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2 15:01:54
一、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分类
由于各国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状况不同，在服务贸易管理中也各有侧重，形成了不同的管理特色。根据服务贸易管理方式、方法的不同，我们将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管理体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核心管理型、分工协调型和服务推进型。
1．核心管理型在线
核心管理型是指服务贸易的管理权限相对集中于某一政府部门的类型。美国是核心管理型的典型代表。由于服务贸易种类的繁多，各国和地区的服务贸易管理机构往往分散在不同的管理机构和部门。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相对集中，形成了以美国商务部为核心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因此，我们称之为核心管理型。
美国商务部承担着服务贸易战略的制定、日常管理、统计以及服务出口促进和贸易救济的具体工作。美国商务部的国际贸易管理局设有服务业司，负责美国服务业的管理工作。其对服务业的主要管理职能是：与私人企业和其他政府部分共同为美国企业提供出口帮助和更有利的海外市场准入条件，参与和推进双边和多边服务贸易谈判(包括与WTO、NAFTA、APEC的谈判和双边协议)，促进谈判协议的落实；为美国服务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信息及其他服务；进行美国服务贸易市场环境与竞争力的统计分析，并为国会及相关部门提供信息。其下设服务业办公室、金融办公室和旅游业办公室分别负责各服务贸易领域的出口促进、谈判与执行、政策指定与咨询以及项目设立与管理等。同时，美国商务部还负责制定推动服务出口发展战略；为服务企业对外出口提供全方位服务。此外，为更好地实施服务贸易管理，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小企业发展局、国家电信与信息委员会、专利与商标办公室以及国际贸易管理局下属的贸易促进与商业服务管理司、进口管理司及市场准入与执行司也分别参与服务贸易的出口促进、贸易谈判、标准制定和贸易救济与援助等管理和服务工作。服务贸易的统计分析则主要由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完成。
可见，美国商务部在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实施，服务贸易谈判、服务贸易促进以及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美国管理服务贸易的核心管理机构。
2．分工协调型
分工协调型的管理体制以日本为代表。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机构分工明确。具体可分为立法机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构、统计机构及服务贸易咨询及促进机构四大部分。主要涉及国会、内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财务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贸易振兴会等政府机构和组织。
日本国会是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的立法机构。通常制定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议由服务贸易的促进和咨询机构，或者由主管的政府机构根据服务贸易发展的状况提出。上报内阁府得到认可之后，由主管的政府机构的相关政策制定部门组织产、官、学共同研究商讨制定，然后上报内阁府。经过内阁府审查通过后，报国会批准、立法。
日本“内阁会议”是制定政策，协调各省厅之间关系的最高官僚机构。内阁会议的议长一般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其成员主要包括财务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等。在日本内阁会议中，与服务贸易相关的会议有“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和“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也必须经由该会议审议通过。
日本外务省经济局负责对外签署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多边条约和协定，处理国际贸易纠纷。同时，作为日本政府的对外联络窗口，外务省也向相关的省厅提出制定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建议。经济产业省是日本服务贸易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也主要由经济产业省负责。国土交通省综合政策局是日本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日本银行是日本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由于服务贸易管理部门相对分散，因此协调部门的作用就很重要。日本内阁府的“内阁会议”制度，很好地解决了日本各省厅之间的协调问题。同时，日本政府在制定和颁布一项贸易政策或者法律的过程中，通常会广泛地吸收社会各界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以实现科学决策的目的，突出体现在官产学一体的政策决策过程。上至内阁会议，下至经济产业省的专业小委员会，都是官产学结合的最好典范。因此，分工协调成为日本服务贸易管理的重要特色。
3．服务促进型
服务促进型是指以服务贸易促进为主、服务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除美国、日本以外的其他本文考察的四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归为这种模式。加拿大政府对服务贸易不进行直接的管理，而主要是通过贸易促进来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外交与国际贸易部是加拿大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部门。其核心服务包括：一对一的出口帮助；提供市场与产业信息；提出出口融资建议；推荐贸易交易会、举办研讨会。如果企业希望实地考察目标市场，办事处可以推荐符合要求的国际贸易展会；举办学习研讨会，帮助出口商了解海外商业环境及机会等等。
关键词《楚门的世界》电视文化电影创作联姻
1998年6月5日，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推出了由彼德·威尔导演的一部喜剧电影《楚门的世界》，由著名喜剧天王金·凯瑞担纲主演，这部作品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项。当年，观众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要远远超过它所获得的大奖，对它评价极高，很多观众喜极而泣，认为它是一部与众不同、创意十足的电影，是一部颇有深度的喜剧电影。
影片主人公楚门被塑造成具有离奇色彩的角色。从一出生就被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在他成长的30多年里，他是电视剧《“楚门”秀》的主人公，但却是唯一不知情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全球瞩目的电视“明星”。楚门生活在人工搭置的巨大摄影棚——西海文的一个小城“桃源镇”，这个小城是《“楚门”秀》的制作人、集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弗一手打造的桃源神话，日出日落。阴晴风雨，潮涨潮落也是由他控制。电视制作公司通过桃源镇上的几千台摄像机隐蔽拍摄，全日现场直播楚门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使楚门的人生完全被观察、记录、铭写、规训。全世界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观看楚门的一举一动。看着他出生，看着他蹒跚学路，看着他吃饭睡觉，恋爱结婚……楚门在被无形控制了30多年以后，终于发现事实真相，克服种种困难逃离桃源镇。克里斯托弗深情地挽留楚门，他告诫楚门外面的世界充满欺骗、危险和罪恶，但楚门决然地与克里斯托弗说“再见”。在楚门看来，他的幸福生活纯粹是按照导演的乌托邦理念设计的。他压根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自由。
许多观众认为这部电影揭示了一个荒诞无稽的人生寓言，人生如戏。有人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分析这部电影，认为电视媒体将他人的隐私公开传播是不道德的：还有观众从“自由”主题进行分析，认为心灵的自由永远比外在的幸福更重要。观众的热情评议使这部电影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自电视诞生以来，电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电视所抢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看到了电影与电视这对姊妹花争夺观众的疯狂竞争。电影与电视的竞争在经历了漫长的马拉松长跑后，两者逐渐开始联姻，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电影题材类型，即取材于电视文化的电影创作。在美国电影创作史上，这种创作类型并不鲜见，且多有成功的范例《楚门的世界》就是其中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它的诞生来源于对美国电视文化的深刻思考。
《楚门的世界》蕴含了导演本人的理性认知，启发观众对美国电视节目原型进行深刻思考。影片内容实际上是对肥皂剧、真人秀节目两种节目类型思考的结果。肥皂剧是美国电视中最常见的节目类型，影响深远，它以开放式结构著称，可以没完没了的永远把故事讲下去。历史最长的肥皂剧《指路明灯》，自1952年播出电视版以来(之前已经在商业广播网中播出15年)，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这种播出时间的长久性使许多肥皂剧作者包括演员在内有可能终生奉献给肥皂剧组。此外，肥皂剧使观众认为剧中发生的故事与日常生活同步进行着，是在“真实时间”发生的。这种肥皂剧是在流水线上被赶制出来的电视剧作品，所以它也是电视节目中公式化倾向最严重、模式规范最少发展变化的一种样式。在《楚门的世界》中，每天必有的“早上好”问候、必不可少的广告都是肥皂剧特征的呈现。在电影中，我们看至《“楚门”秀》的观众非常痴迷。聚集在酒吧间的观众，泡在浴缸里的老人，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的暮年妇人……这一系列镜头反映出电视肥皂剧的真实收视状态。
真人秀节目是综合娱乐节目的一种，也被称作真实电视、记录肥皂剧、真实秀等，是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其他同类节目的最大不同是其以人为本的真实性，因此被称为“RealityTV”。尹鸿将真人秀节目定义为：“真人秀节目是一种新型综合性的电视娱乐节目，是假定情境中的真实展现。”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这个主人公是真人演绎，其他的角色包括楚门的父母、妻子、朋友在内，虽然遵循着导演的情节设计，规约着自己的言行，但对楚门而言，他们都是实质意义的父母、妻子、朋友，他们也是真人演绎。正如楚门的妻子所说“私生活与公众生活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我的生活就是‘楚门的世界’，这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桃源镇这个巨大的摄影棚，安装了几千部的微型摄像机。对于楚门生活的记录采用隐蔽拍摄获得，真实性极高，这对于拥有“窥视欲”的观众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电视居Ⅱ《“楚门”秀》结局的非确定性，其传播方式的真实性也是“真人秀”节目的特征。
在《楚门的世界》中。观众所熟知的肥皂剧、真实节目经过杂糅、变形处理被搬演到银幕上，处处充斥着电视媒体对自己的调侃与讽刺：电影叙事过程被趣味化，电影变成了喜剧。在某种程度上。《楚门的世界》“剽窃”了电视节目的制作机制，整个电影依然遵循着经典叙事的规则，但是在具体情节叙事中运用了电视节目制作的具体元素与理念。电影与电视结为姻亲，这种处理往往会产生“间离效果”。“间离化”是布莱希特的核心理论之一，即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观众与所看演出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都能跳出单纯的情境幻觉、情感体验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识。正如他所说，“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彼德·威尔导演从对电视肥皂剧、真实节目的理解中受到启发，将电视节目某些元素进行再处理为电影所用，这使得观众在观看《楚门的世界》欢笑之余，能跳出电影剧情重新对作品进行理性思考。
《楚门的世界》是美国电影与电视联姻的成功电影作品，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箭双雕。一方面通过对两种电视节目类型进行变形处理演绎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可以达到对电视媒体的一种讽喻批判，同时又蕴含着一种道德思考。真人秀节目在美国上映之后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为了提高收视率，很多节目环节的设置暴露个人隐私、人性弱点：许多真实节目的参与者为了赢得比赛，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相互倾轧，朋友离间、情人反目、仇敌牵手……《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剧导演克里斯托弗为了情节设计违背楚门的本意，将他深爱的群众演员玛丽逐出剧组：同时对公众宣称《“楚门”秀》将直播楚门的“床上戏”，这是对他人隐私的践踏。另一方面，《楚门的世界》中精心打制的“桃源镇”寄予了美国观众的诸多渴望与梦想。美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小镇”理想，随着美国城市的扩展。美国人为他们的小镇的逝去感到悲伤，他们越是被迫与城市中陌生人打交道，就越想把乡村生活中稳定、人人都熟的关系、共同价值和道德责任加以神话。文化史学家渥伦·萨斯曼说，“肥皂剧对巩固基本价值观念起着重要作用……不管社会和经济条件所表现的现实会怎样，肥皂剧总是提供一种连续感以确保普遍的共同价值观念和信仰得以胜利。”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中。很多美国人得了一种社会晕眩症。频繁不断的搬家，不断从彼此熟悉的环境过渡到一个完全是陌生者的世界，这当然是一种情感痛苦。电影《楚门的世界》恰恰为美国人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小镇复制品——桃源镇，大家都相互认识，相互有关联，彼此和和气气，没有尔虞我诈，这是个家庭观念主宰的世界。这部电影作品是对美国人逝去的“流金岁月”的纪念。
美国雄踞霸主地位
2004年9月，在世界期刊联盟（FIPP）公布的全球杂志发行量排行榜中，排在前二十名的杂志中美国的杂志就占了十五种，其中排名前四位的均为美国杂志。《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高居榜首，发行量最大，月发行量高达1100万份，接下来的是《电视指南》（TVGuide）900万份，《好家园》（BetterHomesandGardens）排名第三，760万份，《国家地理》（NationalGe-ographic）位居第四，660万份。
法国的《电视杂志》（TVMag）列位第五，480万份。美国的《好管家》（GoodHousekeeping）和《家庭圈》（FamilyCircle）以468万份和460万份分别列第六和第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家庭》（Family）跻身前十位，名列第八，发行量为420万份。美国的《太太之家》（LadiesHomeJournal）和《妇女日》（Woman''''sDay）发行量均为410万份，排名并列第十。
在排名十一至二十的杂志中，有三种杂志出自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女性》（VersionFemina）来自法国，名列第十二位，发行量为369万份。中国的《读者》（Readers）排名十七，300万份。排名第十九位的是《我的家》（GruppeMeinEigenheim）来自德国，290万份。其余均为美国的杂志：《时代》（Time）410万份、《人物》（People）360万份、《防卫》（Prevention）350万份、《体育画报》（SportsIllustrated）330万份、《新闻周刊》（Newsweek）310万份、《大都市》（Cosmopolitan）290万份，最后是排在第20位的《O》（Oprah）270万份。
如果排除美国的杂志，那么，销量排在前十位的杂志主要来自法国、中国和德国。其中法国的杂志占四份，中国和德国各有三份。排名第一的是法国的《电视杂志》，发行量为480万份，中国的三份杂志分别是《家庭》（420万份）、《读者》（300万份）和《知音》（250万份），分别排在第二、第四和第六。
从以上的排名情况不难看出三大特点：其一是美国继续处于期刊杂志业的霸主地位，在榜上有名的杂志中美国的杂志占了75％。其二是面向女性的杂志占据了这个排行榜的主要位置。这说明女性成为非常忠实的杂志读者。她们爱看关注女性问题的杂志。事实上，一直以来杂志比任何其他媒体，尤其是报纸和电视，更善于探讨女性问题。当杂志认识到女性读者是最大的、稳定的消费群体时，就开始针对此现象迅速作出反应。于是女性杂志方兴未艾。广告商也偏爱女性读者，因为有关家庭采购方面的决定通常是由女性做出的。广告商对这一点很清楚，因此他们乐于在女性容易看到的刊物上做广告。
前20种杂志的另一个特点是读者年龄偏大，对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来说，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在美国，广告界乐于向年轻人做广告，这一点对所有媒体都一样。广告商相信年轻读者所选择的品牌将持续陪伴他们的一生（《国家地理》成为陪伴许多人一生的读物）。然而，这些媒体巧妙地掩饰了这种传统的想法。他们财务状况良好，销售出大量的广告，他们有很高的发行量。因此，尽管他们拥有更成熟的受众，而广告商倾向于年轻人的市场，这些杂志依然生意兴隆。
收入主要来源于零售
多数国家的杂志收入来源于零售而不是广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加拿大和德国这三个国家并不是这样，他们的杂志采用的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反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约有三分之二的杂志依靠广告。德国的杂志依靠广告取得了56％的收入，而加拿大的杂志是60％。
收入主要依靠零售的国家主要有：英国，36％的收入来自于广告；法国，32％；意大利，41.2％；澳大利亚，30％；巴西，36％；西班牙，33％。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总体而言，广告业以消费者为主体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和德国，他们的杂志大都有不菲的广告收入。如果厂家大做特做广告，消费者就会对广告作出回应，购买产品。在消费者导向型国家，政府通常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支持这类广告。在消费社会中成长的人们，他们一生都习惯于接触广告，根据广告作出购买决定。
