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19 14:37:05
日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改革三十年：经验和挑战”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在演讲中系统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特点。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当今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时代背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走出了一条与前苏联及东欧经济转型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是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相结合，以渐进式改革为主。学术界普遍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是激进式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渐进式改革。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同样存在非渐进式的一面。如果说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渐进式的，那么，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则是“快步走”的形式。中国的改革设计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以家庭生产组织为特征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代替。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也有“革命性”的一面。中国的改革选择了计划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来突破，以实施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松农村生产管制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是以渐进改革为主的改革，最典型的特色是“摸着石头过河”，其特点是由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在不断探索中确立改革目标。
二是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以体制外创新“倒逼”体制内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体现的是“两手抓”：一方面抓旧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抓许多新体制的创新，新增长极、新兴部门、新兴产业不断出现，新生部门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成功之处是在旧体制以外培育了一种新的体制，一大批新的增长点不断出现。最典型的体制外改革就是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植市场经济主体。三十年前，我国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不到1％，目前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非公有制经济在城镇就业中的份额占到近75％，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占到近70％，民营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体制外出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能人，有城市边缘人口创业的代表，还有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的原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崛起，使国有企业在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备受竞争压力，从而“倒逼”国有企业改革。体制内改革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产权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改革，以及股份制经济的发展。
三是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带动了存量改革。中国改革的独到之处和成功所在就在于走了一条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道路。改革的方向是坚持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以体制外的改革“倒逼”体制内加快改革，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改革三十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增量改革能够避免过高的调整成本，使改革即时受益，取得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也力图对存量进行再配置，如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等等。尽管这些领域改革调整的摩擦成本较大，改革的阻力和难度也较大，但在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思路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很大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经济的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1998年全部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只有213．7亿元，2006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9万亿元，利润总额达1．2万亿元。一半以上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了多元股东的股份制改造，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四是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初期是以改革促开放，后期是以开放促改革，海外华人、华商在开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效地开拓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了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商投资热潮不减。可以说，外向型经济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商，尤其是港澳台商，利用民间商贸网络率先投资中国市场，对推动中国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商务部的统计，在中国累计批准设立的50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华商企业约占70％；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是华商投资。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国封闭状态、推动了对外开放、使中国走向世界，那么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则对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进改革的巨大外部力量。为了适应国际经济新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国内各种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五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应该说，中国的改革是将政治改革结合到经济改革中，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涉及了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涉及了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机构职能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选择和进程的把握必须与经济体制所处的阶段性相匹配。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将继续深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的思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使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三项重要成果：一是在阶层分化方面，产生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和农民工阶层两大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阶层以及富有冒险精神、不断开拓创新的企业家阶层，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二是在制度建设方面，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已经确立；三是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断完善，现代市场体系逐步建立。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还面临着挑战，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改变经济增长“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局面，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需要创造各种良好环境，扶持和鼓励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进一步壮大；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 战略 思考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7（b）-0186-02
我国的发展随着新世纪的改革步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一重要时期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尤为重要。在此新形势下，新的任务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了更高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我们必须遵循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全局和战略上进行规划和部署；既要确定战略目标，也要明确基本任务和对策。
1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客观性与必然性
首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由其基本矛盾决定。现阶段，我国身处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初级阶段的长久性，制度尚未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进一步的改善，现如今的社会还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小生产主义等腐朽思想所牵绊，民主法制尚未完善。我国基本国情人口众多，各区域发展不协调，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所以，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当下，人们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多，社会生产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我国根本任务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全党、全国中心工作在于经济建设，我国若想解决全部问题，必须依靠自身发展。在新历史条件下，必须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大力推进社会改革。按照恩格斯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并非一成不变，而应将其等同于其它社会制度，将其看作动态改革、变化的社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在党高度领导下，全面实行民主，完善民主法制，有效转变政治职能，构建创新型政府，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体制。
其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客观要求。近些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有自己独有的特点。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满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企业制度逐步形成与完善。紧密结合生产市场，实现国际、国内市场的互相衔接，优化配置资源。目前，我国市场体系正逐步统一、开放，政府经济职能也进一步转变，强化宏观调控政策，通过间接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日趋成熟。促进分配制度改革与按劳分配，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共同，有效兼顾公平和效率，建立收入分配制度日益形成。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实行多层次化，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保障。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健全、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国情发展的需要，促进建立创新型管理政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创造动力，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组织保障。
第三，处于新历史条件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规律性、基本特点。在1982年，我国开始改革政府机构，如今已历时五轮改革，为提升改革自觉性，必须充分认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特点。根据以往改革经验，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能正确认识其规律、特点，造成改革失误、改革不到位。通过实践表明，只有抓住改革的特定，知道改革的规律，改革才能成功。我国实行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适应于社会主义基本特点，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而大力推行政府改革。所以，必须不断完善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特点，转变传统行政体制。但转变传统行政体制的历程较长，改革必须不断深化，坚持渐进性原则，与政治、经济等体制改革实行配套改革。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具备协调性、配套性特点。行政体制改革需由中央统一规划与部署，重视地方政府的区域特点，由上至下、由下至上的实行改革，具备互动性的特点。同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中，行政体制改革呈复杂性特点。行政体制改革需坚持马克思理论为指导，促进开拓与创新，坚持与时俱进，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呈创新性、特色性的特点。
2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
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改革措施，是公共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政府管理的体制、制度以及机制方面都需要全面的推进和管理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杨、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快速发展推动下现代行政管理体制也在进行不断的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正在不断的发展，行政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并最终形成了以公共行政体制为一般模式的政府管理制度。
适应市场经济需求是公共行政体制的一个重要体现，其公共权力的行驶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等，都是在为满足社会需求形成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公共行政体制组要是将公共性、公正性与服务性展现出来。公共行政体制的基本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公共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集中在外部性最强、公共性最强、弥补市场失灵、政府最有比较优势的公共领域，履行公共管理职能，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政府必须集中精力提供公共教育、公共科技、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降等公共服务。
（2）公共权力运行。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在行政权力体制上，实行民主政府制与责任政府制。政府必须对议会负责、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的制约，从而保证政府对立法机构、对法律、对人民负责。
（3）公共组织体系。政府公共管理职能需要在适应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公共服务，在政府组织管理上大面积实施大部制，并将政府的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加以分离。
（4）公共财政体制。政府财政的公共化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之一，也就是实现了财政收人的公共化与财政支出的公共化。矫正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服务以及调节资源配里和稳定宏观经济都是公共财政的主要功能。
（5）公共治理结构。当代行政管理体制由以往的统治方式转变成为治理的方式，首先来讲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其基本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上的主体多元化，公共服务主体由单一的政府扩展到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二是公共权力结构上的分权化和自治化，实行地方自治、基层自治与社区自治。
（6）公共效能管理。有确定目标的进行管理活动是公共行政的重要表现，再其过程中必须遵循经济、效能与质量为原则。政府要完善公共服务流程，要拉近政务公开与电子政务的距离，进而有效的实施政府绩效管理与行政问责制。
3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首先，坚持核心问题导向，实行政企、政事、政市、政资等四个分开，方可使市场基础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对于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思想，强化行政审批改革，积极履行政府许可法，促进政府权力的进一步规范。根据权贵统一原则，对职责范围进行合理划分，明确各部门、各岗位、各层级的权责。政府不能垄断包办企业、代替市场主体行为，坚持该管则管、可管则管，不应该管、管不了的事情，由企业负责的事情，必须交由企业自主决定，使社会组织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其次，健全经济调控，进一步强化宏观调控，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与调控体系。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要发展管口，城镇化、农业化、工业化正在逐步完善，产业、地区与城乡的关系正在变化，经济发展将要迎来崭新的一页，对于环境与资源、人口与就业等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促进经济快速、良好发展，避免出现较大经济波动，必须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提升政府针对性、有效性与预见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必须认真履行宏观调控政策，将国民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内容，作为改革基本目标。正确处理好发展与改革之间的关系，将国民经济发展作为改革主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协调平衡，优化产业结构，有效控制供给与膨胀问题。尤其对于国家计划、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为降低微观经济干预，严格政府投资行为，有效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把准调控重点、调控时机与调控力度，科学化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间接调控为主，行政手段手段为辅。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重要时期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尤为重要。在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曾强调，必须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明确规定了行政体制改革要求。在未来发展时期内，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十七大与十精神，科学领导与积极推进改革，促进社会经济稳健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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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逐步转轨为市场经济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既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也受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最深。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包括大型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至今并不完全尽如人意。如何进一步深化大型国企改革，实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蓝定香同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有大型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难点研究”，集中研究了国有产权改革问题，已于2012年7月顺利通过评审鉴定，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研究》。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探寻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理论基础，中篇梳理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过程，下篇分析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化改革的未来走向。
该专著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基本方向是：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即多种所有制性质股权混合的股权结构，并有对控股股东进行制衡的一个或多个大股东。改革的总体方式是：增量型方式、存量型方式和股权置换型方式三种类型，并对各种具体的改革方式作了详细分析。改革的重点是：从宏观上看，非公共性领域大型国企应该最先改，然后是半公共性领域，再后是公共性领域；地方国企应该先改、快改，然后是央企；经营状况越差的企业越先改；规模较小的大型国企先改，规模大的特大型、航母型国企缓改；国有股比例越高的企业应该越先改，即国有独资企业（公司）特别是非公共性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应该最先改，然后是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国有相对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当然，这种改革的先与后、重点与非重点并不是绝对的。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应当是条件成熟一个改一个。从微观来看，改革的重点主要是集团（母）公司。该专著还专门研究了集团公司产权多元化改革问题，指出其改革的难点是：形成共识难、国有经济的定位和规模以及范围确定难、消除国资管理体制的制约难、国有产权流动重组定价难、垄断领域改革难、大型国企控股权解决难、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产权改革难等。
