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2 00:02:39
一、全行信贷业务基本情况
（一）各项贷款稳步增长
截止9月末，全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92.92亿元，较年初增加19.95亿元,增幅11.53%，从五级分类来看，正常类贷款余额189.66亿元，占全部贷款的98.32%，关注类贷款余额2.44亿元，占全部贷款的1.26%，不良贷款余额0.8077亿元，占全部贷款的0.42%，其中的77.42%为次级类贷款。
（二）主要业务指标完成情况
1、到期贷款收回率实现控制计划。截止9月末，我行到期贷款收回率达99.87%，高于目标计划1.37个百分点。超额完成控制计划。
2、低效信贷客户退出任务完成全年任务的110%，超额完成全年任务。截止9月末,全行实际完成退出5户，金额3300万元，完成全年核定退出计划的110%。
3、银行承兑汇票余额控制在省行计划内。根据省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承兑汇票管理的通知》要求，我部切实加强了银行承兑汇票管理，截止9月末，全行银行承兑汇票余额44.32亿元，较年初增加8.41亿元，控制在全年计划（45亿元）以内。
4、不良贷款下降幅度较大，超额完成全年计划。截止9月末，我行不良贷款8077万元，较年初下降55216万元，超额完成全年不良贷款控制计划（63293万元）。
二、以来，我部以上级行信贷业务全流程管理为指导，深化信贷审批体制改革，狠抓新办法新制度落实，加强授信执行工作管理，全行信贷业务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取得新进展。
（一）深入推动信贷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信贷业务健康有效发展。
前三季度，我们严格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全行风险管理要求，从客户准入、授权授信及低效客户退出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对信贷结构调整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全行有效信贷投放快速增加，信贷客户结构持续向好。
1、坚持“有进有退、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认真落实客户名单制管理。一是加强行业信贷政策指导。年初，为适应宏观经济形势变化需要，把握信贷投向大局，切实从行业信贷政策上防止各行盲目营销，提高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管控能力，我们根据总行下发的行业信贷政策，结合我市各行业发展状况及客户特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进与退、保与压的具体界限，提高了行业政策管理的可操作性，有效控制了宏观经济波动形势下部分行业的信贷风险。二是深入实施法人客户名单制管理。根据总行下发的电网、火电等行业客户分类标准和客户分类名单，我们对已确定分类结果的，有针对性的制定差异化管理策略，加大对优质客户的支持和维护力度，同时，加大低效客户退出工作，保证退出质量，全面加快全行法人客户结构调整步伐。首先加大信贷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中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要求的企业新增贷款；其次加快退出落后产能客户和项目占用信用，按照工信部和省政府公布的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和企业名单，深入排查、摸清底数，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化解风险。
2、严格客户准入，进一步加强法人客户评级授信管理。一是认真做好年度信用等级评定工作。4月份，根据省行《关于做好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的有关精神，我们对全行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工作进行了部署，首先进一步明确了评审程序和调查内容，对全行评级资料从行业政策、环评政策、财务状况、资料上传等方面进行了集中审查，保证了评审质量和效率；其次对于省行集中评审发现的问题，我不安排专人进行组织反馈工作，第一时间将初审问题发到各经营单位，指导各单位有针对性地做好补充反馈工作。今年，经我行集中审查，共审查评级材料331份，上报省行审批通过aaa级客户80家，aa+级客户116家，aa级客户122家，有效地优化了客户结构，为降低经营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科学调整授信管理策略。在严格授信额度核定管理的同时，积极推行了整体授信项下用信业务品种的组合管理，根据风险大小和风险控制难易程度，明确了客户授信的不同业务品种组合方案要求，积极引导了业务品种结构的优化，降低了信贷风险。
3、强化风险前瞻性意识，继续做好潜在风险客户退出工作。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去年相比有了显著变化，国务院、省政府都陆续下发文件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要求的企业新增贷款，为有效控制信贷客户潜在风险，今年我们继续通过直接锁定客户、直接监测、直接考核的方式，进一步加大了退出工作的管理力度。年初，在总结近年低效客户退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与各支行沟通，最终锁定低效客户5家，下达退出计划3000万元。同时，通过逐户查询、监测通报、检查考核等措施，及时掌握各行退出情况，推动了全行低效客户退出工作顺利进行。目前锁定的低效客户已经全部退出，金额3300万元，完成全年核定退出计划的110%。
（二）顺利完成c3上线，确保c3平稳运行。
总行将山东省分行作为信贷管理系统三期上线的唯一试点行，于1月15日切换运行，为确保c3成功上线运行，省行制订下发了《山东省分行信贷管理系统项目群投产业务操作方案》，并于1月5日召开信贷管理系统三期成功上线动员会。为配合省行做好c3系统成功切换平稳运行工作，我部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我部高度重视c3上线工作，严格按照上级行的各项工作要求，明确了各时间节点、各阶段、各环节、各部门工作任务、统一了工作方法和步骤 ，明晰了工作流程和职责分工，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工作步骤细化到每一个时间点、落实到每个责任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二是安排专人沟通联系，及时汇总问题反馈信息。为了把c3上线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汇总反馈到上级行，我部安排专人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汇集各支行及客户部门反馈的信息和问题，并在第一时间向上级行反映，以便及时得到解决，确保c3运行平稳。三是认真组织信贷人员培训。为了c3平稳运行，上级行通过视频或现场方式多次组织c3操作人员培训，我部派c3操作人员参加上级行组织的每一期次的培训，并通过notes、操作提示、再培训等方式进行向下传达，确保操作人员熟练掌握操作方法。四是协助总行c3项目组完成系统运行调研工作。为了充分了解和掌握c3运行情况以及信贷操作人员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今年上半年，总行c3项目组多次到我行进行现场调研工作，我部均按照调研组的要求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组织支行客户部门准备好需要维护录入系统中的数据资料，并派专人全程陪同总行调研组人员进行现场操作和调研工作。
（三）授信执行工作落实到位。
加强授信执行管理是推进信贷业务经营战略转型及精细化管理的必然要求，今年以来，我部紧紧围绕“一个规划四个办法”开展授信执行工作。一是认真组织信贷人员参加“一个规划四个办法”业务培训。精心组织市行和支行全体信贷业务人员参加省行举办的“一个规划四个办法”视频培训班，并组织本部门和前台部门5人组到视频会现场参加培训，为下一步扎实开展信贷业务授信执行工作奠定良好基础。二是精心组织召开贷后管理例会。6月24日，组织召开贷后管理例会，对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贷后管理定期分析报告进行了集中审议，查找风险点、议定工作措施、落实措施执行责任人。贷后管理例会的成功召开，为客户经理在以后的贷后管理中指明了工作重点，有效提高我行的贷后管理水平。
（四）强化信贷风险管理，提升信贷基础管理水平
1、规范审查行为，进一步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我部尽职履行审查职责。今年以来，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年信贷发展纲要》工作要求，围绕国家“转方式、调结构”的宏观政策导向，省行扩大了进一步扩大了对二级分行的信贷授权，全体审查人员在业务量增加的同时始终把“风险可控、效率优先”作为工作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岗位职责。同时，审查人员牢固树立服务宗旨，为经营行搞好服务，营造后台为前台服务、为全行服务的意识，做到把握重点、审查尽职、风险可控、优质高效，有力地促进了信贷业务高效、快速发展。
2、强化到期贷款的监测、管理，不断提高贷款到期收回率。到期贷款能否按期收回是评价各行信贷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各行信贷资产质量好坏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各级行高度重视贷款到期收回工作，将贷款到期收回率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绩效考核范围内。为此，我们加强了对到期贷款的监测、预警和催收。一是及时贷款到期提示，风险经理督促经营行提前做好到期贷款的催收工作，尽可能提高到期贷款收回率。二是及时预警信息，提醒经营行对收回难度大、经营恶化的贷款客户及早做好清收或资产保全工作。三是加强对各行贷款到期收回率的监测。按季对全行到期贷款收回情况进行监测分析并进行通报。通过对各支行贷款到期收回率情况进行深入比较分析，揭示了全行贷款到期收回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了加强贷款到期管理和展期条件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促使全行贷款到期收回质量不断提高。
三、加快风险经理制度改革、提高操作风险管理水平、加强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全行的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风险经理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发挥信贷监管作用。
一是我部风险经理按月对被派驻行月度内信贷业务整体运行状况和贷款收回情况进行在线监测，剖析到期贷款收回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整改意见或建议，发送被派驻行行长、分管行长和客户部门；按季对客户部门信贷业务和客户经理贷后管理尽职履行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较好地发挥了风险管控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二是建立风险经理例会制度。定期召开风险经理例会，由风险经理向例会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利用风险经理例会对风险经理进行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同时，为风险经理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经验信息的一个平台，进一步加强对风险经理管理工作。
（二）成功组织了两次专项风险评估工作。
为了贯彻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精神，上半年，在上级行指导和市行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完成了银行卡及电子渠道和信息技术专项风险评估工作，一是成功完成银行卡及电子渠道专项风险评估工作。我部作为银行卡及电子渠道专项风险评估工作的牵头部门，与电子银行部和其他相关部门通力合作，通过问卷调查、会议访谈和现场检查等形式，查找风险点、发现风险隐患，并针对性地制定风险防范措施，最终形成了银行卡及电子渠道专项风险评估报告。银行卡及电子渠道专项风险评估工作的成功开展，有效地提高了我行的银行卡及电子渠道风险防范能力，为我行银行卡及电子渠道业务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成功完成信息技术专项风险评估工作。信息技术专项风险评估工作由我部牵头，和信息技术部合作完成。信息技术工作专业性强、影响面广、是我行各项业务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本次风险评估对象涵盖了机房、网络及各种前置系统，评估内容非常全面，包括信息科技治理架构、信息安全管理、系统开发测试、系统运行管理、应急管理、数据备份和灾难恢复等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情况；运行的重要信息系统、前置系统的安全状况；机房、网络通信、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设施的安全状况等。本次风险评估工作的成功实施，对于提高我行的信息技术管理水平、信息系统应急管理能力以及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维护能力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完成操作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上线工作，强化操作风险管理。
2月，新的操作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成功上线，由于操作风险直接影响我行的风险资本的计量工作，我部高度重视操作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工作，一是加强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工作培训。今年2月，我部组织市行和支行全体操作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业务人员参加省行举办的视频培训班，并组织人员参加现场培训和业务操作指导，使业务操作人员充分认识到推广操作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重要意义，具备熟练应用操作风险系统系统开展工作的能力。二是及时录入操作风险事件和事项。我部安排专人管理操作风险信息系统，对于我行发生的操作风险事件和事项，及时通知并协助事发单位做好录入上报工作。三是做好系统的其他维护工作。我部按照系统维护的要求，按月维护关键风险指标和当前数据，按季做好操作风险分析报告工 作，并指导支行和市行各部门做好系统的月度季度数据录入维护工作。
（四）加强十二级分类管理，提高资产质量管理水平。
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是风险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今年上半年，我部继续加强信贷资产十二级分类管理工作，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管理水平。一是加强风险经理培训工作，增强风险经理对资产风险分类的监控能力。对风险经理加强业务培训，使其掌握十二级分类的核心定义和要求，指导风险经理在对十二级分类审核时，不要过渡依赖十二级分类系统，要严格按照信贷资产风险分类的核心定义进行信贷资产风险分类。二是组织引导支行做好风险分类自查工作。对信贷资产的十二级分类是动态和变化的，二季度，我部组织支行做好风险分类工作自查，指导支行根据债项主体和第二还款来源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客户的信贷资产十二级分类等级，使分类结果正确反映信贷资产风险状况。为我行的信贷资产方案制定、减值准备计提、经营绩效考核等提供正确的依据。三是配合银监局做好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偏离度检查工作。二季度，滨州市银监局对我行进行了信贷资产分类偏离度抽查工作，我部全力配合银监局对我行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检查工作，把银监局贷款偏离度检查作为对我行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工作质量高低的一次重要检验。
（五）加强信贷基础管理工作，提高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质量
1、进一步加强对系统工作的指导和管理。积极参与省行、市行、人民银行、银监局等组织的综合调研活动，先后开展了政府融资平台、“两高一剩”行业、纺织行业、造纸行业等多项调研活动，对相关行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督导，同时针对业务经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解决建议，为上级行决策提供了依据。
2、积极配合总行集中审计工作，保证审计工作圆满完成。为迎接总行的集中审计，我行于自2月8日至3月8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业务自查自纠活动，我部组织信贷条线各小组对我行信贷业务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检查，对信贷业务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及时纠改。5月初，总行审计组进驻后，我部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对检查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解决，保证了总行集中审计工作的圆满完成。
四、信贷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和不足
，我行信贷管理工作虽然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信贷风险防控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增强。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去年我国金融机构进行了创下历史纪录的信贷投放量，我行的信贷投放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金融机构投放量虽然有所减少，但也维持在相对高位。信贷资金的大量投放，对我行的信贷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风险防控的压力逐步加大。但目前我行信贷风险防控技术相对落后，风险控制手段比较单一，政策制度执行力仍然偏弱，提升信贷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任重而道远。
2、授信执行环节仍然比较薄弱。一直以来，用信和贷后管理是我行信贷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授信执行中“重营销轻维护、重投放轻管理”的现象仍未根本改观。风险监测及检查表明，我行授信执行方面的问题仍然比较多，突出表现在放款审查环节落实不到位、合同使用不当、贷后检查流于形式、押品管理薄弱、档案管理混乱等。
