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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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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创新性医学论文的创新性是指文章要有新意，要发展医学成就，破解医学问题。医学论文有无创新，选题是关键。选题创新是医学论文写作的灵魂，是衡量医学论文价值的重要标准。可体现在：①理论方面的选题应有创新见解，既要反映作者在某些理论方面的独创见解，又要提出这些见解的依据；②应用方面的选题应有创新技术等，也就是要写出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的关键，或揭示原有技术移植到新的医学领域中的效果；③创新性还包括研究方法方面的改进或突破。
1.2可行性所谓选题的可行性，是指能够充分发挥作者的综合条件和可以胜任及如期完成医学论文写作的把握程度。选题切忌好高鹜远，脱离实际，但也不应过低，影响主客观的正常发挥，降低了医学论文的水平。影响选题的可行性因素有：①主观条件，包括作者知识素质结构、研究能力、技术水平及特长和兴趣等；②客观条件，包括经费、资料、时间、设备等。
1.3实用性撰写医学论文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及应用。要从实际出发，选择够指导科研、指导临床、造福人类的主题，因此，选题的实用性尤为重要。
1.4科学性医学论文是临床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客观反映，其写作的具体内容应该是取材客观真实、主题揭示本质、科研设计合理、论证科学严谨、表达逻辑性强、经过实践检验。所以，严格遵守选题的科学性原则，是医学论文写作的生命。
1.5前瞻性要选择有研究价值及发展前途的主题，应积极开发研究新领域、新学科和新理论。
2选题的基本方法
2.1根据课题研究的结论来确定主题这是常用的方法，可分为：①以科研的结论或部分结论作为医学论文的主题；②科研结果与开题时预测不一致，待查出原因后，再寻找主题；③科研达不到预期结果，可总结经验，从反面挖掘主题。
2.2在科研过程中选题医学科研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意外的现象或问题，作者如果能够细心观察、及时发现，可以在这些偶然中获得新的选题。
2.3在临床实践中选题临床工作是医学论文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作者在临床中会经常遇到许多需要解决的实际应用问题或理论问题，对此，只要从本学科实际出发，用心思考，会从中产生很多好的主题。其包括：①探讨发病机制与预后情况；②分析临床症状与表现；③研究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④疾病的多因素分析等。
2.4从文献资料中选题医学文献是人们长期积累的宝贵财富，是医学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阅读最新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当前医学科学研究的进展情况，开拓思路、激发灵感，从而挖掘提炼出好的医学论文主题。
3医学论文的一般体裁
3.1实验研究一般为病因、病理、生理、生化、药理、生物、寄生虫和流行病学等实验研究。主要包括：①对各种动物进行药理、毒理实验，外科手术实验；②对某种疾病的病原或病因的体外实验；③某些药物的抗癌、抗菌、抗寄生虫实验；④消毒、杀虫和灭菌的实验。
3.2临床分析对临床上某种疾病病例（百例以上为佳）的病因、临床表现、分型、治疗方法和疗效观察等进行分析、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新建议、新见解，以提高临床疗效。
3.3疗效观察指使用某种新药、新疗法治疗某种疾病，对治疗的方法、效果、剂量、疗程及不良反应等进行观察、研究，或设立对照组对新旧药物或疗法的疗效进行比较，对比疗效的高低、疗法的优劣、不良反应的种类及程度，并对是否适于推广应用提出评价意见。
3.4病例报告主要报告罕见病及疑难重症；虽然曾有少数类似报道但尚有重复验证或加深认识的必要。
3.5病例（理）讨论临床病例讨论主要是对某些疑难、复杂、易于误诊误治的病例，在诊断和治疗方面进行集体讨论，以求得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临床病理讨论则以对少见或疑难疾病的病理检查、诊断及相关讨论为主。
3.6调查报告在一定范围的人群里，不施加人工处理因素，对某一疾病（传染病、流行病、职业病、地方病等）的发病情况、发病因素、病理、防治方法及其效果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给予评价，并对防治方案等提出建议。
法学理论论文6100字(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探析论文
摘要：从马克思对前人法学思想的批判开始，分析马克思扬弃前人思想而建立的马克思法学理论特性，并依此特性分析新时代法治理论，得出新时代法治理论亦具有马克思法学理论的特性，从而进一步证明新时代法治理论是与马克思法学理论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是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和历史背景下得到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历史要求，符合马克思法学理论的历史规律。
关键词：马克思法学；新时代；法治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而形成并不断完善的法学理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有了很多创新的提法，而随着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时代”，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由此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及思考将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现实社会相结合的需要，同时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梳理清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内涵以及与目前我国法治理论相比较是有必要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继承和发展的研究，也能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对前人法学思想的批判
理论的产生必定是建立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也同样如此，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内容，认清他对什么理论进行了批判或吸收，因此首先对马克思所批判的法学思想开始论述。
（一）对黑格尔的批判
黑格尔是西方有名的哲学家，同时也具有很丰富的法学思想。黑格尔的法学思想不是出于对社会的分析或总结，而是基于其以“绝对精神”为主体的哲学作为架构。在他看来，“法”是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他认识“法”是基于“绝对精神”而存在的，“绝对精神”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但亦包含了自由的成分，和客观性的存在，以此来保证“法”不是主观的偏见及被认为是不“自由”的。黑格尔依此论述了庞大的法哲学体系。
对于黑格尔的思想而言，马克思对其显然是一种辩证的态度看待。马克思曾经完全接受黑格尔的思想并认定自己是黑格尔学派，而在马克思充分理解其思想后则进行了批判和超越。对法学思想来说，马克思便认为黑格尔法学思想中存在着理论的缺失，总结起来是有三个矛盾，国家与人民、利益与法律、法律与人民。显然可看出其理论的缺失是围绕这国家、法律和人民以及其中存在的利益为主体的，这也可说明黑格尔的形上思想无法尽善尽美地消融现世中存在的矛盾。
马克思基于此三大矛盾，将“法律”回归到现实社会本身上，也就是站在以现实社会的角度，以人为主体进行思考，分析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国家以及人与法律的问题。并得出法律是因为人而“存在”的，这种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才是作为国家制定的真正本质。
（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费尔巴哈的思想也是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之一，虽然他和马克思同属唯物主义，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则是直观唯物主义，并且其法学思想进入了一种人本主义。在费尔巴哈那絕对的本质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自然”的，费尔巴哈正是从“自然”中的人作为出发点，认为不能如黑格尔和宗教神学将人归于超验的“绝对精神”或彼岸世界之中，真正的人是自然、历史、国家、宗教的本质，因此他主张从彼岸、超验的世界转向现实、经验的人。但费尔巴哈的人则是以一种抽象的存在，其认为唯心主义是通过异化人的本质来达到其“超验精神”理论的实现，显而易见的是费尔巴哈所认识的“人”是一种“类本质”的人，正如其思想是以直观式来看待各种社会活动和物质劳动，将这些活动以“活动”的表象进行理解，即是简单的生活劳动、利益劳动，对人与社会活动的关系、对“劳动”的实际本质并没有真正理解。因此马克思认为需要对“活动”和活动主体（即人）进一步思考。
马克思认为“人”不能被抽象地理解，而是需从“现实的人”出发去理解“实践”、理解人。马克思认为世界的历史是由人的实践而产生的，这就是说历史是由人的实践来创造的，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状亦是由人创造的，同时这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现状同样可以通过人的实践而发生改变，实践在历史中具有能动作用。改造世界的历史就是人类实践不断发展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说，私有制的产生、发展与消解同样要在实践中才能得以完成。实践是人的实践，而人的本质也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显然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是将人放在了历史、社会中进行的考察。
不可否认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对马克思法学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马克思正是基于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对黑格尔法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同时在法律是什么意志的体现的问题上，马克思强调法律不应该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应该是人民的意志，如果不能以人民为主体则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某个阶级独有的法律。只有当法律完全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才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本特性
马克思的法学理论是基于前人的理论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产生的，尤其是在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后摆脱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为主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论”的直观唯物主义的弊端，建立了马克思法学理论。马克思的法学理论是内在含有一定的逻辑推导，但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法学理论，因此此部分以总结马克思法学理论的方式，从其法学理论中所具有的特性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法”的历史性
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探析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特征，正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马克思摆脱了费尔巴哈那种抽象的“人本论”，对于法学理论，马克思同样用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辨析。马克思辨别了“法”与历史的关系，他认为法必定是与历史的发展相吻合，也就是说发展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一定的历史更替则造就了一定的法律，显然在现实世界中法律即是对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人民意愿相吻合，法律从现实上来看即是对社会和人民意愿的总结和提升，而社会与人民意愿又随着历史的不断转变而有不同的改变，法律也会随着更改或删减。
这种法律的转变正是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下生产力的变化，马克思认为法律不是恒常不变的，法律的产生和更改都是由历史所决定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阶段，法律也就没有存在的可能，而在生产力发达的历史阶段，法律的产生也就是必然。同时按照法律与历史发展相吻合的规律，也就逐渐诞生了适合封建社会的法律以及适合资本社会的法律。
马克思将法放在历史中考虑是科学的，这揭示出了与客观事实相应的人类法律发展规律。
（二）“法”的人本性
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但同时超越了费尔巴哈抽象人本思想，马克思尤其强调法律必须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历史的发展是由人的实践创造的，当讨论法具有历史性的同时也强调了法是需要以人为主体的，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也由每个作为个体的人所组成的，人也必定需要在社会上得到承认和支持，这也就是法律需要具备的，也就是说法必定是支持人的所应有的权利。而马克思说面临的社会现状显然与此不符，他发现现实社会的法律所保护的仅是部分人群，而不能对所有人起到权利的保护作用，而这种现状的产生正是由于阶级的存在。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认为法律保护的仅是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所反映的意志，这种意志不是由全体人民来决定，是由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所决定的。马克思进一步分析，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这种现实的人权矛盾，常用武力镇压和精神麻痹的手段来欺骗受压迫阶级，以达到掩盖阶级上的不平等和权利上的失衡。在此基础上法不是保护全体人民而存在，是作为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为了某种目的的手段或工具。
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马克思认为法律不应该是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意志表现，而应该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表现，这也引出了法律所需具有的自由性，他认为法律之自由即是全体人民所具有的普遍权利，法律的作用是对人民所具有的普遍权利进行规范，但前提是法律保证全体人民具有这种“自由”，而法律和自由的关系是相互的，自由的建立即是法律的完满，反之亦然。所以从自由的角度来看，法律不应是具体阶级的工具，而是全体人民的“圣典”。
所以在马克思的法学思想中，尤其注重以人为本，把法律作为全体人民意志的反映，亦是在保障“自由”的前提下对全体人民具有的普遍权利的规范，这其中也包含了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思想。
（三）“法”的辩证性
辩证法是马克思思想中又一大特点，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建立的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法学思想中同样有很多展现其辩证性的地方。
首先在判断法律是否正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便显露出其辩证性的思考。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法律是否正义，即是法律是否与历史时期之生产力相适应作为评判标准，但值得深思的是评判过程的“正义性”（即公正性）如何来实现，所以马克思提出了判断法律是否正义的方式。一开始在理解“正义”这个概念的时候便需要辩证地去看待，因为正义不是抽象的理论，不是柏拉图所要讨论的“理念”，马克思认为正义是具体的，这就说明在评判正义的时候需要将抽象思辨与现实实际辩证统一起来，不是单纯地关注一面。同时对评判對象“法”来说，同样不能单独从法律文字上片面理解，需要将法律条文与这条法律背后所蕴含的现实状况或理论状况结合起来理解。最后在评判标准上同样需要辩证看待，虽然法律是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反映，但在评判的过程中同样也要关注法的实际运用，也就是将是否符合生产力与法的实际运用辩证作为评判是否正义的一个标准。这样看来，对于法律是否正义的评判过程，马克思从需判断之概念、所判断之对象、能判断之标准进行了一个辩证统一，共同作为判定过程的方式。
