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46:11
――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
提 要：综观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语言研究，“语言哲学”作为重要术语，随处可见。但是，无论它作为术语还是学科，都亟须厘清。文章紧紧抓住“语言”和“语言哲学”两个关节，将语言界定为一种特殊实在；把语言哲学的主要流派区分为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本体论语言哲学，进而提出，语言哲学是以语言这一在者/是者为对象，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的科学。文章特别指出，与一般本体论相比，本体论语言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须要研究语言的在和是以外，由于在者/是者不确定，还须要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通过追问语言本质、反思语言哲学以及界定语言哲学三个环节，初步呈现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语言；分析性语言哲学；本体论语言哲学；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6-0001-4
The Trend for Philosophy ofLanguage in China
Li Hongru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as pervaded all the parts of the modern linguistic studies. As a concept and a disciplin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be explained clearl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language is a special BEINGS. Meanwhil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Furthermor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human’s world by means of linguistic analysis. Th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demonstrate the language is a special kind of BEINGS scientifically. The article points to the trend for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China by reflecting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its realm.
Key words：languag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 引言
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作为一门处于时代前沿的学科，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何谓语言（language），何谓语言哲学，其研究方法和学科目的是什么？学术界迄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从“语言是什么”和“语言哲学反思”两个维度出发，探索语言哲学的界定、学科目的和基本任务，以此探索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
2 语言是什么
语言简单吗？语言的构造简单吗？语言的运作机制简单吗？语言所显现出来的生活世界（lifeworld）简单吗？创造语言并通过语言获得形式标记的人（human being）这一现象（phenomenon）简单吗？一句话，追问“语言的本质”简单吗？对此，人们见仁见智。纳博科夫（V. Nabokov）警告自己的学生，“请记住，认为‘简单’，只不过是胡说、瞎扯。著名艺术家不简单，思想家更不简单……简单的是大众性的新闻传播语言、通俗故事（digests）和骂人话。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点都不简单”（Nabokov 1981：238）。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在哲学研究对象和本质的不断追问中发展着哲学。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在语言本质的追问中推动着相应学科向前迈进。回顾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结论：语言不仅仅是任何意义上的工具。那么，“语言是什么？”
无论语言学还是语言哲学，它们都是在对自己研究对象的不断追问中获得发展的。尽管它们的研究目的不同，却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语言。于是，我们进一步追问：语言或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确定？
近年来，我们梳理自己搜集到的语言定义，发现有129种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中，始于亚里士多德，经过穆勒（Mill, J. S.）、列宁等人流行开来的语言工具论――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影响最大。不过，就语言本质而言，工具论并不是最深刻、最准确、最全面的界定，而且这一语言观已经到了应该突破的时候。时代呼唤语言本体论（ontology of language）的建立。
让我们看看以下语言观（陈嘉映 2003：1－2）：观点1：“语言是一种‘心灵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在所有心灵活动和社会现象里，语言是最系统的，最适合成为系统思考［episteme］的对象的”（索绪尔）。观点2：“语言是世界观……是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就是其语言”（洪堡特）。观点3：“人们以为心智指挥语言，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语言控制着人们的心智”（培根）。观点4：“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
其实，关于语言的认识，见仁见智；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索绪尔1999：28）。第一种语言观是费. 德•索绪尔（F. de Saussure）提出的。他针对历史比较语法关注语言的时间，忽视语言的空间（结构），通过历时与共时的划分，凸显共时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系统性，认为语言是一种“心灵活动”和“社会现象”。从索绪尔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聚合与组合、内部与外部等二元对立的语言观出发，也许可以窥见语言本体论的端倪：语言不是自在的世界，也不是人本身，而是自在世界和人的“形象”（образ）、“图景”（картина）（Дмитровская 1985, 1987, 1988; Арутюнова & Левонтина 1999; Шмелев 2002a, 2002b; 维特根斯坦 1992）甚至“地图”（梁瑞清2008）。也就是说，语言处于人与世界之间，属于多元世界的一元，可以叫做中间世界。
第二种语言观是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它昭示人们，语言的产生并不是人对世界和人自身的镜像反映，而是人对这两类对象的认知、思考和加工的结果，即世界观。既然“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洪堡特 1999：49），那么它既与人的心智行为（认知、思考和加工等）密不可分，又与这些行为的对象血肉相联。如果换一种考察角度，那么可以说，语言将世界和人联系起来，将人和世界内聚于自身。同时，语言除具有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点之外，还具有民族个体性。这就为我们展开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突破对比语言学难以突破的瓶颈，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当然，这与本文的主题联系不那么紧密，因此不予细述。
至于第三种语言观，它充分说明，语言不仅仅是被动的交际工具，就像暖水瓶可以保温，但保温本身却绝对不是暖水瓶，语言虽然因人而生，但是一旦生成，它就可以控制和塑造人的心智。语言是什么？
作为第四种语言观，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既然“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那么完全可以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本身和人赖以存在的家园――人的世界。须要提请大家注意，此处的限定成分“人的”极其重要，因为语言只与人的世界有关！
从上面的语言观及其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就本质而言，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于是，我们要问：语言是什么呢？第二，语言中既有世界因素又有人因素，是这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体。第三，语言中的世界因素与人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语言是如何运作的？其实，第一个问题已经有不少人提出自己的答案，本文作者将其界定为特殊在者/是者（beings）；第二、三两个问题属于形而上学范畴，也就是研究语言如何在如何是（being）的问题。这样，语言的本体论研究就聚合为两个论题：第一，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第二，研究语言如何在如何是。这是语言哲学的两个核心课题，它与哲学中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含义不同。这种不同就体现在此处的第一个问题上。一般哲学在研究对象确定的前提下，比如人、世界、社会和文化等，只研究它们的在与是。因此，哲学家不讨论对象“是什么”的问题。这样，研究这一问题的跨学科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交叉点就在对“什么是语言”和“语言如何是如何在”的探讨上。同时，对象及对象的客观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对此处第一个问题的研究，是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得以存在的前提，极其重要。
然而，语言哲学的情况如何呢？
3 对语言哲学的思考
“在20世纪，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某些观察家甚至说，语言已经成为哲学的中心主题。”（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 2006：465）由于语言地位的凸显，语言哲学成为20世纪以来的当红学科之一（Lycah 2000）。当今语言哲学的主要流派是从地域上区分出来的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至于前者，大多数语言哲学研究者狭义地把英美语言哲学界定为语言哲学。不同之处在于，一部分人把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合称为语言哲学，例如卢康（Lycan2000）、马蒂尼奇（Martinich2001）和徐友渔（1994）、陈嘉映（2003）、王健平（2003）等；另一部分人则把分析哲学排除在外，他们认为语言哲学只包括日常语言哲学，例如阿鲁秋诺娃（Арутюнова 1999）和艾耶尔（2005）等。阿鲁秋诺娃指出，“语言哲学又叫日常语言哲学，它以用严格方法分析自然语言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其基本任务可以一分为二。一是分析处于使用语境中的日常语言词语，旨在确定重要的哲学概念，例如‘善’、‘恶’、‘责任’、‘知识’和‘意义’等。二是揭示语言在日常交际条件下行使功能的‘逻辑’、规则和规约。前者叫做概念分析，后者叫做言语行为逻辑分析”（李洪儒 2009：40）。我们建议将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统称为“分析性语言哲学”。它以分析为方法，以科学为理念，或者以建构科学语言进而消除哲学问题为目的，或者以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去建构人类普遍知识系统，寻找日常语言的适用规则或模式。至于后者，也就是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从整体出发，将语言视为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当成人思想的组成部分。
人们一般只借助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来间接界定语言哲学，很少见到直接界定语言哲学的情况（王建平 2003）。涂纪亮的定义是，“语言哲学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王建平 2003：3）。这个定义基本上代表了目前语言哲学界的普遍看法，王建平的评价是，“此话应该说是切中了语言哲学的关键所在”（同上）。对于上述界定，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首要研究任务是“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对此，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异议。然而，另一方面，把语言哲学的目的定位于“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却让人难以接受，这显然是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的目的，不应该是语言哲学的目的。