3、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模式尚未确立，风险管理方式、方法急需创新。目前我行的全面风险管理尚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对于风险识别、计量、监控的手段单一，缺少有效的方法、技术和工具，目前仍处在主要依靠从业经验来判断、管控的粗放式风险管理阶段。
4、信贷队伍有待进一步加强。与目前业务发展需求情况相比，信贷人员队伍需进一步加强、壮大，尤其是客户经理需求缺口较大，在信贷人员的选拔、培养、储备等方面，应进一步加强。
五、下半年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
第四季度，我部将紧紧围绕“抓执行力建设，提升效率质量”，认真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信贷政策，以调整信贷结构为主线，以防范化解信贷风险为重点，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制度体系、优化操作流程、落实风险责任、强化基础管理，加快信贷退出和风险管理，进一步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促进全行信贷及风险管理水平的稳步提升。
（一）明确信贷投放重点，不断优化信贷结构。第四季度我部将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明确信贷投向。一是提高抵质押贷款比重，降低风险资产。二是加大对创新能力强、产业前景好、有订单、有利于带动就业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在支持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把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纳入信贷扶持的重点。加强对新材料、新医药、新信息个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三是积极研究、制定和落实有利于扩大消费的信贷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增加对消费贷款的投放。四是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
（二）坚持风险排查工作，实施差异化的信贷管理策略。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信贷资产质量劣变的风险始终存在。我行将客户普查分类和风险排查工作相结合，明确战略合作、支持、维持、压缩、退出五类客户在授权授信管理、业务流程、担保管理等环节中不同的管理策略，实施对不同级别客户的差异化管理，增强风险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xx中国工商银行信贷员年终个人工作总结开头
时间悄然走过，参加工作的日子已经两年半了，作为邢台银行沙河支行的一名信贷员感触甚多，回顾xx年的工作，在总行及各位领导的关心及全体同志的帮助下，我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和业务技能，积极主动的履行工作职责，较好的完成了本年度的工作任务，在思想觉悟、业务素质、操作技能、优质服务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提高。现将本年度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 加强学习，努力提高业务技能。 一年来，我认真学习信贷知识，阅读相关书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掌握了基本的财务知识和信贷业务技能，第一时间熟悉总行新业务的流程，办理了邢台银行第一笔商品融资贷款，并且与物流监管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为我支行以后办理商品融资业务打下基础。 由于在信贷岗位上时间不长，很多信贷知识没有接触到，因此每次总行组织的相关培训都积极参加，同时工作之余翻阅相关信贷书籍，增加自己的“知识库”，通过上网查阅，及时掌握国家相关产业政策，降低因国家宏观调控产生的信贷风险。
二、 认真仔细，踏踏实实的做好本职工作。 我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正确认真的去对待每一项工作任务，在工作中能够积极主动，认真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能够及时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 作为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造成信贷风险。因此，我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增强责任心。我深知信贷资产的质量事关邢台银行经营发展大计，责任重于泰山，丝毫马虎不得。 在贷前调查，我坚持贷款的“三查”制度和总行制定的信贷管理制度，结合贷款新规，对每一笔贷款都一丝不苟地认真调查，从借款人的主体资格、信用情况、生产经营项目的现状与前景、还款能力，到保证人的资格、保证能力，抵、质押物的合法有效性;从库存的检查、往来账目的核对到房屋和设备的实地考察;从资产负债情况的计算、产销量和利润的分析到经营项目现金净流量的研究、贷款风险度的测定，直至提出贷与不贷的理由，每一个环节我都仔细调查，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在贷后检查，每月不定期到企业仓库进行查看，及时了解产品行情，掌握原料的进价和产成品的销售价格，分析企业当月盈利情况及在我支行的现金流入流出情况，撰写调查报告并定期上报总行，得到了总行贷后部门的通报表扬。
三、 积极主动，完成总行下发任务。 在总行开发授信评级系统期间，积极与总行项目组配合，提前、高质量的完成项目组下发的每一项任务，并受到总行领导的表扬认可。在总行开发的新业务中，认真学习、研究相关文件，梳理流程，积极与公司业务部门领导探讨修正现有流程的欠缺，得到了公司业务部领导的肯定。
回顾一年的工作，自己感到仍有不少不足之处，一是业务素质提高不快，对贷款风险把控还不成熟，;二是只满足自身任务的完成，工作开拓不够大胆，在管理方面经验尚浅。 在新的一年里，我将努力克服自身的不足，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认真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开拓，履行工作职责，服从领导，当好参谋助手，与全体员工一起，团结一致，为我行经营效益的提高，为完成2015年的各项任务目标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政治与业务素质。一年来，我能够认真学习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能遵纪守法，敢于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忠于职守、实事求是、廉洁奉公、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认真学习了江--的"三个代表"精神，能较好的理解了"三个代表"精神的内涵，在"三个代表"学习过程中，能及时的发现存在的问题及对"三个代表"精神领悟不透的地方并及时加强学习，予以改正，使我在思想觉悟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同时，利用工余时间认真学习金融业务知识，不断充实自己的工作经验，对于联社下发的各种学习资料能够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业务工作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协调办事能力、文字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2、履行职责，踏踏实实的做好本职工作。我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正确认真的去对待每一项工作任务，把党和国家的金融政策及精神灵活的体现在工作中，在工作中能够采取积极主动，认真遵守规章制度，能够及时完成领导交给各项的工作任务。一是严格规章制度，把好信贷资产质量的第一道关口。作为一名信贷内勤，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的分量，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出现信贷风险。因此，我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增强责任心。针对城区居民集中，借款户身份证容易使用混乱的状况，我建议领导将贷户的证件按申请先后顺序登记名字、号码后，在城区信用社全部核查，确定无借款后再办理手续。一年来无论是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天，我坚持到其他信用社核查，对于多户借款者、垒大户者坚决不予办理。同时，为了更好的把关守口，我还通过关系，向有关单位的同志，学会了真假身份证的辨别能力，只要是假的证件，我一眼就能辨别出来，从而把好了信贷资产质量的第一道关口。二是坚持信贷原则，做好借款的审查。我深知：信贷资产的质量事关信用社经营发展大计，责任重于泰山，丝毫马虎不得。一年来，我坚持借款的"三查"制度和联社制定的信贷管理制度，对每一笔借款都一丝不苟地认真审查，从借款人的主体资格、信用情况、生产经营项目的现状与前景、还款能力，到保证人的资格、保证能力，抵、质押物的合法有效性;从库存的检查、往来账目的核对到房屋和设备的实地考察;从资产负债情况的计算、产销量和利润的分析到经营项目现金净流量的研究、借款风险度的测定，直至提出贷与不贷的理由，每一个环节我都是仔细审查，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在贷前审查时，我做到了"三个必须"，即借款条件必须符合政策、借款证件必须是合法原件、借款人与保证人必须到场核实签字，并且做到生人熟人一样对待，保证了借款发放的合规、合法。三是提高工作质量，及时准确的做好信贷基础资料的管理。搞好信贷基础资料的记载、收集、管理，是信贷内勤重要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即繁琐又重要，需要经常加班加点来完成。我坚持做到了当天帐务当天处理完毕，从台帐、分户帐，到插卡、抽卡;从销帐、记息，到登记贷户经济档案，全部核对从不过夜。仅20**年，我社就累放借款5000多万元，达上千笔业务没有出现过一笔差错。在人行和联社的多次检查中，都受到了好评。
3、精诚团结，为提高经营效益尽心尽力。一年来，我与同事们能搞好团结，服从领导的安排，积极主动的做好其他工作，为全社经营目标的顺利完成而同心同德，尽心尽力。一是千方百计拉存款，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走亲串朋动员储蓄存款，为壮大信用社实力不遗余力，全年共吸储60多万元，较好的完成了信用社下达的任务。二是积极主动的营销借款，我不断强化借款营销意识，破除"惧贷"的思想，寻求效益好的贷户，在保证信贷资产质量的前提下，主动做好贷户的市场调查，对于那些有市场、讲信用的个体工商户给予信贷支持，全年累放借款200多万元，年底余额150万元，无一笔逾期。三是勤勤恳恳的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除做好本职工作外，我还按照领导的安排做好其他工作，如每天的上门收款，旺季时深入到学校代收学费等，都能够与大家一起协调好，共同完成任务。
回顾一年的工作，自己感到仍有不少不足之处，一是业务素质提高不快，对新的业务知识学的还不够、不透;二是本职工作与其他同行相比还有差距，创新意识不强;三是只是满足自身任务的完成，工作开拓不够大胆等，在新的一年里，我将努力克服自身的不足，在专业科和信用社的领导下，认真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开拓，履行工作职责，服从领导。当好参谋助手，与全体职工一起，团结一致，为我社经营效益的提高，为完成20**年的各项目标任务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信贷工厂 流程化 标准化
一、“信贷工厂”在商业银行中的实践
最早引进“信贷工厂”模式的是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通过战略投资者――新加坡淡马锡金融控股集团引进并实践该模式。继这之后，民生银行、杭州银行等商业银行也引进该模式为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服务，“信贷工厂”模式正陆续在国内实践并推广。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建设银行“信贷工厂”的实践。建设银行总行在2007年10月率先引进淡马锡信贷工厂模式，将江苏镇江支行作为试点机构创建了“小企业业务镇江模式”品牌，于2008年6月开始试行，取得卓越成效，建行便在全国推广试行。其特色：信贷产品不断丰富，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依托政府平台，加强客户沟通；引进联贷联保方式，实现三方合作共赢；组织架构与服务流程再造，服务效率提升。
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开展“信贷工厂”。民生银行2009年在全国范围展开“信贷工厂”模式复制，通过集约化、标准化、批量化的流水线作业，充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针对性设计IT集成系统，辅助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其亮点：产品系类创新；特色营销机制；信贷管理创新。
城市商业银行――杭州银行开展“信贷工厂”模式的实践。结合杭州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小企业实际情况，杭州银行实现“信贷工厂”本土化。主要特色：单线审批，直接授权；风险管理创新。
二、不同类型银行“信贷工厂”模式的比较分析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型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实践“信贷工厂”模式中，实现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集约化、标准化、批量化的流水线作业，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各家银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自身特点结合实际情况，模式中又有独特之处。
信贷产品标准化方面，各家银行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通过对信贷客户类型细分，开发了一系列标准化产品。城市商业性银行对信贷产品的深度研究能力有限，在制定标准化信贷产品的时候不需要开发一系列完备的信贷产品系列，而是结合当地经济政策环境及中小企业发展情况，选择基础大、需求相似的细分市场进行研发，形成具有特色的标准化产品系列，发挥“少而精”的优势。例如，杭州银行针对当地基数大的特殊行业推出了适合大型百货商场供应商的小企业的“百货贷”、休闲服务行业小企业的“连锁贷”、适合专业市场个体工商户的“租金贷”、超市供应商小企业的“超前贷”等标准化信贷产品。
组织管理结构方面，虽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总行和分行能够下放一定审批权限给“信贷工厂”，但实际实行双线管理，即钻石团队同时受中小企业中心和地方支行共同管理，团队及成员的具体业务指标、日常培训等工作由中小企业中心负责，但业绩考核仍按照原来的行政层级进行操作。而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单线审批、直接授权。例如，中国银行小企业业务实行三级结构分成管理，一级分行负责管理、二级分行负责经营、支行负责销售，而杭州银行小企业信贷实行总行、分行两级管理机制，总行信贷经理和支行信贷经理具有同样审批权限，这样就使得小企业信贷业务审批速度更快。
信贷风险控制方面，由于中小企业存在信息不透明、财务制度不健全等特点，导致我国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信息不对称现象尤为明显。为了最大化规避风险，商业银行就更加注重对软信息的考察，“信贷工厂”中的产业链交叉印证就是考察中小企业软信息的一种。动用关系型贷款，能够很大程度解决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中型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合作上要远多于大型国有控股银行，其激励机制能够更容易催生高质量的软信息，是中小企业软信息商业性生产的主体，所以在关系型贷款上，中型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相对国有控股银行更有优势。
信息技术支持方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更具有实力。要充分发挥“信贷工厂”的优势，则需要强大的IT系统作为支撑，强大的IT系统能够使生产、加工、服务变得更加严谨与高效，利用IT系统代替人工系统进行预测、记录和分析，能够节约成本、降低风险。例如，中国银行、民生银行都开发了信贷工厂的配套IT系统，高效地处理流水线作业。但信息技术更新换代非常快，研究开发成本非常高，因而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而言，这方面的相对门槛较高而投入有限。
三、“信贷工厂”评价
从不同商业银行践行“信贷工厂”模式的特点对比分析中可以得出：信贷产品研发及信息技术支持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比城市商业银行更有实力；而组织结构和信贷风险控制方面，城市商业银行审批基层少，并与地方中小企业有更为频繁密切合作关系，使得更易于快捷、高效处理中小企业信贷业务。
笔者认为，针对“信贷工厂”模式不同的商业银行要根据自身特点，综合考虑中小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短期生存能力、中期成长能力以及长期发展能力，来选择最大化附加价值设计信贷产品，从客户选择标准化、流程设计差异化中扬长避短，继而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其次，深化贷前尽职调查、开发客户信用系统；交叉销售体系化、提高客户忠诚度；贷后管理精细化、建立“过程控制”考核体系等方面来优化“信贷工厂”的流程。
总之，国内商业银行需结合银行自身属性，构建以战略事业部制或准事业部制为基础的信贷工厂模式。结合各行政区中小企业的行业特点，按照市场营销、业务受理和尽职调查、审查审批、贷款发放、贷后管理、信用恢复和集中清收的流程，积极生产使用中小企业的信贷产品，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雪中送炭，也为银行信贷业务开拓新的盈利增长点，实现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双赢。
参考文献：
关键词:信贷总量;经济增长;新增信贷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7.011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7-0027-03
如果把信贷总量作为一种调控工具,相对利率和准备金率等其它工具而言,其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信贷管理更为直接有效。郭克莎(1990)、李京文(1992)、武剑(2000)和周建中(2003)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做出系统分析,即使对未来的估计可能存在一些误差,但对于过去统计结果的剖析足以说明信贷投入一直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呈加速上升态势,始终在50%以上,在未来15年里信贷贡献率将超过60%,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
