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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

时间:2022-12-28 02:52:29

当代经济

当代经济范文1

今天的经济学家拥有比前辈们更为广阔的舞

台。他们不仅利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传统传播学说的途径,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们为他们提供的讲坛。议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都看到经济学家活跃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国人凯恩斯在其学术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时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作为英国的代表,他参与了战后多次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构建了延存至今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尽管凯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后人批得体无完肤,但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依然在运作。他的后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过参政经历。克鲁格曼30岁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萨克斯担任了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刚卸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接过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任;费舍尔如今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把交椅——IM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命脉;索罗斯虽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的经济学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东欧开办的经济学府正发挥着商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在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学家逐渐产生的政治取向意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热情邀请。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决定着政治家们的命运,而对经济问题的把握,经济学家肯定优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们就乐于让出一些权力,让出一些位置给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权力对他们并无太大的诱惑力,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获得政治家的认同,及提供给他们实践其经济理论的一次最佳机会。尤其是执政政治家的邀请代表着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扶为正统。政治家对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依赖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趋势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国为例,1946年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检查和鉴定政府的经济计划的政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起草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又新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的经济事务专家或学者。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位更高,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对经济的重视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支独秀的主要原因。这也帮助克林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过重重难关。

政治家力邀经济学家加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政治家相比,经济学家能够具备良好的声誉。作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一届政府都由经济学家组成,肯定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会赢得“清白”的好名声。政治家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每每在一届政府中一两个不重要职位上安插一两位经济学家背景的专业人士,以起到“净化”政府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学家的频频入阁,并没有改变以往令选民厌倦的政治氛围,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家参与政治会不会依附于某些权贵而失其客观的本性?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经济学家为某些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出乎寻常的摇旗呐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经济学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应被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了。现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强调,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须谨慎从事。但当其成为鲁宾的副手时则成为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两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国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张完全贯彻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开了一个个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在鲁宾辞职后,萨默斯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

应该承认,经济学家随角色的转变而转变观点有时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旦身处困难成堆的现场不得不作改变。有些改变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收获,因为在经济理论的圈子里,经济学家们往往容易想当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确的话来概括里根政府在野与执政时经济政策主张的巨大反差:“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非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梦想,而不是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实践。”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主张新古典的经济学者满怀信心地到政府就职,最初放松管制的计划末了不仅未实现反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理性预期学说的创立者卢卡斯极为聪明,当记者问如果他被邀请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会怎么办?卢卡斯简单地回答:“我会辞职”。卢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他的学说,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烦。

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结合,除了赋予经济学家参与政治的更曲折更丰富的生活外,还产生了贴有政治家标签的经济学。大危机后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产生了罗斯福主义,之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这代表了他们主政时主要经济观点及实施的经济政策。无论成功或失败,其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有趣的是,政治强人常能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济学。例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布什主义的内容现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已廖廖无几了。还有一年多就要离职的克林顿虽然谈不上是政治强人,但在他执政时美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让克林顿主义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顿主义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经济。

经济与政治日益紧密地结合,会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许多人发觉今天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浮澡,越来越热衷于描述肤浅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尽管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经济学论文中包涵有更多严谨的数理证明,但论证的对象却越来越偏离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两大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为数可观的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金融领域,而其中的相当比例又都在关注股市。飞涨的股市营造出形形关于繁荣经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帮助加热经济。反之,股价下跌,又涌现出加速股市崩溃的文章。这样的经济学不得不令人失望:他们是在寻找经济规律,还是无知地在干扰市场的信号。

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其越来越追求的时尚性。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时尚之间的转变不会给经济学研究留有足够空余的时间。想对经济时尚现象有深入的发掘,必须要能忍耐被时尚抛弃的痛苦。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尽管经常能遇见经济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是千百位经济学人所作的千万次预测。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二、不同视角下的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

两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如30年代危机造就了凯恩斯这位创经济学崭新思潮的一代宗师一样,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将接受时间的考验。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上的观点不同,人们当然不能奢求他们在金融危机对策上殊途同归。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开的药方最可能被采用。这并不是因为斯蒂格里茨的药方怎么有效、怎么具体。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对策是很笼统的,着重在于让新兴市场国家领会其精神——改善政府对经济管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有所为?哪些是有所不为?斯蒂格里茨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但药方中体现的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萨克斯开的又是一剂猛药。以放任货币贬值为核心的主治药散发出的是人们熟悉的“药香”。萨克斯全然不顾患者的虚弱体质及水平,指望一幅药下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又能箭步如飞。尽管立刻实施的可能性较小,但萨克斯的药方还是能赢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肯定。汇率的浮动就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在接到药方后会自作主张地在药方上任意添加和删减。在三位医生开具的药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数克鲁格曼了。药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样两面不讨好。克鲁格曼在药方开头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检点”,自然引来众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开具的“保守疗法”实施外汇管制——尽管能赢得病人的一丝好感,却会引来制药商——发达国家的反对。显然,实施外汇管制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克鲁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对居于正统的经济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来人们对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鲁格曼、萨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机观点也许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危机的表象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也许这些观点是错的,因为他们的分歧告诉我们谁也没有深入对危机的本质做出分析。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断,作出选择,正如《时代》周刊引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注:TimesWeekly,December31,1965.)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对此话作了精确解释:“当人人都从凯恩斯的说教中汲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时,就无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们不必问自己:“我该相信谁呢?”

三、在政治中游离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践而走近政治,但无论如何努力,经济学家也不会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学家对其经济理论虽然有迫切付诸实践的愿望,然而他们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选择权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经济学家“有幸”入阁,发挥的多是顾问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中,经济学家带来的经济理论往往也会因政治家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离”来形容经济学家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是很精确的。因为囿身于政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游离的那份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唯一一位没在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中谋得高位的人。他仅在30岁时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许多人推荐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但是他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他要求你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缄其口。”据美《新闻周刊》杂志透露,克鲁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顿政府不想提供其职位的原因(注:Newsweek,March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经济学界怎么能算一个毛病?但对政治家们来说此性格是一大忌。经济学家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搬到政界,他一定会到处碰壁。但如果经济学家学会了政治家做事灵活,善于变通的本领,经济理论中还有哪一点分歧不可调和?经济学家特有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周围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极少数左右逢源的所谓经济学家外,大多数参与政治的经济学家只有短暂的政治经历。对权力的迷恋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也基于这一点,克林顿新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前者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两机构人员的组成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经济学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多是具有经济学者背景的律师。客观来看,这种机构变动和职能剥离,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政府能使得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变得更为高效,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顾问的身份,省去了在经济与政治间做取舍的烦恼。

时间是困扰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的一个因素。担当政府的经济顾问意味着将完成政府布置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个命题作文,无论经济学家是否擅长于此,提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是颇化功夫的。毕竟经济学家进入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涉猎广泛的经济领域,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而是通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其原本的经济研究提供深入真实的素材。面对如何把有限的时间在个人研究领域与政策顾问研究间分配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难以通过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分析得出最优解。

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摆脱权力对他们的透惑。他们对自己能左右经济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凯恩斯做得更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身处特殊的的时代——从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曾用他的经济理论挽救了全球经济,影响了两代经济学人。反观今天的经济学人他们具有什么?曾有经济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时代在变,经济学在变,政治也在变。”意思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变得不再有鸿沟了。不错,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都在改变,但却不知经济与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恰恰正是留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各自的作业。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学与政治领域同时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经济学家本性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或许诱惑就来源于此。

此外,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都是通过论文这一纸上谈兵的形式。今天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实践。“经济学家容易接受这么一个观点:直接影响改革比写论文更重要。”(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面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转变,经济学家变得更为矛盾。连一向认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鲁格曼也是如此,“我宁愿写些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追求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

