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2 18:09:13
一
与基督教文化形成、发展在世界文明进化最早、最快的西方世界，佛教文化产生、成型于东方的平和之邦、安适之境相比，伊斯兰文化自始至终面临的是酷烈的自然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和苛严的人文境况。随着19世纪欧洲殖民制度在伊斯兰诸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在这种外来殖民主义文化剧烈冲击下，伊斯兰文化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穆斯林史学家称之为伊斯兰文化的“黑暗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伊斯兰文化史就是穆斯林的苦难史。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对欧洲而言，伊斯兰曾经是一个持久的创伤性体验。”(注：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中译版，第75页。)这固然是指西方对伊斯兰教的莫名的“恐惧”，但就伊斯兰文化本身的发展经历而言，用“持久的创伤性体验”来描述正好精当地概括了笔者以上的评述。
也正因为这样，穆斯林民族都极力倡扬坚忍、敬畏、苦其心志磨其心力的人格风范，强调为人的血性和刚气，呼唤人的硬朗与旷达，以此来品悟“苦难”和拒斥“悲悯”并坚守宗教信念的虔诚。而且，伊斯兰文化在其主体精神上与基督教文化的崇尚恕道、佛教的以天达人，柔刚相济不同，它具有扬励刚强，崇武好胜的精神品性。
客观地说，伊斯兰文化的这种性格基调流贯到中国西部穆斯林们的精神和灵魂之中后它必然遭遇到中国传统的以“中庸”为文化准则的儒家文化和以“无为”、“不争”为精神取向的道家文化的稀释。准确地说，伊斯兰文化这种性格基调原有的强度和锐气必定会有所耗损。尽管如此，在中国西部，恰恰是这种文化血缘基因的顽强的自觉意识、强态的生命行为一方面促使西部人面对生命中所有的沉重，锻打着自己对严酷生存环境的顽强应变力，而对漫漫长途中颠沛流离的无尽的困苦，磨砺着自己的耐力、坚韧和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构成了西部文学别具一格的审美色调和独特的艺术风采，其主要呈示形态：一是在西部文学中崛立起一批于灾难情境和炼狱氛围中生存着的、具有某种孤愤气质的西部“硬汉子”形象；其次是由“硬汉子”形象生发出的沉雄、刚烈、粗犷的艺术风格，激发起的悲怆、苍凉的悲剧性美学基调。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贤亮笔下的肩负着深重的苦难和“原罪”、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的男主人公形象率先亮出了西部男子汉的精神徽记，那么杨牧的那首蜚声诗坛的《我是青年》则不啻为西部“硬汉子”们的高亢雄健的精神宣言。在西部文学中，那些走“西口”的流民、被发配西北的“苦囚”、自我放逐的独行客、永不驻足的迁徙者、远行不定的驼客和脚夫、本土化了的屯边人等等，他们追逐着西部人的共同的祖先——那个赤足前行、追日不息、倒毙于地仍抛出手杖化成一片桃林的夸父，秉承着“夸父追日”的精神志向，直视着生命中所有的苦难和前行中的磨砺与孤独，凭借一种宗教性的生命自律行为去追觅那种也许并不存在的存在。
仅张承志的小说就提供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引人注目的“硬汉子”系列。其作品中以“蓬头发”为代表的男主人公们是一群在雄浑、莽苍、浩渺、酷烈的大自然背景下凸现出来的、具有铁一般质感的男子汉。他们犹如在朝圣路上身心憔翠的穆斯林信徒，其精神长旅漫长而无尽，然而他们却一意孤行、义无返顾地走下去。而在祁连山下长大的张弛的小说堪称纯粹的西部文本，其中的《汗血马》《驽马》《汉长城》中的臧山甲、刀达吉、巩合海是西部大地站起来的血性男儿，对苦难的故土如海般的忧患使他们无怨无悔勇往直前。《汗血马》中的汗血马更是一个人格化的象征，而“人是不会被打倒的”，作为生物种类的马终有一天会消失灭绝，但那忍辱负重仍猛气犹存的精神气脉决不会中断。这正是西部人的希望所在。
总之，西部的叙事性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硬汉子”的形象系列，尤其是，对“硬汉子”们的“苦难”的“考验”业已形成了一个共识性叙述模式，尽管对这样的叙述模式作家们有各自的表达方式，比如张贤亮在叙写“苦难”时着眼于它的“磨砺”与“完成”，通过“苦难的历程”达到灵魂的救赎——突出“苦难”的教化与省思功能。张承志对“苦难”注重的是“感获”，是对“硬汉子”们在“苦难”中挣扎、沉沦，甚至自虐和他虐(《北方的河》和《金牧场》)，其“苦难”带有蒸馏和净化的作用，因而更具宗教性特征。惟独如此，这种共识性的叙述模式又可看作一种悲剧性叙述程式，诸如人与自然的对立所导致的天人相悖悲剧，人与环境的矛盾所导致的人境对抗悲剧，道德与历史的错位所导致的冲突悲剧，人生追求与命运定数的逆反所导致的行运背离悲剧等等，都是悲剧性叙述程式的具体显影形式。
与叙事性文学中“硬汉子”形象相呼应、或者说互为延展的是抒情性文学中出现的阳刚意象。在西部抒情性文学作品中，作家们通过立意—具象—意蕴这样一个运思过程创造出与“硬汉子”形象相映生辉的意象体系：鹰翔马啸、雪峰高原、苍穹旷野、西风烈日、异象灾变……以及无边的寂寞、伟大的沉默。记不起哪位作家曾经说过：“大西北是雄性的”。的确，西部文学缺乏喜剧的性质，缺乏轻松与温柔，缺乏矫情与甜腻，而它的沉雄、刚健、粗犷的风格，它的悲怆、苍劲的格调正可以从这些“硬汉子”形象和阳刚意象中得到完美的解释。而且，西部文学所呈示的悲剧美在其审美形态上也与基督教文学、佛教文学的悲悯、悲苦，与儒家文化为底蕴的汉民族文学推崇的悲伤、悲怨、悲愤都不同，它以其悲壮、悲怆的韵致和阳刚雄健之气与伊斯兰文化的性格基调血脉相通。不仅如此，西部文学的雄性精神和阳刚之气还与现代意识有着深层的呼应关系。无可否认，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但烂熟了的文明使人的心理压力增大，理性和感性出现了某种病变甚至造成人类适应力的崩溃。而西部文学中的“云中有志”、“骨中有钙”、“汗中有盐”(见杨牧的《我是青年》)的雄强精神和阳刚之气能诱发人们振作、豁朗，在扬神励志中实现人生，增殖人生。因此，这不啻为祛除“现代病”、扶立强壮的、健全的个性人格的精神上的“巨能钙”。同时，这也一个侧面揭示了，伊斯兰文化何以总是能在对弱势的历史情况下激发出强韧的生命力原因。
二
动态生存意识是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宗教文化得以区分的又一明显的标识。穆斯林是流动性极大、冒险精神极强的国际性公民。这里的“流动性”主要不是指对伊斯兰教义精神的流动性传播布道，因为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教活动，佛教的跨越国界式的宣经弘道都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笔者所指的“流动性”主要是针对动态生存意识而言，更多的着眼于穆斯林们的生命化了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取舍。
如所周知，伊斯兰教肇始于公元7世纪时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亚那，迄今为止穆斯林遍布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大规模的迁徙和移民。比如中国西部的回族就是13世纪初叶蒙古人西征时，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愿迁徙到中国西北，尔后又吸收了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以及别的民族成分融和发展而成的。而这一同化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当然是宗教!不妨作一个比较：当那支闻名于世、流浪迁徙于大半个世界的吉普赛人部落逐渐从20世纪那些广场的占卜、魔术摊前消隐时，穆斯林们却强盛地存在、衍生着，召唤并凝聚他们的是伊斯兰精神，宗教文化作为一种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不可抗拒地渗入到即便是变动不居的社会群体的精神心理中，或许正是这种动态生存意识，造成了穆斯林们强烈的文化血缘认同倾向、强态的生命行为和迁徙旅途中的旷达乐观。当然，提到伊斯兰文化的动态生存意识不可能避开穆斯林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游牧和商旅。笔者以为，如果同意伊斯兰文化是信仰与务实、教与俗合一的文化这种共识，那么也可以据此认定，宗教之于穆斯林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倒不如视作一种既普通又特殊的精神活动。他们的宗教行为是以自己的生命要求为依据，因此抽象的教义往往被简化为世俗的生命行为和生存方式中。笔者不否认穆斯林的游牧和商旅确实也受制于特定的自然经济状况，但正如中国的儒家文化提倡人们安居乐业、安份守已的确也与中国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关，然而一旦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形成，即便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有所变更，深潜厚积的文化心理意识总是要作为约定俗成的精神规范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举止。就穆斯林而言，无论是游牧之“游”还是商旅之“旅”，都告白着穆斯林的永远处于“流动”中的独特的生存状态，他们甚至乐此而不疲。在某种意义上，穆斯林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迁徙史、移民史。特别是，穆斯林们的最高精神企盼就是迢迢万里的麦加朝圣——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象征意义的朝圣，尽管这种朝圣对大多数中国西部的穆斯林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然而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成为穆斯林的最富于哲学意味的生命方式。或者说，“在路上”、“在途中”不仅是穆斯林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其最高的精神体验。这个终生流动在世界上的庞大的人群，也许是全世界陆地民族中除了吉普赛人外唯一不看重“土地”观念的人群，他们将生命的巨大冲动交付给背井离乡、远离家园在人生长途上颠沛流离的历史，这恰恰与以“家”为精神内核的、以“土地”为生命依存的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家族文化”所体现出的静态生存意识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也正是这种动态生存意识经过西部作家们艺术转化或审美化的转换，成为西部文学屡试不爽的、不可或缺的母题话语、题材形态和写作资源。
诚如评论家肖云儒所言：“我们可以说，无‘动’则无西部人生，无‘动’则无西部文化、西部文艺。西部人在自己的命运中，大都经历过与环境的多次的剥离，既造成心灵的撕裂性痛苦，也锻打了对流变不居的各种生存环境的应变力，这使他们和中原土地文化区‘守土为业’的静态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区别开来，而和现代人在更大空间流动的人生相呼应。”(注：肖云儒：《西部热和现代潮》，《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笔者在论述西部“硬汉子”形象的构成类型时曾提及到的诸如走西口的“流民”、被发配西北的“苦囚”……等众多人群族类，而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意识情感的描述喻示着西部人的精神之家是在驼峰和马背上，他们不愿将自己的人生驻定于某个固定的处所，而宁可永远“在路上”、“在途中”——拥有一个脚印绵延的人生。无疑，所有的这些又锻铸为西部文学中的“寻找”和“漂泊”母题，在这里，“寻找”是对精神“定位”的否定，“漂泊”是对“在路上”这一生命状态的神往。在张承志的《金牧场》的小说文本中，处于历史叙事层面的那五个跨越世纪苦难去寻找黄金牧地的勇士，一个又一个地消失了，而那个随父兄之后的少年勇士却在跨世纪的长路中长大、并成为挺进队的前锋。实际上，对于“寻找”中的人们来说，黄金牧地可以向往却绝难前往，况且黄金牧地或许就是黄金墓地；而现实叙事层面中的由蒙古额吉率领的队伍在大迁徙的路途上死伤惨重，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后“金牧场”却无法进驻，人们面对“寻找”的无获平静如故，从容地跃上马背再度远征继续去“寻找”他们心目中的“金牧场”。赵鸣光的“流民系列”小说、邓九刚的“驼道系列”小说、邵振国的小说《麦客》、周涛的散文《游牧长城》、杨牧的诗作《边魂》以及自传体散文《西域流浪记》等都脱离不了“在路上”“寻找”、“在途中”“漂泊”的述说模式。
在笔者的印象中，似乎没有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像西部文学这样倾重于对“在路上”、“在途中”的创作诉求。而且，西部文学中的人物们不是将“在路上”、“在途中”视为手段式的、工具性的行为方式，而是回到“寻找”和“漂泊”行为本身。换言之，“在路上”、“在途中”成为创作的主体性内容，是对“寻找”和“漂泊”之后的含义的进一步追问，而“目的地”在某种程度上反倒被忽略了。于是，人的存在往往体现在“在路上”、“在途中”过程的发生和完结。人存在的意义也在“寻找”和“漂泊”这一生命实现的形式中被揭示。质言之，“在路上”、“在途中”成了一个心理的、精神的过程，它不需要靠“寻找”和“漂泊”的“目的地”就可以说明和解释自身。
笔者以为，西部文学上述这种创作取向，一方面受制于广义上的“走西口”的影响，“走西口”隐含着一个二重结构：落迫、凄惶与渴望、希冀同在。因为“西部”这片深幻莫测的新大陆充满了复生与创世的色彩，它甚至带有沉重的梦幻和严峻的童话性质：对于那些经过“磨难”“考验”的人而言它无疑是一个关于“成人”的企盼，关于创世的梦想。西部文学中“硬汉子”的成批涌现，西部文学之所以是“人”的成长、落难与最后完成的文学，也许正是对现代人在文化落寞的情状下不愿意与眼前的世界达成和解，通过“走西口”的“上路”方式寻求、追索乃至朝拜那些无所谓存在的神圣存在的印证。其实质是经由这种哲学式的远游或朝拜来完成“成人”仪式与灵魂的修炼，使“寻找”和“漂泊”走向某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终极性之维。
另一方面，“寻找”和“漂泊”的母题以及“在路上”、“在途中”的结构性表达方式又赋予大多数西部文学以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正如拉美的魔幻与拉美的历史气质、文化习性相关，西部文学的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实际上还是与西部人的游牧民族特色和流浪式生活方式相关。中国的西北地区多次成为世界性民族大迁徙的集散地，这些迁徙都把西北高原当作广阔的人生舞台上演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异常丰富的历史剧目，由此一种浪漫的、悲剧的、神秘的、偏重情感意愿、向往自由精神的内质流溢出来。这样的生命方式和生存机制成就了西部人文气质上的内在规定，中国西部“比较大的文化或文学事件更多地属于抒情品类，像《福乐智慧》，‘边塞诗’、陕北的‘信天游’、青海等地的‘花儿’、新疆的歌舞、大型套曲‘木卡姆’、蒙古的民歌等等。一些经典的民间仪式也多属于抒情的形式而非为了‘记述’”。(注：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写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正是在这一西部式的整体语境的临照下，西部文学不可能携带丰富而繁密的叙事因子，有抒情的长吟而缺乏严谨陈述的可能。而“在路上”、“在途中”的结构性表达方式每每将已经被淡化的叙事置于开发式的不断“发现”和“认识”的过程中。于是，“路上”和“途中”被设置了险象环生的情境，大量未知因素和神秘色彩就自然产生，孤独的“寻找者”和“漂泊者”于不管不顾的长旅与行吟中进入抒情、沉思。像张承志、陆天明、张弛、肖亦农、杨志军等人的小说，或许是作家们在西部的生存经验中其时空感受极具完整性和统一性，从而使得小说的叙事活动也追求一种浑然性和包容性的结构，个人经历、家族故事被赋予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风尘感，抒情性的、历史化的叙述人驾驭着文本的总体局面和走向，他们宁愿使叙述语言粗砺、简朴一些也不愿使其陷入精致的繁复的叙事圈套。在这个意义上，西部小说的叙述语言常常是将叙事的“个人性”转化为文化性的抒情言词。比如张承志的小说，不少学者干脆将其称为“崇高的诗的流体”、“如歌的行板”。西部小说之所以能独树一帜，之所以能给中国文坛带来清新刚健之风，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
三
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求后世而舍今生相比，伊斯兰文化是典型的信仰与务实交融、宗教与世俗并举、今世与来世兼重的宗教文化类型。
