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9 08:59:11
新疆鞋面布开局获胜
芳婷与方群重组的新公司名为新疆疆渝纺织有限公司（简称疆渝公司），芳婷公司占有40%的股权；重庆方群公司与一位自然人吕明果各占30%的股权。公司注册资金一千万元。据芳婷公司总经理也是疆渝公司董事长的丁建新告知，为方便起见,新公司选址大约离芳婷公司不远，预计年内投产，年生产鞋面布1500万米, 专做军用、民工用帆布鞋，产值每年可达上亿元。
记者日前见到正在首府筹措新厂址的重庆方群公司也是新建疆渝公司双料总经理方义和另一位董事吕明果，这两位精明的渝商之所以千里迢迢追赶到新疆这个并不以纺织见长省区建鞋面布织布厂，主要是源于10年中新疆鞋面布在全国鞋面布市场的独领。
据方义告知，1993年，时任重庆织染厂总经理的方义，接手的是一个濒临倒闭的“重庆织染厂”，每月只能销售一个集装箱的鞋面布，约十几万米布。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当年仍属于新疆老八棉旗下的石河子织染厂的孟厂长结识方义，并恳请方义销售该厂生产的批量新疆鞋面布，孟告知方义，一米新疆鞋面布市场上可以挣0.1元。但是，由于当时新疆鞋面布并没有得到军用、民用帆布鞋企的认可，因此，尽管方义想尽办法，新疆鞋面布在市场上却无人问津。
正在方义燃眉之时，其在重庆帆布厂工作的战友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战友说这种用新疆鞋面布制成的军用帆布鞋在当时军用鞋展销会上色泽鲜艳，其质量均超出其他军用帆布鞋；在同一排军用帆布鞋中看上去更新一筹，故在展销会上被参会部队抢购一空，这说明新疆鞋面布的棉花质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方义的战友给方以高出其他鞋面布一元/每米的价格要求方义立即为重庆帆布厂供货，方义为此而惊愕。这不但把孟厂长给他厂的鞋面布一销而空，而且立即打电话向孟厂长追加新疆鞋面布。
在得此大单后，重庆织染厂也由原来每月一个集装箱十几万米鞋面布的销售量迅速增加到每月五个集装箱100多万米的销售量。之后，随着新疆帆布鞋在重庆的走俏，重庆的这股新疆鞋面布之风立刻刮向全国，一时间，新疆鞋面布以比同类产品每米高出两元的价格走红云贵川军用、民用帆布鞋市场。1998年，方义所在的重庆织染厂仅鞋面布销售额迅速增至5000万元。重庆织染厂与石河子织染厂也因此成了患难之交。
为了能长期稳定这个聚宝盆，方义专门与石河子织染厂重组了重庆石渝经贸公司，由石河子织染厂每年固定给重庆石渝经贸公司提供1000多万米的新疆鞋面布。再加上重庆织染厂每年自己用新疆棉纱织成的1000多万米新疆鞋面布的生产能力，这两个厂占有了全国鞋面布7000万米市场容量的近50%，这无疑给方义所在的重庆织染厂(后改名方群公司)和重庆石渝公司带来了滚滚财源。
纺织业老树发新枝
就在重庆、新疆两个厂家为自己的鞋面布在全国市场独占鳌头兴奋之时，2003年石河子八棉的破产打破了这个美梦。
2003年，农八师的石河子八棉正式进入破产程序。2006年，八棉进入拍卖程序。也就在这一年，八棉供给重庆石渝公司的新疆棉纱及新疆鞋面布全面断货，虽然方义费尽周折，想用陕西棉纱替代新疆棉来织鞋面布，但由于品质差之甚远，市场根本不认。
迫于无奈，方义带着三家重庆企业来到新疆老八棉所在地参与老八棉竞拍，竞拍的激烈争夺也正好集中在老八棉里尚能盈利的石河子织染厂。然而最后的结果，让方义等联手的三家公司没能如愿。
正在方义公司为失去这个原料供应优势基地准备打道回府之时，农十二师的有关高层与方义公司不期而遇。当得知方义公司痛失优质原料基地而又有着占全国50%的鞋面布市场之时，农十二师高层当即决定，以同样甚至更优厚的条件，促使其麾下芳婷公司与方义所在的方群公司梅开二度进行合作。
据芳婷公司总经理丁建新介绍，芳婷公司在其传统上就分为针织与纺织两块主体。芳婷针织以内衣为主，在地产内衣市场小有名气。另外，芳婷每年还具有年产新疆棉纱6000吨的能力。除了自己生产内衣所用的1000多吨棉纱外，另有1000多吨新疆棉纱销往内地。可是剩余的3000吨棉纱的生产能力由于没有销路，使得棉纱生产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丁建新认为，新组建的疆渝公司作为疆内现行的首家鞋面布生产商，不仅能消耗掉芳婷公司6000吨棉纱的生产能力，而且让芳婷公司延长了纺织产业链，从棉花到棉纱再到织布，使芳婷公司直接从棉花的初加工进入到棉花的深加工链条，其附加值，要比单纯的生产棉纱，高出近50%。同时，此举也让重庆一方获得了第二个石河子织染厂这个鞋面布原料基地，让鞋面布这个优势市场继续成为芳婷和重庆一方公司的再造财源。
借鸡下蛋，振兴纺织
每到乌鲁木齐服装节来临之际，让记者们苦恼的是能找到新疆作为全国最大的棉花产业基地的身影，但却找不到新疆作为全国纺织工业基地的身影。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什么西服厂，生产也不太景气。
我们穿的服装来自内地，我们用的那些没听说过名字的布料来自内地，我们除了能将纺织工业的源头棉花加工成棉纱外，找不到更多的纺织工业下游链条的痕迹。
一个个以前著名的纺织龙头要么被重组，要么被兼并，原来的呢子、毛布等地产纺织产品在现在的市场中难觅踪影。
而让人最不能理解的是，同样用新疆棉花初加工成的棉纱和布，后者价格在市场中竟高出前者50%，若用这样的布再做成鞋和服装，那市场上的价格可能就不止高出棉花和棉纱价格的50%，也可能是其的2~3倍。这就是初加工与深加工的区别，这就是用原料挣钱、用智慧与科技含量挣钱的区别。
关键词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纺织工业 民营化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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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准备移交管理办法》出台后，国民政府最终确定中纺公司的民营化方针以及股票发行方案。①1948年9月10日，中纺公司股票正式上市，9月11日，国营中纺公司被改组为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尽管如此，中纺公司的民营化进程及股票出售并未能按预期顺利进行，而是以失败告终。本文主要探讨中纺公司民营化的背景、当时对该问题的 社会 舆论、股票发行的曲折过程及其失败的原因，揭示战后国民政府的棉业政策走向及其对纺织工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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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中纺公司出售及股票发行问题，还没有专门研究，仅在赵兴胜《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和刘志英《20世纪40年代后期上海证券市场的国营事业股票问题》(未刊稿， 参考 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中有一部分涉及中纺公司的问题。
一、中纺公司民营化以及股票发行的背景
抗战时期及战后初期，国民政府一直坚持纺织工业的民营原则。这一原则在不少场合均有体现。如1943年8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战后工业建设纲领》，1944年11月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常会第148次会议通过的《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以及同年7月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经济部长翁文灏的报告②，10月9日蒋介石向全国同胞的广播演讲等。另一方面，在对战后敌伪产业处理中国营还是民营的争议也已经公开化。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纺织业资本家极力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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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翁文灏明确指出：“除政府指定应归国营之工矿事业外，皆归民营。如纺织业、食品业、油脂业等多数事业，自尽其列。”翁文灏：《中国工业化的轮廓》，中周出版社1944年版，第4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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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纺织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1945年9月30日(重庆)《大公报》，第5版。
③ 对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成立背景及其目的，详参拙作《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未刊稿，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6月)。
对于轻工业民营化的否定以及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成立，后方纺织业资本家表示极大不满和反对：“当局今天之把收复区纺织业收归国营是不妥当的，是破坏自己的诺言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国民党六全大会的决议案上，写的是什么呢?”①国民政府设立中纺公司之后，为接收敌伪纱厂以及迅速复工起见，需争取民营纱厂的支持与积极参与。因此，由经济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纺管会)出面，通过纱厂联合会征求民营各厂派人参加中纺公司，经营敌伪纱厂，参加者一律归中纺公司任用。②中纺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又代表国民政府召集在重庆各纱厂的负责人公开宣布说：“将来日商纱厂是要标卖的，如你们能组织人员代表政府接收日厂，并经营管理，将来有优先得标的权利。”③后方纺织资本家虽然心存不满，但考虑到二三年后在中纺民营化的过程中能获得优先承购的权利，还是积极参与了接收敌伪纱厂以及中纺公司的工作。比如，大华纱厂召开股东会时，董事长报告：“政府接收敌伪纱厂暂归国营，所有沪津青各厂由各民营厂推荐技术人员代政府工作，日后闻将先行估价发行股票，以绝对公开方式转移民营。本厂为免落人后起见，爰聘用李庄寿君带同技术人员数人往青接办一厂，完全替政府工作。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希冀日后归民营时本公司能获得优先之地位而已。”④
中纺公司成立后，主管当局曾不时地承诺民营原则。如1946年初在中纺公司董事会上，宋子文对于纺织工业绝对民营作坚决表示。⑤中纺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在厂长会议时也坚决表示中纺公司各厂日后均将转为民营。⑥1946年7月初，宋子文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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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上海社会 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7页。
④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第521页。
⑤ 《建设新中国纺织工业》，《纺织周刊》第7卷第1期，1946年1月8日，第553页。
时再次阐明：“政府绝无经营轻工业之意，一俟 金融 安定，少则两年，最多三年，一定全部出售，或将各个分别售予民营，决不拖延。”①经济部长王云五还表示，政府接收敌伪工厂，以国营方式复工，原系暂时性质，生产走入正轨时即移让民营。②
① 《国营事业应求归宿》，《纺织周刊》第7卷第17期，1946年7月13日，第553页。
经济部长王云五，审计长徐堪等会议，讨论国营事业公开出售事宜。2月22日，行政院副院长(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翁文灏在上海中国银行大楼召开出售国营事业计划委员会会议，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王云五、前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以及工商金融界人士束云章、杨锡仁、陈光甫、徐寄庼、秦润卿、李馥荪等参加会议进行商讨，除对各出售事业作初步估计外，还考虑到出售的方式及人民购买力问题。这说明当时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把国营事业民营化作为遏制财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重要政策，并且力图予以实施。
1947年3月1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宣布辞职，表明财政经济状况的失控已经成为影响政局的大问题，加快国营事业民营化进程迫在眉睫。4月，中国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议决：“迅速处理无须国家经营之企业，出售敌伪产业及剩余物资，并整理税收，以谋在短期内弥补财政之不足，防止通货之膨胀……未出售之敌伪产业应速尽量出售，其不必由政府经营之生产事业应售与人民经营，或出售股票以裕收入。”①4月6日公布的《国营事业配售民营办法八条》第二条甲项中明确把中纺公司列为“决定售予民营之生产事业”的第一家：“(甲)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此公司资产特多，分在沪、青、津及东北等处，此时将其资产七成，依照设备用途配合为若干单位先行售予民营，其余资产三成，暂由此公司继续经营，仍归经济部管辖。”②至此，中纺公司通过公开出售大部分股份实现民营化，已经成为政府决策层的定案。
另一方面，中纺公司作为一家经营实体，必须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实际，在其运作过程中，与国营体制之间不无矛盾，且随着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这种矛盾日益突出。中纺公司隶属经济部，经济部管辖中纺公司的机构——纺管会主要由中纺公司董事组成③，按理这有助于中纺公司进行相对独立的经营。中纺公司成立时也明确宣布：“本公司纯粹以商业方式经营，以免行政手续之限制，而求工作效率之提高。并组设董事会，负责筹划监督。”④但在实际经营中，直接来自政府的指令、决策又使得中纺公司必须首先奉行政府意志，市场原则往往退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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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1947年4月，第70、80、81页。
③ 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委员5人中，除了尹任元以外，束云章、李升伯、吴味经、杨锡仁等4人即为中纺公司的董事。
从1946年初起，中纺公司为平抑市价起见，积极抛售大量低价纱布。然而，1946年8月17曰国民政府突然宣布新汇率后，纱布价格随即狂涨，以致中纺公司不能维持原先的低价配售办法。虽然行政院继续催促中纺公司抛售平价纱布，但束云章表示中纺公司承受力已经超过限度，即“外汇率调整后发生波动，纱布一项奉令不得涨价。以国家及社会立场言，能有力量使物价不涨则自以不涨为妥，但我人之力量目前尚嫌薄弱。”中纺公司副总经理吴味经也声称“外汇率公布后，中纺公司奉令不得售品加价，仍照上周末价格开售……牌价既有差额，商人转手获利。前昨两日请购者计棉纱三万余件，棉布八万余匹。政府能否长此牺牲颇成问题。中纺公司能否长此独负稳定纱布价格之重任，亦殊无把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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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纺管会、纺建公司会报记录》，二档，76—275．
经济部长陈启天还承诺接受该公司经营商业化、改善同人待遇等要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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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束云章谈抛售花纱布办法不合理》，《公益工商通讯》第3卷第8期，1948年7月31日，第19页。
二、关于中纺公司民营化及其出售方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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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方显廷：《民营应自中纺开始》，《世纪评论》第1卷第10期，1947年3月8日，第6页。
② 鲍引年：《谈出售中纺公司》，《纺织染工程》第9卷第4期，1947年6月5日，第3页。
③ “健全证交市场，杜绝市场的对敲黑市，使股市趋于正轨，则对游资与生产的联系，亦
不无补助。”《证券市场与吸收游资》，《证券市场》第1卷第9期，1947年3月15日，第
19页。
④ 吴欣奇：《纺建民营论》，上海市商会编印：《纺织工业》，1947年7月，A65页。
第二种是反对意见，认为 中国 纺织业的发展有赖于中纺公司的生产力，中纺公司若让与民营，则会 影响 其生产能力。国民政府接收敌伪纱厂设立中纺公司之后，中国纺织业很快便恢复了生产力。虽然对于纺织工业的国家经营政策仍然存在着赞成与反对的分歧，不过社会舆论基本上肯定中纺公司对恢复生产力以及平抑纱布价格的积极作用。反对意见认为“出售与民营不过化整为零，日趋于毁灭而已。夫以国家有希望之生产机构而因一转售之间归于毁灭，则不如不售。因中纺公司一年来之成绩在工程方面言固尚卓然可观也。”①即便赞成中纺公司民营化的人士也担心这会影响中纺公司的生产力，极力主张保持原来生产力，即“中纺公司转变民营以后，必须保持技术之独特性。一年来中纺公司之工务改进确显成效。”②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范澄川回忆：“我当时设想，如果这些厂脱手卖给民营，那就是化整为零，分散落入资本之手，那时他们对于本厂的先进技术不是要保密吗?这对我国纺织工业技术的提高将是莫大的损失。”③中国纺织学会的李锡剑表示：“中纺公司经两年之努力，上下一致，其贡献良多。国营与民营原可并行而不悖。惟对该业之工务业务与事务，若能切实与民营厂联络，尊百年大计彼此淬厉，以后整个工业平均发展斯则更善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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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锡璋：《为中纺由国营转为民营折衷舆论略抒己见》，《纺织工业》，A67页。