与经济学家艰难地与政治结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学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热衷谈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为经济学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难逢的契机。尽管就目前看,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仅是基本的经济理论,但已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浅显的文字而不是深奥的数学模型把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前沿问题介绍给大众。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同时,经济学家对传播媒介的利用也越来越娴熟,上述提及的表述平民化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能经常从时事新闻类的报刊中找到一些对经济学家的专访或这些经济学家短小精悍的文章。今天经济学家出现在流行媒介的频率远大于出现在学术刊物上的频率。当经济学家出现在报刊,为政府政策击鼓助阵或向政府政策展开猛攻时,经济学家的自由性发

挥得可谓淋漓尽致。经济学家只有在这种间接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才表现得游刃有余,才真正谈得上是一种“游离”。

当代经济范文2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通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便产生了共振效应。例如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中国的经济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

    这次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已经发生甚至直接影响了本国以及全球性经济波动的事件。对于30年代时的西方经济危机,主要是表现在当时购买力的不足,市场的局限性,信息沟通不发达以及思想落后几个方面,这些产品难卖的难题都因为后期加强了国际市场的沟通与开拓等积极科学的手段有效地解决了。但是当到了50年代时期,美国市场进入到买方市场中,造成了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的形式,使一些企业又面临了一场经济危机。也正因为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让人们不断思考如何去改变这种艰难的处境。由此市场营销观念在美国产生了。新兴起的市场营销观念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买卖行为和思想,借助着生产是为了消费服务的理念,不再忙目的在市场中求生存,而是通过研究市场的真正需求进行产品经营,借助着这种科学的市场规律开始了开拓国际市场和科技创新,以此提高市场竞争力。在这种活跃的营销理念下,人们通过对营销方法的深入了解和不断地改变完善,从而产生了社会营销、绿色营销、服务营销等诸多的更先进的市场营销策略。80年代美国经济落后于日本经济,美国开始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学习日本的企业文化,重点进行国际竞争,进行“大市场营销”。到了90年代,美国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同时利用深受市场欢迎的电子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带动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十年的高增长。

    二、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一)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1、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经济发展的穷途已现。我们可以历史的发现,原有的关于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最优化的形式的结论已经过去,虽然在发展的今天简直规律依然发挥着不会磨灭的资源调制的功能,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在逐渐的体现。这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发展的特殊时期,以及在特殊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殊作用,也就是说这种作用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及市场没有全球化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越发的明显。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在面临经济危机的情况之下采取比较宽容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会极大地刺激企业发展所需求的资金供给,反而在客观上延迟了企业的落后淘汰机制,但是这仅仅是延迟,这些企业的最后总淘汰也是肯定会出现的。作为政府的领导者,应该积极促成落后产能退出市场,这样才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结合,最后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社会的稳步增长。在一百年前,无产阶级伟大的领袖马克思深刻的阐析了商品经济,其核心的理论就是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这就是在根本上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我们可以归纳分析一下几点:(1)消费的扩张与消费能力局限的矛盾上;(2)生产上是个别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上的矛盾;(3)在一个就是阶级的矛盾。虽然这个结论出台百年,也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也逐渐得到论证,但是至今我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欣欣向荣,发展迅猛,以美国及其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成就了他的世界霸主地位。这就造成了美国物极必反的伦理,表现就是在美国到处推行其强权政治,其控制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昭然若揭。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美国其自身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渐突出,其表现就是日益严重、不可挽回的经济危机,正在侵袭已经遍体疮痍的美国经济。我们可以了解到2008年9月15日美国华尔街的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倒闭破产,继而全球陷入了金融危机,美国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全面显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次危机是“百年一遇”的危机。

    2、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最近一次起源于2008年的美国大金融危机,逐渐扩展至整个世界,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寄希望于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找到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实现经济危机的杜绝。然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虽然预测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无产阶级来实现武力推翻。这有着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无产阶级面临着强大无力支撑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的武力推翻将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调节模式已经逐渐的失去效用,原来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模式很难在起到应有的作用。社会变革的力量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这将是一场由内而外的资本主义变革。然而,马克思给出的可以选择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实践中经过验证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但是我们需要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成果,实现我们制度的完善,以至最终实现社会制度的革新。

    (二)我国经济的发展走向

    此次全球性的经济灾难。将全球经济发展带入了一个生产能力均衡的阶段。汽车制造技术的提高、家电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往处于发达中的国家不在光鲜亮丽。发展中的中国迎来了宝贵的机遇。想要改变以往的均衡,只要依仗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所实施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定将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创新。倘若政府部门既能做到促进经济发张,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又可以合理分配制度改革,使社会的体系得到保障,中国经济将会领先世界,中华民族将会长盛不衰。

    三、我国经济振兴的发展策略

    处理问题主要在于是否有处理妥当市将于政府之间的关系。既然现今的生产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必须重视市场经济的规律,创建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政府应当创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国家的是将经济发展受其国家政策的影响,相对于拥有一个有利政策的国家那个国家就能不断强大。例如美国,他的强大只要是因为其曾经将专利保护写到宪法当中,为此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市场经济发张的环境,人类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建立健全法制环境是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由之路,政府不能以行政命令和特权来干预经济,以权代法,乱用职权。市场的运行必须由政府来保驾护航,政府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研究和部署重大的经济发展战略。总而言之,我国应当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经济增长策略,以科技创新为重心,树立领先世界的竞争优势,实现并加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要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改革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保障力度,确保全社会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当代经济范文3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国际经济法 发展

一、前言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催生了国际经济立法的需求,国际经济立法反过来助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一个联系紧密的国际经济关系网络正在形成,有利于世界贸易繁荣和交流。但是国际经济立法的过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更好的推进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趋势

(一)国际经济立法的整合

以往的国际经济联系往往是双边的,两国之间订立贸易协定。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多边贸易协定出现,构成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在一体化的推动下,国际经济立法开始出现了内部整合的倾向。比如世贸组织已经开始把所有与贸易相关的国际协议统筹到世贸组织的管理之下。电子商务、技术转让等等问题未来都将囊括在世贸组织的秩序之下。发达国家接着国际经济立法的整合试图在各个方面发挥影响力,赢得贸易中的优势。

(二)国际经济立法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各种民间国际组织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比如国际劳工组织认为经济自由化另工人承担了损失,所以要求世贸组织把工人权益加入到考虑之内。国家环保组织认为鼓励贸易和出口会过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认为贸易协定中应当有体现环保精神的条款。当代经济立法已经不可避免的收到各种势力的干预,为了更好的容纳各方意见,国际经济立法已经开始进行外部连结,各种各样的组织基于各自的目的参与到了国际经济立法的体系之中。

三、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方法

(一)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立法途径

各国在积极推进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过程中,为了建立完善的国际经济体制,往往倾向于开启大规模谈判,然后达成一揽子协议。如果国际经济体制的制定在多个方面涉及到多方利益,那么就可以让部分国家为了达成更大的利益而在某个问题上妥协。所以大规模的多边谈判有助于达成实质性的进展。有的国家在某项利益受损之后转而在另外一项协议中达成报复的目的,不同的协定和议题之间互相牵扯、互相制衡。这种方法让任何一方都能够在经济法的立法中找到平衡。

(二)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司法途径

如果无法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那么国际组织会倾向于重新解释已有的规则和条款来延伸自己的管辖权,扩大司法管辖范围。比如在世贸组织裁定的许多纠纷中,如何解释世贸组织的条款,是否应该把某一项内容纳入到这一条款的管辖中来是双方纠缠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世贸组织还广泛的御用非违约之诉来对经贸关系的管辖权提供司法解释。《关贸总协定》规定,无论缔约一方进行的措施是否与本协定冲突,只要造成另一缔约方在关贸总协定中规定的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另一缔约方就可以诉诸争端解决机制。

(三)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行政途径

国际经济关系往往也与政治条款分不开,许多经济条款都是以政治筹码来作为成本的。国际货币紧急组织在于借款国进行贷款条件谈判中可以增加非经济条款,借以要求借款国政府在行政方面履行承诺。这种方式事实上介入了借款国的国内行政体制。发达国家借用这种方式强行按照自愿的意愿改造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试图依靠经济一体化推销各种政治观念。这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引起警惕的。

四、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一)相同地位经济法之间的规则冲突

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成立的时间不同、目的不同、体系架构不同,难免会出现一些规则上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一个缔约方同时加入了两个同样强势的国际经济组织,签署了两份经济协定,那么就有可能在某项事物上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履行对这个组织的承诺,却违反了另一组织的规定。遵守另一组织的规定,就无法履行对这个组织的承诺。比如在阿根提纺织品统计税案中,阿根廷为了履行对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承诺,不得不违反了《关贸总协定》。

(二)强势规则与弱势规则之间的冲突

尽管国际组织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但是其权威性和优先级却是有区别的。当更为强势的规则与比较弱势的规则相抵触的时候,弱势规则有可能直接被强势规则吸收。比如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该协议不得油酸《巴黎公约》、《罗马条约》、《华盛顿条约》等规则,也就是说,这一协议的优先级低于以上几个条约。一旦冲突发生,以高优先级的国际协定为准。

五、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一体化对当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不同的方面推动了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刘志云.论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取向――兼论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的角色定位与战略选择[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05:86-98.

