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1 04:36:49
关键词：贸易；贸易定律；经济距离；经济总量
一引言
自亚当•斯密提出绝对利益说，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有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俄林－赫克歇尔的资源禀赋说等经典理论，还有技术差距说、人力资本说、偏好相似说、产业生命周期说、产业内贸易论、国家竞争优势说等一些国际贸易新理论(佟家栋，2000；薛荣久，2006；陈宪，2004；陶涛，2005)，杨小凯等学者则试图从内生交易费用和市场组织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陈铭，2001)。这些理论都各自从一些重要方面对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发展作出了理论解释。
但是，现有的贸易理论均不能定量应用。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强调经济的差异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比如绝对优势论和相对比较优势论假设两个经济的生产成本不同，资源禀赋论假设两个经济的资源禀赋不同，竞争优势论认为两个经济的竞争力不同。这些差异当然是两个经济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一个国家内部各种要素的差异要小得多，而国内贸易却要频繁得多。显然，国际贸易理论不仅应该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同时还应该能够说明国内贸易。否则，不仅会经常遇到“里昂惕夫之谜”之类的矛盾，而且也无法解决定量应用的问题。
本文认为，贸易的实质就是商品交换，它可以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贸易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或者说是劳动分工。贸易额与产量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从这个观点出发，本文提出“通用”贸易定律，给出了产量与贸易额之间的数量关系。该定律既适用于国内贸易，又适用于国际贸易。其具体含义是，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他们的产出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以中国对外贸易数据进行验证，表明该定律是有效的。
二、通用贸易定律
什么是贸易？贸易就是商品在不同经济之间的交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贸易首先是发生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逐渐由小到大，直至扩大到国外，形成国际贸易。
有效的生产要求恰当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决定了生产者之间要进行贸易。距离越近，生产者之间的合作越密切，也就是贸易越频繁，这是国内贸易或国际贸易的微观基础。不难理解，哪里有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哪里就有贸易。产量越大，需要进行的贸易量就越大。据此可以预期，生产和交换（贸易）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即一定数量的生产，应该与一定数量的交换相对应。
根据上述认识，这里提出一个设想：任何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额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一假说的数学表达形式为：
X=G(Y1Y2)/C2(1)
这里，X是在一定时期内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总额。Y1和Y2分别代表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C是两个地区之间商品的经济距离，G是一个常数，可以称为贸易常数。
经济距离可以定义为商品在两个经济之间移动的成本。因为两个经济之间要实现商品交换，就必须把商品从一方移动到另一方。根据经验，决定商品的移动成本的主要因素是运输费用，包括陆运、海运、空运甚至装卸费用。当然，诸如促销、公关、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素也会影响商品的移动成本。但相对于运费而言，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小。在精确度要求不高时，完全可以运费作为经济距离。
如果式（1）得到证实，就可以称为贸易定律。称其为“定律”的依据：一是它与事实一致，二是它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具有相同的形式（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这两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这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万有引力公式考察的是宏观物理规律，它不能用于计算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贸易定律也是宏观定律，它考察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不能用于计算企业之间或老板与工人之间的交易。
三、贸易定律的验证
式（1）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考虑到一般国家对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量缺乏统计，我们只能采用国家之间的贸易数据来验证贸易定律。
这里以中国对外贸易为例，选择了20个与中国的贸易额较大的国家进行考察。选择较大的国家的意义在于大国的经济运行较为稳定，数据较为可靠。
考虑到目前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集装箱运输，并且集装箱运费与散货运费相比较为稳定，也便于计算，这里以某公司从广州到世界各地的集装箱海运报价为基础来计算运费。由于竞争的关系，其他公司和其他港口的海运价格相差不是很大，因此预计不会对分析结论产生太大影响。
假设一个20″集装箱的海运费为F1，在出口国的陆运费为F2，在进口国的陆运费为F3，一个集装箱货物的平均运量单位为V，总运费为F，则商品的移动成本可以写为：
C=（F1+F2+F3）/V(2)
由式（1）和式（2）可以得到：
GV2=X•［F1+F2+F3］2/(Y1•Y2)(3)
货物的运量V可以体积计算，也可以重量计算。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暂时避免选择具体的计量单位，将G和V整体考察，并将G′=GV2′称为准贸易常数由于本文使用集装箱体积作为计量运费的运量单位，为了方便，把贸易常数与体积平方的乘积称为“准贸易常数”，因为集装箱体积也是一个常数。“准”的基本含义是指变化后的参数与原参数的意义相同。
表1是相关数据及计算结果。其中：F1是依据海运公司的报价；Y2是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2003年GDP的数据；Y1是中国2004年的GDP，为1.65×1012美元；X是依据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额；F2＝$500，是估计值；F3是经验估计值，一般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内陆运费较高。
从表1可以看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准贸易常数大约在3×10-12与10×10-12美元•年•集装箱2之间用其它年份的数据检验贸易定律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准确地刻画相关变量的量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意义。物理学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量纲的准确使用。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学家常常忽视了量纲的准确使用。这也是许多经济学理论难以在实践中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进一步讨论
不难理解，贸易定律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额的事实(薛荣久，2003；陈宪，2004)，也可以解释相邻国家之间贸易额较高的事实（McPherson，etal.，2001）。最重要的是，贸易定律能够计算出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
由表1可以看到，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计算所得到的准贸易常数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些数值误差不超过一个数量级。考虑到各国经济活动的波动性、影响贸易额的因素极多以及统计工作本身的误差等因素，可以认为贸易定律是有效的。
比如，式（1）中的运费不可能精确。一国国内不同地区通过不同的港口进出货物，对外贸易的平均运费难以准确计算。
就式（1）中的贸易额而言，一般统计数字只考虑直接贸易，均没有考虑间接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
由于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货币，经过换算的GDP值也不可能很精确。汇率的影响以及实际购买力因素使得GDP只具有参考意义。
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得到的贸易常数误差不超过一个数量级，这个结果应该是相当理想了。
根据表1的计算结果，准贸易常数的加权平均值G′约为5.494×10-10美元•年•集装箱2。
考虑到一个集装箱的体积是20立方米，如果以体积计算贸易量，则可以得到G=G′/V2=1.373×10-12美元•年•米-6。
如果以重量计算贸易量，每个集装箱的运量大约15公吨，则可以得到贸易常数G=G′/V2为2.442×10-12美元•年•公吨-2。
从式（1）不难看出，贸易定律支持贸易自由化思想，因为经济总量与贸易额成正比，任何不利于贸易的壁垒必然也会阻碍经济总量的增长。
贸易的实质是交换，这是经济活动本身的需要，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只要有生产，就必然要与其他经济发生贸易。
贸易定律认为，任意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二者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二者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定律同时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
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看，贸易定律是成立的。
参考文献：
陈铭.2001.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1）.
陈宪.2004.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45-90.
佟家栋.2000.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其时间划分［J］.世界经济文汇（6）.
陶涛.2005.国际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70-109.