② 吴欣奇：《纺建民营论》，《纺织工业》，A65页。
③ 范澄川：《我在湖南、青岛从事纺织事业的回忆》，《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④ 李锡剑：《对我纺织工业前途之检讨》，《纺织年刊》(中国纺织学会，1948年)，第6—7页
不少纺织界人士担心，在民间财力有限的状况下，中纺公司的民营化一定会导致少数资本家的独占。“中纺公司实为国家无价之宝。又赖各专家之廉洁自守，严密管理，目下成绩亦远在民营各厂之上……将其售与少数豪门，或支离分散与若干资本家，则杀鸡求蛋，岂不可惜。”①著名经济学家张一凡指出国营事业理应属于国家，即应该属于全体人民，而民营事业则属于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在产业落后的中国，正需要把这些事业加以很好的发展，否则中国工业经济的前途将更为暗淡而无希望。国营事业改为民营将来很可能变为少数人垄断独占的事业。②纺织业界的徐缄三也曾表示，国营与民营，两者似有绝对差异，一若国营为公而民营为私。国营希望不但人人有衣穿，而且提携生产事业抵制外货，扩展国内外市场，以至富国裕民。民营则较重于盈利之获得。③吴觉农也指出以当时的情形，民间没有这样庞大的资金，所以售让的结果，当然又是落入官僚豪门资本之手。④1947年9月，上海市棉布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董久峰和染织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潘士浩联名向经济部提请中纺公司暂缓出售：“呈请政府，将国营纺织事业暂缓出售，以配给纱布调节国策。国营中纺公司年余还已大致上有进步，则当此中枢对纺织事业正在管制调节之时，国营为之示范，民营一直奉行，领导产业，务使发展，生产之利益能及于全民而不囿于一业一界之占利，国营而措施有当，似较民营为合宜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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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春座：《出售国营事业以完成民生主义之建议》，《纺织工业》，A71页。
除了应否将中纺公司售让与民营之外，各界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出售中纺公司而实现民营化。出售方式的决定与以后中纺公司民营化的成败也有密切关系。对于出售方式，当时的主张又可分为两种，一种为个别标卖，另一种为发行股票。
赞成标卖方式的人主张“以公开标售的 方法 比较好，因为政府出售中纺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要吸收游资，免得在投机市场上兴风作浪影响民生。因此出售的时间愈短愈好，出售的方法只要公正愈简单愈好。”②他们认为发行股票则大为不利，“如果政府对人民有信用的话，当然采取股票发行方式为好，可以避免许多有机配合的组织机构分割。但因为这样无异于发行公债，而以那些事业作为担保，人民买了股票投资，并得不到管理权。”③
赞成发行股票的人认为：“拿这些大规模有机配合的事业来拆散而零星出卖，真像把一条活牛来分割卖掉一样，破坏许多机构组织未免太为可惜。”中纺公司副总经理吴味经也认为，管理中纺公司这样庞大复杂的事业，要从一个机构转为其他机构恐怕不容易，这样大的价值一时是不易卖完的，必须分批分期；发行股票之前，先预作公告，限期截止交割，卖不完的暂由政府保留，待股票售出50％以上即组股东会，以便由投资者来接收管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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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锡璋：《为中纺由国营转为民营折衷舆论略抒所见》，《纺织工业》，A67页。
② 徐缄三：《谈出售中纺公司》，《纺织染工程》第9卷第4期，1947年6月5日，第4页。
其实，中纺公司的国营或民营跟一般民众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所以也有舆论指出：“国营也好，民营也好，人民只希望赶快开工生产，增加物资。”①“国营改为民营实为少数上层独占轻工业利润之谓。广大人民只有付代价的义务，绝无半点权利，显而易见。”②“曰国营事业效率不如民营经营，曰国营制度不免官僚化，曰国营事业不免独占性的流弊，曰国营事业的经营当局五日京兆，一定办不好，甚至而提出所谓经济民主的口号……虽然为着个人利害打算盘，嘴上也要提出堂堂皇皇的理由。”③
③ 《敌产处理纷扰与今后》，《纺织周刊》第7卷第1期，1946年1月8日，第17页。
重，促使国民政府考虑废除业已崩溃的法币，发行金圆券，其准备金之一便是出售如中纺公司那样的国有事业资产。从中纺公司的庞大规模，纺织资本家之间的利害冲突，承购对象之选定及其手续之繁琐等方面来看，标卖方式难以实行。因此，国民政府认为发行股票方式能较迅速地实现中纺公司民营化，进而平息舆论对少数资本家独占的批评。
此外，中纺公司的运作本身与战后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纺织业界代表刊物《纺织周刊》曾指出：“花纱布管理委员会也是要在中纺公司默认支持之下才能生存，方能成长。它的收购，配销，可说管理灵魂执在纺建之手，而管理委员会是徒有其表者。”①后来国民政府决定仅出售中纺公司30％的股份。通过发行股票方式，国民政府不仅能吸收社会游资来紧缩通货，弥补财政，平衡收支，而且还可继续保持对中纺公司的经营权，并能通过中纺公司继续推行棉业统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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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纺公司估价委员会的成立与估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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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王启宇理事长担任中纺公司估价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发来的会议记录》，沪档，S30—2—217。
② 上述出售各厂共22家，另外2家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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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王启宇理事长担任中纺公司估价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发来的会议纪录》，沪档，S30—2—217。
② 《束云章氏招待记者解释纺建让售问题》，《纺织染季刊》第3卷第3期，1947年7月1日，第87页。
③ 《中纺公司第二届历次董监事会议记录》(1947、1948)，二档，475—6。
④ 经济部全国纺织工业生产会议筹备委员会编印：《经济部全国纺织工业生产会议记录》，1947年10月，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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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述估价厂数总共34家，与档案资料中显示的中纺公司上海方面厂数为35家不符。其原因在于：中纺公司上海方面接管各厂时共39家，后来4家即中纺公司第十一纺织厂，第二十纺织厂，第六印染厂，第六毛纺织厂发还原业主，中纺公司上海第一机械厂按照行政院长临时驻沪办事处通知，移交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接管。因此，实际上只有34家。见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编《纺建要览》，1948年1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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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金融 周报》第18卷第15期，1948年4月7日，第3页。
中纺公司各地工厂估价表
四、纺织业要求获得承购优先权和中纺公司股票发行 方法 的最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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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纺公司第二届第一至第四次董监事联席会议》，二档,475—2979。
对于中纺公司员工要求优先承购该公司发行股票 问题 ，舆沦也表示支持。实业家李烛尘提出劳力资本化的口号，主张在中纺让给民营后，各厂从业人员均应为各该厂所有权之一员。 经济 学家方显廷也认为“中纺现有从业人员在中纺出售时应否给他们一点，我们认为值得考虑。在原则上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建议。因为各厂劳动者也具有主人的地位，的确可以增加管理上的便利，解决一切无谓的劳资纠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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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缄三：《论中纺出售民营问题》，《经济评论》第2卷第5期，1947年11月1日，第6页。
③ 《华北工商界组织纺织业建设公司》，《纺建》第1卷第1期，1947年11月1日，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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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荣家 企业 史料》下册，第407—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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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各纺织企业争相获得中纺公司优先承购权利的过程中，国民政府终于决定了中纺公司股票的发售方法。在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并宣布以中纺公司等国营企业的资产为发行准备金后，1948年8月30日，工商部决定中纺公司变更登记后发行股票800万股，在市场公开出售，出售方式系委托各国家银行办理，即中纺公司董事会负责检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再由该局转委 中国 银行、 交通 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从9月10日起开始发行。中纺公司秘书长汪大燧和估价委员会的欧阳岑赴南京，向工商、财政两部接洽，决定中纺公司的股票印刷昼夜赶办，于9日全部办竣，送交中央银行及监委会。此外，还决定中纺公司员工对于中纺股票拥有优先承购权，员工可以集资承购一部分股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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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本市场》第l卷第l期，1948年1月，第55页。
② 《本公司改组股票已上市》，《纺建》第2卷第5期，1948年9月16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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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纺公司董事会会议纪录》，二档,475—2998。
② 《 金融 周报》第19卷第11期，1948年9月15日，第4页。
公司和招商局等五家国营企业代表、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王紫霜、国库局副局长周舜莘、中国银行信托部林旭如、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韩振鹄、交通银行信托部陈静民和 台湾 银行谢惠元等会议，决定中纺公司的800万股股票分记名不记名两种，购买1000股以上者必须记名。同时决定中纺等五公司股票从10日起正式发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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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纺公司董监事联席会议纪录》(第1—15次)，二档，475—5。
③ 《中纺公司董事会董监事联席会议纪录》，二档，475—2999。
五、中纺公司股票出售迟滞的原因
出售中纺公司股票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获得占全国纺织 工业 70％左右的上海纺织工业的协助及积极参与。然而9月lO日中纺公司股票正式上市后，上海市场却丝毫不感兴趣，据各代售行局报告，售出股票寥寥无几。④最终，行政院不得不命令中央银行及各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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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五国营公司股票上海人不感兴趣》，1948年9月11日《华商报》。
中纺公司民营化 问题 酝酿达两年半之久，但股票出售却最终出现迟滞，其原因究竟何在?
首先，直接原因是受证券交易所暂行停业的 影响 。金圆券发行以后，政府担心物价飞涨，决定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国营事业的股票都由 中国 银行、 交通 银行、农民银行分担出售。但这就意味着国营事业股票的持有人在生活上必需或有其他更好的获利机会需用现款时，不能通过市场合法地立即变现，故而不愿承购。“因此当局似宜从速筹划合理的恢复证券交易所营业。一个合理完备的资本市场不但有助于产业资金的筹集，对于推销各国营事业股票可能有更大的帮助。”③对此，行政院方面也看到：“证券交易所迄未复业，将来国营事业股票是否上市开拍，外界颇不明了，因恐资金搁浅乃暂抱观望态度。”④中纺公司董事会也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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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 经济 ”(5)，第431页。
② 转引自刘志英《20世纪40年代后期上海证券市场的国营事业股票问题》，复旦大学 历史 学系、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 金融 的 现代 化与国际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页。
④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5)，第430页。
“人民购得后，资金即被无形冻结，实有背经济原理，兹为充裕国库收入及提高人民购买兴趣起见，似应提早公开上市，以便购买人之资金得能灵活运用。”①
其次是中纺公司的经营权依然掌控在国民政府手中，私人不能获取实际经营权，严重影响了股票的发行。如前所述，经营权与中纺公司的民营化方式有密切关系。“如果政府采取股票发行方式，人民买了股票投资，并得不到管理权。”“采取发行股票方式，则小投资者因无管理权而不感兴趣。”②《纺织周刊》指出：“国营事业股票的推销，由于现行办法不妥，成效甚差。但如政府改变办法，将各厂单独出售，全部移交民营，则必能吸引大批游资。”③行政院方面也承认，“出售部分平均仅占全部资产约十分之三，咸认以后管理实权仍将操予官股手中”④。政府发行股票的办法比以前也有很大的转变。此前，经济部关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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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纺公司董监事联席会议纪录》(第l—15次)，二档，475—5。
③ 朱仙舫：《如何挽救当前纺织业的危机》，《纺织周刊》第10卷第l期，1948年11月5日，第4页。
④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5)，第43l页。
纺公司发行股票办法表示全部资产7成让归民营，政府保留3成。再出售纱厂共计30个单位，分组发行股票。如民间承购股票达51％以上，则可先行接管，行使管理权。这种发行方式意味着中纺公司各纱厂将根据发行股票的情况实行民营化。然而，政府最终决定仅出售中纺公司30％的股份。这种方式很难吸引民间资本，纺织界人士纷纷表示，“政府保有七成，三成出售，人民持有股票无法行使股东权利，且三成民间股东无法与政府股东抗衡。故纵有民股仍不变国营性质，结果恐无人愿做此有名无实的股东。如政府不改变办法，分厂发行股票完全让售民营，则中纺公司股票发售后人民能否踊跃购买颇成问题。”①按照规定，民股的参加须待股额出售1／10以后，即需出售8000万金圆。以发售的成绩来看，民股的参加实属无期。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发行不力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虽然中纺公司形式上已经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不过其经营权还在国民政府手中，中纺公司仍须坚持低价抛售纱布政策以平抑纱布价格。这种经营方针缺乏吸引游资的魅力，即：“现在的国营事业为了替政府的服务，赔累甚多，而对于 社会 的服务往往顾此失彼，现在改了公司组织，大权仍在政府手中，若是还要公司赔累的话，那投资者岂非也要受累在内，投资者有此顾虑，对于国营事业的投资也就踌躇不定了。”②