《古兰经》既规定了穆斯林精神上的追求目标，又不忽略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实际事务，对穆斯林今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定了明确的可操作的道德律令，完全与世俗溶为一体的教规甚至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难以启齿的如夫妻行的时间、地点都作了细微的指点。应该说，伊斯兰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在其他宗教文化类型中是罕见的。问题还在于，当这种以现实主义为显明特征的宗教精神传播延绵时，不仅强制性地将古阿拉伯人引入文明之道并令其经久不衰至今仍生机勃勃，还使得穆斯林世界在同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反而加强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因为这种信仰有它自己的特性。与此同时，凸现现实主义的宗教精神也赋予伊斯兰艺术以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伊斯兰现实主义艺术反映人们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反映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心态和生活状况。人作为构成社会的最首要因素，必然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伊斯兰的现实主义不同于这种可悲的现实主义。首先，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自然是人们所认识的。我们的祖先对它已有足够的认识。自然源于真主的意愿。其次，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人类的某些情形可以用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人就是人，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他具备动物的自然属性，但是以人的方式来完成的；他也具备神的属性，同样也是以人的方式来完成的。”(注：·高特卜：《伊斯兰艺术风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译版，第54、58页。)
与此相应，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特征和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的伊斯兰宗教精神在中国西部文学中的艺术转译方式就是诗性现实主义品质。所谓“诗性现实主义”主要地或者说是更多地体现在审美精神和艺术风貌上，而不是创作方法和写作原则上。
很明显，西部作家大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浓郁的孤寂感。地老天荒、人迹罕见的生态环境，永远“在路上”以及与苦难同行、与天地共存的生活方式，在沉重的负载下不断地对严酷的生存空间进行悲怆开拓的人生状态，所有这些使中国的西部大陆成为一种具有元叙述意味的“潜文本”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成全了西部作家“写忧而造艺”的创造性冲动，又势必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产生血缘性亲和：它首先应该是直面现实的审视，是充满真实性的判断，是从作为“潜文本”的西部世界滋长衍生的大彻大悟。而也只有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相契合，“写忧而造艺”才能营构一个真正文学化的西部世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西部作家们每每以一种冷峻写实的姿态，从对尚处于“前现代文化”的西部高原大陆清醒的逼视所产生的焦虑性体验入手，通过对中国西部未经污染的自然景观、悠远醇厚的人文景观、古道热肠的精神景观的书写，将人和真自然、真生命拉近。面对此情此景，重新发现生活的奥秘和审察人的真实存在也就成为西部作家的主要经验历程及思考内容。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寻觅吗?至于创作方式与表达形态，只成为自然而然的“顺应”——一种审美精神和艺术原则的传达手段。情况恰恰是，一个绝对“现实主义”化了的西部文学生态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
不过，大多数西部文学作品即便是以现实主义风貌呈现，但却又不以追逐外物、辩析外物为己任，而是以人的心灵为其文化本位，将外物纳入心灵的广阔无垠的疆界来显示人类精神的博大和自信，从而在审美境界中实现了物我无间、神人合一。西部文学也因此具备了沉郁、博大、苍劲之美，流溢着一种悲剧的、神秘的、偏重感性的、偏重生命意识的、崇尚自由精神的内质，并被赋予一种“泛寓言”调式。如张承志的小说从绘写方式而言体现着显明的现实主义风貌：叙事的可靠性、人物的严肃刻画、细节的逼真和画面的可感性等等，与此同时，或许更引人注目的是，张氏的小说更具有跨越具象而进入广袤的极富意味的思情世界的张力，这种张力充分体现了小说的艺术创意；对一种完美、高洁状态的期待，或者说从描写的“此岸性”走向表现的“彼岸性”(与宗教精神对接、相通)。诗人昌耀以《大山的囚徒》为开端所建立的“精神史”系列诗歌，它的社会忧患，它的精神形态，它的浓重的地域文化氛围，无不表现出“西部”的现实特征，而这些都是诗人在西部高原的阔大时空通过个体生命与历史、与自然的对应交流，以几十年的生命和孤独的潜心谛听而获得的，他通过自身心灵的洞开，凭着强大的生命激情和直觉，于深重的苦难中接受启示和领悟并表述大生命之美，由此而显示人类强态的生命精神。可以说，诗人于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中稳定健全的创作心态正来源于此。周涛的散文对大生命、大灵魂的刻骨铭心的触摸和由衷的礼赞，对强健人格、深切的人文关怀的向往，都是在对西部大陆冷峻写实的亲历、亲感、亲知中经过象征方式达到直悟、直思的终极境界。
简言之，通过直观性到超越性、写实性与写意化双向对流的审美创造过程，实现“写忧而造艺”、真实性与批判融的境地，所谓现实主义的“诗性”也就尽在其中了。显然，这绝不是一种轻柔甜腻的“诗性”，而是有着痛楚感、殉道意识和内在的忧郁，倾重理想，信仰执着，即便是世俗的快乐与浪漫也被蒙上沉重色彩的“诗性”，它只能是也只属于“西部”。
应该指出的是，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精神和风貌一方面固然来源于伊斯兰文化的现实主义属性，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宗教文化对诸多世俗生活领域施行直接的控制和监督，而是说宗教文化有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对现实社会作出更加广泛而又是间接的影响。它应该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标识出一个风格迥异的维度，它被要求作为特定的精神力量深嵌于一切世俗世界之后，从而构成世俗世界的一种背景、底蕴和意义之源，最终使一切有限事物的真正价值得以显现。在这里，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又显露出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诗性诉求的一面。也正在这个意义上，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的“诗性”被提供了既通俗又高深的注解。
当然，还须关注的是，“中国西部非语言表述体系也较为发达，大量的文化财富和生活经验、心理经验，既通过语言(如传说和弹唱)，又通过音像(如歌舞)和其他自娱(如民俗)性的表述体系传播和留存。这些表述形态，和现代语言文字文化相比，当然显得粗糙，却也自有其优越性—它的轻符号、重感觉，轻精确、重意会，轻微观内容、重总体情绪，以及它的现场交流和自娱参与特色，应该说都值得现代文艺参考。”(注：肖云儒：《西部热和现代潮》，《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笔者以为，西部文学诗性现实主义之“诗性”的申扬，同样也得益于这种发达的非语言表述体系的推促。
四
神秘主义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既普遍又模糊的用语。神秘主义之“神秘”可以用来指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一种精神。神秘主义一词同时又具有各种广泛的含义，人们往往由此联想到宗教、巫术和各种超验现象，联想到各种奇迹和偶发性。不过，无论这些神秘指的是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精神，还是一种能力或感觉，人们之所以称其为“神秘”，就是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性质——非理性，也就是通过理性无法理解、表述、把握的性质。可以说，非理性是一切神秘主义的本质特征。
既然非理性是神秘主义的本质特征，神秘主义典型的呈现形态是各种非理性的直观体验，特别是那种无法或很难用理智去把握或理解的体验，那么，宗教神秘主义堪称神秘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成熟形态。宗教神秘主义是关于人和神相遇或合一化的体验和认知方式。这种人神相遇或合一的体验和认知在不同的宗教传统中被称为我性与神性、或空性、或道、或天(神)、或大梵之融合，即有限个体灵魂与某种超个体的、具有神圣意义的无限者之融合。正是在融合中宗教式的体验和认知到的每一种物性，诸如“化一感”、“无时间感”、“愉悦感”、“不可言喻”都具有与理性相对立的非理性性质。
毋庸讳言，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其宗教神秘主义有着共同的特征：本体论上主张神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结合；认识论上主张神不可知论；方法论上主张与神直接相通。不过相对而言，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神秘主义主要体现在上述三个层面，或者说局限于认知发生学与本源性的精神诉求层面，而伊斯兰文化由于是教、俗结合、务实与信仰交融的宗教文化，因而其神秘主义所牵涉的层面更为阔大、更为世俗——其中还容括着现象学的、经验化的、富于实践意义的层面。
尤其是，伊斯兰教中著名的神秘主义教派苏非派对伊斯兰教的影响甚大。古伊拉克的阿拔斯王朝时期，苏非派开始形成自己的神秘主义哲学。公元8世纪后叶出现了伊斯兰教文化的黄金时代，巴格达称为当时东方世界最大的学术和艺术中心，苏非神秘主义也形成了巴格达派、巴士拉派和呼罗珊派，其中堪称苏非思想巨匠的重要人物穆哈希比、哈拉智将苏非神秘主义推向成熟阶段。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公元11世纪时波斯著名哲学家安萨里将苏非神秘主义纳入伊斯兰教主流思想，并成为伊斯兰教官方信仰体系的最终形式。客观地说，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也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完成了其体系框架，但却不能像苏非神秘主义那样最终成“正果”，成为伊斯兰教主流思想，进而被视为伊斯兰教官方信仰体系的最终形式。或者说，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之于整个基督教文化体系无论是在内在构成机制上还是外在表现程度和形态上都不如苏非神秘主义之于伊斯兰文化。而且苏非神秘主义在近世的勃兴尤其是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伊斯兰教最初传入中国就是苏非教派的信徒带入的，而后苏非派迅速在中国西部繁衍了数十个派别)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说，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思想已成功地转化、兑制为伊斯兰艺术的重要美学色调(国内相关的成体系的最新研究成果是200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李琛撰写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一书)，那么，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蕴的中国西部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概言之，伊斯兰文化的神秘主义精神与中国西部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互动性关系已经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存在、具有什么样形态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认定：“确实存在一些不能讲述的东西。”在中国西部文学中“不能讲述的‘神秘的东西’”首推那种保持着原生态和混沌状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有关西部经验中的物象感受。
中国古人所谓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中国西部孤悬关外，艰不可攀。山川阻隔、浩大而近似虚无的空间，天荒地老人烟稀少，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居住者逐绿洲而居，他们时而繁盛，时而又因频繁的战火、或者一次瘟疫和水流的改换就能使其湮灭，这种历史情形给人以强烈的无序性、非逻辑性。罗布泊于今仍然是个“谜”，古楼兰亦属经久不衰的历史悬念。所有这些恰恰和典型的中原文化形成强烈反差，个人或集团的身份诉求因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缺乏而变得相当模糊(从回族人的“回回”的称呼可印证)，但感性冲创与抒情却因过于明显的历史的神秘化而变得极其丰沛。而恰恰是这种原始神秘的西部自然给未知的朦胧的灵魂和生命的原生态保留了地位，也提供了文学创作生成的资源和环境。
张承志在走进大西北回归神奇的伊斯兰大陆之际就注定了他只能从事“神秘”的写作。他笔下以“蓬头发”为代表的男子汉系列也总是那些在神秘的旅途中的踽踽独行者，他们所寻求的“北方的河”、“九座宫殿”、“黄泥小屋”、“金草地”、“金牧场”也是周而复始、缺乏年代与地域观念的神秘所在。实际上，张承志有关西部的作品都可视为“西部梦寻”录。完全可以说，张承志的神秘化写作真正触及到了文学与西部自然、创作者与西部世界之间的一种神秘莫测的本质性的生命关系，一种对神秘的生存状态的互文性的表述。章德益所有的诗歌的生命都是由西部大地铸成的。作为一个西部诗人之“西部”的重要标记在于他完整的诗歌形象体系的建立，那些西部宇宙时空中各种具有阔大气魄和巨大承载力的物象，诸如太阳、大漠、电光、雷霆、莽原、苍穹、山脉、圣火……之类，在他的诗歌中密集出现，与诗人注入其中的激情和魄气浑然一体，呈示着宏阔雄浑的意志和气势。显然，这样的形象生成是唯中国西部这一大时空所独有的，它不仅构成了灵魂与自由的神秘境遇，也体出了诗人生命体验的精微与幽深。
日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举办了“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由易晓明主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比较文学系林精华教授分别致辞。来自6个国家的50多名代表与会，围绕5个议题，进行了热烈的发言与讨论。
在“文化理论研究”议题下，美国的比肖普教授从冷战时期大学体制的应用转向，美国大学成为学术体制工业，谈文化研究受限于大学制度的问题。他得出结论是未来的文化研究必须超越学科与大学利益，成为批判性思想交锋的场所。托尼・希的发言是“弱势的文学能做什么：德勒兹对帝国的回应”。他认为已有的关于德勒兹论政治与文学的言论，是被分开研究的，而他则致力于弥补两者关系研究的缺失。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从英国起源时就有反理论的倾向，希望退回到理论的批判精神。他指出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日常生活方式”已经暗示了对文化的批判精神的淡化和取消。英国的托尼・本内特力推文化研究的“文化政策”转向，发掘文化的“政府性”功能；而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其远未成熟之时就放弃理论建设而转入文化产业研究。
在讨论“文学与文化”这一论题时，英国的菲利普摆脱了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对立的思路，指出文化研究的出现有着质疑、消解并最终去魅传统上赋予艺术、尤其是文学的价值和真理的企图。然而正是在文化研究的消解活动中，传统的文学与艺术所表现的价值和真理却被激发出独特的活力。它不仅拒绝被取代，而且有以不引人注意的新形式重新出现的趋势。王宁强调辩证地看待两者关系，指出：文化研究一方面试图颠覆已建立的精英文学经典标准，另一方面又补充了文学研究，为重构新经典做出了贡献。陈晓明将作为文化研究的反对方的审美派，放进中国文学语境，对审美与文化研究之争，进行了创作层面的观照。
