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1 05:35:12
【关键词】新农村 经济建设 生态农业 实现途径
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思想理论，其在指导革命、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视角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笔者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解读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对于明确农民群众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农村经济建设的概述
在马克思主义诸多理论和思想中，关于农村经济建设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在马克思系列理论著作中，无不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也是其以“实践”检验真理为基础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人的自主、选择、自为以及创造性的高度统一，人是参与实践的主体，在对客体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体现出其所固有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原则的论述是其在继承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的，是辩证继承了传统的唯物主义；融入了西方有关主体性的传统学说，又批判了这些学说的唯心主义内容。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主体性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作为主体性的人具有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意识、倾向”，但是，人的主体性是必然要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的。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重点着眼于“改变客观世界”，这是其哲学思想与以往的传统的哲学思想、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本质区别所在。马克思对人类的主体性、人是实践的主体进行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主体就是必然等同的，只有具备自我、对象意识后，并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够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其才具有了真正的“主体性”。①
马克思主义的和谐观。马克思和谐观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人与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类自身与人的统一，这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主张自然界与人之间互相为对象的辩证关系，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过程中，自然界也同时以人作为对象，对人产生反作用。由于自然界的发展有其固定的规律，必然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客观的制约性。因此，人类改造世界必须要遵循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人与社会的统一的辩证关系论述了社会与人之间是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是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如果离开了社会具体的人就不存在，而离开了人的社会也是不能存在的。个人的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不能脱离人与自我关系的辩证统一而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和谐观所蕴含的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一个整体性范畴，具有四层互相联系的涵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历史指的是人类的总体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和统一性是世界历史观的基本含义，由此可见，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第二，世界近现代历史主要是18、19世纪以来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世界历史就是交往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整体和局部、系统和要素的关系。第三，世界历史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结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世界历史属于更高阶段，属于彻底解放人类的阶段，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阶段。第四，世界历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方法和视野。马克思关于世界观与历史观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历史观、世界观以及主体性理论等视角解读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有助于明确马克思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有力地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相对于城市的建设、经济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以及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受到了其它国家的巨大冲击，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甚至在部分地区，二元城乡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还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的相对减少也导致他们的购买力出现下降，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乃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③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不能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在实践中履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取得成功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要发展特色农业、集约型农业。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因此，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力度，推广种植新型、高产的农产品，提高农村居民农业种植的技术水平，发展集约型农业，以实现全面提升农业产出效益的目标。同时，要重点发展特色农业，挖掘农业的潜力。由于我国土地资源十分匮乏，尤其是耕地资源更是十分有限，通过深度挖掘农村耕地的潜力，可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上产物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及其它工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镇驻地，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加工这一增值环节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农村”。而工业的发展又可以积累大量资金，使广大农村地区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中去，如此，技术型农业、科技型农业以及生态农业的发展就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简言之，农村经济建设就是要注重效益、生态并重，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行性。④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的论述、强调的人的“实践”价值，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首先，必须肯定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农民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而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维护以及发展好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这就决定了农民必定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最终受益主体。因此，新农村经济建设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引导，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农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决定性作用，要从思想上、工作中把农民放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地位，创造有利的环境，调动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以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如果广大的农民群众被动地参与到经济建设，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就会比较低，新农村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次，激发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必须激发农民的能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实现，首先必须要农民了解新农村建设内涵、最终目标以及最终利益获得群体，让农民知晓经济建设是与农民的切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只有激发、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热情，我们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才具有了更可靠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农民的选择性，只有农民明确了想要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经济建设才具有了必备的“人力资源”。相比能动性、选择性而言，创造性是农民主体性的最高阶段的表现，发挥农民的创造性作用，农民的创造性精神、创业意识能够推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进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能否实现，关键是取决于能否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只有让广大的农民群众称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他们才能够更好地享受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果。⑤
最后，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载体，尊重农民的自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与其全面发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新农村经济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载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利，使他们能够主动、自主地参与到农村经济发展中去。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农村群众的主体性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的体现，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地意识到自己才是新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主体，才能够承担起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任，然后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实践，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劳动技能水平，从而促进农民群众自身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
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并将其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人性发展的主要标志，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政治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和谐观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实现的途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首先，和谐观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可行性。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提出的人的自然、社会以及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人为本”的重要的理论来源，能够激发广大的农村居民参与到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浪潮中去，为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撑。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的论述，包含了人要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对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其关于人与社会辩证的统一关系的阐述对于营造和谐的邻里关系、增强农村居民的凝聚力向心力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离不开农村的参与，建立和谐社会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平、思想认识水平以及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从而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活动的顺利开展。当然，尊重自然规律并不意味着不能改造客观世界，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居民要积极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通过认识各种自然现象、客观规律，逐渐掌控这些规律的变化，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农村居民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与客观实践之间“信息”、“能量”以及其它物质的交换，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以及健康地发展。⑥
其次，和谐观对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实现途径具有指导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倡导的内涵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以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为根本出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是基础保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生活质量得到了质的改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是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以粗放型发展为主的，过度的索取致使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导农村居民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型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畜牧养殖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二是转变基层政府职能，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以镇、乡为主的基层政府的决策直接与农户的经济利益相关，决策正确将会有助于发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促进和谐农村建设目标的顺利实施；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紧紧围绕“服务农民、以农民为本”的理念为核心，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思路。三是以塑造新型农民为关键，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新型农民的培育必须要提高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使农民成为“技术水平较高、经营水平较高”的新型农民，进而为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小结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败、和谐社会建设能否成功、城乡二元经济差距能否消除、城乡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等都离不开农民的参与。政府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激发农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成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唐学文：“新农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论坛》，2011年第7期，第46～47页。
②左然：“构建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人民论坛》，2006年第7期，第56～58页。
③付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思考”，《现代商业》，2011年第24期，第173～174页。
④黄剑：“新农村经济建设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探讨”，《商业时代》，2010年第9期，第121～122页。
⑤戚中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新农村建设的实证分析与策略研究”，华东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9～15页。
关键词： 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有“中国政府经济智囊”之称。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正式任命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这是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解决世界上最复杂、最艰深的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经济问题。
林毅夫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县。1971肄业于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1978在台湾政治大学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1982年在北京大学获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之后,他远渡重洋,来到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1986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随后,他又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7年,林毅夫回到中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994年至2008年,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并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性,以及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主张中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他还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认为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林毅夫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1990年,他关于1959～1961年中国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1992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一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此外,他的主要著作《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3年还荣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其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屡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对于当前的“三农”问题,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只有依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在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对于2008年底以来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林毅夫指出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认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应对这场危机有三大有利因素,分别是:中国具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存在资本管制,这为其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国政府过去四年都实现了财政盈余,有财政刺激的空间。由于有以上的良好基础,中国能够通过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如增加农村投入、实现产业升级、加强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因此,他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同时,林毅夫还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中国有利,也有利于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可以为解决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作出贡献。
责编:吴奇志
关键词：苹果产业；国际贸易；关税；补贴
中图分类号：F32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17-02
一、世界苹果生产的现状
数据来源：（价值中国网）图1
从图1看出，世界苹果的产量稳定，世界苹果产量大概处于5 000万~6 000万吨，不过有逐年缓慢增长的趋势。所以可以推定在最近的几年世界苹果产量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世界上共有6大洲84个国家生产苹果，其中欧洲35个国家，亚洲25个国家。苹果产量超过100万吨的国家有12个，这12个国家的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5.8％。其中产量最多的5个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波兰、伊朗和土耳其，五国的产量约占世界苹果总产量的54.8％。
二、世界苹果国际贸易状况
1.苹果主要出口市场的地理分布：从出口量看，世界上最大的苹果出口市场在欧洲，其次是亚洲和南美洲，主要的苹果出口国有法国、意大利、中国、智利、美国、荷兰、波兰、比利时、南非、新西兰和阿根廷等。
2.中国苹果出口现状。 苹果是中国产量最大的水果品种，也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品种。近20年来，中国苹果的出口量增长很快，年均增长率是14.83％，远远高于年均3.06％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世界上出口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苹果出口量占世界比重已经由1985年的1.7％上升到2003年的9.8％。尽管如此，中国苹果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还是非常低，2003年也仅仅达到2.9％。而其他苹果主要出口国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都远远高于中国，以2003年为例，美国、波兰、阿根廷的比重稍低一些，在15％左右，其余的几个国家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都超过35％，甚至更多。
3.苹果进口市场的地理分布：从进口量上看，世界苹果的进口市场主要还是集中在欧洲，其次是亚洲和中北美洲。主要的进口国有德国、俄罗斯、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和法国，这10个国家的进口量总和达到世界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进口国，虽然这些年进口比重有下降的趋势，但年均进口量仍达72万吨，占世界苹果进口总量的16％左右。在这些国家中，俄罗斯、西班牙、墨西哥的进口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他国家进口量保持平稳或稳中有降。
三、保护我国苹果的产业的理论依据
（一）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幼稚产业的判定标准：坎普标准
1.坎普标准（Kemp’s test）：幼稚产业保护应以实现产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为前提，即如果某一产业将来在经过保护之后能带来外部经济效应，则暂时性的保护是可以考虑的。
2.在外部规模经济存在时，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之间可能出现偏离。只要其在保护之后，能够产生显著的外部经济效应，则仍有保护的必要。
3.与强调内部规模经济的前两个标准不同的是，坎普标准更加强调外部规模经济与幼稚产业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分析
根据坎普标准内部规模经济的情形下，即使某一产业符合穆勒和巴斯塔布尔的标准，政府的保护也不见得是必要的。
从数据可得，中国的农民面临着地少人多的事实，一直处于精耕细作的劳动模式，生产规模不明显，生产率不高。
1.由于土地的资源的有限性，中国的果农很难成为美国似的农场主，生产达不到内部规模经济。
2.由于农业作物的特性，资本投入回收慢，而在中国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投资在股市或者其他行业，资本回收快，回报率高，因此中国的农业资本的来源是有限性，中国企业进入农业行业的热情不高。
3.农村的信贷体系不完善，果农的信贷依然存在问题。
4.农民素质的不高，没有形成有效率的、有组织的农业协会，难于承受市场的价格的波动，议价能力弱。
外部规模经济的理由如下：
1.中国是生产苹果大国，果农占产量、面积与分布
我国是世界第一苹果生产大国,栽培面积和产量均居世[LL]界首位。据统计, 2003年世界苹果总产量为5 796.7万t，我国苹果总产量为2 110万t，占世界苹果总产量的36.4%。
2.苹果也是我国重要产业之一, 2003年我国水果总产量7 552万t，其中苹果占27.94%［1］
3.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26个有苹果产量与栽培面积的记载。年产果100万t以上的省份有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和辽宁省。其山东省是我国苹果生产第一大省, 2001年苹果总产量达616万t，占全国苹果总产量的30.8%；栽培面积40万hm2,占全国栽培面积的19.2%［2］。
4.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苹果产业集中度、优质果率不断提高。如资料显示： 2006年渤海湾产区、西北黄土高原产区苹果生产集中度达85%，比2002年提高5个百分点，优质果率接近50%，提高10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苹果纯收入2 548元/亩，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超过5 000元/亩，是主产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总的看来，我国苹果产业已经发展成为最具活力的农业产业之一。
（三）利用国贸的幼稚产业保护前后的变化与福利效应理论分析
（引用老师上课的课件）
Y代表所谓的幼稚产业，其在发展初期的所对应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并不能反映其将来潜在的可能性曲线。如果选择自由贸易，那么对应于世界相对价格p，本国出口X，进口Y，社会福利水平为U0；短期内假设本国对Y产品进口征收一个禁止性关税，则征税后的国内价格pt回到了封闭下的价格水平，对应的社会福利为U1，低于自由贸易下的福利水平。保护期间，Y部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从长期看，本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此时，撤除保护性关税，假设本国在世界市场上是小国，本国的发展不影响世界价格，那么有两种可能的结果：（1）如图8-3（a）所示，对应于p，本国仍然出口X，进口Y，但与保护前相比，社会福利得到了改善；（2）在图8-3（b）中，我们看到由于Y部门的发展十分显著，撤除保护后，面对世界价格p，本国反倒由原来进口Y转变为出口Y，社会福利水平由U1提升至U2，高于自由贸易下的福利水平U0。
因此，国家给予保护，是会产生外部规模经济，一旦苹果产业得到有效的保护，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26个有苹果产地。特别是年产苹果100万t以上的省份有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和辽宁省。
参考文献：
［1］张兴旺.我国苹果产业现状、在问题与发展对策［J］.柑桔与亚热带果树信息，2005,(6).
