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5 01:35:04
学习任何一门外语，都不仅要掌握语音是、语法、词汇和习语，而且还要知道和熟识使用该语种的人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界；要了解他们如何用他们的语言来反映他们的思想、习惯和行为，更要了解他们社会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
我们学习应用外语，目的是为了交际，并且是跨文化的交际，故此必然涉及不同的习俗文化、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 和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等。我们所指的文化，并不单纯是狭义上所指的文学、音乐、美术等，而更广义上所指的：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俗、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所以在跨文化的交往中，没有这些的深入认识，只局限地以自己母语文化中所形成的各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习俗观和世界观去和外国人进行交往，必然会形成不同文化观念在某个话题或论点方面的冲突和不快。
在初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工作者更多地强调了“听”“说”“读”“写”四大技能的培养及素质教育在教材的安排和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忽略了英语文化的进一步的学习、了解和渗透。同时，作为素质教育，我们在语言教学中，应尽量多地全方位体现该语言范畴的文化现象、文化特征。虽然对事物的理解受到年龄、职业、信仰、思维等影响，但对于初中学生来说，他们应该可以理解在欧美国家最常用的成语、谚语、格言和典故。这些内容在教材中安排得并不多，尽管有“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但我认为仍不足够，英语文化中，常用的谚语还很多，而适合初中学生年龄认知的谚语也很多，如：“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least said, sooner mended”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典故，在第一套人教版教材中，初中英语第五册曾有过的故事，简单涉及了所罗门这位智慧之王的故事，但这类的典故并不多见。根据年龄与接受力的因素，我认为可以适当增加多几个常见于西方文化中的典故文章作为了解和阅读材料的，如the garden of eden, noah’s ark, the tower of babel, achilles’ ，heel等。另外，在英语中，颜色的运用，特别在语言中作比喻和联想的运用是较为广泛的。我们在教材中见得也不多，如the green house, the white house, in black and
而受年龄和思维深度、心理因素的制约，委婉语、禁忌语和英语文体等在初中教材中极少出现是较正常的。在跨文化交往中，怎样才是有礼貌、怎样用适应的谦辞和敬辞同样很重要。虽然在教材中有出现，但仍要补充。尤其能结合现实中，中国人汉文化与欧美人英语文化在交往中出现的各种失误与冲突的材料，在教科书中应有充足的安排，这样的例子才有说服力和警示性。
在文化交际中，我们接触得最多的还是人，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外国人，必须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政治信仰和等有深入的了解和熟悉。必须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和人民有大概的了解，在各种人物传记中，新旧版两套人教版教材所选的内容都非常好。人们都总想从下面的、有积极意义和成功的奋斗经历的人物身上吸取其人生精华，因而在所有教材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如：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其名言为“我唯一抱憾的是：我有，且仅仅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的祖国”)，反映普通人一面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的动人故事；反映有骨气的歌唱家；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爱迪生；著名杰出的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现代护理制度创始人佛洛?萨南丁格尔；在丛村中因飞机失事而幸存，并顽强求生的德国女孩的故事等等。所有这些反映了历史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在教材中应适当补充现代著名的体育运动员、艺术家、政治家或社会以至为全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的轶事。所有这些材料，给在成长时期的中学生的心灵教育起着极大的积极的作用。人们可以分析其文化背景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中吸收其精华。另外，体现欧美人独立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乐观主义和与他人良好的合作精神、创新探索精神的人物传记与体裁，应考虑到教材的更新和补充中去。
语言中，包含着文化领域中的民族性格部分。如欧美人所崇尚的幽默感。这类题材文章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并不多见。作为更深入地了解和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应参照(第二册)等有关教材中的文章选取适当的扩充到初中的教材中。
现在的中学生对语言的学习不但深感困难更有甚者因为没有多大的课外应用机会和有效的学习方法、学习效果而放弃英语。因而谈不上学习语言，更谈不上进行跨文化的交往。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的教科书不应只有文字和个别图片、录音带。作为更真实和客观的反映，我们的教材必须附上大量的文化背景知识或与内容有关的相片、真实图片等；增加可收视性的教学媒体，如教学软件、教学光盘、教学录像带，给学生以最近现实的情景，这样的教学，才更能体现出素质教育和现有效果的教育，更符合直观教学，并更能根据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通过可视性的了解和接触，增加其学习的兴趣，增强他们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理解、处理和应用，从而达到真正素质教育的效果。
所以我们应通过教材的改革、更新和教学媒体的完善；教学工作者更新和完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尽最大努力调动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为他们日后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对英语教学工作者而言，更应该深入了解和熟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与内涵，从而培养好一代代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
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
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
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
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
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话语；福柯
“语言”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备受瞩目的关键概念。在哲学领域，“语言”成功取代了“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语言问题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西方哲学在继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而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则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文学研究更是深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各流派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极大关注，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是客观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研究正趋向于文化研究、语言过渡到话语等现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 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体位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后殖民批评是在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解构和颠覆中产生的一套与殖民主义针锋相对的话语。殖民主义话语一面弱化、贬抑、否定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历史意识，一方面宣扬、抬高西方宗主国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精神异化来实现殖民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开始。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分析了作为主体的西方如何对作为他者的东方进行文化想象和阐释，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话语建构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维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通过对殖民文本的改写、反讽从而达到颠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目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语言体系； 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1-0048-04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 house of 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2]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 “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3]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4]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 “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5]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6]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7]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8]，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9]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10]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1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12]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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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关键词:文化能力;语言文化;教学理念;课程体系
1文化能力导向问题的提出
最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指出:大学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三种理念和导向:(1)语言知识导向。在1999年以前,受传统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大学英语注重语言知识的教学,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和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2)语言技能导向。1999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将各种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分为两个层次,即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提高了对学生写、说能力(即主动输出信息的能力)的要求。(3)语言交际能力导向。进入21世纪以后,在社会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大学英语教学强调建立在语言技能基础之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综合性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适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兴起的文化研究思潮对语言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已逐渐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社会范式转向了人类中心范式,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教育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心理语言学、教育心理学、教学论等学科理论对“人的语言”进行综合性研究,提出了“语言文化”和“文化能力”等概念,并对语言与文化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语言学研究的这种态势,正在或者将会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一种崭新的理念和导向——文化能力导向。