1947年12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发表花纱布全面管制政策。虽然民营纱厂方面表示希望自律管制，但国民政府坚拒民营纱厂的自管要求，表示“上海民营纱厂之请求自行联合配销一点，政府为顾全整个经济局势将不予考虑”③。民营纱厂因之丧失自由买卖的权利，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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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处于和国营纱厂同等的地位。因此产生争议：“今后民营纺织业将完全受政府的支配，在业务上与国营中纺公司处于相同的地位。花纱布全面管制与中纺公司出售民营这两件事是否不相抵触?我们想这问题十分显然的。既然要实行全面管制，做到统购统销代纺代织，则为行动上的便利，不但中纺公司不应出售民营，甚至民营各厂亦应尽量收归国营。反之，既然要出售中纺公司，提倡民营，则为出售上的便利，不但管制不应加强，甚至现有若干不当的管制，亦当尽量予以放宽。”①舆论还指出：“妨碍中纺出售，恐怕就是现行经济管制政策的不合理。花纱布全面管制实施后，纱厂将完全丧失自由竞争、自由 发展 的机会。代纺的制度，迫使厂商永远成为一个雇工，则他们投资于纺织事业之后，仍不能自由发展其抱负，有资产的人，焉肯愿意如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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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陈烈川：《国营事业卖得掉吗?》，《经济家》，1948年11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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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纺公司董事会会议纪录》，二档，475—2998。
③ 丘陵：《国内工业南逃的剖视》，《经济周报》第6卷第24期，1948年6月10日，第430页。
鸿元曾表示，“香港工商之畸形繁荣，实因国内战乱与工商管制不合理所造成的。华北、华中实业家之投资在港设厂致资金外流实为不得已之举。当前花纱布管制政策应予合理改善。”①从1948年末开始，上海资本家陆续逃往广东、 台湾 。与此同时，上海房地产价格下落一半，而台湾地价却激烈上涨。总之，1948年以后，整个中国纺织业已经濒临全业破产。在此情况下，中纺公司股票 自然 不能顺利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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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解放前夕中纺公司股票再发行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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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经纪人向参会请愿要求恢复证交市场》，1949年1月15日《申报》，第1张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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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纺公司董监事联席会议纪录》(第1—15次)，二档，475—5。
3月5日，中央银行邀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负责人及中纺公司总经理等人洽商各项问题，决定“中纺公司股票于3月8日开始正式上市。开价由中央银行业务局与证券交易所参照台糖股票市价妥为配定。”中纺公司董事会随即致电工商部报告接洽情形并请示。3月6日，工商部长陈启天电话指示中纺公司董事会：“国营事业股票在上年9月发行时，其资本额均系以当时金圆券币值 计算 。 目前 已相差甚远。必须以超过票面金额为买卖，究竟以超过若干倍为合度，于初上市出售时颇费斟酌……价格应求适当，以免国库损失。”③按照工商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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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纺公司董事会董监事联席会议纪录》，二档，475—2999。
② 《中纺公司董监事联席会议记录》(第1—15次)，二档，475—5。
③ 《中纺公司董监事联席会议纪录》(第1一15次)，二档，475—5。
指示，3月7日，中纺公司致电中央银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请根据该公司资产现值及比照其他国营事业上市价格拟订，经该公司同意后办理。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打电话给中纺公司，谓已经与中央银行稽核处长李立侠、业务局长林崇墉洽定中纺公司股票上市价格，照当日市况应在1．8万元左右。中纺公司方面表示所定价格稍低，与工商部长指示未尽相符。然而，中央银行方面表示：“中纺公司股票尚未能引起一般 社会 人士投资之兴趣，是以开始价格不宜过高。同时国家银行于该公司股票上市后拟逐盘收进，刺激股价上升，以鼓励投资者之兴趣。至相当时期后再将未售出之股票发售，以期配合国家政策吸收游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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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纺公司董监事联席会议纪录》(第1一15次)，二档，475—5。
对于中央银行方面所主张之中纺公司股票的低价上市，工商部没有接受。中纺公司方面曾长途电话请示陈启天，陈指示“中央银行既有如次主张，并有机动配合，尚无不合。明日(8日)与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双方洽商再决定。”随后，工商部又指示：“目前沪市经济情形，中纺股票上市是否适宜，此为先决问题，可体察实际情况，并与中纺当局详密 研究 ，如目前确有考虑或困难之点，不妨稍作静观，不必急于上市。”中纺公司也致电中央银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公司股票拟于本月9日上市开拍一节，拟请贵所暂缓办理。”在中纺公司董监事联席会议上，顾毓琼表示：“吸收通货虽属于中央银行职权范围内，但失当以致股票价格波动过甚，则 影响 本公司前途。中央银行虽有股票上市后拟逐渐收进刺激股票上升以鼓励投资者兴趣之议，但本公司股票在人民手中者仅37000余股，保持在中央银行者190余万股。如中央银行在股价达某种高度时将保有之本公司股票逐渐吐出，则股价必复狂泻，则出售股票，非独不能收吸收游资之效，反而使人民对于本公司发生疑虑。在此时将本公司股票立即上市一节似不能不予以郑重考虑。”①因股价过低，中纺公司股票决定暂不上市，结果直到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中纺公司的股票也未能出售。
风起于青萍之末。
2013年10月18日，由丰田纺织（中国）有限公司与广汽集团零部件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汽车零部件新工厂“河源丰田纺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宣布正式投产。新工厂的资本金仅为210万美元，看上去规模似乎不会很大，但外界并不知道，对丰田纺织自身而言，这其实仅仅是其整体“中国战略”中的一小步。早在2013年3月29日，丰田纺织便宣布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设立生产汽车零部件的新工厂“沈阳丰田纺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客户目标锁定宝马汽车在沈阳投资的新工厂；到了5月份，丰田纺织则开始启动搬迁、扩充其中国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计划，预计于2014年年底投入使用的新研发中心，面积扩大数倍的同时，人数也将翻番。
看得出来，这家叫做丰田纺织的企业正在大手笔布局中国市场，但也许是多年隐身丰田汽车这棵大树背后默默发展的缘故，又或者其中文名字“丰田纺织”实在让人难以想到这竟然会是一家正儿八经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而非纺织企业，总之，对于丰田纺织上述这些举动，中国业界在吃惊之余，最直接的问题居然是：丰田纺织是谁？它是丰田汽车旗下的吗？为何叫纺织却又从事汽车零部件业务？其在中国市场业务进展的如何？
随着这些问题一一被回答，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映入眼帘的，居然是一个有着极多不平凡故事的老牌劲旅，而其最大特点就是，多年来“静悄悄”的。
丰田纺织是谁？
如今一提到丰田，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于2012年年底再次成为世界第一的丰田汽车，而提到丰田汽车，其缔造者丰田喜一郎可能要比如今的丰田汽车掌舵者丰田章男更加为人熟知。七十多年前，正是得益于丰田喜一郎力排众议的坚持，才有了今日傲视全球汽车业霸主。不过，想必大多数人都并不知道，早在丰田喜一郎创立丰田汽车以前，丰田家族就已经在日本产业界占据重要地位，而这一地位的确立，正和纺织工业关系密切。
时间回到1895年，彼时，出生不满一岁的丰田喜一郎尚在襁褓，而他的父亲丰田佐吉，人称日本的“发明狂”，此时正在全力研发一款全新的纺机，作为日本有名的纺织业大王，丰田佐吉渴望用全新的技术帮助日本纺织工业追赶欧美同行。一年后，29岁的丰田佐吉不负众望，他成功发明出一台“丰田式自动织机”。这台织机不仅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台不依靠人力的自动织机，而且与以往织机不同的是，这种织机可以由一名挡车工人同时照看3～4台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新发明引发巨大轰动，就连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纺织机械厂家英国的普拉德公司也向丰田佐吉发出了转让专利权的请求。1918年，丰田纺织株式会社创立（也就是如今丰田纺织的前身），丰田佐吉的事业蒸蒸日上。在丰田纺织位于上海的中国区总部展示厅里，至今仍然还保留着一张上个世纪20年代丰田产纺机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纺机，正是由丰田纺织出口到当时上海的一家纺织工厂。
纺织工业为丰田家族在日本产业界奠定了地位，然而真正让丰田家族得以举世瞩目的，却并非其纺织工业，而是随后从其纺织工业中孵化出的汽车工业。
1930年，63岁的丰田佐吉去世，留给了子女一家拥有近万名员工的欣欣向荣的棉纺厂。此时已经在丰田纺织经历10年磨练的长子丰田喜一郎，对日本以外的世界兴趣十足。在游历完欧美主要工业国家后，他被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震撼，而正在崛起的汽车业则更让他热血沸腾。在认定了汽车必然是未来举足轻重的交通工具后，丰田喜一郎不顾家人和企业长辈的反对，毅然在当时丰田纺织旗下重要的部门――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内，一个小车间里带领300名工人开始进军汽车业。
经历最初几年的拓荒与技术累计，1937年8月28日，汽车部宣告从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独立出来，作为一家拥有1200万日元资本金的新公司，“丰田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从此踏上了自己崭新的历程――就如同很多人所知道的那样，这正是日后走出日本，进入欧美，并最终席卷全球且成功打败诸如福特、通用等前辈而成为世界第一的丰田汽车。
事实上，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原因，用丰田纺织（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庄志强的话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丰田汽车，但其实你要按企业发展先后资历讲的话，丰田纺织可以说是丰田汽车的爷爷辈的企业，再有5年（2018年），丰田纺织就会步入百年企业行列。”
当然，如今的丰田纺织早已不是当初的丰田纺织。事实上，伴随着汽车业务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纺织工业却日益衰落。对丰田家族而言，这一产业更替的大趋势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到了1943年，丰田纺织与丰田汽车合并，又过了7年，到了1950年，双方再度分开，独立后的丰田纺织成为“民成纺织株式会社”。17年以后的1967年，考虑到历史传承的因素，公司名称又重新变更为丰田纺织株式会社。在此之后，经历2000年与丰田化工株式会社、2004年和ARACO株式会社（内饰业务）及高日株式会社两次大的合并后，最终形成了真正意义上今天的丰田纺织。
而正是在一次次的分分合合中，伴随世界范围内产业的更替兴衰，原来主要以纺织品与纺织机械为主营业务的丰田纺织，逐渐依靠其深厚的纺织工业技术，开始转而生产包括汽车座椅及内饰、滤清器、外饰件、汽车纤维产品等汽车零部件产品，并最终成为一家纯粹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而其客户不是别人，正是丰田汽车，并且几乎只有丰田汽车。
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2012年，丰田纺织的全球营业额达到130亿美元，除了规模庞大，其在内饰系统、滤清器等主要产品的技术层面也绝对算得上是全球顶级，再加上覆盖全球的研发体系和诸多工厂，看上去，这个一只脚已近迈入百年企业队列的家伙在经营战略上绝对安全，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过去两年，丰田纺织自己用实际行动，否认了这一点。
丰田之外的机会
一个令丰田纺织颇为尴尬的事实是，直到2012年底，其13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居然有超过93%都来自于丰田汽车这个单一的大客户。如果说在一开始，作为嫡亲企业，丰田纺织通过极富竞争力的内饰产品（技术领先而且具备价格优势）支持丰田汽车同其他汽车巨头的竞争，似乎是无可厚非的话，那么进入2008年以后的一些事，则正让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
“全球范围内的召回、泰国洪水、日本大地震”等等，接二连三的危机在不断对丰田汽车形成挑战的同时，也让素来静静站在其身后闷声发展的丰田纺织，感受到越来越严峻的压力。由于绝大部分的业务均来自丰田汽车，其随便一点点风吹草动对丰田纺织而言，都影响巨大且只能“照单全收”。与此同时，相比较江森自控、李尔等其他全球汽车内饰零部件巨头企业，仅仅只做丰田汽车一家的生意，也让丰田纺织的发展规模日益显得有限。事实是，随着2013年接近尾声，不出意外的话，人类历史将诞生有史以来第一个（恐怕也会是唯一一个）规模高达2000万辆的单一国家市场，如此盛宴背后，作为全球第一的丰田汽车，其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仅仅为80多万辆，占有率不足5%。以此来看，丰田纺织过往在中国的发展，竟然有高达90%多的市场彻底与自己无关！
当然，除去上述种种因素，作为一家独立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企业，即便出于维护股东利益的考虑，丰田纺织也必须持续的发展并不断壮大自身。
这一系列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名为“GNCB”的部门已经在丰田纺织内形成。Global New Customer Business部门的寓意很清楚：在稳定并扩大丰田汽车业务的同时，丰田纺织将积极推进和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商的合作。直白的说，丰田纺织将寻找丰田之外的客户。
事实上，即将在中国沈阳建成的新工厂即是这一战略的直接产物。众所周知，在沈阳丰田汽车并没有工厂，但2010年6月，产量达30万辆的宝马沈阳工厂落成，丰田纺织投资新建的沈阳工厂，正是其成功拓展宝马这个全新客户的产物。
“此前在欧洲，丰田纺织通过收购和建立新工厂，已经开始努力拓展非丰田的业务，而对于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市场的中国而言，不论丰田汽车还是丰田纺织，未来增长的空间都会很大”。庄志强告诉《中国机电工业》，“之前中国的研发中心更多做一些本地化设计工作，但搬迁扩建后的新研发中心，将真正形成独立的研发能力，未来针对的除了欧美客户，甚至可能会有中国本土汽车企业，都在进行一些沟通。”
当然，寻找“非丰田业务”，也即为宝马、奔驰等其他汽车商提品只是丰田纺织“大战略”的二分之一，那么，另外二分之一是什么呢？
2013年1月，丰田纺织在其官网中宣布，已经开始生产用于混合动力系统的电机铁芯零部件，标志着其首次生产与混动车相关的零部件产品。
事实上，积极拓展“除座椅内饰及滤清器之外”的其他产品领域，正是丰田纺织“寻找新业务战略”的另外二分之一。
以“移动空间”概念为例，丰田纺织正在发力高铁座椅、飞机座椅等全新产业领域，甚至，未来其还将像家庭墙壁装饰提品。“在目前这个思路下，丰田纺织可以说为未来寻找到无限的增长机会，丰田以外的整车客户有多少？而为一个独立空间提供内饰产品，这样的业务会有多少？”虽然庄志强一直用一种不紧不慢的口吻叙述着，然而言语间，其内心的兴奋透过语气的细微变化，依然分外明晰：“丰田纺织的优势在于技术领先，单纯作为内饰企业规模也相当可观，仅仅在日本总部，我们就有三千多人的庞大研发团队，总体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距离市中心43公里的一座工厂里，一堆堆五颜六色的废旧纺织品被堆靠在由灰色的水泥砖砌成的厂房墙边，在四周都是单调的灰色和白色的色系里，这样的鲜艳显得极为扎眼，而在堆放废旧纺织品的旁边，几台铁质的开松机上都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掩盖了机器本来的黄色。种种现象表明，这家工厂现在没有进行生产。李京卫就是这家工厂的主人，他的身份是辛集市奥特发纺织纤维有限公司（下称奥特发）的总经理和创办人，刚刚从韩国考察回来的他，对工厂如今的冷清不以为然。“今年我准备大干一场。”李京卫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在辛集市小辛庄经济开发区，像奥特发这样从事废旧纺织品回收再利用的工厂并不少见，做废弃纺织品回收和利用的工厂或者小作坊就有上百家，而每天在小辛庄经济开发区里处理的废弃纺织品多达2000吨，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棉袜库存、棉袜次品都被回收到了这里，用于再生棉的生产。
