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论文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1

关键词：刑法案例分析；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司法考试

如何对刑事疑难案例进行分析，是法律教学、司法考试和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法律专业在校学生和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掌握的基本方法。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实质上说，是对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理解、掌握和综合运用。近年来，案例分析在司法考试、法律专业自学考试、检察官素质考试等法律考试中所占分值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考试中不仅有专门的案例分析题，而且选择题也常以案例的形式出现，要求应试者从所给的数个答案中选择出正确的答案。正确掌握刑事案例分析的方法，无论对在校生还是应试人员以较好的成绩通过司法考试，还是对司法工作人员搞好业务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下介绍刑事案例中刑法案例分析和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刑法案例分析

刑法案例分析，是指根据所给案例，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如何定罪量刑所作的分析。刑法案例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二是如果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三是阐述定罪量刑的原则（如果是司法考试，只需阐述定罪量刑的原则，不用指出具体适用的刑罚）。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定性

首先需要确认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肯定不外乎两种结果，构成犯罪和不构成犯罪。如果不构成犯罪，必须说明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例如：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但行为人在主观上既不是出于故意，也不是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致，属于意外事件。意外事件，不是犯罪。根据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主要有：

1、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即使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相关规定，就必须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来处理，不能以犯罪论处。例如，1979年刑法第160条流氓罪中规定的“其他流氓活动”，包含了行为。但1997年刑法将流氓罪分解为四个新罪名，并取消了原流氓罪的法条，但在新分的四个罪以及其他的各项罪名中，都找不到有关行为的规定。因此，对1997年刑法生效后发生的行为，就不能再以犯罪论处。

2、刑法第13条中规定的“但书”，即“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书”所说的情况，主要是指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如盗窃罪、侵犯通信自由罪、交通肇事罪等犯罪，在犯罪数额、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达不到构成该罪所要求具备的条件时，不能以犯罪认定。

3、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属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因此，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4、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以外的犯罪的。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换句话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如果实施了这8种犯罪以外的犯罪的，则不负刑事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下列犯罪的，仍应当负刑事责任。它们是：奸淫的（第236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7条第2款）；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第238条第3款）；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第292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第267条第2款）；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第269条）。

5、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这里指的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6、属于意外事件的。即刑法第16条规定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但在案例分析时，应当注意区分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过失构成的犯罪之间的界限。

7、正当防卫的。即：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和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但如果在上述两款之外，属于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的“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8、紧急避险的。即刑法第21条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但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属于避险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

9、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即犯罪已过刑法第87条规定的追诉期限的，不再追诉。需要注意的是，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二）定罪

如果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进一步确认构成什么罪，并说明构成该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在案例分析中认定犯罪的程序一般是：

1、根据所给案例，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什么罪。

2、阐述该罪的概念和特征。

3、说明认定构成该罪的理由。主要是根据案例所给的事实，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和刑法分则中该罪的构成条件，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均符合刑法分则关于该罪的犯罪构成，因此构成该罪。

4、注意罪名的转化。某些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某些罪名，但刑法分则对这类犯罪在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又规定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的其他条文定罪处罚。这类罪名转化的案例，近年来在考试中经常出现，应当引起考生的注意。这类转化的罪名主要有：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47条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第248条虐待被监管人罪；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等等。

5、有时候还需要证明行为人为什么构成此罪，而不构成彼罪的根据，即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这一点一般不是必经程序，但有时案例分析题要求应试者回答。所以，考生在复习时，也应当注意掌握罪名认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目前，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罪名共有413个，如果要全部记住，难度很大。但在司法考试、自学考试以及检察官素质考试中，都有考试大纲，在考试大纲中，一般都详细划定了考试的范围、需要掌握的常用罪名等。应试者只需将考试范围内的应当掌握的罪名熟记即可。在复习准备中，要认真把握好各罪名的概念、特征和认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考试时，也就不难确认所给案例的罪名性质以及对此展开分析了。

（三）定罪和量刑原则的运用

司法实践中，完全根据刑法分则定罪和量刑的情况极少，通常还要根据犯罪事实综合运用刑法总则与分则中规定的原则。作为考试案例也同样如此，在案例所给的各种事实中，肯定还有一些需要运用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迄今为止，笔者还从未看到过仅需依据刑法分则就可以定罪量刑的考试案例。因此，在审查所给的刑事案例时，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事实和刑法的相关规定：

1、行为人的年龄。刑事案例中给定行为人的年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注明行为人的年龄；另一种是同时注明行为人的出生日期和实施犯罪的日期，此时就需要用后者减去前者求得行为人的实际年龄。在年龄的认定上，一律以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行为人只有在过了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第二天起，才算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一定要注意不满14周岁、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这三个年龄段，这三个年龄段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有直接影响。例如，对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了犯罪的，必须阐明行为人具有刑法规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以及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原则。

2、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应特别注意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生效这个日期。凡是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并在1997年10月1日前判决未生效的，都要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处理。

3、行为人的人数。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故意犯罪且为2人以上共同实施的，应适用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在案例分析中需要分清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所起作用以及阐明刑法对主犯、从犯、协从犯、教唆犯的处罚原则。

4、行为人在实施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状态。行为人在实施故意犯罪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客观或主观上的原因，使犯罪停止下来，从而形成犯罪的预备、犯罪的未遂和犯罪的中止。因此，要仔细分析行为人在犯罪的什么阶段，是由于客观还是主观上的原因使犯罪停止下来，从而认定是犯罪预备、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同时阐明刑法总则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处罚原则。

5、行为人的身份。要特别注意行为人的身份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不同的身份会影响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例如：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最主要区别就在行为人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此外，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某些犯罪时，虽不影响定罪，但在量刑时要从重处罚。如国家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从重处罚，等等。

如果犯罪主体是单位的，也要阐明根据刑法的规定，对单位犯罪应当适用两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6、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数个犯罪。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数个犯罪，需要分清是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还是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发现漏罪的；或是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新罪的这几种情况，然后分别根据刑法第69条、第70条、第71条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理。

7、行为人是否为累犯。如果案例给了行为人以前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过刑，且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的时间不满5年，又再次实施故意犯罪的，有可能构成累犯。应阐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累犯不适用缓刑，累犯不得假释的原则。

8、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后，是否有自首、立功的情节。如果有，也需要阐明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立功的处罚原则。

9、其他需要运用总则的情况。如：精神病人犯罪的；聋哑人、盲人犯罪的；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缓刑、假释期间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使用特别的方法犯罪的，等等。这类情况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也有影响。

二、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

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是指根据所给案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立案、侦查、审查、法庭审判、刑罚的执行过程中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所作的分析。从这几年的考试案例看，主要是从所给的案例中在程序上找错。一般来说，错误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不当

主体不当，是指权力行使人无权行使法律规定的该项权力，或者虽有权行使，但在一定条件下法律对行使人行使权力作出限制的。如：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的，属于主体不当。再如，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如果曾担任过一审合议庭的成员，在发回重审时，又参加了另行组成的合议庭的，亦属于主体不当。

（二）适用的对象不当

适用的对象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适用法律时对法律适用的对象发生错误。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的5种强制措施，其适用对象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适用。司法实践中，即便是证人、被害人不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也不能对证人、被害人适用强制措施。

（三）时间或日期不当

时间或日期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间或日期。在刑事诉讼法中，有许多法条都规定了相应的时间或日期，以确保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例如：对犯罪嫌疑人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或者连续拘传；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等等。权力主体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时，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或日期，也是一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四）适用程序不当

适用程序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适用法律时，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例如：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当中的任何一个程序都不能省略。又如：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必须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不得直接提交到上一级法院。再如：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适用法律有错误的，不是依法改判而是发回重审的，等等。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作了规定。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应有权利还作有特别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应当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如果其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也是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1、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刑诉法第14条第2款：“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34条第2款：“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152条第2款：“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第213条第3款：“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

2、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刑诉法第60条第2款：“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第105条第3款：“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第112条第2款：“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第152条第1款：“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第214条第1款：“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第211条：人民法院执行死刑时，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3、一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有许多，例如刑诉法第11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第34条第3款：“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96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享有一项重要的权利，即：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对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刑法第282条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外，不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义务，侦查人员不得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

（六）律师、辩护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律师、辩护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作了规定。律师、辩护人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时，司法机关不得限制或阻碍。这些权利主要有：刑诉法第96条第1款：“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第96条第2款：“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36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第37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在刑事诉讼法案例中找错时，还有一些窍门可以适当利用。一是从案例分析的分值中估计可能有几个错。如分值5分，一般就是5个错；分值8分，可能有4个错，每个错2分。当然也不是太绝对。二是多找错，不扣分。案例分析中的找错，不像多项选择，多找了要扣分。所以，在答题时，可以多找一些错，对那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先可以假定它是错的，即便不是错，也不会因多找了而扣分。

以上是我们对刑事案例分析的常用方法所作的介绍。应试人员还需要注意当前考试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即实体法与程序法交叉的复合型试题，以考察应试人员对综合知识的掌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表现为在同一个刑事案例中，既要求应试人员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作出认定，还要求解决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回答这类复合型试题时，基本上也还是以上所说的方法，只是需要更加灵活地使用。

OnAnalyzingCriminalCases

YangXinjingZhangJizheng

(NationalProcuratorsCollege,Beijing100041;AnhuiPeople''''sProcuratorate,AnhuiHefei2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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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层次包括1945年6月26日签署的《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通过的两项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注：上述两个公约已于1976年开始生效。我国于1998年3月签署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等。

第二个层次包括历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UnitedNationsCongressonthePreventionofCrimeandtheTreatmentofOffenders），于1955年8月22日至9月3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召开第一届大会，嗣后，每五年在不同地点召开一届大会，迄今共举行了九届大会。我国从1980年起，派代表团参加了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和第九届大会。）通过的、并经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联合国大会批准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书。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个层次都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组成部分，但对二者又不能等量齐观。前者对于签字、批准和加入的国家具有约束力，即必须遵守；后者的约束力虽不及前者，但也应该在“本国立法和惯例的范围内考虑和遵守”。

一、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两个显著特点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有许多特点，笔者认为，它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1.高度重视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

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根据联合国宗旨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是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它“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抑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均应高度重视对人权的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是按照联合国和《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原则，即“各国根据联合国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序言。）而制定的。该公约对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作出规定，尤其是对刑事司法中涉及的人的权利和自由问题，规定得更为明确、系统和具体。因此，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重视对人权的保障。

联合国刑事司法人权保障中的人权也有两层含义，其一为个人的人权（或曰个案中的人权），其二为群体（注：联合国国际法律文书有它独特的语言和格式，此处行文往往以“人人”（everyone）或“所有的人”（allpersons）等词语来表达，即并非特指某个人，而是泛指人的群体。）的人权。前者与惩罚犯罪这一目标有时会不协调以至发生冲突，因此存在价值取舍问题。至于如何取舍，又总是受到各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条件的制约。后者与惩罚犯罪是协调的、统一的，因为惩罚犯罪也是为了更有效地保障群体的人权。正如联合国于1993年编制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简编》的导言所说的：“要在适当注意个人及各群体人权的情况下，通过促进法治，来加强打击犯罪的斗争”。这一段话也表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确有保障个人的人权和群体的人权双重含义。

2.从长远着眼于对犯罪的预防

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犯罪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趋严重。为了弄清当今世界的犯罪态势，并作为联合国制定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依据之一，联合国与各成员国合作，先后进行了四次关于犯罪趋势、刑事司法系统运作和预防犯罪战略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全世界的犯罪平均每年以5%的速度在增加，常规犯罪（注：常规犯罪（conventionalcriminality），亦译传统犯罪，如抢劫、、盗窃、纵火等。）有增无减，新形式犯罪又不断出现。总之，从常规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到有组织犯罪和跨国犯罪，不仅对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是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而且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构成威胁，同时也对联合国今后制定刑事法准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制定和发展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即与预防犯罪紧密相连，从预防犯罪的高度考虑问题。联合国自成立之日起，始终将预防和控制犯罪作为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重要事项之一，并且强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更需做好预防犯罪的工作，即一方面从刑事司法的角度，考虑预防犯罪的基础作用，另方面还应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考虑加强刑事司法系统并提高其有效性。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本身就包含有许多预防犯罪的国际法律文书和普遍性指导原则，如著名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城市犯罪预防的建议性指导原则》（1994年通过）等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先有犯罪，后有对犯罪的预防以及上升为条文的刑事司法准则。

同时，肩负起草、讨论、修改、审议和通过诸多国际法律文书的联合国机构和会议，如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注：联合国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UnitedNationsCommitteeonCrimePreventionandControl），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属的一个专家委员会，1971年建立，1992年撤销。）、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司（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司（UnitedNationsBranch/DivisionofCrimePreventionandCriminalJustice），联合国负责协调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活动的机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UnitedNationsCommissionofCrimePreventionandCriminalJustice），1992年建立。委员会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选出的40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国际预防犯罪中心（注：联合国国际预防犯罪中心（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CenterforCrimePrevention），1997年建立。）等，无一例外地均冠以“预防犯罪”一词，以表明该机构或会议的性质和任务。不仅如此，联合国一直把预防犯罪看成是各成员国发展规划中应具有的重要部分，近年来更加强调应把预防犯罪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统筹考虑。联合国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书都是在预防犯罪这一总的框架内制定和通过的。因此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长远着眼于对犯罪的预防。

归根结底，上述两个显著特点是由联合国的两大价值目标——保障人权和预防犯罪决定的。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显著的特点，并不妨碍和排斥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它的其他许多特点进行概括。

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刑事司法准则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规定有关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第一个层次的国际法律文书，而最为明确、集中、具体规定刑事司法准则的，当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主要内容如下（以该公约条文的先后为序）：

1.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第2条第1项）；

2.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第2条第3项）；

3.男子和妇女在享有本公约所载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权利（第3条）；

4.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严格限制适用死刑（第6条）；

5.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7条）；

6.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第9条第1、2、4项）；

7.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赔偿的权利（第9条第5项）；

8.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监狱制度应包括以争取囚犯改造和社会复员为基本目的的待遇（第10条第1、3项）；

9.少年罪犯应与成年人犯隔离开，并应给予适合其年龄及法律地位的待遇（第10条第3项）；

10.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第14条第1项）；

11.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第14条第1项）；

12.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第14条第2项）；（注：以上引自联合国出版物中文译本，而英文本的原文为：“Everyonechargedwithacriminaloffenceshallhavetherighttobepresumedinnocentuntilprovedguiltyaccordingtolaw.”笔者认为该句译文“应有权被视为无罪”值得商榷，此句似应译为：“在未被依法证实或证明有罪之前，任何被指控犯刑事罪的人应有权被推定（或假定）为无罪。”）

13.任何受刑事指控的人，有资格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第14条第3项丁目）；

14.在受审时，有资格在同等的条件下对他不利和有利的证人进行讯问（第14条第3项戊目）；

15.如他不懂或不会说法庭上所用的语言，能免费获得译员的援助（第14条第3项己目）；

16.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第14条第3项庚目）；

17.对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应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的需要（第14条第4项）；

18.凡被判定有罪者，应有权由一个较高级法庭对其定罪及刑罚依法进行复审（第14条第5项）；

19.根据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确实表明发生误判，因这种定罪而受到刑罚的人应依法得到赔偿（第14条第6项）；

20.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第14条第7项）；

21.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照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据以认为犯有刑事罪（第15条）。

三、联合国其他法律文书中有关刑事司法准则的主要内容

联合国通过的国际法律文书很多，其中有关刑事司法准则的，即第二个层次的刑事司法准则，兹列举其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司法独立和公正执法方面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1985年11月29日通过）、《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1990年9月7日通过）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1990年9月7日通过），上述国际法律文书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1〕。“检察官的职责应与司法职能（指法院的审判职能）严格分开”。“检察官应在刑事诉讼，包括提讼和根据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在调查犯罪、监督调查的合法性，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和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行使其他职能发挥积极作用〔2〕”。“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3〕

2.关于执法人员保护被拘禁的人方面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1979年12月通过）、《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1988年12月批准）、《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1990年12月批准）和《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1990年12月批准），上述国际法律文书首先界定“执法人员”包括“行使警察权力，特别是行使逮捕或拘禁权力的所有司法人员，无论是指派的还是选举的”。接着强调“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个人的人权”。“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武力，而且不得超出执行职务所必需的范围”〔3〕；“各国政府应确保对执法人员任意使用或滥用武力或火器的情况按本国法律作为刑事犯罪予以惩处”〔4〕。“非拘禁措施的采纳、界定以及适用应在法律条文中加以规定”。所有非拘禁措施，“实施前应征得罪犯的同意。”〔5〕3.关于禁止酷刑方面

《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1975年12月批准）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年12月通过），该公约将宣言的内容具体化、法律化。上述国际法律文书明确规定“每一个国家应按照本宣言的各项条款，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在本国的管辖范围内施行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6〕。“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该公约于1984年12月10日经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开放供签署、批准和加入。我国于1988年9月批准加入。）。

4.关于死刑方面

《关于保护死刑犯的权利的保障措施》（1985年9月通过）包括九项规定，都是关于在被指控犯有死罪的罪犯权利问题上刑事司法程序中应遵守的基本保障。该国际法律文书规定，“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对犯罪时未满18岁的人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或新生婴儿的母亲或已患精神病者不得执行死刑”，“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寻求赦免或减刑”，“判处死刑的执行应尽量以引起最少痛苦的方式为之”〔7〕

5.关于囚犯待遇方面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57年7月批准）和《切实执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步骤》（1984年5月批准），前者是国际上第一个规范监狱工作、为囚犯规定最低待遇的国际法律文书，它的规定适用于各类囚犯，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虐待行为”；后者是将前者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未经指控而被逮捕或监禁的人应享有的那些与被逮捕的或候审的人和被判刑的囚犯同样的保护”〔8〕。《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旨在阐明在囚犯待遇和监狱管理问题上普遍认为正确的原则和做法，并作为联合国承认为合适的最低条件加以规定。该标准规则对囚犯入监登记，分类关押，住宿，个人卫生，服装和卧具，食品，体育活动，医务，纪律和惩罚，戒具，为囚犯提供情报和囚犯的申诉，与外界的联系，书籍，宗教，囚犯财产的保留，死亡，疾病转移等情况的通知，囚犯的押送，监狱职员，视察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6.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少年犯罪方面

《儿童权利宣言》（1959年11月通过）、《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11月通过）、（注：《儿童权利公约》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历时十年所制定的一项具有较大影响的保护儿童权益的国际文书，于1989年11月20日经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于1990年9月2日生效。我国于1990年8月29日签署了该公约，1991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批准，同时声明我国“将在符合其宪法第25条关于计划生育的规定的前提下，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履行《公约》第6条所规定的义务”。根据我国法律，对犯罪时未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已满16岁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因此，对于《公约》第37条（b）项中有关死刑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适用其本国法律的权利”。）《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1985年11月29日批准）、《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1990年12月批准）和《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1990年12月批准），表明联合国高度重视对青少年权利的保护和促进，因为青少年处于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在身心和社会发展方面得到照顾和帮助；预防少年违法犯罪是社会预防犯罪的一个关键部分；由于少年极易受到伤害，对被剥夺自由的少年需要加以特殊注意和保护。上述国际法律文书从少年的刑事责任年龄、（注：世界各国定义“少年”的年龄，幅度颇大，从7岁到18岁或18岁以上不等。联合国要求各会员国规定少年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不应规定得太低”。）少年在诉讼各个阶段的权利（假定无罪、指控罪状通知本人、保持沉默、延请律师、要求父母或监护人在场、与证人对质和上诉等权利）作出明确的规定。

7.关于保护被害人方面

《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1985年11月25日批准），首先界定“受害者”系指“个人或整体受到伤害包括身心损伤、感情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的重大损害的人”。罪行受害者是指“这种伤害是由于触犯会员国现行刑事法律、包括那些禁止非法滥用权力的法律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对待罪行受害者时应给予同情并尊重他们的尊严。他们有权向司法机构申诉并为其所受损害迅速获得国家法律规定的补救”〔9〕。“滥用权力受害者”是指“这种伤害是由于尚未构成触犯国家刑事法律但违反有关人权公约的国际公认规范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各国应考虑将禁止滥用权力并为这类滥用权力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的规定纳入国家法律准则”〔10〕。

8.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方面

《关于移交外籍囚犯的模式协定》（1985年12月批准）、《刑事事件互助示范条约》（1990年12月批准）、《引渡示范条约》（1990年12月批准）、《刑事事件转移诉讼示范条约》（1990年12月批准）和《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罪犯转移监督示范条约》（1990年12月批准），上述示范性国际法律文书总结了世界各国带有一般规律性的经验，反映了国际社会要求加强合作的愿望，有助于有关国家谈判和缔结双边协定，以改进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事项方面的合作。

