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4 11:20:32
关键词: 翻译；语言；文化；文化负载词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载体。在转换一个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汉译英是译者将作者为汉语读者所写的汉语文本转换成功能相似、意义相符、供英文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的活动。词汇是文化信息的积淀，各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词汇系统中，并形成带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1.1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1.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亦即它又是文化其他组成部分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人类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比如“三生有幸”和“一尘不染”是反映我国佛教观念的词汇，“灵丹妙药”和“回光返照”则与道教有关。“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反映了我国的政策，“闹元宵”和“赛龙舟”则反映了我国的民俗。由于“贝”曾为原始生活的货、币，汉字中不少与“钱”或“贸易”有关的字都带有偏旁“贝”。如：贩、财、购、贸、贷等。“皿”是象征字，象征家用饮食器具，该偏旁出现在某些字中表示盛物的日用品。如：盆、盏、盘、盖、盂、盅等。这些字都承载着我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信息。
1.3 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先驱泰勒曾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有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A．Nida)则将文化简明扼要地定义为“thetotalityof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 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 ：语言有个底座，语言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
2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目前，我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表面上翻译好像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事情，实际上译者的翻译过程更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背景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之一，更是一个语言间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因此，作为译者，在恰当理解语言文字层面的意思的同时，应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加以传达。
3 文化交际中文化词汇的翻译策略
3.1 音译。对于源语文化中特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这时可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音译主要是指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的词语，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例如：脱口秀(talkshow)，酷(coo1)，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艾滋病(AIDs)，色拉(salad)，可口可乐(Coca-cola)，阴（yin），阳（yang）等。
在介绍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事务时大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以最大限度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现在国内食品名称多崇洋媚外，但是洋人却用tofu来替代beancurd 作为豆腐的英文名称。同样，饺子就是Jiaozi，而非dumpling。 这类词语由于在英语没有相对应的同义词，以全新意义进入英语词汇，具有形式上独一无二性和表达准确性，反而不容易被英语词汇排挤，牢牢抢占一席之地；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外国读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
目前国内外有关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的著作数以十计，但专门探讨翻译与文化外交关系的研究却不多。加拿大LuisevonFlotow教授曾于2007年撰文介绍高雅文学(比如诗歌)的翻译在西方国家公共外交中的应用。国内相关文献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很少提及文化外交，而是采用了其他概念和视角，包括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简称外宣)和文化“走出去”等，所采用的分析框架有译介学、传播学、翻译改写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规范理论、跨文化交际等。本文以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Lasswell，1948)为主要框架，简要介绍新中国以文学艺术等外译为途径的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总结外宣翻译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一些参考。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将传播过程归纳为五个要素:传播主体(Who)、传播内容(SaysWhat)、传播渠道(InWhichChannel)、传播受众(ToWhom)和传播效果(WithWhatEffects)。在翻译领域，与这五个要素相应的要素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及手段、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郑晔，2012:11)。这些要素相互关联。
2我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
一般认为，法国是第一个设立文化外交专门机构的国家。该国于1883年成立法语联盟，旨在传播法语文化，提升法国国家形象。英国于1934年设立英国文化协会，美国则于1938年设立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以主管文化外交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文化外交活动。1956年4月，总理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Passin(1963)在其China’sCulturalDiplomacy(《中国的文化外交》)一书中列出中国自1949年至1960年有关文化外交活动的许多统计数字。文化外交的思路、做法和工作重点依国际政治风云与国内政策形势而变。新中国成立伊始便面临西方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封锁和分别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与意识形态的激烈对立。这时的文化外交被定位为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工具，对外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声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对文化外交工作造成巨大冲击。八十年代，政府对对外传播工作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开始注重同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往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自此文化外交活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阶段。2004年8月，原主席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深入开展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提出“文化外交”这一说法，文化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外宣翻译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便开始。其中，文学翻译在对外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曾说过，读者通过阅读莫言的小说“可以更加了解中国，比看任何一种符合我们国家正统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了解得多得多”(魏格林，2010:80)。
2.1译介内容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主管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1952年改组为外文出版社，成为国家对外宣传外文书刊的统一出版机构，其宣传任务是“有系统地向国外读者介绍我国的革命经验、基本情况、现代(包括“五四”时期)和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戴延年，陈日浓，1999:30-31)。外文出版社在五十年代时创设多种多语种刊物，其中英文版《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从外宣翻译题材而言，1949年至1976年外宣书刊的重点是政治类图书(如著作和政策法令文件)。据统计，1949年至1966年间，外文出版社共翻译出版中文图书494部，其中政治文献类约占总数的39%，戏剧小说类约占总数的23%。(滕梅，曹培会，2013)外文出版社在1953年工作计划中也认识到“书题种类太少，缺乏多样性”，“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经验理论、政府法令报告和时事性的综合报道”，“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方面的，几乎一种也没有”(周东元，亓文公，1999a:71)。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外宣书刊成了输出思想和宣传“”的工具，中文小说仅外译了三种。这一时期，刊登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的作品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刊物译介的作品主要是工农兵题材，宣扬革命斗争，以作家的政治身份为标准来挑选现当代作家，“”期间译介的现代作家只剩下鲁迅一人(郑晔，2012)。1981年，应《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提议，“熊猫丛书”系列外宣图书开始出版，其选材标准是作品适合对外宣传，并且文学质量要高。截止2009年底，该系列共出版图书200余种，包括英文版图书149种;英文版图书中，现当代小说有97种、诗歌散文戏剧类有33种、信息性文本(如《藏北游历》)有15种(耿强，2012)。1995年，《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立项，旨在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约110种，题材涉及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目前已出版90余种。进入新世纪，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增多，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6)、“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等。根据中国翻译协会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2012年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80至2009年30年间，翻译成各个外语语种出版的图书累计有9763种，其中数量最多的三类分别是历史地理类、中国政治法律类、中国艺术文化科学教育类，各占20%以上，中国文学类占10%，马列主义与思想类数量不足1%。从译介内容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影响日趋减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开始发挥作用，信息性文本大幅增加，文化学术类图书明显增多。
2.2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包括政府外宣主管部门、外宣出版单位、翻译与编辑人员等(郑晔，2012)。新中国成立后，外文局(1963年由外文出版社改制而来)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外宣书刊统一的出版机构。九十年代，外文局成为中央所属事业单位，其部分下属出版社与杂志社开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外译的出版社开始多起来，比如《大中华文库》参与出版社有20多家。1980年左右，中央和地方出版社便开始同外国出版社洽谈翻译出版中国书籍，尽管这在当时与文化部的规定并不一致(戴延年，陈日浓，1999:378)。外文局从事外译工作的人员包括中文编辑、英文编辑(即译者)和外国专家等。其中，中文编辑在选稿和改稿的权力上一直大于译者。杨宪益(2001:190)在回忆录中写道，“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八十年代，译者地位有所提高，但人员调动频繁。到了九十年代，外文局人才流失严重，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郑晔，2012)。对此，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1997年谈到外文局“职工的工资低、奖金少、住房困难”，难以吸引社会上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周东元，亓文公，1999b:475)。从译者角度看，书刊外译有三种模式:一是由外国专家翻译，二是由中国译者翻译，三是中外合译。这三种模式在外文局均存在，比如中外合译方面著名的例子便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尽管两人也经常单独翻译。翻译界常对这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认为，如果翻译的是文学作品，译者或第一译者最好是外国人。谢天振教授持同样观点，他举例说在美国大学，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数、发行量上都远逊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的译本(赵芸，袁莉，2010)。这对外译工作不无启示。
2.3译介渠道及手段