销售渠道主要是通过零售摊点
考察一下全球杂志大国的杂志对订阅和零售的依赖性，我们会发现多数国家杂志的销售渠道主要是通过零售摊点而不是征订，但是美国除外。最令人惊奇的是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杂志出版和消费国，其杂志几乎完全依靠订阅来保持他们的读者数量。美国杂志的发行量有85％靠订阅，而通过报摊销售的杂志只占15％。另外，加拿大、芬兰和瑞典也是世界上杂志发行采用订阅为主的少数几个国家。
其他国家的情况大多与此相反。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英国更加依赖零售，所占比例高达88％。法国杂志零售收入占60％；德国53％；意大利75％；我国台湾地区62％。而在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杂志收入的90％来自于摊点零售。
[page_break]名人的重要贡献
当今，名人现象和名人新闻充斥着整个媒体，名人轶事成为人们休闲消遣的方式之一。这种现象促成了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大批名流杂志的出现。名人成了杂志封面不可或缺的部分。使用名人照片的杂志是最受欢迎的杂志。
《人物》可能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杂志，它名列前20位的排名榜之上。《人物》是美国的一本讲述社会名流生活的杂志。虽然它不是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但是它利用人们对名人兴趣的日益高涨这一现象，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名人效应给它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是它比任何一本美国甚至是全球杂志的收入都高。它的广告收入超过了所有其他杂志，加上订阅收入与报摊销售额，它每年的盈利超过了10亿美元。第二是《人物》的发行量为370万份左右。其2004年的广告收入根据美国信息局（PublishersInformationBureau）公布的数据，达到七十六亿八千九百万美元。与大多数美国杂志不同的是，它是美国少见的订阅与零售情况皆好的杂志，它的报摊销售额居全美前列。第三，《人物》刺激了一大批竞争对手的出现。
《人物》的成功来自于名人文化的出现。进入社会的大众传媒手段越多，人们就越容易被媒体所引导来关注知名的人物。一些类似于《人物》的杂志利用当今人们对名人的狂热和迷恋吸引读者。它们通过这种利用名人效应的运营模式变得更为强大，经历竞争对手挑战的考验，成为强大的杂志品牌。
文化的渗透
伟大的想法和好的办刊理念是没有文化国界的。在过去五年中，全球杂志中最成功的故事大概要算《好运》（Lucky）的传奇了。《好运》是康泰纳仕出版的一本杂志，上市时间不长。不过对它的好评如潮，许多杂志已经打算模仿它。
《好运》是一本购物杂志。用英文表示是“magalog”，是英文“magazine”（杂志）和“catalog”（目录）的缩写。这种杂志中文章很少，其主旨是展示读者可以购买的产品。所有产品都配有文字说明、购买地点和标价。《好运》的办刊理念来自日本。康泰纳仕发现这类杂志在日本十分成功，因此决定将这种理念引入到美国。
看起来《好运》创刊理念十分简单，但是，这种通过杂志如此系统性地将产品展示和介绍给消费者、指导消费者购物的杂志内容的组合和编辑方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好运》的创刊立刻获得了成功，发行量急剧上升。《好运》创刊于2002年，一年之后，它的发行量达到80万份。广告收入猛增60％。美国一家追踪杂志业发展的刊物将它评为年度杂志。目前，《好运》的月发行量达到97万份左右。
《好运》针对的读者是女性，但又不是社会最富有的女性群体。它努力吸引普通女性，也就是喜爱购物又不得不盯紧钱袋子的女性群体。它告诉人们到何处能够买到经济实惠的产品。由此可以看出，被《好运》所吸引的受众更为广泛。正如《人物》一样，《好运》的巨大成功引出了许多竞争者和模仿者。例如，赫斯特杂志出版公司（Hearst）出版了《购物》（ShopEte），力图针对的读者群是同样的女性群体。时代公司推出了一本名为《你》（AllYou）的类似杂志，它只在美国的零售业巨头之一的沃尔玛销售。
康泰纳仕利用与《好运》同样的创刊理念，在去年推出了《好运》的姊妹杂志《货物》（Cargo），只不过它所针对的是同类群体中的男性。同样的，《货物》的出现引来了竞争对手。《好孩子》（Fairchild）出版的《活力》（Vitals）创刊发行了。
杂志的文化渗透还体现在许多杂志成功地走出了国门。《国家地理》目前在十五个国家出版发行，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在三十二个国家得以出版。这些杂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办刊理念十分简单，通行于各种文化。他们触及到了普通人心目中共有的一块特殊田地。它们吸引的是志趣相投的某个读者群体。这些读者对此作出回应，让信息和乐趣被人们称之为杂志的载体予以传播。
简约实用成为时尚
在这个信息时代，尽管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不同的媒介手段获得彼此的信息，但是，这些新的大量的信息流动却没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方便。一些杂志很快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迅速地作出反应。它们最具有影响力的举措之一就是向读者展示如何过更简单的生活。
日本电力在1951年5月以后，放开实行民营化，就形成了区域垄断的9家电力公司，这9家电力公司在区域都是实行发、输、配垂直一体化的管理体制。由于日本的一次能源基本都是依赖进口，9大电力公司之间电源结构趋同，因此在国内不存在北电南送、西电东送问题和电源结构调整的问题。9大电网之间是弱联系，交换的电力和电量很少。
日本政府由通产省负责对电力实施管制。管制的主要内容是：电价、环境保护和规划。电价管制的原则：一是成本主义原则——按完全成本作为核定电价的基础；二是共同报酬的原则——合理的利润，最早的总资本报酬率为8％；三是公平负担的原则——采用成本加利润的办法。对环境保护的管制主要是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对核电建设的环境评价；对规划的管制主要是对长期供求规划和核电建设规划要与电力公司共同讨论。
1999年出台的新电力法是为了促进竞争，实现电力自由化。它的主要内容：一是放开占市场份额30％的特别高压用户（2万伏，用电2000千瓦以上），允许这些用户自主选择电力公司，直接参与电力零售；二是新建电源项目实行招标。新电力法的施行，虽然放开了30％的电力市场，但到目前只有2％至3％的用户更换了供电商。
从2000年3月电力市场放开，实行自由化。政府计划到2004年对现行开放作一个回顾：首先要检查的是自由化以来的实际情况；第二，了解海外自由化发展状况；第三是要检查电力作为公用性事业，在保持其公用性方面做得如何，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自由化的范围是否要继续扩大，是不是要全面自由化。
美国：两种方案两个结果
美国电力改革的核心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电价。1978年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出台，允许企业建立电厂并出售电力给地方公用事业公司。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出台，同意开放电力输送领域，并要求在电力批发市场引入竞争。1996年，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要求开放电力批发市场。厂网分开只明确必需进行功能性分离，分开核算。
美国在放松电力管制过程中，出现了加州大停电和电价飞涨、电力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样的重大问题，令政府惊惶失措，令世人震惊。美国的电力改革是从加州开始的，由于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大部分照搬英国改革模式，改革方案中存在固有的缺陷：
一是强迫电力公司出售50％的发电容量，而同时没有要求电力公司和发电商之间签订长期稳定的供购电合同。二是要求电力公司必须100％从现货市场购电，没有期货市场，市场无法提供反映长期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三是缺乏科学合理的价格传导机制，对最终用户的零售价格冻结，而批发市场价格可以大幅波动和上涨，使得处于中间环节的电力公司无所适从，价格倒挂，最终申请破产保护。四是保证电网用电增长需要的供电责任不落实，将这一重大责任寄托于市场的自我调节。另外，环保主义者对环境保护的不切实际的苛求，也是造成加州十年没有建发电机组，投产新的输电线路的原因之一。
美国出现了加州这样的问题，但美国最大的东部PJM&127;电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纵向整合电力改革模式，获得了成功。具体做法是：
1将各电力公司发电、输电、配电、供电进行功能性分离，财务分开核算。将输电分离交给系统独立运行者管理，不要求强制出售发电厂，引入竞争机制，逐步放开供电，用户有权选择供电商。
2PJM负责输电系统经营，进行职能管理，&127;提出输电计划对发电厂进行调度，不拥有输电资产，公平为市场参与者提供输电服务和电力交易市场。
3电力公司及供电商分别对用户供电负责，供电负荷要有发电容量保证并有必要的备用容量，不足将受处罚。
4发电容量来源由三部分组成：（1）本公司电厂；（2）双边交易合同；（3）现货市场和一天期货市场。电力市场交易容量约占15％左右。
5为反映电网内部能力限制和拥堵，电力市场实行分区边际定价机制。
在美国本土的48个州中，现在已有24个州正在制定和实施电力改革计划，其中弗吉尼亚和西部的一些州，已经根据加州出现的情况，决定放慢改革的步骤，内华达州已经决定将电力改革延期4年。
2000年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提出要建立区域输电机构，在跨州的一定区域范围内，创造一个中间没有隔离层、没有独断层的完整的输电经营系统。区域输电机构的重要作用，一个是集中精力把输电基础设施建设好，一个是监督系统的运行潮流。
英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始作俑者
英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始于撒切尔时代。1979年保守党赢得大选，撒切尔夫人坚信“市场万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廉价出售政府拥有的企业，进行了一系列国有行业私有化改革。并于1988年2月发表《电力市场民营化》白皮书，拉开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英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实行私有化和在电力市场引入竞争。1990年3月31日，按《电力法》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国有电力企业被分解为12个地区配电公司、3家发电公司和一家高压输电公司。供电商包括地方供电公司和二级供电商。英格兰和威尔士电力库开始交易，允许大于01万千瓦用户选择供电商。
1990～1996年上述各公司股票陆续上市，完成私有化。1998～1999年，允许所有用户选择供电商；新电力交易规则方案（NETA）出台；2001年3月27日，新电力交易规则施行，以多个市场和双边合同取代强制性电力库。
自行业改革以来，由于引入竞争，加强管理，减人增效，及成本低的天然气发电比重由1％提高到22％等因素，零售电价有较大幅度下降，居民用户价格下降28％；中型工业用户电价下降约31％。此外，政府为减少持续降低电价的压力，在改革之初将电价提高了约25％，为改革和电价降低提供了较宽松的条件和环境。
当不少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率先推行的电力库模式的时候，英国却又率先抛弃了这一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改革措施：
1.从2001年3月27日起取消强制性电力库，实行新的电力交易规则。新电力交易规则NETA是一个由双边合同形式主导的市场，合约双方包括发电、供电及交易商和用户；供电商和发电商可就将来任何时候买卖电力订立合同；允许电力合同的时间跨度从当天到几年以后，合同需要实物交割；国家电网公司作为系统运营商，接受电力的买卖出价，以平衡1．5小时以内合同交割中出现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并解决输电网的堵塞问题；系统运营商调度电力直到满足需求，市场价格为系统平衡时最后一个发电单位电价；对合约电量和实际电量不符的市场参与方，将按系统平衡时接受的电力买卖的价格支付费用，并且支付系统运营商使系统平衡的成本。
2.纵向整合。供电公司购买发电商，实现发电和售电的自我平衡，目前英国五个最大的供电公司，发电和售电是基本平衡的。
3.横向整合。供电公司之间将出现相互兼并，平均每个供电公司的用户规模将由300万户提高到500万户，实现规模效益。
法国：反对破碎化以实现规模经济
法国电力公司在电力行业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法电占全国总发电量和装机容量的94％，拥有100％的输电业务，自1958年起拥有75年输电网的独家经营权，拥有全国96％的配售业务，拥有100％的电力进出口业务，2000年全国发电量的16％输出国外，主要对瑞士和英国出口。在欧盟指令的推动下，法国制定并实施了《关于电力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和革新的法律》，即新电力法。新电力法明确公共服务使命及其资金来源，设立公共服务基金，加入电力价格中，由用户负担；确立供电市场开放时间表和有选择权用户；建立生产许可证制度；设立一个电力监管委员会，经费由财政负担；成立在管理上独立于发电的输电网管理机构；法国电力公司实行发、输、配账目分开；法国电力公司业务经营领域将扩大，允许对有选择权用户提供供热、供气等服务。
新电力法的实施，迈出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在2000年用电量1600万千瓦时以上的拥有选择权的1200个用户中，有20户更换了供电商。法电对电力改革主张纵向整合，实现规模经济，反对破碎化；并要考虑长期发展战略。法电提出到2005年的四大战略目标：一是用户非常满意率达到50％以上；二是集团50％的营业额来自法国境外业务收入和境内非电业务收入；三是集团的经济效益跻身于同类能源服务的国际性集团的前三名；四是法电集团的全体成员与企业的观点和目标保持一致，处处体现企业价值。
尽管有来自欧盟的压力，但法国政府对法电的政策仍没有太大的变化：一是仍与法电签订三年的经济合同；二是没有将法电分解为若干公司的意愿，只是按电力法的规定将其发、输、配业务实现功能分离和财务分开；三是没有将法电私有化的意愿；四是没有要求法电裁减员工；五是没有给法电设定降低电价的目标。
欧盟：倡导建设统一电力市场
欧盟于1996年12月19日一致通过关于放宽电力市场的指令，内容包括：
一、有选择权用户可自由选择供电商，参与的欧盟及欧洲经济区13个国家必须依据时间表开放供电市场。
二、供电市场可采用不同的业务模式。
第三方接入：有选择权的客户和供电商可接入供电网络；允许采用纵向整合化系统，但必须将发电、输电和配电行业的会计账目分开；可采用管制价格或协商价格。
单一买家：有选择权的客户可与独立供电商签订合同，但所有电力均由单一买家供应，而单一买家则按约定价格向合约供电商购买电力。
三、对于发电市场，欧洲国家可选择采用招标机制或许可证制度来监管新的发电容量。
欧盟指令后，整体而言，市场改革步伐比“欧洲竞争指引”的指令所预期的要快得多，在2000年，欧洲市场已开放了80％，远远超过规定的30％。
内容摘要：以批判现代性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包含着鲜明的和谐思想。后现代管理理论继承了这种和谐思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管理中的不和谐现象及其根源，极力倡导在管理过程中建立组织与世界、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一思想对当今组织的管理变革有着重要的启示，组织形态的无界化、网络化、虚拟化、联盟化，组织内部结构的扁平化和跨越职能的任务团队的建立，从刚性管理模式向柔性管理模式的转变，都是适应和谐管理思想的组织管理变革之举。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管理和谐管理管理变革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管理思想在西方兴起，并迅速向世界蔓延，对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它所包含的和谐管理思想对当今组织的管理变革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后现代管理理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向管理学领域渗透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后，西方哲学完成了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折，人的主体意识开始生成，人代替上帝成为世界的主宰。在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学说的推动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着对世界的改造。到了20世纪，人类主体主义被进一步放大，人对世界的改造也愈演愈烈，在建立起辉煌的现代文明的同时，人类也将自身推向危险的边缘：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人的物欲不断膨胀，以道德滑坡、理想迷失、信仰混乱为特征的精神危机不断加剧……于是，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面对现代社会的危机，20世纪中后期起，一些思想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性学说赖以建立的基础--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和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就应运而生。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与世界内其他存在者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大家庭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大仓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透过其理论核心及其产生背景，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它极力倡导对世界的关爱，倡导和谐。后现代主义试图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来消除人我的对立，它所倡导的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这其中包含着鲜明的“和谐”思想。