不过，与这里多数从事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的“小作坊”不同，李京卫的企业是为数不多的，有着资质合格、经营证件齐全的企业，在一个统一标准缺失的行业内，有齐全的经营证件并不一定是个好事。
原料为何需进口
李京卫的奥特发在小辛庄经济开发区有一个占地6亩的工厂，厂区共内有3间厂房。这样的工厂与国有的棉纺厂，甚至是其他工程机械类工厂相比，简直是小如蚂蚁，但是在小辛庄经济开发区来说，这算是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工厂里的大户了。据李京卫介绍，平时工厂开工时，一般会有四五十名工人进行加工和生产，高峰时期的工人则将近百人。“现在快过春节了，货也都发完了，工人都放假回家了。”李京卫解释着工厂如今冷清的现状。
奥特发生产的产品主要有再生棉、擦机布、过滤纸。据李京卫介绍，回收后的废旧纺织品，首先经过工人的分拣分类、清洁处理，然后被放到分切机里进行分切，最后倒入开松机进行开花，制造出再生棉。生产出的再生棉可以被制作成过滤纸，或是汽车的隔音层，而一些不用进行开花的废旧纺织品则被加工成了擦机布。李京卫生产的这些产品，在国内主要被销往天津、山东等地，对外则出口到了美国、越南和泰国等国家。
不过，与当地的其他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企业不同，李京卫的废旧纺织品原料主要来源于国外。问及原因，李京卫耸了耸肩，“没有办法，我也想用国内的废旧纺织品，但是不敢用啊。”李京卫解释说，其实他最初做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时，用的都是国内的原料。可是后来他发现，国内回收的废旧纺织品的参假现象很严重，一些回收人员在收购的废旧纺织品里掺水掺土已是常事，他们很难买到质量较好的废旧纺织品作为原料了。李京卫认为，废旧纺织品的再生利用，关键在原料。原料质量有保证，后面的生产过程就会省时省力，节约成本。在李京卫看来，一个成熟回收体系的建设迫在眉睫，没有一个成熟的体系，国内废旧纺织企业就不敢轻易尝试从国内买进原材料。
让李京卫最终放弃国内的废旧纺织品，改为从国外进口废旧纺织品为原料的决定，离不开一位台湾商人。
2006年，一位台湾商人到李京卫的厂里参观，这个商人在台湾也是做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的，他准备与李京卫的公司进行合资。这位商人在参观的时候，给李京卫看了一个从园外进口废旧纺织品的证件，他问李京卫能否去给工厂申请个这样的证件，这样从美国和欧洲进口原料就比较方便。虽然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李京卫没有与这位台湾商人合作成功，但是李京卫和他成为了朋友，更为重要的是，李京卫明白了从国外进口货物需要一个许可证。2007年，李京卫从国家环保总局办理了从国外进口废旧纺织品的相关许可证，此后，他的废旧纺织品原料就一直来源于国外了。李京卫认为，只有原料质量高，才能提升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
镇厂之宝“奥特发”
能够吸引那位台湾商人不远万里到李京卫的工厂进行参观的，不是工厂的产品，而是一台机器，这台机器被李京卫看做是“镇厂之宝”。
进入一座门口两侧堆满了废弃纺织品的车间，一台长8米、宽2米、高3.5米的绿色铁质大机器就出现在眼前，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绿皮火车横躺在那里，等着人来启动。这台机器就是让李京卫引以为傲的德国奥特发全自动开松机。这台机器由七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分切机，后面六个部分都是开松机，七个部分链接在一起，组成了全自动开松生产线。
李京卫拍了拍机器上的灰尘，指着机身上的一张金色的铜质硬片说，“看上面写的‘1987’，这是机器制造的时间，即使到现在，它的生产水平与国内大部分的开松机相比，仍旧处于领先水平”。李京卫介绍说，奥特发开松机每小时可生产1吨再生棉，年产量可达4000～5000吨，而目前国内最好的开松机的最高年产量也就4000吨左右。虽然生产量很大，但是这台机器的操作人数仅需四人，一名工人在机器最前面倒入原料，两名工人在机器末端进行打包，还有一名工人在机器生产过程中进行安全巡视。
对李京卫而言，能够得到这样好的设备，他简直是比中了还幸运。
1987年，国家引进了两台德国奥特发开松机，在天津南开区供销社下属的第一物资回收利用公司投产使用。 当时的李京卫已在做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的生意，他将生产的擦机布卖给了天津市第一物资回收利用公司。在卖擦机布的过程中，李京卫了解到有关奥特发开松机的信息。由于李京卫自己也从事废旧纺织品的加工利用，国有棉纺厂也都有开松机，当时他就找了当地纺织工厂的几个工程师来看这台机器，工程师看后就告诉李京卫：“看了奥特发开松机，就别看我们的设备了。”
不过，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早先国有的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的工厂被撤掉了，这两台从德国引进的奥特发开松机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最终一台机器被拆除了，另一台则被遗忘在厂房里，停产十几年。
但是，李京卫心里一直惦记着这台机器。2003年，李京卫与天津市第一物资回收利用公司进行合作，将机器运到辛集。2006年天津市第一物资回收利用公司改制，将机器卖给了李京卫。
机器终于到手了，不过想要使这台机器恢复生产却并不容易。
尽管机器的生产量很大，但近年来整个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的市场环境不好，没有了对口的客户和企业，李京卫每年平均只有一次启动奥特发开松机进行生产的机会。大多数时候，李京卫还是在用辛集当地制造的小型开松机进行生产。
回收利用上的堵心事
李京卫担心的不仅仅是市场空间狭小导致的减产。
由于没有统一的纺织品利用的加工处理规定，一些小作坊会将回收的废旧纺织品进行强行褪色处理，废旧纺织品的颜色统一后，再生利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但在李京卫看来，褪色涉及造假，有些小作坊将牛仔布褪色后，制成再生棉，掺杂在白棉花里，降低生产成本，欺骗消费者，影响了市场的正常竞争，最关键的是这样的褪色处理还会污染环境。李京卫心里的期望是，如果国家在废旧纺织品的再生制造上有一个严格和统一的标准，那么废旧纺织品就会得到更加良性化的发展，他们这种正规的厂商也就不再怕被不良竞争所打压了。
李京卫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方面制定统一的标准，除了不良商家影响市场健康发展外，老百姓对废旧纺织品的再生物的怀疑态度也让他非常着急。“本来是做好事的，既节约资源，又保护了环境，但是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敢用废旧纺织品再生制造的产品，所以产品品类很难得到开拓。”李京卫说。
让他对此颇有体会的是，一次他随团去德国考察废旧品回收利用产业后，一个德国人给他寄来了以废旧纺织品为原料重新做成的床垫，“这个床垫非常漂亮，可惜国内用不了。”李京卫叹了口气，摆了摆手说，国外的百姓能够接受废旧纺织品制造的床垫，但是在国内很难会有人接受。在他看来，如果国家有关部门在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和利用上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和体系，老百姓用起来就会比较放心。
李京卫是个视废为宝的人，他回忆说，一位在纺织品回收利用方面很有研究的老师曾经告诉过他，什么叫做废品？废品就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放对了，它就是资源；放错了，它就是废品。在从事了20多年的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行业里，李京卫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废品宝贝。
1990年，靠举办婚礼借来的400多元钱，年仅20岁的李京卫开始了自己的闯荡。他怀揣400元钱从天津宝坻县的一个织袜布厂购进了200多元的次品棉袜，然后又将缝补好的棉袜卖了出去，卖了400多元，就这样，李京卫赚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1993年，通过前两年买卖货物的积累，李京卫花了几万元建了一个小作坊，买来开松机准备生产再生棉。结果厂房建立没多久，由于机器起火，小厂房全部烧没了。李京卫只得从头做起，但他依然钟情于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利用。
还有两个月，全球纺织业便要进入“无配额”年代。这个几近被西方国家视为“黄祸”之源的政策，令这些国家忧心忡忡。全球47家纺织品服装协会会员4个月前在布鲁塞尔聚会，美国各纺织品服装协会1个月后又在华盛顿集会，继而欧盟强化SA8000社会责任和环保标准，赋予欧盟可以随时限制“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之纺织品和服装进口，都是针对2005年1月配额取消后、中国货以低价出口对他们可能造成的致命冲击。
港人忧虑“无配额”
位于中国南方一隅的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25年的发展中，秉着地理和血缘的优势，受惠良多，但这次，也同样要因为这“无配额”的出现受尽冲击。
不要以为香港的经济体达86%属于服务业，其实纺织业仍然举足轻重。据统计，香港2003年全年的纺织品出口货值达到700亿港元，估计“无配额”新形势之下，出口货值起码将大减一半。
至于纺织业劳工2003年共有4万名，连同相关行业包括物流、货运、保险、金融等职位估计达10万个，都会因为“无配额”而消失，香港正在回调的失业率，将大幅上升，有雪上加霜之嫌！
再者，一些以采购纺织品再利用香港配额大做出口生意的公司、包括在全球物流业务执牛耳的利丰，以及有“小利丰”之称的林麦，便预期将受到极大冲击。利丰这家有百年历史，其物流业的连锁经营方式甚至被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用作为研究个案，近期却是股价大软，即使港股自9月底至10月上旬极为活跃，利丰仍然在低谷徘徊，就是因为市场广泛忧虑纺织产品价格会下降，使利丰佣金收入受损，其中介人的角色也会受到削弱。
据业界人士估计，林麦约有50%～60%生意会受到明年配额撤销所影响；利丰比较轻微，也达到30%。
港商会否大规模“北移”？
纺织业，二战后以来一直是香港的重要产业。1947年起，不少上海的大纺纱厂先后到港，后来急速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香港纺织业出口之旺，甚至英美两大西方领袖国家，都表示关注，要与香港签订“棉纺短期协议”及“棉纺长期协议”，限制香港纺织品的出口数量；但经历了20余年的好景，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开始分阶段逐步取消纺织品进口配额制度，纺织业在香港整体经济的地位不断下降，像在1992年香港的纺织品出口达122亿，10年后的2002年却只剩下93亿港元，跌幅达24%，全球排名也由首位跌至第12位。
这个行业近年来无疑正在萎缩，香港很多经济学者担心，“无配额”年代之后，更多厂商将进一步把业务迁往成本较低的内地，加速香港制造业的空心化；有趣的是，香港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转型之际，总有些极为乐观的言论，认为香港的底子强，内地，即使有“无配额”的便利，很多厂家仍然会将生产线暂留香港。持这种乐观态度的，可以归纳四方面考虑：
－－“香港制造”Made in HongKong的品牌效应，在国际市场上是一种信心的标志，足以令货品价格上调15%。尤其是取消纺织品配额后，预料港府将修例保留一套简单的制度，以确定产品是否符合香港的产地来源标准，防止俗称为“潜水货”的内地造货品滥挂“香港制造”的标签，以保护香港产地来源的声誉；因此，即使在港生产的成本比较高昂，仍然会有不少厂家留恋这“香港制造”的效应，把生产线留在香港。
－－中国加入世贸时，有一项特别条款规定若内地纺织品出口激增，世贸成员可对内地设立一个类似配额的系统，因此相信很多外资为减低风险，仍会经香港购货，即是说，虽然纯粹从经济角度看，没有配额后，全世界的厂商都会进入内地，但相信很多厂家会从另外的角度考虑，不愿将风险集中一处，若果如此，“无配额”冲击香港纺织业的情况就不会发生。
－－港商将生产线北移之前，必定会加以考虑。部分港商现时已采取比较倾向于资本密集的生产方式，即是少劳工、多机器，若他们转去一些劳工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未必有明显的好处。
－－香港容许厂家使用OPA（外地加工措施），一些需要劳工密集的工序，可以在外地制造，也可以减低劳工支出，未必须要将整条生产线北移。
上述这四点言论分散见于部分业界或学界人士的分析文章之中，并据此“证明”港商根本无须赶快北移。这些观点无疑有本身论据，然而却仍难让人对香港纺织业的前景安心。
首先，香港纺织成衣产品的牌子在国内外无疑是有一定声誉，然而出口货品却显然还是以价格取胜，譬如说，香港不少厂商是为外国牌子生产，其中相当的工序，便是在内地进行的，清楚显示，成本始终是最重要的。因此，即使港府能推出更完备的制度，以确定产品符合香港的产地来源标准，保护香港出产来源的声誉，其作用也很有限；全球取消纺织品配额后，成本的重大差异，将令厂商继续舍香港而往内地或其他成本更低的地方。
其次，很多外资为减小风险，的确仍会经香港购货，但这种规避风险的考虑，只会是其诸多考虑中的一个，并不能阻止厂商受成本驱动迁入内地的趋势，及缩减在港工序的过程。
再者，部分港商聘用较少劳工而使用较多机器，却并不保证他们就会继续留在香港，因为即使搬往内地，也可以继续采用“较少劳工而使用较多机器”的生产方式，且同样成本比香港低。
至于以香港容许厂家使用OPA来证实厂家未必北上的说法，也是有点强词夺理，因为，厂家采用OPA，即是以成本为主要考虑，如果成本优势表现在北移，市场的磁力，始终会将香港的生产线吸过去。
业界急谋对策
成本因素，始终是纺织业发展的最基本和最重要要素，种种辩辞，难以改变“无配额时代”对香港纺织业带来的冲击；业界即使拒绝宣之以口，难掩实质上的危机感，实际上包括香港纺织商会会长黄守正和多位业界人士，9月底便特别聚首一堂，讨论对策，显出业界不得不承认危机的存在。
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后，业界做了总结，认为必须得到政府和商界共同合作，由多方面入手改善，及作出相应的辅助措施。他们提出的建议包括六项：第一，在沙头角这个与大陆边境处设立加工区；第二，强化香港的时装中心地位，走中高档路线；第三，港府提供政策支援；第四，香港产品设立品质监管标准制度；第五，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津贴，争取时间以换取最大商机及拓展市场；第六，港府应尽快成立统筹小组振兴香港制衣业。
综合六项建议，就是要求政府给予更多援助、业界则自强提升香港产品的档次，以及借设立边境加工区降低成本。所谓边境加工区，就是在香港与内地边境之深圳河套处，拨地设立靠近香港的工厂区，于是便可以让香港的设计和品管，加上国内的廉价劳工，从而增加纺织产品的竞争力。
业界并建议，厂商可以用一拖二、或一拖三的办法，即是以香港一个熟手技工带领两个或三个内地工人，则一方面可以顾及香港工人的就业情况，另一方面又可以维持Made in HongKong的品牌效应。
香港工业界在回归之后其实已不断提出边境加工区的概念，却受到劳工团体的大力反对，即使一拖二或一拖三的建议，仍未解决劳工团体的疑虑，而且参照业界上述的建议，要求特区政府增强本身在纺织业的角色，根本就是要特区政府一向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不干预”定位，作出彻底改变，以目前特区政府的地位，这项期许，岂非妙想天开？
面对著“无配额”年代的来临，香港纺织业者，始终是要各凭本事，其中最瞩目的，要算是上市公司联泰纺织了。这家目前在全球纺织界也算是位列前茅的公司，1999年已考虑如何“迎接”这“无配额”的年代，并作出部署，在东莞投资兴建一个一站式的“供应链城市”（supply chain city）。所谓“供应链城市”，就是在制衣车间的附近，兴建独立大楼，客户长期派设计及采购人员进驻，由设计到生产以“同地经营”方式工作，加快产品推出速度之余，可以大幅降低成本。
“我们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再造了一个‘新八棉’。”新疆天宏纸业股份公司董事长王世超对出兵棉纺业首战告捷内心充满喜悦。
天宏新八棉产业有限公司2005年3月正式挂牌。虽然天宏方面反复强调“新八棉”与“老八棉”毫无任何关系，但只要走进八一棉纺织厂大门，任何人都能体会到其中的关联程度实在不低。
一进厂门，右侧一幅大型标牌十分醒目，“建50万锭棉纺工业园，打造棉花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中国彩色棉生产基地”。能如此响亮地喊出这样的口号，“老八棉”显然得到了强有力的外援。
在八一棉纺织厂处于变革的十字路口时出手相援的就是新疆天宏，八一棉纺织厂的品牌效应让天宏不忍割弃，于是，它所注册的新公司仍然打出了“八棉”的旗号。天宏新八棉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6亿元人民币，新疆天宏以现金出资占51％的股份。农八师一三二团以2万亩土地入股，新疆银力集团以先进的轧花生产线和厂房入股，新疆天融投资集团以“老八棉”的土地和厂房出资。
“员工基本上来自‘老八棉’。”王世超说，“但‘新八棉’10万锭用工只有500多人，万锭用工水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仅此一项单位用工成本每吨即可节省600元。而‘老八棉’10万多锭用工接近万人。”
王世超点出了“新八棉”最新的一点。
“‘八棉’高峰时有员工9600人，号称万人大厂，那是在1998年。”一位“八棉”资深中层管理人员介绍，“1995年开始，‘八棉’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经历了30多年的辉煌后，八一棉纺织厂几年前走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职工2个月领不上工资，库房里没有1斤原棉，全厂每天亏损34万元。时任八一棉纺集团董事长的张广新甚至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了辞职报告。
张广新曾将“八棉”走入困境的原因归结为“三多三少”：大路产品多，名优特产品少；初加工产品多，精加工、深加工产品少；平销、滞销产品多，畅销产品少。他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技术改造与生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有同步进行，管理模式陈旧，人员不断扩张，新增效益很快就被新增负担所噬。