现在看看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有人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及其影响下的布拉格功能学派和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甚至乔姆斯基（Chomsky, N.）的转换生成语法等都纳入语言哲学范围（陈嘉映 2003，王建平 2003，涂纪亮 2007）。如果因为乔姆斯基强调人的语言能力的生成，语言能力属于人的重要特征，而将其划入语言哲学范畴，尽管有些勉强，但还说得过去。可是，将在语言内部开展研究工作的索绪尔、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纳入语言哲学之中，不要说根据，就是借口都难以找到。其实，如果你随便翻开一本语言哲学著作或教材的目录，就会发现书中的内容各不相同。这说明这个学科虽然已经引起人们重视，但是其基本定位、主要任务和研究范围等都没有定论。因此，我们尝试着界定语言哲学，就其学科目的和主要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
4 语言哲学的界定、目的和基本任务
目前，语言哲学的主要流派是英美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本体论语言哲学。我们从界定这两个流派开始，在此基础上力争给语言哲学一个整体性的定义。
分析性语言哲学：我们把以科学主义为理念，以分析为方法，通过语言分析揭示外在物理世界和语言使用规则的科学叫做“分析性语言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本体论语言哲学：与分析性语言哲学对应，把语言视为在者/是者，探讨语言如何在如何是，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包括人生活的外在物理世界）的科学叫做“本体论语言哲学”（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是一种特殊实在，其本身是一种特殊在者/是者。同时，语言本体论并不意味着语言研究只能在语言内部进行，也不意味着只能考虑语言内部的因素。相反，要洞见语言的本质，须要在充分考虑语言内部因素的同时，考虑语言同其他实在，例如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以及主观创造世界之间的联系。此外，还须要发掘促使语言运作起来的动因。显然，内在世界是人的标志性特征，主观创造世界是人的杰作，两者都是人的典型存在方式。即便是外在物理世界，要进入语言，成为语言的组成部分，也离不开人。所以，某些哲学流派，比如分析哲学，只考虑外在世界而忽略人的作法不可取。
语言哲学：以语言这一在者/是者为对象，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的科学叫做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显然，这一界定的语言观是语言本体论。尽管许多学派或者学者没有明确提出语言本体论，但其相关研究已经蕴含着这种语言观。要突破局限于具体语言材料分析和瞎子摸象的语言研究弊端，要在语言工具论基础上进一步洞悉语言的本质及其运作机制，要研究人及人的世界，就须要把分析性语言哲学对语言现象的分析纳入本体论语言哲学之中，在有机整合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语言哲学。
学科目的：根据这一新的定义，语言哲学的学科目的是：揭示人及人的世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人性、发展人性和完善人性，具体体现为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
基本任务：从总体上说，语言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两项：一项是语言是在者/是者的科学论证；另一项是从语言的在和是出发，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的在和是。就第一项任务来说，如上文所述，语言哲学中的语言本体论与一般哲学上所说的本体论不同：哲学家一般都是在在者/是者确定的情况下谈论本体论，也就是讨论相应在者/是者如何在如何是，此时因为在者/是者确定而毋须论证；然而，语言哲学不同，它的研究对象――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须要对“语言是在者/是者”，换言之，对“语言是实在”进行细致有效论证。至于第二项任务，一方面须要将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甚至心理学、神经科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语言学家对大量语言现象的分析成果，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由于材料数量巨大，所以计算机科学和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的语料库语言学就成为语言哲学家开展自己工作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语言哲学家用什么去分析语言现象？这须要敞开自己的怀抱，充分吸收现有一切学科的有用方法和思想。比如，从宗教切入，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时，神学和宗教哲学是必须借鉴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第三方面，分析和解释语言现象的目的何在？人是目的性动物，建立和发展语言哲学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目的。它的目的是洞悉人和人的世界。这样，就把语言哲学纳入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体系了。不过，其切入维度和研究对象是语言罢了。这样，语言哲学涵盖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本体论语言哲学，它以后者为基础，同时吸取前者对语言现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成果，逐渐整合，推动整体性语言哲学的发展。
5 结束语
语言不仅仅是人的交际工具，而是人的符号性存在。语言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外在物理世界，而应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后者包括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因为“我（人――本文引者）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 1992：79）。于是，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研究方法是分析和解释，而非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学科目的则是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
这样，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就在语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目的的厘定中呈现出来。中国语言哲学须要引进和诠释，也须要借鉴，但更须要开拓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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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6期
总第163期外语学刊
语言研究新增长点思考之四：后语言哲学探索
特约主持人：钱冠连 教授
主持人简介：钱冠连，祖籍湖北，男，1939年7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钱先生在语用学、对比语言学等语言学领域具有极深的造诣，已经成为国内外语界语言哲学的实际带头人，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学术创新或者说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一直是钱冠连先生追求的目标。
主持人话语：哲人对一个国家的哲学研究并未着意干预却能成功地实现干预者的作用，在西方哲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弗雷格。有意地干预且能实现这种干预者，也不乏其人，如罗素和达米特等人。能成其事者，非哲学大家莫属。对哲学本体的研究或者对哲学的工具性研究（对哲学研究的研究），无非是在提出一些言说的框架，即理论框架，对此，他们有了宽容的习惯，所以他们的哲学流派发达。目前，中国外语界的哲学理论建设，远远未达“理论总数膨胀过快是学科发展不够成熟的表现 ”（long 2007: vii）的程度，远远未达“收敛理论总数，筛选理论”的火候。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语界有人作类似的努力，还是有点意义的。王寅对钱冠连“后语言哲学”的直接对话，就是对中国语言哲学发展方向的摸索，属于自己路子的摸索，一如以往他的创造性摸索一样。这是 “……后语言哲学探索——语言哲学、后语言哲学与体验哲学”一文最重要的哲学意义。
然后，王文以最多的篇幅对后语言哲学进行了5个方面的探索：溯源体验哲学（ep），论述体验哲学与西语哲的渊源关系，说明体验哲学是对西语哲的继承和发展；建立“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式”，为哲学界研究人类理解提出了一个新模式；详解和细化认知语言学（cl）的基本思路“现实－认知－语言”；从哲学角度论述了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4要素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关系，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重点论述了“体验性”这一语言的全新性质。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贡献。王文将ep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异概括为5条，以及对唯物主义决定论（物质决定精神）的重新细化解读，是本文的另外一些贡献。
王爱华《明达语言维度与实在样态》一文的基本思路如下：“用明达语言（与对象语言相对）维度观来探讨语言与实在（reality）的关系。”说起实在，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有赤裸裸的实在吗？王文的回答是：“实在概念有三种不同含义。第一指康德式的本体世界，即物自体。物自体独立于我们，不为人类心智、语言或其他表征形式所过滤处理。第二指在具体情景中语言所表述的现象实在，我们称之为建构性实在。第三种是指人类生活的各种维度，也就是“实在维度”……而人们对这个实在维度的获得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的习得。因此实在维度在语言之内，是我们使用语言时想当然的东西。”（以上4处黑体为钱所注）请注意以上三种含义都与一个东西相关或者交叉——语言。“不为语言所过滤处理”、“被语言表述”、“依赖语言习得”和“使用语言”。原来，“实在”是人“说”出来的！没有赤裸裸的那种不被语言附着与粘黏的“实在”！即王文所说的“语言呈现的实在是通过各种明达语言操作而建构起来的”。由此，王文自然地引出了“明达语言维度决定了语言的建构性；通过语言过滤的实在也必然具有建构性。顺理成章的是，王文将语言呈现的实在主要分为两种：糕点制作式的实在和红树效应式的实在。对两种样态的实在的描述与发挥，虽然是她论文的精彩之处，可是收笔之处更有意义。读者肯定要问：明达语言操作的建构性实在有什么样的哲学意义呢？
“累积的建构性实在不是那种对真知的肤浅反思……我们以明达语言的方式使用语词、处理心智符号，并以此进行思维和行动、表达赞同与反对、解释和辩护自己的主张、批驳对立面的观点，等等。通过这些明达语言操作，作为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的人，在思想的海洋中，创建新的景点、新的视野高度，为我们已知的世界增添新的实在。具有明达语言性的语言的确能够扩展我们的想象力和认知视野。”
当一个“生活人”（日常生活中的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这些明达语言操作，“为我们已知的世界增添新的实在”的时候，那他就变成了一个 “哲学人”或者“科学人”。当一个人可以“为已知的世界增添新的实在”的时候，他要不就是成功地“扩展了我们的想象力和认知视野”，要不就是在进行理论的创造（“增添新的实在”），这两个结果都是值得幸庆的。一个学人一生之中能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两个新的实在并且被人接受的时候，他就是幸福的人。这就是王爱华通过明达语维度和建构性实在挖掘出来的哲学意义。世俗成千上万次地嘲笑了哲学的学究气，那不过是不懂哲学的“无用”之中的大用。而且，哲学的每一次胜利，都可以反击一千次世俗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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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哲学 语言 语言学转向 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Western Linguistic Turn
HU Hu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rans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which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the we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transition of linguistics philosophy guides a new way to western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history， reasons of forming and significance of western philosophy' "linguistics direction". It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meeting of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philosophy.