作为一种泛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起初主要活跃于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在从西欧传入美国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才逐步渗透到管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盛行于世界的后现代管理理论，虽然因其范围不同而理论重点与后现代主义有所区别，但它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倡导“和谐”的思想，以批判现代管理中的不和谐现象为基点，向自泰罗科学管理思想产生以来一起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后现代管理学否定现代管理学对历史和管理发展规律的乐观描述，关注西方企业组织现代化以后的弊端。它认为，现代企业组织中的个人还被工业化文明的成果所压迫。人成为管理制度的创造物，是被现代文明的产品所异化而存在的。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传统管理学思想的起点是理性主义的，注重职能的研究和管理的理性面，希望管理学能够步入“精密科学”的圣殿，而忽视管理的非理性主义方面。然而，它却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整个管理理论大厦出现了倾斜。这个基点就是管理的非理性主义问题之一——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地解决。后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传统管理学中研究中的泰罗的理性假定的普遍主义实际上给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太多的“命定性”的规定，其实质是要将管理的发展“规范化”；把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管理发展的特征整理成严格的图式，去套其他不同环境条件下其他企业的管理发展过程。
在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等正全面、深刻、迅速地改变着世界和人类自身，变化成为后现代社会惟一不变的特征，因此管理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而从过去的管理历史中按线性规则归纳出的管理原则、管理制度等已不再具有普遍适用性。现代管理理论忽视组织的多元性、差异性，不顾某个组织成功所依赖的具体情境和偶然性，而将其成功经验套用到其他组织的管理中，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幻觉。现代管理理论注重管理的理性面而忽视管理中的非理性因素，导致组织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日渐枯竭，组织之间经济纷争和利益争夺加剧，组织内部冲突不断、过度控制而导致组织内的人为管理制度所异化。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这一切不和谐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管理理论所赖以建立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通过对现代管理理论的批判，后现代管理理论旨在追求一种和谐管理的思想，极力倡导在管理过程中建立起组织与世界、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
后现代管理理论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注重批判而失于建设，然而它所倡导的和谐管理的思想对当今组织的管理变革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寻求和谐的组织形态变革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组织是一种处于相对稳定态的结构，组织与外部存在着严格的边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我们与他们”式的关系。组织的这种“结构”概念使得组织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也导致不同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甚至导致组织置信誉于不顾、商业道德沦丧。而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组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改变或消亡。根据组织的这种“过程”概念，组织的边界是模糊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合作竞争性的、“我们大家”式的关系。在当今社会，组织的经营环境和战略行为日益表现出高度复杂化、不连续性和不确定的特征。新技术不断涌现，市场一体化、国际化日益加剧，产品生命周期趋于缩短，市场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一切要求组织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边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对组织之间协作经营和资源共享的促进，要求组织改变“小而全”的经营模式而转向按比较优势组织经营。因此，以增强组织适应性、寻求组织与外部环境和谐为目标的组织变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应是组织形态的无界化、网络化、虚拟化、联盟化。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管理幅度，认为一个管理者所能直接管理的下属人数是有限的，下属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超越管理者有效管理的范围，而且越往高层，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下属越少。因此，组织的人数越多，管理层次一般也就越多。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组织内部结构多为以等级为基础、以命令控制为特征的层级式结构。这种结构以纵向分工为主，将组织划分为若干层次，下一层次接受上一层次的指挥，命令自上而下逐级传达，禁止越级指挥和越级汇报；在同一个纵向层次上又按照职能进行横向分工，横向职能部门之间往往有严格的界限，而且横向部门之间通常不直接进行沟通。层级结构对相对稳定环境下的较小规模的组织而言，或许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组织形式，然而在当今社会却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不适应性。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组织的跨国经营，出现了一大批超级跨国公司，过多的管理层次使得这些“恐龙”公司难以有效运转。另一方面，快速变化的环境要求组织能够快速作出反应，而层级结构较多的管理层次和较长的信息传递过程往往造成信息不畅、失真，决策迟缓，而且横向部门之间因缺少沟通而导致协调难度较大，这大大削弱了组织的适应能力。要改变这些不和谐状况，必须摒弃层级结构的组织形式。一是要减少组织内部的纵向层次，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要减少管理层次，关键是要增加管理幅度，而日益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等则为管理幅度的增加提供了可能。二是在横向组织设计上，以跨越职能的任务团队等形式代替按职能划分的部门，根据市场变化的要求组织和协调员工，使员工彼此依赖各自的能力进行动态的多方位的协作，从而增强组织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2寻求和谐的组织管理模式变革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是指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影响,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的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打破了各个民族的狭隘界限,形成共同发展的历史,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个独立的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世界历史具有不同的涵义。世界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世界历史”则要早得多,其中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出现了,但这时的“世界历史”与本文所论述的世界历史不是同一范畴。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开始,马克思出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和理论研究的需要,一直不断地对世界历史理论加以完善。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真正获得实现,因此,马克思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是一直包含着世界历史研究的,特别是他在晚年的理论研究中更是注意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发展。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着和谐世界的理念,因为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获得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必定是和谐的世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而后来的《资本论》则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阐述的又一部公开发表的着作。以后发表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说明马克思在晚年更是对世界历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尽管他后来的这些笔记只是供自己以后写作而准备的资料,但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他晚年的世界历史理论更加完善,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过早去世,没能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成系统的理论着作,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理论体系的正确性。现代人们在讲全球化时所提到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进行引证的,其实,这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片面的解读。
马克思并不是只注意了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而是全面的世界历史发展,它不仅涉及经济政治方面,而且也包括精神文化方面以及与人们生活相关联的一切方面,是以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为载体的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世界市场不断被开拓出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88)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精神生产是同物质生活直接相联系的,是物质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反映,因此随着经济活动和交往方式的全球化,人们的精神文化的生产也同世界的其它地方联系起来,“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P89)“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P276)世界各民族和民族国家越来越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在相互联系的意义上发展起来,以往的那种互不影响的发展状态被相互联系的发展所代替,整个世界的发展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而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类获得普遍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初级阶段,世界必定是一个逐渐走向和谐世界的过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才能真正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和谐的世界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和平是世界革命与和平的一部分以及和平共处理论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一个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一个是中国社会建设与世界其它国家关系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并进行理论阐述的,在中国社会建设和国与国的关系上,他坚持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和平相处与交往,阐述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不同国家的关系。
毛泽东在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将一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2](P33)毛泽东多次强调日本侵略者不仅是威胁中国,也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把世界上一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离不开世界的革命,世界其它国家的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他认为中国的抗战也就是世界人民的抗战,是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他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抗战如果没有世界人民的援助,那么要想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并认为不仅中国的革命是这样,而且整个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革命也是这样,只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与援助才能最终获得胜利,革命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相互援助的事业。他提出了“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3](P133)“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3](P145)“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等等论断。毛泽东强调革命是这样,同样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建设也需要世界友好国家的援助才能顺利进行。在国与国交往方面,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于中国处理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其它国家交往。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写进了中国的外交原则,这就是“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4](P1085)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初,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要联合世界上一切能够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不要战争。所有这一些都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原则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时,双方应该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本着求和平与发展的原则。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应该求同存异,对于一些一时不能解决的纠纷,应该临时搁置,放一放,待以后时机成熟时再处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边界的和平与发展,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在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只要愿意和平相处,是完全可以和平相处、相互合作、共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在对待其它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成果上,毛泽东认为:“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不能理解。”[5](P410)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它民族学习的地方,这里不仅是经济与政治,而且也包含了精神与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有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6](P41)他强调在学习其它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成果时,只能学习而不能迷信,要将别国的东西放到自己国家的实际来加以改造使用,而不能一味地模仿。这些论述包含着一切国家和民族在对待其它的国家和民族时都是如此的理念。
毛泽东强调在国际交往中要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做到互利合作,他说:“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5](P371)在同任何一个国家交往时,要本着不是对哪一方有害,而应该对双方都有利,是互利的交往。不但在经济上的交往是这样,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都是这样,要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合作,共同推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在对外交往中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只顾一国利益而不管其它国家利益与损失的国际交往,特别是大国与小国的交往上更是这样,他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不管国家大小应该是一律平等,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一国对另一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剥削和压迫。历史的经验是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强弱大小,只要侵略就总有一天是会被打回来的,因此不管中国将来发展的多么强大,都不会侵略其它的国家与民族。中国需要别国的帮助,同样中国也准备随时帮助其它需要帮助的国家。除以上这些,毛泽东还提出了非常着名的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在这里就不再论述,所有这些都是留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三、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论和联合与互利合作思想