该专著从大型国企国有股权特殊的委托—关系及其存在的“委托问题”出发，从股权控制力耗散的独特视角研究国有股权控制力，得出个人股权控制力>法人股权控制力>国有股权控制力的结论，许多观点都具有创新性。
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大型国企国有产权的“委托问题”》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4期摘要转载；《股权控制力耗散与大型国企的产权改革》发表在《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第5期，被摘要收录到《中国经济学年鉴2011》；《产权与企业——马克思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企业产权的研究比较》发表在《理论月刊》，被《经济学文摘卡》2006年第3期摘登。该课题的顺利结项及其专著《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研究》的出版，表明该项目在总结我国国企改革30多年实践和理论成果基础之上，通过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并已获得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关注。
改革的驱动力从国家政策支持转向地方制度自主创新
以往的改革试点可以认为是“区域性优惠政策牵引、地区性开放搞活拉动”的初级循环，过分依赖政策的势能差和开放的时间差，是一种“外表型”的发展模式，其成功的发展大都是资源和要素短期内向其高度集中的结果，是一种相对剥夺其他地区发展机会的成长模式。如果说以往改革试点的主要驱动力是国家政策优惠，那么，制度的自主创新则是新特区发展的主要推手，中央不再给予试验区更多的实体优惠政策，而是赋予其“先试先行权”。比如，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采取的是“三不”政策，即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都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都没有。但从另一方面看，国家给予浦东的“最大特权”就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行先试的优先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乃至行政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性。根据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都和重庆的做法，基本是先由地方自主形成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方案，然后上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后进行重整，方案通过后再由国家相应给予制度创新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更多地从各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特点出发，通过区域性的体制机制的率先创新，推动面上的改革，而不是依赖国家的优惠政策。
改革的深度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复杂的综合改革
以往的改革试点主要表现为经济对外开放，着重吸引外资，以增进当地税收，从而带动经济增长。这种改革主要停留在促进经济发展层面，尚未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注重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改革。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从招商引资的旧有改革框架跳出，着力于形成健康、生态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注重经济产业的更新换代，改变资源利用方法，提升利用效率，以协调资源的日益稀缺与需求量迅速上升的矛盾；注重整合人才要素、资本要素、科学技术要素、自然资源要素和生产要素，通过合理的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是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要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必须加大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综合性体制创新力度；在转变政府职能基础上建立一种互补高效的新的管理体制，理顺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通过政府管理工具的更新和引入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等。
第三是强调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紧扣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以“社会公平”对涉及民生基础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户籍等公共服务进行给供给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等自我整合和成长方式，减轻政府压力。
改革的广度从单一的城市发展转向整体的区域进步
以往的改革试点以城市为聚焦点，对城市与区域、国家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缺乏关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落实，城市发展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协调发展，做到城乡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国家整体战略之间的统一发展。
城乡之间的协调。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致力于治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的重任不仅对位于中西部的重庆和成都尤为重要，即使位于东部沿海的试验区同样责无旁贷。实际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障碍，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正是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 经济特区 转型
2007年以来，为了为地方经济发展获得更多政策空间和财政、资金、项目支持，湖南、湖北、广西、四川、海南、广州、重庆与沈阳等省份与城市竞相向中央提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场 “新特区热”似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特别是海南，作为我国土地面积最大又是唯一的一个省级“老特区”来说，申请建立“新特区”更加耐人寻味。究竟“新”“老”特区有哪些同与不同，“老特区”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发展，本文试图进行一些初浅探讨。
一、“新”“老”特区的同与不同
“新”“老”特区的建立都是国家对当时经济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所做出的战略决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其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很难判定孰高孰低。由于新老特区建立时处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同阶段，其建立背景与目的、依据的发展理论和思路以及面临的发展任务及手段等也有所不同。
1、“新”“老”特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相同
（1）新老特区作为我国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具有同等的历史地位。建立特区是我国渐进性改革思维的必然要求。老特区建立时，我国处于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经济体向开放经济体过渡转轨初期，国际上没有任何经验借鉴，而且在长期计划经济的时期，人们的思想转变和心里接受能力都需要过程，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改革。通过赋予经济特区更多的政策自、特殊的优惠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先行先试。新特区的设立是新时期中央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做出的重大战备举措。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地区、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矛盾日益显现，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主要障碍。但是，由于我国资源（集中表现在土地、金融、财政与税收）配置权上主要集中在中央，形成自上而下严格的垂直配置体系，使得地方在资源配置上空间有限、灵活性不足，决策上趋于保守，需要中央向地方让渡部分权力，让地方拥有更大的创新空间。而如何处理权力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地减少改革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本，仍然需要建立特区“先行先试”。因此，不论是新特区还是老特区，其充当我国改革的“试验田”作用具有同等的历史地位。
（2）“新”“老”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窗口”的功能具有同等的现实意义。以开放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初期，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由闭关自守走向对外开放，需要“窗口”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老特区的建立，迎合这种需要。实事证明，几十年来，老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作用十分显著，不但坚定了国际资本投资中国的信心，加深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且对香港与澳门回归祖国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新特区，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综合配套改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探索经验。其目标任务体现了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美好愿望。新特区的成功对增强中华民族的魅力、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最终完成以及为世界许多与我国面临同样难题的国家提供借鉴等政治意义依然存在。
实事上，只要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改革开放的要求，经济特区在我国作为我国改革“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窗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不会改变。中央一再强调：“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
2、新老特区的主要区别
（1）建立背景与目的不同。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初期即是“十年”刚刚结束，当时，国家百业待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发展落后。建老特区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特区试点为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探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迅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新特区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基本建成，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行为不配套、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城乡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等等不和谐现象突出，新特区的建立目的是要消除阻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根源。
（2）依据的发展理论和思路不同。老特区是依据区域适度非均衡发展与梯度发展理论，按照“让一部分人和地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思路，在东南沿海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建立特殊经济区域先行先试。新特区是依据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国家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着眼点在于从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出发，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培育多个“增长极”的发展思路，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其更加注重区域发展机会均等与社会公平。
（3）发展任务和手段不同。老特区主要任务是解决对外开放的问题，启动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主要手段是依靠国家在税收、财政、土地使用、外汇管理、劳务用工、人员出入境等特殊的经济政策和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自，吸引外资、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体制外”实现本地区快速发展，为“体制内”地区形成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新特区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发展任务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综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体制矛盾，即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制度创新是其发展的主要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老特区主要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其改革成果具有普遍的“红利性”，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赞成，而“新特区”改革涉及更多领域，涉及诸多部门的利益调整，阻力相对更大，国家给新特区设定的改革目标要求更高。尽管新老特区存在诸多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处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不能把他们截然割裂开来。实事上，新特区的改革任务及目标正是老特区实践的延续和继承。
二、老特区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思路转变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老特区最初设定的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老特区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其改革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转型。
1、特区面临的挑战
（1）加入WTO对经济特区的挑战。加入WTO是国家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国际竞争中提升国内企业竞争能力，以开放促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WTO规则明确要求成员国的国内市场、国内法律法则、国内优惠政策和措施统一。为实现入世承诺，国家逐步降低关税与出口退税比率，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也将随着《企业所得税法》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而消失。使得经济特区原来在“体制外”，主要依赖税收优惠吸引外资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
（2）经济社会环境对经济特区的挑战。一是随着全国范围内由点到面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地形成，老特区的区位优势面临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开放沿海、沿江、边境、内陆城市，到目前为止，已建成100多个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15个保税区、15个出口加工区、14个边境贸易合作区，内地呈现“特区化”，老特区原有的区位优势逐渐弱化，“特区不特”现象加剧。二是先行先试分散化，老特区作为国家唯一的“试验田”的历史地位面临挑战。自2005年至今，中央已经陆续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成都重庆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分别赋予其在行政体制改革、金融制度创新以及城乡统筹发展三个方面进行先行先试，老特区不再是国家改革唯一的“试验田”，其改革任务、政策资源及资金项目支持面临竞争。三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转移，老特区的社会地位面临挑战。随着国家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陆续推进：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渤海湾经济圈、中部崛起，中央支持的重心在转移。而且，随着区域差距的日益扩大，落后地区人民要求发展机会平等的意识日趋强烈，特区自身的特区意识也在淡化。老特区已不再是媒体、公众关注的焦点，其社会地位大不如以前。
2、老特区发展思路的战略转变
（1）可持续性。中央也一再强调不会再给经济特区什么特别的优惠政策，因此，老特区想通过优惠政策实现发展既不符合中央精神也不切合实际。而且，随着经济特区的面临的改革任务和发展重点发生变化，单靠优惠政策无助于当前主要矛盾的根本解决。特区要发展只能在体制、机制方面“增创新优势”。通过建立更具活力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才能不断为经济特区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不断“造血”，形成本地区治本、内生的、深层的持久发展动力。
（2）地区吸引力。实现区位优势向综合环境优势转变。区位优势只是先天的外在优势，并非地区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目前这种区位优势大大削弱。真正吸引资金、人才的是一个地区的综合环境，包括：高效行政管理、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开放的社会监督、文明诚信的社会环境、发达基础设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3）价值取向。实现经济增长至上向全面发展转变。历史以来，在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思路指导下，致使资本能力过大，制度为资本让路，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地区之间恶性竞争、血汗工厂，经济社会秩序受到挑战，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社会稳定。新时期，经济特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从单纯追求经济基础增长速度和财富水平的发展思路转变到以人本与民生为出发点，以“五个统筹”的指导，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顺应新形势，办出新特色，继续发挥经济特区的作用，《国务院公报（领导讲话）》，2005年第31期。
关键词：中国 越南 朝鲜 古巴 老挝 比较 经验 教训
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简述
纵观中国的改革之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
（一）初步探索――在曲折中前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新经验。党的七大，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没有照搬苏联确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模式，确立了新中国国体和整体的基本框架――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原则；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中国开始逐步摆脱苏联影响，在初步独立探索中国未来通向社会主义之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而是借鉴中又有创新。相比于苏联模式，我们有三个创新。第一，与苏联的一党制不同，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方式；第二，与苏联的部长会议制不同，我国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充分保障了人民民主的权利；第三，与苏联的联邦制不同，我国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制度。然而，由于共产党初期建设经验不足，未能认清苏联模式的根本弊端、党内缺乏民主及对当时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自1957年起逐渐转向“左”的方面。我国推行了一套比苏联模式更“左”的模式，“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连续了二十年之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夭折。
虽然历经坎坷与曲折，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毕竟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跨越式前进
1978年5月，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创造了思想条件。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中及以前“左”的错误，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重新步入正轨。1987年10月，召开党的十三大，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理论，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深刻地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强调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推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跨越式发展。
（三）继往开来，科学发展――稳步前进
21世纪之初，国际国内都出现了新形势，面临着新任务。2000年，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还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21世纪初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03年，总书记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在初探时经历了一定挫折，在挫折中曲折前进；后来在逐步探索中逐渐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得到了跨越式发展；而今进一步继往开来，稳步前进。虽然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主义民主自由难以发展，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仍任重道远。
二、越、朝、古、老四国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简述
（一）越南的社会主义“革新”
解放之初，越南的社会主义照搬苏联模式，推行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政治民主建设不健全，加上奉行地区扩张的对外政策，致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86年，越共六大决定实行全面“革新”，开始大力推进革新开放。自此，越南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革新开放时期：①经济上，大力推广和不断完善农村承包制，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进重点经济区发展战略，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等；②政治上，越共开始尝试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取得了成功，它们对领导人的年龄做了明确限定，党内实行差额选举，中央委员会享有决策权和质询权，吸取之前领导人个人集权的教训，国家权力配置有制约，国会的权力逐步得到强化等；③理论上，确定越南还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得出社会主义不存在统一、固定的模式的认识，确立胡志明思想作为越共的指导思想，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等。经过20多年的探索，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老挝的社会主义“革新”