文化走出去的渠道大体有两种:非盈利性的对外文化交流和盈利性的文化贸易。前者主要由政府和文化组织机构(如作家协会)推动，后者则通过市场机制推动。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统一经营书刊进出口贸易的机构是国际书店(1963年改由外文局领导)，其任务是输入各国书刊，并输出中国可以出口的书刊以增进国际宣传。1953年，国际书店称，出口书刊“贸易发行占82%，非贸易发行占18%”(戴延年，陈日浓，1999:40)。1959年12月，对外文局要求书刊对外发行要“继续执行以贸易发行为主，非贸易发行为辅的方针”，“非贸易发行部分应适当增加”(同上:100)。不过，据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1997年讲，80年代以前，外宣书刊在发行上实行国家买断，“虽也采取贸易与非贸易两种发行方式，但贸易只是形式，实际是低价销售或非贸易赠送”(周东元，亓文公，1999b:469)。由于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植，外文局书刊对外发行总量在七十年代末一度辉煌，发行范围达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了8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特别是1989年的影响，外文局对外发行总量急剧下降，90年代时年发行量由原来的3000万册降为几百万册(同上:470)。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改变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拓展对外文化传播渠道。新的文化贸易模式目前已形成“借船出海”、“造船出海”、“购船出海”、“银企合作”等模式，其中的“船”指的是国际化平台(如海外知名出版机构)，比如“借船出海”模式指中方企业和有实力的海外公司采取合作、合资等方式出版发行，双方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曲慧敏，2012:56)。长期以来，书刊一直是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近年来，电影、电视、网络视听等现代媒体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2013年11月底奥巴马参观好莱坞，向现场数千名群众强调:“我们可以通过娱乐业，塑造全世界的文化。”我国也开始在影视剧输出方面加快步伐，有关单位正合力将数十部电视剧、电影、动画片和纪录片译制并推向非洲等地区，其中《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在多国热播。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的广泛使用，电子图书日趋主流，数字出版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外文局于2011年底推出中英双语《中国文摘》iPad读物。
2.4译介受众与效果
“”之前，我们把读者对象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民族主义国家(亚、非、拉)和资本主义国家(欧、美、日本)三类来划分，对外宣传对象以亚非拉广大中间读者为主(郑晔，2012)。外文出版社1955年在总结经验时称著作、文艺作品和介绍中国文化生活的读物在国外需求大且受欢迎，不过人们在选题和编译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选题时不对外国读者的需求和意见进行研究分析、中文编辑加工自以为是、外文流于死译硬译等，要求在此后工作中大力克服死译现象，加强外文译稿的编辑工作。(周东元，亓文公，1999a:113-117)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然难以解决。1962年，该社在其思想汇报中反映了“以我为主，照顾读者”的方针问题。(同上:243)“”期间，外文局编译人员人人自危，怕犯错误，翻译工作中直译、死译现象很普遍，不敢与外国专家接触，怕被控为“里通外国”，如此便严重影响了外译书刊的可读性。(同上:257)由于我国长期注重对外宣传政治经济成果，输出意识形态，外文版图书在西方国家通常被视为宣传品，难受普通读者的欢迎。在文学译介领域，研究表明，在80年代，英美读者倾向于从政治和社会学角度而非审美角度阅读以“熊猫丛书”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1989年的强化了英美民众对中国“极权政府”形象的想象，使英美出版社在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时倾向于选择持不同政见者或反映、批判、讽刺中国“极权政治”的作品。(耿强，2010)90年代，政府不再为书刊外译提供大量资金，于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熊猫丛书”也几乎停止下来，读者也转为国内读者为主，英美等国的普通读者群逐步丢失。中国国际书店(现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在80年代进行改革，由外文书刊出口为主转为中外文书刊出口为主，由国外市场为主转为国内外市场并重。前，该机构的主要海外读者群是华人、汉学家、学者和中文学习者。
3经验教训与策略分析
3.1译介受众
无论是从常识还是从传播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角度来看，受众在文化外交中都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取得最佳传播效果，其他传播要素均需体现受众意识。在外译活动中，我们就需要从受众角度看待译介内容、主体、渠道及手段、翻译方法等环节，考虑受众的兴趣和需求。长期以来，我们在外宣工作中将国外受众视为被动接受的宣传对象，以期对他们进行指导教育，促进世界革命。而在西方国家，民众认为宣传即谎言，对我们的外宣活动并不信任。外文出版社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在1962年的经验总结中称:“最好的宣传使人不觉得是宣传……不要不分场合地、过分天真地暴露出我们的宣传意图和政治目的”，“让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不要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不要说教。”(周东元，亓文公，1999a:250-251)8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们在对外传播中逐渐不再将国外受众视为政治意义上的宣传对象，而是有理性、有需求的市场信息消费者，开始尊重他们的需求，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钟馨，2010)。这是传播观念上的巨大进步。
3.2译介内容
80年代之前我国的译介选题工作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比如外文出版社的选题步骤是:基本不懂外文的中文编辑根据外宣需要和经验制定出统一的中文书目，对内容进行编辑，然后交由译员严格按照中文内容译成外语。即使一本书刊要译成多种语言，各版本的内容与形式亦是一致的(周东元，亓文公，1999a)。由于各国受众所处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同一国家受众的兴趣爱好、文化程度和欣赏水平也不相同，因此要满足各类受众的需求并非易事，需要对国外受众进行系统化、正规化的前期调查。在文化外交中，文化一词有三个层次的含义:最的物质文化层(如长城、兵马俑)、中间的制度文化层(如风俗习惯)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层。(曲慧敏，2012)无疑，文化外交中最重要的应是核心价值观走出去。2012年中共十报告明确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此指明了方向。据调查，国外受众通常较感兴趣的有关中国的内容包括:体现人文关怀和共同价值观的题材(如爱情、家庭、环境问题)、传统文化(如文化典籍)、关于旅游教育社会方面的题材、有关现代中国的内容(比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科技力量)等(胡兴文，巫阿苗，2014)。目前，文化典籍外译工作接近尾声，国外对能反映国际视野和人文精神的中国现当代作品(包括文学、学术作品等)的需求增大。文化外交中对外传播的信息即使到达受众，并不意味着受众完全接收该内容。受众对译介内容的接收有四个层次:1)了解所传播的信息;2)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3)同意或同情;4)信服(沈苏儒，2009)。达到第二个层次已属不易，因为人们在理解外国文化时难以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文化折扣”难以避免。那么应该如何提升受众对译介内容的接收程度或译介效果呢?
3.3译介手段
翻译策略对于译介效果十分重要。早在50年代，外文出版社就确定以“信、达、雅”作为翻译原则，其中的“信”(即忠实)是主要原则。前面所讲的死译硬译即是过度忠于原文文字的结果。然而在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实践中，编译并不少见。据汉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讲，国外编辑在读了他译的《狼图腾》后，为让译文更符合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吸引更多的读者，将译文删掉至少三分之一;他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时，国外编辑对原文结尾不满意，于是莫言为此撰写了一个全新的结尾(李文静，2012)。翻译的方式除全译外，还有摘译、编译、缩译、改译、阐译、译写等(黄忠廉，2000)。当今社会，“文化快餐”盛行，许多人看名著只看精简版。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近3000名读者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在其“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上，《红楼梦》、《百年孤独》与《三国演义》分居前三位。另据报道，《三国演义》的原著译成法文，由于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很多法国人读不下去。不过，《三国演义》连环画的法文版却在法国取得成功。因此，在文化外交中，没有必要全部采用全译的方式，可以先采用受众较易接受的摘译、编译等方式和漫画、口袋书等形式，在时机成熟时再推出全译本(胡兴文，巫阿苗，2014)。
3.4译介主体
如前所述，文化外交的主导者通常是政府。由于国外受众对我们官方渠道所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较低，我国政府应鼓励民间组织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传播中华文化，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市场运作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置身其外。有研究表明，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后，由于我国当代文学译介机构长时间缺位，国内大量非主流文学作品被海外出版机构以“社会化”、“新闻化”的意识形态视角译介出版，如2001-2010年间被翻译出版最多的是卫慧的《上海宝贝》(何明星，2013)。目前，我国在文化外交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整合政府和民间两种资源(蔡武，2014:234)，政府为民间机构提供政策上的指导以及资助。作为译介主体之一的翻译人员已成为制约我国文化外交的一个因素，主要原因是中译外人才短缺。为解决这个问题，自2007年起，国家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级翻译专门人才。然而据笔者对所教翻译硕士生的调查，他们当中竟无人有意毕业后从事单纯的翻译工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翻译薪酬过低。对此，陆谷孙先生曾评论道:“译文酬金N年不变，致成爝火;译著一般不计入学术成果，即得百万之数，不及谈玄说虚千百字，风成化习，译道渐芜，自属必然。”(赵芸，袁莉，2010:18)始于201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本书的资助经费常为40万元，这为翻译薪酬标准提供了一种借鉴。
4结语
一、文学翻译简介
文学翻译除了本身包含的知识性和逻辑性,重点在于传递形象信息、情感信息和审美信息,所以文学翻译的特色是情感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忠实于原文,还要传达文字符号外的形象、情感和审美信息,给译者留下更多的创造空间,也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1919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文学翻译迎来了第一个高潮。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的文学翻译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着名作家茅盾提出“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口号。如今,在以发展创新为特征的21世纪,文学翻译因包含巨大文化因子而再次受到翻译界的广泛关注。
二、模因论概述
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Richard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模因,用于解读文化传播方式和机制。模因作为模因论的核心术语,能够像基因一样自我复制实现传播,从而决定我们的文化和心理结构。Heylighen(1998)提出模因的生命周期共有四个阶段,即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同化阶段指模因感染新宿主、进入他的记忆并重组于现存认知因子的过程。记忆阶段即宿主对模因进行选择或者淘汰的过程。表达阶段指在与其他个体交流时,模因从记忆中的储存模因中出来,进入能被他人感知的物质外形这一过程。传输阶段着重体现模因借助各样载体扩大传播范围,是对表达阶段的延扩。
三、模因传播与归化异化翻译
翻译过程可以看做是异国文化的模因通过语言向本国传播的过程。翻译中的模因传播过程指的就是包含原作者思想理念的核心模因与原作者文化背景的其他模因共同构成载体———原作,译者通过对原作解码编码形成载体———译作,从而感染读者,继而进入新的传播阶段。最理想的翻译就是译文不仅能传达原文的思想理念,还能从语言、文化和风格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这正是异化翻译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纯粹的异化翻译也有自身的弊端,因为过度异化,追求“异国情调”,可能会使译文晦涩难懂,缺乏流畅性,甚至产生悖误,最终阻碍文化的交流。归化翻译是将具有异域文化的模因信息以译语语境中已有的、广为熟悉的表达模因呈现给读者,目的就是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消除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感。但是归化翻译采取的是以民族为中心的态度,拒绝接受新鲜的文化熏陶,会抹杀异域文化。因此,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各有优势和劣势,在文学翻译中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满足不同的文学翻译需求,两者虽然有不同的倾向性,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最优的文学翻译,应该是归化异化翻译之间的一种平衡,既体现原作风貌,又为读者所接受。
四、文学翻译中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文化形象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存在差异,文学作品翻译应该尽量反映源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又要根据目的语读者地接受和期待,传递源语信息。基于模因论,要想最好地实现文学作品翻译,只有综合归化异化两种策略,根据译者翻译的目的,合理运用,一主一辅才行。下面通过《红楼梦》的不同译本来分析。……况那晨风夕月,阶柳亭花,更觉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红楼梦》第一卷这些文字,曾有多位翻译家对其进行翻译,其中杨宪益夫妇、Hawkes和程永生的译文很受读者肯定,下面我们来分析他们的翻译策略。、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在翻译贾雨村这个人名时使用了威妥玛式拼音,没有使用汉语拼音,目的可能是为了方便英语读者,但结果是与用汉语拼音拼译汉语人名、地名的通行做法相抵;两位译者在处理假语村言这个谐音双关时感到棘手,没有采用增加译文的办法予以处理,而是增加了注释(笔者未引);译文虽然对语篇结构有所调整,但在词句层面上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基本上不增不减,可能是受了“信、达、雅”理论的影响。因此,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基本上采用的是异化译法。、Hawkes翻译《红楼梦》时多采用归化译法,许多地方甩开了原文的表层结构和表层意义,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英语读者的写作与阅读习惯,下笔抒词。至于假语村言和真事隐去之间的关系干脆略去不译,而将假语村言说成是vernacular。假语村言虽含有vernacular的意思,但重心在一个假字上,因而其真正的意思是说明作者用小说写生活、写经历,托石兄之名,说雪芹之实。程永生的译文没有改变原文语篇结构,使用汉语拼音翻译人名;用增加说明性译文的办法译出贾雨村与假语村言的谐音双关。就翻译策略而言,这段译文不像杨氏夫妇那样较多地采用异化译法,也不像Hawkes那样纯粹采用归化译法,只是对某些细节进行了删节或调整,实现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结合,更易被读者接受。