【论文摘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及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安全健康环保意识空前加强，传统贸易壁垒日益受到严格约束，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逐步催生出新型非关税壁垒并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新型非关税壁垒是指以技术壁垒为核心的、包括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在内的所有阻碍国际商品自由流动的非关税壁垒。它更多地考虑商品对于人类健康安全，以及环境的影响，着眼于商品数量和价格等商业利益之外的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采取的措施不局限于边境措施，和涉及国内政策和法规。绿色贸易壁垒就是其中最为盛行的一种。 一、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目前，绿色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是显著的。由于我国的绿色壁垒措施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处于较低水平，对我国进口贸易基本无影响。因此，绿色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口贸易中。 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经济发展，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环境标准亦较低。因此，席卷全球的环保浪潮、贸易和环境领域的激烈争论，以及新型贸易壁垒──绿色壁垒的兴起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2001 年底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产品因环保水平的不足而在绿色贸易壁垒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统计，从2000年起，中国出口产品中每年因绿色壁垒受阻的金额达450亿到500亿美元，每年被退运或销毁的货物价值数百亿美元，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当年出口总额的20%左右，并且涉及的产品正逐步从具有传统优势的农产品、纺织品向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品扩大，并对我国出口市场、出口增长速度和出口成本与效益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绿色壁垒又促进符合绿色环保要求的产品的出口，逐步改善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和价值构成；开辟广阔的绿色市场、进一步调整外贸商品结构、改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和分布。绿色壁垒成为继反倾销之后，21世纪初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巨大障碍。 1.市场准入限制使我国出口市场份额下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以及东盟、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多是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委员会的成员，环保行动起步早，成效大，公众环保意识强，环保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然而他们在保护环境的名义下，凭借其经济和技术的垄断优势，通过立法或其他非强制性手段制定种种苛刻的环境技术标准和法规，限制国外商品进口。这些标准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生产和技术水平制定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可以达到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因而势必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任何一种产品在任何一个环节若不能符合壁垒中的严格标准，就会遭到他国市场的抵制。而我国的出口产品又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达到这些苛刻的标准，所以大批产品丧失了原有的出口份额，致使我国出口市场大大缩小。如1998年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对中国木材包装材料实施的禁令。 其次，农副产品出口严重受阻。近几年，我国农产品受发达国家农药及有毒物质残留量、动植物的病虫害等严格的卫生检疫制度的规定，由于质量安全方面原因在国际市场屡屡受挫。受绿色壁垒影响，2002年我国20多种农产品出口减少5亿多美元，特别是由于欧盟对我国出口的100多种动物源性食品实施禁令，使我国农产品出口减少4亿多美元。多年以来，我国的牛肉、猪肉几乎不能出口美国，欧盟也完全禁止我国的牛肉、冻鸡进入。此外，2001年3月，欧盟对茶叶的检测标准由原来的26种农药检测提高到了62种，美国、加拿大等国纷纷效仿，使我国茶叶出口受到严重影响。 再者，纺织品出口受到严格的环保标准的影响。纺织品一直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占有很高比重，尽管中国的纺织业在加入WTO后能够享受乌拉圭回合达成的纺织品服装协议的待遇，但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了限制中国的纺织品与服装的出口，大大提高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环保要求。如1994年7月，德国颁布法令正式禁止含偶氮染料的纺织品进口；为此，中国使用偶氮染料的104种纺织品出口中断。 第四，机电产品出口遭遇环保法规的限制。自1996年1月1日欧盟对工业产品实行CE标志认证制度之后，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德国等也相继对电子产品、机械产品和电器产品实行认证制度。因此，我国仅家电产品出口一项，每年受到国外有关绿色标志制度影响的产品达80亿美元。据中国机电出口商会估计，仅2005年8月正式生效的欧盟《关于限制在电气、电子设备中使用某 些有害物质的指令（2002/95/EC）》和《关于废弃电气、电子设备的指令(2002/96/EC)》，就影响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价值达317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欧盟机电产品总额的78%。 2.降低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产品主要以低价赢得国际市场，而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要求和标准。绿色壁垒的实施要求将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的原理运用到产品生产、加工、贮藏、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无公害的、无污染的环境管理体系。也就是说“绿色”要贯穿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 发达国家虽不对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直接设限，但通过开展绿色认证、征收绿色关税及采取所谓的反补贴措施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而对于我国来说，环保问题虽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起步较晚，我国对企业实施的仍是相对较低的环境标准。为了要达到发达国家的较高的环境标准，我国产品制造商也不得不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测试、认证、鉴定等相关费用，结果大大增加了产品成本，价格上涨，这使中国在欧洲、亚洲等市场受到沉重的打击。如2002年以来，日本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水产品检验检疫范围已涉及所有对日出口农产品、水产品品种；批批检验导致进口通关速度放慢，加大滞港费用，增加了检验成本。再加上产品的外观包装、出口检验和广告等也做大幅调整。从而，我国出口产品的中间费用和附加费用大大增加，出口产品丧失了原有的价格优势，进而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3.容易产生连锁反应 当我国某种商品因达不到某一进口国的标准而被拒绝进口时，其他国家便会提高警惕，或者增加检验项目，或提高技术标准以致我国产品难以转向这些国家出口。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我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上连连碰壁，并给其他国家和消费者留下一个我国产品不清洁、不环保的印象，最终影响我国产品的国际形象，逐渐丧失国际市场。 二、绿色壁垒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 1.部分有疾病、虫害、公害或不合格食品进口，危害了人民、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影响了国家生态环境的安全和和谐 发展中国家环保标准低、数目少，环境保护和管理体系不健全，环保门槛较低。在发达国家纷纷推行绿色壁垒并日益提高其环境标准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将其重污染产业，以及废旧物、废弃物、污染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相对不足和技术落后、环境标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等原因，我国成为某些国家转移“洋垃圾”的对象国，洋垃圾进口事件的屡屡发生便是很好的例证。这些进口的“洋垃圾”将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更会影响国家生态环境的安全和和谐。 数据显示，1991年至1995年是我国进口废物的高峰期，共进口废物3030万吨，进口废物额为68.8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1.3%。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外来入侵的有害生物超过200种，全世界最具危害的100种外来入侵生物中，入侵我国的就有53种;11种危害性最大的外来生物侵害植物面积达2747万公顷，导致经济损失570多亿元。同时，外来生物入侵严重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使农作物严重减产，也给国内生物包括人类带来各种疾病。还有一些外国投资者为了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和逃避本国高额的成本内部化和绿色贸易管制，将一些污染密集型行业如化工、造纸、印染、电镀、农药等转移到中国境内生产，这不仅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利益，还严重恶化了我国的生态环境。2001年，中国利用外资的11515家企业中，污染密集型企业达3353家，占总数的29.13%；协议总投资为87.71亿美元，其中污染密集型企业投资为33.27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36.8%。 2.转基因农产品大举进入我国 近年来，国外一些转基因农产品也大举进入我国。就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量从1996年的8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700万吨，增加了88倍；进口额从1.2亿美元增加到14亿美元，增长12倍。另外，由于一些转基因技术仍不成熟，部分转基因食品在生产、包装、运输、储存、食用、处理等过程中也有可能对生物多样化、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潜在风险与威胁。一旦出现差错，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当前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尚不能完全消除转基因食品有可能带来的危害时，我国更应当重视这些物品的进口，防止其对我国人民和物种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绿色壁垒对贸易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发达国家打着环境保护的幌 子经常采取许多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进口，由此引发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渐增多。如美国与委内瑞拉汽油标准之争；美国向加拿大速冻猪肉提出反补贴等案件。在这些争端中，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环保水平和环保标准大致接近，于是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区域自由贸易的形式，以低于区域环境标准为由拒绝来自贸易区域以外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入，中国的贸易因此受到很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欧洲国家严禁进口含氟利昂冰箱，中国冰箱出口由此下降59%就是遭受绿色壁垒很好的例证。在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形势下，中国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区域性经济组织因环境问题而产生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这些都将阻碍中国的外贸发展，都将影响中国的外贸出口数量和进口质量。 四、小结 21世纪经济的主旋律是绿色经济，绿色产品、绿色消费、绿色产业是其重要特征，也是生态文明及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生活的具体要求。追求人与自然共生与循环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在全球都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绿色壁垒无疑成为了发达国家制约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保护本国产业最好的选择。 世贸组织的环境保护规则不系统也不全面，其内容过于原则化，倾向于保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欠缺公平。每年，我国有很多出口产品因为受到绿色壁垒障碍而给我国外贸利益带来损失。所以，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当认清形势，充分意识到绿色壁垒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消除不利影响，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论文摘要】 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其中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新贸易理论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中国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而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上升等。对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新贸易理论”。起初新贸易理论旨在用实证的方法解释贸易格局，填补传统贸易理论的逻辑空白，后来发展成为以规模经济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两大支柱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新贸易理论在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国际技术外溢等假设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观点。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由于技术因素的引入，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战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增，直到今天占世界贸易额的60%以上的现象。 2.贸易构成和贸易量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量，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新贸易理论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3.贸易利益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本质上说，新贸易理论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替代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争论的实质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 二、新贸易理论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贸易理论是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理论发生变化必然导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尽管新贸易理论家一再强调“新贸易理论最初绝非是政策导向型的”，但新贸易理论却在理论上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支持。