［2］王朝辉.广东特色水果出口贸易发展问题与对策――粤西茂名地区的研究［J］.林业经济，2007，（4）.
［3］孔媛.世界水果贸易比较优势与产业内贸易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1）.
［4］王凯园.WTO框架下发展中成员农业利益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7.
1 文化转向背景下农业科技日语译介活动叙说
上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渗透到翻译研究领域,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代表作品有巴斯纳特和勒夫维尔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1990)、其中包含了《女性主义话语/翻译的理论化》等相关文化权力的论文,以及尼兰贾娜的《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语境》(1992)、铁木志科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翻译: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1999)等专着,提出翻译活动不可能不受权力、时间或各种文化行为的影响,将翻译研究目标引向文化领域。接着,对翻译学文化转向风潮进行定性和定位,出现了“社会翻译学”一说。代表作品有兹拉泰瓦的《作为社会行为的翻译》,考拉·沃夫更提出翻译研究从“文化转向”走向“社会转向”的主张(2006),杰罗德·帕克斯等人则广泛采用社会学方法或借鉴社会学理论来探索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①
受欧美翻译思想风潮的影响,日本语言学界也将目光转向了文化研究领域。氏家洋子在其着作《言语文化学の视点――「言わない社会と言叶の力》(1996)指出语言与说话者、听话者,以及以语言实现交际功能的社会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南雅彦在其着作《言语と文化》(2009)中提出了文化的导入问题,指出统合文化研究在语言研究领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翻译学界,大桥良介在《文化翻译的可能性》(1993)中提出“异领域间”、“异次元间”概念,河源清志主张界定翻译射程,探讨翻译领域和境界划分问题,认为将翻译看作社会事项,进行文化现象分析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翻译学的文化转向问题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孙艺文提出了跨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2003),许钧提出对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加以系统研究(2003),王洪涛在《翻译学的学科建构和文化转向》(2007)中提出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及最终归宿问题。这股思潮在英语学界不断推进,不过在日语学界却略显滞后。②目前此类研究并不多见,而结合农业科技翻译方面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仅有林全庄、林松、付伟伶的《科技日语翻译中的两个突出问题》(《中国科技翻译》1991)等十余篇论文,且研究内容基本定格在语言现象、研究方法、研究技巧上。
对于农业科技日语译介
的翻译活动,国内日语学界主要表现在理论探究、策略分析、作用及意义探讨等方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甲午战争侵华后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来自西方的近代农业科技专着大多由日文译成中文,出现了一批近代化农业科技出版物,其中代表性译着有《农政学》、《农业本论》、《农业经济篇》、《农艺化学实验法》、《农务化学问答》、《植物杂交种法》、《农作物病理学》等,涉及农业政策、农业经济、农业教育、作物栽培、土壤学、肥料学、育种学、病理学、园艺学、水产学、农业气象学、林业等多种领域,书中所述内容都是我国过去从未接触过的。这一时期农业科技书籍的刊行具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传统农业图书仍被重视、发行,但已呈颓废之势;二是西方近代农业科技书籍被大量引进、翻译,并呈兴盛之势。近代农业科技的引入、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世界农业科技的水准,虽然译文有的粗糙、有的简约、有的不符合我国国情。这些早期启蒙书籍开启了我国知识分子对新事物的认知能力、扩大了视野,提供了观察和解决农业问题的新途径。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目的在于翻译、介绍日本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帮助科技工作者掌握了解日本的农业科技动态,从日语科技文献资料中汲取营养、获得进步。于是《日本的农业和食品》(1978)、《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农业》(1981)、《日本水产统计》(1980)、《农业生产与消费能源》(1980)、《近年日本农业的重要变化》(1980)、《世界经济中的日本》(1986)等译着被大量出版发行。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历史变迁、文化发展、社会构成上都有相似、相同之处,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相似性以及日本在高科技领域一直保持优先的发展态势,国人对日本科学技术的关注度一直在提高,表现在农业方面,日本环保型农业科技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循环建设、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点工作。代表译着有《农民教育生活论》(2000)、《国际化时代的日本农业》(2002)、《农业保护理念与现实》(2010)等。
2 文化转向背景下农业科技日语教学法简评
目前,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程度及规模的扩展与加深,科技日语翻译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在农业院校开设的日语专业翻译课程,也注意将农业科技翻译列为一项主要教学内容,其教学模式一般表现为:(1)语体介绍法。翻译文章根据写作目的、内容及读者对象不同,而采用各种不同的语体。科技文章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一般是阐述、探讨、解决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问题的。其语体特点在于揭示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阐明应用科学技术的方法,向学生介绍新的科学技术知识。(2)特殊词汇、语法构成讲授法。科技文章有它本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即表现在词汇、语法结构及修辞等语义、语用方面,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相应的基本词汇和语法规则。(3)基本科技素养培养法。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能在把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做好翻译工作。不过,工作的重心仍围绕着传统的培养模式展开,即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日语能力,具体包括:(1)语言能力,掌握所学语言的规则,如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2)语篇能力,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规则构建语篇的能力。(3)语用能力,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外语在适当的场合,用适当的方式,针对适当的人得体地交际。(4)专业能力,培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能运用外语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
关键词：图书馆；双一流；学科；农业；高校
1“双一流”建设概论
报告中，指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建设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围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通过分类建设、开放竞争、动态管理、深化改革四项管理举措，通过建设一流师资队伍等十项重点任务，旨在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双一流”建设已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内涵是相通的，有了一流的学科才会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大学应有若干一流的学科。学科建设是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的重要基础和生命线，是一项长期性、持久性的日常工作，是建设一流大学的核心内容，学科建设水平的高低是衡量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2当前涉农高校学科水平与学科服务现状
2．1学科水平与世界一流还有差距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等部门印发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了42所世界一流大学名单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名单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农林院校有中国农业大学等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农林院校有南京农业大学等7所。建设学科中涉农学科包括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林学、畜牧、兽医等。其中不乏综合型或非涉农大学中也有涉农学科为优势学科的，比如浙江大学的园艺和植物保护、华南理工大学的农学、兰州大学的草学等。这些都代表着当前我国涉农高校及学科的最高水平。但是，与国外一流涉农高校学科相比，我国的一流涉农学科水平与其还有很大差距。刘志民［1］等对国内外8所涉农大学科研水平对比分析发现，国外一流涉农大学进入ESI世界前1％的学科数量、篇均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均高于国内。刘国瑜［2］等人对20所世界一流涉农大学的研究发现，这些高校不仅农业学科处于领先，整体实力均处于领先地位，与之相关联的生命科学类学科也较强，说明开展与涉农学科相关联的学科群建设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学科水平。与此同时，国内一流涉农高校的发文增速远高于国外，在数量上已有赶超之势，此时要注意在保持数量增长的同时，一定要保证质量，科研方向注重与世界科技前沿接轨，推动科研论文由增产导向提质导向转变。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国内外涉农学科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然而我们要赶上甚至超过世界一流涉农高校，未来任重而道远，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2．2学科服务能力还有待提高
在涉农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上，刘荟岭［3］在2018年对国内30所CALIS农学中心成员馆网站进行调查发现，有4／5的图书馆都提供学科服务，其中江南大学等3所图书馆的服务还非常全面。17所开设了定题服务，22所开设了科技查新服务，26所开设了收录引用服务。但是，在培训课件和教学参考书下载方面还有所欠缺，在向用户推荐学术网站和投稿服务方面力度还不够。张思凡［4］等对我国“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比较分析得出，学科服务流于形式，建设水平低下，创新能力不够，高校学科建设与图书馆学科服务水平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结论虽有些直白，但这在不同的侧面也反映出了高校学科服务先天发展不足的现实。可见，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国高校图书馆包括涉农高校，在学科服务上，目前还是有很大空间需待提升、很大潜力需待挖掘的。
3涉农高校图书馆推动“双一流”建设作用浅析
3．1开展学科分析、共享空间等活动
3．1．1图书馆应定期开展对本校学科水平和潜力的分析。近年来，ESI排名越来越多的被各大高校广泛应用，借助ESI平台对学科水平和潜力进行分析和预测，以衡量科研产出和影响力，跟踪科学发展趋势，发掘具有发展潜力的科研人员，已成为当前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参考。如王弋［5］等人在2018年初利用ESI和InCite数据库对河北农业大学学科竞争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该校2016年1月入围ESI世界前1％的“农业科学”，高水平论文总数还在不断上升，但是质量有待提高；同时预测“植物学与动物学”最有潜力进入ESI世界前1％。据2019年1月ESI最新数据显示，该校“农业科学”持续上榜，“植物学与动物学”新增进入ESI世界前1％。可见通过学科分析，可以对高校学科水平进行准确预测，这不仅对学科建设管理工作提供了有效信息，为学科规划、资源配置优化提供参考，以弥补自身不足和差距；而且通过公示当前学科水平，可以促进对高校自身优势学科的宣传，为科研求职者了解意向单位、为广大高考考生填报志愿提供参考。但是以文献计量的方式进行学科分析也具有局限性，比如在时间上，ESI只对最近10年的结果进行统计，缺乏整体性；不同文献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使我们不可能获得全面、有效的信息，来准确揭示文献的宏观规律；文献计量分析的准确性依赖更先进的数学、统计学方法等。所以，学科建设也应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考量。3．1．2开展图书馆共享空间建设。共享空间是现代高校图书馆新兴的一种读者服务模式，它为读者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信息素养教育的平台。通过在共享空间开展科研活动，不但可以提高图书馆资源利用效率，也让科研人员感受到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担当意识，为科研产出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信息保障。图书馆应定期向外界宣传推介共享空间，同时要制定共享空间使用管理规定，有序管理。共享空间作为学术研究的场所，在物质条件上，应配备必要的学科文献资源、装有各种数字软件的电脑、投影仪设施等，在人员配备上，共享空间应有专业的学科馆员，对空间内的设备及软件使用进行维护和指导，为科研人员提供数据分析、文献收集等服务，同时作为共享空间学术研究的召集人，加强科研人员之间的联系等。3．1．3应加大开展数据库平台、软件等的培训力度。对图书馆购买的数据库，应邀请数据库公司专业人员前来，每年开展1～2次专题培训讲座活动，对广大科研工作者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其数据库应用实践能力、文献选题获取能力、科研论文撰写发表能力等。应将数据库平台使用培训课件或教学视频录像挂靠在网页上，方便师生下载学习。科研工作需要用到一些处理数据、图像和文字的软件，图书馆可在图书馆主页上设置常用数字软件下载链接，对一些需要收费的软件，可根据图书馆资金情况和科研人员使用率酌情购买。可联合本校计算机学科或软件公司前来开展软件培训，介绍软件的操作和应用情况。有条件的高校甚至可自主开发应用软件。