Key words philosophy； language； linguistics direction； ontology
西方的哲学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语言作为主体的功能逐渐显露的一个过程。语言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客体逐渐转为主体的事实，说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事实上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的两次重大的转折，即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折，（这次转向完成了从研究客体到研究主体的转向）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认识论到主客体中间对象的进化使西方哲学的重心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这样，就使得哲学研究的焦点从研究纯粹主体转变到研究主体与客体中间环节即语言上来。这两次重大转折，也让语言哲学变成了第一哲学，让语言变成了哲学研究的核心部分，也让哲学研究的对象由认识论为主体转为语言本身。哲学的问题不应该只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而应该是语言的问题，这已经让不少学者意识到当今西方哲学的转轨倾向。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全部哲学即是‘语言的批判’。” 要解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哲学应该首先搞清楚语言的本质、意义和理解等问题，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洪堡特也说过：“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西方哲学从此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语言哲学阶段。从某种意义上看西方哲学的这次语言学转向不仅是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而且也是语言学历史上一座不朽的里程碑。
1 背景
就西方哲学转向这个过程，有一本名叫《作为未来的过去》的书曾经提到：西方的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学理论和哲学，它们在20世纪发生了让人瞩目的变化。它们以认知方式逐渐丧失其权威性和说服力和主客体的分裂和对立为基本模式的哲学观念为首要特征。许多哲学家一直在质疑意识是否可以为知识提供最后的可靠性保证，从而变成所有和知识和认识的最初来源，一些基本的传统哲学概念，如因果性、主体性、连续性、必然性、同一性、先验的理性等等，受到来自各界越来越激烈的批判，从而极大地冲击了整个人文科学的基础和西方的哲学。因此，很多哲学家希望新途径可以通过在以前探索的范围之外得以找到，于是他们纷纷从传统哲学的角度逃离。它们慢慢注重语言在认识世界和存在所起的重要作用，注重语言本质在人和世界之间所展示出来的媒介功用，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由此变为语言。至此，用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来分析和诠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倾向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就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对语言的强调和重视使得西方哲学史上的语言学转向应运而出。
2 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由来
“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也译为语言论转向或语言转向），最早是由美国哲学家古斯塔夫·伯格曼把它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提出来的。它描述了20世纪初以来分析哲学运动的发展，强调了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 在古斯塔夫·伯格曼看来，语言学转向是通过两步来进行的，首先是“语言的转向”，这涵盖英美分析哲学重新表述传统哲学问题为“语言逻辑”的问题，它让语言占据了中心地位从而代替了原本“意识”“思维”以及“经验”在传统哲学中的地位。同时，“语言的转向”也一种反思，即欧陆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对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的反思。接着，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的转向”，开始了，即人们在60年代以后所看到的， 在对过去的哲学问题和认识重新进行审视时，是语言学理论模式在起作用，它被当作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同时也是一种参照体系，它是西方现代哲学转折点，也是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转向的成果。
归根究底，“语言学转向”既是某种哲学观的转变，也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在研究某种哲学转向时，某种体系完整，具有典型范式，且有着深刻影响的哲学学说，实际上人们在心里已经认定在此之前就存在着。而转向则为确立另一种新型的哲学范式和发展方向打下坚实的基础，它是对原有哲学范式的某种缺陷或局限性的克服，也是对既有哲学范式的超越。纵观哲学的历史性转向，都有这个特性，不管是对“语言学转向”而言还是对“认识论转向”而言。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再转向”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或选择。有学者认为，所谓“语言学转向”可以用一个基本命题来概括：即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这样就把语言问题提到哲学中问题中的首要位置，可以这样说，它甚至把全部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
3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成因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原因很多， 有学者认为它是西方哲学史上研究焦点的转移，则体现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两个方面就是其所取得的成就。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奠定了人工语言的发展基础，而日常语言学派则拓宽了自然语言的发展道路。
还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语言学转向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在西方哲学体系中，其自身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重新理解人及其世界。卡勒曾经说过：”语言分化的产物就是人文科学，只有回到语言本身才能去揭开一些学科的秘密。因为植根于一个民族对存在的无论何时的关联之中的就是语言的命运。”由此可见，人们所认为始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与存在的问题。因此，海德格尔就说：“如果我们要思考存在变成气这一所谓的事实，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从对语言的思考开始，这并非偶然。”西方哲学在思考了什么是“存在”以及知识如何可能之后，在历经了传统的本体论阶段和近代的认识论阶段以后，发现，一切问题都是形而上学不存在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属于语言的问题，人类的知识如何成为可能以及“存在”是什么等问题只有在把语言问题弄清楚后才能回答。
利奥塔，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重量级人物，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即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他在他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里指出，科学知识就是一种话语，语言跟所谓的40年来尖端科技都有关系，如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现代代数与信息学、存储问题与数据库、交流问题与控制论、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等等，因此，要用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去重新定位人和世界本身的生存状态，而语言哲学就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一新的思维模式，即哲学问题用语言来解读。在语言转向之后，哲学的内容与形式都产生了变化。它不再以过去传统的研究哲学方式进行，它的主题词由“主体”、“意识”、“思维”、转成了“逻辑形式”，“意义”、“语言”，它开始了对语言意义、本质、以及应用的研究，不再是对概念思辨体系的研究。
第二，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以语言研究的发展为基础的。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研究的发展，它直接奠定了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理论基础。语言研究涉及很多领域，其中对语言哲学的创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有三个方面，一、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建立；二、海德格尔对诗性语言的研究；三、弗雷格数理逻辑的建立。其中，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认为语言是自己在说自己，而不是人在说语言，存在之言是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的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语言的地位和功能，语言的地位变成了“先在”地位，而不再是原来的“表征”或“再现”地位，它由被认识的客体一跃成为占据主动的主体。
还有学者认为，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语言学转向的发生和发展。一个原因是被迫改迁，也就是把语言转向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传统哲学认识和思路遭到了外力阻碍而不得不变迁；另一个原因是学理的自然演进，也就是这种转向完全是西方哲学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外力所致。被迫改迁论的认为，海德格尔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从而造成他后期的语言转向， 他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是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语言学转向是发生在哲学范畴内的一个渐进的、系统的过程，它是因为外部的困境触动了内部的某根神经而产生的震动，它是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多方因素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
4 西方语言学转向对西方哲学的意义
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给西方哲学带来的影响和具有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有学者把它归结为六点：第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展示了一次巨大觉醒，即作为反思性学问的哲学自我意识的一次大觉醒。第二，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哲学作为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系统包含了许多方面。这一系统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语言来分析和讨论哲学问题。在哲学言说、哲学运思的方式方法上，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对西方的传统哲学展开了一次全面性的批判。第三，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引入哲学的乃是一系列新的方法。尽管不同的分析哲学家赋予了“分析”一词不同的含义，但这些方法都以强调分析而著称。第四，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赋予哲学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它是哲学多种形式中的其中一种。它的加入使得哲学的内容得以丰富和多样，使得传统的西方哲学遭受了“语言学转向”的批判，可也正是这种转向，为西方哲学的重建贡献了不小的力量。第五，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在哲学思考方法上采用语言分析， 在哲学思考内容上关注语言，最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使语言自身实现转向。第六，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直接导致20世纪“文化转型”。“语言学转向”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也从根基上动摇了西方的传统文化。