[2]何其生,杨泽伟,张辉,许威.中国国际法学三十年(1978―2008)[A].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三十年(1978-2008)[C].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2008:74.

当代经济范文4

关键词:经济;科技;能源;知识经济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当代经济范文5

作者:唐璐璐 张鑫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经济差异分析本文在梯度理论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各市区域经济梯度进行定量评价。在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存在相关性的多个原始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将一些错综复杂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主因子,之后利用每个综合因子的载荷系数,确定各个具体指标的权重,这样就构造出区域经济梯度分布的综合评价模型。综合评价模型为:(式略)依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运用spss19.0对安徽省17个市区域经济梯度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对所选区域的指标数据进行kmo检验,kmo值为0.742,适宜做主成分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3个主成分。输出结果看出,3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92.634%。根据SPSS输出的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利用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总得分,总得分即可反映出各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各市区域经济梯度主成分得分及综合评价得分如下。总体上看,省内经济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差异性显著,综合得分大于0的地市不到全省的一半。除合肥占据省会优势,两淮拥有矿产资源优势外,皖南经济显然好于皖北。根据区域经济综合评分的排序,我们可以将安徽省经济梯度水平划分为4类。第一类为安徽省经济梯度较高水平地区,合肥和芜马铜地区。4市经济发展迅速,投资环境好、创新能力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产业集聚力高。其中,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中心的合肥,工业基础雄厚,产业结构层次较高。随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和合肥经济圈建设的实质性推进,使得合肥经济有了更快的发展。马芜铜地区位处长江沿线,区位优势明显,二产比重大,城市化水平高,经济实力雄厚,是皖江经济带的核心地域。第二类地区,包括:淮南、淮北。两淮煤炭储量极为丰富是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煤炭基地。第三类地区,包括:蚌埠、黄山、安庆、宣城、池州、巢湖、滁州。蚌埠市是皖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形成了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黄山、池州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发展迅速,已形成以旅游业为特色、高结构层次的产业体系;作为皖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宣城、滁州、安庆等市地处沿江,城市化水平较高,随皖江开发战略的实施及各地投资软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较快。2011年原地级市巢湖市1区4县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3市管辖,这将更有利于发挥经济带动效应,促进原区域经济的发展。第四类为安徽省经济梯度最低城市,包括:六安、阜阳、宿州、亳州。2011年该区域一产比重远高于全省的13.4%平均水平,其中阜阳27.3%、宿州27.1%、亳州26.2%、六安22.2%;二产比重低于全省46.2%的平均水平,其中亳州32.6%、宿州35.6%、阜阳34.5%、六安37.6%。产业基础薄弱、结构失衡,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低。由于评价指标体系的侧重点不同,评价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从以上结果看经济梯度水平基本上代表了安徽省的社会经济现状。

对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而且也会形成规模经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安徽省的情况来看,矿产资源与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影响着区域经济梯度。如铜陵是有名的铜都,铜的储量占全省70%以上,硫铁矿储量位居华东第一、全国第二;马鞍山铁矿石资源丰富,是我国七大铁矿区之一;淮南和淮北煤炭资源极为丰富且煤质优良,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和精煤生产基地。这些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地区,工业化率均在57%以上,经济梯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就安徽省来看,矿产资源的区域差异是区域经济梯度差异的原因之一。黄山、九华山等拥有举世闻名、特色鲜明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为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旅游业产业链长,产业关联度高,经济带动性强,因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迅速扩大,加大地区间经济水平的提升。区位优势不同地理位置的差异也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马芜铜经济梯度层次较高,一方面是因为矿产资源丰富,另一方面沿江近海,对接长三角,区位优势极为突出。由于外溢效应,长三角为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产业扩散转移到周边地区的动力。而沿江城市是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和辐射的最近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了产业发展。因此,铜陵、合肥、芜湖和马鞍山的经济才可以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领先于省内其他地区。经济基础差异区域经济基础的差异是构成经济发展水平现实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思路下,资源城市利用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条件,重点发展了煤炭、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促进了资源丰富城市的工业发展。如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分数较高的铜陵、马鞍山、合肥、淮北、芜湖、淮南、安庆工业化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铜陵的工业化率近70%。由于城市经济基础不同,致使城市的产业结构有所差异,如经济基础较好的合肥,二、三产业比例明显高于亳州、宿州等工业不发达地区。政策和投资倾斜政府在投资、信贷、人才引进政策等方面导向不同也会引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建设扎实推进,为这些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但由于地缘因素,皖北的阜阳、亳州等市在政策和投资方面缺少支持,发展相对较缓。造成地区间经济差异的原因众多,除上述原因外,还有思想观念的区域差异,有些地方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观念相对保守,接受新生事物比较慢,经济发展速度也相对迟缓。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总体上表现出以合肥和马芜铜为中心依次向南、北递减的规律,且地区间的差异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适度的区域差异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激发相对经济较差地区加快发展,有利于各地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促进全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但区域差距过大,必然会削弱落后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阻碍各市间的分工和合作,制约整体发展效率的提高,还可能造成一些社会问题,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为了实现安徽省经济协调快速发展,首先,增强皖江城市带辐射带动能力。皖江经济带是安徽发展的优势地区,要致力科学承接,发展经济增长极,运用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其次,加快皖北发展。皖北经济是安徽区域发展的难点和重点,只有大力支持皖北发展,才能确保全省经济协调发展。总之,经济较发达的地市应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通过产业分工合作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缓解差异的程度,把区域经济差异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最终促使全省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当代经济范文6

关键词:传统经济管理思想 当代经济管理 家国同构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1-0087-01

我国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时代,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它无形中影响着社会经济管理活动的开展。就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来看,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将其划分为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和当代经济管理思想,由于思想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致使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且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对当代经济管理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由此看来,加强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后续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开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概述

1.儒墨两家论理思想影响着经济思想

我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同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存在密切的联系,想要更加充分、全面的了解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就需要充分考量到社会政治因素,追根溯源,可以发现文化内核直接决定着当时的社会体制,最为核心的思想就是儒家论理。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论理强调三纲五常,对于家族内部关系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言,能够更好的稳定社会,促进农耕经济发展,对当时的政治管理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起到了思想指导的作用[1]。此外,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曾提出平均原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生活要平等,即小农思想,直到清朝后期仍然成为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思想,它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2.重农抑商的传统管理思想

重农抑商思想最初诞生于春秋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经济和政治管理的具体表现。在当时学术百家争鸣的时期,尽管儒家和法家有很多地方存在着差异,但是在重农抑商方面却达成了共识,诸如,孟子强调为富不仁的思想,而荀子即便是强调富强的重要性,却仍然无法放下重农抑商的理念。两者的思想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现实的影响,加之儒家思想在当时不可撼动的地位,深深影响到了当时的经济政策之制定。总的说来,就当时大力推广的重农抑商理念来看,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严重制约了当时的商业发展,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手工业同样未能逃过发展的限制[2]。