另外在法的历史性中便提到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变化，而法律也随之相吻合，这也就说明生产力与法律之间有一定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揭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所建立的，并且其建立之初必定是按照经济的基本模式以及其所需的发展范围，而在此基础上设立与之相适应的律法。这样看来，法律实际便称为了经济的所需和发展的表达，因此马克思认为通过契约而形成的法律便是对经济关系的意志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经济或生产力是决定法律的。
但法律也有对经济的反作用力。从现实经验上可以看出，在已有的律法下，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按律法的范围进行运作，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则会收受法律的约束。同样，法律的不断演变，即理论的发展和法条的丰富，有可能同时期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改变，显然这即是说明法律在成为一定的体系后，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反作用。所以马克思对法与经济的论述是体现了辩证性在其中的。
三、基于马克思法学理论探讨新时代法治理论
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这标志着我国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也同样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坚守进入了新时期，所以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与马克思法学理论一脉相承的，本章将新时代法治理论与上文总结的马克思法学理论的特性进行对照，分析新时代法治理论所具有的特性，以便更好地理解新时代法治理论。
（一）新时代法治理论的历史性
马克思认为法的发展是与历史的发展相吻合的，同样新时代法治理论同样是建立在历史阶段的发展上的。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提升，从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便可看出，即从人民需求与生产力落后的矛盾转变为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而生产力的迅速增长也带来了新的历史阶段所要面临的任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时期的大环境下，法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习近平总书记说需要根据新的实践对法治做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这说明法治理论必须与时代相结合，与人民的实践所创立的新历史的发展相吻合。同时新时代的历史目标是分两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法治理论的角度是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当前的具体任务和远景的目标规划都体现了法治理论必定是与历史的发展相适应、相吻合的，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法治理论所具有的历史性。
（二）新时代法治理论的人本性
马克思认为法律必须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在新时代法治理论中依然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由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也是决定着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说明以“人民”为出发点，围绕人民的权利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强调人民的作用，将人民作为实践的主体，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体。同样发展法治理论也是为人民而建设，为人民而发展，十九大报告中说需要保障、改善民生，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最有效的保障实际便是法律的保障。
同时在立法、践法的方面亦强调以人为主的法治思想。十九大报告强调需要各执法部门依法办事，通过对各基层的完善，以确保人民具有依法应当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自由，保障人民的人权。不论在司法过程还是在立法过程中都以公平正义、人人平等作为目标。显然这都说明了新时代法治理论所具有的人本性，从人出发，并使人权、公平、平等能够贯穿于整个法律体系中，这代表了新时代法治理论不是某个阶级的意志表现，而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表现。
（三）新时代法治理论的辩证性
新时代法治理论凸显了其辩证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认为是有机统一，此三点共同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即代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治理；人民当家做主即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依法治国即说明是以人民意志和历史规律发展的法律来进行治理，而此三方面不是片面存在的，是相互有机统一，即体现了理论、人民、法律的有机结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同时又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对“德”的强调是为了重视社会中的普遍正义，这种普遍正义即代表了一定的人民意志，这可以避免法律走向极端化。对“法”的强调是为了保持稳定的公平正义、法律正义，避免道德成为个人或部分人的意志。由此可以看出两者是相互联系且相互影响的。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其中所蕴含的法学理论同样在新时代下可被运用。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法学理论，从马克思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法学思想的批判开始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出马克思法学理论所具有的三个特性，即历史性、人本性、辩证性，并以此来总结新时代法治理论，从而可以看出新时代法治理论亦具有马克思法学理论的特性，从而进一步证明新时代法治理论是与马克思法学理论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是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和历史背景下得到發展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历史要求，符合马克思法学理论的历史规律。
法学理论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刍议高校法学理论教学存在问题与对策论文
摘要：作为大学法学部的主要科目，学习法学的理论知识的程度，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以后的雇佣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司法改革为法理学教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论文为了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研究、分析法律理论教育的问题点，为顺利工作打下基础，提出了提高法律理论教育质量的具体解决方案。
关键词：高校；法学理论；对策
随着法律的渐进推进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的法学教育步伐加快，法学部学生的数量持续增加，里脊肉的数量也在增加。法律教育满足了社会对高质量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律才能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存在理论依据和薄弱的实际能力。社会上，一般反映出法科大学院的法科修行能力不足，无法从理论层面分析特定情况，能够机械复制，没有应对紧急情况和复杂情况的能力的社会。本文分析和讨论高校法学部法学理论课上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法学专业理论教学现状分析
关于高校的法学部的内容，朗读、记忆的概念内容很多，一部分学生缺乏理解能力，法律的概念比较抽象，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这些学生很难学。近年来，高校都在教授改革和革新的想法。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理论性的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正在提高[1]。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媒体也发生了变化，教师的教学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多媒体教学模式与黑板的写作相结合，大大提高课堂教学的兴趣，减少理论教学的难度，具体化抽象的理论知识，让学生快速理解，学习法律理论。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关注法律理论的教育。但是，在新的教学计划改革的背景下，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教师和学生必须协助解决理论知识教育的问题[2]。新的要素是高校的法学理论结合现代教育的模式。传统的理论教育对教育法律知识的重要性没有实施，忽视了对大学学生进行质量教育的全面提高。据调查，有些大学的老师并不是太老，而是几乎接触新事物。他们不能长时间接受现代教育方法。传统的教育模式还被具体的教育采用。同时，大多数教师缺乏实际经验，或不了解特定的法律工作流程。这样，在实际的授课中，实践能力的培养被忽视，教学内容被忽视，在实践法的理论上，不能有助于提高法律的质量。
二、高校法学专业理论教学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理论研究不足
高校的法学者大部分都认识到了法律理论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一些法学理论教师没有从政治学[3]、经济学等专业改变他们的经历或接受法律理论体系性的教导。同时，少数法学专业者不重视学生基本法的耕作。他们不单单扩大教室的内容，而是重复课堂教科书的内容。在教室里，学生不需要主动去理解专业知识。在这种模式下，可以想象教育效果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训练质量。
法律理论教学观念存在着一些偏差，如课堂教学中忽视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法律分析能力，忽视培养学生的综合法律素养，只注重教材中的概念和理论；在专业理论课的调查中，只注重学生的死记硬背程度，忽视了对学生法律素养和实践能力的考察。这些情况的存在，使一些学生对法学理论课逐渐厌倦，从而使法学理论课失去了吸引力。此外，部分高校编写的理论教材水平和质量较低，教材语言表达混乱，章节知识不同程度难以掌握，不利于学生的学习。
（二）实践理论相互脱节
法学理论课教学内容落后，与实践脱节，不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在教学内容上缺乏法学理论的最新学术成果和教学成果。教师无法准确界定法学理论课程的重点和难点，甚至在同一所学校也存在争论，不能将其分为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和难点要切合实际，综合考虑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和特点。同时，教学内容存在严重的重复性和单一性。教学过程中的重复，使学生感到疲倦，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更多的知识。
在教学内容上，我们相信权威，只注重一个人的言论，忽视其他言论，不能及时跟踪法制建设，丰富实践能力，不能从实践中提炼出法治问题，不能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不能达到引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4]，只能传授枯燥的理论知识，不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导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严重脱节。
三、高校法学专业理论教学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做好教学理论研究，奠定质量提升基础
在课堂教学方面，要针对教学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加强对法学理论教学质量和效果的评价和评价。在教材建设中，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教材质量评价体系[5]，定期对法学教材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要注重质量，大力淘汰低水平、不合格的法学理论教材，使其逐步消失在高校法学理论课堂上。同时，要大力宣传和推广使用教育部组织的法学理论教材，特别是一些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的教材。
（二）全面推行校企合作，实现理论实践融合
当前,文学评论受制于三种力量,故对文学评论有三种理解,相应文学评论亦呈现为三种形态。其实,三种力量自古有之,万事皆受其节制。天大地大王亦大,王者往也,此政治;古有“素封”之说,富可敌国,可傲王侯,今市场类之;中国向有道统、政统之分,孔子称为“素王”,素王道统也,昔儒生持守,今大学似也。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去政治化,学院力量渐强,经济改革导致市场作用提升,故大致形成今日三足鼎立局面。
先言政治。政者,正也,导万事之正。文学评论是领导文学的重要手段,可介绍、分析、总结文学界情况,可引导文学方向,可确立文学法则,可通过研判文学舆情了解社会情况。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将文艺评论工作放在“党的领导部分”进行论述,可见一斑。早期党的很多领袖都关注文学,以文学评论进行政治斗争,争取文化领导权,前有瞿秋白等,后有周扬等。在组织架构上,有中国文联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及各省评论家协会,又有中国作家协会相应的委员会等,为评论提供了组织保障和人才保证。次言市场。尤在1992年后,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已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将文学作品视为商品,将文学评论视为对商品的宣传,故文学评论成为商品流通一环,与分一杯羹。一些作品甫一出版,评论文章、会或座谈会随即跟上,即市场参与之表现。再言大学。今综合大学多有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二级学科,文学评论则是学科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将文学评论视为学科或专业,有志向的老师将之视为不朽盛业。高校有教授、副教授、讲师,有经典教材,有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有经费保障,几十年来培养了大量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教授与学生们成为文学评论领域主力,今所谓学院批评者即此。
三个领域的评论家并非截然分开,而可互相流动。学院培养的评论人才可到作协、文联任职,亦可进入市场择业;学院的名教授、名评论家是作协、文联座上宾,亦常出席市场相关活动。部分崛起于市场或就职于协会的评论家进入大学,做教授。
随着“简政放权”逐渐落实,政治对文学的领导与介入渐少渐弱,故多借助学院力量,重要奖项(譬如“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专家评委席位颇多。为宣传需要,市场亦借重学院。因此,虽说文学评论有三种形态,但学院评论的地位与作用举足轻重。故欲了解当前文学评论现状,可见学院评论。
学院评论家虽称有气节品格,独立于政治、不依附市场,但亦有其不得不遵循的游戏规则。学院评论家虽无科处局部级别之分,亦无员工经理董事长之判,但有讲师、副教授、教授之别。学院晋升主要途径为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着作、申请国家课题等,故教师往往重科研、轻教学。然而发表出版申请有规范,若不遵守,即刻出局。某种程度,规范高于见地。某论文即使见解高超,但若不符规范,依然难以发表。
由规则引发的弊端显而易见,论者亦众。另有一弊隐而不彰,但对学院批评至关重要,即批评家的知识结构问题。知识结构决定立场、观点、导向、境界。故欲了解学院评论整体状态,可见知识结构。
评论家要有两手:第一手是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大多严谨者皆合格,差别唯在多少;第二手是知识结构,此则千差万别。欲做优秀评论家,于第一手固应努力,但功夫还须在文学作品之外。有学者尝编李长之文学评论集,所收录者皆其文学评论文章。余怪其不能展示李长之全貌,亦怪其不能言明优秀文学评论家养成之不易。若余编其文学评论集,将多收与文学评论无关者是为其文学评论集。再如,学敬泽的评论文章不可只盯着其评论文章,更可看者乃其《小春秋》,甚至亦学其所学,直接读《春秋》等。欲日日新、又日新,关键亦在第二手。文学评论可凭才情年少成名,但很快会遭遇瓶颈,难以突破,遂原地打转。原因在于第一手硬、第二手软,根本不深基亦未厚,况成名后有牵绊耗损,故有伤仲永之叹。知识结构简单固化,长期浸染当代文学作品中,非但缺乏丰厚营养,反需以己补它,久之入不敷出,必将竭也。尝观几代评论家,大多如此,不亦悲乎。