[关键词]管理哲学；理性与哲辨；哲学素养
[中图分类号]C9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7-0006-02
21世纪初始，人类社会处于新旧对峙和转折时期。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仍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对抗、竞争、协作、均衡，利弊共存，兴衰交替。现代社会正在朝着多极化、多元化迅速发展。然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总归要人们去引导它、掌握它、管理它。正因为如此，作为各级领导者，在面对纷繁复杂、突发多变的社会、政治、经济时代，如何判断事物的发展趋势，迎接面临的管理危机的挑战，并做出正确的抉择是至关重要的。每个领导者正确的管理行为往往来源于理性和哲辨的思维。
一、从哲学的视野展望管理新天地
领导在人类的复杂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中，始终处于驾驭和支配全局的重要地位。这就决定了领导者的哲学素养及其在实践中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管理的生命力源泉何在?不仅在于健全的体制、精湛的设施、高超的技艺，更重要的在于通过提升领导者、管理者的哲学素养，使他们具备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服务社会的导向，崇高的价值信念，正确的管理理念。
从古至今，领导与管理的文化都是以渐进、积累的形式在发展着的。两千多年来，中国是世界管理发展史中的一个文化巨人。她最具融合性，把东方与西方管理文化的特点，融于自己民族管理精华之中。她也一再向世人证明，中国人所具有的高深的管理文化内涵及修养，曾达到过世界最高水平。她曾具有控制、协调和处理上亿人口的能力，尤其突出的是，她建立起一个主要以功绩为基础的官制体制机构，使用相当少的训练有素的领导者、管理者来处理大量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就连世界管理大师马克斯。韦伯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的管理体制从中受益匪浅，以至它成为直到19世纪后还仍有效能的样板。在很长一段时期以内，中华民族是具备有效地使用应用技术去提高生产和维持比欧洲国家大许多倍的人口生计的组织才能的民族。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胜过其他地方。这种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应是21世纪中国高中级公务员引以为荣的。
我们的民族从近代开始落伍了。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们与世界先进管理水平差距甚远。当然，全球变化的速度并不能始终如一，技术革命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是参差不齐的。不言而喻，管理水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晴雨表。有多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需要有多高的管理水平。时至今日，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以说仍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尔后，它影响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的地位。这说明，全球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发展有快有慢，不仅取决于技术、生产和贸易的变化方式，而且取决于对增加生产和财富的新方式的接受能力。落后就要挨打，这正是应该成为我们国家高中级公务员民族忧患意识的基础。只有在哲学观念上树立奋起直追的紧迫意识，虚心学习当代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法，才能使中华民族潜在的文化管理内涵不断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21世纪中国高中级公务员将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共同面临文明进步的新挑战。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由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数百年的工业文明到今天的知识文明，人类社会进步的节律已由算术级数转变为几何级数；世界科技日新月异，我国面临着发挥后起效应、加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也受到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上占优势的强大压力和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本届政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国内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粗放经济的能量已经基本释放完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生活出现的多元化、丰富化，旧的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同新的市场经济、新的社会生活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日益突出。这预示着，现实的中国面临着改革以来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尖锐化。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与某些政府行为的矛盾；政治权力公共性与少数权力腐败的矛盾；利益分化与共同富裕的矛盾；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与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矛盾；政治文化价值多元化与社会共同理想的矛盾。所有这些，对21世纪的高中级公务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用哲学的理性探索管理的真空
理性是人类的独家瑰宝。知识工程理论创立者爱德华・费根鲍姆教授，在他的名著《第五代计算机：人工智能和日本计算机对世界的挑战》中指出：“世界上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非数学性的，只有一小部分活动是以我们在工程和物理运用中看到的那种公式作为核心。组织管理的思考几乎全都是靠推理，而不是靠计算。”
然而，人们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原有的知识和经验总是滞后的，精神上不免产生失重和真空，而理性的贫乏和滥用，都会导致思想和行动的混沌现象。这是正常与非常的统一。德鲁克说，政治家和理论家拼命在那里制作各种新学说，他们认为“不存在社会拯救的理论”，怀疑“任何社会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答案”。多年来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政治动荡和管理混乱，来自指导思想上的混乱，而思想上的混乱则根源于理论上的混乱。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人类理性的盲目性和动摇性，正待要寻求一种清醒的坚定的哲学科学理性。传统的理性模式正在衰落，老的“理性”最终要为新的、更为有用的“理性”所代替。美国西点军校编的《军事领导艺术》一书强调，要成为科学的观察者，就要具有批判的态度，站在不受情感影响，充分了解情况的客观、系统、科学的有利立场上。传统的观念和外来的理论，也许合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名言。但是，科学的哲学和哲学的科学同样认为，对现实的一切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哲学的审视，加以唯物辩证的扬弃，可能更趋向“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逻辑。这才是真正深层意义的历史必然性。
人们辞别一种理性，走向一种新的理性，并不是轻松愉快、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方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却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入而趑趄。理性的本意，是指明智、有逻辑、合情合理、正确地阐明问题而得出科学结论和决策。在今天社会竞争的条件下，动态的变化已是司空见惯。要随机应变、提高效率，只有不断吸取新知识，采取新技巧，才不至于在管理上落伍。哈佛管理丛书之一《管理的智慧和艺术》中说：经营组织，“就像在暗夜中行路，每一位领导者都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经营理念――一盏智慧的灯，来做为暗夜行路的指引，否则就难免会把握不住
方向，在黑夜中迷失自己。”问题不是要不要理论，而在于要什么样的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中的领导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事业必定成功。正如列宁曾经强调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和建设事业，具有莫大的意义。
三、哲学在管理活动中的功能
哲学的命运取决于哲学发挥怎样的功能和怎样发挥功能。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许多人怀疑哲学的作用，不了解哲学的作用，不重视哲学。综观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哲学虽无小用，却有大用。虽无近用，却有远用。虽无浅用，却有深用。
管理哲学从哲学的高度，科学地阐明管理过程的哲学机制，从而从最高层次的管理意识和观念的总体上，给予领导人员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规范和导向。阐述一种机制，就意味着对它的认识从外部现象描述进到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揭示。管理科学是对各种具体管理过程(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管理)及其各项职能(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的机制作实证的说明。而顾及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从人与人、人与物，从管理系统与整个社会、历史的宏观关系的高度上，阐明管理的总体机制，则是管理哲学的基本任务。
1．哲学能够揭示领导工作的根本规律。哲学是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对待世界的总看法、总态度。哲学所揭示的是世界事物发展的普遍的根本的规律。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不同，社会实践的任务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唯物辩证法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我国正在步入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全力加强对社会的公共管理。更需要具有专业的深厚的知识和根基，经济建设必定是更困难、更复杂、更要遵循规律、循序渐进。列宁说，整个关键不在于政治权力，而在于是否会管理，是否会正确地安排人员，是否会避免细小的冲突，使国家的经济工作不致间断。这就是说，要学习管理科学，认识管理规律，掌握管理辩证法，造就一代总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有效领导者，也就是说；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会管理的辩证法是根本。这是事关总体全局的根本大计。
[关键词] 世界遗产地 旅游产品开发 问题 对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世界遗产因其具有多方面的“突出的普遍的价值”而逐渐成为海内外人士的旅游热点。旅游开发给世界遗产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许多问题，不利于世界遗产的保护。
一、目前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
1.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对世界遗产的价值认识不清。世界遗产具有世界级的科研、历史、文化、社会和审美等价值，而往往各级领导和企业只认识到世界遗产申报成功后旅游开发给当地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即经济价值，而没有认识到世界级的科研、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或把这些价值置于次于经济价值的地位;对世界遗产的所属认识不清（世界遗产不仅是我国人民的财富，而且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有利用世界遗产的权力，更有保护世界遗产的义务）。因而，往往把世界遗产资源等同于一般的旅游资源，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后给世界遗产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2.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设计存在的问题
(1)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设计只注重市场需求，而忽视对世界遗产的保护
固然，旅游产品开发后要投向市场，但作为世界遗产，旅游产品的设计更要注重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目前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产品开发设计过于注重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而忽视了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如: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2001年,东方佛都旅游公司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的四川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区，按1∶1的比例设计建造了巴米扬大佛。巴米扬大佛是阿富汗境内的文化遗产，将之复制到乐山大佛附近，极不和谐，破坏了乐山大佛原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旅游产品开发设计的空间错位
空间开发错位是指在世界遗产不适当的位置和区域进行旅游设施的建设、开展旅游活动等。我国的很多世界遗产都存在错位开发现象。如：在世界自然遗产景区内举行攀岩表演活动。攀岩活动虽能迎合旅游者的需求，但对岩体和植物有一定的破坏。在世界遗产景区内建造大量的宾馆、饭店等旅游接待设施，导致景区城市化严重和环境质量下降，也不利于世界遗产的保护。
(3)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单一、产品层次低
我国的世界遗产资源品位高。但是，目前世界遗产地开发的旅游产品主要是较低层次的观光旅游产品，而缺乏提高层次和专门层次的旅游产品。低层次的观光旅游产品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旅游产品单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世界遗产地旅游者在时空上的分布不平衡，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对世界遗产保护不利的问题。
3.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仍然存在“三化”等现象，只是各个遗产景区出现的“三化”现象程度不同而已。武陵源在天子山顶、锣鼓塔、水绕四门等地建设了大量的旅游接待设施和商业设施，在黄石寨和天子山顶建了索道、在十里画廊修建了观光电车，武陵源的“三化”现象破坏了自然遗产原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因而，在1998年，世界遗产监测专家对其检查后给了一张黄牌警告。武陵源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将景区内的旅游设施拆除，但在锣鼓塔等地仍有部分接待设施没有拆迁，甚至还有个别地方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另外，在进行大拆迁之时，水绕四门的山体中又修建了亚洲最高的室外观光电梯，虽然几经停运和专家讨论等周折，最后还是“合法”运营。
自然遗产景区“三化”现象得到缓解,然而文化遗产景区的商业化现象仍然很严重。特别是在与社区融合在一起的文化遗产内，商业化现象非常严重。如：在丽江古城,仍集聚了1500户商铺。这些店铺分布在古城不到0.6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古城浓郁的商业化气息,破坏了文化遗产原有文化氛围的真实性。
二、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管理体制不顺
我国的世界遗产根据资源状况分属于多个不同的管理部门。因而，世界遗产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能出面操作。不同的部门为维护各自的利益，往往会产生分歧甚至是冲突。在世界遗产地景区内，各部门曾经建设过的培训和疗养机构等，就是管理体制不顺带来的恶果。
2.在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理念上，我国与国际存在差距
《世界遗产公约》不仅要求设立管理机构，而且还要求有相应的人员及配套设施。而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只要求设立管理机构,对管理人员没有做相应的规定，《文物保护法》也没有对其做相应的规定。而我国世界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以二者做依据的，从而导致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出现由一些不懂世界遗产的人员来管理。
3.目前我国缺乏遗产方面的专门人才