在“西方文学与文化”议题下，美国的斯通讨论了“西方文化中的宽恕主题”。宽恕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主题，他认为宽恕体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莫扎特的歌剧、托尔斯泰的小说与伦勃朗的绘画中。这一主题的源头不在于古希腊与罗马，旧约圣经中也少有体现，是新约圣经使西方作家吸取了这份灵感。曾艳兵的发言以带有中国立场的观点，反对西方标准成为文化中的惟一，甚至是霸权话语。西方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西方经典，必然经过文化的过滤和转换。西方经典永远是一个“他者”。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议题”下，奥地利温特教授的论点与比肖普和金惠敏强调理论批判的观点针锋相对。他认为当今的文化研究就是文化实践，而非理论，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以及他将学术边界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追求，预示了当今社会与文化研究中的“实践转向”。曹莉从文化自觉与文化批评的角度论述了阿诺德、利维斯、威廉斯对我们的启示。这些代表人物为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建构做出了贡献，处于新文化建设时期的中国应该借鉴。黄卓越以“英语文学与文化的离合关系”为题梳理了两者关系的三个阶段。就早期的“文化”观念产生于英语文学研究的问题，他强调从欧洲人文主义和文化的两种形式即生活形态与语言及文本形态来进行观照。
关于“中西文化影响研究”，印度的西蒙・德运用弗洛伊德的“焦虑防卫系统”的理论讨论了印度―英国小说家卡玛卡・玛甘达雅的小说《杯中之蜜》。金元浦指出北京奥运会是超种族、超文化、超等级、超地域、超政治，也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化经典文本，是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的双向实践，其内核是全球文化间性。刘洪涛运用在剑桥大学访学收集到的有关史料，讨论了徐志摩与罗素的交游及其所受影响。易晓明对关于宋词的“情景交融”及“含蓄美”等定评，从弗莱的语词理论进行了颠覆，认为宋词是中国的羞文化的载体。
文本讨论中，陆微结合德里达的幽灵理论，分析了亚裔作品中种族忧伤的幽灵般隐藏，引发了与会者对早期美国华裔种族忧伤的强烈兴趣。会议还对加拿大犹太文学、当代英国作家、美国作家、女性文学、圣经文学、乔伊斯研究等进行了热烈讨论。
理论讨论形成三大热点：一是由批评文化研究过于泛滥到审美自足是一种幻象的交锋；二是文化研究目前面临的理论问题；三是如何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
【关键词】外国文学；文化；身份
一、前言
探究外国文学在我国的交流以及发展，不难看出，外国文学令大众基于汉语环境欣赏了不同国家文学风貌，并令我国文化资源全面丰富，令中西方话语的交融逐步渗透至我国文学领域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外来文化以及本土文化突破了界限，并蕴含了一种潜在的同质化风险，可激励民族主义，掀起反全球化的呼声。基于当前背景，应科学探究外国文学与文化内涵，开创属于我国的话语系统，有效的明确文化身份。
二、立足本土文化，基于外国文学开创我国话语系统
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就全球化以及本土化展开探讨，足以见得创建我国话语系统的科学重要性。外国文学评论便开辟了有关文化变迁以及融合的专栏，学者们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张德明指出，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令本土文化的保护与捍卫呼声进一步增强，并变成政治冲突的又一个焦点。其主张，应注重研究民间知识，基于其不可通约以及移译性特征，可映射出更加真切原始的民族文化。更多学者普遍认为，新时期，探究中西方的比较文学才是重中之重，并渐渐从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探究逐步转变成中国文学位于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传播与推广。我国国人要快速的加入到国际理论的争鸣之中，立足本土文化，开创基于外国文学的我国话语系统，进而真正的发出属于我们的声音，这正是契合时代需求的发展策略。由此不难看出，未来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学术探讨显现出我国学者面对文化霸权以及原教旨主义的碰撞环境中，立足本土文化，树立公平合理的原则主动积极参加行业全球性对话交流的决心。同时勇于基于全球化发展以及本土化交流互动中创建我国话语系统，显现出我国文化应有的主体意识。
三、明确文化主体意识，提升外国文学研究水平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创建我国外国文学探究话语系统，应合理明确文化主体意识。基于外国文学学科特征，主张文化主体性，树立主体意识尤为必要，其成为当前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科学指导思想。文化主体意识势必包含民族性问题，其属于个人终身同时可靠的社会特征。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在与西方文化斗争，反对政治经济殖民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对立方，本土化作用长久发挥，同时未来文化建设发展势必基于全球化以及本土化的碰撞对话中进行。一旦人们从民族属性内探寻自尊的过程中，民族情感便发挥了补偿效果。而民族情感倘若过高，跨文化认知便会更加面向本土方向。我们所看到的的是，西方理论以及文化思想发展传播过程中，民族特征仍旧得到广泛重视。
透过较多事实明确，西方国家强势者由始至终并不能同他人进行公正平等的对话交流，也就是说世界大同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身处在弱势地位的各个民族，为了获得公平合理的地位，享有良好的对话权，则只有提升自身实力，方能实现。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创建话语系统，应将自有理论作为核心基础。由于各个国家文学研究具有较多学派，为此应明确理论切入点，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我国在全球文艺理论系统中自成一派，因而要想创建具有我国特征的外国文学学科系统，应合理探究我国古代积淀形成的优秀传统。排除那些同西方文化相似内容后，便呈现出独特的民族特色，体现科学合理性，是民族艺术的精髓。因此在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系统中，不应将这一宝贵财富不良忽略。而应基于该基础，将各类文艺理论融合集成，通过不同文艺角度、应用方式的比对研究，创建新方法，树立新视角。应基于外国文学学科探究的整体全面性，令其发展变成更为合理的体系，最终令我国理论系统进一步完善，提升外国文学发展研究整体水平。
四、融通异质文化，体现开放性与包容性
新时期，不同文化百家争鸣的态势对于创建民族话语系统极为有利。基于后现代以及后殖民主义背景下，应以异质身份参与到全球文化的互动对话行列，逐步融到世界文学的系统中心，进而积极的应对时代挑战，契合发展需要。应真正明确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民族同国家非共时性，进而可令第三世界国家文学不但可映射西方问题，还可预示今后发展动向。
在创建民族话语系统，预防强势文学单向输入的阶段中，也赢得了一定共鸣。各个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均处于动态阶段，因此只要不呈现封闭状态，便会经受外来文化作用影响。为此，在开创我国话语系统阶段中，不应基于民族身份感以及同一性不承认外国文化。而应积极探寻融通引进异质文化，令其通过更新发展形成本土化价值内容，完成互相对话，实现双方尊重与互相欣赏。民族自我意识以及长期积淀的文化记忆始终同外来文化持续的进行接触，在不断碰撞阶段中，变得日渐成熟并凝聚起来。
我国话语体系应基于保护本土文化具有统一性以及独具特色的基础上，明确本土文化可为更宽泛文化范围的内容部分，进而可良好的突破自身文化区域形成的语境束缚，形成文化反思，锻炼认知技能，令理解关照中的再阐释得以实现。学者们应不断的容忍并承认差异，形成豁达之心。民族话语系统始终为动态变化的理论，因此需要同他类文化作用中展开自我规定。应突破片面民族主义，开阔视野。目前我国文化问题同样为现代文化的相关内容，文化身份并不是怎样明确现代性以及西方文化具体范围边界，而应探究现代话语历史结构内，基于普遍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视角进行自我阐述。为此，对于民族文化本真性应有所重视。不应将民族文化单纯的看做静态空间实物，将时间维度内的发展变化全面否定。实际上，生活方式、精神均处于发展变化状态，我国历史文化则为世界文化的构成，后者是国人关注的内容，因此应努力变成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我国文化虽注重自我具备的独特性，然而，我国悠久文明历史，体现了开放性以及传统性，进而可同西方文化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应合理的引进西方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体现开放性与包容性，将精髓内容加以消化吸收。丰富文化融合势必引起创造与发展，并激励平等对话沟通。因此，我们应基于自身具备的特有话语模式，积极与全球国际领域并轨，探究外国文学，实现持续全面的发展与提升。
五、结语
总之，外国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化身份定位，只有明确文化发展内涵，积极交流、互动融合，方能开创我国特有的话语系统，激发外国文学核心价值作用，继续推进其实现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本文分三个部分,逐次讨论流行文化的基本属性、艺术在流行文化中的转型和流行文化时代美学的文化功能。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理论的全面扩张,流行着一种否定美学的当代文化价值、取消文化研究的美学维度的观念。针对这个流行观念,作者在本文中主张,美学在当代文化活动中,对流行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否定的独特功能;面对流行文化的普遍发展,重申美学的文化价值、开拓美学的文化功能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 流行文化 艺术 美学
1, 流行文化
今天,当我们使用流行文化概念的时候,自然受到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理论发展语境的限定。在这个限定之下,“流行文化”所指对象,就是在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发展中,特别是20世纪以来,新兴的大众化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与传统的文化类型相比,流行文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流行文化是现代社会生活世俗化的产物,它不仅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直接构成一种商品经济的活动形式;第二,流行文化以现代大众传媒为基本载体,并且在大众传媒的操作体制中流行、扩展;第三,流行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呈现出娱乐性、时尚化和价值混合趋向。由于这个三个基本特征,流行文化的兴起不仅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文化活动,迫使它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体制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层次传型,而且使当代文化发展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危机运动。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种普遍的文化危机感为契机的。
文化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首要功能是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特有的意义和价值。文化建设的要义就是为人们的日常活动建设具有普遍性、持续性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又被界定为发现和建立理想的活动。 流行文化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失效、瓦解。相对于传统文化以宗教为内含的精神至上原则,流行文化推行的是一种世俗化的非精神原则,即以个体的享受、娱乐和快感为动机。由于这个文化原则的转换,在18世纪直到19世纪中,在传统文化崩溃的背景上,流行文化的早期发展表现出一种精神溃败(颓废)状态。卢梭作为现代文化的启蒙者同时成为它的第一个批判者,乃是因为他对这种精神溃败状态的预言家式的敏感和不满。他以个体自我的精神自由的建设为目标,反对现代文明确立的流行的(社会化)生活方式,主张向自然的真实性和独立性回归。席勒则认为,现代文明建立的是一种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分裂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性的完整性被破坏了。他认为,重建完整人性的途径是对人进行审美教育,建设为人的自由完整生活提供基础的审美文化。
流行文化的世俗化发展开拓了现代文化民主的空间,在对感性欲望和自由享受的肯定中否定了经典和权威的文化权力。这就导致了流行文化在总体上混乱无序的非理性(“无政府”)状态。针对这个状态,19世纪中期阿诺尔德(M. Arnold)提出了一种反对流行文化的(中产阶级)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把文化限定为“在本世界中被思想和表达的最好的事物”,并主张文化是只能由少数精英创造和发展的事业。 阿诺尔德的精英立场无疑包含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而不得人心。但是,他仍以偏激的形式指出流行文化的第二个问题,即文化活动是否需要保持其内在统一性和超越性的问题。所谓雅—俗之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坚持或反对文化的内在价值和超越意义的争论。无疑,流行文化是否定文化的内在价值和超越意义的。这反映到流行文化的产品形式中,则是流行文化产品中普遍存在的机械复制、拼贴、重复等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形成的对文化差异的消解(文化同质化)。在现代社会运动背景上,对文化产品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它应以其独立完美的存在形式成为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象征性表现。这是文化产品的现代美学价值。但是,流行文化产品不仅否定了现代意识对文化产品的原创性和独立性要求,也成为对人自身的独立和自由价值的象征性否定。 这是阿多诺(T.W.Adorno)、麦克唐纳(D.Macdonald)和詹姆逊(F.Jameson)诸人反对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作为人的一种基本行为方式,怎样保证、体现人类自我存在的独立和自由,是现代文化意识的核心所在。在这个核心点上,流行文化面临着第三个问题,而且是它致命的问题:在大众传媒和市场经济的联合操作下,流行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方式是否能够保证它是人的独立和自由的体现?阿多诺(T.W.Adorno)认为,流行(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产物。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操作的标准化、合理化生产,对它的消费者(大众)施行自上而下的有目的地整合和统治。文化工业的整合实现了对大众自我意识的物化,即意识被整合为一致性的非意识。 “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于,它用统一取代了意识”。 在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中,阿多诺非常重视大众传媒对文化生产和接受的意识形态控制力量。这是阿多诺的深刻处。但是,如费斯克(J.Fiske)所指出的,流行文化在承担资本和技术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的同时,也为现代的文化民主提供了空间,为大众的自我表达提供了资源。 霍尔(S.Hall)引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把流行文化界定为一个不同阶级争夺文化霸权的战场。他反对把统治者与大众、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做非历史的、静态的二元对立的理解,认为在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中,对立的双方互相作用、影响并转化着对方。他认为大众作为被统治阶级,也不具有单纯的统一性,他即不是纯粹的主流文化霸权的被动接受者,也不是纯粹的反抗者。大众在流行文化中生活于反抗与顺从的矛盾运动中。