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国，老挝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受国际因素的影响较大。独立之初，老挝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实行极“左”路线，急于过渡，造成了生产力的倒退和生产关系的破坏，使经济陷入困境。
1986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四大，提出革新开放政策，以此为标志，老挝进入全面革新时期：①理论与国策方面。在五大上，老挝提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极端落后的生产力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矛盾，这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党的四届八中全会上，老挝党提出了在革新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为老挝的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②经济方面。在农村将家庭承包制迅速铺开，同时实行优先发展农林业的方针，以农林业的发展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在所有制方面，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长期共存，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等等；③政治方面。积极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建工作，加强监督机制建设，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等等；④外交政策方面。老挝开始推行以谋求紧急援助和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去全方位务实外交；⑤在民族和宗教政策方面。老挝大力调整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等。自1986年的全面革新以来，老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朝鲜的社会主义改革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主体思想”的领导下，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民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由于建立的公有化计划经济体制过度集中，朝鲜面临着不少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开始逐步改革：经济方面。在农业上，实现了由“分组管理制”到“分组承包制”再到“家庭营农制”的转变。在工业领域谨慎地尝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科技文化方面，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重视文化教育；军事和安全能力方面，朝鲜提出了以军事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战略，全面发展军事力量；在对外交往方面，朝鲜调整了对外政策，本着自助、和平、友谊的原则，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韩国、东盟等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朝鲜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任重道远。
（四）古巴的社会主义改革
解放之初，古巴急于改变过去落后的经济模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经济方面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领域推行直接民主模式，冒进和理想主义的模式给古巴当时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20世纪70年代开始，古巴逐渐抛弃主观主义，实施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改革，基本确立了“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与“人民政权”政治体制，执行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使国民政治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公平分配原则基本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也不断完善。但也存在着诸如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过度集中、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东欧剧变后，东欧各国与古巴的经贸关系合作几乎全部中断，使古巴再次陷入困境，古巴在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带领下，推行了“稳步改革开放”的政策，加强了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完善了全国人民代表政权制度建设；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恢复与发展，并且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正等等。在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古巴现在已经逐步摆脱了东欧剧变造成的困境，经济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三、越、朝、古、老四国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比较
综上，综合总结比较五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经验，我得到了以下的一些认识：
相同点：①五个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由刚开始模仿苏联模式受挫到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结合本国国情，探索本国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过程。中、越、朝、古、老在解放或新中国成立之初都受到了苏联模式较大的影响，都急于摆脱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建立了比较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但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挫折。然后五国都开始反思苏联模式，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结合本国国情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②目前五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隐患，改革之路道阻且长。目前经过一段时期的改革，五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经济实力得到了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五个国家仍面临着重重问题，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同点：①相比于中国，其他四个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改革的起点相对较低，改革面临的问题比中国更多更严峻。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相对于越、朝、古、老四国来说拥有着更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更高的改革起点，改革的进程更快，改革的成果最显著。而其他四国目前还处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态，改革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更多更严峻；②相较于其他四国，中国把握了改革的先机，改革的理念体系更加完整，改革思路更加清晰，拥有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1978年，中国最先把握住改革的先机，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跨越式发展。而其他四国与中国相比，改革的时间都较晚，而且改革的理论显得较为零散，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越、朝、古、老四国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经验与教训
经过总体的比较之后，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四个国家社会主义改革路上的经验与教训。
（一）越南
越南社会改革突出的优点在于：①国家权力配置得当。越南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分别由四个人担任，党权、军权、立法权与行政权有分工与制约，最高权力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这是对斯大林体制的重大改革，是对列宁体制的恢复和调整，这对我们中国的最高权力体系建设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② 党内实行差额选举，选举领导集体的方式更为科学合理。以越共十大为例，1176名代表在206名候选人中选出185人组成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实行差额选举，在推荐的两个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但越南社会主义改革也存在不足之处。越南的工业基础较薄弱，经济结构存在较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交通运输建设和机械工业较为忽视，以至于这两部分仍是制约越南经济发展的瓶颈。越南今后的改革要更多地注重发展工业，逐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进一步又好又快发展。
（二）老挝
老挝的经济基础相对较为薄弱，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社会主义改革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个人认为老挝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建立最根本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体系，例如老挝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弱化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一些重要提法采取模糊手段。如使用“人民民主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在宪法中没有明确采用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提法，而只提到“民主集中制”等等，这样使得老挝整体的政治架构较为模糊，无法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一个清晰的方向。
（三）朝鲜
朝鲜的社会主义改革最值得称道的是朝鲜对文化教育的重视，这将为朝鲜21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储备丰富的人力资源。1956年，朝鲜便开始实施普遍的初等义务教育制；1967年，实施普遍的九年制技术义务教育制；1975年，实施普遍的十一年义务教育制。这对我们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所启示。
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弊端也比较明显，为我们的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革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其一，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太过集中，这对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朝鲜的指导思想太过单一，“主体思想”一定程度上将朝鲜人民的思想禁锢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制约着朝鲜的进一步发展；其二，朝鲜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有待进一步发展。朝鲜的劳动党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可自从1980年展开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朝鲜劳动党至今未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我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建设要引以为鉴；其三，以备战为发展的第一目标，国防建设投入过多，而忽略了更多的经济建设，导致了朝鲜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态，这启示了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要且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四）古巴
古巴社会主义改革突出的优点在于：①重视完善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党校教育，极大地增强了党和人民的凝聚力；②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正。古巴坚持党政军高级干部不搞特权，一直长期坚持1871年巴黎公社原则的典范，其最高工资比之工人最低工资不超过五倍。而且古巴严格防范官本位，干部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力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改革战略
制度变迁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从一种制度方式向另一种制度方式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与整体设计问题,仍是制度经济理论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3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的制度变迁(改革)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值得研究总结。毋庸置疑,决定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这里面最值得人们总结的是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战略。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改革战略。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改革战略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成功、挫折、曲折和反复,大多数人盼望能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形象的说法,对初期改革战略做了精辟注解。中国改革首先发生在农村,且以包田到户这种形式出现。土地是一种比较单一和固定的生产资料,和每家每户劳动力相结合,就能构成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全国所有农户大同小异,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基本上都是如此做的。包田到户这种农民打心里想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世间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包田到户和大集体相比,不仅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会给农民自由(这一点过去大多数人在分析农村改革的动力时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这种既容易改革又符合人性的改革,一旦时机成熟就自然“忽如一夜春风吹,遍地改革悄然来”。
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当初的农村改革,除了惊叹它的历史影响外,还一定要看到它对以后中国其它改革所做的铺垫作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的推开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果农村还继续实行大集体制度,中国不会有几亿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担当起当代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深化农村改革,这显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统筹城乡改革为举措,深化农村改革的又一个突破。
二、“先易后难”改革战略
人们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还能发现一个改革原则,这就是先易后难的改革次序选择原则。中国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比,农村改革相对容易,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给城市改革提供一些经验,如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企业承包经营制就是其表现,而且稳住了农村这一头,城市改革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会有吃下了定心丸的感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个体户就是最早形式的“体制外改革”产物。中国城市真正大面积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的,这一改革在初期阶段比较成功,曾极大地调动了城镇企业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曾经困扰人们多时的双轨制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国有企业全面推开了以承包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标志的改革,但双轨制问题未有解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 “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在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以后,双轨制体制问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迎刃而解。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经济改革很长一个阶段里,改革是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变经济管理体制这类相对容易的浅表层次上进行的,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企业承包经营制等。这些改革相对容易,其改革阻力和引发的社会振荡也相对较小,不容易出大问题。真正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所有制调整与改革问题,特别是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极易引起社会争论,因此在改革实践中慎之又慎,甚至一拖在拖。实际上这类改革是在经历了十几年“转换经营机制”后,发现产权改革是饶不过去的,才不得不进行推进的。如1992年以后进行“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就触动到产权这类深层次改革问题。这也就是所谓改革难度越来越大,“骨头越来越难啃”。总之,从“机制”性改革到“制度”性变迁的选择和转换,正是中国先易后难改革次序选择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改革战略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并且这一改革战略在以后中国多方面改革中普遍得以实行。
三、 空间布局上的非平衡演进战略
如果没有当初创立深圳经济特区,很难想象今日中国改革会是个什么样子。深圳特区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摇篮,随后有珠海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各地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开发区,其中上海浦东新区是最成功的典型。特区包括开发区,在中国30年改革进程中是浓彩重抹的一笔,今天回过头看经济特区包括开发区的建设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它决不亚于当初的农村(包田到户)改革,它对促进中国经济腾飞功不可没。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并没有把握,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一项崭新事业。经济特区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一块改革试验田,建立特区搞改革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起示范推广作用,如果失败了就可以把它关掉,这显然是一个正确而可行的改革策略。经济特区和后来的开发区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孵化器。中国先后搞过沿海开放区的建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渤海区建设等,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的梯度推进态势;与此同时,各地又以城镇为中心,兴建开发区,以此向周边地区辐射。如此空间布局上的“雁阵式”(非平衡)改革和发展战略,已被事实证明对促进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成功的。现展经济学中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这些理论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实用性,都没有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具体途径。相反,中国筹划改革试验区(经济特区)的方案,区域布局方案,不仅具远见卓识,而且极具操作性。
与创办经济特区构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几千年来,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再强化人们的平均思想,如“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改革开放打破这一教条需要智慧、勇气和胆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适当拉开差距,可以使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起示范作用,以此极大地刺激更多的人发家致富,从而使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致富动机和社会能量,以排山倒海之势释放出来。所以,改革开放战略太切合中国实际了。创设改革试验区,规划空间布局的梯度推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然而这些政策完全可以达到那些现展理论要达到的目的。仅就于此,人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与伟大。
四、 以开放促发展促变化战略