5 结语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有人甚至认为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暂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全面，是否能代表整个学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很明确而且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学以及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哲学，这显然是一个双向研究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把这样一个双向研究的方式展示给世人， 为二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更为今后哲学及语言学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驰骋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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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语言游戏说；言语行为理论；语用行为理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着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用行为理论把研究重心从微观层面的言语本身，转向宏观层面的以言语为主的交际行为和行为效果，把研究重点放在语境为交际行为(言语和非言语的)所创造的可能性或自由空间上，更加关注交际行为是否有效，认为凡是交际者在语境中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就是恰当的语用行为。语用行为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阐释了言语行为理论所描述和解释的语言现象，展现了当代语用学研究新的发展空间，预示着语用行为研究将成为言语行为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在西方哲学史的认识论中存在着两大主要阵营，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其中理性主义（又称唯理论），在狭义上，是一种片面强调理性作用的关于认识的理论或学说。它同经验论相对立，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可靠知识不是来自经验，而是与生俱来的，或是从先天概念出发的逻辑推理得到的。［1］理性主义者认为，对真实知识的追求，不是建立在感觉印象基础之上的，因为感觉印象常常出错。人类具有理性，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他们特别强调理性思维。语言学与哲学是分不开的，如何观察世界就决定着如何看待语言。［2］因此，在西方语言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都可以发现理性主义的影子。梳理理性主义在西方语言学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为我们认识西方语言学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对于当代语言学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古希腊是欧洲语言研究的发源地。古希腊人的语言研究常常与哲学研究难解难分，语法被当作哲学的组成部分。古希腊最早接触语言问题的是一批哲学家，他们把语言问题当作哲学问题的一部分看待，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总结了以前各派的哲学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创立了“理念论”（又称形式理论），他认为理念存在于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存在于个别之外。他认为理想的世界存在于被智慧捕捉到的理念之中，从而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柏拉图为了论证其理念论提出了“回忆说”。他认为，人的感觉只能认识变灭的、不真实的事物，而不能认识永恒的、真实的理念，人http://们关于理念的知识通过回忆才能获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理论“天赋观念”的雏形。受认识论的影响，柏拉图在语言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他认为真实存在的是事物的本质，即他所谓的理念，理念世界只能由思维来认识，而知识也就是对理念的命名；意义在于语言（名字）和事物间的“自然关系”，似乎由认识者对着理念说出便成。［3］
古罗马与古希腊来往已久，到公元3世纪古罗马帝国征服古希腊城域之后，古希腊虽然是战败者，但是它的科学文化却对古罗马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罗马人所用的拉丁语与古希腊语的结构比较接近，所以古罗马人在继承古希腊人的学术和艺术方面成就的同时，也把古希腊人关于语言学的思想争论和语法范畴运用到对拉丁语的研究中去。沿用希腊语法理论和语法范畴描写和分析拉丁语是古罗马语法研究的特色。因此，其认识论的基础主要是经验主义。
二、中世纪
中世纪学术的突出特点是，教会势力增长，并且左右着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基督教势力强大，经院哲学达到全盛。
这一时期在语言学上最值得关注的是经院哲学影响下出现的由摩迪斯泰学派的学者们建立的思辨语法。思辨语法遵循理性主义传统，它是把普利西安和多纳图斯对拉丁语语法的描写融入思辨哲学体系的产物。与过去单纯教授学生不同，在思辨语法学家看来语法的理论基础应当属于哲学家的研究范围。于是，哲学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导致了普遍语法观念的产生。在中世纪，拉丁语是当时唯一的学术语言，思辨语法学家虽然用拉丁语写作，甚至举例也使用拉丁语，但是，他们却试图对拉丁语语法所体现出的规则赋予一种普遍的有效性。从12世纪开始，思辨语法学家不再满足于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说明，而是要探索语言的内在原因和深层的语言理论问题。如果说以普利西安为代表的古典语法学家及其拥护者面向语言材料，其材料主要来自文学文献和古典用法，那么，思辨语法学家则主要面向语言理论。此外，在例证的选择上，思辨语法学家也呈现出理性主义倾向。他们几乎用程式化的形式编造自己的例句，不考虑实际的言语，也不管适用的情境是不是可能。
三、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逐渐波及整个西欧，16世纪达到高潮，16世纪末接近尾声。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的伟大文化运动，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极力宣扬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反对宗教桎梏，要求个性解放，提倡研究古典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文学和艺术，追求科学知识，主张客观的科学调查研究，是当时的总体精神面貌和基本科学特点。
到文艺复兴后期，欧洲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力学、天文学、数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对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实验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和总结，要求提出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上的理性主义。
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人类或者至少是达到文明程度的人类，具有一种普遍的思维结构。这种普遍的思维结构基本上可以独立于任何语言。因此，可以用一种普遍的语法表达。就这个问题，英国的维尔金斯的《论一种真正的文字和一种哲学语言》是同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他提出了编制“世界通用语法”的设想。在他看来，这种“语法”应当包括能够满足所有交际需要的各种词类及简洁的句法规则。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种所谓的“哲学语言”，这种语言结构严密，而且具有一套适用的原则，这种语言既可以写，又可以说，全世界各民族的人都能够用它交流思想。然而，维尔金斯等人的设想是天真的，他们没有能够创造出什么“哲学语言”。但是，他们的努力说明当时的语言学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他们是在探索语言到底是如何构成的。他们相信不论讲哪种语言，人类都具有一种相同的思维结构，所以人的思想才能够用一种普遍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观点也正是法国波尔—罗瓦雅尔学派的指导思想。波尔—罗瓦雅尔学派以笛卡儿的哲学为基础，认为人的理智高于一切权威；因为人的思维和理智是相同的，表达思想的语言也应该有相同之处。他们试图阐述语法的普遍原则，揭示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语法在表达思想上的一致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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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7、18世纪近代语言学时期
17、18世纪是欧洲各国哲学发展上的重要阶段，当时在认识论的研究方面，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展开了对人类知识起源的讨论。哲学家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时常涉及语言问题，并特别就语言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最先详细论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是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出版后不久，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开始写作《人类理智新论》。在关于语言问题的认识方面，他们的观点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其中的不同之处正是洛克的经验论立场和莱布尼茨的唯理论立场相互对立的反映。18世纪下半叶，人们普遍对语言的起源问题产生兴趣，赫尔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语言起源理论，虽然用词激烈，但并没有背离唯理论观点。
这一时期，普遍语法哲学理论在英国的杰出代表是詹姆士·哈里斯。他将其普遍语法理论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基础上，但又非常了解和重视各种语言的表层差异。他反对当时英国流行的经验主义态度，捍卫天赋观念的思想；而且在坚持普遍语法观点的同时，还认为人类建立普遍或一般概念的能力必定是神授的，词则是这些概念的符号。
此外，洪堡特是生活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语言学家，他的语言理论的哲学背景相当复杂。他受康德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另外，他又受到18世纪理性主义，尤其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的不少影响，同时还接受了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不少观点。不同的哲学背景使他的语言理论观点表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兼而有之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洪堡特可以说是连接近代和现代的过渡型人物。
五、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
19世纪语言学的主要成就集中在历史比较研究领域。经验主义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起到很大的作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注重语料的收集和对比分析，一改18世纪关于语言起源和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缺乏足够例证支持的现状，将理论分析建立在充分的语言材料的基础之上，体现出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特点。
六、20世纪现代语言学时期
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在20世初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主流的时期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以结构研究为特征的新时期。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索绪尔，他反对只研究历史，而不注重语言的现实结构的情http://况。继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他们仍然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布龙菲尔德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语言中可以用经验主义的归纳式作穷尽描述的地方。
关键词：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现代逻辑