2, 当代艺术
流行文化在整体上改变了传统文化的生产方式、接受模式和价值体系。但是,在所有传统文化形式中,艺术的转型是最基本的,最具有主导意义的。因此,研究流行文化,必须把艺术的转型作为主要对象。实际上,在上面讨论的文化理论中,无一例外地都把艺术的转型作为识别文化变化、转型的基本标志。为什么艺术转型对于流行文化的形成具有主导意义?这有四个基本原因:第一,在传统文化活动中,高雅文化的三种基本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艺术是最接近日常生活的,而且传统流行的民间文化主要是以艺术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当代文化的流行化转型,必然以艺术为主体;第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宗教的衰落留下了价值实践体系的真空,艺术实际上代替宗教成为价值实践的新体系。因此,当艺术失去了为宗教服务的作用以后,艺术不仅被直接挪用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而且成为现代个体自我确认、自我表现的基本方式;第三,艺术与大众传媒在制造形象化文化产品上的统一性,决定了两者相互促进和统一的前提。艺术与大众传媒统一的发展,不仅构成了流行文化的主要景观,而且实际上是流行文化的基本(主导)形式。第四,艺术的流行化转型所产生的巨大商业价值是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可比拟的。流行艺术成为流行文化的主导形式,有商业动机的驱动,而且充分表现了流行文化的商品经济属性。艺术在现代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不仅是现代文化理论家特别关注艺术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美学在现代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艺术从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文化,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艺术从对宗教的附属关系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自由的形象塑造活动。这就是现代性所赋予艺术的自律性,也是美学得以确立的一个直接前提。康德美学作为美学的奠基,原因之一,在于它第一次以哲学的形式明确系统地阐释了审美和艺术的自律性。根据康德,艺术的自律性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艺术是自由创造的产品;第二,艺术是非功利、无目的(以艺术品自身为目的)的创造;第三,艺术是艺术家(个人)的天才的产物——不可重复的原创品。 但是,转型为流行艺术,艺术在同样的三个方面丧失了自律性。大众传媒作为流行艺术的主要生产机器,从内容到形式,从工具到手法,都控制了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把他们整合到传媒体系中,先天地决定了流行艺术的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方式。因此,本杰明(W.Benamin)认为大众传媒的发展使艺术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艺术的机械复制在取消艺术家的独创性的同时了取消了艺术品存在的自律性――艺术品作为原始手工作品的唯一性和独立存在。这不仅使艺术品丧失了奠基于原创性的神韵,而且使之丧失了基本的神学仪式价值,取而代之以纯粹的观赏价值。本杰明肯定这个转型,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机械复制第一次把艺术从它对神学仪式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无疑,解放为艺术的文化民主和非宗教的精神自由提供了前提,但是也使艺术作为主体自我确认和自由的表达形式失去了内在前提和先天的基础。因为作为机械复制的艺术,艺术不再是艺术家自己自由独立的产品,因此也不再能够直接成为他的个性和自由的体现。阿多诺反对流行艺术,原因就在这里。反对向流行文化转型,艺术的重要课题就是寻求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可能性。先锋艺术运动,则是以一种拒绝认同和介入大众(传媒)文化的立场和相应的激进反叛形式,坚持着艺术独立的文化价值。阿多诺和麦克唐纳都把先锋艺术作为一种抗议的文化形式而寄与希望。但是,先锋艺术本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它的反叛和抵抗不可能作为一种基本的和常规化的文化反叛形式。第一,因为先锋艺术拒绝认同和介入,它相应地拒绝了交流的可能性,这使先锋艺术的反叛对于大众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而没有内容的意义――因为通过形式进入内容的途径被截断了,而且事实上先锋艺术运动的发展本身是向不断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方向展开的。第二,先锋艺术发展的不断形式化、技术化,导致了它的制度化发展。制度化发展不仅使先锋艺术失去反叛机能,而且注定了它被商业和传媒合作的流行文化同化、整合的命运。正是在先锋艺术被整合的意义上,今天我们才面对先锋艺术的衰落:先锋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反叛形式被流行文化保留和吸收,但它反叛的动机和力量都消解了。反体制的先锋艺术被体制化,它的反叛形式被审美化为一种流行风格,融入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中。
艺术自律性的丧失, 也就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的取消。结果是,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文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唯美主义成为艺术活动的主导精神,即艺术的形式主义原则取代或压制了艺术的精神理想原则。这使得艺术活动被简化为审美――娱乐形象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因此,艺术和商品经济、大众传媒共同组合成了大众传媒操纵的商业流行文化。这种商业流行文化以形象娱乐为主题活动,极大限度地消除了传统文化界限,而使自身成为无界限的流行物。在商业流行文化中,消费主义和游戏精神实现了最好的结合,它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刺激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整合一切的流行文化不取消什么,而是消解一切深度,使被纳入其中的一切都趋于同质的平面存在。就此而言,流行文化是非意识形态的、或多元化的文化。但是,它在表象之下仍然推行着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共生的意识形态,并把这种意识形态化成无条件合理的生活欲望在大众文化生活中展开和扩张。流行文化的解放意义和压抑意义都表现在这里,而大众在流行文化中的自由与被动性也表现在这里。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下,大众的形象消费欲望被极大限度地扩张了。这又刺激了流行文化的形象生产扩张。在20世纪下半期,由于电子技术的加速发展,极大限度地扩大了流行文化的形象生产能力,实际上形成了全球化的形象生产过剩。结果是,如鲍德里亚德(J.Baudrillard)所指出的,传媒形象生产的扩张,在根本上取消了现实与虚拟、原型与摹本之间的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形象代替真实事物的世界。 对真实知觉和感觉的危机,是流行文化面临的根本危机。这个危机在极大限度扩张艺术的形象塑造功能的同时,也把艺术活动转变成为流行文化的基本症候。
3, 美学的文化功能
流行文化的发展和艺术的流行化转型,不仅产生了商业与文化的相互渗透、转化,而且形成了商业文化的普遍扩张。詹姆逊认为,商业文化把形象生产普遍化,使审美形象弥漫在一切现实活动中。现实普遍地被转化为视觉形象,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商品化。商业文化的扩张打破了审美形象的封闭空间,使它向既有的整个文化环境开放。因此,审美独立的传统区别模糊或消失了,与之相应的是审美的自律性结束,美学的自律性结束。詹姆逊把这个转变定义为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他指出,必须认识到,审美形象在后现代时代中的复兴是商业文化体系统治的表象。在后现代的文化活动中,遵循商业逻辑的形象生产渗透和代替了一切活动。“形象是今天的商品,这是为什么不能期待它否定商品生产逻辑的原因;归根到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美都是商品的原因。当代伪审美主义对美的呼唤,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花招,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求助。” 因此,詹姆逊宣告美学的终结,而且否定美学复兴的主张。
詹姆逊揭示了当代文化运动的基本趋势和美学所面临的深刻困境。那么,在流行文化整合和消解文化差异,把文化普遍形象化的时代,美学是否真的失效而必须终结呢?我不能认同詹姆逊的美学终结论。在流行文化中,艺术自律性的瓦解和文化普遍形象化产生的意义危机,的确导致了对美学的审美—艺术自律原理的否定,并且使美学的审美(精神)升化原则落空。但是,詹姆逊宣布美学的终结仍然包含了对美学的误解和对流行文化的简单化理解。在其中,他有两个基本错误:第一,他把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绝对化,并且把美学限定在现代的范围,认为随着后现代对现代的取代,美学必然成为现代的殉葬品;第二,他把审美—艺术的自律原理等同于美学原理,实际上把美学限定在艺术自律的封闭空间中,认定这个空间的开放就意味着美学基础的瓦解。正是由于这两个基本错误,詹姆逊轻率地抛弃了康德、黑格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美学为当代文化提供的思想资源,并且在流行文化研究中,武断地用社会学研究取代美学研究。我认为,根据流行文化的基本特点,社会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必要和重要的层次。但是,一方面,艺术形式是流行文化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流行文化的重要问题在根本上是与美学问题联系的,甚至本身就是美学问题,因此,美学研究同样是流行文化研究的一个必要而重要的层次。进一步讲,在流行文化研究中,社会学对文化与社会运动整体联系的描述和社会批判的功能,是美学所不能取代的;同时,美学对文化(艺术)的内在机能和意义的阐释,对文化的内在建设的功能,也是社会学所不能取代的。如果我们要积极地,既是批判性地、又是建设性地研究流行文化,必须重申和开拓美学的文化功能。
在现代文化发展中,美学的第一个文化功能是对以自由与独立为内含的现代人文精神的阐释和张扬。艺术自律性之所以成为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对于现代人文精神的基本象征意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存在的物化,艺术品的自律存在(审美形式)形成了一种文化抗议形式,如马尔库塞(H.Marcuse)所言,“是认识和控诉的手段” 。但是,艺术自律性也包含了深刻的矛盾,因为它的封闭原则在形式上、象征性地肯定主体自由的同时,也成为对这个自由的内在性和现实性的否定。美学的进一步展开就是寻求对自律的封闭原则所包含的否定性的克服。席勒、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通过对生命、精神、自然、社会和历史内容的引入,拓展或开放了审美—自律的空间,并且使之具有丰富的精神内含和真实内容。实际上,从18世纪中期确立以来,美学的整体运动总是在自律与他律的基本矛盾中展开的。这不仅保证了美学对人文精神的象征性的展示,而且把这个展示发展为人文精神本身矛盾运动的深化。个体与整体、感性与理性、自由与统一、有限与无限、形式与内容,这些矛盾关系是现代人文精神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美学在审美—艺术活动中研究和寻求解决的主要矛盾。更为重要的是,美学面对这些矛盾,坚持通过审美—艺术的自由创造寻求一个审美升化的统一境界。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已经发展为一种包含了人文精神和理想性的审美精神。今天,针对流行文化对人文精神的物化和理想性的消解,重申审美精神是非常必要的。重申审美精神就是坚持文化活动的人文精神立场,就是坚持理想性对于文化的必要价值。无疑,重申审美精神应落实为美学对流行文化活动的批判性的介入。“在真实的意义上,文化不仅要使自身适应人,而且同时要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物化关系提出抗议,把光荣给予他。” 美学的批判性介入,就是在当代文化运动中,构成美学与流行文化的张力关系。这个张力关系是保证文化和人文精神不被流行文化的商业操作完全整合和同化,保证人在文化中存在的光荣。
美学不仅在审美、艺术活动中贯彻以人文精神为内含的审美精神,而且把这种审美精神实现为一种辩证的审美方式。美学的审美方式,在肯定审美对象感性存在的丰富性的基础上,追求审美对象精神意义的丰富性。美学既承认审美对象个体的特殊性,不可为整体归并或整合的个性,同时也承认审美对象实现审美升化(超越)的潜能。在美学的审美方式中,审美对象在感性形式和精神意义两个层次都是指向它自身的发展的——审美对象总是意味着比它的实在性更多的东西。美学的审美方式使审美活动成为创造性的感受和体验活动。阿多诺认为,艺术与自然一样,作为真正的审美对象包含了不可确定的性质。这个不可确定性是艺术需要哲学对它加以阐释的原因。哲学解释艺术,提示出艺术不能直接表达的东西。 海德格尔把艺术的本质阐释为存在的真理的展现。在对凡高的绘画《农妇的鞋》的阐释中,他揭示出艺术所蕴含着的世界性意义。 这正是美学的审美方式在艺术鉴赏批评中的典型体现。流行文化的消费主义操作,通过过剩形象的生产、倾销,以单向度的感性刺激和欲望满足压抑或取代了审美活动的创造性感受和体验。审美活动因此变成了纯粹机械性的他律的感觉活动。这使大众在流行文化活动中普遍遭受着无意义感。文化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展现为生存意义的象征性体系。我们不能期望普遍无意义的流行文化普遍地显示出生存意义。但是,我们仍然应当从一些具体的作品发现意义的因素,并且将它们发展为意义的积极建设。在这里,美学,或美学的审美方式具有独特的抗拒消费主义彻底整合文化(艺术)的功能。美学不否定物质,相对于商业文化把一切物化、形象化,美学是真正地珍惜物质,它肯定并且坚持每一个存在物都是独特的存在,都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在最高的层次上,文化应当被理解为人的精神家园。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现代文化的相应变化,都瓦解了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使之成为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者。家园对于个体的意义,在于把栖居的整体感(归宿感)赋予个体。当谢林说,“现代世界开始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不仅表达了人与大自然的分离,而且表达了包括大自然在内的生存整体感的丧失。所以他又说,“因为他不再得到一个新的家园,被遗弃的感觉笼罩着他。” 因此,现代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目标,一个与自由和独立的精神表达同样重要的目标,是重建文化的整体感,重建精神家园。海德格尔对艺术的世界性意味的阐释,特别是他把对存在深处的“无”的倾听作为诗意的本体,认为诗意地栖居就是天地神人四方共建一个整体的世界,其着眼点即在于人生整体感的重建。 在生存整体感的重建中,美学注重的不是个体、有限、理性、社会,而是整体、无限、感性、自然。而且“自然”在其中具有包含和超越一切的绝对意义,是最高层次的生存整体感的境界。就此而言,最值得阐发的是中国传统艺术在艺术意境创造中所展现的生存整体感,即自我与万物为一体的天地境界。宗白华的现代意识,正表现于他对中国艺术意境的积极阐释,以期使之成为现代艺术重建人生整体感的一个重要的启发。他指出,“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 流行文化的消费主义操作,在以大众传媒整合、同化个人的时候,却总是向个人倾销虚假的个性偶像,以激发他的个人主义欲望来获得更大的商业价值。这不仅不能减轻个人对整体的分离,而且机械性地强化了这个分离。重新启发人们对整体、自然、无限的意识,并且把它实现为一种自觉、积极的审美感受,即为现实人生重建整体感,这乃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美学的第三个文化功能正在于以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感为基础,重建人生整体境界。