3．2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师资是高校良性运行的三大支柱之一，师资力量的强弱影响着学科建设水平，只有世界一流的师资，才会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和世界一流的大学。当前高校对人才引进要求越来越高，争抢高精尖人才越来越白热化。对于引进来的人才，如何促进其科研水平的发挥，除了待遇、政策、资金支持外，图书馆能够做的就是通过学科馆员制度助力其科研水平的提高，间接提升教师队伍的能力和素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科研人员势必对文献尤其是高质量文献的需求进一步增长。鄂丽君［6］等调查发现，一定数量的科研人员在文献调研、数字技术及工具应用等方面有与学科馆员合作的需求，但是也有较多的人不确定学科馆员是否具备科研所需技能，这就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图书馆应不断扩大自身职能，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封闭转为开放。3．2．1高校图书馆应建立完善的学科馆员培训制度。应注重专业馆员科研服务水平的提升，通过政策扶持、资金资助等，支持馆员外出学习接受专业培训，如采取报名和推荐的方式择优遴选，对外出学习者在年终考核优秀等次上予以优先考虑，根据馆内资金决定每年资助外出学习人数，学习内容为适应本校科研工作的数据库平台培训、软件学习等。3．2．2应建立学科馆员组织管理制度。应注重培养专业馆员学科服务团队。选定科研服务带头人，此人应具备较高的学科专业背景，愿意从事此项工作，也可以从二级学院学科带头人中选出。带头人应定期或不定期带领大家举行研讨活动，互相交流在科研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互相学习工作经验，取长补短。3．2．3应建立学科馆员评估及奖惩制度。图书馆要主动推荐优秀的学科馆员为科研教师提供服务，也可为研究生、本科生提供服务。学科馆员自身也要主动作为，要根据具体合作需求承担文献查询、数据分析、指导培训等相应的工作。涉农高校应优先选择农业学科类的科研人员或团队，以突出特色。同时，人事部门应认可并评估学科馆员的这部分业绩，建立奖惩机制，对优秀学科馆员在年终考核、职称评定中予以重点考虑。
8年代中后期,在生态经济学家们的倡导下,中国政府在全国不同类型地区建立生态农业示范点,到9年代初期,全国共建设5个生态农业示范县,通过有效和合理开发利用有限资源,使生态农业建设与农业生产共同发展成为事实。
1989年,刘巽浩提出精久农业(Intensive Lasting Agriculture,缩写ILA),强调生产、经济和生态持续化,坚持三者的协调统一。
1991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荷兰国际农业与环境会议提出了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定义,确定实现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第一,积极增加粮食生产,保证各国及地区,以及世界粮食安全;第二;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消除贫困,实现农业综合发展;第三,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珍惜、保护和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以利于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1992年9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决定》。这个文件指出了9年代的中国农业应当在继续重视产品数量的基础上转入高产优质并重和提高效益的新阶段,这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也是适应逐渐发育的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和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要以流通为重点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体制,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农业(Agriculture of High Yield,High Quality and High Efficiency,缩写AHHH)。
1993年5月于长沙,中国农学会与农业现代化分会等召开了“全国持续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卢良恕等提出,中国应该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现代集约持续农业发展;刘巽浩等提出,集约持续农业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选择。这次会议使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专家们充分肯定了中国农业应该走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1993年5月于北京,中国社会发展科学研究会。中国农科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发起主办了“’93国际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研讨会”,有24个国家及地区的专家。学者和高级政府官员16多人参加。会议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基础上,明确了:(1)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是世界性的农业发展战略,并且正由一种战略构想转向理论建设和农业实践;(2)持续农业的建设必须以现代科学技术力强大的技术支柱,吸收传统农业技术精华,形成持续农业技术体系;(3)持续农业具有不同模式和具有区域性特征。中国学者提出集约持续农业的发展战略,以高产、高效、优质和低耗为主要目标,达到持续增长的生产率,持续利用与保护农业自然资源,持续提高土壤肥力,持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1994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一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确定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目标。白皮书指出,中国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目标的建立,是吸收世界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研究实践而提出的,强调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是中国的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发展领域。特别指出,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要摆脱现在的困境,必须走持续发展的道路。确立了3个基本目标:(1)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水平和保障粮食安全;(2)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状况;(3)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状况,合理地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以满足逐年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1995年6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中国农业发展会议”,进一步强调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农业专家学者们再次向政府倡议,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必须走集约持续农业道路,会议明确了中国农业发展应该走集约持续农业道路。同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院士充分肯定了中国农业走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的选择,整个中国科学界对农业专家卢良恕、刘巽浩等关于中国农业必须走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的倡议,进行了深入的论证人
1996年4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提出中国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道路是集约持续农业。
1998年4月,国家科委重点支持“持续高产农业示范区”,开展了高效持续农业具体实施工作。
通过以上分析阐述,我国政府从提出高产高效优质农业到农业学术界倡议并得到政府肯定的中国农业走集约持续农业道路,是农业宏观理论从高产高效优质农业向集约持续农业理论发展,以及将集约持续农业与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相互统一的过程。
二、集约持续农业与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比较
1.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高产目标与集约持续农业的集约农作
高产高效优质农业(AHHH)的高产目标具有单一性,而集约持续农业中的集约农作不仅强调农产品的高产量,而且强调将以耕地利用率为中心放在首位,努力提高单位生产空间或面积的农产品数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努力提高作物生产。动物生产的单产水平,力求低产变中产,中产变高产,高产变超高产。特别是作物生产要高度集约地多维(平面、空间、时问)利用每一块土地,实行人力、资金、物质、技术和经营高度集约化,实行精耕细作、间套复种和多熟种植,尽力提高种植指数,实现最优化的高产,并与畜牧业、林业、水产、加工业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密集的产业链和运行通畅的产业网络,综合提高农业生产单产和总产水平。
这一概念特别提出了中国不是农产品剩余国,而是农产品短缺国。因此,提高作物生产单位面积产量,尤其是以水稻、小麦、五米、大豆和棉花等为主要衣产品,是中国农业长期不变的主题,也是愈来愈棘手的难题。中国任何时候不能掉以轻心或轻率对待粮食生产与安全问题。自1978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因粮食增产出现卖粮食难的现象(如1984,199,1996年等),学术界几次开展对增产的批判,显然是不适当的,更是缺乏农业持续发展远见的。
2.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高效目标与集约持续农业的共同富裕
集约持续农业第二个目标是高效增收,要将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力争高产高效或高产不低效,积极提高
劳动生产率;要因地制宜调整结构,适当增加园艺作物与养殖业比重,适当增加高价值作物与动物以及出口创汇的比重,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与二、三产业;实行劳动力密集、科技密集与适当增加投入的有机结合与相互置换。为此,要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实行贸工农的结合,推动外向型农业发展,开创合作化、社会化和产业化的新局面,促进农村经济全面持续发展。 通过对世界农业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分析,尤其中国农业的特点,在坚持综合增收的目标基础上,鉴于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农业及农村概况,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专家们将集约持续农业的第二个目标发展为共同富裕,这是综合增收的涵义的拓展、概括,在理论上更为深入。
共同富裕强调持续增加整体农民收人,无论是富裕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无论是东部沿海发达经济农区还是中西部落后经济农区,都有权力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未来。富裕发达的农区应该支援落后贫困农区的经济发展,逐渐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实现全国农业均衡发展,消除贫困,增加农业和与之相关的产业人员的经济收入,逐渐实现以农业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条件下,大力发展涉农相关产业——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农牧结合型农业、设施农业、服务城市的都市农业、外向型创汇农业、贸工商一体化的商品农业和产业化农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借鉴国外农业经验,建立良好市场经济的科技、农用物资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多产业链条、有机联合的产业网络,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性能强、社会化服务全、产业化程度高的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全面持续发展,实现农业与农村共同富裕的新格局。
3.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优质目标与集约持续农业的持久发展
高产高效优质农业(AHHH)中的优质目标,主要是指农产品的质量,包括产品营养性、多样性、安全性、加工性、医疗性。纯净度、无污染性、产品包装等,是非常狭义的,最初仅指农产品的品质。随着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深入发展,关于农业优质的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目前的研究还没能把这个优质目标与集约持续农业的持久发展相接轨。优质不仅要[，！]求农产品的营养性、安全性和多样性,而且包括农村环境、农产品营养丰富、无污染的综合表现,还要求建立农民生活富裕、农业技术发达和生态环境优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应该把优质目标提高到一个比较合适的高度,发展和丰富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内涵,为与集约持续农业接轨做出概念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升华。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优质目标向集约持续农业的持久发展转轨是一个本质的飞跃。集约持续农业第三个目标是持久发展,强调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相结合,自然机制与人工机制有机结合,保护耕地、水和森林等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搞好水利与农田基本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持续生产能力;强调生态持久性与社会经济持久性的结合,避免片面强调一个方面,没有经济上持久发展也不会有生态持久性的建设;在发展中国家农业投入不足的条件下,增加包括物质、资金、科技、智力等投入是农业持久发展的关键。
所以,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优质目标向集约持续农业的持久发展的推进,不仅仅从农产品营养性、多样性、安全性和无污染等向包括农产品在内的生产条件,农业生态环境等待久性发展,把高产高效优质农业转变成一个适应世界农业发展潮流和趋势,并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具有中国农业特色的集约持续农业,完成了高产高效优质农业向集约持续农业的理论深化。高产高效优质农业是我国政府9年代提出来的农业战略目标,在世界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思想影响和引导下,不断发展和完善,向集约持续农业发展,形成生产持续性、经济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相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持续农业发展模式。
三、集约持续农业与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关系
1.集约持续农业的集约农作与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世界粮食安全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中国的粮食消费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也是最大粮食生产国。21世纪,中国粮食供给与需求之间仍存在5~1万吨的缺口,保证粮食自给率9%也存在一定困难,维护中国粮食安全是对世界粮食安全最大的贡献。
