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1 17:25:57
正文：
笔者曾经做了一次简单的调查，就是提起跨国投资，然后观察人们的反映，大多数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什么可口可乐，麦当劳的；提到外资，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如何引进和利用外资，很少有人将这些同中国的企业联系到一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的确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但殊不知，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和中国加入WTO，赢得了国际化的资源配置环境，大多的中国企业都应该走出国门，为自己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际跨国投资是公司为了获取预期未来收益而将资本投放到国外的活动，是国际货币资本和国际产业资本实现跨国流动的一种形式，以资本增殖，生产力提高为目的的国际跨国投资活动是科学进步，国际分工细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投资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际投资活动的主体。国际跨国投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大踏步发展，十多年来跨国投资金额超过了10000美元的大观。在过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国投资保持了极高的增长速度，投资金额从1995年的3311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亿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亿美元。统计资料显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总数超过了60000家，拥有30万个海外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占全世界对外国投资的70%以上，占全世界总产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其余49个是国家，也就是说，有些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中等发展中国家。时隔五年，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势头，不难想象其规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实证明，跨国投资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中国企业而言，尽早地加入国际竞争当中，显得尤为迫切。
按照国际资本输出的规律，各国吸收国外投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资，对外投资可达到1.44美元。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0.43，而我国目前的比例为1；0.26左右，尚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1/2多一点。随着我过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工业门类的齐全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经验的大量积累，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并且已经达到快速对外输出资本的阶段。他指出，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一旦达到2000美元，产业结构就应进行调整，把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多的利润。目前中国人均收入虽只有1000美元多一点，但是由于地区差异，上海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苏、浙江、广州等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都远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国外投资是万事俱备，只差行动了。
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很多领域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即产业升级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和技术的转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内陆欠发达地区，再就是向国外此产业仍然处于比较优势的地区，尤其是了解国外市场的企业，向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密集的地方转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指出：中国对外投资应该选择那些市场程度比中国慢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一方面有着充足的经验，一方面对这种转型中的市场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他将之成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早半拍”准则。早半拍准则可以在国际贸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说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论（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经济学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国家之间需求结构相似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的理论，这对跨国投资同样适用。林德认为，影响一国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国的需求结构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关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国家，其消费偏好和需求结构越相似，产品的相互适应性就越强，贸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其选择消费品的质量要求也就较低，因为他们要让有限的收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掌握生产技术，也只能选择通用的技术，简单的资本设备，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刚好相反。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最好走这条路。徐滇庆教授根据他的早半拍准则得出结论：中国资本输出最佳的地区是东欧地区，并切举了丰佳集团的例子加以说明。其依据是这些地区国内市场化程度，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都远不如中国，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结构和中国类似。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这种理论只能解释水平上的跨国投资问题，却忽视了垂直跨国投资问题。二、这种理论只丛经济发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视了政治等其他的条件。以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为例，其投资环境存在以下的问题：1、法律烦琐，透明度低，且优惠政策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2、经济困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期望值较高，反过来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稳定；4、处于美俄争夺激烈，经济不稳定，麻烦事多的灰色地区；5、腐败、、行贿受贿严重，投资风险大，成本高，等等。丰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这些一下都抹去。三、这种理论引导的资本流向的产业基本上是一些低级产业，不利也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准则倒不如归结为一种跨国投资战略，即打发展程度的时间差，利用这种时间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导资本的主要流向。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应树立多元化的发展观念，不应该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地区和产业，更不能一哄而上。应该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对投资市场和产业有所取舍，以发挥资本的最大效用。
实际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欧美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原因如下：1、这些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虽然竞争激烈，但也为投资者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2、这些国家有着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和丰富的营销经验，是我国企业“练兵”和“取经”的最佳场所，能对我国国内企业的质量和水平有所推动和提高；3、这些国家的技术开发和产品较新，可以是企业对前沿技术和管理有较快的反应能力，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后起者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产业层次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4、欧元美元作为硬通货，币值坚挺，汇率风险小而增殖能力强；5、目前欧美国家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政策，提供各种低息贷款。另外已有的工业基础能为企业提供相关的产业支持，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中国资本投向正是这些地区。
解决了区位选择问题，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样走出去了。一个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议无外乎考虑企业自身状况和国外的投资环境。在此问题上，也没有完全适用的法则，中国企业完全可以深练太极之道，将中华武功的精髓思想运用到走出去的战略中来。
对付强者，避实就虚，攻敌弱点。我国企业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对比相差悬殊，所以不能硬来，应该采取迂回的策略，发挥灵活的优势，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从大型相关产业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广自己的国际化品牌。
以己之强攻敌之弱，发挥比较优势。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的跨国经营可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占领国外市场，中国的很多产品（劳密型）占据世界大量的市场分额，甚至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慌，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进行内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进而发挥劳动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静制动，发挥后起者优势。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比较优势的战略适用的是贸易领域，虽然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贸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国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固化。在现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与高新技术的结合来提升产业结构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发挥后起者优势，敌未动我不动，敌动，我动在先。具有选择的使用国外在付出巨大代价才获得的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科技成果，这样就可以跳国许多技术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研发实现企业质的飞跃。如首钢集团收购美国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获得了650套设计图纸，46个设计软件包，从而增强了首钢集团设计和制造重型冶金设备能力，扩大了中国钢铁工业作为整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002年9月TCL集团控股的TCL国际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与德国施耐德达成收购协议，利用巧劲，达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资和销售渠道。
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由于实力不足，我国企业采取全线出击可能隐含过大的风险，但如果采取各个突破就不会力不从心。海尔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矗立起海尔大厦使美国人开始把HAIER和HIGHER联系到一起后，与三洋机电成立三洋海尔株式会社，把冰箱打入了很难进入的日本市场。
《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2001年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总值为7350亿美元，而跨国并购总值为5940亿美元（虽然无论是国际直接投资还是跨国并购的总值都比2000年有相当大的下降，但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主体地位却并没有动摇）。UNCTAD（联合国贸发会议）于2002年10月24日公布了全球直接投资的预测数字，预计2002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额为5340亿美元（比2001年下降27%），但由于中国持续推动企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以及由加入WTO所带来的促进作用，国际直接投资会继续流入到中国的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以及服务行业。预计中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会达到500亿美元，从而成为世界上国际直接投资的最大流入国（美国预计2002年流入国际直接投资440亿美元）。但是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策的限制，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一般都是采用新设投资的方式，《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2001年我国吸收了468.8亿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只有不到5%是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我国的，其余的都是采用新设投资方式。
从2002年11月3日开始后不到10天内，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和《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等三个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和证监会此前已经的《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相结合，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领域形成了从入世协议框架下的证券业和基金业的开放，到外资直接参与国有产权和非流通股权的并购转让市场，再到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接投资A股市场等渐次展开的全方位开放局面，我国资本市场的每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基本上为外资的进入建立了政策通道。
UNCTAD(2000)认为以下几种因素可以解释跨国公司对跨国并购的偏好：一是跨国并购可以获得东道国的战略性资产，如商标、特许经营权、专利、专有技术以及当地的分销渠道等；二是直接到海外去并购资产可以迅速地渗透到当地的市场，这样可以在跨国公司激烈的争夺海外市场的竞争中抢得先机。总之，东道国的资产对跨国公司而言具有超越其自身内在价值之上的更为特殊的策略价值。因为它使跨国公司在对东道国的产品市场的争夺中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这种策略价值显然是新设投资所不具备的。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即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而跨国并购日益成为一种流行的对外投资方式而受到更多跨国公司的青睐。面对日趋增多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行为，那么就需要了解这两种投资方式本身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对此进行解释。
二、模型分析
在本部分构建的模型一方面揭示了国内资产较高的战略价值是购并产生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又证明了国内资产的战略价值越高，参与并购的跨国企业的利益反而越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均衡的所有权结构问题。
（一）基本假设
假设东道国H的某一产品市场上在最初的封闭经济条件下只有一个企业d在供给产品。企业d拥有的经营性资产定义为。现在这一市场开始对外开放，这可能是因为国内需求增加了，国内供给不足以满足需求，或者政府缔结了关于投资自由化的合约，或者是因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大大降低了，还可能是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作用。总之，现在跨国并购或新设投资是可行的。我们还假设在世界市场上有m＞1个相似的跨国企业。现在它们都可以在H国直接投资。可以预见，在市场完全开放后国内均衡的所有权结构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内资产被某一跨国企业所购并，同时其它跨国企业选择新设投资或产品出口等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我们定义这种所有权结构为k[m]；二是国内资产仍由国内企业经营，所有跨国企业都只能选择新设投资或产品出口等方式进入，定义这种所有权结构为k[d]。向量k[,m]或k[d]如下式所示：
附图
以(1)式为例，向量中第一个因子代表国内企业拥有的资产。因为跨国并购已经发生，所以国内企业拥有的资产为零。第二个因子表示并购了国内资产的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所拥有的资产，参数α＞0表明跨国企业和国内企业在运用这些资产的效率上是有区别的。其余的因子显示了没有并购成功的跨国企业的情况。其中N[m]家跨国企业通过新设投资进入东道国市场，投资量分别为k[,G]。剩下的M-N[m]-1家跨国企业选择出口方式，从而在东道国没有直接投资。
当所有权结构为k[m]时，分别定义π[,d](k[m])、π[,A](k[m])、π[,G](k[m])和π[,E](k[m])为国内企业、并购企业、新设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利润。类似地，当所有权结构为k[d]时，分别定义π[,d](k[d])、π[,G](k[d])、π[,E](k[d])、为国内企业、新设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利润。均衡的产品市场有以下三个基本的假设和特征：
附图
假设1表明不论跨国购并是否发生，只要新设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企业的利润就越来越小。这个假设的合理性在于新设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市场的供给，压低了产品价格，从而使东道国各类企业的利润被摊薄。
在假设2中出口的利润设定为零。之所以这样假设是因为东道国可能实施关税保护，使出口贸易无力可图。相对而言，并购或新设投资由于绕开了贸易壁垒，可以获得正的利润。这也是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动机。另外，跨国购并发生后，国内企业丧失了经营性资产，从而无法再获得利益，即π[,d](k[m])=0。
假设3中，参数α其实代表了跨国企业使用国内资产的效率。α越大，跨国企业使用的效率越高。α＞0是因为跨国企业会将自身的优势和国内资产的优势结合起来，并产生互补效应，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比如将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专有技术和东道国既有的分销渠道、品牌优势相融合，就可以产生更多的利润。所以假设。同时，这种并购又会给新设投资进入者以更大的挑战，削弱新设投资的竞争优势，减少其预期收益，即。另外，如果并购没有发生，这种互补效应就不存在，即。
上述假设和其它的一些相关性研究是相符的。如Farell和Shapiro(1996)证明了在古诺模型下，一个母公司增加投资会增加自身的利润并减少竞争者的利润。在上述假设中，互补效应a越大，并购企业的资本存量的值越大。
（二）新设投资
现在考虑跨国公司新设投资的利润。当某一跨国公司没能购并到国内资产附图时，它只能以固定成本G在东道国新设投资。从假设2中可以看到，在东道国H新设投资和跨国并购都是有区位优势的。然而，成功的新设投资企业的数量N[1]也是有限的。
这首先是由于新设投资的风险。正如文献回顾中提到的，新设投资者缺乏对东道国市场的了解和竞争优势。定义成功的新设投资的可能性为p[1]。其次，东道国的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就如假设1所表明的，过多地进入东道国市场会减少既有企业的利润。因此，成功的新设投资的数量N[1]的临界值是：
附图