五、结语
文学作品翻译重点是文化翻译,模因论的翻译视角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注重文化翻译的本质,综合归化异化翻译策略,探索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文化在文学翻译中的转译,从而实现文学作品的语言价值、文化价值、语用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 prison一house of 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 blow one’s own 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 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 monk,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no bucket, no water一more hands, less 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关键词：文化派 翻译研究 芭斯奈特 翻译学
翻译作为两国或多国之间交流的桥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西方翻译界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如以莱斯（K・Reiss）、费米尔（H・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为代表的功能派理论，左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以及芭斯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为首的文化派翻译理论等。文化派翻译理论以文化作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影响翻译的因素，如：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与翻译的关系。对这些翻译的干扰因素的研究，使翻译研究不在是语言的对等，而是朝着更深入，更多元，多层次、多角度的方向审视翻译。芭斯奈特把这一重心的转移称之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cultural shift）。
一.文化派翻译理论是以文化为切入点对翻译进行的研究。
“文化转向”是对翻译的一种文化反思，是在以往过分强调“忠实”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的批判下产生的。翻译的“文化转向”是一次研究视角的转移，是针对翻译即语言的对等和忠实提出的，指出了另一种影响翻译的因素：文化。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深受本国文化影响，会有意或无意地用自身的文化去改写译本文化，用自己或本国读者习惯接受的方式去解读和阐释译本中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操控”。这种对译本文化的“操控”和“改写”受译者的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的影响。译者通常是无能为力的无意识行为，如林纾的翻译。林纾将西洋小说译成中国当时容易接受的章回小说。但是有时译者为了使译作达到一定的目的也会有意地对原作进行改写。如郭沫若的翻译。对于这种改写，文化派以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其原因并指出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不可能在真空下完成，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有时会造成译文的不忠实，甚至是扭曲和变异，比如为了政治目的或迎合译语读者的需要等对原文进行增减或改写。这种增减或改写的行为并没有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即正确理解和传达原作的意义或意图。对于这些因素的揭示和研究，能使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到译本对原本是很难做到完全的对等和忠实。
二.文化派翻译理论是务实性与灵活性的辨证统一。
文化派翻译理论在传统翻译理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翻译理念。全新的翻译理念是对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鱼目混珠似的伪译进行辨证分析，肯定了伪译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为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文化派结合伪译现象事实存在的合理性，创新性地提出译者应注重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渊源，具有务实性。此外，文化派的翻译理论还具有灵活性。芭斯内特在她的《种子移植：诗歌与翻译》这一论文中提到两个重要术语：文本特征（textual features）和超文本特征（extratextual features）。前者是指词汇、语法或形式等语言本身的文本特征。后者是指如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超出语言文字以外的文本特征。在跨文化的翻译中，尤其是诗歌语体翻译中，超文本特征的研究更为重要。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不可避免地在接触中互相碰撞，或冲突或融合，从而形成从单一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因此文本特征背后所隐含的超文本特征正越来越引起读者的重视。翻译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词语翻译，它受翻译语境的制约。通过比较，图瑞（Toury）便有了“规范”的概念;芭斯奈特便有了“翻译则操控”、“翻译则改写”的结论。这种翻译描述正是体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翻译理论，灵活地处理翻译中无法对等翻译的词汇、语法等。文化派翻译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翻译中伪译的现象，并辨证地分析其种类和原因，肯定有些伪译不是原于翻译者的水平不够或道德败坏，而是灵活地处理局部的不对等，不忠实，实现整体的对等和忠实。务实中现灵活，灵活以务实为基础。
三.文化派翻译理论是将翻译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连接的桥梁。
芭斯内特指出翻译是一种文化构建，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调适的结果。在文化的视野中，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最终回答“翻译是什么”这一本源性的问题。文化派翻译理论将研究的视角从只注重文字、语义、修辞、文体等的转换和表现转向到考虑源语和译语文化的差异，以及译者在翻译中立场等若干文化问题上。芭斯内特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翻译观的思想，即：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是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是在译语文化中该文本功能的等值译换。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翻译研究不再只是对其本体的研究，而是阔宽到文化的大环境中，指出了翻译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将翻译本体与外界连接起来。
文化派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然而，文化派翻译理论也不是完美的。其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的方法似乎过于笼统且缺乏切实可行的划分标准。“翻译则改写”、“翻译则操控”等过于绝对的论断容易违背翻译的价值判断。但它把翻译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文化背景下探讨翻译研究，并且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其理论具有高度的宏观性。在评判标准、对等与等值等问题上，充分考虑多种制约因素，为翻译研究拓宽了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1.赵彦春《翻译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论文关键词：翻译 文化意识 文化与思维
1．引言
朱光潜先生认为，外国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一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有无法下手的感觉。(朱光潜，1996：18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人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响翻译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源头的角色。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国人则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佛教，也是一种受到深刻世俗影响的多神论，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统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语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词语，而西方则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词。汉语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语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们的差异就在于对“天”字的不同翻译。“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归化变译法固然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不利于“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的传播。英语深受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成语中，如itsingodshands(听天由命)等。翻译中对于宗教知识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这个成语为例，如果简单地翻译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 hourofneed”就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有需要时要抱佛主的脚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稍加处理的话，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 help 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9”为例。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很特别，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即九九归一，一统天下之义。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识里，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意指运气不好。所以在西方座位没有13号，楼房没有l3层等等。但在中国，这个数字却没有这种特殊的意义。对这些非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包惠南，2003：9)。
只要谈到中国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的想到“龙”字。因为在封建初会里，中国古代的帝王总把自己描述成龙的化身，自封为“真龙天子”以达到奴役思想、驯服百姓、巩固政权、安邦治国的目的。而老百姓则把龙当作自己的神灵来加以崇拜，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祈求这个神灵之兽的保佑。因而“龙”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标志。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很多由“龙”字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词语。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骧虎步，画龙点睛，龙子龙孙等美好形象。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化也就有了“龙的文化”的美誉。但在西方人看来，“龙”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即“alargeiferce fabulousanimal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a crested head andenoyitiousclaws，thatcanbreatheoutifre．”(一种体型庞大，长有双翼，顶有花纹，脚掌巨大的怪物)。所以把“望子成龙”翻译成“expectone’s childtobecomeadragon”，西方人见了不仅觉得奇怪，而且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成为dragon的。因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可以把这个成语译为longtoseeone’schildsucceedinlife。
2．3思维方式
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英汉之间的翻译时，要高潮越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准确的把握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擅长形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习惯于把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西方人却长于逻辑思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把事物看成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就处理哪个部分。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异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医强调整体上的辨证施治，而西医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贾玉新，1997：98—100)。
第一，从语句的衔接方式来说，英语多用形合法(hypotaxis)，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语将句子(或分句)连接起来；而汉语多用意合法(darataxis)，即靠意义上的衔接而不是依赖连接词。
英语语法相当严密，注重形合，外形严谨．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词和某些特定的短语、分句进行连接。这些功能词和短语可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让步、条件、转折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个分句层次分明，从句必须由主从连词来引导。而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通常由一些标点符号来连接。我们都知道，汉语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关系，只是通过意义来进行衔接，连接词用得很少。试比较下列的句子：
it is so coo1thatwe decide to go outfor awalk．天气凉爽，我们决定出去散步。