集约持续农业的首要目标--集约农作是对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有关世界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第一个目标——粮食安全的丰富和发展。因为集约农作在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富余、人均资源短缺和经济落后的国度中保证粮食安全,实现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向所有中国人提供足够的粮食,而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提高包括粮食在内各种农产品的农业高产措施,是FAO的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粮食安全目标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集约农作是世界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在中国解决本国粮食问题的具体体现。
集约农作在实现集约持续农业目标与世界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接轨中,把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积极增加粮食生产、保持世界粮食安全的目标在中国具体化,提出了中国增加粮食产量和保证粮食安全的具体生产方式,充分考虑了中国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丰富、耕地短缺的具体国情,体现了中国特色,为那些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和耕地资源贫乏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持续农业技术方向,集约农作目标比增加快食生产,保持粮食安全的目标更具可操作性和技术直观性。
中国集约持续农业与世界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比较,不仅丰富和发展后者的内容,而且说明在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实践中创建了自己的特色,在推动世界农业持续发展过程中走在理论和实践的前列。
2.集约持续农业的共同富裕与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消除贫困
集约持续农业提出的第二目标为共同富裕,与世界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消除贫困具有相同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但集约持续农业的共同富裕有以下几方面与消除贫困存在一定的区别和差异。
第一,共同富裕不仅强调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直至消除贫困。但消除贫困不是集约持续农业的终极目标,只有在消除贫困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的目标——共同富裕起来,走向一个繁荣富裕的未来社会。
第二,共同富裕强调不仅旨在消除贫困实现农村经济综合发展,而且倡导消除农民获得财富的不平等性,使任何农业生产者都有平等的权力获得经济收人,一同走向富裕,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平等的现象发生。
第三,共同富裕从正面提出了农民在农业待续发展过程中应该享有公平富裕、井同富裕的权力,提倡富裕的公平性、共同性,反对贫富差距扩大,只有农民共同走向富裕的未来才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真正的目的,才是世界农业持续发展所期望的。
第四,共同富裕是中国专家学者提出来的,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持续发展的理想,再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共同富裕思想,是这个理论在中国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所结出的成果,这个理论在持续农业研究具体运用的结果。
集约持续农业的共同富裕目标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消除贫困的目标,并把这一消除贫困、增加农民收入达到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内容所体现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创造农业与农村的共同富裕,这在理论上具有高度精炼性,在实践上具有非常明确的
目的性。共同富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持续发展都具有普遍意义。 3.集约持续农业的持久发展与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持续发展
中国的集约持续农业最早提出的名称为精久农业(Intensive Lasting Agriculture),其后为了与国际持续农业相适应,其中文为集约持续农业,相应的英文名称Intensiv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精久农业是结合中国农业实践而提出来的,表现了中国学者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科学。求实精神。精久(Intensive Lasting)与持续(Sustainable)在本质意义上不谋而台。只是“精久”比“持续”多一个“精细、集约”(Intensive),阐明了中国农业应有的特色。而“久”与“持续”都具有延续长久的意思。这现象充分体现东西方学者因受不同哲学文化影响造成的思维差异。因为中国人的思维受东方哲学文化影响,总是习惯从整体或系统出发去思考问题,而西方人总是习惯从局部或部分出发去思考分析问题。精久农业中的久(Lasting)是持续永久之意,形容农业从古到今乃至于未来,均会保持长久发展,将农业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去描述、思考。而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持续(Sustainable)取延续不断的意思,强调农业由不同的片断、时期延续在一起的,把持续农业分成阶段来考虑,加以描述。因此精久与持续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描述、思考的角度不同而已。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理论逻辑；实证检验
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 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了解经济理论发展史的学者都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1.内部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 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对稿件应请专家匿名审稿。这些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 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 所以， 难以形成逻辑体系。这样的观点、主张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可能贡献不小，也常被冠以理论之名，但和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能够做出贡献的理论，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2.理论假设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 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他假设替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过去国外的学者经常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 证据是在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接受殖民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 而这种技术可以增加产量。我的恩师舒尔茨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 改变了经济学界对农民是不理性的看法（Schultz，1964）。先进的技术通常预期产量高，但要求的气候、温度、湿度、肥料等条件也较严，合乎这些条件，产量会远比传统品种高出许多，而不符合这些要求，也可能颗粒无收。传统的品种，产量低，但一般旱涝保收。在落后的地区产量高时，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产品很可能运不出去而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而当减产时，则又难于从其他地方运来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种旱涝保收的低产品种正是传统社会农民在预期收入和风险之间做了最佳选择的理。
经济学家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因为以这个假设为基本出发点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而坚持这个假设也给经济学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当我们在研究问题，发现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现象时，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当事人不理性， 而只可能是我们对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所以，要求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产生这个现象的各种条件。
3.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
在人是理性的前提既定之下，所谓经济理论无非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在给定的条件下， 如何做选择，以达到其目标的最大化，而选择的结果正好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包括在这个模型中的给定条件是否合适。所以要构建一个理论时，首先要了解限制当事人的选择的给定条件是什么。
过去总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学习苏联经验来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我们则从政府当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经济， 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替代解释。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我国当时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资本非常稀缺，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无法投资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主要经济剩余只能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少而分散， 不容易聚集，靠市场无法动员资金建设投资规模大的项目。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复合农林业的崛起的历史背景，阐述了复合农林业的内涵，并在广泛了解各方资料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上述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的关系。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
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既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具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主要特点。21世纪,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业将面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负荷不断加重和人口数量增长趋势还将继续的三重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具体地说:(1)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已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重视资源的永续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数量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2)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质量下降的现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必须努力提高林木覆盖率。(3)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农业投入的不足,要求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建国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对农业持续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财力和物力的来源。而在不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加重了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四、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依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合农林业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表现如下:(1)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多产业的有机组合,在同一地块上,将“一维”的农业生态系统转为“多维”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增加了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充分地挖掘生物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气候等资源的利用率。(2)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以牺牲林业用地来满足粮食需求,或依靠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环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在粮食不减产的同时,实现了林木覆盖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林争地”的矛盾,为协调粮食增产、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3)复合农林业是一项以生物措施为手段的资源管理系统,它充分利用树木的生理、生态功能,调节系统内小气候环境,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4)复合农林业利用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实现了种群在不同生态位上的“共生互补”、“相互依存”,增加了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5)复合农林业,将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系统转变为依靠系统自给、生物自肥的人工复合系统,加快了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参考文献：
［1］李文华等.中国农林复合经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卢良恕.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培训班教材,1995.