2语言文化教学理念与文化能力教学导向
语言文化学者把语言看成文化的第一要素,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张维鼎认为,语言显然是人最重要的文化环境,人们所讲的母语往往成为人们认知和接受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就因为这样,语言还决定了人的感知、感情、思维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决定了人的文化心态。语言同时也就成了人们维系人际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从这个意义而言,语言既是文化发展的媒介,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总之,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
语言文化理论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系统中的双重特性:一是文化的一般本质属性,语言即为一个文化世界;二是语言的文化工具属性,它推动其他文化的产生,并记载和传承其他文化。
传统的语言教学理念只承认语言的载体、工具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上忽视了语言的民族文化属性。国内学者指出:“在外语教学中语言常被人们仅仅看作是‘人们利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武器’。这种‘工具论’的烙印在实践中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只集中在语言系统本身,研究其内在规律,培养、训练对这些规律的机能和自动化的熟巧。应当说这种作法是完全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不能丝毫放松的。但是,人们忽视了语言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还有其特殊的人文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一面。交际的阻碍不仪来自语言的熟巧,可能更多的是来自异语言文化的差异。所以,外语的教学与研究既要有‘工具论’,又不忘记民族‘文化观’(夏雨,1994)”。
由对语言文化本质的考察,国内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语言教学与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能力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教学寻找新的思想养料,初步形成了语言文化教学观念。这种观念视外语教学为文化教学,认为外语教学的任务不仅仅只是传授语言知识、培养听说读写能力,还必须引导学生养成文化能力。
在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语境下,语言能力是个体或人类运用语言知识进行交际的本领,它是文化能力的重要成分,同时又是形成文化能力的基础。在语言教学中,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和目的文化进行鉴别、继承、批判和创新的能力,既需要运用语言来思维,更要通过语言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状态下开展交际,面对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实现文化的价值融合。所以,大学英语教学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在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
3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的建构
3.1理顺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中的几种关系
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首先需要母语教学调整理念和目标,注重传授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发现和接受文化差异的能力,因为学生在母语学习中养成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定势对第二语言教学中目的文化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程,在整体上是从培养学生的文化知识素养转变为培养文化能力的过程。因此,在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时需解决好以下几种关系:
(1)基础英语教学与高等英语教学的关系。以文化能力为导向的英语教学,势必要求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即掌握扎实的语言知识和双文化(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知识,并具备初步的听说读写技能,而不能把这些基础性的教学任务推向大学教育阶段。
(2)大学英语教学与历史文化知识教学的关系。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通开课、选修课、学术讲座等形式,不分学科专业地开设人文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其文化差异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这是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建立的根基。事实上英语教学也不可能把大学人文教育的全部任务承担下来,而应该是立足于学生丰厚的文化底蕴来培养其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3)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在文化能力导向下,教师成为学生的文化导师,学生成为文化知识的自觉学习者和文化能力的培养主体,教、学双方的关系将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作为文化导师,教师的主要任务应该集中在引导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上面,根据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制定教学方案。
3.2重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和内容体系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提出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文化能力导向要求改变现有的以语言能力为导向的教学制度,把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定位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以文化比较、文化批评、文化鉴赏为主要内容,全面提升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层级,朝着更符合时代特征、人的发展要求的方向改革。
(1)文化比较教学就是通过引导学生对不同文化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和认识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的互补性、可共享性,尊重并接受不同文化。
常规关系（stereotypical relation）是含意本体论中的核心概念。徐盛桓在《常规关系与文化教学》一文中提出，常规关系可以分为人类学取向的常规关系和学科性取向的常规关系两大类，并区分出带有时间/空间的印记的常规关系与反映人类共同性的常规关系。
常规关系是含意本体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常规关系原本是新格赖斯语用机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 徐盛桓在含意本体论中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1996年他对常规关系作了定义,将其表述为“若事物(或其特征)A一般总是常规性地同事物B(同样或其特征)联系在一起,A和B就结成了常规关系”。徐盛桓多次从不同的角度对常规关系进行过论述。他认为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常规关系指的是事物自身存在的关系，映射并固定在语言的表达形式中。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常规关系是一些社会群体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的存在形式和传播媒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常规关系作为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方法，是对人认识事物的具体方法的不断反思后形成的一种思维范式，成为不自觉地认识事物的一种视角、一种图式、一种框架、一种模型（徐盛桓，2002）。
徐盛桓在《常规关系与文化教学》一文中提出，常规关系可以分为人类学取向的常规关系和学科性取向的常规关系两大类，并区分出带有时间、空间的印记的常规关系与反映人类共同性的常规关系。其中人类学取向的常规关系主要是指因为地理环境、历史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与相应的语言之间的常规关系。文化会因为其地域差异等原因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体现并逐渐固化在语言的使用上,会因为语言的使用而使文化与语言的表达建立起种种常规关系。常规关系的进一步提炼就会形成常规范形。通过常规关系和常规范形,整个社会文化表现为一幅相互联系的世界图景。常规关系主要是指一般语用学意义上的常规关系。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常规关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原文常规关系和译语常规关系,二者相互重合的部分即为反映两种文化共同性的常规关系,而不重合部分是指带有各自文化印记的,富有独特的时间/空间的印记的常规关系。
常规关系与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一般要经历理解的阶段和表达的阶段。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分析、转换、 重组和检验四个阶段。通过分析阶段来确定原文文本的词汇、句法和修辞意义;在转换阶段运用译语思维去转换原语思维;在重组阶段把分析阶段从表层结构转换的深层结构转换成译语的表层结构;检验阶段通过原文和译文的比较来检验是否达到原文意义和译文意义的对等（郭建中,2000）。常规关系至少在分析阶段和重组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常规关系与常规含义的理解
在分析理解阶段,译者必须从原文文化的背景(认知语境)出发,利用原文形成时期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与语言表达形成的常规关系，深入发掘原文的意义及其表达功能。徐盛桓在含意本体论的研究中告诉我们：“含意是话语以其叙述的指向性为逻辑中枢并以交际的目的为导向，向着话语的含意性作出映射的结果,表现为利用话语中语言单位的形、音或义来承载的‘言外之意’”。这类“言外之意”往往在原文中表现为话语的不完全表述。译者在对这类不完全表述的话语分析理解时,往往要从话语完全表述的内容出发,从已表述的内容所体现的常规关系出发去解读话语。
语言的使用包含着一定的固定的常规关系。作为方法论的常规关系是“事物(包括客观存在的事物和人类虚构出的事物)间惯常性地、规约性地建立起来的关系”,常规关系首先以其原有的形式存在于外部世界,同时又通过语言符号系统以信息的形式进入意识,成为认知主体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人类在获得语言能力的同时，也相应地掌握了很多关于事物之间种种常规关系的知识。这些常规关系有些体现出很强的文化特色，带有特殊的时间、空间的印记，成为人们交际和交流的基础。这些打上印记的常规关系因为形成的文化背景、途径和使用的目的的不同，在不同的语言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如何理解这种差异性，共同性的常规关系为其提供了理解的基础，并提供了进一步解释这些差异性所需的认知环境。
在翻译表达阶段，常规关系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原文的一些文学语言表达中，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往往带有浓厚的原语言文化特色。而在译文中是使用异化方法，保留这种特色，还是使用归化的方法，在译语中寻找相应的表达方式，常规关系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指导。我们选择译文语言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传达准确的意义，因此选择归化的方法为佳。在表达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原文语言时，我们也往往根据常规关系和相应的其他因素作出选择：从上下文的常规关系、译语常规关系在相类似的表达上采用的常规表达，在原语常规关系在原语文化中的常规表达,以及其他因素，如读者等。
“含意运用的能力具体地表现为:在表达时(说、写)建构出适当的显性表述,根据表达的需要使显性表述体现出一定的常规关系,利用这一(些)常规关系的具体内容来补足、阐释这一显性表述,达到相对完备地表达目的（徐盛桓,1998）”。
常规关系与归化和异化