as water can lfoata ship，so can it swallowtheship．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w herethereisawill，there isaway．有志者事竞成。(沈素萍等，2007：27—28)。
第二，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模式，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和谐与统一。“和为贵”就是这种思想的很好的体现。
因此，在汉语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语，通常会被省略，也就是常说的无主句。但西方的文化却大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主谓两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个英语句子都要有主语，否则这个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进行英汉互译时，很多汉语句子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为它们添加主语。例如，眼看天就要下雨，又没有带雨伞，都很关着急，真不知该去哪里。
itisraining；wedonothavenoumbrellawithus．weareallworried aboutit，becausewedonotknow wheretogoatthe moment．
我们可以看到，原句的描述没有一个词是可以做主语，但在这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以及特定的环境，在译成英语的时候，分别添加了it和we作为不同分句的主语，这样就使当事者的心态与当时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完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添加了主语以后，就符合英语的句子必须要有一个主语的要求，也，就符合欧美文化中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分离的思维模式。整个译语显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2．4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各地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当地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含义也有着非常显着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东风”一词和英文中的“eastwind”一词，虽然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应的，但它们的内涵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地形的特点是：西临高山，东面却是海洋，在中国人意识中，“东风”喻指“春天”，象征着“温暖”。但在英国，“东风”却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在英国人的心中，是“寒冷”的标志。而“西风”却从大西洋吹来，和中国的“东风”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因此，英国人更爱“西风”。英国着名诗人雪莱的那首广为流传的odetothe west wind(《西风颂》)的最后千古的名句就表达了西风的美好含义：“o，wind，if winter 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当然不作注释，中国的读者是不会理解的，甚至会造成误解。
再比如，老鼠在汉语中的形象是不太好的，像“硕鼠”之喻人尽皆知，更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说”。但在西方的影视作品里却有许多可爱的老鼠形象，例如《猫和老鼠》里的jen-y1_：2及《精灵鼠小弟》里的stuard等，深受人们的喜爱。老鼠在中外文化中也有相通之处。例如，汉语中“胆小如鼠”，和西方文化中的"astimidasahare”的表达法则是相同的。(hare是兔子，西方人认为兔子胆小)。(李小园，2008)。
2．5风俗习惯
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习俗则是具有相应民族的特色。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会说这样的话：“你去哪儿?”、“做什么呢?”或“吃饭了吗?”等等。在中国文化里，这几句话并无含义，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西方人对这类问题很敏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纯属私事，别人是不能随便打听的。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在西方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用英语中的习惯用语，诸如“hi!”、“good morning"或“how areyou?”
在称谓方面，不同语言里对一个概念的指称和适用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也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美如决定的。由于中国注重家族观念，体统的家庭很大，所以称比较发达以区分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像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之间的界限区分得很清楚。而在西方国家由于注重所谓的核心家庭，所以家庭成员较少，称谓词汇也就不够发达。英语中的sister和brother可以分别用来表示姐姐和妹妹以及哥哥和弟弟。所以很多中国人对这种称谓感到很不理解。在很多情况下，翻译这种文字的时候就需要加注以免引起误解。还有表示堂表亲属关系的词语中英文也是不一样的，都要求我们在时行中外交际时要小心从事，从而使交际得以顺延进行。(包惠南，2003：103—105)。
【关键词】：文化；传播；符号；翻译
语言符号与文化唇齿相依，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结晶、文化的载体，并促进文化的发展。但语言同时又受文化的影响并反映文化。文化是语言发展的动力，它的传承得靠语言来进行。只有交流、沟通，文化才能丰富发展，而要交流与沟通就得借助翻译。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信息的传播。
一、符号、文化与传播
符号是语言的体现形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符号的土壤，文化只有传播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语言符号、文化及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文化与符号
无论就广义文化或狭义文化来说，语言都是表达它的重要手段之一。语言作为文化的表达形式并不是说语言的声音是形式，其意义就等于文化，我们是把语言符号的整体看成民族文化的重要表达手段的。文化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它是一种深厚的符号积累和沉淀。文化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是符号的世界。从作为文化的前提的语言开始，到他与同伴的符号的关系、社会地位、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与无数其他事物，人的行为除了饥饿与性的生物需要等基本方面之外，都由符号的实体支配”(贝塔朗菲，1987:165)。格尔兹则认为:所谓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人类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生命的态度”(转引自庄晓东，2003)。
(二)传播与符号
英语中的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源于拉丁语的Communis，其原义为“分享”和“共有”。15世纪以后逐渐演变为现代词型，其义包括“通信、会话、传达、沟通”以及“交流、交往、交通”等等。19世纪末起，Communication一词成为日常用语并沿用至今，成为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
由于传播的研究范围极广，学界对“传播”的定义如同对“文化”的界定一样众说纷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过程”说、“互动”说、“共享”说、“影响”说和“反应”说等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对“传播”进行解读。但人们对传播达成的共识是:人类传播或社会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精神交往活动，指信息在一定社会系统内的运行，社会传播可归结为社会活动或社会行为。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有传递信息的需要，才有了传播行为的发生。
传播离不开媒介和符号，媒介负载符号，符号负载信息。符号与媒介是一切传播活动赖以实现的中介。传播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传播主体都希望达到一定的效果，可以说，传播主要指的是人类动态地传递信息、观念和感情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沟通的社会性活动。传播的核心是信息，它是信息的流动过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既不存在没有信息的传播，也不存在脱离传播的信息。
二、翻译的文化传播的特征
一个民族语言折射出这个民族纷繁多彩的文化形态，所以文化信息传播不仅是物质的、文化形式的引人，更主要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社会心理、感情传达等心态文化层面的相互接触与认识，选择与吸收，同时也涉及各文化层面上错综复杂的关联以及深层次的转化与变异。文化与传播是互动和一体的。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没有传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它表现为以下特征:
文化的社会性，文化传播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一种社会交往活动，离开人这个传播的社会主体，传播活动就不能进行;文化的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总是在一定的意识支配下有目的、有指向的活动，这就和动物本能性的机械生存传递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化的创造性，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人类对信息的收集、选择、加工和处理，处处都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彰显着人类的创新;文化的互动性，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是传者与受传者之间信息共享和双向沟通与交流的过程;文化的永恒性，文化传播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超时空、跨种族，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恒久不变的人类活动。
没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任何文化都将是一种“死文化”而不是一种“活文化”;文化是社会经验，是社会习得，它只能在社会生活的实际交往中完成;文化又是历史传统，是世代相传、不断延续的结果。文化帮助我们知道过去、认识现在、明白将来，推动社会有序地向前发展。文化是传播的内容，传播是文化的形态，文化与传播互为生存的条件并寓于传播之中，不可分离。
文化作为符号存在本身也说明了文化对于传播的依赖性。文化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任何符号只有在传播中才获得意义和价值，没有传播，符号便没有了意义，文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动物不能进行符号传播，所以没有文化。人则因为有了符号传播而成了文化的动物。所以，文化是动态的，处在不断的传播之中，而文化又是多元的，它传播不是单向、封闭的，而是多维的、交叉的，这就是跨文化传播—翻译的文化传播的特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融合的翻译的历史。多样的文化造就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而跨文化信息传播的手段—翻译则打通了不同文化社会之间的分割，形成了一种文化信息与另一种文化信息的交流互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共享的人类文明。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中介，参与文化符号的解码和编码活动，因而同时具有文化和传播的双重性质。翻译的过程本身，既是文化行为，又是传播活动，是发生在语际交流过程中的跨文化信息的传播。一方面受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
翻译的表象见于符号转化，反映了人的符号存在，更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特色。跨越文化障碍而进行的文化信息的传递过程，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活动，它类借助符号进行思想交流、文化传播。
RassnettMcGuire:“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不可能忽略心脏周围的身体器官，同理，译者在处理文本的时候也不应该冒险与文化隔绝”(SusanBassnettMcGuire,1988:82)。她的“外科医生—心脏—肌体”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译者—语言—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它们的相互作用使得生命延续不息，外科医生在进行心脏手术过程中不能忽视心脏周围的组织，译者处理文本时也不能忽视文化肌体。语言与文化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才能传承下去。
三、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翻译的文化传播特征，使得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在人类文化交流、丰富以及发展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翻译的文化传播促进了文化整合。翻译中文化信息整合的结果是使译文富有文化气质的意象或意境。在整合过程中，将文化信息载体，如词汇、场景、事件、气氛、文化等特征和行文风格等各种语境的组成部分进行充分地了解、识别并进行重组。这就必须加强译者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信息感应能力，如果对存在的文化信息不能识别，信息稍纵即失。所以翻译的文化整合是不同文化的兼容和重组，是异质文化之间彼此吸收、借取、认同并且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我们说文化是整合的，指的是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是习俗的随意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的。人类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促使文化整合、生成新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关键性因素，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文化不断整合的历史”。
翻译的文化传播促成了文化增殖。所谓文化增殖是文化在质和量上的一种“膨胀”或放大，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和创新，是一种文化的原有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生成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的现象。一种封闭、保守、落后的文化，一种缺乏创新性的文化是不会增殖和再生的，这种文化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淘汰出局。翻译引人其他民族的文化，增进本民族的文化，从而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繁荣。