八一棉纺织厂“七五”期间曾投入3．2亿元技改资金，其中的1．83亿元来自银行贷款。1997年底，“八棉”的银行长期贷款高达2．3亿元，每年仅支付银行利息就需几千万元。技改使“八棉”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扩张，但效益却没有同步增长。
1985年，“八棉”每百元投入可创利税17．2元，到了1997年，同样的投入只能创造7．5元的利税。1998年，“八棉”管理和财务费用合计高达8000万元，以该厂当年预测的销售收入4亿元计，只有当销售利润达到20％以上时，才能核销管理和财务费用。而“八棉”历史上最好的年度，销售利润只有11％，上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只能维持在5％左右。
“在原有基础上的规模扩张、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钟久评价。
上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棉”陷入了困境。
1999年10月，“八棉”有幸成为石河子垦区第一家获得国家债转股额度的企业，“八棉”的部分债务将转为国家股权。当时，托管这份资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尚未正式在石河子露面。然而，“八棉”管理层的欣然之色已露于言表，他们甚至初步预测出21世纪最初一年的利润额。有关人士认为，“八棉”在世纪之末，搭上了国企改革的快车，这是老“三八”企业中最先显露出的一线曙光。
然而，5年之后，“八棉”最为期待的却是早日退出债转股，并迫切希望早日破产。他们希望“八毛”的模式尽快在这里重演。“等‘八棉’破产之后，天宏才会真正介入。”一位天宏的高管明确地表示。
“天业把盐化工做起来了，天富正在打煤炭的主意，天宏的主业是造纸，但原料始终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天宏该如何发展？”王世超去年赴任后便开始思索这一问题。白色的棉花引起他极其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他与棉花种植打了许多年交道。
天宏新八棉出师第一役告捷更坚定了决策层的信心，而天宏主业的扩张恰巧也与农八师建立百万锭轻纺城的目标不谋而合。“如果重组‘八棉’成功，老厂区的纺锭规模就可以达到55万锭。”王世超对此信心十足，“天宏还准备重组银河纺织，那里还有6万锭。”
王世超也有一些忧虑，“即使达到60万纺锭的规模，按照现在的用工定额，也只能消化‘八棉’3000名职工，还有3000人需要分流。”按照天宏规划的蓝图，所有这些将在“十一五”期间完成。
但是，更加困扰新疆棉纺业发展的另一深层次原因是产业一体化问题。“农八师1994年就提出构建棉花产业链，但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协调，理想中的产业链一直没有形成。”钟久说。
有关资料显示，中西部棉纺企业总的来说都不景气，有赢利的棉纺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东部服装业相对发达，很多企业形成了棉纱－－织布－－服装的一体化产业链。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初级纺织品的需求呈现出“多品种，小批量，快交货”的特点，大路货需求萎缩。漫长的运输线加之产品更新速度迟缓，使得具有棉花资源优势的新疆棉纺产品失去了比较优势。
因为产业链的缺失，“八棉”长期以来只能处于棉纺产业链的最低端，大量的产品只是工业用纱和中间织布，离终端消费市场的距离十分遥远。“白雪莲”牌棉纱、棉布经过多层次的再加工，进入消费市场时，“白雪莲”已无影无踪。
几年前，“八棉”一位厂领导出国考察时惊喜地发现，名扬世界的“佐丹奴”牌服装其棉织品的用纱，就含有“白雪莲”牌精梳纱。这样的事例有多少？“八棉”人自己也难以考证。
关键词:纺织工业;就业;改革开放;原材料;规模经济;精品经济
一、昔日的辉煌
(一)郑州国棉纺织厂建立背景
河南省作为全国产棉大省,解放后为了解决人民基本的遮体御寒的需要和就业问题,1951年国家决定将原豫丰纱厂改建,更名为郑州国棉二厂。并在“一五”、“二五”计划中,相继建成了国营郑州第一、三、四、五和六厂这5个大型纺织厂和印染厂。历经多年的发展,郑州市拥有门类齐全的直属纺织企业43家,同时配套以纺织技工学校、纺织干部学校和纺织工业学校等相关教育单位和科研单位。
(二)棉纺厂历史的贡献
1、财政收入方面。1951年至今,国家对郑州纺织工业的投入总计不足5亿元人民币,但该行业同期上缴国家税利却高达100多亿,占郑州市同期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在当时,无论何省何市,纺织多则财政兴,可谓“摇钱树”。
2、产成品方面。纺织工业的建立,拉大了农产品深加工链条。全市年产纱制品(纯棉制品,化纤制品等)共计10万吨,各种布类共计5亿米,印染布,色织布1亿5千万米。不仅在国内销售,并大量出口国外。对解决群众衣着问题,取消布票凭证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
3、就业方面。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郑州纺织企业有职工10万人,退休招新累计达20万人,连同家属计30万人,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农民工”一词由郑州纺织工业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先启用。当时安排贫困地区农民就业数目达6万人之多,形成了工业反哺农业,对贫苦农村解困起到很大作用。几十年来,纺织企业创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爱厂如家、技术娴熟的职工队伍。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生产者。还从中产生了一些省市领导干部。
4、对外关系方面。20世纪80年代,河南的主要出口拳头产品是纺织品,年直接出货值达人民币10亿元。同时还积极参与各项对外援建工程,如1964年援助缅甸建立的纺织厂等,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竞争能力。郑州和武汉等城市1981年被国家列为内地6个纺织工业重点城市,可以说90年代以前是纺织工业的兴盛期。
二、由盛转衰的大滑坡
自1990年起,全国的纺织工业几乎是一夜之间滑入谷底,由“摇钱树”变成了“苦菜花”。大批企业负债累累,资不抵债。职工工资收入普遍下降,职工队伍不稳,优秀人才流失,招不进留不住的现象严重,最终形成全国性的行业亏损,由昔日的盈利大户转变为亏损大户。对此,舆论界一片哗然,众说纷纭,连有些政府官员也说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三、剖析纺织工业经济大滑坡的原因
(一)原材料价格骤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生的最大问题是解决温饱。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纺织工业原料和粮食的种植规模、比例进行严格控制。全国控制生产纱锭总规模3000万锭。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提出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要求各级政府放权。新上纺织企业原来必须经过国家批准,由于纺织工业投资少、见效快、就业多,因此1990-1991年全国工农商学兵争上纺织工业项目,纱锭由3000锭猛增至4000锭,出现了严重的僧多粥少现象,棉花原料奇缺。因此原有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纺织工业,即使有国家的单列计划,单独调拨的条件,却依然无法保证原料适时按量的供应。多数企业无奈停产或部分停产。
全国范围展开棉花大战,由于原料奇缺,当时国家为了保证原有计划内的国有企业的原料供应仍然按执行全国原料生产总量计划调拨供应。由于计划外的1000万锭多数在产棉区,当地政府为了保护当地利益,下令先供应本地区不在计划内的纺织企业的原料供应。因此,确保内的计划供应成了一纸空谈。原料供应者为保证国家规定的产量,在棉花中掺假,掺杂,甚至掺水。原料成本上涨相对加剧。据统计,1990年,一吨标准327棉(3级花,纤维长度为27毫米)售价4000元人民币,仅1991年1年时间,上涨了10000元,价格翻了3倍有余,到1995年每吨涨至20000元以上。生产成本上升,形成企业亏损。
(二)产成品售价下降
在原材料价格飞涨的同时,纺织品价格却一跌再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推动人民生活水品逐步提高,消费需求结构高级化,由最初仅需要满足基本生活到多元化,高档化。而我国纺织工业的产品结构却仍徘徊于中低档的原材料,半成品的简单加工中。附加值低,生产单一,设计陈旧,使用价值大打折扣,难于满足新兴市场需求层次。加之非国有企业独有的优势竞争力(经营方式灵活,生产成本低,价格低廉),国有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一直呈下降趋势。由于当时政治因素和国际市场需求与企业当时生产状况的矛盾,出口贸易大大下降,国内外双重市场均无法消化,导致生产过剩,供求失衡。基于价值规律作用,售价被迫削减。生产成本,劳动量与货币价格表示严重不成比例。
(三)经营体制缺陷重重
原有国营企业多集中在中心城市,水电气价,劳动力成本高,构成了进行生产的主要困难。
原有国有企业办社会的模式:大而全,小而全,形成厂办社会。从幼儿园到大学,食堂到医院,相关单位配备俱全。内部机构设置繁多,人员配置冗杂,企业负担沉重。由于政府机关改制之后,企业还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行政效率低下,无法与非国有制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竞争。
计划经济体制下非科学发展的体制,缺少问责制的约束,即使投资决策失误,损害的也是公共利益,个人不受行政或经济上牵连。从多年的经验教训中可以总结出:
(四)“硬实力”后劲不足
原有国有企业设备陈旧,所创利润大都上缴,无力经行技术改造与创新,负债率高达82%,贷款利率高于资金利润率。形成了硬件实力后劲不足,这样的生产设备难以生产出国内外需求和消费增长需求的新型的原材料,所产产品只能是望洋兴叹(见图1)。
四、国家已经采取的措施
近10年来,国家和省市领导层为减缓纺织业下滑之势,采取种种措施:为解决资金供给不足,财力支持不力的问题,将债权变为股权,实行股份合作制;加大对技术改造的力度,改进部分设备,进行用人、工资等3项制度的改革等,但收效甚微。上述一些措施没有解决企业的机制体制、装备落后负担沉重的根本问题。
五、改进调整建议
(一)准确认识纺织工业的地位
中国有庞大的纺织工业生产基础,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广大市场需求。中国纺织品贸易在世界纺织品贸易总额中占23%。中国纺织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参考要素禀赋理论,在扩大商品销售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向国内市场的倾斜,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纺织业并非夕阳产业,是我国就业问题的重要行业之一,仍然是国家财政、出口利汇的重点之一。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经过改革和调整,纺织工业必将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
(二)切实做好企业改制、改造、搬迁工作,力求使企业做到脱胎换骨
全纺织工业近几年来都在进行改制、改造、搬迁和“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等。郑州市政府从2005年以来下大决心进行这项工作,决心要抓紧、抓住机遇,重振纺织工业雄心,几个大型纺织企业搬出郑州,先进行改制,后进行重大的技术改造,搬入新建的纺织工业园,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举措,也是广大职工盼望已久的喜讯,尽管经过3年的实践,但在近期也困难重重,因此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应在有效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和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给企业创造更宽松的投资环境,减少或杜绝折腾。
对企业而言,则要千方百计,加快速度,确保任务完成。尽全力解决企业异地搬迁,设备、产品雷同的缺陷,真正做到资源优化重组。目前在中国纺织企业发展有两种模式(据中国纺织报报道,全国纺织会会议精神)一是安徽省下决心对一个大型企业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全部引进国外一流的技术设备进行生产,生产出了适合国内外需求的高档产品,产品全部出口,年利税高达5000万人民币。在全国称为“精品经济”,不讲规模讲实力是其他纺织企业无法比拟的;另一个是山东的一个轧花加工厂,在1998年全国压锭的前提下,由于新生产设备,他们新增新纺织工业项目但缺乏资金,政府给了他们一条政策,可以招工带资入场,这样他们一下上去36万锭。这个厂机制体制人员装备成为中国最大的非国有制纺织企业,称之为“规模经济”,是其他纺织企业无法与之竞争的。但从郑州市和有些城市革新的状况来看,既达不到精品经济,也达不到规模经济,可想而知在新的竞争当中是困难重重的。
综上建议郑州市纺织工业的几项措施为:一是改制彻底。二是通过精品经济战略,提升产品质量和国内外市场竞争力:走规模经济道路,用规模效益降低成本。加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三是不盲目跟风,不在追求生产规模上做文章,抓住国内外市场需求,转变产品结构,扩大市场份额。
(三)解决重复建设、盲目发展的弊端,建立中国特色纺织业
政府和各级协会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和组织协调职能。转变行政干预为服务性指导,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资金支持、政策扶植,加强对深技术、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不断更新知识层次,发挥高等院校的科技研发作用,培植新兴纺织工业企业,以对整个行业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四)企业应明确纺织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化是历史的必然,不要墨守成规
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国际国内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组织生产适销对路的创汇商品。
在企业自身不断拓新和国家政策辅助下,通过内外因的共同作用,相信纺织业能够从对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把握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新机遇。
参考文献:
1、王元璋.政治经济学概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故事：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近年来，三师、图木舒克市紧紧依靠“五口通八国”的区位优势，围绕“六大支柱产业”，按照一区两园造平台的工作思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师、市坚持招商引资不松懈，牢牢抓住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兵团草湖产业园和图木舒克市工业园，即一区两园的发展平台，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使工业经济呈现出多领域突破、多格局共存的多元发展格局。
按照“边建设、边管理、边申报、边招商”的原则，喀什经济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全年完成投资5亿元，其中市政基础设施2.6亿元，卡口及综合办公设施和仓储设施2.4亿元，该项目的推进已成为兵地成功合作的典范。兵团草湖产业园完成投资3.67亿元，园区初具规模，基本满足企业入驻条件。去年兵团分区招商引资项目15个，总投资16.53亿元，完成全年招商引资10亿元目标的165%。
图木舒克市工园区成立于2010年7月，为兵团级工业园区，按照“工业园区化、园区产业化、产业聚集化”的发展思路，规划为一园三区，总规划面积26.97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棉纺、农副产品加工、建材、矿产品加工、化工、医药制药、机械制造及光伏发电支柱产业。目前正在申报15平方公里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截至2013年底，该园区投资总额近百亿元，入住企业41家，就业人数3900余人，累计实现工业产值22亿元，增长55%，工业增加值9.2亿元，同比增长77.6%，累计上缴利税1.2亿元。
项目是园区的灵魂，引资是园区的根本。师、市立足于本地棉花资源优势，引进国内知名棉纺企业，并在图木舒克工业园区中将永安坝工业园区发展成为南疆棉纺工业基地，鼓励发展织布、服装、纺织品等。现已有40万锭纺织规模，最终将形成100万锭产能，计划到2015年将师市生产的15万吨棉花全部转化为棉纱、棉布、纺织品等。立足于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深加工。叶河源果业、前海天昆油脂、天昆百果等一批大型企业的农副产品深加工，延长了产业链，加速了红枣、油脂、棉仁蛋白、棉酚等副产品开发。
“我的工资已涨到一个月2500多元了，我找到了理想工作。”2012年8月，在图木舒克市前海棉纺织厂上班的四十四团十连青年艾尼库尔班高兴地说。
在转移中承接，在承接中发展，在集聚中壮大，通过有计划地调优产业结构，园区着力引进能够与本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相对接的加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去年，兵团草湖产业园引进汇源集团3亿元36万吨果汁饮料灌装生产线项目，引进新疆喀什福乐麦客制粉有限责任公司1.5亿元面粉加工厂项目，充分利用师、市及周边农产品加工生产等等。
（作者单位：三师叶尔羌报社）
期待：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对于那些在海外蛰伏了多年的华人华侨而言,终于等到了再次回报祖国的机会。