同时，成功的新设投资的可能性p[1]可定义为：
附图
（三）跨国并购
由于国内资产重要的战略价值，跨国并购将会在M个跨国公司之间引发竞价竞争。为了讨论方便，假设并购过程采取拍卖的形式。M个跨国企业对国内资产同时投标，国内企业既可以接受投标，也可以拒绝。如果第i个跨国公司的投标价格是b[,i]，则向量b=(b[,1],。b[,2],…,b[,m])∈R[m]为一个投标集合。如果不止一个跨国企业的投标被接受，那么出价最高者将购并得到国内资产；如果几个投标价格是相同的，则这些跨国企业有相同的机会并购成功。总之，整个购并过程是一个非占优纯策略下的纳什均衡。
为了简化讨论，假设国内企业d不能去并购跨国企业。这可能是因为国内企业财务实力不够或者缺少运营大型跨国企业的经验。还假设跨国企业相互之间不会有并购发生，这样假设是考虑到跨国企业之间的利润已经平均化，而且跨国并购要得到各国政府当局的政策允许。
跨国并购的过程就是各个跨国企业对国内资产的估价过程。的价格A存在三种可能，即：
附图
V[,mm]是存在竞争性并购条件下，跨国企业对的估价。即如果某一跨国企业没有并购，将为其它跨国企业所购并。由于假设M个跨国企业都是相似的，因此V[,mm]是这种情形下任一跨国公司对的估价。V[,mm]是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即V[,mm]是没有并购成功的跨国企业对国内资产所愿意支付的价格。V[,mm]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并购成功后可以获得的预期利润，二是如果并购不成功而采取新设进入时可能获得的利润。当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从而并购成功后预期利润很高时，V[,mm]会相应增加；同时根据假设3，如果的战略价值很高，当并购没有成功时，转而采取新设进入可能获得的利润就会大大减少。两方面作用的结果是，如果的战略价值很高，或者说并购后产生的互补效应很强，那么并购价格将相当高昂，它甚至超过了并购所能带来的利润的增加。实质上，高昂的并购价格来自于战略性资产的负的外部效应。
V[,md]是非竞争性并购条件下，跨国企业对的估价。即如果跨国企业并没有并购，则将为国内企业继续持有。V[,md]和V[,mm]的区别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果某一跨国企业并购没有成功，它新设进入的利润将有所不同，因为国内企业和跨国企业使用的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新设进入在并购发生和没有发生时成功的可能性不同，这一点已由(7)式揭示。
V[,d]是没有并购发生时资产的价格，因为(4)式中已假设π[,d](k[m])=0，所以V[,d]就是国内企业持有时所能获得的利润。
对的三种不同的估价可以组成6种排列组合，由表1所示的6个不等式表示。
表1对企业经营资产的不同估价所组成的组合
不等式定义
I[,1]V[,mm]＞V[,md]＞V[,d]
I[,2]V[,mm]＞V[,d]＞V[,md]
I[,3]V[,md]＞V[,mm]＞V[,d]
I[,4]V[,md]＞V[,d]＞V[,mm]
I[,5]V[,d]＞V[,mm]＞V[,md]
I[,6]V[,d]＞V[,md]＞V[,mm]
在上述6种排列组合情形中，跨国并购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这是跨国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以及跨国企业相互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博弈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并购或新设投资后跨国企业所能获得的净利润。分别用Ⅱ[,A]、Ⅱ[,G]、Ⅱ[,d]来定义并购后跨国企业的净利润、新设投资的跨国企业的净利润以及国内企业的净利润，因此有：
附图
博弈的结果将决定均衡的所有权结构(EquilibriumOwnershipStructure,EOS)，这个结果实际上是非占优纯策略下的纳什均衡。该纳什均衡可用表2表示。
表2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以及跨国公司之间的博弈均衡
附图
表2揭示了不同情况下的均衡所有权结构，以及并购企业、新设企业和国内企业各自的净利润。由表可见，在I[,1]、I[,3]、I[,4]成立时，跨国并购一定会发生，只是并购价格以及各参与方的净利润有所不同。在I[,5]、I[,6]成立时，跨国并购不会发生，国内企业将继续持有自己的资产。当I[,2]成立时，并购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这主要取决于跨国企业对国内资产的战略价值的认识。根据这个纳什均衡，还可以推导出一个重要定理（定理1），即如果国内资产的战略价值足够高，那么跨国并购就一定会发生（证明略）。
三、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的盈利性分析
（一）跨国并购的盈利性分析
上述定理反映，国内资产战略价值α的高低是跨国并购是否发生的主导因素，但对高战略价值资产的并购并不等于会有高的盈利。如果只有一个跨国企业参与并购，那么的战略价值越高，则并购后的盈利越大。但在竞争性并购条件下，情况却截然相反。有如下定理：
定理1：当跨国并购为竞争性并购时，国内资产的战略价值越高，并购后跨国企业的净利润可能越小。证明：设E(Ⅱ[,NA])为竞争性并购条件下，新设投资者的预期净利润，则参与并购的跨国企业的净利润可以表述为：
附图
由(14)式可以看出，参与并购的跨国企业的净利润就是竞争性并购条件下新设投资者的预期利润。本来，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越高，并购企业所能获得的利润也越大。但并购的净利润还需减去购买国内资产所支付的价格A。它是参与并购的竞争者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也是随着并购资产的战略性价值α的增加而递增的，所以抵消了并购者利润的增加。结果并购者的净利润表现为新设投资者的预期利润。
有三种效应可以用来说明定理2，第一种效应是产品市场的竞争效应。在(14)式中，假设p[m]是外生的，即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α的变化并不会对新设投资的盈利可能性p[m]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对(14)式求偏导数：
附图
产品市场的竞争效应为负数说明了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越大，并购者的净利润反而越小，因为竞争性并购下并购者的净利润等于新设投资者的净利润。它说明如果国内资产战略价值越大，新设投资者在产品市场上遭受的竞争压力也越大，其净利润自然也越小。在这里，产生了负的外部效应。
第二种效应称作投资价值效应，它和第三种效应“进入竞争效应”都假设新设进入盈利的可能性p[m]是内生的，随着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α的变化而变化。因为E(Ⅱ[,NA])=p[m]Ⅱ[,G]，所以：
E(Ⅱ[,NA])=p[m](Ⅱ[,G](N[m]+N[m])-Ⅱ[,G](Nm]))+p[m]Ⅱ[,6](N[m]+N[m])(16)
投资价值效应和进入竞争效应分别由(16)式的前后两个因子表示。由假设3（5式）已经知道，的
战略价值越高，新设进入盈利的可能性越小，所以p[m]/α是个负数，也即进入竞争效应为负。另一方面，的战略价值越高，成功的新设进入者就越少。由假设1（3式）知道，国内市场的竞争者越少，竞争就越趋缓和，竞争者的净利润就越多，因此投资价值效应为正。
总之，当p[m]外生时，国内资产的战略价值越大，跨国企业（不论是并购者或新设进入者）的净利润就越小。这是由于竞争性的跨国并购造成的外部效应所导致的结果。当p[m]与α相关时，产品市场竞争的效应和进入竞争效应为负数，投资价值效应是正数，所以当α增大时，跨国企业（不论并购者或新设进入者）的净利润可能增大，也可能减少。
（二）新设投资的盈利性分析
如果某个跨国企业想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的市场，而跨国并购又没能成功，新设投资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新设投资面临着不能成功的风险。本文已经提出了不能成功的两个理由：一是新设投资者缺乏对东道国市场专有知识的认识；二是新设投资者在东道国市场上面临着跨国并购企业和其它新设投资企业的竞争，这些因素都阻碍了新设投资企业的成功。这些额外的风险也使成功的新设投资者要求得到更多的净利润。于是有下面的定理：
定理3：如果跨国并购已经发生，那么新设投资成功的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获得的净利润不会低于跨国并购企业在东道国获取的净利润。证明：由表2可知，当I[,1]、I[,2]、I[,3]或I[,4]成立时，跨国并购才会发生。
附图
综上所述，当I[,1]、I[,2]、I[,3]或I[,4]成立时，Ⅱ[,G]＞Ⅱ[,A]。即跨国并购发生时，成功的新设进入者要比跨国并购者获取更高的净利润。如果国内资产的并购价格由国内企业和某个跨国企业单独协商决定，则跨国并购与新设投资相比是有利可图的。但当若干个跨国企业对国内战略性资产同时竞价时，国内资产的价格在竞价中被高估了。在均衡的并购价格处，跨国企业中的并购者和非并购者的预期利润都是相等的。然而，考虑到新设投资的风险，成功的新设投资者将获得更高的净利润，这实质上是一种风险溢价。
四、跨国并购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跨国并购引起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股价的异常变化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通常观察并购发生那一时点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如几个星期）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股价的反常变化。股价变化代表了资产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对跨国并购的评价和今后盈利性的预期。如Scherer和Ross(1990)在大量实证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跨国并购使目标企业的股价上扬，股东获利；而并购企业的股票价格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
这里试图对此现象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假设股票市场是完善而有效率的，市场投资者是理性且信息充分的，即股价波动大致反映了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盈利预期。那么，就可以用跨国并购后双方企业净利润的变化来解释股价的波动。即当净利润增加时，股价也随之上升；当净利润减少时，股价也下降；当净利润不可预测时，股价也无序波动。跨国并购对并购双方股价理论上的影响可总结如表3所示。
表3跨国并购对并购双方股价理论上的影响
附图
在第1栏中，国内企业并购发生后的股价在理论上应高于并购发生前的股价。这是因为并购价格A≥V[,d]。对国内战略性资产的竞价竞争抬高了国内资产的价格，使其高于国内资产的内在价值，并且这份租金被国内企业获取了。
在第2栏中，并购发生后跨国企业的净利润用Ⅱ[,A](k[m])表示。假如并购没有发生，该跨国企业的净利润可表示为：E(Ⅱ[,c](k[d]))=p[d](π[,G](k[d])-G)。当I[,3]或I[,4]成立时，可以证明Ⅱ[,A](k[m])＞E(Ⅱ[,G](k[d]))，即并购增加了跨国企业的净利润，从而相应提高了其股票价格。相反，当I[,1]或Ⅱ[,2]成立时，Ⅱ[,A](k[m])＜E(Ⅱ[,G](k[d]))，并购产生的负的外部效应使并购的净利润大大降低，甚至低于没有发生并购时跨国企业新设投资的净利润，从而使跨国企业在并购后股价反而下跌。
在第3栏中，我们将跨国并购企业的股价和新设投资跨国企业的股价相比较。前面已经讨论过，竞价竞争使跨国并购企业的净利润和新设投资企业的预期净利润相等，即Ⅱ[,A](k[m])=E(Ⅱ[,G](k[m]))，所以并购并不会使跨国企业的股价相对于新设投资者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I[,4]的条件下，由于跨国并购企业承担了跨国并购的成本，所以净利润比新设投资者有所减少，股价理论上应该下降。
在第4栏中，跨国并购企业的股价始终低于成功的新设投资企业的股价。定理3中我们已经证明了成功的新设投资者的净利润要高于跨国并购企业的净利润，又考虑到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的理性和股价将大致反映企业盈利，所以结论是成立的。
五、结论
本文对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这两种直接投资方式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比较。
首先论证了跨国并购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国内资产所具有的战略性价值，即跨国公司将自己的优势资产和东道国国内资产相结合时，会产生一种互补效应，从而迅速增强跨国并购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定理2就明确提出：当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足够高时，跨国并购就一定会发生，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跨国并购的必然性。本文还把这种互补效应用参数α来明确表示，并揭示了当α变化时对并购双方以及新设投资者收益的影响。
其次，我们还论证了跨国并购发生的条件以及在不同条件下并购的价格；论证了各种可能性下均衡的所有权结构以及并购双方、新设投资者的收益分配等。结果发现，由于各个跨国企业对国内资产的竞价竞争，国内资产的价格会提升到高于或大大高于其内在价值的高价。这种溢价作为一种经济租，被国内资产的所有者占有了。并购成功的跨国企业并没有比新设投资者多享受到什么额外好处，而且，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越高，由于激烈竞争所带来的不利的外部效应，直接投资者的净利润还会越来越低，同时，我们把这种结果分解为三种效应，并分别讨论了它们对参与并购的跨国企业的影响。
最后，我们还用跨国并购带来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净利润的变化去分析完善而理性的证券市场上的股价变化，并恰当地解释了跨国并购对证券市场的实际影响：即为什么跨国并购会提高目标企业的股票价格，而对并购企业的股价影响是不确定的。这是因为在跨国并购中，目标企业由于竞价竞争而实实在在地获得了一份资产溢价，而并购企业在并购后获得的净利润在不同条件下，以及针对不同的参照系而言，其变化是无序的和不一致的。
当然，我们对现实世界中跨国并购的解释受到一些假设条件的制约。比如，笔者假设跨国企业在综合实力、信息获取以及议价等方面都是对称的，至少是大致相当的。这种近乎于完全的自由竞争的假设可能脱离了实际。又如，本文中假设新设投资有不成功的风险，并用这种风险溢价解释成功的新设投资者将获得比跨国并购者更高的利润。然而，跨国并购也是有风险的，比如对资产战略价值的评价，对东道国市场前景的预期，以及不同的企业文化是否能成功融合等。当然，如果这种风险与前者相比足够小，那么本文的结论将仍然成立。
收稿日期：20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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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中，在中国的投资策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总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战略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跨国公司通过不断变化自身的经营战略来积极面对和适应日益强化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总体上看，这种调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华投资结构的调整
目前，全球产业结构正在进行调整，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工业化的重心也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稳定的政局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度不断加大，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更加活跃。许多跨国公司开始把加工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还有一些跨国公司通过提供资金、设计标准、技术和管理，在中国投资零部件制造业，同时加大在中国的采购力度，将中国融入其全球经营网络。
从总体上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结构在过去20年里不断演变。20世纪80年代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90年代初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近年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导向、资本导向，转变为知识创新导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投资重点，投资呈现高端化趋势。
2.把中国纳入其全球化经营网络和价值增链条之中
跨国公司新增的投资主要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信息技术、电子产品、电信设备、制药、石油化工和发电设备等。跨国公司着眼于在中国市场的整体战略投资，对产业链中的各个阶段进行纵向投资并强化销售、售后服务网络以及培训中心的建设。同时把分散在中国的单个投资项目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使资金、人员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并优化组合，产生整体效益。
3.跨国公司对股权安排方式以及进入方式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外合资企业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而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并取代中外合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进人中国的主要模式。这种新的股权安排方式是在华跨国公司全面衡量各方面后所作出的一种选择。许多跨国公司已把在中国的投资看做是其全球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最适合于企业长期战略和全球战略的独资方式的重要性已日益凸现。
此外，跨国公司还通过合资与参股的形式向中国的核心企业渗透，并尽可能取得控股权或实际控制权，使其能够凭借在资金、技术、管理与人才方面的优势在中国市场上取得绝对领先地位。从总体上看，外方占有控制地位；在天津的120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48家，占40%，外方控股企业31家，占42.5%；双方股权相当的有12家，占l0%；中方控股企业9家，只占7.5%。
4.加快实施本土化战略
加快实施本土化战略，投资日益系统化，辐射性控制增强。“思考全球化，经营本土化”是当前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经营管理的主要模式。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在华投资经营的更大收益，积极实施本土化战略—产品品牌本土化、生产制造本土化、营销方式本土化、研究开发本土化、采购本土化以及人力资源本土化等。
本土化战略首先是从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开始的。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和一般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在高级管理人员层面，跨国公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策略是重用华人精英，特别是有中国背景的海外留学人员。重用华人精英使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明显上升。厂商制造的是有物理属性的产品，而消费者购买的是有感情寄托的产品。产品会过时、被竞争者模仿，而品牌却是独一无二的。真正持久的竞争优势往往来自于强势品牌，品牌管理有巨大的战略寓意。但许多跨国公司也意识到不能简单地把那些在母国市场已被证明的行之有效的品牌管理模式移植到中国，必须推行品牌本土化战略。
二、应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对策
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战略，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投资既可以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作用。如何利用其积极的方面为中国经济服务，同时克服其消极影响，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建设良好的投资坏境
加入WTO以后，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特别是在减少审批环节、简化行政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还不能完全适应跨国公司投资的新形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跨国公司更加重视受资国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人才、物流、基础设施等配套环境，这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应当继续改革和优化投资环境，努力建立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制环境；诚信、规范、统一的市场环境；物流通畅、中介服务体系健全、便于配套生产的企业发展环境；有利于人才聚集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从而加快解决外资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进一步增强中国吸引跨国公司公司投资的综合竞争力。
2.利用反垄断法,对外商独资企业可能造成的垄断进行规制
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资金、品牌以及营销网络等方面占据优势，某些行业可能出现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有权优势形成垄断，从而对民族产业的发展形成毁灭性冲击的情况。同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发展也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国内企业也会因此失去发展的空间。政府应利用相关法律，以限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合谋行为。政府还可以通过多方引进，实现在引进外资来源上的多元化，来引进竞争机制，让外资之间展开合理竞争，通过现有的投资政策来限制外资的市场份额。
3.正确引导投资，提高外资的质量
应当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于现代农业，促进中国农业的产业化；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鼓励其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和制造中心；鼓励跨国公司和战略投资者积极参与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改组改造；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和地区性总部。与此同时，应适当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积极引导跨国公司与中国的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相结合。