3.家国同构思想

农业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基础,强调自给自足。政治基础则是等级制度,并且这种等级制度从上至下依靠着家族制来维系,从分封制到君主制,经过不断变革逐渐演化成家国同构的帝制社会,并且延续了数千年。家作为国家兴旺之本,将血缘作为核心,逐渐形成了大家族的载体。

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

1.传统经济思想对当代经济的影响

传统经济思想由于受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权威思想的根深蒂固,导致当时的社会生活稳定,社会发展进程缓慢。尤其是从我国近些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其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缺陷和不足,为了改善这一局面,我们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逐渐朝着小康社会发展。但同时,由于传统经济思想依托于小农经济,所以导致大多数人的进取意识不强,长时间存在于空想的境界中,并且成为人们思想中的劣性,造成思想和社会发展的脱节[3]。

在自然经济环境下,人均生活平等的思想能够有效缓解对人民的剥削,调动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基于此,在建国初期,提出团结就是力量,设想在当时全国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能够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建设事业,尽管此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衍生出一种不敢冒险的思想,为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枷锁。在这样背景下,人们过于追求公平,自私自利的念头疯狂扎根在人们心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竞争。

2.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

对于商业,即便是在当代社会,同样存在着无商不奸的思想,这种思想同孔子抵制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同样是轻视商业对于社会进步所起到的作用。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过分强调农业的稳定发展,抑制商业的冒险发展,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下,人们逐渐丧失了竞争和创新的勇气,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莫大的可悲[4]。在现代社会中,创业逐渐被社会大众所认可,并且衍生出一个新的群体,在这部分创业群体中,大学生创业群体最为典型,而社会对于大学生自主创业同样给予了相应的支持和肯定,在这样的思想下,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提供更多工作岗位,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增长。

3.家国同构思想的影响

家国同构思想能够在封建社会存达上千年之久,自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对于封建时期的国家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即便如此,家国同构思想对于当代经济管理带来的影响仍然是弊大于利,导致很多企业部门采取森严的金字塔等级模式,在思想上层级管理。故此,我们应该吸收家国同构思想中的精华部分,结合时展需要,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结论

综上所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能够流传至今,对于当代经济管理带来了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即便其中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不应该全盘否定,应该吸收其中的精华为我们所用。基于此,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今时展的需要,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进行创新,引进更加先进的管理思想,提升当代经济管理水平。在当代经济管理中,对于传统经济思想带来的消极影响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积极倡导竞争意识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传递正能量。同时我们要结合时展的需要,引入当代元素,丰富经济管理思想内容,带有现代化气息,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指导和保障。

参考文献

[1]董克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J].科技视界,2013(34):341-341.

[2]宋阿青.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J].中华民居,2012,24(22):193-194.

当代经济范文7

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启示作用

自从上世纪初企业管理学理论形成后,企业管理学就系统的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费雷德里克•泰勒提出了经济管理从经验向科学转变的基本思想,这也就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靠经验做事的时代,结束了经验主义,开启了根据科学规范的理论进行企业管理的新时期。通过这次转变,人们在开展企业经营管理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并打破了传统经验管理的种种弊端,实现了企业的科学发展。系统的管理理论自从《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出版后就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古典理论的管理思想。而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学派,对管理思想的理论进行不断创新,但是究其核心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据此可以看出,古典理论阶段的发展是企业管理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逐步向着科学的发展阶段进行转变,最终形成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随着这一突破性进展,系统的企业管理知识也就形成了。企业管理学的基本属性就是科学性,随着对先期研究成果的不断创新,形成了新的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这些都是汲取前人的优点,继承了企业管理的先进管理成分。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企业管理的推动下高速发展,尤其在信息技术行业的发展基础上,科学的经济管理思想被广泛应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竞争越来越激烈,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中的运用必不可少,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规律。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金融管理的启示

金融问题自从古代就出现了,货币是金融的基础,古代从很早就已经有了货币的存在,供求关系管理必然导致了货币的出现。价格问题是货币金融的根本问题,这对于传统的金融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古代对大多以谷米作为衡量价格的标准,并依此制定价格标准,所以,古代的商业行为必然向着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价格因素受到农业生产水平的制约。货币管理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产物,传统经济思想下,货币的流通具有一定的升值或者贬值空间,但是古代提出的母子相对论却主张货币靠官方的规定来制约,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不正确的。然而,秦统一六国后,开始统一货币,禁止私造钱币却也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做法。所以,我国的货币金融思想由来已久,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必然可以总结出一套正确的管理理论顺应时代需要。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金融行业的借贷和利息体现了社会经济活动。高利贷这一事物早在古代我国就存在,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一种必要手段,常常被单纯的作为政府谋私利的一种行为,古代经济发展的困境之一就是这种高利贷剥削行为被政府利用,所以,现代社会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相关问题进行规避和制约,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启示

邓小平同志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有着深刻的研究,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基础就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可以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研究上,邓小平同志不断创新和改进,提出了适应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这一思想科学性强,与时俱进,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早在我国古代对于经济领域的管理思想就有相关著作,广为传颂的《孙子兵法》不仅蕴含了丰富的组织和决策方面的管理思想,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其蕴含了大量的重要经济管理哲理。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在这些重要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弘扬和发展了其中的优秀传统思想,提出了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经济管理理论。而且在对传统人类文明继承这一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客观公正的强调,要借鉴和重视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取其糟粕,为丰富我国经济管理制度体系而不断发扬传统经济管理思想。

四、结语

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既有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当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精华,也有一些缺点,我们发扬其优点,去除其缺点,使得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切实为我国当代经济管理实践提供支持。只有这样,我国经济的发展才能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最终实现我国国富民强的最终目标。

作者:薛立军 单位:秦皇岛之海船务有限公司

当代经济范文8

关键词:马克思;消费经济;消费和谐;自由时间;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的消费经济理论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虽然没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消费问题,但关于消费的思想仍可散见于其不同的著作中。认真解读其消费经济思想,对当前以消费推动经济的增长,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研究消费问题的突出特点是并非仅就消费研究消费,而是把消费放在更大的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即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中来揭示消费的作用。消费是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再生产中的环节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使社会再生产周而复始地不断运行。马克思认为:“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为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在这里,马克思全面而精辟地阐述了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关系。

首先,生产和消费直接统一。马克思认为,“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里的“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同时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双重消费过程。其中,主体的消费,是指劳动者的体力脑力的消费,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虽然一边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物质生产中消耗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客体的消费,是指生产资料的消费,即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工具被使用磨损,原材料的自然形状不再保持原状和特性被消耗掉,而变成具有新的自然形态和特性的产品。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是它的一切要素直接的消费行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是指生产资料的个人消费过程,同时也就是个人身体生长、恢复的过程,即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种消费的生产,“正如自然界是植物的生产一样,这种消费的同时也就生产了自身的身体,使体力脑力得以恢复、保持、发展。

其次,生产和消费互为媒介。马克思认为,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互相媒介的运动,即“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所谓“生产媒介着消费”,是指生产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失去了对象,从而也就不会有消费。所谓“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是指消费为生产的产品创造了消费者这个主体。就是说,产品只有对消费者这个主体才是产品,并且只有被消费者消费,才得以最后完成。

最后,生产和消费互相创造。马克思从三个方面论述生产创造消费:一是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和消费对象。二是生产规定着消费的性质和方式。生产不仅为消费创造了材料和对象,而且由于生产也为消费提供了不同性质的产品,从而也就规定了消费的性质和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三是生产创造着消费需要和消费者。马克思从两个方面论述消费创造生产:一是消费使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使产品得以最后完成。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二是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这就是说,消费“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动机,”成为生产的动力。人们在现实的消费中,总是发现对物质对象的不满,不断提出更高的消费需求,在心中创造、想象、构思新的消费对象即观念的对象,从而刺激引导生产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2、消费和谐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消费和谐的概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消费的和谐问题。在其著作中曾多次谈到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问题。