1949年后,知识有如下变迁。始之马列毛,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一锤定音。马克思主义受到挑战,始以青年马克思批判马克思主义,故强化《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淡化《资本论》。又以西方马克思理论批评马克思主义。之后,西方理论蜂拥而至,成为主导,获得文化领导权,收割了一代青年之灵魂。此过程与晚清经学崩溃如出一辙。先是今文经学攻击古文经学为伪经(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经学遂分裂,纷争再起。,今文经学亦被抛弃,干脆完全拥抱西方。经典系统往往复杂,故可保全,不可使内斗,一旦内乱,彼此终将皆被抛弃。今所言“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实则于历史有深刻洞见,亦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以80年代以来学术明星变迁为例,可清楚地见出知识变迁。学术明星乃学术时尚之承载者与体现者,但并非时代第一流学者,因有隐而不彰但超时代者在焉。譬如,李泽厚青年时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敢于出面挑战美学权威朱光潜。新中国成立之初,各个领域都要夺取领导权,李泽厚成为急先锋,承担了美学界“拔白旗、插红旗”的任务。70年代末,李泽厚转变,推崇康德,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时引领学界潮流。“主体性”云云亦成为彼时关键词,以至甘阳所译《人论》都流行开来。随着西方知识迅速传入,李泽厚逐渐落伍过时。随之而起者则有甘阳、刘小枫等,他们通过翻译引进了西方现当代知识,一时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众人皆知,之后又有施密特、施特劳斯等。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兴起的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日益成为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它以地球表面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其分支学科主要有人口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等。为此，人文地理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指不包括经济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学，广义的则是指包括经济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主要特征是社会性、区域性以及综合性。社会性是指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社会性较强的地理学科；区域性是指人文地理学包含了区域研究的特性，重视了区域特征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综合性的特点来源于地理事物的多样性、整体性，是指人文地理学在综合研究一个区域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聚落等各方面形成发展的条件、特点、分布规律和人地之间地相关以后，在一个更高地层次上发现问题，提出解决矛盾的构思。
本课程是在强调人文地理学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突出以人地关系为中心，文化理论为基础的特点，构建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框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提高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深层理解，并能够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正确分析，树立科学的人地观。
本课程所讲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在学习过程中将全部内容划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对象与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人文地理学的思想进程和学习要点。
第二部分以TerryG.Jordan的TheHumanmosaic一书为基础介绍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分布区，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五个方面，并对相关的人地关系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从人的群体性特征出发，分别介绍“人口与发展”和“人口的分布与迁移”。
第四部分介绍农业与工业。基于对农业和工业本身就是文化产物和二者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空间的格局作为其发展的空间表现来阐述。
第五部分是人文地理学的主体部分，包括种族、民族、民俗、语言、宗教、聚落、旅游、行为、政治七方面内容。这七方面均是把每个要素作为人文地理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系统全面进行阐述，而且把文化作为人地关系的中介，强调其横向联系。
第六部分根据20世纪的变化，从人文地理角度，以人地关系为核心，分别对环境问题、政治地理“合”与“分”的空间格局与景观建设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使学生了解人文地理学分析问题的观点与方法以及对未来问题的关切，增加社会责任感和增强社会责任心，达到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
本文关键词：人文地理学
关键词 作文教学 方法 材料 语言
教学是教与学的双边活动，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因此作文教学也不例外，所以作文教学也要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入手。
1 要求学生应该注意的问题。
1.1 文章的题目应先声夺人。“题目”乃一文之眼，精彩与否将直接影响阅卷人的第一印象。创新、别致、扣题是其本质要求。题目的拟定可采用诗句套改法、歌词搬借法、俗语挪用法、名言裁剪法……以此来增强题目的力度。
1.2 文章的开头应具吸引力。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开头”乃一文之脸。精彩与否将直接影响阅卷人初定的文章分数档次，万万忽视不得。因此，作文的开头，一定要精心构思，力争展示自己的风采，写出亮点来，使阅卷者眼前一亮，爱不释手。通过对之的简要批驳顺其自然地得出中心论点。如此，会使阅卷人对本文所持观点先入为主、深信不疑，即便稍稍偏一点也会被掩盖过去。
1.3 中腹要有精彩高潮。材料既要丰富也要抢眼。材料丰富是检验文章优劣的重要依据，可以表现作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力，表现丰厚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积淀。没有好的材料是产生不出好文章的，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无人涉足的新奇材料。唯其新，才能引人入胜；唯其小，才能小中见大，巧中见新。一是平时注意报刊上的最新报道、最新成果或新奇事件；二是临时筛选，即把通过联想来的材料加以比较分析，找出最切题意、最合时代精神、最能反映事物本质规律，而且自己最熟悉别人可能想不到的材料。一般地说，材料陈旧乏味不利于甚至会削弱主题的表达；而新颖妥帖的材料令人耳目一新，使主题不同凡响。
语言的亮点要抢眼。那么，修辞则是作文的魔水。《一千个零比不上一个1》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一千个零比不上一个1；一千次承诺比不上一次付出：一千句话比不上一次实践。零，看起来大腹便便，再加上“一千个”，更给人一种貌似强大的感觉，实则它依然代表着空无，代表着虚伪；1，看起来虽然骨瘦如柴，但它代表着真实，代表着存在。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在这些情况下，动动手却更有君子之风……这段文字虽是议论，但由于排比、比喻、拟人、对比、引用等手法的运用，取得了形象生动、气势磅礴的表达效果，很有感染力。
1.4 收尾应避免虎头蛇尾、结尾要画龙点睛。收尾要做到有利于揭示文章的主题，有利于文章的结构，要做到词虽尽而意无穷，就像欣赏一首绝妙的乐章，一曲终了，余音仍在耳畔回荡、缭绕。结尾收得好。能给读者以深刻的艺术感染，启发读者深入地思考问题。结尾常见的毛病：画蛇添足――添上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公式化――空喊口号。
好的结尾有后发制人之威力。文章结尾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文章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结尾给人以圆满充实的感觉。这就好比吃香甜可口的花生，吃最后一颗时也是好的，就会给人留下余香满口、回味无穷的感觉：反之，本来香甜满口，可最后那颗偏偏是坏的，就令人大倒胃口。
古人说：结尾如撞钟。这个钟撞得响亮，就能澄清是非，振奋精神，使阅卷人似听如来佛法幡然大悟。那么，学生作文的结尾。不管是百川归一，还是琴音绕梁；不论是凯旋礼炮，还是点石成金，要做到水到渠成，深化主题。
2 要求教师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对于教师，在作文中主要是批改。为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教师在批改作文时要摒弃传统的思维定势，废除以往的套话、废话，运用富有朝气、具有亲和力、带有创造性的语言。尽最大可能调动学生写作积极性。
2.1 摒弃抽象的、程式化的套话废话。在点评作文时，抽象的、程式化的套话、废话并不能起到震聋发聩的作用。这种评语，学生一看就扫兴，潜意识中那种对作文的反感就更加强烈。怎么办?那就写几句鼓励学生上进、指导学生生活的评语，哪怕这些话语与作文关系不紧密，但这些评语对写不出优秀作文的学生既是鼓励，又是指导。
2.2 写上具有交流、探讨意味的语言。教学是教与学的双边活动。教师不应把学生看成小字辈，从而忽视学生思想，居高临下，惟我独尊；而应把学生摆在与自己平行的位置上，把学生当成朋友，重视他们的思想，与他们交流、探讨。
我认为，学生在作文中流露出来的情感、意向、兴趣、爱好等，教师应该在评语中给予回应；不应把学生作文的这些内容仅仅看成是为文造情，而应视为学生通过作文的形式寻求理解、抚慰、交流、引导。对学生救助的信号予以回应，不仅对学生抒写真情实感是一种肯定与提倡，而且能给作文教学造成一种温暖的人文情怀，从而使作文成为学生的一种真实的写作，成为正处于觉醒之中的自我意识与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成为人性的证明。
2.3 保留对作文形式、技巧方面问题的批评。对学生作文中的优点，给予肯定和表扬是必需的，同样，对学生作文中的不足予以指正和批评也是必需的――避其短才能扬其长。况且作文不同于平常说话、拉家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虽说文无定法，但语言毕竟得符合规范，思维也得符合逻辑。文章东一榔头，西一棒锤，所言不得要领；甲乙丙丁，平均用笔，所写没有重点；不加选择、使用方言俚语，生造词语，所说不合规范……诸如此类的问题，评语中必须指明，但又不能一棍子打死。而应给予希望、鼓励。
“相信下一次作文你能把事情一件一件说清楚。”
“如果你能把××长话短说，效果将倍增。”
“你的文章很漂亮，如果字也漂亮，定能锦上添花。”……
尽管我们委婉地指出了学生文中的不足，但学生看了不仅不会烦心，反而很舒心，他从内心里接受了我的意见，下次会用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精力作文，会尽量避免类似的不足。
2.4 使用语言优美、形式多样的评语。对那些形式到内容都很优美的作文，评语要尽力精美。诗词、格言、歇后语、寓言故事、精妙的比喻都可用来品评学生作文，以增添作文评语的活泼性、新颖性，这是对学生作文讲究形式美、创新美的一种示范。一种潜移默化的“为人师表”。
这部书由“作文教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作文能力与作文训练”、“作文教学的途径”三部分构成，另含一个附论：“第二语言的作文问题。”这里介绍前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对近年来美国的各种作文教学研究结论进行概述，围绕“阅读能否帮助发展作文能力”、“作文训练能否帮助发展作文能力”、“作文能力能否进行专门训练”、“学生中的优秀写作者与低能写作者之间的作文行为有何不同”和“学生中的优秀写作者与其作文本身有何特别不同的关系”等问题，采用“对比班”与“实验班”相比较的研究方法，得出了如下观点：
1.增加作文训练的次数只对初中一、二年级学生作文能力的发展有益，但对发展高年级学生的作文熟练程度帮助不大；
2.学生自发的课外兴趣阅读有助于作文能力的发展，增加课外阅读比增加经常性写作训练对帮助发展学生作文能力更有效；
3.在高中阶段，让学生多作一些说理性的、评价性的、鉴赏性的写作训练，有助于学生作文能力的迅速提高与发展；
4.学生作文技能中的表达方式和结构方式等因素是可以并且能够教会的，但其他因素教不会；
5.作文教师评改学生的作文草稿，即在学生作文的过程中给予及时反馈，对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确有效果，但教师在家里或办公室批改作文后再发给学生，则对发展学生的作文能力没有什么作用；
6.语法教学指导对于发展学生的作文能力毫无帮助；
7.学生中优秀写作者作文时大多花较多时间构思、复读和修改；
8.学生作文总是“受题目的束缚”，很少花时间考虑自己文章的读者，应像专业作家一样，花较多时间考虑所写东西对读者的影响，即怎样把自己观点传送给读者、读者需要怎样的背景知识才能读懂、什么东西能引起读者兴趣等问题。
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应的、能够提供给作文教学并能帮助学生获得作文能力的理论——清楚表达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之所以自发兴趣阅读能帮助发展写作能力，是因为学生在阅读时获得了一种“为读者而写作”的感觉。这种感受“是受潜意识支配而获得的，读者阅读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获得写作能力，也没有意识到获得写作能力后的结果”。因此，本书提出：“学习怎样为报纸撰稿，你必须读报，仅仅只阅读课本是不够的；为杂志撰稿，则宁愿浏览杂志，而不应学习相应的写作教程；要写诗，就读诗；要写富有创见的读书报告，最好查阅读书笔记。”同时，这种理论认为，作文时，最关键的是明确写什么，表达什么思想感情；当目标明确后，再明确读者对象，即文章是写给什么人看的。这样，写作者只需面对理想中的读者把想说的意思说清楚就够了，文章自然能写好。正因为这样，这种理论还认为，要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最好是让学生读一些说理性的、评价性的、鉴赏性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目标最明确，读者对象也容易确定。
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写作教学的建议。这些建议，也可以说是写作教学的一些途径。具体内容为：
1.高水平的写作能力不能在短时期内形成；
2.发展写作能力的中心任务是使学生对读书达到入迷的程度，从而自发地去读大量课外读物；
3.写作教学要让学生由为自己而写作逐渐转化为读者而写作；
4.教师不应让学生迷信作文技巧之类的教条；
5.教师在作文课上布置作文并要求学生当堂完成，是错误的；
6.发展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能排斥一定数量的纯粹写作练习；
7.应让学生在作文前至少有一个粗略的文章线索或者计划，并作好随着写作和思想的发展改变线索的准备；
8.学生作文时，不要让他过早地整理草稿，应把运用技巧、措辞和标点的推敲推迟到对自己的文章内容满意的时候去做；
9.要让学生写作时在头脑中有文章的整体轮廓；
10.教师的写作指导不应该专注于直接的形式教学，而应该代之以鼓励学生通过阅读获得形式的经验知识，给学生提供能够促进思想的清楚表达程序。
从以上述说可看出，这本作文教学论著尽管篇幅不大，但其含量颇大，几乎涉及了作文教学的各种问题，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鲜观点与训练途径（当然有些观点笔者不尽同意），与我国同类论著比较起来，它也表现出了显著的特点：
第一，它的研究角度与我们的不同。它研究写作教学，不仅研究写作的心理、写作的过程、写作的训练，还研究写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阅读与写作的关系，特别地还研究学生中的优秀写作者与低能写作者的区别。这样一来，研究作文教学的层次便有了深度，并能切中作文教学中的要害问题。
在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正式公开返回台湾、公开变身进入“民主进步党”是一九八八年。民进党将台湾独立纲领正式、公开纳入党纲，是一九九一年。但是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斗争，则早在70年代中晚期就开始了。
“台独”运动假借台湾文学论诸问题、族群问题、台湾史论中的各种问题、“命运共同体”问题，民族定义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千方百计，要得出这些结论：台湾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的现实下，台湾已经发展出一个在民族认同、文学特质、自我意识上和中国完全不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宣称远在台湾达成政治独立之前，在文学、文化上早已独立。