劳伦斯・韦努蒂将翻译分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两类。归化翻译指的是采用目标语文化的当前价值观，以其为价值判断标准，对原文采取保守的同化方法，使译文符合译语的文化准则、思想意识形态及出版标准，是以译语读者为取向的，从读者自己的文化观念出发理解原文内容，因此在译文中多采用译语的文化规范。异化指的是在翻译中采用原文本中的文化价值观，对于与译语的文化价值观不同之处，保留其相异之处，尽量保留原文本的文化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形态。这是从原文本的文化价值观出发，译文中尽可能向原文靠拢。
关键词：语言论转向 语言透明性 语言人文性
一、从“认识论转向”到“语言论转向”
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的转向，但是不管是在怎样的认知系统，语言都被置于同样的位置：语言是“器”，是表达，传递思想观念的载体，是从属于人的工具。语言作为附属于人的第二性存在。回望西方思想发展史，不管是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还是开端于笛卡尔德认识论哲学，都渗透着这种传统的语言器物论。
但西方哲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事情悄然发生变化。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与索绪尔的共时结构语言观不无关系。正是索绪尔使哲学对语言的注意转向了语言结构本身：他彻底地回到对语言自身的分析，虽然是一种关系式的、网络式的，但确实为颠覆渊源有自的语言器物论理解铺设了基础。真正的转向发生在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海德格尔(Heidegger)等为代表的哲学家这里。他们致力于从语言的角度思考哲学本身的危机，将语言本身作为思考对象和存在的家园。当哲学回到对语言本身的发现和思考，人们看到：“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人只有归属于语言才能认识世界，才能开口讲话。哪里有语言，哪里才有世界。”(申小龙2003：17)世界是由语言规定的，语言才是世界的尺度，通向世界的道路只能诉诸于语言才能抵达。人是“语言的”存在者，当我们说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只是不断地在追寻着语言，跟在语言的后面亦步亦趋，是语言“给出”我们存在，是语言在“说”我们。人。永远不可能站在语言的世界之外看世界；人，永远只能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因而。语言不再仅仅是表达、交际的工具，而是存在本身，从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二、“语言论转向”背景中的现代语言学研究
现代语言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关注语言的结构、普遍规则、语言的透明性。而不是语言和人的水融，更不是语言的人文特质和语言背后强大的文化支撑。从索绪尔开始，就抛弃了语言的隐喻性，更抛弃了语言的人文性，而选择了语言的透明性。索绪尔区分言语体系为“语言”和“言语”，造出了一个理想的“语言”。以此“框架”复杂的言语现象，将对语义的理解限制在形式化的一目了然的透明形式体系里。索绪尔悲壮地把语言研究的任务定在“语言”这端，而将现实、日常世界的丰富的、形式多样的个体言语彻底剔除，将语言的外部要素，包括语言与民族、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地理等等的关系彻底剔除，过分地强调抽象，与我们日常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模式。从而给语言学留下了一个理想的、纯粹的、看似更便于研究的语言世界。也许索绪尔及其追随者会争辩说。言语是露在水面上的冰峰，语言才是海面下支撑言语的大山，语言学家要做的就是将难以触摸到的语言规则描绘出来。这一规则是对言语的超越和整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种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索绪尔1999：38)
但是，这种从所谓科学的分离中得到的孤立的、超越时空的语言结构是可信的吗?我们所进行的语言实践难道只是在实践着的语言模式吗?我们的创造力躲到哪里去了?为了得到理想的、纯粹的语言学知识，而抛弃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结构主义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语言的真实呢?毫无疑问。结构主义的方法为了得到超越时空的语言共时结构而忽略了动态的社会和与语言水融的文化以及语言性的人，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
理性孕育的“科学时代”在不断的发展中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从尼采开始高呼“上帝死了”开始，非理性主义哲学开始大行其道，感性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二十世纪西方思想“语言论转向”的背景下。人们对语言、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就不再可能以把语言只当作思维工具的传统方式进行了。语言学家们不该再像笃信科学理性的实证主义者那样。希图建立可靠的科学的、普遍的语言模式，以准确描述、传达、继承人类的精神成果。经历了二十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思想洗礼，我们必然要抛弃以往顽固的工具理性：必然把人置于语言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与人相互依存、相互阐释。我们通过语言来认识、理解世界，我们在语言中思考并作出判断，我们离开语言感知不到自身的存在，我们的语言规定着我们的视野，有什么样的语言就相应地有什么样的生活世界和对世界的看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一种样式，都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的钥匙”。海德格尔说：我们听得见“说”，只是因为我们归属于此一“说”。“说”仅仅允许那些归属于“说”的人讲。即：让他们听语言。这样的允许居于“说”中。它让我们获得讲的能力。语言的本质正是作为这样的允许而在“说”中出场。(海德格尔1995)
这正表明。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认识世界，语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语言是存在的家。而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维特根斯坦对我们的提醒：在什么场合、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说这句话?什么样的行动伴随着这些话?(想想向人问候吧)在什么意义上。为了什么目的使用他们?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语言的意义永远要受到使用语言的语境、目的、交际对象、语气等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也正因如此，语言的意义往往要显示出丰富的多元性和含混特征。
语言作为人类的社会生存的根本纬度显现出来，语言人文性的观念也就随之从历史的尘埃中破土而出，语言人文性得以浮出水面后，对语言的研究就不能再是纯粹的结构主义的形式分割和假想推演了。因而现代语言学应该去关注隐喻，关注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关注语言的功能性使用，尤其是文学语言的功能性使用，毕竟文学语言更能体现个人创造对语言的干预、发展所作的努力和所得成绩。惟其如此，才使语言人文主义得以流传，使语言学还语言一个真实鲜活的原貌。
事实上，语言研究也确有了“语言人文性”的转向。在强烈的语言转向氛围影响下，在世界各地距离越来越近的进程中，人们已都意识到语言之于人的重要。都感觉到了纯粹结构主义研究的缺失和语言人文性研究的必要。实际上，所谓规范的语言、理性的语言，当它假定语言和表述是“正常”的时候，其实已经处于“自闭症”式的死循环中了。世界语言的丰富性活生生地就被语言透明性掩盖了，人们越来越感到各民族语言的个性化、民族化日渐殆尽。而如果差异性消失了。人们解释世界的动力就消亡了，这是多么恐惧的事情。所以。正是从这里开始，语言人
文性开始真正展现自己的魅力：而同时语言透明性也随结构主义研究的深入，日渐显示出了它作为一个研究选择之于语言研究的局限：规则的概括，越走向深入越发对语言事实无能为力。因此，我们看到，秉承结构主义方法而来的布拉格学派、弗斯学派、新弗斯学派都开始注重从功能的、语境的角度研究语言：也看到隐喻、转喻已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得到了密切关注，强调语言的功能和意义的语义学、语用学、功能主义语言学开始在形式主义的大一统中分得了一杯羹：更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三、“语言人文性”之于汉语研究的特殊意义
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不论是哪种语言，都是该民族认识、理解世界的一个价值体系。都会模铸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与世界上的其他语言相比。汉语人文性尤为突出。汉语没有丰富的形态变化，不通过词形变化表示语法意义。汉语组织句子不像西方语言那样必定以动词为核心，它简约灵动，没有严格的形式限制，只求意义功能的表述完整。汉语词汇意义的理解强调意合，多方意会，要求我们追寻“言外之意”。我们的汉字，更不必说，它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文字体系，都饱含浓郁的人文精神，甚至连字形书写都发展成书法艺术，从字形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文化深义和风骨，所谓“字如其人”，所谓“颜筋柳骨”。汉语包含了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
对任何语言的研究都不能背离语言的性质。对汉语研究也样，要正确描述汉语，为汉语建立起符合实际的理论体系，必然首先要遵循汉语人文性这一基本性质，承认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相互通约。但是，自从以拉丁语法为蓝本写成的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问世后，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不断地引进到中国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努力使自己“变得”适合西方语言理论的汉语研究的高墙越筑越高，各家理论林立，但也越高越危，理论和汉语事实错位。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的形式化、确定性面对汉语的丰富性、弹性已经越来越捉襟见肘，汉语语法在套着西方形式主义语法分析的枷锁艰难前行，张世禄先生曾经撰文指出词类、结构形式、句类三方面的洋框框，像三条绳索一样捆绑着二十世纪的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使它向着复杂畸形的方面发展，就如语法学界对主语问题的纠缠不休：西方印欧语言中，主语、谓语是构成句子最基本的范畴，西方语言的句子是主语、谓语的二元统一体几乎没有什么疑问。《马氏文通》把它移植到我们汉语后，几十年来几乎未曾动摇过，即使汉语事实有与之不符合的，也不是主谓二分的错，而是汉语句子中多“省略”。所以，语法学界产生了形形的关于如何确定句子主语的理论，有传统的仅从意义角度出发确定的施事充当主语，有通过给语义角色排序而确定主语的语义角色优先序列法，还有理论称主语由真正的v前无标记动元充当等等，各有千秋。无疑，这各种理论间的较量本身就暴露了把印欧语的主谓二分模式应用于汉语研究的不适。我们当然不是否定形式主义描写方法本身，而是把本来属于西方语言的模式硬套在汉语研究上，实在是忽略了汉语独特性。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把语言理想化对其作精确的形式化描写，远远不能反映语言中本质性的东西。形式化、精确性的现代汉语语法早已远离了人们的语感，更不能说明人们的语感。语言学家们在描写研究着的是被他们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塞到象牙塔里的“语言事实”，像做科学实验一样。概括抽象出的规则在面对这些理想语言时，很有解释力、说服力，但是面对丰富多变的活生生的语言事实时，形式化的规则语法就有点黔驴技穷了。我们并不是否定形式化的描写，它们自有存在的价值和贡献。只是，面对有高度人文性的汉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形式化描写的限度，把它扩大化，甚至把形式化描写汉语当作汉语研究的终极追求，那么，必然与通向语言本质之路背道而驰，我们永远都难以理解语言。当前。国内语言学界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等各种功能语言学的“处处开花”也正显示了现代语言学已逃离了“语言的透明性”而转向了“语言的人文性”。
关键词：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国外语教学；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6-154-03
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西欧早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学校型外语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说它新兴，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实践将文化教学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去。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的外语教学法专家罗贝尔，加利松(Robert Galisson)首先提出将外语教学法更名为“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1985年后又创立了“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同一时期的法国语言教学专著和论文等也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做了系统阐述。对法国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方面的理论构建和教学实践(教学法)进行考察和解读，以期对我们的外语教学有所启示。
一、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到教学法的演进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外语教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教师如何在课堂上教外语”的层面上。无论是直接法、听说法，还是后来的视听法，教师都是通过声音或影像等辅助教学设施来训练学生的听说，使其达到听懂外语并运用外语进行表达的目的。“这种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教学思路发端于19世纪末，并一直在世界外语教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法国外语教学，不论是师资培训，还是常规教学，其主要内容就是语音、语法、拼写、词汇、讲解课文等。