贸易理论家们和许多政府就借助新贸易理论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或局部结论，努力寻找那些适合于不完全竞争的新的贸易政策。在这种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具争议性的贸易政策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了。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关于战略性产业的贸易政策，但却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府有效干预的对外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由布兰德（J.A.Brander）、斯潘塞（B.J.Spencer）、克鲁格曼（P.R.Krugman）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贸易政策理论。自产生之初，就由 于它为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提供理论依据而倍受关注。支持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利润转移的论点；另一个是外部经济的论点。 1.利润转移 利润转移论点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主张政府通过关税和配额等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为直接目的。其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夺取市场份额;二是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三是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有效手段。 2.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论点则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该厂商占有，因此，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总而言之，新贸易理论政策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超额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三、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 中国在对外贸易实践中一直主要采取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发展战略。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性。而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例如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如下： 1.重视培育国家竞争优势 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在于国家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要以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为基础，应大力发展高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我国创造产业的竞争优势，首先需要用科技对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改造，使其具有竞争优势，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产业;其次是发展新的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带动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我国的对外贸易，不管是实施出口替代战略，还是进口替代战略，都始终要把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做为重点。 2.重视国内市场 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以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为代价，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 3.重视规模经济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培养和获得：资源禀赋竞争力、规模竞争力、资本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但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相互分工缺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培育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经济迫在眉睫。 4.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国家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关键词]我国对外贸易优势可持续发展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经济全球化一体的世界。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全球化，我国的贸易发展越来越融进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队伍中,对外贸易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性特征。本文正是要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所具有的优势的问题,为更好地发挥对外贸易的优势,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一、我国对外贸易优势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和我国加入WTO，我国对外贸易得到迅猛发展，对外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规模更加宏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如此快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对外贸易具有极大的优势，归结如下：
1.贸易市场广，商品需求量大
我国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十多亿人口，不论在贸易市场上，还是人口数量上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领土广阔说明我国贸易市场广而且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人口多意味着商品的需求量大，因为人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不断的消费，所以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国际贸易中没有我国的参与，就意味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失去了我国广阔的贸易市场和消费源，所以外国投资者普遍看好我国广阔的贸易市场，积极与我国建立各层次各类型的贸易关系。
2.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是任何国家所无法相比的。英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曾报告《把握全球优势》，认为:“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低成本国家(LCCs)未来仍将保持优势。”而这里的“低成本”指的就是“低劳动力成本”。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带来了低价优势，凭借这种优势我国的产品可以以极强的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市场。可以想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当前也是以后一定时期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优势。
3.外贸依存度增大
“外贸依存度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队外贸易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是衡量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也是反映一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的标尺。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更深刻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正处于一个迅速上升的时期。”外贸依存度增大，说明我国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之深，对外贸易发展之快，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轨迹日益相融合，这有利于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4.经济体制优势
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主导，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社会的发展，我国已改变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政企分开、分工明确。政府对经济的指导由行政管理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宏观调控为主。企业由此直接面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得到锻炼和发展。为促进企业的发展，我国还制定了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对外贸易政策。
二、保持优势，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商场犹如战场”。不可否认，我国对外贸易具有很多优势，但是我们绝对不能由此而自满，而沾沾自喜，而是应该充分地保持、发挥优势，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主要提出如下建议：
1.政府方面
(1)继续实施对外贸易优惠政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给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使对外贸易规模逐步地扩大。在此基础上，针对对外贸易，我国主要实行了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鉴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极大推动性，应继续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给广大的我国贸易市场和商品需求增添吸引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在使用优惠政策上要规范。
(2)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和助推器，我们应根据国际贸易法和WTO规则等贸易原则，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充分利用WTO赋予各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我国对外贸易法律体系更加成熟，做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过程中有成熟的法律法规可依。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垄断是市场非正当竞争的产物，同时也是市场非正当竞争的中介，它对贸易的正常进行，对经济的整体发展均无益处。反对垄断的呼声由来已久，可喜的是，我国已于2007年8月30日，十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经历了13年反复修改的《反垄断法》草案，草案中明确，需对外资并购进行安全审查，明确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3]这是我们在健全贸易法律法规上取得的重大进步，对维护正常的对外贸易活动秩序，消除国内产业及市场发展的阻碍，进而进一步拉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3)加强环境保护
如前所言，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贸易市场大，贸易需求量大，这是我们发展对外贸易的优势，然而要保持这个优势，就必须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否则，环境污染、疾病流行，优势就会变成劣势，反而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加强环境保护，首先必须增强环保意识，树立“环保与外贸相互促进”的思想，实现绿色贸易。其次，在进口贸易方面，要积极引进高科技而又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设备，加强对进口商品的检验和检疫，防止危害人及动物安全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最后，要严格审批和监督外国投资项目，对有害于环保投资的项目，应及时限制或停止运行，以防垃圾项目的产生。
2.企业方面
(1)提高员工综合素质
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一大优势，但我国的劳动力综合整体素质偏低，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优势的发挥，因而必须提高我国劳动力综合素质。
就企业来讲,主要是在重视并利用有能力的员工的基础上，对所有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同时,企业还要提倡员工的个人学习和进步，为其学习和进修提供条件,从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进而增强我国出口贸易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
(2)进一步增强质量意识，打品牌战
产品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声誉，关系到企业的存亡，同时也是关系到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升降的关键因素。要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势，促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依靠的主要因素就是质量和品牌，因此,提高企业产品质量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产品质量提高了,企业和产品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才能增强企业和产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