马克思早就看到,消费和谐对于人们生存、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满足即消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优美的自然环境不仅能使们享受大自然的丰厚赐予,而且还能开拓人的胸怀,陶冶人的情操,启迪人的思维、发展人的智力、体力,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人类统治自然的自信心极度膨胀的时代,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方面取得胜利的同时,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曾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储存水分的中心。……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

马克思还指出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问题,“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是社会动物。”这就是说,人们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必须与他人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马克思一贯坚持任何人的生产和实践都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享受。自然界的人本质只有对社会说来才是存在的;……”就是说,任何消费者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各种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构成了消费者的各种集体。这种集体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消费选择、消费方式及消费偏好。所以,消费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消费的效果,关系到消费者的满足程度,关系到社会文明和社会和谐发展。

3、自由时间与休闲

马克思在预测未来社会个人消费时,明确提出了自由时间理论和休闲思想,并对其重要作用作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经济就是劳动时间的节约。所谓“自由时间”就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未来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的多种消费需求,不仅包括物质的,还包括精神的。一般的物质消费的满足主要是由于个人的消费能力决定,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精神消费不仅取决于人的消费能力,而且需要劳动者有更多的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对于一个人来说,能否享有自由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末,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马克思还把自由时间区分为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和从事普通活动的闲暇时间,即:“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它的人变成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

那么,如何才能增加人们的自由时间呢?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生产力很发达,人类才能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游离出相当数量的剩余时间,构成社会的自由时间。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导致工作日的缩短,自由时间的增加;另一方面,劳动本身的性质的变化,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首先,自由时间是使个人分享人类文化成果,发展自由个性的保证。“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短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恩格斯也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现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分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技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人类生产在一定阶段上适合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我们所说的提高生产质量,……这样,生存斗争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

马克思高度评价增加自由时间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自由时间里,人们通过文明、科学的闲暇消费,充分发挥自己的爱好和专长,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展高层次的闲暇消费,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享受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消费层次和消费质量,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从而“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可见,人类只有不断缩减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才能为自身的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才能逐步由必然走向自由。在马克思看来,衡量人类进步的根本标准,归根到底在于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有共产主义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足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鱼夫、牧人或批判者。”随着资本主义的解体,未来社会的诞生,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到那时,“……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二、马克思消费经济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消费经济理论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重视消费,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实现产业结构,进而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与发展,真正实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增加生产,保障供给,用更多的产品满足人们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增加需求,扩大消费,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人们重生产轻消费;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受到消费需求的约束,消费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2004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将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到重要高度。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把“要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必须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保持社会需求总量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作为首要任务提出来。这充分说明我国已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扩大内需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环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当前,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生产结构不合理,从而造成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供给过剩的是一些传统产业和粗加工产品,供给不足的则是新兴产业和精加工产品。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要创造条件开拓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不断扩大发展性、智力性、艺术性、享受性消费产业,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善于运用高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方面需要。

2、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树立消费和谐的理念,营造和谐的消费环境,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消费和谐对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意义重大。现在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和谐”是当今最重要的关键词。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强调:“要把节约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消费是社会经济中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领域,消费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消费中必须树立和谐消费理念,营造和谐的消费环境,坚持和谐的消费方式。要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引导人们理性消费、适度消费、科学消费,文明消费、实现可持续消费。要自觉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营造和谐的消费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当代经济范文9

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概述

在整个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体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重农抑商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统治阶级重视农业发展的思想息息相关,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段将农业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都注重采取相应的措施发展农业。之后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生产力发展水平进一步上升,规模化的企业出现,在企业发展和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完善的企业管理思想。企业管理思想也受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同时它的出现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企业的发展和规模的壮大,企业管理思想理论体系也不断完善,逐渐形成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之后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取得不断上升,有关农业、金融、货币、企业等的思想理论体系不断出现,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并逐渐形成完善的体系,形成当代经济管理体系。当代经济管理体系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对经济社会发展又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

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是全面的,涉及到货币、农业、企业经济、国政经济等各个领域,下面将对此进行探讨与分析。(一)货币金融管理的影响货币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货币供给和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由此产生相应的经济活动。为了提高货币金融的管理水平,通常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生产、销售、供求关系、价格、政策影响等等,而价格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才能提高货币金融的管理水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农业、商业的发展与价格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经济管理过程中,都将价格因素作为重要的考虑对象。春秋时期在货币管理工作中,主要根据官方的政策措施进行,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认知水平的限制,在货币管理中完全忽视市场的影响,难以提高管理水平,管理工作缺乏科学性和完整性。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货币不断演进并到后来随着纸币的出现,货币金融管理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并进一步完善。当代货币金融管理工作中,借贷和利息是常见的工作,然而高利贷的存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采取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规范和管理。(二)农业经济管理的影响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农业经济的管理。当代经济管理工作中,始终将农业经济管理放在突出位置,要想促进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有完善的管理理论体系的支撑。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十分重视对农业的管理工作,坚持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对促进农业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另外,农业经济管理思想还注重与农业发展的实际相联系,以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况为依据,采取有效的措施,并注重管理经验的总结。这些管理思想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农业经济管理水平,还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三)企业经济管理的影响企业经济管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思想理论的总结而出现的,同时对企业的运行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在管理过程中,要考虑企业和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并遵循科学合理的方法,同时注重管理方法的创新,为企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事实上,传统企业经济管理思想也为当代经济管理提供指导,今后应该在现有企业经济管理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管理的需要,吸收传统企业管理思想的精华,采取相应的创新策略,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思想的创新发展。(四)国政经济管理的影响经济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政府通过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政策,弥补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保障。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坚持量入为出管理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影响后世经济管理的各项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经济管理理论体系形成,该经济管理理论总结传统经济管理的经验,吸收先进的成果,并结合当代经济管理的具体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时代特征。在邓小平经济管理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该保持清晰冷静的头脑,认识其不利影响,充分利用积极因素,从而更好的为当代经济管理服务,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作者:李莉 单位:邢衡高速公路管理处

当代经济范文10

一、当代中国经济立法回顾

当代中国经济立法的历程可以分为下列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这一阶段自新中国建立到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计二十九年时间,中国大陆共颁布一千七百多种重要法规,其中经济法规占半数以上〔1〕。 但此时的经济法尚未以一门专业法学和一项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形式出现,所谓“经济法”只是行政全面控制经济的法律表现,是计划经济的工具,它主要调整国家在组织领导经济生活中的纵向关系,其实质是经济领域中的行政关系,它往往与党的政策混为一体。因此,这时的经济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

2.第二阶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时期(1979—1991)这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达104部,其中经济法48部,约占50%,平均每年有四部经济法出台〔2〕;国务院或批准的法规596部,其中经济法规425部,约占71%,平均每年颁布33部经济法规〔3〕;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2483部,其中经济法规611部, 约占25%〔4〕,平均每年47部经济法规。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经济立法高潮。

这次经济立法高潮开始于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强调:“我们还需要经济法”。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经济立法的重要地位。宪法直接提到要制定的法律有39个,而其中经济方面的法律12个。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国家立法机关要加快经济立法。”从此,中国的经济立法工作驶上了快车道。

此期间经济法学成为一门专业法学,法学家们开展了一场关于经济法本质和调整对象的大讨论,最终纵横统一(管理协作关系)论占据主导地位,它反映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时期我国经济立法的特质和内容。与此同时,许多院校成立经济法专业,1981年国务院成立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开始为经济立法奠定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经济立法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连,经济立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工具。

