值序列。
（1）主体尊严。平衡论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人从以往非理性制度的层层束缚下解放出来，将行政法改造成捍卫人类主体尊严的规范体系，而非相反。重塑行政法中人的主体尊严，对于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而言，有着不同的含义。第一，对于行政主体而言，要将其与无限理性的迷信相剥离，恢复公务人员的真实人性，将行政主体视作“应该”
代表公益的人的集合体，而非“当然”的公益代表。第二，对于相对方而言，恢复其主体地位，有双重含义：一是将公民从管理法中的客体身份恢复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是将公民从控权法中对行政权的无限畏惧、消极防范中解放出来，培育起对政府的必要依赖意识。
（2）中庸。平衡法的中庸性意味着制度体系不偏不倚、不愠不火，从而与管理法、控权法明显地偏袒一方、制约另一方形成对比。
平衡论旨在消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立情结，在二者之间筑建起一种温和的法律联系与真诚的合作框架。因此，现代行政法要兼顾公益与私益，只能择中庸之道。
（3）平等。平衡法的“平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经济的平等属性。平衡法的平等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相对方之间的平等；其二，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平衡。此外，在主客体关系学看来，竞争源自人的“恶”性，平衡法的平等精神也可视作一种对人的竞争本性的尊重。
（4）合作。平衡论不仅直面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对峙的现实，而且正视双方潜在的合作的可能；平衡论提倡合作精神，也是对人的“善”性的反映。平衡法所主张的合作，不仅体现为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以及行政主体之间的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平衡法还鼓励、支持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真诚合作，以实现公益与私益增长的最大化。
（5）宽容。一方面，在平衡法中，政府对人民宽容，主要表现为尊重人民的意志与意思表示，这主要体现为行政立法参与、行政执法参与与司法 审查；另一方面，公众对政府也应具有宽容的襟怀。政府必然要受制约于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它不可能满足公众超越时空的物质要求。公众对于政府的宽容，还表现为公众对政府有必要的信心与信赖，给政府以必要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而不应将行政视作行政法的奴隶。此外，平衡法的宽容性对于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而言并不完全相同，譬如，体现平衡法的宽容性的“法不禁止即可为”
原则只能适应于相对方，而不能适用于行政主体。概而言之，平衡论旨在创造一种确定而不僵化、宽松而不随意的、宽容的行政法律文化。
七、平衡论的实践性：平衡点的坐标值是多少？
质疑观点：平衡论主张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目标是平衡，这难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主张权利义务平衡并非为行政法所独有，其他部门法-尤其民法更强调这一点，因此在行政法领域强调平衡并无什么特别意义；其二，平衡论主张要实现行政法的平衡，能否找出一个明确的“平衡点”？如果平衡论连平衡点都不能找出，还谈何平衡。
这种质疑埋伏着若干个对平衡论的误解、曲解，或者一知半解。
（1）行政法关注平衡的特别意义。平衡论主张现代行政法应追求平衡，主要是指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平衡，这可分解为相对方权利义务的统一、行政职权与职责的统一。“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平衡”这一命题，意指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从而区别于“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对等”的命题，此亦区别于民法上所强调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对等”。民法上的权利平等，是一种同质权利之间的平等，从而区别于行政法内处于对峙状态的、异质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结构性平衡。实际上，正是由于行政法内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并非天然地处于平衡状态，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又存在着互动合作的可能，因此，追求平衡之于现代行政法而言，才有特别的意义。
（2）平衡并非平衡法的终极价值目标。平衡论者从未将平衡定位为现代行政法的终极价值目标；而是正相反，它只是一种度量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和谐状态的尺度。实际上，平衡法的价值目标有三：维护必要的行政法律秩序的初级价值、实现行政法治的中级价值、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基础之上的人的自由的终极价值。
（3）平衡论所主张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当然，由于自然与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平衡法的“均衡点”的位移也遵循着内在的规律；作为自然与社会的应变量，“均衡点”总是处于由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所构成的坐标平面之上，其移动轨迹是一条有一定斜率的曲线。因此，平衡论的真正压力并非在于寻找一个“平衡点”，而在于发现“平衡曲线”的演变逻辑（即曲线斜率）从而指导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八、平衡论的法治意义：平衡论与法治行政相悖？
质疑观点：第一，中国当前行政权十分强大，法外行政屡见不鲜，当务之急是控制行政权，平衡论提倡行政法平衡实际上是一种保护行政权的官方理论主张；第二，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的行政违法、破坏行政法律秩序现象比比皆是，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相对方的管理，平衡论强调行政法的平衡势必会降低行政权威、不利于维护行政法律秩序，从而与法治行政相悖。
这是两种关于平衡论、平衡法与行政法治原则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主张。之所以有此“质疑”，归因于未能弄清平衡法机制与行政法治之间的对应关系。
【关 键 词】农村妇女 妇女参政 基层组织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农村管理民主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近十年以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研究状况到底进展怎样，本文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远程）；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远程）两个主要网站，搜索了最近十年的相关文献作分析。
一、中国妇女基层组织政治参与的意义
妇女的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尺度，因此，观察妇女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对于了解其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主流中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综合诸多学者的观点，总结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政是妇女在更高层次上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是妇女解放程度的重要标志。妇女的解放是多方面的，不仅要求争取获得经济利益，而且要求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人。王晓霞提出，女性政治参与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有利于打破以父权制为基础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格局，确立女性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同时，女性参政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和手段[1]。
（二）女性政治参与能够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层能更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2]。韩玲梅等提出，妇女参与村民自治是维护农村妇女政治权利，促进妇女发展的需要[3]。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基层组织参与不仅有利于妇女的素质提高，也有利于村级事务的管理。同时，培养并选拔妇女精英当村干部，不仅能优化村级班子结构和农村女性参政议政的社会舆论环境，而且，能进一步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