而品牌是企业的“门脸”，打品牌战是企业图谋更大发展，占据更大国际市场，提升企业和产品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正在处于迅速上升期，需要企业多拿出国际性的叫得响的品牌，这不仅仅是保持我国对外贸易优势的需要，也是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贸易市场竞争力的需要。为企业本身发展考虑，为保持我国对外贸易优势考虑，同时也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考虑，需要我们的企业进一步增强质量意识，打好品牌战。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倾销;经营理念;价格承诺 论文摘要:反倾销是一种贸易政策措施，也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由于世贸组织对反倾销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使我国成为反倾销的严重受害国，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本文试图探讨对我国进行反倾销的原因，并提出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具体对策。 一、反倾销问题的发展现状 反倾销是经常采用的一种主要的贸易保护手段。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原本是对立的，但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它扩张性的本质，决定了现在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意志的体现。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推行他们自己的经济制度，作为要求他国参加国际经济的准则，从而达到掠夺他国资源和财富的目的。同时，发达国家又利用制度上的优势，以合法的理由为借口，通过更加隐蔽的方式设置贸易障碍，以保护其本国的自身利益，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因此，通过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发达国家既掠夺了他国又保护了自己。所以，对于国外的反倾销，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一种贸易保护的措施，而应将其同现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认清其实质。反倾销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贸易保护的最高级工具之一，行之也最有效。它具有高度隐蔽性的特征，能够利用反不正当竞争的合法行为作掩护，实施贸易保护。 二、当前我国反倾销面临的形势 首先，进口产品冲击国内产业的趋势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2003年我国关税总水平由2002年的12.7%降至约11.5%，其中工业品由11.7%降至约10.6%，农产品由18.5%降至约17.4%;在非关税措施方面，将取消部分商品的进口配额与许可证，提高进口配额增长率和非国营贸易配额量。因此，在世界市场供求失衡、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市场产品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进口产品冲击国内产业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我国进口宏观调控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其次，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给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跨国公司重新调整全球生产布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将明显加快。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利用外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一些新的产业领域也将逐步向外资开放。但由于受到企业规模、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短期内我国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仍将处于低附加值和低水平加工中心的地位，仍将保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产业结构，这必将诱发更多的国外反倾销调查。同时，美国、欧盟、日本等世贸成员根据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的有关承诺，还在纷纷制定针对我国的过渡性保障措施和“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法案，这使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工作面临的国际法律环境更为复杂，必将对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构成新的威胁。 第三，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对调查机关依法保护产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世贸组织的规则对各成员的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件的调查和裁决中，要求调查机关的每一项调查工作都必须依法进行。WTO相关协议对调查机关的具体调查程序、信息披露程序、裁定与公告程序、透明度和非歧视等多方面的问题都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对我国调查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商会作用，加强政府宏观管理 我国外贸商会建设远远滞后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本可以由行业协会来统筹管理的工作无法落实，造成了不良后果。一方面，商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管理好行业的经营秩序，防止企业之间出现低价竞销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使企业能够通过分享市场份额，达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商会本身的特点，促进商会、商检、海关和企业的沟通合作，发挥商会的协调作用。对一些出口商品，只有商会核定符合行业协议价格的，海关才允许出口，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混乱。这样一旦被提起反倾销诉讼，就可以随时提供于己有利的证据，为有力抗辩作准备，改变被动应诉的局面。同时，加强政府交涉和管理。首先，国家有关部门要对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的企业给予严厉制裁，将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管理结合起来，制定真正体现“谁应诉、谁收益”的具体措施。加强企业自律，倡导公平竞争，处罚低价出口，力求把反倾销诱因降至最低程度。其次，需要国家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如规定出 口定价，禁止低价出口，惩罚低价竞销者。还可以采取增加配额等优惠措施来鼓励优质产品的出口。尽快建立出口风险基金或反倾销应诉基金，有组织地开展反倾销应诉，终止国外的反倾销诉讼。 (二)转变企业经营观念，积极应诉 首先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遵循“创汇第一、利润第二”的经营思想，但是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使外贸出口企业尽快建立和健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使企业的经营目标转移到追求利润最大化上来。这样出口企业就能提高自律意识，着眼大局，考虑整个行业的利益，改变我国外贸中低价竞销、出口增量不增值的现状，为国家争得应得的利益。其次由于倾销指控一成立，其造成的损失不会只是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行业、整个民族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因此要想胜诉，每一个涉诉企业必须团结起来积极应诉。这是因为单个企业往往难以支付高额的调查费用;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自信;难以详细了解国际反倾销法;缺少必要的技巧和谋略。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反倾销案件 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和国际通行规则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外经贸行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需要，也是推进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整顿外贸经营秩序的需要。中国需要加速建立反倾销法律体系，以国际公认的反倾销法则来规范自己的竞争行为。这不仅是我国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在国内市场进行反倾销执法的需要。这既可以保护国内企业的正当利益，又可以用来制约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歧视。今后要加强对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教育，加大对某些不良行为的制裁，进一步完善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国外反倾销案件 (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一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引导企业多出口高技术产品，走内涵式增长道路。鼓励优质产品出口，让企业看到生产优质产品的经济效益数倍于劣质品，优先出口优质产品，限制劣质品出口，改变传统的外贸绩效评价指标，由量向质转变，由总额向附加值转变等。二是在提高商品档次的同时，争创世界名牌。首先，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商品的内在质量。其次，要积极运用非价格手段如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策划等组合策略来参与市场竞争。此外，在确定准备新进入的国际市场前，要了解该市场的产业结构与商品特点，尽量使我国出口产品与当地产品呈互补关系，从而有效地避免反倾销引起的麻烦。 (五)加快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提高反倾销能力 由于我国缺乏应诉国外反倾销方面的高级人才，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反倾销的能力。反倾销应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它要求必须具备经济学、法学、会计会等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只有懂会计、懂经济、有法律实践和一定外语水平的律师才能胜任反倾销工作。而目前这恰恰是我国律师队伍的薄弱环节。因此，一方面，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名牌综合性大学、研究机构等各有关方面要重视综合人才的培养，给他们以机会参与反倾销工作，既可以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又可以在实践中找出不足。另一方面，可以把一批长期从事反倾销工作的人才派到国外去学习，学习和掌握国外反倾销的一些法律法规、通行惯例、应诉技巧等方面的知识，提高我国反倾销的应诉能力。当前可以聘请熟悉反倾销应诉业务、工作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起诉国律师作为我方的诉讼人进行应诉。 (六)在适当情况下提出价格承诺，争取反倾销的主动 价格承诺也是反倾销应诉可争取到的一种结果，是反倾销被投诉者与反倾销当局之间达成的一项提价协议。被投诉者承诺按提价协议规定的价格出口，可以消除因倾销对进口国造成的损害或损害威胁。所以，这种方法也能对进口国的损害作出补救，因而进口国在一定场合下也愿意接受。 实践中，欧盟对价格承诺采用得较多，而美国采用得较少，但并非不能争取。过去，我国的出口企业与欧盟达成过一些价格承诺的协议，后因我国的一些企业未能很好地遵守而导致欧盟不再愿意对我国采用。因此，今后我国企业应提高自身的信誉，在适当的情况下还应积极争取价格承诺，以期把握主动。 所以反倾销最初只是以保护国内产业不会遭到破坏为目的的，并不普遍采用，只有当国外产品有意破坏本国市场和生产时，才能采取这种措施。从各国的实际立法中我们不难看出，反倾销措施随着立法的深入而得到进一步加强，现在已成为最大的贸易 壁垒之一。尽管进口国提出反倾销的出发点是正当的，但是实际上反倾销与理论上预期的目标相距甚远:反倾销实际上没有起到保护竞争的作用，而是变成了限制竞争的手段;反倾销也并没有表现为公平竞争，反而本身产生出不公平竞争。
2003年，在全球贸易处于低迷的形势下，中国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高达8512.1亿美元，比上年同比增长37.1%。其中，出口4383.7亿美元，同比增长 34.6%，居世界第三位； 进口4128.4亿美元，同比增长39.9%，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市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地位的改变，中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需要认真面对、深入研究，并适时转变观念，调整对外贸易的发展思路和政策。 新形势与新要求 第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东亚地区尤其引人注目；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天然秉赋，更取决于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和制度等要素的动态变化；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的规则日益强化，以往推行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的政策措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迫使各国转向更加开放的竞争战略. 第二，区域一体化迅速推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示范与刺激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方兴未艾。到 2002年底，世界贸易组织累计收到 250个区域贸易协议的通报，预计到2005年，世界上将有300个区域贸易协议。区域贸易协议具有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双重效应，有利于成员国企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分工深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区域内贸易将由此增加。尽管参加区域贸易协议会对国内部分原有产业造成冲击，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区域贸易协议采取更积极的态度。 第三，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本国的出口竞争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由于国外投资的大量进入，国内外贸体制改革和竞争压力的增强，中国出口竞争力大大提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但近年来，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逐年增加，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经贸环境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提升出口竞争力，而是要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通过开放市场让贸易伙伴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机遇，努力创造一个共赢的新局面。 上述形势变化的特点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体制、贸易政策都应该在国际新形势、新要求的大背景下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经济潮流，更好地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政策取向发生重大变化 世界贸易组织(WTO)现有的决策机制框架是“每一成员一票、全体一致通过才能生效”的表决方式。在任何问题上要达成一致都相当困难。因此，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本颇高。这也是为何WTO成立以后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区域化多边贸易协议的原因。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取向也顺应了这种变化趋势，在积极参与 WTO事务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参与区域性的金融、贸易和经济合作。 第一，中国积极参与了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10+3)的合作机制。目前虽然还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但它为东亚各国之间的沟通，一些具体合作项目的落实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机制。在“10+3”之后，中国又加强了与东盟的合作，形成了“10+3”的合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于2002年11月与东盟签订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使中国与东盟之间在10年内建立一个包括17亿消费者、约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以及1.23万亿美元贸易的大自由贸易区。 第二，2003年，中国内地先后与香港和澳门特区签订了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协议。由于香港和澳门都是自由港，这种安排也就表明了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内地的决心与诚意。 第三，2003年，中国领导人还在不同场合表示了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组成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意向，并努力争取最终实现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 第四，中国还努力在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推进经济和贸易合作。