一、信贷总量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
1、信贷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速密切相关
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资本投入与我国经济增长同样存在密切关系。资料显示,我国信贷总量余额的增长波动性要大于GDP增长的波动程度,但整体趋势却呈现明显的一致性。从1992至1993年,我国经历改革开放后第二轮严重通货膨胀,信贷余额同比增速接近25%,GDP增速也超过14%,在控制货币供给的紧缩调控政策下,又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0年前后,我国信贷余额同比增长率回落到接近8%的水平,与之相对应,GDP的增速也回落到7.6%。而从2001年到2007年,信贷供给增速波动上扬,到2007年第三轮通货膨胀出现时,信贷总量余额增速均值在15%左右,而同期GDP增速也稳步上升,到2007年达到11.9%的10年内新高。从信贷增长和GDP增长两个变量统计数据走势观察,我国的宏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信贷总量变化的影响,辨证地看,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也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进而影响到信贷供给总量,尽管因果与程度难下定论,但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确定无疑。
2、信贷余额增长的影响因素:存款与利差
信贷余额30年来逐渐增加,说明新增信贷总量一直超过偿还到期信贷数量。这种现象与我国处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总需求不断扩张相关,而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分析,存贷差逐年增大也是银行主观不断增加信贷投放的关键因素。资料显示,自从1978年开始到如今,银行存贷敞口呈喇叭状逐渐加大,而这个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逐渐深化,银行经营自主性程度逐渐提高,银行风险意识逐渐加强的过程。
我国工业化起步晚,金融市场不发达,可供广大居民选择的金融产品一直比较稀缺,基金、保险等理财产品得到认可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所以储蓄是居民最主要的理财选择,储蓄总量规模连年递增,目前已经超过20万亿。储蓄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在满足存款准备金要求的情况下,理论上讲只有尽可能增加信贷投放才可能减小持有资金的机会成本,增加收益,所以银行存在放贷的冲动。
3、新增信贷变化反映经济增长特征
信贷总量是众多金融机构信贷行为合力作用的结果,是信贷微观运行在宏观数量上的反映。从自身利益出发,金融机构本身存在信贷供给的冲动,但信贷余额是累计结果,还不是反映信贷行为的最佳变量,新增信贷可以不计偿还信贷的对冲量,直接表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行为。
信贷供给总是与宏观经济的增长和波动相伴。尽管各个金融机构的体制和重点不同,但信贷行为却有十分明显的同质性,不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信贷扩张与收缩几乎同步调,这一方面说明信贷行为与银行制度相关性不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无论什么体制的银行,信贷行为也必与宏观经济大背景合拍,或者银行自身的逐利行为自发顺应了宏观经济周期。
新增信贷来源的结构变化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全面增长和行业配置优化。相关数据显示,国有商业银行的新增信贷占所有当年新增信贷的比重已经出现明显下降,从2001年的55%下降到2008年上半年的39%,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新增信贷占比均值基本保持在25%左右,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的新增信贷占比则出现明显上升。农村金融机构新增信贷投放对象大多在农村地区,表明针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在增加,这无疑有利于工农二元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政策性信贷产业扶持的作用更明显,在信贷总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政策性信贷占比逐步上升,而且比重明显超过城市商业银行,表明政策性银行信贷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正与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过渡的趋势相吻合。城市商业银行的迅速发展,有利于信贷资源的区域配置,地缘优势决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小,对地方经济和产业的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原来国有商业银行主导信贷所决定的信贷区域配置欠均衡的不足,促进经济整体的协调发展并且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
4、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与经济周期
近5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逐步下降,这一方面说明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信贷行为风险意识加强,更主要原因是这些年宏观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经济处于上升周期,主观违约概率降低,加之信贷总量迅速扩张,不良贷款比率自然下降。事实不断证明,市场化程度越高,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增长和经济景气度的相关性越高。行业和整体宏观经济的景气度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进而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
5、信贷结构变化反映经济增速与方式
从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的变化可以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方式、速度和波动。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整体情况与信贷增速类似,但各项信贷数量与资金运用总量的占比几乎单调递减,从1994年的80%以上下降到2008年的不足60%,信贷新增余额与资金运用新增余额的比例也呈同样的趋势,说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配置在不断多元化,储蓄快速增加,银行存贷比不断减小,故而用于其他类型投资比重必然上升。另外,从信贷投放结构看,短期贷款与信贷总量的占比明显下滑,由1994年的67%回落到2008年的43%,平均每年下降1.7个百分点。而同期中长期信贷的总量占比则显著攀升,从19%几乎单调上升到51%,平均每年上升2.3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属于投资拉动型,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过大,增速过快。
二、信贷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因果关系检验
从统计数据分析,信贷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十分明显。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银行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间的因果关系。基本步骤为:
1、单位根检验判断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
2、Granger检验判断时间序列数据间的因果关系。
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信贷增长率序列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二者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可以确定信贷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序列的平稳性。
从信贷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走势看,信贷由超前于国民生产总值渐变为略滞后于国内生产总值,因此谨慎起见分别就1982-1998年和1994-2007年的数据作格兰杰检验。数据有交叉,增加样本空间而不影响结果,对于1982-1998年间的样本数据,“Y 不是 X的原因”,对应概率为0.07795,拒绝原假设,即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是引起信贷变动的原因;“X 不是 Y的原因 ”,对应概率为0.47485,接受原假设,即信贷不是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原因。对于1994-2007年间的样本数据,“Y不是 X的原因”,对应概率为0.02665,拒绝原假设,即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是引起信贷变动的原因;“X 不是 Y的原因”,对应概率为0.64614,接受原假设,即信贷变动不是引起GDP变动的原因。
我国银行信贷变动具有内生性,尽管有些年份信贷变动先于经济周期的波动,但也不能认为信贷变动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更可能是信贷对宏观经济预先反应的结果。我国过去常年将信贷规模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当前信贷投放仍然服务于宏观调控的需要,但放贷机构经营市场化增加了信贷行为的主动性。对比前后两个样本期检验结果,1994-2007年间接受“信贷不是经济增长原因”假设的概率增大,表明信贷的内生性要更强于前一个样本期,影响信贷投放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计划指令转变为经营利润。据此可以判断,银行紧缩信贷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减速,而如果经济减速却可能引起银行信贷投放减少。
我国经济增长的50%以上靠投资拉动,而从统计数据分析,信贷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之间,有相同趋势又有相背离的情况,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仍需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检验。这里选取月度数据为样本,期间为2001年1月至2008年8月,在做Granger序列检验之前,仍要通过单位根检验判断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贷款余额序列分别在0.01和0.0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说明序列符合稳定性的要求。原假设“信贷增长不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原因”,对应的概率水平为0.03305,拒绝原假设,即信贷是引起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的原因;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是信贷增长的原因”,对应的概率为0.24034,接受原假设,即固定资产投资不是引起信贷变动的原因。
三、结论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可知,信贷总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信贷的总量、结构和增长速度变化能够反映出经济总量、增长模式和波动的状况。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变动是信贷增长变动的原因,反之则不然;信贷增长变动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变动的原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变动是经济增长变动的重要原因,表明信贷变化可能不是整体经济增长变化的原因,却可能是经济总量组成部分变动的主因,从而证明通过信贷可以调整经济增长的结构。在仍以信贷为主要融资方式的经济体系中,信贷调控是宏观调控最为有利的方式,这就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在宏观经济变化中不断调整信贷投资策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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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贷政策 金融立法 对策建议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受了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罕见国际金融危机、严重自然灾害、物价持续上涨等严峻挑战。信贷政策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来通过加大对“三农”、就业、中小企业、扶贫、助学、区域发展、救急应灾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和房地产信贷的调控，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尽管“十一五”期间我国信贷政策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制定、实施和监督中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制约了信贷政策的有效发挥。
一、“十一五”期间我国信贷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现状
（一）信贷政策制定现状：涉及领域多，政出多门
从调控内容看：“十一五”期间，我国出台的信贷政策涉及多个领域，政策内容大体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与货币总量有关的信贷政策（见表1）。通过信贷政策措施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动性。如，调整住房消费贷款的首付款比例，适当扩大或收缩内需，并利用这些产业链条较长、与上下游产业关联度较高的特点，从需求方调控经济增长速度。
表1：“十一五”期间我国出台的与货币总量有关的主要信贷政策（房地产方面）
第二，扶持类信贷政策（见表2-1、2-2）。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贷款贴息、政策扶持等多种手段，引导信贷资金向国家政策需要鼓励和扶持的地区及行业流动，以扶持这些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发展。包括对“三农”、中小企业、民贸民品、就业、助学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方面的信贷支持。
“十一五”期间出台的扶持类信贷政策还包括支持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产业健康发展，以及县域经济、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等方面的政策。
第三，限制类的信贷政策（见表3）。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方式，限制信贷资金向某些产业、行业及地区过度投放，体现扶优限劣原则。具体是对“两高一资”落后产能、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等限制行业的信贷调控政策。
第四，信贷法律法规（见表4）。旨在引导、规范和促进金融创新，防范信贷风险。如，就保障性住房、流动资金贷款等信贷管理以及支持县域经济的信贷考核等，以部门规章来规范金融机构相关信贷业务。
表4：“十一五”期间我国出台的信贷规章类主要信贷政策
从制定部门看：“十一五”期间，信贷政策制定部门涉及人民银行、银监会、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多个国务院部委。
第一，以人民银行为主导的信贷政策。①单独制定。人民银行自主出台了涉及三农、中小企业、民贸民品、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多项信贷政策；②与金融监管部门联合制定。如，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就房地产、奶业发展、三农、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联合出台了相关信贷政策，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就服务业、中小企业、林业发展、灾后重建等出台信贷政策；③与相关部委联合制定。如，人民银行与商务部、税务总局联合制定了出口退税托管贷款和出口外包服务业的信贷政策，与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下岗失业小额担保贷款的信贷政策等。
第二，以银监会为主导的信贷政策。①单独制定。银监会独自制定了小企业、服务业、助学、项目融资等方面的信贷政策和信贷规章；②与相关部委联合制定。如，银监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台了工会创业小额贷款的信贷政策。
第三，以相关部委为主导的信贷政策。如，发改委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十部委出台了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限制类信贷政策；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制定了与房地产有关的信贷政策等。
（二）信贷政策实施现状：实施效果与预期存在差异
“十一五”期间，我国出台的信贷政策在促进宏观调控目标实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信贷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仍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信贷政策在传导实施中效力弱化。许多信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实施主体各个层面对政策的认知、认同度逐步减弱而很难达到有效实施。如，对“三农”和中小企业的信贷，虽经多年反复强调但至今仍是薄弱环节。