在这样一个反民族逆流下，台独派以雄厚资源拥有好几家日报、一家全岛性的电视台，几家周刊新闻杂志。“台独势力”并且以乡土教育之名，减少对中国历史、地理甚至语文课程，加强母语（实为汉语闽南系及客家系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的教学。政府以各种“基金”和预算，支持各种“乡土文史调研工作”和“社区重建”，其中就颇有人用来强化社区意识和地方意识。当然，一九九八年由教育当局强行修改国民中学历史及社会科教科书，是明目张胆地经由台湾正规教科书，宣传和中国相针对的、台湾的“国家”史观和“公民”意识，引人侧目。
也必须指出：一九八八年李登辉登台以后，不惜以国家政策推行纵容和包庇“台独”的各种措施。二000年民进党政权登上台后，“台独”系文化人、文学家、教授和新闻言论人纷纷上台，占据学术和文化机关的要津。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台独”攻势益形严峻。
“文学台独”及其发展形势
如果在大众传播、教育阵地、社区组织等领域中的“台独”运动称为“文化台独”，那么在台湾文学论坛中长期以来的“台独”论，就是“文学台独”了。
历史地看来，“文学台独”论和“文化台独”论的发展，形影相随。但“文化台独”最早在台湾出现的面貌，却以台湾文学论的形式提出。早在一九七七年，“文学台独”论的“宗师”人物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虽然在戒严时期还有一些伪装，但却第一次提出了台湾文学的“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第一次提出了台湾在日据下“现代化”历程中产生了“台湾意识”的主张（当然，这种提法都源于“左”派台独“理认家”史明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台湾四百年史》）。
一九八一年，评论家詹宏志发表〈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指出若将台湾放在全中国的视野考察，台湾文学如果没有深厚的作品，只能沦为聊备一格的“相对于中国中心的‘边疆文学’”。詹宏志的文章立刻招来“台独派”蜂涌而至的反论。今日成为“文学台独”重要理论家的彭瑞金、高天生和李乔等人，纷纷为文强调台湾文学自有“独特的历史性格”，抨击詹宏志以中国为中心去观察台湾文学。这是台湾文学思潮中第一次强调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和“去中国性”的论说。
一九八二年，叶石涛在杂志《文学界》中表示，台湾作家要反映“台湾这块土地”的“真实形象”，“不要执著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台湾的“土地与人民”，并指现“那些站在空洞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叱的文学”是“毒素”，是“公害”。叶石涛说的是台湾作家要有“台湾意识”和“台湾立场”，放弃“空洞”、“神话”般的中华民族主义“亡灵”……而秉持中华民族立声的文学作品是“毒素”、是“公害”。
一九八三年，陈芳明在“台独”化后的《台湾文艺》上发表文章，热烈赞赏叶石涛在《文学界》上的上述文章中肯定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和“自主性”，并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和“诞生”。同年，叶石涛发表〈再论台湾文学的提升与净化〉；林梵发表〈从迷惘到自主〉，都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强调台湾久已与大陆分隔殊途，而台湾文学自日据以来一贯自己发展，从而产生了独自的“本土性”与“自主性。
一九八五年，叶石涛为自己的书《台湾文学史纲》写序，强调自日据以来台湾文学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绝条件下，吸收了欧美和日本文学的“精华”，形成“鲜明的自主性格”，发展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家应以“台湾为中心”写作，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一九八七年以后，“文学台湾论”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解严后“台独”较为宽松的环境的形成，逐渐把“文学台独”运动与“政治台独”纠结起来。一九八七年，在德国一场“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研讨会”后，在台湾引发了“台湾作家定位”的论争，在抗议国际场合中台湾作家（文学）被“定位”为中国作家（文学）之余，提出台湾作家定位应与台湾前途定位并同思考，主张台湾文学只反映“台湾经济生活共同体”，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是一种“虚构”与“虚伪”。有人疾呼，台湾文学早就先台湾政治取得了“独立”，台湾文学应与政治及社会的“台湾人解放运动”相结合。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有李敏勇、向阳、羊子乔、刘天风和林宗源等。
到了一九八八年，“文学台独”又进一步提出“台湾新民族文学”的主张。林央敏和宋泽莱分别写文章提出了“台湾（新）民族文学”，以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建立台湾优良的“新民族文化”，并最终为“台湾独立建国”服务。
到了90年代，叶石涛和陈芳明等人迭次发表文章，其思想内容不外乎一再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立自主性”，不隶属于中国文学。一九九九年开始，陈芳明发表了野心勃勃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企图全面依照“台独”史观和“文学台独”全面炮制合于“台独”尺码的“台湾新文学史”。
台湾文学论领域中的统独之争
如前所述，“文学台独”的发展，其实是“文化台独论”、“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份。但“台独”阵营有自己的广阔的言论阵地（如早期党外周刊、月刊如《前进》、《深耕》、《台湾时代》、《八十年代》，报纸副刊如《台湾新闻》副刊、《自由时报》副刊，文学杂志加《文学界》、《台湾文艺》和《文学台湾》等等），而相形之下，反对和批判“文学台独”的阵营只有《夏潮论坛》和后来的《文季》（不久停刊）及当前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势力悬殊，但是台湾文学问题上的统独斗争一直不曾间断。
一九七七年，针对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盲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一九七九年，旅日台独派学者张良泽发表〈苦闷的台湾文学 蕴含“三脚仔”心声的系谱＞于日本，主张日据台湾塑造出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国人的“三脚仔”台湾人。而台湾文学就是“三脚仔”的“心声”。一九八一年，陈映真写〈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加以批判。一九八四年，陈芳明发表〈现阶段台湾本土化问题〉后，吴德山（杜继平）则写〈走出“台独意识的阴影：宋东阳（陈芳明）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加以驳论。针对张良泽分别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发表的＜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和〈西川满书志〉，陈映真在一九八四年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批评西川满有台独意识和“热爱台湾”的谬论。统独双方对日据下台湾“皇民文学”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表现在张良泽在一九九八年〈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力言在日据战时下的台湾，写“皇民文学”既普遍又不得已，后人不宜妄加评论，而应加以理解。两个月后，陈映真写〈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加以驳斥。又不久，彭歌写《醒悟吧！—回陈映真〈精神的荒废〉》。三个月后，陈映真写〈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彭歌先生〉，加以反论。
一九八八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冬季号）发表了陈映真、曾健民和刘孝春、陈建忠等人的文章，编了“台湾皇民文学和理论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的专辑（一九九九·人间丛刊）秋季号），刊出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试论“皇民文学”〉及陈映真前述〈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也特别针对同情台独的台湾文学专业的日本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的谬论，加以批驳。
还必须特别提到，一九九七年（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之际，统独两派各自组织了研讨会。陈映真和曾健民分别发表了〈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和〈民众的和民族的：乡土文学论争的精神与70年代思想精神的再确认＞，前者从战后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颠覆来确认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从而批评“台独”派文论亟欲篡夺乡土文学论战的果实。另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则直接批判陈芳明的论文〈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
一九九九年八月，陈芳明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他企图雄霸台湾文学史论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并刊出其绪论性的首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号称要根据日据期迄於今日的台湾“社会性质”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从而炮制了日据“殖民地社会”阶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再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四五—一九八八）以及“后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八八迄于今日）。二000年七月，陈映真在同杂志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依据科学性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推移的理论，彻底论破了陈芳明自己杜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从此，双方来回交锋了三回，至二000年十二月，陈映真发表〈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及台湾新文学业史论可以休矣！＞而争论中止。
可以看到，早自一九七七年叶石涛和陈映真关于“台湾乡土文学”争论开始，一直到二000年陈芳明与陈映真关于台湾新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在关于台湾新文学史论领域中诸问题的统独争论与斗争，一直都没有间断，而且交锋激烈。这显示了“台独”运动向来重视台湾文学领域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有其理论队伍，有其言论阵地，有权力的掖护，更有思想政治斗争的长久之计，绝不可小觑。
“文学台独”论的内容
概括起来说，“文学台独论”关于台湾新文学论中的具体问题的论说，有这几个方面：
一、台湾新文学的发韧是多元的，否认台湾新文学之发生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血脉关系，亟言在与中国社会隔绝条件下，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也吸收了欧西与日本文学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中国新文学的、自主的台湾新文学。
二、因此，台湾新文学在属性上，绝不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是在与中国新文学隔绝近一个世纪的条件下，独自发展出有台湾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文学。
三、30年代台湾（第一次）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说明台湾文学“自主性”和“主体性”意识的更醒，是第一次台湾文学范畴中“并吞派”、“汉族沙文主义”一派（主张将白话文推广为大众语，从事宣传和文艺创作的语言的一派）、和台湾“本土派”、“自主派“（主张先整理大众日常语、即闽南方言为宣传与创作语的一派）之争的斗争，否认白话文派与台湾话文派之争，其实是当时台湾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关于不同语文策略的争论。
四、主张关于日据下“皇民文学”作家及作品的评价，不能用“汉沙文主义”的标尺来评价，要有从“台湾立场”出发的独自的评价。主张“皇民文学”是台湾人对日据带来的“现代化”的反应，主张“皇民文学”和当时在台日籍殖民作家有“台湾意识”、“热爱台湾”。
五、认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一场有关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也是外省人“并吞派”、“汉沙文主义”（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和“本土派”（主张台湾文学界有其独特性）之间的斗争，企图独占和歪曲史料，抹杀这次争论的团结、进步的深刻意义。
六、认为一九70年代（第二次）乡土文学论争，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发露，否认和抹杀论战中反帝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大众文学等思想内容，企图窃掠和变造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的果实与历史。
七、当前有关台湾新文学史分期的争论，主张台湾现当代史中的“社会性质”分期是所谓“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罔顾台湾社会史的科学性知识。
这些“理论”的学术与科学品质固然极为粗疏，不堪一击，但是长年以来，却也自成“体系”，由“台独”派教师在讲坛上不断宣传，带硕、博士研究生，逐年增加“文学台独”倾向的论文，增加“文学台独理论”队伍中的新兵，不能不说情况是颇为严重的。
因此，有关台湾文学论领域统独斗争的形势，就“文学台独”论的批判而言，我们以为统派有这些问题与机会：
甲、问题方面
（一）资源单薄，力量悬殊。独派占有高教领域，陈政权上台后，拥有更丰富有力的资源。统派势单力薄，理论队伍、言论阵地与独派相较，悬殊较大。
（二）现政权积极在高教院校中扩张、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在当前台湾文学教员绝大多数倾向“台独”的条件下，不能不使人担忧。
（三）由于独派拥有雄厚文化和教育源，有能力推动国际性台湾文学研究活动，扩大“文学台独论”在“国际”学界中的误导和影响。
乙、机会方面
（一）“文学台独”论的学术知识品质一般而论颇为粗陋，容易彻底论破。
（二）可以团结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共同进行研究，共同进行对于“文学台独”论的科学性、系统的廓清与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以理、以科学知识服人。
（三）台湾新文学史的新的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有助于揭发“文学台独”的各种破绽。最近我们整理、出版了有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的原始资料，对同时期台湾文化思潮的史料也做了初步整理，并与研究界分享，希望将资料公开化、透明化，使“文学台独论”接受实证性资料的检验。
结论
“台独”运动长期重视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处心积虑，有长久之计。最近，在政权的推动下，有急迫性地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强化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分殊意识，把中国文学挤压为“外国文学”，并且以台湾文学系所为“文学台独”的基地。到目前，真理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系，成功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正进一步筹设台湾文学系。中兴大学据说也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清华大学也在积极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凡此，都说明“台独”运动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中高昂的企图心。