世界遗产的管理人员和旅游产品的设计人员都是非遗产专业人员，这些人员素质不高，缺乏世界遗产的专门知识，往往导致世界遗产的管理者和开发设计者“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例如：2002年曲阜“三孔”遭水洗事件，给“三孔”用水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扫除”冲洗。结果，由于管理者不懂得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也没有意识到“水洗三孔”的后果，因而给“三孔”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和破坏。
4.有关世界遗产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法律法规不健全。首先，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关于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总法。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只能借助《文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等规章，以及省一级关于保护世界遗产的法规。而对于如何保护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没有做出任何的规定。因而，对世界遗产建索道、观光电梯、居民大量外迁等问题，管理者因无法律依据而束手无策。其次，有关世界遗产的法律法规约束力不强，没有对世界遗产造成损坏或破坏的责任人进行严格的法律追究。从而，导致产品的开发设计者和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等一系列关联问题。
5.对遗产地旅游资源缺乏科学的评价，内涵挖掘不够
由于对遗产地旅游资源缺乏科学评价，对旅游资源内涵挖掘不够，虽然各遗产地也都开发了文化类的旅游产品，但往往浅尝辄止。仅开发一些表演性的节目，而缺乏参与性、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对于自然类旅游产品的开发往往是走马观花式的低层次观光，而缺乏深层次、高品位的专项旅游产品。或者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者忽视旅游产品的文化品味，从而出现“一流的世界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出来的是二流、三流的旅游产品”这样的现象。
三、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对策
针对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应对措施:
1.开展遗产教育
首先要让世界遗产管理者、旅游产品开发者等认识到世界遗产不是某个人、某一类人的财产，而是先辈们遗留给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而且属于我们的后辈们。其次，让他们认识到世界遗产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再次，让他们认识了解相关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律法规，明白世界遗产受到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保护。
2.培养专门的遗产人才
借鉴西方国家遗产保护教育与培训的先进经验。如：意大利拥有完善的遗产（尤其是文物）教育与培训体系。在文物修复、文物保护等方面有部级教育培训基地。学员入学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学员毕业时按成绩发给不同级别的证书，如想进国家文物机构，还得经过更严格的资格考试。此外，全国还有十几所国立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开设历史、考古、建筑、修复等科系与专业。借鉴西方国家世界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建立专门的遗产教育体制与体系，加强培养世界遗产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旅游产品开发的设计人员，加大对其教育培养的经费投入。
3.加强遗产法律法规的建设,普及遗产法律知识,加大执法力度
法律法规是行动的依据，没有遗产法律法规，就没有遗产管理的依据。目前，我国虽然有33处世界遗产，然而，除了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制定了保护世界遗产的地方性法规，没有一部国家统一的世界遗产法。立法的滞后，既影响了世界遗产资源的保护，也影响了遗产旅游的发展。所以，建议加强立法，要尽快制定颁布一部国家统一的操作性很强的遗产保护法。另外，在颁布遗产法后，还要加强宣传，普及遗产法的知识，并要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4.选择合理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科学设计遗产旅游产品
关于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模式的选择，各世界遗产地因其地理位置、资源状况等方面的差异,有不同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遗产地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
科学地设计世界遗产旅游产品。世界遗产地在进行旅游产品设计时，一定要忠实于世界遗产对旅游产品开发的特殊性要求即保护真实性和完整性，以保护为先，根据世界遗产地旅游资源特色、旅游市场需求，设计出既符合市场需求，又能对世界遗产进行保护的旅游产品。
5.理顺遗产管理体制，协调各方利益
由于我国普遍实行属地管理原则，行政级别制约遗产管理水平，从而使遗产管理水平与遗产品位脱节。世界级的遗产往往面临的是二流、三流的管理，世界遗产地的规划、保护、展示等均与世界级的遗产资源不匹配。结合我国的国情和世界遗产地出现的问题，建议实行集权式管理。将世界遗产管理权集中在一部门，建立专门的统一的遗产管理机构，对世界遗产实行专门化的管理，从而改善我国世界遗产管理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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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是一门发展中的新学科，国内外不同时期从不同侧面对它的定义和内涵有各种表述。综合其共同点，情报学是研究有效地运用信息、知识和情报的规律性的一门科学。情报学发源于图书馆学和文献学，已发展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
1信息与情报
1.1“信息链”
信息与情报是情报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情报？对这些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对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解。“信息”和“情报”，英语都是“Information”。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信息链”由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链环构成。简单地说，“事实”是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客观映射。“数据”是事实的数字化、编码化、序列化、结构化。“信息”是数据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情报”、“智能”则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换句话说，“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五个链环组成“信息链”（InformationChain）。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作为中心链环的“信息”既有物理属性也有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
1.2“三个世界”模型
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从哲学高度阐述了信息的属性。波普尔认为，信息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领域，第二世界是主观现实领域，第三世界是客观知识领域。根据这个理论，信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关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它反映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的方式；第二类是有关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隐性信息，它反映人类能感受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处于意识、思维状态；第三类是有关客观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用语言、文字、图像、影视、数据等各种载体来表示，汇成一个实在的自主的“信息世界”。以“三个世界”的理论来研究信息、知识、情报，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并列关系。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转化关系。数据不会自动变成信息，信息也不会自动变成知识，数据、信息、知识同样也不会自动变成情报。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关键要素是人。是人通过信息组织与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来实现信息、知识、情报相互转化。知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情报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但是，知识、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体现人的认知因素而且在运用中能改变人的行为的特殊信息。
包含关系。信息存在于全部的三个世界中（主观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客观的概念世界），知识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但不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中，因此知识包含于信息之中。情报也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中，是活化了的知识信息，包含于知识、信息之中。
层次关系。从数据提升到信息，主要是对数据之间建立相关性，使其有序化和结构化。从信息提升到知识，主要根据信息的相关性、有序性，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从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数据、信息、知识提升到情报，主要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活它们。
2情报学研究范式
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正是由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决定的。围绕情报学理论研究，可归纳为以下研究范式。
2.1机构范式（InstitutionParadigm）
机构范式是一种视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为社会机构的一组思想和观念，以社会学和教育学观点研究图书馆，从图书馆实践出发，研究资料（采集文献）、组织（行政机构和人员管理）、知识属性（分类、编目、采编政策等），从而驱动资料和组织的有效管理以发挥机构的社会功能。我国20世纪60—70年代情报学以及所探讨的文献合理布局，情报所的地位、作用以及情报政策、管理等都是从机构范式出发，对本行业的问题进行研究。
2.2信息运动范式（InformationMovementParadigm）
该范式起始于申农和维纳《通信数学理论》一书的通信数学模式：即信息源—传输器—噪音—接受器—信息端。信息运动范式关注的是信息运动的过程——反馈和控制。它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系统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显然，通信数学模式的概念不适合应用在信息语义上，情报用户被视为情报检索系统以外的被动接受者，要去适应检索系统，利用现有的信息。因此，该范式只是从系统角度去对待情报用户，而不是从情报用户角度了解用户的情报需求。
2.3解释学范式（HermeneuticsParadigm）
伽尔默尔提出解释学的依据是人对信息、情报的解读、解释因人的知识与经验的不同而取舍，因此要研究传播、语言、文字、知识、理解及解释。如果说卡尔·波普尔偏向把情报作为静态的客观知识来加以纯技术性的分析和处理，伽尔默尔的解释学认为，社会文化以及情报消费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在查询、解读和利用情报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关注情报流动过程中情报客体与情报消费主体的交融。
2.4技术主导范式（IT-centeredParadigm）
V.布什关于实现情报检索自动化的构想，使情报学研究的主流向着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范式演变，技术范式对情报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计算机技术突破了人类生产、处理和存贮信息的能力在数量、时间和智力等方面的限制，通信技术的进步，突破了人类传递信息的能力在距离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信息内容开发从点（字、词）、线（字符串、全文文本）、面（数据库、关系数据库）、立体（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结合）、三维空间（A/V、数据挖掘）到万象空间（虚拟真实）不断向纵深发展。情报学研究致力于发展各种先进、高效的情报系统和信息技术应用，但是，情报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情报学的全部内容，不但如此，由于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反而导致了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忽略情报学的整体研究。
2.5认知范式（CognitiveParadigm）
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语言等，来观察信息和情报现象。认知范式强调入的知识结构，研究人的信息处理原理，关注情报的利用和吸收，目的是支持和改善情报系统的设计和情报服务。认知观的变迁意味着情报学研究主体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扩大到强调情报用户的知识结构、认知过程、情报行为和人机交互等认知范围。
2.6知识主导范式（Knowledge-basedParadigm）
传统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单元而不是知识内容。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1980年提出了著名的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明确地指出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情报学要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和组织，以便绘制出知识的“认识地图”并最终按“认识地图”来组织知识。情报学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是情报学研究的新趋势。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存在于信息载体上，通常经过符号化、编码化或结构化等文献处理，内容是固定的，外在的。隐性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行为上及概念里，是个人的，没有经过文献化、内部化的，以经验为基础的。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能激活灵感和启发创新，是一种更有价值的知识，但以往这类知识只能靠个人交流获取，无法收集和加工利用。情报学要超越显性知识，研究收集、筛选、加工、整理隐性知识的理论和规律。当前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情报学界研究热点和学科体系成长的标志，最终将使情报学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一门学科。
2.7经济学范式（EconomicsParadigm）
情报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早期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基本方法，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式来评价情报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的价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等也成为情报经济学的主要议题。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情报经济学年会，内容主要围绕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面向21世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网络革命掀起的全球信息化所提出的众多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正在推动情报经济学开拓新的领域。例如，信息（情报）经纪业、竞争情报、博弈论、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等，都成为情报经济学研究热点。
2.8人文范式（CultureParadigm）
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要同人文科学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进行整合，从而研究信息民主与信息专制、信息自由与信息保护、信息平等与信息歧视、信息富裕与信息贫穷、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以及信息污染、信息灾害、信息伦理、信息法律、信息政策、信息文化等以人为主体的信息环境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突出人文因素的研究，提高人的信息素养，将使情报学更加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和情报学自身的发展要求。