第二，信贷政策传导实施中出现“断档”。目前，商业银行总行都有一套信贷准入标准、审批授信程序、信贷产品、业绩考核、责任追究等内部管理规定，若没有出台相关的信贷指引，具体经办行在工作中很难操作。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就没有出台针对下岗失业小额担保贷款的系统内部具体规定。
第三，市场主体对部分信贷政策反应不够敏感。信贷政策的正面效应是公认的，但对“调控”类如淘汰落后产能、规范房地产发展等信贷政策，往往会与地方、企业和银行的利益冲突，缺乏自主敏感反应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多年来，产能过剩和住房价格“居高难下”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
（三）信贷政策监督现状：监管部门不明确
目前，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都拥相应的监督检查权，但金融机构对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由哪个部门具体实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均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致使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监督信贷政策方面存在交叉。
人民银行方面：主要采取“窗口指导”的方式引导金融机构落实信贷政策。
第一，指导金融机构编制全年信贷规划并根据调控形势适时调整，使之与我国预期经济增速相适应。如，2008年四季度，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人民银行适时调增了2008年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
第二，召开“窗口指导”会议，引导金融机构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合理投放信贷资金，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如，2010年第四季度，面对信贷需求旺盛、信贷扩张势头增强、通胀压力上升、流动性管理压力增大等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房地产调控、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淘汰落后产能等政策落实中出现的新情况，人民银行在2010年11月和12月连续召开信贷形势座谈会，引导金融机构加强自我调整信贷行为，保持信贷适度增长，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第三，开展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强化金融机构自觉执行信贷政策的责任意识。从2008年起，人民银行在部分省区试点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目前已全面铺开。评估工作主要从执行信贷政策效率、房地产信贷、涉农信贷、助学信贷、再就业小额信贷、中小企业信贷等方面，定期对金融机构进行评估，并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通报，以增强金融机构对信贷政策的执行效力。
银监会方面：重点对信贷资金的“合规性”进行监督，通过现场和非现场监管理指导金融机构防范信贷风险。
第一，进行持续风险提示。银监会多次对于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楼市的问题给重点风险提示。
第二，加强对重点行业信贷风险的防控。如，针对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信贷风险隐患增多的情况，2009年，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开发商、项目公司和母公司的授信统一管理，实施并表监管，防止信贷资金被挪用为资本金，防止房地产企业杠杆率过高。
第三，完善信贷法规建设。2009年下半年以来，银监会先后出台“三个办法、一个指引”，从制度和机制上强化贷款资金支付审核和受托支付管理，规范和强化贷款风险管控，防止信贷资金“空转”或被挤占挪用，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二、我国信贷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现状的成因
（一）宏观调控涉及部门多和部门利益，造成信贷政策“政出多门”
目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以及人民银行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部门，发改委负责综合平衡即产业政策，财政部侧重财政政策，人民银行则掌控货币信贷政策。近年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基调，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信贷政策的支持，每一次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出台势必会涉及到相关领域的信贷政策指导。而不同领域的产业政策又有不同的主导部委，如，房地产领域以住房城乡建设部为主导，土地管控由国土资源部为主导，就业再就业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为主导等。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部门利益和权威主义的存在，部门之间职责交叉导致在分工与协作上存在推诿、扯皮或争权和保护等行为和现象，信贷政策“政出多门”成为必然。
（二）人民银行“窗口指导”软约束，弱化了信贷政策的调控功能
人民银行作为信贷政策制定的主导部门，多年来对信贷政策实施和监督方式一直以“窗口指导”为主，而“窗口指导”属于道义劝说的“软”约束，缺乏“硬性”的规范，导致央行“窗口指导”与货币信贷结构调控预期目标出现较大的差异性，常常会出现在货币政策总量调控发挥效应的同时，信贷政策结构调控失灵，形成了货币政策总量调控单方突进的格局，信贷政策执行不到位、信贷结构调控不尽如人意等问题在实践中暴露，直接影响了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分工与协作的法律边界模糊，致使信贷政策监管职责不明确
信贷政策管理权限大致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管理权限包括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等，微观管理权主要是指对某一项信贷政策在某一地区和银行实施情况的监管，也包括银监部门制定某一项信贷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及其监管。但现行《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没有清晰明确各自的“信贷政策”管理职责。尽管2008年8月国务院确定了人民银行新“三定”方案，赋予于央行“制定和实施宏观的信贷指导政策”的职能，拥有信贷政策的宏观管理权限，却仍然缺乏微观管理权限，即：监督宏观信贷政策执行的职权。目前，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对信贷政策监督问题仍处于交叉、纠结和磋商之中。
三、完善我国信贷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的建议
（一）建立信贷政策部际联系会议机制，解决信贷政策“政出多门”的问题
建议国务院授权人民银行牵头建立信贷政策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银监会等有关部委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信贷政策问题，分析评估已出台政策的运行情况，研究确定并公布未来一段时期全国信贷政策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规划等，加大信息交换机制和政策磋商机制，避免宏观调控过程中因政出多门而延误调控时机的现象，进一步提高金融调控效率。
（二）修订《人民银行法》，明确人民银行制定、实施和监督信贷政策的法律地位
建议重新修订《人民银行法》，明确人民银行作为信贷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的主体地位，并对相应的责权利进行规范，确保信贷政策得以有效地执行。一是赋予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信贷政策的职能。将《人民银行法》第四条履行的职责中，新增“制定和实施宏观信贷指导政策”这一职能；二是明确制定和实施信贷政策作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将第二十三条的人民银行运用的货币工具中，新增“制定和实施宏观信贷指导政策”这一货币政策工具；三是增加人民银行监督信贷政策执行的行政执法权。将第三十二条的人民银行拥有的检查监督权中，新增对金融机构“执行宏观信贷指导政策规定的行为”进行检查监督。
（三）出台行政法规，进一步划分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制定、实施和监督信贷政策的具体分工
通过修订《人民银行法》明确人民银行制定、实施和监督信贷政策法律地位的同时，建议国务院出台类似“宏观信贷指导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管理规定”的行政法规，进一步划分央行与银监等部门间在制定、实施和监督信贷政策上的职责分工。参照《立法法》的政策制定权限层级制约的程序规则，遵循上位政策制约下位政策，明确央行的宏观信贷政策制约银监会的信贷风险管理政策。在监督信贷政策执行方面，赋于人民银行对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的侧重点在于“执行宏观信贷指导政策规定的行为”，主要围绕宏观调控目标和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领域，监督金融机构信贷结构和信贷投向，为央行金融调控提供有效的货币运行核心信息；而银监部门对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则应围绕“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经营原则，侧重于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合规性和风险性监督。同时，明确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要建立政策磋商机制，以减少监管资源浪费和部门政策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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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外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的主要差异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防范，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风险评定、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而严格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信贷风险。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的商业经营体制和信贷管理机制目前尚处在调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诸多方面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外资银行在信贷组织上通常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型结构管理体系，信贷业务的组织除了有纵向的总行一分行的专业线管理之外，十分强调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制约，较好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较佳结合。外资银行通常会设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信贷业务的组织管理，如信贷政策制订部门、资产组合风险分析部门、业务管理部门、风险审查部门、不良贷款处理部门以及系统一体化管理部门等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业务上相互沟通、协作又相互监督。贷款审批是信贷风险的关键控制点，在这一环节，外资银行多采取由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授权人员共同审批的办法，三人或双人审批有效。如某外资银行广州分行，贷款审批由业务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每一笔贷款的发放都必须由最少两名授权人员主管――独立思考后签字同意方为有效。分行长主要起协调管理作用，不直接参与贷款的审查与签批。审批流程呈横向运动特征。
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组织结构与专业银行时期相比，基本架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仍是与行政体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机构，表现为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网点之间以及机构内部行长、科长、经办之间的分级管理。与外资银行比，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而横向的分工与制衡关系强调得不够。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相继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和风险审查部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评估贷款风险，改变了旧体制下信贷部“一统”信贷业务的局面，但信贷政策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等职责仍然基本由审贷部门承担，部门的细分化程度不够。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行长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具有最终决策权。审批流程呈纵向运动特征。
(二)风险防范意识和控制手段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事前防范，国内银行重视事后化解。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早期防范，将防范风险作为整个信贷业务流程的核心，在各个业务环节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有：1、通过确定目标市场、制定详细的风险资产接受标准来筛选客户。如某外资银行每年会根据信贷政策委员会确定的地区最高额度指标，确立市场目标及风险接受标准，只有符合目标市场条件的客户才能发放贷款。业务管理部门通过行业研究，列出可接纳客户的条件及细节，包括对公司规模、管理者经验、股东资本、杠杆比率等方面的指标限制，信贷人员以此为依据寻找符合条件的客户进入贷款程序。2、通过现代计量方法和借助各种专用软件对客户进行动态评估与分析，并将评级结果广泛运用于信贷管理的各环节。3、建立大客户专管制度。大客户的贷款由总部统一专管，总部每年对其总公司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分公司申请贷款时在总的授信额度内统筹考虑。 4、通过动态评占资产组合，尽可能地选择多种彼此互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以便分散风险。5、通过不定期的风险测试，提前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在某外资银行，风险管理部门会定期对贷款组合进行风险测试，通过假设某些宏观(政治/经济)事件发生，测量信贷资产可能遭受的影响。根据测算结果，一些敏感性贷款在五级分类中将被归为“可疑”类，有关客户的信用等级也会相应下调。6、设立独立机构评估风险与绩效。如某外资银行，总部有独立的风险审核小组对各分行信贷组合和信贷管理程序进行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的审核。审核小组通过计算信贷组合的加权平均损失概率，确定信贷组合的风险级数，5级以上为合格。如果不合格，审核部门将及时给予改善建议，要求业务管理部门改进，并在6个月后复查，12―18个月后再次复查，直到确保风险隐患消除。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由于历史包袱较重，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存量风险的化解上，风险的早期防范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开展市场细分工作，大多都是在审查借款企业的合规性，包括企业执照的合法性、是否年审、对外投资比例、有无违法经营行为等之后，就与企业建立信贷关系，对行业和企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个案分析，对如何科学搭配、合理运用信贷资产，将资产风险降到最低缺乏全盘考虑。这造成了近几年商业银行无论国有民营、无论规模大小盲目“抢大户”的情况，新增贷款大量涌入交通、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和上市公司，集中于少数贷款大户。贷款投向的高度集中，短期看虽然能增加银行盈利，降低不良贷款，但从长远看，贷款大户的系统性、行业性、政策性风险大，一旦发生贷款损失，对放贷行甚至整个银行业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风险控制的其他环节，国内银行虽然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能在新客户申请贷款时和每年年初进行，不能即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量化分析模型设置的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以及评级结果的普遍运用也与外资银行有一定差距。
