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2 15:01:54
一、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分类
由于各国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状况不同，在服务贸易管理中也各有侧重，形成了不同的管理特色。根据服务贸易管理方式、方法的不同，我们将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管理体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核心管理型、分工协调型和服务推进型。
1．核心管理型在线
核心管理型是指服务贸易的管理权限相对集中于某一政府部门的类型。美国是核心管理型的典型代表。由于服务贸易种类的繁多，各国和地区的服务贸易管理机构往往分散在不同的管理机构和部门。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相对集中，形成了以美国商务部为核心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因此，我们称之为核心管理型。
美国商务部承担着服务贸易战略的制定、日常管理、统计以及服务出口促进和贸易救济的具体工作。美国商务部的国际贸易管理局设有服务业司，负责美国服务业的管理工作。其对服务业的主要管理职能是：与私人企业和其他政府部分共同为美国企业提供出口帮助和更有利的海外市场准入条件，参与和推进双边和多边服务贸易谈判(包括与WTO、NAFTA、APEC的谈判和双边协议)，促进谈判协议的落实；为美国服务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信息及其他服务；进行美国服务贸易市场环境与竞争力的统计分析，并为国会及相关部门提供信息。其下设服务业办公室、金融办公室和旅游业办公室分别负责各服务贸易领域的出口促进、谈判与执行、政策指定与咨询以及项目设立与管理等。同时，美国商务部还负责制定推动服务出口发展战略；为服务企业对外出口提供全方位服务。此外，为更好地实施服务贸易管理，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小企业发展局、国家电信与信息委员会、专利与商标办公室以及国际贸易管理局下属的贸易促进与商业服务管理司、进口管理司及市场准入与执行司也分别参与服务贸易的出口促进、贸易谈判、标准制定和贸易救济与援助等管理和服务工作。服务贸易的统计分析则主要由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完成。
可见，美国商务部在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实施，服务贸易谈判、服务贸易促进以及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美国管理服务贸易的核心管理机构。
2．分工协调型
分工协调型的管理体制以日本为代表。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机构分工明确。具体可分为立法机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构、统计机构及服务贸易咨询及促进机构四大部分。主要涉及国会、内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财务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贸易振兴会等政府机构和组织。
日本国会是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的立法机构。通常制定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议由服务贸易的促进和咨询机构，或者由主管的政府机构根据服务贸易发展的状况提出。上报内阁府得到认可之后，由主管的政府机构的相关政策制定部门组织产、官、学共同研究商讨制定，然后上报内阁府。经过内阁府审查通过后，报国会批准、立法。
日本“内阁会议”是制定政策，协调各省厅之间关系的最高官僚机构。内阁会议的议长一般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其成员主要包括财务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等。在日本内阁会议中，与服务贸易相关的会议有“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和“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也必须经由该会议审议通过。
日本外务省经济局负责对外签署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多边条约和协定，处理国际贸易纠纷。同时，作为日本政府的对外联络窗口，外务省也向相关的省厅提出制定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建议。经济产业省是日本服务贸易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也主要由经济产业省负责。国土交通省综合政策局是日本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日本银行是日本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由于服务贸易管理部门相对分散，因此协调部门的作用就很重要。日本内阁府的“内阁会议”制度，很好地解决了日本各省厅之间的协调问题。同时，日本政府在制定和颁布一项贸易政策或者法律的过程中，通常会广泛地吸收社会各界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以实现科学决策的目的，突出体现在官产学一体的政策决策过程。上至内阁会议，下至经济产业省的专业小委员会，都是官产学结合的最好典范。因此，分工协调成为日本服务贸易管理的重要特色。
3．服务促进型
服务促进型是指以服务贸易促进为主、服务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除美国、日本以外的其他本文考察的四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归为这种模式。加拿大政府对服务贸易不进行直接的管理，而主要是通过贸易促进来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外交与国际贸易部是加拿大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部门。其核心服务包括：一对一的出口帮助；提供市场与产业信息；提出出口融资建议；推荐贸易交易会、举办研讨会。如果企业希望实地考察目标市场，办事处可以推荐符合要求的国际贸易展会；举办学习研讨会，帮助出口商了解海外商业环境及机会等等。
关键词《楚门的世界》电视文化电影创作联姻
1998年6月5日，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推出了由彼德·威尔导演的一部喜剧电影《楚门的世界》，由著名喜剧天王金·凯瑞担纲主演，这部作品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项。当年，观众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要远远超过它所获得的大奖，对它评价极高，很多观众喜极而泣，认为它是一部与众不同、创意十足的电影，是一部颇有深度的喜剧电影。
影片主人公楚门被塑造成具有离奇色彩的角色。从一出生就被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在他成长的30多年里，他是电视剧《“楚门”秀》的主人公，但却是唯一不知情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全球瞩目的电视“明星”。楚门生活在人工搭置的巨大摄影棚——西海文的一个小城“桃源镇”，这个小城是《“楚门”秀》的制作人、集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弗一手打造的桃源神话，日出日落。阴晴风雨，潮涨潮落也是由他控制。电视制作公司通过桃源镇上的几千台摄像机隐蔽拍摄，全日现场直播楚门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使楚门的人生完全被观察、记录、铭写、规训。全世界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观看楚门的一举一动。看着他出生，看着他蹒跚学路，看着他吃饭睡觉，恋爱结婚……楚门在被无形控制了30多年以后，终于发现事实真相，克服种种困难逃离桃源镇。克里斯托弗深情地挽留楚门，他告诫楚门外面的世界充满欺骗、危险和罪恶，但楚门决然地与克里斯托弗说“再见”。在楚门看来，他的幸福生活纯粹是按照导演的乌托邦理念设计的。他压根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自由。
许多观众认为这部电影揭示了一个荒诞无稽的人生寓言，人生如戏。有人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分析这部电影，认为电视媒体将他人的隐私公开传播是不道德的：还有观众从“自由”主题进行分析，认为心灵的自由永远比外在的幸福更重要。观众的热情评议使这部电影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自电视诞生以来，电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电视所抢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看到了电影与电视这对姊妹花争夺观众的疯狂竞争。电影与电视的竞争在经历了漫长的马拉松长跑后，两者逐渐开始联姻，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电影题材类型，即取材于电视文化的电影创作。在美国电影创作史上，这种创作类型并不鲜见，且多有成功的范例《楚门的世界》就是其中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它的诞生来源于对美国电视文化的深刻思考。
《楚门的世界》蕴含了导演本人的理性认知，启发观众对美国电视节目原型进行深刻思考。影片内容实际上是对肥皂剧、真人秀节目两种节目类型思考的结果。肥皂剧是美国电视中最常见的节目类型，影响深远，它以开放式结构著称，可以没完没了的永远把故事讲下去。历史最长的肥皂剧《指路明灯》，自1952年播出电视版以来(之前已经在商业广播网中播出15年)，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这种播出时间的长久性使许多肥皂剧作者包括演员在内有可能终生奉献给肥皂剧组。此外，肥皂剧使观众认为剧中发生的故事与日常生活同步进行着，是在“真实时间”发生的。这种肥皂剧是在流水线上被赶制出来的电视剧作品，所以它也是电视节目中公式化倾向最严重、模式规范最少发展变化的一种样式。在《楚门的世界》中，每天必有的“早上好”问候、必不可少的广告都是肥皂剧特征的呈现。在电影中，我们看至《“楚门”秀》的观众非常痴迷。聚集在酒吧间的观众，泡在浴缸里的老人，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的暮年妇人……这一系列镜头反映出电视肥皂剧的真实收视状态。
真人秀节目是综合娱乐节目的一种，也被称作真实电视、记录肥皂剧、真实秀等，是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其他同类节目的最大不同是其以人为本的真实性，因此被称为“RealityTV”。尹鸿将真人秀节目定义为：“真人秀节目是一种新型综合性的电视娱乐节目，是假定情境中的真实展现。”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这个主人公是真人演绎，其他的角色包括楚门的父母、妻子、朋友在内，虽然遵循着导演的情节设计，规约着自己的言行，但对楚门而言，他们都是实质意义的父母、妻子、朋友，他们也是真人演绎。正如楚门的妻子所说“私生活与公众生活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我的生活就是‘楚门的世界’，这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桃源镇这个巨大的摄影棚，安装了几千部的微型摄像机。对于楚门生活的记录采用隐蔽拍摄获得，真实性极高，这对于拥有“窥视欲”的观众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电视居Ⅱ《“楚门”秀》结局的非确定性，其传播方式的真实性也是“真人秀”节目的特征。
在《楚门的世界》中。观众所熟知的肥皂剧、真实节目经过杂糅、变形处理被搬演到银幕上，处处充斥着电视媒体对自己的调侃与讽刺：电影叙事过程被趣味化，电影变成了喜剧。在某种程度上。《楚门的世界》“剽窃”了电视节目的制作机制，整个电影依然遵循着经典叙事的规则，但是在具体情节叙事中运用了电视节目制作的具体元素与理念。电影与电视结为姻亲，这种处理往往会产生“间离效果”。“间离化”是布莱希特的核心理论之一，即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观众与所看演出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都能跳出单纯的情境幻觉、情感体验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识。正如他所说，“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彼德·威尔导演从对电视肥皂剧、真实节目的理解中受到启发，将电视节目某些元素进行再处理为电影所用，这使得观众在观看《楚门的世界》欢笑之余，能跳出电影剧情重新对作品进行理性思考。
《楚门的世界》是美国电影与电视联姻的成功电影作品，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箭双雕。一方面通过对两种电视节目类型进行变形处理演绎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可以达到对电视媒体的一种讽喻批判，同时又蕴含着一种道德思考。真人秀节目在美国上映之后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为了提高收视率，很多节目环节的设置暴露个人隐私、人性弱点：许多真实节目的参与者为了赢得比赛，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相互倾轧，朋友离间、情人反目、仇敌牵手……《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剧导演克里斯托弗为了情节设计违背楚门的本意，将他深爱的群众演员玛丽逐出剧组：同时对公众宣称《“楚门”秀》将直播楚门的“床上戏”，这是对他人隐私的践踏。另一方面，《楚门的世界》中精心打制的“桃源镇”寄予了美国观众的诸多渴望与梦想。美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小镇”理想，随着美国城市的扩展。美国人为他们的小镇的逝去感到悲伤，他们越是被迫与城市中陌生人打交道，就越想把乡村生活中稳定、人人都熟的关系、共同价值和道德责任加以神话。文化史学家渥伦·萨斯曼说，“肥皂剧对巩固基本价值观念起着重要作用……不管社会和经济条件所表现的现实会怎样，肥皂剧总是提供一种连续感以确保普遍的共同价值观念和信仰得以胜利。”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中。很多美国人得了一种社会晕眩症。频繁不断的搬家，不断从彼此熟悉的环境过渡到一个完全是陌生者的世界，这当然是一种情感痛苦。电影《楚门的世界》恰恰为美国人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小镇复制品——桃源镇，大家都相互认识，相互有关联，彼此和和气气，没有尔虞我诈，这是个家庭观念主宰的世界。这部电影作品是对美国人逝去的“流金岁月”的纪念。
美国雄踞霸主地位
2004年9月，在世界期刊联盟（FIPP）公布的全球杂志发行量排行榜中，排在前二十名的杂志中美国的杂志就占了十五种，其中排名前四位的均为美国杂志。《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高居榜首，发行量最大，月发行量高达1100万份，接下来的是《电视指南》（TVGuide）900万份，《好家园》（BetterHomesandGardens）排名第三，760万份，《国家地理》（NationalGe-ographic）位居第四，660万份。
法国的《电视杂志》（TVMag）列位第五，480万份。美国的《好管家》（GoodHousekeeping）和《家庭圈》（FamilyCircle）以468万份和460万份分别列第六和第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家庭》（Family）跻身前十位，名列第八，发行量为420万份。美国的《太太之家》（LadiesHomeJournal）和《妇女日》（Woman''''sDay）发行量均为410万份，排名并列第十。
在排名十一至二十的杂志中，有三种杂志出自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女性》（VersionFemina）来自法国，名列第十二位，发行量为369万份。中国的《读者》（Readers）排名十七，300万份。排名第十九位的是《我的家》（GruppeMeinEigenheim）来自德国，290万份。其余均为美国的杂志：《时代》（Time）410万份、《人物》（People）360万份、《防卫》（Prevention）350万份、《体育画报》（SportsIllustrated）330万份、《新闻周刊》（Newsweek）310万份、《大都市》（Cosmopolitan）290万份，最后是排在第20位的《O》（Oprah）270万份。