这一组织范围内的经济部长级会议机制已经建立。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合作关系也在不断发展。 中国政府调整政策取向，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区域内的贸易经济合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东亚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依赖 也变得越来越强烈。据2003年前 10个月的统计，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已达到 49.4%，其中出口为44.5%，进口为54.4%。日本、中国香港、东盟、中国台湾以及韩国都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中国也已经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 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相互间的贸易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由于相当一部分的制成品是差异性产品，因此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在不断提高，使得各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以利用比较优势，进行互补性的产业间贸易，也可以利用规模经济进行相似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这使得中国加强区域内的合作有了更广阔的基础。 对外贸易格局明显改变 多年来，我国已习惯于外贸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出口增长速度快于进口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和对外贸易格局。2002年，中国进出口增长分别为21.2%和22.3%，出口只稍快于进口，就已经改变了前几年出口增长明显快于进口的态势；2003年进出口增长更快，进口和出口分别增长39.9%和 34.6%；出现了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的变化。对我国来说，一方面，出口需求已成为实现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增长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主要进口机器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并且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利用进口投入品的加工贸易，因此，进口的增长提高了中国的供给能力和出口能力，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全球生产结构的调整和转移，全球的贸易格局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中国正是这个变化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由于世界主要制成品生产和出口国正在将其生产向中国转移，它们的制成品出口相对减少，而中国不断增加。2003年初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以2002年为基础，到2020年，中国总的实际GDP仍小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将接近美国，大大高于日本。大约到2005年，中国会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2010年成为最大的出口国。中国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是美国和欧洲，而超过一半的进口将来自东亚，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东盟国家。因此，如果把世界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东亚、欧美，那么一个贸易大三角就会出现。这个大三角在2002年的特点是，中国以及东亚都对欧美有贸易顺差，而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既有顺差又有逆差。但总的趋势是，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会出现越来越大的逆差，而中国与欧美的贸易顺差会有所扩大，东亚其他国家(地区)与欧美可能转为逆差。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的流向已经显示，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全面逆差，说明这一趋势开始变得明朗。 中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样一个趋势对中国隐含着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中国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和强烈地显示出来。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开放，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会更大。第二，中国的经济贸易必然会与东亚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由于中国与欧美可能会有较长期的贸易顺差，因此与欧美，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会不断产生。 新贸易壁垒影响愈益严重 加入WTO以来，以技术贸易壁垒为核心的新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愈加趋向严重。从目前趋势看，我国受限制的产品品种越来越多，设置壁垒的国家和地区也越来越广，因而新贸易壁垒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障碍。新贸易壁垒对出口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品市场准入和竞争力两个方面： (一)对市场准入的影响。新贸易壁垒的直接影响，就是我国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四：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企业无法承担，不得不退出市场；四是由于进口国为限制进口而实行双重标准，限制了我国产品。 (二)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新贸易壁垒对企业的间接影响表现在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一是技术、环保以及改善劳动条件的投入使成本增加，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二是国内缺乏先进的测试设备，进口大量设备增加了出口企业成本；三是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NextPage] 新贸易壁垒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主流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 的影响。由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新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冲击将更大，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对新贸易壁垒，关键在于企业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档次，加强环境管理和职业安全管理，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从综合能力上缩短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同时，由于新贸易壁垒涉及到技术、法律以及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政府须发挥主导作用，帮助企业提高综合竞争力，突破新贸易壁垒。 中国已进入贸易磨擦高发期 目前，我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由1997年的5.4%上升到2003年的8.95%。外贸依存度提高成为近来中美贸易摩擦频率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2003年以来，美国先后对中国的彩电、纺织品、家具等商品展开一系列反倾销调查，并指责中国人为控制汇率向美国输入廉价商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磨擦的高发期。 贸易磨擦高发期的到来，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我国出口迅猛增加，但出口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且多为最终产品，在进口国的零售市场上中国产品随处可见，给进口国直接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二是我国对外贸易区域不平衡，在总体保持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情况下，对美国等个别贸易伙伴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三是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中的底部地位，真正称得上丰裕的资源只有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品有比较优势，这种格局不仅使我国在加工贸易的国际竞争中只能控制生产中的低附加值加工环节，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诉讼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低成本的竞争摩擦，摆脱底部依赖，向上层产业升级已经成为我国加工贸易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压力，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都将面对的，这也是任何一个新崛起的贸易大国都无法回避的。 为此，我国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慎重应对贸易磨擦高发期。如，提升出口产品结构；规范出口秩序；加强对企业的指导与协调，积极应对各种贸易纠纷；加大对外投资力度；采取政治、经济多种手段，处理好与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关系，维护稳定的经济贸易环境；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完善原产地规则，加强出口产品原产地证管理，消除由于统计原因造成的贸易不平衡。 追求贸易顺差的观念亟待改变 传统贸易观念认为，出口就是为了创汇，因而，顺差是好事，逆差是坏事。这一观念长期主导着我国的贸易政策和实践。2011年1月— 4月，我国外贸经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异常现象：在进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累计高达108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一时间，要求关注贸易逆差的呼声不绝于耳。5月份当月出现了21亿美元的顺差，立即被认为是扭转了贸易逆差的局面，是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取得的重要成效之一。其实，顺差和逆差都很正常，一国的对外贸易应追求长期的进出口基本平衡，而不是长期的贸易顺差。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长期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并非都是好处。首先，近年来贸易顺差带来的贸易争端不断涌现，我国已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其次，贸易顺差赚回来的是美元，虽然增加了外汇储备，但从资源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是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第三，持续高额顺差导致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进而又导致了资本净流入增加，资本净流入增加又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四，巨额的经常项目的顺差，会转化为货币大量投放的压力，成为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相反，贸易逆差的结果也并非都是坏处。第一，适当逆差有利于缓解短期贸易纠纷，有助于贸易长期稳定增长；第二，逆差实际上等于投资购买生产性的设备，只要投资项目选择得当，比存在银行里所带来的效益更高，这样既可以补充国内一些短缺的原材料，还可以很快地提高生产能力、增加就业以及增加经济总量；第三，逆差还能减少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缓资本净流入的速度，从现实情况看，2011年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已较上年下半年有所减轻；第四，短期的贸易逆差还有助于缓解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快的年份，都是逆差或者顺差较小的年份。因此，在对外贸易问题上，不仅应当彻底转变观念，放弃出口创汇、追求顺差为目标的传统观念和做法，确立以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政策，综合权衡经常账户 和资本账户，而且要加快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向质量和结构提升的轨道。应当说当前有一点逆差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 中国外贸战略期待转向 很多人都认为，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经验。因为不仅中国，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也都是依靠外向出口型经济而逐步起家的。由于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示范效应，我国的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出口导向战略也是中国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再加之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有8年的逆差，甚至出现了外汇储备危机，这就使得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出口导向贸易政策取向在我国逐步固化。另外，长期的计划经济基础，也使人们在观念上始终认为高进口对于经济发展更具负面作用，如侵占国内市场、冲击国内企业等，导致在发展对外贸易时更关注出口。这种“重出口轻进口”的政策导向在上世纪90年代确实取得了成功，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实际上，仔细分析过去10年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成功经验，将发现不单纯是出口，而是出口与进口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一方面，出口带来了需求；另一方面，进口推动了技术引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甚至比出口还大。如进口石油、铁矿石、钢材、机电设备等，作为初始投入的一部分从供给层面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特别需要国外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2011年前4个月累计 108亿美元的高额逆差是大进大出条件下产生的逆差，而且是国内旺盛的经济增长需求所带动的进口增长，弥补了国内资源、设备短缺，保证了经济的增长，属于健康的增长。 当然，从长期趋势来看，国家利益的实现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平衡。考虑到中国的资源状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等各方面因素，一个基本平衡的贸易差额也应该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因此，我国外经贸战略应由传统的出口导向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出口额转向提高生产率、促进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的贸易导向战略。
[关键词]新常态；贸易强国；评价体系；战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参考文献]
[1] 陈飞翔，吴琅.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换路径与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06（11）：4-10.