面对“文学台独”的攻势，个人以为，在台湾文学研究工作上，应该学习杨逵精神和范泉精神。杨逵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关于建设台湾文学论争中表现了这些精神：（一）熟达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二）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三）坚持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其与中国新文学之一般性的辩证统一；（四）坚持省内外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团结；（五）重视文学运动的实践—文学组织与文学领域中的统一战线的展开；（六）具有对政治的敏锐的认识力，明确、坚定地反对为“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文学。
范泉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大陆著名编辑、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于上述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论争起到敲定主旋律的作用。即（一）他主张“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的一环”；（二）作为一个大陆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台湾、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抱着真挚、深情的关注，并且带着这样的关注去研究台湾文学；（三）在主张将台湾新文学重建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的同时，又坚持台湾新文学发展的主体是台湾本土作家，强调只有台湾本土作家才足以建设有“台湾气派”、“代表台湾本身”、有“台湾作家个性”的台湾新文学。这是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新文学的一般性的矛盾统一起来；（四）在思想感情上和在具体实践上，和台湾作家、知识分子维持真诚、深刻的感情联系，建立了坚强的相互信赖和团结。
一、基础知识穿线法
高中文言文基础知识穿线法是指引导学生阅读理解文言文文本时，将文本中隶属于基础知识的那部分内容运用表格形式条理清晰地罗列出来，让学生一目了然。比如，教学荀子的《劝学》时，可以指导学生将课文中的下列基础知识运用表格的形式分门别类地展示出来：1.生字及注音“：槁暴”“輮“”砺”“骐骥”等。2.通假字：“有”“知”“暴”“乎”“生”等的本字、读音及意义。3.词类活用：“非能水也”中“水”的用法及意义；“輮以为轮”中的“轮”的用法及意义；“上食埃土，饮黄泉”中“上”与“下”的用法及意义；“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中“日”的用法及意义。4.古今异义词：“学不可以已”中“可以”的古今意义；“輮以为轮”中“以为”的古今意义；“金就砺则利”中“金”的古今意义。5.多义词“：绝“”强“”假“”望“”闻”等的不同义项。6.重要实词：“已”“中”“就”“砺”“省”“知”等的意义。7.重要虚词“：于“”而“”之“”则”等的用法及意义。8.特殊句法，比如定语后置句：“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9.出自《劝学》的成语及这些成语的意义：积水成渊、口耳之学、跬步千里、六马仰秣、驽马十驾、蓬赖麻直、锲而不舍、青出于蓝、提纲挈领、天高地厚、梧鼠技穷、积土成山、积善成德等。之后，引导学生明白：《劝学》一文的基础知识不外乎上述内容，只要我们牢牢记住了它们，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劝学》一文的文言文基础知识。
二、文本诵读穿线法
引导学生反复诵读吟咏文言文，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言文语感，通晓文言文文本大意，理解文言文作者的政治主张、学术观点或者情感倾向等，还可以引导学生逐步透过文本的表层意思深入到文本的核心意蕴，达到透析深品文言文文本之目的。诵读穿线法一般分为“四读”，即一读求通顺，二读晓文意，三读析结构，四读品手法。以教学《劝学》为例，引导学生初次诵读文本时，要求学生将已有的文言文知识储备与文末的生字注音、释义等结合起来，不仅要无障碍地通读课文，还要正确把握诵读的语速、节奏和停顿等。引导学生再读课文时，则要求学生在初读课文的基础上利用文末的注释及自备的文言文学习辅导资料将课文翻译成现代汉语。不仅如此，翻译时还应该遵循“信达雅”的原则，既忠实于原文的本意，又尽量使译文语句通顺，意思明了，富有文采。对于文中点明中心论点的句子“学不可以已”，“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这样点明学习的重要性的语句等，不仅要流畅地诵读，一字不落地背诵默写，还要牢牢地记住其现代汉语之意及在文中所起的作用。引导学生三读《劝学》时，要引导学生对作者的写作思路进行梳理，列出文章的文脉结构图并简要概括中心论点及各层的层义。引导学生四读《劝学》时，应该引导学生品析课文采用比喻论证、对比论证等论证方法反复论证中心论点的写作手法。
三、写作教学穿线法
文言文阅读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引导学生诵读、理解、品鉴文本，还在于借鉴文言文文本这个例子，教给学生写作的方法，实现读与写的有机结合，迅速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因此，文言文文本阅读教学完成后，我们还应该运用写作穿线法授予学生写作之道。写作教学穿线法的实施，可以按照写文章的一般顺序，从审题、立意、布局、选材、开头、过渡、结尾、细节描写、语言特色等方面，先将写作基础知识给学生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然后再按照课时顺序结合不同文言文文本进行专题训练。其中，全景式描述的重点应该放在审题之上。因为题目是纲，纲举才能目张。所以，教师传授审题技巧时，应该结合文言文文本的文体特点，讲清楚文章的类型及写作的基本要求。文言文阅读教学中的穿线教学法虽然看似将文言文文本分割成了几个大的模块，在模块内提纲挈领地引导学生学习文言文，但是，这并未违背《课程标准》中“整体感知课文”的教学理念。因为这样“分”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合”，是为了便于学生在整体阅读、理解、品鉴文言文文本时把握知识点，更有阅读、理解、品鉴文言文文本的方向感，况且，运用穿线教学法所分割的每个教学模块都基于“整体感知”，最后又回归文本本真。
作者：卞秀梅单位：昆山市震川高级中学
对于医学的哲学反思同医学以及哲学的历史一样古老，诸多哲学家和医师都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医学人文运动方兴未艾，促发了许多学者对医学的哲学探索。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有：马赛尔（Marcel）、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斯派克（Spicker）对身体哲学的研究；斯特劳斯（Straus）等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哲学基础的反思；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对健康与疾病观念的关注，以及对医学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拜谈迪克（Buytendijck）对生理学和人类学的融汇；莱因恩特格（Lain-Entralgo）对医患关系境遇的分析；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对人类本体论和医疗实践的质询；甄纳（Zaner）在一系列文章中，深入地研究了人类自身的本质属性、人际间的纽带（尤其是在医学语境中）以及“促因”在医学教育中的含义。到了晚近出现了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领域即医学哲学的争论。如果存在的话，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能将其与科学哲学相区分吗？它与刚刚出现的生命伦理学是什么关系？这些区分会引发什么样的实践后果？佩里格里诺肯定医学哲学的存在，指出医学不是纯技术的科学，他认为置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医学，是一种人类增进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最有力的潜在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医学必须对当下的潮流有所回应，并在其科学的、伦理的和社会的视角下建立起一种新的联合。如果达到这一目的，医学就拥有了世界急需的新人文主义的能力，即，使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目的。而医学哲学能够成为新的联合的载体。在《医疗实践的哲学基础》一书中，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提出了一种医学哲学观点，即医学的核心在于医患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目的则直指治愈。当然，这不是否定来源于还原论的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性。正如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指出的，“如果不能充分的满足技术上胜任的预期，那么，医疗职业行为必将是虚伪和谎言。”技术上的胜任，对于治疗行为而言，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胜任本身必须服从于医疗行为的根本目的，即为特定的病人提供正确的和良善的医疗行为”。佩里格里诺的医学哲学直接而清晰地来源于他对这一学科的本质与目的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临床医学这门学科并不是科学、艺术或者手艺，它是一门完整的、实践的学科，植根于不变的医患之间存在的治疗关系这一事实。换句话说，临床医学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一方是寻求治疗的个体，另一方是承诺运用知识、技艺、经验以及为了病人的利益而进行治疗的个体。那么，这种关系的目的或目标便是为病人提供正确的、善意的治疗措施。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要解决两个问题：除了回答“是否存在，由哪些成分构成”这个基本问题，还要探究其构成的模式。因此，他比较、对比和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对医学进行哲学探究的模式，即医学和哲学、医学中的哲学、医学的哲学以及医学哲学。第一种关系型式，医学和哲学（PhilosophyandMedicine），医学和哲学仍然是完全独立的学科，每一个学科都从另一个学科的内容或方法中吸取某些东西来阐明自己的事业，例如，精神哲学家利用神经病理学的经验资料提出身—脑—心关系这一概念；或者，医生利用形式逻辑这个工具建立一个诊断或治疗的符号或算法系统。
第二种关系型式，医学中的哲学（PhilosophyinMedicine），哲学家们运用哲学探究的形式工具，如逻辑、形而上学、价值论、伦理学和美学，来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医学本身的问题。探究的对象是一组认识论的和非认识论的问题。第三种关系类型，医学的哲学（MedicalPhilosophy），后者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类型，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风格。充其量它包括对医学的职业状况作了一些富有见识的研究，这些研究纯化了其气质，提高了其志向。但就它最糟的方面而言，医学的哲学就是一些个人的意见、离题的争论、或对逝去的荣华和特权的挽歌。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医学的哲学也没有对医学作集中的形式考察，以使自己有资格作为哲学而存在。这一类型，以当下的术语来定义的话，是最为含混和松散的，包括任何非正式的对医疗实践的反思。主要是由临床中的医生基于自身临床实践而产生的反思。当然，这一类型的医学哲学是善于思考的医生的临床智慧，对那些尽责的医生而言，这些始终是灵感和实践知识的来源。第四种关系类型，医学哲学（PhilosophyofMedicine），集中对作为医学的医学进行哲学探究。它力求界定“作为医学的”医学的性质，建立医学和医学活动的某种一般理论。在这个标题下，经受医学中的哲学考察的一系列问题，要被综合成为某种自洽的医学理论。在佩里格里诺看来，一门学科或一种活动不论它是科学、法学、政治学、还是医学的哲学，探究这一学科或活动的性质——它的发现事实的程序、它的逻辑和它赖以建立的形而上学预设。把一门学科的逻辑学、美学或伦理学同这门学科分开，可能比把它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或价值论的方面同它分开更为困难。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该学科的哲学都是运用一些方法并从超越该学科本身的观点出发，从该学科外部来考察这门作为探究对象的学科。看来佩里格里诺主张的是一种范围更小更为集中的医学哲学，旨在探求医学本身的哲学化知识。也就是，关于医学是什么和如何将医学同其他专业和学科相区分的知识。在他的视野中，医学哲学就是“对终极性的寻求，通过研究去掌握事物的实在根基，而这种研究本身超越了学科自身的认识范围。”综合上述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应当定义为第四种关系类型。也就是说医学哲学是一门可定义的学科，并拥有其独特的俯瞰医学的视角。医学哲学的主题与目的同以科学为基础的医学迥然相异。对于佩里格里诺而言，医学哲学能够拓展我们对临床医学的认识，以及帮助我们如何将其与其他学科相区别。医学哲学通过审视患者疾病的本质和影响、治疗的概念、临床决策的复杂性、医患关系中的道德层面、谬论、人类生命的局限以及更多层面来达到上述目的，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到临床医学与哲学之间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佩里格里诺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以此主题为圭臬，从而展开他的整个哲学计划。他的哲学计划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发展系统的医学哲学；其二，揭示医学的道德基础，即一些能够限定特定的医疗行为中人际关系道德性的不可消减的理论资源。
二、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伦理学？
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不只是对医学特有的现象进行哲理探究，即不只是医学中的哲学。它力求理解和规定医学现象的概念基础。医学哲学是具有实践后果的不可缺少的事业。我们认为医学是什么促成医学做什么，我们如何塑造医生角色，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如何构造医生伦理学。尽管在医学领域的哲学家们已经扩展了我们对于当代医学中的伦理学问题的理解，但很少有人把他们的伦理学论述建立在医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随着伦理学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和对医学应该是什么的理解变得更加歧异，迫切需要形成作为一种活动的医学的某种自洽的理论。一种医学哲学有助于建立解释医学活动的性质的命题库。提出这些命题，对它们进行批判性考察并综合为一种自洽的理论整体，乃是这种医学哲学的任务。无疑，佩里格里诺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中提出这种主张的。在谈及二战前美国医学伦理学的情况时，佩里格里诺回忆道：“以我为例，我并不记得什么时候医学伦理学被关注过，除了在学生和住院医师之间的一些非正式讨论以外。天主教的学生对涉及产科实习的一些难题有所关注。在极大程度上，我们要发现怎么做是正确的。对于天主教学生以及非天主教学生来说，堕胎和安乐死都是被谴责的。同样，企业化运营的医学，追求利益的医生所开设的医院也是被谴责的。”二战后，医学伦理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要有两个根源：首先是科学进步为医学所带来的非凡的能力扩张；其次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的融合。第一点促进了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第二点则为医学伦理的发展，即医师对病人特有的责任，或者说是作为真正的医师（physicianasphysician）的伦理，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医学伦理学实际上只是医学道德，表现为一系列的缺乏伦理辩护或论证作为根基的道德规则和断言。没有伦理辩护作为根基，这些道德规则将是无效的，很容易被挑战、否定或者折衷。正是由于充分地认识到了原有的作为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的医学伦理学的不足，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规范没有以确凿的伦理学或哲学为基础进行证实，佩里格里诺积极撰写医学伦理方面的著作，探索以医学哲学为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建立在对医学哲学的概念进行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基础之上，佩里格里诺指出，医学事业是具有其自身的合理内核的，这种实在的内核是基于医学中的三种现象而建立的。即：
（1）生病或疾病作为一种存在的因素；
（2）由为陷入疾病困扰的病人提供帮助的医生所做出的允诺或表白；