3.第三阶段:市场经济时期(1992年至今)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及全国人大《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成为中国经济立法的根本任务,七届人大于1992年通过的法律法规共16件,其中经济立法6件。国务院或批准的法规性文件共84件, 其中大部分为经济法规〔5〕。1993年八届人大共通过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3件, 其中经济法方面12件。八届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12月召开座谈会,确立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该规划共列入立法项目152件, 其中列入第一类属于在本届内审议的经济立法53件;列入第二类属于研究起草阶段的经济立法37件。1994年八届人大又通过经济法律20件〔6〕。据报道, 八届人大常委会决心在5年任期内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法的概念才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的概念接轨,即“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经济的法律”,经济立法的前景从模糊走向清晰,立法规划逐步系统化。乔石委员长在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立法(即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①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②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③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的法律;④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市场经济的许多重要的基本法如《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票据法》等均在此期间出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二次经济立法高潮。

二、当代中国经济立法总结

当代中国经济立法具有以下特点:

1.从立法的现实背景看,当代中国经济立法具有很强的急迫性。70年代末,当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确立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时,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经济发展上已经落后几十年时间,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显得十分紧迫,这导致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紧迫性,进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立法的紧迫性。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经济立法是在理论准备与物质准备均不充分的情况下展开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这反映了最高决策层关于经济立法“宁粗勿慢”,“宁散勿无”的指导思想。立法背景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当代经济立法的其它重要特点。

2.从立法的具体内容来看,中国现代化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当代经济立法的根本意旨在于以法律为社会变迁的杠杆工具,驱动社会前进,而不是对现实社会习惯的“再制度化”。所以,当代中国经济立法自始隐含着较强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色彩,按照社会经济尤其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规范行为主体的权利义务的法律,不仅在法的形式上更在法的内容上是很不理想的。就此而言,立法的实际工作远远没有能够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所笼罩的阴影。

3.从立法的制度体系看,当代中国经济立法正从过去的中央集权制嬗变为中央统一领导和多级分权的体制,行政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增强。

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唯一的立法机关;1955年和1959年全国人大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单行法规和修改法律的决议;1982年以后,中央进一步下放立法权,在确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的同时,确定了省级(包括直辖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后来,地方立法权限又扩大到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又授予深圳市经济特区有制定法规和规章的权力。此外,全国人大还于1984年和1985年通过决议,授予国务院在税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根据宪法并在与有关法律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的权力。

当前我国经济立法的一元领导、多级分权的体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首先,当代经济立法的紧迫性要求适当分散立法权力,以提高立法效率,加快立法步伐;其次,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许多经济体制问题正处于变化之中,尚未取得成熟的认识,但法律又要求稳定性和确定性,所以不宜由全国人大通过法律形式予以规范,而授权国务院以暂行规定或条例形式予以规范则是较灵活的举措;再者,我国幅员广阔,地域差异很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应就共同的基本问题予以规范,对地方性的具体和特殊的事项以授权立法的方式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目前我国经济立法体制还存着许多颇为严重的问题。

第一,在立法的实体权力上,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权与行政机关立法权、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缺乏严格的划分,对授权立法缺乏严格的限制和监督,行政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膨胀,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本位主义倾向较为严重,影响法律的统一性和中央的权威性。近十年来,国务院在许多重要经济立法中起着重要作用,如税制立法,据统计,实行新税制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法文件只占21%〔7〕, 国务院制定的税法文件则占79%。

第二,在立法的具体程序上,经济立法程序制度建设滞后,程序虚置、程序空白和程序非法制化的现象比较严重,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立法程序法》。近来许多海外法学者多次指出程序建设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核心〔8〕, 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条件下以程序为基轴重建社会共识及正统化机制,避免社会的无规范动荡状态的发展可以说是当务之急。这些观点应当引起我们深思。

第三,在法律的解释过程上,由于我国立法长期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为法律解释尤其是司法解释留下过大的权力空间,使司法解释权具有“准立法权”的性质。目前司法解释权的混乱和扩张表现为:①非司法机关大量介入或参与司法解释,如1983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查询冻结和扣划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②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尤其省级司法机关介入或参与司法解释,形成所谓“二级司法解释”如“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的有关规定。

4.在立法技术上,我国经济立法大量参照西方国家的立法体例,国际化的倾向十分明显。1992年通过的《海商法》是建国以来颁布的条文最长内容最详备的一部法律,其中至少有十三章的内容以目前通行的国际公约为基础,吸收了国际惯例,参考了世界上有影响的标准合同,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海内外反映很好;此外,税法也采用了英、法、日、加拿大等国对公司征税的法规,税率为33%;《著作权法》对著作的分类方式、保护期限,也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做法。但在微观技术方面如法的结构设计、法的语言表述、法律汇编方法等与国际间较为先进的作法还有不少差距,有待规范化和统一化。这里不再赘述。

三、中国经济立法展望

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之后才逐步完善成熟起来,同样,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完善也将经过一段较为漫长的时间,今后十几年时间则将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初步定型的重要时期。究竟如何完善我国经济立法,笔者拟提出如下构想:

1.加强市场经济立法的理论研究,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立法思想的影响,正确认识经济法的本质和地位,厘清民商法与经济法的界限,为经济立法的科学化、系统化奠定学理基础。

七十年代台湾法学界曾就台湾的经济立法提出“以理论来领导经验,以学术来促进立法”的原则〔9〕,这值得我们借鉴。 乔石同志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曾指出:“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首先,我们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进行总体上、法理上的研究”。笔者认为要进行总体上学理研究,就应将经济立法置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上予以分析。

中国法制现代化不同于西方法制现代化。一方面,按当代中国法学家的共识,中国法制现代化应走“市民社会驱动”的道路,即体现平等自由精神的民(商)法典的酝酿与制定定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种种危机如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平衡等日益恶化,这都不是脆弱的市民社会所能解决的,它需要强大的政府力量和公法力量。经济法就是现代国家干预市民社会重要方式,所以,现代社会中民(商)法与经济法性质相异,功能相左。而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制度目标是构建国家与社会、公法与私法的均衡结构,而不偏废其一。民(商)法典需要控制国家的权力,又要给国家权力(经济法)留下合理空间。民(商)法与经济法的权力如何分割,这将是今后中国经济立法实践和法学理论面临的根本性的课题。

2.现代经济法制是理性化的机制,未来中国的经济立法应当树立“科学立法”和“专家立法”的基本原则,鼓励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经济立法中的协作。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更多一些各方面的专家参加立法工作”。应当指出,专家立法不是摆设,而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的内在要求。日本学者三木清在总结日本现代法制变革历程时,发人深省地说:“当今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从前的党人政治家的思考模式已成事不足,必须代之以一种新的技术要素。于是法律乃行政技术的专家出身的官员在政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10〕这正是我们提倡专家立法的最好注脚。

3.加强经济法律修改、废止与保存工作,使法律编纂制度化,力求一些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法典化。

目前,我国经济法律法规的数量繁多,但许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有一些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要求不相适应,甚至相悖,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损害了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从1983年开始,国务院及各部委、各省市曾进行过一次统一经济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历时三年多时间,总计清理全国性法规3000多件,其中废止失效的占70%,清理各部门规章和各地方性法规五万多件。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法律与经济现实脱节的现象仍然存在,还将层出不穷,所以在当前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应使法律的清理与编纂工作制度化、经常化,每隔五年或十年统一清理与编纂一次十分必要。

此外,现在许多学者反对经济立法搞“大而全”的法典,主张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单行法规,这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对于一些统领整个经济法制的基本制度的法律,应当酝酿其法典的制定,这有利于统一经济立法,减少重复立法和法律冲突。另外,对一些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渐成熟的法律制度,也应以法典形式加以规范,保障其稳定性。

4.注重经济法制建设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中国是一个无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度,中国的法制史对今日中国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无以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决定了当今的中国立法不是对传统与现实习惯法的总结与提炼,而是理性建构的“制度化”过程。理性建构的内容或来源于主体的创造,或来源于他国经验的摹仿,而在发展中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往往是微小的,摹仿则是主要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皆是如此。从这一意义说,我国当代的经济立法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法律移植运动。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制变革十分相似。当时日本人的指导思想就是纯粹的拿来主义,但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日本法制体系中的“日本特色”愈来愈多,时至今日,日本在经济法制方面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法系”。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思索。可以说,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法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将是我国经济立法的又一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在涉外因素较多的经济法制中,我们应强调“国际化”,但另一方面,在那些与历史、民族、文化因素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制如市场主体的基本结构等法律制度,则更应注重积累本土化的经验,以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道路。