（三）由于生理、心理的原因，男性和女性表现出不同的气质特征，女性参政有利于发挥女性的管理才能和优势，推进管理模式的调整和发展，提高管理水平[5]。女性在领导管理工作中，她们更善于体贴下情，更长于协调关系；在决策和管理方面，也能善于听取下属和群众的意见，从而坚持和贯彻民主的原则。因此，推进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有助于开发女性独特的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有利于两性间的取长补短，从而造福于整个人类。
（四）性别的社会差异导致了两性不同的社会角色。中国传统社会是男权社会，女性是次要的社会角色，这一点在农村体现的更为突出。因此，妇女参与村民自治是实现男女真正平等的重要途径[5]。在如今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让妇女参与村务管理，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念的体现，也是尽快实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需要，对全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尽管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参与的作用与地位如此重要，也得到了党和国家人民的高度支持，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发展，但总体来看，目前农村妇女在参与村民自治时还是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女性政治参与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低，形式不是很乐观。
二、妇女基层组织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与以往相比，妇女基层组织政治参与存在着明显的优势[6]：
1.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妇女参政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把妇女参政列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2.法律保障和政策倾斜，促进了妇女参政的进程。
3.妇女参政的意识和能力日益增强。妇女们走出家门，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领域中来，短短55年，中国妇女已基本完成从依赖、依附型转换到主人翁型的过程。
4.妇女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明显。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活跃在社会政治经济大舞台上，有力地促进了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二）存在的问题：
1.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7]，表现在数量上的绝对少数和认知角色的从属性。首先，能够当选的女性治理精英缺失，普通妇女对村民自治的参与比率较低、经济欠发展地区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比例更少。其次，在村民委员会和其它相关结构中，妇女仍处?配角的地位，表现在农村妇女参政权力边缘：副职少，虚职多，基层领导多，高层领导少等问题。
2.农村妇女参政的意识淡薄，政治效能感差[8]。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政治参与的功效感有关”[9]。政治效能感即公民影响政治家和政治秩序的主体感觉。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性，同时又有一定的盲从性。其政治权力意识尚未完全觉醒。
3.参政妇女与普通妇女群体缺乏有机联系，参政的政治与社会效应平淡[10]。妇女参政的实质是在维护女性自身权益并扩大女性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参政应达到主体间的同一性，即从政女性与一般女性之间应存在一份双方自觉遵守认可的政治契约。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现实状况却并不乐观。
4.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11]。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低下是制约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社会发展还不充分，温饱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妇女参加村级事务管理的机会就更为缺乏。
三、农村妇女基层政治参与的解决思路
增加农村妇女进“两委”的比例，这是女性参政议政的需要，也是尽快实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需要。在充分认识我国妇女参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后，学者们从妇女自身、社会环境、党和政府等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主要如下：
用科学的发展观取代经济发展观, 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主流, 进一步明确政策的价值目标, 逐步优化政策制定及执行主体的性别结构,将给农村妇女的民主参与带来更多机遇和发展空间，具体表现为：
1.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建立女性立场的政策制度。政策决策者要充分理解社会性别理论，认识到妇女在整个社会发展中不可估量的作用[12]。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正在中国农村展开的党员先进性教育内容中，逐步使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流，推动中国农村妇女在村庄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实行倾斜政策，强化妇女参选比例，从制度上来保证。改变村民自治过程中对女性“赋权”同时的“限权”[13]。村民自治政策应充分考虑可能对男女产生的不同影响，只有充分赋权，让女性以自身的能力进入到管理的各个层面参与决策，发挥影响才能体现出男女两性的平等不仅是权利的平等，更重要的还在于机会的平等。
3.充分发挥各级妇联组织职能，建立健全妇联群众性的法律监督组织体系[14]。妇代会组织要充分发挥妇女代言人的作用，为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确保村委会中妇女有适当的名额，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体制改革中，妇联应与党政同步调整组织设置、工作职责，制定相关政策，保证妇女工作渠道畅通。
4.考虑农村妇女的多重角色，使他们在政治中享有与男性平等发展的权利[15]。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但是妇女仍然没有从家庭中解脱出来，尤其在农村，所以，要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最基本的就是要在家庭中将传统的家务劳动女性化的模式转变为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的家庭新格局。
四、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随着社会科学的拓展，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为我国究者广泛采用，目前妇女研究基层组织政治参与的主要方法不再局限于演绎法的推理，开始大量采用了实证法、政治社会学研究方法，还有部分学者采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该问题。
（一）实证法。通过对学历、升时年龄、升迁方式、是否在领导班子、是否管主要工作等可度量指标的统计对基层女性领导的成长路径和职业归属进行了分析。
（二）政治社会学方法。主要从女性主义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对浙江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进行性别层面的分析，关注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的性别特征。并运用女性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对两性政治参与中出现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进行分析。这些方法包括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立场论方法和后现代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学者们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寻究村民自治在农村妇女参与方面导致“政策失败”的原因，并归纳为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纲性、官僚政治以及参与个体的成本与收益核算等。还有从政治心理角度,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激励理论,对农村留守妇女参政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应从设置合适的发展目标、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和加强农村经济建设等方面来激发农村留守妇女参与政治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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