如果排除美国的杂志，那么，销量排在前十位的杂志主要来自法国、中国和德国。其中法国的杂志占四份，中国和德国各有三份。排名第一的是法国的《电视杂志》，发行量为480万份，中国的三份杂志分别是《家庭》（420万份）、《读者》（300万份）和《知音》（250万份），分别排在第二、第四和第六。
从以上的排名情况不难看出三大特点：其一是美国继续处于期刊杂志业的霸主地位，在榜上有名的杂志中美国的杂志占了75％。其二是面向女性的杂志占据了这个排行榜的主要位置。这说明女性成为非常忠实的杂志读者。她们爱看关注女性问题的杂志。事实上，一直以来杂志比任何其他媒体，尤其是报纸和电视，更善于探讨女性问题。当杂志认识到女性读者是最大的、稳定的消费群体时，就开始针对此现象迅速作出反应。于是女性杂志方兴未艾。广告商也偏爱女性读者，因为有关家庭采购方面的决定通常是由女性做出的。广告商对这一点很清楚，因此他们乐于在女性容易看到的刊物上做广告。
前20种杂志的另一个特点是读者年龄偏大，对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来说，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在美国，广告界乐于向年轻人做广告，这一点对所有媒体都一样。广告商相信年轻读者所选择的品牌将持续陪伴他们的一生（《国家地理》成为陪伴许多人一生的读物）。然而，这些媒体巧妙地掩饰了这种传统的想法。他们财务状况良好，销售出大量的广告，他们有很高的发行量。因此，尽管他们拥有更成熟的受众，而广告商倾向于年轻人的市场，这些杂志依然生意兴隆。
收入主要来源于零售
多数国家的杂志收入来源于零售而不是广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加拿大和德国这三个国家并不是这样，他们的杂志采用的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反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约有三分之二的杂志依靠广告。德国的杂志依靠广告取得了56％的收入，而加拿大的杂志是60％。
收入主要依靠零售的国家主要有：英国，36％的收入来自于广告；法国，32％；意大利，41.2％；澳大利亚，30％；巴西，36％；西班牙，33％。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总体而言，广告业以消费者为主体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和德国，他们的杂志大都有不菲的广告收入。如果厂家大做特做广告，消费者就会对广告作出回应，购买产品。在消费者导向型国家，政府通常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支持这类广告。在消费社会中成长的人们，他们一生都习惯于接触广告，根据广告作出购买决定。
销售渠道主要是通过零售摊点
考察一下全球杂志大国的杂志对订阅和零售的依赖性，我们会发现多数国家杂志的销售渠道主要是通过零售摊点而不是征订，但是美国除外。最令人惊奇的是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杂志出版和消费国，其杂志几乎完全依靠订阅来保持他们的读者数量。美国杂志的发行量有85％靠订阅，而通过报摊销售的杂志只占15％。另外，加拿大、芬兰和瑞典也是世界上杂志发行采用订阅为主的少数几个国家。
其他国家的情况大多与此相反。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英国更加依赖零售，所占比例高达88％。法国杂志零售收入占60％；德国53％；意大利75％；我国台湾地区62％。而在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杂志收入的90％来自于摊点零售。
[page_break]名人的重要贡献
当今，名人现象和名人新闻充斥着整个媒体，名人轶事成为人们休闲消遣的方式之一。这种现象促成了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大批名流杂志的出现。名人成了杂志封面不可或缺的部分。使用名人照片的杂志是最受欢迎的杂志。
《人物》可能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杂志，它名列前20位的排名榜之上。《人物》是美国的一本讲述社会名流生活的杂志。虽然它不是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但是它利用人们对名人兴趣的日益高涨这一现象，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名人效应给它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是它比任何一本美国甚至是全球杂志的收入都高。它的广告收入超过了所有其他杂志，加上订阅收入与报摊销售额，它每年的盈利超过了10亿美元。第二是《人物》的发行量为370万份左右。其2004年的广告收入根据美国信息局（PublishersInformationBureau）公布的数据，达到七十六亿八千九百万美元。与大多数美国杂志不同的是，它是美国少见的订阅与零售情况皆好的杂志，它的报摊销售额居全美前列。第三，《人物》刺激了一大批竞争对手的出现。
《人物》的成功来自于名人文化的出现。进入社会的大众传媒手段越多，人们就越容易被媒体所引导来关注知名的人物。一些类似于《人物》的杂志利用当今人们对名人的狂热和迷恋吸引读者。它们通过这种利用名人效应的运营模式变得更为强大，经历竞争对手挑战的考验，成为强大的杂志品牌。
文化的渗透
伟大的想法和好的办刊理念是没有文化国界的。在过去五年中，全球杂志中最成功的故事大概要算《好运》（Lucky）的传奇了。《好运》是康泰纳仕出版的一本杂志，上市时间不长。不过对它的好评如潮，许多杂志已经打算模仿它。
《好运》是一本购物杂志。用英文表示是“magalog”，是英文“magazine”（杂志）和“catalog”（目录）的缩写。这种杂志中文章很少，其主旨是展示读者可以购买的产品。所有产品都配有文字说明、购买地点和标价。《好运》的办刊理念来自日本。康泰纳仕发现这类杂志在日本十分成功，因此决定将这种理念引入到美国。
看起来《好运》创刊理念十分简单，但是，这种通过杂志如此系统性地将产品展示和介绍给消费者、指导消费者购物的杂志内容的组合和编辑方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好运》的创刊立刻获得了成功，发行量急剧上升。《好运》创刊于2002年，一年之后，它的发行量达到80万份。广告收入猛增60％。美国一家追踪杂志业发展的刊物将它评为年度杂志。目前，《好运》的月发行量达到97万份左右。
《好运》针对的读者是女性，但又不是社会最富有的女性群体。它努力吸引普通女性，也就是喜爱购物又不得不盯紧钱袋子的女性群体。它告诉人们到何处能够买到经济实惠的产品。由此可以看出，被《好运》所吸引的受众更为广泛。正如《人物》一样，《好运》的巨大成功引出了许多竞争者和模仿者。例如，赫斯特杂志出版公司（Hearst）出版了《购物》（ShopEte），力图针对的读者群是同样的女性群体。时代公司推出了一本名为《你》（AllYou）的类似杂志，它只在美国的零售业巨头之一的沃尔玛销售。
康泰纳仕利用与《好运》同样的创刊理念，在去年推出了《好运》的姊妹杂志《货物》（Cargo），只不过它所针对的是同类群体中的男性。同样的，《货物》的出现引来了竞争对手。《好孩子》（Fairchild）出版的《活力》（Vitals）创刊发行了。
杂志的文化渗透还体现在许多杂志成功地走出了国门。《国家地理》目前在十五个国家出版发行，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在三十二个国家得以出版。这些杂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办刊理念十分简单，通行于各种文化。他们触及到了普通人心目中共有的一块特殊田地。它们吸引的是志趣相投的某个读者群体。这些读者对此作出回应，让信息和乐趣被人们称之为杂志的载体予以传播。
简约实用成为时尚
在这个信息时代，尽管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不同的媒介手段获得彼此的信息，但是，这些新的大量的信息流动却没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方便。一些杂志很快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迅速地作出反应。它们最具有影响力的举措之一就是向读者展示如何过更简单的生活。
作为对战争的历史记录（“记录”是技术层概念，而“纪录”则属形而上的艺术层概念），由于其在介质上相较于史书等其它纪录手段的视听综合优势，战争纪录片在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当然不容质疑，其所起到的对应于记录性的史料功能也不必繁解。可如果到此为止，仅仅从历史角度将战争纪录片看作是对于战争的纯客观记录，那未免太也小看它的功能，或者说太也高看它的纯粹了。
一、在纪录片与战争纪录片之间
以纪录重述历史，重述则必有立场；让银幕纪录战争，纪录则必有纪录者、必有纪录形式、必有要有所表达有所倾诉。这时，赋予战争纪录片的就不只是对应于记录性的史料功能了，我们说“银幕纪录战争”的“纪录”除了有“记录”的含义外，至少还包括“报道”、“宣传”和“审美”三个层面，即对应于传媒性的报道功能、对应于意识形态性的宣传功能以及对应于艺术性的审美功能。这就得先抛开战争纪录片而回到纪录片本身说起了。
电影与生俱来就有记录本性，而纪录片与生俱来具有纪录本性。这种纪录性其实含括了它的两个特性：传媒性和艺术性。
传媒性指纪录片通过对现实的纪录，总要传达出特定的具有客观现实性（与故事片不同）的信息，即报道功能。这与电视新闻相近，却各有特点。（如电视新闻要求信息的时效性——关注时事热点，而纪录片则要求信息的思想性——关注生命的生存状态）
纪录片的艺术性则要求纪录片以独特的纪录形式，在传达出特定现实信息的基础上，还要形成某种意义，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体现出审美价值。
纪录片从技术载体上可分为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正是因为它有着与电影和电视相对应的两种特性：传媒性和艺术性。从本质上讲，电影是一门艺术，而电视则是一种传媒；纪录片以纪录电影的形态作为电影的一个分支而诞生，艺术性追求是它存在的理由；而当纪录电影走到了穷途末路、电视传媒却迅然崛起的接口，电视纪录片的兴起则理所当然，传媒特性使它具备步入电视厅堂的资格。
但是不论是纪录电影还是电视纪录片，作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一部，有一种外加的属性是纪录片不能不接受的：意识形态性。这在战争纪录片中无疑会体现得更加明显，甚至走向极端：战争的背后是政权，而通过宣传来维持国人意识形态与政府意志的相一致则是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在战争中，纪录片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威力无比，有政府在，战争纪录片在这一点上当然避无可避。
自从历史上纪录片与战争邂逅的那一天起，近百年来，历经了或世界大战或局部战争的无数场大小战役，诞生了良莠不齐褒贬不一的无数部战争纪录片，却总要在“传媒性——报道功能、意识形态性——宣传功能、艺术性——审美功能”三对范畴的混杂之间游荡徘徊。（这里不谈“记录性——史料功能）下面以史为线、截取功能之间的横断面对世界战争纪录片做粗浅的梳理与分析。
二、在宣传与审美之间
战争纪录片的宣传功能应该说是在吉加维尔托夫时代就已经有的，但还是隐而不言。到了视电影为讲坛的约翰格里尔逊那里，纪录片创作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政府的宣传员，这是他们的第一身份，然后才是纪录片创作者，因为在格里尔逊眼里，“艺术是一把锤子，而不是一面镜子”。他本人虽与战争纪录片无大关联，可他的电影观念却对此后的战争纪录片创作者影响深远，政府似乎也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启发。从此，纪录片真正踏上了政治化历程，战争纪录片尤其如此。
在德国，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以严厉的行政方式控制了一切宣传手段。在这之后直至二战结束，纪录电影在德国彻底成为了一种宣传工具。前线送回的素材、鼓动性的音乐、情感泛滥的解说，配以地图、数据组成了影片的全部。如以瓦解英国为目标的《战火的洗礼》、宣扬德国战绩的《进攻波兰》、“揭露”犹太人虚伪本性的《永远的犹太人》等等。听听宣传者的声音，我们将能想象这段纪录片史的一切：
高高的天空，勇跃的太阳摇曳在东风里
我们冲向太阳，遥远的大地沉落在下方
战友啊战友！让女人们等一等吧
战友啊战友！命令已经下达，准备已经停当
战友啊战友！你们知道口号吧
前进，冲向敌土！前进，冲向敌土
让炸弹之雨降落在波兰人的国土上
——《战火的洗礼》解说片段
令人欣喜的是，由于跳过了约瑟夫戈培尔的控制而直接利用希特勒的力量，就在如此的德国竟诞生了一部宣传功能与审美功能同时达到顶峰并完美结合的佳作：莱尼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在宣传上，影片将希特勒刻画成德国人的上帝，鼓动了众多的民众、士兵跟随着希特勒进行了一场邪恶的战争。更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一部影片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的自制心丧失殆尽的情况反映得如此淋漓尽致，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没有撒谎，她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埃里克巴尔诺语）这不能不说是影片艺术上的胜利。影片通篇没有解说，而以人物同期声代替；在画面、音响等视听元素的设计上更是费尽心机，从而达成宣传与审美的完美双赢，这在纪录片史上是罕见的。
当然也绝非仅有，同样出色的还有稍晚英国的汉弗莱詹宁斯。在他的《最初的几天》、《战端开始》、《倾听英国的音乐》等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是其标志性的独特风格：冷静的观察视点，对于普通人性的捕捉，音乐音响的个性运用。在他的影片中极少解说、没有鼓动、没有极端的行为，有的只是一个个瞬间的生动纪录与组合，在朴素的平淡中他似乎在告诉所有的英国人在危难中应有的姿态，而英国人也在他的影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詹宁斯的纪录艺术不容质疑，而意识形态却隐于无形而更见功效。
相反，美国此时战争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却一览无疑，以弗兰克卡普拉的七部系列影片《我们为何而战》为典型代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开始积极参战，可入伍的士兵却对去作战的目的不甚明了，对战争的背景更是一无所知，甚至带着很强的种族主义偏见。于是在陆军部的直接指令下，卡普拉摄制了《我们为何而战》，可想而知它的诞生只为宣传。但由于创作者的苦心经营，影片并没有陷入呆板僵硬的宣传套路，也没有宣传惯例式的口号堆积。虽如许多宣传式战争纪录片一样，影片以“解说+画面”来构架全片，但请听，“要好生看看这三个家伙，记住他们的面孔，如果和他们遇到一起，就要毫不犹豫——”，解说生动而富有想象力；画面也不拘泥于任何时空限制，各国的资料都加以适当利用，甚至采用了很多战争故事片的镜头片段；还有卡普拉运用了很多迪斯尼制片厂制作的动画地图，给影片增添了不少生趣。
由此总总来看，历史上战争纪录片在意识形态性与艺术性的谋和上是成功的。
三、在审美与报道之间
“在银幕上只映出一些真实的片段和真实的分隔的镜头是不够的，这些画面要在一个主题下贯穿起来，并使其整体也成为真实的。”（维尔托夫语）这就是维尔托夫的任务，也是他的纪录艺术。他将众多零散的素材以自己的剪辑逻辑进行重新组合，编成了《革命节》、《内战的历史》等纪录长片，这已经具有了审美与报道的双重意义。
而在二战的苏联，他的后来者们却在戏剧性上找到了战争纪录片审美与报道融和的新径。其中以列昂尼德瓦尔拉莫夫的《斯大林格勒》、罗曼卡尔曼的《战斗中的列宁格勒》以及弗拉基米尔舒申斯基的《前线的摄影师》最为成功。他们寻求的戏剧性是在深入战地各方的细心捕捉中获得的，是在遵循报道规则基础上的戏剧性，并不作假或人为。如《斯大林格勒》中德国陆军元帅的浑身泥污；如《战斗中的列宁格勒》中在拉多加湖，冰已在融化，可为了前线，载重汽车仍然在冰水中冒险前进；如《前线的摄影师》中摄影师的死亡场面。
与戏剧性有关的，在战争纪录片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利用故事片影像作为纪录片资料。这样做除非特别标明，否则是违背纪录片的报道规则的。但从其意图上看可分两种情况：
一是为影片的艺术。如埃斯菲尔苏勃在她剪辑的《西班牙》中借用了故事片《西线无战事》的某些战斗场面，目的在于增强纪录片中的戏剧性生动性，也无造成任何的不真实后果，实也无可厚非。还有如前面提及的《我们为何而战》，影片虽属宣传品，但卡普拉本是好莱坞故事片导演，他用大量的故事片影像就其本意也是为影片的艺术的。
一是为影片的意识形态。如德国二战纪录片《永远的犹太人》竟截取了弗立茨朗的故事片《M》中的主人公——残杀幼童的犹太人罗尔的形象，试图证明犹太人的疯狂本能和堕落本性，这种近于的做法则是人神共愤了。
其实现实本身就是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如此，而更何况是战争，要在战争纪录片中塑造戏剧性并不困难，苏联的纪录片前辈们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只要创作者有了这个意识，名正言顺本就可得，而不必取巧投机在非同族的故事片中去苦苦寻求。
四、在报道与宣传之间
战争纪录片伊始在吉加维尔托夫手中是以新闻片的形式存在的，这时处于苏联内有白军反扑外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涩的危困时期，维尔托夫及其同事们的任务是把红军艰苦奋战保家卫国的情况和精神传达给人民。战况的传达是报道，维尔托夫主编的《电影周报》的名字就极具传媒性；而他们将由各个战场送来的胶片通过剪辑组织起来，形成特定的意义（精神），从而达到团结鼓舞人民的效果的做法，虽属正义，却略有宣传的味道，维尔托夫及其“三人会议”创办的《电影真理报》这一名称也很生动地印证了维尔托夫报道式战争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