作者简介：张欢（1988-），女，河北唐山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张满（1988-），女，河北邯郸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6--01
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纷繁复杂。这一时期，哲学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从认识论角度去研究哲学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中与逻辑学、语言学的结合日渐紧密，使得哲学研究的领域逐渐变宽。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使得分析哲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成为舞台的主角。
一、概念澄清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学者们普遍认为有三次重要的转向。其中第二次转向就是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到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这三者都是这次转向的产物。
1、分析哲学
对于分析哲学，难以找出意见统一的定义。王路认为：分析哲学至少是一种思潮【1】，一种以语言分析为方法的思潮。根据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使用形式不同，分析哲学可以分为人工语言分析学派和自然语言分析学派。分析哲学总体来说有七大特征：重视分析的方法；以语言分析为首要或者唯一任务；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抛弃形而上学；坚持逻辑分析，注重推理；语言的转向；反对建立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哲学问题的解决要从小问题着手，零打碎敲。
2、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目前没有精确的定义。从起源上来说：国内以王路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语言哲学就是分析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分析哲学发展到后期被称之为语言哲学。从众位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来看，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无非是从语言的方向出发去澄清哲学问题，或者是语言自身所体现的哲学问题，再或者就是研究语言和哲学间的关系。这三种形式都从语言对人类的意义出发考察语言。【2】从研究范围来说：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就是语言的哲学，哲学问题本质上都是语言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是语言学的哲学，与语言学理论的关系更加紧密。
3、逻辑哲学
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不同。它不是逻辑，而是研究由逻辑所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哈克对逻辑哲学的研究内容曾作出分析并经陈波总结为两条：第一，研究逻辑学自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第二，研究怎么样才能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去解决一些传统的哲学难题。【4】具体来说，逻辑哲学的内容主要有：逻辑与非逻辑、蕴含和推理有效性、关于模态逻辑的哲学问题、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哲学问题、关于多值逻辑的哲学问题、逻辑悖论、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自然语言逻辑、逻辑和本体论、专名和通名等主要内容。
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的共通之处
首先，三者的产生具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产物，即都以现代数理逻辑的产生为历史前提，不管是分析哲学家，还是语言哲学家，抑或者是逻辑哲学家，绝大部分人有现代逻辑基础。
其次，三者有许多相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者。它们具有一批共同的研究课题，如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现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如弗雷格、维持根斯坦、奎因、克里普克等，既是逻辑哲学家，也是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
最后，三者都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语言哲学家从句子出发，应用现代逻辑方法，使句法分析达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果。威廉姆森建议逻辑哲学也应该专注于现代的科学逻辑学。他指的“科学逻辑学”是指具有精确性、系统性和严格性的观念所统辖的那些论证。【5】分析哲学的目的就是建立人工语言，同样也是现代逻辑方法的体现。
三、三者的区别
首先，对三者的界定不同。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都可以看做是一门学科，是语言、逻辑和哲学的交叉而形成的学科。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分析哲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思潮，一种流派。
其次，三者的研究角度和目的不同。三者对相同问题的研究角度存在差异。例，在研究存在问题时，分析哲学通过形式语言还原“存在”的本来面目，而逻辑哲学通过非形式语言来理解“存在”，并将本体论纳入存在问题研究领域中。逻辑哲学有构造理论的功能，这和分析哲学也有明显的区别。另外，三者的研究目的不同。分析哲学是为了更好的阐述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分析哲学家认为过往的哲学家之所以会对很多哲学问题形成争论，并最终使这些哲学问题无法解决而成为千古难题的原因，就在于自然语言有缺点。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理想语言。而语言哲学则至少要解决某些问题。
再次，对其他学科的态度不同。分析哲学反对建立理论体系，抛弃形而上学，而且反心理学。逻辑哲学使逻辑哲学化，不像分析哲学一样远离哲学，似乎希望通过逻辑来回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的有些问题语言哲学是不研究的，语言哲学的有些问题，分析哲学至少是不重点研究的，语言哲学不像分析哲学一样反心理学，反而是与心理学相融合的。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和其他学科的交叉逐渐扩大。
摘要：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
TheLinguisticPrisonCell:
AClarificationfortheFundamentalTraditionofWestPhilosophy
Keywords:Westphilosophy,Beings,thoughts,language,home
Abstract:ThewholehistoryofWestphilosophycouldbesummedupassuchastandardsyllogismofrelationinference:becausethoughtsisBeings’home(ancientphilosophy)andlanguageisthoughts’home(modernphilosophy),solanguageisBeings’home(thepresentphilosophy).NowthepuzzleofWestphilosophyiswhatlanguage’shomeis?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as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Royal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Harris）、霍恩·托柯（Horne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Sapir）、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3．现代：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释：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Carnap）之著作名DerLogischeAufbauder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09节。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0]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
关键词：西方哲学；存在；思维；语言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 y）（y z）} （x 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www.133229.CoM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 [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4]
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 einai, ouk estin me einai（英文beings is, non-beings is 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 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5]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6]（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 （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宗教信仰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7] 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 ergo sum（i think therefore i 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8] 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9]；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 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 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 on he on”（英文being as 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 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 royal 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 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 harris）、霍恩·托柯（horne 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 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10]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3．现代：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11] 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 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 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 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 释：
1、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第97页。
2、 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 残编d 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棗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 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 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 此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之著作名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23、 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 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309节。
参考文献：
[1]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三联书店1989年版。