近些年,人们在总结中国改革战略时认识到,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一项改革战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近现代史教训后做出的一个大胆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 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从总体上融入世界经济,走出去引进来不仅可以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实现资源更高层次的最佳配置,而且能直接利用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跨越技术发展的多个阶段),从而实现超越式的发展,这一点是解释中国为何在如此短时间里实现经济起飞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另外,以开放促改革也是中国30年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jp+1〗中国改革一开始大多是由内在需要推动的,即所谓“内生性”机制,但也有一些改革是借助外部力量推动的,有人称它是经济改革的“倒逼”机制。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以及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是被迫要求“按国际规则办事”而逼出来的。据统计,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共修订了3 000多部法律法规。可以说加入wto,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算真正由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入制度化开放阶段。对外开放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有助于拓展改革思路,有助于借鉴并吸收其它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外开放后,人们会明显感受传统体制与国际社会经济运行规则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认识国外先进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属性;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中国旧体制的弊端,进而提高改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所以,开放使人们打开了眼界,开放使人们杨长避短,开放使人们从“拿来主义”中受益,开放使人们拥有了世界市场,开放“督促”人们进步。
五、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变革。”[2]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改革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深刻变革,把握改革基本方向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改革的根本方向搞错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对改革加以定性,这不仅是一个根本战略问题,而且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解放生产力。然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此,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等,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方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第二次革命(或改革)的基本性质。
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共产党纷纷下台、国家“颜色”发生改变,导致社会陷入混乱、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历史后果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是极富远见的。正是这一改革战略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改革之路不仅走对了,而且也已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成功榜样。
六、愈改愈清晰的市场取向改革战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这一目标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可以说相当曲折,并有诸多争论。但是,在最终确立这一改革目标之前,似乎有一点自始至终未发生太大偏离,这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坚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改革取向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程,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有不同说法:(1)1992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历史进程,随着人们对计划经济种种弊端的反思,理论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是商品经济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品经济不是想取消就能取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须搞商品经济,而且只有搞商品经济,才能较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场争论当时尽管很激烈,但最终还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形式,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了“统一声音”的定调。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这一提法应该说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模式上基本一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目标模式选择上终于有了最后的定论,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也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把市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称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4],凭着直觉揭示了市场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今天,人们对市场及市场机制的认识显然比那时深刻得多。首先,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动力激励机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产生这种激励机制,因为它抹杀了个体的物质利益之所在,使人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指令而从事生产和经营。市场经济承认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及创造,能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能量充分地激发出来。其次,市场机制具有高效的信息传递功能。在计划经济下,信息传递是纵向的,环节多、速度慢、成本高,并且易出现扭曲和失真。在市场经济下,信息主要是在各经济主体之间横向传递,其距离短且及时,不易失真。由于价格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价格变化,就能及时安排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第三,市场机制能保证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要素具有凝滞性,常常出现“货到地头死”现象,特别是在价格固定情况下,资源配置仅仅是一种“技术性”安排,即实物性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充分流动,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资源得到真正最优配置。
七、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战略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这一特征几乎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中外许多专家及政府官员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认定它是导致中国成功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改革的探索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就自然成为改革的必然选择。第二,改革的艰巨性。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各行业参差不齐,要让全国的改革“齐步走”,不仅不合适而且根本办不到。由于改革涉及整个旧体制的重新调整,不仅要进行农村改革,而且要进行城市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只有一步一步突破,一步一步改革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第三,考虑社会稳定问题。改革一般会涉及利益调整,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尽可能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和矛盾,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因此,渐进式改革战略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总之,渐进式改革之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色,渐进式改革之路从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今天,也许中国要庆幸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道路,但也不应忘记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大胆推进新的改革。
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必须遵守的一条基本规则。如果把改革的局部推进称作是不平衡战略,把改革的配套进行称作是平衡战略,那么从总体上平衡战略和不平衡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平衡战略要以不平衡战略为突破口,不平衡战略要以平衡战略为依归,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如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分税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外贸外汇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大规模改革的同时进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能是配套改革的要求。此外,配套改革还表现在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文化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防安全体制体制改革等,这同样是配套改革之所在。因此,改革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就是较好地把握了改革的辩证法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指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
八、改革、发展、稳定三原则的战略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分析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应明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源源不竭的活力,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应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协调进步,惟其这样,经济改革才能深化,经济发展才有意义,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收益。如果说经济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是对发展理解的横向拓展,那么可持续发展则是对发展理解的纵向拓展。当前,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显然这将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涵义。
应明确稳定是改革的保证,改革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就无从谈起,发展就更谈不上。稳定,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并保持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以及有关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其次是经济上的稳定。经济稳定主要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都丝毫不能大意。更何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难度相当高。所以,稳定要保障社会稳定,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重视社会稳定问题。
观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应忽视两个前提事实: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日后进行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二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没有这一时期的成功、挫折、失败和反复,就难有日后中国毅然决然地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如果不看到这些,人们的判断将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255.
[2]邓小平.邓小平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5.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对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的30年，是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和社会全面进步的30年，是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和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30年。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历史是继续前进的基础，也是开创未来的启示。本刊从这期起，特设“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栏，以理论文章、调查报告、典型经验、回忆思考等形式，力求帮助全党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巨大成就、成功经验和前进方向，永远铭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丰功伟绩，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结和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历程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8年4月7日至9日，总书记在*考察工作时深有感触地说，*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关于*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2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一、建省办经济特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重要棋子
*省位于我国最南端，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小、海洋面积最大，也是唯一的热带海岛省份。*光热资源丰富，雨量充沛，是我国热带经济作物、冬季瓜菜和良种繁育的主要生产基地。*矿产资源丰富，海域油气资源储量巨大，居我国各海区之首。*生态环境优良，素有天然大氧吧、生态大花园、健康岛的美誉，是公认的最宜居地之一。
历史上的*岛长期孤处南海，开发较晚，经济社会比较落后。建国后，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其地处国防前线，加上受当时特殊政治环境和经济体制的束缚，使这颗南海最璀璨的明珠长期未能闪烁出应有的光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号角。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相继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全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形势喜人逼人。*人民期盼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搭上办经济特区的快车，改变*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的被动局面。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独特的资源、相对独立的地理区位，特别有利于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利用*特有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进行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试验，可以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十分有价值的经验。因此，*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命运广受世人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相对落后的*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发展起来，必将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更强的示范效应。
如何把*的命运与我国改革开放大业联系起来，把*办成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使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全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直在思考、运筹的问题。1984年元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广州，肯定办特区的路子走对了；同年2月24日，他在北京邀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座谈时，强调要开发*岛，并坚定地说，如果能把*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明确提出：要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经济特区。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建省办经济特区。自此，*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份和最大的经济特区，肩负起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开创大特区事业的庄严使命。今天，在纪念*建省办特区20年的日子里，回顾历史，*人民可以自豪地说，他们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没有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厚望。经过20年的开发建设，*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颗南海明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闪烁出如此夺目的光彩。
二、与我国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经济特区20年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
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的探索者必须勇于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虽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和历史性进步，但要在一个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边陲岛屿开创改革开放大业，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特别是要进一步冲破有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固有观念的束缚，敢想、敢闯、敢为天下先。
1988年9月，*省第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开创*特区建设的新局面。这次党代会有两个亮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提出要实行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重点研究和制定有利于境外人员、外汇、货物进出自由的各项具体政策；二是明确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把这个目标写进党代会报告。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充分显示出*经济特区排头兵的风范和气魄。从此，*展开了一系列在全国率先改革开放的试验。*经济特区第一轮开发建设浪潮，使其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大亮点。
1992年，*经济特区抓住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带来的机遇，创造了*开发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潮。1992、1993两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40.2%和20.9%，人均GDP第一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第一步发展目标。
但是，*的改革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实现第一轮蓬勃发展后不久，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全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国家对特区政策的调整，*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迅速弱化，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导致经济发展在一段时间内跌入低谷。
面对出现的曲折，在沉重的反思中，*人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坚定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省委提出了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产业结构的发展新思路。按照这样的思路，*率先进行了企业审批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公路规费管理制度改革等重大改革，并提出“一省两地”（即把*建成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热带海岛度假旅游胜地）的重大产业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了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之路。
低潮中的跋涉沉重而艰难，除却浮华后的探索一步一个脚印。就在人们认为*经济特区优势正在逐渐失去的时候，*人深化改革开放的探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全国提前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创造了*经济特区的体制优势；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热带高效农业和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新型工业、热带高效农业、热带海岛旅游业“三足鼎立”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初露端倪，经济建设从恢复性增长向稳健发展转变。1998年，*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完善、积极实施“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战略，并在全国首次提出和实施生态省建设战略；*0年，*农村开始了以“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为主题的文明生态村创建试验。经过几年努力，*的经济发展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向稳健发展的转变，初步构建起具有*特色的产业结构，一批重点工业项目相继建成投产，处置积压房地产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当新世纪的曙光来临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新的起点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进入21世纪，面对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全国各地竞相发展的形势，*广大干部群众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推动着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1年博鳌亚洲论坛设立，打开了*在更高层次上对外开放的窗口；*3年以来，省委在“一省两地”发展战略基础上，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战略，新型工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批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崛起，拉动*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生产总值连续几年以两位数增长。