翻译的文化传播造成了文化积淀。文化传播使文化财富承接和传播开来，成为不断积累的文化遗产，使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得以沉淀和堆积，这种文化的承继和发展便是文化积淀。文化传播的时间越久远，文化积淀就越深厚，文化积淀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和发展。文化的积淀并不是简单的由上一代文化机械地传递给下一代的历时性过程，而且在传播中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共时性的创造过程。
四、翻译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翻译。西欧所以有今天的文明，用一个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这要“归功于翻译者”。同样，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翻译的文化传播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并使本民族文化繁衍、发展、壮大。季羡林:“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人。注人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人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印度来的水，指的是佛经翻译。佛教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的翻译。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大的。从词汇上看，增加了35001)个词;从音韵上看，随佛经译入，导致古代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韵律上的变化;从句法和文体上看，增加了汉语倒装句等十大变化。佛教文学文采动人，气势壮阔，想象奇诡，体大构精，它的翻译给中国文学以新意境，为中国文学输人新材料，开辟了唐以来降格律诗词新体裁，催生出六朝志怪小说，激发了我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它抬高了白话文的地位，使得佛寺禅门成了白话文重要的发源地。
继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之后，近年来翻译界悄然兴起了一种比较新的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它是在翻译学跨学科研究和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论为基础，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的理论范式，把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人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的概念，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体性研究，它的特征之一是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同时以“生态学”和“翻译学”为理论基础，是具有跨学科特征的交叉研究。他提出“翻译过程是一个适应选择的过程，译作需符合其所在的生态环境，即语言本身，语言的文化背景及交际的需要如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和翻译任务发出者的要求”，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单概括为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其原则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译评标准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生态翻译学是从全新的视角对当代翻译学理论进行研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其理论和应用也越来越受到翻译学界的重视。
二、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
(一)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语言维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进行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在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后。再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从而对译文进行转换。例如：原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会。园区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动漫、冰雪演出、冰上杂技、冰雕展览等项目为一体，将科技、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乐园。从20O0年起，已逐渐形成了南有三亚、北有哈尔滨的中国旅游新格局。译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龙江民俗翻译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转换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民俗、美学、心理学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使得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传播到另一种文化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侧重于关注黑龙江民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因此，译者在翻译黑龙江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保留原语中的文化传统和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文化，使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实现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是汉族传统民间民俗舞蹈。9o年代成为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健身活动。”译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们特有的文化娱乐运动，在我们境内游客的生态环境中耳熟能详，但对于一些外国游客和读者而言却深感晦涩难懂，为了避免他们对此产生歪曲和误解，我们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们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种民间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龙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目的语文化，扩大外国游客和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三)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黑龙江民俗翻译中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中，译者除了要考虑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即考虑原文、原语、译文、译语的不同语言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定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实现了其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和呼唤功能。原文：“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生产啤酒，哈尔滨130啤酒厂已有百年历史。主要品牌是‘哈尔滨’和‘新三星’。”译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成为哈尔滨人们信息沟通、社会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桥梁。哈尔滨人喝啤酒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方式。在这里当某人邀请别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请去喝啤酒的时候，就意味着双方交际的开始。“Harbin”and“Three8tal~”是哈尔滨特有的啤酒品牌，这种译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语的发音，简单直观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表达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尔滨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够扩大游客对未知事物的文化视野，加深游客对该品牌的记忆，同时增加了哈尔滨啤酒的广告效应，起到一个宣传、呼吁的作用。
三、结语
关键词：文化因素 翻译 影响
近些年来，翻译中的文化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重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源于对背景知识的作用的正确认识。在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不解与误解导致误译和错译的例子屡见不鲜。于是文化因素对英文翻译的影响，便成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正如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所说：“就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译者的双文化（bicultural）功底甚至比双语（bilingualism）功底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起作用的文化语境中才有意义。”翻译并不像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容易，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文化鸿沟”时常难以逾越。由此可见，文化因素在翻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翻译与文化释义
1 翻译与文化的内涵
翻译的诞生给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它是人们彼此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桥梁。所谓翻译，就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进步。
何谓文化？英国学者泰勒（E.B Tylor，1871）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性整体。”文化并不是抽象的，它是我们所感知的一切。人类以自己的情感、技能和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更新了自己的文化。不同民族语言不同、文化各异，但人类的能力本质是相同的。因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人类的共同能力。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同一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活动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多元化使其文化内容和形式出现多样性，这就是文化差异的渊源。翻译则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
2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许多有经验的译者或翻译研究者都比较注意文化与翻译的关系。谭载喜说：“翻译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有关文化的了解。对于译者来说，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
在翻译过程中，表面上存在着中外文字表达上的差异，仅仅从文字技巧上来着手是难以解决含义差异的，必须要从文化背景上来处理中外文字在表达内涵上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源自生活上的不同而形成。文化背景对翻译是极其重要的，缺乏文化元素的译文等于缺乏了灵性的翻译。所谓“文化元素”其实也包括了译者对原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文作者的气质和风格的了解、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
3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瑞士语言学家Saussure把语言看成是社会现象。他认为，语言史和文化史总是交织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民族的风俗习惯常反映在语言之中，阐明了不同民族间不同的语言与文化差异。美国语言学家Sapir认为，“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语言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应该指出，语言和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语言。”可见，不了解目的语的文化，便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该目的语，更无法进行沟通。当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日益增多，密切的跨文化交流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流，这就要求我们在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的同时，还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文化知识，做到二者同步发展。
二 文化因素对英文翻译的影响
1 思维方式方面
翻译是语言的翻译，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迥然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使人们在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上自然不同。西方民族惯用抽象性、由一到多的分析型思维方式，句子常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多个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但形散而意合。而东方民族的综合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注重整体和谐，强调“从多到一”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上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顺序为逻辑顺序，横向铺叙，层层推进，归纳总结，形成“流水型”的句式结构。英汉民族熟悉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在翻译过程中句式选择、遣词造句、词句省略等的不同。例如：
“It had been a fine，golden autumn，a lovely farewell to those who would lose thEir youth，and some of them thEIr lives，before the leaves turned again in a peacetime fall.”