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其中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特定的和临时的”。这样，人们就把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前的专注于课堂“如何教”扩展到“如何学”，以及“教”和“学”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外语一文化教学法的雏形(见图1)。
这一图表形象而直观地反映了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语言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以往的课堂教学方式相比，教师开始由以教案和教材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早已准备好的课堂内容(语言文化)，他们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作出反应；教师也要对学生的个体情况、教材选用、课程进度、讲授方式方法等进行观察和反思。通过师生互动，促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并且，教师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帮助其获得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方法，最终要让学生运用适合自身特点和习惯的学习方式方法进行自主学习。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倡导的现代化学习方式。
二、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教学法到教学法学的演进
正如教学法是对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宏观思考那样，教学法学则是对教学法的宏观思考。它同样发端于法国，但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名为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学。其创始人和积极推动者为罗贝尔・加利松。
罗贝尔・加利松是一位在法国和欧洲外语教学界享有盛誉的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专家，著作丰厚，如：(论思考型外语教师的培养)，(论外语教学法上的伦理道德)，
“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界定，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是一门主要面向外语教学第一线教师的学科，其宗旨是努力使外国语言一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进程实现最优化”。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利松坚持认为，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必须从观察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找出教学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教师个人和集体的思考讨论，形成自己的认识理论，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和办法，然后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所谓理论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而且是“特定的和临时的”，亦即是说，理论必须与动态的实际相结合。仅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领域不应有天然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将激发外语教师重视科研。用罗贝尔，加利松的话说，一个外语教师完全有能力既是教学法专家，又是教学法学专家。
2 在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二者的关系上，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有许多独到之见。如果说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上的不可分割性现已成为外语教学界的普遍共识，罗贝尔・加利松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文化”和“大众共有文化”之分，并积极主张将后者教学法化，引入学校的外语课堂。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定义，“知识文化”是人们描述、表述出来的一种显型抽象文化，属知识范畴，因此属理性思考，理性认识类。讲授“知识文化”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理解目的语文化中那些能够反映其民族文学、历史、地理、艺术和科技等成就及其发展进程的背景性系统知识。讲授的方式多为独立于语言的专门的文化课程。所谓“大众共有文化”，主要指人们具体实践的日常生活文化，国内有学者称之为“交际文化”，属感性认识，其首要特质是隐含在目的语语言和非语言当中，却常常反映目的语国家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社会习俗、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等。因为是隐含的，所以目的语国家的人常常只需意会，无须言表。传授“大众共有文化”的目的是通过比较目的语文化与本族语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目的语中蕴涵在字里行间的为目的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共享的文化，最终实现成功学习和有效交际。“大众共有文化”与语言形式的互为依存性决定了语言和文化教学必须同步进行。罗贝尔，加利松一手开创了“法语词汇文化语用学”，长期致力于“法语形象表达法”、“法语拼接词”、“法语大众共有文化词”、“法语隐迹文化词语”、“境遇词”、“法语成语谚语”和“法语委婉语”等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卓著。
3 在外语教学法上，以罗贝尔・加利松为代表的当代法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理论将外语教学视为一个由学员主体、学习对象(目的语及其文化)、教育者(教师)、班级或小组、学
校、社会、人际和物质空间、时间等要素组成的开放性系统，其内又可细分成若干子系统，几乎涵盖了外语教学的所有方面。通过它，既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找出每个因素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也可开展纵向分析，找出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如此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外语教学工作绝非某一特定的、现成的教学法所能驾驭。
三、外国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在汉语教学中的体现
20世纪末期以来，汉语学习的热潮在全世界汹涌而起。法国作为欧盟多元语言文化政策的主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汉语言文化教学方面更是一马当先，独树一帜。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汉语教学实践中，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课程被置于特别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edes Langues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非常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概而论之，“语言和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制造者，又是文化的产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着二百多年历史、从诞生之初教授三门外语到如今教授93种外语的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就一直奉行“语言和文化紧密结合，培养一专多能的开放型外语翻译人才”的办学宗旨。现任校长吉尔，德卢什(Gilles Delouche)先生说：“我校的与众不同就在于除了语言课外，还开设了涉猎广泛的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课程。学生的任务不仅是掌握一门外语。还要学习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并负有传播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使命”。前校长安得烈，布尔热先生(hndr6 Bourgey)也曾强调指出：“多学科性是东方语言学院的古老传统，应该传承下去。如果我们只单一地教授语言，学校便失去了精髓，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的法语名称是“Departement Chine”，并非“Departementdechinois”，直译应为“中国系”。一字之差，内涵相去甚远!恰恰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亘古未变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一脉相承，这就是立足语言，着眼文化，培养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传播的使者。这一理念在该学院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学院中文系的哲学、科技、历史、社会、宗教、语言学、经济、政治和文学艺术等具体学科大致分类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化课程构建的是一种中国观念文化知识体系，也就是要让学中文的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情感和思维方式。东方语言学院一向有着语言教学紧密结合文化的历史传统，但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课程从来没有削弱或者取代汉语语言教学的主体地位。语言与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促进，才能最大限度地达成现代外语教育的既定目标。
四、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外语教学之目的语的法语或英语等语种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流通的语言，承载着新兴的科技文化，外语学习者无不追求这种文化。因此，我们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估上都向西方看齐，以西方理论为改革取向和评估准绳。然而。西方理论是立足西方学校、学生、语言、教学环境而研制出来的，决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为我国外语教学导航。所以，探索与中国的外语教学环境，教学内容与教学主体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手段和活动才是我国外语一文化教学界的当务之急。
2 外语教师不能满足于按照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来组织教学活动，更要与时俱进，既要学习、吸收外语教学理论，也要总结教学经验，包含师生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探索出来的经验。外语教师既要广泛学习、借鉴中外的教学理念和主张，但又不能生搬硬套，只能借助这些理论通过反思去提炼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从而形成适合具体教学环境的自己的理念，并不断更新、丰富自己的外语教学理念。
3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文化教学应该是在外语教学的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学目的语相关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同时也包括开设与语言教学有关的语言文化专业课程(如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设置的中国文化课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理解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另一方面，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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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 文论 关系 教学
一、引言
从本科阶段的现状看，文学类专业的当代西方文论课的重心往往被置于知识性要点的讲述之上，如社会时代背景、理论家的生平与著述概要、流派的主要观点等。严格地说，这实际上并非是科学的教学思路与方向，反而会使文论教学“脱离”理论原典及其文化内蕴，滞留于“外国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被用来说什么”[1]的不严谨层面中，由此不仅不能说清楚它们据以展开研究、获得结论的问题意识，也难以在批评实践中应对丰富多彩的文学事实和文化现象。相应地，学生畏惧情绪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繁琐晦涩”“枯燥无味”似乎已经成为许多文学专业学生对当代西方文论课程的一个“共识”。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相当关键的一点是课程教学对语言研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以至于对后者的理论与实践感到相当陌生。事实上，西方20世纪以来出现的众多理论思潮、批评派别，即便在对文学观念的理解上有着差异乃至分歧，但是都具有自觉的语言意识，即真正的把文学视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否定以往把语言视为表达思想情感之技巧的工具观、强调语言媒介对于文学构成具有本体性价值。因而，在本体论视界内研究语言、阐释语言之于文学的意义就成为它们共有的基本特征。