在经济建设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同步发展，成绩显著。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不断提高；依法治省稳步推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逐渐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制意识大大增强；平安*建设扎实推进，社会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宣传思想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文化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日益深入，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各级党委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和改进，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深入人心，转化为各级党委、政府的自觉行动和政策措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顺利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成效显著。
在20年改革发展中，*经济特区努力发挥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窗口”、“排头兵”、“试验田”的作用，取得了大量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全国创造了多个“率先”：率先试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进行省级机构改革试验；率先实行省直管市县的管理体制；率先推行燃油附加费改革，实现“一脚油门走到底”；率先实行企业注册登记制度改革；率先实施医疗保险制度综合改革；率先实施国有资产委托运营改革；率先实行粮食和生产资料价格市场化改革；率先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
新一届*省委牢记总书记提出的“突出经济特区的‘特’字，努力构建具有*特色的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的要求，牢记总理把*建设成为“绿色之岛、开放之岛、文明之岛、和谐之岛”的期望，在推进改革开放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成立洋浦保税港区，树起*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积极筹建*国际旅游岛，努力推动*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农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将成为*新的增长极；深化省直管市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赋予市县更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增强县域发展活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一批文化企业集团初显生机活力；金融改革频出亮点，无抵押小额信贷模式首次在*试点，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试点项目全面推开，全国首个妇女联保贷款试点在琼海启动；*7年，西环铁路全线通车、东环铁路开工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展现的生机，为国内外所瞩目。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探索中，*确立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新目标。
三、*经济特区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宝贵经验
*经济特区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
*省委始终坚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要充分认识到：在特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在特区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是为了更好地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建省办特区20年来，不论是处在经济蓬勃发展期，还是暂时处于低谷期，省委都要求干部群众认识到，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既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因发展顺利而骄傲自满、停步不前，更不能因一时的挫折而丧失信心、放弃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把*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7年，在省第五次党代会上，省委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响亮地提出了重塑特区意识、重振特区精神、再创特区辉煌的口号。就是要在体制创新上有新突破，在对外开放上有新举措，在艰苦创业上有新作为，在抢抓机遇上有新成效。换言之，就是要依托*特殊的区位、环境和资源等各种优势，以体制创新、对外开放、艰苦创业和抢抓机遇的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努力开创*经济特区发展的新局面。这一口号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改革开放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广大干部群众对于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实际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道路，有着自己切身的感悟。
一是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敢于探索，敢于在“特”字上做文章。20年来，*的干部群众一直在寻求“特”，创造“特”，突破“特”，发挥“特”，保持“特”，发展“特”，进而不断调整、完善发展思路，不断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终于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经过实践检验适合*实际的发展战略体系。
二是始终注意保护生态，把保护生态当作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生态省建设和文明生态村建设，构建了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框架。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论经济学的范畴。但是与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不同，改革理论并不是以解释世界为目的
的实证性理论，而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己任的规范性理论。所谓经
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现实服务等说法，都反映了改革理
论的这种性质。
一、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特点和发展概述
改革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实践性
尽管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是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非常紧密的
互动关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方面，理论研究的问题来自
改革实践，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答的认识和理论性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改革的不
断深化，理论的兴奋点也随之迅速转移，而相关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往往就
会被人们所忽视，较少受到研究者继续关注。另一方面，改革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为改
革实践开拓出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推动和引导着改革实践不断地向前发展。在一定意
义上可以说，经济改革理论是经济改革本身的一个构成因素，是改革中的一种现实力
量。因为，改革固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但又不仅仅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
而且还是社会意识和理论观念的一场革命。人们对待改革的态度通常首先是由利益关
系所决定的，但是又不仅仅受其自身利益所决定，而且还要取决于人们对改革措施是
否符合社会公正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说，包括社会公正在内的某些基本价值，即意识
形态，是决定公众是否支持改革的一个变量，而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的发展变化，则
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改革理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与政治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密切联系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指导思想
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观
念。政治经济学因此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它同时具有了政策制定的观念和理
论依据、对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的手段等多重功能。因此，任何理论上的真正突破都
不可能光靠学者的研究工作就能实现，而是要得到政治权威的肯定才能最终完成。然
而，这决不意味着经济理论只是政治的奴仆和附庸，因为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和变化，
又需要理论研究加以论证才能获得观念上的合法性。因此，经济理论特别是改革理论
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其独立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的矛盾和弊端诚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人们虽然能够感受到却不能深刻地理
解，只有经过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将其清楚地揭示出来以后，人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它
。而且，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具体办法，即改革的方向和方案，更是需要通过艰苦的研
究和探索才能发现或者设计出来。政治经济学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给改革理
论增添了特殊的困难。一个经济学家进行改革理论的探讨和创新，往往要承担政治上
的风险，越是在改革的早期阶段，这种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困难和风险也就越大。因
此我们认为，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地越过许多激流和险滩，比
较平稳顺利地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学家特别
是其中那些先驱者和一些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功不可没，应当和政治家的英明决策一样
彪炳史册。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历史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政
治报告确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别是三座里程碑，标志着中
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
革道路确认阶段、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阶段。而改革理论的发展，情况则要复杂的多
。按照思维的逻辑顺序，改革理论需要依次研究和说明改革的必要性、界定改革的范
围和性质、确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制定改革的战略和基本策略，这些问题之间是一
种逐层递进的关系。但是，中国的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实践的迅
速发展和决策的迫切需要，对于上述重大原则问题的理论研究，根本来不及分层次解
决，就在多条线索上同时展开，交错进行。改革理论研究一方面由于受到实践发展的
影响和制约，在各个阶段分别有不同的重心；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的探索
和争论在时间上的延伸，都超出了相应的改革阶段，并且存在着反复的现象，因此改
革理论很难从时间上划出清晰而截然的发展阶段。
综观25年改革理论的发展，总体上，是沿着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新认识这条
基本线索展开和逐步推进的（注：邓小平多次强调：“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也要解放思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
版社1994年第2版，第312页）。“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
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
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
文选》第3卷，第137页）。），是一个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突破和不断扬弃的过
程，同时也是一个对市场经济重新理解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把生产资料公有
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基本特征，也即社会主义的制度
属性。在改革的初期，理论界首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形式和体制模式的角度，对
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的讨论和重新评价，得出了社会
主义也是商品经济的结论，接着又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从而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彻底摒弃。对于公有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虽然没
有像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那么集中，但是却贯穿在改革和转型的全过程。这方
面的理论突破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
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提出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混合经济，重新定义了社会
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否定了企业的国有国营形式，提
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三是把所有
制关系的研究深入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首先提出了两权分离，进而引入了西方
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在收入分配领域，一是克服了过去长
期存在的以按劳分配形式表现的平均主义观念，开始注重效率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间的
关系问题。二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肯定了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注：谷书堂
教授首先提出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观点。见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
版社1988年版；又发表在《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在
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
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
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改革理论的发展沿着时间顺序又可以梳理出四条具体的线索，本文在以下各节分别加
以论述。
二、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
在改革启动与程序设定阶段，改革理论首要的任务是要解决改革的“合法性”问
题（注：改革“合法性”问题是周振华首先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见周振华：《体制变
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因为改革是对原有制度结构和秩序的颠覆性改变，如果不能得到社会主流观念
的认可或者足够强大的支持，就会处于“非法”状态无法启动。解决改革“合法性”
问题，就是要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理论证明，对改革的性质和对象范围做出
科学界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探索和设定，从而造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舆论氛
围。
在我国，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的理论探讨，最初采取了对价值规律作用问题
探讨的形式。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文章：《按客观经济规律
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此为开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小高潮，其中的要害则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对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既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延续，又是改革理
论探索的先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规律是一个与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
相联系的范畴，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异质因素。所以，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作用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对价值规律的理解问题。价值规律问题的背后涉及的
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是坚持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革命性
改造的争论。
自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我国学者关于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的理论争
论，持续的时间最久，发表的论著也最多[1]（p.417）。早在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
就对价值规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提出了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即
价值决定，就是价值规律；时间节约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并且是“社会主义社会价
值规律问题的核心”[2]；因此，价值规律不仅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发挥作用，而
且还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等观点[3]。70年代末期，孙冶方
坚持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4]。当时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对
其理论的评价上。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的核心，则是价值规律与计
划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是否起调节作用。这一时期一般都是强
调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一致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1979年4月在无锡举行的社
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理论讨论会以后，多数人在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
同时，也都承认了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起调节作用。
对于改革性质和对象范围的界定，最初的提法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或“国民
经济管理体制”，1980年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经济体制”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是理
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因为国务院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家直接领导改革的专
门机构，人们也就开始用“经济体制”这个简化的词语替代原先冗长的提法。然而这
种不经意间的演化，却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规律性。经济体制
作为与经济制度或者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的概念，最初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制
度、原则和方式等等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5]（pp.278～279）。
它反映出当时中国改革目标的有限性，同时明确表达了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在文革十年动乱之
后，人心思变，具有很强的改革动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要求维护传统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给改革划定严格范围，设置禁区的强大势力。所以，在1978年底做出改革的
决定之后，便于1979年3月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凡是涉及到所有制
结构调整或所有制形式变化的重大改革，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济特区、股份制等
等，都会遇到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异常激烈的争论。所以有人认为，改革一方
面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是前进，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调整的角度看则是“退却”，