4.加大科研开发力度，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当今世界市场中，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之间的较量。在合资企业时代，由于合资的关系，国内企业能够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获得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强。目前，跨国公司则采取独资或控股的形式，就容易造成技术的垄断，使技术的“溢出”效应大大减少。因此，面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独资化浪潮和对技术的垄断，中国企业必须加大科研开发力度，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吸引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形成企业自己的产品和技术研发体系，创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不断满足市场的变化和要求，有效抵制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
5.培育实力强的国内名牌企业，让外商有更具实力的伙伴
虽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是一种整体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不再需要中国企业做“伙伴”，而是意味着跨国公司将会趋向于寻找实力更加强大的、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做其合资伙伴，并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与中国企业建立“非束缚性”的伙伴关系。因此，国内企业要尽快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中国企业跨国化经营和品牌输出，并注重培养优秀的企业家队伍。合资企业的中方要增强自身的实力，增加自己在合作中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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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重要意义
我国的资源供需状况和国际市场资源价格频繁波动的现状要求我国必须加快资源能源类跨国投资步伐。
具体来说，我国资源能源类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尽快实现以适当的价格，稳定地获取原材料供给。我国部分种类的矿产资源储量不足，制约了我国资源能源类企业规模的扩大与发展。因此，我国矿企通过跨国并购实现掌控海外矿产资源的目的，利用全球资源能源来源，弥补国内自然资源的不足。不仅能够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延长上游产业链，规避价格风险，直接获得一些价格公道、长期稳定的资源能源供应；同时可以增强与世界大型矿业公司谈判议价的筹码，通过分享资源能源的定价权，降低企业成本。二是，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获取先进技术业是我国资源能源类企业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资源能源类企业的技术相对落后，要提高利润率，必须在技术上有所突破。而通过并购国外技术先进企业，通过控股方式控制发达国家某些掌握先进核心技术的企业，我国企业可以以比较少的投资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三是，获取国际比较经济利益。资源能源具有分布不均衡的特性，国际上一些资源能源类企业占有较好的矿产资源，具有矿产区位优势，形成国际比较利益。我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可以获得较好的矿产资源和国际比较经济利益。
二、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及特点
2.1我国对石油能源的跨国并购现状。
当前，从实践来看，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已普遍把跨国并购作为获取战略性资源、参与世界资源能源产业分工协作、快速实现企业经营规模扩张的“捷径”。在石油领域，近几年来我国的跨国并购活动非常频繁，并购金额由几亿美元到数十亿美元不等，个别案例并购金额甚至已突破100亿美元。
在并购目标的地区分布上，我国企业的并购遍及世界四大产油带。目前，我国石油在哈萨克斯坦已有很强的优势；南美地区目前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的工作重点，我国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合作如火如荼，在联合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石油资产之后，玻利维亚政府也已明确表示希望中国能源公司去当地投资；在中东地区，中国石油已跟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联合收购了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叙利亚一处油气田的权益，下一步可能会在伊朗和伊拉克有所突破(2009年，我国石油公司已经联合BP公司在伊拉克首次石油竞标中胜出)；在非洲地区，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在当地都已经有项目开展。其中，我国企业并购投资成功签署协议的大多在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石油能源并购活动，相当多数未能成功签署协议。但在金融危机造就的融资需求的巨大压力下，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和油气企业也开始放下身段，积极主动地到中国来寻求融资。
2.2我国对有色金属及铁矿石矿产资源的跨国并购现状。
近年来，我国矿企在有色金属矿产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并购交易主要有：2005年，五矿集团拟以60亿加元收购加拿大铜和锌生产商NorandaInc.，这是当时加拿大销售额最大的一家矿业公司。但由于竞争对手的介入和遭到加拿大某些政客的反对，交易在同年搁浅。2006年11月，宝钢集团、金川集团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斥资10亿美元全资收购菲律宾棉兰老岛的一家镍矿。2007年4月，厦门紫金铜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9400万元英镑(约为14亿元人民币)，现金收购英国蒙特瑞科公司50.17％的股份，英国蒙特瑞科公司是伦敦股票交易所AIM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目前正在秘鲁勘探一个大型铜矿项目。2007年12月，五矿集团联手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JiagxiCopperCo.)以4.55亿加元成功收购加拿大上市的北秘鲁铜业公司(NorthernPeruCopperCorp.)。
在国际铁矿石领域，一直由必和必拓等几家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控制铁矿资源，在国际铁矿石价格年年上涨的背景下，我国钢厂用户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目前，中国钢铁企业手里拥有的海外铁矿石权益资源每年不过7,000～8,000万吨，仅占中国铁矿石总进口量的20％左右，而欧洲、日本的钢厂拥有的海外权益矿石占进口比例达到60％以上)。从2006年到2008年，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分别上涨约19％、9.5％、65％。白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特别是澳洲)等发达国家资源能源类公司股价大幅下滑，货币同期也不断贬值，使得澳大利亚等国的矿业资产对外国投资者吸引力大增，我国一些企业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
首先是2008年底澳大利亚同意我国首钢收购吉布森山铁矿公司，与2008年上半年首钢发起的收购价格相比，因铁矿石和矿业公司股票价格大跌。此次首钢的收购价格便宜了近75％。随后中铝联合美国铝业公司收购获得了力拓英国上市公司12％的现有股份，交易总价为140.5亿美元。本次交易是中国企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投资，也是全球交易金额最大的股票交易项目。进入2009年，中国矿企的海外并购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态势：继2月5日，中金岭南投资45007Y澳元(约合人民币2亿元)收购PEM公司获得圆满成功。2月24日，湖南华菱钢铁又斥资7.7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业公司ForteseueMetalsGroup16.5％的股份(此收购于3月30日获澳政府批准)。
2.3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跨国并购的特征。
2.3.1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大力支持。政府积极推行资源能源外交战略。如，2009年以来，我国国家领导人和相关国家领导人频繁互访，大力推动我国的资源能源外交战略。从沙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再到委内瑞拉和巴西，中石油、中石化等能源企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其并购海外能源的战略路线图，正从中东向中亚、南美延伸，遍及了世界四大产油带。在年初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对2009年至2011年的石油天然气行业发展做了规划，除了研究提取部分外汇储备设立专项基金，规划还提出对重大境外能源投资项目给予贷款贴息、优惠贷款和提高财政注资比例等支持政策。我国政府多元化的投资和贸易模式使得国家能源储备和开发战略更为完备，我国政府同时还运用手中强大的外汇储备影响和改变石油交易格局。
不断出台新政策，改善境外投资政策环境。如，2008年12月，我国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其中明确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展并购贷款业务，开创了我国杠杆融资制度。再如，为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我国商务部2009年出台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改革了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大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与现行规定相比，《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体现了便利化、管理和服务相结合以及权责一致的原则，促进了境外投资并购的便利化。商务部仅保留了对少数重大境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大部分审核权都下放到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负责，而境外投资经济技术可行性则由企业自行负责；同时，对外投资的核准程序也大大简化。政府制定的系列政策中均将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划为重点支持项目。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巨资助力。如，我国资源能源类企业在2009年头几个月发起的并购热潮中，无论是中石油，中石化与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巴西分别签署的总计超过410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协议；还是中国铝业拟向世界矿业巨头力拓集团(RioTintoGroup)注资195亿美元(现已“失败”退出)，以及湖南华菱钢铁斥资7.7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业公司FortescueMetalsGroup16.5％的股份(此收购于2009年3月30日获澳政府批准)，这些总额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并购计划，都是与我国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其巨额资金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
2.3.2并购主体以中央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为辅。众所周知，企业涉足国际资源能源市场，必须要有雄厚的实力为基础以及承担风险的能力，而我国的中央国有企业多为规模超大的企业，基本上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2008年，我国有19家中央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资源能源行业的特性决定了我国进行此类跨国并购要以中央国有企业为主体。实践中，近年来我国大型的跨国并购也正是以央企为主。同时，我国民营企业也开始积极参与跨国并购，并购也是主要集中在铁矿石资源和油气能源等矿产资源初级产品领域。如2007年，重庆民营企业收购圭亚那矾土矿项目和北京民企在老挝收购矾土矿等项目。再如大型民营企业沙钢、华菱钢铁等对国外铁矿的并购。
2.3.3我国企业的资源能源类并购遍及全球，并购方式多样。
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遍布全球。首先澳大利亚成为中资企业光顾最多的国家，占中国整个海外并购30％以上。另外，我国企业在欧美、拉丁美洲、俄罗斯等地区不断进行跨国并购，在中东、非洲、加拿大也都可以看到我国企业并购资源能源资产或股份的身影。
在境外并购方式上，我国企业并不拘泥于单一方式，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对待。我国一些企业在循序渐进开展境外投资的基础上，不时依靠自身实力敢于果断出手，单独并购境外企业。如，我国中铝公司在前期准备充分的情况下，2007年以约8.6亿美元单独并购秘鲁铜业公司9I％的股份大获成功；再如，我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沙钢集团，2007年斥资约1.08亿美元，成功单独并购英国斯坦科(Sterneor)公司旗下的澳大利亚萨维奇河铁矿(SavageRiver)90％的股份。除了单独并购之外，我国企业还采取联合并购的方式以降低风险。不仅国内企业强强联合，如中石油、中石化联手海外收购，也有我国企业采取与国外企业联合收购的方式，如中国与印度两国石油公司的合作收购不能简单地看作“1+1=2”的关系，更应将它看作“1+1＞2”的战略合作关系。由于两国石油公司的合作，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提高了要价能力和减少收购的溢价，两国公司还因此降低了经营风险(再如，2008年，我国中铝公司联合美国铝业公司，以149亿美元成功并购力拓12％股份)。而这一模式将会为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在更多领域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模板，使双方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另外，善意并购和敌意并购方式也各有我国企业的成功实践，如，2005年中石油以41.8亿美元善意并购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100％股份案、2008年中钢敌意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公司案等。
2.3.4跨国并购的支付方式多为以现金支付收购少量股权。
尽管在个别跨国并购案例中我国企业取得了控股权，但大多数企业只是购并部分股权，目的仅是谋求参与资源能源的定价权，而非控股权。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有东道国方方面面的阻力；另一方面，也是企业财力难以支持更多股权的收购或因缺乏整合的经验和能力而先行“试水”。因此，获取部分少量股权等权益成为大多数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选择。现金支付仍是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方式(也是我国企业竞购的主要优势)，资金来源主要是购汇、自有外汇资金、国内外银团贷款、股权融资等。
2.3.5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百年一遇”的并购良机。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哪些问题，其研究焦点是什么?这些问题已多次被学术界争论过。有必要从跨国公司的性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内部环境条件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等角度，通过归类和分析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有必要总结该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的一系列问题，归纳真正属于跨国公司理论范畴的一些重要理论，并对该理论的研究焦点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研究焦点
一、研究背景
跨国公司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经济组织。unctad对跨国公司的定义是：跨国公司是由母公司和其海外子公司组成，而且母公司最少拥有其海外子公司10%的资产。美国经济学家雷蒙特·弗农在研究过程中，划分跨国公司的标准是在六个不同的国家经营的公司。[1]跨国公司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在一个国家经营的一般公司或大型企业，它所经营的外部经营环境包含了本国和东道国的一般宏观环境(经济特征、政府关系、相关政策、技术进步、社会文化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和行业环境(竞争对手、行业竞争强度、替代威胁、供应商以及买方等)，而内部环境条件却包含了母公司和其所有海外子公司的内部环境条件。因此，单独的一个理论或模型对一般公司或大型企业的相关理论都不能够全面解释或分析关于跨国公司的各种现象或问题。
真正的跨国公司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而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2]从跨国公司出现以来，它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不断提高，其支配能力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不仅是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角色而且是全球政治外交方面的重要组织。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从总体上来关注跨国公司的活动产生的后果。因此，来自不同学科的众多专家和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采用各种方法以及运用各种理论和模型，对关于跨国公司的各种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释和分析。笔者通过归类和分析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从跨国公司的性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内部环境条以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等方面，对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进行了探讨。
二、跨国公司的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的一系列问题及其研究焦点
由于跨国公司的折衷性质和所处外部经营环境的庞大而复杂性，关于它的相关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也多而复杂。垄断优势理论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的动因，突出了知识资产和技术优势在跨国公司fdi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货币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fdi是一种货币现象；交易费用理论被用于解释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与组织结构和行为及其股权构成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本质是公司内部化市场跨越国界的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克服政府干预、控制所引起的外部性；国际生产析衷理论将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分别看作企业进行fdi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对fdi和跨国公司行为进行了综合解释；小规模技术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fdi竞争优势的来源，并对发展中国家fdi的动因和前景进行了深人分析；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把跨国公司的fdi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比较了日本fdi与欧美国家的重大差别；技术地方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fdi动机进行了解释；讨价还价理论认为母公司、东道国合作者和东道国政府的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实力会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分支机构的股权结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fdi与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与制约的互动关系；子公司理论以跨国公司子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母子公司关系、子公司角色、子公司发展机制等；战略管理学派理论从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角度对跨国公司的fdi行为给予了全新的解释；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fdi；实物期权理论的战略投资管理特征使它能够为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发生和变化进行对应的解释，认为不断获取期权是跨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的主要动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透视当代跨国公司的演变及其特性；跨国公司全球持续竞争优势(gsca)理论主要从资源而不是从产品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公司的资源定位、资源与业绩、战略选择及竞争优势；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fdi行为是外部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影响的结果；资源决定理论认为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时，对当地战略资产和经营性资源依赖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其股权结构战略的选择；制度因素影响论强调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股权战略选择行为发挥着重大影响，认为国家风险、东道国政府股权比例限制乃至文化差异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此外，grosse 和behrman(1992)认为国际经营理论解释的内容应该包括如何定义并处理跨国公司与母国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府相关政策与跨国公司经营决策和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跨国公司的管理和技术转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并认为该理论研究的焦点应该是跨国公司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wilkins 提出国际经营理论范畴的核心应该是关于跨国经营企业的理论之后又确认国际经营理论分析的重点应该是跨国公司的作用。[3]