包玉刚、曹光标、曾宪梓、霍英东、谢国民等港商与华商成为了回国投资建厂的第一波力量。此后,在中国台湾的商界首领王永庆、郭台铭等及岛内的顶新集团、统一集团等中小企业家也掀起了“投资大陆寻发展”的浪潮。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8年到1998年,海外华商,港、台商同胞总共投入祖国大陆的资金达到数万亿元。
他们成为参与祖国大陆投资建设的排头兵。这些海外华商与港、澳、台商同胞所云集的资本力量也成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腾飞的最大的“资本抽取机”。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人终于知道了商业时代的品牌意识、管理意识、企业意识、资本意识这些最基本的商业概念,在他们的努力下,华夏大地出现了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两块世界上最先进庞大的制造业基地。
在改革开放已深入人心的今天 ,民营企业老板入党也不会再引来任何奇异的目光。但30年前,较早在内地建立合资企业、直接参与改革开放的海外企业家绝对堪称“勇士”。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主席、港龙航空创办人曹光彪先生就是这些“勇士”之一。
荣获“院长勋章”
在曹光彪先生位于香港九龙的住所里,笔者看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颁发的“院长勋章”。曹光彪先生是在2004年6月获得这项殊荣的。当时,沃顿商学院院长贺克教授,还专程飞来上海,隆重地把“院长勋章”颁发给曹老。
沃顿“院长勋章”是一项殊荣,只颁发给一些在推动全球经济与世界和平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在曹老获得这一殊荣前,中国人得到这个“沃顿院长勋章”的,只有中国内地的汪道涵先生和中国台湾的辜振甫先生。
对于曹光彪先生的获勋,贺克院长在颁奖礼致词中明确表示:“曹光彪先生是中国企业界的先驱,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创办了合资企业,树立了海外投资的典范,凭其远见卓识和领导能力,克服了无数困难,为更多的人创造了工作、价值和财富。”
在授奖仪式上,曹老回顾了他1978年开办香洲毛纺厂的经过:“我想,正是由于我当时的一点勇气和尝试,沃顿商学院今天才会给予我这项殊荣。”
最令曹光彪先生感到欣慰的,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曾在一次电视访问中提到:“改革开放刚开始,有一位香港资本家给中央写了信,表示要到内地来投资设厂,我们同意了......”这位“香港资本家”指的就是曹光彪。
“胆大”成就的创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进军号角。从此,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一贯爱国爱港的香港工商界人士当然不甘人后,也踊跃投身到支持改革开放的大业中,霍英东先生斥巨资兴建了中国第一间“涉外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和中山温泉宾馆,美心集团也与中国民航合作,在北京成立了合资的航空食品公司......
然而,早在这一切还没有发生之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之前,曹光彪先生已走出了第一步,他以私人资金在广东省珠海市投资开了“香洲毛纺厂”,首开“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的先河。
“我今年快九十了,如果要说我这一辈子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我自己认为,开办香洲毛纺厂、推动国家的改革开放,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回忆起当时的创举,曹光彪先生至今还非常激动。
“ 那时,我因为经营毛纺生意,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的陈诚忠总经理成了好朋友;‘’后,陈总一心希望为国家多创一点外汇收入 ,一再要求我代向外国市场推销国产毛衫。但老实说,当时的国产毛衫,花样陈旧、质量欠佳,很难推得出去;而内地的工厂我也去参观过,生产、管理落后 ,工人积极性不高,产品出了次货也无人负责,要想改变谈何容易。于是我就对陈总说 ,推销是不行的了,不如由我到国内来办一个工厂试试吧!”曹光彪先生对笔者回忆说,“当时我这个想法是够胆大的了,但陈总和几位朋友都认为是个好主意 ,不妨一试;陈总要求我回港后立即起草一份建议书,由他负责向上级呈报。”
就这样,1978年5月中旬,曹老回到香港 ,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亲自动笔草拟了一份建议书,托人送到北京面交陈诚忠。在建议书中,曹光彪先生提出:在接近香港或澳门的地方投资开办一间现代化毛纺厂,由内地负责提供土地,曹光彪名下的企业香港永新公司负责提供机器设备、厂房图纸、建筑材料和人员培训,工厂建成后专门为永新公司进行羊仔毛、兔毛的加工生产,原料由永新公司进口,产品亦全部由永新公司外销 ,合作期为五年,机器设备费用以加工费作为补偿。
建议书送出后,不到三个月时间,曹光彪先生就接到通知,请他到澳门去出席毛纺厂协议书的签订仪式。
1978年8月31日,协议书签订仪式在澳门南光贸易公司举行,甲方为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乙方为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见证人为南光贸易公司。工厂选址在当时的珠海县,命名为香洲毛纺厂。
建厂消息轰动香港
“ 曹光彪在大陆建厂”的消息传出后,在当时的香港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大报章纷纷要求采访报道。1978年9月,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等在采访曹先生后用显著篇幅报道了有关新闻,其中,《大公报》的标题是:“永新企业内地设厂,曹光彪畅谈互惠互利计划”;《文汇报》是“ 永新公司珠海设厂,生产高级针织毛纱”《;星岛日报》更在标题中称“大陆可获外汇年达三百多万,加工纺毛纱更可吸收经验”...... 香洲毛纺厂签约之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当然,那时候“合资企业”、“三来一补”等概念更尚未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日程之内。 1979年11月7日,香洲毛纺厂正式落成。为了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中外人士前往内地投资,曹先生广发请柬,邀请了逾百位中外工商界知名人士、外国驻港领事以及中外记者前往珠海出席开幕仪式。 但是,请柬发出之后,问题来了,当时内地经过“”冲击,尚未恢复办理外国人士的签证手续,香洲毛纺厂的外宾又如何可以出入境?事态紧急之下,曹光彪先生派遣长女曹其真 (注:今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前往广州求见杨尚昆,当面陈情,杨尚昆听后 ,认为香洲毛纺厂是改革开放的创举,必须给予支持,于是同意作出“破格”之举,外宾只需在入境时交出护照、出境时发还,即可到珠海参加开幕礼。这也是香洲毛纺厂的又一“创举”!
台湾光复时，岛内纺织工业十分薄弱，棉纺纱锭仅有8000余枚，织布机数百台，纺织品主要依靠进口。1949年前后，由于大量资本流入台湾，岛内先后建起了华南、大秦、雍兴等一批棉纺织厂。到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棉纺纱锭已发展到12万枚，有织机2000余台。1953年起，台当局开始实施第一期经济建设计划，把纺织、电力、化肥列为三大优先发展产业。纺织工业利用美国援助资金进口棉花，使纺织业得到较快发展，岛内纺织品供应由紧张趋于缓和。到1961年台湾第三期经济建设计划结束时，棉纺纱锭已增加到41万余枚，纺织品自给有余，开始外销。此后，台当局鼓励纺织品出口，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到1968年，棉纺纱锭发展到70万枚，织机1万余台，纺织品出口15亿美元，占当年台湾出口总额的19%，成为当时出口量最大的商品，居台湾制造业三大支柱产业（纺织业、化学制品业、机电产业）之首，直到1981年由于电子产业的崛起而退居次席。
台湾岛内不生产棉花，因此十分重视合成纤维原料的生产，从50年代中期起，大力建设森林，增加原木生产，为粘胶纤维提供浆粕原料。1957年，台湾中国人造纤维公司引进日本技术开始生产化纤粘胶长丝，1959年粘胶短纤投入生产，1964年该公司又从美国引进锦纶生产技术，1965年中坜涤纶短纤投产。该公司与日本帝人公司合作的华隆公司于1968年开始生产涤纶长丝。台湾塑料公司从日本旭化成公司引进腈纶生产技术的仁武厂也于1968年正式投入生产。至此，台湾形成了腈纶、涤纶、锦纶等主要化纤产品的生产能力。这一时期台湾化纤生产的特点是规模不大，设备和技术都从外国引进，原料由外国进口，产品全部内销。
70年代初，台湾开始发展石化工业，生产乙烯、丙烯、苯、甲苯和二甲苯，为合成纤维奠定了原料基础。化纤工业也加快了发展步伐，老厂不断扩建，新厂相继投产，并发展到合理经济规模，改进生产工艺，降低成本，开始外销。1978年出口创汇38.9亿美元，占台湾当年出口总额的24%。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国际纺织品市场受到很大影响，竞争加剧，同时由于台湾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工不足，工资上涨，成本加大。面对这些问题，台湾纺织工业在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开始重视淘汰旧设备，采用新型自动化纺织机械，以提高质量，减少用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1980年，台湾化纤产量达到63.61万吨。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化纤工业一面大幅度扩大生产能力，一面注意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以适应市场的要求，1989年生产各种化纤167万吨，聚酯（PET）化纤量产规模居世界第一，纺织品材质也由原来以棉、毛为主转向以人造纤维原料为主。
台湾纺织工业―头抓原料生产，发展化纤；一头抓最终成品，发展服装业，使纺织工业形成了一个上下游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89年，台湾共有纺纱设备约500万锭，织机8.2万台，其中无梭织机1.83万台，纺织工业总产值5547亿元新台币，出口创汇103亿美元，成为全球纺织品消费市场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促进纺织科技发展
上世纪90年代，由于台湾工资高涨、土地昂贵，不适合劳动力密集、厂房占地大的纺织业发展，一些岛内成衣和织布企业相继外移。有资料显示，仅1991―1998年间，台湾纺织、成衣业在大陆投资建厂金额约10.2亿美元，由此极大带动了台湾纺织品对大陆的出口。与此同时，香港、中国大陆、韩国等同类纺织产品的竞争，也对台湾纺织品的出口产生强大冲击。对此，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及纺织工业相关部门推出“纺织工业技术辅导与推广计划”。该计划通过运用台湾主要研究机构和学术单位已有的技术基础帮助传统工业全面提升技术，并鼓励企业与研究单位共同投入创新技术开发，在聚高速纺丝、超细纤维、复合纺丝/假捻加工及各种仿真技术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引导了“新合纤风潮”的形成，产品质量得以大幅提升，出口产品由原先以成衣为主转向成品布料为主。2000年，台湾有纺织企业7500多家，从业人员27.2万人，年产值达到新台币5547.47亿元，占同年台湾制造业总值的6.5%，纺织品出口值约152.17亿美元，占全台湾出口总值的10.3%，仅次于电子类产品与资讯和通讯产品，可见纺织工业在台湾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进入新世纪之后，台湾纺织产业逐步面临岛内化纤产能过剩及自2003年起石油价格飙升影响，导致原先以量取胜及成本优先的生产策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纺织业产值及出口值B年下滑，2002年纺织出口创汇金额（即出口值减去进口值）跌破100亿美元，2007年继而跌破90亿美元，2008年继续下降至82亿美元。2007年韩美签订自贸协议，东盟分别与大陆、韩国与日本等国签订自2010年1月后生效的自贸协议，台湾被排除在外，给岛内纺织外销市场形成巨大威胁。
另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与石油价格暴涨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导致台湾经济出现严重危机，纺织业产值也出现严重衰退。为应对产业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动，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与岛内研究机构对台湾纺织产业结构与世界纺织品发展趋势进行通盘评估，重新制定台湾纺织工业发展政策，推动实施“产业用纺织品产值倍增计划”、“功能性纺织品开发推广联盟”及“品牌台湾环境构建与辅导计划”3个千亿倍增计划，要求以促进产业用纺织品投资为主要重点，在纺织品技术与产品设计上应积极发展差异化、功能化纺织产品及朝向产品设计模式或建立品牌模式高附加价值纺织品方向发展，开发过程中结合纺织、化工、电子、电机、材料、机械等不同领域技术并搭配设计营销概念，以提高台湾纺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重点开发高功能性服装技术，例如抗起毛球、拨油拨水、竹炭、负离子、远红外线等技术；产业纺织制程技术，例如直纺型无纺布、难燃耐热防火等技术；纳米静电纺丝量化技术；纳米功能性滤材技术；电热纺织品技术；美容保健型纺织品技术，例如面膜、敷材等纺织品技术，并计划到2015年时服装/家饰/产业用纺织品比率调整至5.0：1.7：3.3（2008年这一比例为6.6：1.1：2.3，2010年达5.7：1.5：2.8），产值增加至5800亿元新台币。
2009年，台当局积极与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ECFA），其湾纺织业有136项产品列入ECFA早收清单内（大陆仅有22项），享有在大陆降税及零关税的优惠，约占台湾出口到大陆纺织品的近70%。目前，台湾出口纺织品仍以布料为主，约占66.3%。在全球纺织品出口产地中排位第五，位居中国大陆、欧盟、美国和韩国之后；其中，聚酯纤维产量排名世界第二，仅位于中国大陆之后。台湾纺织品出口的前五大市场分别为中国大陆、香港、越南、美国和欧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口至香港的纺织品最终转向大陆，因此，大陆实际占有台纺织品出口近30%的市场份额。从台湾出口至大陆的纺织品主要是布料和纱线。
推动功能性纺织品质量提升与价值创造
鉴于纺织业是台湾主要创汇产业之一，其整体产值、企业数量及就业人数均为岛内经济与社会稳定力量的重要基石。由于近年来面临全球性市场竞争与环境变革冲击，导致其技术、产品与市场经营均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就国际发展趋势观察，服装用纺织品正在朝向新型复合功能的高值化领域发展，家饰用纺织品以文化与订制环境为导向，产业用纺织品则凭借跨产业整合及新兴能力，不断延伸、扩充其发展领域。在这一背景下，台湾经济主管部门积极推动岛内功能性纺织品的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并通过专业研究单位如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纺织业拓展会（简称纺拓会）等，以联盟方式整合台湾纺织产业上中下游，辅导企业引进先进制造技术及产品美学设计等，进行功能性纺织品开发与技术升级，内容包括环保关键原料开发到环保制程乃至织物结构、织物图纹设计与服装版型设计、人因工程版型技术、后处理加工技术、时尚创新成衣服饰产品开发等。
目前，台湾推动岛内功能性纺织品的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正在组织开展“高质化纺织品开发计划”，分5年（2012―2016年）实施，其中包括“高质化纺织产业开发与辅导计划”、“高质化时尚设计产业推动计划”、“高质化鞋品、袋包箱开发辅导计划”、“纺织与时尚设计开发与辅导计划v纺织设计学院w”、“高质化运动休闲产业开发辅导计划”、“产业用纺织品产值倍增计划”等6个分项计划，由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负责执行，主要辅导岛内企业开展智慧型纺织品创新技术研发，构建新纺织品检测与验证能力，借鉴与引进高科技领域新技术到纺织产业，如绿色能源纺织品技术（包括太阳能布膜研制技术与储能型织物电容技术，开发柔性可弯曲太阳能电池、柔性织物电容、袋包用能源纺织品等）、环保直纺功能性无纺布纺织品技术、舒适功能性纺织品技术（包括开发感湿散热纤维纺织品、湿热调节纺织品、吸湿导电金属复合纤维纺织品等）、生物质美容保健纺织品技术（包括开发抗皱纺织品、异位性皮肤炎减敏织物、熔纺型纤维素纤维、微生物纤维素原料等），以及纳米纤维材料技术、高吸附型液体滤材技术、医疗保建型纺织品技术、电热纺织品技术、布膜纺织品技术、功能性发泡产品技术，建立创新制程技术与强化研发能力，结合上中下游体系运作，开发差异化、独特性的功能性及产业用纺织品，并协助时尚设计及市场营销渠道开发，培训专业技术及设计人才，通过基础、中阶、进阶与管理课程规划，以引领初入纺织行业的企业建立基础技能，提供纺织在职人员持续进修功能性、产业用、创新性及复合功能染整等纺织专业技术，强化多元化专业整合能力，迄今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发挥引领作用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简称纺研所）起源于1965年成立的台湾纺织品试验中心，早期以执行台湾纺织品的外销检验及维护产品品质为主；1971年6月起更名为中国纺织工业研究中心，期间配合纺织产业的快速发展需求，任务由纺织相关厂商质量管理、分等、追查转型为科技研发。2004年9月为开创研发及服务业务营运的多元化及扩大国际化的脚步，改为现名，并于2008年6月在中南部的云林县斗六镇成立分部（斗六场区），以协助台湾纺织产业的转型。
中日两国近代社会不同的发展历程，在同时期双方的商品贸易中，特别是作为主要交易商品的棉织品贸易中，有着充分和清晰的反映。对中日近代棉织品贸易的研究与考察，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其贸易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而且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增加对两国近代社会不同发展道路的认识与理解。本文论述内容的时间下限为“九·一八”事变前。“九·一八”事变后，中日贸易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
