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7 11:53:10
摘要：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乔姆斯基把哲学思考引入语言学研究，对语言问题进行深刻哲学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在这种探索的背后蕴藏着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从而也使得他的语言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同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继承和留存。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特质，对于当前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乔姆斯基；语言哲学；马克思语言哲学；当代论域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128-05
一、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溯源
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根源，不得不提到维特根斯坦和洪堡特两个人，这两人对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另外，还有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乔姆斯基与洪堡特在诸多方面一脉相承，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洪堡特是19世纪德国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他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的概念，它实际上指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系统。他认为这种结构系统深藏在语言内部，是每一种语言的独特属性，应该是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1]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就其内在形式而言，包藏着一种确定的世界观。语言是思维不可或缺的伴行者，也是思想的手段。理解语言内部形式，是某一语言共同体特殊统觉形式与语言外部形式相互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自身的客观规律，包括该语言的词源进化过程。在划分一般感知时出现的不同词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语言内部形式存在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对不同物体、活动、质量和状态的划分为语言进一步形成直接提供依据。洪堡特的这种语言世界观和语言的创造性特征对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产生了巨大影响。洪堡特于19世纪初即提出语言能力这一观点，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其理论，并借鉴了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后（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提出了他的“天赋说”。乔姆斯基的“天赋说”认为，人具有天赋的语言能力。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假设建立在他对一些重要现象的观察之上，而这些现象绝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做出正确的选择。乔姆斯基对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的继承以及自己的理论创新，使得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提出了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使人们借助有限的语言手段不断生成无限个新的表达式，新的思想伴随这些新的表达式而产生，使我们得以用新的语言和视角来谈论和理解世界并改造世界，满足我们对独创性的心智需要。乔姆斯基还认为语言的命题意向与命题之间的组合就是人（命题意向主体）在理解、诠释自身；每一个人都站在世界之中，用时代和世界赋予他的全部知识与对时代和世界的全部理解来解释自己。人在世界之中，同时又通过世界来理解其自身。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亦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影响，二者从两个不同层次对语言进行思考。他们对语言基本属性的阐述角度和侧重点是有差异的。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他们能宏观地捕获语言的基本特质并进行科学分析。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在对语言的关注和认识上有交叉、相似或者完全不同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批判日常语言，追求理想语言；后期则通过回归日常语言的方式继续对语言的反思。表面看来，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是针锋相对的，但实际上它们却统一于“语言批判”。[2]作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语言批判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可以说是哲学史上和哲学观点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其核心思想就是“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词语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分析，从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来加以论述。这对于后来的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日常语言哲学，而且对语言学也有很深的影响。他认为“语言既是结构严谨、自组织性极强的、相对自足的简单系统，又是与多个相邻系统交互影响和作用的复杂系统”，[3]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也直接促成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1957年出版的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是“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构建开始的标志，同时也拉开了第三次语言哲学转向的“认知革命”的序幕。在《句法结构》中，乔姆斯基开始关注人脑的形式属性和普遍语法，注重语言哲学理论的构建，强调语言哲学及语言的解释性，采用假说―演绎性的理论方法，开创了全新的语言哲学研究视角。[4]
乔姆斯基明言其语言哲学思想是对皮尔士语言哲学思想的继承，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论”的哲学基础主要来源于皮尔士，乔姆斯基语言习得理论的哲学背景是皮尔士一般知识获得体系。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天赋思想借鉴了皮尔士认识论的两个重要思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乔姆斯基语言习得模型中融合皮尔士的认识论（溯因逻辑）思想，在猜测本能基础上的溯因―演绎―归纳的知识获得过程，即儿童从有限素材基础上本能地利用溯因推理建立假设和理论，创造性地演绎生成新语言事实，再由归纳在经验中检验这些新语言事实，从而获得语言知识。这是乔姆斯基首次把哲学融入语言的概念里，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使得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意义。
二、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内涵
语言哲学具有母哲学的性质，同时，语言哲学也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分析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它的主要方法论和基本理论突出地表现为经验主义的哲学主张。现代哲学的分析方法与现代逻辑密切相关，而现代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语言的逻辑句法。这是一个从语形到语义的分析过程，也就是说，是通过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进入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或者说，是以语义分析作为出发点而展开的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分析哲学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语言的哲学转向”，通过对语言的基础问题的分析展开哲学讨论。语言的哲学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从经验主义到唯理主义的转变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中的典型标志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的语言观点或者理念就决定了一定的哲学思考范式。
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机能的先天性和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研究，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本质特征和自由的重要性。[5]他认为，自由是保障人的语言能力和其他先天认知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一个理想社会必须提供符合人性发展的环境，使人成为自由、自主的个体。乔姆斯基的这种在语言哲学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自由观有其独特性，它把人的本质与价值看作是自由的基础和目的，把人天生的心智机能看作是自由的限度，把言论和思想自由放在核心位置，丰富了自由的内涵，同时，也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平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观集中地体现为心灵主义、自然主义、内在主义、个人主义和“最佳理论”，他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在本质上是超越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的。心灵主义指的是，用计算―表征论去研究人类的语言知识；自然主义是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与思维；内在主义强调研究人脑内部的抽象表征；而个人主义是指，所研究的大脑内部状态是个体性的而非集体性的。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是存在于世界的真实物体；但他对描述二者的理论术语和论断的实在性，采取“最佳理论”研究态度。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产生有其思想文化理论背景，早期受笛卡尔影响最深，同时康德哲学对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乔姆斯基语法理论中的“生成能力”和“语法规则”是有同一性意义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生成能力是语言哲学规则的潜在形态，语言哲学规则是语言生成能力的外在显现，并可表达为语言哲学的形式系统，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哲学的规则系统的基础知识即为语言的生成能力。[6]
基于批判行为主义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提出了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并更进一步发展出了语言模块性思想。乔姆斯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提出了语言本能的假说，并明确提出语言模块是一种进化而来的适应机制[7]。达尔文认为语言的进化是一种逐渐发生的、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突现进化论者认为，基因突变诱发了语言的产生及进化。对此，乔姆斯基是认同的，乔姆斯基提倡唯理论、普遍论与进化论。唯理论是其语言天赋论萌芽的土壤，普遍语法是普遍主义在语言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语言天赋论告别了古典唯理论里的“灵魂”与“上帝”，走向了同样具有不朽与万能品质的生物“基因”。乔姆斯基从语言哲学角度进行了相关论证，可以从四大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一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二是多角度论证普遍语法的存在，三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辅假设、理想化、最佳理论、溯因推理、直觉证据等），四是内在化语言研究的意义。在使每个方面论证内容具体化、论证思路清晰化的基础上对生成理论进一步评价、批判和发展才成为可能。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为后来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犹如康德的先天知性形式和“图式”哲学思想，其人文精神在于揭示人类心智和思维特征的普遍性，进而可以把人定义为“语言符号的动物”。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批判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否定了结构主义的认识论，运用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对语言现象做出了系统完整的哲学解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反映了人类的心理活动，人类的语言能力包含“天赋”成分，这和马克思强调的语言是“实践性的人类思维活动的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8]同时，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还是一个包含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语言的内在性和自然性、语言的普遍性和个性的三个方面辩证统一思想的完整的语言哲学体系，而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他所提出的语言内在性。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可解读的思维资源。[9]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形式化语法，是人类语言能力模式的哲学表述。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人的内在语法来揭示出操任何语言的人都具有的“普遍语法”，或者说，通过探索人脑中的语言能力来解释人的生理机制，揭示人类自然语言习得的奥秘。
三、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与马克
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语言哲学是研究语言学与哲学共同规律的科学，它属于交叉学科。语言和语言哲学研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代表了哲学范式由认识论形而上学向语言哲学的第三次语言哲学的转向。自此，语言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语言不再是人与人交流时所使用的透明工具，而是变为一个特殊的在者。西方语言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先后经历了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已经进入现代语言哲学论的新时代。在此语境下，由于语言从交际工具变成人的存在方式，所以语言哲学不仅成为哲学的前沿分支学科，而且成为西方人文科学的时代标志，这也使得语言哲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出现了风生水起、方兴未艾的情况。
沿着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轨道，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承前启后的宝贵思想财富。马克思强调的是语言的“实践性”；沃洛希诺夫突出的是语言的“对话性”；詹明信凸显的是语言的“辩证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在批判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对立提供了融合、对话的可能，为我们重新审视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根据马克思对于语言的“实践性”的观点来看，语言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资源。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人的主体性在语言作用下走向主体间性是一种哲学必然。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10]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根本特色在于，它既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趋势，又具有较强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特征。它主张，从感觉、直觉到概念的发展过程，就是语言从实体到功能、从直接到间接、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不断发展过程，象征着人的文化创造性的不断成长。它将语言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总体性维度，通过对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进程的文化哲学分析，彰显了语言在人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揭示了人类特有的精神本质和能力。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其本质上是将语言看作客观存在，这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吻合。马克思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通过实践了解物质之间的关系，并且用范畴和概念来理解世界。外部世界是客观现实的存在，客观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具有真实性。语言具有固定意义，人们只要用清晰和准确的定义是可以触及客观的。在获得语言固定意义和清晰定位的过程中，应避免使用隐喻和其他的修辞手段，这样的表述或多或少的有些生硬，这也可能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较少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11]