(三)人员制约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外资银行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业务开展和管理中给予了信贷管理人员充分的自主权。信贷管理人员通常享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行到分行自成一体，各级分支机构的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对上一级信贷主管负责。在某外资银行，总部每年会对信贷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逐步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能力，将其分为若干等级，授予相应信贷审批权限。信贷管理人员的“超然”地位既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有效地避免了贷款的审批与发放过多受到行政干预，又充分调动了信贷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外资银行，道德风险的防范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实行科学评价，动态管理。如某外资银行，贷款审批权限实行一年一定，独立考核部门借助业绩评价系统对信贷管理人员的“表现”打分，上级信贷主管据此决定提高或降低该信贷管理人员的审批权限等级。审批权限的动态调整一方面给信贷管理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督促其自觉控制资产质量，另一方面便于管理层在短期内能够查明风险、采取对策。二是通过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采用财务激励措施，如股票期权制度、内部持股制度，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信贷人员自身报酬最大化和人力资本增殖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遏止信贷管理人员因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偏离所有者目标的现象。三是通过设计相互制衡的组织体系，通过权力的分工和制衡实现人员间的时时制约和事先制约，有效制止内部人控制行为。
国内银行强调对员工加强控制。但国内银行内部制衡的组织体系尚未建立，各种财务激励措施尚未落实，贷款审批权也基本上是静态管理、多年难变，对人员的控制主要落实在贷款责任制上。各家银行建立了信贷资产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和不良贷款终身追缴制度，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期望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困难的情况下制约信贷人员的放贷行为，加大违规成本。一些要求和规定近乎苛刻，如一些银行规定新增贷款要实现“零不良”；一些银行规定如果确因员工的过错形成不良，则经办人员将立即被解除合同，有关负责人也要受到相应行政处分。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再严格、细致的责任制度也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近年来信贷人员违规事件以及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与不断加强的控制力度相对照，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贷款审批权基本按行政职务层层下放，基层以及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自主决策的空间有限，积极性受到挫伤。另一方面，激励手段和措施仍然单调，基本还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老一套，主要的财务激励措施――按照绩效考核进行的奖励变成了固定奖金，实质上成为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
(四)财务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国内银行缺乏提取准备的自主性。
对贷款的会计处理和计提呆帐准备金的实践是银行业管理和控制风险的基本要素。外资银行基于资产安全和经营稳健的考虑，十分注重按照审慎会计原则，在贷款的会计处理上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损失，真实反映贷款的实际价值。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保持信贷资产账面数字不变时，在资产方设立对冲项目――呆账准备金用于备抵贷款资产项目的损失，使其按照实际价值得到反映，在负债方相应核减资本金。外资银行对呆账准备金什么时候提取、提取多少有充分的自主权，不受财务、税收部门限制，常常会在有计划地预提普通风险准备金的基础上，针对具体贷款风险提取专项呆账准备金，以便在实际风险损失发生时有能力自担风险。如某外资银行除计提 1％一般准备外，贷款降为不良后，会根据贷款项目预期损失程度计提相应的专项坏账准备金。
国内银行对贷款的会计处理主要按照1993年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已设立了呆账准备金科目用于抵减资产价值。但呆账准备严格按照财政部确定的计提标准――年末贷款余额的 1％提取，损失发生后由财政部门审批核销，存在呆账准备提取水平过低、提取方式单一、提取范围过窄和银行对准备金的提取和核销缺乏自主使用权的问题。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的银行财务管理制度既不利于及时揭示银行贷款风险，也不利于促进管理人员自觉控制风险。首先，银行资产负债表某个时刻的资产存量，是按历史成本计算原则而制定的，不能及时根据贷款的实际形态作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银行资产没有按其实有价值进行核算和反映，存在相应数量的账面“虚拟资产”，贷款风险不能及时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其次，贷款损失与经营利润不挂钩。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在贷款发放时确认的，而贷款损失则要到损失实际发生后才予确认，甚至由于财政部门出于税收考虑，损失发生后仍不能或不予确认，其结果必然是高估利润，在客观上会造成基层经营单位的贷款扩张冲动和管理人员“重贷轻查”的倾向。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贷款发生损失很难追究到个人责任，但湾收贷款时若熊收回贷款反而能得到奖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良贷款的产生。
(五)不良贷款处理策略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转化，国内银行重视清收。
外资银行在贷款发放后，客户经理会主动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贷款出现问题后，银行会成立专门小组，帮助借款企业渡过难关。如在某外资银行，贷款发放后，基于同客户建立长期信贷合作关系的理念，客户经理往往渗透到客户整个经营过程，利用银行网络优势，协助客户分析研究市场容量、市场份额、竞争对手等详细情况，并针对客户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详细的咨询指导意见。如果客户出现还款困难，也会尽量帮助其搞好经营，争取实现双赢目标。
国内银行普遍存在“重贷轻管”的问题，贷款发放后的后续管理没跟上，往往要等出现问题之后才被动研究对策。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后，往往急于抽出贷款，手段单一，主要靠处置抵押物或司法诉讼，容易雪上加霜，将企业置于死地。
二、外资银行信贷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综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上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一)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即信贷组织各部门、各岗位、各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约束制衡机制；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各部门各岗位、各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授权批准，相互之间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能超越职权；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各部门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作，理顺关系、增强实力、杜绝内耗。即规模较大的分行可在现有审贷部门、风险审查部门和资产保全部门的基础上，加设信贷资产组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全行信贷资产组合、资产多元化、整体信贷资产回收特点进行分析，对全行潜在集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银行监管机构、投资者提供报告，根据既定的整体资产优化策略对各业务部门、区域经营管理的信贷资产状况进行监察。还可设置信贷政策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制订地区性信贷政策、草拟信贷文件，与信贷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同时，应将风险审查部门与信贷业务部门在行政上的管理主线区别开来，以改变当前由于偏重业务扩张而忽视风险控制部门意见，导致风险审查部门事实上无法从组织上来制衡业务部门的弊端。
(二)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从人与制度上筑起防范信贷风险的双重闸门。
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份以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陆。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满足他们受到社会尊重的心理需要。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三)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然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份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承担适当信贷风险的责任。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四)改革财务管理制度，建立符合谨慎经营和审慎会计原则的呆账准备金的计提和冲销制度。
一、中外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的主要差异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防范，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风险评定、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而严格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信贷风险。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的商业经营体制和信贷管理机制目前尚处在调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诸多方面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外资银行在信贷组织上通常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型结构管理体系，信贷业务的组织除了有纵向的总行一分行的专业线管理之外，十分强调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制约，较好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较佳结合。外资银行通常会设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信贷业务的组织管理，如信贷政策制订部门、资产组合风险分析部门、业务管理部门、风险审查部门、不良贷款处理部门以及系统一体化管理部门等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业务上相互沟通、协作又相互监督。贷款审批是信贷风险的关键控制点，在这一环节，外资银行多采取由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授权人员共同审批的办法，三人或双人审批有效。如某外资银行广州分行，贷款审批由业务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每一笔贷款的发放都必须由最少两名授权人员主管——独立思考后签字同意方为有效。分行长主要起协调管理作用，不直接参与贷款的审查与签批。审批流程呈横向运动特征。
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组织结构与专业银行时期相比，基本架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仍是与行政体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机构，表现为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网点之间以及机构内部行长、科长、经办之间的分级管理。与外资银行比，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而横向的分工与制衡关系强调得不够。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相继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和风险审查部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评估贷款风险，改变了旧体制下信贷部“一统”信贷业务的局面，但信贷政策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等职责仍然基本由审贷部门承担，部门的细分化程度不够。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行长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具有最终决策权。审批流程呈纵向运动特征。
(二)风险防范意识和控制手段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事前防范，国内银行重视事后化解。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早期防范，将防范风险作为整个信贷业务流程的核心，在各个业务环节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有：1、通过确定目标市场、制定详细的风险资产接受标准来筛选客户。如某外资银行每年会根据信贷政策委员会确定的地区最高额度指标，确立市场目标及风险接受标准，只有符合目标市场条件的客户才能发放贷款。业务管理部门通过行业研究，列出可接纳客户的条件及细节，包括对公司规模、管理者经验、股东资本、杠杆比率等方面的指标限制，信贷人员以此为依据寻找符合条件的客户进入贷款程序。2、通过现代计量方法和借助各种专用软件对客户进行动态评估与分析，并将评级结果广泛运用于信贷管理的各环节。3、建立大客户专管制度。大客户的贷款由总部统一专管，总部每年对其总公司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分公司申请贷款时在总的授信额度内统筹考虑。4、通过动态评占资产组合，尽可能地选择多种彼此互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以便分散风险。5、通过不定期的风险测试，提前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在某外资银行，风险管理部门会定期对贷款组合进行风险测试，通过假设某些宏观(政治/经济)事件发生，测量信贷资产可能遭受的影响。根据测算结果，一些敏感性贷款在五级分类中将被归为“可疑”类，有关客户的信用等级也会相应下调。6、设立独立机构评估风险与绩效。如某外资银行，总部有独立的风险审核小组对各分行信贷组合和信贷管理程序进行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的审核。审核小组通过计算信贷组合的加权平均损失概率，确定信贷组合的风险级数，5级以上为合格。如果不合格，审核部门将及时给予改善建议，要求业务管理部门改进，并在6个月后复查，12—18个月后再次复查，直到确保风险隐患消除。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由于历史包袱较重，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存量风险的化解上，风险的早期防范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开展市场细分工作，大多都是在审查借款企业的合规性，包括企业执照的合法性、是否年审、对外投资比例、有无违法经营行为等之后，就与企业建立信贷关系，对行业和企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个案分析，对如何科学搭配、合理运用信贷资产，将资产风险降到最低缺乏全盘考虑。这造成了近几年商业银行无论国有民营、无论规模大小盲目“抢大户”的情况，新增贷款大量涌入交通、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和上市公司，集中于少数贷款大户。贷款投向的高度集中，短期看虽然能增加银行盈利，降低不良贷款，但从长远看，贷款大户的系统性、行业性、政策性风险大，一旦发生贷款损失，对放贷行甚至整个银行业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风险控制的其他环节，国内银行虽然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能在新客户申请贷款时和每年年初进行，不能即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量化分析模型设置的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以及评级结果的普遍运用也与外资银行有一定差距。
(三)人员制约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外资银行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业务开展和管理中给予了信贷管理人员充分的自。信贷管理人员通常享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行到分行自成一体，各级分支机构的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对上一级信贷主管负责。在某外资银行，总部每年会对信贷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逐步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能力，将其分为若干等级，授予相应信贷审批权限。信贷管理人员的“超然”地位既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有效地避免了贷款的审批与发放过多受到行政干预，又充分调动了信贷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外资银行，道德风险的防范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实行科学评价，动态管理。如某外资银行，贷款审批权限实行一年一定，独立考核部门借助业绩评价系统对信贷管理人员的“表现”打分，上级信贷主管据此决定提高或降低该信贷管理人员的审批权限等级。审批权限的动态调整一方面给信贷管理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督促其自觉控制资产质量，另一方面便于管理层在短期内能够查明风险、采取对策。二是通过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采用财务激励措施，如股票期权制度、内部持股制度，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信贷人员自身报酬最大化和人力资本增殖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遏止信贷管理人员因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偏离所有者目标的现象。三是通过设计相互制衡的组织体系，通过权力的分工和制衡实现人员间的时时制约和事先制约，有效制止内部人控制行为。