从这一点上来讲，当代西方文论的教学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但是它们都必须建立在与语言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既然当代西方文论主要是基于对语言的理解来阐述它们对于文学的观念见解，那么，对于我们的课程教学实践而言，必须从思维方式和教学策略层面进行双重变革。如此方能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引导当代西方文论教学迈向深入。
二、思维方式：问题意识的寻求
就思维方式层面讲，要引导学生思考当代西方文论如此界说、阐释文学的深层缘由，消除学生因应试教育、不证自明的“审美”预设所产生的负面惯习，使其对于理论知识的把握实现由知晓“纸面文字”到追问其问题意识的实质转变。具体来说，必须使学生明确意识到：虽然西方文论流派都在谈论“文学”（如规律、原理、范畴等），都在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标准，并得出有所差异乃至截然不同的结论，但与其说它们的研究对象是在研究之前就是先验存在于某处的“自在之物”，还不如说它们其实是这些派别基于不同的语言本体观念，突破既定的知识结构，从而在问题意识引导下完成的一种“发现”和“建构”。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具体的文学理论派别的主观意向或预设如何，问题意识始终是其研究获得合法性的学理基础，它的基本功能体现为：面对笼统、一般的文学现象时，某种理论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这一特定问题又会使其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形成怎样的思想路向，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这个理论特有的研究对象，进而为这种理论研究构建、确立一个与众不同的阐释空间。比如说，在作为当代西方文论起点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其后继者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那里，文学研究的对象就不是抽象的笼统文学或某些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是具有“文学性”的语言作品。那么，什么是“文学性”呢？“‘文学性’，亦即使某一作品能成为艺术作品的那种东西”[2]，而由于这种特性以有悖惯习的畸变形态存在于文本语言之中，隶属于形式范畴的表达技巧及其联系规律、构造规则就成为它予以研讨的重心。
正是在这种特有的语言问题意识引导下，他们才有了不同于传统的审视文学的新视角和新思路，才获得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论域。进一步来讲，这种独特意识之间的具体差异不仅直接规约了当代西方文论谱系对于文学属性、特征与功能的理解，也从深层统摄着它们对文学活动诸要素间关系构成的批评诠释。拉康以语言界说无意识的思想，阿尔都塞关于“症候阅读”的观点，保罗・德曼以语言再现的是现实的仿像而非现实本身来理解文学虚构的观点等等晚近文学理论对文学活动和外部世界联系的探讨，则是文论研究在深化对于语言的认识，继而调整提问、思考与解释方式的鲜明例证。因此，把握当代文论彼此关联而又互相区分的语言问题意识，以现代语言研究为参照来讲述各个理论流派是如何审视文学艺术的，就理应成为文论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点。
三、策略的变革
如果说从语言问题意识层面来看待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构成，只是有助于消弭学生在文论课程学习上的思维障碍。那么，在具体的理论教学过程中，不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普遍”知识的传授，而是实行语言观念与理论类型相关联的划分策略、语言研究方法与具体文本分析相结合的论证手段，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觉的理论思考能力，使之参与到批评实践的学术训练之中。
就前一个方面而言，现今的西方文论教材往往按照自然时序编排，来依次罗列或概述不同文论派别或具体理论家、批评家。这样固然在时间线索上一目了然，但是却不能使学生把握其演进的内在动因，甚至会让学生产生一种线性进化的历史误解。而从语言观念变迁的层面对之进行类型划分，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有利于学生在知识语境的相互对照中把握不同理论话语缘何如此叙述的逻辑线索，以及这些说法之间的有机关系。这一点，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验证。
其实，在语言观念上，不仅当代西方文论与古典文论有着根本不同，存在着“前现代”与“现代”之别：“前现代”在语言的“工具”意义上解释文学价值，“现代”则强调从“本体”意义上把握语言之于文学的重要性。而且，即便在当代内部，也存在着重要区别，即文学语言研究有着“审美自律向度”与“社会历史向度”之分。前者把文学的审美性归结为语言本身的自律性，注重从审美的意义上考察语言形式对文学的本体意义;后者则强调从语言的实践层面把握文学活动，立足于语言活动与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来分析文学文本的生产机制，以及文学的意识形态内涵、社会属性与文化功能。
可以说，在教学中澄清了这一点，学生既能够走出业已成惯习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僵化区分，科学而辩证地看待西方文论类型的整体特征与演化格局，还能明白当代西方文论在20世纪之所以经历了从“语言转向”到“文化转向”的变化，关键在于语言研究的问题格局的变化。转变的原因来自理论研究语言观念的深化，即文学研究的语言论域并不只是限于语言本身的抽象层面。“结构”或“形式”虽然能对文本构成要素进行分类，能描述、展现文本意义的生成，但是所谓意义只有语言的功能才能赋予其具体形态，而功能又涉及存在于现实言语交流过程中的语言与语言外环境的关系问题，它的运作不可避免的关联外部世界的社会规则、历史因素与言语主体的文化行为。进而意识到在如今存在争议的文化批评其实是“审美自律向度”在深化对语言的实践属性、动态特征与文化功能的认识后，转换了研究重心的理论形态――文学语言研究的“社会历史向度”。
就后一个方面来讲，强调语言研究和文论教学的紧密关系，仅仅不是给学生提供类似于刻板教条一般的批评手段、论证程序，而是鲜活的例证运用。因为理论的“教”与“学”毕竟不能只是存在于形而上的抽象层面，它必须直面现实，能够读解和阐释文本以及文学/文化现象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比方说，在讲述新批评分析文本“含混”意义的方法时，教师不能首先只是强调它就是文本中的一个词或句子，同时产生了一个以上的意思。而应是首先以生动的文学实例引起学生的关注，让学生获得直观感受之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做具体的解读，从而增强学生对于文学语言研究功能与价值的理解认识，促进其动手解决文学问题的理论能力。
例如，以唐代诗人元稹的悼亡诗以及他的《莺莺传》为例来阐释。元稹在其妻韦氏去世后，写了一组悼亡诗，其中有首《遣悲怀》。诗中有“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一句。从诗句本身来看，“长开眼”一句可以理解为“痛苦煎熬使我通宵不寐”，但是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一文指出，“长开眼”又是一种鱼的俗称，这种鱼被人称为“鳏鱼”，所以诗句里：“所谓‘长开眼’者，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诗人以这种指代暗示自己此后将终身不娶，要做个鳏夫。这样解释，意思比因为痛苦而睡不着要重多了。其实，就悼亡诗而言，两种解释都表现了痛苦的感情，只有程度不同的差异，所以陈寅恪认为读者“不妨两存其说”，保留其语义的含混。这种含混就是：一个词同时产生了两种意思。
同时，还可以进行补充指出：元稹的悼亡诗是“一时情感之语”，“亦不可信”。因为元稹不但在妻子韦氏亡后不久即纳妾安氏，继而又娶继配裴氏，而且在没有与韦氏结婚之前，就有一段与莺莺的恋情，并且还很张扬地把这段恋情写了出来，即著名的唐传奇《莺莺传》，也就是后来的《西厢记》的原型。进而还可以指出，元稹写他对莺莺“始乱终弃”虽然为今人所不齿，但是“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时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倒是“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为社会所不齿”[3]。所以，我们不能用现代标准，骂元稹是个薄情郎。显然，这样不仅进行了理论方法的操作训练，还形象地阐释含混如何使文学文本的蕴意有了多种解释，体现了文学意蕴的多义性。
以上所述虽然只是呈现这种有所变革的教学结构、视角和方法的某些部分。但是实践会进一步有力证明，将二者有机融合起来，弥补文论教学中语言研究的缺失，对于高校文学类专业的课程“教”“学”水平与效果的提升，以及课程目标的实现和学生复合能力的创新培养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系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语言批评的社会历史向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3YJC751053]。）
注释：
[1]哈佛燕京学社：《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2]方珊等译，[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4-120页。
参考文献：
[1].文学研究的语媒视界[J].北方论丛，2014，（2）.
教学模式系指Appreciation(欣赏)、Asso-ciation(联想)和Application(应用)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2006年,陈静从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评价方式上着手,以美学、学习心理、语言学及语言学习的特点为理论依据,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实际运用所学语言的能力为目的,构建了该模式,并将其运用于教学实践[3]。该模式重在建立一套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性评价体系,激活课堂气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表达思想的能力。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虽然涉及到文化教学的问题,但其关注的重点却不在文化传输。它关注的是以何种方式组织开展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主张通过任务教学法来组织教学,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形成性评价体系、师生关系的加强、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以写促学。任务教学法是目前被各学科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能够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对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能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该模式在课堂教学所采取的教学方法方面为大学英语跨文化双向传输教学提供了借鉴。
二、文化图式建构教学模式
2007年,祝嫦鹤等基于图式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提出该模式。 该模式认为文化学习应该是教师、学习者和同学在课上及课下的互动过程。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学生,相互间在文化图式建构过程中商讨和合作。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和评估者。模式提出了图式建构的三种方法:文化知识习得法、语言蕴含法、深层剖析对比法,并结合研究者的教学实践对该教学模式的应用做了案例分析[4]。相关的研究还有后来汪碧颖、欧阳俊林等提出的文化图式建构的4个原则(阶段性原则、针对性和适度性原则、相互融合原则、科学性和系统性原则)与文化图式建构3途径(讲解、情景设置、异同对比)[5]。客观地讲,上述文化图式建构教学模式摆脱了大学英语教学重工具性的局限,对促进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上述研究者的理论分析和教学实践看,该教学模式关注建构的文化图式是目的语文化,试图实现的文化传输是单向度的。祝嫦鹤等研究者提出的文化图式建构三方法中,文化知识习得法关注的是如何习得英美文化;语言蕴含法挖掘的是英语语言形式中的文化意蕴,辅以英汉对比;深层剖析对比法强调的是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透过文化现象,进一步理解目的语文化。汪碧颖、欧阳俊林等的文化图式建构的4个原则也都是以目的语文化为旨归展开的。
三、研究型英语文化教学模式
2008年,姜莉依据建构主义代表人物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和维果斯基的中介理论等构建该教学模式。按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所提出的学习过程的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构建四大要素,将教学模式设计为四个主要步骤:(1)设置任务,假设交际情景(2)师生协作,对问题进行研究性探究(3)课堂互动探讨(4)总结并提出新的研究问题;该模式注重学生自主构建,认为在教学中通过教师的“中介作用”,学生在实际的研究体验中会逐步成为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研究者,使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思维创新能力逐步得到提高,为将来的学习与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6]。该模式以认知发展理论和中介理论为理论基础,企图在学生习得文化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这种以教学内容为载体、注重培养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教学模式,无疑能给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以极大的帮助,同时也为大学英语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日常交际和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新路径。但从作者的论述看,整个教学模式从教学内容的设定到对问题的探究,再到任务的完成,其核心都是围绕目的语文化的传输来展开的。