四、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

我国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制定，1980年1月1日起施行；1996年3月17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正后公布，并于1997年1月1日起生效。这次修改是在原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各个环节以及在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和保护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方面，作了重大的改革，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我国在立法修改的指导思想上是力求做到追究犯罪、惩治犯罪与加强民主、保护人权二者的统一。在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立法部门或某些实际部门，都已注意、考虑或研究了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并且将其精神和规则努力体现于立法修改之中。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是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相一致的，正因如此，我国刑事诉讼基本上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标准。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习惯的等诸多原因，在某些方面尚有不尽一致之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2款要求：“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国际条约对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我国对“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一贯信守不渝，即条约生效以后，我国作为缔约国之一方始终按照条约所规定的条款，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不违反。现在，我国既已签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书也是经我国政府代表团赞成通过的，如何进一步保护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在我国切实得以实现，我们尚需继续努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此，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广泛传播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加强宣传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力度

联合国为通过某个国际法律文书所作的专门决议中，往往提出如下类似的要求，如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的决议中要求：“酌情采取步骤提请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所有有关机关注意本决议，并安排对基本原则进行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又如《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的决议中要求：“请会员国要求检察官以及其他人，包括法官、律师、政府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的成员和一般公众注意到该规则”。新制定和通过一个国际法律文书，使它广为周知，让社会各界尽可能多的人特别是公安司法人员和律师了解它、掌握它，这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三千多个县的大国，仅就法院、检察、公安三个系统而言，基层单位均分别以万计，三个系统的人员以百万计。再加上立法部门和政府行政部门的人员以及律师，则为数甚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勤奋地工作，努力地开拓。但是，比较系统地了解和熟悉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人，就目前而言，还为数不多。但这个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于宣传得不够。因此，我国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广泛传播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加大宣传的力度，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理论研究和法学研究部门，都要为此而努力和作出贡献。还应考虑在中学法律常识课和高等学校的法学概论课中，增加相关内容。此外，还应组织编写和出版一批有关的普法读物。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很有意义，需要众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协作和配合，现在最需要有一个部门牵头总其事，规划、组织、协调各部门的力量，把这项工作真正抓起来，并抓出成效。

2.巩固和发展集中教育整顿的成果，进一步预防和清除公安司法人员腐败的滋生，以传播和学习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契机，提高广大公安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确保公正执法和公正司法

我国公安司法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在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些公安司法人员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也必然会向公安司法队伍里侵袭和渗透，这个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也因而堕落变质，沦为害群之马。有鉴于此，自1998年2月起，公安司法机关深入开展了集中教育整顿工作，并已取得良好效果。

据报载，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于1999年3月10日，分别向大会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对两个报告报以热烈的掌声之处，都是在两个报告讲到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清除各自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的问题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掌声，正反映了全国广大人民对我们的公安司队伍的殷殷期望。我国公安部门也将力争三年左右提高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徒法不能以自行”。再好的法，再好的司法准则也必须由一支好的坚强的公安司法队伍去执行。因此，继续把队伍建设作为大事来抓，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在继续巩固和发展集中教育整顿成果，进一步预防和清除腐败的滋生的过程中，笔者建议借此为契机，增加传播和学习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内容。因为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不仅集中了各国著名的法学家的智慧，进行起草、讨论和修改，并经联合国大会通过或者批准，而且它反映了各国在长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经过反复证明了的带有规律性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准则和各国司法实践完全可以互相推动与促进。因此，传播和学习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对于提高广大公安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确保公正执法和公正司法，无疑会大有裨益。

对于律师、立法部门和政府行政部门人员，也应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中心议题，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进行培训。这种培训对他们也应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即要求他们系统掌握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立法宗旨、指导思想和丰富内容，以提高执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自觉性。

3.认真遵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使国内法的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进一步协调起来。

如前所述，我国一贯信守“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上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但在某些方面尚有不尽一致之处。对这些非基本的方面或曰不尽一致之处，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持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使二者进一步协调起来。

联合国为制定和通过国际法律文书所作决议中，总有“应考虑到每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情况和传统”〔11〕，或者“在考虑到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和传统的情况下将〈准则〉付诸国家、区域和区域间行动和实践”〔12〕等类似的词语。这就表明联合国是充分尊重各国的具体情况的，也不是主张不问具体情况生搬硬套国际法律文书的。为此，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真正吃透两头——国际准则和我国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以制定出既体现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立法。

我国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不尽一致之处，现仅举两例如下：

一是关于司法独立原则。由于法官的司法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即“法官负有对公民的生命、自由、权利、义务和财产作出最后判决的责任”，以及法官的全部审判活动有其固有的规律所决定，因此，《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是联合国较早出台的国际法律文书之一。

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对司法独立原则均作了规定，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增加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现在，依法治国已载入我国宪法。司法独立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顺利并成功实施的问题之一。但是，领导人以言代法和一些部门干扰司法独立的现象时有所闻；就是法院系统内部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合议庭与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理顺；法官的资格、甄选和培训以及法官的任期、晋升、工资、退休等保障制度也需要一并解决。总之，真正全面地确立司法独立原则，我国立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使之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协调。

二是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规定，1996年以来，我国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但是与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所提要求还不尽一致，尤其是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的阅卷权等问题，急需尽快加以完善和作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不少地方律师会见委托人的时间和次数还受到限制，有些侦查机关以录音或录像等方式对律师会见委托人进行秘密监控。上述做法，不仅严重违背我国立法精神，而且有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再以法国为例，过去法国的被拘留人在被拘留后也不可以会见律师，但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通过之后，法国于1993年8月24日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在拘留20小时以后，被拘留人可以要求会见律师”。“此项要求应该以一切方法毫不拖延地通知律师公会会长”。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按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规定，使其国内法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协调一致起来。笔者认为，法国的做法值得借鉴。这个问题固然是律师的职责和权利义务问题，但登高望远，这个问题事关如何真正提高侦查、和审判的质量，事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事关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问题，也是为世界各国所瞩目的问题。因此，不能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Z].第1条和第2条.

〔2〕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Z].第10条和第11条.

〔3〕执法人员行为守则[Z].第1条评注、第2条和第3条.

〔4〕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Z].第7条.

〔5〕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Z].第3条第1项和第3条第4项.

〔6〕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Z].第4条.

〔7〕关于保护死刑犯的权利的保障措施[Z].第1条、第3条、第6条、第7条和第9条.

〔8〕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Z].引言.

〔9〕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Z].第1条和第4条.

〔10〕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告[Z].第18条.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3

作者对本院1998年1月至2006年12月精神病医学鉴定资料中116例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司法鉴定资料分析进行回顾性分析。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116例鉴定精神病人中男103例，女13例；年龄17～81岁，平均(33.71±12.46)岁，21～40岁的青壮年96例；婚姻状态：未婚85例，已婚19例，离婚11例，再婚1例。文化程度：文盲35例，小学46例，初中25例，高中10例。职业分布：无业74例，农民16例，渔民7例，工人4例，干部1例，其他14例。

1.2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作回顾性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案件类型、鉴定目的、结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诊断等项目，鉴定诊断依据1998年年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2版(CCMD2-R)，2001年起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3版(CCMD-3)，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五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及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院在实际操作中把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按照“完全”、“部分”或“限制”、“无”3个等级进行判定。

2结果

精神疾病与案件类型的关系见表1；表1精神疾病诊断与案件类型的关系（略）

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见表2；表2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略）

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见表3。表3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略）

说明：MR：精神发育迟滞；分裂：分裂症；躁狂：躁狂症；人格：人格障碍；癫痫：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冲动：冲动控制障碍；酒精：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脑器：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短暂：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妄想：妄想阵发；滋事：包括寻衅滋事、扰乱、打人；破坏：损坏公共、家庭财物

重大刑事案指危及他人生命的案件：伤害、杀人、猥、放火、投毒

3讨论

国内研究中精神病人刑事案件鉴定中以精神分裂症为主，占49%～80%［1～3］，精神发育迟滞其次。本研究中精神疾病分类以精神发育迟滞45例居首，占38.8%，高于李良杰的10.4%［4］，和宋建成的18.6%［3］。精神分裂症31例,占27.6%,低于张钺［5］的80%,朱国钦［6］的78.48%，李良杰的44.7%［4］,与陈维梅的61.4%［7］。说明本地区精神病人刑事案件中以精神发育迟滞为最多。

凶杀案件在司法精神医学上占有重要地位,本组资料凶杀案例占同期全部鉴定案例的4.8%,明显低于朱国钛的40.19%［6］张钺的30.4%［5］李良杰的26.8%和沈慕慈的21.9%［1，4］其中精神分裂症杀人5例，占50%，抑郁症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各2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碍1例，说明精神分裂症是凶杀案的主要病种，与朱国钦、陈维梅等学者的研究基本相符［6，7］。精神

分裂症可以幻觉妄想支配下作案，对社会治安、人身安全危害极大，因此，加强对精神分裂症的防治工作是防范精神病人作案的重要措施。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均在意识障碍下行凶杀人,或因人格障碍激惹性行凶,作案手段残暴,后果严重，同样是防范的重点。

精神发育迟滞病人作案中以盗窃和为主，分别占62.5%、22.5%，本研究中未见有凶杀案，由于精神发育迟滞病人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差,易在冲动情况下或在易受他人指使下犯罪。

本资料精神病人作案以21～40岁的青壮年占绝大多数，未婚者多；文化程度以受教育程度低的占多数，其中文盲35例、小学46例；职业分布为无业人员74例、农民16例。说明这类人群的精神病人是今后防治工作的重点。

精神病人发生刑事案件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力大，引起舟山市政府的重视，2005年舟山市开展“暖人心、促发展”工程（简称“暖促工程”），由政府出钱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集中收治，刑事案件发生率，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1998～2004年精神病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4.3例，重大案件年均发生5.9例，“暖促工程”后年平均发生刑事案件8例，重大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例，说明在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后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成效显著。

因此，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及时治疗各种精神疾病，尤其是对有攻击、伤人言行的精神病人加强治疗和管理，及时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是防止精神病人刑事案发生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沈慕兹,金伟,蔡建华,等.司法精神医学鉴定654例分析.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8,21(3):168.

2邓武.67例凶杀案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分析.实用临床医学杂志，2003,4(2)：57.

3宋建成,吉中孚.精神病司法鉴定1389例分析.神经与精神卫生杂志，2004,4(3):179～181.

4李良杰.48例凶杀案司法精神病鉴定分析.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8,10(4):218.