[2] [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论文关键词：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言语行为理论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l951)是“二十世纪六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改变了哲学争论的术语．在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一生以1933年为界(44岁，开始向学生口述《蓝色笔记本》，表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前后发展了两种哲学．即所谓“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前期以《逻辑哲学论》(1922)为代表．讨论了弗雷格和罗素提出的一些问题，但同时也追求他自己在逻辑、语言及其哲学意义方面的独特目标．对逻辑实证主义产生影响了后期以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研究》(1953)为代表，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影响。同一个维特根斯坦，其前后思想迥然有别．而且义分别对语言哲学的两个不同流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情况在哲学史上是罕见的。
除却其哲学思想。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在人们心中也有着许多传奇色彩——与艺术界的若即若离，性格孤僻和作风怪异．渴望人类本真情感和追求近乎原始生活。笔者研读了关于他的传记和著作，试图走近这位“西方哲学工周的虽后牛仔”。本文是在此基础上的一些述评．着重阐释其后期的语言哲学主张，并试图深入分析言语行为理论与维氏观点的思想渊源关系。
1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散见于《蓝色和棕色笔记本》《哲学语法》《哲学研究》《论确定性》及其他的一些相关论述中，其中，《哲学研究》最为主要，它是后期维氏思想的总汇和代表。其实。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源于他对自己前期思想的反恩与批判。自20年代起．维特根斯坦就摈弃了《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从重视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日常语言的分析．逐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语言哲学观。
“语言游戏(sprachspie1)观”是维氏后期语言哲学的基础。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出于对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传统语言观念的批判。在《哲学研究》的一开篇．奥古斯丁给我们描绘了“人类语言本质的一幅特定的图画，即：语言中的语词是对象的名称——句子是这样一些名称的联系蚍。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语言观；“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语词一一对应；含义即语词代表的对象。为了批判奥古斯丁的哲学图厕，为了批判传统的语言观念．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观。在《哲学研究》中。维氏像在后期的其他著作中一样，并没有给出“语言游戏”的一个明确定义。在他看来，“语言游戏”不可定义，只可描述。“我们会向他描述一些游戏，也许还会加上一句：“这个．以及诸如此类的，就叫‘游戏。”维氏正是这样向我们描述的：“孩子们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某种原始语言”．“跳皮筋时的唱词‘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语言和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等相类似的事情就是语言游戏。
语言游戏具有复杂性．如同“迷宫蚍。]卸”，如同“老城”；语言游戏又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请求．感谢，问候．唱歌。报道一个事件，把一种语言翻成另一种语言等等。“这种多样性决不是什么固定的东两。一旦给定就一成不变i新的语言类型。新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说．会产生出来，而另一些则会变得陈旧。被人遗忘”。
在这些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本质，“你睁着眼睛看．看不到所有这些活动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你会看到相似之处、亲缘关系，看到一整系列这样的东西。这种相似是“盘根错节的复杂网络——粗略精微的各种相似阳。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来表达这些相似形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似形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貌、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性。等等．等等”．因此“各种‘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
在语言游戏观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对于意义问题进行了重新理解。提出了“意义即用法”的口号。维特根斯坦问：“符号自身似乎都是死的。是什么给了它生命?”答日“它在使用中有了生命。”维特根斯坦呼吁：“请把句子视作上具，把句子的意义视作其使用!”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字词的用法相同，它们的意义也相同．用法相同的句子就是意义相同的句子。在此需要提醒的是．“维特根斯坦并不是给‘意义’一词下定义。也不是要提出任何关于意义的理论“尽管后人常把他的观点称为是意义的用法理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他仅仅描述了“意义”。
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实际上是反对人们讨论字词、语句时抽象地讨论它们的意义问题，要求人们深入生活，从丰富的日常生活中探讨它们的具体意义。例如，“这是红的”这句话．要了解其意义．只有将其放到使用这个句子的语言游戏中。这句话用于不同的语言游戏．就有不同的意义．它可以是一句台词、教师讲课时的例句、一句泽文、某种特殊的“黑话”或口令……在每一种用法中都有不同的意义。正如游戏没有统一的本质。只有一种家族相似一样，语言也不存在一种共同的本质(如语言的逻辑形式)，也没有统一性意义．而只有意义的家族。总之．意义存在于语育游戏之中．由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使用、功能)决定。按照这种理解．语言有意义就是语言具有能在游戏中使用这种功能或性质．因此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也就避免了对应实体是否存在与意义之间的那些无法解决的困难。“无论是否具有承担者，只要它仍能在交际中使用．就应该说是有意义的，而不必再去追问其意义是什么实体。
语言游戏说与“意义即用法”的理解离不开一个关键的概念。生活形式。生活形式的概念在《语言哲学》中先后仅仅出现过5次，但却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观的基础。从广义上来说．人类的生活形式是“人类对待自己生存环境的特殊方式．“语言行为是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存在物对于环境的反应的自然延伸。维氏说：“命令、询问、讲述、聊天．这螳都和吃喝、走路、玩闹一样，属于我们的自然历史。”狭义的生活形式是指“一定的民族一定的社会群体等的生活形式钉”，在这样意义上的生活形式是多样的。“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由于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联系．语言的意义也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因此理解意义。就要深人理解生活。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如果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不能理解它。这是因为它的生活形式(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它所说的是我们的话语，我们也无法理解它。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作为游戏的语言活动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语言符号就失去了意义。语言游戏的规则具有实践性，正如我们不是在岸边学会了游泳规则再下水．而是在下水后才懂得如何遵守游戏的规则一样，我们是从语言游戏活动中感受规则的存在，并在语言游戏中体现对规则的遵守的。语盲游戏的规则具有多样性，不同的规则带来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使语言符号具有不同的意义。语言游戏的规则也是易变的．在我们玩游戏时．“我们不是也有‘边玩边制订规则’这样的情况吗?而且也有我们边玩边修改规则的情况。借助于语言与游戏的类比，维氏说明了语言使用规则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给语言制订新的规则实际上就是使语言在新的情况下具有新的用法，而新的用法则意味着字词具有新的意义。
有规则，就有遵守的问题。人们如何遵守规则呢?维特根斯坦在此提出了一个悖论在他看来．人们往往“盲目的遵从规则：因为语言游戏是在我们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我们又只能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才能从事语言游戏遵守规则成了一个进退维谷的问题悖论如何消除呢?我们还需诉诸于上面提及的实践。“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在生活形式的实践中，在每个具体的语言游戏的活动中来显示遵守或违反规则的情况。“规则悖论”只是脱离语言游戏，抽象的静观规则而产生的问题。总之．在其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哲学观：语言游戏观．否定了奥古斯丁关于语言与实在一一对应的精致的语言图画．摈弃了追问语占本质的企图，而且在意义、规则等问题上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与前期语哲观相比，他从理想语言观转为后期的lt-常语言观，从追求意义转换为观察用法．不求本质，但求相似．摈卉了《逻辑哲学论》中严格的埋辑形式而转向流动的生活形式。
2后期维氏语言观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
言语行为理论由奥斯丁首创，他指出．“说话就是做事”，人们借助于语言表达式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其学生塞尔继承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在分类等一系列问题上作了重大补充与修改，使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严褂化仔细分析这一理论，不免发现其与后期维氏语言哲学观之问的相似之处。笔者拟在下文深入分析言语行为理论对后期维氏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1)日常语言分析。奥斯丁与塞尔属于鼎盛一时的日常语言学派，他们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关于日常语言的理论。奥斯丁说：“我们所拥有的日常词汇体现了多少代人所发现的各种值得注意的区别与联系。”。因此．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七制造“理想语言”。而应该从人们惯常使用的日常语言出发，研究现实语青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塞尔继承了奥斯丁的日常语言分析法。
他们所持的这一日常语言观是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青观一脉相承的。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往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凶此无法前进。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呵上来吧!”从这里我们町以看出。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茜定了“光滑”“没有摩擦”的理想沿青．要求回到日常生活语言。他呼吁：“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川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他展示了对符合常识的日常语言的充分信任，认为日常语言不仅是合适的研究对象．而且是有效的表达手段：“我要对语言(词、句等等)有所说．我就必须说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还认为，日常语言并非如罗素、逻辑经验主义者、甚至他前期所言的那样，全是混乱与迷障．阻碍了人们对世界对生活的正确认识#而是相反．由于它嵌进了我们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中，因此更加接近，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生活。维氏的日常语言观颠覆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将抽象的语言还原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言语”活动。奥斯丁与塞尔等人继承了这些观点．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美的、正确的。奥斯丁相信：“对一种自然语言．比方说英语的某些表达式的日常使用方式进行艰苦的研究具有肯定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日常语言的分析上，奥斯丁才首创了后来卓有影响的言语行为理论。