四、双向文化导入教学模式
2009年,基于对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认识,陈化宇提出大学英语双向文化导入教学模式:“双向文化导入是指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以培养语言学习者双向文化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的,以母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为内容,以文化输入与输出相结合方式的一种新型语言教学模式。”该模式包括大学英语教学中双向文化导入的四个原则:双向性原则、实际性原则、适当性原则、层次性原则,以及三个策略:对比分析中西方词汇文化意义、客观认识东西方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差异、领悟非语言文化差异[7]。该教学模式首次涉及到了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的双向传输和克服母语文化的负迁移问题。研究者在界定大学英语双向文化导入教学模式时,突出了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平等性,摆脱了通常情况下大学英语文化教学要么是英美文化,要么是英美文化为主中国文化为辅的束缚,可以说在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模式研究上迈进了一大步,但该模式仅仅提出了构建的原则和双向文化导入的策略,对具体教学过程中的诸多环节均未涉及,因之缺乏完整性和操作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五、探究式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模式
2009年,王献伟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以学生的认知心理为基础并结合探究式学习的特点和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特点,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探究式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模式,意在把探究式学习方式应用于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以培养学生学习探究英语国家文化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英语跨文 化交际能力和文化敏感度。模式从认知角度的教学程序和具体教学的教学程序两个层面,教师、学生和教学活动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针对不同的教学程序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研究者认为其构建的模式具有在强调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强调探究环境的开放性和强调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同讨论等三个特点。研究者还以自己的教学实验对该模式予以了印证,认为该模式优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授受式教学,能明显提高教学效果,提高大多数学生学习英语文化知识的兴趣,有利于英语文化教学的展开[8]。模式构建以英语文化教学为旨归,有理论支撑、有教学实践印证,细致周全,在一定程度上它为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可惜的是其着力点仍然是单向的目的语文化传输,因此构建的模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需求。
现代文学与语言运动对现代文学与语言革命这个问题，我们存在这些疑问:语言是否能被革命?语言中的外来因素是语言自身发展规律使然，还是人为变革使然?持有静态观念的学者认为语言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①语法与词汇的稳定性很难被“革命”。②这种看法让文学研究止步于语言学，它固然考虑到语言转变的内在规律，但忽视了语言的自为性变化，即忽视了语言是怎样被人们倡导并发生变革的。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的语言运动，以思想启蒙与群众教育为出发点，对现代汉语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涉及教育界，也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到文学创作。所以若忽视文学与语言运动的关系，这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难免偏颇。可喜的是，在现代文学与语言革命的问题上，仍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讨。比如把语文教学纳入国语运动来考察，③超出了以往对课程改革和课程建设的讨论，④也超出了语言变革个案研究的限制。⑤再如结合语言运动、现代文学和语言教学的研究，显示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细致的材料处理功夫，因而份量十足。⑥其他相关研究，总体方法上仍是走从史料出发的路数，⑦但在研究切入点上各有千秋。有些研究语言与文学的作用关系;⑧有些从文字改革角度考察文学革命;⑨还有从语言变革的角度讨论文学革命的发生和现代文学形成。瑏瑠若把研究对象缩小到新诗语言，现阶段研究显然还不足。只有民间语言资源影响下的歌谣和方言诗歌被关注过。瑏瑡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新学制的实行，使白话教材出现在中小学课堂。以沈星一编的《初级国语读本》为例，选文多来自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郭沫若、俞平伯、冰心等人的新诗创作均进入选本。选本的时代性强，文体多样，富有教益性。同时，新诗在中学的推广及引介，也培养了潜在的年轻作者。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和新诗推广同样也促进了新诗发展。学校教育是如何影响新诗发展的，现阶段这类研究较少，瑏瑢因此也可作为对新诗语言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
现代文学与翻译活动近代翻译活动持续时间长，跨度大，译者人数众多，翻译材料充栋，内容驳杂，这些都为翻译研究增加了不少困难。随着近现代翻译史的出现，中国近现代翻译活动的线索得以厘清。尤其是文学翻译史的问世，瑏瑣更为研究者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参考。瑏瑤纵观近三十年的文学翻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翻译主体研究点的改变。较于以往的近现代翻译史，现在更侧重研究传教士的翻译活动。瑏瑥作为最早参与中国近现代翻译活动的群体，传教士在华翻译的具体活动、译介策略、引起的反响等问题得到了更充分的研究。瑏瑦诗歌方面，有学者通过发掘基督教诗歌史料，论述了传教士汉译圣诗对新诗形式产生的影响。①这种文本细读与史料发掘相结合的研究，也为现代汉诗语言发生提供了新颖的解释。二是注重翻译与主体的互动关系。翻译活动与翻译主体、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受到了正视。翻译不是简单的符号转换，甚至不是对等的符号转换;在符号的再转换中，翻译主体、社会文化心理共同决定着翻译内容，影响着翻译主题。例如诗歌翻译中出现的“归化”与“异化”现象就体现了诗歌翻译的矛盾心理;而译诗中选取的救亡启蒙、爱国抗争、人道关怀等主题也与社会心理密切相关。②此外，主体的“译”与“作”间的互动也值得关注。③它摆脱了以往翻译研究侧重技术探讨的局限(即剖析文本该怎样翻译)，而将翻译活动与翻译主体的关系纳入考察范围。这些新近的研究将翻译活动从静态空间释放到动态领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拓展了学术空间。三是翻译活动中的语言问题逐步得到重视。从最初的翻译技巧研究，到翻译史研究，再到翻译主体的社会文化研究，其研究对象都未切近到翻译活动最本质的载体———语言。若能结合翻译语言谈文学语言变迁，笔者认为也许更能发现改变现代文学语言，甚至现代新诗语言的深层动力。④“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模式”怎样获得合法性，现代性怎样“在翻译中生成”，⑤这类前瞻性论述的提出，开启了我们对翻译活动意义再思考与重估。现代文学语言有多少是在翻译基础上建立的?该怎样看待近现代文学翻译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思考与辨析的问题。此外，比较语言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将翻译现象与语言特性并置而谈，独具特点。⑥翻译活动是语言对语言的渗透式影响，具体到语言结构上，究竟哪些语言结构被汉语言吸收了，哪些语言结构又被淘汰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能落实并细化文学翻译语言研究。总之，翻译活动视野下的新诗语言研究属起步阶段，系统性研究成果稍欠。现有研究虽涉及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变化，但现代汉语怎样生成现代汉诗，现代汉诗与古代汉诗在语言结构上的差异等问题还未解决。较于文学语言，诗的语言特性更难捕捉，所以从语言结构方面研究诗语变化将具有一定难度，也值得我们挑战。
现代文学与传播媒介文学与语言关系之动态研究包含了对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的考察。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⑦媒介性质、出版手段对现代文学性质的影响问题，⑧新传播方式与创作主体的互动问题，是现阶段比较受关注的问题。在文学语言和诗语言方面，研究成果则稍显稀疏。大部分论著稍稍涉及却未深入展开，仅少数学者对此有进一步的研究。如从传媒角度重新审视现代文学语言的选择机制。⑨相比古代白话文学作品，近现代文学结合全新传播渠道，以惊人速度迅速发展。媒介作为面对大众的讯息载体，其自身特性决定了白话成为最被接受的表达方式。这种极具推动性的传媒力量，给现代文学语言带来的内容及问题也值得我们思索。运用知识考古法厘清史料，能帮我们找到可供参考的证据。如在研究晚清报刊与诗歌的关系时，考证传教士戒陋俗诗、早期《申报》新题材诗、报刊对诗界革命的促进等内容，瑏瑠丰富了我们对诗歌语言嬗变的认识，使新诗语言的发生呈现出深刻复杂的历史风貌。值得一提的成果还有对“新诗集”的研究。瑏瑡它扩展了诗歌传播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多样，思维方式多元，填补了新诗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空白。纵观近三十年现代文学语言的内外部研究，笔者认为，此话题仍有探讨空间。诗语革新作为文学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其文学史意义已被充分肯定。但现阶段新诗语言的外部研究还相当缺乏，更缺少把语言运动、诗歌翻译与传播等各环节串联起来的研究成果。对文学语言的整体研究虽有参考价值，①但诗作为对语言艺术要求最高的文学形式，具有其自身的语言特性。把普遍意义上的文学语言研究结论，纳入诗语研究也许并不适合。所以在研究策略上，既要考虑以上外部因素的影响，也要结合新诗自身的特性，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从而对新诗语言的发生和嬗变给予深入描述和阐释。研究方法上，知识考古式的史料清梳是必须工作，同时也应适当结合语言层面的诗歌分析与文本细读。
“诗”与“思”的互动:诗性研究与思想性研究
上世纪80年代，语言思潮涌入文学研究界。由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德法语言哲学等流派对文学语言的关注，语言问题也在我国成为热门话题。“文学失语症”②即当时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伴随着对“失语”和“话语重建”的探讨，语言学、③文艺学④和文学界质疑五四语言变革以及新文学创作的声音也不断出现。⑤例如郑敏在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抨击中，⑥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过激地否定了文言传统，造成语言断裂，使现代新诗语言美感匮乏。⑦郑敏等学者对“诗魂何处投胎”的追问，也从诗性和思想性维度，表达了对某些诗语缺乏创造力和深刻性的不满。而诗性和思想性这两个问题，也继而被其后研究者所关注。
(一)对诗性的再寻找什么是诗?诗性是什么?诗性作为诗艺术的本体特征，其内涵经过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的追问，成为最具探索价值而又最难被探明的问题。“诗性”(poetic)一词出自意大利美学家维柯，他认为诗性基本特征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就像“原始人类把同类中一切物种或特殊事例都转化成想象的类型，恰恰就像人的时代的一些寓言故事一样”。⑧诗性是涉及人类思维、情感、心理、语言等多方面的术语。如何在对诗性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开拓新的学术空间?探讨中国诗性文化与诗观念就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有学者从文化意义生成和存在方式的角度，对中国文论史上诗观念进行了梳理，抽绎出中国诗观念的本质意义，分析了中国诗观念构成的模式与元素，认为中国诗性特点是“道性、不可言说性”，而中国诗观念的本质是“不可言说的审美情感”。⑨还有对诗性语言特性的研究，认为“诗性语言”是“利用种种手法，破除规则、逻辑等压制，使具体化倾向得以强化的语言，是使人潜在的具体化倾向得以发掘、解放的语言”，是一种“虚拟意向关系”。瑏瑠在文学研究领域，“诗性主要涉及情感和想象的内容，既可以是词(字)，也可以是句子，特别是修辞，最能体现出语言的诗性”。瑏瑡近些年诗性研究不多，尤其是落实到具体文本研究的成果更少。厘清诗性问题能揭示文学语言与语言艺术的关系，也期待这方面早日出现突破性成果。