国内银行强调对员工加强控制。但国内银行内部制衡的组织体系尚未建立，各种财务激励措施尚未落实，贷款审批权也基本上是静态管理、多年难变，对人员的控制主要落实在贷款责任制上。各家银行建立了信贷资产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和不良贷款终身追缴制度，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期望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困难的情况下制约信贷人员的放贷行为，加大违规成本。一些要求和规定近乎苛刻，如一些银行规定新增贷款要实现“零不良”；一些银行规定如果确因员工的过错形成不良，则经办人员将立即被解除合同，有关负责人也要受到相应行政处分。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再严格、细致的责任制度也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近年来信贷人员违规事件以及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与不断加强的控制力度相对照，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贷款审批权基本按行政职务层层下放，基层以及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自主决策的空间有限，积极性受到挫伤。另一方面，激励手段和措施仍然单调，基本还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老一套，主要的财务激励措施——按照绩效考核进行的奖励变成了固定奖金，实质上成为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
(四)财务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国内银行缺乏提取准备的自主性。
对贷款的会计处理和计提呆帐准备金的实践是银行业管理和控制风险的基本要素。外资银行基于资产安全和经营稳健的考虑，十分注重按照审慎会计原则，在贷款的会计处理上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损失，真实反映贷款的实际价值。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保持信贷资产账面数字不变时，在资产方设立对冲项目——呆账准备金用于备抵贷款资产项目的损失，使其按照实际价值得到反映，在负债方相应核减资本金。外资银行对呆账准备金什么时候提取、提取多少有充分的自，不受财务、税收部门限制，常常会在有计划地预提普通风险准备金的基础上，针对具体贷款风险提取专项呆账准备金，以便在实际风险损失发生时有能力自担风险。如某外资银行除计提1％一般准备外，贷款降为不良后，会根据贷款项目预期损失程度计提相应的专项坏账准备金。
国内银行对贷款的会计处理主要按照1993年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已设立了呆账准备金科目用于抵减资产价值。但呆账准备严格按照财政部确定的计提标准——年末贷款余额的1％提取，损失发生后由财政部门审批核销，存在呆账准备提取水平过低、提取方式单一、提取范围过窄和银行对准备金的提取和核销缺乏自主使用权的问题。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的银行财务管理制度既不利于及时揭示银行贷款风险，也不利于促进管理人员自觉控制风险。首先，银行资产负债表某个时刻的资产存量，是按历史成本计算原则而制定的，不能及时根据贷款的实际形态作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银行资产没有按其实有价值进行核算和反映，存在相应数量的账面“虚拟资产”，贷款风险不能及时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其次，贷款损失与经营利润不挂钩。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在贷款发放时确认的，而贷款损失则要到损失实际发生后才予确认，甚至由于财政部门出于税收考虑，损失发生后仍不能或不予确认，其结果必然是高估利润，在客观上会造成基层经营单位的贷款扩张冲动和管理人员“重贷轻查”的倾向。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贷款发生损失很难追究到个人责任，但湾收贷款时若熊收回贷款反而?艿玫浇崩庖苍谝欢ǔ潭壬献萑萘瞬涣即畹牟?/P>
(五)不良贷款处理策略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转化，国内银行重视清收。
外资银行在贷款发放后，客户经理会主动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贷款出现问题后，银行会成立专门小组，帮助借款企业渡过难关。如在某外资银行，贷款发放后，基于同客户建立长期信贷合作关系的理念，客户经理往往渗透到客户整个经营过程，利用银行网络优势，协助客户分析研究市场容量、市场份额、竞争对手等详细情况，并针对客户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详细的咨询指导意见。如果客户出现还款困难，也会尽量帮助其搞好经营，争取实现双赢目标。
国内银行普遍存在“重贷轻管”的问题，贷款发放后的后续管理没跟上，往往要等出现问题之后才被动研究对策。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后，往往急于抽出贷款，手段单一，主要靠处置抵押物或司法诉讼，容易雪上加霜，将企业置于死地。
二、外资银行信贷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综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上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势在必行。版权所有
(一)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即信贷组织各部门、各岗位、各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约束制衡机制；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各部门各岗位、各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授权批准，相互之间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能超越职权；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各部门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作，理顺关系、增强实力、杜绝内耗。即规模较大的分行可在现有审贷部门、风险审查部门和资产保全部门的基础上，加设信贷资产组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全行信贷资产组合、资产多元化、整体信贷资产回收特点进行分析，对全行潜在集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银行监管机构、投资者提供报告，根据既定的整体资产优化策略对各业务部门、区域经营管理的信贷资产状况进行监察。还可设置信贷政策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制订地区性信贷政策、草拟信贷文件，与信贷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同时，应将风险审查部门与信贷业务部门在行政上的管理主线区别开来，以改变当前由于偏重业务扩张而忽视风险控制部门意见，导致风险审查部门事实上无法从组织上来制衡业务部门的弊端。
(二)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从人与制度上筑起防范信贷风险的双重闸门。
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份以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陆。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满足他们受到社会尊重的心理需要。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三)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然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份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承担适当信贷风险的责任。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成立后金融稳步发展的阶段
(一)金融机构1966年底，人民“军事管制小组”对人民银行分行及各中心支行实行军事管制。1970年，人民银行分行与财政厅合并成立了革委会财政金融局(以下简称财金局)，使金融与财政融为一个部门，人民银行分行成为财政部门的出纳，银行职能被削弱。1972年财金局设立了财金局基建拨款组。1974年，基建拨款组改组为基建财务处。(二)金融政策1.继续扩大信贷规模1965年对农牧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政府一方面继续发展生产互助组，另一方面试办初级生产合作社。1966年实行。而金融业的主要任务是稳定金融形势，对农牧民集体经济进行扶持，银行和信用社继续扩大信贷规模。同时，人民银行分行对民族手工业的发展积极支持，发放了低息贷款。2.现金收支与管理政策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金融业的发展虽然受到了一些损失，但金融形势基本稳定，银行逐步放开了现金管理。1965年对地方干部和军人按月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其现金在市场上可进行自由购买和邮局汇兑，银行不再办理个人工资结算业务。现金使用范围和使用量的扩大，使银行和信用社的现金收支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三)金融体制成立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实行“统存统贷”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对信贷资金的管理按照“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的原则，对贷款大于存款或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实行包干，前者不得突破，后者必须完成。这种信贷管理体制适应了当时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四)金融绩效这一时期，信贷资金变化的趋势是稳中有升。1966年银行和信用社年中存款余额为31801万元，到1977年增加到69031万元，翻了一番多。1968年底贷款余额为11181万元，到1977年底上升到18364万元①。其中，金融组织的存款结构包括企业存款、财政性存款、城镇储蓄存款和农牧区群众的存款等，其存款增加额较多，贷款量也有一定增加。
改革开放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阶段
(一)金融机构1978年人民银行分行从财政厅独立出来，同年，中国建设银行分行正式对外挂牌，这在是创建较早的国有商业银行。1980年中国银行拉萨分行成立。1982年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分局成立。1985年中国银行分行从人民银行分行独立出来，开展各项商业银行业务。1987年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公司，这是第一个非银行金融机构。1989年和1991年分别成立储汇局和信托投资公司。1993年在拉萨成立证券交易中心，成为第一个经营现代金融业务的金融市场。1995年，农业银行分行从人民银行分行独立出来，是分支机构最多的一家金融机构。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局成立。2008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分行挂牌成立。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不断丰富，有本外币存贷款、人民币结算、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理财、业务、银行卡、自动柜员机、金融超市、网上银行等现代化支付系统。(二)金融政策这一时期金融业以市场调节为主，逐步扩大银行的自主经营权。对农牧民的生产、经营进行扶持，逐步放宽金融政策，实行了优、免、补、贴等贷款利率政策。1.优惠贷款利率政策1980年第一次工作座谈会，人民银行分行经批准实行“优、低、免”的货币政策;1984年第二次工作座谈会后，进一步放宽金融政策，不断扩大了低息和免息贷款的范围。同时对贷款规模实行指导性计划，优先支持发展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重点支持国有骨干企业。1994年第三次工作座谈会继续实行优惠贷款利率政策，其利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同时还实行了利差返还政策。2001年第四次工作座谈会规定在实行特殊的优惠金融政策，实行了“小额信贷”政策。2010年第五次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维持现行金融机构优惠贷款利率和利差补贴政策，加大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组建力度;继续执行优惠外汇管理政策;鼓励增加信贷投放和增强担保机构的能力;稳步推进农业保险并增加险种;积极支持企业上市融资等项政策。2.扩大金融部门业务金融机构逐步拓宽城乡储蓄存款业务和存款途径，其存款途径有城乡集体、个体经营户、城乡居民、乡镇企业、农牧区信用社、各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和保险公司等。随着存款途径的增加，存款额度大幅上升。扩大信贷范围，贷款项目增加。金融业还增加了对重点产业、行业、项目的扶持，对开办商业网店设施所需贷款、中短期设备贷款、对第三产业的贷款等提供支持。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国家对实行优惠扶持政策，贷款规模不加限制，贷款条件被适度放款，贷款手续也得到简化。3.结算业务的改革随着金融业业务、规模的扩大，人民银行分行逐步放款了结算范围，增加了结算手段。人民银行分行把集体、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作为银行结算的服务对象，在汇兑、支票和异地托收承付等结算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委托收款、商业汇票、区内汇票等结算方式，以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在国际结算业务方面，中国银行拉萨分行不断扩大结算领域，从单一的委托承付扩展到远期票据贴现、预付买单、出口押汇等多种结算业务。在结算手段上，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力推广使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设备，提高了结算效率。4.农牧业保险的试点2006年金融机构为农牧民提供农牧业保险，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农牧业保险进程缓慢。2006年11月，农业保险首先在日喀则地区试点，参保户达1.2万户，险种主要是种植业、养殖业、农房险，保费共计195.67万元。2008年12月，农业保险扩展至全区74个县中的30个县，参保户数达16万多户，保费共计3050.6万元。①这一金融政策的实行，对于提高居民的保险意识，发展保险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金融制度1979年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享有免交中央外汇的优惠政策。1981年，人民银行分行对旅游外汇和非贸易外汇实行了自治区、创汇企业和生产企业三级分配制度。1984年进一步扩大了执行低息、微息、贴息和差别利率政策的范围。1985年，中国银行拉萨分行开始办理居民外汇存款业务。从1989年开始鼓励企业和个人外汇进入外汇调剂市场，同时，加强了外汇管理制度建设，维护了金融业外汇市场的有序运作。1988年，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关于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的通知》，对存款利率实行全国统一利率，对贷款实行低息、微息、贴息政策和差别利率政策。1994年，人民银行总行下发了《关于自治区货币信贷及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关于中国农业银行分行利差补贴的通知》，进一步细化了党中央对的优惠金融政策。2010年率先实现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惠及221万农牧民。(四)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后信贷管理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差额包干、实贷实存和比例管理。从1978年到1984年，信贷管理体制由“统贷统存”调整为“差额包干”和“实行区别对待，择优供应;严格按计划、按合同办事;充分发挥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实行差别利率”的金融体制。同时，对农村信贷试行“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管理方式，大力支持生产和流通，发展商品经济。从1984年到1994年，人民银行分行对信贷资金实行“实贷实存”的管理体制，同时将指令性信贷计划调整为指导性信贷计划。1994年中央政府对实行62项工程，人民银行分行开始实行“总量控制、比例管理、分类指导和市场融通”的金融体制，并运用间接调控手段，调节、控制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量和信贷规模。2010年12月底，共有各类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683个，金融从业人员8320人。金融机构业务覆盖全区城乡，已基本形成与全国“框架一致、体制衔接”的金融体制格局。(五)金融绩效存款保持强劲增势，单位存款表现活跃。截至2011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552.57亿元，同比增加351.54亿元，总负债为1535.34亿元，同比增加348.55亿元。①“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累计发放小额信用贷款131.29亿元，发证数39万余张，发证面达85.40%，农牧户户均贷款余额达8750元左右。截至2010年末，全区农牧民安居工程贷款余额达8.20亿元，其中发放扶贫贴息贷款3.14亿元。②可见，优惠政策的实施，满足了广大农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减轻了农牧民的财税负担，促进了农牧业基础设施和生产的发展，对提高农牧民的生活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