西方传统语言哲学强调人们的日常实践凭借感知，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感觉、道德、美学和精神意识，人们是通过想象而非理性获得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将主观与客观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经验现实主义在认知隐喻中得以充分体现。人们是通过想象性推理而获得意义的。意义蕴于人体机能和社会经验，意义的结构源于概念之先的结构，抽象的概念源于隐喻和换喻的映射。西方当代语言哲学则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观点，认为主观与客观是互动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生硬。正是在此语境下，19世纪以来，西方的语言哲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乔姆斯基借助维特根斯坦、洪堡特、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建构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一条绳子不是因为其中有一条贯一的线，而是线的相互纠结和交织。乔姆斯基的这种唯理主义思想起源于柏拉图，但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笛卡儿和洪堡特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唯理主义不仅克服了前辈思想家的二元论，而且还与无政府主义、唯意志论、经典自由主义等相联系，为其语言研究和政治研究的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吸收与批评也使得他获得了更高的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乔姆斯基认为存在“人类共有的、先于经验而存在于个人之中的、无差别的绝对共性”的语言。[12]我们可以假定有先天的语言器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对其进行清晰的描述，我们所有的语言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对相关语言现象的解释而已。究其实质而言，这和马克思所强调的语言的“实践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方法体系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他看到了当时的美国经验主义语言学的缺陷，他大胆采用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运用了结构主义和理想化、形式化的方法等，把语言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强调语言的“实践性”。[13]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审视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的相关理论，就会发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及其方法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和他的理论的开放性和相对性是统一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的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当然，其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为基本前提。
四、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对中国语言
哲学建构的当代启示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强调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的主体性、模糊性以及建构性等特征使得语言不可能完全精确地表述客观事物；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对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是在诸多动态的语境中发生的。
中国语言哲学需要一种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元语言。中国语言哲学体系中的元语言是人类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我国语言学若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派，不妨学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由世界进、从语言出，着力语言学思想的创新。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哲学命题的解构分析，更应该展开元语言的建构，即通过转换语言结构分析程序建构出反映认识范畴的表达式。比如概念分类和整体切分作为不同的认识范畴，通过日常语言学派的词语用法分析不容易区分开，通过转换分析建构出表达式，可以有效地得到区分，相关的外延扩大和限制问题也能得到解释。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强调各类语境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过程中，并不孤立存在，在现实的语言学习中，建构合理的语境，形成有效的互动协同，实现高质量的语言输入，有利于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也不应该忽略此点。同时，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还应强调本体论语言哲学，这是由于其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需要研究语言的在和是以外，由于在者/是者不确定，还需要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通过追问语言本质、反思语言哲学以及界定语言哲学三个环节，初步呈现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中国语言哲学建构既要预先关注哲学中的认识范畴，也需要掌握语言结构分析程序。中国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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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 of Chomsky's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Xue-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Gansu， China）
关键词： 西方语言学 理性主义 表现形式
在西方哲学史的认识论中存在着两大主要阵营，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其中理性主义（又称唯理论），在狭义上，是一种片面强调理性作用的关于认识的理论或学说。它同经验论相对立，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可靠知识不是来自经验，而是与生俱来的，或是从先天概念出发的逻辑推理得到的。［1］理性主义者认为，对真实知识的追求，不是建立在感觉印象基础之上的，因为感觉印象常常出错。人类具有理性，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他们特别强调理性思维。语言学与哲学是分不开的，如何观察世界就决定着如何看待语言。［2］因此，在西方语言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都可以发现理性主义的影子。梳理理性主义在西方语言学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为我们认识西方语言学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对于当代语言学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古希腊是欧洲语言研究的发源地。古希腊人的语言研究常常与哲学研究难解难分，语法被当作哲学的组成部分。古希腊最早接触语言问题的是一批哲学家，他们把语言问题当作哲学问题的一部分看待，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总结了以前各派的哲学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创立了“理念论”（又称形式理论），他认为理念存在于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存在于个别之外。他认为理想的世界存在于被智慧捕捉到的理念之中，从而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柏拉图为了论证其理念论提出了“回忆说”。他认为，人的感觉只能认识变灭的、不真实的事物，而不能认识永恒的、真实的理念，人们关于理念的知识通过回忆才能获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理论“天赋观念”的雏形。受认识论的影响，柏拉图在语言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他认为真实存在的是事物的本质，即他所谓的理念，理念世界只能由思维来认识，而知识也就是对理念的命名；意义在于语言（名字）和事物间的“自然关系”，似乎由认识者对着理念说出便成。［3］
古罗马与古希腊来往已久，到公元3世纪古罗马帝国征服古希腊城域之后，古希腊虽然是战败者，但是它的科学文化却对古罗马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罗马人所用的拉丁语与古希腊语的结构比较接近，所以古罗马人在继承古希腊人的学术和艺术方面成就的同时，也把古希腊人关于语言学的思想争论和语法范畴运用到对拉丁语的研究中去。沿用希腊语法理论和语法范畴描写和分析拉丁语是古罗马语法研究的特色。因此，其认识论的基础主要是经验主义。
二、中世纪
中世纪学术的突出特点是，教会势力增长，并且左右着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基督教势力强大，经院哲学达到全盛。
这一时期在语言学上最值得关注的是经院哲学影响下出现的由摩迪斯泰学派的学者们建立的思辨语法。思辨语法遵循理性主义传统，它是把普利西安和多纳图斯对拉丁语语法的描写融入思辨哲学体系的产物。与过去单纯教授学生不同，在思辨语法学家看来语法的理论基础应当属于哲学家的研究范围。于是，哲学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导致了普遍语法观念的产生。在中世纪，拉丁语是当时唯一的学术语言，思辨语法学家虽然用拉丁语写作，甚至举例也使用拉丁语，但是，他们却试图对拉丁语语法所体现出的规则赋予一种普遍的有效性。从12世纪开始，思辨语法学家不再满足于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说明，而是要探索语言的内在原因和深层的语言理论问题。如果说以普利西安为代表的古典语法学家及其拥护者面向语言材料，其材料主要来自文学文献和古典用法，那么，思辨语法学家则主要面向语言理论。此外，在例证的选择上，思辨语法学家也呈现出理性主义倾向。他们几乎用程式化的形式编造自己的例句，不考虑实际的言语，也不管适用的情境是不是可能。
三、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逐渐波及整个西欧，16世纪达到高潮，16世纪末接近尾声。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的伟大文化运动，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极力宣扬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反对宗教桎梏，要求个性解放，提倡研究古典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文学和艺术，追求科学知识，主张客观的科学调查研究，是当时的总体精神面貌和基本科学特点。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发展 文学研究
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他那篇引起轰动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其走向高潮之后开始走向瓦解。德里达破坏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激烈地否定结构主义者苦苦追寻的元语言结构的存在,开创了全新的否定思维方式,他不仅将语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在知识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结构主义阵营内徘徊的大师们一夕之间纷纷倒戈,罗兰·巴尔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被成为“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出现了四个特点
:语言学模式、解构思维、跨学科实践和政治化倾向。解构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各种批判性文学研究方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构方法在批判过程中的显着效果又使各理论批评派别对它情有独钟,受现代语言学革命的影响,广大人文学科纷纷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寻新的研究范围,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语言学为桥梁,各学科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个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研究日益要求扩展其视野,打破学科间的垄断状态,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
四、阶段性
关于“语言论转向”,多数论者是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解释的,认为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时期为: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本体论时期,从近代到现代的认识论时期,从现代开始的语言论时期。两次转向为:近代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的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笛卡尔的怀疑论哲学揭开了第一次转向的序幕,现代分析哲学揭开了第二次转向的序幕。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会讲话的人,与这个顺序相应的哲学过程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
可“语言论转向”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发生了? 20世纪的哲学之所以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语言的时代,语言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论转向”体现了20世纪哲学对“语言”这个时代课题的积极的回应和主动的承担,标志着哲学在现时代的重大进展,尽管要解决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
既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语言的时代,既然在这个时代里,语言学以其划时代的空前进展而成为领先的学科,哲学中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那么,受这一切的影响,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里出现了对语言的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也就出现了文学语言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1]万婕.后“语言论转向”中的文学研究趋势[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
[2]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转向[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赵奎英.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4]王汶成.西方20世纪文论中的文学语言研究述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TheLinguisticPrisonCell:
AClarificationfortheFundamentalTraditionofWestPhilosophy
Keywords:Westphilosophy,Beings,thoughts,language,home
Abstract:ThewholehistoryofWestphilosophycouldbesummedupassuchastandardsyllogismofrelationinference:becausethoughtsisBeings’home(ancientphilosophy)andlanguageisthoughts’home(modernphilosophy),solanguageisBeings’home(thepresentphilosophy).NowthepuzzleofWestphilosophyiswhatlanguage’shomeis?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昂托场薄?/P>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着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着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稣飧鑫侍猓骸暗プ印闭庵侄骷仁枪乖煲磺写嬖诘幕臼堤澹旧碛质且恢志裥缘摹傲榛辍薄5プ影雌渲跄芰Φ母叩托纬刹煌牡燃叮罡呒兜牡プ邮枪钩缮系鄣牡プ樱黄浯问枪钩扇说牡プ樱嗉础袄硇粤榛辍薄4雍笳呖矗枷胗氪嬖诒臼且换厥隆?/P>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as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Royalschool)是近代着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着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Harris)、霍恩·托柯(Horne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Burnett)等。
这里,德国着名学者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Sapir)、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3.现代: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扞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释: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着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Carnap)之着作名DerLogischeAufbauder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09节。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语言研究新增长点思考之四：后语言哲学探索
特约主持人：钱冠连 教授
主持人简介：钱冠连，祖籍湖北，男，1939年7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钱先生在语用学、对比语言学等语言学领域具有极深的造诣，已经成为国内外语界语言哲学的实际带头人，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学术创新或者说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一直是钱冠连先生追求的目标。
主持人话语：哲人对一个国家的哲学研究并未着意干预却能成功地实现干预者的作用，在西方哲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弗雷格。有意地干预且能实现这种干预者，也不乏其人，如罗素和达米特等人。能成其事者，非哲学大家莫属。对哲学本体的研究或者对哲学的工具性研究（对哲学研究的研究），无非是在提出一些言说的框架，即理论框架，对此，他们有了宽容的习惯，所以他们的哲学流派发达。目前，中国外语界的哲学理论建设，远远未达“理论总数膨胀过快是学科发展不够成熟的表现 ”（long 2007: vii）的程度，远远未达“收敛理论总数，筛选理论”的火候。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语界有人作类似的努力，还是有点意义的。王寅对钱冠连“后语言哲学”的直接对话，就是对中国语言哲学发展方向的摸索，属于自己路子的摸索，一如以往他的创造性摸索一样。这是 “……后语言哲学探索——语言哲学、后语言哲学与体验哲学”一文最重要的哲学意义。
然后，王文以最多的篇幅对后语言哲学进行了5个方面的探索：溯源体验哲学（ep），论述体验哲学与西语哲的渊源关系，说明体验哲学是对西语哲的继承和发展；建立“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式”，为哲学界研究人类理解提出了一个新模式；详解和细化认知语言学（cl）的基本思路“现实－认知－语言”；从哲学角度论述了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4要素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关系，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重点论述了“体验性”这一语言的全新性质。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贡献。王文将ep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异概括为5条，以及对唯物主义决定论（物质决定精神）的重新细化解读，是本文的另外一些贡献。
王爱华《明达语言维度与实在样态》一文的基本思路如下：“用明达语言（与对象语言相对）维度观来探讨语言与实在（reality）的关系。”说起实在，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有赤裸裸的实在吗？王文的回答是：“实在概念有三种不同含义。第一指康德式的本体世界，即物自体。物自体独立于我们，不为人类心智、语言或其他表征形式所过滤处理。第二指在具体情景中语言所表述的现象实在，我们称之为建构性实在。第三种是指人类生活的各种维度，也就是“实在维度”……而人们对这个实在维度的获得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的习得。因此实在维度在语言之内，是我们使用语言时想当然的东西。”（以上4处黑体为钱所注）请注意以上三种含义都与一个东西相关或者交叉——语言。“不为语言所过滤处理”、“被语言表述”、“依赖语言习得”和“使用语言”。原来，“实在”是人“说”出来的！没有赤裸裸的那种不被语言附着与粘黏的“实在”！即王文所说的“语言呈现的实在是通过各种明达语言操作而建构起来的”。由此，王文自然地引出了“明达语言维度决定了语言的建构性；通过语言过滤的实在也必然具有建构性。顺理成章的是，王文将语言呈现的实在主要分为两种：糕点制作式的实在和红树效应式的实在。对两种样态的实在的描述与发挥，虽然是她论文的精彩之处，可是收笔之处更有意义。读者肯定要问：明达语言操作的建构性实在有什么样的哲学意义呢？