[2] 程筱宇.贸易强国应具备的“素质”――刍议中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J].金融经济，2015（7）：20-22.
[3] 戴翔，张二震.我国增长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目标、路径及战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5）：82-91.
[4] 戴翔，张二震.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J].经济学家，2016（1）：75-82.
[5] 冯雷.进口贸易是通向贸易强国的关键――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4（12）：51-56.
[6] 何新华，王玲.比拼经济实力――对外经济贸易强国主要特征与指标分析研究[J].国际贸易，2000（12）：14-18.
[7] 洪涛.由贸易大国向强国跨越[J].国际贸易，2010（12）：15-18.
[8] 黄锦明.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对策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72-176.
[9] 贾怀勤.从统计规则辨析中国2013年货物贸易总值是否超美――兼论中国建设贸易强国[J].国际贸易，2014（2）：10-15.
[10] 李钢等.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之抉择[J].国际贸易，2010（1）：4-11.
[11] 刘宝荣，李健.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未来10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分析[J].国际贸易，2000（11）：22-24.
[12] 柳思维.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制度创新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6）：5-10.
[13]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8-112.
[14]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27.
[15] 马淑琴，戴晋.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升级的相关因子研究[J].财贸经济，2006（10）：64-68.
[16] 马涛.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经贸强国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6（1）：26-32.
[17] 马相东，王跃生.全球贸易新常态与中国外贸发展新策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6）：77-84.
[18] 毛群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基于我国外贸发展背景与现实的分析[J].价格月刊，2008（10）：36-41.
[19] 裴L洪.迈向贸易强国应先跨过几道坎儿：对我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思考[N].中国经济导报，2005-01-22（1）.
[20]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J].经济研究，2009（4）：4-16.
[21] 裴长洪.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规律与启示[J].经济研究，2013（7）：4-19.
[22] 裴长洪，郑文.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4）：21-24.
[23] 裴长洪.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J].经济研究，2015（4）：4-20.
[24] 裴长洪.“十三五”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与新任务[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3.
[25] 盛斌.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贸易，2014（2）：18-21.
[26] 盛斌.建设国际经贸强国的经验与方略[J].国际贸易，2015（10）：4-14.
[27] 桑百川.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N].国际商报，2015-12-23（3）.
[28] 田素华，尹翔硕.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6（4）：14-20.
[29] 张二震.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1-5.
[30] 张二震，戴翔.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J].南京社会科学，2014（7）：6-12.
[31] 张幼文.经济强国――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与目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4-26.
[32] 张幼文.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道路[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9）：5-12.
[33] 张幼文.目标升级与战略创新：贸易大国如何实现转型[J].探索与争鸣，2016（2）：83-88.
[34] 唐海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究竟“新”在哪里[J].经济研究，2014（1）：15-20.
[35] 王备.中美贸易关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探究[J].北方经贸，2014（7）：17-19.
[36] 王冉冉.我国离贸易强国还有多远――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0）：9-14.
[37] 魏浩，马野青.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5（2）：21-23.
[38] 吴汉嵩.论实现贸易强国的方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6）：51-57.
[39] 薛荣久.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的纲领与重大意义[J].国际商务，2007（11）：5-10.
[40] 杨圣明.“十二五”规划与贸易强国战略[J].时代经贸，2011（2）：13-16.
[41] 杨枝煌.关于中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的战略思考[J].经济学家，2014（6）：25-33.
[42] 尹翔硕.试论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J].世界经济，1992（7）：11-12.
[43] 尹翔硕.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变化及贸易格局的变动[J].世界经济，2004（3）：38-43.
[44] 尹翔硕.贸易战略的国际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1-52.
[45] 余芳东，寇建明.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差距有多大[J].中国国情国力，2001（6）：2-4.
[46] 张亚斌，李峰，曾铮.贸易强国的评判体系构建及其指标化――基于GPNS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10）：3-8.
[47] 张钰梅.距离世界贸易强国，我们有多远[N].国际商报，2010-04-29（3）.
[48] 赵蓓文.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升级：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J].世界经济研究，2013（4）：3-9.
[49] 郑宝银.“走向贸易强国之路学术峰会”会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1（6）：174-176.
[50] 郑甘澍，蔡宏波，罗彩瑜.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探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11）：3-13.
[51] Cattaneo， O.， Gary， G.， and Cornelia 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 Crisis World：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R].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0.