［3］王青.黄土高原可持续农业开发模式研究—以陕西黄土高原区为例.干旱区研究,1997.
【论文摘要】：十四世纪初至十七世纪上半期在西欧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社会由中世纪转向了近代社会。其中两个世界的发现是这个世界的本质特点，它们是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一下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实现就显得是那么的必要了，而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专业化保证了独立个人的出现。
十四世纪初至十七世纪上半期在西欧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社会由中世纪转向了近代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文主义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人文主义"来自于拉丁语，是受世俗教育人的含义。它注重人的尊严，赞扬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作用。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是古典文本和视觉艺术品的恢复，这就像丹尼斯.哈伊在他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中论证过的那样：文艺复兴在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政治体制、宗教观念、战争与外交、以及法学、史学、世俗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两个世界的发现是这个时代的本质。布克哈特发展了米什勒的观点，他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人性的发现主要特点和本质特征是个人主义，个人的发展使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成为可能。
在经济条件比较匮乏的中世纪，人们的心灵和思想就难于从相互依赖中独立出来。"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和半睡眠状况。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①中世纪的人大部分是作为某某的封臣、封君，以及谁的农奴和谁的领主存在的。对于大多数的农奴来说，除了满足自己的衣食起居之外，剩余的精力只有投向被教会牢牢控制的基督。一个资料可见一斑："关于交换杜兰的儿子巴夫德里克.李儒等人。受神宠爱的巴黎主教威廉向所有看到本文的人们并通知---已故杜兰的儿子巴夫德里克.李儒：属僧侣会的人身依附人，和巴夫伦提亚的女儿伊萨伯拉，属我们的人身依附女子，结婚。而胡格的儿子奥里克，属我们的人身依附人；愿和杜兰的女儿康士坦楚娅，属僧侣会的依附女子，结婚。因此-------我们和上述的僧侣会取得协议：所说的巴夫德里克和伊萨伯拉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子孙孙作为我们的人身依附人------奥里克和康士坦楚娅以及他们的所有的子子孙孙作为我们的人身依附人------"②
十到十一世纪欧洲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进而使手工业更容易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城市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起来，它不仅起到为封建领主提供手工艺品、消费品、武器装备的作用，而且也为农奴、自由民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在城市里过上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获得自由。同时在"波隆尼（1256年颁布了农奴赎买的法律，1282年又重新颁布一次）、佛罗伦萨（1289年颁布了禁止出卖农奴的法令和以解放为目的购买农奴为权利）"③以及其他许多城市都颁过这种解放法令。这种法令的出台为农奴实现自身自由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城市的发展又是与乡村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乡村的粮食、手工业源料支撑着城市发展的基础。"城乡之间劳动和交换分工以及农业品的输出，破坏了领地生产的自然经济和农奴制组织的旧形式，提出了改变采邑的经济政策的要求，因为在采邑面前已出现了新的经济活动范围。城乡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改变生产关系的形式，改变剥削农民的形式。"④经济层面的变动，必定能在意识层面找到相应的变化。随着城市与农乡的互动，农奴、半农奴的依附关系开始松动。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发生了变化，摈弃了庄园、农奴主而采用自我来思考问题。
私人自我观念的意识经历了一个传动的过程。从经济地位附属关系的逐渐独立，扩展到思维方式改变。中世纪的农奴、自由民、半自由民，在封建的经济体制下，集中在以庄园为中心的劳动范畴内。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作为庄园封建主的附属品，换句话讲是他们的存在是以封建领主的存在为前提的，他们不过是作为庄园组成的一个有机部分的形式存在。
中世纪末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法律层面上存在两个空间，一个是公共空间，一个是私人空间。"'公共'和'私人'的意义在十九世纪的法语和拉丁文里都是相同的：'公共'的最基本的意思是全体民众的共同占有。'私人'一词的两个派生意义一个表示不为大家共同使用的意义，另一个表示家庭内部生活--某个人及与之亲近的人组成的圈子--的意义。"⑤在这两个空间上，存在着相对扩大与缩小。在分工越来越专门化，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交流的层面上讲，人们开始作为一个利益整体--行会--来与外界竞争。行会在整个经济体中是以私人空间的形式存在的，而在行会内部每个参与者又把行会看作了公共空间。在乡村的农奴境遇逐渐改变，货币地租的流行使领主对农奴的束敷越来越小。农奴以家庭作为经济单位来与市场发生关系。
在宗教领域里，中世纪教会那种繁琐模式，逐渐成为了一种桎梏。宗教的那种禁欲的，强调呆板的生活亦不能满足人们自身的需求。他们要求一种积极的肯定个人能力的宗教，扔掉那种约束性极强的说教。正如菲利普.阿利埃斯指出的那样正当雕像的脸部日趋世俗化时，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新观念在圣经学者中兴起。救赎被认为不再仅仅通过被动的绵羊般温顺地参加宗教仪式而获救，它可以由个人努力修行得来。而这也是从个人角度上涉及到的宗教改革，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政治层面的原因有所不同。
自我的实现更直接的是从世俗文化上表现出来的。中世纪教会严格掌控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从宗教领域也从世俗领域进行干涉。教会所奉行的禁欲主义严格束缚着人们身心，然而教会本身所具有的问题又使人们对它厌恶至极。罗马教会所关心的永远是教众的金钱，正如所谓的"赎罪券"。认清教会的实质，要求从意识形态上去革新教会，就要求从现实生活上去实现个人自我。世俗生活包罗万象，就取其一点做以下表述。从服装的变化这一侧面来作一下论证。从中世纪末到文艺复兴时期服装穿着有逐渐打破阶级限制的趋势。"豪华的服装不再是贵族的权利，这是在那些试图用法律规定来允许和禁止人们着装的城市和国家那里，用法律条款明显表现出来的事实。"⑥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使服装的种类和款式急剧丰富。有了钱的各个阶层为了满足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就直接体现在对服装的热衷，商人、手工作坊主、富裕手工业者乃至各级神职人员有了穿着豪华服装的资本。
文艺复兴作为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过渡阶段，这段时期内社会各个方面都在改变，而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与创造者，是这些转变的核心。从中世纪个人的忽视，神的突显，逐渐转变成突出人的世界，个人的现世。人被强调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这在人的历史上十分重要 。
参考文献
[1] 布克哈特， 著. 何香， 译.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P125.
[2] 耿淡如， 黄瑞章. 《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6，1:23.