中日近代商品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处于发展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了限制压缩政策。铜，是当时两国间最大宗的交易商品。清朝政府鼓励中国商人从日本输入铜，以供国内鼓铸货币之需。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铜从日本输往中国。“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47页。）为了阻止铜的大量外流，日本幕府政府于十八世纪初颁布命令，限制来日中国商船数量及每只中国商船贸易额。而且，这种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也越来越大。准许赴日中国商船的数额，颁布该政策之初的元禄元年(1688)为每年70艘，到宽政二年(1791)缩减到每年10艘。每只商船的额定贸易数量从最初的钱6,000贯，降到2,740贯。（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页。）另外，幕府还严格限制日本商人前往中国从事商业活动。
就这一时期贸易的特点而言，多是进行原料和土特产品的交易。从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为绢丝织物、毛织物、书籍、书画、土布、骨董、文具、茶叶、磁器、漆器、宝石、药品、扇子等。中国商船带回的日本货物主要是铜、大米、漆、漆器、咸鱼、乾鱼、海菜等。双方的棉织品贸易在其中只占微乎其微的比重。中国运往日本市场出售的土布数量非常有限，有许多清朝商人将白布带往日本，只是为了在长崎进行漂染，然后再携回中国出卖。而日本政府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棉布、棉纱以及棉花列为禁止出口商品，不许人们卖给中国商人。
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贸易开始得到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记载，中国进口的日本商品值，从1872年起，年均在200万两以上。而在以往的10年间，多数年份不足200万两。1876年，突破300万两。1885年以后的4年内，每年进口额均在500万两以上。1889到1893年间，每年都在600至700万两之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值，从1869年到1886年，大多数年份基本在100万两以上、200万两以下徘徊。1887年开始出现大幅度增长。当年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价值为211万海关两，以后逐年攀升，1893年达到933万两。6年间，增长342%。（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0页。）
但是，两国间的棉纺织品贸易在较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发生大的改观。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棉纺织企业才拭探着向中国出口产品。1889年，日本棉纺业向中国的厦门和上海分别送去了机制棉纱的样品。据日本纺织联合会统计，1890年，首次向中国出口棉纱31捆，价值2,000日元。1891年，输出108捆。这也是日本在近代首次向国外输出棉纱。（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104-105页；［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38页；［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26页。）类似的记载在稍晚的时候，也在中国海关反映出来。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其提供的1893年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写到：“我注意到海关统计表上第一次出现了日本棉纱。”1893年，上海进口日本棉纱2,909英担。当年，上海还“进口了日本制造的棉布和棉绉布，数量达到142,000匹。”（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0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日本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棉花，这也是该时期中国出口日本商品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日棉织品贸易的驻足不前，与当时两国的棉纺织生产能力及其国内市场状况密切相关。当时中国的棉织品市场正在受到来自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商品的猛烈冲击，西方物美价廉的机制棉纱、棉布，大量涌入中国广大的城镇和乡村，逐渐排挤和取代当地生产的土纱、土布。而其时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尚未成长起来。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自1854年日本在美国炮舰威逼下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又被迫相继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国门大开。外国廉价商品蜂拥而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秩序。“明治维新”开始时及其后的较长时期内，这种状况仍在持续，甚至更为严重。就棉织品市场而言，英国商品的进口量呈直线上升状态。据写于明治七年(1874)的日本《澳国博览会见闻录》记载，明治元年(1868)英国向日本输出了价值128万日元的棉纱和190余万元的棉布。到明治三年(1870)，英国棉纱输出值为285万日元，棉布为274万日元。增幅分别为123%和44%。从明治元年(1868)到十年(1878)，日本每年进口的棉织品数量均占当年进口商品总量的30-40%。（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90-91页。）其后，棉织品输入量逐年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到八十年代末，棉纱进口量达到最高峰，1888年为158,132捆。（注：明治元年（1868年）为12,196捆。参见［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页。）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作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明治政府在农业中推行地税改革的同时，在工业领域实行了著名的“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政策在棉纺织业具体表现为不断地兴建新式工厂，引进外国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设备和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扩大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最终目标是要将外国棉纱驱逐出日本市场。
日本近代化的机械纺织工厂始建于“明治维新”前的1867年。该年，萨摩藩从英国购买1,848纱锭的纺织设备，聘请6名英国技师，在鹿儿岛创设了鹿儿岛纺织所。其后又在泉州设立了具有2,000锭生产能力的纺织分厂，该厂于1870年竣工投产。1872年，东京棉商鹿岛万平又在东京郊外创建了纺织工厂——鹿岛纺织所，生产能力为576纱锭。这三家建立最早的近代纺织工厂在日本被称为纺织业三始祖。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加速机械纺织的发展，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动用政府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设备。1878年，从英国购买了2套2,000锭的纺织机器，分别在爱知县和广岛建立了机械纺织工厂。1879年，又从政府“创业资金”中出资，进口英国2,000锭纺织机器10套，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售卖给私人企业家，货款分十年还清。由于这一政策，在1882年至1885年间，在全国各地相继有9家机械纺织工厂开工。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实行了为私人企业家垫付进口纺纱机械价款的措施，扶植民间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又有6家纺织工厂建成投产。
1883年，日本近代第一家大规模股份制棉纺织企业——大阪纺织会社成立。该企业与以往建立的工厂相比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一，规模大，生产能力为10,500纱锭。其二，建厂资金采取向全社会以股份形式募集的办法筹措。其三，机械动力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水力的做法，改用蒸气机。其四，纺织原料棉花不再依赖国内，主要从中国、印度进口。其五，工人劳动实行昼夜两班交替制。大阪纺织会社的成立，使日本棉纺织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迈进了一大步。从1887年到1890年，日本国内又相继成立了东京、钟渊、尾张、尼崎等四家类似于大阪纺织会社的棉纺织企业，生产规模均在10,000锭以上。（注：参见［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14-16页；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页。）由此，日本的机械棉纺织生产能力迅速增加。1870年时，日本全国共有纱锭5,648锭，1880年为13,148锭，到1890年则猛增为358,184锭，与1880年相比，增长26倍多。机制棉纱的产量也随之大幅增长。1870年，日本棉纱产量为1,500捆，1880年为3,246捆，1890年为104,839捆。1890年比1880年产量增加31倍。（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22页。）
上述日本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虽然还不能够直接促成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的改变，但是它已经为迅速扩大对华出口奠定了物质基础。八十年代末日本开始向中国出口棉纱和棉布，以及日本国内市场外国棉纱输入的减少，都是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将要发生变化的先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在短短的几年里，中日棉纺织品贸易迅猛增长。请看下表：
1895～1899年日本对中国输出棉纱数量统计 单位：捆
年度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棉纱输出量 6,383
33,794
94,606
161,748
359,900
注：1.资料来源：清朝海关统计，参见［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2.1捆＝300斤。
据上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一年，日本对中国棉纱的输出立刻增长了4.3倍。第二年，在1896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1.8倍。1899年的棉纱输入量比1895年增长了55倍，平均每年增长近14倍。这样迅猛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中是极其罕见的。
同期，日本棉布对中国的输出也在增加，但增长幅度远小于棉纱的输出。
1894～1900年日本对中国输出棉布价值统计 单位：日元
年度
1894
1896
1898
1900
棉布输出量 384,000
565,000
554,000
888,000
注：本表引用数据来源于［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7页。
1900年的棉布对华输出值仅比1894年增加1.3倍。棉布与棉纱输出状况的巨大反差，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棉纺织生产的水平。棉布生产能力的薄弱与技术水平的低下，制约了对中国的棉布输出。
从日本对华贸易的总体情况看，甲午战争后，各种输出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也是棉纺织品，由此引起了中日商品贸易总体结构的变化。
在中日贸易处于以原料及农副产品交易为主要内容时期，煤，是日本运往中国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在双方贸易中占有显要地位，因此将其列入下表，以作为棉纺织品贸易变化的比较和参照。
棉织品、煤在日本对华商品输出中所占比重统计 单位：％
商品名称
1893
1898
1903
1908
1913
棉布
3.3
2.0
4.3
7.3
13.4
棉丝
0.2
31.2
31.8
18.3
31.8
煤炭
8.6
16.9
14.7
13.6
5.1
总计
12.1
50.1
50.8
39.2
50.3
注：资料来源，［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记录的是1893年到1913年日本输入中国的棉布、棉丝、煤炭分别在日本全部来华商品中所占的百分比数。从中可以看到，甲午战后的1898年，棉布进口比重有所下降，由3.3%下降为2.0%，煤炭几乎翻了一番，而棉纱的进口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1893年只占日本来华商品0.2%的微不足道的市场份额，一跃成为中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日本商品，占日本来华商品额的31.2%，提高30个百分点，增长155倍。与煤炭相比，1893年棉纱在日本来华商品所占比重仅是煤炭的1/43，而到1898年则是煤炭的近2倍。棉纺织品和煤炭在来华日本商品中所占比重也随之增加，由1893年的12.1%增为50.1%，占了一半，而在全部输入中国的日本商品中，有1/3是棉纺织品。值得注意的是，在1898年日本向海外市场输出的全部棉纺织品中，有94.1%的棉纱和45.7%的棉布被运往了中国。（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还反映了1898年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概括讲有三个方面，第一，棉纺织品在中日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除1908年前后有所减少外，其余时间仍在增加。第二，棉布在日本商品中的比重稳步增长，而同时期棉纱却徘徊不前。棉布在来华日本棉纺织品中的比重上升。第三，煤炭的比重不断减少，棉纺织品的比重不断增加。它反映了日本对华输出中，原料、农副产品地位下降，工业制品逐渐唱主角的发展趋势。
甲午战争后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新的纺织厂大量出现，而原有的纺织工厂则在昼夜加班生产的同时，忙于增添设备，扩充生产能力。1894年时，日本全国共有棉纺织企业45个，到1899年，发展到78个，5年间，新增企业33个，增幅73%。与此同时，纱锭由530,074个增加为1,189,929个，增加1.24倍；织布机由420台增加为2,869台，增加5.8倍；棉纱的年产量，由292,400捆增长为757,315捆，增长1.59倍。（注：［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2、23页。）
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纺织品数量出现大幅萎缩。以棉纱为例，1899年中国进口日纱359,900捆，1900年骤减为157,177捆，减少56%。（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日本国内生产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短暂的萧条期，工厂开工不足，产品积压；在中国市场方面，日本产品遇到了原有其它厂商的强烈抵抗和竞争。正如我们上面讲到的，日本棉织品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中国，其时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英国、美国、印度、中国的产品所占领。这其中，中国产品竞争力最弱，市场份额最小，无法与其他外国产品抗衡。作为日本棉纺织品中的主流产品——棉纱，其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和印度。请看下表：
1894～1896年英、印、日对中国输出棉纱数量统计 单位：捆
年代
英国
印度
日本
1894
22,650
353,447
10,368
1895
18,669
352,349
6,383
1896
19,378
487,122
33,794
总计
60,697
1,192,918
50,545
注：资料来源，［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第172页。
在1894年到1896年的3年中，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纱总量最小。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应属印度棉纱。英国棉纱在中国市场虽以其品质好质量高著称，但其价格也相对昂贵，因此销路受到限制，上表中已有所反映，市场份额在减少。印度棉纱虽然在产品质量上不能称为上乘，但其价格上的优势极大，不仅远低于英国棉纱和日本棉纱，甚至还低于中国当地工厂生产的中国棉纱，可以说在中国市场上是价格最低廉的棉纱制品。下面是当时上海市场棉纱价格的统计：
1899～1904年上海市场中、印、日棉纱价格统计 单位：两/包
年代
中国纱(14支)
印度纱（16支）
日本纱（16支）
1899
68.40
62.65