“累积的建构性实在不是那种对真知的肤浅反思……我们以明达语言的方式使用语词、处理心智符号，并以此进行思维和行动、表达赞同与反对、解释和辩护自己的主张、批驳对立面的观点，等等。通过这些明达语言操作，作为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的人，在思想的海洋中，创建新的景点、新的视野高度，为我们已知的世界增添新的实在。具有明达语言性的语言的确能够扩展我们的想象力和认知视野。”
当一个“生活人”（日常生活中的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这些明达语言操作，“为我们已知的世界增添新的实在”的时候，那他就变成了一个 “哲学人”或者“科学人”。当一个人可以“为已知的世界增添新的实在”的时候，他要不就是成功地“扩展了我们的想象力和认知视野”，要不就是在进行理论的创造（“增添新的实在”），这两个结果都是值得幸庆的。一个学人一生之中能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两个新的实在并且被人接受的时候，他就是幸福的人。这就是王爱华通过明达语维度和建构性实在挖掘出来的哲学意义。世俗成千上万次地嘲笑了哲学的学究气，那不过是不懂哲学的“无用”之中的大用。而且，哲学的每一次胜利，都可以反击一千次世俗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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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汉语哲学”？
我们知道，“哲学”原本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无论如何解释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都会首先想到西方哲学的基本要义，这些要义主要包含了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的规定、对信念的确定以及对道德的追问。但在这些要义的背后，西方哲学似乎隐含了对真理的普遍性和对知识的客观性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哲学”概念的题中之义应当包括了理性观念和思想规律。然而，当我们考虑汉语的特征时，我们发现，汉语表达式的主要特征是与我们的经验生活密切相关。无论是从汉字的产生还是到汉语的使用，我们看到的是汉字结构与外部事物之间的联系，了解到的是汉语字词使用方式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直接关系。换言之，我们容易强调汉语的外部形式和使用方式的经验特征，但却忽略了汉语的思想特征，也就是汉语作为一种能指符号系统的特征。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哲学，对汉语的思想特征给出说明，由此表明汉语如何能够更好地表达思想。这就是“汉语哲学”形成的主要根据。
历史地看，汉语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汉语悠久的历史使得我们视异族他邦为蛮夷，汉语的璀璨博大也使得我们戏称他国语言为鸟语。然而，随着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被迫拉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由此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变迁不仅带来了中国人生活的根本变化，更是对中国人思想方式的重大挑战。由西方而来的现代化进程直接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由西方而来的思想观念也在渐渐地侵蚀着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不使用来自西方的洋货，但却无法不使用经过西方文化改造的汉语，这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白话文。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区别或对立，早已成为划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明显标志。如果说语言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方式，我们现在使用的白话文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标志。然而，我们对这种白话文的研究却大大落后于我们对这种语言的使用：我们无法解释为何我们需要用主谓形式说明汉语的句子结构，我们也并不了解句子的词序对了解句子的意义究竟有何影响。更进一步地说，当我们在使用汉语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种语言是如何表达思想的。例如，我们习惯于用陈述句描述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却由于我们使用的句子的不同而有了差别。“拿破仑在滑铁卢被打败了”和“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这两个句子的结构不同，描述了相同的事实。“你说你喜欢雨，但下雨时你却撑起了伞”和“你说烟雨微茫，兰亭远望”，这两个句子结构相同，是对相同英文句子的翻译，但却有着不同的意境。可见，我们在使用汉语时，通常并没有理解这种语言的结构，我们更关注的是这种语言表达带来的实际效果，或者是，我们往往通过语言的效果来解释我们的语言的意义。
由于我们对语言结构的认识不足，因此在理解语言意义以及表达这种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犯一些常识性错误，特别是逻辑上的错误。比如，因为不了解汉语断句对意义理解的重要影响，我们在使用不同断句方式组成的句子时，就会误解句子的意义。例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或者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个句子可以通过语境加以理解。但以下的句子就无法理解了：“成都市研究所有五个池塘”（日本小学生作业题）；“三大全国易市场布局渝中”（报纸标题）；“李天一他妈的要求高律师不干了”（报纸标题）；“不要用坏了”（卫生间提示语）；“杭州市长店”（招牌）；“佟大为妻子产下一女”（新闻标题）；“有粮食不卖给吃”（标语）等等。如果不对这些句子做出正确断句，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句子的意义。
当然，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汉语结构与思想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汉语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首先表达的是中国人的“知”、“情”、“义”。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比”、“赋”、“兴”让位于“主”、“谓”、“宾”，但汉语独有的表达特征并未改变。例如，汉字的形成主要以物形为根据，强调语言与人和外物存在的密切相关，即“观物取象”。“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于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不仅如此，汉语的使用与人们的社会风俗、祭祀活动、礼仪规范等密不可分。从结绳记事到仓颉造字，人们总是力图把周边的生活留下记载。孔子曰，“就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汉文字的演变也受到时代风尚和统治阶级的强烈影响。从秦始皇的“字同文，车同轨”起，中国历代王朝特别重视文字在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中的重要作用。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把汉字确定为汉民族的统一文字。经过历代王朝更新，汉字始终被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符号和存在标志。时代变迁也为汉字演变提供了更大舞台，从甲骨文到小篆，再到隶书和楷书，这些文字形状的变化，标志着时代的变迁；从古文到金文，再到繁体字和简化字，这些更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汉文字基本上属于表意文字，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经验性，汉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标志。这些表明，汉语文字从产生到结构的形成，始终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密切相关。汉语哲学就是对汉语表达方式及其特征的哲学说明，或者说，是关于汉语的哲学，即把汉语表达的内容作为汉语哲学研究的对象。这就要求对汉语的使用方式做出哲学考察。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这些古典思想文本，还是《说文解字》这类文字学经典，中国古代思想表达基本上采取“能近取譬”方式，以借喻或比喻传达语词含义，而对这种含义的解释却依赖于不同的解释者。也由于从字义上阐发思想，人们对字形的经验感受就演变为理解字义的主要方式。这尤其说明了中国文字的象征特征。因此，我们需要从哲学上去分析汉语文字的这种特征。
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语言就是文明，语言就是生命。在中国丰富的语言宝藏中，在诸如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散笔韵文中，都蕴藏着大量意向生动、结构独特而文字熟见的词汇，等待我们去挖掘、获取和运用。把这些沉睡着的饱含生命力的词汇唤醒，使其重新生活在当代语言中，是实现文化繁荣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我们用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资源。因此，我们需要充分重视对汉语本身的研究，特别是从语言的性|出发去理解汉语的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汉语以其精炼的文字和深厚的意蕴展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精髓。虽然通常认为，汉语的文字结构和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经验生活和想象特征，但是，汉语的这些结构和方式却同时显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果说语言与思想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话，汉语与思想之间的联系就表现得尤其明显。的确，汉语的方块字类似一种图像，表征了我们的思维是线性的、连贯的，或者说是空间性的，而不是时间性的。汉语的表达方式显示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的隐喻性特征，而非逻辑性特征。汉语哲学就是试图揭示汉语表达式与思想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
虽然“哲学”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但以哲学的方式讨论思想问题则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都曾存在。所谓“哲学的方式”，主要是指超越当下经验而追问思想本身，但同时又以经验作为理解思想的主要途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经验的这种既超越又利用的态度表现为知行合一，而对思想本身的关注则更多体现为天人合一。这些思想观念虽然并不以哲学的名义展开，并非按照西方哲学逻辑表达，但古代中国人用汉语表达的这些思想，却是中国人用于解释世界和人自身关系的最好形式。人类的理性要求，就是要用人类自身的能力去把握周围世界，以及使人类能够更好适应这个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世界图景和思想观念，正是这种理性能力的最好表现。在这种意义上，汉语在为中国人提供了生存方式之时，也为中国人提供了解释世界的思想方式。由此，对汉语的哲学研究，就是在揭示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方式。只有真正理解了汉语所承载的这些方式，我们才能理解汉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也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用汉语讲好中国故事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那么这个民族就永远不会拥有这些思想。”①语言不仅是用于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更是用于表达我们的思想构成方式，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我们的思想。作为中国人生存于世界的根据和证明，汉语应当是中国人自己的生命标签。无论身居何处，只要使用汉语交流，人们都会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从语言的民族性看，如今的汉语使用已经不再是汉民族的独有标志，这早已成为汉语文化圈的共同标志。
不仅如此，汉语使用本身是一个自然历史的演化结果，是汉民族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同化吸收的结果。因此，汉语使用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一个对其思想的反思过程，也没有任何一种外来的语言侵入者对汉语使用范围的规定。相反，汉语使用范围的扩展和汉语文化圈的形成，正是汉语自身内在变化的结果，是汉语使用本身带来的自然结果。然而，汉语使用的这种情况隐含着两方面可能的结果：一方面，语言与人类生活经验的密切联系使得思想变成了某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对语言的任何思想结果都会被当作对语言本身的附加成分，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遇到排斥甚至遭到清除。另一方面，汉语使用的自然过程也使得汉语使用者容易满足于汉语自身的特色，因而对任何外来语言的侵入都会采取同化的保守态度；同时，也会坚守自己的使用范围和对汉语特色的认同，因而对不同语言文化都会采取唯我唯大的策略。这些结果反过来就会影响到我们对汉语本身的理解和解释。借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由于生活于惟一的汉语文化圈中，我们始终相信只有汉语表达中的世界才是真实可信的，而其他语言表达也只有在汉语文化中才能够得到理解。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以往用汉语表达的思想没有得到汉语之外的世界的普遍理解和重视，甚至对这种思想给予了各种程度的批评和质疑。无论是黑格尔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偏见还是德里达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推崇，他们所表达的都是相同的思想倾向，即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都不属于西方哲学所确定的哲学，因而不具有真正普遍的意义。时至今日，西方哲学家在讨论中国哲学问题和概念时，依然抱有另类的态度。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汉语学习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作祟。但另一方面，我们自身对汉语哲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坚持以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在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上，以往都是采用西语意译的方式，由此给西方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相反，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哲学术语采用音译的方式，反而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更大的理解空间。
从哲学学科在中国的百多年历史的事实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来自西方的哲学还是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哲学，都能够很好地表达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这些表达显然都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虽然现在中文的许多哲学概念大多都来自日文，但这些日文都是以汉字表达的，并且也取自汉字原本的意义。如“哲学”一词本身就是来自“哲”与“学”的中文原本意义，不过是对这两个字做了叠加而已，由此构成了一个新词。我们对汉字中的哲学概念的理解，往往首先是基于我们对这个语词意义的理解，然后才会去领会这个语词所代表或表达的哲学内容。所以，对中文哲学概念的意义解释或诠释就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无论是对西方的符号文字还是中文的象形文字而言，我们在理解哲学概念时并非考虑的是概念的表现方式，而是概念的思想内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对相同的哲学概念进行转换，以便达到更为相近的理解。当我们对这些语词的意义做出了解释，我们就会超越这些语词形式本身，而真正进入语词概念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由此可见，我们是否能用汉语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于我们对汉语的表达方式有深入的理解，能够从语言与思想关系的高度去把握汉语文字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能够从哲学上分析汉语表达式的概念特征，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建立在语言自信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课题来源：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中国哲学思想的世界影响现状与对策研究”。）
「注释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当代哲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分析了作为哲学主题的存在、思想和语言的不同意义，也探讨了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中的哲学方法，最后提出了“无原则批判”的理论。
1．当代哲学面临许多问题：理论的和实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如此等等。但当代哲学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自身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对此，任何一种主张具有时代意识的哲学思考都不可能简单地回避。
所谓的问题首先是哲学的死亡。它意味着哲学已经终结、完成、对于当代思想不再具有规定性。但它是何种哲学的死亡？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哲学系作为一个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学不仅存在，而且还兴旺发达。显然这里那种死亡的哲学具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即西方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仅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学科，它作为第一哲学而不同于其它哲学，而且也是西方哲学的基本本性。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人们习惯于将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相对。前者是片面的、静止的；后者是全面的和运动的。但这只是近代以来一个独特的用法。事实上形而上学的本性是追问存在者整体：上帝、世界和灵魂，同时追问其存在的根据。这些根据就是真善美，是人的认识、意愿和情感的对象。形而上学的死亡既不是由于他杀，也不是由于自杀，而是它自身的寿终正寝。这也就是说它自身已经完成了其思想使命，达到完满，聚集于其最大的可能性之中1。