(一)金融体系趋于完善和平解放之前，几乎没有金融机构。和平解放后，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支机构，金融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但营业网点少，业务总量小。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金融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先后设立了各银行分支机构，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平安和中国人寿保险、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和银联分公司、银监局和证监局等金融机构。逐渐形成了由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部门、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二)管理模式逐渐改进随着1978年以前对金融业实行“大一统”管理体制到1978年以后对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管理体制的转变，“地区”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的股份制改造顺利完成，信托公司重组工作也顺利完成。邮政储蓄机构改为邮政储蓄银行机构，经营管理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金融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三)经营规模逐年扩大自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根据经济的现实情况，实施了一系列特殊优惠的金融政策。金融业积极彻落实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大力发展。2011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662.50亿元，比年初增长28.2%。其中，单位存款1151.98亿元，增长30.1%，个人存款319.27亿元，增长19.3%。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09.05亿元，比年初增长35.5%。①同时，本外币贷款余额、证券交易量、保费收入等都大幅提高，金融业务不断发展，经营规模也不断扩大。(四)服务质量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手段实现电子化，从以前的手工处理业务转向电子化。同时，大力推广银行支票、本票、汇票和银行卡等非现金结算工具，结算工具的多样化，降低了交易成本。金融机构还积极拓展中间业务，加快了对金融产品的创新。另外，金融机构增加了营业网点的数量，不断改进服务设施，开通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24小时自助银行等，便利了人民的生活。总之，自和平解放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金融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到不断发展，金融体系、管理模式、经营规模、服务质量等不断扩大和趋于完善的过程，6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快速发展，迈入现代金融业的行列，对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经济发展水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作者：李秀阳
一、引言
Braggion和Ongena(2010)研究英国整个20世纪的银行与企业关系的进化发展,企业为什么会从单银行关系转向多银行关系。研究发现20世纪的最后20年企业从单银行关系转向多银行关系的数量明显增加,70年代对银行业的放松管制和银行间的激烈竞争是推动银行以这种多边关系的安排来提供信用和服务。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国家,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银行业从1979年开始改革,先后恢复和建立4大专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别在农村、外汇、基本建设和工商企业流动资金4大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并且业务严格划分,完全不存在相互竞争。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银行业已经形成了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等多层次的银行体系。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系统的外部竞争和内部竞争都明显加剧。RaymondW和Goldsmith(1969)认为:在多数国家中,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的发行额与持有额中所占份额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大大提高的;银行系统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例会趋于下降,而其他各种新型金融机构的比例却相应上升。统计显示:中国人民币新增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从2002年的92%降到了2010年的55.6%。同时,银行系统内部竞争加剧,从最初的4大国有银行的专业经营,到目前的多层次银行体系的交叉混合经营,银行数量的增加和业务的重复,大大增加了银行间的竞争。截止2010年12月份,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49.2%,股份制商业银行占15.6%,农村金融机构占11.3%,政策性银行占8%①。正是由于银行系统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的逐渐改变,使得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发生着变化。企业的融资银行不再仅仅是与行业对应的国有4大银行,中国的企业也在从单银行信用关系向多银行信用关系转变。实际上,银行之间不仅仅是竞争的加剧,同时银行间的合作也增强了。这些变化,实质上都在改变着企业与银行交易双方的博弈规则,更改变着银行之间的博弈规则。本文用网络理论来研究银行行为,银行与企业通过银行信用关系形成一个网络,该网络包括两种性质的节点,即银行和企业,因此被称为二分网络(BipartiteNetwork),又称作隶属网络。通过网络映射的方法,本文获得银行共同贷款网络,该网络仅包括银行一种性质的节点,如果两家银行向同一家企业贷款,那么这两个节点就产生链接关系。银行共同贷款网络是银行间竞争与合作博弈的结果。节点的链接考虑节点所拥有的资源量,链接关系与链接机制取决于节点单位拥有的资源性质及资源量。节点之间的链接方式取决于行为主体的活动方式及资源的配置方式。某一时点的银行共同贷款网是静态的,呈现的是银行间竞争与合作的结果;而某一时段的银行共同贷款网络则是动态的,反映银行间合作与竞争的过程。本文选用2000年和2009年的上市公司的银行贷款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该银行共同贷款网络具有自身的特征并随时间变化巨大。本文正是运用网络理论,研究样本网络结构与网络节点(银行)行为(如经营行为和风险偏好等)的相互作用机制,包括网络结构对节点行为的影响以及节点行为对网络结构的影响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在经济中,银行与企业的信用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Schumpeter,1911)。近年来,研究银行与企业信用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研究企业与单(single)银行或多(multiple)银行保持信用关系。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是选择单银行信用关系还是多银行信用关系,已有基于多个国家数据的对比研究(Agarwal和Elston,2001;Farinha和Santos,2002;Ogawa等,2007)。发现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模式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情况,如以银行为主导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意大利仅有2.9%的企业是单银行信用关系,银行家数平均为8家)具有相似的银企信用关系特征,而以市场为主导的英美体系则完全相反(在英国,25%的企业仅与一家银行保持信用关系,银行家数平均为2.6家)。如欧盟的其他国家,则处在这两种情况之间。Ogawa等(2007)研究企业在选择多银行信用关系中的关键影响因素。事实上,企业选择最优银行数量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选择单银行关系或多银行关系都有很多优缺点。对企业而言,单银行信用关系是基于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最小化,相反,在多银行信用关系下,企业能从银行竞争中获益,这就暗含向企业提供信用的银行的数量会增加。多家银行贷款能担保企业应对债务偿付的风险。对银行而言,银行选择有多银行关系的企业贷款,可以通过建立风险池来降低由企业违约而带来风险。另一方面,单银行关系能放大银行对企业融资选择的控制。
从理论的角度看,最近几年单银行与多银行信用关系作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机制的例子,信息理论的发展重燃了对借贷关系研究的兴趣。信息在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的竞争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银行之间主要有两种竞争:第一是信贷市场,利率驱动的竞争;第二是银行融资的企业,即争夺客户资源的竞争(Masi和Gal-legati,2007)。企业是选择单银行信用关系还是多银行信用关系有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且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已有证据表明:一些企业在建立之初是单银行信用关系,但随着企业的成长,就倾向于转向多银行信用关系,且银行贷款增加,而企业自有的流动资金减少(Farinha和Santos,2002)。在财务困境的特殊情况下,借贷关系的结构演化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如在日本的泡沫时代,企业倾向于依赖单一银行关系(Ogawa等2007)。Allen和Gale(2000)开创性地将网络理论引入金融,认为银行之间的链接结构,会影响风险传染的途径和大小。此后,网络理论在经济金融研究中得到了迅猛发展。Souma等(2003)对日本经济系统中的银行和企业所构成的网络进行了研究,研究银行合并后对银行与企业的影响。该研究中的银企网络节点有两种类型,分别为银行和企业,并提出了一种映射方法将此银企网络退化成只有一类节点构成的网络。当有银行合并以后,新银行网络的聚类系数增大了且平均最短路径长度减小了。这一现象表明:银行合并提高了企业之间的聚集性(Cliquishness)。通过对日本经济系统的网络结构特征的分析,为管理者制定有效监管政策,减轻因公司破产而导致连锁反应提供了有益帮助。Masi和Gallegati(2007)对意大利经济系统中的银企网络结构进行研究发现:①小银行获得较少的信贷合同,而大银行获得大量的信贷合同;②大企业倾向于从大银行获得贷款,但也从一些小银行获得,而小企业则从当地的小银行获得贷款;③大企业选择多家银行信贷关系,而小企业往往只选择一家银行信贷关系。其后续还将对不同国家的银企网络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希望发现不同制度下是如何形成不同的网络结构的。ChristopheJ和Godlewski(2010)研究银团贷款网络,银团贷款可以说是企业多银行信用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况。本文也通过映射的方法得到仅包括银行的网络,并认为该网络是银行间信息流动、信息共享的网络。通过研究该网络的结构,用网络中心性衡量银行的经验和声誉及对借款成本的影响,发现该网络结构更有利于银行之间的信息和资源流动,增强银行的社会资本,且银行的经验和声誉在降低贷款利差和增加借款者财富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文化环境都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异,银行和企业的发展更是有特殊性,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银行更是经历多次改革,那么中国企业的银行信用关系就会有自身的特征,但目前国内类似问题的研究文献还基本没有。本文正式借助网络理论,通过研究由企业的多银行信用关系形成的银行共同贷款网络的结构及结构变化,来研究中国的银行与企业的信用关系特征。
三、样本选择
(一)样本数据的描述本文样本为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0年和2009年的银行长期借款,研究数据由样本公司年报的长期借款明细收集整理而得。本文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①剔除不存在长期借款的企业;②剔除金融类企业;③剔除少量几家未公布银行贷款明细的企业;④如有属于同一家银行的贷款则合并为一笔贷款。最后,对2000年样本数据整理得:535家企业、56家银行、960笔贷款;对2009年样本数据整理得:766家企业、126家银行、1787笔贷款。在年报披露的长期借款中,2000年所有企业都公布长期借款明细,而2009年存在一部分企业仅公布前5大银行贷款,那么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①某些企业贷款银行总量小于5家,②即使某些企业仅列出前5家贷款额度最大的银行,但贷款总额绝大多数占到了该企业贷款总量的7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95%以上。因此,可能一些小银行的信息未能包括在内,但本文的样本数据还是能解释企业与银行八成以上的信息。本文选择2000年和2009年长期借款进行研究,首先是因为数据的可得性,年报仅公布公司的长期借款明细,无法获得短期借款的详细信息;其次,由于银行长期借款是指企业向银行借入的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各项借款。因此,比较于银行短期借款,借款期限较长,企业与银行的信用关系受金融经济环境、信贷政策和企业经营情况等影响较小,相对固定,短期一两年内变化不大。但2000年与2009年相距十年,时间跨度大,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大,企业与银行的信用关系变化也大。如2000年,工农中建4大银行还保有专业银行的影子,535家上市公司就有367家公司获得工商银行的长期贷款,4大银行长期贷款占比分别为43.7%、5.3%、11.4%、18.9%,而2009年,4大银行长期贷款占比为12.28%、9.1%、21.78%、15.19%,766家上市公司,仅203家公司获得工商银行的长期贷款。2010年,上市公司的数量虽然仅占全国企业①总数的0.31%,但总资产占到了全国企业总资产的23.42%,而借款总额仅占到全国贷款总额的9.6%,可能是因为上市公司与其他企业相比,还能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林凡(2007)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是“先外源融资,后内源融资,重股权融资,轻债权融资”,但是通过上市公司的长期借款数据获得的银行共同贷款网络,仍能够反映银行的经营行为和业务偏好;Masi和Gallegati(2007)指出企业的银行信用关系受企业规模影响,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单银行信用关系。因此,样本数据可能会忽略银行在小企业上的竞争与合作情况,但对银行共同贷款网络的链接影响不大。
(二)样本网络的构建网络是由一系列节点和链接组成的,并且可以通过图表示出来。在最近几年,复杂网络理论发展迅速,许多现实系统已经由网络描述出来。图2的网络图描述的是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而构成的网络系统,其中银行和企业都由节点表示,节点ii表示银行,节点ji表示企业,银行ii与企业ji之间的链接则表示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而形成的信用关系。由于该网络包括银行和企业两种不同类型的节点,因此被称为二分网络。将图2进行单模映射得到图3,称为银行共同贷款网络,该网络仅包括一种性质的节点,即银行。银行ii之间的链接关系表示链接的两家银行共同向至少一家企业提供长期借款。该网络能呈现出银行在长期借款信贷市场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因为,就竞争而言,随着银行
摘要：贷款趋同，是指 金融 机构信贷营销策略及贷款投向呈现相同的 发展 趋势。 目前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贷款营销中竞相投入国家产业政策扶持发展的行业，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都在积极地跟进大客户，搞同质性竞争，没有实现差异化发展，银行贷款趋同现象较为突出，应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关键词：存款保险；保险制度；银行授信业务
abstract: the convergence of loan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s the marketing of credit and loans into the show the same trends. at present, the 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an input marketing competing in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policy banks,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as well as joint-stock banks are active in the follow-up to major clients, and engage in the same competition,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achievement of development , bank loans convergence is more prominent,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guard against possible risks.