总地来说，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总结了跨国公司的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是关于跨国公司的本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及其内部环境条件等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fdi决策、动机、行为以及其变化和影响因素，再投资或连续投资，fdi中的地理布局和区位选择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第二，跨国公司的投资模式：对海外投资分支机构的控制模式、选择及其股权的再次选择和变动行为，参股形式，控股偏好等问题；第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和动机，战略与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之间相互作用，战略与竞争优势之间的相互关系，竞争优势的来源等问题；第四，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关系的两重性，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东道国环境条件下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和角色地位及业绩，对海外子公司的评价等问题。
另一方面是关于跨国公司与外部环境关系方面的相关问题。第一，跨国公司与母国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海外投资与外部因素(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相关政策、发展规划、就业水平、社会文化、资源禀赋、技术进步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第二，跨国公司的竞争战略和组织结构与国际竞争环境之间的动态调整及相互适应性，外部环境对组织行为和战略选择的影响，等等。
三、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
从跨国公司的理论出现以来到现在已形成20余种理论学派。但是其中一些理论并未真正属于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
什么是跨国公司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grosse 和behrman(1992)认为讨价还价理论由于能够解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属于国际经营理论范畴，并认为国际经营理论就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国际经营理论就是跨国公司的理论的这种观点已成为 rugman 和caves 争论的焦点，后来又被 casson 、buckley 和 dunning 分别争论过。wilkins 认为国际经营理论范畴的核心应该是跨国经营企业的理论。[3]最后，rugman (1999)在总结40年来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时指出，虽然dunning提出折衷理论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但是随后出现的欧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各种现象也能通过该理论给予解释或分析。所以内部化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就是现代跨国公司的理论。[4]吴文武(200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形成的必要条件，而科技革命、国际分工新模式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跨国公司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因此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各种理论实际上可视为跨国公司的理论。[2]
总之，以上众多专家和学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争论。一方面是从所运用理论的性质和研究焦点出发，把能够解释跨国公司的性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内部环境条件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方面的某一个或几个问题的理论归为跨国公司的理论；另一方面是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出发，提出属于跨国公司的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的一系列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以下任何一个种类型的理论都可以归纳为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第一类是无论来自哪一种学科，只要能够解释或分析跨国公司的性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内部环境条件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方面的某一个或几个问题的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讨价还价理论、战略管理学派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和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等。另一类是以跨国公司及其各种现象和问题为研究对象而提出的理论或模型。如，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改变演进理论、子公司角色理论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另外，比较优势理论、货币优势理论、实物期权理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全球持续竞争优势理论、对外投资的不平衡理论、资源决定理论以及制度因素影响论等理论也被很多学者运用于解释关于跨国公司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理论都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类型，所以笔者认为它们不属于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
最后，根据跨国公司的折衷性质、复杂的内部环境条件及其与外部经营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通过以上的总结和归类，笔者认为属于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的焦点应该是跨国公司与外部经营环境之间的相关问题。从跨国公司的定义可以看出，它的本质、存在理由、形成动因以及演变和发展都是与跨越界投资和经营是分不开的，而海外投资和经营意味着跨国公司时时刻刻与复杂的(包括母国和东道国的)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关系。对跨国公司而言，它与外部经营环境之间的相关问题成为关键。
参考文献：
[1]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j].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2005，14(1)：161.
[2] 吴文武.跨国公司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6-47.
关键词：跨国投资；东道国市场结构；市场壁垒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3-0122—0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主导下的跨国投资迅速发展，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围绕着跨国投资和东道国市场结构的相互关系上展开了系列研究。当跨国投资进入东道国时，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对东道国的市场结构会不会产生影响？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多数学者都是从跨国投资的动因方面来分析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选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试图围绕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这一主题，梳理相关文献，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市场结构影响的理论分析
国外早期文献主要从跨国投资的动因角度分析了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Hymer，1970），随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理论研究。
1 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及进入壁垒的影响
关于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研究起源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短期内，市场集中度会降低；中长期内，市场集中度会提高（Dunning，1974）。但Lall（1979）认为，不论是在短期还是中长期内，跨国公司的进入都会导致东道国的市场集中度提高。Dubin（1980）认为，跨国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因其进入方式的不同而不同。跨国并购不会降低东道国市场的厂商数量，相对于新建投资，不能证明跨国并购会降低东道国的市场集中度。Das（1987）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国企业与东道国市场结构是互相影响的，短期内跨国企业的进入会降低东道国市场的竞争程度，但在长期内会提高东道国的企业效率和市场竞争程度，最终提高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
关于跨国公司进入对东道国市场壁垒的影响，Caves（1982）指出具有优势地位的跨国企业的进入将会导致东道国市场进入壁垒的提高。Dunning（1992）研究发现，跨国企业凭借自身优势能够突破东道国市场壁垒，跨国企业进入后与东道国相关企业展开竞争并将重建东道国市场进入壁垒。
2 跨国投资对市场结构的跨国传导及东道国的市场结构变动
Knickerbocker等（1976）以跨国公司母国的寡占市场结构为前提，指出跨国公司为获得垄断利润往往会在东道国市场上建立起与母国相类似的市场结构。Caves（1982）提出了寡占市场结构的跨国传导效应理论，认为跨国投资所建立的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能够使得投资国市场结构向东道国传导。Vernon（1977）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垄断地位随着市场跟随者的进入而降低，最终东道国市场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但亦有学者认为跨国投资引起的市场结构变化只是暂时的，因为一旦跨国企业的进入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均衡，其竞争对手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应对竞争威胁确保不被市场淘汰。
（二）跨国投资的技术外溢及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为了验证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多位学者分别以具体国家或行业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跨国投资的技术外溢情况以及对东道国市场结构影响会受到东道国自身经济发展情况的制约。据此，学者们从东道国市场容量差异的角度开展了研究。
1 对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东道国来说，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趋向于跨国投资的进入能够提升东道国市场集中度及生产技术水平。Connor（1982）基于巴西和墨西哥206家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投资规模与两国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和相对市场份额呈正相关关系。Lall（1979）研究发现跨国投资的进入提高了马来西亚的市场集中度；Mehta（1999）引发现跨国公司在印度市场上占据支配地位，提高了印度的市场集中度。
对跨国投资在东道国市场上技术外溢情况的研究主要有，Blomstrom（1986）对墨西哥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跨国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显著，提高了当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Aitken等（1999）分析了委内瑞拉的相关数据，认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行为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率；Javorcik（2004）对立陶宛相关数据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跨国投资的技术外溢主要来自于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却不显著。
然而，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跨国投资降低了东道国的市场集中度，或是对东道国的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不显著。Cho等（1990）分析了印度尼西亚银行业的相关数据，认为由于跨国公司拥有技术、资金、规模等优势能够克服东道国潜在厂商所不能克服的行业壁垒而进入市场，从而降低了市场集中度；Zemplinerova等（2000）分析了跨国投资对捷克的制造业市场的影响，认为跨国投资与市场集中度的关系不显著。
2 对于市场容量比较大的发达东道国来说，相关文献表明跨国投资存在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但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跨国投资的技术外溢方面，Caves（1974）¨引发现，跨国投资对加拿大市场的技术外溢并不显著，而对澳大利亚比较明显。Nadiri（1993）和Haskel等（2002）叫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跨国投资在东道国的技术外溢比较显著。
对市场集中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Hirschey（1982）利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数据证明了跨国投资削弱了东道国的竞争程度（提高了市场集中度）。而Nigel Driffie（2000，2001）分析了英国市场的相关数据，认为跨国投资降低了英国市场的集中度。另外，Nigel Driffie还进一步发现，沉淀成本较高的市场，跨国投资进入能降低东道国市场集中度；而沉淀成本比低的市场，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不明显。Cather-ine（2001）基于美国制造业数据，研究证实了跨国投资可以提高东道国市场集中度，并指出跨国投资以新建投资方式进入要比以并购投资方式进入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更为明显。
二、外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渠道及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的大量涌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们从外资对我国市场结构影响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一）影响渠道
一个行业的产业结构特征主要体现在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规模经济、进入壁垒等方面。许多学者从这些方面具体分析了外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1 外资进入对我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国内研究成果认为，外资进入在短期和长期内对我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是不同的。李太勇（1999）认为，外资进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东道国市场集中度，主要取决于东道国市场上其他厂商的数量及其对跨国公司进入的反应，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及持续增长的能力，是否有更多的跨国公司或贸易品进入，以及当地厂商的技术开发能力和模仿学习能力。陈建华（2001）认为外资进入至少在进入初期，有助于加强竞争，抑制市场集中度提高；但从长期来看，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寡头厂商对发展中东道国的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姚战琪（2004）研究表明，跨国并购在短期内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不大，但长期内会提高市场集中度。
部分学者则从寡头垄断的视角研究了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樊瑞莉（2006）研究指出，跨国公司会利用自身优势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这将引起我国市场集中度提高。易小佳等（2006）研究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将提高我国市场集中度。孔令刚等（2006）基于安徽市场的研究发现，外资将提高本土零售业集中度和进入壁垒，使企业可能转向寡头垄断。
此外，胡峰、程新章（2002）关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市场结构和竞争效率关系的研究发现，被并购企业的生产如果处于过度闲置状态，并购会提高经营效率；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有助于避免行业企业数量减少，维持市场结构的暂时稳定；跨国公司的横向并购削弱了市场竞争，提高了市场集中度。
2 外资对市场进入壁垒以及产品差别化壁垒的影响
国内学者关于外资对我国市场进入壁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壁垒和经济技术壁垒两个方面。关于政策壁垒的研究主要有，许辉（1999）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所面临的主要是政策管制，而我国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壁垒。李太勇（1999）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国公司进入使得针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降低，促进了市场竞争，但进入壁垒会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而提高。另外，陈意新（2006）的研究表明，放松管制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往往多变，跨国公司在国家相关政策还未明朗之前很少会轻易涉险。
关于经济技术壁垒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陈建华（2001）将市场进入壁垒效应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东道国的市场进入壁垒对跨国公司进入的有效性，二是先进入的跨国公司为了阻止后到跨国公司的进入，将会进一步提高东道国的进入壁垒。胡志宝（1998）、杨丹辉（2004）、张宏（2006）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另外，刘艳婷（2009）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遇到的经济技术壁垒相对较低，主要是限制外资进入的政策性壁垒。
关于产品差异化壁垒的研究主要有，赵丽（2006）认为外资进入从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多品牌的战略、消费者的偏好忠诚及产品研发、推广等四个方面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易小佳（2006）认为跨国公司差异化战略提高了我国市场的产品差别化程度。