（3）治疗的行动，即由医生领会到的并做出的技术上正确、道德上为善的并满足病人需要的决定。这三种普遍现象的紧密关系——生病、承诺治疗和治疗本身——为现实世界中医生与病人的相互责任提供了基础。从而，他成为最早认识到医学伦理学必要性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即严肃、批判地理性思考医学道德的时代——医学伦理的时代。当对医学伦理学进行深入的、严肃的探究时，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批评解构了希波克拉底的道德规范与方式，古代普遍的医生守则也被严重地蚕食了，当下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更加适应时代和道德多元性的伦理规则。于是涌现出大量的将现有的哲学或神学体系运用到医学的情况。这些体系被“应用”，或者说得好听点是被有条理地应用到医学及其实践中。医学的伦理规范没有从医学的本质出发，即将医学视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进而审视医学中的实际道德境遇。与这一潮流相左，佩里格里诺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是他主张医学伦理学研究应当采取“自下至上”的方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他认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应当是首先审视医学本身，然后再从头建立起一套医学伦理学理论，而不是把一套现成的但可能存在很多争议的一般理论拿来然后应用到医学实践中。医学伦理学要想摆脱这样一种存在道德纷争的研究进路，只有对医学本身进行阐释，对医学实践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然后再努力寻找医学的道德义务。换言之，医学伦理学应当是医学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地将伦理学理论应用在医学问题中。佩里格里诺一直认为，医学伦理学应当建立在医疗关系的本质上，即医学哲学之上。“我的论点是，并且仍然是，医生所特有的义务是从患病的人和他寻求医治的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本质而来的。作为结果的这一关系有着一定的特征并使由此而来的相互之间的道德责任具有了独特的属性。”鉴于当今社会的异质性和科学医学的普遍化特征，任何一种坚实的医学道德哲学都必须植根于医学的“内在”之中。不能如既往一般，单单从外在的哲学化体系中抽取而来。这种道德哲学应当建立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基础之上：人类疾病的现象；医学知识的独特本质；临床决策的道德特性；对于医学作为一门职业的强调。直到晚近，职业伦理中仍包含了大量的道德断言和阐述，并以此定义医生应当如何行为。这些断言往往是在缺乏清晰的和正式的道德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些构成了希波克拉底伦理的骨架，并在其后继者中得以延续。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些道德论断相符的哲学预设都是来源于外在于医学自身的哲学体系。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奉行的道德主张出现问题时，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医学伦理学才真正出现。这也是首次，这些道德主张受到正式的分析，并作为普遍伦理的特殊情况加以对待。那些长久以来忽略了医学伦理的职业哲学家，开始以初确原则（primafacieprinciples），即行善、自主和无伤来澄清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次级原则，包括保密、讲真话和信守承诺。这是英美伦理学的分析路径，其主要哲学基础来自于休谟，康德和密尔。佩里格里诺认为这种原则主义的思想进路并不能满足医学伦理学的全部需要，因此美德在他的医学伦理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所关注的是迈向理想目标的进程。佩里格里诺颇为认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他认为美德是一个具有多个方面的“概念”，而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他采用了美德即“具有良好行为的习惯”这一定义，但反对亚里士多德将美德视作极端的平均。他将美德定义为：“美德是一种品格特性，是一种内在倾向，习惯性地追求道德的完美，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并且在高贵的思想和公正的行为之间追求一种平衡。”事实上，在佩里格里诺看来，医学对于道德行为需要一套更高的标准，而选择这一个行业的人就应当追求美德，并构成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
三、生命伦理学走向何处？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由生物学（biology）和伦理学（ethics）这两个词合成而来的新词。其中的一个术语，“伦理学”，传统上被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然而今天，许多自称为生命伦理学家的人却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哲学不足以涵盖道德生活的复杂性，更有甚者将哲学视为一种障碍。他们认为哲学的伦理学过于理论化、抽象并且对语境的、实践的和复杂的道德选择行为不够敏感。对生命伦理学，他们持有一种更加扩大化的视角，认为它应该包括更广、更多的学科，并假定这些学科可以弥补哲学伦理学的不足。今日之生命伦理学，已经介入到司法与立法的决策、公众的争论、伦理委员会和临床会诊之中。这些形形的大量的“生命伦理学”实践暗示了一种权威性和可信性。新生的“生命伦理学家”这一职业为技术专家提供对“道德困境”的分析与决议，这些“道德困境”包括临床、政策信息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佩里格里诺认为生命伦理学应该是各学科之间交互的。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在不丧失伦理学中心学科位置的情况下，哲学怎样和其他学科（比如，文学、法律、历史、神学、语言和语言学），还有以人文为目的的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相互发生联系。他说：“我认为生命伦理学意味着广阔范围的质询，但我更意图指出，在这些领域中，哲学有着独特的地位。哲学化的伦理学必须与其他相关学科对话，但它不能也不应该被它们涵盖或取代。”佩里格里诺在其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始终围绕临床境遇展开，他致力于定义临床医学，而非预防医学。他主张临床境遇应当包括：科学知识，医生的推理过程，人际关系，以及针对每一个病人的治疗。这一定义暗含了医生应当做什么，应当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被教育。他认为临床伦理学中的医疗道德之核心是治疗关系。这是由三种现象——疾病这一事实，作为职业的行为和作为医疗的行为——所定义的。第一种现象将病人置于一种脆弱的依赖地位，并导致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第二种现象意味着对帮助所做出的承诺，第三种现象则包含了做出医疗上合理的治疗决策的行为。因此，临床伦理学关注的核心是作为个体医生和病人所做出的决策。而生命医学伦理则是一个更宽泛的学科，涉及伦理学原则的应用到所有生物医学知识，并将伦理学分析从临床境遇拓展到法律和政策层面。临床伦理学关注的焦点比生命伦理学更为集中：旨在通过明确、分析和解决临床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提高卫生保健的水平。临床伦理希望为病人寻找一个更好更合理的治疗决策和行为并成为医生的工作和医学实践固有的一部分。临床伦理学总是被用于一种非常迫切和紧迫的情况。通常是在急诊室或者情绪纠结的氛围中使用。它需要我们具有扎实的临床语言和临床知识。需要面对和处理医生、病人、家庭、法律、社会习俗和方面价值观的冲突，从而做出临床决策。临床伦理学与治疗的标准有关。在过去家长制的医学形式下，照顾的标准主要是医生为病人做出的技术层面的决策，如今的照顾标准越来越代表了有能力的成年病人的决策，当然这是在医生根据技术方面的考量向他们提供一些建议之后。因此，尽管伦理学的考量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所强调的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之前，医学的最高伦理学标准是医生的能力和良心，而现在则还要兼顾对患者价值观和自我判断的尊重。显然，佩里格里诺坚持认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并且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代医学常在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之间震荡。尽管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应当将人看作科学的客体，但绝不能忘记人还是有思有感的人文主体。因此，医学必须总是权衡事实与价值。如果，医学过于极端，那将变得不可靠，甚至危险。而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恰恰体现了人文学在医学领域中的作用，这种作用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理解当今临床境遇中伦理与价值问题的本质需要；对职业本身考察和批判的需要；以及将这些态度赋予那些有教养的而不仅仅是受过训练的人。人文学是处理伦理学、哲学、历史学、法学与神学中的关涉人类价值的本源性问题，医学科学和技术作为工具不足以应对人类价值与目的问题，人文学才能够教导医生们敏感且有信心地面对无限的人类存在现象。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主张在哲学反思的和各医学人文相关学科对话基础上发展生命伦理学，同时，他指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关注具体临床境遇中具体的那个病人的尊严与价值。对于当今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这无疑是中肯的建议和明确的方向。
四、结语
1．叙事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基本理论的介绍是教学中要实施的第一步
对高校本科学生来讲，理论的引介应深入浅出。叙事学涉及的基本概念，如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事类型、话语模式等，应在介绍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文本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教学。以叙述者为例，教师可参照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关于叙述者的讲述为例，进行教学。“叙述者是叙述本文分析中最中心的概念”，对它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叙事作品中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在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欧芝克最著名的大屠杀文学《大披肩》中，可以选取典型的场景来分析叙述者。例示:“她只是站在那里，因为如果她跑的话，他们会开枪，如果她试图去拣玛格达火柴棍似的尸体，他们也会开枪，如果她让她狼嚎般的尖叫声爆发出来的话，他们还会开枪的。所以，她只是握住玛格达的披肩，堵住自己的嘴，往嘴里塞进去，使劲地塞进去，直到她咽下了狼嚎的尖叫声”。在这个最令人震惊的场景中，罗莎亲眼目睹女儿被纳粹军官扔向带电的铁丝网，眼睁睁看着女儿在眼前死去却不敢发出丝毫的声音，做任何企图认尸的动作。这一场景展现了大屠杀中人性扭曲的主题:在大屠杀面前，作恶者和受害者都失去人性，难逃大屠杀的罪恶。这里作者采取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者，对行为者进行描述。叙事中目击者是事件的权威知情者，从其视角可以获得对该事件的客观观察。然而作为大屠杀亲历者的悲痛经历反而使其无法成为事件的叙述者，这就是为何欧芝克采取了全知作者型叙述声音，以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为焦点人物叙述了惨绝人寰的弑婴，具有有效观察事实真相的叙事功效。通过概念定义的介绍与具体的文本分析，学生可以深切领会叙述者这一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从而理解作者为何采取这样的叙事模式，可以达到何种效果，从而提升自我的文学鉴赏力。
2．课堂中教师的教学示例
结合经典叙事学中提出的基本概念与后经典叙事学的不同分支，对具体文学作品运用叙事学方法进行教学。仍以《大披肩》为例，因为作品中聚焦的是一位母亲大屠杀受害者的叙事，所以我们可以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方法，对这个作品进行分析。这要求教师要预先进行一定的研究工作，从而给学生提供具体案例教学。例如我们可以“论辛西娅?欧芝克《大披肩》的女性大屠杀叙事”为题，在让学生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以教师的具体研究论文为例，进行叙事学教学。男性书写者的大屠杀作品往往忽略女性的特殊体会，而女性叙事的独特性在于文本强调与女性生物特性相关的主题，比如月经功能正常与否、身体的残害、虐待、侮辱、等。《大披肩》以弑婴为题材，从性别视角揭示了大屠杀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对亲情的毁灭。女性视角的叙事不是遍及每个犹太个体的经历，而是独特的母亲叙事。运用叙事学方法，分析欧芝克选取的故事素材，阐释运用的叙事模式，即故事结构、主题和人物三个方面营造了完整的叙事系统，解析母亲视角的特殊意义，提出女性人物的大屠杀经历将从性别视角突出女性历史性话语，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深刻体悟大屠杀对个体以及犹太民族造成的创伤。教师的研究可以直接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深度，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可以增进学生的研读兴趣。
3．通过学生对叙事学的理论学习
结合文本分析的具体案例，实施学生运用叙事学进行文学作品分析的教学。通过任务型教学活动，在教师的引导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学生分析文本的积极性。教师要设计与文本相关的叙事学问题，形成学生的问题意识，发挥他们的意向性立场，让学生成为英美文学课堂的主体。教师可以设计可运用于各种叙事作品中的问题，以启发学生对作品进入深层次的思考。如:
(1)谁是叙述者?
(2)为何作者设计这样的叙事序列，有何功能?
(3)事件发生时的场所或地点对叙事具有何种意义?
(4)叙事文本如何参与了性别身份的建构?
(5)可然世界的叙事与现实世界有何关系?可以让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进行课堂展示，促进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讨论，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形成学生善思、善辩的良好学习模式。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运用叙事学的方法将自己鉴赏文学作品的分析用文字表达出来，逐步形成阶段性研究成果，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为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4．评估叙事学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效果
根据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叙事学方法有助于教授学生形成良好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估叙事学在英美文学教学的效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核:
(1)课堂参与情况。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教师的导向和激励功能，考察叙事学的教学方法能否保持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和兴趣，能否积极参与课堂各种活动。
(2)能否有效掌握叙事学方法。可以通过基本术语的考察，来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效度。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来考查学生能否将叙事学运用到实际的文本分析中。
(3)叙事学方法的多媒介应用。除了文学叙事学方法的使用，还可以考查学生能否自觉将叙事学知识运用于其它课程以及其它实际生活中的判断中，从而检验叙事学方法的普适性。
(4)课后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性，组织学生从多个角度进行自评、互评，家长评，老师评，从而不断改进教师的教学模式，促进叙事学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叙事学方法的教学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一种基础能力。
二、叙事学教学模式的价值
关键词 张力 语言新秩序 审美超越 张力度
在文学理论中，“张力”一词源于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1937年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指出：“为描述这种成就（指在诗的价值的评判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评判标准——引者注），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 我不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比喻来使用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1) 退特创造性地提出这一术语，并称之为“诗的共同的特点”、“单一性质”。随后，“张力”日渐引起文学理论界的关注，被用之于包括语言、结构、角色、情节等等在内的文学的各个层面的研究，这正如理论家梵•康纳1943年所说，张力存在于“诗歌节奏与散文节奏之间；节奏的形式性与非形式性之间；个别与一般之间，具体与抽象之