[3][4] 波梁斯基. 《外国经济史》， P281-282.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变迁、重构及中国的对策研究”（13YJC810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文学（1977-），男，湖南益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研究。
一、对过去500年世界历史的重新审视
在15世纪欧洲人开始大航海之前，美洲大陆和澳洲属于“未知大陆”，与亚欧大陆的人类文明基本上没有直接联系。即使是亚欧大陆上的居民也由于地理距离、交通工具、战争动乱等因素的限制，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往来受到诸多影响和制约。虽然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着陆地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但从不同文明之间沟通交流的广度、深度、便捷程度来看，当时的世界基本上可以被看成一个相互孤立、彼此陌生、独自发展的世界。15世纪的欧洲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了直接交往，从而在世界历史上结束了欧亚大陆阶段，开始了其全球性的阶段。”[1]在某种程度上，大航海时代可以视为文明之间相互隔绝孤立时代的结束和新全球化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西方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霸权，欧洲人及其海外移民的后裔在之后500年的时间内逐步实现了人口的全球分布和“西方文明”的全球化。
15世纪初期的中国曾经出现过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但从15世纪中期以后就几乎完全放弃了这种成功的远洋探索，这成为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大转折点。“15世纪一系列成功的远征活动以后，明朝统治者选择停止了中国大部分的海洋工业，在领先国外400年之时关闭国门……中国的创新社会在明朝最后几十年和之后的清朝继续下滑，而中国的经济和世界大国的地位也随之下跌。”[2]对于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全世界的历史学术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中国从海洋退出之后不久，欧洲人开始了征服海洋的远航，并且通过大航海开始了一场全球性的殖民主义扩张。如果以1415年葡萄牙人侵占非洲西北部的休达城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开始的标志，以1999年葡萄牙退出澳门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结束的标志，那么“殖民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活动的时间竟长达584年”。[3]如果将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到今天为止也有500多年的历史。对于这段世界历史的解释，我国传统学术观点基本上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阐述其“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使命。欧美学者则大多站在西方中心论和自身利益的视角，研究近现代西方文明在全球扩张的“历史使命”和白人的“全球责任”。如果我们不囿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站在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本位来重新考察过去500多年的世界历史，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1.中国明代大航海事业的突然终止是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损失。它不但使中华文明错过了主动向世界“走出去”的最佳扩张契机，还导致中华民族的视野转为内向和保守，也为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的屡次入侵和国力的迅速衰败埋下了伏笔。
2.过去500多年的世界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欧洲人的殖民扩张史。从15世纪葡萄牙开始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以及由欧裔移民建立的美国和“脱亚入欧”之后的日本都先后投入到殖民扩张浪潮中，将非西方世界瓜分完毕。
3.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开始全球扩张之前，旧大陆上还存在三大异质文明。它们分别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但是这些非“西方文明”在西方殖民扩张中相继被征服或受到巨大冲击，在近代沦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4.美洲和澳洲这些“新大陆”上独立发展起来的人类文明在西方人的冲击下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最后的结局可以说是完全覆灭，甚至美洲和澳洲的土著居民也接近于被西方入侵者灭绝，广袤的西伯利亚、中亚、远东等地区则被俄国人蚕食征服。从当前的状况来看，欧洲人移民及其后裔在这些区域已经处于绝对的主导和控制地位，一部殖民扩张史就是一部欧洲人全球移民和全球分布的历史。
5.在500年的西方殖民扩张史中，根据历史传统和语言文化的差异，西方人的殖民扩张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扩张系列。它们分别是：拉丁语系殖民扩张（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等）、日耳曼语系殖民扩张（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等）、斯拉夫语系殖民扩张（主要是俄罗斯人）。其中，前两个语系的殖民扩张属于海洋型扩张，斯拉夫语系殖民扩张属于大陆型殖民扩张。
6.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西方人的内战，它终结了欧洲人的世界霸权，但在全球留下了“西方文明”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两场西方列强的内战为非西方世界的独立和解放带来了契机，并导致战后非殖民化浪潮的迸发和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
7.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冷战也是一场西方白人霸权的内战，它终结了俄国人的大陆型殖民扩张，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苏联解体实质上是一次迟来的非殖民化运动，可以理解为其他加盟共和国从俄罗斯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由于沙俄长期的对外扩张传统被苏联继承，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对俄国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对大英帝国的影响，俄国殖民地也没产生任何有影响的非殖民化运动，因此可以将1991年的苏联解体理解为一次迟来的非殖民化运动，甚至“独联体”与“英联邦”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很多共同点。[4]
8.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已经是最后的西方霸权，是西方500年世界霸权的尾声，也是“西方文明”统治世界的最后末班车，承载着西方文明对非西方世界的全部优越感。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不会突然崩溃，但其国力的绝对优势地位将会持续下降。
9.在当代世界，如果从人种和文明的双重视角来看，拉丁美洲依然属于拉丁语系殖民扩张的成果，北美和澳洲属于日耳曼语系殖民扩张的成果，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则属于斯拉夫语系殖民扩张的成果。如果比较西方三个语系殖民扩张的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日耳曼语系殖民扩张最为成功，现在的北美和澳洲也均属于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
10.任何一个世界霸权都不是永远存在的，任何一种世界秩序都要面对世界潮流的变迁。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也只是一种暂时的人类社会现象，是过去500年西方世界游戏规则的延续，也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全球霸权地位的象征。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东方文明古国，面对时代的变迁和迅速改变的世界，应该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有更加长远的目标。
二、近现代“西方文明”扩张与人口的跨境迁徙
持续500多年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在全世界留下了“西方文明”的绝对主导地位。除了欧洲本土以外，由于欧洲人在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时期对殖民地的大规模移民，使今天的美洲、澳洲、西伯利亚等地都已经成为欧洲移民后代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澳洲的土著居民已经成为绝对的少数族群。持续500年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还带来了欧洲语言宗教的全球化，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等印欧语系的语言已经成为美洲、澳洲、非洲、部分前苏联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的官方语言，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也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宗教。“西方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顶点，其他任何形式的改变都预示着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到来。任何持有这种信仰的人都坚信自己有责任维持西方文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想象不出还有比西方至高无上的社会更好的世界。”[5]可以这样说，西方在全世界的殖民统治虽然已经寿终正寝，但是“西方文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文明。
欧洲移民在“走出去”的历程中最早主要依靠的是殖民扩张时期的“火与剑”，当殖民统治确立以后则采取大批接受“自由移民”的方式。这些欧洲移民及其后代都长期成为殖民地的统治族群。非洲的黑人在殖民时代则基本上被当成奴隶劳动力贩卖到各欧洲殖民地。亚洲地区的对外移民主要包括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等，既有早期通过人口贩卖流向世界各地的，也有后期的大量矿工、手工业者、小商人等自由移民，但总体上说亚洲移民在殖民地长期处于一种受排斥的边缘化地位，“黄祸论”等种族主义口号长期影响着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的移民政策。德国学者海因茨认为：“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亚洲，存在着大量人群，这些人群正在设法向外扩张，因为他们自己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生活资料。”[6]英国历史学家、在澳大利亚担任殖民官员多年的皮尔逊也是“黄祸论”的鼓吹者，他认为中国人口向外扩张不可避免，大力宣扬黄种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对外扩张将是西方国家的威胁，“由于中国各省渐有人满之患，一直在帝国境内进行的那种人口大移动势将结束，那些必须建立新家园的人们很自然地要移居到拥有荒地的外国去……将看到整个地球被一条由黑种人和黄种人构成的绵延不断的地带围绕起来。”[7]在这种舆论氛围中，西方国家相继对亚洲移民采取了大力度的限制措施。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但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战争，也直接冲垮了英法等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等已经成为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遭受公开批判，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开始成为西方社会中的主流政治论调，加上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要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许多西方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前殖民地国家也开始逐步放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有色人种移民。从二战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逐渐接受了大量的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移民，既包括素质较高的技术移民、留学移民、投资移民等，也包括许多非正规渠道的偷渡移民。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必须要指出来。由于二战后欧洲国家相对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较低的人口出生率，使得二战后欧洲人迁移到其他地区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与此相反，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开始陆续迁往欧美。如果说西方的殖民主义曾经开启了全球化的大门，导致西方的种族和文明形成了全世界分布的态势，那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则带来了一种“逆向殖民”的趋势，前殖民地国家有色人种的较高出生率正推动这些地区的人口逐步向欧洲本土和北美、澳洲等地区迁徙。非西方族群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成为多数族群，这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明清两代的中国政府虽然都曾经颁布并实行过禁海政策，但东南沿海居民外迁的数量仍然很大，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更是长期保持着一种外迁趋势，并且在东南亚、美洲等地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华人群体。由于中国国力的逐渐衰败和近代中国文化的内向保守，加上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中国政府对这些“下南洋”和“卖猪仔”的海外华人群体根本无法提供任何有力的经济政治支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人对外移民的步伐一度出现了停滞趋势，但港台地区华人移民国外的趋势仍然十分普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在中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发现世界、观察世界和走向世界，在国外许多城市中来自大陆的新移民群体正处于快速增长的趋势之中，长期以来封闭、保守、内向的中国人开始积极主动投身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中。
三、基于近代以来全球人口跨境迁徙视角对中国未来对外战略的新思考
如果全面考察我国当前的很多对内对外政策，可以发现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应该进行重新思考和探索。研究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就会出现不一致。当我们从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界流动的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我国未来的对外战略，就会得出一些全新的有益的思路。
1.人口政策的调整契机：从计划生育到对外移民。计划生育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内向、保守的思维方式。欧洲人在工业革命前后也出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是他们通过向美洲、澳洲等地移民缓解了自己的人口压力，并且控制了全世界的大部分领土，这背后是一种外向、开拓、扩张的思维方式。中国在人口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只能通过计划生育来减少自己的子孙后代，是一种节流而非开源的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修长城、禁海令、计划生育是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都代表一种守成、内向、保守的文化模式。计划生育的历史背景是中国人对近代以来的多次大饥荒的集体记忆。我们将人口数量看成是一种灾难，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剧。人多就会没有饭吃，就会饿死人，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是我们的人口政策获得正当性的最佳理由。国家是暂时的，国境线是人定的，“护照签证”都是西方人为了维持其对地球资源的控制而发明的东西，其本质是限制东方有色人种的对外移民。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人口自由流动在21世纪已经是世界大势，必然冲破任何“护照签证”等人为的限制。中国人可以走出去，外国人也可以来中国。以广州出现大量聚居的非洲黑人为例，现在外国人来华定居的越来越多且维持较高的生育率，已经愈发显示出中国人口政策的不合理。计划生育的背后还有一种落后的资源观和空间观。过去理论界的许多观点一直认为人多了资源不够、空间不够，但是我们的思想也要在全球化的时代与时俱进。21世纪的人是全球分布的，资源也是全球利用的。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将人移出去，将资源弄进来。过去一般认为分母太大导致人均太少，因此减少分母可以增加人均。但是我们很少说把分子做大，同样可以增加人均。