如直接译成：
“那是一个夸姣的金秋，在离别了那些可能丢失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的人之后，树叶才慢慢地落下。”
这种翻译显然受到了语言形式的拘束，译句结构混乱、呆板、没有条理性，且语言支离破碎。如将译文译成：
“那是个天色晴朗、金黄可爱的秋天，夸姣的秋色为那些青年们送别。待到战后和平时期，黄叶纷飞的秋天再度来临时，当日的青年们已经失去了青春，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
就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失为一段出色的翻译。再如奥运口号“北京欢迎您！”表达了中国人民欢迎世界各国人民到北京的心情，我们常见的译文为“welcome to Beijing！”翻译中句式的改变，使用英语祈使句，恰当地表达出中国人期盼奥运的热情。如译为 “Beijing is welcome you”，则语气过于清淡，效果大打折扣。
2 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方面
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差异对翻译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对翻译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族文化背景对语言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每个民族的语言都会带有各自历史文化的痕迹。英汉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语言中沉积的文化内涵也不相同。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为历史典故和习语；要译好不同语言中的习语和历史典故，就必须对该语言所反映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Cowboy在汉语中常译为“牛仔”，所以很多人把“He runs a business as a cowboy”译为“他像牛仔一样管理企业。”其实“cowboy”在美国人心目中的真正形象是“独来独往、无拘无束、我行我素”。因此这句话应译为，“他办企业态度不诚实，缺乏经验技术，工作也大大咧咧。”汉语中常说：“说曹操，曹操到”，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但许多英语读者就不知他为何人。不过英语中有类似的说法：“Talk of the devil，and he’s sure to appear.”
社会习俗更是如此，它影响和制约着翻译的精确性。在英语国家对一个经过长途旅行后的人可以说“You must be tired from such a long trip.”、“Did you have a good trip?”，表示“路上辛苦了”、“一路好吗？”之类的问候。对正在进行或刚完成一项艰难任务的人，可以说“Well done，That was a hard job”。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决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机械地直译。又如，bread and butter这两样东西在英语国家历史悠久，面包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日常的主要食品，所以在语言中的转义也较多。如“bread and butter”还有“生计，谋生之道，靠山”等含义，美国《新闻周刊》评论家大卫·安森说过：“As ever，politics，vulgarity and senti mentality were the bread and butterof the Academy Awards.”（政治、粗鄙和感伤一度成为奥斯卡奖的支柱。）
3 宗教信仰、宗教意识方面
宗教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宗教意识所形成的。不同的宗教体现了不同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传统。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人来自尘土，又回归尘土。如：
“BEing a teacher is bEIng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when the clay beginningto breathe.”
有些人译为，“教师一直在创造中，当土地开始呼吸。”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所致。因为，英语中的“creation”常指“上帝创造”，而“clay”常指“上帝创造的人”。这句话的译文应该是：
“教师是创造的见证人，目睹生命呼吸成长。”
又如，“红色”在汉文化中象征着“喜庆、吉祥、胜利、好运、受欢迎的东西”。而西方则因为耶稣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用生命来拯救世人以及中世纪教派之间的相互残杀，使英民族文化中的“red”总是同流血、牺牲、殉难等不好的事情联系起来，因此“red hands”译为“沾满鲜血的手”，“a red battle”译为“血战”。
4 生存环境方面
因为各民族所处地理位置、天然前提和生态环境等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不仅影响着各民族语言的表达方式，也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同一事物不同的理解、语义联想和情感，这就对翻译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李白《江上咏》中有“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此处翻译的枢纽就在于如何理解“西北流”。我国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李白用“西北流”喻指功名富贵如过眼烟云，不可能与江河永流。这一比喻是基于我国的地理特征，但因为英美国家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相异，如采用直译法，很多英国人可能并不解其真正含义，这就要求翻译“西北流”时应做适当的变通，于是译成：
“But sooner could flow backward to is fountains;This stream，than wealth and honor can remain.”
这样译文顶用flow backward（倒流）的方式表达了原文中“西北流”所蕴含的“不可能”之意，但却不能体现原文的工整对仗及中国的地域特征。
5 习语方面
习语的翻译可算得上是难中之难了，因为习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产物。如“黔驴技穷”可译为英语中的习惯说法“at one’s wits end”，也可翻译为“The proverbial donkeyin ancient Guizhou has exhausted its tricks，and it can do nothing more.”这种翻译，既传播了汉文化、保存了原汁原味，也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达到使文化交流贯穿于语言交流的目的。如：“Love me，love my dog”，译为“爱屋及乌”；“A loss may turn out to be a gain”，可译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同样英汉习语中有大量是由历史典故形成的，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如汉语中的“名落孙山”、“叶公好龙”等；英语中的“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三 结语
总之，文化与翻译关系密切，不可分割。翻译离不开文化因素的影响，翻译不仅是语言表面上的题目，更是文化层面上的题目。因为“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翻译”，终极目的除了传递原信息外，更要传递文化，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让目标文成功地表达源文的内涵，不但要求译者有扎实的语言功底，而且还要熟悉和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因此归根到底，语言的翻译就是文化的翻译，其根本任务不仅是翻译文化，而且是翻译容载或蕴含着文化信息的意义，达到中西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Eugene A.Nid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1993.
[2] 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关键词：文化；翻译；异化；归化
1文化和翻译
1.1 文化和翻译的关系
如今，翻译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文化是指广义上的文化，不是指如城市、组织，学校等实体，而是指如思想、习俗、家庭构成，语言等非实物的东西。简单说来，文化就是指一个社会的整个存在的方式，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
正是由于翻译涉及到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自然而然文化和语言二者的关系就出现了。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语言，文化就无法存在和发展；而语言只有在反映某种文化时才具备自身的意义。因为翻译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文字，而文字只有在与文化相联系的时候才被赋予真正的意义，这就要求译者在处理文字问题的时候要深层次的理解文化内涵。
由于人类社会要通过翻译来进行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重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在面对翻译当中的一些特殊问题的时候，通过在翻译理论的研究当中广泛全面、系统、具体的对比区别其相同点和不同点，识别共通之处，辨别特殊性。翻译不是简单的将语言的传统意义进行转换，而是最大限度的将原著中所有的文化韵味输送出去，传达各种文化信号，重现不同国家中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
1.2 翻译的目的
大致说来，翻译的目的就是消除或减少原著和译本之间的差别。的确，在翻译中会遇到一些巧合，就是相同的语言规则适用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但相对而言，语言形成完全相同的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2异化与归化
2.1 定义和要求
laurence venuti将涉及文化差异的不同的翻译处理方式划为两类:异化和归化。异化是以源语言的文化为中心(sl culture-oriented)，而归化则以目标语言的文化为中心(tl culture-oriented)。
这两种译法的双方都有各自的倡导者和观点。既然我们都知道语言与文化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当我们进行翻译时，文化因素应该跟语言本身受到同等重视。而如何才能使双方和谐统一是我们考虑的首要问题。
2.2 论点
在何时何地采用异化还是归化是个问题。在英语和汉语中就有很多的文化差异。在各自的语言中存在大量发源于它们各自的民族的独特文化的表达方式，如典故、宗教用语、文化用词、习语和新词汇等，它们都与源语言国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考虑到这一点，以下列举出一些关于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方式的例子和解决方法。
3 例子和方法
3.1 典故
对于一些反映先进文化和被经常用到的的典故，我们可以采用异化的翻译方式以此了解和熟悉其独特文化。
很多与人物事件有关的典故都来自于英国文学这座宝库，特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莎士比亚戏剧当中的很多角色都代表着跟他们有着相同特点或性格特征的人。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是“罗密欧”就意味着这个人年轻英俊，热情激昂，神采奕奕，并且很有女人缘。如果称一个人为“猪八戒”的话就表示他跟《西游记》中那头粗鲁、爱寻欢作乐、行为怪异但又有些可爱的猪有些相似之处。还有很多来自于莎士比亚戏剧和后英美文学的角色和名字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词，如“夏洛克”、“葛朗台”等等。
who keeps company with the wolf, will learn to howl.——近狼者会嗷
to weep crocodile's tear——流鳄鱼眼泪
3.2 宗教用语
宗教也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途径。它是一个民族的信仰问题，绝不可滥用和误用。因此要遵从他们的信仰，异化这种方式在宗教用语的翻译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基督教占主要地位，因此不难发现很多对人物、事件的引用是源于基督教的圣书——《圣经》：
a messiah————-救世主弥塞尔
在中国，佛教和道教也是长期流传的文化的来源：
临时抱佛脚——to embrace buddha's feet in one's hour of need————-seek help at the least moment.
对归化处理不当会造成冲突和目标语言的读者对文化的错误理解，例如：
“there was some real falsity when they came to treat the goddess of mercy as a fashion plate of the court today.”