二战前的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战争纪录片也在这次战争中大获丰收：苏联人罗曼卡尔曼从战地发回的生动丰富的报道最终编成长纪录片《西班牙》，美国人赫伯特克林及匈牙利人凯萨卡尔帕合作拍摄了纪录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战场故事的《西班牙之心》，还有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的《西班牙的土地》。这些片子的价值主要在于战况报道，当时虽在设备技术上远远不如今天，但创作者们的执着与生命换来的是今天的高技术设备都做不到的真实现场感。如伊文思在《西班牙的土地》中的一个村庄碰到了飞机轰炸，炸弹带着光与火从空中滑入村里，然后是一阵轰鸣，夹着不断的惨叫声，妇女们还没明白过来，亲人却已在硝烟中死去。这种残酷的现场感已是达到传媒报道的最高点，如此场景哪怕在今天凤凰卫视美伊战争特别节目《海湾最前线》的全天候现场直播中都看不到。
当这许多纪录佳作真实报道西班牙战况之时，美国人哈里邓纳姆在中国摄制了一部更具报道价值的纪录电影：《中国的反击》。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是中国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和必将统一中国的人；而关于当时已由星星之火逐渐燃成燎原之势的“朱毛红军”则只是略有传闻。由于的封锁阻挠，伊文思在拍摄《四万万人民》时费尽心思地要揭开这个迷，却也一无所获。而在《中国的反击》中却出现了***本关键字已替换***等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并在一定程度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情况和主张。影片凭着独一无二的报道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以致于有了后来罗曼卡尔曼的系列报道纪录片《在中国》。
还有一部与中国有关的战争纪录片《上海》曾引起不小的争论，创作者是日本的龟井文夫。那是在抗战全面暴发上海沦陷后，当时日本政府的摄制本意是为宣传的，军队也尽力配合。而龟井文夫是当时日本电影俱乐部运动的成员之一，有自己很强的电影思维意识，并非如格里尔逊般的“宣传员”。他并没有把镜头直接对准战场，而是让军队的各级将官在摄影机前描述他们的战斗过程和胜利，然后不时地插入惨烈的战后画面、插入日军士兵的无数坟冢。这样，宣传的矛头掉转了方向，变主战为反战，从而变宣传为更有深度的报道。
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独有，1944年美国著名的故事片导演约翰休斯顿接到政府的指令，须以一部纪录片说明盟军没有很快占领意大利的原由。可他却在由此而摄制的《圣皮埃特罗战役》中将士兵们阵亡前录下的声音与阵亡后的尸体画面剪在一起，显出了明显的反战反宣传意识。当军方指责他时，他坦然自己的摄制目的是表达自己对无辜兵士的深切关怀。这种人文精神正是纪录片创作者必须具备的职业报道品质。
另外在二战后的越战中，也出现了很多这种以反意识形态、反宣传的方式进行战况报道的战争纪录片，如费利克斯格林的《北越的内幕》、约瑟夫斯特里克的《玛拉依的退伍军人们》以及彼得戴维斯的《五角大楼的生意》等等。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长达十几年的越战中除了以《我们为什么去越南》等纪录片进行正面战争宣传外，还从反面进行严厉的战况消息封锁，报喜不报忧，甚至禁止包括记者、纪录片创作者在内的美国人到南亚一带去。
政府的这种意识形态宣传甚至愚民政策最终无法湮没战争纪录片的报道品格，历史上遵循纪录报道规则、充分发挥纪录传媒性、甚至有意识地以纪实报道对抗宣传教化的战争纪录片作品的大量出现，正是对不当且过分夸大战争纪录片宣传功能的政府行为的拨乱反正。
其实，报道与宣传都是纪录片能作用的功能，并非不可兼容，更没有到非制之死地的地步。即使是标榜以娱乐为本职的好莱坞，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上也并没有丝毫松懈反而成其功于不知觉中，天衣无缝。虽纪录片极大不同于故事片，可也不至于就江郎才尽了。既然宣传不得不行，而报道绝不可弃，探索两者并存共融的途径，对于战争纪录片来说至关重要。
当然现在相对于二战越战是事过境迁大不一样了，这一命题似乎没有了意义。可虽说和平发展已是时代主题，而人欲却是无穷，真正完全的和平势是渺如梦中云烟了。战争不绝，则纪录必在进行，只是却改头换面以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等方式出现了。这一改许多问题会出现，可报道与宣传的大矛盾仍在，只是主体出现了分化：以前多数战争纪录片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摄制的，所以报道和教化的主体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可现在的情况是，媒体要报道，而政府要宣传。
内容摘要：以批判现代性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包含着鲜明的和谐思想。后现代管理理论继承了这种和谐思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管理中的不和谐现象及其根源，极力倡导在管理过程中建立组织与世界、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一思想对当今组织的管理变革有着重要的启示，组织形态的无界化、网络化、虚拟化、联盟化，组织内部结构的扁平化和跨越职能的任务团队的建立，从刚性管理模式向柔性管理模式的转变，都是适应和谐管理思想的组织管理变革之举。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管理和谐管理管理变革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管理思想在西方兴起，并迅速向世界蔓延，对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它所包含的和谐管理思想对当今组织的管理变革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后现代管理理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向管理学领域渗透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后，西方哲学完成了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折，人的主体意识开始生成，人代替上帝成为世界的主宰。在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学说的推动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着对世界的改造。到了20世纪，人类主体主义被进一步放大，人对世界的改造也愈演愈烈，在建立起辉煌的现代文明的同时，人类也将自身推向危险的边缘：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人的物欲不断膨胀，以道德滑坡、理想迷失、信仰混乱为特征的精神危机不断加剧……于是，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面对现代社会的危机，20世纪中后期起，一些思想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性学说赖以建立的基础--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和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就应运而生。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与世界内其他存在者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大家庭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大仓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透过其理论核心及其产生背景，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它极力倡导对世界的关爱，倡导和谐。后现代主义试图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来消除人我的对立，它所倡导的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这其中包含着鲜明的“和谐”思想。
作为一种泛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起初主要活跃于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在从西欧传入美国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才逐步渗透到管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盛行于世界的后现代管理理论，虽然因其范围不同而理论重点与后现代主义有所区别，但它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倡导“和谐”的思想，以批判现代管理中的不和谐现象为基点，向自泰罗科学管理思想产生以来一起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后现代管理学否定现代管理学对历史和管理发展规律的乐观描述，关注西方企业组织现代化以后的弊端。它认为，现代企业组织中的个人还被工业化文明的成果所压迫。人成为管理制度的创造物，是被现代文明的产品所异化而存在的。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传统管理学思想的起点是理性主义的，注重职能的研究和管理的理性面，希望管理学能够步入“精密科学”的圣殿，而忽视管理的非理性主义方面。然而，它却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整个管理理论大厦出现了倾斜。这个基点就是管理的非理性主义问题之一——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地解决。后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传统管理学中研究中的泰罗的理性假定的普遍主义实际上给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太多的“命定性”的规定，其实质是要将管理的发展“规范化”；把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管理发展的特征整理成严格的图式，去套其他不同环境条件下其他企业的管理发展过程。
在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等正全面、深刻、迅速地改变着世界和人类自身，变化成为后现代社会惟一不变的特征，因此管理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而从过去的管理历史中按线性规则归纳出的管理原则、管理制度等已不再具有普遍适用性。现代管理理论忽视组织的多元性、差异性，不顾某个组织成功所依赖的具体情境和偶然性，而将其成功经验套用到其他组织的管理中，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幻觉。现代管理理论注重管理的理性面而忽视管理中的非理性因素，导致组织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日渐枯竭，组织之间经济纷争和利益争夺加剧，组织内部冲突不断、过度控制而导致组织内的人为管理制度所异化。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这一切不和谐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管理理论所赖以建立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通过对现代管理理论的批判，后现代管理理论旨在追求一种和谐管理的思想，极力倡导在管理过程中建立起组织与世界、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
后现代管理理论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注重批判而失于建设，然而它所倡导的和谐管理的思想对当今组织的管理变革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寻求和谐的组织形态变革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组织是一种处于相对稳定态的结构，组织与外部存在着严格的边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我们与他们”式的关系。组织的这种“结构”概念使得组织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也导致不同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甚至导致组织置信誉于不顾、商业道德沦丧。而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组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改变或消亡。根据组织的这种“过程”概念，组织的边界是模糊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合作竞争性的、“我们大家”式的关系。在当今社会，组织的经营环境和战略行为日益表现出高度复杂化、不连续性和不确定的特征。新技术不断涌现，市场一体化、国际化日益加剧，产品生命周期趋于缩短，市场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一切要求组织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边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对组织之间协作经营和资源共享的促进，要求组织改变“小而全”的经营模式而转向按比较优势组织经营。因此，以增强组织适应性、寻求组织与外部环境和谐为目标的组织变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应是组织形态的无界化、网络化、虚拟化、联盟化。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管理幅度，认为一个管理者所能直接管理的下属人数是有限的，下属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超越管理者有效管理的范围，而且越往高层，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下属越少。因此，组织的人数越多，管理层次一般也就越多。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组织内部结构多为以等级为基础、以命令控制为特征的层级式结构。这种结构以纵向分工为主，将组织划分为若干层次，下一层次接受上一层次的指挥，命令自上而下逐级传达，禁止越级指挥和越级汇报；在同一个纵向层次上又按照职能进行横向分工，横向职能部门之间往往有严格的界限，而且横向部门之间通常不直接进行沟通。层级结构对相对稳定环境下的较小规模的组织而言，或许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组织形式，然而在当今社会却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不适应性。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组织的跨国经营，出现了一大批超级跨国公司，过多的管理层次使得这些“恐龙”公司难以有效运转。另一方面，快速变化的环境要求组织能够快速作出反应，而层级结构较多的管理层次和较长的信息传递过程往往造成信息不畅、失真，决策迟缓，而且横向部门之间因缺少沟通而导致协调难度较大，这大大削弱了组织的适应能力。要改变这些不和谐状况，必须摒弃层级结构的组织形式。一是要减少组织内部的纵向层次，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要减少管理层次，关键是要增加管理幅度，而日益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等则为管理幅度的增加提供了可能。二是在横向组织设计上，以跨越职能的任务团队等形式代替按职能划分的部门，根据市场变化的要求组织和协调员工，使员工彼此依赖各自的能力进行动态的多方位的协作，从而增强组织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2寻求和谐的组织管理模式变革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是指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影响,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的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打破了各个民族的狭隘界限,形成共同发展的历史,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个独立的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世界历史具有不同的涵义。