我们重申美学的文化价值,并主张拓展并美学的文化功能,无意于神化美学、把它作为完美的理论在当代文化中推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美学的文化功能,不在于它可以作为一个理论或观念体系从外强加于流行文化,而在于它可以作为一个渗透了人文精神内含的一种文化方式介入流行文化。美学的介入,使流行文化获得一个积极的对立的维度,一种文化发展的必要张力关系。这是流行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措施。这个措施,在当代中国流行文化发展中并没有实在的建立来和发生效用。这要求中国美学自身的检讨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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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主体相互平等，互相学习
一般来说，师生是学校文化的主体，少数民族社区民众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既然都是文化的主体，而且都是人，人与人理应平等，两类主体理应平等对话、民主交流、互相学习和帮助、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在文化教育交流、学习过程中只是两类主体承担的角色不同而已。如有学者所说，“跨文化教育中把每个民族的每个人都作为价值的主体，不仅含有师生之间作为一般教育学所讨论的人的意义，而且还包括不同文化的存在价值意义。”文化主体之间需要交流和对话以达到相互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强调交往双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达成相互理解和相互一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瑶山瑶族家长基本都没有到过学校同老师交流孩子的学习情况，瑶族家长甚至不敢接近学校、害怕遇见老师，对老师、学校是回避和消极的，瑶族普遍认为“不怕没文化，就怕手脚差”，瑶族群体中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瑶族逐渐改变了传统认识，慢慢开始接触老师，有的家长会主动和老师交流，有的家长会到学校问问孩子的学习情况，多数家长愿意参加在学校举行的扫盲教育和家长会等等。瑶族村寨与当地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多种身份的人员进行沟通，在长期的接触与交流中瑶族慢慢有了对学校、老师、校长、教材、教学、学生管理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逐渐改变了对学校教育的看法和行为选择。从瑶山及其类似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变迁历程可以看出，没有文化主体间的平等交流、沟通，就没有文化主体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文化与文化之间就相互隔离和封闭。因此，学校文化的主体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之间应该建立起真正的相互平等、互相交往、互相学习的良性沟通、交流、理解机制，才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目标上追求发展，实现共赢
学校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建立起双向适应、双向滋养的关系是双方发展的共同需要，因为文化必须通过交流和沟通才能实现发展，没有交流，文化就没有生命力，也就难以延续下去。不追求发展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不与其他文化合作，不吸取其他文化基因的精华，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文化得不到持续的发展。文化的开放性、文化的张力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校文化需要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和实际，在教育教学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积极吸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和提升自身的水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需要适应时展形势，在与学校文化的交流中逐步调整、充实、壮大自身的文化内涵，增强自身的文化生命力和文化魅力。也就是在学校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双向适应、双向滋养中共同发展，实现“双赢”发展目标。有专家认为，“学校在通过主流文化形成学生的共享文化的同时，应充分尊重其他民族群体文化也是整个国家文化构成的事实。”在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双向适应、双向滋养关系的过程中，需要促使学校教育、人、自然、区域和社会的和谐共生。在发展过程中，文化与文化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和矛盾，但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主流是追求合和、共生、共谐、共赢过程。
三、内容上取长补短，双向滋养
一方面学校文化要切合实际，就需要积极吸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要素，使自身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富有“养分”，如地方性知识的融入、民族文化类校本课程的开发等就是学校文化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取长补短、吸收“养分”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趋势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可能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而需要主动面对这种文化交融的形势，适应学校文化，并积极吸收学校文化的精髓，使自身的内容更丰富，更有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例如，荔波县瑶山民族中学、瑶山民族小学都注重民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组织编写了校本教材《瑶山竞技陀螺》、《荔波本土歌曲》、《可爱的荔波》等;因地制宜开设了陀螺训练特色课，在全校体育课中作为重要教学内容进行推广;将民族艺术文化融入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中认识和习得民族文化;在校园文化墙中设置地方文化(尤其是瑶族文化)专栏;在校园里建立瑶族民族文化陈列室;在校园建设中注意融入民族元素。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力地丰富和促进了瑶山教育的发展，另外，学校教育的持续影响也促进了瑶山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发展，丰富了瑶山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总之，学校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需要在内容上取对方之长补自己之短，形成双向滋养的关系。
四、形式上交流对话，达成理解
少数民族地区在建立学校之初，普遍遇到的尴尬就是学校与当地社区基本没有往来，学校就像“孤岛”，学校不为当地民众所认识和接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发展过程中，在各种交流对话中，学校才逐步为当地民众所认可，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学校方面在接触和交流中逐步地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特点。这一历史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只有建立有效的对话交流机制，才能形成理解和共识。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越来越需要相互理解。善解人意使人赏心悦目，减少不快与误解。理解是沟通人与人心灵的桥梁，是化解人与人之间隔阂、误解、矛盾甚至仇恨的桥梁。有了理解，人们就会生活在道德伦理、和谐相处的美好世界里。没有理解，人世间将会出现许多遗憾和不和谐。因而理解教育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世界的发展潮流。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如何有效达成理解，怎样构建长效理解教育机制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学校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双向适应、双向滋养的形式可以丰富多样，既可以是直接对话如家长会、专题座谈会，双方友好沟通、交流以实现相互适应和滋养;也可以是潜在的相互影响，如家庭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的展示以及文化活动的开展等，可以使双方相互了解、认识，进而达到相互适应和双向滋养。
五、结语
总之，文化是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是满足当地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一种内在生命活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理应定位于满足当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当地人生存和发展的质量，增强学校自身的生命活力，同时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谐发展与进步。学校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不应该是单向的谁适应谁或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需要建立一种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双向适应、双向滋养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实现“双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价值定位的实现，最终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并与其他地区同步发展。
作者：黄胜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教务处
综合大学里学科齐全，属于广义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为什么还要谈大学与文化呢?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评论：“有些大学有科技而无文化”，这个评论虽然比较严苛，未必准确，但它可以促人思考，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我们知道，文化是有层次的。易于为人们感知的，是文化的物质层次，包含服饰、饮食等。较为深入的，是文化的制度层次，包括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行为规则等。历史文物、文学艺术是文化的又一类。居于文化核心地位的，是文化的价值观念，例如“人”的价值是什么，道德的价值是什么，美的价值是什么等。因此，在大学里的人文文化――文学、哲学、史学、艺术等被称为人文学科或人文基础学科中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是其他文化层次的基础。可是这个基础往往被人们忽视，因为它既不能直接制造物质财富，也不能直接解决社会的具体问题，例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社区问题等等。
如果要问：我国大学最需要什么?以我个人的体验，我想这样回答：我们最需要人文文化，使人文精神在学校生根、发芽、结果。我这样回答并不是否定其他文化层面，而是针对“不足”和“欠缺”(不完整)而言的。
二
大学最需要什么?这是大学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去年六月举行的大学生戏剧节(每年一次)，北京大学学子出演《一流大学从澡堂抓起》的音乐剧，认为一流大学应关注教育平等问题，寓意大学应当具有高尚的人文关怀精神――应当渗透到大学的各个方面。
一讲到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最易于被人误解的是，认为这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和20世纪美国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影响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
我国具有悠久的人文精神传统。“人文”和“文明”这样的概念早在周公制礼作乐时已经出现，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按原初的意思就是：人文即文明；人文精神就是文明精神。
距今2500年前出现的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学，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价值在于恪守道德规范，从思想上和行为上关怀他人，这种关爱精神的养成是由近及远，以至扩充至世上万物。孔子的名言是：“仁者爱人”。后来儒家学派在“文野之分”的论述中，认为“人文”就是人的尊严和人的爱心，这些正是人的价值所在。至于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思想家们和教育家们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某些方面(尊重个人自由和维护个人权利)结合起来，确是事实，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中华民族没有自己独特的人文观和人文精神。
三
为什么说我国大学今天最需要带有自己民族特点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尚有欠缺。至于问有哪些事实作为佐证?因为我讲的并非我国高等教育中有哪些优点和不足。我是基于事实同时又超越了具体的事实，从一种文化的理念上来分析问题的。
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从事这种工作，需要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热爱真、善、美的精神，这才会有热情和毅力，才能解决面对的困难。这种精神应当是超个人功利的。这样说并非主张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说：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要求所有学术研究课题都与现实直接联系，研究成果都能立竿见影。学术研究应“置之冷地而后热”。这所谓“冷”是指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教师有耐心坐冷板凳、冷静思考、冷对名利，庶几有得。我还想说明，我上面讲人文精神应当超越个人的功利，可是社会必须讲功利；社会不讲功利就不能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大学与文化这个主题的时候，需要研究学术工作中的超个人功利与全社会功利如何才能达到矛盾的统一。