译法一: 中国人渐渐把慈悲女神描绘成穿着时髦的宫廷贵妇形象， 这可严重走样了。
译法二: 中国人渐渐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描绘成穿着时髦的宫廷贵妇形象，这可严重走样了。
佛教是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宗教，但是译法一很难让人能理解“慈悲女神”就是他们所熟知的“观音菩萨”，因为佛教中的人物已经被换成了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的人物。
3.3 文化用词
在各种文化中都有一些独特的词语或短语。也就是说，这个词具有文化特征并且能把这种文化特征带到某个社会文化的群体当中去。当它被用于跨文化交流时，就称之为独特文化词或文化用词。
因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无法完全等同，我们最好采用异化的翻译方式来履行翻译的使命。
举例如下：关于物质文化，西方国家有我们以前从未听说的sandwich 和 hot dog，译者将它们介绍给我们中国人就称之为 “三明治”和 “热狗”。 而中国的饺子和豆腐被引进国外就称之为 jiaozi 和 tofu. 还如，中国有“旗袍”cheong-sam; 英国有 swallowtail“燕尾服”;美国有jacket“夹克”。
关于社会文化, 外国人都知道“中国功夫”chinese kongfu. 在英语中,有他们的church“教堂” and missionary“传教士”; 而在汉语中有“道教”taoism 和“阴阳”yinyang。
3.4 习语
习语是指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语。在英汉翻译当中有两类习语。一类是在一个相似的文化背景下渐渐形成的，通常情况下将它们归化双方都不会引起文化误解，如：
self do, self have——自作自受
雨后春笋——spring up like mushrooms after a vernal
而有些习语用异化的方式更为恰当，如：
armed to the teeth——武装到牙齿
3.5 新词汇
新词是指随着一个社会中最近或当时发生的事件，出现的人物，发明的产品等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说法。
在英语当中有的新词汇在中文中没有对等物，我们就要再充分理解原生词这个首要条件下根据中文的规则想办法创造出与他们相对应的词语。这种情况就要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
back-to-back ——双往返机票
thumb tribe——手机一族
还有一些新生词汇由于解释起来过于复杂，不容易采用归化的翻译方式就最好异化这些词：
bungie jumping——蹦极跳
nami technique——纳米技术
参考文献
［1］eugene, 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j］.外国语,1993,(3).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j］.外国语,1998,(2).
［3］李庆生，郭著章.英汉互译使实用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关键词：文化缺省;字幕;翻译;连贯
1文化缺省的连贯重购
最早的关于连贯的研究是从Halliday开始的，一般认为Halliday和Harson合著的《CohesioninEnglish》标志着衔接理论的建立。Halliday(1994)认为连贯有五种衔接方式，分别是：照应、省略、连词以及词汇衔接,他还列出了替代。但此后众多学者对此理论的缺陷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胡壮麟在其《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中认为除了语篇内部环境“上下文”（co-context）外，语篇产生时的周围情况和因素即“情景语境”（situationalcontext），以及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人情的“文化语境”（culturalcontext）都有助于理解语篇的意义和交际意图，从而使语篇保持连贯性。
由于人们在交际中又遵循省力原则,即在不降低话语准确度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话语的量（胡壮麟《普通语言学教程》）。说话者在交际过程中会省略一些此类默认共通信息，以提高交际的效率。王东风（1997）认为这种被交际双方作为共享的背景知识而加以省略的部分叫做“情境缺省”（situationaldefault）,如果被缺省的部分与语篇内信息有关,就叫做“语境缺省”(contextualdefault),而与语篇外的文化背景有关的,便就是“文化缺省”(culturaldefault)，语境缺省和文化缺省都是情境缺省的副类。
如果在文化缺省的情况下，听话者没有对所需要的社会文化信息进行及时的填补，即相应的记忆图式没有被顺利激活，那么，就不能顺利对话语所负载的信息进行解码，不能把语篇内信息与语篇外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也就不能建立连贯。在对外国电影欣赏的过程中，我们常会碰到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理解障碍，所以字幕翻译在文化缺省下进行连贯重构会帮助观众的理解，有效的接收影片的“情”和“意”。
2文化缺省下电影字幕的翻译案例
字幕是为了便利观众而对电影台词的辅助形式，这样无形中就对电影字幕的翻译有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因此，当出现文化缺省，本国观众会的社会风俗图示很自然的被激发出来，从而跟前后文连贯起来。但是，如此自然的情况在外国观众那里却很可能不能发生，因为，两国观众的社会文化知识结构并不相同，所以，同样的文化缺省却不能激活相同的理解图示，从而前后的连贯出现了断层，观众对影片的画面和对话往往觉得摸不着头脑。在美国看电视台的肥皂剧，每每演员说上一句俏皮话，观众们当即捧腹大笑。我们这些英语不是母语者往往不得其意，一无表情。这是由于不谙美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难以从语篇中获得连贯的语义，表现得便有些木然了（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例如：在美国非常卖座的一部电影MeetingtheParents(《拜见岳父母大人》)讲述了忠厚的男主人公为博取岳父的欢心所遭遇的一系列糗事,以其极为生活化的语言和幽默吸引了无数的观众，这部充满美国社会风情和文化色彩的喜剧片在中国也受到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喜爱，但是其中某些地方的字幕翻译却有待商榷。以下是笔者收集的台湾和大陆三个版本的翻译，对白发生时的情景是男主人公因为早上起床起晚了，头发凌乱，并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见到了众人，他十分想在众人面前说点俏皮话但又遭遇了冷场。
原文：
演员A：Oh,look,somebodyhadavisitfromthehairfairy.
（众人一阵善意的哄笑……）
岳父：Good.Let''''sallfinishupandgetreadytogobecausewehaveapre-activitybriefinginaboutthirty-twominutes.
男主人公：Youknowwhat?Inthatcase,I''''dbettergetupstairsandpayalittlevisittotheshowerfairy.
（男主人公极力想说些俏皮话挽回面子，但是却言语笨拙，遭遇一片冷场。）
例1（台湾版翻译1）
演员A：喔，头发像乌鸦窝一样。
演员B：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走，因为预演要持续三十二分钟。
男主人公：那么，我要先上楼洗个澡再下来。
例2：（台湾版翻译2）
演员A：哦，有人见过发型神啦！
演员B：好。那我们赶快准备行动吧，因为预演要持续三十二分钟。
男主人公：真的！那么我还是上楼，探探沐浴神好了。
例3:大陆翻译版：
演员A：哦，快看，有人见过发型仙子啦！
演员B：好。那我们快点行动，因为预演要持续三十二分钟。
男主人公：那么我还是上楼去见见沐浴仙子。
演员A所说的“visitthehairfairy”是调侃男主人发凌乱的俏皮话，来自植根于美国人中关于“小孩换牙”的一个信仰，即若换牙的小孩把牙齿用信封装好放在枕头底，善良又慷慨的“toothfairy”便会用钱跟他换牙齿，这是父母用来鼓励小孩子拔牙善意又美丽的“谎言”。对与“toothfairy”有相同词源的“hairfairy”和“showerfairy”，美国观众会自然而然的利用“toothfairy”的文化图示进行解码而抱以会心一笑。但对于外国观众即使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观众来说，这一文化习俗可能较为陌生了。故因此出现了由于文化缺省所造成的电影字幕翻译的障碍和问题。以上三个版本的翻译都可圈可点，不能完全把影片的文化内涵、幽默及影片意图很好的传递出来，笔者以此为例在下文进行了具体分析。
3文化缺省下字幕翻译的连贯重构
3.1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四种方法
3.1.1直译源语言中的形象
如果源语言所激活的形象为目标语言的读者所接受，或者一些在任何语言内比较通用的意义，可尝试直译，如“goldenhair”可译为“金黄色的头发”。但要确保两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具有相同的内涵，如对动物翻译，虽然动物外延是相同的但要留意它们所关联的不同内涵。
在例2和例3中，译者都使用了直译的策略，保留了浓厚的美国风土人情，如将“hairfairy”和“showerfairy”直译为“发型神”、“发型仙子”、“沐浴神”、“沐浴仙子”。但这种俏皮话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并不存在，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观众也很可能并未听说过美国文化中“toothfairy”的由来，故此处的直译就不能在中国观众的脑海中激活可以建立有效连贯的图示，而是出现了真空或断层，使大多数中国观众短时间内都摸不着头脑，不能把字幕与影片的场景相联系，更别提体会其中隐含的幽默效果了。所以直译虽不影响观众对影片全局的把握，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让观众勉强把字幕与影片的场景相对应，“连猜带蒙”地欣赏外国风情和文化风俗。
3.1.2用目标语文化中的典型形象代替译入语文化的形象
这种归化式的翻译比较常用，可以使语言洗练、通畅顺达，便于观众理解。如译者在例1中把“visitfromthehairfairy”译成了本国观众所熟悉的“乌鸦窝”，伴随着画面，观众马上领会到了台词轻松幽默的意味。
3.1.3删除
由于文化缺省而对翻译重构造成巨大障碍，许多译者无奈的选择了删除原文的富文化色彩的语句，来获取表面上的“通顺”和“连贯”。它最大的弊端就在于阻隔文化交流,使读者无法了解本应了解的文化信息,但由于这种译法删去了含有文化缺省并可能造成意义真空的内容,从而使译文语篇处于较好的连贯状态之中,因此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
如在以上例1的翻译中，“fairy”被删除不译，其所隐含的有趣、善意的“toothfairy”的文化就丧失了，观众也根本体会不到这句玩笑话所蕴含的独特的外国文化和幽默，影响了外国电影的欣赏。所以，在电影翻译中“删除”策略是一种不可取的翻译策略，应当极力避免。
3.1.4．意译文化缺省下的浓厚文化色彩的语句
意译是归化式的翻译策略，此做法在文学作品翻译和非文学性作品翻译中都比较常见，可以使字幕易于理解，达到通顺与连贯，但是同时也会损失原文中的外国文化色彩。
但此翻译策略在电影翻译中文化缺省的连贯重构中却不是屡屡奏效的。意译源语言的过程很可能使其丧失丰富的文俗、幽默色彩，变为平淡的目标语语句。
3.2两种补充方法
除了Nermark以上这四点外，王东风在《文化缺省与翻译的连贯重构》中所分析的两点翻译方法，也可以对我们电影字幕的翻译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作为Newmark翻译方法的补充。
3.2.1文外作注:即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之中
此种异化的翻译策略在文学翻译中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可以保留外国文学作品的文化色彩和异国风情，通过文外作注的方法又可以让读者明晓文化背景，建立上下文的连贯。电影字幕具有瞬间性的特点，电影字幕屏内作注的情况相对较少，但也不失为一种可借鉴的方法。
例4演员：It''''scalledblack-gulffarm：Catastrophe
字幕：是叫做黑湾农场：Catastrophe(灾难)
译者的原意是想突出“Catastrophe”与黑湾农场的联系，在强调“catastrophe”的同时又保留台词的暗示意义，故在此用一个括号对“catastrophe”进行了加注。如果没有此注解，那观众的理解就会出现一个断层并影响台词表达的效果。
3.2.2文内明示:即文内意译,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不借助注释
此翻译方法也能比较好的解决在文化缺省的情况下连贯断裂问题，不仅保存了原文的异国风情也可避免由于跨文化而产生的文化误读现象。但是，原文含蓄的审美效果也会因译文透明式(Transparent)的处理方式而受到削弱（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的连贯重构》）。如在例1中的翻译，可以把“我要先上楼洗个澡再下来”的这种完全意译改为“我要先上楼洗个神仙澡再下来”的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既避免了前者外国文化、幽默的缺损，又避免了完全直译所带来的观众理解障碍或文化误读。
参考文献
［1］Brown,G.,&Yule,G.DiscourseAnalys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2］Halliday,M.A.K.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2nded.)［M］.London:EdwardArnold,1994.