间；比喻，哪怕是最简单的比喻的两造之间；反讽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散文风格与诗歌风格之间”。(2)近年来，在中国文学理论界， “张力”这一术语也频频出现，但对其基本性质、原理和意义等方面几无专论。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范畴，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应予以深入地探讨。
一
首先，究竟何为张力？
实际上，“张力”一词，最早见之于物理学。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张力是物体受到两个相反方向的拉力作用时所产生于其内部而垂直于两个部分接触面上的互相牵引力，例如，悬挂重物的绳子或拉车的绳子内部就存在张力，我们平常还讲水的表面张力等等。物理张力的特征有二：其一，它产生于静止或相对静止的事物中，如挂重的绳子是静止的，拉车的绳子于车是相对静止的；其二，它是相互作用的力，不是单一方向的力，如拉车的绳子的张力就有向前和向后的两个方向，假如绳子脱了钩，就会失去向后的方向而被迅速地拉向前去，这时的绳子就是运动的，其内部的张力不复存在。
文学张力与物理张力有相似的特质：平衡态中包容不平衡态，“不动之动”的动态感；多种因素、尤其是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与相互作用力。我们可以对文学张力大致作这样一个界定：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凡当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成的新的统一体时，各方并不消除对立关系，且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抗衡、冲击、比较、衬映，使读者的思维不断在各极中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立体感受。分而论之，文学张力具有这样四个特征：
其一，多义性。文学张力追求文本的充盈感，其基础在于文本的多义性，即力求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容纳多种意义。按乔姆斯基的语言结构（深层与表层）论，文学语言的深层结构要远比日常语言的深层结构丰富得多，它大大扩展了表层结构的内在意义场，这种微妙的关系，使得文学得以形成独特的语言信息系统，有可能把文学语言从实用性的、从字典诠释式的一词一义的狭隘理解中解脱出来，通过有限的手段──有限的语言、词汇，有限的组合原则，去表现无限的客观世界与人的心灵世界。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这种多义性有时表现为意义的多向度性。如乔伊斯这样分析《尤利西斯》的主题：它既是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的史诗，又是人体器官的图解；既是他本人的自传，又是永恒的男性和女性的象征；既是艺术和艺术家成长过程的描绘，又是圣父和圣子关系的刻划；既是古希腊英雄俄狄浦斯经历的现代版，又是传圣经的福音书。多义性还体现为意义的层层递进，直指深邃的哲理意蕴。如当代人胡学武的《升帆》即存在这样六个层次：描述渔船出海前渔民升帆的劳动过程；随着春汛的到来，渔民的生命之潮汹涌澎湃；整个民族“从冬眠中醒来”，扬帆远航；渔民家族祖祖辈辈与大海拼搏的血泪史；整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血泪前行的历史；人生短暂，只有永远追求，生命之帆才能高扬。(3)“诗含两层意， 不求其佳而自佳”，清代的袁枚道出了优秀文本对多义性的要求。意义的多层面性、多向度性，使整个文本空间内的冲突多样化、丰富化，积聚了大量的文学张力质。
其二，情感的饱绽。文以情深动人，文本情感的饱绽，其实是文本背后的作者对文本的形式层面与内容层面的多种因素的深情，作者又把这种深情熔铸在文本当中。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红楼梦》包孕着曹雪芹对当时整个社会制度的厌憎与留恋，对人生的追求与超脱，乃至对每一个人物的体察与阐释。美国作家海勒的作品《出了毛病》，运用一种阴沉沉的语调，把痛苦与欢笑、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达到情感多样组合的张力效果。情感的结构愈是多层次的，密度愈大，文本的情感承载愈丰厚；同时，对立情感的组合也愈是丰富，从平衡到失衡的震荡频率越高，张力效果也愈加突出。
文本的多义性与情感的饱绽往往是相互对应的，两者互相促发，且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植基于作者感知、认识、体验的积累。意义繁富的文本，往往同时又是情感充盈的文本。多义性与情感的饱绽可以被喻为是创造文学张力的资源宝库，不具备浑厚文体风格的文本根本谈不上张力的存在。
其三，对矛盾冲突的包孕。共处一体的矛盾冲突因素，可以说是文学张力得以产生的直接的动力，凡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动或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这正如中国当代诗论家李元洛所指出的：一览无余的直陈与散文化的松散，都不能构成张力，而是要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基础上，由不和谐的元素组成和谐的新秩序，在相反的力量动向中寻求和而不同。（《古诗新赏二题》）例如，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便是玲珑剔透、细致入微的细笔与天高海阔、力劲气遏的粗笔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再如中国古文论中所讲的反常合道，即，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表现出反常的心态、言行举止，而这种反常的心态和言行举止却又是合乎逻辑的。如杜甫的诗《述怀》：“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则极为平常，而接之以“反畏消息来”，便陡觉惊心动魄，这是反常合道的张力效果所在。与此相同，《红楼梦》中以今世之泪还前世之情、平时动辄啼啼哭哭的林黛玉在大限将至之时，面对来探望的众人，却总是以“微微一笑”或“笑而不语”相对，也正是运用反常合道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手笔所在。反常合道，实际上是存在两种情感的对立与转换，《述怀》诗中是对家书的“盼”与“畏”；在《红楼梦》中是黛玉的表面的“笑”与令人断肠的“悲”，在反逻辑与合逻辑、反情理与合情理的对立中产生张力效果。矛盾、冲突的因素并置在一起，这是张力的动力所在， 因为正是矛盾的双方产生相对抗的力，共处一统一体中，才形成动态平衡的张力效果。
其四，弯弓待发的运动感。情感的宣泄、 多样意义的陈列不能形成文学张力，物理张力是在静止或相对静止状态中，同样，文学张力也是要在平衡态中包孕不平衡态，一泻千里的不平衡态的展示只能是张力的消解。形成文学张力，首先，必须能把多义与情感的饱绽这种“大”容纳进文学意象的“小”之中。西班牙诗人阿尔蒂《茶山》一诗的片段：“在餐桌的玻璃杯里，／开放了小小的园林，／它是春天注入杯中的／碧绿的友谊。”园林之大，友谊的含义的广博注入一小小的茶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的阔大、辽远，以及“孤舟蓑笠翁”隐居的高远情怀与孤寂，最终都凝缩在“独钓寒江雪”的那一根细细的钓鱼线上。其次，情感的流露、意义的表现要含而不露，具启示性。舒婷的诗《思念》，“一幅色彩缤纷的但缺乏线条的挂图／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的，只是两颗泪珠”，诗人在情感的漩涡里煎熬、翻滚，但却没有使之一泄千里，正可以避免了尽情宣泄后的乏味与失落。弯弓待发的运动感的取得，一方面需要情感的积淀，如鲁迅所说：“我认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5) 这也就是戴望舒所说的“情感的洄流”（《诗歌零札》）。另一方面，需要作者强大的驾驭情思与文字的能力，不只是能放得开，更能够收敛起来，能放才有力度，能收张力才能完成。文学张力的弯弓待发的运动感，正如米隆的雕塑《掷铁饼者》，抓住了掷铁饼者奋力投出之前的向相反方向摆臂、躬身的瞬间动作，使整个人体象压紧的弹簧、拉满了的弓一样凝聚起巨大的力；也犹如急弛的骏马突然腾空立于悬崖峭壁之前，龙吟长啸，空谷回音。
二
每一个优秀文本的整体张力效果都是汇聚了各个层面文学张力的平衡体。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张力在文学张力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产生于由语言所直接促发的多重意义、别样意蕴对有限、单纯的语言外壳的冲击。在文学的语境内，有力的比喻往往是把非常不同的语境扣结在一起，产生大量的剩余意、中间意。悖论则是使矛盾的两方面同时或先后出现，给人以困惑：“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与友与仇，人与兽，爱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鲁迅《野草•题辞》）。总是在表达的同时，又急于用一种相反的表达否定前者，构成了词与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段与段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反的力量被纳入到同一个语境，使之产生无尽的冲突，建立起一个不可能逻辑解决的悖论漩涡。破坏正常的语法规范，打破正常的思维惯性，借助异于常规的语法结构也可造成语言的张力。如关联成分的省略，“沉默＼岩石里坚硬的心＼孤独地思考＼黑洞洞的嘴唇张开着＼朝太阳发出无声的叫喊”（杨炼《大雁塔》）。断裂的语句期待着读者去焊接，在焊接的再创造中，思辩力开拓了语言的广义，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效果，也可以说，逻辑关系的隐藏正是诗句的魅力所在。中国古代文论所讲求的工拙相伴、一张一弛、奇正参伍的辩证法则中也富含语言的张力质。这是把不同质地的语言，形式性的与非形式性的、逻辑的与非逻辑的、简省的与复沓的、具象性的与抽象的等等并置在一起，增浓了语言的韵味，加大了语言的容量。文学语言张力的生成之因在于其自身能指与所指的矛盾组合，有限的能指能否激起、容纳进无限的所指，这取决于语言组合所形成的语境。固定的、程式化的语言秩序往往陷于僵化，比如比喻两极之间的关系趋于固定的比喻被看作是“死掉的”比喻。“诗文家最忌雷同，而大本领人偏多于雷同处见长。若举步换影，文人才子之能事，何足为奇，同而不同，才是大本领，真超脱。”(17)营造独特的语言新秩序，运用平淡的语言创造出卓异的文学张力是一种极高的创作境界。
文学张力还可从意象、意境、叙事、角色等方面生成。
在意象的组合中，“象”是外包的感性，“意”是内含的理性，张力发生于“意”的多样性、多向性与特定的“象”的对抗之中：向外弥散的“意”的力与相对内向紧缩的“象”力相互作用，使文本圆涨。极佳的意象总是包孕无限的意蕴，任何个人也不能把意象的“谜底”全猜出来，于是求解的冲动和意象的无限性之间就形成一种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鉴赏者因有所解而兴奋，而意象又不断发射出新的审美信息让人猜不透，“思而咀之，感而契之”，最终只能感叹“邈哉深矣”，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以至“言语道断，思维路绝”（叶燮《原诗•内篇下》）。同质的单个意象组接在一起，意的合力会促发每一象中同质的意，使得意的含量要远远而在于单象相加之和；异质的意象并置在一起时，意象的张力则产生于意象之间的冲撞。
意境是实境与虚境的辩证统一的和谐体，实境即是逼真描写的景、形、境，虚境则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想象空间。虚境从实境生发，但在有张力的意境中又总是要求虚境廓大、丰富，对实境产生极大的冲击力。“直观感相的渲染”、“活跃生命的传达”、“最高灵境的启示 ”，宗白华先生在其《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中把虚境的深邃与博大描述得淋漓尽致。
叙事张力首先表现在时空张力。文学时空可以对现实性时空进行大幅度地扩张或缩小，这就可以使叙述获得无限的延伸，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把哥伦比亚农村百年兴衰图景浓缩在马孔多镇布恩迪亚家族六代人的生活遭遇中，最终又把作品的象征意义投置到整个拉美的变迁之中。还可以通过模糊掉物理时空，使叙述指向每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的每一日并贯穿其一生而获得张力效果。叙事中的巧合是汇聚各方面张力的有效手段。《红楼梦》中林黛玉的香消玉殒与薛宝钗行大礼便是被巧合地安排在一起，喜庆与悲凉的聚合极大地增加了表现残酷性的力量。巧合中，巨大的反差和冲突使作品更具穿透力。另外，叙述节奏张弛的安排控制也是形成张力的有效方式。
角色张力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是角色内部矛盾因素的组合，如林兴宅分析，阿Q性格中存在着质朴愚昧但圆滑无赖、率真任性而又正经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 而又忍辱负重等等十个矛盾侧面。“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第50回回首总评），极化与融化统一，在性格的多重对抗与调和中，才使人物内在精神丰满。二是角色与角色的张力，即把冲突的各方用目的或其他共同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矛盾体不因矛盾而破裂，达成动态平衡。
三
文学张力使得文本空间浑阔、厚重。文学张力在文学创作中创造，接受则是文学张力的达成。文学张力对接受者的心智诸力究竟产生怎样的作用？接受者的心理过程怎样？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概括为这样两个阶段：惊讶──压抑，涵咏──释放。
文本一旦进入接受者的视野，在审美体验中便成为特殊的审美客体，而产生审美体验的初步在于审美注意的达成，即“听之以耳”（庄子）。“首先，他意识到有一种情绪，但对这种情绪是什么，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所意识到的一切就是某种心神不定，或是兴奋，他所感受到的东西在他身上继续发展，但对它的性质，他却一无所知。”(27)这是鉴赏者能够进入“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审美“虚静”不可缺少的准备。文学张力质具有强大的刺激性，各方面文学因素的紧张态构成对鉴赏者接受习惯的强大冲击。语言与叙事的凝炼，讲求以“不全”写“全”，原则在于“意则期多，字唯期少”（李渔），是以压缩的方式增加文字本身的信息量，“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每一句语言往往都包含着某种基本信息，固而这种信息对接受者的刺激强度又总是和语符的多少成反比。”(28)中国古文论中对“炼字”、用典的强调，同样是着意于使文字本身具有强刺激性，赋于有限的能指以无限的所指。另外，文学张力精神中有着一种求新的特质，这赋于文本以“新刺激”性。诸如，叛逆常规语言规范、制造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巧合之类，其要旨都在于唤起接受者一种完全新奇的感受，使得个性的感知得以产生。文学张力的表现正在于首先唤起读者所这样一种“惊讶”感，置读者于凝神状态之中。
面对富有张力的文学作品，伴随这种“惊讶”的，是读者阅读习惯的受挫，即情感的压抑。每一名读者都有其独立的阅读经验积累，“惊讶”的产生正在于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已突破其阅读经验，文学张力的强刺激、新刺激都在提供这种突围信息。情感的压抑会强化读者的阅读期待，对压抑的有意的突破激活了读者的想象力。在优秀的作品作品中，这种压抑效果是不可少的，否则无法形成情感宣泄的快感：压抑是情感的拦水大坝，受阻的情感在坝中积累、酝酿，为激流奔腾提供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卡斯维特罗的论断：“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间世》）耳，感官体验；心，情感体验；通过这两个步骤后，达到全身心、全灵魂的感应，这暗合了审美体验的三个层次。文本予以鉴赏者的刺激性和压抑感只是耳目的感官体验，进入涵咏──释放的过程则是指向“心意”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气”的审美体验，即“应目”到“会心”到“畅神”（宗炳），由“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到“悦志悦神”（李泽厚）。法国立体未来派诗派曾致力于“图画诗”的创作，用诗行画成花、心、水波、鸽子，力图达到不仅可读、而且可观的效果，但因其提供的进入“悦心悦意”的信息较少，仅具耳目之感，故而很难成为成功的文学作品。文学张力的紧张态，应是突破了“耳目”感官局限、充满了“意”的紧张态，它提供了情感、心智诸力来回往复的可能。比喻两极之间的“远距”与异质，即是“对于意义的无限辐射和扩展”，能指与所指的滑动程度在此种语境下有时会达到极致。喻体的能指与喻旨的能指汇聚在一起，并相互刺激生发，增添了大量的另外意，冲击语言的外壳。悖论中“无词的言语”现象，也正是看似多种意义的堵塞，实则是由“不可表达”而表达出极力延伸的意。文学张力中多有强调“空白”之处，其要旨亦在于增添文本的未定点，刺激鉴赏者以自己的想象去填充空白。“意象”之“象”是要读者的“意”去充注的，凝炼背后的意的丰富、繁杂要读者去体味，“何以会有这样的巧合”诸如此类的问题，皆是读者自己提出，自己又予以回答。这即是情感涵咏的过程，它进一步积累、酝酿了读者由作品唤起的复杂的情感质。多样情感的不断被刺激产生，目的不是为了情感的蓄积；相反，情感的蓄积还会破坏情感的审美化，因为单单是情感的蓄积无法形成审美的快感。实际上，在情感中占优势的是遗忘规律：“我们的情感心灵简直可以被比作常言所说的大车：从这辆大车掉下什么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如果我们所体验的情感能保存和活动在无意识的领域，不断转入意识（就象思想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的心灵生活就会是天堂和地狱的混合物，即使最结实的体质也会经不住快乐、忧伤、懊恼、爱情、羡慕、嫉妒、惋惜、良心谴责、恐惧和希望等等这样不断的聚集。不，情感一经体验就会消失，就不会进入无意识领域。情感主要是有意识的心理过程，与其说情感是积累心灵的力量，不如说它们是消耗心灵的力量。情感生活是情感的消耗。”(29)审美快感的形成在于情感的刺激产生之后的大量宣泄，而正如我们对诸种文学张力所分析的，在张力的心灵压强下，紧张的心智处于亢奋的状态，刺激情感的大量产生；而张力的指向最终又是外指的，张力的存在实际是扩大文学本身的空间，这就为情感的宣泄提供了通畅的渠道。