[52] Feenstra， Robert C.， and Shang-jin Wei.，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论文摘 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成人文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转贴于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严峻，我国粗放式的贸易发展模式加剧了这一局面。在思考如何融入人文贸易发展的这一时代大潮流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落实中央提出的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外经贸工作的实践，探索借助发展人文贸易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的新思路，研究抗衡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人文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对策，从而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转变。同时，研究我国如何发展人文贸易，“以人为本”，使人类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向生态效益型经济发展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一）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发展
从人文主义对经贸思想的影响分析，人文主义的发展分为传统及现代人文主义两个阶段。
系统化的传统人文主义始于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主要特征是“肯定世俗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推崇人的价值与个性解放；留意人的精神潜能；重视人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建造一个人类幸福的理想家园。”传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传统的主体主义，即“人本主义”，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认为人在一切事物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是一切事物的衡量尺度。与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相伴而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一种经济贸易思想。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其发展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实践为重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
现代人文主义反对传统的主体主义，它更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建立在对人性尊重的基础上追求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态度，具有强调人的作用和地位，关怀人的历史境遇，致力于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和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特点。概言之，现代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尊重人性需要，并在深沉思考的基础上去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的观念形态，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对美好、真理、自由、民主、公正、仁爱、宽容、和谐等的追求。因此现代人文主义谋求的不是短时的经济利益，而是人类的终极幸福。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如可持续贸易理论、绿色贸易理论及WTO框架下技术标准、社会标准、劳工标准等关注人性化的贸易制度变迁与安排，也逐渐显现出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在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内形成了贸易人文化的价值观。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贸易观缺陷的矫正，是指在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一系列活动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尊重人的生命及其价值，以保障人的幸福和尊严为目的，协调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性、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使人类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贸易发展观。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强调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要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保持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及人类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大计，对今后全球的稳定和繁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发展观和传统贸易理论进行反思的结果
传统发展观的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而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也认为，各国只要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能使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增进社会财富和提高社会福利。实践证明，自由贸易确实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另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基于资源和要素主导型的传统发展观忽略了环境保护的成本，是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低价低质竞销的粗放型贸易发展模式在较低社会标准（如劳工标准）的基础上不仅恶化了贸易条件，也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倡导用环境标准、社会标准等原则来约束贸易自由化，探讨现代人文主义精神下自由贸易对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现实”增长。
（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对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共同利益和愿望，旨在通过权威或约束性制度安排或规范，以促进全球福利和提高交往效率的国际机制变迁，推动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WTO建立后，国际贸易体制也进入了问题结构模式与国际组织模式并存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体制中议题的扩展和延伸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由边境措施向各成员方国内政策延伸，即议题由直接关注限制市场准入的贸易措施，转向各成员方的补贴、政府采购、环境、知识产权等国内立法，甚至有进一步向劳工、人权等社会标准的立法进行延伸的趋势；二是由针对贸易本身转向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如贸易和环境、贸易与竞争等。这为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各国的关注和努力下，极大地促进了其发展；并且以WTO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争端解决机制、政策审议机制的完善，为防止个别国家利用国际贸易的人文化为幌子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保障，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是对人的生存环境和贸易关系进行国际协调的产物
“制度是人所创立的众所周知的规则，其目的在于抵制人可能有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国际贸易使实施较低社会标准的国家工人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恶化及环境资源的负外部性、市场失灵导致的治理环境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等等，为了避免各国免费搭车的费用规避心态及建立在不同生产标准上的“不公平贸易竞争”，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国际绿色、社会规范对贸易与人的生存环境关系进行协调。协调的进程实质上就是现代人文主义与国际贸易准则相融合的过程，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
（四）国际贸易人文化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关
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进程实质上是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相伴而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是20世纪末国际贸易领导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非歧视原则使得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壁垒作用大大削弱。发达国家转而借助于WTO的例外原则，即允许以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健康为由设置一系列标准，于是各种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手段。因此，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人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新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人文化”的外衣，采用“人文化”的保护手段（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与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关税、配额等）的暂时性、短期性相比，有演变成为长期性、定型化制度机制的趋势，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将注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妥协中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1．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边际革命”以来，几乎不再把经济伦理问题纳入正式的或称标准的经济分析之中。究其因，至少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理性的自利行为被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点，而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似乎成为经济行为的全部内容，其余则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国际贸易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然而，这样的趋势并不能客观把握经济事实，因而也不断受到冲击，当“经济人”基本假说之局限越发显现，“不讲道德”倾向的“经济学”越来越受到质疑批判；经济发展的冲突还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人人关系），而且直接冲击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天人关系），带来人性、情感需求与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2．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
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假设生产商品A产生不利的外部效应（环境污染），并且只对生产国的公民造成影响（也就是没有国际间的污染转移）。对于进口国，我们已经发现，贸易的开展减少了国内对商品的产量，因此环境的外部效应也减少。对这个国家而言，将外部效应考虑进来，更加肯定了关于自由贸易有利的诊断。但是，对出口国而言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产量的提高使得外部费用增加，从而降低了贸易带来的净收益。污染外部效应的增加可能大于出口顺差带来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该国面临福利的净降低。因此，需要获取进一步的信息来得出贸易是否对出口国（或者是全体国家）有利的明确结论。尽管如此，生产的外部效应的存在减弱了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自由贸易是否是一个使福利最大化的制度框架成为争论的焦点，Runge(1985)分析指出，国际贸易的增长往往增加人均GDP规模，但如其他条件相同，环境危害的程度与经济产量和GDP正相关。另外一个理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跨越国境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过程必然产生环境污染的国际转移，贸易的自由化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后果，并增加控制环境恶化的难度。
因此，对传统自由贸易效应的质疑过程中，特别是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贸易利益评价标准的科学性日益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四、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的人文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从而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将可持续发展和人文化发展相结合，从指导思想的高度看，经济和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必须是通过依靠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实现，而不是靠对环境和资源的粗放式消耗来维持，应以追求外贸、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效益为中心，促使对外开放的各个方面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应努力寻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进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海外投资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依靠技术进步和强化管理，大力控制并努力减少对外开放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来抓，树立环境竞争力意识。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外开放法规政策体系、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1．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2．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
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3．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
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幼文.《多哈发展议程：议题与对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
黄烨菁(1973-)，女．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对外经济。
摘要：贸易引力模型作为研究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一个理论方法，近年来相应的理论模型随着贸易的实践演变有了相应的扩展。我国目前贸易自由化进程取得非常大的成果，而且未来还有更加积极的开放措施。到2005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对于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的探讨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借助近年来在贸易流量分析方面运用十分广泛的引力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对中国与15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贸易结构已经从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指导的产业间贸易转化为产品差异化为动因的产业内贸易，而且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度安排(FTA)对贸易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关键词：贸易引力模型：TCI指数；产业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2-0.023-06
收稿日期：2007-10-16
贸易引力模型是近年来分析贸易动因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型。如何应用这个模型对中国近年的贸易流量变化作一个分析是本文的研究动机。本文将关注伴随着中国贸易规模扩大进程的贸易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影响因素为切入点，重点关注产业内贸易在贸易中的地位以及贸易自由化协定的制度安排，借鉴扩展型的贸易引力模型，将产业内贸易程度和中国与其他国家FTA的制度安排作为新的影响因素纳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分析影响中国贸易流量的相关因素。
一、文献回顾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力模型是将牛顿的万有引力思想(即两物体之间的引力大小与他们的质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引入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理论模型。引力模型的基本表达形式为Tij=KYiYj/Dij。其中Tij为j国和i国两国的贸易量，K为常数，Yj和Yj分别为i国和j同的经济总量，一般用GDP来表示，Dij为两国间的距离，一般指两国经济中心或最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这个表达式是基于贸易引力理论的贸易引力模型之一般模型，并逐步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流量的一个定量分析工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应用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发展。基本引力模型通过被加入一些新的参数变量而有了扩展性的应用，除了对多个国家的贸易流量进行综合分析之外，还通过参数的扩展，来验证由新的贸易动因理论所预测的贸易结构。Feenstra(2001)在他的研究中，区别同质商品和非同质商品进行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从而解释对不同贸易动因下的贸易特征，通过加入一些特定的参数，如反映产业内贸易的GL指数，可以看到在两类贸易引力模型的部分参数变量之间显著的差异，这些结果都可以用不同的贸易动因理论来解释。