世界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世界历史”则要早得多,其中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出现了,但这时的“世界历史”与本文所论述的世界历史不是同一范畴。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开始,马克思出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和理论研究的需要,一直不断地对世界历史理论加以完善。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真正获得实现,因此,马克思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是一直包含着世界历史研究的,特别是他在晚年的理论研究中更是注意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发展。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着和谐世界的理念,因为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获得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必定是和谐的世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而后来的《资本论》则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阐述的又一部公开发表的着作。以后发表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说明马克思在晚年更是对世界历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尽管他后来的这些笔记只是供自己以后写作而准备的资料,但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他晚年的世界历史理论更加完善,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过早去世,没能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成系统的理论着作,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理论体系的正确性。现代人们在讲全球化时所提到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进行引证的,其实,这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片面的解读。
马克思并不是只注意了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而是全面的世界历史发展,它不仅涉及经济政治方面,而且也包括精神文化方面以及与人们生活相关联的一切方面,是以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为载体的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世界市场不断被开拓出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88)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精神生产是同物质生活直接相联系的,是物质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反映,因此随着经济活动和交往方式的全球化,人们的精神文化的生产也同世界的其它地方联系起来,“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P89)“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P276)世界各民族和民族国家越来越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在相互联系的意义上发展起来,以往的那种互不影响的发展状态被相互联系的发展所代替,整个世界的发展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而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类获得普遍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初级阶段,世界必定是一个逐渐走向和谐世界的过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才能真正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和谐的世界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和平是世界革命与和平的一部分以及和平共处理论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一个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一个是中国社会建设与世界其它国家关系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并进行理论阐述的,在中国社会建设和国与国的关系上,他坚持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和平相处与交往,阐述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不同国家的关系。
毛泽东在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将一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2](P33)毛泽东多次强调日本侵略者不仅是威胁中国,也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把世界上一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离不开世界的革命,世界其它国家的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他认为中国的抗战也就是世界人民的抗战,是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他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抗战如果没有世界人民的援助,那么要想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并认为不仅中国的革命是这样,而且整个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革命也是这样,只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与援助才能最终获得胜利,革命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相互援助的事业。他提出了“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3](P133)“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3](P145)“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等等论断。毛泽东强调革命是这样,同样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建设也需要世界友好国家的援助才能顺利进行。在国与国交往方面,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于中国处理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其它国家交往。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写进了中国的外交原则,这就是“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4](P1085)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初,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要联合世界上一切能够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不要战争。所有这一些都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原则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时,双方应该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本着求和平与发展的原则。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应该求同存异,对于一些一时不能解决的纠纷,应该临时搁置,放一放,待以后时机成熟时再处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边界的和平与发展,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在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只要愿意和平相处,是完全可以和平相处、相互合作、共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在对待其它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成果上,毛泽东认为:“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不能理解。”[5](P410)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它民族学习的地方,这里不仅是经济与政治,而且也包含了精神与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有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6](P41)他强调在学习其它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成果时,只能学习而不能迷信,要将别国的东西放到自己国家的实际来加以改造使用,而不能一味地模仿。这些论述包含着一切国家和民族在对待其它的国家和民族时都是如此的理念。
毛泽东强调在国际交往中要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做到互利合作,他说:“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5](P371)在同任何一个国家交往时,要本着不是对哪一方有害,而应该对双方都有利,是互利的交往。不但在经济上的交往是这样,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都是这样,要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合作,共同推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在对外交往中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只顾一国利益而不管其它国家利益与损失的国际交往,特别是大国与小国的交往上更是这样,他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不管国家大小应该是一律平等,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一国对另一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剥削和压迫。历史的经验是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强弱大小,只要侵略就总有一天是会被打回来的,因此不管中国将来发展的多么强大,都不会侵略其它的国家与民族。中国需要别国的帮助,同样中国也准备随时帮助其它需要帮助的国家。除以上这些,毛泽东还提出了非常着名的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在这里就不再论述,所有这些都是留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三、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论和联合与互利合作思想
[关键词]管理哲学；理性与哲辨；哲学素养
[中图分类号]C9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7-0006-02
21世纪初始，人类社会处于新旧对峙和转折时期。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仍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对抗、竞争、协作、均衡，利弊共存，兴衰交替。现代社会正在朝着多极化、多元化迅速发展。然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总归要人们去引导它、掌握它、管理它。正因为如此，作为各级领导者，在面对纷繁复杂、突发多变的社会、政治、经济时代，如何判断事物的发展趋势，迎接面临的管理危机的挑战，并做出正确的抉择是至关重要的。每个领导者正确的管理行为往往来源于理性和哲辨的思维。
一、从哲学的视野展望管理新天地
领导在人类的复杂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中，始终处于驾驭和支配全局的重要地位。这就决定了领导者的哲学素养及其在实践中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管理的生命力源泉何在?不仅在于健全的体制、精湛的设施、高超的技艺，更重要的在于通过提升领导者、管理者的哲学素养，使他们具备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服务社会的导向，崇高的价值信念，正确的管理理念。
从古至今，领导与管理的文化都是以渐进、积累的形式在发展着的。两千多年来，中国是世界管理发展史中的一个文化巨人。她最具融合性，把东方与西方管理文化的特点，融于自己民族管理精华之中。她也一再向世人证明，中国人所具有的高深的管理文化内涵及修养，曾达到过世界最高水平。她曾具有控制、协调和处理上亿人口的能力，尤其突出的是，她建立起一个主要以功绩为基础的官制体制机构，使用相当少的训练有素的领导者、管理者来处理大量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就连世界管理大师马克斯。韦伯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的管理体制从中受益匪浅，以至它成为直到19世纪后还仍有效能的样板。在很长一段时期以内，中华民族是具备有效地使用应用技术去提高生产和维持比欧洲国家大许多倍的人口生计的组织才能的民族。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胜过其他地方。这种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应是21世纪中国高中级公务员引以为荣的。