文学张力中所含蕴的美不是那种“浅易的美”、“流畅的美”，即一般人仅凭直观，立刻就能作出好恶反应，使普通感受者觉得愉快的美，它属于西方美学家鲍桑葵所界定的“坚奥的美”。正是这种美的“坚奥”使得富含张力质的文本令许多人感到骇异、荒唐，甚至一时难以接受, 然而它的多义性等方面的特质又决定了这种美有着更大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力承载着人类心灵飞向审美超越的自由境界。审美超越的表层含义是对物的超越，超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类，归结于对自然物理时空的超越。文学张力所构成的多样异质的组合在物质的形态上便给人以自由感，它突破了生活常态中类的聚合、时间的逻辑；动态平衡的指向是向外辐射的，“一收”指向“万取”，个别指向一般。文学张力这种“坚奥的美”更本质的尚在于对人自身的超越，这正如里普斯所指出的，“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30)文学张力极大激发了文学想象力，强大的刺激督促欣赏者努力去将矛盾、对立的对象全部“吃进去”，也就是“当我们用突然的、惊人的方式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最重要的事是意识努力地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正因为缺乏清晰陈述的中间环节，我们读解时就必须放进一个关系，这就是诗的力量的主要来源”（瑞恰慈语）。在这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开拓了自己的心灵空间。张力巨大的文本给予读者的豁然开朗感，即是由于经历了惊讶──压抑、涵咏─释放这一历程后，读者的想象力足以容纳进更多的存在，从一个“软弱的读者”（亚里斯多德语）变得坚强些，在这种内空间开阔的体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体味人类的价值所在。审美超越立于对物的超越基石之上，返身内转，涵摄全部生命，致力于自身生命的开拓，使被尘浊沉埋的生命得以自我转化，由下至上地超越、提升、扩充，奔向生命的至境──自由境界。
这种美具有以下特征：错杂性，多样异质的组合；紧张性，要求读者集中极大的精力才能领悟到；广阔性，难以把握它的整个幅度。因而坚奥的美往往不易被人们所接受，欣赏这种美需要艺术天分、或经过学习和训练。有人天生具备对艺术敏感的神经，但更多的人获得文学素质的途径在于学习和训练，其中之一便是对文学惯性的熟习。文学惯性即是在文学生产、消费的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具有约定性的文学规则、文学特性；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在文学惯性中展开，一个不适应文学惯性的人，很难接受充满文学张力的文本，更不用说去读懂它，在他的眼中一首绝妙的诗无异于胡言乱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进入文学张力场的前提在于文学素质。从这个角度看，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是靠群众性的投票所能评定的，因为这种方式所产生的结果是，在群众中占极小分额的具备文学素质的专业文学评论者的评价极为容易地被忽略掉。另外，文学张力的认识、接受需要理论的前提，难以想象若没有陌生化理论，没有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艾略特的《荒原》能被推崇之至。因此，许多作家、诗人声称自己的作品是为多少、多少年以后的读者而作，不完全是自负自大之词，有分析鉴别的必要。
四
文学张力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从文学张力角度检讨中外文学史会发现，许多不成功文学作品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文学张力的缺失。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根本无意于张力效果追求者与过分追求张力效果者。
在第一种情况中最为常见的是在语言、内容层面上对日常生活的原样搬移，放弃了艺术加工。当代诗论家谢冕在其《诗人的创造》中曾对比过这样两首诗，一则是《一个士兵妻子给丈夫的信》：“孩子他爹××同志：／门前柳树绿了梢，／冬尽暖来春天到，／祝你在前方身体好。／／……再说咱家更美气，／又分到二亩好水地，／村里代耕特别好，／地堰修垒得整齐齐。”另一则是希克梅特的《信》：“秋夜，灰暗无星，／我脑子里充满了你的话，／话是无穷无尽的，象时间，象物质／话是明亮的，象星星闪烁在我们的头上。”(32)后一首则颇有诗味：在整体上说创造了一个怀人的意境；“象时间，象物质”，其语言充分发挥了多义性的特征。前一首尽管分行，但的的确确是生活中的信，而不是作为文学作品的诗：在语言层面上说，文字没有意义的广延，能指与所指弥合无间；在内容层面上说，谈不上意象、意境的存在，叙事冗赘，丝毫不见营造语言新秩序和非常情境的努力，这也就是张力的缺失。抹煞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差别，或认为把生活本身变成文字即是文学，或热心于用文学来讲述一切，这种理论在西方的自然主义文学与中国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都能见到，而在它们之中鲜见文学精品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文学观念与生活高于艺术、艺术是对生活的摹仿这种文论传统有关，这种传统自柏拉图的文学是摹仿的摹仿始绵延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高于艺术。这种文学观念同样植基于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偏颇的理解，即把现实主义当作对现实作机械摹仿和转移摹写，这在十七年文学中尤为突出。这种文学观念由来已久, 且会时不时地以这种或那种面目招摇过世,例如在中国当代文坛风靡一时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中， 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影子。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误区，就是没有或基本上没有把小说当成艺术品来对待。……（其缺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小说语言上，有人已指出其叙述语言‘太直、太满、太露’，我们觉得还可以补充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没有意蕴而且缺少空灵；二、叙述方式的呆板与机械，是一种‘跟着写’的方法，没有剪裁，没有精心的结构，事无具细，如流水帐”，最终结果是，“其艺术魅力是大可怀疑的”。(33)
把文学作品当作“载道”、“言志”或是阐释某种哲学思想的工具，同样是无意于文学张力的追求，以至使得作品的文学性削弱。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讽谏诗，之所以文学质量不高，与诗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类的文学观念有直接的关联。同样，战争中的口号诗、十七年文学中的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是因张力的缺失而鲜有上乘之作。在西方，萨特的作品虽赢得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他不愧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大师，但存在主义文学大师的桂冠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他远不如法国的加缪更为称职，这正是因为萨特的许多小说、戏剧是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的图解，也没有给张力留下应有的位置。
对日常生活的搬移是把文学定位于对“事”的传达，而把文学定位为“道”或“理”的服务生同样是一种错位，文学不是日常的言语，也不是高深的学术论文，两者都或无意或有意地置换了文学的观念，忽视了对于文学而言最为根本的东西，如情感性、形象性等。别林斯基曾论及：“艺术性在于：以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生动而完整地表现出来；如不如此，也许用十本书也说不完。由于这个缘故，凡没有艺术性印记的作品，就特别冗繁而累赘。艺术正与此相反，它不用费很多的话，它只要一个特征、一句话去表达意思就够了，而光是说那个意思，有时非得写一本书不可。”(34)只写出“一个特征、一句话”的才是文学的，而那解释的十本书与一本书都不是文学。无论是专注于信息的传达，还是热心于理论的解释，都会忽略了在张力上的努力。
同时，过分信任情感宣泄的力量而不加以节制，也属于张力丧失的第一种情况。张力所要求的弯弓待发的运动感，是对文本含蓄性的要求，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就牵涉到文学的节制。创作者所积累的材料，在材料积累的过程中被激发起的丰富情感，怎样用文字束缚住，使读者体味到文本的充盈感和力度感，正是文学节制的问题。否则，文本的提供的审美信息是分散的，因而也是微弱的，张力极小。
过分追求张力效果，是致使张力缺失的第二个因素。如一味地追求语法叛逆，使词句组合失去可感知或确定性的基础，则可能流于晦涩或文字游戏，使接受者无法感知而被阻挡在文本的张力场之外。过分追求关联成分的省略，会使人不知所云，如当代诗人柏桦的诗《或别的东西》：“钉子在漆黑的边缘突破／欲飞的瞳孔及门／暗示一次方向的冲动／可以是一个巨大的毛孔／一束倒立的头发／一块典雅的皮肤……”虽然诗中所写钉子、头发、皮肤都是平常的事物，但一当诗人把它们毫无关联地组合在一起，便无法使人参透其中的奥秒。文学张力所产生的美是一种“坚奥”的美，但并不是说这种美无法被感知，艾略特的《荒原》是公认的难懂的长诗，但是正因为它还可以解读才成为经典之作。如其开篇：“四月是最残酷的一月，／从死的土地孕育出丁香，／掺揉着回忆与欲望，／用春雨暖着迟钝的根须，／冬天为我们保暖；用／遗忘的雪铺盖着大地，用／枯干了的细管吮养着微细的生命。”四月何以是“最残酷的一月”？冬天何以又是“温暖”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语句，在下文中找到答案：四月，万物再生，在这再生里含有对已经死亡的生命的记忆，含着灭亡的痛苦；而冬天的“温暖”则是以“遗忘的雪”保持植物的温暖，用枯干了的根须维持着万物的生命。是否能够读懂本与作品的审美价值无直接的联系，但对接受者而言，无法感知、不知所云的作品肯定不是美的。美国作家辛格曾尖锐地批评过乔伊斯的作品：“乔伊斯把他的聪明才智用来造成让别人读不懂他的作品，读者要读懂乔伊斯，一本字典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借助十本字典”；“大概读他作品的人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或是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的人。他们就喜欢搞一些晦涩难解的谜”。(35)
过分追求文本的多义性，而使文本失去了确定性，同样会使张力缺失。1962年，“法国新新小说派”作家马科•萨波尔达创作了扑克牌小说《作品一号》，是在一个盒子里散装的52张卡片，没有任何顺序，可以从任何一张开始，以任何一张结束。据计算，这部小说排列组合的可能性有10的260次方之多，可谓“多义”。 但它的“多义”只不过是毫无联系的意义的铺陈，没有向深处扩展的可能，且相似甚至重复者也会不计其数，这种无限的“多义”不仅不会激发读者的想象，而且极易于使读者疲倦。这种文本只能是杂乱、松软的一摊，而不是和谐的整体，或许正因为此，一直未见马科•撒玻尔特的《作品二号》。与此相似，1982年加拿大作家坎贝尔用电子计算机创作的“电子小说”，也因过分追求文本的多义性而使得文本意义失去确定性，而无法感知。他设计了一个专业写作软件，将其所喜欢的古典小说大师与已过世的现代小说大师的作品片段输进去，做不同的分类标志；然后将自己准备的人物姓名、性别、年龄等输入，再敲“执行”键，计算机就会自己设计整体结构，为每个人物安排出不同的故事，并利用计算机中存储的诸多大师之作的片段，形成相互间的情节纠缠与人物对话。
对文学张力的过分追求的作品，固然可以使接受者进入惊讶──压抑的阶段，但无感知性、无确定性所形成的过大的压抑会扼杀生发想象力的可能性，难以进入涵咏的阶段；且这种追求更多情况单纯是在文学形式的层面，忽略了丰富情感体验的溶入，这就使得文本苍白、空洞，无可以体味、涵咏之物，张力无法产生。在文学史的每个阶段，基本都会有实验性的理论与文本，但可以常留于数代读者之中并成长壮大者少而又少，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的文坛更为突出，个中原因在于，文学质量不取决于令人纳闷的长句之类无病呻吟的变调。充注文学张力质的矛盾和谐文本的创造，一方面要求作家不断更新和强化自己的观念意识和艺术反映机能的敏锐性，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用真诚的心灵去体验人情、人性，表露存在的困窘与抗争、希望与超越。
“不动之动”是对文学张力最直接的描述：不动中有动的倾向，是处于紧张态中的静止，一旦一方向上的力过大，静止被打破，动态的平衡态被打破，张力效果也随之消失；同时，没有各个方向上的力的静止，仅仅是不动，不存在紧张态，也无从谈起张力的存在。总之，无意于张力的追求与过分追求张力效果，都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违背。怎样找到一个恰当的张力度，使文本的审美信息含量和由文本激发的读者审美感受量都达到最大化，这就是文学张力论对文学创作的要求所在。
注释：
(1)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2)梵•康纳《张力与诗的结构》，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3)袁忠岳《诗人的积淀与层次》，《缪斯之恋》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91－92页。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5)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 97页。
(6)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出版社1979年版第第104页。
(7)《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4页。
(8)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9)薛放《无词的言语》学林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页。
(10)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9页。
(11)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12)《麈史》卷中，转引自陈庄、周裕锴《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中的语言结构批评》，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13)闻一多《英译李太白诗》，《闻一多全集》卷三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2页。
(14)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15)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16)《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82版第205页。
(17)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72页。
(18)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401页。
(19)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63页。
(20)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57页。
(2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页。
(22)《王蒙谈创作》，中国文艺联合出版社1983版第74页。
(23)赵增锴、刘彦钊《艺术辩证法枝谈》，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 页。
(24)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25)转引自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教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
(26)史铁生《务虚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91页。
(27)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转自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28)杨守森《艺术想象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
(29)列•谢•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4页。
(30)里普斯《移情作用、内摹仿和器官感觉》，载《西方现代文论选》，上海译文
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31)赵毅衡《诗歌语言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载《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期。
(32)谢冕《诗人的创造》，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6页。
(33)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34)《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