其次是哲学和非哲学的界限消失。我们姑且不讨论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的死亡，而将哲学看成一个依然富有生机的思想现象，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哲学自身的同一性已经瓦解了。传统的哲学具有自己独特的领地，不同于科学和和文化。不仅如此，它还是科学之王，为它们提供原则，就是如现在所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当代的哲学与科学、文化的关系变得模糊。一方面哲学的独有领地被非哲学的学科所占有，自然哲学让位给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甚至让位给现代技术，如原子（核）技术，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道德哲学的一些问题也被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和法学所代替。另一方面，不是哲学给其它学科制定原则，而是其他学科为哲学给出原则。现代语言学对于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关系是最典型的例证。无论是语言哲学，还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从语言学那里获得了思想资源，由此语言学似乎成为了先导学科。鉴于上述情况，哲学和非哲学的边界是不确定的。一个文本，既可以是哲学的，也可以是文学的、文化的，还也可以是语言的。
第三是哲学的多元化，并表现为其学科的分类的复杂化。哲学的一些传统学科依然存在，甚至还是主导性的，如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但是每一个学科自身都在分离一些新的学科。如认识论和心理学、认知科学的嫁接，形成新的认识论；伦理学出现了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美学诞生了身体美学和环境美学等。此外，哲学内部其他的一些学科也在不断生长。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博弈论）等正成为哲学领域中的热点。在这些哲学不同的学科中，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以致人们可以说，哲学自身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大于它们各自与其相关的非哲学学科的差异。
当然，当代哲学的问题还有许多。但就我们所说的哲学的死亡，哲学边界的消失和哲学学科的多元化，就会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这个哲学？这一提问本身就是一哲学式的提问。所谓“什么是”就是事物的本质和本性。“什么是这个哲学”就是追问哲学的本质和本性。但是这样一个哲学有其本质和本性吗？也许当代哲学的本质和本性刚好是反本质和反本性，正是如此，它才成为了当代哲学。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既不能如同先秦那样把哲学思考描述为“爱道”的事情，也不能象古希腊那样将它规定为“爱智慧”，不管是“智慧之爱”，还是“爱的智慧”，也不能和近代一样，将哲学等同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哲学不是如同它历史上曾所是的那样的话，那么它自身还能是什么？在此我们不再试图对哲学的本性作一个规定，而是探讨它可能的主题和方法。
2．哲学的主题一般被理解为它的内容、对象、事情和问题等。但所有这些都和思想相关。哲学作为思想，其所思想的就是其主题。不过，中西哲学对此主题在其历史上都有不同的理解。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包括了许多深刻和丰富的问题，但其主题也许就是道。道家阐释了自然之道，儒家解释了社会之道，禅宗说明了心灵之道。与此相似，西方也在其不同的时代讨论了世界、上帝和理性之类的问题，现代和和后现代甚至将主题变得更加多元化。
尽管如此，无论对于何种哲学来说，存在问题始终是其基本问题。但什么是存在自身的意义，却是无确定性的。因此存在问题又一直是晦暗不明和争论不休的。首先是存在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显然它只是一个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将中国所说的“道”与西方所说的存在进行比较，认为道具有存在的相似意义，但惟有西方思想将存在形成了主题。其次存在的意义在历史上是否是同一的？柏拉图的存在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吗？古希腊思想的存在等同于德意志唯心主义的存在吗？最后，一个令当代存在问题的追问者着迷的是：存在的哲学上语义是否就是其语言学上的语义？这就是说，存在只是系词“是”的不定式，还是这之外的其它的什么？对于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已经给出：存在问题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同一的。因此我们的重心将集中在对于第三个问题的探讨，即它的哲学与语言学的语义的不同及其多重性。
在我们讨论存在时，最突显的存在是与虚无相对的存在。虚无在此不意味着虚空和虚幻，而是不存在。这样，存在是指一切不是虚无的东西，凡不是虚无的东西就是存在。在此意义上，不仅自然万物，而且人类社会，还有思想、语言、文字等等都属于存在。虚无不存在，因此是不可思考和不可言说的，存在存在，而且是可思考和可言说的。存在和虚无在此看起来是相对的，却又具有某种隐秘的关联。虽然虚无不存在，但只要虚无是虚无的话，那么虚无也作为虚无存在。这样存在问题甚至越过了自身的边界，它不仅包括了自身，而且还包括了自身的对立面，亦即虚无。对于存在问题，形而上学将它作为自身的基础问题提出：为什么只是存在者存在而不倒是虚无存在。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不是一随意的问题，而是所有问题中的第一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它是最宽广、最深入的和最本源的问题，因为它切中了存在者的存在。首先，此问题是宽广的。它包括了所有的存在者，达到了存在者最远的和不可逾越的边界，由此边界而来表明了存在者的整体，此整体还包容了虚无。其次，此宽广的问题也是最深入的，因为它追问存在者的根据。追问根据不仅相关于存在和非存在的区分，而且相关与对于存在和非存在的决定，即什么是必须存在的和什么是必须不存在的。最后，此问题是最本源的。它自身说明根据和建立根据。于是它作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切问题中的最本源的问题[i]。
存在除了被理解为与虚无相对之外，还与思想相对。思想泛指一切意识、心灵和精神的东西，它或者以主观的形态，或者以客观的形态。与思想相对的存在就是思想之外的万物，是被思考的，并因此是被思考之物。在这样的意义上，存在就不再包括思想，而只包括自然和人类。作为如此，存在甚至被理解为物质和物质性的。因为存在等同于物质，所以存在和思想的关系就变成了物质和思想的关系。在物质和思想的之间的优先性上，凡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就是唯物主义，凡是认为思想是第一性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当然就唯物主义自身而论，如果从自然物质出发，那么就形成了所谓的自然本体论，一些旧唯物主义就是如此；如果从人类物质出发，并且强调人与自然的差异，那么就形成人类（学）本体论。其中，如果将人类物质理解为人类物质生产，那么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就唯心主义而论，把主观精神作为出发点的，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将客观精神作为出发点的，就是客观唯心主义。不管何种的唯物主义，也不管何种的唯心主义，它们都追求存在和思想的合一。这就是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问题，也就是真理问题。思想和存在的符合就是真理，否则就是谬误。由此而来，真理是“是”，谬误是“非”。也正是如此，真理是存在的，且必须是存在的，而谬误是不存在的，且必须是不存在的。但真理如何可能？也就是存在和思想的同一如何可能？这根本上在于首先存在自身是真的，显明真相，然后思想归属于存在，而成为真知。
在比较了存在和虚无、存在和思想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描述存在与变化、存在与现象的关系。变化不仅是从一物到另一物的转变，而且是从无到有的生成和从有到无的消失。因此变化所说的：创造就是毁灭，毁灭就是创造。但存在不同于变化。如果说存在就是变化的话，那么它一方面可能是：存在产生于存在。但如果存在产生于存在，那么就是存在产生于自身，它与自身是同一的。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然它另一方面可能是：存在是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但从无到有意味着存在曾尚未存在，从有到无则意味着存在将不再存在。这两者都是和存在的本意相矛盾的，因为存在既不可能同时存在又不存在，或者不存在又存在。存在作为存在是一个不动的静止的整体。它不可能产生于虚无，并归于虚无。存在不仅不同于变化，而且也不同于现象。现象当然是存在的显现，但它却不是存在自身。因此现象具有几种不同的形态。现象一般被理解为假象，它似是而非，看起来如此却并非如此，或者反过来看起来并非如此却是如此。于是作为假象的现象遮盖了存在自身。现象也被理解为表象，它如同疾病的某种症候，显示出某种自身不显现的东西，这样现象就成为了某物的现象，亦即存在的现象。这两种形态的现象都与存在自身是具有差异性的。只有第三种现象，即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才与存在是同一的。这种现象被理解为显现，它是作为显现自身的显现者[ii]。而它正是存在自身。在此存在和现象的矛盾得以克服。
存在问题又始终关联于真善美的问题。真善美不仅作为人类永远追求的目标，而且也上哲学永恒的主题，由此也形成了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尽管哲学上对于真善美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甚至对于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界限缺少明确的划定，但人类历史的每个阶段对真善美都有约定并形成惯例。不过，对于哲学来说，真善美是作为理性的对象。真是认识的对象，善是意志的对象，美是情感的对象。于是真的领域是自然，善的领域是自由，美的领域是艺术[iii]。在这样的意义上，真善美不仅各属自身的领域而且和存在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现代思想在完成从理性哲学到存在哲学的转变的同时，也建立了存在和真善美的直接关系。这就是说，真善美是存在的真善美，是存在显现的不同维度。根据这样的观点，真首先是存在问题，然后才是认识问题；善既不只是一个内在的道德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伦理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的存在问题，即人如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问题；美不再是存在的幻相或假象，也不再只是一个情感的对象或一个艺术问题，而是存在自身生成的完满显现。
最后，存在问题集中于人的存在特别是个人的存在问题。在存在者的领域内，有不同的存在者：自然、人类和神灵等。人只是其中之一。人的存在显然不能等同于存在自身，甚至也不是存在的中心，如同人类中心主义所构想的那样。但人的存在是一特别的存在，中国传统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西方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马克思强调人是劳动的动物，是有意识的生命存在。对于海德格尔和许多现代思想家来说，人的独特存在则在于他是语言性的存在。语言不仅显示了人自身的存在，而且打开了人通往世界其他存在者存在的通道。因此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真实关系表明为：人的存在开启了存在自身，同时存在自身规定了人的存在。但在人的存在自身，个体的存在显然又不同于一般的人类的存在。对于个体存在特性的标划是由所谓的死亡哲学和身体哲学所给予的。死亡哲学认为，人是走向死亡的存在者，因而是一个要死者。不仅自然是永恒的，神灵是长存的，而且人类也是不死亡的。惟有个体是要死亡的。由于死亡的根本规定，个体的存在突显出来了。但死亡是个体存在的边界，是生存的另一面。正是在此边界处，它显示了个人存在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重复，因而表明了其唯一性。身体哲学则思考了人的活生生的肉身。肉身的活动是人的个体的最直接的存在。每一个身体的所展现的时空都是有限的，同时每一个身体都是不同的和它样的。身体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性别，即所谓男女的性的区别，而且体现在超出性别的其他方面，甚至人的身体自身也是不断具有差异性的。正是我与他者的差异，才获得了我的规定，同时也正是我与自身的差异，才使我始终自我更新。
上述关于存在的哲学语义不同层面的探讨只是我们理解存在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面临对于存在的语言学语义探讨的挑战。
对于语言学的探讨来说，存在问题只是一个西方的问题。这是因为“存在”一词只是来源于印欧语系的系词“是”的不定式，它从古希腊文经拉丁文到现代德文和英文都是如此。“存在”一词不相关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是”，因为汉语没有“是”的不定式及其变化。因此如果将作为西方哲学历史上的基本主题的存在只是狭义地等同于系词“是”的不定式的扩大化使用的话，那么这不仅否认了存在问题的普遍性，而且也使存在本身的意义变得没有意义。对此，现代的分析哲学的工作已经充分地予以了揭示：“存在”如同“虚无”一样都是语言的误用，是形而上学的虚构。于是通过语言分析的工作可以消除存在问题，并克服形而上学。
但存在（广义的存在）与“是”的不定式（即狭义的存在）的关系的探讨其实古以有之。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所讨论的主题并非作为“是”的不定式的狭义的存在，而是广义的存在。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分析了这一时期所谈论的三个主题：逻各斯、自然和无蔽。逻各斯不仅是言谈，而且是聚集；自然不是指自然物，而是指发生、生成和涌现；无蔽则意味着真理、真相和存在自身。当然巴们尼德也在狭隘的意义上说了“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但使存在形成主题的是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他指出，哲学这一门科学的任务是探讨存在者之所以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所具有的各种属性。[iv] 这里所说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指的正是包含着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或一切存在者所以为存在者的理由——终极原因。他区分了存在，并分析了存在的十种方式。在他那里，存在的意义主要依据于“是”的不定式形态。
在近代，特别是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虽然思考理性，但也关注了作为“是”的不定式的存在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存在不是一个真实的谓词，而是一种设定，或者说是事情自身的规定。从逻辑上来看，存在只是一个系词。譬如：上帝上全能的。这包括了两个对象：上帝和全能。其中“是”只是一个系词，并没有给主词添加任何东西。但在表达式“这是上帝”和“上帝是”中，“是”已经构成了一种意义的转移和变化。这个“是”不再是系词而是成为了实义动词，一个不及物动词。但“上帝是”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上帝是上帝” 这句话也是同语反复。只有当我们说“上帝是全能的”时，这个包括了“是”的句子才是有意义的。与康德不同，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指出，存在就是事情自身无差别的同一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存在即虚无，只要它们是无中介性和无规定性的。至此，西方哲学中存在问题的危险已经浮出，即将存在变成一个实体性和对象性的东西。
现代哲学当然将存在问题突显出来，并给予存在许多规定，如尼采的“创造力意志”和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等，但惟有海德格尔将存在问题作为问题进行了追问。海德格尔首先反对将存在实体化和对象化。他区分了存在和存在者，认为存在不是存在者，甚至也不是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存在自身。作为如此的存在就是虚无。为了避免对于这样意义的存在作实体化和对象化的误解，他还特意给“存在”这个语词打叉。海德格尔其次反对将广义的存在等同于作为系词“是”的狭义的存在。他阐释了许多作为系词“是”的不定式的存在之外的意义，如存在作为让，存在作为给予，存在作为生成等。同时存在的这些语义又包括了自身的悖论：让在场是让离去，给予是反离，生成是剥夺等[v]。最后，海德格尔也试图将存在问题转换成语言问题。如果作为存在的存在不是实体化和对象化的，同时如果存在的语义不是系词“是”的不定式，从而不是关于某物的判断的话，那么它的本源之地就是语言性的。正是作为“道”的语言才是让、给予和生成。
但存在问题的真正消解只是实现于后现代那里。德利达通过“替补”否认了作为在场的存在本源性。“替补”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增补，即增加于已有的东西。存在是有缺陷的，甚至自身就是一个虚空。另一方面是替代，即以某物代替另一物，这样没有永远的在场和不变的中心。在《系动词的替补：语言学之前的哲学》中，德里达深入地分析了所谓的存在问题。第一，存在的本源不是实义动词，而是系动词“是”的不定式。但“是”只有语法功能，而没有述谓的意义，没有明确的所指。第二，“是”由动词转向了名词，完成了由无意义的系词向主语的转化。主语指涉一个超验的存在，由此一个虚幻的东西成为了真实。第三，如果将作为名词的“是”回到作为系词的“是”的话，那么“是”就要联系主词和谓词，始终是“什么是什么”。但主词和谓词不可能是同一的，同时谓词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不断置换的，因而是一个未知数。于是主词的意义只能在无穷差异中呈现，而且不具有某种终极的意义。第四，系动词“是”之后的未知数就是增补。增补始终是对于存在空白的增补。这里原物隐而不现，甚至根本就没有原物，没有绝对。于是西方哲学上的存在问题就彻底终结了。
3．与存在一样，思想也是哲学的基本主题之一。特别是当人们谈论“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的时候，思想的主题地位达到了非凡的高度。不管是存在规定思想，还是思想规定存在，思想都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除去作为哲学的主题不谈，思想也是哲学自身。哲学就是思想，而且是关于思想的思想。正是在思想之中，哲学从事着自己的工作。然而什么是这个思想？
从事实来说，思想是人的身体中的大脑的一种行为。人的身体当然是存在者之一，甚至是一特别的物质。但身体不能只是理解为肉体，而是要把握为活生生的生命。它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样身体本身包含了意识或者是思想。但人的大脑的思维活动既不能等同于人的手脚的活动，也不能等同于眼耳等五官的感觉。因此它既不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不是身体性的。虽然“我在思考”和“我思考某物”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思想却不如物质那样是实体性和对象性的，而是象幽灵一般，很难获得其规定性。于是身体和思想所形成的身心关系不能理解为一种单一的关系。身体和思想不是如二元论那样所设想的是分离的，前者是广延性的，后者是思维性的。但也不能简单地统一到物质或者精神那里去，如同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做的那样。思想和身体关系的复杂性表现为：对身体来说，思想不是身体自身，但思想是既内在又超越的。思想是内在于身体的。这是因为思维是人的大脑的机能。一块石头不思维，一棵树不思维，一个动物也不能在理性的意义上思维，惟有人思维。因此人是思维的动物和理性的动物。但思想也是超越于身体的。这是因为身体的界限并不是思想的界限。思想不仅思考身体及其相关物，而且思考身外之物，甚至思考天下万物。
但思想作为身体中大脑的活动，非常容易等同于心理或者被心理主义所误解。心理受制于人的自然的生物和生理条件，它相关于时空和因果关系等。因此心理事实是人类的，同时也是经验的。由此它也会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只要从心理主义出发来理解思想或者意识自身的规定性的话。哲学所关注的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等同于一个关于思想的经验性的心理事实。因此作为哲学主题的思想既不相关于某一个别的作为心理主体的思想者，也不相关于某一具体的心理（包括思想）过程，甚至不相关于在某种时空条件下的心理物，而是在所思当中所表明的思想自身的本性和形式，它一般被命名为纯粹思想或者是纯粹意识。在这样的意义上，思想固然是人的大脑的活动，但它有自身独特的规律、逻辑和道路。它超出了人类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局限，同时它也能摆脱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阴影，而提供真理性的知识。
当然，这个与身体和心理不同的思想包括了多种要素，但其基本的主要是三种：感性、知性和理性。作为思想的感性既不是对象的感性，也不是人的活动的感性，而是感性认识，是人的感官及其感觉，因此是感性直观。对于康德而言，感知接受了时空中的事物。但这在于感性具有先验地知觉时间和空间的能力。由此心灵不仅能够知觉时空中的事物，而且还能知觉时空自身。感性提供了思想的材料，但它必须被知性所思考。与感性的直观活动不同，知性主要是运用概念和判断的思想过程。概念是关于事物自身的把握，判断则通过概念之间关系的建立而规定事物的本质。康德分析了知性的十二个判断，并由此揭示了量、质、关系和模态四种范畴。所谓知性就是凭借这些范畴的判断活动，从而获得了知识。但在思想的结构中，理性无疑占据最高的地位。理性是思想自身关于原则的能力。在这样的意义上，它建立根据和说明根据。如果说感性主要是依靠直觉，知性依赖于概念的话，那么理性则凭借于观念，由此它将知性的规律置于更高的原则之下，而统一知性的判断。根据康德的批判学说，理性在理性心理学中把一切心理活动置于“灵魂”的观念之下，在理性宇宙论中把一切物理事件置于“自然”的观念之下，在理性神学中将一切现象置于“上帝”的观念之下。但上帝观念是最高的观念。