3 跨国企业规模经济的影响
关于跨国企业规模经济的影响，已有的研究结论倾向于跨国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对国内企业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李太勇（1999）认为跨国公司的规模经济优势促进了国内产业的收购兼并和规模扩张，产生了能与跨国公司抗衡的国内企业。杨丹辉（2004）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产生了强烈的竞争示范效应，使得低效率的内资企业整合或退出市场。段琳（2006）从行业的进入资本需求量和由规模经济效应产生的成本优势角度，进一步分析了跨国公司规模经济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刘艳婷（2009）认为，跨国公司进入后会凭借其优势扩张生产规模，提高了潜在进入厂商的规模经济壁垒，但跨国公司进入后也会提高行业技术与管理水平以及产业的最小有效规模。石俊华（2009）研究指出，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投资导致我国的某些行业（如汽车、石化等）产生了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并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市场的进入壁垒和我国相应行业的最小规模经济水平，以阻止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
（二）跨国投资对市场结构影响的最终结果
国内学者关于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市场结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内学者以跨国公司母国的寡头垄断市场为研究起点，考察了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胡蜂（2002）、梁爱云（2001）等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导致很多产业的市场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化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正在形成，并指出寡头市场是普遍的、稳定的市场结构。杨丹辉（2004）根据寡占反应理论，得出了东道国会出现与跨国公司母国或国际市场类似的市场结构的结论。
另一方面，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在外资对我国市场结构影响的最终结果上，研究结论趋向于外资的进入提高了我国相关市场的垄断程度。胡峰（2002）分析指出，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是未来我国市场结构发展的必然归宿。陈建华（2001）认为，外资的进入加速了国内追求规模经济、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的“主导型”寡头竞争格局的形成。易小佳等（2006）指出跨国公司进入将提高我国的市场集中度，导致原来集中程度低的市场结构向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转变，原来集中程度高的市场向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转变。范超（2009）认为跨国公司为获得在我国某些行业的主导地位而进行投资战略调整，这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市场结构的寡占性。然而，亦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赵楠（2004）研究发现跨国投资的进入将导致我国市场结构向竞争性转变。
三、外资对我国不同行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案例分析
国内学者从特定产业角度分析了外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其选择的产业主要是银行业、汽车业等。如前文所述，少数企业在具有寡占或垄断特征的产业中的串谋行为会削弱市场的竞争程度，破坏资源配置效率。江小涓（2002）分析了跨国公司在我国大量投资是否会导致垄断的问题，结果表明尽管跨国公司有垄断意愿，但同样存在一些机制和力量大大降低了少数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的可能，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行为既不普遍和也不能持久。
（一）银行业
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外资开始进入到我国的银行业市场，凌学岭（2004）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的路径选择，认为外资银行不会对我国整体银行市场结构产生影响，而是在局部市场领域提高市场份额。然而，由于外资银行还未进入广大农村地区，因此不会改变我国银行业二元市场结构的态势。
在竞争程度和效率方面，绝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外资的进入会提高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和效率。高晓红（2000）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提高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有助于提高中资银行的效率。肖文和林高榜（2009）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观点。石俊华（2009）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上表现不同，外资银行的进入短期内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长期垄断，提高了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外资银行在技术、产品质量、品牌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从而会占领中资银行的市场，甚至会垄断银行业。肖华荣、鲁丹（2006）利用上海银行业市场的相关数据进行的验证却表明，在贷款市场的竞争上，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间存在明显的“市场分割”，并指出外资银行的进入并未明显改变中资银行的低效均衡状态。
（二）汽车业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量流入促使我国汽车行业获得快速发展。国内学者对外资进入影响我国汽车行业市场结构的研究结论趋向于外资的进入导致我国汽车业市场集中度提高，垄断性增强。张纪康（1999）认为跨国公司进入导致我国汽车行业的生产集中度提高，形成竞争性寡头厂商，并且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郭海涛（2005）的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轿车产业的市场结构已经从2000年的寡占Ⅰ型变为寡占Ⅳ型，市场竞争程度明显提高；外资的进入从资本规模、技术等多方面提高了进入壁垒。易小佳等（2006）认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正由高、中寡占型向极高寡占型转变，跨国公司的进入提高了我国汽车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然而，亦有韩民春、袁秀林（2004）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外资的进入会提高我国汽车行业的竞争程度，曾一度处于高度寡占状态的轿车市场已逐步趋于多元化竞争。金莹（2005）研究认为，多家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国内竞争更加激烈和国际化，一批本土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参与竞争，使得原来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跨国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而进口壁垒的降低也有利于打破跨国企业的垄断。
（三）其他行业
除了银行业和汽车业外，还有学者分析了跨国投资对我国零售业、家电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在零售业方面，刘根荣（2003）认为，一方面，外资增强了我国零售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另一方面，由于跨国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会导致外资零售企业对我国零售业市场的垄断。陈阿兴、陈捷（2004）指出，外资的进入提高了我国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这与国际零售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彭磊（2009）指出，外资的进入提高了我国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扩大了产品的差异化程度，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并改变了本土企业的竞争行为。肖文和林高榜（2009）分析发现外资的进入能够直接影响我国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促使我国零售业市场结构转变。
关于家电业方面的研究有，胡志宝（1998）指出，跨国公司进入所带来的激烈竞争是我国家电企业重组、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动力源。家电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促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的合理集中，增强了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齐兰（2005）具体分析了跨国投资对我国家电市场的影响，主要有：（1）跨国公司的进入进一步挤占了国内市场，使原来已经饱和的家电市场竞争更加激烈；（2）提高了市场集中度，形成垄断的可能；（3）提高了国内家电行业的进入壁垒。戴炳源（2006）也指出，跨国投资的进入导致我国家电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提高了市场集中度和行业进入壁垒。
四、结论及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关键词]文化差异FDI进入模式文献综述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对企业和国家的发展也将产生愈加重要的作用。而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是外资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进行的核心决策，对跨国经营的成败产生直接的影响。进入模式的选择同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市场因素，公司规模，跨国经营经验，行业资金密集度等等。其中，国内学者对文化因素的研究还比较少，而西方学术界对此也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文化渊源，这些差异对中国招商引资将会产生不同影响，值得我们重视。而近年来，外资的进入模式由合资方式向独资方式过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又是由什么原因导致，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因而笔者试图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差异会如何影响FDI进入模式（主要在合资与独资的选择上）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综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文化差异越大越容易导致合资形式
1．Johanson和Vahhe(1977、1990) [7]
该文通过对几家瑞典跨国公司的案例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进入国外市场时的模式选择往往受到“心理距离”(psychicdistance)的影响，心理距离阻隔了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市场之间的信息交流，使得跨国公司发现向东道国子企业传递技术和管理经验变得困难。此外，由于社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使跨国公司的经理们往往低估海外投资的价值。为了避免海外经营失败，跨国公司通常会采取谨慎性的投资策略，降低在东道国投入资源的强度和控制度，比如寻求与东道国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东道国企业与政府、供应商、消费者的良好关系来开拓当地市场。
2．Anderson和coughlan(1987) [2]
该文指出跨国公司在文化差异大的国家投资， 获得当地知识非常困难，因此偏好于合资经营方式。在文化差异大的国家投资， 还会因为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增加投资的风险， 跨国公司倾向于利用合资形式以规避风险。该文考察了日本和东南亚市场发现当美国跨国公司进入文化差异较大的日本和东南亚市场时，多数选择了合资方式。
3．Kogut和Singh(1988) [8]
该文发现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是管理者在东道国经营中对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主观感知。在心理距离大的国家投资， 管理者认为外部的风险大， 在投资时要尽量减少对资源的承诺水平， 倾向于合资方式;该文通过对228项进入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文化差异与选择建立合资企业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文化差异越大越容易导致独资形式
1．母国中心论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文化上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的经理们不信任东道国的合作方，他们宁愿采取高控制的进入模式，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Bivens and Lovell，1966) [3]。
2．交易成本理论
持这一理论的学者认为，文化差异增加了低控制模式下的内部不确定性，产生了高额的交易成本，如增加与合作方信息交流的成本、控制合作方的成本、监督合作方的成本，此时采取集中化的决策程序和一体化的组织形式来规避交易成本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其中也不乏实证证明：
（1）Padmanabhan和cho(1996) [9]分析了文化差异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发现在文化差异越大的东道国，日本制造业企业选择独资方式的可能性越大。
（2）Erramilli等(1997) [5]对韩国跨国企业的研究表明，高文化距离与高股权进入方式正相关。
（3）Anand和Delios(1997) [1] 的研究也发现，与进入亚洲市场相比，在进入北美和西欧国家市场时，日本企业更愿意采取独资进入模式。
（三）文化差异与FDI进入模式无直接关系
Brouthers(2000) [4]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的投资模式选择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三、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文化解释
潘镇、鲁明泓《世界经济》[10]
该文以1990一2000年间江苏省3452家外资企业为样本，分析了投资国文化、投资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控制性权力偏好型和风险喜好型国家的外资偏爱以独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那些本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越大的国家，外资越有可能采取合资方式来规避跨国经营中的风险;另外，随着合作的扩大和延展，中国吸引外资经验的丰富降低了外资进入后的经营风险，从而促使它们越来越多地采取独资进入模式。
该文的发现说明，对于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而言，文化差异既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文化背景不同固然使得跨国公司面临较大的经营困难，并使它们在选择进入模式时表现出谨慎的控制观和风险观;但随着东道国经营环境的优化和改善，文化差异将表现出其动态的特征，即国外投资者所受到的文化差异困扰将会越来越小，由此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也会产生变化。
（二）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
周凌霄《亚太经济》[11]
该文将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中的收购模式亦纳入讨论范围。表明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距较小时，新建投资是一种更好的方式，可以最大化公司特有优势。相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距较大时，则应该采取收购方式来减少风险。
文章也列举了学术界关于持股比例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但并未表明自己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在投资时更希望增加在子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其理由是文化差异越大，在对投资进行组合管理时会增加公司的交易与经营成本并加大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风险。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文化上的巨大差距使跨国公司在进入时选择更大的控制权。Pan(1996)通过对中国外资企业的研究发现，文化差异越大，外国投资者越有可能要求在合资企业中拥有 50% 或者是更多的股份。
另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出于风险的考虑会减少自己的股权比例。在文化差距大的东道国市场中放松对子公司的控制可以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和信息交换成本的一种手段。Brouthers(2003)在对西欧国家跨国公司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在进入文化差异较大的中东欧国家时更愿意选择合资经营方式而不是全资子公司。
（三）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倾向
王 俊《国际贸易问题》[12]
该文从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这两个方面来界定文化差异，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文化差异对其进入模式的影响。
转贴于 根据 Hofstede(1980) [6] 提出的用各国的权力距离指数(PDI)、个人主义指数(IDV)、男权主义指数(MAS)、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AI)4个维度的变量来表征各国的文化距离；采用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不确定规避指数之差(UAID)作为心理距离的替代变量。
以2004 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销售收入排名前 500 名的企业为样本， 以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为解释变量，建立 log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文化距离越大， 其在华投资越倾向于合资经营， 而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心理距离越大， 其在华投资越倾向于独资经营。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独资化倾向日益增强，恰好反映了外商对我国经济的良好预期， 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降低了跨国公司投资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外部环境下选择独资方式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同时， 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还反映了外国投资者在华经营若干年后， 合资企业内部的冲突逐渐扩大， 合资经营的交易成本迅速上升。因此，跨国公司扩大合资经营中的股份或直接变更为独资经营是情理之中的选择。
四、综合评析
总而言之，国际上对文化差异如何影响FDI进入模式的研究各执一词：对文化差异与采用合资形式的关系的讨论既有支持正向的也有支持反向的，同时也存在根本没有关系的论点，且均各有数据实证作为支持。而中国学者在探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时，通常认为母国与东道国文化差异越大，越倾向采取合资形式，而实证研究亦证明了这点。对于目前我国FDI由合资转向独资的趋势，多数学者认为是有据可依的，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降低了跨国公司投资的不确定性，经营环境的优化和改善使国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的预期变的更好。
对于上述研究需要做出说明的是：在衡量各国文化差异时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是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Hofstede指标。那是Hofstede根据1967一1978年对116000名IBM雇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提出的4个刻画各国文化的维度：a.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反映一国管理者对权力的态度。来自权力距离高国家的经理，在组织中往往以领导人自居，善于控制下属，喜欢获得较大的权力；b.个人主义(inpidualism)反映一国管理者与人合作的态度。来自个人主义色彩强烈国家的经理，比较关心个人利益，相信成功来源于自我的奋斗；c.不确定性的避免(uncertainly avoidance)反映一国管理者对待和处理不确定环境的态度。来自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国家的管理者，大多是风险规避的，通常会采用严格的内部规章制度来处理不确定性的问题；d.男性主义(masculinity)反映一国管理者对社会中男性角色的态度。如果一个国家中的男性居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只负责和处理一些支持性的社会活动时，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男性主义国家。