我们的民族从近代开始落伍了。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们与世界先进管理水平差距甚远。当然，全球变化的速度并不能始终如一，技术革命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是参差不齐的。不言而喻，管理水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晴雨表。有多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需要有多高的管理水平。时至今日，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以说仍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尔后，它影响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的地位。这说明，全球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发展有快有慢，不仅取决于技术、生产和贸易的变化方式，而且取决于对增加生产和财富的新方式的接受能力。落后就要挨打，这正是应该成为我们国家高中级公务员民族忧患意识的基础。只有在哲学观念上树立奋起直追的紧迫意识，虚心学习当代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法，才能使中华民族潜在的文化管理内涵不断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21世纪中国高中级公务员将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共同面临文明进步的新挑战。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由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数百年的工业文明到今天的知识文明，人类社会进步的节律已由算术级数转变为几何级数；世界科技日新月异，我国面临着发挥后起效应、加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也受到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上占优势的强大压力和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本届政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国内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粗放经济的能量已经基本释放完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生活出现的多元化、丰富化，旧的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同新的市场经济、新的社会生活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日益突出。这预示着，现实的中国面临着改革以来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尖锐化。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与某些政府行为的矛盾；政治权力公共性与少数权力腐败的矛盾；利益分化与共同富裕的矛盾；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与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矛盾；政治文化价值多元化与社会共同理想的矛盾。所有这些，对21世纪的高中级公务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用哲学的理性探索管理的真空
理性是人类的独家瑰宝。知识工程理论创立者爱德华・费根鲍姆教授，在他的名著《第五代计算机：人工智能和日本计算机对世界的挑战》中指出：“世界上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非数学性的，只有一小部分活动是以我们在工程和物理运用中看到的那种公式作为核心。组织管理的思考几乎全都是靠推理，而不是靠计算。”
然而，人们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原有的知识和经验总是滞后的，精神上不免产生失重和真空，而理性的贫乏和滥用，都会导致思想和行动的混沌现象。这是正常与非常的统一。德鲁克说，政治家和理论家拼命在那里制作各种新学说，他们认为“不存在社会拯救的理论”，怀疑“任何社会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答案”。多年来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政治动荡和管理混乱，来自指导思想上的混乱，而思想上的混乱则根源于理论上的混乱。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人类理性的盲目性和动摇性，正待要寻求一种清醒的坚定的哲学科学理性。传统的理性模式正在衰落，老的“理性”最终要为新的、更为有用的“理性”所代替。美国西点军校编的《军事领导艺术》一书强调，要成为科学的观察者，就要具有批判的态度，站在不受情感影响，充分了解情况的客观、系统、科学的有利立场上。传统的观念和外来的理论，也许合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名言。但是，科学的哲学和哲学的科学同样认为，对现实的一切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哲学的审视，加以唯物辩证的扬弃，可能更趋向“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逻辑。这才是真正深层意义的历史必然性。
人们辞别一种理性，走向一种新的理性，并不是轻松愉快、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方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却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入而趑趄。理性的本意，是指明智、有逻辑、合情合理、正确地阐明问题而得出科学结论和决策。在今天社会竞争的条件下，动态的变化已是司空见惯。要随机应变、提高效率，只有不断吸取新知识，采取新技巧，才不至于在管理上落伍。哈佛管理丛书之一《管理的智慧和艺术》中说：经营组织，“就像在暗夜中行路，每一位领导者都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经营理念――一盏智慧的灯，来做为暗夜行路的指引，否则就难免会把握不住
方向，在黑夜中迷失自己。”问题不是要不要理论，而在于要什么样的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中的领导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事业必定成功。正如列宁曾经强调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和建设事业，具有莫大的意义。
三、哲学在管理活动中的功能
哲学的命运取决于哲学发挥怎样的功能和怎样发挥功能。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许多人怀疑哲学的作用，不了解哲学的作用，不重视哲学。综观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哲学虽无小用，却有大用。虽无近用，却有远用。虽无浅用，却有深用。
管理哲学从哲学的高度，科学地阐明管理过程的哲学机制，从而从最高层次的管理意识和观念的总体上，给予领导人员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规范和导向。阐述一种机制，就意味着对它的认识从外部现象描述进到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揭示。管理科学是对各种具体管理过程(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管理)及其各项职能(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的机制作实证的说明。而顾及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从人与人、人与物，从管理系统与整个社会、历史的宏观关系的高度上，阐明管理的总体机制，则是管理哲学的基本任务。
1．哲学能够揭示领导工作的根本规律。哲学是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对待世界的总看法、总态度。哲学所揭示的是世界事物发展的普遍的根本的规律。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不同，社会实践的任务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唯物辩证法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我国正在步入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全力加强对社会的公共管理。更需要具有专业的深厚的知识和根基，经济建设必定是更困难、更复杂、更要遵循规律、循序渐进。列宁说，整个关键不在于政治权力，而在于是否会管理，是否会正确地安排人员，是否会避免细小的冲突，使国家的经济工作不致间断。这就是说，要学习管理科学，认识管理规律，掌握管理辩证法，造就一代总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有效领导者，也就是说；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会管理的辩证法是根本。这是事关总体全局的根本大计。
[关键词] 世界遗产地 旅游产品开发 问题 对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世界遗产因其具有多方面的“突出的普遍的价值”而逐渐成为海内外人士的旅游热点。旅游开发给世界遗产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许多问题，不利于世界遗产的保护。
一、目前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
1.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对世界遗产的价值认识不清。世界遗产具有世界级的科研、历史、文化、社会和审美等价值，而往往各级领导和企业只认识到世界遗产申报成功后旅游开发给当地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即经济价值，而没有认识到世界级的科研、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或把这些价值置于次于经济价值的地位;对世界遗产的所属认识不清（世界遗产不仅是我国人民的财富，而且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有利用世界遗产的权力，更有保护世界遗产的义务）。因而，往往把世界遗产资源等同于一般的旅游资源，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后给世界遗产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2.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设计存在的问题
(1)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设计只注重市场需求，而忽视对世界遗产的保护
固然，旅游产品开发后要投向市场，但作为世界遗产，旅游产品的设计更要注重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目前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产品开发设计过于注重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而忽视了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如: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2001年,东方佛都旅游公司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的四川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区，按1∶1的比例设计建造了巴米扬大佛。巴米扬大佛是阿富汗境内的文化遗产，将之复制到乐山大佛附近，极不和谐，破坏了乐山大佛原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旅游产品开发设计的空间错位
空间开发错位是指在世界遗产不适当的位置和区域进行旅游设施的建设、开展旅游活动等。我国的很多世界遗产都存在错位开发现象。如：在世界自然遗产景区内举行攀岩表演活动。攀岩活动虽能迎合旅游者的需求，但对岩体和植物有一定的破坏。在世界遗产景区内建造大量的宾馆、饭店等旅游接待设施，导致景区城市化严重和环境质量下降，也不利于世界遗产的保护。
(3)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单一、产品层次低
我国的世界遗产资源品位高。但是，目前世界遗产地开发的旅游产品主要是较低层次的观光旅游产品，而缺乏提高层次和专门层次的旅游产品。低层次的观光旅游产品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旅游产品单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世界遗产地旅游者在时空上的分布不平衡，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对世界遗产保护不利的问题。
3.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仍然存在“三化”等现象，只是各个遗产景区出现的“三化”现象程度不同而已。武陵源在天子山顶、锣鼓塔、水绕四门等地建设了大量的旅游接待设施和商业设施，在黄石寨和天子山顶建了索道、在十里画廊修建了观光电车，武陵源的“三化”现象破坏了自然遗产原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因而，在1998年，世界遗产监测专家对其检查后给了一张黄牌警告。武陵源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将景区内的旅游设施拆除，但在锣鼓塔等地仍有部分接待设施没有拆迁，甚至还有个别地方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另外，在进行大拆迁之时，水绕四门的山体中又修建了亚洲最高的室外观光电梯，虽然几经停运和专家讨论等周折，最后还是“合法”运营。
自然遗产景区“三化”现象得到缓解,然而文化遗产景区的商业化现象仍然很严重。特别是在与社区融合在一起的文化遗产内，商业化现象非常严重。如：在丽江古城,仍集聚了1500户商铺。这些店铺分布在古城不到0.6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古城浓郁的商业化气息,破坏了文化遗产原有文化氛围的真实性。
二、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管理体制不顺
我国的世界遗产根据资源状况分属于多个不同的管理部门。因而，世界遗产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能出面操作。不同的部门为维护各自的利益，往往会产生分歧甚至是冲突。在世界遗产地景区内，各部门曾经建设过的培训和疗养机构等，就是管理体制不顺带来的恶果。
2.在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理念上，我国与国际存在差距
《世界遗产公约》不仅要求设立管理机构，而且还要求有相应的人员及配套设施。而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只要求设立管理机构,对管理人员没有做相应的规定，《文物保护法》也没有对其做相应的规定。而我国世界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以二者做依据的，从而导致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出现由一些不懂世界遗产的人员来管理。
3.目前我国缺乏遗产方面的专门人才
世界遗产的管理人员和旅游产品的设计人员都是非遗产专业人员，这些人员素质不高，缺乏世界遗产的专门知识，往往导致世界遗产的管理者和开发设计者“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例如：2002年曲阜“三孔”遭水洗事件，给“三孔”用水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扫除”冲洗。结果，由于管理者不懂得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也没有意识到“水洗三孔”的后果，因而给“三孔”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和破坏。
4.有关世界遗产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法律法规不健全。首先，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关于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总法。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只能借助《文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等规章，以及省一级关于保护世界遗产的法规。而对于如何保护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没有做出任何的规定。因而，对世界遗产建索道、观光电梯、居民大量外迁等问题，管理者因无法律依据而束手无策。其次，有关世界遗产的法律法规约束力不强，没有对世界遗产造成损坏或破坏的责任人进行严格的法律追究。从而，导致产品的开发设计者和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等一系列关联问题。
5.对遗产地旅游资源缺乏科学的评价，内涵挖掘不够
由于对遗产地旅游资源缺乏科学评价，对旅游资源内涵挖掘不够，虽然各遗产地也都开发了文化类的旅游产品，但往往浅尝辄止。仅开发一些表演性的节目，而缺乏参与性、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对于自然类旅游产品的开发往往是走马观花式的低层次观光，而缺乏深层次、高品位的专项旅游产品。或者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者忽视旅游产品的文化品味，从而出现“一流的世界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出来的是二流、三流的旅游产品”这样的现象。
三、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对策
针对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应对措施:
1.开展遗产教育
首先要让世界遗产管理者、旅游产品开发者等认识到世界遗产不是某个人、某一类人的财产，而是先辈们遗留给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而且属于我们的后辈们。其次，让他们认识到世界遗产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再次，让他们认识了解相关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律法规，明白世界遗产受到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保护。
2.培养专门的遗产人才
借鉴西方国家遗产保护教育与培训的先进经验。如：意大利拥有完善的遗产（尤其是文物）教育与培训体系。在文物修复、文物保护等方面有国家级教育培训基地。学员入学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学员毕业时按成绩发给不同级别的证书，如想进国家文物机构，还得经过更严格的资格考试。此外，全国还有十几所国立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开设历史、考古、建筑、修复等科系与专业。借鉴西方国家世界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建立专门的遗产教育体制与体系，加强培养世界遗产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旅游产品开发的设计人员，加大对其教育培养的经费投入。
3.加强遗产法律法规的建设,普及遗产法律知识,加大执法力度
法律法规是行动的依据，没有遗产法律法规，就没有遗产管理的依据。目前，我国虽然有33处世界遗产，然而，除了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制定了保护世界遗产的地方性法规，没有一部国家统一的世界遗产法。立法的滞后，既影响了世界遗产资源的保护，也影响了遗产旅游的发展。所以，建议加强立法，要尽快制定颁布一部国家统一的操作性很强的遗产保护法。另外，在颁布遗产法后，还要加强宣传，普及遗产法的知识，并要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4.选择合理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科学设计遗产旅游产品
关于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模式的选择，各世界遗产地因其地理位置、资源状况等方面的差异,有不同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遗产地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
科学地设计世界遗产旅游产品。世界遗产地在进行旅游产品设计时，一定要忠实于世界遗产对旅游产品开发的特殊性要求即保护真实性和完整性，以保护为先，根据世界遗产地旅游资源特色、旅游市场需求，设计出既符合市场需求，又能对世界遗产进行保护的旅游产品。
5.理顺遗产管理体制，协调各方利益
由于我国普遍实行属地管理原则，行政级别制约遗产管理水平，从而使遗产管理水平与遗产品位脱节。世界级的遗产往往面临的是二流、三流的管理，世界遗产地的规划、保护、展示等均与世界级的遗产资源不匹配。结合我国的国情和世界遗产地出现的问题，建议实行集权式管理。将世界遗产管理权集中在一部门，建立专门的统一的遗产管理机构，对世界遗产实行专门化的管理，从而改善我国世界遗产管理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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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彦丽丽:我国世界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武当山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20
[3]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2版
回归这十余年，澳门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然而，澳门的发展，一直受到自然资源极限承载能力的限制，如何以新视野、新角度、新思路来看待澳门在世界经济和大中华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如何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破阻前行，如何深化民主政治、经济繁荣、文化传承，不仅是澳门特区政府关注，也是澳门的核心发展问题。人民论坛杂志记者在2011亚澳论坛会议期间专访了澳门知名人士苏香玫女士。
人民论坛记者：苏小姐，您作为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女性，在人生奋斗的历程中，不仅成为少有的澳门商界成功女性，而且也成为澳门知性女性的代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就和进步？
苏香玫：1999年自己有幸代表澳门去到祖国首都北京见证澳门回归这一历史时刻，至今虽然已时隔十年，但回归当晚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回归庆典晚会上，虽然不能身同其受地与澳门市民共同见证这终身难忘的时刻，但是身处首都北京这一大家庭中与祖国人民一同欢庆澳门回归，感到十分温暖和激动，尤其是看到澳门区旗与国旗一同升起的时候，感受澳门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不禁眼泪夺眶而出。而我有幸能够在澳门回归的时候，代表全体澳门人来到中央电视台，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和国家众多艺术家及两千多位演员共同主持大型回归庆典，是我毕生的荣耀和幸福。
回归这十余年，我参与了澳门科技大学的创办；投资涉足房地产、珠宝、教育、战略研究等领域；创办“澳门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创办“亚洲战略管理研究学会”；与亚洲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黛安娜博士等一群志同道合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创办了公共知识分子交流平台“亚澳论坛”。我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都离不开澳门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澳门政府和民众，特别是团队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论坛记者：我们看到，近年来，“亚澳论坛”的知名度、影响力逐步提升。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在论坛研讨遍地开花的时候，与伙伴们共同创办非营利的“亚澳论坛”？
苏香玫：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三个影响力卓著的论坛――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亦称达沃斯论坛。我个人偏爱世界经济论坛。究其原因，既不是因为它比前两个论坛成立时间早许多，也不是因为在西方它被称为“民间联合国”、“世界顶级CEO俱乐部”，更不是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最高荣耀，而是因为它是全世界之最活跃的思想者“头脑风暴”的策源地、最智慧的政治家预示“趋势性”的模拟广场、最卓越的企业家推出“商业模式”的展示平台。因此，我与亚洲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黛安娜博士共同创办了“亚澳论坛”（Asia-Macau Forum），一个在澳门落地、以华语宣讲的非官方经济与管理并重的论坛。论坛参与者为著名华裔、华语经济界、管理界著名专家，宗旨是探讨世界经济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论坛借助澳门优秀的东西文化底蕴和内涵，不遗余力地推行经济和管理新理念、新模式、新思想。“亚澳论坛”秉承“专业、客观、公正、有效”的宗旨，与企业合作，共谋澳门经济发展与进步。
适逢众多富裕起来的澳门人开始思考：如何加快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如何快速实施公共行政改革理念和目标、如何快速提高澳门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档次？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提升澳门在全世界人心中的社会形象？“亚澳论坛”传播和宣扬的理念让富裕起来的澳门人，清晰地知道知识经济和新经济系统的注入，将为重塑澳门人价值观和整体形象注入文化、智能、知识的力量。而具有文化、智能、知识力量的“亚澳论坛”在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人民支持下，将成为“东方达沃斯”。
人民论坛记者：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令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您如何看待在新经济形势下的澳门经济发展？澳门应该如何把握发展机会？
苏香玫：与那些为解决历史争端而遭受战火的人民相比，中国人应该庆幸：我们有邓小平“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大旗指路，我们才有今天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安定进步的幸福生活！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特别是金融海啸之后，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令世人重新评价中国：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她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将中国提升到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引爆点，澳门也将在世界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异常重要的桥梁作用。
具有区位经济优势的澳门，拥有最好的机会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的理论建设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富有建设性地发展低碳经济和建立低碳排放的经济结构。澳门应该在亚洲，特别是大陆经济持续保持增长的趋势中，寻求并着手制定一个符合亚洲洲情的低碳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路径图。这也是本届亚澳论坛“思路决定出路：聚焦澳门绿色GDP”的重要出发点所在。
人民论坛记者：澳门产业发展适度多元化问题，一度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梦幻澳门”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文化创意产业”包含哪些方面？
苏香玫：我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澳门文化“软实力”分为澳门文化感染力、价值观吸引力、对外发展亲和力、制度控制能力、舆论协调力等五力。我认为澳门文化“软实力”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如当今澳门的博彩文化、建筑文化、时尚娱乐文化、品牌营销文化等，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深深吸引着世人对澳门文化的探究、研讨和实践。为此，我和团队经过近两年的实证研究，推出“梦幻澳门”――一个实践“一国两制”、运用“飞地”经济理论的文化旅游商业房地产创意项目，为澳门中小企业突破发展资源瓶颈提供可操作之方案，此方案已经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投资家、两地政府等关注。
关键词：中国企业；国际化；跨文化管理；知识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3—0110—02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实施国际化战略已成为中国企业的共识，只有主动“走出去”才会抢占更多的市场先机。但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些企业也越来越感受到跨文化背景下企业从事国际经营管理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等各种各样复杂变化的环境，致使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受到越来越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出：企业不能再以世俗的眼光将跨文化管理看做对文化差异的管理，而必须触及以全球网络、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为重点的新区域经济的管理活动。这也为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如何将知识视为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最有价值的资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二、跨文化管理理论综述
谈到跨文化管理，大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多元文化差异及跨文化冲突等概念，在大量的跨文化管理研究文献中，也是过多地强调了文化是一种隔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素。如吉尔特·霍夫施泰德（Geert Hofstede）从五个维度（权利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度/女性度、不确定性规避和时间倾向）具体测量了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比较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实践特点，发现各国在文化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各国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显然是有其文化背景的。
跨文化冲突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源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冷战刚结束、苏联解体不久，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Clash of Civilization）。1993年夏季号《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发表了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一文，并引起学术界广泛而激烈的竞说争鸣。亨廷顿本人随后也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中，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政治方面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导致全球格局变化，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第二，文明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文明基础上建立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第三，世界范围内，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第四，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八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根据威尼（Viney，1997）的观点，对待文化的方式乃是各大企业间商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因素。施奈德和巴梭（Schneider and Barsoux，1997）的论著被誉为是当前跨文化管理文献中研究最透彻、最有思想震撼力的。他们指出，跨文化管理的关键因素在于认识到其任务“不是去中和或包容文化差异，而应该依赖于这种差异”。他们认识到依赖于这种差异就意味着必须培养跨文化学习和参与能力。比利时学者杜伯里兹和西蒙（2000）认为，那些能够吸收具有多元文化背景员工的多样化经历的公司可以“拥有一种用批判的精神来解决棘手问题的更开放的平台”。