注:

〔1〕翁松燃编:《中国经济法论集》第一集(序), 大学出版印务公司(九龙)。

〔2〕根据1979—1991《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人民出版社)统计,见《经济与法律》1993年第1期。

〔3〕根据1979—1991《国务院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新法规汇编》(丛书)(新华出版社)统计,见《经济与法律》1993年第1期。

〔4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地方性法规数据库》统计,见《经济与法律》1993年第1期。

〔5〕《经济与法律》(香港),1992年第4期和第5期。

〔6〕《经济与法律》(香港),1994年第6期。

〔7〕《生产力之声》,1994年第12期。

〔8〕季卫东:《论程序》,《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美国),1993年第4卷第3期。

当代经济范文11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演化规律;选择性配置

一、经济学前史

所谓经济学前史,我的概念是在亚当斯密定立经济学坐标之前的经济学萌芽阶段。在西方兴起的重商主义阶段,这是人类在脱离自然经济之后进化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财富积累的加速阶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使全世界的金银货币通过贸易的渠道流向本国,是使本国致富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手段,这种观点无论是出于资本家的贪婪还是精明商人的本能,或者是政治家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虽说商人不像农民那样从事具体的生产性劳动,但其创造的价值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虽然依赖劳动人民的产品,但却是他们实现了产品的最大利润,商人使世界经济连成了一个整体,这种看似的低买高卖的手段却实现了要素的最优配置,如果不是对于价值的那份贪婪式的追求,我们很难想象还会有多少的资源浪费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威廉佩蒂告诉我们“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人的劳动、土地的价格以及资本的利息被认为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他们似乎发现了创造价值的真正要素,不是商人的投机买卖,而是他们对于农业和商业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如何利用三类价值要素来创造更大的价值。历史走到这里,经济学似乎已经露出了她神秘的面纱,选择性的经济配置似乎已经指引着人们走向光明!

二、古典经济学与边际革命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横空出世,她主要为我们阐述了三点。第一,分工生产,相互交换能迅速增加财富。在我们现在看来,分工产生的专业化必然会提升生产的效率,也就是增加了单位时间的价值财富,并通过交换实现价值。第二,劳动创造的财富随劳动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的价值在当时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劳动被认为是社会价值的来源,劳动的效率、激烈的竞争也被考虑到经济学的范畴之中。第三,分工与劳动都决定于资本,有资本才能分工,才能获得更多的劳动力。资本带来的设备改良极大的促进了分工的进步,同时,斯密也认识到资本来源于人们的储蓄习惯。古典经济学的第一要义就是经济人假设,这是经济学最本质的定义,也是一直延用至今的假设。因为人具有主观性,而对于经济学规范性的研究必须制定一个统一的前提,这就是经济人。经济人追求的是利己,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实现了利他,这种利他是整体追求利己的结果,也就是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后期的经济学表明,结构性及有效性需求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结果,也就是在自由的市场中,贪婪吞噬了公平,自由竞争与自由追逐个人利益被看做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财富的进一步增长遭到了需求的瓶颈,社会的愤怒终于在德国演化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本著作在我看来是资本世界对于自身的反省,也是激起了经济学界分化的源头,人们认识到,价值财富的目的不在于生产出来,而在于人们能够享受起这些财富,如果剥削消灭了大众需求的能力,那么财富真的与垃圾没有区别。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积累引起的经济危机告诉我们财富的增长不是永无止境的,我们需要在经济增长与大众福利之间寻找一种均衡,选择性的经济配置更要合理性,因此,边际革命产生了。

三、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革命

所谓新古典经济学即边际主义经济学,它们在继承古典主义效用分析法的基础上,认为边际效用才是经济人决策的基础,从而进一步发展到一般均衡理论,形成洛桑学派,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在于市场整体均衡,但是这种边际的均衡还是基数效用论的,直到后来的帕累托提出了“序数效用论”及无差异曲线的概念,边际主义才开始有了正确的航向。

帕累托认为,效用是可以排序并比较大小的,同时不同的人的效用水平也存在差异,并可以通过距离原点远近来表示。如此细化的数学方法引入,使得经济学问题的解决显而易见,这一点在帕累托解释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时候更是显露无疑。另外,帕累托在解决社会分配问题方面提出只有提高整体国民收入水平,才能够实现国民收入重新分配或者收入均等化,同时在社会福利方面,他提出的帕累托最优也是指导社会改革的基础。

在我看来,帕累托之所以能对前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如此之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巧妙的运用了数学方法解释经济问题,这种直观无暇的解释方法在当代应用的体现就是计量经济学的飞速发展,计量经济模型的运用使得主观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客观无可争辩的模型来替代,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帕累托完成了近似于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定义,有了这种坐标式的指引定位,未来的时代必将是飞速的。

四、当代经济学与后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能够被迅速接受的原因还在于满足了当时经济大萧条的需要,解决了时代的问题,但是这种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似乎违背了经济自由的原则,进而被当时的部分经济学家所反对。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能够促进消费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其次就是促进投资的低利率政策,由此也就出现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要点在于乘数理论或者说是杠杆效应,国家投资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循环而持续的。利率政策就是货币政策,通过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唯一要避免的就是流动性陷阱对于货币的吞食。同时,为了避免过度的干预,凯恩斯经济也在为竞争构建规则,也就是新的经济秩序――社会市场经济,这也被经济学界标榜为第三条道路或者是经济人道主义。

由此西方经济学也就迈进了有计划的经济增长时代,这里的计划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规划,相比较原来的经济漫无目的的增长来说,经济的有效增长可以被人们测算出来,这就使得经济学再次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代,类似于当年的马歇尔,这时的萨缪尔森对经济学进行了再次的综合,时代的推手就是当年西方国家陷入的滞涨困境,因而,历史也就进入了后凯恩斯时期。他们所强调的现代经济增长更加注重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把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定义为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创新,同时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是实现创新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主义学说也是对于凯恩斯货币政策的时代性发展,并看到了货币政策在长期与短期内不同的调整效果,最后认为只有奉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才会是经济有秩序的增长。

后期诸子百家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胜枚举,在此不做赘述。

五、总结

通过以上对于经济学的历史阶段发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追求,也都有每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但是经济学唯一坚守的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的热爱,换句话说,也就是每个时代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本身的那一份坚守,才使得他们能够被历史铭记,并指导当代人民进行合理的经济建设与改革,同时也只有经济理论得到大众的认识与理解,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个时代的经济增长!(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平.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J].法制与社会.2008(05)

[2] 李文一.微观经济思想史学习心得――从马歇尔到凯恩斯[J].现代经济信息.2014(15)

当代经济范文12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视野下,现代经济发展推动着各地区经济模式转型。经济模式的转变,必将引起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的变迁。文化顺应现代经济发展而作的文化调试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潜移,这种文化在潜移过程中会与固有的传统民族文化产生新的冲突。如何在城市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在现代化经济模式大行其道的当下,找到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的新途径,在发展经济、保持传统文化之间寻找新的平衡,达到既发展民族经济又保持传统文化的双赢目的,这不仅是理论层面的问题,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经济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现代经济的发展会对以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民族产生深刻影响,其结果是促进民族经济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变,民族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会导致民族文化调适、转型,从而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的文化诞生。这是现代经济对民族文化主要的影响。“各个民族的文化意义就在于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动力。”[1]民族文化的变迁与转型是为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转变。“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由于它们面临的不仅有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2]在现代经济环境下,融入较先进文化,不仅是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促进本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避免淘汰最有效的手段方法。以农牧为主的达斡尔族人过渡到农耕与畜牧混合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达斡尔人的传统民族文化,如“罕拜舞”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形态。新“罕拜舞”保留了原始舞蹈中农耕狩猎的舞蹈动作,结合了现代人的特点,发展成为老少在广场能够健身的大众化舞蹈,成为传承达斡尔文化的重要载体。鄂伦春人从单一狩猎向农耕文化转变,他们走出山林,放下心爱的猎枪,开始农耕生活。而农耕之余,发展起来的桦皮画艺术则将对山林的留恋留在了方寸之间,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存活在当下生活中。这些文化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之更快适应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文化来讲,伴随着新经济而产生的新文化,是一种文化的进步。