然而也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上述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研究还是有所缺憾的，因为Hofstede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中国的文化分值，他们的著作是取香港和台湾地区文化维度值的平均值近似地代表祖国大陆的文化维度值的，在模型回归中，来源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值为各国文化纬度值与香港和台湾地区文化纬度分值的平均值之差的绝对数，这对检验结果的精确性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我们能对中国整体文化作一个调查评估，得出数值，将对此项研究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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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日益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而关于跨国公司R&D投资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相关的主要理论可以分为3类:①研究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动机的理论,主要有三种:Hymer[1]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它比东道国同类企业拥有垄断优势;Buckley等[2]的内部化理论将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前提,市场不完全导致企业交易成本的上升,企业就会创造内部市场进行交易;Kuemmer-le[3]的技术开发与技术增长理论。②研究特定区位因素的理论,主要有工业区位论,该理论起源于19世纪20~30年代,其主要内容是探讨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工业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主要有两大学派:一是成本学派,认为决定企业工业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目标函数是一定约束条件下生产成本极小化,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杜能、尤哈特、韦伯、胡佛以及艾萨德;二是市场学派,其目标函数为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目标市场,克里斯塔勒和勒施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③将企业投资动机和特定区位引力要素都纳入其理论中,主要有Dunning[4]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在工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上,综合了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提出的,它把区位优势看成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决定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空间地点的选择。国内学者也做了许多相关研究。林进成等[5]指出,跨国公司投资于国外的R&D经费占其总额的比例不断上升,在国外企业中从事R&D人数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在高新技术领域内相互交叉投资的现象较为突出,倾向于在科研政策宽松、服务设施完善、市场潜力巨大的东道国从事技术开发。郑京淑[6]探讨了跨国公司R&D职能的海外区位特征。杜德斌[7]归纳了跨国公司海外R&D区位选择的一般模式:市场驱动型、资源寻求型、技术导向型。张利飞[8]认为,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R&D人力资源、科技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区位选择是公司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区位条件进行匹配的过程。总体来看,跨国公司R&D投资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基于国家层面对影响跨国公司R&D投资因素进行分析。
1国家技术基础设施与创新体系
一般认为,国内R&D支出包括企业、政府和高等教育R&D支出。本地R&D人员和R&D机构的数量、科技出版物的数量、人员技能、基础设施(如电力、互联网普及率、电话普及率)被认为从国家层面有助于创新[9~11]。高识字率、预期寿命的提高、人口分布状况、个人财富的提高以及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所有指标都被认为对R&D支出有着积极的影响[12]。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发展,不仅给当地企业带来创新的压力以满足消费者复杂的需求,但这些企业也产生了对技能的需求,由此会带来更多的创新。科技管理研究人员假定,一个国家当前的科技活动水平以及所需人力资本的可用性能够使企业缩短技术开发周期,加速市场化的步伐[13]。那么,跨国公司会选择一个国家拥有较高人力资本和较高R&D支出水平的区域进行R&D投资。国家创新体系(NIS)是一种创新网络,是吸引外来R&D投资的关键[14,15],是一个国家中企业、公共研究机构、大学以及其他知识创造主体之间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网络[16]。
国家创新体系能够增强国家创新能力,该能力是指一个国家长期创新技术生产和商业化的能力[17,18],一个国家技术活动的程度受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会选择一个国家拥有更多公共、准公共和私人R&D机构的区域进行R&D投资。跨国公司寻找其R&D区位应该是能够挖掘和利用这些国家层面因素的地方。创新需要私有知识和公共知识的组合[19],前者由私人企业提供,后者由公共机构提供,如大学、公共实验室和其他准公共科研机构,所有这些不同知识投入的组合构成了“知识生产函数”,这种知识生产函数也是依赖于互动的,即私人企业和公共机构之间思想和信息的双向自由流动。知识转移过程的有效性随不同国家中私人企业和R&D机构之间距离缩短而增加,这是企业为什么会选择特定的区位进行R&D活动的原因。因此,跨国公司进行R&D投资的区位选择应该是遵循缩短公共研究机构、准公共研究机构以及科学机构之间的空间距离为原则。有些国家和区域有时会专注于特定的技术,这些技术可能是唯一的[20],因此,国家之间体现技术能力的模式是不同的,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存在地理上的限制。跨国公司进行R&D投资的区位选择应该是选择那些他们能够挖掘到特定空间知识生产过程的区域。由于欠发达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具有较弱的技术能力和知识基础,他们只能致力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进行R&D投资的区位选择应该是选择具有专门知识领域或者技术能力的区域,这对于保持他们的竞争优势是至关重要的。2假设UNCTAD[11]通过创新能力指数定义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指数包含两个关键的维度,这两个维度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基础,即一国创新活动和人力资本的可用性。
目前的这两个维度被处理为一个维度,创新能力指数取它们的平均值。UNCTAD计算了117个国家1995年和2001年两年的指数,最近的实证研究将一国的创新体系看作一个系统性构造来测量[21]。该指数包含一个国家技术能力的三个主要维度:(1)科技创新能力;(2)科技基础设施;(3)人力技能发展能力。根据上述观点,本文提出了第一个假设:假设1:跨国公司子公司R&D投资与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正相关。根据假设1,本文研究一国在其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是否因其创新能力的不同使其吸引R&D投资的能力也不同。本文比较了母国基地扩张型(Home-Base-Aug-menting,HBA)和母国基地开拓型(Home-Base-Ex-ploiting,HBE)两种类型的R&D投资区位选择的差异。母国基地开拓型(HBE)R&D投资是利用公司特有的优势[22],将R&D投资区位选择在靠近海外制造工厂,这样的选择有助于企业利用现有产品满足海外当地需求,以便从母公司转移知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R&D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标准是接近制造工厂。相比之下,母国基地扩张型(HBA)R&D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公司的知识基础。这里,公司寻求的是海外的R&D区位优势,因为在现有的R&D组织如研究型大学、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以及创新型竞争对手存在知识溢出的可能性。此外,国家创新系统的性质和规模包括高等教育,公共研究经费资助的研究具有特定位置的外部性,企业可以利用这一点增强其知识基础。因此,R&D投资的两种类型受到区位的影响,能够吸引母国基地扩张型(HBA)R&D投资的国家更具有创新能力。这些能力体现在其卓越的技术开发能力,更好的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更强的人力资本开发能力。由此,本文提出了第二个假设:假设2:母国基地扩张型(HBA)R&D投资相对于母国基地开拓型(HBE)R&D投资更有可能选择创新能力更强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是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通过实验室、子公司以及战略联盟来分配其R&D资源,其主要目的是获得最佳的成本效应和知识创新资源。为此,跨国公司会选择具有适当知识产权(IPR)保护的国家和区域来进行其R&D活动,这将会提高公司在各个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专用性,这也增加了知识的溢出效应。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本文提出了第三个假设:假设3:跨国公司子公司R&D投资随着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增强而增加。制度框架通过定义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建立“游戏规则”,监管实体之间的交流和经济交易,这些规则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是建立在文化认知、规范以及监管因素的基础上的,具有稳定性和现实意义。制度框架的正式和非正式部分都可以引导和规范个体公司的行为。方便、稳定和可靠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存在是外来R&D资源流入的先决条件,并影响外来R&D的支出,在这些制度和政治环境中,包含着跨国公司在一个东道国是否投资的关键因素,也包含着所要进行投资的类型。同样,政府的政策和激励措施促进企业进行创新,行业和区域层面对于吸引这类投资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稳定性被定义为暴力威胁或者改变政府可能性的下降,政治稳定有利于一个社会更好地分配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外国投资者特别喜欢在政治上民主的国家进行投资。首先,政治上稳定不会出现对外国投资者出现反复无常的行为;其次,政治开放的社会出现腐败的可能性低;第三,政治上稳定的国家其经济可能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第四,政治上稳定的国家其社会是健康具有活力的,对改变和创新持欢迎态度。相关研究表明政治稳定与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呈正向关系。基于这些观点,本文提出了第四个假设:假设4:跨国公司子公司R&D投资与一个国家政治环境稳定性正相关。
3样本与变量
本文研究的样本为25个国家①,包括12个发达国家、2个新兴工业化国家、7个较发达国家、4个欠发达国家,研究的重点是发达国家。研究的时限为1990~2002年,这一期间被认为是全球化、跨国投资和研发外包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跨国公司R&D投资由原先的传统国家向非传统国家转移。主要因变量是跨国公司子公司R&D支出,数据来源OECD的科学与技术主数据库(MSTI),用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和子公司投资到每个国家的R&D总量来衡量。为了区分母国基地扩张型(HBA)和母国基地开拓型(HBE)两种类型的R&D投资的总量,本文采用了Kuemmerle(1999)[22]的推理。根据国内R&D支出总额占国内GDP的比例,本文将样本国家分为高低两个类别。国内R&D支出总额代表一个国家所有机构R&D支出总和,包括政府、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实验室以及企业,该指标是衡量R&D活动相对于经济活动的规模,国内R&D支出总额占国内GDP比例高的国家被认为具有较强的国家创新能力,因此主要吸引的是母国基地扩张型(HBA)R&D投资,这种较强的创新能力使得企业在投资时能够利用该国目前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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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模式；跨国并购；绿地新建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9-0009-03
收稿日期：2008-06-20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各国经济自由化加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存量和流量规模日趋庞大，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FDI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逐步从宏观国际经济研究领域向战略管理学拓展，更主要探讨跨国公司在以国际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别国市场时，如何针对自身的竞争优势、国际经验、学习能力、资源特征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市场结构等因素，动态选择最优的模式，实现国际化发展的最优边界以及国际核心竞争的长期保持。这已成为当代国际商务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命题。本文将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问题的最新理论及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述。
一、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理论的最新发展
(一)资源特征论
这派研究认为最佳的跨国投资应能使外国企业在东道国利用现有优势资源和获取互补资源，提高企业价值(chang，1995)。能否实现这一效果决定于海外投资目标资源的互补性、可模仿性、稀有性和吸收性等产业技术特征。该领域研究主要融合交易费用和投资战略等理论，探讨企业资源特征与FDI模式的相关性。具体而言，跨国投资的目的是使这些优势能在国际市场上充分发挥出来。这些资源通常具较强的隐含性和专有性，因此不易在不同的组织间转移扩散(如生产组织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等)。同时，由于市场不完备性(如信息不对称、交易者机会主义、有限理性等因素)，这些资源在外部市场交易中又面临低估贬值的难题。最优的FDI方式应使这些资源在外部交易和企业内整合中的成本最小。
Hennart(1998)证明，跨国公司特有技术决窍的比较优势愈明显，愈倾向于以等高控制程度的模式进入东道国，从而把优势资源保持在国际经营体系内部。如果双方企业的资源因其主观性、不可剥离性等特征难于通过市场交易定价，同时通过并购实施内部化的整合成本和难度又较大，则通常采取合资形式。如果外国企业具有某些特殊优势资源，为防止合资存在的技术揭露和潜在的道德风险则会选择独资新建。
(二)组织能力论
这派研究认为企业在国外市场经营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受其组织结构、历史经验及目标资源的技术特征等因素制约，最佳的市场进入模式应能使企业最有效地运用现有优势资源和获取东道国的目标资源。
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目标资源隐含性较高(如高技术含量的无形资产)，或跨国公司本身业务技术特性决定了在国外经营时适应东道国市场环境的能力已超出现有经验时，以合资方式进入该市场比建立并购或新建子公司更合理。这不仅可以减少因组织能力缺陷造成的内部化成本和潜在整合难度，还可以避免独资新建因运作上的路径依赖而难于灵活适应新环境。另外发达国家在初次开辟文化差异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时。也会首先选择实施合资新建；而文化相似的国家之间企业的跨国收购会更频繁。随着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外部环境的了解加深，将通过收购合资企业股份及独资新建等逐渐提高进人方式的控制度。
另一些学者把动态学习能力加入FDI模式选择研究(Winter，2003)，认为，并购与新建投资的基本差异是，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股权将其纳入自己的经营体系，比新建企业增加了双方企业文化的融合，因而可以促进跨国企业向东道国合作者吸取和补充经营经验。而绿地投资只是在利用企业既有的知识和经营模式，容易形成认知学习惰性和日常运作的路径依赖。研究表明。并购双方所在地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与并购后的绩效呈显正相关关系。两地的文化意识差异大、并购后企业需要双重文化适应的情形下，通过跨国并购比新建投资成立的企业存活率更高。
(三)公司战略论
这派理论把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分成两种一国际本土化或全球一体化的选择问题。采取何种战略即决定于投资母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所有权优势类型，也会受东道国制度监管环境的约束。从系统论角度看，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可视为相互关联的组织集合，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着内部与外部同化的双重压力，前者指遵循母公司总部的组织惯例，后者指与东道国相关利益群体相融。同时，适应于这双重压力的国际化战略决定了海外分支的类型和国际市场的进入模式。如果跨国公司实施全球一体化经营战略，海外分支面临的主要是与总公司同化的内部压力，将会采取独资新建的方式发展进入国外市场：反之。根据国际本土化战略，需要海外分支更充分地适应东道国环境以获得当地合法性时，则会选择合资或收购的方式拓展市场。以便给予海外分支更高的独立灵活性。
Harzing(2002)发现，如果跨国公司各地区差异较大，则会偏重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通常将以并购方式发展海外分支，以灵活地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强调企业全球经营的整体协调性，则会采取全球化战略，保持总部的权力集中度，此时采取新建的可能性更大。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开辟海外新市场时，如当地文化差异大，则外国企业更青睐于收购，以便比新建投资更容易取得东道国合法地位。
(四)制度因素论
所谓“制度”，指一个国家的各种法律规章以及社会规范，主要包括管控制度、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三种类型。管控制度包括法律、规则、制裁等强制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制度是指社会整体的文化观念与价值标准；认知制度是组织内部的共同信仰、共享行为逻辑等。Yiu和Makino(2002)对这三个层面的制度对FDI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
首先，与本土企业相比，外国公司往往受到东道国政府更严苛的限制，即所谓外国负债。例如，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所有权份额、投资领域、控股方式等方面给予限制。这些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进入模式的交易成本及在东道国发挥所有权优势的能力。外资企业为同时获得当地合法性又保持经营效率，必然慎重选择进入模式。实证表明，东道国的政治约束越严厉，外国投资者因更易于获得合法性而采取与当地政府或企业合资经营的方式而非独资或收购；且合资办厂还有助于跨国公司从当地合作者获取本土经营的经验及与政府沟通的技巧等无形资本，进一步提高其在当地的合法性。
其次，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还受东道国人文环境的制约，如当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等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外国分支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能够发挥的企业优势及可以实现的社会合法
性。文献中通常用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或心理距离表示规范约束及国家风险。实证发现两国文化差异越大，外国企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理解程度越低，越不利于整合人力资本和提高管理效率。因此跨国公司通常采取合资或合并的方式进入文化背景较生疏或规范约束强的地区，以便于与当地居民沟通；只有在两地文化趋同的条件下才会倾向于独资新建。
最后，进入模式同样受到企业决策者认知能力的影响，即某一阶层或行业普遍认同的观念。研究发现，认知约束以两种表现形式动态影响跨国投资的方式：外部模仿和内部传承。前者指跨国企业会因循同类企业普遍采取的方式开辟海外新市场：后者指跨国公司会根据自身逐渐固化下来的组织惯例和经验建立海外分支。特别是在某个东道国成功的经验很可能被母公司重复应用到其他地区，在同一市场的投资模式因而往往具有连惯性。
(五)市场结构论
这方面文献以产业组织理论为依据，关注外国企业如何根据所进入行业的市场竞争结构和成长阶段选择进入模式，以确保在东道国的竞争地位，主要围绕跨国并购与绿地新建(无论独资或合资)的重要差异展开论述(Bell，1996)。
其一，跨国并购缩短了绿地新建所需的初始建设周期，是投资速度更快、风险更低的进入方式。因此，东道国目标行业或宏观经济增长越快，外国投资者潜在的先进优势越大。为争取市场份额会选择收购当地高成长潜力企业的方式抢先于其他竞争者进入该国。