四
在高等教育中如何加强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传播?最，主要的是：要有人文精神的教育理念。从我国百年来高教历史看，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的学术上“兼容并包”、文理渗透、以美育(艺术)代宗教的教育理念，使北大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奠定了北大发展的坚实基础。蔡先生的教育理念也许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大学应该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还要提到，从1931至1948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他于1931年就职演说中，对“大学”作了经典性的说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48年他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认为中国实行工业化，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专业教育。他强调，大学工科教育应当注意技术化、社会化、人文化(在工科教育中应体现人文精神)，而且他特别强调“人文化”的重要性。他说：“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人文科学的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这些对我们仍然有借鉴意义。
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有不少有价值和深刻内容的教育理念，问题是我们发掘和研究得远远不够。
我国高等教育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素质教育。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公民和优秀人才。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一大飞跃、一大创新。素质教育理念在大学真正落实，需要从人的“全面发展”这四个字上下功夫，“全面发展”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可是其中的人文素质有时被忽略。总之高校的学科建设、学生培养等方面完全符合这个理念，还需要做大量工作。1999年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应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有待继续努力。
高校开展素质教育中的人文素质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一些高校将此纳入课程设置，使大学生们能够从课堂上直接受到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熏陶，这是十分必要的。有些高校正在修订和完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计划。日前我看到清华大学的一份关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问卷(抽样)调查，统计分析表明，70％的应届毕业生对该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评价是：“较成功”，27％同学的评价是“一般”。可见在大学开好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既要总结经验，还要努力提高质量。
最后，我想建议，在大学弘扬人文精神，进行人文文化教育，需要利用学校的人文文化资源。我国一些名校的人文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可惜的是，有些保护不够，利用也不足。原来北大的校址并不是今天的燕园，而在沙滩的红楼。在红楼里，曾经有过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先驱者的足迹。如果在这里建设北大校史研究所和校史展览馆，将产生很大的人文精神的感染作用(尽管人去楼空，但从原址可以亲切地感到人在的情景)。这里可以建设成百年中国高校的一个重要的智库。
五
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需要在全社会倡导人文精神，而大学应当成为人文精神的研究者、继承者、发扬者和传播者――我觉得这是大学与文化中最重要的事。
今天我们需要的人文精神，包含四个方面：一、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二、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三、吸收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哲学理论，即环境伦理、科技伦理中的基本精神；这才会深刻理解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道理；四、关于社会平等思想和平等精神，其中含有教育平等、社会公益事业平等、医疗卫生平等，等等。因此，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人文精神，不能视为仅仅是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而是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知识、能力、人格的升华和结晶。
博客文学与网络文化
博客文学属于网络文学，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种变体，但却与之存在很大区别。基于博客这一新型媒介，建立新型读者关系，通过网络提供的便捷，在第一时间使得最自由、最随意的精神和心灵交往与共鸣成为可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因而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与独特性。近几年来，许多文学爱好者甚至不少传统作家，纷纷利用博客这种便捷的方式作为自己创作、发表和交流文学作品的新途径，博客文学成为文学在新传媒时代的一种新形态。
一、自由性或随意性
博客作为网络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其产生无疑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博客操作简单便捷，使得一般人都能在虚拟空间自由地发表言论，并且很少受到技术、成本、形式等方面的限制，这就给许多无名小辈提供了自由发表意见甚至成名的机会。 但在其产生之前，人们在网上同样可以有自己的主页、文集，而这些都需要以技术为支撑，现在，只要具备网络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的物质条件，什么人都可以拥有博客，最值得令人关注的是在博客里发表的内容和文章，不再需要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也不用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只要不违反政治和法律，任何事都可以拿来在博客里進行写作，甚或中一瞬间的感悟、工作学习的得失、感情世界里的友情和爱情、甚至是国家大事等等，一切想诉诸表达的情绪和心理都可以一一道来，写作者享有充分的自由。其主权完全是个人的，对于博客内所有的内容、文章、读者都由自己来进行管理，写作者有权随时随地的随意的进行修改和编辑、屏蔽甚至删除自己博客里的文章，也可以对一些读者所发表的言论进行管理和删除，集编辑、作者甚至读者于一身，博客又是一个个人网上出版社区，文章按时间顺序倒序排列，相当于一个个人网上文集，能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被永久的保存下来，可以随时查看和更新，文章的阅读价值被无限放大。这个小小的虚拟空间是个人的，而不必有任何囿于技术或者正式发表文章的拘谨。这样，再也不用担心会被网编和版主删除与改动。尽管网络文学较传统文学而言已经有本质性的提高，但是，因为有版主和网编对文章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查，他们依然在履行着类似于编辑的行为，网络文学的写作依然受到制约，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与自主。无疑，博客文学是网络文学发展的高级形态。
二、草根性特征
文学起源于民间，文学产生于劳动人民劳作时的口号。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是博客写作的一个特点，由此看来，最原始的作家就是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而申请博客的又大多是贫民百姓，这些草根们每天在博客里奋笔疾书，精彩作品开始不断涌现。木子美就是博客的极端代表，以此引发的博客写作热潮开始，尽管博客内容还在备受争议，但是，博客开始进入大众化时代，博客文学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学新景象。随着各大网站开展的各类博客大赛，博客逐渐成为网络人民的一种广泛实践，众多传统作家、名人也纷纷参与。惊动文坛的韩白之争，给学术理论界造成很大影响，这场著名的文学论战无疑促进了博客文学的全面发展，而此时，优秀的博客小说作品也可使露出水面，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在全国的风靡就不可小觑，其平民化的写史方式，不仅人们乐于接受，同时也普及了历史知识，是一部有代表性的值得研究的博客草根作品。
正是这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独立性的草根们，给博客带来了旺盛的生命力。网络文学也同样具有草根的特征，但是博客文学具有更强的思想性和批判性，尤其是实名博客的大量出现，博客们开始选择真实，远离虚假，不仅充分地表达自己，同时充分的表达民声，对不满的现象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也可以把自己被压抑的社会责任感尽情地宣泄出来，这些都是对社会有所承担的体现，博客文学更具直言和批判色彩，较之网络文学有质的差别。
三、开放和互动性
读者在阅读博客时，可以进行评论，而且会得到作者和其他阅读者的回应。应该说，博客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作者和读者，是开放和互动的。博客文学中的交流互动已经不同于早期网络文学的所谓接龙小说集体创作，它不再是形形色色的人拥在一起泛泛而谈，他追求小众相聚，同好相吸，换言之，即趋向小众性与思想的共享，博客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利用圈子进行交流提升了博客品味和互动的层次。
总之。博客文学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我们需要对博客文学做出正确的分析，以促进文学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中西茶文化；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策略
1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媒介，文化的直观体现，而文化促进了语言的发展，是语言的依存，两者相互依存，互不分离。人类在了解不同文化时，首先是从对方的语言着手的，只有通过学习语言才能更好地的了解不同的文化，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也只有更深入地理解了文化，才能更好地学习语言。大学生学习英语，不仅要学理论知识，更要学与英语语言有关的文化知识，通过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历史等，从中获得学习英语语言的基础，为真正学好英语做好铺垫。
2中西茶文化的比较
茶最初诞生于中国古代，随之演变出相应的茶文化，在唐代以前，只有王公贵族消费得起茶叶，直到唐朝，茶文化处于繁荣发展的时期，茶逐渐普及到平常百姓家，成为人们招待客人的必需品，在饮茶时，往往搭配有甜点。唐代的陆羽写的《茶经》详细记载了煮茶的过程和与茶相关的文化活动，据调查从唐代到清朝，茶诗就有将近2000首，中国的茶文化发展至今，内容越来越丰富。西方国家中英国是最早接触中国茶文化的，在十八世纪，世界贸易愈加频繁，中国茶叶出口到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成为人们最喜爱的饮品，随即在西方国家掀起了饮茶热潮，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也形成了其独特的茶文化，并成为世界茶消费最多的国家。茶叶最初进入英国，是作为稀有品，价格昂贵，一般平民消费不起，只有王室和贵族才能饮用，代表着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随着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清政府同意英国在中国设立通商口岸，中国出口越来越多的茶叶到英国，茶叶价格降低，不在是稀有品，平常老百姓也消费的起，茶叶成为英国人最喜爱的生活必需品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出口更多的茶叶到英国，最终英国茶叶的消耗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消耗茶叶最多的国家，据英国茶文化组织机构统计，英国人每年人均消耗的茶叶超过中国人一公斤以上。中西两国茶文化对茶叶的偏好也不相同，中国人偏爱绿茶，而英国人喜欢红茶，绿茶清心明目，有益健康，而红茶更加浓郁和香醇，更加顺口。中英两国人民的饮茶习惯也有所不同，英国人习惯将茶分为上午茶和下午茶，英国人在饮用红茶时，习惯放一些糖和牛奶，而中国人就是用沸水沏茶，一般也是饭后饮茶，清理肠胃，解腻提神，两种不同的饮茶方式不仅丰富了茶文化，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早些时候，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绿茶，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绿茶出口量也有所增加，逐渐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
3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英语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通过开展茶文化教学，能够帮助学生形成相应的文化价值观，让学生认识到文化对语言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从而让学生在学习知识时，能够发散性思考问题，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英语是一名语言性学科，通过开展文化教学，帮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英语知识内容，了解现代英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要实现文化的交流与经济的合作发展，就必须依赖于语言，因为语言是人们彼此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传播的介质，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只有真正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才能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英语。教师在教英语时，不仅要教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教与英语有关的文化元素，教师只有对西方文化元素有更深刻地认识，才能教好学生英语。由于学生对西方文化和风俗习惯的陌生、不了解，导致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不理解一句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语法结构，在不同情景下，又会有另一种语法结构。因为中英茶文化是有差异的，教师只有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渗透茶文化教学，让学生对中英文化有比较，有更明确地认识，使学生对西方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才能提高学生对英语的掌握和实际运用的能力，从而获得理想的学习效果。