66.00
1900
72.50
70.50
73.60
1901
78.00
74.00
81.50
1902
83.10
82.65
88.00
1903
90.20
87.00
91.50
1904
92.40
88.00
94.10
注：资料来源，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4页。
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的棉纱价格总体上都在上涨，但日本的棉纱价格涨幅最大。据上表，从1899年到1904年，中国棉纱价格上升了35%，印度棉纱为40%，而日本棉纱上升了43%。印度棉纱比日本棉纱的市场价格一般低7%左右，始终保持着其价格优势。
日本要想在中国不断扩大棉纱市场，就必须战胜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印度，而战胜印度，就必须缩小日本棉纱与印度棉纱的价格差距。为此日本棉纺织厂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更新生产技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减少工人工资，降低原料成本，用更便宜的印度棉花替代中国棉花等等。从中国海关的统计看，这些努力收到了很大效果。
1897～1916年海关所载印、日棉纱进口平均价格 单位：海关两/担
1897～1901
1902～1906
1907～1911
1912～1916
印度
20.04
24.56
25.96
25.88
日本
21.73
24.93
25.07
25.07
注：资料来源，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93)——〈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
据上表，1897年到1901年，进口日本棉纱的平均价格要比印度棉纱高出8.4%，而到1907年以后，从日本进口棉纱的平均价格反而低于印度棉纱3.4%。另外，日本厂商还采取各种手段，在中国进行促销，吸引当地商人为其推销商品；在产品质量和包装上做文章，想方设法争取顾客，抢占市场。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前后湖南湘潭棉纱市场的变化情况：
“湘潭的棉纱，从前湖北制品及上海制品居多数，印度制品次之，至于日本制品，则寥若晨星。据说，从两三年前起，日本纱忽然在这里得到销路，竟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并代替了汉口、上海和印度制品，独占了湘潭市场。同时，其他棉纱已不留踪影。其原因，据湘潭人云，是因为日本纱有光泽，斤两比其他棉纱每包多十数斤，所以人们爱用日本纱。本地人织制土布所用的洋纱，大多使用日本纱。”（注：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10页，1984年（未刊稿）。）
利用一切有利可图的政治事件，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渗透，这也是日本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排挤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之一。1905年以后，借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东北市场。就棉纱而言，1907年日本的输入品价值仅为62.8万日元，到1914年上升为608.1万日元，增加868%。同期中国其他地区市场均未出现过高的涨幅，汉口日纱输入量基本持平，上海增长69%。（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ウァ书房1980年版，第12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北的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日本产品所控制。（注：据日本“大阪新闻”报道，“满洲的外国贸易正在进展，特别是棉货进口方面。目前每年输入约有市布30,000匹，粗布100,000匹，粗斜纹布30,000匹，细斜纹布20,000匹，棉纱50,000件，棉布（窄面的）200,000匹。其中，日本供给的几乎占80%。”见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二辑，第1161-1162页。）
正是通过对产品的不断改进和积极的市场竞争，日本棉纱对中国的输出开始走出低谷，输出量增加，市场扩大。进入20世纪10年代，日本与印度在中国棉织品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2年，中国进口的日本棉纱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印度，达到920,589担，印度为627,832担。1913年，日本棉纱的进口进一步增长，达到1,272,983担，印度只有656,649担，是印度输华棉纱的近2倍（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成为中国市场上棉纱第一供应大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的欧洲各国社会经济很快转入战时状态，开足马力生产各类军需品，为战争服务而无暇顾及远东市场。整个战争期间，输往中国的商品大量减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据海关统计，到1918年战争结束，英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比战前的1913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降幅近40%；德国对中国的贸易几乎等于零；英、德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下降了6个百分点，降幅为61%。（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这种对外贸易地域结构的变化在棉纺织品市场也鲜明地反映出来。试以本色棉布的进口为例。
1913～1918年中国进口英、美本色棉布数量统计 单位：1,000匹
国别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英国
11,705
10,472
7,591
5,453
4,397
2,634
美国
2,281
1,040
637
413
71
100
注：资料来源，［日］井村薰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口》，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99-100页。转引自《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页。
英国对中国输出本色棉布的数量，在战争结束时的1918年降到了最低点——263万匹，仅为战前的1/5。美国减少得就更多，输出量最少的年份是1917年，只有71,000匹，仅为1913年对华输出量的3%，1918年略有回升。当时英、美两国同中国棉纺织品贸易的整体情况基本与本色棉布的情形相类似。
上述变化对中国棉纺织品市场造成极大冲击。“（一）船只缺乏，致货不能畅行；（二）货价大贵，致华人改用中国货。即如布匹一项，今华人多改穿土布，以其价廉也。”（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市场上棉纺织品货物的紧缺及价格高腾，为日本商品的大量输入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并由此改变了整个棉纺织品贸易格局。“至欧战前棉纱之输入，则日本与印度相伯仲。布匹输入，英为第一，日本次之，美去其二国甚远。及欧战起，英国棉货来数既减，印度棉纱以多供本国织布之用，输入之额，亦逊战前，日本棉货遂一跃而居首位。”（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棉纺织品市场的上述变化，也为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契机。欧美棉纺织品输入的大量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纺织业长期形成的重压，而市场商品的骤减及价格的腾升，又极大地改变了其困难的经营环境，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兴建棉纺织厂，扩大生产能力的欲望。这一时期（包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次新的高潮，全国纺织厂及机器设备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请看下表：
1913～1922年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纺纱厂及设备数量统计
年代
纺纱厂数
纱锭数（枚）
织布机数（台）
1913
21
503,852
2,316
1914
21
503,104
2,566
1915
22
519,996
2,966
1916
26
578,240
3,456
1917
26
576,552
3,860
1918
29
669,608
4,260
1919
29
715,324
4,010
1920
36
842,894
4,540
1921
51
1,238,882
6,675
1922
65
1,632,074
7,817
注：资料来源，丁昶贤：“中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设备、资本、产量、产值的统计和估量”，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3页。
据上表，在10年间，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纺纱厂的数量增加了200%，纱锭数量增加224%，织布机增加了237%，均增长了2倍以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增长速度，棉纺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大增。
这里应该注意，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规模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其生产技术水平仍然与欧美诸国及日本存在着较为悬殊的差距。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棉纺织品中，在棉纱方面，以生产20支以下的中粗纱为主；在棉布方面，主要生产品质较低的粗布。在高级棉织品领域，其生产能力仍然非常薄弱。这种状况在中国棉纺织品的对外贸易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天津和东北的棉布市场为例。
从下表中可以看到，在天津和东北市场，外国粗布的输入，不论是日本还是英国或美国的产品，其数量普遍都在减少，而其中日本减少得最多，减幅分别为85%和73%。同期，中国产粗布却大幅度增加，两个市场分别增加了700%和1544%，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绫木棉布的生产技术要求也相对较低，属粗布范畴，因此其市场情况也与粗布相类似。但在细绫棉布领域，情况正相反。外国产品输入增加，其中虽然英国和美国总体处于减少状态，但外国产品的总量在增长，天津增长了10%，东北增长了178%；而中国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几乎没有变化，天津的增长为0，东北虽有所增加，但其数量与外国输入品相比，微乎其微，只有1/350。随着中国粗纺能力的增强，外国产品正在该领域失去往昔的优势。
1914年、1922年天津、东北市场部分棉布输入量统计
（单位：1,000码）
粗布
绫木棉布
细绫棉布
天津
东北
天津
东北
天津
东北
中国 2280
3080
1880
360
日本 37000 126680 54680
17360
880
5800
1914年 英国 2000
1200
4
120
5400
14360
美国 14840
7440
2640
2320
240
中国 18320 47560 15040
5200
160
日本 5560 34320
3840
12960
6240
51680
1922年 英国 1640
360
80
920
4240
美国 6360
3200
440
600
80
注：资料来源，［日］桑原哲也：《企业国际化史之分析——战前日本纺织企业的中国投资》，森山书店1990年版，第181、182页。
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发生的上述变化，日本很快调整了其生产和销售战略。在生产方面，削减粗纱、粗布的产量，扩大细纱、细布的生产。以棉纱的生产为例。
1909年、1923年日本部分品种棉纱生产量百分比统计 单位：％
年代
16支纱
40支纱
42支纱
1909
28.8
1.7
3.5
1923
12.6
5.0
5.3
注：资料来源，［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252页。
16支粗纱的生产在日本棉纱生产中所占比重大幅减少，而40支以上细纱的生产比重则在不断增加。在销售方面，将过去主要面向中国的粗布输出，转而向印度及经孟买输往中亚细亚；与此同时，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增大细纱、细布的供给。1914年日本输往中国的细绫等细布约为0.27亿码，1919年时达到2.98亿码，5年间增加了10倍多。（注：［日］桑原哲也：《企业国际化史的分析——战前日本纺织企业的中国投资》，森山书店1990年版，第223页。）正是由于采取了以市场为核心的灵活的生产和销售政策，使得日本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遇到当地产品激烈竞争的时候，能够继续保持其输入不断增长和扩大的趋势。
天津宏大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宏大”）创建于1999年，其前身是始建于1946年有着“中国粗纱机摇篮”美誉的原天津纺织机械厂，现隶属于中国恒天集团。多年来，天津宏大专注粗纱机的研发和生产，凭借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已成为国内粗纱机生产领域的领军企业。
近年来，天津宏大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大力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确定了重点发展智能化控制和多电机分部传动粗纱机，以及粗细联和全自动粗纱机系统的产品开发目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天津宏大总经理郝霄鹏自信而笃定地表示：“目前，公司产品的销量和性价比位居全球同行前列，我们计划用 3 年时间将公司的粗纱机产品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
科技创新，研发一流产品
自动化、智能化是纺机装备的发展方向，也是改造传统纺织产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天津宏大早在国内自动落纱粗纱机还处于空白期时就率先投入研究，于2010年成功研制出JWF1418A型自动落纱粗纱机和JWF9562型粗细联输送系统，填补了当时国内空白。
近些年，天津宏大在自动化、智能化方面渐行渐实。2016年5月，JWLF 061型粗细联合全自动粗纱机系统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该系统具有自主创新性，其中粗细联立体纱库、粗细联RFID射频识别、定向配送等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实际使用中具有稳定、可靠、安全、高效等优点。
为了满足用户的新需求，天津宏大还推出了JWF1458型外置式自动落纱粗纱机，该机型从设计之初就总结了同类产品的不足，充分考虑到用户的实际需求，不仅可作为智能粗纱机单独使用，还可与粗细联输送系统配套，实现粗纱机全自动纺纱。郝霄鹏强调：“随着JWF1458的问世，天津宏大已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可提供内外两种不同置式自动落纱粗纱机的供应商。”
创新营销，打造贴心服务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巩固企业在粗纱机领域的龙头地位，天津宏大在营销和服务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在各地打造样板工厂，通过样板厂的辐射功能，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客户；另外，借助经纬股份的融资业务优势，为客户解决资金难题。
“客户的需求永远是我们的追求，”郝霄鹏介绍道，“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要，今年公司成功研发出了204锭粗纱机，并已签订销售合同。”针对客户提出的一些粗纱机功能改进要求，企业同样不遗余力。例如，就晃电引起断头的问题，天津宏大通过与汇川技术合作，在频器的内部做电压跟踪，实现控制模式切换，最终切实地为客户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
谈及企业未来发展，郝霄鹏指出：“近年来，节约用工的自动化、连续化、智能化纺纱设备已成为国内纺织企业新上项目的首选，粗细联、细络联、大纱库型整套设备市场占比明显上升，建设智慧工厂、实现产业升级仍是纺纱机械行业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同时，受益于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红利，新疆地区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放大，国内知名棉纺企业纷纷在新疆地区投资建厂，为纺机制造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郝霄鹏表示，面对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当前的市场机遇，天津宏大将继续做强做精全系列粗纱机、智能化输送系统等产品，不断向智能纺纱生产方向发力；着力建立远程维护平台，应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远程设备监测、管理及维护，着力为客户提供实时技术支持服务，软硬兼施，进一步提升国产粗纱机的技术水平，为纺织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装备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