不过．需要注意．维特根斯坦与奥斯丁、塞尔等人对日常语言分析在研究动机上是不同的。维特根斯坦“没有而且也不希望对日常语言作出语言学或逻辑上的技术分析，他的日的只俏送ü吻寤蛎枋鋈粘s镅缘闹谷酚梅ǎ瘟拼?a class=content_a href=lunwentianxia.com/class_free/21_1.shtml>哲学的语言疾病’，而言语行为理论则是描述某些语词所能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功能以及完成这些功能的条件。维氏也曾洞察到．日常语言学派的成员“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语言学家”。
(2)行为角度。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在于“说话就是做事”。“一段育语的发出正是一个动作的实施”。这一点从奥斯丁的著作名“howtodothingswithwords”即可见一斑。后人对这一“说话即做事”的角度评价极高。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缨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曾写过：“说起来这正是荒唐。而且对于过去2500年问所有那些以任何一种方式研究语言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件令他们感到麓耻的荒唐事，即他们竟然没有远在j．l．奥斯丁之前就作出这样一种其本质可以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表示的发现：我们借助与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有一位哲学家发现存在象言语行为这样的东西时，已经是现代哲学中‘语言转向’几十年后的事了”。施太格缪勒充分肯定了奥斯丁在创立言语行为理论方面的功绩，但对奥斯丁之前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做的批评却不免偏颇其实。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中就有与之相近且比较明确的“行为”论述。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词语就是行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相连．
将无主体的语言分析引向有语言主体的言语行为分析。把维氏与奥斯丁的思想对比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庄主张方面的共同点．这充分说明了言语行为理论中的“维氏烙印”。当然，不可否认，奥斯丁、塞尔等人对言语行为的研究要比维特根斯坦在这方面的论述深入、全面和系统得多。．
(3)初步分类：述谓句与施事句。奥斯丁早期将日常语言的基本功能分为述谓式和施事式两种。相应的，就有述渭句与施事句。述谓句的功用在于描述情况和报道事实．施事句则在交际过程中直接利来施行某种行为．例如：许诺、命令、命名、感谢等等。维特根斯坦虽来做明确的分类．其论述却是与奥斯丁异曲同工。他要求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别认为语言始终以单一的方式起作用．始终服务于同样的目的传达思想。”这一决裂实际上是区分了语言的描述功能和其他功能。“我们称之为‘符号’、‘语词’、‘句子’的．所有这些都有无数种不同的用法”，略举一些，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包括：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演戏、唱歌、讲笑话、把一种语言翻泽成另一种诳言、请求、感谢、谩骂、问候、祈祷等等，这又是何其相似的论述。与奥斯丁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以“多样性”来指这各式各样的功能，而“多样性”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对“语句描述事实”这个传统观念的冲击不太明显，而奥斯丁则明确提出了“施事”的概念，矛头直指传统。在此之后，他还作了更系统的分类：评判行为、施权行为、承诺行为、论理行为、表态行为；塞尔进一步修改，分为：指令行为、承诺行为、断言行为、表情行为、宣告行为。言语行为由此得到广泛关注与研究。
(4)言语行为三分法。奥斯丁在其言语行为理论后期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三分法．分别为“说话行为”(1ocutionaryact)，。施事行为”(illoeutionary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也有学者把它们相应的译为“言之行”、“言之的”、言之果”)。通俗的说，说话行为是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施事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illocutionaryforce)}墩效行为则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话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例如：a说话行为——他对我说：“你不能做这件事。”；b施事行为一他抗议我做这件事；c墩效行为——他使我清醒过来，不让我任性下去或他使我烦恼等等。如果我们把上述三分法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板石!”的分析对比一下．便不难看出奥斯丁的三分法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具体交际中语言意义的分析的相通之处。维特根斯坦假设一个在建筑工地上建筑师和其助手的对话过程。a——建筑师对助手喊出；。板石!”“在喊‘板石!’时．我(建筑师)所要的却是他(助手)拿给我(建筑师)一块板石。阻助手把板石递过来(“一方喊出语词．另一方依照这些语词来行动”可以说，相通之处。显而易见。不过．维特根斯坦如此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提出语言游戏说．以反驳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传统语言观，也因此并未沿着行为这条线深入下去，而奥斯丁则志在从行为角度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三分法的提出，使其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5)间接言语行为。塞尔继承了奥斯丁的理论并作了重大补充。其中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是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塞尔区分了说话者话语中旬子的字面意义与他交际的话语意义。句子的字面意义与话语意义一致的是直接言语行为；字面意义与话语意义不一致，则为间接言语行为。“在间接言语行为中，通过完成一种以言行事而间接的完成另一种以言行事行为。”例如．你能把盐递给我吗?”字面上只是一个询问，实际上却是一个命令。其实．维特根斯坦早就在二十年前就注意到，句子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问接的关系。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可以设想一种语青，其中所有的断言都具有设问的形式和语调；或每个命令都具有‘你愿意这样做吗?’这样的提问形式。这样一来，人们也许会说；‘他说的句子具有问句的形式．实际上却是个命令。’一一即在语言实践中具有命令的功能。维特根斯坦在此揭示了语句的结构与功能间存在的非直接的多元关系。不过维氏旨在以此说明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复杂性，而塞尔在这方面比他走的更远，明确区分了结构与功能问的直接对应和间接对应关系，使得言语行为理论更为完善．
一、对解构本体论哲学的哲学解读
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进行解构,从而旨在取消世界“本体”的,有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它们在根本的理论和逻辑旨趣上,都屈于企图取消世界本体的哲学流派之列。那么,它们的理论和逻辑如何表现出来的呢?有何内在的的一贯性呢?
(一)现象与存在
从古希腊轴心时代至十九世纪的西方哲学,一般都认为本体与现象是对立的两个世界,现象的真实性不在于现象本身而在于本体。直至1900年,在胡塞尔创立的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出现后,方改变了传统哲学里本体与现象的这种认识。现象学响亮号召“回到事物本身”(“gobacktothingsthemselves”),否认传统哲学认为现象背后隐藏本质的观点,声称事物只是显现地存在,是自身对于自身显现之显现,无所谓本质,无所谓本体。这个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海德格尔。依据海德格尔思维进程,其理论思路可以形象作为存在的存在);其范畴体系的脉络可以形象地表示为:存在(存在者)??此在(时间)语言(艺术和诗的语言)“Beingasbeing”。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是一种“现成状态”,其“本质”在于它“去存在”。由于“现成状态”中的生存状态就是“此在”,因此,“生存”构成了“此在”的“本质”。这里,“生存”即是“去存在”。那么,“此在”又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说:“此存在建构的本质结构本身在生存论上必须收回到时间性中”,⑴#419#)这个“收回”的过程就是“H常状态”,这个日常状态只有人才有,这是“此在”的特性,也即是时间的特性。这就是说,时间只在人之中,人之外无时间。寻找到“此在”后,海德格尔进一步发问“时间本身是否公开自己即为存在的视野”呢?这即是问,存在者的世界是如何显现的,或者说,作为人所特有属性的时间,如何为存在者所显现?答案是“语言”,通过语言显现,它就是存在主义者所寻找的“Beingasbeing”,即“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就是世界。
海德杯格尔以现象的语言世界消解本体的思想在存在主义这里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存在主义与现象学一样旨在确立一个现象的存在,但是他们的核心思想是意识,认为存在即是意识,萨特就是这样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哲学的逻辑关键是两个:第一、“自在”与“自为”是“存在”基本属性,这是“存在者虚无”根本命题的基本范畴;第二,“自为”里“意识”的“意向”特性是“存在”世界展开的逻辑起点。萨特对此作了具体的解释和论证,他认为:
首先,关于“存在”。“存在”具有“存在存在”、“存在是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三个特点,“这是我们初步地考察存在的现象之后,能给现象的存在规定的三个特点”12115528?。其次,关于“自为”。“自为”就是有意识的存在,但是,意识作为显示它者的存在而存在以外,其实它并不存在,“意识的存在是这样一种存在,对仑来说,它是在其存在中与其存在有关的存在。”12|4114最后,“存在”(自在)与“自为”的综合。由于“自为”的基本屈性是意识,意识的基本属性是本身并不存在的意向性,即“进取”、“超越”、“去意识”屈性。所以,“自为”是一种这样的存在,即是靠去意识自在的存在来显示和呈现自己的存在,是通过给予自在于意义而显示它自身的一种存在。^从而,“自为”注定是自由的,自为有自由性。
萨特的哲学可以称为“意识的存在论”,他将现象学寻觅到的社会现象里的语言世界推人人的当下的意识,并赋意识于自由性。他关于非存在的意识性和自由性的自在自为的思想表明他是意在消解传统的本体。我们还可以发现,萨特的思想不仅具有现象学的特征,而且是在现象学以“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实现对传统本体消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了以“存在”为研究对象以达到对传统本体消解的更深层次3因此,可以说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现象”与“存在”范畴都旨在解构自柏拉图以来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模式,以此达到消解现象或存在中的“本体”。但是存在主义所确立的世界的意识性及其自由性,其实就是主体,“主体”的存在说明对于本体的消解还不彻底。这个使命是结构主义来完成>，！
(二)摧毁“主体第一优先”
在解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思潮中,现象学、存在主义及结构主义三者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结构主义这里更为明显,仑是直接对主体进行开火,打击传统本体之所以为本体的“发动者(主体)”。从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进程看,对主体的发难并开始确立“间性世界”的是结构主义的奠基者索绪尔,他关于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思想就是结构主义对传统本体进行解构的完整体现。