3国内外情报学发展现状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拓展了情报学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使情报学研究带有时代特征，同信息科学群的其他学科协调、融合、互补，进入了一个情报学整体更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是情报学创新的原动力，但国外情报学研究迅速改变“技术至上”的倾向，技术与理论并重，技术与人文并重，技术与经济并重，不断探索情报与技术最佳匹配模式。情报学研究从强调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重视以用户为中心来设计信息系统和情报检索开始，逐步引入解释学、认知观、人文因素等新成分，现在关注的焦点移向知识管理和利用、以人为本、用户/信息/技术/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平衡。情报学不断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与时代的要求俱进，与技术的发展俱进，与社会的进步俱进，不断拓宽情报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目前已形成为一门多范式交叉、多学科集成的全方位情报学。
我国情报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引进国外情报理论，开始学习和探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式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为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基础，一些有影响的情报学专著如《情报学概论》、《情报数学》等相继问世。另一个高潮是开始计算机情报检索的试验、应用和研究，出现了计算机编制主题表、汉字切分、中文全文检索、自动标引等应用研究。我国情报学关注领域和研究重点开始从文献转向技术，从理论转向应用。截止1998年统计，新中国成立50年来情报学领域计18369篇，按11个论文主题分类，论文数排名分别是情报组织管理、情报基础理论、情报检索、情报分析研究、情报服务、情报搜集、情报技术、情报事业、国外情报事业、情报整理、情报教育。关于理论研究方面，情报学界出版了《现代情报学理论》等专著，近年来在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情报学研究的定量化、情报学认知观、经济情报学、知识组织和管理、竞争情报、内容开发等广泛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说明我国情报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据2000年9月统计，我国目前培养情报学硕士的高等院校和情报中心有22个；培养情报学博士的单位有4个；情报学作为一级学科单位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2个。
4情报学与相关学科
4.1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
美国学者S.Hemer1984年在“JASIS”上发表的《情报学简史》认为，情报学是在图书馆学、计算机和穿孔卡片、研究与发展、文献学、文献与索引技术、传播学、行为科学、微观与宏观出版、视频与光学等学科领域相互整合的结果。情报学与图书馆、文献学在学科性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要研究编目与分类、存档与索引、检索与获取等技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是情报学的基础之一。图书馆学是以图书期刊为对象，以馆藏、出纳、阅览等为工作重点；文献学以文献为对象，以揭示报道、加工、研究、提供每篇文献以至每个数据的内容为重点。情报学以信息和知识为对象，以内容开发利用为重点，广泛采用情报技术产生、搜集、整理、检索、传递、分析、利用情报。情报学对信息加工组织有质的飞跃，对组织信息是由线性组织（字符串、全文文本）、平面组织（数据库、关系数据库）到立体组织（A/V数据），进而到虚拟组织（虚拟真实、时空信息）。
4.2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群
信息科学群的崛起，是信息现象日趋复杂化、信息爆炸性增长、知识重要性增加、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领域对信息现象的共同探索，形成了信息科学群。信息科学群是以信息为基本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扩展人类信息功能为中心研究目标而形成的一个横断性、综合性学科群体。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起着重要作用，为信息科学群各个范畴提供新思路、新概念和新方法。综合有关研究，信息科学群的研究范围包括：哲学范畴、认知范畴、计算机科学范畴、信息交流与管理范畴、社会科学范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有关信息范畴等。
4.3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具有血缘关系和学科延续性，信息管理学在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二者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关系，而是一种衔接关系。从发展趋势看，两者将形成互补互动的学科关系。情报学50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研究方法体系可为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信息管理学开发和利用当代信息资源的新技术和方法可为情报学弥补学科空缺领域提供借鉴。对于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来说，一方的研究向另一方研究领域发展会给双方学科带来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
5情报学核心研究内容
情报学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研究内容。情报学作为信息科学群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阐述信息现象并回答有关信息查寻过程中的智力行为问题，而且这种回答必须是科学的并基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本领域独有的调研方法。ASIS主席萨拉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学科分为两大块：情报分析和情报检索。情报分析是指：情报学家对文献和文献结构的分析研究，研究作为内容载体的文本；研究不同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尤其是科学传播；情报的社会背景；情报利用；情报搜寻和情报行为；关于情报和相关论题的各种理论。现在情报分析与情报检索之间存在鸿沟，情报学的任务就是填平这道鸿沟。他认为，“待这两端成功相连之际，便是情报学这门学科羽翼丰满之时”。综合萨拉塞维克等学者的观点并从现实出发，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可包括理论方法、信息管理和服务、情报分析、信息检索、知识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等6个组成部分。核心领域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理论方法。主要探讨和研究情报的性质、现象和过程、各种理论范式、情报学与相邻科学的关系等学科建设方向。当前尤其需要关注信息与社会进步、信息与经济活动、信息与大众传媒、信息与教育、信息与人文、信息构筑、信息生态、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伦理、知识产权、行为科学等课题。
2）研究方法。需要关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以及情报的量化分析、引文分析、文献知识发现等课题。
3）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分析和服务活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分类、信息资源管理体系、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信息生产者与用户的关系；信息系统质量评价等；有关信息格式、内容加工和传输的各种标准和规范等。
4）信息检索。以信息处理和情报内容加工为主的研究。包括：元数据、界面设计、可视化、主题词表、分类表、概念分类、Web网站构筑、多媒体检索、跨语言检索、检索策略、搜索引擎等。
5）知识管理。知识单元、知识存储和管理、知识获取、知识提取、知识发现、知识表述和分类、知识挖掘、自然语言理解、语料库、知识工程应用研究、知识管理与统计学、机器学习、自动推理、问题求解、人类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分析研究、最佳实践（BestPractice）和实践团体（CommunityofPractice，COP）、协同网等。
6）情报分析研究。从信息挖掘、抽取，对信息进行分析、加工，提供情报咨询服务，以及其相应的信息系统，如竞争情报（CI）、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S）、决策支持系统（DSS）、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DSS）、在线分析处理（OLAP）系统、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CSCW）等。
7）应用和服务。应用范围包括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在线教育、在线学习、在线保健、在线娱乐、在线金融等。服务范围包括网络接入商（LAP）、网络服务商（ISP）、网络内容商（ICP）、应用服务商（ASP）、网络培训商（ITP）、系统集成商（SI）、网络咨询等。
8）技术应用。技术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信息内容技术：信息数字化、全文检索、搜索引擎、多媒体内容检索、自动标引、自动翻译、自动摘要、数据挖掘、文本挖掘、信息提取等。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支持的知识内容加工和知识吸收、转换等。数字图书馆技术。
9）信息教育与人才培养。包括数字鸿沟、计算机文明、信息技能、专业结构、人才素质、教育制度、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网络学习等课题。6情报学研究方法
1）社会调查法。情报调查法是指人们在社会情报实践活动中对客观情报情况的调查了解与分析研究方法，是搜索、跟踪、获取和开发利用情报资源的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又可分作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用现场观察法，后者又分作访问调查与调查表调查。
2）引文分析法。研究文献的被使用和被引用，也就是研究质量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由于《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引文分析法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情报学分支。对引文这一线索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某项发明或技术的应用范围、现状、著作水平、学科发展趋势等。
3）系统科学方法。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出发，主要研究科技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最优设计，以及解决科技情报系统的最佳运行、实现最优服务等问题。
4）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包括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引文规律、文献老化规律、文献增长与冗余等已形成的理论体系。文献计量法开始向其他学科输出、扩散、渗透，利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可以描述和解释许多分布机制相似的社会现象，如收入分布、利润分布、人口分布、不合格元件分布、通信间隔分布等。
5）科学计量法。科学计量试图通过定量方法寻找科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准规律，并为更有效率地开展科研提供指导。20世纪60年代初，D.普赖斯等人倡导并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科学自身，E.加菲尔德创建了“SCI”大型数据库，视为科学计量学的肇端。30多年来，许多情报学研究人员在该领域作出了许多重要成果，此外社会学和政策研究人员也投入这一新领域，使其研究对象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的生产率问题、科研资金投入的最优化、预测学科发展趋势、识别不同学科之间以至科学活动同技术活动之间的联系、科研绩效评估、描述科学活动规律和准规律、研究科技人才和科技教育问题等等，形成蔚为大观之势。
6）信息计量法。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和他的学生埃格希（L.Egghe）1988年主张用信息计量学代替文献计量学，提出了如下信息计量的发展逻辑过程：书目统计学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的提出表明情报学定量化研究已由文献单元深入到文献中的各个信息单元、知识单元；已由文献计量分析发展到信息计量分析，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将真正实现“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的这一飞跃。
7）网络计量法。1997年Almind和Ingwersen首次提出网络环境下引文分析的概念和“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s），将传统信息计量方法使用在Web分析上，对诸如语言、单词、词汇、频次、作者特征、作者合作的能力和程度，以及对作者的引文分析，学科或数据库增长的测量，新概念、新定义的增长，信息的测量，检索措施的形式与特征进行了研究。网络计量法可用于研究因特网的知识结构、学科性质、信息组织特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信息交流规律，探讨学科、机构、国家、地区的科学发展趋势，研究网络用户的信息需求和网络查寻行为，指导网络建设和网站管理。
8）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由于科技文献和知识的爆炸增长，科学分工越来越细，跨学科的信息传递变得更加困难，就会产生知识的分裂，并且随着知识的持续增长，分裂现象会更加严重，尽管现代每个人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必定有许多未被人们发现的知识点、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假设某学科发现医学状况A与症状B相联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发现某营养成分缺乏C与症状B相联系，则A与C也发生了关系。但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学科隔行如隔山，A与C的联系则长期蛰伏着，未被发现。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情报学专家K.Swanson博士创立了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并开发了Arrowsmith系统。
7情报学前沿领域
情报学的发展将通过与不同学科的碰撞交叉而产生前沿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和扩大研究范围。据有关研究，前沿领域有：
1）“数据库知识发现”（KDD）研究。数据库知识发现是目前十分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情报学家利用“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开发出各种软件系统，揭示数据库中不同领域知识的联系和问题的答案，找到了知识发现的新途径。
2）语义网研究。语义网实际上是一种智能网络技术，能理解人类语言，并能推理，不仅可以理解词和概念的涵义，而且还能理出其间的逻辑关系。语义网技术一夜之间得出的组合方式将比一个人穷尽一辈子心力想得到的还要多，有助于人们提高自身的直觉和分析能力，促进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合作。美国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希望到2005年用“语义互联网”取代目前的万维网。他将互联网变成一个巨型大脑，每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都能享受人类自5000年以来的全部知识。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语义网问题，也是情报学将有很大作为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项目有：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法、语义计算机模式的研究，潜在的语义索引，复合词的分析模型研究，自动构成多语种词库，存取多语种信息，用户自适应集合分类法研究，知识共生现象研究，网络知识搜寻等。
3）3G（GreatGlobalGrid）研究。欧洲各国正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3G技术，主要目的是将各种网络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像今天的电力网格一样，方便地送到每个用户那里。目前在因特网上，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网络站点，将来，可以通过网格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对用户提供各种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也就是将分布于全世界的计算机、数据、信息、知识等组织成一个逻辑整体，用户可通过网格门户透明地使用整个网格资源。核心技术包括：信息优化使用技术，网格资源管理技术，网格中的作业调度技术，网格安全技术。
4）信息构建（InformationArchitecture）。美国建筑师R.S.Wurman于1976年在美国建筑师协会年会上首次提出IA的概念。1989年，他在《信息悬念》（InformationAnxiety）一书中对IA作了定义，就是如何组织信息，把复杂的信息变成明晰，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实现其信息需求。随后，随着因特网的发展，IA的理念和应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情报学界和信息管理学界。IA是把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组织信息和构建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已引起国际情报学界重视和关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并把它的理念合理地运用到情报学研究领域上来。