如果基于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界流动的视角，我国国内的人口压力完全可以通过“走出去”战略来加以舒缓。由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和“走出去”就业定居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未来继续采取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将逐渐下降，这将给我国人口政策的未来调整带来重要契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部分调整，“单独”家庭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铺开。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还应该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和不断变迁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对人口政策进行继续的调整和优化，争取早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如果我国人口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能够实现从控制国内人口数量向鼓励对外移民的重大转变，将标志着中国人思维方式从保守和内向转变为开拓和外向，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2.农村现代化问题的新视角：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农村人口比率依然偏高，中西部广大的农村地区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的大城市。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开展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很多农村以及中西部地区不少交通便利的农村地区，都已经逐步建设成为文明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制约，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已成为我国未来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重点攻坚的主战场。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偏多和农村人口素质偏低仍然是困扰未来农村现代化问题的关键影响因素，而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在短期内又无法接纳这样巨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定居。因此，鼓励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去”就业、创业、定居，可以成为未来我国减少农村人口压力和资源压力的重要手段，对于我国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从人口跨国界流动的视角下考察我国农村和农业的未来发展战略，“走出去”将是一条多赢的战略选择。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应该紧紧结合当前的国内农村现代化趋势，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从战略层面来看，我国未来应该通过一系列国际性的农业产业合作，带动中国农民工出国打工、种地、定居、创业，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8]目前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套完整的农垦系统，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集团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在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开展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这种国际合作能够将我国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我们还可以考虑把赴海外租种土地或承包工程作为一个关键切入点，在非洲和拉美等地承租大片的可耕种土地，然后招聘国内的农民工去发展规模农业开发。如果由国内的大型农业企业牵头开展国际农业开发投资，引导我国农民工在海外就业，不但可以将中国农民工就业的问题推向全世界，还可以开辟我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新渠道、扩大我国国际投资的新空间，同时增加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来看，许多国家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也都出现过大量农村剩余人口的对外迁徙。这种迁徙既包括往国内城市流动，也包括人口的跨国界流动，可以概括为“人口的城市化趋势”和“人口的全球化趋势”。我国过去在农村人口转移这个问题上经常提到城市化趋势，但很少提到全球化趋势。其实，针对中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未来去向，应该要采取城市化趋势和全球化趋势并重的方式来加以引导。
3.人口跨国界流动的长期效应：中华文化的全球化。人口跨国界流动将带来世界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全球发展。中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最终必然带来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大量的中国人出国创业、就业、定居，将极大地开阔中华民族的国际视野，加快中华文明的外向型发展步伐。欧洲和日本的发展经验都显示，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往往是对外移民和“走出去”的最佳“窗口期”。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接近完成，老龄化社会提前来临，对外移民的动力将会大大降低。
我国由于人口性别比的失调，未来几十年将出现大量适婚男性无法找到结婚对象的困境，可能给我国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果从人口跨国界流动与中华文化全球发展的视角出发，国内的男性剩余劳动力通过对外移民和进入国际婚姻市场，在国外就业定居的同时与外国的适龄女性组建家庭，将是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最佳出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男性剩余劳动力寻找适婚伴侣的现实对象地区。这种中外跨国婚姻的普遍出现对于中华文化的未来全球发展十分有利。如果我们对这种趋势加以引导和利用，若干年以后大量的中外通婚的混血二代将会成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重要人口基础。同时，随着海外华人群体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将逐渐提上日程。如果只是考虑移民走出去的数量，而不考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那将导致大量海外“香蕉人”的出现，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如果要想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世界性的文化，也必须在人口跨国界流动的浪潮中走向世界。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应该先从语言文字的全球推广开始。由于语言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中华文化全球化的前提一定是中文使用的全球化。现在的孔子学院只是一个起步，以后的海外中文教育要逐步形成产业化的规模，可以考虑借用“新东方”英语教育机构的运作模式。
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中国人在全世界的迁徙定居肯定会带来一些西方世界的质疑之声，诸如“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之类的口号也会沉渣泛起。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西方的疑虑与反对而停止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因为全球化时代下人口的跨国界流动是大势所趋，时间不站在西方国家一边。还有，笔者主张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也不会引起任何国内的意识形态争论，与国内的左右之争、地域之争、民族之争、行业之争都没有直接关联。从总体上说，在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界流动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将有利于国内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
4.中华复兴的长远目标：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代表着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中国人的奋斗目标和崇高理想，也意味着脱胎换骨后的中华文明要在未来成为引领人类文明前进的旗帜和方向。从战略层面来看，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应该成为中华复兴的长远目标。
（1）从“中国本位”到“中华本位”的思维演变，建立起外向开拓型的国民性格。中国这样的世界文明古国从衰败到复兴的辉煌历程，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当代世界的国际秩序来自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兴起的民族国家体系，并通过西方的对外殖民扩张而遍布全世界。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国都是被迫加入的，这些国际体系与中华文明的传统一直存在较大差异。19世纪之后由于西方殖民帝国的逐步入侵，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彻底瓦解，“中国的不幸是在其国家衰败之时接触了新的世界秩序……说得直率一点即帝国主义。”[9]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亚之前，这种国际秩序十分兴盛……很难把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称为‘国际的’，因为参与的各方使用的观念，与西方的‘民族’、‘主权’或‘国家平等’等观念完全不同”。[10]随着中国在21世纪的重新崛起，我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视野必须完成从“中国本位”到“中华本位”的转变，逐步摒弃近代以来的孤立主义心态和内向保守型的国民性格，应建立起外向开拓型的国民性格，建设外向型国家，并以“平天下”的“中华本位”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工作，积极构建全新的世界秩序。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亚；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创始人是李嘉图，是对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比较优势理论提出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拓展。费希尔和卡卡尔认为，比较优势是开放经济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他们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与比较优势伴生着的专业化是世界经济演化的惟一稳态。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前景如何，笔者认为，应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展开，应充分激活和发挥好我国的人才要素优势，结合中亚的矿产资源优势，实现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共赢发展。同时，中国还需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现代农业。围绕各自经济优势，中国需要重点推进和中亚各国在人才资源、矿产资源、农业资源等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及流通体制建设。
一、中亚的经济比较优势在矿产资源方面
中亚是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板块，其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地理特征是它完全隔绝来自海洋的影响。从文明的角度看，由于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几大文明的交汇地，历史上就是多个民族和多种文化碰撞、吸收、融合的地方。从经济方面看，目前中亚最大经济比较优势应是矿产资源。
中亚五国主体上属古亚洲洋构造域，南部边缘属特提斯构造域。该区域经过复杂而漫长的地质演化，形成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已发现矿产储量以及资源潜力毫不逊色于环太平洋和特提斯两个巨型成矿域。
从能源资源看，中亚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和铀资源，尤其是铀和天然气的储量在世界上占相当高的比例。区域能源矿产分布相对集中。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储量为42.8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1%；天然气储量为11.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6.2%。重要的油气盆地包括滨里海盆地、滨咸海盆地和锡尔河盆地等7个油气盆地，古生代和中生代地层中油气资源潜力巨大。铀矿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可靠铀资源量为41.22万吨，占全球总量的11.7%。重要铀矿区包括北哈萨克、伊犁、锡尔河、楚―伊犁、滨里海、中克孜勒库姆等6个矿集区。其中锡尔河矿集区分布有伊尔科尔和南哈拉桑等十余处大型以上铀矿，北哈萨克矿集区也分布有谢米兹拜和格拉切夫等8处大型以上铀矿。煤矿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共49个煤矿床列入国家矿产储量平衡表，探明储量为336亿吨，居全球第八。哈萨克斯坦中部和中北部有图尔盖、卡拉千达、巴甫洛夫达尔、伊犁等4个含煤盆地。
从黑色金属资源看，中亚五国的黑色金属矿产以铁、锰和铬三种矿产为优势矿产，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铁矿石储量为83亿吨，居世界第五位。铁矿主要集中在图尔盖凹陷矿集区，为石炭纪火山沉积型磁铁矿矿床，品位较低，一般为36%～45%，规模较大，卡恰尔、索科洛夫和萨尔拜等几个矿床的储量均超过1O亿吨。哈萨克斯坦锰矿石的储量为4.29亿吨，居世界第三位。锰矿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中哈地区。矿石主要是氧化矿和碳酸盐―硅酸盐―氧化矿石，品位一般为2O%～25%，富矿较少。铬铁矿是中亚地区最具优势的矿产之一，探明商品级矿石储量超过1.8亿吨，居世界第一位。多年来，哈萨克斯坦的铬铁矿探明储量所占世界比重几乎没有变化。铬铁矿集中分布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阿克托别州肯皮尔赛地区，南北走向的乌拉尔成矿带南段的晚古生代蛇绿岩带中。包括已开采近7O年的肯皮尔赛豆荚状铬铁矿床，矿石品位为3O%～55%。
从有色金属资源看，中亚地区有色金属资源也比较丰富，钨、钼、铜、锌、锑和铝土矿等6个矿种的储量在世界上占有突出地位。铜和钼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铜的储量分别为18OO万吨、223万吨和8OO万吨；钼的储量分别为13万吨、1O万吨和6万吨，均位列世界前十位；中亚铜矿类型包括斑岩型铜（金钼）矿床、铜锌多金属火山岩型（黄铁矿型）矿床以及沉积砂岩型矿床。哈萨克斯坦锌的储量为16OO万吨，居世界第四位。除上述阿尔泰地区外，北天山铜锌矿区的层控型铅锌矿和北巴尔喀什铜锌矿区也是中亚重要铅锌原料基地，分别以卡拉套矿群为代表。铝土矿以哈萨克斯坦最为丰富，探明储量为3.6亿吨，居世界第十一位。哈萨克斯坦的铝土矿主要分布在中哈萨克斯坦图尔盖盆地边缘和隆起带中。锑矿是塔吉克斯坦唯一在世界范围内占优势的矿种，储量达5万吨，居世界第五位。主要分布在塔吉克斯坦西北部地区。实际上，吉吉斯斯坦西南部和东北部也有几处大型汞锑矿床，但储量数据无法得知。
另外，金矿在中亚地区广泛、成群带分布，探明金矿储量达4333吨，占全球总量的8.5%。其中乌兹别克斯坦的探明储量最大，其次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根据成矿区带和矿床分布，共划分出8个矿集区。重要的原生金矿类型有黑色岩系金矿、石英脉型金矿以及斑岩型铜金矿。南天山矿集区的穆龙套和库姆托尔两个超大型黑色岩系金矿跻身世界十大金矿。