5张钺,李桂荣.197例凶杀案例司法精神鉴定.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2,4(1):35.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反腐败 司法制度 改革 【论文摘要】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问题是近年倍受关注，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如何着手改革是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已具备进行改革的三个因素:即腐败的严重性、政治决策层的反腐败意愿和决心、司法制度的不适应性，对现行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已显得非常必要。这种改革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体制、立法、机构、职能、运行机制各方面同步推进，使反腐败工作更加规范化和法治化。 一、改革的必要性问题 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认为:某一特定社会的腐败状况必须已经达到构成危机或造成创伤的程度，足以使当局感到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法律执行机构来与腐败作斗争。国际反腐败实践证明，影响反腐败改革主要有三个因素:腐败的严重性、政治决策层具有反腐败的意愿和决心、司法制度的不适应。美国的建立独立检察官制度、俄罗斯成立反腐败委员会、新加坡设立反贪污局、香港设立廉政公署、印度的设置中央监察委员会和重构中央调查局等都说明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必须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如果腐败现象不严重，已有的司法体制就可以足以解决局部的腐败问题，政治决策层重点关注其他问题，反腐败的决心无从谈起，反腐败刑事司法改革也就缺乏现实性;如果政治决策层不具有反腐败的意愿和决心，沿袭原有司法制度，按惯性被动应付腐败问题，作为政治系统一部分的司法体制改革就不具备可能性;如果刑事司法制度具有适应性，相关反腐败能力强大，能自动应对腐败问题，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则没有必要性。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时，反腐败的改革不可避免。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建设，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腐败暗流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取得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也许会在将来发现自己正在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腐败能自我助长，使非法所得呈不断扩大的螺旋形，最终使发展受到影响，多年的进步被逆转。” 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时期，体制冲突和规范缺失，成为腐败高发的诱因之一。建国后，1989年是查处县处级干部最多的一年，共查处县处级干部1000人余人。新千年以来，全国司法机关办理的腐败案件都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起，每年查处的县处级干部都在2000人以上，甚至接近3000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面临严峻的腐败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构建政治文明的高度，提出依法执政的理念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2005年1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确立反腐败的新思路，即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制定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订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订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再次明确提出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健全公安、审判、检察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工作机制，加大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可以预期，这些新的思路将推进我国反腐败司法体制出现突破性进展。但我国现行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还不尽适应这种形势，主要表现在: 在执政党主导型反腐败体制下，国家反腐败协调机构缺位:按照政党制度的原理，执政党对国家事务的控制，应在国家机构的框架下，不应在政党机构的框架下运行。而我国执政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协调反腐败的直接根据是《中国共产党章程》，间接根据是《宪法》，《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当然包括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协调反腐败也应是合宪的。但这种根本法上的合宪性，落实到法律层面有时就显得不足。首先是中共党内监督权和国家行政监察权不具有普遍适应性，随着参政党人士和非党人士进入公共机构的数量增多，中共纪委的纪律检查权对这类人士不适用。虽然有行政监察权，但在“人大之下的一府两院”制度下，行政监察权对法院、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和政治协商会议机关不适宜。其次，中共纪委可通过设置在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发挥作用，但作为执政党的党内监督机构，直接组织协调司法机 构，在体制上不顺畅，不符合依法执政的要求。 司法机关在反腐败体制中的地位不突出: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与宪法中“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格局不同的是，在这种体制和机制中，党委、政府和纪委的地位比较突出，司法机关只是作为“各负其责”的部门，在反腐败中的独立性和重要地位没有体现出来。 反腐败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表现在反腐败侦查和调查力量分散，第一是机构间的力量分散，专司反腐败的机构有纪检监察机关、有检察机关，各自拥有调查和侦查力量。第二是系统内的力量分散，检察机关人员也是不论县域人口多少，全面分布，造成反腐败调查和侦查力量在绝对数量较多，相对数量较少，有的县级检察院反贪局的维持一至两个办案组都很困难。第三是机构内的力量分散，检察院内的侦查部门分为反贪和渎侦部门。这些一线的调查或侦查人员在整个机构中所占比例过小，能够达到三分之一已经很可观了，而香港廉政公署的其他非办案人员只占7%。这种力量分散不仅造成对腐败的监控乏力，而且是对国家反腐败资源的极大浪费。另外机构设置不合理，专业化不足。全国检察系统的反贪局仅是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在法律中没有相应地位。在职务犯罪侦查机构专门化的同时，有关职务犯罪审判机构的专门化未能引起重视，审判职务犯罪的机构一直与其他经济犯罪审判混合，不利于对职务犯罪的专门化审理。 刑事诉讼法对反腐败的独特性考虑不够: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涉外部分较为薄弱，只有原则性规定，对腐败等具有涉外因素的犯罪的特殊性考虑不足，《公约》中有明确要求的很多内容，如涉外管辖、引渡、国际联合调查、被判刑人的移交、刑事诉讼的移交、资产的追回和处分，以及关于司法协助中的调查取证、检查、辨认和协助出庭等，都缺乏明确的规定。比如，在证据制度方面，缺乏特殊证据规则: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制订出有关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定，但在刑事证据的具体规定上仍然缺失，使得很多刑事证据规则无法确立，对反腐败行之有效的一些证据规则更无从谈起。如为保护证人，采用远程作证的制度;为克服腐败犯罪取证难，采用的证据推定、共犯证据免责、举证责任倒置等制度;为便于侦查机关突破案件，采用的对诱惑侦查和其他秘密侦查取得证据的合法化制度等，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都还处于空白或简约状态。在侦查制度方面，缺乏上升为刑事诉讼制度的特殊侦查措施:目前我国反腐败侦查仍然是一种“正面强攻”的机制，人证中心主义和口供中心主义成为部分刑事案件侦查的常态，“如实供述”的制度设计成为这种体制的一部分，对非言词性的客观证据重视不够。对于收集客观性证据的“迂回包围”方式，即秘密侦查运用不够，国外通行的跟踪、设伏、录音、监听、秘密摄像、伪装潜入、线人计划等秘密侦查措施或特工手段(Undercover Operation)，很多在我国都未采用，或实践中采用，但无相关法律授权。如对于很多国家都立法承认的电子监听措施，在我国只有根据《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的规定，由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分别采取，但《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却无相应授权。检察机关在其他国家机关中没有派驻人员(监所等除外)，使用线人或耳目也未规范。在审判制度方面，缺乏特殊的审判程序:根据《公约》第54条规定:缔约国应根据本国法律，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腐败犯罪所得的财产。《公约》第57条规定，关于腐败犯罪所得财产，被请求国在对相关财产没收后，应基于请求国法院所作的生效判决，才能将所没收的资产返还请求国。根据《公约》的这两条规定，我国目前缺乏缺席审判程序和与刑事诉讼相分离的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 二、改革的系统性问题 近来诉讼法学界出现系统论趋向，将制约系统发挥功能的三大因素用作分析工具，即:系统内部各个元素的效能;系统内部各个元素组合的协调性;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对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应与政治体制和整个司法制度的改革协调进行，其中最主要的是: 体制问题:反腐败政治体制决定刑事司法制度。 在国外政治体制中，反腐败体制大略可分为集中型、分散型和协调型三种主要体制。集中型是由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反腐败的调查或侦查机构，侦查机构设置一元化，如新加坡的反贪污局体制，直属总理领导;分散型是由司法机构独立运作，在司法机构 之上不存在有控制或领导关系的政治决策机构，侦查和调查机构设置多元化，各有分工或侧重，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监察长办公室、海关、检察机构各自行使职权，并无统一的领导或协调机构;协调型是由政治决策层或议会、最高检察机构、最高行政机构控制反腐败协调机构，再由反腐败协调机构统一协调各侦查和调查机构，如印度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协调有监督权和决定权的各个行政机构和中央调查局。 司法系统是政治系统的子系统，政治体制影响和决定司法体制。总体上讲，我国反腐败体制属于协调型，但具体实行的是执政党主导型反腐败体制，由执政党的党内监督机构具体组织协调反腐败。中共十四大以来，逐渐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有其合理性，但由纪委组织协调不尽符合依法执政的要求。要改变这种状况，根本的出路在于建立国家的、有普遍适应性的反腐败体制，具体可考虑将行政监察系统改为人民代表大会序列的廉政委员会，统一对行政和司法系统实行监察，同时，作为组织协调反腐败的国家机构，将纪委组织协调，改为廉委组织协调，仍然实行纪委和廉委合署办公。将我国反腐败政治体制改革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廉委组织协调，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执政党保持对反腐败的统一领导权，落实到执行层面，则由与纪委合署办公的廉政委员会组织协调，体现依法执政。司法制度也相应地改革为协调型体制，在廉政委员会的协调下，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立法问题:立法是法治化的前提 根据依法执政的要求，立法是反腐败的前提，只有通过立法厘清一些基本问题，才能使反腐败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关于反腐败立法问题，国外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关于惩治腐败的条款，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就规定有暂停职务的程序;二是在宪法中规定关于惩治腐败的专门条款，如《菲律宾共和国宪法》，设立专门机构“Tanodbayan”，调查贪污舞弊行为。设立专门机构“Sandi-ganbayan”，审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制订专门法律确定“Sandiganbayan”的职责权限，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第217条规定“廉政调查委员会”条款;三是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外，制订专门惩治腐败的法律，这些法律通常被称为“廉政立法”或“反贪污贿赂法”，近几十年来，已经有近70个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反贪污贿赂犯罪法。这些法律主要是实体与程序合一，有的偏重实体，有的偏重程序。如印度《1988年防止腐败法》，建立特别法官和即决审判机制;韩国《2001年反腐败法》，建立的反腐败委员会和特殊的反腐败启动机制;新加坡《预防腐败法》(1960年制定，1993年第7次修改)建立的特别调查权，腐败犯罪的新型证据，如贿赂推定、习惯证据等，1989年《没收贪污所得法》更是一部专门惩治腐败和程序法，用以补充和完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泰国最高法院在2000年还公布《关于国家公职人员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对国家公职人员刑事审判庭法官的职权、缺席审判、秘密审理、计算机录制资料和程序证据的采信、电视作证及效力，以及对请求确认国家财产的程序和针对国家反贪污委员会成员的诉讼程序作出详细的规定。 在我国理论界，主张专门立法已成为共识，但在具体设计上有四种模式:党纪政纪与实体法及程序模式，认为应包括刑事实体、刑事程序、党纪、政纪和反贪污贿赂的政策等内容，形成一部诸法合体的普通法律;实体法与程序法模式，主张建立实体与程序合一的反贪污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及组织法模式，主张订立《国家反腐败法》，规定实体与程序以及反腐败机构;特别程序法模式，主张采用制订专门侦查程序法的立法模式。目前制订《反腐败法》的主张已得到政治决策层的认可，同时，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也提出要求。制订专门的反腐败法，可在法律层面将反腐败的体制、机构以及一些关于实体和程序的原则性问题，进行规定，基于平衡性、协调性的需要，对有些专门性、特别性的问题，可在修订《刑法》、《刑事诉讼法》时进行规定。 机构问题:机构是反腐败的载体 对于立法确立的实体和程序规定，必须通过一定的机构去执行。目前国外反腐败机构的类型，主要有负责协调、监察、调查、侦查、起诉、审判、预防和有关国际合作的机构。就具有司法权的机构性质而言，主要是警察型、检察型和单独设置的“非警非检型”调查或侦查机构，部分国家的议会调查机构和 行政执法机构也具有一定司法职能，有的国家还设置有专门审判职能的法院或法庭。与反腐败体制相协调，在设置模式上，主要有专门设置和分散设置两种模式。专门设置模式分为独立专门设置型和附属专门设置型，前者是在普通的司法系统以外，设置具有协调咨询、调查侦查和预防及国际合作职能的综合机构，具有独立性;后者是在司法系统内部，将侦查权相对集中于一个专门的部门，在业务上具有专业性，但不具有独立性。分散设置模式分为独立分散型和协调分散型，前者是具和反腐败职能的机构独立行使职责，互不隶属，没有统一的领导和协调机构。后者是在分散设置的各反腐败机构之上，设置一个地位更高的领导或协调机构。 我国目前反腐败机构主要有执政党的执纪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虽然执纪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但由于其领导体制和立法赋予的职能不同，形成执政党、政府和司法机关三个不同系统各负其责，由执政党执纪机关进行组织协调的格局，基本属于分散协调型。就司法机关而言，检察机关被宪法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担负有对普通刑事案件的起诉、侦查监督、犯罪预防等职能，不是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在这一机构中，只有内设机构反贪污贿赂局是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属于附属专门设置型。对我国现行反腐败机构设置问题，理论界观点不一。有的主张“完善说”，认为:“中国反贪污贿赂的组织机构设置可以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表现在:其权力并非由一专门机关独揽，而是由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主要是检察机关)等共同组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协调配合的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体系”。并认为“目前应做的工作是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加以完善，而不是撇开现有的机构去另设独立的专门机关”。有的主张“改革说”，认为目前“三司并立”的反腐败体制存在问题:在三机构之间缺少核心枢纽地位的机构，三者很难恰如其分地摆好位置;在监督对象上，三家分工缺乏规范化，使廉政工作难以避免出现“交叉带”或“空白带”;三个机构本身各自存在不少弊端。[11]对这种体制反思的结果是对现行机构进行改革，有的主张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即将反腐败机构隶属于人大;有的主张检察院体制，将反腐败调查与侦查权，统一归属于检察机关;有的主张实行行政体制，将反腐败调查和侦查权统一归属公安机关或监察机关。也有的主张“协调说”，认为保留“三司并立”的体制，在其中加入一个新的协调机构。[12]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机构建设的重点应是完善，在已经有专业化的反腐败侦查机构-反贪局的基础上，提高其地位，并以立法的方式确认。并可考虑将审判腐败犯罪的职能在人民法院审判序列中，分立设置专门的反腐败法庭。 职能问题:职能决定机构的空间 职能是一个机构合法运行的资格。腐败问题引起国际社会普遍重视后，要求赋予反腐败机构强职能或泛职能的主张得到认同，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所说:“因为腐败是最难对付的犯罪，所以赋予这一新机构的权力即使不是十分严厉的，也必须是广泛的”[13]我国理论界也敏锐地感受强化打击腐败犯罪的能力，在反腐败方面赋予反腐败机构秘密调查、侦听通讯等职能，加强国际合作、注重资产追回等，是新世纪国外刑事诉讼立法发展的趋势。为强化反腐败能力，反腐败机构应具有一些特殊职能，如秘密侦查、审计、强制作证、剥夺职务等职能。同时，赋予相关反腐败机构提高取保候审、审前羁押标准等职能。可从以下途径强化职能:一是提倡公秘结合或强化秘密侦查权:虽然侦查公开是目前提倡的发展方向，但由于腐败犯罪的特殊性，应以秘密侦查为宜，这是基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由于腐败犯罪人往往具有一定权势和反侦查能力，公开侦查阻力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公职人员的职务原因，公开侦查将影响其执行职务所需要的公信力。同时，为适应侦查方式从由供到证转变为由证到供，应该赋予反腐败机构秘密侦查职能;二是提倡反腐败侦查职能应具有“多科性”，由于腐败犯罪具有复杂性，应综合运用会计、金融、税收等经济学科的方法展开侦查，如审计方法在经济学科中具有综合性质，可考虑将审计职能配属反腐败机构;三是建立强制作证和特殊强制措施体系，由于腐败嫌疑人往往以保守公务秘密为由，拒绝作证，以职务形成的权力对抗干扰侦查，赋予反腐败机构可以强制作证和通过程序剥夺或暂时停止腐败嫌疑人职权的职能是必要的。 运行机制问题:运行机制影响效能发挥 在体制、立法、职能和机构都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实际运行和执行的机制对反腐败效能发挥至关重要。菲律宾和印度的实践值得思考，菲 律宾设置了专门的反腐败侦查和审判机构，并赋予其宪法地位，在立法和机构设置上具有特色，但近年不断出现腐败丑闻。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印度政府着力建设反腐败体系，1964年制定《中央文官行为准则》、1988年制定《防止腐败法》，该法授权德里的特别警察机构调查腐败(后改为中央调查局)，授予调查机构无证逮捕、检查银行账目的权限;设立特别法官审理腐败案件，并具有即决审判权;建立证据推定制度、同案人作证免责制度等特殊的反腐败诉讼机制。14这一体系从理论上来讲，应该说是合理和完整的。但事实上，印度政府的反腐败措施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目前腐败问题仍十分突出，有的学者研究后认为，正是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印度政府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日渐变弱。[15] 因此，立法和建立机构不能完全解决腐败问题，必须通过加强效能建设，这种效能建设提升包括改善司法人员的个体能力、司法机构的组织能力、进行内部体制创新、扩大外部合作交流、将现行法律综合运用等途径实现。只要依靠政治决策层的决心和民众反腐败的意愿，注重对现有立法、机构和职能的运用，提升能力、提高效率，取信于民，形成反腐败的社会氛围，腐败势头将得到有效遏制。 注释: 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控制腐败[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4-135. 许可.东南亚国家的腐败与经济发展[J].南洋问题研究，2000，(3):57. 李永君.香港廉政公署[J].诉讼法学研究，2003，(3):235. 左卫民.推进侦查法治化建设遏制刑讯逼供[J].人民检察，2005，(3):3 左卫民.最高法院研究[M].法律出版社。在该书中，采用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选取其中几个要素进行分析。以及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的系统论趋向[J]、法商研究，2005，(1)45. 戴学正.中外宪法选编[M].华夏出版社.1994 401.以及中央纪委法规室、监察部法规司.国外反腐败廉政法律法规选编[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195. 赵惠民.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理论与实践[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1. 吴光侠.泰国最高法院关于国家公职人员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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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姚文胜.廉政专门机制建设初探[J].中国法学，1995(4):21. [12]同上。 [13]同注释1。 [14]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国际预防腐败法律文件选编[M].法律出版社，2002，1-14. [15]Sudipta Kaviraj(ed.).Politics In India[M]，OUP，Delhi，199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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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实证分析 这一部分的调研工作，调研组主要通过对未来改革的利益各方，即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律师群体、鉴定人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以期掌握这些司法群体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整体需求及具体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为后续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翔实、准确、客观的实证资料。 （一）司法鉴定制度的宏观改革 1．改革的整体需求 关于现行鉴定制度是否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总体而言，86. 59％的调查主体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改革，13.4％的调查主体认为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基本能够适应当前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在近几年的时间内不需要进行修改。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4名法官中，认为需要修改现行鉴定制度的有61人，占法官总数的82.43%；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13人，占法官总数的17.57%。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65人，占检察官总数的76.47%；认为鉴定制度无需修改的有20人，占检察官总数的23.53%。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54人，占律师总数的88. 52%；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占11.48%。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员中，17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鉴定人总数的85%；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3人，占总数的15%。在填写问卷的49名侦查人员中，42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总数的85.71%；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比例为14.29%。 以各调研地区为轴线进行对比分析，北京市有118名司法人员认为应当对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修改，占北京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4.89%；青岛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很有必要，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7.61%；在呼和浩特市，有69名司法人员表示赞同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3.13%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从总体而言，还是各地区抑或各司法部门的角度，赞同改革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比例都在75％以上。可见，在实践中对于修改司法鉴定制度的需求比较高。 第二，与上文司法鉴定制度落实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约36.39％的司法主体认为虽然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基本落实，但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这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由于各司法部门有法不依造成的，现行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2．改革的主要方面 课题组设计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中亟须改革的事项”这一问题，选择内容共涉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鉴定人的选任程序”、“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五个方面。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104名填写问卷的法官中，有41人选择了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9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45名检察官中，有57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17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18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22人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31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05名填写问卷的律师中，有36名律师首先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8名律师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1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23名填写问卷的鉴定人中，有7名鉴定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名鉴定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62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2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4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4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 比较上述数据，可以发现 ：法官和检察官群体对改革事项选择的比例是大致相同的，都认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最需要改革的事项，其余各方面的比例都维持在10％至20％之间。在律师群体中，仍然以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为首选改革事项，但其迫切程度显然要低于法官和检察官群体。此外，律师群体中仅次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求是鉴定人的启动权问题，其比例接近2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首选事项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其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鉴定人的选任程序”和“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二者的比例相对较低，都低于10%，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改革事项与侦查人员自身的侦查工作关系不大的结果。对于鉴定人来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最高，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对于这一改革事项的比例，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和鉴定事项的范围，可见，这三类改革事项都与鉴定人的日常鉴定工作有重要的联系。 以修改的主要事项为主轴进行统计，五类改革事项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占总数的38.95%;“鉴定结论的效力”，占总数的20.96%;“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占总数的16. 17%；“鉴定事项的范围”，占总数的13.21％和“鉴定人选任程序”，占总数的10.71%。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86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34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31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4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青岛市，有37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4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9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呼和浩特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52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0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2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具体对比见下图：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普遍认为应当进行修改的事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同样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这就说明，虽然《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改革之后，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意见可谓各有侧重。例如，侦查人员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最为关注。鉴定人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迫切，其比例近乎半数。律师对于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较为关心，其比例是各主体同一改革事项中最高的。各主体对于改革事项的侧重点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对于侦查人员来说，鉴定结论无效将直接影响其侦查的效果，鉴定管理体制对于鉴定人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律师对于鉴定制度能否向控辩平衡改革即辩护一方能否取得与控诉方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为主要关注点。由是观之，在推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要注意各诉讼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第三，从调研城市的角度进行分析，三个城市的大致比例是相同的，都是以“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为最需要修改的事项，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都在35％至45%之间。其中，青岛市的这一比例略低，呼和浩特市略高，北京市居中。即在司法鉴定改革的宏观方面，地域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经济因素不是导致其改革的主要因素。 （二）司法鉴定程序改革 1.控辩双方的鉴定程序参与权 鉴定程序参与权是一项非常广泛的权利集合，其一般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权、鉴定结论的质证权、鉴定过程的审查和监督权、鉴定的知情权等一系列具体的诉讼权利。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没有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享有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等各项与法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权力，辩护一方的当事人享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极少，其只享有申请鉴定人回避和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如何维持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基本平衡，遵循对抗制下平等武装的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权行使，是改革鉴定程序参与权分配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课题组针对该问题设计了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和控辩双方都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两种改革的模式。总体而言，在所有受调查的276名司法主体中，有215人认为控辩双方都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较为合理，占77.90%；有61人认为双方都无权的改革模式更合理，占22.1%。 &nbs p;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1人倾向于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方式，占法官总数的80.26%；有15名法官认为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更合理，占法官总数的19.74%。在检察官群体中，共有83名检察官参与了调查，其中有58名检察官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检察官总数的69.88%；有25名检察官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30.12%。在61名律师中，有58名律师赞同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占律师总数的95.08%，其中有部分律师强调这种参与权必须是平等有效的，有1名律师特别说明如果无法保障控辩双方享有相同的参与权，则其宁愿选择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有3名律师选择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律师总数的4.92%。在20名参加调查的鉴定人中，有17名鉴定人表示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占鉴定人总数的85%；另有3名鉴定人持反对意见，占总数的1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36名侦查员中有21人赞成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其比例为58.33%；认为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有15人，占侦查员总数的41.67%。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的135名参与调研的人员中，共有102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5.5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33人，占总数的24.44%。青岛市的59名接受调研的人员中，有47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9.6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2人，占总数的20.34%。呼和浩特市的82名被调研人员中，有66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80.49%；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6人，占总数的19.51%。 这组统计数据着重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受调查群体都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模式，其比例与各地区之间的比例大致相同。各司法主体之间赞成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的比例要高于反对该改革措施的比例。在各调研地区之间，这一比例也不存在本质性差异。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上还是能够解读出部分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有价值的信息。显而易见，律师是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这一改革建议的最大支持者，其比例高达90％以上。而相对来说，其他诉讼主体对待该问题则要平和得多，尤其是鉴定人群体，两种模式的支持率几分秋色。律师支持赋权给双方当事人是因为在现行制度下，辩护人一方根本无法参与到鉴定程序中去，无形中加大了辩护工作的难度。而对于鉴定人来说，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意味着其鉴定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面向当事人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审查和监督，其对待该问题的支持率与其他主体相比处于最低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2．鉴定程序的启动权 从本文对司法实践中鉴定程序启动的实证调研统计来看，目前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自行启动的，由控辩双方当事人依其诉权和法官依职权启动的鉴定程序极少。而从对鉴定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的统计中，可以看出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在所有鉴定制度改革事项中排第三位，仅次于鉴定体制改革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两个事项。由此可见，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是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大的鉴定事项之一，也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 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程序启动问题的症结在于立法赋予了检察官作为控诉一方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而实践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在追诉犯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由侦查机关启动并完成的鉴定程序，一般而言符合公诉机关的利益。因此公诉机关一般不会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而作为诉讼控辩中的辩护人一方，立法没有赋予其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其享有的只是针对鉴定问题要求法院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而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实践中，辩方当事人向法官提出的该种申请，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官驳回。由此可见，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一方当事人想要行使而苦于没有权利。正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对抗，使得对立的双方之间在该问题上没有形成交集，享有权力的一方不行使其权力而无损其利益。 自1996年对抗制的积极因素 引入到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之后，控辩平等对抗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上，控辩权利的不对等直接导致了控辩力量的失衡。因此，在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即建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鉴定启动机制。根据这一原则，未来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控辩双方都只是享有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即削减检察官现有的程序启动权，通过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第二种思路是赋予辩护人一方的司法鉴定启动权，使其享有与检察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即在检察官基本权利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辩护人一方的权利，以此达到控辩平等的目标。 对于该问题，调研组主要调查了利益相关的检察官和律师群体的意见。对于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问题，呼和浩特市的16名检察官中，有3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措施，有13人认为不能接受，其中，有10名检察官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有3人认为实行这一改革措施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在青岛市共有7名检察官选择接受该改革措施，另有20名检察官认为该改革措施不可以接受，其中15人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3人的理由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了工作效率，2人的理由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北京市接受调查的51名检察官中，有13名检察官选择“可以接受”，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应该享有与法院相同的鉴定启动权”，有18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可能会降低工作效率，受制于法院工作”，有4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会造成程序的失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三地接受调查的检察官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4.47；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5.53% 从检察官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最主要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占57.74%)，其次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占33.80%)，最后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占8.45%) 。 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与检察官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合理，有4名律师表示反对实施该改革措施。在青岛市，11名律师全部赞同该改革措施。北京市有14名律师认为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非常合理，有9名律师认为此举不合理。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8.69%，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1. 31% 。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在该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超过70％的检察官明确表示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超过70％的律师表示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说明这一问题的改革与两个司法群体各自的执业利益皆有较大的关系。 第二，与检察官群体各地趋于一致的支持比例相比，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在不同地区形成的意见有所不同。北京市有接近半数的律师表示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而青岛市受调查律师则100％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可见，在律师群体内部，对于该问题似乎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第三，从检察官反对取消鉴定启动权的理由进行分析，超过半数的检察官反对取消该权利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可见，虽然我国的对抗制改革引入刑事诉讼以逾10年的时间，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改革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改革执行者的思想之中。这些认为检察机关法律地位优于辩护人一方，不承认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的检察官必然会坚决地反对推进控辩平等武装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由是观之，在推进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并非具体的技术性设计，而是如何使改革的各方接受和顺应改革的理念，只有改革的各执行方真正地接受了改革的理念和原则，刑事司法鉴定改革才能切实地深入进行，达到改革的目标。 上文可见，对于取消检察官鉴定程序启动权这种改革思路，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的意见出现了本质上的分歧。对于保留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并且同时相应地赋予辩护人一方相同的鉴定启动权，而不仅仅是现行制度下的鉴定申请权，作为控辩双方的律师群体和检察官群体的态度依然存在差 别。 如果赋予控辩双方完全相同的鉴定启动权，呼和浩特市有8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5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2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1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5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青岛市有16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4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5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7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有9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北京市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可能会实际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有10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有9名检察官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17名检察官选择“合理，可以接受”。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从总体而言，共有31名检察官表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建议，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占检察官总数的34.44%。有59名检察官反对该改革建议，比例为65.56%。 从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方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多数认为“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占42.37%；另有认为“我国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占28.81%；还有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占28.82%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的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护人一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与单方面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相比，这一改革方案的反对比例降低了近10%。也就是说，两种改革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措施中，后一种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的改革阻力可能要小得多。 第二，与上一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同，对于司法鉴定的启动问题，基本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三个调研城市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 第三，对检察官反对的理由进行分析，加大公诉的难度是最主要的理由。增加诉讼成本和不符合中国国情二者并重，都占28. 81%。调研组认为，采行这一模式的改革措施确实会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但这一措施可以使控辩双方当事人在同一高度的诉讼平台上进行司法较量，符合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理念，顺应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 3．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程序 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改革有限地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对于非法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如何处理，则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对于鉴定过程不合法、检材不合法或者鉴定人不适格等各种非法的鉴定结论是否应当被排除于法庭之外，课题组针对五类司法主体进行了调查。 总体而言，在所有的受调查主体中，有87.8％的人认为非法的鉴定结论应予排除；9.49%的人认为不一定排除，应当因案而异；2.71％的人反对将其排除。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8名法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89.47%；有6名法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法官总数的7. 89%；有2名法官直言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2.63%。在填写问卷的87名检察官中，有79名检察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90. 8%；有7名检察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检察官总数的8.05%；有1名检察官选择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1. 15%。在律师群体中，共有61名律师参与该项调查。其中，有56名律师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律师总数的91.8%；有3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4.92%；有2名律师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总数的3.28%。在填写问卷的21名鉴定人中，17人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0.95%；有4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19.05%；没有鉴定人表示反对排除。在50名侦查人员中，有3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78%;8人表示因案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占总数的16%；另有3人对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持否定态度，占总数的6%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在北京市，共有127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9.44%；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2人，比例为8.45%；选择不排除的有3人，比例为2. 11%。在青岛市，有5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5.51%；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0人 ，比例为14.49%。在呼和浩特市，共有73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6.9%；选择因案而异的有6人，比例为7. 14%；选择不排除的有5人，比例为5.95% 。 上述统计数据充分说明，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对待非法鉴定结论是否排除的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绝大部分的司法主体倾向于排除非法获取的鉴定结论。这一观点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三个调研城市，还是在职业利益各异的五类司法主体之间都没有本质性的分歧。因此，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调研组认为应当设立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规则，以填补目前鉴定立法的空白，满足司法实践发展的需求。 4.辩护人鉴定程序知情权的保障措施 通过上文中对司法实践中辩护人一方在庭审之前对鉴定结论和鉴定程序的知悉情况的调研，可以看出目前辩护人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有接近半数的辩护人在庭审之前无法查阅到与案件相关的鉴定结论。在刑事司法鉴定的改革中，要着力改善这一现状。 关于获取控方鉴定结论的最有效方式，呼和浩特市接受调查的28名律师中，有13名律师认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最为有效，6名律师认为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最为有效，还有9名律师认为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最为有效；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2名律师中，有10名律师选择了庭前开示程序，2名律师选择到法院查阅相关案卷；北京市26名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有5名律师选择“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有4名律师选择“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有15名律师选择“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有2名律师选择“其他方式”。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三个调研城市的律师对于该问题的改革方式存在较大的分歧。青岛市的律师群体绝对多数赞同建立庭前鉴定结论开示程序，其比例高达90%。北京市也有近70％的律师赞同这一主张，其后依次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到法院阅卷和其他方式。呼和浩特市，律师的主张在几个选择之间趋于平衡，没有某项方式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相对而言，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是呼和浩特市律师认为的最佳选择。 综合三个地区的调研数据，“直接到检察院阅卷”的比例为30.3%，“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的比例为15．15％，“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的比例为51.52%，“其他”的比例为3.03%。 上述比例数据说明的问题是：对于律师群体而言，其选择的首要方式是通过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来获取相关的鉴定信息，这一比例超过了通过检察院移送案卷查阅和直接到检察院查阅的总和。可见，律师群体是希望通过建立控辩平等的诉讼程序来保障其司法鉴定程序和结论的知悉权，而不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与之利益相对或相关的国家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方面。该组数据所反映出的这一信息也可以体现出律师群体对鉴定制度改革措施具体设计思路的选择，即摒弃现行制度下对司法机关的依赖，通过正当诉讼程序来行使和保障自己的诉权。 （三）鉴定结论及其效力改革 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但课题组认为，当前最突出的是如何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复鉴定的问题。为此，课题组针对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应否有明确的鉴定次数的限制性规定问题，面向五类司法主体开展了相关的调研工作。 总体而言，在290名受调查群体中，有165人选择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以内，比例为56.9%；有46人选择不可以就同一问题进行重复鉴定，即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1次，比例为15.86%；有40人认为无需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只要案情需要，就可以无限制地进行重复鉴定，比例为13.79%；有39人认为重复鉴定的次数需要进行限制，但不宜限制得过于严格，只要限制在3次之内即可，其比例为13.45%。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76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法官中，有1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0.27%；有37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8.68%；有14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8.42%；有10名法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3.16%。在83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检察官中，有10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2.05%；有52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2.65%；有13 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5.66%；有8名检察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9.64%。在6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律师中，有7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1.48%；有41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7.21%；有4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6.56%；有9名律师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4.75%。在2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鉴定人中，有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3.81%；有9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2.86%；有2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9.52%；有5名鉴定人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23.81%。在49名填写调查问卷的侦查员中，有9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8.37%；有2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53.06%；有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2.24%；有8名侦查人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6.33%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参与调研的142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有22人，占总数的15.4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76人，比例为53.52%；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23人，比例为16.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21人，比例为14.79%。在青岛市参与调研的66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5人，占总数的7.58%；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6人，比例为69.7%；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12. 1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7人，比例为10.6%。在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81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19人，占总数的23.46%，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3人，比例为53.0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9. 88%；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11人，比例为13.58%。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大部分的受调查人员认为以2次为限进行重复鉴定是较为合理的。其次分别为不得重复鉴定、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和无需限定次数。这一顺序在各调研城市之间也大致相同。可见，从比例变化的趋势而言，司法实务人员倾向于对目前实践中针对同一事项的重复鉴定问题进行明确的次数限制。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对待该问题的总体评价是相似的，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鉴定人群体的意见。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鉴定人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很有特点。一方面，在五类群体中，仅有鉴定人群体选择“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超过了总数的20%，为各群体之中的最高比例。另一方面，其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比例也是五类群体中最高的，其比例与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是基本持平的。说明在鉴定人群体中，存在两种司法理念，这两种理念源于其对司法鉴定制度性质理解的差异。一种理念认为，对于需要鉴定的事项，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地追求其本真的面目，因此，只要案情需要，就不需要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而是以获得最终结论为目标。与之相对的理念认为，司法鉴定程序是嵌套在刑事诉讼之中的子程序，因此，司法鉴定的诸多原理和理念都要顺应刑事诉讼的原理和理念。“定纷止争”的程序设计根本不允许将司法鉴定无限制地重复下去，因此其选择不允许进行重复鉴定。 （四）鉴定管理体制改革 自《决定》颁布至今已逾三年的时间，从上文对鉴定体制实施现状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实践中自侦自鉴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控辩之间难以实现鉴定程序的平衡和对抗。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是司法鉴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定体制的改革方向直接关系到整个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成败。关于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课题组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研。 1．鉴定人的选任方式改革 关于鉴定人的选任方式，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19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7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0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合 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1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13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10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1名法官认为由检察机关指定较为合适，23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较为合适。综合三地调研的数据，在全部接受调查的法官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的，占56.31%，主张合议庭指定的，占28. 85%，主张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占14. 13%，主张由检察机关指定的，占0.71%。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6名鉴定人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最为合适；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司法机关指定最合适，4人认为控辩双方进行协商最合适；北京市有39名鉴定人选择“合议庭指定”；有8人选择“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没有人选择“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综合三地调研数据，在鉴定人群体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鉴定人的占55. 18%，主张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占31.67%，主张由合议庭指定的，占31. 67%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法官群体和鉴定人群体都支持通过控辩双方协商的方式确定案件的鉴定人，两个群体对该改革措施的支持比例大致持平。有所差别的是，在控辩双方协商确定之外，法官群体倾向于通过合议庭指定的方式确立鉴定人，而鉴定人群体则希望通过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方式来确定某一案件的鉴定人。 第二，从地域差别进行分析，在法官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法官的主张没有本质性的差异。都是首先支持控辩双方的协商确定，其后依次为合议庭指定、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在鉴定人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鉴定人的主张差别较大。由此可知，绝大部分的北京市和青岛市的鉴定人都倾向于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案件的鉴定人，而呼和浩特市的鉴定人群体则更倾向于通过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定来确立鉴定人。 第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检察机关指定的方式确立案件鉴定人的改革主张，在法官群体中，只得到了占总数0.71％的法官的支持；在鉴定人群体中，没有人支持这一主张。这说明，无论是鉴定人群体还是法官群体，都是倾向于在鉴定人选任的程序中保持控辩双方之间的大致平衡，并且通过这种控辩力量的平等对抗来保障鉴定的中立性。 2．当事人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 现行鉴定体制下，当事人缺少必要的鉴定辅助是导致当事人极少对案件的鉴定问题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专业性极强的鉴定事项，如何辅助双方当事人对案件涉及的鉴定问题进行监督和审查，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目前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和律师在案件的过程中会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但由于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和程序，其辅助的效果并不明显。根据课题组对检察官群体和律师群体的调查，在检察官群体中，明确希望在诉讼中获得专业鉴定人员帮助的有74人，占填写问卷的检察官总数的86. 59%。认为是否得到鉴定人辅助无关紧要或明确不希望得到帮助的有11人，比例为13.41%。在律师群体中，有59名律师表示希望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专家的协助，比例为96.72%。持相反意见的律师仅有2人，占填写问卷的律师总数的3.28%。 对于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律师中有2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能够帮助法官做出判断，使案件得到迅速地处理，有23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可以使辩护在鉴定问题上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9名律师认为可以据此有效反驳控方的指控。青岛市有7名律师认为其有助于增加辩护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5名律师认为其能够有效反驳控方指控，4名律师认为可以迅速帮助法官判断选择。北京市有13名律师认为获得专家的辅助可以帮助法官迅速做出判断，有21名律师认为其可以增加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17名律师认为其可以有效地反驳控方的指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认为获得专家协助可以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的，占50.86，认为可以有效反驳对方指控的占30.35%，认为有助于迅速审结案件的，占18.79%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无论是作为控方的检察官还是作为辩方的律师，绝大部分都希望在诉讼过程中获得专家的协助。相对而言，律师群体对专家辅助的需求要比检察官群体的需 求更高。这也可以间接地说明，目前由于专家辅助制度的缺失，已经给控辩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或障碍。 第二，从律师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分析，超过半数的律师表示获得专家的协助能够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律师表示能够有效反驳对方的指控，这两个主要原因都说明律师将获得鉴定专家的协助视为是加强辩护力量，与公诉方进行对抗的有力手段。 如果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21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10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青岛市被调查的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31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利于案件审理；6名法官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10名法官认为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 与法官群体不同，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青岛市有8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名律师认为无助于案件审理，2人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北京市有21名律师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6名律师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有1名鉴定人认为其有可能拖延诉讼，有6人认为这一做法会有利于案件的审理；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协助庭审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有3人认为有利有弊；北京市有4人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3人选择“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在接受调查的鉴定人群体中，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审理的，占65.45%，认为有利有弊的，占18.79，认为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占15.67%。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总体而言，无论是法官、律师还是鉴定人都支持当事人平等地聘请鉴定人协助参与诉讼活动。其支持的总比例达到65%。其中，对其表示反对和担忧的司法主体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这样做会降低庭审效率，拖延诉讼过程。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律师群体对待该做法的支持率最高，可以说明绝大部分的律师希望通过这一改革措施改变目前辩护方力量过弱，控辩失衡的现状，以此加强辩护能力，协调控辩对抗机制，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在三类受调研群体中，相对较为保守的是鉴定人群体。课题组在设计该调研题目之初认为鉴定人群体会是该改革主张的最大拥护者，因为目前实践中，大量的社会性鉴定机构鉴定案源不足，鉴定资源出现了空置和浪费的情况，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参与诉讼活动，会使鉴定业务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为鉴定人，特别是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人提供用武之地。事实却恰恰相反。结合调研报告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实施现状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定人不愿意以出庭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可见，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是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的核心技术问题，鉴定人出庭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与司法鉴定制度相关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都难以切实地得到执行。 对于如果法律允许，是否会聘请技术顾问提供与司法鉴定有关的法律咨询和服务的问题，呼和浩特市有9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13名律师表示有可能聘请，有5名律师表示将视当事人的经济情况而定；青岛市有1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6名律师表示有可能会聘请，有4名律师表示一般情况下不会聘请；北京市有9名律师选择“肯定会聘请”，有8名律师选择“有可能会聘请”，有11名律师选择“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决定”。 如果未来的司法鉴定改革允许辩护人一方聘请鉴定人，呼和浩特市有19名律师表示将选择聘请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为己方服务；有4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3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青岛市有8名律师优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合作过的鉴定人；5名律师选择权威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 。北京市有14名律师选择“在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从业的鉴定人”；有9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4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从辩护律师聘请鉴定人的需求而言，在填写问卷的66名律师中，有19名律师表示如果法律允许，肯定会聘请，比例达到了28.79%，表示可能会聘请的达到了40.91%，明确表示不会聘请的只有4人，还有24.24％的律师会根据当事人经济情况来确定。这就说明，一方面，如果该改革主张得到确立，在实践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律师实际实施该措施。另一方面，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律师要根据当事人的经济情况确定。可见在改革措施的论证和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到国家对经济困难被告人的鉴定援助制度的配套。 第二，从辩护律师选择鉴定人的标准分析，其优先选择的是较为权威的、所在鉴定机构级别较高的鉴定人。这与课题组对法官的调查的答案是基本一致的。可见，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在选择鉴定人时，都是将鉴定机构的级别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这也可以解释实践中鉴定资源利用不合理，大量社会性鉴定机构资源空置浪费的现象。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鉴定机构社会化，各鉴定机构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不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鉴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难题，实现鉴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第三，从三个调研城市的数据来看，呼和浩特市和北京市的比例配比大致相同，青岛市的律师则更倾向于从较为熟悉的鉴定人中挑选。此外，三个城市对于通过名册随机挑选鉴定人的方式都不支持。 关于聘请的鉴定人的身份问题，调研组设计了“证人”、“诉讼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和“其他身份或无法说清”四个选项供三个调研城市的受调研主体选择。总体而言，在290名填写问卷的司法主体中，有77人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26.55%；有14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8.97%；有33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 38%；另有38人表示无法界定这些人的身份，占13. 10%。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接受调查的76名法官群体中，有15名法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19. 74%；有17名法官认为其是诉讼人，占22. 37%；有32名法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 10%；有12名法官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占15.79%。在接受调查的80名检察官群体中，有21名检察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26.25%；有1名检察官认为是诉讼人，占1.25%；有52名检察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65%；有6人表示无法说清，占7.5%。在接受调查的61名律师群体中，有26名律师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42.62%；有4人认为他们是诉讼人，占6.56%；有2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36.07%；有9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无法界定，占14.75%。在接受调查的21名鉴定人群体中，有2名鉴定人认为是证人身份，占9.52%；有5人认为是诉讼人，占23.81%;有9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 86%；有5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占23. 81%。在接受调查的52名侦查人员中，有13名侦查员认为是证人身份，占25%；有6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54；有27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51.92%；有6人认为无法界定其身份，11.54%。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呼和浩特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26.5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1.38%，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48.97%，还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青岛市，认为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与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相同，都是20%，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53.64%，还有6.36%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北京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40.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5.5%，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37.5%，还有6.5％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 第一，总体而言，有接近半数的受调查人员认为控辩双方聘请的协助参与刑事诉讼的鉴定专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依次为证人和诉讼人。另外尚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可见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的研究尚待深入，在实务界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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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刑事判决司法管辖权的保留：移交方保留复核其法院所定罪行及所判刑罚的司法管辖权。 （2）关于被判刑人应服刑期的确定：接收方执行刑罚时，除依照有关协议的规定修订有关刑罚外，须受由移交方所定刑罚的法律性质和刑期约束，该等刑罚的执行须尽可能与移交方司法管辖区判处的刑罚一致，接收方执行剥夺自由的刑罚，不得把刑期延长至超过移交方法院判刑时规定的期限。 （3）关于刑罚执行法律依据、程序、刑罚的调整等问题： （1）在被判刑人移交后继续执行刑罚，须受接收方的法律及程序限制，包括规定有关监禁、囚禁或其它剥夺自由方式的服刑条件的法律及程序，以及包括确定以假释、有条件释放、减刑、赦免或以其它方式缩短监禁、囚禁拘留期或其它剥夺自由方式的期限的法律及程序； （2）如果移交方根据协议，把判决或刑罚修订、变更或撤销，或把刑罚缩短、减轻或终止，接收方须在接获有关决定的通知后，根据协议实行有关决定； （3）一旦获悉移交方作出赦免被判刑人的决定，或因任何理由（包括缴付罚款，而被判刑人因欠缴罚款而须服刑）作出任何导致有关刑罚被撤销或缩短的决定或措施后，接收方应立即修改或终止执行有关刑罚。 （4）关于刑罚的法律冲突：假如刑罚在性质或刑期方面与接收方的法律相抵触，则接收方可根据本身法律对同类罪行规定的刑罚，修订有关刑罚。就刑罚作出修订时，接收方的有关当局须以可见诸于移交方在任何意见书、定罪书、判决书、或所判处的刑罚中作出对事实的分析为依据。修订后的刑罚在性质或刑期上，都不能比移交方所判刑罚更为严厉。 （5）关于未成年人：假如根据接收方的法律，被判刑人是未成年人，则不论被判刑人根据移交方的法律属何种地位，接收方都可以将该被判刑人当作未成年人看待。 （6）关于执行完毕的通知：接收方在下列情况下应当通知移交方：（1）当被判刑人获释放时；（2）假如被判刑人获有条件释放；或（3）假如被判刑人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前逃离羁押。 （7）关于移交方的监督：如果移交方提出要求，接收方须提供任何其所要求的有关执行刑罚的资料；缔约任何一方可在任何时间要求对方提供一份有关个别刑罚执行情况的特别报告。 （五）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几个具体问题 1．被判刑人过境 香港和外国移交被判刑人协议规定了被判刑人的过境问题。 如果缔约任何一方从另一个（第三方）司法管辖区移交被判刑人，或把被判刑人移交至另一个（第三方）司法管辖区，则缔约另一方须予合作，为该被判刑人的过境提供方便；打算进行该种移交的缔约一方须事先将上述过境事宜通知缔约另一方。被判刑人过境实际上涉及的是缔约一方与第三方之间的司法协助问题，为了使被判刑人能在熟悉的环境中进行改造，早日重返社会，让在被判刑的人尽早回到其本国服刑，协议要求缔约另一方为此提供方便，这体现了缔约方彼此之间在移交被判刑人这一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友好合作关系。 2．费用 关于移交的费用，香港和外国移交被判刑人协议规定：移交被判刑人或在移交被判刑人后继续执行刑罚所涉及的开支，须由接收方负担。但接收方可以向被判刑人追讨全部或部分移交费用。 根据这一规定，移交被判刑人所需费用应当由接收方来负担，这是因为被判刑人是接收方的公民、国民、永 久性居民或有密切联系的人，把在境外犯了罪的本国国民接管过来，放在国内服刑，有利于实现对其国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促使被判刑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的各项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以使国家更好地履行保护国民的责任，所以相对于移交方来说，由接收方支付费用更为合理。从被判刑人角度来看，能在自己的祖国服刑，既能得到较好的生活环境，又会得到家庭和社会的照顾，所以被判刑人是移交被判刑人制度最大的受益者，理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全部费用，接收方可以向被判刑人追讨全部费用，当然，如果存在被判刑人全部支付有困难等原因，接收方也可以要求被判刑人支付部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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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法理论中最基本的是司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司法逻辑原则、权利逻辑原则与生活逻辑原则。与司法刑法学相对应的是立法刑法学，不应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性。基础刑法学是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基础科学，但基础刑法学并非刑法哲学，也不是学科大杂烩。在核心刑法学之外，还有边缘刑法学。刑法哲学是关于刑法的哲学，也是关于刑法学的哲学，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相分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刑法学 刑法哲学 刑法理论 