因为理性在思想结构中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所以它是思想的本质，并往往等同于思想。于是思想自身在历史上就是在理性意义上的思想。作为如此，思想自身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是人的认识的可能性，因此关于思想的思想一般都是先验主义的。不仅柏拉图的理式哲学是如此，而且康德的先验哲学和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更是如此。但理性作为原则的能力，它并不相关于提供或者不提供某种知识，如同感性直观和知性判断所作的那样，而是只相关于自身，并且就是它自身，于是理性在本性上是纯粹理性。按照康德的说法，“纯粹理性在事实上只是从事于自身，而且不可能有其他的事业。”[vi] 但因为理性有不同的领域，所以它自身也有一些区分。传统上人们区分了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诗意（创造）理性，它们分属于认识、意志和审美等范围。现代人针对技术社会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针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还指出了实用理性等。但这已经远离了纯粹理性自身的意义，它们不再是理性自身，而是理性之外的某种东西。
事实上，理性意义的这种变化已经显示出了理性的毁灭的某种征候。但对于理性的怀疑和反抗主要来源于对思想的重新规定，即：思想自身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对于现代思想来说，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理解为理性，而是要理解为经验。当然这种经验不同于近代哲学中和唯理主义相对立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强调经验为知识的源泉或准则，因此没有必然的真理，只有或然的知识。这里所谓的经验就是人的感官对于时空中物的感觉。作为经验的思想也不同于现代思想中具有特征性的体验。体验始终关联于人的生命，因为它是对于人的生命的经历。在它的种种样式中如激动、欢乐和痛苦等情绪中，人与世界相遇，万物向人敞开。但人的感觉和体验都不能描述现代意义的经验。这种经验强调不是思想和人（感觉和体验）的关系，而是思想和存在的本源性的关系。这就是说思想是存在的思想，由此思想来源于存在并且归属于存在。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思想也不是通过判断、推理、计算和设立等来表达自身，而是被存在所规定，成为存在或者事物自身的显示。
但什么是一般思想的现象？思想一般可以被描述为“我在思考”，但“我在思考”不是在思考思想自身，就是在思考思想之外的事物，因此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于意识的分析，“我在思考”的完整表达就是“我思考事情”。这一表达实际上揭示了一般思想活动的结构，即我、思考和事情三个要素。思想的事情当然不能等同于一个自然之物，它只是自在的；但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心理之物，它是随意的。思想的事情在思想中显示自身并且构成自身。作为思考事情的思想自身在此形成了和事情的关联。它一方面是否定性的，即要排除和事情无关的各种意识，而保持思想的纯粹性，以至如同中国思想所说的“虚无”和“宁静”。意识的排除包括自然意识和历史意识，同时还包括理论的和日常的观点。它另一方面是肯定性的，即揭示事物的本性并在此过程之中让事物形成自身。那个思维的自我当然思考的可能条件。思想之所以可能，并不只是因为自我是能思维的，而且是因为自我和事物共同存在于世界之中，同时还因为自我相关于他者，即他者始终会打破自我的限度，使自我越过自身的边界，而无限地思考。
思想虽然展现为“我思考事情”，这一结构，但它却最后表现为被思考的和已思考的。因此思想就是已被思考的。这个已被思考的是思想的完成，并因此是思想的整体。如柏拉图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等就是如此。但一个思想的整体有什么意义？同时它们内部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对于思想的整体，海德格尔命名为“思想的事情的规定”[vii] 海德格尔这一表达式实际上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现象学要求思想走向事情本身，事情本身成为了对于思想的规定。海德格尔从此出发确定了“思想的事情的规定”的表达式，但是其中主要的只有两端：事情和思想。这个事情就是存在，它在根本上限定了思想。不过，除了事情和思想之外，规定时常处于一不确定的状态，它有时指事情对于思想的规定，有时指作为与事情和思想不同的第三端，亦即事情和思想所共同可能从属的。海德格尔认为，他的整个思想道路就是运行于“思想的事情的规定”的道路上。博德尔接受了海德格尔的这一遗言，但是他将其朦胧之处变得明晰。他首先将这一表达式分成三端，并消除了其每一语词的海德格尔的特定含义，如事情不能理解为存在，而是论题；然后他最关注的是这三端可能构成的各种关系，正是这种种不同关系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思想形态。于是作为任何一个可能的思想结构的“思想的事情的规定”成为了博德尔理解所有思想的钥匙，并使他自身的思想成为“关系构成的思想”。
不过，思想作为“思想的事情的规定”这一整体事实上是一个尚未封闭而面向开放的整体。这是因为思想在它已思考的包含了未思考的，而它正是要思考的。思想的有限性及其克服，不是它自身的不足和弱点，而是它自身不断生成亦即“思想出来”的特性。在这样的意义上，思想从来是一条看不见的且不可预见的道路。
4．也许在历史上哲学的主题只集中于存在和思想的问题而不是语言问题，但任何一个接受过后现代思想洗礼的人，都必须承认语言是当代最重要的哲学主题之一。但语言如何成为了当代的主题？
显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历史上，人们对语言并没有一种简单的观念。根据文化人类学的考察，巫术虽然承认语言与现实的差异，但却相信语言和现实的一致。在祈祷和诅咒中，人们试图让语言变成现实。与此不同，在文明社会里，语言和现实的非同一性是一个简明的道理。当然语言有不同的种类。神言是神明的言说，它是神圣的。圣言虽然是人言，但它是圣人之言，是关于天地之道和人类之道的言说，也是不可亵渎的。最后是一般的人言，它只是关于人及其世界的表达。在这种种的语言形态中，有一点是共同的，语言被理解为工具。人们认为，首先是事情，然后是关于事情的思想，最后是作为思想表达的语言。这形成了一个从古到今的模式：存在-思想-语言。在此结构中，语言是被规定的，因此也可能是无关紧要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思考语言。中国的儒家和道家都关注过“名”的问题，只不过将它限于“仁义”和“道德”的范围内。名家等甚至将关于“名”的思考形成了主题，遗憾的是它被人嘲笑为不是道而是术。当然中国有漫长而丰富的训诂学历史，它所从事的唯一工作就是对于语词作历史的解释。但它没有对于“解释”自身进行解释，从而达到语言的自觉，如同西方的解释学那样。
西方古代哲学对于语言的思考是在一个特别的意义上，即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作为概念的语言。概念是理性对于存在本质的把握，其意义在于它所表达的思想。凭借概念，理性进行判断，展开了自身的逻辑推理的进程。因此概念不仅是理性的产物，而且也是理性的工具。于是语言在根本是被理性所规定的。与古代思想不同，现代当然注重了语言。人不只是理性的动物，而是语言性的存在。同时语言自身也是存在性的，因为所谓的存在只有显示为语言，所谓的思想只有表达为语言，它们才是可理解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经验关于语言的基本教条就是“能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viii] 作为现代哲学所思考的语言不再是作为理性工具的概念，而是开启存在经验的语词。因此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语词都能成为现代哲学思考的问题。但语词在此仍然依赖于对于语词之外的存在的经验。因此在现代思想那里，语言是被存在所规定的。
只是后现代才将语言真正形成了主题。作为哲学主题性的语言不是被规定的，不再依附于作为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作为思维的心灵法则，而是自身规定性的，如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意义在于符号能指之间的差异性（差异原则），同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任意原则），或者是自身没有任何规定的，如德利达所谓的延异。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许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语言在后现代成为了哲学的主题？其回答当然也只能是语言性的。一方面，我们在后现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语言的世界里，这个时代被描述为信息时代。不仅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在日益发展，使人们更多地接受语言，而且固定和移动通讯也在突飞猛进，使人们更多地交流语言。至于互联网则敞开了一个语言的虚拟世界，使人们更多地构造语言。这种由现代技术所支配的语言是当代人生存的一个最突显的事实。另一方面，哲学在思考了存在和思想之后必须揭示语言的尚未思考的意义。因此语言成为哲学的主题实际上是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是思想内在更新的使命。但语言一旦成为哲学的主题，那么存在和思想的主题就会逐渐消失。同时语言也要不断从存在和思想的规定中剥离，将自身显示出来。
对于语言，后现代的首要问题是：谁在说话？谁都知道是人在说话。但这一提问显然是对于这一回答的预先置疑。如果说人在说话，那么就是认为人是语言的主人，拥有它并可以抛弃它。然而也许要反过来，语言是人的主人，语言使人成为人，使人区别于动物并创造了世界。那么是否可以说语言在说话呢？作为对于“人在说话”的置换，“语言在说话”看起来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并且也是“语言”的一种拟人化，但它意在回到语言自身。那么它是什么样的语言？在这样的提问中，“谁在说话？”就转换成“说了什么？”。这是因为语言显示它所言说的话语之中。如果问题是如此的话，那么它要求语言的划界，亦即分类。
第一种语言是欲望的语言。欲望作为潜意识借助符号、隐喻和形象等起作用。在此意义上，它就象一种语言。但拉康认为，潜意识惟有获得语言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存在。人不仅有欲望，人甚至就是欲望。欲望表现为需要、匮乏、意愿和愿望等。人的欲望从自身出发，但又指向自身之外。因此欲望是意向性的和对象性的，并始终呈现为对某个东西的欲望。人的欲望原初性的是身体的欲望，即本能。所谓的基本本能无非是食欲和性欲，前者指向特别的物，后者指向作为异性的人。身体性的欲望逐渐发展成心理的、社会的。最后欲望以致成为对于欲望的欲望，这种无边的欲望就是人们所说的欲壑难填。
第二种语言是工具的语言。工具是手段，它服务于某个目的。语言的工具性一向为人所知，它是思想的外壳。仅仅把语言理解为工具是片面的，而仅仅将工具理解为外壳更是片面的。语言的工具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显示。没有语言，思想是空洞的，存在也是黑暗的。正是语言将思维和存在的本性显示出来。其二，构造。语言在显示存在和思想时，并不是如同镜子般的被动的反映，而是对于思想和存在的积极的建构。因此所谓的存在和思想实际上都是由语言所理解和阐释的存在和思想。只是当语言的建构被忽略不计的时候，人们才能想象在语言之前的那种非语言的存在和思想。但这种想象 其实也是语言的建构。其三，传达。语言的传达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即它是信息的发出、接受和反馈的系统。这一系统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且也存在于人与物之间的对话。在对话过程中，计算或算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会思考，如果我使用这种手段，目的会如何；如果我使用其它手段，目的又会如何。这种对话表现出了语言工具的控制特性。
第三种语言是指引的语言。它是我们所说的道、真理和智慧等等。它既表现为系统的文本形式，也呈现为格言、箴言。这些话语不仅是陈述性的，而且也是虚拟式的、命令式的。智慧是一种知识，特别是关于人的规定的知识。所谓知识就是知道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这就形成了哲学上的存在与虚无、是与非、真理和谬误等的对立。关于人的规定的知识的获得不仅依靠于人与动物的区分，而且建基于人与自身的区分。通过这种区分，人成为了作为人性的人。智慧的话语就是这种关于人的规定的言说。它是道，并因此作为道路，成为人可以行走的。
概而言之，欲望的语言是黑暗的，因为它基于人的本能和无意识；工具的语言是镜似的，凭借于它反映或者表达；真理的语言是光明的，这在于它是纯粹的，并穿透那些不纯粹的。
这三种语言在语言整体中形成了复杂的交叉关系。欲望性的语言是原初已经给予的自然事实。只要人存在，只要语言存在，欲望性的语言就会首先言说。但欲望性的语言必须借助工具性的语言而实现自身，同时它也必须在智慧或者真理性的语言的指引下获得一个属人的历史性的尺度。在此工具性的语言的本性是确定的，即保证欲望性的语言和智慧性的语言实现。不管是欲望性的语言，还是智慧性的语言都有赖于工具的运用。虽然真理的语言达到自身纯粹性是通过与欲望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的区分而实现的，但是真理语言的指引性刚好又在于对于欲望语言和工具语言的划界。一方面它给欲望划界，区分可吃的东西和不可吃的东西，可成为性的对象和不可成为性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给满足欲望的工具划界，区分在吃的过程中可采用的方式和不可采用的方式，在性的过程中可使用的手段和不可使用的手段。在此，真理的语言就是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划定一条边界，但这个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地游移和新生。因此真理的形语言成了一个世界，同时又构成了一个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人性的生成。在欲望方面，吃饭不再只是满足充饥，而是成为美食和礼乐，性交不再只是为了生殖，而是升华为欢乐和爱情。同时在工具方面，手段不异化为目的，而是保存为手段，它不只是为了欲望，而也是为了真理。
欲望性的话语、工具性话语和智慧性的话语的关系在语言整体中表现为游戏，因此语言就是欲、技和道的游戏的言说。这才是真正的语言游戏。语言整体中三者自身的游戏角色是由相互的差异所确定的。同时它们的游戏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既定的原则。整个游戏就是欲望、工具和智慧三种话语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是战争与和平的无穷推进。在游戏中，欲望的语言不断地言说，工具的语言不断地言说，智慧的语言也在不断地言说，由此形成语言的不同的历史形态。为什么某一历史形态的语言是如此？它没有必然，只有偶然。语言游戏始终是开放的，因此始终是生成的。
难道语言只是沉浸于自身的这种游戏吗？如果它不是，那么语言游戏是如何相关于人的？语言游戏绝对不外在于人，仿佛幽灵们的舞蹈。相反语言游戏始终发生在人之中，并且将人拉入与语言游戏的关联。人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人是一言说者，因此人是一语言的存在。人的语言性存在表现为：人言说并倾听语言，由此人与他人打交道并与万物沟通。人在语言之网中，区分、选择、决定并开辟自己的道路。
语言与人的这种关系也说出了语言与世界的可能关系。语言当然不是世界。在语言可能设想的各种世界中，语言只是这无数世界中的一种。但是语言相关于这些世界，它包括自然世界、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语言和这些众多世界的关系只有唯一的关系，即言说。言说除了言说之外便没有其它什么。但它能让存在。言说是人的行为，并且能够变成人的身体的行为，作为手和脚的活动。由此借助于工具，语言便走出了自身，进入了精神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实际上，语言不仅能解释世界，而且能改变世界，更能创造世界。例如，西方历史的世界是基督教的世界，中国历史的世界是儒家的世界，现代世界是关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所构建的世界，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
哲学的主题总是相关于它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主题和方法的关系还表达为本体与方法关系或者是真理与方法的关系：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它则描述为道与技的关系或者是道与术的关系。
对于哲学主题和方法的关系，人们似乎有两种极端的看法。对方法持肯定性的观点认为，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本身就是哲学的主题。于是哲学就是方法论和方法研究。与此相反，对方法持否定性的观点认为，没有方法，只有主题。因此哲学所关注的只是主题，不是方法。这两种说法也许都陷入了思想的极端。所谓的方法就是主题的方法，在这样的意义上，技乃道之技，术乃道之术，方法乃缘道而行。一方面，主题在根本上规定了方法，另一方面，一种主题只有在一种与它相适应的方法中才能显示出来。
就西方的传统而言，其哲学的方法主要是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它们都是从作为根据的前提推论出结论。演绎的方法从一般性的命题推论出个别性的命题。与此相反，归纳的方法从个别性的命题推论出一般性的命题。但这两种哲学的方法都有其限度。演绎的方法虽然保证了结论的必然真实，但其作为思想根据、原则和公理的前提的自明性有待于揭示，即它们自身需要建立根据和说明根据。归纳的方法的前提固然是真实的，但这不能保证结论的必然真实，这样它就不可能提供确定性的真理。除了上述有限性之外，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还有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它们不是从所思考的事情自身出发，而是从事情之外出发来论及事物。这个事情之外的东西或者是事情背后的某种不证自明的原则，如上帝、自我和理性等，或者是事情周边的其它同一事情已揭示的特性。在此，思想的事情自身已经被遗忘和遮蔽了。
中国传统思想也遵循了一般的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但特别发展了归纳方法中的类比方法。它从一事物和另一事物的类似性出发，由一事物的某种特性推论出另一事物的某种相似特性。在中国儒道思想中，有两个最大的事物，即天和人。当人们究天人之际的时候，就设定了天人的类似，并由此将自然的特性赋予人类。如阳和阴是天与地的特性，但也是男与女的特性。然而这种中国式的思维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作为推论基础的天（自然）是自明的，没有追问的。另一方面，人与天是各有差异的，与天相比，人甚至是特殊的。因此天与人的关系不具有一种必然的推论关系。
正是在与传统哲学的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相分离的意义上，胡塞尔所倡导的现象学的方法是革命性的。现象学是关于事物显现的科学。事物在此就是意识，而且是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的同一。因此事物的显现就是意识的显现。显现是事物自身揭示自身本质的过程，它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和现象学的直观得以完成。现象学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在于它的口号所说的“走向事情本身”。它既不是从思想的事情后面的某种原则出发，也不是从事情之外的同一事情的特性出发，而是从事情自身出发，即从现象也就是意识的显现出发，从而揭示事情的本质。同时，现象学所运用的主要方法不是传统哲学的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的推理，而是对于事情自身本质的直观和描述。不过，“事情自身” 既是作为现象学开端之处，也是作为现象学的终结之处。这是因为事情自身也许不是意识，而是语言。一个没有语言的意识仍然是黑暗的、遮蔽的和没有显现的，意识只有显示为语言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意识和真正的意识的显现。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现象学就必然走向终结了。与此同时，现代和后现代提出了关于语言问题的多元方法，如解释学的对于文本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分析哲学对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和语用的辩析的方法，结构主义对于从语言结构到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描述的方法，解构主义对于文本自身的悖论的揭示的方法等等。
那么什么是我们所运用的哲学方法？对于我们而言，也许没有其它方法，而只有“无原则的批判”的思想方法。这听起来容易导致误解。它似乎是一种折衷主义和中庸主义，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模糊的不明确的思想态度。但无原则的批判强调的是：思想不从任何既定的原则出发，由此否定一切既定的立场、观点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先见、偏见和成见，而是从已给予的思想的论题本身出发，对论题进行批判。对于思想批判而言，已给予的论题首先就是语言现象，或者是已说出的话语，然后是语言所揭示的思想和存在的问题。无原则的批判强化了哲学的批判本性。批判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否定，具有一种消极的意义，而是区分和划分边界。边界是一个事物的起点和终点。正是在边界上，一物与它物相区分而成为其自身，获得自身的规定。同时通过边界的变更和游移，一物与自身相区分，而获得自身新的规定。作为划分边界的批判，它就是区分存在与虚无、真实与虚幻、显现与遮蔽等。这使批判自身具有两重特性，一方面是否定性的，是解构，另一方面是肯定性的，是建构。由于思想的否定和肯定的同时进行，批判在根本意义上是生成性的，因此是思想的发生。