索绪尔认为语言现象分为“历时”(diachronic)和“共时"(synchronic)两种m(3U00fi),历时指时间历程中的某一点到以后的语言现象,共时指时间历程中的某一点上的语言状态。由此,他认为语言学也相应地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是研究系统的,是根本,而历时语言是研究个别语言要素的变化的,并不构成系统,因而是次要的|3|(S索绪尔对于这一语言现象的看法有何哲学意义呢?研究法国思想的高宣扬先生精辟指出:“这是向传统的主体中心主义和传统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严重挑战。”1411m97贞)即,基于时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结构主义一方面看到了思想与语言相互间的差别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又试阁走出萨特等存在主义将思想与语言的差别对立关系绝对化并置于人的意识之中的局限,转而欲将这种关系建立在符号和象征的稳定性结构上,从而建立一个关于语言的意义世界,以此来达到消解传统的本体世界。因此,我们说结构主义关于语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挑战,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哲学的“主体第一优先”原则。诚如高宣扬先生所揭示的:“时间是共时性(synchronie)和历时性(diachronie)、间断性(discontinuite)和连续性(continuite)所构成的;而由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共时性和间断性都高于历时性和连续性。人们由此看到了‘主体’对于思想和语言的固定模式所产生的有限意义,因而也发现萨特等人将主体的同一性(identite)绝对化以及将主体本身绝对化的‘意识哲学’基本原则的有限性。这一切,使法国当代思想家们决心跳出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所强调的‘个人主体性’的思考模式,在思想与语言的稳定结构中深入探索符号象征的一系列性质。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语言和思想结构的新认识,彻底地动摇了传统的‘主体第一优先’的原则。”
比较存在主义的解构思想和结构主义发难传统“主体第一优先”原则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主义的“现象”或“存在”理论还有追寻本体的企图,仑或是落实于语言的当下存在,或是具有自由性的意识存在主体。然而,到了结构主义,通过对时间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解析,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进行的致命解构,不仅动摇了传统的“第一优先原则”,而且将要建立了一个
屈于自己的家园,即符号的世界。符号的世界是差别对立的联想世界、间性世界。 (三)差别对立的间性世界
“主体第一优先”的消解是对传统本体论的最后的打击,这不仅是结构主义在为取消本体论而冲锋陷阵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它作为建设非本体意义家园的匠心所在。这个意义的家园不是本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联想的世界”。结构主义是如何建立和建设这个“联想的世界”的呢?索绪尔的语言哲学回答了这个问题。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cant)和“所指”(signified),能指即“音响形象”(imageacoustique),所指即“概念”(concept)。能指与所指是一种差别对立关系,虽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但是语言的存在在于“能指与所指”的间性,一种非本体性的存在。这就是说,由于语言是差别对立的存在,事物是通过对立的语言符号来指称的,即:语言符号是二元性的,二元性的世界是无主体的世界,它充其量是一个间性的世界。可见,犹如佛教哲学关于世界本质的“缘起”法则一样,正是通过语言,结构主义不但确立了自己的差别对立原则,一种主体间性的存在,而且通过差别对立原则在文化中建设了自己的家园,这个领域属于文化人类学。这就是为什么结构主义总与文化人类学有不解之缘的原因.也是学者们为什么总能在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中揭示出差别原则的原因。例如,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针对索绪尔的思想指出:“索绪尔的差别原则指出,语言中一个要素的意义不在于本身的性质,而在它与其他要素的区别。列维-斯特劳斯说明了原始人是如何在差别原则的指导下建构文化的。”
在结构主义这里,语言的二元性特征决定了语言世界的间性特征,“间性”即无所谓主体或本体,通过二元性符号语言建构起来的世界是一个非本体的世界,是一个“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符号世界,这样的符号的世界当然也就不再是传统所谓本体的世界。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
回顾从现象学、存在主义至结构主义,它们经历了“现象一^^存在~>符号”及其“语言一~>意识一—间性”的思想和逻辑进程,完成了对传统本体论的解构’建立了一个“非本体性的”、“间性的”世界。从比较学的角度对比分析这些哲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一些理论关联,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世界本体观点上的对立问题,二是“间性”的符号世界与实践基础上的意义世界的不同,三是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方面的启发。
(—)本体论的对立问题
理论上旨在消解本体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其实也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本体论学说,是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学说的又一种表现形态,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本体观点是对立的。
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思想,最早为古希腊时期的“始基论”、“本原论”,例如赫拉克利得的“火”本原说。而后,柏拉图最先明确提出了“本体”,他说:“各种事物有它自己牢同的本体,这种本体不是相对于我们的东西,也不会由于我们的想象力而动摇不定,而是在各种事物自身中,并和它们自身冏有的本性有关的。”161本体论的成熟形态应归功于亚里士多德,他探索万物第一因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就是标志,他曾说:“既然关于健康的一切事物可能有一科学——医学来研究,那么关于所有的存在——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应该有一n独立的科学来研究。而且应该是最高的一门学问。”以后,哲学家们关于宇宙的观点不时发生变化,其本体论表现为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形态,比如宗教哲学的“神学本体论”,笛卡尔的“认识论”,康德哲学有对上帝最高主宰地位的动摇却有哲学理性的“自在之物的世界”这一本体思想,以及黑格尔认定“哲学无前提”却承认“绝对精神”的本体地位。
康德和黑格尔之后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如前而部分所阐述那样,将对传统本体论的解构推向了哲学史的最高峰。然而,无论是现象学、存在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它们也仍然是一种本体论的学说。例如,“语言是存在的家”,这就是海德格尔经过探寻后建立起的“作为存在的存在”:语言就是存在,存在就是语言。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的“本体”总是背离“存在”跑到“存在者”那边去,但他消解自亚时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本体,事实上也是一种“本体”,只是,在他那里本体就是语言的存在,存在就是语言世界。因此,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实在是一种“语言的本体论”。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海德格尔探寻存在的过程中,其思维仍然具有传统的痕迹,即也是想确立关于现象的内在根据,只是由于他把这一根据落实于语言,而语言的本质是当下人们的生活,这样,思维也就避免主客两分的嫌疑。
与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决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出现,是一场本体论思想的革命。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本体就是世界的客观存在,所谓“客观存在”,就是其存在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如果将西方近现代否定哲学本体论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比较,则前者的本体论就实质而言只是关于客观实在世界的部分的观点,a还有“颠倒”的性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论;后者的本体论是关于整体的客观实在世界的最一般规律的观点,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实在世界及其一般规律,其认识论是一种科学辩证的反映论。
总之,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流派意在否认本体论思想,而事实上,就他们的角度而言,他们可以否定哲学思想上的本体论——因为认识有可能不是对存在的正确反映,但是他们无论如何否定不了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世界这一真正的本体,这是为人类全部实践所证明了的。
(二)“间性”的符号世界与实践基础上的意义世界
关于世界的认识及其意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都想超越主客两分的实践认识本质,建立起一个“间性”的符号意义世界。然而,一方面,这恰恰说明了主体存在的事实,人们的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实践不是在“意识间性”中存在,而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与其对象的活动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和主体性,是属于历史观的范畴,它认为主体和主体性都只是主客统一的世界整体的一部分。而前述三个代表性的西方哲学流派的哲学观点都具有“摄客体于主体,抑客观于主观”的特点,这是谬误。
首先,人类在从事实践及认识活动时,总是在对象性的两极关系中进行的,这就有主体和客体。主体指是某种活动的主动发出者,它有可能是人或社会集团;客体是某种活动的接受者,客体先于主体存在。在一定情况下,客体与主体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者是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的。但归根到底,主体是客体的产物,客体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可以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据此建立人的意义的世界。
其次,主体性是众多活动发出者的根本共性,是在对象性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它包括人自觉活动的自主性、目的性、能动性。能不能说本体都具有主体性呢?当然不能。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看,本体中有一些的确是具有主体性的,如人。对人而言,主体性就是人这一主体性质,对于人类而言,就是人的共性,人类的共性当然不是结构主义所说的“结构”。结构主义离开人的实践本质来所谈论间性存在,这样所建立的世界家园是没有根据的空中楼阁,其本体论其实是建立在世界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即泯除人类活动的主客关系,用无任何规定性的“间性”作为世界的本
质,它所认为的结构性符号世界也不过是人的主体性的无限延仲。因此,在它们这里,本体也就成了主体的本体。说本体具有主体性,这种“摄客体于主体,抑客观于主观”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总之,认识论的“想象世界”和和本体存在的意义性,只是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的活动的一部分,而消解主客的间性存在也不过是辩证主客的关系性存在。
(三)关于学科建设与理论启发
西方哲学流派解构本体是一种谬误,但它们以人类的认识活动形成的知识以及解构过程中的一些理论是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所用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一些哲学流派的认识结果可以作为部门哲学的内容,一些重要的理论范畴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哲学应当说是有明确研究对象的,即联系的整体的客观实在世界,其逻辑起点是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存在是存在的,且只是客观实在性的存在,此客观实在性之存在即为本体,此外别无本体,更无现象与本质两分的本体。因此,只有企图取消本体的本体论,而不可能有脱离本体的本体论。既然哲学是对联系统一的宇宙的整体反映,是以世界观为核心的学问,因此它就应当是一个学科群。从其结构看,哲学是统摄无数具体哲学、应用哲学的,又是以一系列的具体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为内容的。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呈现出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流派纷纭局面,表明哲学有丰富的具体形态。当然,非本体论辑学百家鸣放的局面,表明哲学学科的复杂性,但它们在相应的范围里也就是一种部门哲学。例如,结构主义的确是一种反本体论的学说,它或是无视包括人类及其人化世界在内的世界的实在性,或是否认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统一于物质实在性的客观存在,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如人类的语言、符号、结构、现象,等等。因此,它具有部门哲学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