刑法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从于、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说方法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而什么样的目的才是正当的，正当的目的之界限何在，又是一个理论问题。既然理论决定方法，于是不难理解，刑法理论决定刑法方法。进一步深究，任何刑法理论都还有一个“前理解”问题，那就是刑法理论观。一种刑法理论未必是哲学式的，而刑法理论观则必属于哲学问题，只不过不是一般哲学问题，而是刑法哲学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习惯刑法，还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实践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过这种司法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经历着历史的演变。随着社会对刑事司法的需求日益提高，随着刑事司法日渐文明化，出现了一种以为刑事司法服务为目的的刑法理论，在我国古代表现为律学，在西方的古罗马时代表现为注释法学。作为一种专门的理论形式，面向司法实践的刑法理论无疑是人类社会第一种刑法理论。当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出现了注释刑法学，由于对注释刑法学的不满，学界又出现了规范刑法学、刑法解释学、刑法教义学⑴、刑法信条学⑵等不同诉求。尽管表现形式和理论逻辑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致力于为刑事司法服务。因此，这种层面的刑法理论不仅务求“有用”，而且“用”在司法，这是人的实践理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和要求。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具有高度共识，即致力于为正确解释和适用刑法而从事理论研究，是刑法学者的基本使命。但是，万万不要以为，在这个领域，刑法理论观已然成熟和没有问题了。笔者认为，在高度共识之下掩盖着一个严重通病，即没有真正从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判断出发建构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由于在我国传统中，刑事司法隶属于行政，而在当前政治体制中，刑事司法又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价值诉求问题，但并未因此改变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同时又由于片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国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就不自觉地采取了行政逻辑方法，而非司法逻辑方法。考虑到这一点，为了使这个层面的刑法理论真正面向司法，笔者提出并倡导“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区别于前述各种刑法理论。“司法刑法学”的提法并不是要造一个新名词，而是为了表征理论与方法的创新。⑶ 

司法是一种就具体行为发起的两造俱备、居中裁判的国家活动或政治共同体活动。作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实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规范。⑷罪刑法定主义把规范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刑事权力、保障人权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闭性特征，刑事司法权就被封闭在形式理性所划定的界限内。刑事司法权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们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领域。这种形式理性是实现刑法的确定性、安定性所必需的，尽管封闭起来的刑法规范对某些从自然正义来看理应受到刑事惩罚的行为鞭长莫及，但这是保障人权所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在这个封闭的规范界限内，并不意味着凡是进入界限之内的行为都是犯罪，都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罪刑法定主义看来，界限之外的行为绝对不是犯罪，界限之内的行为有可能不是犯罪。即是说，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虽然首先强调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但绝不无视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而对于这种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不能只从哲学上理解和界定，更要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着： 

第一，要从个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个案裁判活动，而不是像行政那样可以一次性批量决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类行为如何处理。因此，司法的一个不同于行政之处在于强调个案之间的差异，否则对于后来出现的同类行为就没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对号入座即可。在刑法注重行为人主观心态事实及其评价、注重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的意义上，刑法是最强调个案差异的司法法。当然，这种理论上的个案差异性，在司法实践中只是在少数案件中才变得明显和重要，在大多数案件中刑事司法官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但这已足以表明，个案裁判必定是始于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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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法学教学；司法考试；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2-0120-02

“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国家司法考试自2002年起至今，刑法学一直占有很大比重，每年刑法学试题有80分左右。自2008年起，大四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司法考试，这使得教师们开始关注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问题，寻求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提高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水平。

一、刑法学教学的目标定位

大学本科的法学教育以通才教育为主，兼顾专才教育，“厚基础、宽口径”是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刑法学教学作为法学教育的重要组合部分，当然要坚守这一教学目标。高校既要为社会培养法律应用型人才，也要为立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提供继续发展、深入培养的可能性。基于此，刑法学教育既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也要关注理论问题的探讨。

刑法学“教学承载着引导学生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并合理地构建理论与实践之间桥梁的功能”。讲授为主通常是刑法学的传统教学模式，法律诊所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问答式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也是教师们经常采用的。由于刑法学理论性很强，对于初涉法学殿堂的学生而言，刑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及现代刑事法治理念的培养，仍然需要通过教师讲授来完成。当然，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根据教学要求与学生实际，重视对于法律诊所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问答式教学法的探索与完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树立提倡刑事一体化的理念，准确理解刑法学的学科性质与特点。刑法学教学、研究模式应该摒弃单项、静止和片面的观点，转为多角度、立体化、全方位的理念，不拘泥于“刑法之中”，要从“刑法之外、刑法之上”进行学习研究。

二、司法考试对刑法学教学的积极影响

司法考试中的刑法试题具备三个特征：一，运用各种案例，考察考生通过理论知识分析实际案情的能力。二，关注知识点、重视刑法法条及司法解释。三，重视知识点之间的横向联系。因此，将司法考试的部分内容适当地引入刑法学教学，能够对高等院校的刑法学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重视案例教学法在刑法学教学中的作用