5）知识管理研究。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还包括对知识有关的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等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目前的研究热点在于：知识组织、知识链、知识发现、自然语言理解、知识管理工具、知识转换模式和4力场（4Ba’s）研究、实践社区、最佳实践库、智能、知识网络化研究等。
6）数字图书馆研究。数字图书馆正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媒介迁移运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一些文化机构将进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传统文化资源将被开发成经济资源，导致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数字图书馆需要跨行业、跨学科、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共同解决技术问题、管理问题、运营问题和法律等问题，不同学科将从不同领域对发展数字图书馆作出贡献。情报学的理论、方法、技术是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支柱，同时情报学也将吸收数字图书馆集成的各个学科的养分进一步实现现代化。
7）信息技术应用。技术方面前沿课题很多，包括：元数据技术、语料库技术、海量信息存储与压缩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像检索技术、语言检索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多语言浏览器、跨语言信息检索、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自动抽词、自动索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概念分类（Ontology）、信息安全和保护技术等。当前要着重内容和知识开发利用的新技术和新应用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实现这些技术和应用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基础建设和标准规范的采用。
8）小世界现象。从很大的人口中任意挑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彼此认识的概率有多大？任意挑出的两个人当中要达到彼此认识的最短链条是多长？1967年，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Milgram）做了一个实验。他给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随意选择的300多人发信，要求他们把他的这封信寄到波士顿市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人，分别由每个人独自联系。米尔格拉姆告诉每个发信人有关目标人的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地、职业，如果发信人不认识这个目标人，他们把这封信寄给他们认为与目标人比较近的，而且是他们认识的一个人。于是开始了发信人的链条，链上的每个成员都力图把这封信寄给他们的朋友、家庭成员、商业同事或偶然熟人，以便很快到达目标人。米尔格拉姆发现，有60个链条最终到达目标人，链条中平均步骤大约为6，这个结果说成“六度分离”（SixDegreesofSeparation），广为传播。“六度分离”在学术上称为“小世界现象”或“小世界问题”。近年来，小世界现象引起了数学家、情报学家、物理学家、计算科学家、行为科学家、数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出广阔的应用领域。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的世界中，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是我们情报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而且统计表明，尽管互联网上信息数以亿计，但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L最多达到19，因此互联网连接具有小世界现象。可以运用小世界网络理论来改善因特网中的信息流。“小世界现象”对于情报工作者如何快捷、准确获取网上信息提供新思路。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曾民族教授等的大力协助，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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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企业；国际化；跨文化管理；知识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3—0110—02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实施国际化战略已成为中国企业的共识，只有主动“走出去”才会抢占更多的市场先机。但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些企业也越来越感受到跨文化背景下企业从事国际经营管理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等各种各样复杂变化的环境，致使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受到越来越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出：企业不能再以世俗的眼光将跨文化管理看做对文化差异的管理，而必须触及以全球网络、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为重点的新区域经济的管理活动。这也为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如何将知识视为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最有价值的资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二、跨文化管理理论综述
谈到跨文化管理，大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多元文化差异及跨文化冲突等概念，在大量的跨文化管理研究文献中，也是过多地强调了文化是一种隔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素。如吉尔特·霍夫施泰德（Geert Hofstede）从五个维度（权利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度/女性度、不确定性规避和时间倾向）具体测量了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比较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实践特点，发现各国在文化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各国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显然是有其文化背景的。
跨文化冲突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源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冷战刚结束、苏联解体不久，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Clash of Civilization）。1993年夏季号《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发表了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一文，并引起学术界广泛而激烈的竞说争鸣。亨廷顿本人随后也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中，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政治方面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导致全球格局变化，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第二，文明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文明基础上建立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第三，世界范围内，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第四，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八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根据威尼（Viney，1997）的观点，对待文化的方式乃是各大企业间商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因素。施奈德和巴梭（Schneider and Barsoux，1997）的论著被誉为是当前跨文化管理文献中研究最透彻、最有思想震撼力的。他们指出，跨文化管理的关键因素在于认识到其任务“不是去中和或包容文化差异，而应该依赖于这种差异”。他们认识到依赖于这种差异就意味着必须培养跨文化学习和参与能力。比利时学者杜伯里兹和西蒙（2000）认为，那些能够吸收具有多元文化背景员工的多样化经历的公司可以“拥有一种用批判的精神来解决棘手问题的更开放的平台”。
三、国际企业知识管理面临的跨文化问题
关键词：后现代 管理理念 非理性 以人为本 协作整合
后现代思想理论概述
溯至19世纪80年代，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che）提出“上帝死了”、“强力意志”、“理性的原罪”等观点，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渊源。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和方法逐渐渗入管理领域，后现代管理思想孕育萌发。自后现代管理概念被首次提出之后，人们对现代管理学基本假设的质疑日益加深，撼动了现代管理的理论根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后现代管理这一综合性思想已盛行于西方现代管理学界。
1957年，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提出了“后现代世界”（postmodern world）的观点，随后又创设了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等重要的管理概念。1979年，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J・F・利奥塔（J.F.Lyotard）在其著作《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论述了后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特征，同时指出现代与后现代并非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后现代总是隐藏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状态的冲动。……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J・F・利奥塔，1997）。在此之后，后现代的哲学理念和研究方法逐渐在管理理论领域展开。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现论已经对西方现代管理学界产生日益强烈的影响和冲击。1990年，Stewart R. Clegg 出版了《现代组织：在后现代世界的组织研究》一书，其中将后现代管理看成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管理形式。他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中所体现的分化；而在后现代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去分化，这主要体现在团队和多元化等方面。Felix Alvarado（1996）对现代组织理论和组织设计如何体现现代组织特点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后现代组织的设想。国外各学派自立其说，争鸣思辨，在组织管理理论和组织文化研讨中，不断从新的视角出发，以极大的包容延展性提出了诸多颇具启发性的理论思维。
基于后现代思想在创设与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丰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后现代思想是批判现代思想的新思潮，它否定理性主义、否定管理的普遍主义和绝对科学，否定传统的管理研究方法和线性发展观，反对用主观设定的固定模式阐释和衡量非连续性发展的现实世界。宣扬批判和怀疑的精神，主张多元化（diversification）和差异性（differentiation）的研究方法，崇尚非一体化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罗珉、李永强，2002）。出于对现代管理思维和方式的质疑和否定，后现代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诸多观点，这为管理科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对于更新和重塑管理理念具有启示价值。
以人为本
现代思想中的理性所推崇的标准化以及理性思维都难使组织独善其身，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为后现代思想所推崇的非理性之存在价值提供了现实依据。出于人类非理性的思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求体现人性，关注人的情感和心理，赋予人们追求信仰和张扬个性的权利。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格外，更不可忽略人生而有之却又祛之无法的自然感性。正是情感使人在喧哗浮躁、物质欲膨胀的社会下，获得心灵归属的满足；也正是这种情结成为组织文化和凝聚力的精神源泉。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行事的法则固化为事前机会成本分析，事中处处衡量得失，事后数字利益评估……结果成就者无有心灵的慰藉，获助者亦不怀感恩之心。可见，精神虚无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理性决策的统治而得以滋生的。以人为本即要打破理模式，挖掘非理性思维的价值，一方面使得那些在理性牵引之下泯灭了个性的鲜活个体获得精神上的新生；另一方面，激发非理性的有逆常规的思维，以培育创造性智慧的萌芽。
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管理领域里强调尊重管理客体，通过创设良好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给予个体成长与发展的机会，积极帮助恢复个性的自由本真。既然奇迹绝非来自理性的逻辑推演，那么管理中应遵循人类心理活动规律与本性要求，对制度进行更为人道的再设计，拒斥平庸无奇、鼓励奇思妙想，打破按部就班、诵唱流程再造，以体现以人为本的弹性管理优势。
学习再造
无论是实证研究成果，还是社会实践经验，都印证了现代管理手段和方式有其适用的局限，或者说其并非为永恒真理。因而后现代思想将质疑视为高尚的品质，厌倦因循守旧，倡导推陈出新。但怀疑固有认知、批判现存真理的基础，是对事物要有更为全面地把握和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组织只有不断学习、激发灵感，才能颠覆已有判断，创设性地提出新理念和新方案，实现怀疑―批判―立新这一螺旋上升式发展。在知识爆炸、信息更新迅猛的今天，企业要保持同业竞争优势，必须营造一种氛围，将学习溶入组织思想和目标之中，同时将其化为组织的一种日常行为。通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等五项修炼（彼得・圣吉，1990）不断增强组织自身学习力；通过引进新技术和新理念，完成组织再造、流程再造等管理创新，挖掘动态环境下的整体战略潜能。
协作整合
协作整合的理念源于后现代思想转喻认知过程对于关系的探寻。在管理世界无论是对人的管理，还是对组织的管理，当达到更高层次的管理境界时，在关系中谋求协作整合便成为一种必然。现代思想用二元对立的理论解释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组织与其竞争对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因而处于利己角度的考虑，一方总是试图压制和掌控另一方。然而整体是由关系各方共同构筑的，漠视看似弱者的偶然性影响，而追捧貌似强者的必然成就所带来的谬误往往超乎想象。现实结果就是人类拼力征服自然，却常被自然界所报复；组织在优胜中获得满足，却耗损了大量资源；非人性管理实现了效率，个体人却日渐迷失彷徨。因而，如何实现高度融合之下的整体效应成为管理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协作整合的理念首先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要求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减低对世界平衡的破坏，遵循规律、求得和谐共存。因此组织应实施绿色管理、生态经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其次，在现代社会里，组织只有在博弈中共同进化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消除组织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对立关系，取而代之以伙伴关系，才能实现组织间的合作共赢。而合作要求组织结构变革，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无边界组织、网络化组织、虚拟组织、扁平化组织以及战略联盟的流行正表明了整体观对经营模式、合作竞争关系的影响。最后，组织内部人性管理也是协作整合理念的应有之义。世界是由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共同构成的系统。管理中一味关注于人的行为约束，而忽视支配人的行为意识，实际上就割裂了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统一体的存在。现代管理中固化人的行为，进而约束人的主观意识，这种精神抑制将狭隘人类对物质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多元性和敞开性世界给予人类思维发散与精神自由的空间，组织应通过自由权利的赋予，互信互利关系的搭建，给人以精神激励，从而促使个体迸发出突破既往的思维谋略，以超越历史。
平等参与