其二，与绿地新建相比，跨国收购并不增加东道国目标行业的存量产销规模。对于新进入的企业而言，处于上升期的行业，比处于饱和状态、增长减弱的行业有更大的市场空间。Hennart和Park(1993)等发现，在经济增长缓慢的市场(如欧盟等发达国家)，市场几近饱和，外国投资者通常不会选择绿地新建，而是直接收购当地限于经营困境的同类竞争者，在获取市场份额的同时，也提高了在东道国的竞争地位。因此对于东道国发展极为迅速和极为缓慢的行业，并购都是优于绿地新建的进入方式。
二、潜在研究方向
综合现有国际投资理论研究，针对中国特有国情，中国企业FDI模式选择问题有如下潜在研究方向。
首先，现有FDI模式选择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样本。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无论在成熟市场之间还是对相对落后地区的跨国投资，动机通常符合传统OIL理论的内部化假说，即通过恰当的投资方式实现最有效的内部化，将所有权和区位优势保持在跨国公司体系内部。然而，转型、新兴市场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正在兴起的海外投资大多是出于国内经济赶超发展的需要，实施的是以获取战略、提高竞争能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这与传统OIL范式下FDI动因理论的内部化假说恰好相悖，跨国投资行为通常受东道国的优势资源所驱使，实质是一种“反向内部化”(reverse internalization)。因此有必要探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赶超型或外部化海外投资的可行方式。
其次，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不同，尚不具备大规模海外投资必需的所有权优势(如企业特殊资源、能力等)，而且作为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在东道国通常面临更多的非经济阻力，海外投资的风险和难度更大。但也有学者认为，经过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已形成一批具有较高经营效率的企业集团。可以借助中国独有的大国综合优势(如产业、资源、区域经济多元化等)，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和范围。那么中国应如何选择恰当的投资模式，从而能依托国家宏观优势，培育企业微观竞争优势?这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时代，学术界面临的新兴和紧迫性命题。
第三，现有国内外关于跨国投资模式的研究通常对合资与独资、新建与并购或合资与并购进行比较，甚少在这三种投资方式中进行更细致的界定和选择。实际上，这几种方式从不同维度看相互之间有不同的特性与共性，这暗示了在某些情景下可能有多种可行模式。因此亟待缜密地判断各种投资模式的适用条件。
第四，现有国外研究无论在理论假设和实证结论上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差异。如经营经验与进入方式控制程度的相关性、投资规模对独资或合营的影响、文化差异和心理距离与整合风险的联系等都存在不一致的实证结果。这一方面受实证检验样本对象、考察时期等方面局限性制约。也和分析因素不全面有关。那么这些尚不确定的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决策会有怎样的影响还有待探索。
过去几十年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全球化代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方向——经济全球化。而这次经济全球化的风暴的代表是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以。上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世界范围内的兼并整合越演越烈。引人注目的银行业国际化现象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兴趣，学者们解释银行国际化的理论具体可以归纳为三种：有传统国际直接投资里理论演变的银行国际化理论、从跨国银行理论出发的银行国际化理论、经金融理论理论推导的银行国际化理论。下文将通过对其讨论分析出这些理论对银行国际化适用性的强弱。
一、由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演变的银行国际化理论
在众多的银行国际化理论研究中，众多学者将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跨国公司理论加以改进套用于银行业国际化大潮的现象中。这些传统理论分别为：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其主要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包括技术、管理技能、企业家精神等一篮子资源的转移，而不仅仅是资本的跨国界流动，企业到国际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希望在异国通过资源的转移和对资源的重新组织与调配来获取更多经营性净利润，而并非通过资本市场上的间接投资获取股息或者资本价差。垄断优势理论解释了跨国银行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包括产品市场的不完全、资本及技术等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政府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限制造成的市场扭曲。但是跨国银行要进入东道国也会遇到很多障碍（如文化、习俗、法律、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这要求银行在国际化道路上需要比东道国同类银行有更强的垄断优势，诸如：技术优势、资本筹集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管理优势等，才能保证银行在抵消上述劣势后依然获得合适的利润。
银行业对该模型的适用性体现于：第一，金融业本身是各国政府高度监管的行业，属于典型寡头垄断行业，不同银行在不同地域范围内由于政策等因素优势有差异，某一银行想增加市场份额必须到其他地域范围内直接投资，满足市场不完全性的条件。第二，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外资银行，诸如花旗银行或汇丰银行，都是实力雄厚的跨国银行，具有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管理和营销经验，满足具有垄断优势的条件。
但是，该模型不能解释的问题有二：其一，为什么根据中国加入WTO时签订的《金融与贸易服务协议》，2006年末全面对外开放银行业市场后至今，具有垄断优势的外资银行没有如当初学者预想那样对中资银行形成极大威胁，反而如今发展并不如人意。此外，不能解释相对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银行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二、从跨国银行理论出发的银行国际化理论
该理论认为银行属于服务型行业，需要通过其特殊产品——金融服务来盈利。只有最有效地满足其他生产性企业的需求，提供最有效的服务，才能实现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银行的国际化是为了满足企业全球化生产经营，满足商品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资本的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需要而发生的，是银行为了迎合企业国际化发展而选择的一种策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必然导致银行的国际化，而银行国际化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增加企业全球化经营的意愿。从该角度出发，银行国际化的实质是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即传统的客户追随理论。随着时代的不同，又可分为贸易追随论和投资追随论。
1、贸易追随论。Aliber提出跨国银行通过在本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设立分支机构，为双方贸易提供结算和支付的便利，降低贸易成本，从而增加贸易双方企业的市场效率，维护贸易的稳定性，更良性循环地进一步促使两个国家贸易份额的扩大，进而跨国银行自身在提供结算和支付服务的同时获取稳定的中间业务收入。而Glodeeden and Saunders 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出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分支的数量与该国与美国的贸易规模统计正相关。同时该理论也符合人们的经验预期。
2、投资领导论。该理论认为跨国银行国际化不仅仅是为了追随客户进行贸易结算服务，更是为了对国内企业进行对外投资进行继续服务。而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以及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国际化的需求更促进跨国银行业务的发展。此时，跨国银行又会反过来鼓励跨国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因此同时兼具了“追随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但是，Seth， Nolle和Mohanty对美国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研究发现这些银行的大部分贷款客户都是非母国的；无独有偶，Miller和Parkhe的一项研究表示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与两国之间经济贸易往来没有关系。这体现了跨国外资银行试图通过对金融体系尚未成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提早进入占据市场，从而完全分享以后该国经济发展伴随的市场份额的变大。而贸易追随理论则完全没有反映出这种银行国际化的动机。
三、经金融理论推导的银行国际化理论
马克威茨（H.Markowitez）和托宾（J.Tobin）利用数学模型建立了国际间接资本流动理论。在信息充分的前提下，投资者的效用取决于预期收益和风险。而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为：
其中 是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 是证券i在组合中的权数， 是证券i的期望收益。
投资组合的风险为：
其中 σij为证券i和证券j的协方差。该投资组合理论表明，只要证券组合中各资产的期望收益率不完全正相关，则资产多样化就可以使得在获得同等组合期望收益的情况下，降低投资风险（主要是非系统风险）。
该理论表明，银行通过国际化可以使得自己的资产分散从而降低风险，提高收益风险比。而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银行通过对不同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可以有效降低国别风险，从而确保收益稳定性。
但是，在实际中，将风险从其他因素中单独抽离出来比较困难，从而难以衡量一国的风险。因此难以对该国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动机差异；行业差异
中图分类号：F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3－070－05
一、国际直接投资中贸易的替代论与促进论
最早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是Robert A.Mundell，他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两商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并假定：有两国家A和B，分别生产终端产品棉花和钢，相对于B国来说A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但是缺乏资金，而B国则情况相反；相对于钢来说棉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A国的生产条件和要素禀赋无法对B国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当A国和B国之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和贸易壁垒时，会出现两国的商品和要素价格相平衡，这时A国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棉花来交换B国的钢。即使假设一些外部因素消除了跨国资本流动的障碍，也不会发生跨国资本的流动，因为很明显，资本的边际收益在两个国家之间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假设A国对钢征收高额关税，开始的时候A国钢的价格相对于棉花来说将会提高，由于高的资本收益率的吸引，资本会大量从棉花产业流向钢产业。所以，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存在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障碍时，两国的资本要素价格就会不同进而导致两国的资本回报率不同，一国的资本势必会通过投资到另外一个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国家，从而扩大该国的生产规模。由此，Mundell得到的结论就是，当不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跨国投资会取代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体现的是替代关系。
Mundell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替代论的理论推理很完美，但却必须在满足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在实际情况下，虽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也会表现出替代的关系，但是替代程度距离Mundell的模型却相差甚远，并非Mundell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替代，所以有许多学者对Mundell的理论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Mundell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是作为两种独立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而如今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行为都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进行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应该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前提进行研究。因此，Mundell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结论不是在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得出的，不适合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今天。但是，他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替代论为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开辟了先河，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先对Mundell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他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国进行贸易前先进行投资的观点，从而发现了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研究贸易也同样适合研究投资的问题，而且他认为目前的国际化分工现象也要归功于贸易前的投资机制。贸易前的投资机制是一种从进口到进口完整的循环：进口一国内加工生产一出口一海外直接投资一进口，贸易和投资在整个循环中表现出促进的关系。而且，他在所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也表示到，一国应该对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并且按照比较成本的顺序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对本国的贸易产生矛盾，相反对自由贸易是一种补充，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量，应给予提倡。小岛清教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对两者的关系提出了互补理论，然后对其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他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两种类型，日本型和美国型。两种投资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不同。他认为，美国的FDI是贸易阻碍型的，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是替代的，而日本的FDI属于贸易促进型，对贸易的关系是互补的，即日本的FDI促进贸易的发展。
小岛清教授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相促进的理论，对Mundell的投资与贸易替代论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是一种补充，是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指出Mundell没有明确的说明，在资本流动后的新的均衡条件下两国间是否还会存在关税，而且也不同意Mundell所阐述的在资本流动后关税就没必要存在的观点。他认为，Mundell的理论是要证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系是完全的替代或不相关，但是证明二者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却有太多假设的前提条件，那么二者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替代或不相关的关系。虽然，小岛清教授的理论对Mundell替代论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但是他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模型是从传统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大量的实证检验，而且，小岛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并没有普遍的说服力，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也，相去甚远。
二、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Mundell理论和小岛清理论最大的不同是，传统的理论是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进行的，而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跨国公司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许多学者以跨国公司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与促进的关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Markuson和Svensson是比较早运用计量手段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并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两者关系不确定的结论。
他们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不仅表现为替代性还具有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关系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就相互促进；如果两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而Neary的研究也发现，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Neary运用3x2特定要素模型，得出FDI与贸易之间是不确定的关系，而FDI与贸易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要取决于引入的因素和理论假设。而且Neary认为，大多数的FDI是水平型的，而不是垂直型的。而一般的FDI理论认为当贸易成本下降时，水平型的FDI会减少，这就说明FDI与
贸易是替代的关系。但这种理论分析与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实际情况有些矛盾。贸易自由化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FDI发展的也很快，这体现出FDI与国际贸易的互相促进的关系。Markuson&Svensson、Neary等学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相似的结论，那就是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主要是因为许多因素可以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而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因素会发生变化。虽然影响二者的因素很多，但是从投资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投资的不同时期、不同动机和不同行业是影响二者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二者关系的内在因素，而其他因素属于影响二者关系的外在因素，例如：东道国的投资政策、人口因素等。因此，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来分析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投资阶段、动机和行业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体现出不同的替代或促进关系。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Patrie对不同投资动机下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发现，激发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也不同，他根据投资的不同动机，把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其中，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为了逃避严厉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侵占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受到低成本生产区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出于更好的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按照上述分类，Patrie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才会对贸易产生替代的作用，而其他两种类型的投资都会促进贸易的发展。所以，Patrie认为，在分析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时，首先要分析投资的动机，动机的差异会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不同。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类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Dunning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四类：寻求资源动机、寻求市场动机、寻求效率动机和全球战略动机。他认为前两种动机多数为跨国公司在初步发展阶段的动机战略，而当跨国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采用后两种战略。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直接投资的动机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所差异。