4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虽然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正在进行，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很多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应试教育，这样一种模式往往能够提高学生们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能力，但实际与外国友人交谈时，却说不出来，即便说出来，对方也听不懂你想表达的意思。课堂教学中，教师只是就语法等内容进行讲解，过于抽象，并且很多语法是中国人加进去的，在英国并没有，教师采用的是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并未进行情景模拟，让学生自己模拟出外国人交流的情景，导致学生对英语的掌握和实际运用能力差强人意。随着我国与世界交流更加频繁，国家和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扩大，应试教育模式必然不在适合英语教学，教育工作者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引入文化教学这一新的模式，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提高英语实际运用能力。茶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中英茶文化有许多相似点和不同点，对于英语教育工作者是一个新的教学切入点，在英语教学中渗透茶文化知识，引导学生在学习茶文化知识时，比较其中西茶文化的差异，让学生了解不同的茶文化价值观，加深了学生对西方茶文化的理解，提高学生对英语的运用能力，有助于解决他们在学习英语时遇到的困难。
5中英茶文化差异下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策略研究
语言是构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学习一门语言时，一定要学好与这门语言相关的文化知识，只有具备了扎实的文化背景，才能掌握好一门语言。在学习英语时，将茶文化融入到英语教学中，让学生认识到中英茶文化的差异性，从茶文化出发，了解西方国家用语习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5.1阅读英语茶文化原著
要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教师不仅仅要在课堂上教学生学习英语语法和句式、写作等知识，因为语言与文化是统一的，教师要推荐学生在课后学生阅读与茶文化相关的英语原著，并让学生用英语总结读后感，定期在班上进行阅读总结，表扬做得好的学生，对阅读中出现的问题，教师要及时指正，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英语原著中体现的不仅是一个文字，更多的是文化背景，通过阅读有代表性的茶文化英语著作，学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化背景，了解英语实际应用的交际规范，增强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阅读英语原著，使学生不再停留于语言的直观表现，更多的是通过学习西方茶文化，并把西方茶文化与中国茶文化进行比较，使学生在脑海中形成一种对英语语言的整体认知框架，对学生后续学习英语有很大的帮助。英语茶文化典型的代表著主要有三部：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1853年出版的作品《维莱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匹克威客外传》和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写的著作《匹克梁梅》。《维莱特》详细描述了英国下午茶背后的社交文化内涵；狄更斯对茶文化有着特殊的情节，他的作品一般都是借用茶来隐射作品人物的内心活动，《匹克威客外传》这一部作品中，“茶”就被运用了86次；《匹克梅梁》中更是喜欢借用茶来象征人的身份地位。
5.2组织开展茶文化活动
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师主要集中于课本教学，过于死板，不利于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学习。因此，一方面教师可根据教学情况，定期组织中英文化交流活动，邀请留学生或外教，开展这类活动，进行文化交流，让学生更加了解西方文化；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开展类似于英国上午茶或下午茶聚会这类活动，邀请英语外教，让外教讲述英国人在举行茶聚会时一些文化内容和一些常常交流的话题，使学生了解更多西方国家的茶文化背景，和社交中的交际规范。这种教学模式通过创造一定的情节环境，有利于学生更深层次的理解英语语言背后的文化蕴含。
5.3欣赏西方经典茶文化影视作品
学习英语不仅要注重学习课本，也要注重实践。影视作品相比于英语原著，对学生学习英语口语有帮助，也有助于学习西方的一些文化知识。虽然语言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基本内涵是没有改变的。许多影视作品都能反映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态度，也能反映一部分现实生活和文化内涵，对学生学习英语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也有利于学生提前了解一部分英语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引入茶文化，即要求学生阅读与茶文化有关的英语原著，也要重视学生的口语，推荐学生观看有关茶文化的影视作品，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教师也可以让学生自己演练视频中出现的桥段，加深学生对英语的理解。例如英剧《唐顿庄园》就有人们的饮茶交际活动场景，对于下午茶的剧情描述的也非常丰富，可以帮助学生学习英语语言，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
6总结
随着我国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国家和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增加，因此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中西茶文化知识，将英语茶文化教学融合到英语理论教学中，通过比较中西茶文化的差异性，让学生看到中西方文化在内涵认知上的差别，看到两种文化的内核是完全不同的，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英语，提高学生对英语运用的运用能力，为今后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孙志勇.浅谈中西文化冲突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34):127-128.
[2]张文杰.从中西茶文化的差异看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J].科技信息，2007(21):220.
[3]何一丹.浅析茶文化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的实施[J].福建茶叶，2016(1):190-191.
关键词：小学语文课文 文化价值 教学设计
自从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就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保障，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课程改革的进程逐步加快，小学语文的文章内容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文化价值越来越高，所要求的能力也随之增高，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找到文化价值与教学设计的结合点已经成为一线教师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小学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
对于我国学生来说，学习语文就是学习母语，而小学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的主要科目，其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可以丰富学生的内涵，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进程逐渐加快，小学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含量越来越大，一些文章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怀，例如，《倔强的小红军》等，这些爱国主义文章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也能够让学生了解中国的优秀历史，继承中国的优良品德，而一些科技类文章又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孩子们的创新精神和勇于追求的品格。
二、小学语文课文的教学设计
（一）强调文化内涵
在新课改下，我国教育部所编制的语文课文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并且是经过一系列文化认定程序审查的，因此大部分文章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找到文章所讲述的文化内涵，并使之与课文内容联系在一起，以此来保证语文课文教学的效率。例如，小学语文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珍珠鸟》一课，这篇课文通过作者与鸟的亲密接触来讲述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说明信赖的珍贵价值。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诚信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自古以来祖先们就把诚信作为衡量一个人好坏的重要标准。而人与动物之间的信任也是如此，教师可以通过珍珠鸟的故事，引导学生说出曾经与自己为伴的小动物，并且以此来教育学生爱护动物、诚信做人。
（二）分析课文文化价值
小学语文课文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它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体现出了地理、历史、数学等多方面文化，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将语文与其他学科相联系，并且找准课文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使之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下完全展现出来。例如，小学语文人教版一年级下册《司马光》一课，这一课主要讲述的内容是小司马光如何运用聪明才智勇敢救人的故事。在我国历史上，司马光是一个十分著名的人物，他编辑整理的《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教师可以在讲述该课时简要介绍一下司马光的历史和贡献，以此来增加学生的历史知识，并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
（三）实现课文文化创造价值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挖掘课文所蕴含的深层次内涵，并且注意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使之在了解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再创造，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创造力。例如，小学语文人教版五年级下册《把铁路修到拉萨去》一课，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西部建设者不畏困难与挑战，以顽强的毅力修筑了世界上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的光辉事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告诉学生发扬坚韧不拔的品质，还要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力，使学生能够在未来生活中时刻谨记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不断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三、小学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与教学设计之间的联系
（一）文化价值是教学设计的基础
教师为了实现其教学目标，往往会对课文教学进行精心的设计，以保证学生能够在轻松的课堂气氛下进行有效的学习。因此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往往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课文内容精心选择的。此外，教师在运用教学策略时还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并根据不同的文章内容选择不同的教学策略，以此来保证课文文化价值的完全展现。由此可知，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是教师在设计教学流程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它能否得以体现将关系到整堂课程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我们说，文化价值是教学设计的基础。
（二）教学设计是文化价值得以传播的保障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满足学生的文化需求，语文课文更加注重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但是课文的文化价值实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环节，为了保证课文文化价值的实现，教师必须选取适合的教学策略对课文内容进行细致的讲解，并向学生展示课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同时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思考，只有这样课文的文化价值才能够得以实现。
（三）文化价值与教学设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教学设计一直是教学的主要环节，语文课文是教学设计的主要内容，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课文的文化价值要依靠教学设计来实现，而文化价值又是教学设计的主要内容，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教师的教学目标才能得以有效的实现。
四、结束语
小学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和教学设计是密不可分的，教师为了实现其教学目标，就必须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并找到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点，只有这样，教师的教学目标才能实现，教育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卢桂玲.分析小学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追求及其教学处理[J].读写算-素质教育论坛，2015，（4）：46-47.
[2]李聪华.小学语文的文化价值追求和教学处理[J].新课程・小学，2014，（9）：157.
[3]王焱.小学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追求及其教学处理[J].读写算，2012，（13）：244.