因此在提出改革前进目标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划定了退却的“底线”[6]。由于经济
体制是一个新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完全确定，这就为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观点
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重复博弈的概念框架。随着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体制的涵义演化和
范围的扩大（注：周冰：“经济体制是一个经济机体为了配置资源和对其成员分配利
益所必然具有的、组织协调内部各种经济要素和全部经济活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改革
也就逐步向前推进和深化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被普遍使用，反映出中国的改革和改
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渐进式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改革理论的第一个重要突破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它为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也为改革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不能相容的。斯大林根据苏联计划经济的
实践提出，由于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中还保留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但它是特殊的商品，仅存在于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生产资料便
不是商品，仅在形式上保留着商品的“外壳”[7]（p.578）。中国自50年代起到文革
前，尽管有少数人提出过一些有独立见解的看法，但是斯大林的影响还是起着支配作
用。
从1979年开始到80年代初，许多学者都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
，或者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观点（注
：1979年，谷书堂、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
社1979年版）中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这虽然与传统
理论发生了尖锐冲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初步论证。1982年初，一位领导人发
表谈话，强调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后的两年中，社会主义经济是商
品经济的观点受到了指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学术界仍然有人
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8]，肯定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
征[9]，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10][11]。到1984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
经济的观点重新得到较多经济学家的肯定。直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才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作为一
种社会观念的根本转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才完成。1990年，谷书堂和常修
泽发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纲》，可以看作是为这个过程最终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
（注：在1989年反“自由化”以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一时又成了理论上的禁忌。
谷书堂和常修泽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1990年第9期。）。
到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
。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是在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人们从当时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出发
，对计划和市场关系深入探索的一种倾向性、过渡性的理论形态。由于国有经济体制
内的改革没有重大举措，而农村包产到户后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支撑了国民经济
的高速增长，在改革实践的推动和借鉴国外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双重作
用下，相当一批改革经济学家超越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主张市场取向
的改革。相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而言，它更突出市场、市场调节、市场机制在社
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大量的经济活动应该由市场来引导，肯定生产要素
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这一过渡性改革理论为深化改革指出了方向，也为改革
突破传统思维定式，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设计改革目标迈出了第一步[12]（p.45）。
随着改革开放，学术上的封闭状态也开始改变，东欧改革经济学著作被大量翻译
介绍进来，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被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代
替。在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同样的起伏和曲折过程。1979年无锡会议后，多数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利用
市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提出国民经济管理实行指令性计
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形式结合。理论研究和争论的重心转移到市场与计划
结合的方式和如何看待指令性计划两个问题上。1984年前后，随着比较经济学的引入
，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体制模式，把改革划分成宏观调控、市
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以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为基
础，1987年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
社会的”，提出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它距离确认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即将要迈出的这一步又是非常的艰难。1989
年政治风波后，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
，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观点展开批判。但是，薛暮桥、吴敬琏等人依然坚定地坚持市场
取向的改革主张，与攻击改革路线的言论坚决进行抗争[13]（p.125）。1991年，吴
敬琏和刘吉瑞出版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
和主张。改革实践的效果对改革理论的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到1991年，“以计划经
济为主”的理论已经没有多少追随者了，但是经济理论的突破还需要通过政治程序来
完成。1992年1月和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公开发表，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热烈响应，这才将阻拦改革继续前进的意识形态障碍最终清除掉。1992年10月，中
共十四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探索和反复激烈的争论，中国经济改革
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确立起来了。
三、中国改革道路的探索：双轨制与过渡性制度安排
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全面展开，中国改革进
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确立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理论
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改革战略的选择问题，其中除了上一节已经论述过的改革目标模式
的探索之外，主要包括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策略和主要步骤等问题的选择和设计。
改革实践呼唤着新的经济理论，改革也为理论探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一时期，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须进行革命性
的根本改造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虽然继续固守僵化的传统观念公开反对改革
的言论基本上听不到了，但是在对改革本身的理解，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上，存
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在改革
启动阶段，政治决策者事实上设定了渐进式的“改革程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
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践先行的探索策略对改革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理论
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围绕着改革战略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不同流派[12]
。不同改革理论流派的争论集中在改革的主线或“突破口”的选择问题上，形成了不
同的改革理论。
中国学者是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向国外各种经济理论进行学习、借鉴、吸收和
应用的。受西方经济学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经济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
期，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两个比较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理论派别：一个是以吴敬琏为代
表的“协调改革派”。它是在继承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等人批判传统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无流通论”[14]和薛暮桥等人强调以流通领域的改革为重点[15]
[16]，主要吸取新古典经济学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提出
“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战略上积极提倡企业、市场、宏观调控
三方面改革的大配套。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认为当务之急是以
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尽快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机制，避免双重体制久
拖不决的局面[17][18]。另一个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提出了企业改革
主线论的主张。厉以宁的理论主要是在吸收了国外非均衡经济学包括科尔内的短缺经
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厉以宁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状态下，要使市
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以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改革的主线应
当是通过股份制道路来构造新的企业制度，重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关系[19][20]
[21]。这两种改革理论和思路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都没有被中国改革
的实践所接受。在依旧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政经学的传统语境提出的其他改革思路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琢提出的以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宏观先改的思路[22][2
3][24]，但也没有成为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总之，在中国比较激进的和试图寻找单
一改革主线或突破口的各种改革思路，不论是以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也不论
产生了多大影响，最终都没有能够成为指导改革实践的济世良方。
以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为主要代表，在他们周围聚集的中国社科院的一批著
名学者，提出采取“渐进式”加“小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25]，实行企业改革
和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双向协同”[26]（pp.58～69）。他们改革理论的鲜明特色是
把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结合起来，主张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模式转换
“双向协同”[27]。他们认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和改革策略时，既要考虑
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换，又要考虑保持经济运行过程的连续性和不同体制模式
之间的继承性[28]（p.46），并且应当以实例研究为背景，从中汲取营养[27]（pp.6
1～62）。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改革只能逐步进行，在近期内采取“改良模
式”来过渡是必要的。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既有其客观
的必然性，也是应当采取的战略选择，并不是主观决策的失误[27]（pp.29～30，pp.
406～411）。他们的理论和对策选择，以稳健务实的风格见长，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
响，许多同中央的经济政策抉择相一致，有的已经直接转化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政策。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其中生产资料
价格双轨制是一个关键。80年代中期，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价格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
制改革和理论争论的焦点。计划价格和指令性计划、实物分配是行政计划体制管理经
济的三位一体的手段。由于国家统一制定的计划价格长期固定，形成了严重的扭曲。
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计划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甚至也不能
体现国家的政策，因此改革势在必行。从体制转型的角度来看，价格是市场机制配置
资源的枢纽，因此价格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调节转变的一个关键。
当时，为要进行价格改革而进行了理论价格的测算，学术界曾就社会主义经济中
价格形成的基础展开了热烈的理论讨论。这在当时从劳动价值论和计划管理的思维出
发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成
果[29]（p.276）。原因在于计划价格结构扭曲的问题，虽然表面上是价格体系不合
理，而根子则是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因此不改革国家用行政方式垄断定价的价格管
理体制，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决策和自发形成价格，价格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当时，一方面，找不到一种有充分解释力和科学依据的理论价格的计算方法，因此只
能是根据现实情况对矛盾特别突出的问题分系列分别处理。另一方面，由于价格调整
涉及到广泛的利益补偿问题，财政的承受能力在事实上成为制约价格改革的决定因素
。而当财政拿不出钱时，价格改革就难以进行。巨大的改革成本使这种以“调”为主
的改革方式遇到了死结。俄罗斯正是在前苏联几次价格改革失败之后，才转而接受“
大爆炸”的全面自由化改革的。中国之所以能在价格领域走出渐进式改革的路，破题
的一着是实行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曾经引起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配给体制向商品体
制过渡阶段，许多国家都曾在消费品方面实行过双轨价格，中国的特殊之处是在生产
资料方面也实行了双轨制价格（注：自1979年以来，国家就开始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
的改革，单一的计划体制和物资管理体制被打破，一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了市场调节。
1979年先在电子、机械行业对一部分产品实行浮动格。1983年允许石油产品计划外部
分按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销售。1984年起，对37个统配煤矿实行超核定生产能力的煤
炭加价25％～50％销售。1984年5月20日，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
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属于企业自销的（2％）和完成国家
计划任务后的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国家牌价基础上上下浮动20％的范围内自主定价
。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联合下达了《关于放开生产资料超产自产品
价格的通知》，取消了上述浮动20％的限制。至此，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
重要的生产资料都同时存在着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有的学者认为，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在中国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29][30][31]。由于中国在传统计划
经济时期广泛存在着的“计划外”经济，例如乡镇（过去的社队）企业，对它们的绝
大多数产品价格历史上国家就没有管死过，而是一直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有的人认为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历史上就已经存在的[32]。
然而，所谓历史的“必然”并不会自动地成为现实，它必须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
能具体地实现。首先，把虽然事实上存在着，但却并非是自觉意识的价格双轨制变成
一种理论和政策上的自觉，其中就凝结着中国学者的创造性贡献；其次，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的提出，意味着价格改革思路的转换，即从先前的以“调”为主转变为“调
放结合”、以“放”为主[33][34]。双轨制成为一个理论概念和一项明确的政策主张
，既没有前人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国外经验可以借鉴，它完全是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家
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结果。尽管对于价格双轨制人们褒贬不一，但正是由
于实行了双轨制才使中国的价格改革得以突破财政约束的困境，开创渐进式改革的新
局面。因而被国外有的学者称为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布鲁斯语）[25]和“天才的
解决办法”[35]。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所有制和企业改革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现实中则是传统计划经济
的制度基础，虽然由于改革在起步阶段设定的程序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渐进式改革
，把改革的范围规定为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相对于其他方
面的改革，所有制改革被严重地滞后了。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探
索却没有因此而滞后，并且贯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始终。自1979年以来，在所
有制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为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必
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首先是重新确立生产力标准，否定把“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先进与否的标
准和“公有制目的”论，为所有制改革奠定了观念前提和理论基础。因为“一大二公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并且影响很深，在实践中危害很大，所以在改革
启动阶段，自然就把它作为要破除的“左”的思想提了出来[36]。但是直到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和中共十四大召开，生产力标准才真正开始在理论研究和经济决
策中成为主流意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有的经济学家，例如周叔莲，提出要打破对
传统国有制的迷信思想，包括片面地把传统国有制当成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不当成手段
的迷信的观点[37]，依然引起了争论（注：《当代思潮》1994年第1期和《真理的追
求》1994年第2期上都发表了批判周叔莲的文章，说他是“拐弯抹角的私有化”的理
论。袁木也说，这个观点不妥，不要再提这个观点了。见袁木：《关于国有企业的若
干基本认识问题》，《经济日报》1995年2月7日。肖灼基则把所有制是手段，生产力
才是目的的观点，看成为一个理论突破。见肖灼基：《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中外管理》1998年第2期。）。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的“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在中共十六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生产力标准最终确立
为统治的思想，把公有制本身当成社会主义目的的传统观念才被彻底革除。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鼓励非国有经济成
分的发展，二是推进传统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权力分解。改革初期，鼓励非国有经济
成分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应对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1979年7月，薛暮桥先后在
《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就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革劳动管理制度发表谈话，主
张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使这种几乎被理论遗忘了的所有制形式重新受到重视[1]（p
.180）。80年代初，我国学者提出了所有制结构的概念，有人提出所有制外部结构和
所有制内部结构，还有人提出要区分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29]（p.