key words: deposit insurance; insurance system; bank credit business
一、贷款趋同现象成为银行授信业务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内蒙古自治区的情况看，金融机构授信大客户主要集中在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及 交通 银行。贷款趋同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客户主要集中在4家国有商业银行。截至2004年9月末，上述6家银行授信大客户共有181户，评估授信额度1115.87亿元，实际贷款865.44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额的 52.47％，其中：4家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大客户166家，占大客户总数的91.71％；授信额度1109.27亿元，占大客户总授信额度的 99.41％；贷款余额613.3亿元，占大客户贷款总余额的70.87％。二是贷款在客户、行业和地区间的集中度较高。9月末，6家行前10位客户贷款余额394.46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余额的23.92％，占大客户贷款总余额的45.58％。国家开发银行大客户贷款占该行贷款余额之比达 97.39％。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电力、交通、煤炭、通讯等行业，9月末贷款余额为582.01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余额的35.29％，占大客户总贷款余额的67.25％。从地区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3个 经济 较为发达的地区，9月末3个地区大客户贷款余额578.56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余额的35.08％，占大客户总贷款余额的66.85％，其中：呼和浩特市的大客户最多，达40户，贷款余额370.46亿元，占大客户总贷款余额的42.81％。三是大客户多头授信现象较为普遍。在181家大客户中，有44户在2家以上银行有授信，有的甚至在5家银行有授信，多头授信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解决银行贷款趋同 问题 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改革经营方式，走差异化 发展 的路子。商业银行要适应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借鉴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做法，把落实国家宏观 经济 政策与加强结构调整和提高业务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改变多年来重同质竞争、轻差异化发展的经营方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改进对客户的服务，推进银团贷款和俱乐部贷款，完善项目融资，学会风险定价；大力调整资产结构、产品结构、客户结构和收入结构，提高规避风险和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培育和扩大优良信贷载体，改进 金融 服务，促进银行信贷总量适度和结构平衡。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强信贷营销工作，深入调查 研究 ，既要搞好对大客户的金融服务，更要重视对中小 企业 等弱质产业和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要加强同企业的沟通，遵循市场法则，根据客户的需求，研究开发量身定做的服务产品，培植和发展潜在客户市场，积极主动地为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企业提供正常的信贷支持，提高金融服务经济、服务消费的水平和质量。
（三）建立 科学 的信贷奖惩制度，增强信贷人员营销贷款的积极性。商业银行要建立健全贷款风险约束机制与创造优质信贷资产激励机制相统一的信贷管理奖惩制度，既要严格追究使信贷资产形成风险和损失责任人员的责任，又要注意对信贷资金营运好的人员的合理奖励，最大限度调动和保护信贷人员营销贷款的积极性。对信贷人员责任的认定要科学合理，凡因不可预测的市场、政策变化及 自然 灾害等因素造成的不良贷款或资产风险，应减轻或免除信贷人员的责任。
（四）加快 社会 征信体系的建设，创建良好的信用环境。一要尽快建立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工商、商业银行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搭建联合打击逃废债行为的信息平台。二要依法严厉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最大限度保全银行债权，减少损失；对有不良记录的客户，金融机构要联合制裁，停止对其任何形式的授信；要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作用，形成合力，造出声势，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三要加快征信立法建设，为创建好的信用环境提供 法律 保障。
关键词：资本管理办法 信贷投向 影响
2013年1月1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管理办法》或新资本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金融监管进入新阶段。《资本管理办法》的出台必将对未来国内金融运行产生积极影响，也会对商业银行信贷投向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一、《资本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俗称巴塞尔协议Ⅲ）。在2011年11月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于2013年1月1日前实施新资本监管标准，并于2019年前全面达标。2012年6月中国银监会于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并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国内银行的较高资本充足水平和资本质量，使得《资本管理办法》的和实施具备了现实可行性。
《资本管理办法》分10章、180条和17个附件，分别对监管资本要求、资本充足率计算、资本定义、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等进行了规范。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建立统一配套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将资本监管要求分为四个层次。《资本管理办法》实施后，正常时期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为11.5%和10.5%。二是严格明确资本定义。《资本管理办法》根据国际的统一规则，明确了各类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提高了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三是扩大资本覆盖风险范围。《资本管理办法》确定的资本覆盖风险范围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明确了资产证券化、场外衍生品等复杂交易性业务的资本监管规则。四是强调科学分类，差异监管。《资本管理办法》根据资本充足率水平将商业银行分为四类，明确了对各类银行的相应监管措施。同时重新设计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下调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贷款的风险权重，下调公共部门实体债权的风险权重，适度上调商业银行同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五是合理安排资本充足率达标过渡期。
商业银行通过经济资本管理等方式实施银监会的《资本管理办法》。经济资本管理是指通过计量、配置和评价银行各分支机构、区域、业务部门和产品等维度所需的经济资本，对风险资产进行总量控制和组合管理，以实现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最大化目标。经济资本管理中的核心指标主要以EVA （Economic Value Added，经济附加值）和RAROC（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风险调整后的收益）。
二、《资本管理办法》对信贷投向的影响分析
总体上看，在中央银行的信贷政策导向、银监会《资本管理办法》等政策导向的引导下，各商业银行内部据此出台的经济资本管理办法、行业（区域、产品）信贷政策等，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和经营管理活动产生了综合性的、深远的影响。
（一）资本约束进一步增强，银行信贷将向低资本占用业务转移
《资本管理办法》实施后，正常时期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为11.5%和10.5%，比原办法8%分别多了3.5%和2.5%，资本约束进一步增强。根据银监会披露，截至2013年3月底，国内大、中、小各类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2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9.85%，核心一级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达到80.19%。目前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短期内不存在明显压力，新规短期对国内银行影响较小。但当前我国各主要银行均为资本消耗型银行，表内业务占其业务的绝大部分，且长期来看，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居民消费的持续升级，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对信贷需求还会相当旺盛。因此，资本补充，风险覆盖，反周期资本提取，以及对于重要金融机构附加值计提，将使银行面临较大资本压力，促使银行信贷向经济资本占用较低，资本回报率更高的业务转移，实现资本、风险、收益的相互匹配和动态平衡，推动银行业务结构从资本依赖型向资本节约型转变。
（二）银行将偏好零售业务，个人贷款竞争进一步加剧
依据《资本管理办法》，个人其它债权的风险权重从100%下调到75%，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继续维持50%的优惠风险权重。为节约资本耗用和提升资本收益率，商业银行更多鼓励信贷资源向个贷业务倾斜，尤其是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综合消费贷款、个人经营贷款等资本效率较高的业务，使得个人贷款额度相对充足。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由于零售业务风险的可预测性强且易于管理，商业银行已广泛介入个人零售业务，《资本管理办法》只是顺应并将强化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这种趋势。2013年上半年，福建省全省个人贷款比年初增加1108.6亿元，占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增量的58.2%，比去年同期高出了30.1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在新资本协议实施过程中，个贷业务成为风险权重下降最多的业务。如，浦发银行福州分行截至6月末，个人贷款业务余额39.0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0.92亿元，增幅达到38.78%。兴业银行2013年上半年个人非住房类贷款较2012年末余额新增144.87亿元，增量在零售贷款（不含信用卡）中的比重高达68.41%，较存量占比有显著上升。
（三）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支持偏正面，但政策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资本管理办法》对贷款500万以下小微企业可视为零售业务，享受75%的优惠风险权重，使小微企业贷款的资本要求明显低于一般公司贷款。据兴业银行反映，对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符合75%优惠风险权重的微型企业（即对单家企业风险暴露不超过500万元，且对单家企业风险暴露占本行信用风险暴露总额的比例不高于0.5%），截止2013年6月末该行对符合75%优惠风险权重的微型企业信贷投放余额已达95.4亿元。但从另外一方面看，与获得相同评级的大、中型公司相比，小微企业的违约风险和违约损失率明显要高一些，给予小微企业贷款优惠资本待遇能否达到监管层的预期目标仍存在不确定性。从短期看资本优惠政策无法改变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微观经营主体盈利基础较为脆弱，小微企业破产倒闭的风险加大，对风险调整收益和资本回报率带来负面影响，导致银行谨慎选择小微企业客户。
（四）表外金融创新受到严控，银行将谨慎开展表外业务
《资本管理办法》对于表外业务资产规模的控制更加严格，表外项目的风险权重以100%计入且不允许风险缓释对风险暴露的抵扣，同等资本占用和资产规模条件下，表外业务回报偏低，促使银行谨慎开展表外业务，压缩资本占用。据了解，华夏银行总行从2012年三季度开始，逐步实行表外资产向表内转移，重点调控表外业务，并下达表外风险资产控制。华夏银行福州分行2013年上半年表外资产较年初增速8.37%，同比下降19.82个百分点。招商银行考虑考虑表内国债、政策债、债券回购、同业贴现等低风险业务的发展策略，并加强对表外或有业务的管理，表外业务增速按保持杠杆率相对平稳的原则合理安排。
（五）银行贷款将向风险缓释措施充足业务集中，非标准抵质押类贷款占比下降
《资本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强资产时，对符合条件的债权及合格保证主体提供全额保证的贷款，可获得相应的较低风险权重；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时，运用合格的抵质押品、保证和信用衍生工具等方式转移或降低信用风险的，其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或违约风险暴露相应下降，突出了合格抵质押品和保证缓释对节约资本作用。上述规定将促进银行提高各项贷款的抵押担保覆盖率，并在选择交易对象以及担保人的时候，将尽量选择信用评级高的客户；在选择抵押品时将更加偏好住宅、商业用房等易量化、可变现的抵押物。经济资本的约束和引导作用，将进一步强化这个特征，未来银行将更偏好风险缓释措施充足业务，企业抵押担保条件将更严格。
三、进一步畅通中央银行信贷政策传导渠道政策建议
（一）组织开展对银监会《资本管理办法》的研究工作
银监会《资本管理办法》是未来银行业监管的纲领性文件，是构建与国际新监管标准接轨并符合我国银行业实际的资本监管体系、提升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重要手段，对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和信贷投向产生积极、重要的影响。人民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作为银行业金融管理部门，应及时适应国际金融监管的新潮流当中，坚持与银行业金融监管部门“相互融合、以我为主”的原则，适时在基层央行货币政策和信贷管理部门组织开展《资本管理办法》及其对信贷投向影响分析的专题研讨会，提高基层央行广大员工干部的理论水平，并将其应用到货币信贷管理工作中。
（二）积极运用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两管理、两综合”以及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等手段提高中央银行信贷政策执行力
近年来的实践证明，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两管理、两综合”以及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等三种手段的积极运用，对提高人民银行特别是基层人民银行的信贷政策执行力，畅通信贷政策传导渠道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建议总行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优化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应用，抓住上述三种手段实施的有利契机，探索研究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基层央行货币信贷管理部门在畅通信贷政策传导渠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找准信贷政策传导与《资本管理办法》的结合点
中央银行信贷政策体现出来的信贷政策传导方式较为多变，通常以每年出台3-4个信贷政策文件为标志，这些年来总行金融市场司陆续出台了金融支持三农、中小企业、贸易融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国家助学贷款、节能环保、水利建设、实体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等一系列的信贷政策，基层各级人民银行也结合地方经济的实际，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政策。建议总行找准中央银行信贷政策与《资本管理办法》的契合点，联合银行业监管部门，推动商业银行在一些需要重点支持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行业企业，出台支持相关行业企业的信贷政策，在经济资本配置方面予以倾斜，从而提高商业银行对上述需要加大信贷支持领域的动力。如，结合《资本管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零售贷款的权重较低的情况，出台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人零售贷款的信贷政策。
参考文献：
[1]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第三版巴塞尔协议[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2]王胜邦，俞靓.商业银行资本比例：以巴塞尔Ⅲ为中心的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