显而易见，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划分更适合于分析不同动机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或促进关系，但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也在发生变化，鉴于此，本文对于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划分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把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分成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市场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巩固、扩大和开发国外市场，即通过对国外投资生产，以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求，或者向第三国出口，具体又可分为几类不同的情况：第一类是，投资企业本来是出口型企业，它原在本国对商品进行加工然后出口到目标市场，但是由于目标市场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给企业的出口制造了很大的阻碍，企业不得不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绕过贸易壁垒，通过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维持原有的市场或开辟新的市场；第二类，跨国公司本身在海外已经占有部分市场，为了给其顾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务，巩固其市场地位，因此对海外进行投资，以便就地供应，以免失去顾客；第三类，一些餐饮服务行业，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只能对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比如一些食品的保质期很短，无法进行长途运输，还有一些无形商品根本无法运输，只能通过在海外设立企业，边生产边消费。所以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投资母国本来应该通过出口对东道国的产品。第二种是生产导向型。生产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利用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等，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益，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生产导向型的FDI一般出于以下几类原因考虑：第一类，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来自于国外，最终产品有部分销往原料来源国，出于节省运输费用，或是出于该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或廉价，一些企业会在该地建立分公司，利用当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地产地销，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返销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贸易规模；第二类，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FDI主要发生在劳动力密集的国家，跨国公司会从投资母国出口原材料或半成品到投资东道国，并利用当地的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之后的成品会返销回东道国或出口到第三方国家，所以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很难确定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第三类，有些国家对特定的产业收取高额的关税，为了进入当地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直接投资从而绕过高额的关税壁垒，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会替资东道国对投资母国的出口。第三种是技术与管理导向型和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技术与管理导向型的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难进行购买，而只能通过设立合营或并购当地的企业来获取，从而促进投资企业的发展，提高其竞争力。这类投资一般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般该类跨国公司的投资是为了分散和减少各种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风险。分散风险动机下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起到扩大销售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企业不受国内条件的限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就是利润最大化，而各种类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不同途径和方式。除此之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一般都是相互交叉的，一项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都有同时存在两种或三种动机，因为，动机越多对投资的企业的好处就越多。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同的，正确划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对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还是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都是按照对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金额的变化以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事件进行的。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分析投资与贸易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关系，更应该结合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发展阶段为依据。由于FDI对投资东道国的贸易会有滞后的效应，在由投资规模作为依据进行划分的不同投资阶段，投资流入国的对外贸易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结合FDI东道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划分依据来分析FDI的贸易效应，可以更明显看到在不同的阶段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海外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战略，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根据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不同，跨国公司的FDI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和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即直接投资发生的初期，在此阶段，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出口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和中间投入物，为下一阶段的生产以及运营做准备，这时跨国公司的FDI会明显地产生利于母国出口贸易的效应，扩大了对投资东道国的出口规模。随着跨国公司成功的进入东道国并开始生产运营时，便进入了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在此期间，通过产品返销回国，会不断地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制成品出口，与此同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跨国公司不仅会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还会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从而增加了当地的对外贸易额。随着海外基地或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跨国公司会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给新贸易创造了机会，从而扩大了东道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所以，在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发展阶段下，FDI的贸易效应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业差异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经验表明，不同行业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制造业，母国的企业在从事跨国投资之前，一般都是从国内的生产与销售开始，然后通过出口、签发许可证和其他合同安排以及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这种从贸易到投资的线性先后顺序，使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也和国际贸易之间发生的是替代关系。在自然资源部门，跨国公司一般先从事进口贸易，然后在纵向的国际整合过程中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更多的出口；或者顺序相反。因此，从事自然资源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会促进东道国的出口。而在其他的一些行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并不仅仅是这种单纯的替代或促进的线性关系。例如在服务行业，跨国公司的许多服务都无法用出口来实现，只能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来实现，这种国际直接投资不会对服务的出口造成太大的冲击，所以从事服务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往往没有产生明显的替代或促进作用。所以，在某些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是很明显或者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以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无论是Mundell或是小岛清还是后来热衷于实证分析的学者，都是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学者们过多的关注二者的相互关系，并没有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一方对另一方影响的单向研究。事实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应该有四种组合：FDI的贸易替代效应；FDI的贸易促进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替代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促进效应。这四种组合包括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所有关系。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跨国投资是我国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核心竞争能力的根本途径。然而，由于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经验的缺乏和风险防范意识薄弱，企业的跨国投资风险日益暴露，而且这些风险贯穿于整个跨国投资过程并且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这更加剧了风险的传染性和不确定性。正确识别各种跨国投资风险，探索风险间的耦合关系，有效实施风险预警、采取措施规避风险，对国际投资者来说尤为重要。
目前，国外关于跨国投资风险的文献较为广泛，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国外关于跨国投资风险的定量评估方法主要包括预先警报系统评估法、评分定级评估法、国别评估报告法、清单评估法和国际投资风险指数评估法。其中国际投资风险指数评估法有以下几类：富兰德指数（FL）、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机构投资家》国家风险等级表、《欧洲货币》国家风险等级表等。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对于跨国投资风险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的阶段，集中于识别风险因素和针对防范控制措施的研究上。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大多站在宏观风险的角度，忽略了与投资企业内部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要进行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预警，就有必要站在全局的角度研究风险之间的耦合关系。而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这就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基于传统研究的不足，本文从跨国投资的动因出发，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进行归纳梳理，重点分析风险因素之间的耦合机理。并借鉴“矩阵评价”的核心思想和“SPACE矩阵”的基本原理，构建企业跨国投资风险耦合预警矩阵模型，实现了风险预警与风险防控的有机结合。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企业跨国投资风险耦合机理
（一）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因素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在对跨国投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企业跨国投资的动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它是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内在动力；二是区位吸引力，它是进行企业跨国投资的外部条件。具体而言，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现于硬实力和软实力，即企业资源和企业能力。区位吸引力体现于宏观吸引力与中观吸引力，即投资环境和投资产业。
（1）内部风险因素――资源因素与能力因素。企业资源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要素。企业能力是指协调和驾驭内外因素、配置资源并发挥其竞争作用的能力，它是企业资源之间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交互联系的纽带。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资源禀赋，以及运用和整合这些资源的能力。对于跨国投资企业，其核心竞争力必须具备具有价值性、异质性、独特性和持久性。
政治风险是指突发性政治事件或政府行为对企业国际化经营可能带来的挑战。经济风险是指外汇、利息、经济景气状况等波动导致跨国投资企业发生亏损、倒闭的影响。社会风险是指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消费心理和种族信仰等对跨国经营产品类型、质量、工资标准的不同要求导致企业收入减少、费用增加的可能性。技术风险是指东道国技术水平、趋势与事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产业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组织特性、产业政策特性以及产业市场特性等等。此外，波特认为产业因素对企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产业的竞争状况，即五种基本竞争力量，即进入威胁、替代威胁、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购买方议价能力和供应方议价能力。
（二）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因素耦合关系 根据物理学中“耦合”的定义，本文提出跨国投资风险耦合概念，即指跨国投资活动过程中各种风险之间的依赖和影响关系。这种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之间的耦合关系就会最终导致企业跨国投资风险的加强和减弱。企业跨国投资风险耦合机理。（1）企业能力和企业资源的耦合关系。能力和资源的相互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和能力互相依赖。资源是能力的保障，企业能力的形成依赖于经营者、技术人员以及先进的设备、专利等人力资源、物资资源和无形资源。能力是资源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源泉，企业若不具备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拥有再优越的资源条件，也难以发挥持续优势；二是资源和能力可以相互转化。资源可以形成能力，反过来能力也可以促进资源的积累。例如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人力投资可以提高人的能力，通过培训将知识作为资源内化可以变成人的能力。
（2）企业资源与投资产业的耦合关系。产业是连接宏观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的桥梁，对企业资源的影响尤为突出。一是企业资源的获取和选择都要受到相关产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产业的组织特性决定了企业的业务领域选择与成长方向，从而引导了企业资源种类的选择。所处产业的原材料市场决定了企业资源数量与质量。此外，产业的政策特性也决定了企业资源配置结构，产业政策可以看作有关资源配置结构的经济政策，国家会通过产业政策干预产业结构布局。二是企业资源基础与企业进入东道国新产业的时机之间存在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企业的资源基础影响企业进入一个新的产业的时机选择；另一方面，一个企业进入某个新产业的时机先后影响到企业的资源积累。一般地，资源基础雄厚的企业比资源基础薄弱的企业更可能率先进入某个新产业或新领域，而率先进入某个新产业又能使企业抢先占有关键的稀缺资源，从而发挥所谓的先行者优势效应。
（3）企业能力与投资环境耦合关系。企业能力只有与环境相联系才能形成企业客观持续的竞争优势。首先，外部环境对企业能力的形成具有刺激和引导作用。在跨国投资中，环境因素瞬息万变，新的环境必然会要求企业新形态的能力与之适应。企业能力也只有不断适应外部环境才能体现其存在的意义。其次，企业能力最终是一种市场表现，即最终表现为企业及其产品的市场扩张能力、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等。
通过以上分析和研究，可以得到以下三方面的研究结论和成果：一是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形成是一个企业内部风险和投资环境风险耦合作用的过程，其中内部的资源风险主要与外部的产业风险相互影响，内部的能力风险主要与外部的环境风险相互影响。二是借鉴耦合度的思想构建了企业跨国投资风险耦合预警指数。三是将“SPACE矩阵”原理引入到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领域，融合耦合预警指数，设计了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四维耦合预警矩阵模型，该模型不仅能直观地预警企业跨国投资风险状况，而且还可以为风险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很好的依据。本文仅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耦合预警矩阵模型进行初步探索，在以后的研究中将结合应用和实证研究，对本研究进行不断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钞鹏：《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经济学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12年第12期。
[2]张友棠、黄阳：《基于行业环境风险识别的企业财务预警控制系统研究》，《会计研究》2011年第11期。
[3]邹仿涛、高勇强：《资源基础与企业进入新产业的时机选择》，《华东经济管理》2007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