在教学方法上，任课教师将更加重视案例教学法的准确适用。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法学教育多采取“讲授”手段，重视对刑法理论、学术观点的纷争进行阐释，关注抽象思维能力，缺乏对具体案例的详细分析。司法考试案例化的考核方式将促使任课教师改变长期以来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更多结合司法考题、以案说法，理论实践紧密结合。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在国外案例与国内案例选用上要注意协调。当然，也可以在教学中引用司法考试的真题案例，分析利弊，增强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案例教学法既充实了课堂教学内容，也通过探讨案例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对刑法理论争议问题的讲解有所取舍，引导学生准确记忆法条

在教学内容上，使任课教师在授课时对各种刑法理论争议有所取舍，同时注意引导学生精确记忆法律规定。刑法理论特别是刑法分论的具体犯罪多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解释，解释的方法与立场不同，针对同一问题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目前，许多罪名在刑法学界存在着学说争议，这有助于促进刑法学的理论研究，但是刑法学理论上的不同见解应尽量保持在学理范畴，司法实践中应以主流观点为主，避免因学说差异导致相同案件定性相异的局面。司法考试命题有其权威性，多代表了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通识性观点。这对于司法实践中，由于理论纷争而难以处理的案件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对于刑法学教学有借鉴意义。

课堂教学在论及某项具体制度和理论时多采用历史方法与比较方法，从历史与国际范畴探讨一种制度的来源、现状及发展趋势，而对于制度的法律意义关注程度不够，刑法理论与刑法法条的横向联系及衔接问题往往也不够重视。司法考试重在考核司法职业者的实务水平，尤其强调对法条及司法解释的精准记忆，因为准确理解法律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这就促使教师引导学生准确记忆法条，有助于学生树立有法必依、公正司法的法律理念。

三、司法考试与刑法学教学的冲突

（一）司法考试目标与刑法学教学目标存在冲突

司法考试的目标与高校刑法学教学目标存在着冲突，刑法基础理论的教育有可能面临司法考试的冲击与抑制。司法考试与所有考试一样具有弊端，即选拔人才功能有限。这种有限性无法全面衡量刑法学教学的水平，即使在法律职业人才的选拔上也难以得到完全可靠。因为，现代法治国家对法律职业人员的要求不仅仅是具有掌握法律实务的能力，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还包括人文素养、法治理念、法律专业知识的要求。而刑法学教学的目标不单纯是刑法学知识的传授，更需要培养学生的法学专业素养和刑事法治精神。司法考试对于刑法学教育目标的实现有一定阻碍，难以承载刑法学教育的理论传承功能。

（二）司考考试重实务考查，难以涵盖刑法学教育内容

司法考试的目标在于选拔法律职业人员，重视对现行法律规定、司法实务问题的考察，无法涵盖刑法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刑法学本身涵盖三个基本分支学科，刑事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和刑事法理学。司法考试的内容，更多地体现在刑法规范及其解释这一方面，例如刑法真题中的许多案例，不仅描述客观方面行为特征，还出现大量心理描述性用语，如“暗藏杀乙之心但未将此意告知甲”、“背着乙向丙谎称”、“谎称此卡是在街上捡的”等，均已经准确说明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图。因此，在司法考试中，分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其实只是规范层面的考察。这与司法实务中的真实案例有很大差异，司法考试检验实践能力的初衷其实并未实现。

（三）司法考试重法条，限制学生的思维广度和理论深度

司法考试以注释、实际适用现有的刑法条文、司法解释为准，容易造成学生对法律、司法解释的盲目崇拜，限制学生的思维广度和理论深度。“司法考试选用的一些案例形成的概括化认识，其实不能说明事物的整体，这就出现了一种“‘过度概括化’的现象。”探究隐于刑法规范之后的，犯罪与刑罚互动之客观规律，发挥刑法学的引导作用，以此为基础制定科学、有效的刑事政策，这是刑法学应当承载的功能。司法考试的功利性、实用性与刑法学教育的理论性相脱节，使得立志于司法考试的学生仅关注于司法考试的应试技巧训练，终日埋头于法条与司法解释，却忽视了刑法基本理论的探究。这种做法不仅使高校刑法学教育的理论特色难以发挥，也会导致这部分学生知识结论欠缺，理论基础薄弱，法律专业素养不高。

四、司法考试与刑法学教学的良性互动

（一）刑法学教学应坚持教学目标，适应司法考试带来的挑战

法学教育的目标要远高于司法考试的目标，刑法学教学应主动适应司法考试带来的挑战，但不能使司法考试成为自己的指挥棒。加强刑法基本原则、制度等理论性学习、探讨应该是刑法学教学必须坚持的方向。

在教学目标上，不惟司法考试是从。传统教学模式中对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法学理论教育，是目前法学教学的一大特点与优势，这方面应该继续保持并完善。因为，刑法的基本理论与原理是法律从业人员理解刑法、运用刑法以及进一步完善刑法的前提。教师只有以坚实的法律理论功底和勇于思考的思辨能力为基础，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才能适应刑法学教学的要求。对于刑法学中理论性很强的教学内容.刑法学教师应该摒弃功利主义的思想，详细讲解该部分内容，给学生推荐经典的刑法学书目，培养学生的理论研究素养，为学生的后续学习夯实基础。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与司法考试注重实务能力相适应，本科刑法学教学应在实践教学环节多下功夫，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通过综合教学法培养的学生才能更符合现代对法律职业者的需要。

（二）刑法学教学应重视司法考试积极因素，抑制其消极影响

在刑法学教学中，不应忽视司法考试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日本法学教育中，司法考试采用的理论观点往往作为刑法理论中的重点学说被详细探讨，二者有效衔接，这对于我国刑法学教学有借鉴意义。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兼顾学生的不同需求，在教学中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法学本科的刑法学教学多是阐释基本理论问题，而司法考试通过案例考核知识点。司法考试以客观题为主，教师可以选用多媒体工具进行辅助，引导学生仔细审题，找准题干信息，分析命题者意图、掌握答题思路。通过分析试题，将二者紧密结合，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刑法理论，教学相长。当然，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避免刑法学教学仅仅成为司法考试的培训基地。

法学教育不能因为司法考试的出现而变成应试教育，因为教学与考试的立足点不同。

刑法学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并具有深厚的人文特色，深刻理解刑法学的核心观念、基本原则、基本内容都离不开一个人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人文素质。在刑法学教学理念层面，教师应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注重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大刑事法学”的观念，将刑法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事诉讼法学相结合，达到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以抑制司法考试的消极影响。

就两者关系而言，刑法学教学不能因为司法考试而发生整体性转向，但不能忽略司法考试中刑法的发展动向问题。从发展趋势看，司法考试与刑法学教学的关系应当是良性互动，刑法学教学应当针对司法考试做一些调整，而司法考试也应当作出适应刑法学教学的变化，加强对于考生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的全面考察。

参考文献：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9

关键词：直言三段论；刑事司法审判；运用

人类的思维活动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推理活动，推理是指以一个或几个已知命题作为前提得出另一个新命题作为结论的逻辑基本思维形式。“法律推理是指职业法律家（法律官员、律师和法学家等）以及普通公民运用一个或者几个已知判断（法律事实、法律规范、法律原则以及判例等资料）得出另一个未知判断的有目的性、创造性的思维过程。”[1]，它既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领域，也是法律逻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判决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和合理的理由。而法律推理就是法官证明自己的判决正确的过程，也就是法官为自己的判决提供充分理由的过程。”[2]演绎推理是由某类事物的一般性知识出发，推出该类事物中某一个别（特殊）对象情况的结论的必然性法律推理。一般来说，在法律渊源主要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运用的推理形式主要是演绎推理，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因此，在行政、民事及刑事诉讼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员常常将演绎推理中常用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判决各类具体案件时最基本的推理和论证形式，刑事司法审判是我国法院的重要职能，能否正确地进行刑事司法审判主要取决于审判人员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以及对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把握程度。现就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作如下讨论。

一、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必要性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尤其在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演绎逻辑思维形式不是偶然地被引入到法律适用过程尤其是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而是由法律一般调整的现实需要和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自身从一般到个别（特殊）的思维进程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的特征所共同作用的必然性结果。

（一）从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的现实需求来看

一般情况下，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使用的演绎推理包含澄清案件事实、确定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及根据法律规定推出对案件的判决结论三个必不可少环节。从整体思维形式上来看，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实际上是审判人员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创造性地运用于复杂多变的具体案件中，并且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对照，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出裁判的过程，是解释和说明法律条文的法律推理过程。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向社会解释、说明判决是根据原则做出的，做到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刑事司法审判的骨架，无论是“法规出发型”的大陆法系审判模式，还是“事实出发型”的英美法系审判模式，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遵循着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

（二）从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特征来看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为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提供了一个相对确定的运行模式，相对于一般的法律方法而言，它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一般的法律方法只能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形式框架之内为它准备前提资料。“借助三段论的法律推理模式是一种基本的裁判模式，又可以被称之为法律三段论，即法律规则是大前提，法庭认定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导出的结论便是判决。”[3] 这种推理之所以成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常用的推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它与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确定案件中的行为性质的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并且其自身的特征能满足刑事司法审判人员裁判的现实需要。“在概念法学看来，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的理性，具有逻辑自足性或论理的完结性，三段论看作所有法律适用的基石。这种分析的基础是法官对法律，以及对更广义的实体法规则的服从。法官的职能似乎仅限于将立法者制定的规则适用于他所受理的具体案件。”[4]

二、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内在机理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一般是先查阅相关的法律规范，然后从具体案件中解读出与相关的法律规范规定的要件相匹配的主要事实，再按照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规则得出判决结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必须借助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来说明判决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最终实现司法公正。“据学者考证，三段论思维形式至少自古埃及时期就开始为法律世界的存在和运行提供着思维技术的支持。”[5]目前，它已成为了现代司法审判的基本结构和法律工作者的基本思维形式。我国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定罪和量刑，从法律逻辑学角度讲，定罪和量刑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被告人的行为特征，对被告人定何罪、量何刑的司法审判过程，而这一思维过程主要运用了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两个主要的审判推理。

（一）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定罪是全部刑事司法审判的核心问题，正确定罪是准确量刑的前提条件，而要正确定罪必须正确的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所谓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就是以法律条文规定的要件或者相关罪名概念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以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作为小前提，并将已证实的犯罪事实与大前提中的有关罪名的特征加以对照，从而作出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该罪的结论。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包括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推理形式，其中，肯定式常用于指控罪名，否定式常用于辩护。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控辩双方辩论的基础上，必须对被告的行为予以定性，这就往往需要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进行推理和论证。由于我国刑法的罪名都是以罪名概念的实质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的大前提一般是罪名概念的定义，小前提是被告人的行为特征，从而推出被告犯罪性质的结论。

（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要达到惩戒罪犯的目的，还必须在正确定罪的基础上准确量刑，这就需要正确使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

所谓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指以刑法分则有关刑罚条款为大前提，以某种性质的犯罪为小前提，从而作出对某一具体的犯罪主体应该处以某种刑罚的结论时所运用的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就是在确定量刑幅度以后，根据情节轻重选择刑罚，获得精确的量刑结论。在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根据犯罪主体的犯罪事实确定其罪名性质以后，还应当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相关条款的规定量刑。在量刑的思维实践活动中，往往要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量刑中最基本的要求是罪刑相当，在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既要认真分析该犯罪事实属于何种罪名，犯罪事实是量刑的依据，但即使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其犯罪情节也有所不同，而对情节的分析应该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这是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客观基础，也是保证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前提正确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要认真地区别该罪行性质的严重程度、对社会危害后果的程度以及情节轻重等情况。

三、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注意事项

“事实与规范相结合的三段论推理模式是以两个严格分立的、时间先后相继的行为（即先客观中立地认定事实、再不带政治立场地寻找法律）为基础，然后以推论的方式作出判断”[6]。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仅是我国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我国司法审判实践的基本要求。在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除了应该遵守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外，还须注意以下事项：

（一）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规范，是关于某一类思维对象的一般性情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保证大前提是正确的罪名概念。罪名概念应以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罪名定义为根据，既不能运用笼统的类罪名，也不能把数个罪名融合为一个罪名。但是，也有个别刑法条款，罪名概念不是以明显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审判人员应特别注意仔细分析，把握该罪名概念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不过，对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罪名概念不可将其简单化，因为，我国刑法对罪名的定义，不仅仅是简单定义，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复杂定义。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复杂罪名定义作为大前提时，必须首先把它分解、细化为若干个直言命题，然后才能将复杂罪名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使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关于“过失犯罪”的定义就属于这种复杂定义，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这一定义包括了“过失犯罪”的两种情况，可将其具体分解、细化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和“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两个直言命题。某种行为只要符合二者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就可以定其为过失犯罪。因此，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上述的任何一个直言命题作为大前提，认定某种行为是过失犯罪。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大前提正确。因为国家法律条款是国家的法律规定，具有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所以，要准确地援引法律条款。

（二）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是某一案件的事实。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小前提真实可靠。小前提是对犯罪行为特征的认定，应把握该行为的属性特征，而且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模糊不清。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对犯罪事实及其情节的认定必须准确。在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既要注意罪名性质的定性是否准确，又要仔细研究和分析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的情节、法定的处罚情节和从重、从轻情节等。如果审判人员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判断有误，势必会导致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虚假，从而导致量刑不当。

（三）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项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就是在前提中重复出现而在结论中不出现的概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中反映犯罪事实特征的中项与大前提中反映罪名概念特征的中项要保持一致。这就要求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刑法犯罪构成的理论，认真分析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犯罪的主观方面四个犯罪构成的要件。因为任何具体的犯罪都有其必须具备的要件。比如，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其构成要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故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如果所审理的案件在犯罪特征方面完全符合这四个要件，就应当定为。小前提中的犯罪事实特征与大前提中罪名概念的特征不完全符合，就说明中项没有保持同一。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由于其是在定罪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小前提中的定罪准确，而大前提中关于何种犯罪应处以何种刑罚又有明确的规定，这时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一般来说比较容易保持同一，但是如果对于犯罪情节缺乏较为全面的分析，不能准确地掌握犯罪情节，在大前提中指的是情节严重，而在小前提中指的是情节轻微，虽然犯罪性质相同，但由于所指的含义不同，仍然应当认为是没有保持中项的同一性，犯了 “四概念”错误。

实践证明，法律推理是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审判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随着法律技术日益专门化、职业化，作为刑事司法审判最基本方法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日显重要，如何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正确地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以彰显法的精神是刑事司法审判人员的使命和智慧所在。审判人员在运用具体法条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时，必须通过严密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有利于制约审判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只有这样，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才能不断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孙国华.法的形成与运作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1页.

[2]郝建设.法律推理与司法公正[j].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1期(总第150期),第43页.

[3]王国龙,王卿.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5月(第23卷第3期),第3页.

[4][法]雅克?盖斯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m].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10

关键词：直言三段论；刑事司法审判；运用

人类的思维活动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推理活动，推理是指以一个或几个已知命题作为前提得出另一个新命题作为结论的逻辑基本思维形式。“法律推理是指职业法律家（法律官员、律师和法学家等）以及普通公民运用一个或者几个已知判断（法律事实、法律规范、法律原则以及判例等资料）得出另一个未知判断的有目的性、创造性的思维过程。”[1]，它既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领域，也是法律逻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判决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和合理的理由。而法律推理就是法官证明自己的判决正确的过程，也就是法官为自己的判决提供充分理由的过程。”[2]演绎推理是由某类事物的一般性知识出发，推出该类事物中某一个别（特殊）对象情况的结论的必然性法律推理。一般来说，在法律渊源主要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运用的推理形式主要是演绎推理，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因此，在行政、民事及刑事诉讼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员常常将演绎推理中常用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判决各类具体案件时最基本的推理和论证形式，刑事司法审判是我国法院的重要职能，能否正确地进行刑事司法审判主要取决于审判人员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以及对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把握程度。现就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作如下讨论。

一、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必要性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尤其在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演绎逻辑思维形式不是偶然地被引入到法律适用过程尤其是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而是由法律一般调整的现实需要和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自身从一般到个别（特殊）的思维进程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的特征所共同作用的必然性结果。

（一）从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的现实需求来看

一般情况下，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使用的演绎推理包含澄清案件事实、确定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及根据法律规定推出对案件的判决结论三个必不可少环节。从整体思维形式上来看，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实际上是审判人员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创造性地运用于复杂多变的具体案件中，并且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对照，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出裁判的过程，是解释和说明法律条文的法律推理过程。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向社会解释、说明判决是根据原则做出的，做到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刑事司法审判的骨架，无论是“法规出发型”的大陆法系审判模式，还是“事实出发型”的英美法系审判模式，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遵循着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

（二）从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特征来看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为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提供了一个相对确定的运行模式，相对于一般的法律方法而言，它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一般的法律方法只能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形式框架之内为它准备前提资料。“借助三段论的法律推理模式是一种基本的裁判模式，又可以被称之为法律三段论，即法律规则是大前提，法庭认定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导出的结论便是判决。”[3] 这种推理之所以成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常用的推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它与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确定案件中的行为性质的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并且其自身的特征能满足刑事司法审判人员裁判的现实需要。“在概念法学看来，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的理性，具有逻辑自足性或论理的完结性，三段论看作所有法律适用的基石。这种分析的基础是法官对法律，以及对更广义的实体法规则的服从。法官的职能似乎仅限于将立法者制定的规则适用于他所受理的具体案件。”[4]

二、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内在机理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一般是先查阅相关的法律规范，然后从具体案件中解读出与相关的法律规范规定的要件相匹配的主要事实，再按照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规则得出判决结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必须借助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来说明判决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最终实现司法公正。“据学者考证，三段论思维形式至少自古埃及时期就开始为法律世界的存在和运行提供着思维技术的支持。”[5]目前，它已成为了现代司法审判的基本结构和法律工作者的基本思维形式。我国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定罪和量刑，从法律逻辑学角度讲，定罪和量刑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被告人的行为特征，对被告人定何罪、量何刑的司法审判过程，而这一思维过程主要运用了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两个主要的审判推理。

（一）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定罪是全部刑事司法审判的核心问题，正确定罪是准确量刑的前提条件，而要正确定罪必须正确的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所谓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就是以法律条文规定的要件或者相关罪名概念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以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作为小前提，并将已证实的犯罪事实与大前提中的有关罪名的特征加以对照，从而作出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该罪的结论。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包括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推理形式，其中，肯定式常用于指控罪名，否定式常用于辩护。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控辩双方辩论的基础上，必须对被告的行为予以定性，这就往往需要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进行推理和论证。由于我国刑法的罪名都是以罪名概念的实质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的大前提一般是罪名概念的定义，小前提是被告人的行为特征，从而推出被告犯罪性质的结论。

（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要达到惩戒罪犯的目的，还必须在正确定罪的基础上准确量刑，这就需要正确使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

所谓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指以刑法分则有关刑罚条款为大前提，以某种性质的犯罪为小前提，从而作出对某一具体的犯罪主体应该处以某种刑罚的结论时所运用的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就是在确定量刑幅度以后，根据情节轻重选择刑罚，获得精确的量刑结论。在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根据犯罪主体的犯罪事实确定其罪名性质以后，还应当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相关条款的规定量刑。在量刑的思维实践活动中，往往要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量刑中最基本的要求是罪刑相当，在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既要认真分析该犯罪事实属于何种罪名，犯罪事实是量刑的依据，但即使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其犯罪情节也有所不同，而对情节的分析应该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这是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客观基础，也是保证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前提正确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要认真地区别该罪行性质的严重程度、对社会危害后果的程度以及情节轻重等情况。

三、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注意事项

“事实与规范相结合的三段论推理模式是以两个严格分立的、时间先后相继的行为（即先客观中立地认定事实、再不带政治立场地寻找法律）为基础，然后以推论的方式作出判断”[6]。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仅是我国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我国司法审判实践的基本要求。在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除了应该遵守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外，还须注意以下事项：

（一）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规范，是关于某一类思维对象的一般性情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保证大前提是正确的罪名概念。罪名概念应以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罪名定义为根据，既不能运用笼统的类罪名，也不能把数个罪名融合为一个罪名。但是，也有个别刑法条款，罪名概念不是以明显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审判人员应特别注意仔细分析，把握该罪名概念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不过，对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罪名概念不可将其简单化，因为，我国刑法对罪名的定义，不仅仅是简单定义，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复杂定义。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复杂罪名定义作为大前提时，必须首先把它分解、细化为若干个直言命题，然后才能将复杂罪名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使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关于“过失犯罪”的定义就属于这种复杂定义，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这一定义包括了“过失犯罪”的两种情况，可将其具体分解、细化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和“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两个直言命题。某种行为只要符合二者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就可以定其为过失犯罪。因此，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上述的任何一个直言命题作为大前提，认定某种行为是过失犯罪。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大前提正确。因为国家法律条款是国家的法律规定，具有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所以，要准确地援引法律条款。

（二）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是某一案件的事实。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小前提真实可靠。小前提是对犯罪行为特征的认定，应把握该行为的属性特征，而且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模糊不清。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对犯罪事实及其情节的认定必须准确。在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既要注意罪名性质的定性是否准确，又要仔细研究和分析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的情节、法定的处罚情节和从重、从轻情节等。如果审判人员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判断有误，势必会导致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虚假，从而导致量刑不当。