三、国际企业知识管理面临的跨文化问题
[关键词] 世界一流大学 学科建设 校长 管理创新 大学精神文化 人才培养
世界一流大学不只是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摇篮,而且是现代人类文化、思想最主要的源泉;世界一流大学是尖端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创造知识的重要源泉;世界一流大学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和领导人才;世界一流大学对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意义重大。
2009年,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利用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开发的ESI(专门收集和反映世界各国22个主要学科的论文被引情况的权威检索工具)和DII(德温特专利创新引文索引检索数据库)研发了《2009年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版》,其科研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科研生产力(数)、科研影响力(论文被引次数、高被引次数、进入排行学科数)、科研创新力(专利数、热门论文数)和科研发展力(高被引论文占有率)。其公布的排名显示,在全世界所有大学中,中国大陆进入前200名的大学有北京大学(155)、清华大学(156)和浙江大学(165);进入前300名有南京大学(266)、上海交通大学(267)、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68)和复旦大学(282)。根据以上数据和总体形势,针对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出五点思考。
一、大力建设前沿、综合、创新型学科群
2009年世界大学学科分布表(部分地区)
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很难做到所有的学科都成为世界一流。一般情况是只要在一个或几个学科成为世界顶尖的学科,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那么就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大学关键在于要有鲜明的特色,而且特色发挥到极致。
然而,从世界一流大学(如排名前10)学科分布来看,它们的学科都很齐全,并且多数学科的影响力很大,而并非只注重少数学科的发展,且整体朝着综合性、前沿性和创新性方向发展。从中国地区大学的学科发展来看,排名靠前的大学学科发展门类也比较丰富,学科体系较为齐全。因此,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发展一定要朝着立足优势学科、保重点学科、创新新学科的方向发展;以国际前沿发展学科为目标,按照市场化的需求,建立一批理、工、商以及人文相结合的学科体系,确保学校发展的整体架势,在综合权衡中找准学校发展的特色和优势学科所在,以带动建立世界一流学科群。
二、发挥大学校长的领军作用――从“科学家”到“管理者”角色的转换
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大学校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普遍认为他们具有这样的素质:极强的管理才能、赋有战略眼光和先进的治校理念;始终把争取资金作为自己重要的任务;在重大事件上把握方向。因为校长的本职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学校的治理与经营,校长需要做好富有战略眼光的校园规划,引领大学校园精神文化生活;要为学校发展开拓丰富的资源,争取充足的财源;要具有“伯乐”的眼光,并为人才引进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要具有领导力、号召力和魄力,能激励广大师生共同创建一流大学的动力,从而成为大学发展的领军人物。
很多著名大学的校长都毕业于一流大学,并在这些学校担任过教授,都是各自学科的著名专家。比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会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体悟这所大学的发展方向、运作方式、改革重点、理念以及精神文化,同时,他们本身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底蕴,这种底蕴更适宜其带领一所学校以一种更为快捷的方式走向世界。然而,大学校长由“教授”向“管理者”角色的转换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他们需要转换自身的思维方式:在学校管理上,他是一个统筹者、规划者、改革家;在资金筹集上,他是一个游说者;在对外传媒里,他是一个演说家;在应付政务中,他又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大学赋予校长诸多神圣的使命,他需要在各种事务中轻盈地“转身”,恰如其分地交替扮演好各种角色,才能应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艰巨任务,实现从“科学家”到“管理者”的华丽转身。
三、创新管理机制,实现“人本”管理
世界一流大学都具有一流的管理,拥有健全的管理制度、规章、条例和章程,它们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严肃性,同时具有高效的执行力,最终形成依照规章办事、依法办事的习惯和高效能处理问题的能力。
创新管理机制,首先,需要有健全、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它的制定要听取全体职工的意见,并随着形势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一旦规章制度制定成文,就要赋予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全体教职员工都要遵从;其次,要引进企业新型管理机制。企业是社会发展的主动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先锋和最敏感的“地带”,先进企业的管理制度一定具有某种极强的生命力和再生性。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要让自己的管理者“走出去”,吸纳、借鉴其他单位管理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引进创新性的管理机制,创建大学管理的良性发展途径。第三,“再造”新式管理队伍。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者一定是高素质、高水平的,好制度没有高水平的人来执行只能沦为空谈。提高全体管理者的素质,加强教育培训,设立全体管理人员的考评体系;引进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为其发展创造良性的考核、晋升途径。同时,抓好管理人员的作风建设,增强服务意识,从而形成一支精干高效、服务优良、作风正派、办事快捷的优秀管理队伍。
创新管理机制并不意味着降低管理人员的待遇,增加管理者的工作负担,增强惩罚机制。创新管理机制同时意味着管理要实现“人本化”,也即,在各项工作中重视人的因素,把人的价值放在首要地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教育人,为社会输送一流的人才,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
因此,“人本”管理,首先,意味着“不但要在学术上发挥专家、教授的积极作用,在管理上也要发挥专家、教授的积极作用,把以前那种以行政管理为主线的管理方式转到健全、规范和完善学校的咨询、决策、执行和监督系统……意味着必须提高广大教师参与学校内部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其次,人本管理意味着高层管理者要学会“抓大放小”,对于关系到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其作出审慎决策;对关系学校基本建设、管理方面的大问题把握好力度。而对于一些管理中的小问题、小事件则需要学会“放权”,增强庞大基层管理队伍的决策自主性、灵活度,建立个人岗位责任“自负”制度。
再次,人本管理意味着管理要从广大管理队伍的切身利益出发,提高管理者的待遇,建立长效激励制度,为管理者的合理晋升提供畅通的渠道,让广大基层管理者拥有一种“岗位认同感”,增强“自我职业认同感”,从而为管理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积淀、创造充满生命力的大学精神文化
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一所“伟大”的大学,“‘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既要挑战世界,又要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
回顾古老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大学精神文化是一个大学生存、发展的根本,是传承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是衔接现在与未知的桥梁,是孕育灵感与智慧的摇篮。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文化普遍具有以下特征:卓群超越、学术自由、创新精神、服务精神和人本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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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卓群超越。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脚踏实地、勤奋苦干,更重要的是它卓而不凡,富有战略眼光,能迅速洞悉世界发展的最新趋势和前沿,拥有超越时代和已知的独特视角,并能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各个领域的前沿阵地。
2.学术自由。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曾经强调,“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发展下去,就是因为它倡导学术自由”。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激烈交锋期,从而形成了诸多具有巨大价值的思想成果。因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然学术上要实现自由、开放,能真正做到“兼容并包”,推动科学研究的繁荣与不断创新。
3.创新精神。创新不但体现在意识上,更体现在制度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创新就要先学会批判,只有在批判中才能不断明确学校发展的障碍与阻力,才能明了革除阻碍学校发展障碍的目标,最终形成创新的氛围,加快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步伐。
4.服务精神。追根究底,大学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优秀的人才,以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因而,大学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服务机构,服务社会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和办学理念。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在社会上代表着一种服务的理念,在内部管理上更是将服务精神发挥到极致,服务学生、服务教师、服务科研是其一贯的追求。服务好学生,才能培养未来世界优质的“社会精英”,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服务好教师,才能吸引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为大学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服务好科研,才能推动大学成为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始终稳居世界一流大学地位。
5.人本关怀。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做到了“以人为本”的,因为只有一所大学真正关怀人、尊重人,才能吸引众多的人才为大学发展作出持久不懈的努力,才能始终屹立于世界大学之林。在重“考核”轻“关怀”的大学体制中,“人成了考核机器,成天淹没在浩如烟海的考核表格和考核体制中无法自拔”。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要留住人才,不论是教师还是管理人员,抑或后勤人员,只有做到从各个层面关怀人,才能激励各个层次的人为学校发展“开足马力”。
五、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摆脱“桎梏”,灵活应变
“大学如果能在变与不变之中取得动态的平衡,对于在哪些方面应该与时俱进引领变化,在哪些方面应该坚持传统保持不变做出正确判断,就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获得永生。”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素质及培养提出了诸多要求,如果大学固守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势必会遭受淘汰的厄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定需要不断创新人才的新机制、新模式,加强大学与市场的接轨,适应现时代和未来社会的新要求。适时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的目标,明确人才培养的新途径,明了人才培养的区分定位,树立社会对人才的认同度,同时摆脱人才培养的资金、地域限制,以新型的人才培养机制灵活应付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的培养目标是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是走在未来社会发展最前沿的人物。现代社会综合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加强,新型领域、产业变更的速度越来越快。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不可忽视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因而,其人才培养目标绝不可能是绝对的单一,而是向复合型、综合性、多元化人才培养的目标迈进。
在人才培养途径上,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在不断的改进和创新,努力在新时期、新环境中探索适合人才发展的新道路。大学与研究所合作办学、国内外大学合作培养、创办新型实验班、学科交叉培养等,都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新途径。在现时代背景下,这种培养模式具有极大的意义,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它将有力改变传统的院校独立封闭培养的模式。在这种新型模式下,培养的人才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更具有灵活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和瞻前的眼光。
世界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的定位上是多元化的,本、硕、博培养的目标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学生需要有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对市场敏锐洞察的脑力和创新动手能力,他们能够快速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并在市场中寻找可获发展的新空间。硕士培养的目标可分为两类,分别是以市场和以学术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硕士生需要在加强本科学习的基础上,综合培养自身的多方面素质,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灵活把握发展的脉搏,并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而以学术为导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人才定位则基本相同,他们将是社会科技发展的主动力,他们都拥有一流的头脑,具有深厚、渊博的理论素养和开拓、创新的基本精神,能够始终走在世界学术的前沿阵地,引领社会发展的主方向。