现代思想基于宏大叙事的普遍性原则，倚重权威，剥夺边缘小众的话语权力，导致众多特殊的、异质声音被压制和排斥。而与之相对，后现代思想的小众叙事基于社会多元化，要求打破话语权的垄断，通过赋予成员挑战现实和抵制权威的勇气，予之充分的表达机会，以实现无障碍平等沟通。宏大叙事规则解释下的管理世界将普遍性误解为完整性，忽略小众叙事的价值，而正是各种交错或者相连的小众论断，才能将诸多偶然性、片段性的事实串联成反应多元社会现实的完整判断与描述，并基于此构筑更为符合实际的管理模式。一个平等参与的组织，视管理者与一般员工具有同样的自治力、责任感和创新精神，承认多主体的决策价值，而不将权威决策视为最优选择。为了实现成员平等的话语权，组织将模糊其内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界限关系，营造开放的语境，支持不同声音的表达。组织成员在平等参与中日渐形成完全自主的人格，能够自我克制、自我管理，并在个体认知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牵引组织内部各组成要素互动，实现组织资源的全面整合，以获得最大的管理效益。
柔性管理
相对于现代文化的刚性特点，后现代反对管理的机械模式，主张建立体现柔性管理的有机范式。现实管理世界是一个极易变动的系统，管理过程之初可能极为简单，但经过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发生连续性变动之后，却会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即混沌状态。但是此种混沌状态不同于一般杂乱无章的混乱状况，其中的现象事实经过质性思考与量化分析之后，可从中理出某种规则。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探讨了动态系统中无法用单一数据关系，而必须用整体、连续数据关系才能加以解释及预测的行为。在管理领域，混沌理论指导企业必须从柔性角度分析现实管理问题：一方面要顺应人的心理行为规律，强调内在精神和优良价值观，注重成员主动行为和自我约束，使得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让位于自我管理的团队合作；另一方面，组织要冲破刚性管理模式的有形界限，不依赖于固定的组织结构和稳定的规章制度，不断调整和改变自身，创设反应敏捷、灵活多变的管理模式，以适应外部环境并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
综上所述，后现代运用特有的人文思维逻辑创造了迥异于现代主义特征的文化知识，为透彻地理解管理现实提供了全角的认识视野，为创新管理理念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但需要指出的是，现念并非遭到全盘否定，后现代的思想精粹为现代管理学的发展指引了构想的方向，并帮助管理者以全新的思维实现管理模式的优化，最终谋求管理科学与管理实践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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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管理；儒家文化；对接；建构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61-03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主干，经过长期的丰富发展，早已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严密完整的文化体系，对中国古代及今天的生产生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所确立的道德规范，曾长期成为调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重要原则，在现今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准则。
一、现代管理开掘吸收儒家文化的意义
任何管理模式都有其文化底蕴和一定的渊源，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无论是欧美还是日韩、拉美、东南亚，无不贯穿着深厚的文化影响。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发展至今，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儒家文化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和经济的纽带，深入到本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就是在西方，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呈现扩大的趋势，欧美许多国家大力支持孔子学院的建立，一些国家工商管理界把《论语》作为管理伦理、商业伦理的辅助教材，还经常召开诸如“儒商精神与现代企业发展”之类的研讨会，兴起新的儒学风暴。
中国历史以结构稳定、脉络清晰而著称于世，这有多种主客观原因，但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最初的管理理念中，儒、道、法、墨都曾各执一端，学派林立，但最终支配中国人意识并形成管理思想体系的是儒家思想，并最终形成左右中国社会发展方向、进而影响周边世界的一种固定理念。儒家文化和现代管理方法之间有着紧密的系统性联系，儒家文化的基本原则、精神完全适用于现代管理方法的实践和应用。世俗化的儒家伦理包含了勤奋工作、重视纪律、严于律己、和谐团结、节俭无奢等价值规范，这些世俗化的儒家理论也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最近十几年现代儒学运动发展势头迅猛，传统儒学文化与现代管理对接的良性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古为今用交织渗透的过程。传统管理哲学的积极引入同现代管理结合产生出显著的优化效应，使其得到国人的充分重视和接纳，产生观念上的传承和转化，最终，使传统管理哲学与现代管理学研究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面对21世纪的新型社会，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发展已至顶峰，潜力几乎挖掘殆尽，新管理方法正在不断寻求新的文化和理论体系作为基础，进一步充实管理学思想，这对现代管理学、对中国的儒学思想都是契机。任何有效的管理科学的出现和发展都要立足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缺少对民族文化遗产中管理思想的深入开掘与研究，不利于中国现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新时期，研究融合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科学与人文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文环境相适应的管理思想极为必要。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跨地域跨文化管理成为中国业界面临的重要课题的今天，从现代管理的角度去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着不容质疑的意义。
二、儒家文化和现代管理方法的内在契合与对接
从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来看，许多方面是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契合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儒家文化的优势是以整体思维见长，分解思维稍劣，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体现在整体性上。它表现在管理上，就会形成整体管理特征，即现代管理要求的系统化管理，西方思维方式以分解见长，不易通观把握整体局面。现代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权变管理，它需要连续的动态性思维才能担当起不断选择新目标的功能，这必然要求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而儒家传统思维方式充满强烈的逻辑性辩证性，这种情况下，儒家文化中的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便为现代管理提供了内在的充分逻辑要求。
2.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人本管理，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理念上要深刻地认识到人的价值开掘。西方管理虽然也重视人，但把人当作经济的人，即便是后来的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等，人主要还是充当了工具作用。儒家文化思维方式中的主体思维重视人本身，提倡以人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等。人在管理中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工具，更是终极目的。儒家思维方式还有强烈的功利倾向，“知以致用、知行合一”，这种讲究实效的实用理性思维正符合现代管理讲究效益的原则，对于现代管理的指导，有着重要的理论应用价值。
3.竞争合作与中庸思维。竞争与合作，在传统西方管理中把它当成对立的两极，而现代管理却把二者结合起来了，这正是儒家中庸思维的优势，即把矛盾两端直接结合起来，使双方处在和谐统一体中，在自身应有的适当限度内发展，不会无故突破限度压倒另一方，引起矛盾统一体的破坏。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孔子学说的根基，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管理学界对中庸的讨论，是始于本土化管理研究的兴起，很多人是从管理哲学的角度涉及到中庸的管理思想，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模式，其基点就建立在中庸原则上。
4.天人合一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传统西方管理是建构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上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使人把世界对象化，不可避免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疏离，地球变成人类的私有财产而被无度掠取；主客体的对立还导致了自我的分裂一一自我被分割成了主体和对象两部分，人在拥有自己的同时又在远离自己，由此导致一个难题：它一面造就了物质财富的丰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环境的危机、人与人关系的危机，人自身的危机。
现在愈来愈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省并将目光投向东方，他们对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思想倡导宇宙大我的和谐共存，天地万物的相依共生，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爱，就其实质来说，正是有机的整体性思维的体现。而这一切，也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精髓所在。
三、现代管理在立足于儒家文化底座上的重新建构
现代管理要求中国在吸收学习国外先进模式经验的同时，继承儒家文化的底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达到一定的中西管理理念的兼容与平衡。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现代管理的重要文化资源，以儒家文化为底座，兼收并蓄，对中国现代管理进行重新建构已成为必然。
1.寻找现代管理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结合点。中国目前管理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是找到传统人文精神的现代转换点。王永庆曾说：“今天中国式管理，如果能针对中国美德、固有文化重新再思考，我们将会更加进步。”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需要把中国特有的人文环境、现代西方的管理思维及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实现有机融合。
新的管理体系应从“灵魂和精神”入手，恢复管理中人的主体地位，超越以往行为哲学对人的社会心理层次的关注，直接上升到文化价值层面。社会活力在于高素质群体积极的创造性劳动，要倡导在单位里形成一种有利于员工身心发展的工作环境，追求一种卓越良好的集体认同，把激励落实到整体共同价值理念上，塑造优秀的群体意识。另外，管理要从“使用人”提高到“发展人”的层次，正确认识人在各生产要素间的辨证关系，尊重员工的主人翁地位、人的价值和尊严，注重开发职工的潜在智慧与创造力，寻求潜能的最大发挥及人本质力量的最大外化，为社会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当然管理也包括对管理者自身的管理，管理者在有效管理下属与员工的同时，以身作则、以德为先是管理者必须拥有的良好道德品质，以此作为职工的表率，也是各业领导者修己安人的重要部分。中国管理模式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德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传统文化精髓，并影响着现代管理思想。因此管理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创造条件把组织意志变成职工的自觉行动，在广泛的领域内协调管理二重性的关系，实现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会使单位管理及管理理论都实现质的飞跃。
2.实现理性精神与儒家文化人本主义的结合。管理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管理观念本身的威力，更重要的要依赖于经济力量和管理主体的力量，中国以往管理倡导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源的思想是不合实际的。新的管理体系的构建必须在强调主体道德价值的基础上凸显功利的追求、知识的探索与能力的培养，从而实现德智义利的结合。
管理的两个世界在不同的经济原理作用下运行：科学理性的世界以计划、控制和系统分层为特征，它是物质的世界、加工的世界和效益最大化的世界，在管理活动的实践中讲求程序化、系统化、科学化，利用科学和系统化手段使管理得到新的升华；人本主义的世界以定位、组织、使命、团队为特征，它是心理的、认知的世界。在方法和理论层面进行人本化、可持续化和信息化、法制化的演变，重视人的因素。为适应现代管理的需要，中国管理理论的建构必须大力整合管理精神中的“科学”与“人文”这些似乎对立相左的理念，从“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的基点出发，重视对人的发展规律的研究，用引导激励的方式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实行参与性和灵活多变的管理方法，以适应日趋民主化、复杂化的管理环境。通过“目标管理”、“参与管理”等方式实现个人目标同社会目标的结合，体现人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的本质，以“发展人”为前提、以创新为动力、进行“全面发展人”的努力，追求“无为而治”的境界，从而不断促进管理效率的提高。
3.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文化实现对接，打造现代儒商。“儒商思想”就是体现在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弥补了西方的过于理性、工具化的不足。是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儒商的出现是（下转273页）（上接262页）对“官商”的否定，是对“奸商”的抛弃。儒商能更好地承担起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文明之责，把富裕和奉献、竞争与合作统一行动起来。儒商治商理念主要体现在“君子受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和“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实现了义和利、自强与自律的协调。
同时，儒家高度赞同对“人和”的重视，这是符合现代管理人力资源理论的观点。人和作为各业伦理规范，积极倡导建立和谐的业内业外运行环境，在培养群体意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营造了和谐的团队精神。儒家人和的管理伦理思想与企业、商业文化融合，倡导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配合德和中庸两个重要的方向，它们共同组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倡导很多现代管理者推崇的柔性管理，它在组织管理中发挥着特有的职能。
当然儒家文化对现代管理方法也有消极影响，这是现代管理要极力避免的一面。如儒家管理思想一方面有积极调解社会危机的作用，另一方面惯性传递着“大一统”的基因，形成“大而全”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强调行政控制，忽视市场，把企业看成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使企业组织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管理机制上，以德治企，实质上仍然是人治机制，容易出现重视人情管理，架空企业规章制度，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平均主义的影子仍然时时出现；又由于儒家思想强调协调，少数服从多数，出类拔萃的个人很少有机会脱颖而出。强调共性，强调大局整体，忽视个性，极大地影响一些优秀人才发展；儒家文化过于追求人际和谐，往往造成庸俗的人际关系，儒家管理容易出现专制的一言堂倾向，个人决策独断专行，排斥异己，、不透明、不公开、不民主现象较严重。
所以，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应当是批判继承。儒家管理思想有现代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要敢于甄别继承，创新改进、适应现代社会的儒家思想，才是充满活力的儒家思想。
自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开始，上百年来，学者和实践家们一直在努力探求如何做好管理这个复杂的课题。近代以来，对于西方管理思想我们总是以一种膜拜的心理来学习，而儒家管理思想以人本主义管理哲学为基础，初步建立起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伦理管理模式，奠定了其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因此，作为优秀的现代管理者，除了应该选择性吸收西方管理经验，融合于传统的管理理念中，还应充分重视对古代经营管理智能资源的开发，发挥其益人神智、长人才干之作用。与此同时，还必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慎重对待儒家管理思想的一些糟粕，结合现代社会的具体实际进行恰当的改造和转换，发挥古代经典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 樊浩.论中国特色的管理精神与管理模式[J].管理世界，1992，（1）.
[2] 韩光莉.儒家思想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J].管理百科，19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