（三）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项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就是在前提中重复出现而在结论中不出现的概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中反映犯罪事实特征的中项与大前提中反映罪名概念特征的中项要保持一致。这就要求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刑法犯罪构成的理论，认真分析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犯罪的主观方面四个犯罪构成的要件。因为任何具体的犯罪都有其必须具备的要件。比如受贿罪，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其构成要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故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如果所审理的案件在犯罪特征方面完全符合这四个要件，就应当定为受贿罪。小前提中的犯罪事实特征与大前提中罪名概念的特征不完全符合，就说明中项没有保持同一。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由于其是在定罪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小前提中的定罪准确，而大前提中关于何种犯罪应处以何种刑罚又有明确的规定，这时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一般来说比较容易保持同一，但是如果对于犯罪情节缺乏较为全面的分析，不能准确地掌握犯罪情节，在大前提中指的是情节严重，而在小前提中指的是情节轻微，虽然犯罪性质相同，但由于所指的含义不同，仍然应当认为是没有保持中项的同一性，犯了 “四概念”错误。

实践证明，法律推理是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审判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随着法律技术日益专门化、职业化，作为刑事司法审判最基本方法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日显重要，如何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正确地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以彰显法的精神是刑事司法审判人员的使命和智慧所在。审判人员在运用具体法条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时，必须通过严密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有利于制约审判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只有这样，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才能不断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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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论文范文11

内容提要: 司法刑法学是一个表征刑法理论体系分化与分工的概念。司法刑法学试图将刑事司法过程纳入刑法学的视域，使刑法思维对经验事实给予应有重视，为此就要将控诉者的刑法学转变为辩护者的刑法学，并使之从寻求科学客观性转向寻求交谈客观性。只有促成这种视域与范式的变化，才有真正的司法刑法学。作为一个例证，对犯罪概念的司法刑法学解读与重述可以显示上述视域与范式转换的意义。

引言

“司法刑法学”的提法意味着什么？这是本文首先需要予以回答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对刑法理论观的检视。据笔者观察，刑法学者往往对刑法方法论津津乐道，却不怎么涉足刑法理论观。殊不知，刑法理论观决定刑法方法论，甚至从这方面讲是刑法理论观，而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刑法方法论。

笔者认为，在现实条件下，刑法理论应包括刑法哲学和刑法学两大类型。刑法哲学是关于刑法的哲学理论，探讨刑法与整个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总体关系。因此，刑法哲学不仅采取外部视角研究刑法，而且也采取整体视角研究刑法。由哲学的本质所决定，刑法哲学是超经验、反思或批判的刑法智慧之学，包括刑法本体论、刑法认识论和刑法价值论等基本范畴。刑法学则是关于刑法的科学理论，探讨刑法的自身结构以及刑法与世界某个部分之间的具体关系。因此，它或是采取内部视角研究刑法，或是采取某个局部的外部视角研究刑法。由科学的本质所决定，刑法学是经验的、建构或实践的刑法知识与技术之学。进而言之，对刑法与世界某个局部之间的具体关系的探讨构成了刑法学的，形成“边缘刑法学”，如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刑法政治学、刑法历史学、刑法语言学、刑法人类学和刑法文化学等；而对刑法自身结构的探讨，则构成了刑法学的核心，包括基础刑法学（或理论刑法学、刑法法理学）、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这些则是“核心刑法学”。刑法学的核心研究与研究之间具有一定的体用关系。

按照此种体系，司法刑法学是面向刑事司法而提供刑法知识与技术的刑法（科）学。因此，所谓司法刑法学，是刑法理论体系分化与分工的结果，是一个表征这种分化与分工的概念，尤其是一个相对于立法刑法学的概念。立法刑法学的总论应以“立罪论”与“设刑论”为理论框架，司法刑法学的总论则应以“定罪论”与“量刑论”为理论框架。目前，刑法学总论并无此种分化与分工，而是笼统地讲所谓“犯罪论”与“刑罚论”。顾名思义，犯罪论（或犯罪论体系）本应是指论一论或系统地论一论犯罪。既然如此，就应为着某种目的，选择某个视角，而不可能在一个逻辑过程中同时从不同层面讨论犯罪。实际上，以往的“犯罪论”主要是定罪论，但这种犯罪论并未紧盯刑事司法过程来研究定罪；以往的“刑罚论”主要是量刑论，但司法定位的模糊性亦使之缺乏量刑论视域。由于缺乏理论体系的分化与分工，以往的刑法学充斥并揉杂了司法的、立法的、法理的和哲学的乃至其他种种层面的理论内容，非司法性的刑法理论问题对这个理论体系具有很大的扰乱作用。

缺乏理论体系的分化与分工的传统刑法学是不可能产生专门的基于司法逻辑而建构的理论体系的，如犯罪概念和刑罚概念这两个司法刑法学的基础概念，其内在精神统一且事关刑事司法全过程，却被机械地放在犯罪论与刑罚论中予以分别阐述，从而破坏了这对基础概念的内在精神统一性，因为传统刑法学在犯罪论中力图实现犯罪概念对报应与预防的统一，而在刑罚论中，却撇开报应性而专从预防性（目的性）讲刑罚；同时，也否定了刑罚概念对定罪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将刑罚权放在刑罚论里讲，另一方面又承认刑罚权关乎定罪，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传统刑法学对（追诉）时效问题历来放在刑罚论（或法律后果论）中阐述，其实按照司法规律，该问题不仅关乎量刑，也关乎定罪。

以上是对司法刑法学的简要说明。那么，司法刑法学是否仅仅意味着在上述刑法理论框架内对传统刑法学理论体系进行清理，而将不具有司法性的内容排除，从而建立一个更清晰的逻辑体系呢？回答是否定的。司法刑法学具有不同于传统的、混沌的刑法学的视域与范式。为了回答司法刑法学的提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本文采取“视域与范式”的路径。所谓“视域”指称“所看”；所谓“范式”指称“所想”。对于任何对象，人们都未曾看到过全部事实，看到什么取决于想到什么。这里所谓看与想，都不是个人性的，而是集体性的，即刑法学界这一“科学共同体”（通过传统刑法学）实然的对刑法的所看与所想，以及（通过司法刑法学）应然的对刑法的所看与所想。本文始于“所看”，终于“所想”，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一、司法结论与司法过程

传统刑法学看到了司法结论，而没有看到司法过程。刑事司法结论，主要表现为刑事裁判（而非刑事裁判书），刑事裁判的实体内容是传统刑法学的视域。传统刑法学为刑事裁判的实体合法性与逻辑性提供了智力支持。所以，刑事裁判所规定的认识过程，构成传统刑法学的逻辑过程。这种逻辑过程是按照有名的“司法三段论”架构起来的。其实，这种认识或逻辑意义上的“过程”，在司法意义上恰恰表现为“非过程性”。因为，它只是死盯住司法结论，而不关心司法过程，似乎后者本来就不应在刑法学的视域之内，而是刑事诉讼法学的专业槽。传统刑法学无视司法过程，这是一个重大失误。

首先，刑事司法过程中有一个吸纳刑事案件的阶段，它像吸尘器那样将社会污垢吸纳到刑事程序中来。人们常将犯罪比作社会病态，其实刑事司法体系不像医院：患者通常是主动投医就诊的，换言之，医院通常是被动吸纳病人的；而刑事司法体系则是主动吸纳嫌犯的，因为嫌犯通常不会主动投案受罚。我们将刑事司法体系主动吸纳刑事案件的机制称为“成案机制”。面对纷繁复杂、无穷无尽的社会事实，它是怎样吸纳刑事案件的？社会行动领域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张对一切行为实施检查的“网”，所谓“法网”只是象征性的。换言之，司法体系不可能像公路检查站或机场安检通道那样吸纳刑事案件。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传统刑法学忽视“成案机制”，可以把刑事案件类型化。

第一，对于绝大多数社会行为，显然不是先予以刑法判断才确定其不是犯罪的，而是根本不会进入刑事司法的视域，没有人会把这类行为与刑法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我国父母教育年幼的子女，即便有的父母简单粗暴，把子女打成了“轻伤”甚至“重伤”，通常也无人将事情捅至公安局。对这类行为，“司法三段论”是毫无意义的。不是公安司法人员乃至普通社会成员熟读了刑法，判定其不是犯罪，才将之拒于司法之外的。这类行为之所以不会花费任何刑事司法资源，只是基于“朴素的犯罪观”。“朴素的犯罪观”是任何社会共同体大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若没有它，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见义勇为的路人，见到小孩即将被大车撞上，奋力一推，小孩只受了伤，但幸免不死，旁观者或家长会如何反应？应该是鼓掌致敬、满心感激，不会认为路人伤害了小孩，更不会怒目相向，要求路人给个交代（给个合法的理由）。这才是真实的人情世故，刑法的判断不能背离人情世故。”“这个案例，依相当因果关系说，……推人是伤害的行为（构成要件相当）……，这行为只能依紧急避难而正当化。但是，用降低危险的观念（指客观归责理论—引者注），则根本不认为那是伤害的行为。”{1}显然，以客观归责论取代相当因果关系说，不仅仅是一个具体观点的更新，更是刑法学视域的转换。

第二，许多社会行为是犯罪，显然是理智正常的人都引以为常识的，“司法三段论”在这里同样无用。诸如杀人之类的行为，往往是只根据常识就可以启动刑事权力。在这里，常常是先根据“朴素的犯罪观”判定为犯罪，然后才在追诉过程中去确定它涉嫌触犯哪条法律。对这种看上去有悖罪刑法定的做法，人们不会责难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总之，对于上述两类行为，可表明法律以社会为基础而不是相反。

第三，有些行为不是只根据“朴素的犯罪观”就能判定其为犯罪的，但也不是先确定触犯哪个法律条文才成案的，而是基于“专业（法律人）的犯罪观”加以初步判定，再从刑法条文中加以验证的。介乎于罪与非罪的疑难自然犯刑事案件（如抢劫），以及新型疑难法定犯刑事案件，大都属于此类。例如，某控股公司a，包括a0、a1、a2和a3等下属公司，a0有限责任公司只包括两个股东，即a1和a2, a0现在已经进入普通清算阶段，债权债务关系、劳动合同都已经清理完毕，对外不负担债务，账面上有大量资金。由于清算时间太长，现在ao想通过股东决议的方式，将这些资金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方式，哪怕利息为零，转贷款给a1或a3使用。这些贷出去的资金，可能在注销手续完成前回来，也可能不能如期回来。那么，这样做是否会触犯刑法，导致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以及资金回来与否会不会引起前述答案的变化，这些刑法问题绝不是以“朴素的犯罪观”所能判定的，但也不能单纯依靠“司法三段论”。显然，如果对该行为毫无犯罪之感，怎会去进行刑法推理。

可见，“朴素的犯罪观”和“专业的犯罪观”分别在不同社会行为的成案机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由于成案机制这个司法过程问题未进入传统刑法学视域，犯罪观的上述二分法在传统刑法学中就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从司法过程意义上被加以理解。

其次，即便是对刑事司法过程中继成案机制之后的定案机制，传统刑法学也将其忽视。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定案机制不是一种单边主义的行政机制，而是一种由控辩审三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多边主义的司法机制，比如定罪过程就是一种在法官主持下的控辩对抗过程和裁判过程。因此，一切反映定案机制的刑法学理论都应该反映出其司法性。然而，作为这方面最重要理论的犯罪构成理论（无论采信何种学说）却至今没能做到这一点。

第一，犯罪构成的定位不够明确。犯罪构成究竟是立法论（立法刑法学）的概念，还是定罪论（司法刑法学）的概念，传统刑法学对此缺乏必要的省察。犯罪构成就其整体而言，不能认为是立法刑法学（立法论）的概念。否则，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四要件论”必定是长期支配立法的理论，既然立法者是以四要件论来规定犯罪的，就不可能在刑法没有全盘修订的情况下讨论四要件论的存废或修正问题。事实上，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被用于解释同一实定刑法，是常有的事。因此，就其整体而言，犯罪构成应该而且也只能是司法刑法学（定罪论）的范畴。这样，犯罪构成是而且只是定罪过程的一种解释性概念。由此，如何理解犯罪构成，取决于如何理解定罪。

第二，定罪的司法性被长期遮蔽。无论是哪种犯罪构成理论，都常常是一种司法结论式的犯罪要件体系，而不是一种司法过程式的犯罪评价体系。应当注意，定罪过程是一种司法活动而非一种行政活动，更不是一种单纯的认识活动。作为定罪模式的犯罪构成，是而且只能是控辩审三方共同使用的司法话语平台，而从罪刑法定主义的立场看，它尤其是辩方的诉讼防卫平台。在定罪活动中，辩方的辩护是防卫性的，即便需要其承担一定诉讼证明责任，也不应要求其自证无罪，而只要求证明至引起法庭合理怀疑即可，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不可动摇地总是在控方。这种防卫性的辩护意见自然总是以否定式命题提出的，而且这种诉讼防卫应当被允许步步为营，哪怕它节节败退。而作为辩护内容的否定式命题，在犯罪构成模式内应有一席之地，这必然表现为犯罪构成的排除性或消极性要件。所以，一种犯罪构成模式是否包含这种犯罪成立条件，是判断其是否反映了定罪的司法性质的“试金石”。德日体系中的“三阶层论”虽然在客观上契合了上述要求，但却并未被德日刑法学者从刑事司法意义上（而主要是从超司法的认识过程上）加以阐述，这是发人深省的{2}。

二、逻辑性与经验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法律理念是：每一个案件均有一个惟一的正确结果，这个结果可以从一系列自然的、不言自明的规则中通过逻辑推理得到。这种古典的法哲学信奉“形式的”或“机械的”的法律观和司法观，裁判过程被理解为纯理性的、演绎性的过程。1880年代，反形式主义的法律观和司法观开始形成，法律开始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政策工具，法律问题的答案会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对裁判过程的理解也由单一的演绎推理向融合了归纳推理的模式发展{3}。1881年，霍姆斯写道：“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时代的要求，主导的道德、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甚至法官与公民之间共有的偏见等种种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因素，在决定人们所应该服从的法律规则时，比三段论发挥着更大的作用。”{3}3形式主义法律观和司法观，专注于法律的确定性、客观性、静态性、文本性，却轻视乃至无视了法律的解释性、正义性、动态性和生活性，奉逻辑思维为司法推理的唯一准则。其实，离开经验思维，任何司法推理都是不可能的，形式主义只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已。“形式主义者经常会把一些带有意识形态或者政治色彩的判决通过逻辑伪装成客观的、不偏不倚的绝对正确的结论。”{4}传统刑法学看到了司法的逻辑性，而未看到司法的经验性，实质上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色彩。

首先，“司法三段论”只讲逻辑而不讲经验。反对唯逻辑是从、强调经验的司法意义，并不是反对逻辑，[1]而是主张要在遵从逻辑的形式推理基础上，经由经验思维而实现司法推理的实质化，从而完成一个真正完整的刑事司法推理过程。“司法三段论”只是司法推理过程的一个片面，而不是完整的刑事司法推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单纯讲“司法三段论”就有倒果为因之嫌。

第一，作为“大前提”的法条，已然是司法过程的一个认识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是认识的结论而不是认识的起点。例如，何谓物品，对这一制作、贩卖和传播物品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界定是将该罪法条适用于处理被指控行为的前提条件，但对物品的界定本身，却主要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经验问题，这个经验问题的解决要借助于科学的民意调查{3}125-150。同理，寻衅滋事之类的规范术语，也是要经过经验思维才能明确的。

第二，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并不是其发生时的“原生态”事实，而是已然经过司法程序的过滤并在其中被建构过的事实。如看上去完全正常的行为人实施了刑事违法行为，法庭认定其构成犯罪，是与被告出于某种原因不提出精神病辩护意见相关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被告，只要没有提出精神病辩护意见，刑事司法体系不会主动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如果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均进行精神病鉴定，刑事司法就无法运行。这说明在刑事司法中，司法官会看到什么样的案件事实，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法官“兼听则明”，法官的“听”是以控辩双方的“说”为前提的，而“说”又以控辩双方的“想”为前提，法官“听”之后还要“想”。不经过这些环节的建构，就不可能按照程序正义的要求形成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司法认知。各诉讼主体怎样“想”，取决于其各自的理论架构及由此决定的思维方式。它决定了各诉讼主体在法定诉讼期间内，从案件的“原生态”事实中会在意什么、看到什么，从而在诉讼中说出什么、听到什么，他们看到的、说出的、听到的就是被建构过的、被意义化的案件事实。例如，辩方若未意识到某一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定罪意义或量刑意义，就等于未看到这一事实，也就不会在诉讼中说出它（除非无意之间说出了它），控方如果也基于同样的无意义判断而无视这一事实，这一事实可能终难有机会成为法官断案所依据的“案件事实”。再如，即便辩方或控方说出了某一事实，在法庭上确为法官所听到，但如果法官基于自己的理解而认为此事实无司法意义，那么法官听到了也等于未听到，因为此事实会在法官随后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建构中消失（被删除）。

第三，作为“结论”的刑事裁判，也并不是像形式逻辑学所说的那样是纯粹演绎的结果，其推理过程中经过了各诉讼主体的博弈，从而掺杂了各种价值观念或政策选择，生成为一种“混合物”。不仅人们能够顺利达至一致司法结论所依赖的刑事推理运用了经验思维，而且那些通过逻辑推理不能得到唯一结论的刑法解释和适用，最终也离不开以经验加以评判和选择；即便逻辑推理结论是唯一的，但只要其背离正义感，最后也会得到经验的某种修正。德日“三阶层论”的违法性、责任性判断，尤其是后者，显示了司法对经验的正视与尊重，这是追求基于一般正义的个别正义所需要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刑事司法是个认识过程，但本质上并不是认识过程，而是冲突解决过程，这决定了刑事司法必须基于逻辑，惟此才谈得上“晓之以理”，但刑事司法所讲的“理”，又不是外物之理，而是生活之理，这种“理”不是遵循逻辑而排斥情感的，而是以逻辑为基础、以情感为归宿的。

第四，刑事裁判的表述者从逻辑需要出发，将上述司法过程中的认知和评价整理成一个三段论的推理结构，以彰显法律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外在性。正如波斯纳所说：“三段论的推理非常有力，又为人熟知。因此，渴求自己的活动看上去尽量客观的律师和法官都花费了很大力气使法律推理看上去尽可能像是三段论。”{4}51-52然而，正如前述，是什么指导人们确立了作为大前提的法条？是经验。是什么指导人们确立了作为小前提的事实？是观念。是什么指导人们在司法中进行博弈？是立场。刑事司法中的经验、观念和立场全都存在着对立，全都渗透在定案机制及成案机制之中。如果刑法学正视定案机制及成案机制，就不能无视这些对立；如果刑法学无视这些对立，就背离了司法过程，也就背离了刑法的本质。

其次，传统刑法学视域中的行为和行为人，是脱离了具体环境和背景的抽象的行为和行为人。不讲行为环境，不顾实际背景，刑事司法的正义性就只能立基于逻辑。无视经验对于刑法正义的建构作用，就只能停留于无情的一般正义层面，而无法实现人道的个别正义。例如，甲某与乙某在打牌时发生口角，进而扭打起来，甲抄起凳子将乙砸成重伤。事后，甲将乙接到自己家中，好生侍候，乙伤势渐好。数月后，甲无力继续照顾乙，但乙不依不饶，声言甲如不继续照顾，便向公安机关告发，甲无奈，逃离家乡。甲在外打工数年，始终心存愧疚，在其返家后，上门将积蓄的数万元赔付乙。公安机关得知甲回来，将其刑事拘留。乙得知后到公安机关为甲求情，要求不再追诉甲。对于此案，按照传统刑法学思维，在定罪时是只看“事”而不看“事后”的，即只看行为本身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要件，而不看行为人事后表现对定罪的意义，尽管承认其量刑意义。这样看问题，便是只讲逻辑，不讲经验，这绝不是当代法律应有的态度。

法律既是无情的，更是有情的。法律之所以无情，是因为法律具备形式判断的特性；法律之所以有情，是因为法律追求以一般正义（形式理性）为基础的个别正义。现代刑事司法越来越透过形式化而追求实质化。所谓实质化，必是个案化、经验化，亦即透过逻辑而诉诸经验。如此，在定罪时就不能只看抽象的行为和行为人，而要看行为时的具体环境和行为后的实际表现。在上述案件中，事实是行为人并未被即时抓捕，客观上具有了事后表现的机会。真正完整的法律正义绝不会无视这一事实而仍旧只以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为标准来决定是否予以追诉，否则，刑法上的追诉时效制度就成了无本之木（此案当然并未超过追诉时效）。

再次，传统刑法学视域中的犯罪形态概念，缺乏对司法经验的关照。例如，对抽象危险犯不同于行为犯之处的理解，离开司法的经验性是难以做到的。刑法规定了非法持有罪，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合法证明而持有，是因为他在上班路上的一个街角偶然发现的，他怀疑是前一天夜里贩毒分子在此交易时不小心掉落的，遂决定先行控制该物，以免重回毒贩之手遗害社会，待上班后联系公安机关以转移对该物的控制，尚未等其转移控制，便被人告发“非法持有”。显然，非法持有罪的立法本身就是运用司法经验的结果，因为考虑到非法持有者“十有八九”是制毒、贩毒、运毒等的行为人这一高概率经验判断，而从证据上常常无法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有这些犯罪行为，故为了减少检控方的证明压力（司法推定）而规定了该罪，这对形成惩治犯罪的严密法网具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在司法中必须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证的诉讼权利。在上述案件中，只有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证，才可能“真相大白”。可见，反证的过程就是以经验修正逻辑（司法推定）的过程。因此，行为犯、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和结果犯的犯罪形态分类不仅具有构成要件论意义，而且具有刑事诉讼意义{5}。