在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上,还需要注意的是要力争摆脱资金和地域的限制,化“桎梏”为前进的动力。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会遇到诸多困难,资金就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一个大学越有钱,它越有条件办得更好,除非它缺乏合适的内部和外部的制度环境。”顾秉林教授指出:“根据中国实际,我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各校年度科研总经费不应该低于10亿人民币,其中从国家获得的科研经费不少于8亿。”因此,从我国各大学的现状出发,光靠政府拨款难以解决学校发展的资金缺口,另外,个别高校获取政府资助的资金额远远超过其他名校,这造成了高效发展的两级分化,导致不能获得政府高额资助的名校发展越来越困难。因而,拓宽资金吸纳渠道,争取各个方面的资源,如创办校办企业,科研成果转化,积极获得校友及私人企业资金支持等将是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资金筹集的主通道,同时,要利用各种途径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和资金投入。
我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因此,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同时要摆脱地域限制,这主要是指处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大学。处于欠发达省份的名校往往在人气、招生、就业、资源,获得政府资助与关注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浙江)的名校则“得天独厚”,拥有以上优势。要改变这种不利地位,就需要摆脱地域的限制,在充分利用自身已有资源的基础上,如将自身的优势(如科研水平)发挥到极致,同时拓展新的发展地域,如在大城市开办新的培养基地。可将一些新开办的学科和有条件转移的学科转移到新基地,以高额资金投入创造软硬件环境,吸引海内外顶端人才,加大宣传力度,争取政府各方面支持,充分发展好新基地,建立学校的良好声誉和提高学校知名度,最终实现学校发展的地域重心转移,打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地域限制。
总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充分考虑学校发展的各个环节,学习海内外各个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在结合自身特点的情况下,加大改革力度,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国际发展与国内的关系,在决策最优化的基础上,革除学校发展的瓶颈,为快速、稳妥步入世界一流大学创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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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voice in the worl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 rection in recent years.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inese archives to improve the speaking right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which the voice of the west are stron？ ger than us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ory consciousness are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chives’influence in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and archival sci？ ence in China will improve the influence in the world
Key words：Archival speaking right；Cultur？ al consciousness；Theory consciousness
近年来，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提升学术话语权来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李长春在出席 2012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时曾提出“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被认为是繁荣时期的当代中国档案学在世界的话语权却是不足的，还不能在国际档案话语体系中与西方国家平分秋色。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档案学中的许多研究是一种“照着说”的研究，西方档案学的研究框架是跳不出的“如来佛的手掌心”[1]。当下许多外国理论、学者在我国十分的热门，而学术界对于我国传统档案学是冷漠的，许多老一辈的档案学者逐渐被淡忘。这是我国档案学对自己档案文化、档案理论不自信的表现，这种不自信也使中国的档案学总围绕着别人的档案话语体系打转，中国档案学在国际档案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也就不是那么高了。所以不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学科自身的建设来说，提高档案学话语权变得尤为重要。
一、中国档案学话语衰落的历史源流
古代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西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去中国化”的现象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盛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都在尽力抹去中国的文化痕迹。19世纪，“去中国化”随着西方侵略者的入侵，开始在中国本土蔓延。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在西方先进科技的逼迫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渐渐消亡。无情的现实使知识分子反过头来“审父”――追究中国文明的源头或开端，让祖先来为当代国人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负责。[2]传统的中国文化似乎成为了阻碍中国救亡的障碍。而与此同时，大量的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档案学就产生于这个时代。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所取代，我国古代的档案理论显然不符合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我国近代档案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行政效率运动，政府选派学者去国外考察，引进国外的档案理论，档案学逐渐建立。可见在我国档案学建立之初就深受国外档案话语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借鉴了苏联的档案理论与管理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封闭多年的中国档案学开始大量接受以欧美档案理论为主体的外国档案理论。很多学者对这些西方档案理论持以全盘接受的态度。“80年代中后期，国人初识文件中心时，对文件中心是一片赞叹之声，觉得在当时解决我国档案馆藏优化问题者，非文件中心莫属”。[3]中国档案学自建立到发展都受到了其他国家档案学的深刻影响，并对其形成了依赖，档案学话语体系也是如此。这就使中国档案话语在国际档案话语体系中一直处于跟随状态，不独立也就不响亮。
二、提升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时代契机
当今世界仍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但是出现了西方衰微现象。作为西方话语体系中心的现代性遭受到质疑。波德莱尔第一次全面地揭露了现代性的危机，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现代性的矛盾，尼采用“上帝之死”形象地指出这种危机的实质，海德格尔分析技术与人的对立否定了现代性的合法性。与此相反，中国正在不断的崛起，国家经济、文化、世界地位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不断提高。这为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就档案学本身而言，当今世界档案学发展的现状也为我国档案学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提高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的造纸技术使西方档案载体发生了一次变革，到14世纪纸张在欧洲取代了其他各种书写材料[4]，成为档案最主要的载体。至今，对纸质档案的管理和理论研究已经持续了700多年。当今档案学的两大基础理论――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都是在对纸质档案的管理中总结升华出的。而电子文件的产生不过短短几十年。但它对档案学的传统理论、管理方法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现在的档案学者已经不能利用他们原来的价值观来直接假定电子文件的管理，他们必须面对日益发展的档案工作实践，面对日益变化的档案形态，深入到档案实践中去，找出规律，提出符合信息时代的档案学理论，阐释对档案管理新实践的理解。[5]电子文件产生时间的短暂和产生影响的革命性，造成了世界档案界的难以适应，促使人们对档案学的经典理论进行质疑和反思，才有了来源原则的重新发现及文件连续体理论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挑战。在这种变革中，国际档案学的话语体系就可能改变，中国档案学可以趁此机会摆脱学徒的身份，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开创中国特色的档案理论，提高自己的话语地位。
三、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升
（一）文化自觉与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升
要提高中国档案学在国际档案界的话语权，文化自觉和自信是必要的，它是话语权提高的前提。一味地对西方档案学崇拜会使中国档案学一直陷在西方档案话语体系中，看不到自身档案文化的优势，己不自信何以取信于人，话语权的提高更是不可能的。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费孝通先生用他在八十岁生日所说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笔者认为当今的中国档案学在“美人之美”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要想树立中国档案的话语权，至少要做到“美美与共”，让国际档案学了解中国档案文化之美。这就需要我们树立档案的文化自信。
我国档案的历史源远流长，历经了3000多年的历史。从档案管理看，自西周起就有专门的档案保管机构―“天府”；春秋战国开始设置尚书、掌书等专门的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秦将重要档案收藏于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并由专职官员管理；西汉设立了石渠阁、兰台、延阁，东汉设立了东观、石室等机构专门保存档案；隋唐时期，设立史馆，作为朝廷保存、编纂档案的机构；两宋时期，在各个行政与军事机构中设立架阁库保存档案，并设立接收架阁库档案的金耀门文书库；明清两代，建皇史?k作为御用档案库房。从档案文化成果看，古人对档案进行的文献整理、利用档案修史编制为中华文化的文明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六经》到《史记》、《资治通鉴》再到二十四史，档案在延续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书写了自己的历史。面对如此悠久的档案历史，如此丰富的档案文化成果，我们应该有一种文化的自信，并且重视传统的档案文化。
在当代，我国档案学的发展也是迅速的，档案学是以一种欣欣向荣的状态存在的，档案文化也在日益加深。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馆藏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台湾档案汇编，规模达几百册之巨，成为我国文化界屈指可数的大部头图书之一。北京市档案馆与居委会合办胡同文化展，把档案展览办到百姓身边，让老百姓浸染在档案人营造的文化氛围中。上海市档案馆办的《档案春秋》则成为了飞机上的休闲读物。前不久，这本刊物的主编还被上海电台请去参加与听众的互动，在上海书展上也受到很多人的追捧。[6]不论是庙堂之高，还是在市井之中，档案文化都在我国广泛地传播着。2008年国家档案局制作的关于西藏的网络视频更是经由网络和各大媒体形成了“全媒体传播”的态势，受众不下10亿人次。而且它通过英文网站、报纸、电视、广播等全球性平台，还拥有很多外国受众，特别是英语受众，使档案文化产品广泛地、真正意义上地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二）理论自觉与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升
在国家层面上，西方国家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科学技术成果为其向全球扩张和构建世界话语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没有西方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方法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优势，就谈不上西方话语体系霸权。笔者认为，对于学科来说也是这样的。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高要以理论自觉为基础，只有有了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才能使中国档案学的发声站稳脚跟；只有占据了理论的优势，中国档案学在国际档案学的话语权才能提升。
同档案文化一样，我国档案界对于档案理论也是过于重视外国档案理论，有种档案理论上的不自信。虽然我国西方知识体系下的档案学的产生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在我国古代漫长的档案历史上，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骄傲的档案思想、档案理论的。以档案编纂为例，孔子编纂六经时提出了关于档案编纂的一些思想，如“述而不作”、“多闻阙疑”、“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唐代刘知几在档案编纂时强调对材料进行鉴别，认为“书有非圣，言多可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到宋代司马光时，他制定了编纂的义例，提出了编纂原则和方法；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系统地阐述了编纂档案史料的重要意义、原则与方法等。我国古代传统的档案思想、理论可能是不系统的，但是还是值得我们去发掘、去研究。近代档案学产生后，虽然受西方理论影响十分严重，我国学者还是提出了许多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理论。如陈兆?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主客体全宗理论等。但是比起对西方理论的追逐，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原创的档案理论显然还不够重视、不够自信。树立档案理论自觉的第一点，就是要重视中国传统的档案理论、中国特色的档案理论。
同时强调中国特色，并不是不接受、不认可西方的档案理论，而是要把西方的档案理论当成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标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理论曾被西方思想家作为他们主张的工具，伏尔泰借助中国这个“他者”作为自己反对教会主张理性的论据，休谟将中国儒学变成攻击对方的“武器”或“工具”。我国档案学也可以引进借鉴西方档案理论，并把它们当做创造自己档案理论的工具，来建立中国自己的档案理论体系和档案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档案学话语的国际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