论文关键词：异化 归化 文化特色的保存与文化传播
目前，翻译研究已经从初步的等值翻译阶段进入到综合研究阶段。翻译不仅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而且起着社会交流的作用。语言的交换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翻泽的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了研究社会、文化等与翻译的关系，翻译理论电随之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从而，翻译也被视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由语言行为逐渐转换成文化行为。christiannord甚至用interculturalconununica—tion(跨文化交际)来替代“翻译”一词。我国学者王佐良也指出“他(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而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因此，归化和异化作为处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两大原则，也就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红楼梦》的两位译者，杨宪益与霍克斯，在其翻译中分别以异化和归化为主要翻译策略。本文从杨宪益先生以异化为主的《红楼梦》译文赏析中初步探讨文化特色的保存与文化的传播。
一、归化与异化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或foreignization，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xencevenuti)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译为“truly，storln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might．”。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大卫·霍克斯(david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proposes，god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god)”
二、《红楼梦》中异化翻译与文化信息传播
任何文学作品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具体语言文化所特有的、由于承载了其他语言文化没有的信息而极易造成理解障碍的成分。对于汉译英而言，由于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漫长积淀，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这在文化交流中给翻译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如何在保留或尽量保留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较好地把汉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特色表达出来，使目的语读者不但能理解作品的原意，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到汉语言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红楼梦》(以下简称《红》)是一部蕴藏着极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自问世以来曾有不少人尝试着对它进行翻译。迄今被译界广泛推崇的有两个译本：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adreamofredmansions，另一个则为大卫·霍克斯(davidhawkes)和约翰·闵福德(johnminford)译的thesto．ryofthestone。杨宪益在《红》的翻译过程中，以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为目的，以忠实为原则，异化为主要手段，其译文更接近原文，使译文读者得到了更多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的机会。
nida曾将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归为五类，new．mark据此调整为如下五类：(1)生态文化；(2)物质文化；(3)社会文化；(4)宗教文化；(5)语言文化。本文以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所译的英译本《红》为主，依纽马克前四种划分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的翻译进行分析，试论对汉语文学作品英译时如何以异化的翻译方法对文化背景及文化知识进行保留并向译文读者传播。
1．生态文化。
在第35回中：“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一句，杨是这样处理的：“youratirnkthing!likeadogthatbitlutung——pin—-youbitethehand thatfeedsyou．”恐怕很少有西方读者知道吕洞宾是谁。这里，如果只译为“likeadogthatbitlutung—pin”，可能会让译文读者如坠云雾之中，但有了后半句“youbitethehandthatfeedsyou”，含义就清楚多了。读者除了能读懂这句话，还能猜到“likeadogthatbitelutung—pin”是中国的一句习语。在这里杨的译法可以帮助读者对某些隐含意义进行理解，并从一定程度上让译文读者感受到原文的风格和韵味。
2．物质文化。
《红》第41回中，妙玉与宝钗、黛玉、宝玉、品‘体已茶”时，黛玉问，“这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涓的雨水哪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杨译：“isthismadewith lastyear，srainwatertoo?”askedtai—yu．miao—yusmileddisdainfully．“canyourealybe sovulgarasnoteven to tel thedifference?thisissnow igatheredfrom plum blossom fiveyearsagowhilestayingin curlyfragrna cenunneryon mounthsu—anmu．1managed to±iljthatw holedarkblueporcelainpot．butitseemedtoo precioustousesoi，vekeptitbur-ied in theearth alltheseyears．notopeningittillthissummer．today isonly the second time i"re used it．surelyyou can taste the difference?how could lastyearsrainwaterbeaslightandpureasthis?”茶作为一种饮料，水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水是茶色、香、味的载体。选择佳水烹茶待客十分讲究亦十分富有情趣。
“旧年的雨水”是烹茶的上乘用水，用来招待贵客。然而，用陈年收藏的梅花雪水烹茶比旧年涓的雨水更胜一筹。其中的学问是，水的轻重决定水质。所谓“水轻”是指水中杂质和可溶性物质较少。清乾隆皇帝提出这个标准后命人量得北京京西玉泉山之水为泉水中最轻者，遂定玉泉为第一，作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又量雪水较玉泉水轻三厘，因此雪水的水质最好。妙玉烹茶用水是从梅花上收集的雪水并埋在地下陈藏五年，那更是美妙无比。译文一用“lightandpure”表达原文中梅花雪水“轻浮”的含义，切中了要害。中国是茶的故乡，从古到今，茶是中国人最喜欢喝的饮料。
饮茶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物质生活，而且是一种精神享受。这段译文使读者深切体会到饮茶不仅是中国人的生活情趣的体现，更是我们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感受到中国丰富多彩的茶俗文化。
3．社会文化。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杨是这样处理的：“cantthis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yr flowesr liketiayu?”hewondered insomeamusement，“ifos，shegtungshih imitating hsishih(hsishih was a fam ousbeautyintheancientkingdom ofyieh，tungshih"wasanuglygirlwho,triedtoimitateherway)，whichisntorigi-nalbutrathertiresome．”对西方读者来说，无论“东施”、“西施”都是陌生的人物。译者以异化为原则，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既保留了民族文化特色，又使读者对“东施效颦”这一典故有一个形象的了解(即：模仿他人却不得当)，从而达到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
4．宗教文化。
在第七十二回一段“天地之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阴”、“阳”二字为中国宗教文化所特有的内容，然而，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译者如何处理这一现象呢?请看杨的译文：allhtingsbetweenheavenandearth areborn from thedualpirncipleyin and yang．so whethergoodorbad，weirdorwondeful，eveuthingthatcomesin to being dependson the favorableorunfavor—ableinlfuenceofthesetwoforces．为了保持语言原有的文化内涵，这里部分地采用音译的手法，让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说法即所谓的“yinandyang”。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即可进一步对汉语言文化中阴阳二气的理论追根溯源，并能深切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再如《红》第六回中，刘姥姥对她的女婿说：“靠菩萨的保佑……”。在这句话里，“菩萨”这个词是英语中没有的，而上帝是主宰人们命运的至高无上的神，因此在霍克斯的译文中(以下简称霍译)，这句话被译为“wemustleaveittothegoodlordtodecide．”在杨的译文中，由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们将此句译为“trustthebuddha”。作为一个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译者，霍克斯把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融合了起来，使得译文更能够被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而杨译本则更好地传播了中国文化。
5．语言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