(二)对语言的再思考旧有研究方式使文学语言让位于主体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其理论基础还建立在语言工具论上。即使涉及语言问题，也多从传统语言学和修辞层面来谈，缺少对文学艺术性、语言思想性维度的辨析。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到来，语言终于摆脱工具论的束缚，成为代表思维活动与衡量思想深度的本体。当语言哲学的智慧之光照亮文学世界时，语言作为文学的存在方式被人接受乃至膜拜。语言学和哲学界对该转向的引介较早，①他们从语言哲学层面讨论语言与存在，将语言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新认识汉语形式对文化、思维、思想等精神维度的影响。这种富含开创精神的研究令人瞩目。理论方法的更新开启了全新的学术视角，提供了多样的文学阐释空间。例如汉语影响下的文学及文类研究，在把握语言特性的同时，充分结合了语言哲学的理论深度，因而对新文学语言特色的思想性阐释极有深度。②再如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结合思想变革的语言运动，在阐释语言与文学革命的关联、探讨新文学产生的原因时，适当运用语言哲学理论无疑很有说服力。③这种研究方法也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其后的文学语言研究多少受到过类似思路的影响。④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语言研究，不再停留于对语言形式的单纯分析，而是上升到对语言形式与精神维度的探讨，使文学研究的立意更加深远超拔。新颖的理论固然能为文学研究提供再阐释的空间，但这种阐释怎样避免内容空泛，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往往庞大恢弘，怎么把文学语言和诗歌语言研究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去，落实到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文体、不同的作品中去，这仍是有待我们去探索的。
“言”与“语”的拓展:言语研究与话语研究
与“语言”同时出现的另一个词是“言语”。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比起语言，言语与个体的联系更为紧密:“只有在个人身上，语言才获得了最终的规定性。运用词语时，每个人都跟别人想得不一样，一个极其微小的个人差异会像一圈波纹那样在整个语言中散播开来。所以，任何理解同时始终又是不理解，思想和情感上的所有一致同时也是一种离异。”在洪堡特看来，尽管语言结构与人类的精神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但是如果没有主体对语言的重新加工，语言也就只是“一大堆散乱的词和规则”，⑤是僵死的材料质素，而不能靠自身产生出意义。只有经过个体的加工，语言材料才能成为活的语言，而言语活动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比语言系统更具有灵活性。索绪尔在洪堡特的研究基础上，很有创见地将语言学研究分为“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内部与外部”等方面。对于语言和言语，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整个来看，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由于言语自身的特性，它很难被系统研究;语言则不然，“语言和言语不同，它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①所以当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符号系统进行研究时，言语研究法一开始就有一定障碍。
本刊从2014年第1期起开辟“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改革研究”专栏，围绕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的研究现状、理论基础、教学内容、教学实践等诸问题，力争每期讨论一个专题，并藉此为关注和从事该研究与实践的研究者搭建论辩交流的平台，以期将该研究推向深入。热忱欢迎致力于该研究的专家学者来稿来函交流。
摘要：在梳理分析目前国内研究者提出或构建的7种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可知：大学英语从语言教学转向语言文化教学、从单一的目的语语言文化教学转向目的语和母语的语言文化双向传输教学正在成为学界共识；大学英语的教育教学改革在实践层面上已经严重滞后；大学英语的教育教学改革要实现“两个转向”，要改变实践层面落后于时展要求的状况，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支撑；教学中如何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双向传输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 教学模式；述评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1008406
随着社会整体英语水平的提高，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目前大学英语这门课程所面临和所要担负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而是语言与专业相结合的语言应用教学和语言文化教学，需要培养的是学生综合应用能力（日常交际和学术交流）、跨文化交流能力。换言之，对应试教学进行改革，走以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日常交际和学术交流）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为目标的道路，既是因社会发展变革而生的外在性需求，更是国内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到今天的内生性需求，因为如果大学英语要作为一门课程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否则，大学英语就无需存在的必要。
由于外在和内生的需求，大学英语必须实现两个转向：从语言教学转向语言文化教学；从单一的目的语语言文化教学转向目的语和母语的语言文化双向传输教学。于是，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完成这两个转向，实现语言能力和文化传输能力的同步提高，遂成为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与实践应关注的问题。那么，业界在这方面都进行了什么样的探讨，探讨的深度如何，还面临何种问题呢？本文试图对这方面的研究现状作一梳理，以期能更好地把握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双向传输教学的发展思路。
根据我们从中国知网上所收集的资料看，目前国内的研究者共提出或构建了7种大学英语的文化教学模式，下面我们对其做一介绍分析。
一、生产性外语学习模式
1994年，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的“生产性性格” （productive character） 概念，高一虹提出“生产性双语现象”（productive bilingualism）或“生产性外语学习”概念：在目的语学习的过程中，目的语与母语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鉴赏能力相互促进；学习者自身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1]。
依据高一虹的“生产性外语学习”概念，2006年，袁芳提出：平等地接纳、对待“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是外语学习者进行“生产性学习”的前提条件；而外语学习者的“生产性性格”则是外语学习中最活跃的因素， 它可以充分调动起学习者的“社会文化能力”， 进而对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进行“互动式”的“理解、评价、整合和积淀”。并据此构建出“生产性外语学习”模式图：
对该模式图，袁芳解释说：图中箭头旋转的幅度越大， 表明能够产生双向互动的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面积就越广、相应的可供“理解、评价、整合和积淀”的内容就越丰富、个人素质也就提高越快。因此，“生产性外语学习”不仅会对学习效果产生积极影响， 而且能够极大地提高外语学习者的“综合人文素养”[2]。
从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双向传输教学来看，该模式具有极好的理论视野，触及到了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方向，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如同闪电划过天空一般，该模式耀眼的光芒转瞬即逝，没有了后续的研究与实践。但该模式关于在目的语学习中两种语言能力同时提高，两种文化鉴赏能力相互促进，以及学习者应以平等心态对待两种文化的观点，对当下大学英语的教育教学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大学英语3A 教学模式
3A 教学模式系指Appreciation （欣赏）、Association （联想）和Application （应用） 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2006年，陈静从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评价方式上着手，以美学、学习心理、语言学及语言学习的特点为理论依据，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实际运用所学语言的能力为目的，构建了该模式，并将其运用于教学实践[3] 。该模式重在建立一套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性评价体系，激活课堂气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表达思想的能力。
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虽然涉及到文化教学的问题，但其关注的重点却不在文化传输。它关注的是以何种方式组织开展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主张通过任务教学法来组织教学，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形成性评价体系、师生关系的加强、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以写促学。任务教学法是目前被各学科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能够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对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能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该模式在课堂教学所采取的教学方法方面为大学英语跨文化双向传输教学提供了借鉴。
三、文化图式建构教学模式
2007年，祝嫦鹤等基于图式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提出该模式。
该模式认为文化学习应该是教师、学习者和同学在课上及课下的互动过程。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学生，相互间在文化图式建构过程中商讨和合作。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和评估者。模式提出了图式建构的三种方法：文化知识习得法、语言蕴含法、深层剖析对比法，并结合研究者的教学实践对该教学模式的应用做了案例分析[4]。
相关的研究还有后来汪碧颖、欧阳俊林等提出的文化图式建构的4个原则（阶段性原则、针对性和适度性原则、相互融合原则、科学性和系统性原则）与文化图式建构3途径（讲解、情景设置、异同对比）[5]。
客观地讲，上述文化图式建构教学模式摆脱了大学英语教学重工具性的局限，对促进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上述研究者的理论分析和教学实践看，该教学模式关注建构的文化图式是目的语文化，试图实现的文化传输是单向度的。祝嫦鹤等研究者提出的文化图式建构三方法中，文化知识习得法关注的是如何习得英美文化；语言蕴含法挖掘的是英语语言形式中的文化意蕴，辅以英汉对比；深层剖析对比法强调的是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透过文化现象，进一步理解目的语文化。汪碧颖、欧阳俊林等的文化图式建构的4个原则也都是以目的语文化为旨归展开的。
四、研究型英语文化教学模式
2008年，姜莉依据建构主义代表人物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和维果斯基的中介理论等构建该教学模式。按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所提出的学习过程的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构建四大要素，将教学模式设计为四个主要步骤：（1）设置任务，假设交际情景（2）师生协作，对问题进行研究性探究（3）课堂互动探讨（4）总结并提出新的研究问题；该模式注重学生自主构建，认为在教学中通过教师的“中介作用”，学生在实际的研究体验中会逐步成为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研究者，使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思维创新能力逐步得到提高，为将来的学习与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6]。
该模式以认知发展理论和中介理论为理论基础，企图在学生习得文化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这种以教学内容为载体、注重培养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教学模式，无疑能给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以极大的帮助，同时也为大学英语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日常交际和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新路径。但从作者的论述看，整个教学模式从教学内容的设定到对问题的探究，再到任务的完成，其核心都是围绕目的语文化的传输来展开的。
五、双向文化导入教学模式