一种作为批判的哲学具有普遍性适用的主张，它除了对自身进行批判之外，还对自身之外进行批判，因此对于一切都进行批判。这样批判哲学的范围包括了三个方面：语言批判、思想批判和现实批判。哲学的所在之处是语言的领域，无论是批判自身还是批判的对象都是语言的战争。因此批判哲学首先的任务就是给语言的划界，指明它到底说出了什么？即语言是否是有意义的，以及有何种意义？在语言基础上，哲学批判要进行思想批判。思想的现实表现为已思想的，它是各种学说、体系和主义等等，同时它也呈现为日常的各种想法和说法。对于思想的批判在于揭示其建筑学结构，检查其基础是否牢靠，其结构是否矛盾。通过语言和思想的批判，哲学最后必须进入现实批判。哲学的现实批判才是哲学自身的真正完成和实现。现实作为人的生活世界、作为社会的存在整体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方面的发展。哲学的现实批判的根本任务就是指出现实的真相，分析其问题，并提出可能的道路。
对于中国当代思想来说，值得思考的问题许许多多。但究其根本，大致有三：其一，虚无主义，它否认了存在的基础和目的；其二，技术主义，它将人和万物技术化。其三，享乐主义，它使欲望变得没有规定和没有边界。面对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哲学能有何作为？哲学只是思想，它除了批判之外无所作为。但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认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而是要为他们区分边界。因此在我们的批判哲学看来，一方面要抛弃存在之外的任何根据，另一方面要给存在自身建立根据；同时，一方面要让技术改变和改善我们生存的手段，另一方面要让自然自在自得，如其所是；最后，一方面要使欲望不断解放自己，另一方面却不要让它成为了贪欲。
当代哲学除了批判，此外无他。因此从事哲学就是行走于边界并逾越此边界，这个边界是语言的、思想的和存在的。
1 参见海德格尔《论思想的事情》，61-63。尼迈耶出版社，图宾根，1988。
[i] 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2-5。尼迈耶出版社，图宾根，1987。
[ii]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34-39。尼迈耶出版社，图宾根，1993。
[iii] 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36。美纳出版社，汉堡，1993。
[iv] 参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 1005a，87，雷克纳母出版社，斯图加特，1984。
[v] 参见我的《无之无化》，45-50。上海三联书店，上海，2000。
[vi]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708，633。美纳出版社，汉堡，1993。
[关键词]名实关系论；王弼；言意之辨；语言的空观；无言之美
对于魏晋时期学术思想，后人或以清谈误国批评之，或以风度雅致赞美之，褒贬不一。然而，上自汉末下迄南北朝统一，玄风大盛，学术思想的自由解放、往复辩难的气息浓厚，对于语言的哲学反思继先秦、两汉之后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诸如名实关系论、言意象之辨、“理胜”与“辞胜”之辨、佛经翻译中的“格义”和“合本”等关乎语言的哲学论辩层出不穷。这一时期语言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的也有工具论的，既有认识论的也有境界论的。本文将分别从语言，政治、实在，翻译和文字训诂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一、正名主义——从名实论到名理学
葛瑞汉曾经认为，中国语言哲学关注的主要不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实相符问题。把握名实关系，不仅仅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语言观的一条主线，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观的一把钥匙。名与实，在先秦名家和墨家那里，一般被规定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即作为共相的名称、概念与其所指称的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但是汉魏时期的名实关系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已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或逻辑学问题，而主要是一门如何认识、选拔、使用和评价人才的知识论和政治学。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品鉴的名实，它主要关注人才的流目品题与实际才能之间的关系。二是才性的名实，主要研究人的才能与德性的离、合、同、异关系。它的兴起与曹魏时期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三是律学的名实，它主要研究的是官职的权责关系，以便进一步“参伍形名”——综合比验官吏的实践效果与法规的文字规定之间的对应关系。
魏晋士人在“清谈”或“谈坐”这一学术社交活动中，十分讲究逻辑、修辞技巧，尤其是对辩论的技巧方法有着高度的自觉。所以，清谈其实就是一门关乎语言技艺和思想历练的活动。徐干在《中论·核辩》中指出，“夫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表明辩论的目的是辩明义理而非卖弄语辞，应该遵守“在彼犹在己”的原则，以求得以理服人的效果。刘劭亦在《人物志·材理篇》中认为，“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指出真正的辩论不能以辞害意，应该以辩明物理与人伦之定则为目的，看重的是言辞意义而非言辞的逻辑规则。绝大多数魏晋士人与徐、刘一样，皆对运用形式逻辑进行诡辩的方法持排斥态度，视诡辩为纯粹的游辞和狡辩。这是因为诡辩固然可以使人关注到词与物的关系，不过极有可能将人类认知引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困境，对人类追求理论知识的真确性构成了威胁。该时代的人们只偶然会提及先秦名学论题，如西晋鲁胜《注墨辩序》便对名家予以了高度评价，然鲁胜又说：“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这表明先秦名家的语言逻辑学传统几成绝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之自觉大都集中在了如何超越语言的形式性和有限性上面，阻碍了增进语言与逻辑工具之细致严密性的努力。
二、言意之辨与语言的功能问题
与魏晋南北朝士人从语言逻辑转向形上玄思的趋势恰恰相反，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通常是以拒斥或悬置形而上学为口号的，认为形上玄思才是对语言的误用。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曾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他要求人们老实承认形而上学的东西不可言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传统思维虽然承认形而上学超出了语言的范围，不过却一直致力于“说不可说”的思想任务。
魏晋士人以深受老庄思想浸润的王弼(公元226年一公元249年)为代表，采取了与先秦道家语言观相近的立场，不仅认同“得意忘言”，而且认同“得意忘象”。王弼空前重视超越于语言和形象之上的“意”，是义理派易学兴起的关键人物。王弼《周易略例》所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是说从理性言诠和经验直观中类推出来的意理，乃是对理性与经验的融合与超越，是超绝言、象的。“意”在这里，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不属于特定之物的理”——物理，而应该理解成认识主体通过卦言与卦象所表达的物理中所可能得到的启发或感悟。与物理相对，我们可以将这种由人的启发或感悟的东西统称之为“心理”或“意理”，包含了对于物——我关系的把握取舍与价值判断。
结合王弼的《老子指略》来看，“意”的超越性与“道”的超越性有相似之处，都是终极而超越的，具有“无形无名”的特点，既超越形象亦超绝语言。反过来说，形象与语言皆由于其有限性，而无法表诠终极、无限、全体之道的，正所谓“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语言之所以存在局限性，王弼的理由是“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名言皆有所指，然由于其所指皆为有限、具体的事物，对于无所不指之道是无能为力的。不仅于此，称谓皆有所诠，然由于其所诠皆为事物某个或某些方面的属性，对于事物的真正本质是无法穷尽的。因此，王弼所说的“意理”是更接近于一种终极体验和人生境界，要么是一种整体，要么是一种个人性的经验，而语言表达是分析性的、公共性的，故“意理”本身是不可说的。王弼“言意之辨”的焦点，并不是在说明思维——语言——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意在界定物我关系，以此来解决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应该采取何种生存方式的问题。因此，王弼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语言本体论和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是始终坚持了工具主义的语言观。可以说包括王弼在内的大多数中国思想家，都强烈质疑用语言文字来充分表诠终极义理的可能性。对“道”的终极体悟要求人们越过词与物的鸿沟，使人与物直接共处，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王弼对终极本原的体悟，使得他的语言哲学思想既重视了思想的主体，又暗含了超出其主体自身之外，具备了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现代思维模式的特征。
嵇康(公元223年一公元262年)也认识到了语言的有限性。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明确指出了名言只是标识事物的符号，存在形式性与地域差异性，本身并不具有实在性和绝对普遍的意义。嵇康还分析了“言”与“心”的关系，亦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主张“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认为主体心智并不受所言、所言之事物的限制，而标识事物的语言亦不足以表达人的主观意识与心智感受，强调了语言的局限性及思维主体的自由特质。在语言工具论这一点上，嵇康与王弼等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与当代解释学所坚持的语言本体论观点——思维就是遣词造句的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得意忘言式的语言工具论，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思想的主流，也是以后历代语言思想的基调。但是也有特例。这一时期的欧阳建(?一公元300年)则明确地提出“言尽意论”。欧阳建认为，语言指称实在，指即其所指，名言不可能指称不存在的虚无。既然语言代表了实在或者就是实在，那么反过来说，欲想了解世界则可以通过研究语言来实现。这既是语言实在论又是语言本体论。但是，在工具主义和功能主义盛行的中国语言哲学思想传统中，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将语言看成是一个指称和表意的工具，既没有把语言看得与实在同等重要，也没有把语言看得与思维同等重要。欧阳建虽然提出了言能尽意的观点，但他对语言本体论视角其实也是持排斥态度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显示出“言尽意论”自身内部难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难题——本意是为了重视实在，却可能不得不与重视实在一样去重视语言。至于名言能否表达实在之外的东西，如王弼所说的“意理”，欧阳建没有明说。他将言意之辨的焦点完全集中在名实关系上，属于认识论的领域，因而与先秦墨家名实论有某种内在联系。他没有直接触及到王弼所关注的言意问题的实质，可以说他的“言尽意论”并没有驳倒这一时期主流的“言不尽意论”。
三、文字训诂与经典解释
语言文字是随着时空条件的转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与地域性特点。历时性的语言固化为文字，思想固化为经籍。而作为经籍研究主干的经学在汉代如日中天的时代过去之后，随即跌入低潮。魏初荀粲曾说：“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经典文本的神圣性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对于如何对待和阐释经典文本则涌现出新的观念，就阐释学的方法论而言，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堪称魏晋南北朝时解释经典文本的主要范式。在魏晋人们看来，经典文本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其本身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阐释者透过文本而与自身的经验和理性相契合、相贯通。因此，经典文本不仅应向历史开放，也应该向当下(主体经验)开放；对文本的阐释与其说是一种还原，不如说是一种创造。这就是说，经典具有历史性的同时，还更应具有时代性。这与现代解释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这样一来，魏晋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语言文字“非自然一定之物”，反对“前言”的绝对性与神圣性。嵇康在两种基本的经典阐释方式——“借古义以明之”与“多恃前言以为谈证”之间，选择了前者。他固然承认经典文本对个人认知具有借鉴、印证和启发的作用，但他更为强调主体经验所得乃是了解自然之理的前提基础。否则，正如其所言，“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对于经典文本的阐释只能越来越繁琐空洞，愈来愈远离个体的生存经验。魏晋玄谈的主要对象是“三玄”，即《易》、《老》、《庄》，相关的注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都侧重注释者对文本哲理层面的发挥，而非文字的疏解。另外，在南朝经学、玄学和佛学的讲解与互动过程中，出现了登座讲经的义疏或讲疏这一注释经典的新形式，其主要内容是对经典文本及前人传注解释的再解释和疏通，以期更准确地理解经典原意。在唐代统一经典文本及其注疏出现之前，无论是注释还是义疏都是比较自由的，可以综核诸家，参以己意做出裁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字训诂是经典解释的基础，虽非直接与语言哲学有关，但却包含了语言哲学的一些要素。中国文字是以“依类象形”为基础的象形文字，它同时包含了音、形、义三个要素，掌握字音、字形是了解字义的基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文字三个要素的态度是有着不同侧重的。早期的文字观，得益于对汉代经学的反动以及“得意忘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般较为看重文字音、形要素背后的意义。南北朝末期则开始出现重视文字音、形要素的呼声。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已经指出了通晓文字(尤其是字形、字音)对于经典解释的重要性。他不再一味强调经典义理的发挥，转而重视起对文字的音、形、义的知解，正预示着一个和解释经典密切相关的新型语言文字观的出现。
四、文学与翻译中的语言哲学问题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与语言哲学思想之间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得意忘言”式的语言工具论思维，才会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度发达的文学艺术传统。无论是陆机的物——文——意问题，还是刘勰的物——辞——情问题，与魏晋言——意——象之辨显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哲学背景。刘勰说：“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文章以“述志为本”，明确表明他坚持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语言文字以得情、得志、得意为最终目的，一旦实现了这一最终目的，语言文字本身随之消融在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中。由于整个时代都倾向于用文学语言来表达自我情感及作家个人的自由意志，张扬了“诗言志”的传统，使得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显示出性灵、隽永和自然的独特风格，并最终指向了无言之美、无言之意境。
【关键词】语法/语言的使用/哲学的方法
【正文】
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发生在1929年秋天至1936年，也就是他从奥地利南部小镇重返剑桥后直到开始撰写被看作他后期代表作的《哲学研究》。由于这段时间比较长，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做“转折时期”。维特根斯坦在这段时间逐渐思考和形成他以后的主要思想，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并向学生们阐述了他的主要观点。他在这段时间写下的笔记在他嗣后被整理出版，他的讲座笔记也被他的学生们整理出版。这些著作主要包括《哲学语法》（1974）、《哲学评论》（1975）、《兰色和棕色笔记本》（1958）以及三本讲座笔记《维特根斯坦1930—1933年讲座笔记》（1959）、《维特根斯坦1930—1932年剑桥讲座笔记》（1980）、《维特根斯坦1932—1935年剑桥讲座笔记》（1979）等等。此外还有十卷手稿和近800页的大打印稿（Big Typescript）， 其中许多内容已经被收入上面提到的几本书中。在这些著作中，维特根斯坦明显地开始放弃《逻辑哲学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改变了他对逻辑、思想、命题、世界、事实等主要问题的看法。
由于这段时间属于维特根斯坦思想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的过渡阶段，因而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对此给予专门的注意，只是把它看作维特根斯坦放弃前期思想的准备阶段：认为他在这段时间里所做的大量笔记以及讲座或者是他后期思想的一部分，是为写作《哲学研究》所做的准备工作；或者是他后期思想的雏形，因而多少还有些不成熟的看法。
但这种观点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哲学研究》的写作开始于1936年，而早在1929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在这长达近7年的时间里，维特根斯坦的思考从未停止过， 他所留下的大量笔记就是最好的证明。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哲学评论》、《哲学语法》等著作中表述的思想与《哲学研究》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就向我们表明，通常被看作的他思想的转折时期绝不简单地是从前期到后期的过渡，而是有其自身的思想特征，并由此使他在这段时间的思想与《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思想区分开来。因此，我们有理由把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的这段时间称做“中期”，区别于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前期和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后期。而他的中期思想代表作就是《哲学评论》、《哲学语法》、《兰色和棕色笔记本》以及其他的讲座笔记。
作为思想发展的中期，维特根斯坦在这段时间的哲学思考的确兼备他前期和后期思想的特征。一方面，虽然他已经意识到《逻辑哲学论》的错误，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其中的某些主要观点，例如在《兰色和棕色笔记本》中还基本上坚持对理想语言的看法。所以，维特根斯坦的中期思想还保留有《逻辑哲学论》的某些痕迹。但另一方面，既然他已经看到自己前期思想的错误，因而修正这些错误自然就成为他现在着手的工作。而其中最大的修正就是他整个视角的改变，也就是说，从逻辑的、形而上学的、独断的、理想的世界观转向了日常的、经验的、心理的、现实的世界观。毫无疑问，这种转变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展中是根本性的。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完全走进经验的日常语言领域，没有以纯粹的语言游戏者的身份使用语言，但他毕竟看到了逻辑语言的世界观存在的问题，因此试图从通常的哲学观念中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不仅如此，既然作为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独立阶段，维特根斯坦在这段时间里的思考就有着不同于他前期和后期思想的特点。譬如，《哲学评论》明确提出命题的意义与命题使用者有着密切关系，而不是取决于命题与事实的关系；《哲学语法》则把语法问题与现象学方法联系起来，用现象学的还原解释语言使用的过程。这些观点在《哲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发挥，当然也不可能出现在《逻辑哲学论》中。
一
在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的中期，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哲学性质的思考。当他彻底抛弃了早期的哲学观后，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如果哲学既不是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是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那么，哲学究竟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在1933年前后曾在笔记和讲座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其中有些思想最终发展成为他后期的哲学观。这里，我们主要根据维特根斯坦在1933年写下的题为“哲学”的笔记和他给学生所做的同名讲座，清理一下他在这个时期对哲学性质的基本看法。