151）。理论上提出所有制结构的概念，突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只能是又公又纯的观
念，明确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为所有制
结构的调整即进行所谓“增量改革”[38]（p.153）创造了条件。董辅réng＠①提出
社会主义应当是混合经济的观点（注：在80年代初，董辅réng＠①就提出社会主义
经济应当是“在保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发展多种非公有制（个体、私营的、
混合的私有制等）”（见董辅réng＠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上卷，经济科学出
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到了1992年，他又进一步将自己的观点形象地概括为“
八宝饭”理论。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好象一盆八宝饭，八宝饭是以糯米为主要成分
的，其中还有豆沙、红枣、莲子等食品。……只有把糯米饭、豆沙、红枣、莲子等等
组合起来，并以糯米饭为主要成分才是八宝饭。”同上书，第415～416页。）。有的
学者认为，混合经济应当是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39]。80年代中期出现了民营经济
的概念，既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又回避了私有化的禁区。一些
经济学家竭力主张体制外的经济成长，即发展民营经济是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推动公
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重新定义，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2002年中
共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强调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二者统一起来，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改革在1978年底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
同时就启动了，但是步子一直迈得不大，到90年代中期以前，产权制度改革也没有真
正迈开步伐，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如何增强现有企业的经济活力。最初的企业改革理
论围绕着改变传统体制下企业国有国营的形式，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取得了突破，主要有以下四种理论：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独立的
商品生产者的理论。1979年，有人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观点[4
0]，引发了经济学界围绕着全民所有制企业究竟是不是商品生产者，是完全独立的还
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展开的理论争论。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同样的跌宕
起伏之后，到1984年，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的理论成为企业改革的理论
基础。第二，强调企业独立地位和自主权的“企业本位论”[41]。从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的当时开始，就有经济学家先后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要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
性和给企业必要的权力，强烈要求改变企业只是一个“算盘珠”的被动局面[42][43]
。1980年，蒋一苇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受到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从而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跳出过去多次体制改革中单纯进行
行政性分权，走向经济性分权的理论依据。第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我国过去
一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当作一回事，对此，董辅réng＠①首先提
出了质疑。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注
：董辅réng＠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改变国家所有制这种形式”。见董
辅réng＠①：《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经济
研究》丛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两个
概念的可分性，开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研究的先河。第四，所有权和经营权“两
权分离”的理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就对所有制范畴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注：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绍智。见苏绍智：《试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
支配权和使用权》，《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但是理论讨论还没有充分展开
。80年代初，所有制概念内含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四权及其相互关系
问题，再次成为理论讨论的一个热点，并且把后三权归并成与所有权相对的经营权，
形成了两权分离的理论[44][4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改革思
路，成为实行企业经营承包制的理论基础。
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7年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之后，在上述最初的企
业改革理论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形成了经
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自70年代末，对于公
有制企业特别是其中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人们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实践
中也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经营模式。所谓经营权主导改革，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一批经
济学家坚持的以企业承包制为方向的改革思路（注：这一改革思路的代表性著作是杨
培新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三联书店1988年版）和《承包制——企业发
达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两本专著。坚持这一主张的学者还有宋廷明、
李忠凡、何建章等。）。他们认为，公有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
，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将经营权转移到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从而形成新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承包
制着眼于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以及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使企业和国家在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之外，建立了平等的契约交换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企业行为短期化和行为不规范，负盈不负亏，使得财政收入
固定化和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等等一系列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承包
制以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强调强化经营权，弱化所有权，虽然在短期内也能
带来企业活力，但是这种改革由于忽视产权必然引起经济行为的混乱，并且隐含着巨
大的风险[46]。承包制虽然遭到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并且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它
能够在中国普遍推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承包制反映并且适应中国渐
进式改革的约束条件：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既不能全盘否定
国有制，也不能实行私有化，在市场发育很不健全的条件下，实际也不可能立即采用
与发达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股份制这种财产组织形式。承包制正是由于不规范，才
能以其强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易于和现行的管理体制衔接，操作难度小等优势，成
为双重体制下企业改革模式的必然选择。围绕承包制所展开的种种理论争论和分歧始
终存在，在承包制发展的后期已经变得非常激烈。这种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在于：中国
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沿着承包制的方向前进，进行经营权改革，还是推行股份制，变
革产权制度；承包制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过渡形式，还是目标模式。
股份制是由厉以宁在1980年最早提出来的（注：在1980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
家劳动总局召开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厉以宁在发言中提出了股份制的改革意见。）
。到1984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中国考察报告[47]（p.13）和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再次
提出这个问题，便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48][49][50][51][52][53][54]。由于受到
意识形态的严重阻碍，股份制改革迟迟没有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实行。在中国经济
改革过程中，凡是触及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理论和政策建议，都会引起意识形
态领域感情异常激烈的尖锐争论，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建立经济特区以及股份制，
概莫能外。而这些争论的核心都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股份制问题上的争
论，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股份制，更为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从更
深层次来思考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
境、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基石[55][56][57][58][59][60]。产权概
念的提出（注：中国最早使用“企业产权”概念的文献，是刘军、陈乙的《企业产权
与企业行为趋向》一文（《经济学周报》1985年10月13日）。），一方面把过去对所
有制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细化为具体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问题；另一方面
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所有制这个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为所有制
改革理论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61][62][63][64][65][66]。中共十五大报告中
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国
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才真正迈开了步伐。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原因，从表面看是因为国有企业缺乏效率，而其根源是
公有制和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出现
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与其他各种经济主体相比，国有企
业的经营机制不活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公有体制内
部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和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分化，形成了新
的利益格局和矛盾，原有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国有企业已
经无法在过去的制度基础上继续运行下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将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
所有制改革推到了前台（注：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仍然存在着
分歧。1995年8月16日《中国商报》在同一天发表了林毅夫：《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是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张维迎：《从所有权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与林毅夫教授
商榷》两文，展开争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是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要突破。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
和制度基础，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改变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制度，只
有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稳定、健康、持续发
展的制度基础。
五、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个引进和翻译现代经济学理论著作的热潮，
新制度经济学和与公共领域相关的最新的经济学理论，例如，交易费用理论、寻租理
论、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激励理论、机制设计
理论、新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等都先后被介绍进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对
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批判”转为有选择地“吸收”和“
借鉴”，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
体制改革，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19][67][68][69][70][71][72][73][74]。
特别是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剧变后，都采取了迅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策，这种现象
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投身其中，形成了一个
专门研究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一些学者开
始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整体性的深层次的思考，逐渐形成
了一个新的理论流派——转型经济学。盛洪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75]
的出版标志着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出现，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
改革》[76]和樊纲的《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38]则是这个理论流派或理论
分支形成的重要标志。90年代后期到世纪之交，转型问题的研究突飞猛进，出版和发
表了大量以转型或过渡为题目的学术论文和专著[77][78][79][80][81][82][83]。20
02年，热若尔·罗兰来中国讲学和他的《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译本的出版，起了进
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向着学科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大学讲堂上讲授（注：2001年南开大学周冰教授开始招收
转型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且出版了专门的教科书[84]。
转型经济学或者说过渡经济学，虽然与改革理论同样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研究
对象，但是又不同于改革理论，二者的区别首先在于：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不同。转
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它的目标不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
而是要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的客观事实做出科学的阐释。例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
所组织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系列，目的就是要“将这一变革过程记录和描
述下来”[85]（p.311）。而改革理论主要是以指导改革实践为目的的应用性研究，
是要在事前提供服务于改革决策的实施对策。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中国
学者在改革理论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向国外学习，借鉴吸收东欧和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
和经验，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的母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
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和综合化的趋向。而中国的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
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其影响和声誉日隆，一
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才逐渐加入到转型经济研究的行列中来。
总结25年改革理论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理论是在与实践的相互作用
中发展的，它前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改革实践的深化提出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那些
不能按照老办法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永远都是理论发展的活的源头。经济理论发展
方向的变化往往是由于现实的危机促成的，因为一种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成为社会观
念之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有当按照原有思路发展的实践已经或者几乎走到了尽
头，无法继续延续下去时，才会转而接受新的理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关头，理
论创新至关重要，因为，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的，理
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理论并不是实践的简单直接的反
映，它的发展也不是单纯由实践所推动的。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理论创新既
不能脱离既有学术思想的传承，同时又需要与外界交流的思想碰撞激发的灵感，它是
在问题意识主导下，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由学者的创造性研究工作来具体
实现的。事实上，改革理论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在与传统理论的斗争和不同理论观点
的争论中实现的。因此，观点分歧和理论争论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有不
同观点的自由讨论和争鸣，才能避免实践中的片面和偏颇。在这里，政治上的宽松环
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是必须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预示着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的对策研究的分工和分
化 学术研究上的分工和专业化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
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转型经济学主要进行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
决策保持着一定距离，这同改革理论在理论属性和风格上大异其趣，二者在中国经济
改革实践与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不相同。如果说改革理论为推动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转型经济学将会为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水平，引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理论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理论基础的综合化 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是指在
经济学研究中使用国际经济学通行的表达方式，在研究方法乃至书面格式上遵循国际
通行的学术规范。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理论经
济学发展深化导致学术性的纯理论与应用研究分工分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术
开放受到国外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学术论坛的需要。
进入9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极力倡导经济学研究
遵循国际经济学的共同规范（注：《经济研究》编辑部和上海三联书店是推动这一潮
流的最早和主要的学术阵地。1991年，上海三联书店在其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
前言”中说：“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分创办的《经济学季刊》也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规范化为号召。见其
《发刊词》2001年10月，第1卷第1期。），转型经济学是这股潮流中的排头兵。中国
经济学在日益走向国际化，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心态对待人类遗留下来的经济
学理论资源，其中比较显著的趋势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
论结合、融合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将矛盾分析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中
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注：樊纲主笔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0年版）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刘世锦的《公有制经济
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比较》（《经济研究》1990年第12期）则是另一个例子。）。
第三，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本土化与理论的原创性 尽管我们说，经济学是一般的
，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中国的经验，经济学就缺少了