最后，传统刑法学片面强调逻辑的司法推理作用，无助于在社会变迁中促进刑法发展。霍姆斯说：“法律的形式和实体的发展是一对矛盾。法律的发展在形式上是符合逻辑的，依照正统的理论，新的判决总是从先例中用三段论式的推导得到。然而，……流传至今的先例产生时的用处已经不复存在，当时如此判决的原因也早已被我们遗忘。在遵循这样的先例时，仅仅靠逻辑推导，常常会导致错误或混乱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法律的发展具有立法的性质。法官很少承认一种因素，即使承认，也用歉意来掩饰，这便是对什么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的考量。可是，这正是法律的生命力暗藏着的本源，是它让法律从生活中汲取营养。……经验丰富的法律人不会为了符合逻辑而放弃法律的价值，在他们手中，新的更合时宜的原因会被应用到原先的法律规则上，这些规则也会逐渐获得新的内容，从而最终摆脱原先的枷锁，获得新的形式。” {3}3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新情况、新问题、新观念不断涌现的时期。这既是我国刑法发展的契机，也对传统刑法学及其法律观、司法观提出了有力挑战。如果刑法学的视域与范式不作出调整，必然导致大量不应被定罪的人被定罪乃至被关进监狱，许多应被定罪的人反而不被定罪。

三、权力之学与权利之学

传统刑法学无视司法过程和司法的经验性，其实这对刑事辩护者是不利的。这一判断引出了传统刑法学的范式问题，传统刑法学是控诉者的刑法学，而非辩护者的刑法学。

传统刑法学之所以起到的是有利于控诉者的作用，有一个起源论意义上的社会背景。“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确立刑法学范式的时代，正是形式主义法律观和司法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刑法在刑事司法中被要求严格适用，禁止对刑法进行解释。在这种法律观和司法观之下，刑事辩护仅限于事实和证据，对于刑法的适用并无用武之地。控诉者总是倾向于从刑法形式（形式正义）上评判行为，而辩护方却总是希求从刑法实质（实质正义）上评判行为，所以在绝对罪刑法定主义时期形成的刑法学范式，是不利于刑事辩护的。在罪刑法定主义转向相对之时，这种传统范式受到了挑战。19世纪末德国著名的“癖马案”不仅意味着一个具体概念（期待可能性）的肇端，更意味着一种刑法学立场的转型，即从控诉者的刑法学开始转向辩护者的刑法学，从权力之学转向权利之学。这与前述美国法律形式主义受到有力批判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二战以后，相对罪刑法定主义更加有利于刑事辩护。1970年代德国出现的客观归责论，鲜明地体现了刑事辩护者的诉求。例如，甲劝乙乘飞机旅行，嘴上说的是飞机如何舒适、体面、快捷，可心里想的却是乙乘坐飞机一旦出事，就会机毁人亡，乙不知有诈，采纳了甲的“建议”，结果死于空难。对此类行为，执掌刑事权力的检控机关若要真的追诉，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传统刑法学并不致力于此类案件的有力辩护，辩护方要从中找到无罪辩护的观念基础和逻辑依据，难矣哉！刑法学将诸如此类的疑难案件纳入理论视域，是采取辩方优位的司法范式之结果，否则认真建构这类行为的为什么不是犯罪的观念基础和理论逻辑？

在我国，由于司法现实中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的混同，传统刑法学的追诉立场实为控审合一的立场，这同样决定了我国传统刑法学的观念基础和逻辑建构。控审一旦合一，司法过程就会异化为行政过程。所以，传统刑法学成了刑事权力行使者的知识和技术体系，而对于刑事辩护者实在没有多大帮助。例如，一位妇女下班后由于急急忙忙赶回家照料独自在家的7岁儿子，一不小心闯了红灯，被在路口值班的交警拦下，该妇女再三解释和道歉，诚恳表示下次注意，但由于该城市正在争创“文明城市”，交通执法从严，交警便非要滞留该妇女接受处罚不可，而该妇女在群众围观之下恼羞成怒，强行要离开，交警则拉住其衣袖不让走，结果矛盾升级，该妇女“话赶话”地指责交警想要非礼她不成，盛怒的交警叫来相关同事，最后对该妇女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实施刑事拘留。传统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理论是有利于警察所作刑事决定的，因为该妇女的行为在形式判断上确实符合了妨害公务罪的要件。就是说，按照传统刑法学，“依法”追诉这类“犯罪”是容易的，但辩方否定其犯罪性却是不容易的。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这类例子并不少见。例如，甲是生产纽扣的私营企业主，将各种材质、型号、颜色的纽扣分门别类加以包装，准备出售，而乙挟私报复，乘甲不在，将这些纽扣倒在一起，致使甲无法出售这些纽扣，如将其废弃，损失惨重；而要将其出售，必叫人将其分拣开，为此要支付5万元费用。按照传统刑法学，为该行为作无罪辩护的理论支持是相当匮乏的。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后者再三催要不给，气愤已极的农民工群殴了该包工头，致其轻伤，传统刑法学是不利于农民工无罪辩护的。行为人与被害妇女事后和好，结为夫妻，生儿育女，稳定和美，突然被查获此事的公安机关逮捕，妻子儿女哭闹着不让抓人，街坊邻居同情垂泪。这些都是法律形式主义的写照。

不难发现，控诉者的刑法学通常是立足于简单案件的刑法学。对于简单案件，传统刑法学确实能够有效说明为什么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是合法的，但问题是简单案件的处理往往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传统刑法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于占刑事案件绝大多数的简单案件屡试不爽，但当其运用于占刑事案件案很小比例的疑难案件时就基本失灵，这正好体现了传统刑法学的控方立场。疑难刑事案件之所以疑难，往往是因为按照传统刑法学的定罪理论加以处理应该得出有罪结论，而这一结论又违背常理或朴素正义感，不具有应有的“社会效果”。

应该承认，在法治初创时期，传统刑法学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在能否处理好占刑事案件很小比例的疑难案件日益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法治状况和司法水平的“试金石”的今天，立足于简单案件的传统刑法学越来越捉襟见肘。因此，刑法学应该具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问题意识只是表面，就治本而言，刑法学应当转换立场，摈弃服务于控审合一的行政化立场，采取向辩方倾斜的司法立场。应当看到，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是以制约和规范刑事司法权、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为首要价值目标的。因此，面向司法实践的刑法学本应采取向辩护方倾斜的立场，故而刑法学应当成为“（刑事）权利之学”，而不应再是“（刑事）权力之学”。这是现代刑法学与古代刑法理论（如我国古代的律学）的分水岭，或者说是检验刑法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的“试金石”。刑法学通过关注疑难刑事案件，建构有利于刑事辩护的知识与技术系统，使刑法学本身成为制约和规范刑事司法权的重要力量，如果国家机关追诉犯罪由此变得没那么容易，而为犯罪作无罪辩护却变得相对容易些，人们就自然会生活得更为安全，更能免于受刑事权力威胁的恐惧。

综上所述，传统刑法学是与刑事司法高度行政化相适应的，是与形式主义法律观相适应的，也是与追诉立场的刑事司法观相适应的。司法刑法学应当扬弃这种传统范式。

四、科学客观性与交谈客观性

任何一种刑事司法体系，均包含一定的诉讼主体和诉讼程序，各诉讼主体在相应的诉讼程序中形成一定的诉讼构造，而诉讼构造的运行程序即展现为诉讼过程。刑法是刑事司法体系得以存在、运行的实体法律依据；反过来，刑事司法体系则是刑法得以解释、适用的基本依托。既然如此，刑法学能离得开刑事司法体系吗？“徒法不足以自行”。由刑事司法的本质所决定，刑法是在法官（审判主体）、检察官（控告主体）、被告人及其律师（辩护主体）的程序性互动中得到解释和适用的。将控辩审三方主体纳入刑法学的视域，就是将刑法的解释和适用建基于寻求他们之间的交谈客观性。

美国法官波斯纳对于法律和司法判决的“客观性”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客观性”有3种不同的含义：第一，形而上学式的客观性，即与外部实体相符合的本体论上的客观性；第二，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即强调可复现性的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第三，交谈上的客观性，即讲求合理性的交谈性的客观性。波斯纳认为，法律的客观性既非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常常也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而是交谈的客观性。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成员在其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同质性、纯一性越高，多元性越低，那么他们就某问题达成共识的机会便越大，法律和司法判决的客观性的可能性便越高{6}。这种意义上的客观性，不过是合乎情理，“而所谓合乎情理就是不任性、不个人化和不（狭义上的）政治化，就是……有说服力的但不必然是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这种客观是可以修改的”{7}。德国客观归责理论中的所谓“客观”，即可理解为这样一种交谈性客观。正如学者所说，客观归责的“客观”，是犯罪事实之外的社会（目的）的客观需求，是从犯罪之外的更高（刑事政策）视野去考虑对行为人的归责。“客观”的另一层意思，应当如罗克辛指出的：这种责任理论不是单纯抽象和理论性的体系结构，而是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一种方法{8}。

传统刑法学不是立足于这种交谈客观性，所以它看不到各诉讼主体及其意见纷争是不足为怪的。传统刑法学努力采取超司法的认识视角，其实质是采取自然科学的范式。因此，传统刑法学的著述必然以貌似超越诉讼主体的立场来谈论和表述某种其认为正确的刑法解释结论。而在实质上，这种著述却不可能做到超司法，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研究刑法问题，只不过不自觉地采取了某种诉讼主体的立场，并常常不自觉地从一种诉讼主体立场滑向另一种诉讼主体立场。基于此，传统刑法学的各种观点之争，常常隐含着诉讼立场的不同，试图在不同诉讼立场之间寻求一致是可能的，而试图在它们之间消除矛盾却是不可能的。这种立场问题并未进入传统刑法学的视域，所以没有机会得到揭示。

对交谈客观性的诉求，意味着司法刑法学应该是致力于研究在刑事司法中如何解释刑法的学问。定罪与量刑都是刑法解释过程。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通过定罪与量刑两个环节得到适用。因此，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参与者和可能参与者，是一个刑法解释共同体。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在司法刑法学上定位刑法解释的，因此有关刑法的立法解释能否成立等问题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它属于基础刑法学或立法刑法学的问题。

一方面，在刑事司法中解释刑法，必须有一个共许的前提，它构成刑法解释共同体解释刑法时不需要解释的“前理解”。若无这个前提，一切均需解释，就无从解释刑法。这个共许的前提包括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与刑罚的概念。

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刑法语言和法条形式集中反映了刑法的精神实质和刑法解释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刑法解释共同体最基本的共同语言，构成了在刑事司法中进行刑法解释最基本的前提。“道不同不相与谋”，刑法解释共同体之“共同”，最基本的就是这种反映在刑法基本原则之中的共同道德精神。因此，司法刑法学应该先予阐述刑法基本原则，以确立、维系和巩固刑法解释共同体的基本共识。

罪刑法定主义只能反面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而不能正面表述为“法有明文规定必为罪，法有明文规定必处罚”。换言之，在实行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看来，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要件的行为绝对不是犯罪，而符合刑法规定的要件的行为未必是犯罪，到底是否犯罪，还需进一步在司法过程中作实质判断。例如，按照刑法规定，有刑事责任能力者盗窃财物数额没有达到较大标准或者盗窃没达到“多次”标准，绝非犯罪，但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或多次盗窃，虽符合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构成要件，但还未必是盗窃罪。如若不是这样理解，刑法观和刑事司法观就必然陷入形式主义，也就没有任何交谈客观性可言。

如果说罪刑法定主义体现的是一种普适的法律价值，那么犯罪与刑罚的概念则主要反映着本国刑法文化的特质和现实要求。如前所述，犯罪与刑罚的概念是通过刑法解释共同体共有的犯罪观与刑罚观，实实在在地作用于成案机制和定案机制的。而犯罪观与刑罚观，都有“朴素的”与“专业的（法律的）”之分。朴素的犯罪观与刑罚观，是刑法生活[2]世代传承、潜移默化的结果，作为普通民众自发文化观念的一部分存在于人情世故之中，构成专业的犯罪观与刑罚观之基础，这不仅是由于专业的法律人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更是因为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而不是社会以法律为基础。但专业的犯罪观与刑罚观，具有刑事权力的政策性基因与刑法理念的前瞻性基因。例如，朴素犯罪观的事实根据主要是自然犯，但现代刑法走向了“法定犯时代”。在法定犯的立法与司法上，朴素犯罪观鞭长莫及，要倚重于专业的犯罪观。在此，专业的犯罪观将朴素犯罪观的基本内核创造性地运用于法定犯立法与司法中{9}。再如，朴素犯罪观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保守性和非理性，法律人在刑事司法中以法律的名义认可朴素犯罪观的同时，理应对其中保守的、非理性的因素予以合理限制，尽管不应超过朴素犯罪观的容忍程度。朴素犯罪观对于极端悖德的犯罪具有全面否认罪犯人格的倾向，专业犯罪观应对此加以矫正，以保障罪犯人权。朴素犯罪观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对于某些法定犯），可能认为只要符合刑法的字面规定就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专业犯罪观并不那么认为。现行《刑法》对贪污罪、规定的起刑数额是5000元，但目前司法实践对许多涉案金额几万元的贪贿行为并没有移送法院，而“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10}。对此类司法现象的分析，要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犯罪观与刑罚观的检讨入手。如果刑法解释共同体缺乏共同的、专业的犯罪观与刑罚观，那么，刑法解释过程必定充满随意性或自发性。例如，一名6岁女童长期被父母以不听话为由用铁钳烙烫，遍体鳞伤。对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警方却仅仅给予行政拘留，表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3]其犯罪观“朴素”得真够可以！笔者认为，即便为女童抚养和监护之利考虑，至少也应对施暴的父母定罪，至于免刑、缓刑或是监外执行则另当别论。

另一方面，目前的通说将司法实践中的刑法解释看作是司法机关的专利，据此，如果刑法解释未脱离司法活动，也只是将刑法解释作为司法结论的一种根据或一个部分，这毋宁说是使刑法解释脱离了司法过程。将刑法解释看作与司法过程并无必然联系的概念，这集中表现在传统刑法学将刑法解释分为有权解释与无权解释。在哲学解释学上，当然可以将理解与解释同一化，但司法活动不是读书看戏那样的解释活动。司法刑法学对刑法解释的定义应尊重司法刑法学的定位与目的，是司法刑法学决定刑法解释的定义，而非相反。所以，司法刑法学应当承认和强调刑法解释的司法性。据此，有权解释与无权解释之分实属不当。

同样，不能混同理解与解释。在司法刑法学上，理解是任何人与刑法文本之间的解读与被解读关系，而解释则是各诉讼主体按照诉讼程序，基于各人的理解就如何使刑法具体化、个案化所发生的法律交谈关系。刑法解释只不过是从刑法的具体化、个案化角度对刑事司法换个说法而已。如果法官、检察官和警官私下里（指以任何违背程序正义的方式）根据自己（包括任何审判组织）的理解，对案件作出实体处理也叫“解释”，那么，这种概念就背离了司法刑法学的范式。司法刑法学若不把相关概念界定得符合规范司法权并证成法治之程度，就有违罪刑法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刑法学不能与刑事诉讼法学唱对台戏。

五、司法刑法学的一个例证

综上，司法刑法学试图在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中见传统刑法学之所未见，思传统刑法学之所未思，即将刑事司法过程纳入刑法学的视域，使刑法思维对经验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将控诉者的刑法学转变为辩护者的刑法学，并使之从寻求科学客观性转向寻求交谈客观性。只有造成这种视域与范式的变化，才会有真正的司法刑法学。下面，笔者以犯罪概念的司法逻辑之建构为例来说明司法刑法学视域与范式的独特性。

我国《刑法》第13条表述了犯罪概念，但传统刑法学对这一概念的理论分析显现了视域和范式的模糊性或不自觉性。无论是“三性说”（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还是“两性说”（社会危害性、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性），抑或其他学说，大都缺乏司法逻辑。姑且以“三性说”为例来说明。

在立法刑法学的“立罪论”上，理论逻辑的起点应是社会危害性，因为立法者是着眼于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来遴选犯罪的。但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一小部分可能被立法者规定为犯罪，因为立法者要考虑的是其应受刑罚处罚性问题，而在作此种考虑时，立法者不仅要考虑到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还要考虑到犯罪的总体形势、总是稀缺的刑罚与刑事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涵涉了这些考虑的应受刑罚处罚性概念在逻辑上丰富于、高于社会危害性的概念。在对行为的应受刑罚处罚性作出判断之后，立法者将赋予入围的行为以刑事违法性，这是一个类型化、抽象化过程，其间运用了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所以，刑事违法性又是比应受刑罚处罚性更丰富、更高级的概念。

而在司法刑法学的“定罪论”上，理论逻辑的起点应是体现形式理性的刑事违法性概念。形式理性体现了现代社会对法的确定性、安定性的追求。体现这种形式理性的概念只能是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性处在相互关联的逻辑架构之中，这决定了刑事违法性在此只能是一个形式性概念，而不可能同时又是实质性概念，否则作为刑事司法逻辑起点的形式理性是没有哪个概念来承担的。刑事司法从刑事违法性这种形式（其乃是“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一实质的形式）出发，对涉嫌犯罪或被指控行为进行刑法判断，有利于法治的建立，因为法治之法必须具有形式理性的首要特征，它是规制刑事司法权的第一道门槛。

在刑事司法中，只有刑事违法的行为才值得作进一步判断。传统刑法学不分立罪论与定罪论，笼统强调社会危害性对犯罪的本质意义，及其对刑事违法性的决定意义，在实践中很容易误导司法者基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而牵强附会地理解刑事违法性，而刑事违法性所具有的形式理性特征即在此过程中被瓦解。只要采取司法范式，就不难明白，社会危害性其实是一种不具有独立意义的属性概念。因为，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说的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这并没有否认“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所以，社会危害性概念不能提供罪与非罪的司法界限，在司法刑法学上可以被删除。

对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作进一步司法判断，自然就进入了实质理性的领域。哪个概念能担当此任呢？自然是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一概念，所以，它是一种实质理性概念。也就是说，在刑事司法中，一种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或者说是否为刑法所禁止，应该是一种容易取得普遍共识的形式判断，而接下来的应受刑罚处罚性判断，则是一种不易作出的实质判断。但在传统刑法学中，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应受刑罚处罚性只是犯罪的法律后果，所以刑事违法性判断就包办代替了应受刑罚处罚性判断。于是在理论逻辑上，阐述了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之后，应受刑罚处罚性实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刑法教科书只好一笔带过。通过从一开始（从社会危害性判断开始）就存在的实质判断效应的步步传递（先后经由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刑法判断始终欠缺形式理性。这种理论逻辑毫无司法逻辑的性质。

令人欣慰的是，《刑法》第13条并没有从这种理论出发，它指明了“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之后，接着表述“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但书”。这一逻辑结构意味着，“都是犯罪”这一前段，指称的是刑事司法中刑法的形式判断。因此，尽管字面上同时出现了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三性”概念，但从刑事司法的逻辑而言，是不能将这3个概念平行并列的；相反，只能对它们作结构性理解，即前段的逻辑重心，是在讲犯罪行为是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而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两个概念只具有使相关表述变得完整的意义。“但书”这一后段，指称的则是刑事司法中刑法的实质判断。当然，正如霍姆斯所言，在占刑事案件绝大多数的简单案件中，墨守成规是每个法官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而且规则之治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公平之治{4}。也就是说，在简单案件中，经过形式理性的判断，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通常就是犯罪，接下来进行的实质判断自然是印证形式判断的正确性。真正使后继的实质判断否决了先前的形式判断的案件，只是占刑事案件比例很小的疑难案件，这便是“但书”的使命。因此，“但书”这一后段的逻辑重心，是在讲具有刑事违法性（自然也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不都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如果案件中的行为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即便其具有刑事违法性，也“不认为是犯罪”。

显然，如果“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连刑法都不违反，“但书”就是多余的。然而，法律应被假定为没有多余的话。因此，《刑法》第13条一方面说的是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都是犯罪，这是形式（如上所述，此乃应受刑罚处罚性之形式）判断；另一方面说的是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虽刑事违法，但不认为是犯罪。“但书”之所以使用“不认为是犯罪”，而非“不是犯罪”，表明“都是犯罪”的判断是一般性、类型性判断，而“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是刑事司法中个案的、具体的行为。作为法条体系，刑法无法一一判断个案中的具体行为，但作为刑法精神的刑法却要求刑事司法从法条到个案的刑法判断，也就是从形式到实质的判断。实质的判断必然是个别的判断，但要通过形式判断这一必经阶段。可以认为，“但书”要求刑事司法在定罪中从表面上符合刑法规定的要件的行为中注意剔除那些按刑法精神不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因此，“但书”并不是要在承认犯罪具有“三性”的情况下又从具有“三性”的行为中否定一些行为的犯罪性，否则犯罪的刑法标准以及刑法的形式理性就荡然无存了。

可见，同样是犯罪的“三性”，在立罪论与定罪论的不同逻辑中却有不同的关系。揭示出上述不同，便是采取司法刑法学范式的结果。

按照司法刑法学的范式，很多刑法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例如，刑法对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等犯罪形态的规定，从法律字面上看不出要求刑事司法在定罪中对个案的具体行为进行实质判断的意思，只是规定了在量刑上要适当从宽（包括免除）处罚。可是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行为从法律形式上判断符合相关犯罪的预备犯、中止犯之要件，实际上并未被追诉，这是否意味着执法不严或有罪不究呢？显然不能这样看，因为这是进行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一实质判断的结果，所以这体现了社会正义的客观要求。再如，甲拿起菜刀意欲冲到乙家砍死乙，被人及时劝止，事后通常不会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说甲涉嫌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中止）。不能说这种行为不是刑法所禁止的，而只能说这种行为在刑法看来不应受刑罚处罚，故不认为是犯罪。又如，贪污、受贿几万元的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的要件，但在腐败相当普遍而严重的情势下{11}，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应受刑罚处罚，不认为是犯罪，所以不予追诉是合乎刑法要求的。

【注释】

[1]霍姆斯高度重视逻辑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他说：“律师受到的训练就是在逻辑上的训练。类推、区分和演绎的诸过程正是律师们最为熟悉的。司法判决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逻辑语言。”“法学家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了解法律的内容；也就是从内部进行研究，或者说从最高的属到最低的种，逻辑地整理和分类，以满足实践的需要。”转引自：马聪．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法律观[j]．北方法学，2009,(5):52-53.