二、中国的经济比较优势应是劳动力要素
从自然资源要素看，和中亚相比，我国并没有比较优势。我国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约40%，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42%、18%和7.3%。我国森林覆盖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3，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沙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近1/5，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近年来水污染事件频发、雾霾天气增多，不少地区的环境容量已经逼近临界点。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而中国经济的优势要素，最大优势要素还是劳动力。下面结合刘易斯拐点问题谈谈中国经济的优势要素问题。什么是刘易斯拐点？195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一般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刘易斯拐点，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众所纷纭、莫衷一是。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蔡P认为，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张晓波等人在《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一文中通过对甘肃农村的调查认为：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率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的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面剩余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在《解析1965～2009年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一文中，魏征等认为：中国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其非农业部门的快速发展，而非农业部门的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剩余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年均1.37%；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到2009年已经超过了二元结构理论所定义的制度工资，这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宋立刚、张永生认为，由于来自农业部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耗竭，工人工资上上升，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刘易斯拐点到来。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并未到刘易斯拐点。Jane Golley和孟昕在《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枯竭了吗？》一文中认为，尽管某些证据显示在2000～2009年间，城镇地区非技术工人的名义工资有所上升，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是由于劳动力供应短缺造成的；中国农村仍然拥有大量未充分就业且收入非常低的工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人口流动面临着独特的制度障碍和政策，阻碍众多农民工进入城市。在《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文中，作者认为：由于制度约束的存在，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仍有可能持续。在《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了吗？》一文中，姚洋、张可通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省份数据，估计了每一年中国转移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并特别将刘易斯转折点纳入供给曲线的估计，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葛苏勤、杨涛在《新古典理论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基于多方面数据的经验研究不支持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如巴曙松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认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于判断未来中国经济驱动力异常重要，目前的数据，确认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另外，对于刘易斯拐点，中央党校教授徐祥临认为：所谓“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重大缺陷，是个可以被证伪的虚假概念，在一个虚假的概念上争来争去，肯定争不出个结果来；他还认为，“拐点陷阱”也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恶果。
针对上述讨论，笔者认为，首先，说刘易斯拐点是一个伪命题，有待商榷。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假设前提，若抛开假设前提，任何理论实质都是伪的。刘易斯拐点作为一个理论推演，对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不能一味否定。从理论分析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并不是什么伪命题，其理论分析是有一定逻辑基础的。其次，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人口拐点”，而非“刘易斯拐点”。其一，不能否认中国已经出现“人口拐点”。表现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表现是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据统计，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8%。我国上世纪50年代婴儿潮时期的出生人口，现在正在形成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另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人口抚养比上升。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其二，中国并未出现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出现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市场要素能充分流动，不存在劳动力的制度障碍；二是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工业劳动的边际产品，或者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基本相等；三是农业劳动报酬基本与工业劳动报酬相等。但这三个条件在中国都不满足。一是中国的户籍制度等多种制度O计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充分流动；二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要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很多；三是农业劳动报酬及农民工劳动报酬并没有和正式的城市劳动者报酬持平。再次，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二元经济的问题，而是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问题。这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主要表现是：一是生产体系劳动者的报酬偏低；二是非生产体系工作人员报酬偏高。譬如，在生产第一线的农业工人及企业工人，总体工资偏低，并且多年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而政府、军队等部门有关人员工资一直在上涨，包括企业管理人员。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一方面，在报酬偏高的政府等部门，劳动供给远远大于劳动需求，比如，有关政府部门要录取一个公务员，后面往往就有几百个报考者；另一方面，在报酬偏低的劳动第一线，则劳动需求大于劳动供给，出现“民工荒”。总之，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并未达到刘易斯拐点，我国劳动力要素仍是优势要素，我们应积极利用好这个要素。
三、在比较优势框架下进一步加强与中亚合作的中国对策
（一）进一步激活劳动力要素优势，并重点激活人才要素优势
劳动力要素最核心是人才要素，发挥劳动力要素优势，最重要是要发挥好人才要素优势。如何激活人才要素优势，核心是建设公平竞争制度。第一，人才需要培养，但培养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若没有公平竞争，即使培养出许多人才，也不能得到公平有效利用，培养也等于是无效培养，等于白浪费社会经济资源。另外，若没有公平竞争，由于需求诱致，还会导致培养行为本身的不合理化，会鼓励培养一些不利于社会公平竞争的歪才，而不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竞争的正才。第二，人才也需要引进，但引进不是解决人才问题的治本之策。因为若没有公平竞争，引进的人才也很难发挥作用，有些也就是在单位内部当摆设，给领导当人才的形象工程。另外，若没有公平竞争，不恰当引进人才还会打击单位内部原来职工的积极性，使单位内部人际关系不协调，单位运行效率下降。另外，从吸引人才的角度看，公平竞争应是最有利于吸引真正人才的措施。因为真正的人才，最需要的是公平竞争，而不是所谓的特殊关怀。第三，公平竞争可以调动所有人工作的积极性，可以激活每一个人的内在创造动力，使所有人的“才”都能得到有效发挥。
如何实现人才的公平竞争，关键是人才的考核奖励和晋升，应以实际业绩为最重要衡量指标，这样既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效率原则。另外，实际业绩在不同行业和不同专业有不同的劳动成果表现形式，为此，应分不同行业和不同专业制定不同的业绩考核奖励和晋升办法。
另外，激活人才要素，需要国家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如何防止科研经费的不合理花费以及腐败，最重要是要把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科研的最终产出成果质量有效捆绑起来，应以促进科研成果质量的提高为目标，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
如何把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科研的最终产出成果质量有效捆绑起来，应探索建立根据最终成果的鉴定质量划拨科研经费的管理制度体系。对科研质量不过关的成果，应考虑收回科研经费，或考虑只划拨一部分经费。对科研成果质量高的成果，可考虑在原有基础上追加奖励或追加划拨。对存在严重问题的科研成果，不仅应收回科研经费，而且应实行重罚制度。另外，在具体科研过程中，科研人员如何花费经费，管理应体现一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不能对科研过程的经费管理制度设计太死板。因为科研过程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生产劳动，而创新性又需要更多自主性为保障。限制了自主性，必然对创新性也是一种限制。
此外，如何保证鉴定质量，提高鉴定的有效性，需要在科研最终成果评审鉴定制度设计上进一步加大公开化的力度。应把评审鉴定的公开化和成果的公开化有效结合起来。一方面，评审鉴定过程要尽可能公开化，谁评审鉴定，如何评审鉴定，意见如何，都应尽可能公开，公开会增加评审鉴定专家压力，也有利于监督评审鉴定者的行为，提高评审鉴定质量。另一方面，成果也应尽可能公开化，这有利于实现社会监督。另外，对评审鉴定专家，也要进一步完善和建立相关责任追究制度。评审鉴定专家不能只享受收益，没有责任。对出了问题的科研成果，评审鉴定专家也要负连带责任。该收回评审鉴定费的，要收回评审鉴定费。违纪的要追究违纪责任，违法的要追究违法责任。为此，建议国家设立一个独立的学术监督机构，对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统一独立监督和管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独立的学术监督机构，一般科研上出了问题，都是各单位自己处理，导致科研管理和监督极不规范。一是更多单位为了自家的面子，或涉及自身利益关系，往往更多倾向于包庇自家科研人员出现的一些问题，这进一步纵容了科研中的不合理行为和腐败行为。二是同样一个问题，各单位处理尺度不一，随意性很大，人治的成分很浓，没有体现公平原则。
（二）大力发展特色优势现代农业
基于气候和地理位置等因素，中国和中亚五国在农业产业方面各有优势，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另外，也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与稳定需要，客观需要国家高度重视农业，需要积极发展特色优势现代农业。如何发展特色优势现代农业，需要国家大力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其中核心是要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
推进农业合作化应体现国情特色，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模式。合作化不是空中建楼阁，需要立足在现实的基础上。基础不同，合作化应具有不同特色。首先，各国有各国的经济要素条件，包括人口、土地、环境、气候等要素，完全一样的很少。要素禀赋不同，必然决定要素的优化结合方式会有所不同。其次，各国有各国的制度传承历史。由于经济制度的演进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所以，合作制度建设也不可能不受原来制度的制约。再次，各国有各国的文化。文化不同，必然会要求与之相容的制度设计不同。若新设计的制度与原来的文化不具有相容性，则新制度最终会被原来的文化所消解，导致新制度运转只有形式而无实质。只有新制度c原来的文化具有一定相容性，新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制度效力。
如何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建设，需要综合发力，系统推进。第一，要充分认识到推进中国农业合作化是一项艰巨任务，是一连串的事，需要一连串的动作，需要立足于自身基础，一步一步扎实推进，不能一开始就想跟发达国家看齐，或者甚至想超越人家。第二，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第三，要加快建设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第四，合作化的实现形式应是多元的。应从广义角度理解合作化的概念，凡是有助于深化分工和有助于提高要素聚集程度的行为，都应纳入合作化范畴。合作化落实到组织层次上，应有初级、中级、高级等不同层次。第五，对于我国存在的一些合作化形式，需要政府进一步规范引导和扶持。一是要进一步加强规范建设。尤其对一些名不副实的农业合作经营主体，如一些挂名合作社等，该取消的要坚决取消，该规范的要坚决规范，要把质量建设放在第一位。二是扶持的关键是要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同时，还要着力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目前，在资金扶持方面，我国现有的农业补贴制度有一个不足是补贴的收入效应大于生产效应，而要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则需要大力提升补贴的生产效应，为此，应进一步深化补贴制度改革，让补贴在促进生产效率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技术支持力度，因为技术支持的生产效应要比资金支持的生产效应更好。另外，为有效规避市场需求波动，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在推进合作化的同时，应大力发展订单农业。订单农业是农业应对市场需求风险的有效方式。如何发展订单农业，应积极应用互联网技术，构建“电商+订单农业”农业发展模式，为特色农产品销售拓展更多更快通道。第六，在推进合作化的进程中要大力加强农村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要积极培育农民的诚信意识和规则意识。诚信和规则意识是实现有效合作的精神条件。第七，在合作组织建设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要进一步完善各种合作组织的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机制。要用现代经营理念武装各种合作组织。第八，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总引领积极推进中国农业合作化建设。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精神落实在农业合作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参考文献]
[1]陈正，蒋峥.中亚五国优势矿产资源分布及开发现状[DB/OL].http：///dizhikuangchan/20120714_12827.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