其次,混居经济对文化影响是促使文化模式的趋同,其结果是淡化本民族文化,共同形成新的大文化。从现在我国民族分布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在空间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显着特点。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是和汉族杂居相处,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言,主要是少数民族之间或同时与汉族混杂居住。”[3]在黑龙江地区,混居是本地区特别鲜明的居住特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黑龙江有54个少数民族,朝鲜族以黑龙江中、东部牡丹江及周边地区为主散居地;满族主要散居在哈尔滨双城周边地区;蒙古族主要散居在黑龙江靠近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地区;人数较少的赫哲族居住在同江、抚远紧邻俄罗斯的边界地区。散居的民族在居住的具体村落中又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态势。各地朝鲜屯、回民村、蒙古民族乡镇多是民族人口相对多的地区。由于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提倡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那些人口少的民族在其他民族影响下很难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散杂居地的不仅经济发展模式要相互影响,文化也处于相互融合的态势。要想保留住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必须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产业。因为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并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是能够随着经济发展得以延续的。但是,那些人口规模小、本民族的消费群体在逐渐减少的民族在文化与经济转型中面临着更多文化基因的丢失。如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都是由于人口过少,在周围强大的汉、蒙、满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济、文化都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文化传承举步维艰。缺乏经济发展目标的民族文化保留是艰难的,民族文化丧失了本身具有的文化特点,致使本民族文化淡化,随之而来的是与主流文化的趋同。

再次,地缘经济是衡量外部经济对民族文化影响的重要标志。空间距离是民族传统文化保留的重要尺度。经济越不发达,距离中心城市越远,民族文化的遗存保留就越加完好,受到城市化经济冲击的影响越小。地缘经济的辐射强弱,地缘优势对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以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聚居区为例,在接近市区的区政府附近的达斡尔族村齐齐哈村,达斡尔人居住的建筑与其他汉族人的建筑模式已经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唯独在建筑上保留了开西窗户的习惯。而当地的汉人在建筑时也采纳了西窗建筑风格,除此之外,看不到一点有达斡尔族的建筑风格的民居。而远离城市的偏远卧牛吐、莽格吐民族乡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民居。此外,汉民族经济发展,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步融合,其原有的文化特点逐渐淡去。少数民族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必须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里汉文化与其他民族问题的交流是相互的,彼此相互影响着的。总的来说,汉文化由于处于文化的主流与支配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他民族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与汉文化接轨。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也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制约着文化,经济的变化造成了文化潜移,在与外来文化接触中导致民族传统的改变。

二、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首先,传统文化模式的滞后性,制约着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相应的文化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而经济模式的转变,要求文化相应转型。当出现经济文化不同步问题时,原有文化将失去存在基础。以黑龙江鄂伦春涉猎经济发展困境与鄂伦春原生态山林文化为例。当20世纪初期,大小兴安岭均有鄂伦春猎人的身影,他们或以“乌力楞”(同一父系的人们或几代子孙组成的集体涉猎组织)、“阿额”(由3~5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生产组织)、个人为主,进行涉猎活动。但到了195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人告别了驰骋山林的生活,分别在黑河瑷珲区新生乡、逊克县新鄂乡、新兴乡、塔河县的十八站乡、呼玛县的白银纳乡和嘉荫县乌拉嘎镇胜利鄂伦春民族村建立了5乡1镇的鄂伦春新乡村,开始了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也由涉猎为主转向农耕为主。这种变化导致了以山林文化为主的文化形式,如桦皮文化、涉猎文化由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变得淡化乃至逐渐消失。“由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伴随生活方式而生的传统文化也随之断裂,处于濒临衰亡的边缘,现代的鄂伦春文化几乎被汉化。”[4]对于文化来说,原来伴随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逐步变迁、消失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对于经济来说,这种过时的文化因为很难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因此,要改变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文化调试,这样才能使文化与经济和谐共进。

其次,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消极落后的习俗与心理等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导致行为方式消极,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以黑河市瑷珲乡新生乡为例。在1984年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鄂伦春族有42户承包了土地。到1985年,42户鄂伦春人共承包土地1665亩,人均22.5亩。实际情况是,在1984~1995年,全乡鄂伦春族只有10户种了部分土地,有20户将土地转包给他人,5户分到土地后既没有转包也没有耕种,而是出现了“弃农归猎”的现象。[5]这种怀旧的习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对民族文化的保持固然有一定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不与经济发展合拍的文化传统毕竟是文化进程中的阻碍,这种消极的因素极大地制约着民族经济发展,使民族经济在原有的圈子里循环,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再次,在现代化人际关系交往模式转变过程中,文化意识中的原始习惯定式对新变化的不适应,造成了民族心理的调适困难,影响着经济发展。如:鄂伦春人中的“乌力楞”氏族组织中实行绝对平均分配,即使是氏族内部劳动技能差的人也能够得到基本乃至最好的物质保障,面对现代化竞争意识加强,一部分鄂伦春人显得无所适从。固守传统、缺乏积极发展新经济等思想观念,加之骨子里民族性格中的耿直因素,使 他们很容易与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模式合不上节奏。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对新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处于一种茫然状态。内心深处对驰骋大自然的留恋,使他们对农耕文化或更进步一些的现代文明产生纠结。

“鄂伦春族如何继承民族意识的优秀成分(比如互助意识、吃苦耐劳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等),同现代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尽可能消除或减弱唯利是图、金钱万能观念对鄂伦春族的消极影响,这是鄂伦春族在新时期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事实上却不那么乐观,在鄂伦春人中不仅明显存在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奋斗精神不强的现象,反而在现代意识的强烈冲击下无所适从,特别是在长期扶持政策的作用下,形成了依赖意识和盲目的优越意识,影响了鄂伦春族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已明显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环境。”[6]一些民族的适应性,不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会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为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此外,社会主流文化变迁过快与民族传统文化本身相对稳定这一特点,使文化与经济发展相脱节,对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主流文化“体现着时代主导思想、支配着文化发展方向,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从根本上规定着社会制度、行为方式和精神文化内容,反映着特征时代文化的本质特征规范和引导者其他文化顺应文化主流的发展”[7]。

主流文化的特定决定着其他文化要适应它的发展变化。而传统文化由于其固有的文化稳定性与文化的历史性,在文化面临转型时期与主流文化的变化性与时代性会产生文化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要么是主流文化淹没了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消失;要么是传统文化的坚守,使建立在其文化意识平台之上的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固守在一个战车上,结果是文化与经济原地踏步;要么是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融合成新文化,其代价是抛弃原有的文化特点。这是文化变迁中最好的结果,也是能够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不论是现代化经济对民族文化的影响还是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经济发展的制约,它们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我们应该找到一方面能够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途径,另一方面,将民族文化优秀的部分加以改变,在保持民族文化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有时代特点、能够跟上现代化步伐的新的民族文化。“1979年,在联合国召开的基多会议上提出了总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应尊重文化价值体系。我国少数民族目前的经济状况正是充分调动其体内资源进行综合运用,立足于传统文化不断进行调适的过程。只要引导利用得法,传统文化不仅不会拖累各民族的发展,反而会成为各民族发展的推进器。”[8]只有在保持原有文化基因,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善于与时展相结合,以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的进步,变传统民族文化中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在发展中保持,在保持中发展,真正传承了“活”的民族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