[2]所谓刑法生活，不同于刑法实践，后者包括刑法的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它们分别是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能活动为中心的，而刑法生活则是指广大社会成员之间因一定的社会冲突而发生自发性互动，从而维持或形成趋于一致的具有刑法的立法或司法意义的法感情、法观念的过程。刑法生活现实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有关刑法立法或司法的“人民法感情”、“平均人刑法观”。它不仅构成刑法的立法或司法的一般基础，而且为制定或解释、适用具体刑法规范提供基础、界限。因此，刑法的解释和适用，如同刑法的制定一样，对于世道人心、人情世故不能太过离谱，可偏离的程度亦取决于刑法生活现实所能容许的程度。在这种容许程度内，方有刑事政策的用武之地。

[3]据2009年11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4小时”栏目报道，此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对受害女童的父母仅行政拘留5天，警方不予追诉其刑责。参见：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六岁女童遭父母虐待—屁股被铁钳烙得血肉模糊[eb/ol].(2009-11-10）http,//www. chinanews. com. cn/life/news/2009/11-10/1955768.shtm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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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论文范文12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主要误区

在新中国成立近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国家法治已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而且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也积极推动了国家法制建设继而为司法改革的顺利启动准备了条件。随着党的十四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目标以来，从法学理论界到司法实务界，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依法治国的建设高潮，同时也启动了司法改革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学术界系统疏理了西方法治的发展源流、国家法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法治建设主要内容及阶段步骤等问题。但如何将成熟的法治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既要参考借鉴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又要顾及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国情，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受地理阻隔及多种因素影响，东西方制度文化的交流对话一直存在诸多障碍，改革开放扩大了对外交流但受语言文字所限，我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大量英美法国家的法典及著述，当然通过英语也转译编著了一些大陆法国家的法学著作，但学术界明显倾向于赞同借鉴英美法国家法律制度的改革思路。同样，部分刑事诉讼法学者对英美法国家刑事诉讼领域若干制度安排与程序设置趋之若鹜，过度强调了引进英美法国家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必要性而对大陆法国家职权式诉讼制度研究重视不够。继而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大陆法国家的职权式诉讼十分近似，提出必须借鉴英美法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来全面改造我国刑事司法的具体设想。实际上，客观理性认识世界各国法治发展主流趋势，正确处理本土与域外的关系，确保移植后的法律制度在本土生根和成活才是司法改革必须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具体实践“穿新鞋、走老路”现象证明此次修改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实践证明，“只有内生于本国深厚土壤的司法改革，才能体现时展的要求，才能真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必须立足国情条件，探索符合本国司法国情条件的司法发展道路。”［1］在探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及刑事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摒弃那种不顾现实国情的过分理想化的改革思路，一味强调某些法治国家的做法好就主张全面照搬而不考虑该制度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条件，不考虑制度的本土适应性而片面奉行拿来主义，从而导致改革后的制度运行不畅甚至阻塞现象出现。

与片面钟情于英美法制度的极端论调相比较，另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不仅在刑事诉讼法学界，而且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持续发酵和广泛蔓延，那就是认为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制度文明远远超过世界任何国家，没有必要向其他地域文明学习而只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就足以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带来的整体国力提升而产生的盲目自大情绪正在逐渐扩展，有关“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争执正在影响甚至冲淡早先确定的法治理想，国家法治的具体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衰减态势。有人曾断言，世界不存在普遍的法律模式，中国法治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2］(P55)其中预设的理论推断便是西方法治经验对于中国指导十分有限，制度设计需要根据中国情况结合自身历史加以总结和创新。应当明确的是，制度创新固然需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更需要吸收和借鉴。唯有如此，制度创新与文化进步才有可能。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又模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3］(P271)那种认为西方法治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论断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现实情况，因为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或者正在朝着民主法治方向建构本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上述思维投射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领域中，便是过分强调中国本土经验的合理性而否认改革的必要性。诸如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大优越性，检察监督具有完全正当性，刑事司法权力配置与制度安排有充分的宪法依据而不需要体制改革，只需要进行具体工作机制的改革完善等等。目前，随着司法大众化命题被热烈研讨并付诸具体实践，产生了一股否定“司法职业化与精英化道路”的改革思潮。而司法的职业化过程早已被西方法治国家证明是必须坚持的法治化根本立场和基本路径。当然司法本身不可能远离民众，应当坚持二者的协调统一，反对人为割裂。刑事诉讼法学实证研究正全面取代价值研究与比较研究而成为主流研究范式，但其过分注重本土经验的思维方式与理论学说反映出研究领域中存在相当程度的关门主义情绪。

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两种极端倾向不同，司法实务部门不太关注学界中的理论争执。在党和国家还没有就司法改革进行总体布置和统筹安排的情况下，司法专门机关已经如火如荼在各自辖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刑事司法改革探索行动。有的地区和部门比较注重结合本地实际提出改革具体目标，如有效打击犯罪以维护治安问题、具体办案工作机制问题以及刑事司法如何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反映民情等问题;有的地区和部门则紧跟刑事诉讼法学前沿研究步伐，急切尝试引进陪审团、沉默权、辩诉交易、先例判决等英美法国家刑事司法的具体程序制度而不考虑可能产生超越国家宪法和现行法律规定的违法后果。各个地区的司法改革与各个部门的司法改革甚至同一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司法改革在目的、内容、阶段与具体步骤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使得司法改革呈现出眼花缭乱的景象。有学者批评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透明度不高，国民的参与主体性严重缺失，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要求相差甚远。［4］我们认为，国家司法改革本身是一项制度建设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理论论证，更需要对司法改革的目的、内容、阶段、实施步骤及相关配套措施做出全面系统的谋划和科学理性的设计。前述那些各行其是与遍地开花式的司法改革实践完全依靠摸索，不仅具有浓重的感性色彩与探索尝试性质，而且其做法往往前后矛盾、上下抵触甚至左右冲突。［5］这种改革本身是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恣意破坏，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与司法公信力，将会带来普遍的司法信任危机。刑事司法改革理应经过严密而充分的理论论证，并将改革举措作用于具体实践，然后再对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并上升为制度规则，最后回到实践中加以验证和正式实施的过程。自行其是与遍地开花式的刑事司法改革，其结果只能使改革裹足不前与徘徊反复。既不可能促进改革取得成功，甚至可能使国家司法制度陷入十分混乱的格局。#p#分页标题#e#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误区反映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谬误

深刻反思上述改革不良倾向，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诸多认识论和方法论谬误，这些谬误如果不及时检讨就会对刑事司法改革进程带来严重危害，研究这些错误并适时加以校正是保证刑事司法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因为任何改革实践既不能离开基本理论的科学指导，更不能违背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作为指导人们实践的理论体系与科学方法是展开司法改革实践探索的关键钥匙，刑事司法改革同样需要切实遵循。只有掌握司法制度理论的普遍规律与基本的方法论工具并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理性的价值观，才能展开切实有效的刑事司法改革路径探索。具体来说，刑事司法改革中存在的认识谬误主要有以下表现:

全面引入对抗式诉讼制度与过分强调程序优先是刑事法治一蹴而就速成论的典型表现，其错误在于对法治产生发展的复杂性作了简约的历史解读，低估了通过法治模式治理社会需要的各种条件，尤其是忽略了英美法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独特背景。众所周知，现代法治文明发源于古老的希腊罗马时代而成熟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而且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才发展到今天的成熟形态。早在希腊城邦时代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崇尚正义与法律的文化传统，罗马更是将形成于希腊时代的法治思想发展到简单商品经济时代极致。中世纪时代神灵崇拜取代了法治信仰，但是神学家对神法、自然法与人为法的注释和阐发使得神学思想成为了孕育近代法治思想的母体，神权与王权的竞争和较量最终成就了法律至上的思想传统。经过罗马法注释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加之地理大发现与工业革命，最终推动了影响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总爆发。经过几百年新旧制度的猛烈冲撞与反复竞争，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最终趋于稳定，现代法治思想文化也逐渐成形。西方文明之所以发展为高度发达的法治文明形态，与其开放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态、松散的政治体制与多元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交锋密切相关。古老中国处于极其特殊的内陆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较为发达的水利和农耕技术孕育出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十分浓厚的宗法思想文化，二者结合使得其文明形态自成一体。在缺乏与异质文明交流碰撞的背景下独自形成了超稳定的专制集权体制，也最终成就了经久不衰的人治传统。中国近现代百年法治追求及政治法律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证明在短时间内建成法治国家简直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唯有坚持渐进而持续的制度改革与文化更新方可成就共和国的法治大业。但是，理想主义者们却一直做着一蹴而就速成论的美梦。具体到刑事司法改革进程中，一味强调制度全面引进甚至原样照搬，缺乏对西方法治尤其是英美法制度发展的历史考察，缺少对本土制度现状的深入分析与制度引进的可行性论证，加之观念培育与配套制度建设还未跟上改革的步伐，刑事司法改革就可能遭遇重重困难甚至可能半途而废。

刑事司法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和突显“中国模式”的做法是刑事法治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典型表现，其错误就在于将中国法治建设的过渡性或应急性举措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涵，坚持把诸多权宜性制度安排看做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加以固守，在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所累积下来的问题越加复杂化与严峻化。例如马锡五审判方式在现代司法场景中得以高调复出，审判委员会定案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法院行政化与法官等级化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着力区域未能匡正，现行权力约束机制对于比较强势的公安机关来说无以奏效，刑事审判受到地方党政干预及媒体影响越加严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主体地位与程序权利呈恶化态势，刑事诉讼中的法官、检察官及警察相互关系与法治国家成相反设置，称为流水作业式的诉讼结构。［8］(P231)这些问题显示出刑事程序浓郁的中国特色。当然，对于刑事诉讼制度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认识与当前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总体认识和判断直接相关。当今中国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整体国力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欢欣鼓舞于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人们容易失去理性。如今，大国崛起与中华复兴的声音不绝于耳。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都是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目标而非终极目的，人民生活的富足安康才是所有社会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民的幸福指数才是恒量制度先进的真正标志。众所周知，中国经历过异常久远的封建时期，在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只有少数统治者过着骄奢淫逸与腐化堕落的生活，绝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却被封建专制压制得喘不过气来。即使在汉唐盛世，古老帝国的专制色彩依然没有丝毫减弱，对人民的残暴统治与重重压迫也没有丝毫放松。作为一个封建专制传统特别深厚，等级观念、宗法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家，近代中国刑事诉讼生态依然呈现出高度纠问化、等级秩序化特征。尽管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旧的制度体系被废除，旧的思想观念被改造，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奉行法治路线的当代中国政府极大推进了刑事诉讼现代化发展进程。但现行刑事诉讼运行机制仍然存在着结构失衡、权力恣意、权利救济渠道不畅以及一定程度的刑事司法政治化现象。［9］(P149)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宗法伦理文化的强势影响与传统政治权术化思想遗留。在今天人们欢呼雀跃于中国崛起的同时，研究者专注实证以说明刑事司法本土制度安排具有现实合理性，进而认为可以开拓出不同于法治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这是一叶障目机械论思维的典型表现。这些论者只看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只看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度增长，却对经济建设的严重不平衡与环境的持续恶化视而不见;对我国长时段封建专制体制施加于法律制度上的巨大影响以及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缺乏认识，对我国现阶段国家法治发展程度与法治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缺乏认识;对刑事司法的普遍性规律与我国刑事司法的特殊性与权宜性制度安排缺乏理性对待与辩证分析。如果任由这些形而上学思维发展蔓延，那么，尊重历史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就可能被遮蔽。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真正的实践;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检验理论是否科学可靠的试金石。因此，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刑事司法改革本身是针对刑事司法制度运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展开的改革探索，推进改革首先必须明确刑事司法中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之后才能确定相应的改革目标和任务;而刑事司法改革目标又必须运用刑事诉讼法学与司法制度的一般理论对特定制度进行全面考察和实证分析之后才能确定。故而，刑事司法改革不能离开诉讼法学与司法制度理论的一般指导而直接通过实践验证实践，继而指导实践的盲目而感性的做法。此方面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理论上，有人总认为诉讼法学与司法制度一般理论属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形态，社会主义法治应当与其划清界限;实践中，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达成改革普遍共识的基础上整体推进的，而是由中央高层做出指示，由主要司法部门主导并着力实施的。理论界参与十分有限，而社会其他部门乃至普通公民大都置身事外。目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主持推行的刑事司法改革举措大多局限于工作机制层面，自然使得改革有些不着边际甚至隔靴搔痒。有学者批评指出，目前的改革还限于法院、检察院自身的研讨，属内部协调性的改革，没有超脱自我治病的逻辑。［10］实际上，刑事司法改革的根本点不在于对制度规则本身进行技术修正而在于对不合理的刑事司法权力配置进行重新调整。刑事司法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组成部分对于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具有强大的维护功能，但也具有天生的侵犯性与攻击性，其扩张与滥用只能在触及其边界的地方才可能休止。由刑事司法权力主体自己提出改革主张，规范甚至削弱自己权力的幼稚做法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①权力主体自己改革自己的模式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中具有极大误导性而且危害巨大。在国家宏观层面没有对刑事司法改革确定总体目标与具体实施步骤的情况下由各个司法机关自己进行，通过局部试点而展开的做法容易陷入严重的功利化误区，可能将刑事司法改革带入歧途。有学者就指出，如果我们不站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来看待司法改革，不对司法改革进行全面规划、整体推进，注意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仅在司法的范围内来进行司法改革，肯定会走进死胡同。［11］#p#分页标题#e#

刑事司法改革需要进行工作机制调整，但最根本的是体制改革。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司法改革本身与国家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涉及政治民主化运作与国家权力调整配置等高风险性作业，进行审慎思考与全局考量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进行多年的刑事司法改革在刑事司法体制方面没有大的进展，体制改革难度大并不等于可以无限期搁置改革进程。有学者指出，司法改革进行到现在，似乎存在着对学者所关注的司法改革主题即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的消减。［13］(P47)司法体制改革长期搁置与无限期拖延，国家权力不合理配置所产生的严重负面效应就会逐渐显现，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就会越来越严重，就会逐渐腐蚀党和国家的健康机体。近年来刑事司法领域中出现的冤假错案，如佘祥林案件、赵作海案件、聂树斌案件反映出刑事司法权力对于公民权益可能带来损害的危险程度与各地职务犯罪及黑社会组织犯罪等案件反映出司法腐败触目惊心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已经对刑事司法公正乃至社会公正带来了严重冲击，甚至可能动摇国家法治的根基。这些现象尽管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利益调整与制度缺失息息相关，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国家权力配置不合理与监督制约机制缺失所致。听取民意，关注和改善民生尽管重要，但遏制腐败却是紧要工作。而遏制腐败不仅仅在于对官员进行良心的说教与信仰的塑造而更在于从制度上防止权力滥用。刑事司法作为国家权力运作的核心枢纽事关每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保障，社会良好秩序的切实维护与国家权力规范行使，必须不失时机进行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从而为其他领域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支撑。制度改革尽管需要全社会成员的献计献策，各个执法部门的身体力行，更需要领导者与决策者的高瞻远瞩与临机决断，因为政治家与最高决策者更具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和能力，而且他们还担负着国家安危与民众幸福的神圣使命与无比巨大的历史责任，只有他们的有所作为才可能真正推进国家制度的持续完善与社会文明的快速进步。如果让社会制度自生自发地缓慢演进或者消极无为地一味等待一切条件和时机完全成熟之后再来改革，恐怕历史永远不会给我们机会。纵观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历程，那些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与领导者开拓性的创举使得国家制度发展取得突破性的标志成就，从而推动社会迅速发展进步的先例举不胜举。中国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司法改革要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最根本的环节在于国家最高决策者能够以无畏的勇气与超人的智慧全面开启关系到中国能否发展为强大的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之门。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价值匡正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平衡与协调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而逐步深化，直到生态科学与系统科学的诞生，最终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活态共生、动态衡生、网络整生的生态平衡思想、理论和方法。这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从古代中国提出的中庸思想到现代社会的和谐理论;从古代西方的均衡政治到当代的民主无不渗透着丰富而深邃的平衡协调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思想浸润，可以说平衡协调的理论思维是贯通古今，汇聚中外的哲学智慧。对于平衡理论的深度挖掘并结合现代系统科学与生态科学的最新成就加以全面阐释，再将其作为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工具以指导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画地为牢，既不能全面照搬，更不能消极无为。而应当坚持普遍经验与本国国情的有机结合，坚持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通过从上而下和逐步推进的方式渐次展开。亦即，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应当坚持本土与域外制度的兼容与平衡，从而匡正其价值取向。

其一，刑事司法制度作为解决严重争端的法律机制构成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必然与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制度产生密切的交互作用并使得刑事司法系统与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互动整合与有机协调的状态。刑事司法改革研究需要揭示蕴含于制度系统内部的生态平衡规律性，并用于指导我国刑事诉讼系统要素、环境及其作用方式的具体改造，促使系统生成并保持生态平衡特性。具体来说，刑事司法作为法律制度系统领域的重要子系统必然受制于特定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伦理道德体系、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等系统环境的深刻制约。当然，特定的刑事司法系统同时也作用于其外部环境，使得系统与环境产生互动整合，最终促使其共同演化更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生成及运行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和制度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与整体变迁的宏观背景下，刑事司法制度应当主动调整其系统要素及要素作用方式从而生成合理结构。并与外部环境相适应，促成刑事司法系统与外部环境保持稳定而协调的生态平衡。为此，刑事司法改革必须与社会整体环境变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分析，制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并与中国社会整体环境相适应的改革具体举措。既不能对西方法治国家的制度直接原样照搬，也不应采取简单片面的孤立主义与关门主义行动，就事论事地为技术性的刑事司法规则谁是谁非而争执不休。故而，一蹴而就的速成论、一叶障目的机械论、实践万能的试点论等改革思想与行动都是极其错误的，必须深刻反思与着力校正。

其二，刑事司法改革不仅需要考虑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特征及其变化趋势，还必须关注世界各国刑事司法制度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当然，还必须关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特征及其变化趋势。世界范围内的刑事司法现代化改革与生态化发展进程赋予了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诸多重大启示。［14］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全球化浪潮正深刻地影响着各个国家的政治运作，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趋同与多元化发展特别是以平等正义为核心的道德原则，以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展，促进了人权保护价值标准的趋同化与人权保护机制的一体化发展，从而直接影响并全面指导着涉及公民人权保护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与刑事诉讼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执行改革开放路线使得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深度和广度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势必要求中国法律制度与世界各国法律制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相互交流并取得更多共识，同时也给中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和压力。如何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其他优秀文明成果以促进文化的自我更新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本身就体现着文明的和谐共存、协调发展与携手共进。有学者为此指出，国际规则本土化应当为当代中国法制变革的范式选择。［15］(P445)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作为解决严重争端的程序法律制度体系更多体现为普遍的共识与公认的规则，民族性或地区性的差异应当逐渐减少，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践行与实施实际已经体现了程序正义理念的普遍意义与对最低限度道德尺度的切实坚守。对此，我们应当牢记中央提出的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的战略方针，善于从大处与高处着眼，审慎分析与牢牢抓住当今世界制度文化发展的时代脉搏，准确把握刑事司法制度变革的契机与节奏，及时提出切实可行的刑事司法改革实施方略，努力推进国家刑事程序法治建设进程。自生自发的无为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错误思想观念，必须予以彻底肃清。#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