2009年，基于对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认识，陈化宇提出大学英语双向文化导入教学模式：“双向文化导入是指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以培养语言学习者双向文化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的，以母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为内容，以文化输入与输出相结合方式的一种新型语言教学模式。”该模式包括大学英语教学中双向文化导入的四个原则：双向性原则、实际性原则、适当性原则、层次性原则，以及三个策略：对比分析中西方词汇文化意义、客观认识东西方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差异、领悟非语言文化差异[7]。
该教学模式首次涉及到了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的双向传输和克服母语文化的负迁移问题。研究者在界定大学英语双向文化导入教学模式时，突出了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平等性，摆脱了通常情况下大学英语文化教学要么是英美文化，要么是英美文化为主中国文化为辅的束缚，可以说在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模式研究上迈进了一大步，但该模式仅仅提出了构建的原则和双向文化导入的策略，对具体教学过程中的诸多环节均未涉及，因之缺乏完整性和操作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六、探究式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模式
2009年，王献伟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以学生的认知心理为基础并结合探究式学习的特点和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特点，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探究式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模式，意在把探究式学习方式应用于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以培养学生学习探究英语国家文化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敏感度。模式从认知角度的教学程序和具体教学的教学程序两个层面，教师、学生和教学活动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针对不同的教学程序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研究者认为其构建的模式具有在强调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强调探究环境的开放性和强调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同讨论等三个特点。研究者还以自己的教学实验对该模式予以了印证，认为该模式优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授受式教学，能明显提高教学效果，提高大多数学生学习英语文化知识的兴趣，有利于英语文化教学的展开[8]。
模式构建以英语文化教学为旨归，有理论支撑、有教学实践印证，细致周全，在一定程度上它为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可惜的是其着力点仍然是单向的目的语文化传输，因此构建的模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需求。
七、基于跨文化交际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2012年，汪火焰“以外语教学法理论、跨文化交际学理论、文化教学理论为基础，以武汉大学本科大学英语教学为平台构建基于跨文化交际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该模式包括十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直观的教学模式流程图。二、跨文化交际大学英语教学原则：制定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选定教学材料，设计课堂语言文化教学活动需要遵循的原则。三、教学目的：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认知能力；培养学生跨文化情感能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行为能力。四、教学内容：语言基础教学内容；文化嵌入与文化教学内容。五、课程设置：语言基础教学课程体系；跨文化交际与应用课程体系。六、教材的选择：大学英语基础课程教学教材；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课程教材；英语应用课程教材。七、外语教学方法。八、外语教学策略：普遍性教学策略；具体性教学策略。九、文化教学的方法：显性文化教学法；隐性文化教学法；综合文化教学法。十、文化教学的策略：23项。”[9]
该教学模式作为部级精品课程的建设成果，其模式系统构建从理论基础到实践应用、从教学目标到教学内容、从课程设置到教材选用、从教学策略到教学方法，巨细无遗、详实周全，几乎堪称完美，但是，从论文所表述的该模式的内容和实际操作看，因其两段式课程设置（语言基础教学阶段课程体系、跨文化交际与应用阶段课程体系），其在着力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中，还是没有解决好两个转向的问题，换言之，仍然是以培养目的语文化能力为旨归的。
通过对上述7种文化教学模式的介绍分析，对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与实践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大学英语从语言教学转向语言文化教学、从单一的目的语语言文化教学转向目的语和母语的语言文化双向传输教学正在成为业界共识。
上述七个教学模式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语言与文化的教学，有的模式甚至已将其贯穿落实到教学大纲、教材、课堂教学、语言测试以及第二课堂里，这说明大学英语教学界已经对大学英语这门课程的性质和任务有了新的认识，已经不再只把它当做一门语言工具性课程来看待，已经开始认识到语言学习与文化传输二者缺一不可。换言之，“两个转向”正在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界的共识。
第二，大学英语的教育教学改革在实践层面上已经严重滞后。
根据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最新公布的《关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题型调整的说明》，从2013年12月的考试开始，将对四六级考试题型进行调整，其中之一是将把原来仅占5%的单句汉译英调整为段落汉译英。翻译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四级长度为140个～160个汉字；六级长度为180个～200个汉字。这一调整虽然涉及的题量不大，但却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国家、社会开始对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学和培养大学生中国文化输出能力的重视，换言之，不是以前的目的语文化的单向传输，而是文化的双向传输将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按照部级考试向来具有指挥棒意义的社会传统，这一调整实质上还预示着大学英语跨文化双向传输教学将是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
可是，从目前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现状看，前述七个模式中，五个模式关注的重点虽然都是语言文化教学，虽然其中有些模式的研究设计较为细致周全，既有理论支撑、也有教学实践印证，但其设计思路和实现目标依然集中在单一的目的语文化传输上，尚未涉及到双向传输。其他两个模式虽然已经触及双向传输，但却基本还止步于理论构想层面。因此，客观地讲，这一现状实际上反映出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改革在实践层面上已经严重落后于社会对大学英语的要求和大学英语自身发展的需要。
第三，大学英语的教育教学改革要实现“两个转向”，改变实践层面落后于时展要求的状况，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支撑。
七个模式中五个模式的设计思路和实现目标依然集中在单一的目的语文化传输上，仅有两个模式虽然涉及到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的双向传输问题，但是在模式构建的完整性、可操作性上却明显不如前者。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何在？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目的语文化传输有众多成熟的跨文化交际理论支撑，这些跨文化交际理论能够很好地回答和解决语言文化教学中目的语文化传输面临的问题，但却不能有效解决语言文化的双向传输问题。比如：跨文化交流的实质是什么？语言文化双向传输的本质是什么？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我们该取什么样的心态？具体教学实践中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文化的双向传输如何有机、有效地融合？……因为这些产生于西方语言文化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理论，因其强势语言和强势文化的背景，其研究视角基本都立足于单一的文化输出，研究中提出的理论、方法，主要是从文化输出方面考量，基本没有涉及语言文化的双向互动传播。所以，大学英语的教育教学改革要实现“两个转向”，尤其是语言文化的双向传输，仅在现有的跨文化交际理论武库中并不能找到有力的理论武器，需要在它之外去寻找新的理论支撑。
第四，教学中如何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双向传输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
从前面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七个教学模式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语言与文化的教学，力图把跨文化教学纳入大学英语教学，但是，即使是最完备周全的“基于跨文化交际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也还是没有解决好两个转向的问题，最终仍然只是在培养目的语文化的能力。那么，产生问题的原因何在呢？我们得从大学英语课程的性质任务上来寻找。
因为外在的和内生的需求，大学英语必须实现“两个转向”，这就意味着大学英语课程将既不是单纯的语言工具性课程，更不是纯粹的文化知识性课程，它需要同时承担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与文化语言能力的双重任务，并且是不可偏废。这双重的任务决定了大学英语教学必须处理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就是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教什么涉及的是教学内容，即传输哪些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给学生，以及如何保持语言能力的培养与文化的双向传输二者的平衡；怎么教涉及的是教学过程在采取什么手段方法才能把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文化的双向传输有机、有效地融合，并利于学生接受。因此，概言之，处理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就成为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双向传输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
因此，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前述7个模式在大学英语从过去单一的语言教学转向语言文化教学后，对教学中必然要涉及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仍然认识不够清晰，因此难有明确的对策。这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这一根本原因实际上也在提示我们：教学中如何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双向传输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外在与内生的需求，大学英语实现“两个转向”，走语言文化双向传输教学之路，将是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而语言文化双向传输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则是寻找到新的理论支持以及在这一新的理论视野下构建出新的教学模式和编写出新的大学英语教材。
参考文献：
[1]高一虹.生产性双语现象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1）：59.
[2]袁芳.试析外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的地位与作用[J].外语教学，2006，（9）：69-70.
[3]陈静.大学英语3A教学模式探索[J].外语教学，2006，（9）：71.
[4]祝嫦鹤，杨纯丽，刘傲冬.基于文化图式建构模式的大学英语教学[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3）：109-112.
[5]汪碧颖，欧阳俊林.跨文化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图式建构[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6）：101.
[6]姜莉.研究型英语文化教学模式探索[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11）：60-62.
[7]陈化宇.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双向文化导入策略[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2）：170-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