在题为“哲学”的笔记中，维特根斯坦开篇就表明了自己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看法：“哲学的困难不是科学上的理解困难，而是态度变化上的困难。意志上的抵触必须抛弃。”（〔1〕，p.161）对此，他进一步解释道，哲学并不会导致我们放弃任何东西，因为我们没有放弃谈论事情，但我们抛弃了谈论无意义的文字组合。在另一种意义上，哲学又需要一种放弃，一种情感上的放弃，而不是理智上的放弃。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或许正是哲学对许多人来说感到困难的原因。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工作就如同建筑一样，实际上更是一种对这种工作者自身的折磨，一种对他自身观念的折磨，一种对他认识事物方式的折磨。这种折磨表现为对语言的误用。例如，在传统的西方哲学家看来，知识领域存在着两类问题，一种是基本的、重要的、普遍的，另一种则是次要的、偶然的，但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知识领域并不存在所谓重要的、基本的问题，因为一切认识都基于认识者当下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所以，把“重要的”或“基本的”等这些形容词用于说明“问题”一词是不恰当的。由此，维特根斯坦提出，哲学表明了语言的误用，或者说，哲学就是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
把哲学的性质归结为语言问题，这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此时的创造。弗雷格和罗素都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哲学问题只能还原为语言问题才能得到回答。《逻辑哲学论》同样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对命题意义的澄清。但现在，维特根斯坦不仅把哲学完全看作是语言问题，而且认为哲学的产生正是由于误用了语言。所以，哲学研究其实应该是一种语言研究，即对语法现象、命题意义、语词使用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又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学，而是强调我们通常误以为正确的语言用法与它们的实际用法之间的区别。他写道：“如果我修正一个哲学错误，说这就是人们一直认为的方式，我就总是在指一种类似（我总是必须指一种类似……），并表明这种类似是不正确的。……我总是必须指一种人们一直想到的类似，但人们并没有把它看作一种类似。”（〔1〕，p.163）所以，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家总是竭力想要找到恰当的词，使得我们能够用这些词去掌握那些完全融入我们意识中的东西，这就像是一个人的舌头上有一根头发，他能感觉到它但却抓不住它，所以他也就无法弄掉它。这样，哲学家的工作，就变成总是毫无效果地向人们提供无意义的说话方式或命题等。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地把哲学研究看作是一种语法研究。这种思想在他写于1933年的这篇笔记中就已经出现了。他在笔记中写道：“哲学的方法即语法事实或语言事实的清晰表现。”（〔1〕，p.171）那么，语法研究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在维特根斯坦看来， 因为语法研究就是对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研究，这种研究能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确地使用语言的方法。而这种语法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语言从形而上学的用法中回到它们日常的用法中。例如，赫拉克里特所说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就是错误地使用了日常语言，因为根据我们的日常用法，人们是可以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的。再如，同一律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基本规律，但由于“规律”这个词本身是无意义的，所以，同一律也就失去了通常认为的重要性。所以，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可以把语言称做是根本的，在这种意义上，语法研究就是根本的，即是它自身的基础。”（〔1〕，p.169）但维特根斯坦同时指出，这种语法研究不同于语言学的研究，例如语言学关心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我们所发明的语言，但这里的语法研究却并不关心翻译问题，而是强调一种语言的通常用法。同时，这种语法研究也不讨论所谓的语法的本质，而只是把人们通常使用的某个东西称做语法而已。因此，他写道：“语法的重要性就是语言的重要性。”（〔1〕，p.171）
维特根斯坦在这个笔记中的一些说法后来被他收入到《哲学研究》中，如“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而收集提醒物”、“哲学不干预语言的实际用法；它最终只是描述这些用法。”等等，当然在具体的表述方式上略有不同。但在1932－1933年的讲座中，维特根斯坦谈到哲学的性质和工作时却主要地和直接地是谈语言和逻辑问题。
他在讲座的开始就表明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我要从我们的讨论中排除由经验回答的问题。哲学问题是不能用经验加以解决的，因为我们在哲学中谈论的东西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有用的事物。哲学上的麻烦出自对规则体系的观察，出自看待并不适合它的事物。这就像是前后观察一个树桩，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我们走近一些，记住规则，会感到满意，然后又退后一些，就会感到不满意。”（〔2〕，p.3）正是由于经验会给我们提供与事物的本来面貌完全不同的东西，造成我们认识事物的错觉，所以，维特根斯坦强调用逻辑的方法研究语言问题，因为逻辑告诉我们的只是我们在通常情况下使用语言的规则，其中不涉及使用者对语言的不同的经验的理解。当我们一再看到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用法比做博弈时，我们能够理解他其实强调的是规则，语言用法的规则就如同下棋的规则。
他在讲座中明确指出，语词与棋子极其相似：知道怎样用一个词，就像是知道怎样移动一个棋子。那么，下棋的规则是怎样用于玩一盘棋的呢？就是说，玩一盘棋和在棋盘上随意移动棋子究竟有什么不同？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两者当然不同，但他所想强调的是，知道如何使用棋子并不是在进行游戏时的一种个别的心理状态。这就是说，词的意义是由使用规则确定的，而不是由赋予这个词的情感所确定的。所以，维特根斯坦把“如何使用一个词？”和“这个词的语法是什么？”看作是一个问题，它强调的是使用语词的语法规则。我们由此就可以理解，尽管维特根斯坦从他思想发展的中期开始强调语言的用法，但他并不是把自己的视角限制在经验上的各种实际用法，而是把语言的用法看作遵守规则的过程。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讲座中明确地指出，当我们说语词的意义是由它的用法确定的时候，这并不是说任何某个具体的使用都可以用来确定这种意义，而是说它是由所有的使用规则确定的。这样，对意义问题的关心自然就变成了对语词用法规则的逻辑研究。维特根斯坦说道：“逻辑如同物理学那样是从前提进行推论的。但物理学的最初命题是习以为常的经验的结果，而逻辑的最初命题则不是。要区分物理学的命题和逻辑的命题，决不仅仅是得出诸如实验的或自明的预见，而且必须表明，其中的一个是遵循着语法规则而另一个则没有遵循这样的规则。”（〔2〕，p.4）
可见，在这时的维特根斯坦看来，把哲学研究看作语法研究，理由并不在于强调语言的实际用法，而是强调语言用法的一套规则；只有语词的完整使用规则才能够表明语词的意义，所以，与他的后期思想不同，维特根斯坦在这个中期思想中仍然重视逻辑分析的使用：事实上，在他这段时期的笔记和讲座中，他大量地使用了逻辑的推论来证明哲学研究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研究，这与《哲学研究》中更多断定而少于推论的思想有所不同。这也表明维特根斯坦的中期思想与他后期的所谓成熟思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二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笔记中曾用一个故事来解释他对哲学方法的理解：有一个人听说船锚是由蒸汽机拉起来的。他只是想到用来开船的那种蒸汽机，也就是蒸汽船用的那种蒸汽机，但他并不知道他所听到的蒸汽机是什么样的。后来有人告诉他，用来拉船锚的蒸汽机并不是蒸汽船用的那种，而是在船上用来绞起船描的另一种蒸汽机。那么，他不清楚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按照后来人解释的那样，他就应该很容易地理解在船上可能还有另一个蒸汽机；但这却并没有完全消除他对蒸汽机的疑虑，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蒸汽机就应该是用来开船的而不是用来拉船锚的那种机器。这表明，由于不明真相而产生的疑虑并不会因为增加或减少了某个概念而得到消除。如果他说，“这里一定有错”，那么人们就会说，“你并不是指我们所说的那种蒸汽机”，或者说，“你说的‘蒸汽机’并不是指活塞引擎”。（〔1〕，p.171）维特根斯坦用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哲学问题正像这个人对蒸汽机产生的疑虑一样，是不能用某个一般的、普遍的概念理解来解决的。蒸汽机并不是只有一种，而用“蒸汽机”这个概念所指的机器也并不一定都使用活塞引擎；同时，哲学问题并不具有一个普遍形式，因而解决哲学问题也就不可能有某种公认的方法。
维特根斯坦还把哲学问题看作类似于某个社会的构成。譬如，人们走到一起构成了一个社会，虽然并没有任何书面的法规条文，但人们却需要这样的规则；的确，他们根据某个指示在聚会时都遵守某些规则，但这些规则却并没有被清楚地表达出来，也没有什么人去解释和说明这些规则。同样，他们把某人看作领袖，但这个人却并不一定坐在桌子的上座，也没有任何的标志。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社会似乎很难理解。于是乎，我们就会为他们整理出一套规则，把某个带有明显标志的人称做领袖，而把坐在他旁边的人称做秘书，并让其他的人分坐桌子的两边。但这样，我们在得到清楚的社会关系和规则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被自己限定住了。
维特根斯坦指出，其实，当我们用某种方式清楚地表达了或确定了人们业已遵守的某些规则后，我们就把自己带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行为是遵守了某些规则的，但我们的行为却并不是有意识地按照规则去做的；我们在没有清楚地表达这些规则之前，我们都会很好地遵守它们，可一旦我们得到了这些规则的清楚表达，我们却往往无所适从。例如，我看别人下象棋，就会知道棋子如何移动，但如果有人告诉我象棋规则但却不在棋盘上演示给我看，那么我仍然不知道棋子如何移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里的困难在于理解，确立一种规则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帮助。这就像哥白尼体系一样，在哥白尼没有提出日心说之前，太阳系里的一切天体一直都是围绕着太阳运转；而对日心说的解释却反而使人们对这种运转产生了疑问和不安。所以，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上的这种不安比喻成一个苦行僧痛苦地站在一个正在上升的重球上，其实他完全可以从球上跳下来，但却固执地站在上面。哲学的不安和痛苦也就来自人们不愿意放弃已有的观念和理论，并把这些观念和理论看作必须遵守的法则和经典。一旦像对那位苦行僧大叫一声“跳下来！”那样对人们说一声“放弃它！”，那么，哲学上的不安和痛苦也就随之消失了。
维特根斯坦还把哲学问题的解决比做打开保险柜的锁：我们可以拨某些数字或文字来打开保险柜，所以，只要是没有对准这些数字或文字，那么用什么力量都无法打开它，而一旦对准了，那么就连孩子都可以打开它。这表明，只要是对准了，那么无需任何力气就可以打开保险柜的门。同样，哲学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对准问题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人们认识或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通常所说的“世界观”。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是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相互的联系，这种方式表面上看似乎能够对我们理解未知事物有所帮助，但实际上却违反了我们的日常语法，也就是违反了我们日常的说话方式。例如，我们常常把某人的一个微笑看作是某种暗示或含有某种意思，因而我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释这个微笑，但这种解释却往往可能是南辕北辙的。这是因为我们是在物理学解释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解释的，把它看作是做出微笑的原因。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解释对我们正确地使用日常语言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使用语言时，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愿望或要求等等，无论我们表达得如何，一切都表现在我们的语言之中，如果要想知道在我们的语言背后还有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只有说话者才能明白，而当说话者把他所明白的东西说出来时，他说出来的同样仍然是语言本身。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在这里，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解释；相反，对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我们并不感兴趣。维特根斯坦写道：“哲学不可能干预语言的实际（真实的）用法……，不可能干预实际上所说的东西；哲学最后只能描述它。……因为它也不可能为它提供任何基础。它让一切事物都顺其自然。学习哲学实际上就是在回忆。我们记得我们实际上是这样来用语词的。语言或事物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方面由于它们的简单性和相似性而被隐藏起来了。”（〔1〕，p.179）
这些话后来被他收到《哲学研究》中，出现在第一部分的第124 和126节，但他在那里却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即“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第133 节）这与维特根斯坦写作“哲学”笔记时的思想有所不同，因为在他这时看来，与其他的问题相比，哲学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而解决的方法就是要重新排列我们的概念：“哲学问题就是意识到我们概念的无序，而通过排列我们的概念就可以解决哲学问题。”（〔1〕，p.181）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在思想发展的中期和后期对哲学问题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认识。
根据他在这里对哲学问题的认识，维特根斯坦提出，哲学的方法就应当是清楚地呈现语言事实，就是让语言事实按照它们原本的样子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描述我们对语言的具体使用活动。他说，“清晰的表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标志着我们的表述方式，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用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术语说，一种“世界观”。斯宾格勒。）”（〔1〕，p.175）维特根斯坦这里所说的“清楚的表象”（die Ubersichtlichen Darstellung）并不是指语言的清晰表达，而是指我们对语言活动的清楚观察，是语言自身的清晰显现。因为任何的表达都会面临着进一步的解释，但对活动的观察却是不需要解释的，只要我们清楚地观察到语言的实际用法，并且按照日常的用法使用语言，那么一切被认为是哲学上的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三
初读维特根斯坦时，我们往往对他的话不知所云，因为他在笔记中所留下的都是他随时随地随手记下的思想一闪念，在这些笔记当中并没有多少思想的连贯性，当然就更谈不上有逻辑上的论证。但如果读了他给学生所做的讲演，那么就会感到其中的思想发展脉搏是如何跳动的。《哲学研究》给我们的感觉是思想的随笔和风景画，这符合维特根斯坦笔记的特点，但在他的思想中期，特别是在他给学生们所做的讲演中，他强调了论证的重要性，并把论证的透明性作为哲学的最终目标。
那么，他所说的论证的透明性是指什么呢？我们在他的笔记中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在论证中不需要透明性的人就会落入哲学之中。”（〔1〕，p.183）反过来说，哲学的产生正是由于论证的不透明性，或者说是错误地使用论证的结果。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的产生并不在于它使用了论证，而是在于它的论证是错误的；同时，这种错误也并不在论证的命题及其逻辑关系上，而是在这种论证所使用的语言上：哲学的论证是错误地使用日常语言的结果，因而，这种论证不能看作是像物理学或逻辑上那样的真正的论证。
维特根斯坦用了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某人相信，他发现了对“生命问题”的解决办法，并试图由此证明一切都非常简单，那么，为了反驳这种看法，就只需要他想一想在没有发现这个解决方法之前的那段时间，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仍然在生活，而且仍然可能出现新的解决办法。这就像在逻辑中，我们无法提出任何论证作为对某个逻辑问题的最终解决。由此可见，没有什么论证可以被看作是终极的论证，同样，哲学上提出的论证往往以解决某个或某些问题为目的，这必然会使这样的论证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变得毫无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写道：“哲学的目的是在语言停止工作的地方竖起一面墙。哲学的结果是揭示这个或那个明显的胡说，是理解在碰到语言的界限时头上起的肿块。这些肿块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发现的价值。”（〔1〕，p.187）
从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对哲学性质的全新理解：在他看来，哲学非但不是由类似物理学或逻辑命题那样的论证构成的，相反，哲学的出现本身恰是错误使用这样论证的结果；哲学的论证和命题表面上看类似于物理学或逻辑的论证和命题，而且事实上，它们也正是以后者为模式的，但这种学习模仿却是非常拙劣的，因为物理学和逻辑的论证是以经验观察或自明的公理为前提的，而所谓的哲学论证却是以自以为是的真理为前提，并总是把这种论证的结论看作是对某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这种论证在日常语言中显然是无法理解的，而且实际上，当我们在使用语言时，往往我们并不会提出或接受这样的哲学论证。所以说，只有当语言停止工作时，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没有正确使用语言时，哲学才会出现，才会有所谓的哲学的论证。从这种推论中，我们自然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哲学完全是我们误用语言的结果，因而哲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就应当是消除对语言的误用，由此就消除了哲学本身。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这番消解工作在后现代哲学中得到了回应。无论是罗蒂的后分析哲学还是德里达的解构方法，无一不是从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这番消解中得到启示。与维特根斯坦相比，罗蒂的工作不仅消解了哲学，而且使整个西方人文学科都处于同等的地位，从而彻底摧毁了西方文化的基础主义观念。与此同时，德里达的解构方法使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从根子上就存在的缺陷，逻辑中心主义的顽症和形象思维的先天不足，造成了西方文化的畸形发展。
我们相信，从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消解及其对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中，我们绝不会得出哲学就要寿终正寝的结论。然而，这种极端的看法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矫枉过正的角度。作为对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维特根斯坦，他对哲学的这番消解难道不值得我们对自己的哲学理论观点以及研究方法做出重新思考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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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Wittgenstein，Wittgenstein's Lectures Cambridge，1932-1935，ed.by Alice Ambrose，Totowa:Rowman and Littlefield，1979.