一、乐读
根据学习的内容和自己的爱好，由语文课代表每周到学校图书室借阅图书，利用阅读课进行阅读。再次建立班级图书角，每一名学生将自己的图书带到学校，登记后，由专人负责。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借阅，按时归还，实现资源共享。每天利用晨会时间进行背诵经典书籍，同学之间、班级之间互相交流展示，了解传统文化，陶冶性情，不断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增长自己的文学才华。语文学习讲究厚积薄发，关键是帮助学生完成积累，并学会学以致用。积累分文本和电子形式，在课堂和校内以文本积累为主，设立课堂名家、名句名段、个人风采、名著阅读等栏目，以写为主，辅之剪贴，将内容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在校外以电子形式积累为主，加强对课外书籍的阅读，在电脑上设立自己的文件夹，设立他山之石、真我风采等项目，努力充盈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
二、巧写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水平的提高不仅仅和读书密不可分，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能。日常生活中，认真观察，积极动脑，勤于练笔，坚持写日记或周记。不论长短，只要写出自己的感受就行，一个片段，一个见解，一个创意，都是收获。在平常的写作指导与批改中，我不断变换作文和批改的方式，不断提高要求，让学生步步提高，看到自己的进步，在成就感中不断培养学生的信心。初次作文，我以规范为首，从立意、构思、语言、内容、书写、段落层次、标点符号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要求，将作文誊写在作文本或稿纸上。作文批改以教师的面批为主，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找出其优点，同时说出自己的建议，有利于以后的作文指导和学生水平的提高。中段作文以标新立异展示个性为主，用作文纸进行训练。具体方法是：用一张八开附有格子的纸，第一面让学生列提纲，从第二面开始作文，第三面的后面和第四面是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修改。此次形式的作文以师生课堂共评和优秀例文引导为主，在看到自己长处的同时，主要是学习别人的优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鲁迅先生说，作文是改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对于学生作文的修改，一方面可以借鉴别人的优点，例如好的作文题目，巧妙的构思，充实的内容，精彩的段落等；另一方面可以修改自己的不足，或是局部修改，改正错别字，注意语句的精练与生动，也可以是整段，甚至是整篇文章，直到满意为止。修改好的作文，教师给予指导，等双方都满意后，再进行打印，变成铅体字，编辑成册，收入个人文集或班级文集，让学生有成就感。对于特别优秀的作品，教师或学生自己积极地往杂志或报纸推荐投稿，争当文学小明星，在自己发表作品的同时，又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三、勤展
以活动为载体，根据教材的内容和具体的节日，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演课本小品剧、优秀诗文及经典吟诵、演讲比赛、书画展、手抄报、艺术节、读书报告会、笔记展评等活动，发挥学生的特长，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时合理地利用校园、教室等条件，创设多彩的校园文化，促进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发展。语文实践活动要引领学生走出校门，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如风景名胜、博物馆、纪念馆，引导学生在自然、社会的大课堂中观察、调查、获取信息，学习语文；让学生走进社会，利用各种渠道，调查了解当地的景观物产、风土人情等情况。一激，二读，三写，四展系列文化活动，培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了热爱汉语的责任感。学生学会了阅读，广泛地阅读，文学积累更加深厚。在写作方面，学生有的写，写得好，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
作者：杨华 单位：山东省寿光市羊口中心小学
关键词：文化素质教育；大学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307-02
总书记对高等院校提出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要求，向高等教育赋予了重要历史使命。大学文化也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对现代大学的成长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大学文化不可能自发形成，需要主动提炼和总结，并有意识地进行建设，才能得到传承和创新。
一、文化素质教育的现状
目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中国教育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中的纽带和共同理想。因此，在教育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成为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中的重要保证之一，这就需要将素质教育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去认识。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已开展近二十年，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高教界热烈讨论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个阶段，从本世纪开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基本建成；对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区别与联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课程建设；二是课外的文化实践活动，即第二、第三课堂活动，这也是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两大任务。中国大学里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大体相同，由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国文化、外国文化、跨学科几大类构成。文化素质教育在一些大学已成为整个教育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也相应大幅增加（2006年经过评审，新建61个基地，连原有的32个，共有93个基地）等等。这些说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并没有边缘化，正在有序的发展中。
二、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的内涵结构主要包括精神、制度、物质和行为四个维度，即大学文化的结构是一个由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层面综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气质和价值规范体系，具体表现为办学过程中尊崇的办学理念和大学主体共同的价值追求等等；大学制度文化是在办学和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权利、义务及责任的综合，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规范、规则，同时，也表现为大学在长期发展和实践中形成的观念、习惯等等；大学物质文化是大学和大学精神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其存在形式包括学科专业、师资队伍、校园环境、建筑布局、人文景观，教学设施与手段各种办学条件等有形事物；而大学行为文化则是大学师生员工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学习生活、文化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行为操守和文化品位。
从文化传承创新来看，大学文化所承载的更能体现出一所大学文化的延续性和对社会文化创新的引领作用。以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为核心的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世世代代相传的历史积淀，其文化本身和文化创新成果也在不断引领社会文化前进，表现出特有的延续发展性。而校园是个有形场域，处在动态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一些大学在合并和拆分的过程中校园变化较大，还有的大学经过数次迁徙，难以保持校园文化的一脉相承，因此笔者以为大学应更加注重大学文化建设，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
“钱学森之问”触及了当今大学教育、大学文化的危机。在大学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的今天，大学首先要坚定自己的理念，不应受学术市场化与道德物化等倾向的影响，迷恋于功利而难于自拔。从教育内因来检讨，当代中国教育最大问题在于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加快大学文化发展，可以促进办学条件与环境的改善，促进学校制度与规范的完备，促进思想观念和心态的更新，促进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科技成果的产生。但目前中国的大学文化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过分注重物质文化层面，轻视精神文化层面，致使学校商业气息浓厚，缺少精神支撑和理念引导；二是过分强调制度文化建设，忽视精神文化的蕴含，致使学校管理思想基础缺失，外在规约乏力；三是过分强调学校外在的规模扩充，忽视内在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投入，致使学校凝聚力与动力不足，发展迟缓；四是过于从众、借鉴于他校行为，缺乏学校文化的自主整合与创造，致使学校特色不突出。为此，必须推进大学精神文化建设。首先，要推进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其次，要研究、探索大学精神文化的特色；第三，要把现代精神文化渗透到制度文化和活动方式中去。一流学者特别是学术大师在大学文化发展、开创崭新学风、培育高级人才、创造一流学术、产生全新思想等方面将带来深刻影响。
三、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的关系
1.文化素质教育是建设大学文化的前提和切入点。文化素质教育本身就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以专业划分的知识传授格局和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失衡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日益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背景中提出的。它是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个体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它着眼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
通过实施素质教育对从教育思想观念到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从而重组、整合、优化教育资源与育人过程，在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和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等三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也是高等学校从更新的角度、更高的层面上注重自身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也是高校不断突显办学特色、提高办学水平的过程。
2.文化素质教育是建设大学文化的主要内容。文化素质教育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利用它引导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促进教研和管理的创新，并通过其辐射功能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文化素质教育是以知识体系为基础，通过重构教育目标、阐释教育内容、强化师生关系以及优化校园环境，揭示与塑造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文素养注重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对人的价值、生存意义和质量的关注，要求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关心和改善，并对人类未来命运与追求进行负责的思考和探索。这正是素质教育要达到的目的。
3.文化素质教育与建设大学文化具有重叠性和互补性。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是梳理和树立一所大学所具有的精神和理念即大学文化的过程。大学文化的形成和变化反过来也深刻影响着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施过程和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素质教育与建设大学文化是同步进行，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和互补性。
第一，二者对行为主体的要求一致。大学文化建设要着力提高大学的整体形象和整体素质，其中最根本、最主要的是大学人的素质，核心是教师素质和所培养学生的质量。大学文化建设需要全体人员的参与，并发挥其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实际上反映了大学教育行为主体对大学存在的价值观的一种理性的共识，达成共识的过程就是文化素质教育实施的过程。第二，二者对环境氛围的营造一致。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是文化素质教育和大学文化建设共同的环境需求，大学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的熏陶。校园文化是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包含学校发展目标、共同价值观、作风和传统习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情绪情感、意志及性格风貌等在内的有机整体，是以物质为载体的各种精神现象，是学校的“意识形态”，它对于大学人具有较强的导向、规范、稳定、激励、调节、凝聚等作用。优秀的大学文化具有规范大学人的行为、凝聚大学人的精神与理想的作用，是大学人普遍认同并引以为荣的。它也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
四、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相结合的意义
1.顶层设计与底层突破结合是文化素质教育持久的推动力。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理念，是大学的灵魂。它反映的是大学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大学理念也是大学为自己竖起的一面旗帜，引导着大学前进的方向。目前，文化素质教育根本问题仍然是观念上的困境。只有回答清楚了大学的目的，才能从根本上明确文化素质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大学理念需要大学的教育活动来实践和体现，文化素质教育是实践大学理念的主要途径。实现大学理念的中介是培养方案，它直接关系到大学人才培养的定位、模式选择、质量标准和培养过程设计，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课程设置。
2.有意识的文化教育与无意识的文化熏陶结合是大学文化内在的生命力。教育从根本上是一个人文化的过程，大学教育实质上是文化育人，是有目的的文化过程。大学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是最高层次的校园文化。从文化学角度看，大学的文化教育通过两种文化传播而实现即有意识的文化教育与无意识的文化熏陶。前者是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有计划和目的的传递，后者则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大学校园文化的熏陶。
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人文素质人才，重视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的统一，积极倡导文化素质教育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的当务之急。我们要努力构建一个能够不断创造优秀文化产品、适合人才健康成长的各具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我们就必须合众之力积极推行文化素质教育，否则大学文化的建设将成为徒具其表的空中楼阁。
参考文献：
[1] 罗海鸥.通识教育与大学文化发展——海峡两岸跨世纪大学文化发展研讨会综述[J].高等教育研究，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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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立永.大学文化建设问题反思[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1，（12）.
本文作者：关蕾蔡宇青秦群工作单位：河海大学
从教育内因来检讨，当代中国教育最大问题在于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加快大学文化发展，可以促进办学条件与环境的改善，促进学校制度与规范的完备，促进思想观念和心态的更新，促进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科技成果的产生。但目前中国的大学文化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过分注重物质文化层面，轻视精神文化层面，致使学校商业气息浓厚，缺少精神支撑和理念引导；二是过分强调制度文化建设，忽视精神文化的蕴含，致使学校管理思想基础缺失，外在规约乏力；三是过分强调学校外在的规模扩充，忽视内在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投入，致使学校凝聚力与动力不足，发展迟缓；四是过于从众、借鉴于他校行为，缺乏学校文化的自主整合与创造，致使学校特色不突出。为此，必须推进大学精神文化建设。首先，要推进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其次，要研究、探索大学精神文化的特色；第三，要把现代精神文化渗透到制度文化和活动方式中去。一流学者特别是学术大师在大学文化发展、开创崭新学风、培育高级人才、创造一流学术、产生全新思想等方面将带来深刻影响。
1.文化素质教育是建设大学文化的前提和切入点。文化素质教育本身就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以专业划分的知识传授格局和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失衡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日益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背景中提出的。它是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个体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它着眼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通过实施素质教育对从教育思想观念到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从而重组、整合、优化教育资源与育人过程，在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和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等三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也是高等学校从更新的角度、更高的层面上注重自身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也是高校不断突显办学特色、提高办学水平的过程。2.文化素质教育是建设大学文化的主要内容。文化素质教育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利用它引导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促进教研和管理的创新，并通过其辐射功能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文化素质教育是以知识体系为基础，通过重构教育目标、阐释教育内容、强化师生关系以及优化校园环境，揭示与塑造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文素养注重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对人的价值、生存意义和质量的关注，要求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关心和改善，并对人类未来命运与追求进行负责的思考和探索。这正是素质教育要达到的目的。3.文化素质教育与建设大学文化具有重叠性和互补性。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是梳理和树立一所大学所具有的精神和理念即大学文化的过程。大学文化的形成和变化反过来也深刻影响着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施过程和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素质教育与建设大学文化是同步进行，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和互补性。第一，二者对行为主体的要求一致。大学文化建设要着力提高大学的整体形象和整体素质，其中最根本、最主要的是大学人的素质，核心是教师素质和所培养学生的质量。大学文化建设需要全体人员的参与，并发挥其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实际上反映了大学教育行为主体对大学存在的价值观的一种理性的共识，达成共识的过程就是文化素质教育实施的过程。第二，二者对环境氛围的营造一致。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是文化素质教育和大学文化建设共同的环境需求，大学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的熏陶。校园文化是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包含学校发展目标、共同价值观、作风和传统习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情绪情感、意志及性格风貌等在内的有机整体，是以物质为载体的各种精神现象，是学校的“意识形态”，它对于大学人具有较强的导向、规范、稳定、激励、调节、凝聚等作用。优秀的大学文化具有规范大学人的行为、凝聚大学人的精神与理想的作用，是大学人普遍认同并引以为荣的。它也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
1.顶层设计与底层突破结合是文化素质教育持久的推动力。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理念，是大学的灵魂。它反映的是大学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大学理念也是大学为自己竖起的一面旗帜，引导着大学前进的方向。目前，文化素质教育根本问题仍然是观念上的困境。只有回答清楚了大学的目的，才能从根本上明确文化素质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大学理念需要大学的教育活动来实践和体现，文化素质教育是实践大学理念的主要途径。实现大学理念的中介是培养方案，它直接关系到大学人才培养的定位、模式选择、质量标准和培养过程设计，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课程设置。2.有意识的文化教育与无意识的文化熏陶结合是大学文化内在的生命力。教育从根本上是一个人文化的过程，大学教育实质上是文化育人，是有目的的文化过程。大学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是最高层次的校园文化。从文化学角度看，大学的文化教育通过两种文化传播而实现即有意识的文化教育与无意识的文化熏陶。前者是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有计划和目的的传递，后者则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大学校园文化的熏陶。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人文素质人才，重视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的统一，积极倡导文化素质教育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的当务之急。我们要努力构建一个能够不断创造优秀文化产品、适合人才健康成长的各具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我们就必须合众之力积极推行文化素质教育，否则大学文化的建设将成为徒具其表的空中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