除了模型的扩展之外，另有一些学者应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现实世界的部分国家的贸易格局进行了检验。Evenett和Keller(2002)运用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对58个主要贸易国家在1985年的对外贸易流量进行了具体分析。他们通过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了同家属性和贸易格局之间的关系，两位学者的论文对58个国家各自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额进行同归分析，其结果表明，其中经济规模大且贸易总量大的国家(一般为发达国家)，其贸易类型符合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而经济规模小而且贸易总量小的国家(一般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则明显地符合传统的H-O要素禀赋理论的观点。Chan-Hyun.sohn(2005)的论文运用扩展型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韩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特征。作者在基本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贸易结构相似度变量TCI指数(Trade Conformity Index)，以及表示APEC成员身份的虚拟变量，运用1999年韩国的贸易流量的数据，论文的实证结果表明，韩国的贸易流量主要符合产业间贸易的特征，即符合经典的H-O理论的解释。同时，结果中虚拟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成员国如果是APEC成员，对它与韩国的双边贸易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证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在相关的研究中，贸易引力模型和扩展型的贸易引力模型已经得到了应用。单文婷、杨捷(2006)的引力模型扩展到了WTO成员方、APEC成员方、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华人人口比重、文化因素、FDI及外交关系对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流量的影响，指出语言和华人人口因素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有积极作用。潘沁、杨剑(2006)在一般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产业内贸易引力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促进区域内贸易及产业内贸易有积极作用的结论。张昱、唐志芳(2006)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潜力，从而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基于数量的参考。
在综合和借鉴上述文献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关注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趋势，并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以及贸易自由化制度安排发生的影响引入贸易引力模型作一个定量分析，通过应用一般引力模型和加入这两个因素的扩展模型，对影响中国贸易流量的因素加以研究。
二、问题的提出――产业内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流量中的地位和发展趋势
由于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实际上是多方面的，本文将重点关注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中国产业内贸易长足发展的重要背景是中国参与全球生产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
(一)从进出口产品结构看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 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异常迅猛。在对外贸易总量急剧上升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从进出口的绝对数量来看，从2000年到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从245亿美元升至490亿美元，而同期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有更大程度的增加，从467亿美元激增到1477亿美元，增长了近两倍。与此同时，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与进口都增长了两倍左右。从出口结构上来看，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有所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有所上升。在进口结构方面，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开始上升，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有所下降。
具体到产业层面的进出口结构，近年来我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大量来自于跨国公司内部垂直一体化分工格局的贸易活动。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通过外包为主的形式向中国转移，中国越来越多地集聚了全球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加工外包与出口导向型的FDI。在这种贸易的产业分布格局上，中国除了继续保持低成本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纺织品产业和鞋帽、玩具等产品的出口以外，在中等技术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竞争优势开始逐步扩大，这成为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条件。除此以外，电子计算机及其组件也是我国产业内贸易规模很大的一个商品门类。
(二)双边FTA制度安排与中国对外贸易
近年来中国与他国签定的FTA已经成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中国现有的贸易格局受FTA制度性安排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中国在APEC框架下与APEC成员伙伴之间的双边FTA进程明显加快，在多边体制下积极开展双边FTA的谈判。中国与中国香港和澳门签署了CEPA协定。同时，中国又与东盟在“10+1”框架下完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的谈判，正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最近，中国与新西兰、中国与韩国也开始就自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表2列出了中国与1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业已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
中国与东盟2002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与韩国的贸易在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开始后迅速发展，到2005年更是突破了亿美元大关。
三、模型的建立
本文实证研究的日的是应用引力模型探究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从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态入手，结合前面提及的贸易格局特点对基本模型加以扩展。
(一)基本贸易引力模型
【论文摘要】 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范式正在形成。但由于研究中重实证而轻规范，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且理论提升不够，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应进一步强化一般理论的研究，并使之系统化。此外，可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和要素对外贸易指标体系的设计等方面，改进和完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评价指标体系 “可持续发展”理念，自从它形成、提出以来，就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广大学者更是将其应用、渗透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中。由于贸易与环境的密切关系，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联合国在《21世纪议程》中明确提出了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概念，指出它是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安全的、非歧视性的、可预测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并能使全球生产按照比较优势得到最佳分配的多边贸易制度，对所有的贸易伙伴都是有益的。国际贸易实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各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来实现。因此，我国学者对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虽然我国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的文献很多，但其中大部分只是分析了我国（或某地区、某产业、某产品等）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虽然其中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比如贸易结构问题、绿色壁垒问题等，但并未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很多甚至没有给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比如彭红斌的博士论文和专著《论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等。但总体上讲，目前我国学者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而且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一般理论的研究大多散见于众多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及方法各不相同的文献中，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本文将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归纳，以期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有所帮助。 一、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是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两大基础理论。而目前，一方面，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本身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王礼刚，2005），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概念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因此，不同的学者按照各自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运用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来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再加上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不同，其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也就成为必然。 归纳起来，我国学者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运用的基本理论除可持续发展理论外，主要有比较优势理论（李雪峰，2005）、自由贸易理论（刘力，1999）、新贸易理论（姜琳，2000）、循环经济理论（李军，2006）、绿色经济理论（赵晓晨，1999）、系统理论及耗散结构理论（彭红斌，2002；王云凤、石友梅，2005）等。 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国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一般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表述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套用可持续发展的权威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如：对外贸易持续发展是指对外贸行业建立良性的循环机制，改善我国的出口条件，节约出口资源，控制污染环境，提高外贸行业人员素质，不仅保证对外贸易当前较快地增长，而且也是保证子孙后代适度增长的条件和基础（刘建明，1997）。 二是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多种效益的统一。如：所谓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就是必须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重目标，一方面追求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将对外贸易带来的生态成本限制在一定水平；在遵循外贸发展的内在规律基础上，健全外贸体制，完善外贸运行机制，提高外贸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外贸资源，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高度统一，实现对外贸易长期、持续、稳定、健康地增长，并且取得不断改善的贸易条件和持续扩大的国际分工利益 （彭红斌，2002）。 三是突出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及有效利用。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一国在保持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可持续性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制定一系列贸易政策，推动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广义的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前提之下实现对外贸易经济利益的增加（苏珊珊，2005）。 当然，还有一些从其他角度的定义，如侧重法制的定义：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在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福利；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是法治化的公平的对外贸易，是以保护人权的方式发展对外贸易（李巍，2004）；等。 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有多种观点，主要有:(1)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不但要追求对外贸易的总量规模，更要实现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技术效益、生态效益和资源效益的持续提高（张作鹏，1998）;（2）可持续贸易至少包括贸易品的可持续生产、可持续贸易商品的构成、可持续贸易的国际市场、可持续贸易运输与可持续贸易政策等五个部分（资树荣，2001）;（3）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包括对外贸易量保持稳定增长及稳定增长的能力、贸易资源保持持续稳定的供给、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商品国际竞争力递增、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较高的贡献率、对外贸易条件不断改善和国际分工利益持续扩大五个方面（彭红斌，2002）;（4）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福利，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消费，也包括环境的改善或避免环境的恶化，不仅考虑物质资本的投入，也关注环境资本的消耗（贾晓蕾，2003）;（5）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促进对外贸易数量和质量的同步增长，并带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明生、何天祥，2005）;等。 2.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特点 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原则有不同的归纳，主要有：（1）环境成本内在化、自由贸易、公平贸易、贸易产品绿色化4项原则（资树荣，2001）；（2）效率性、持续性和公平性3个基本原则（沈根荣，1997）；（3）可持续性、公平性、共同性3项原则（贾晓蕾，2003）；（4）“以人为本”和公平性2项原则（易瑾超，2005）；等。 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有：（1）外贸总量的稳定增长，外贸结构改善和外贸效益提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促进自然资源持续利用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4个特征（李雪峰，2005）；（2）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以保护生态为基础并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相协调，时间和空间的结合3个特征（苏珊珊，2005）；等。 3.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研究 王云凤、石友梅（2005）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出发，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彭红斌（2002）运用现代系统学理论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进行了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分为量性增长系统和质性发展系统两个子系统，有量性增长较快而质性发展不足的质-量不平衡发展、量性增长不足而质性发展较快的质-量不平衡发展和质-量协调发展的三种类型，只有质-量协调发展的外贸系统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运行机制包括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经济动力、政治动力、文化动力和竞争压力，平衡机制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包括政府管理机制、市场机制、自律机制、社会机制和国际规范机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