[3] 江怡：《维特根斯坦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
哲学语言学的基本内涵
由于哲学与语言的特殊关系，这对概念的区分并不容易。关于语言哲学和哲学语言学，很多学者的表述十分模糊，令读者不知所云。有意思的是，这种思维的混乱正是语言表述的繁杂所导致，与哲学的语言转向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哲学和哲学语言学产生了很大的交集，甚至难分彼此。潘文国教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归纳出七个主要术语:语言学哲学(PhilosophyofLinguistics)，语言哲学(PhilosophyofLanguage)，语言概念哲学(LinguisticPhiloso-phy)，为哲学的语言学(LinguisticsforPhilosophy)，哲学中的语言学(LinguisticsinPhilosophy)，哲学家的语言学(Philoso-pher’sLinguistics)，哲学性的语言学(PhilosophicalLinguis-tics)。［4］96－98前五个术语可归入语言学哲学，后两个术语则可归入哲学语言学，而哲学语言学和语言学哲学可统一纳入宽泛的语言哲学名下。潘教授的梳理固然清楚，但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不明就里的读者甚至认定哲学语言学只是语言哲学的一个分支，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区分办法，就是确定二者的学科研究主体。语言哲学是哲学家的研究范畴，落脚点和中心词是哲学，它着重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旨在解决哲学问题。而哲学语言学则是语言学家的研究范畴，其落脚点和中心词是语言学，是从哲学的角度认识语言本身和加强语言理论建设。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哲学语言学是以哲学为出发点和切入点，来关心语言和语言学的问题，换言之，哲学语言学其实就是对语言和语言学的问题进行宏观的哲学思考。之所以鲜有语言学家或哲学家明确指出过哲学语言学的具体研究内容，不能不说是与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强大弹性有很大关系。的确，哲学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虽然可以比较明确的加以界定，但其哲学思考的过程较为缓慢，往往是在经历长久的错误之后才得以确定。潘教授指出，这种宏观的哲学思考通常具有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等四个特点。［4］101－102首先，它关注的是事物的本原，而非细枝末节或者局部问题，甚至也不是一般理论问题。对所从事研究的对象从本原问题上进行思考，这是哲学思考的本体论，才是真正的哲学的思考。其次，它表现为一种怀疑精神。如果说“哲学思考”的第一要义是探索本原，则其第二要义便是敢于怀疑、善于怀疑。这可以说是哲学思考的价值论。再次，它更看重的是思考的过程，要求对研究对象方方面面进行思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只提出问题而不求其解。这便是哲学思考的方法论。最后，哲学思考的真正含义是“永远不要企图穷尽真理”，就是要把任何研究成果仅仅看作暂时的阶段性的结论，而绝非“终极真理”。这是哲学思考的认识论。
中国语言学家的历史任务
中国现当代的语言学研究，恰恰缺乏这种哲学层面的理论思考，从而在理论引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世界语言有三大传统:印度传统，希腊传统和中国传统。而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成熟语言之一的汉语，迄今为止却没有得到过普通语言学的真正重视，所谓的普通语言学也只是在对印欧语系进行语言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不能不说是语言学界的一大憾事。深究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20世纪以来的中国的语言学家以批判、放弃传统为代价。无视中国传统，千方百计将汉语强行纳入到西方理论框架不仅不可取，甚至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为界，在此之前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是以小学为代表的。《马氏文通》一百年以来的汉语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语言理论引导下进行的。马氏之后，汉语研究的格局彻底改变，传统的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通通退居次位，语法则一跃而成为语言研究的绝对中心。《马氏文通》虽然使汉语研究进入现代期，却也将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引入了歧途。百年后的今天，外语界学者大都从事外国理论的贩运，以舶来学说研究语言问题。汉语界学者因为语言障碍，大都运用二手的外国理论对汉语事实进行很多情况下虽然详尽却无补实用的描写和分类。古代汉语界则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方法守着古书堆过日子，而除西方人开发过的音韵学以外，基本上与外国理论不相涉。［5］101－102这样的后果是，搞外语研究的人言必称西方理论，而对汉语研究丝毫不感兴趣。搞汉语研究的人则穷尽所能地证明汉语同样适合各种西方语言学理论，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将汉语纳入到普通语言学的正统。搞古汉语研究的人虽然顾及了中国的语言学传统，却不能让自己的研究和西方语言学理论进行任何对话。所以，中国的语言学家其实背负着两个传统:古代以训诂学为中心的小学传统和一个世纪以来以语法学为中心的西方理论研究传统。［6］116我们既要尊重自己的老传统，又要尊重一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既重视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挖掘和整理，也不排斥西方理论的借鉴和参考，本着哲学语言学研究的精神，建设一个对汉语具有普遍解释意义的新的语言学。这是历史赋予中国语言学家的崇高历史使命，也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想建立真正的普通语言学，实现洪堡特提出的“总体语言研究”的目标，汉语研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要想把汉语真正纳入到世界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框架，只是一味地追随和附和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套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和研究汉语的道路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中国百年来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之路很好地说明了一切。哲学语言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对比语言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要走汉外对比的路子，就是要从汉语出发，从语言事实出发，来和外语进行对比，这样就容易看到汉语的特殊点，找汉语的组织规律，才能总结正确的汉语规律。也只有找到它们的差异之后，才能够更好地看到不同语言作为人类语言的共同点，并以此来丰富和发展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普通语言学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穆正礼 单位：大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汉代经学；唐代经学；语言哲学
我国经学滥觞于先秦，而兴盛于两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合称为《六经》始见于《庄子·天运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六经”的整理、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并逐渐发展了对经书内容阐释研究的治经之学，形成“经学”。在汉代儒生的推动与影响下，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诏令置五经博士。除《乐经》外，五经皆列于学官，经学正式成为汉代官方哲学，影响深远。至唐建国，孔颖达等人奉敕撰定《五经正义》，成为唐宋明经取士的定本。至此，经学进入“经学统一时代”(皮锡瑞语)。之后，列为经书的典籍屡有增加，到宋明最终定型为《十三经》。经书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权威地位，历代学者对经文的注疏诠释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涵丰富，姿态各异。经学里面包含了众多的考证阐释、文字音韵、名物训诂等属于语言学领域的内容和语言哲学的思想。在此，我们对汉唐经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语言哲学思想作一简要论述。
一、两汉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在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有经今古文之争。经学今古文之别，首先表现在经书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对此前人多有研讨。本文仅以此为背景，进一步探讨两汉经学中的语言哲学问题。
(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经今文学派重视通经致用，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政治功利性较强。其对经义的诠释偏重于义理探究，重视对名实关系的探讨。董仲舒的“深察名号”理论是其代表，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正名理论的继续。其中所揭示出的语言哲学思想大体上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辨析名、号之异同及其形上意义。董仲舒所说的“名”、“号”都是指语言学中的“概念”。他认为，名号都源于圣人所造，因而都具有传达天意的功能。《深察名号》云：“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但他又认为与名相较，号所指的对象的范围更大，意义更抽象，号与名之间颇存概念的种属关系意谓。他在同篇指出：“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物莫不有凡号，号莫不有散名如是。”董仲舒在此对名号作的定义和区分，其目的是通过对名号的分析进而理解名号背后所传达的天意，以探讨天人关系、寻求治乱之道。其名号理论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意图。
2思考语言的功能与作用。董仲舒认为名号能达天意，把语言作为沟通天人之间的重要工具。并且又说：“天不言，使人发其意”。董仲舒此处所说的人是指圣人，因为他曾经说过：“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通过一番论证的转化，“鸣号而达天意”，实际成为“鸣号而达圣人意”。语言的达意功能在这里一方面被神话，另一方面也被限制，因为这里的名非指一般日常语言，其所达之“意”也被董仲舒限定为上天、圣人之意。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的传情达意功能董仲舒则没有给予多少关注。
由于名具有“达天意”的特殊功能，因而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循名以得理”。《深察名号》篇又说：“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又说：“随其名号，以入其理，则得之矣。”董仲舒在此表达了对语言与真理的关系的认识：名的内涵包含了真理，故可以作为标准来规范、要求具体事件，达到“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时名所蕴含的真理，不是在表面地、直接地呈现，而需要“深察名号”，即通过对概念内涵的深入分析从而获得名的内在之理。这样名又成为了认识的对象和获得真理的中介。
3探索了语言的起源和本质。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名之所以具有特殊功能和重要作用，是因为正确的“名”与天地相联并表达了圣人之意的符号系统。如董仲舒说：“名号之正，取之天地。”而且，名还代表了圣人对事物本质的真实准确的认识，因而正确可信，具有权威性、正当性。他在《深察名号》说：“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再者，在《实性篇》，董仲舒还指出：“名者性之实，实者性之质”，认为作为某一事物的概念的名，实际反映了该事物的本质。因此，名就不是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概念。董仲舒上述的观点实际触及到了现代的语源学思想。就语词的形式及意义的来源问题而言，董仲舒的语源学观点属于本质论，与荀子所持的约定论不同。关于语言意义是约定还是本质，中外哲人皆有论及，如古希腊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就记载了关于此问题的争论。尽管大多数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倾向于约定论立场，但当某种语言的约定关系在一定语言群体内部被接受后，也就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荀子·正名》也说过：“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因此董仲舒的语言本质论思想，亦有其合理之处。
4对语用问题的思考。董仲舒认为，名不仅具有“循名以得理”的抽象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境遇中还能发挥实际功能。在《深察名号》篇，他论述了正名、引名的问题，并指出“正名”的基础在于先辨物理，目的在于务求其真，如他说：“《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正名之后，名就具有了审是非的效用：“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而其具体运用在于而“引名”的作用在于循名责实，如他说：“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董仲舒虽然主张通过“深察名号”以达天意，但他不否认还通过观象、察物等其他途径亦可以探求天意，明察天道。他曾经提出的“灾异”、“谴告”等学说，并发展成为两汉的谶纬之说，说明董仲舒意识到了语言达意功能的局限性，重视用观象的方法加以弥补，继承了《周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语言哲学思想。后世谶纬之说就是对其观象方法的运用和放大。两汉经学谶纬学说的流行，一方面表现了该时代今文经学家对语言文字的神秘化运用的倾向，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语言的认识能力与达意能力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是“言不尽意”思想的一种神秘化的放大。
(二)经古文学派在名物训诂过程表现出的语言哲学思想
两汉经古文学派重视名物训诂，学风朴实，考证性较强。他们兼通小学，讲求条例，取得了众多的训诂成果。训诂学的发达反映了此时名实关系问题内容的变化：西汉经今文学所说的“名”是指概念；实，主要指称“客观事物”、“客观原则”。而经古文学家所理解的“名实”问题的“名”则主要指书面文字，“实”则指“经书的原文本义”。先秦以来的“名实之辨”在东汉逐步转变为对名言关系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为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提供了思想基础。汉代古文经学训诂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随文释义的注释，一为通释语义的专书L2’(第12页)。前者有列于《十三经注疏》中的汉注六经，后者有扬雄的《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著作。这三部专书在方言学、文字学、语源学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学者指出，这三大名著的产生，就是语言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而在这些语言学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
汉人随文解经的注释义例包括众多的注释名称和一整套精确通用的训诂术语。其完备的义例反映了汉代经师明确自觉的注释意识以及他们回到文本本身，探求经典本义的求实态度和追求历史还原的哲学解释学思想。随经文释义的注疏，其核心内容是字句，但其根本目的是阐发经义，获得真理。汉人多以字句训诂为工具，把正确的语言解释作为通向真理的必要途径，而把书面语言的经典文本作为真理的来源。他们信任语言的达意功能，重视对语言内部机制的研究，以注疏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圣人之言的理解，进而表达自己对外部世界、社会现实的理解和主张。因此，汉代经师的解释学不是单纯被动地求古人之意、往圣之心，还在于通过语言研究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在貌似客观性的背后含蓄地表达自己的哲学追求。在汉人相当完备、精到的字句训诂与语言解释过程中，存在着古人之意与今人之意之间形成的互动和张力。众多的注释名称实际上是汉代经古文经师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理解经义，阐发思想的结果，因而在一个侧面体现了汉代经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实际应用，其中有些名称是汉人原创，代表了汉代经古文经师对经典的独到见解。如“笺”之体创自郑玄；又如“章句”，以之名书，也始于西汉，是汉代经古文经学家解经的新体式。其特点在于解释词句之外，再串讲经文大意，反映了汉人解经兼重文字训诂与义理阐发的特点，以及先明文字再通义理的方法论和语言哲学思想。这一研究方法与语言哲学思想被清代哲学家戴震明确地表述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语言哲学纲领，并对清代乾嘉学者人文实证主义方法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名实关系是汉代经学中语言哲学思想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先秦以来讨论的名实问题在前汉，被经今文学派用来探求天人关系，表现为概念(名)与原则(理)的相互关系；在后汉，在经古文学表现为名言关系，通过训诂以求道，对魏晋玄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汉代经学内部产生的谶纬现象恰恰以神秘的方式再一次论说了“言不尽意”的思想，是先秦以来的“言意之辨”的另一种继续。
二、《五经正义》的解经体例及其蕴涵的语言哲学思想
唐代经学是在历经近三百年的政治分裂，而造成南北学术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五经正义》是唐代经学的代表性著作，透过《五经正义》的解经体例、训诂成就可以发掘其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一)《五经正义》的解经体例及在解释学上的意义
《五经正义》采用的解经体例为义疏体，兼释经注，集诸家之说，有不同则断以己意。所谓义疏，就是疏通其义的意思。义疏体的来源，清人焦循认为来自郑玄，因为他创立了以笺体释毛传的先例。
义疏与笺体都是对经文的“再度诠释”。“再度诠释”的实质是语义实证，是对注释书中的字(词)的义训的再考据。这种再考据，既有解经的目的，包括对经文的义理的阐发，经文字句的补充说明等；也有解注的目的，阐发注文大意，考据注文文字，有时还要依经释注，甚至依经破注，但很少见。义疏体总的注释原则是“疏不破注”。《五经正义》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成为其重要的经学解释特色。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注与经一样成为义疏的释义对象，是义疏进行再度注释的前提，从而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义疏的功能。义疏的主要功能是疏通经注的意义，不是对经注进行批判的反思。既然疏不疑经，那么一般情况下也不能破注。而且权威的注与经之间往往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联系，作为一个思想整体得到接受，如果义疏随意破注，会造成对经义本身的理解混乱。义疏对以往文化传统持整体继承的态度，其思想的独创性不强，但在很多方面，对经注还是有所补充发明。正如焦循用“言不尽意，郑氏笺之”来解释郑玄对《毛诗》“再度注释”的合理性，义疏对经注的“再度注释”也在一定程度弥补了经注因为“言不尽意”所造成的文义不备以及校勘失误的缺憾15’(第392页)。而且经文、注文、经注三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意见扦格和矛盾之处，对此《五经正义》都竭力弥缝，折中权衡，实际上也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对经注作出创造性的诠释。
(二)《五经正义》的训诂成就
孔颖达等人撰的《五经正义》在训诂方面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就，其中较有思想史意义的是训诂学观念的初步形成。孔颖达在《毛诗·周南·关雎》疏中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犹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诂训之义，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在这段话中，孔颖达对训诂一词做了系统的理论阐述。
首先，他用“注解”这一概念来概括传统的“诂训传”的本质特征，这是对训诂学学科认识的重要发展。其次，在《毛传》中，诂、训、传是作为独立的单音词使用的。而孔颖达对“诂”、“训”、“传”三字的理解和使用上则有分用、合用两层。分用和《毛诗诂训传》略同，指的是三种解释故言的注释方式；合用，则是把诂训传作为一个抽象的、具有共同本质(即注解)的学科术语概括地提出来的。在这里，孔颖达将诂训作为一个复音词，一个学科术语使用，来概括包括《释亲》以下的解释学著作，认为“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再次，《毛诗正义》用“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概括训诂的对象，与之以前的语言学著作相比更加全面、准确，使训诂学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具备了语言哲学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