一般性。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来说，中国目前面临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自然地会成为
首先关切和研究的对象；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功，构成
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挑战，这使得对中国改革经验和特色的解释具有了普遍的理论意义
。诚然，中国的转型经济学是在学习和吸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
成的，但它却不是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分支在中国的应用，而是中国学者自觉地将中
国的体制改革和转型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自主理论探索的产物。从中国角
度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正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希望做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和产生世界
级经济学家的丰腴园地。
第四，转型经济学和转型期经济学并行发展 中国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的经济
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虽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是尚未完成。处在转
型期的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背景。转型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组
织的结构性变化，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因此转型经济学在中国
的发展不仅有着现实的需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尽管转型和制度研究是经济
学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是唯一和全部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
，都是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而所有有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均须
放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转型期经济学的发展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
并行不悖，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将为中国转型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制度框架和理论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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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景维民（主编）.转型经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工业改革最真切地体现和反映了迄今为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内容和艰难经历，以及改革的主要成就和必须继续解决的问题。
――金碚
谈到中国管理30年，就离不开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梳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尚处于工业化阶段，中国经济的最大主体是工业，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工业（工业企业）改革。梳理工业30年也就是梳理了中国管理30年，我把“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分成了三个阶段：
突破计划经济羁绊
――挣脱贫困低效陷阱（1978-1991年）
这个时期，中国工业改革发端于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1978年4月2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是当时指导工业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其基本思路是明确 “企业是生产单位，必须以生产为中心”和强化生产指挥过程的责任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总工程师、总会计师责任制），来建立和保持正常的企业生产秩序。当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既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路线转变在工业领域中发出的一个先声，也体现了在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贫困的困境中，工业领域渴望变革的迫切愿望。
此后若干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战场在农村，其实质就是要求建立或者恢复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农村改革短短几年就取得明显成效。这给工业改革以极大的启示和刺激：要向贫困和低效宣战，就必须突破计划经济羁绊，这成为工业改革最初的意识起点。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让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尝试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就在计划经济体系中为市场经济撕开一道缺口。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市，工业改革（企业改革）成为中心。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这一年开始，以工业领域为突破口和主攻点，计划经济的清规戒律一个个被打破。价值规律、价格改革、经济刺激等市场经济运行机理和原则，逐步得到承认和实行。尽管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大多具有计划和市场“双轨制”的特征，并因此而产生了许多矛盾和混乱现象，但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机体中顽强地生长出了市场经济的因子。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企业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包括大集体所有制）改革，即要把原先作为政府附属物和计划指标被动执行者的国营企业，改革成为独立核算的经济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且从增加工资、允许发放奖金等开始，逐步引入经济刺激机制，力图改变“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严重低效率行为。二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发展，并逐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可以进入的产业领域。期间，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在计划体制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因此，农村工业发展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特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对外开放打破僵化体制，为改革探索道路和获取借鉴的思路，因此，允许和鼓励外商投资成为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探索改革道路的重大战略举措。这样，工业改革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三分天下”企业结构基本格局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与此相适应，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二是，以实行优惠政策和建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等方式，打破计划经济的封闭体系，植入市场经济的活体。整个社会开始承认：个人和企业追求收入、利润和财富不仅是正当的个体理，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合理行为。这一深刻的观念革命对于突破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此观念革命为基础，“发展是硬道理”、“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等口号迅速成为发自内心的社会共识和推动中国30年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内在动机。
走上市场经济道路
社会主义模式创新（1992-2000年）
1992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毫不过分地说，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历史上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不仅进一步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且从根本上明确和坚定了中国改革不可动摇的方向。
如果说前一阶段（1978-1991年）的中国改革是“逼上梁山”和“穷则思变”，那么，可以说，1992年开始的改革则具有“义无返顾”的特征，表现为“不再争论”，“大胆尝试”，“决不走回头路”。这一阶段的工业改革开始向计划经济的各个环节发起大胆攻击。
首先，工业经济管理体制逐步摆脱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性管理，政府管理工业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重大改革。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企业要求政府“松绑”的呼声越来越强，政府工业主管部门首先成为改革对象。从此以后，大多数国有和大集体工业企业都不再有直接的行政隶属主管部门了。中国工业经济的组织体系彻底从“部门管理”的计划系统，转变为自主企业的产业组织集合体（改革开放30年来，共进行了6次政府改革，分别开始于1982、1988、1993、1998、2003和2008年）。
第二，中央向地方，政府向企业不断“放权让利”（包括将许多中央国营企业下放到地方），同时逐步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直至199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宣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由于多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国有企业的市场适应性非常差，经济效益低下，大多一度陷于严重经营困难的境地，因此从1998-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目标的基本实现为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的同时，非国有和非公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非公有制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工业经济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非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比重逐步下降。按工业总产值计算，1978年国有企业占77.6%，集体企业占22.4%，其他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极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199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下降到51.5%，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个体和其他工业企业）占48.5%。
第四，与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相应的是社会分配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使亿万人民从对切身利益的关心上，拥护和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并以持续的热情投入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第五，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过程中，价格体制改革是一个既不可回避怠慢，又充满极大风险的难题。到20世纪末，绝大多数工业产品价格都实现了市场化，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
第六，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不仅表现在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长，而且，特别是表现为投资环境的明显改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建立，中国从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期内，就成为世界吸引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的工业生产能力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大国，为“中国制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探索科学发展之路（2001-2008年）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它标志着，中国承认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现实性，决心全方位融入这一必然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这同时标志着，中国准备好了将在经济体制和机制上同世界接轨，接受世界市场经济制度的共同规则和竞争政策。从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是全世界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仅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所以，加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仅来自国内，而且将承受来自外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也就是说，进入这一时期，内部的改革要求和外部的改革压力将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加快改革步伐。而且，改革方向十分明确清晰：同世界市场经济制度全方位接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体系。如果说此前的改革开放完全是中国自发的行为，那么，进入这一阶段的改革开放就具有了“内外夹击”的特征，而且是“方向既定，别无选择”。简言之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完全走上了一条必由之路。
自由市场竞争极大地解放了企业的生产力，但企业为追求市场竞争优势特别是成本价格优势，以“血拼”方式参与竞争，代价也是巨大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无度圈占土地，严重破坏环境生态和对劳动者权益（劳动条件和报酬）的忽视等。所以，到世纪之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为节约资源和土地，保护环境生态，维护劳动权益，必须对企业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管制。
从世纪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逐渐地被提上日程，并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人们都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进展得快一些，最好能走在经济改革的前面，至少也能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生活本身的经验告诉人们，好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保障，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会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要想使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就要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想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地进行，就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好的政治体制。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人们通过横向的比较（主要是知识分子）会感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在结构、制度、程序、运行机制方面不完善、不理想。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原有的秩序逐渐地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状况。而在这种失序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政治腐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便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眼界的开阔，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人们就会深感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不理想、不完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治腐败等原因，往往使人们遭遇到一些不公正的甚至是伤害性、灾难性的对待。当人们在反思这些遭遇时便会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等等。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才会把人们引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期望。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从现实生活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特点。由于我们的起点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论来自何方，最后都必须经过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采取一系列放松政治控制或改变政治控制的重大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而放松和改变政治控制，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们知道，一种政治体制就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政治控制体系要想正常地运转，必须在控制主体和被控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控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放松控制所形成的局部的不平衡来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新的动态平衡。如果由放松控制所引起的局部不平衡没有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而是造成整体性的动态平衡的破坏，那么就会产生政治动乱甚至会使原有的政治结构发生解体。这对于当权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是具有改革理想和抱负的领导者也不会，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也会与各级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调整，或者叫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掌握权力的各个机构的利益的再分配。作为各级当权者来说，原有的政治体制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而上述的风险性本身也是一种重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抱负的领导者来说，改革的实现最好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一方面会使领导层感到风险很小，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是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各级当权者往往既不敢于也不愿轻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各级当权者自觉自愿地、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原因，便造成各级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通过各级当权者才能实现。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姆缦蘸蜕ナЦ蟮睦妫庋凇傲胶ο嗳ㄈ∑淝帷钡男问浦拢母锉阌锌赡鼙黄鹊厥迪帧R虼宋颐蔷托枰芯空庵帧傲胶ο嗳ㄈ∑淝帷钡那榭鋈绾尾呕岱⑸渴鞘裁囱男问坪土α坎呕嵬贫庵智榭龇⑸
在了解了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特点之后，我们就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种可能的动力会如何造成改革的形势。如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应该来自人民群众对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即人民群众对政治存在的不满。政治体制对每个个人来说，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从而也就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存在的问题。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的政治要求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环境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人们就会对自己的政治存在产生不满，这样就会生长出改变政治环境的要求。这就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习惯势力等等的影响，人民群众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对于政治存在很少提出异议，即使产生不满，也很难表现为明确的改变政治体制的要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会逐渐转移到政治存在上来。那时人们就会对政治存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转化成为改革政治体制的动力。所以，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是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能提到日程上来的。这就决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的动力是很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完全指望这方面的动力的成长，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要被推到遥远的将来去了。因此，要想使这种要求变成真正的动力而造成改革的形势，则是一个非常曲折、艰难而且需要长期酝酿的过程。
那么，在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要求还没有真正变成动力的时期内，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发展和怎样发展呢？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往往是靠一种间接的力量来实现的。这种间接的力量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力量。因此，我们就应该很好地研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如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在现实的过程中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对于政治体制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它们对政治体制所发出的信息就是“不改革不行”。换句话说，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是通过危机的方式来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地说，因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构成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受到原有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这样，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每前进一步，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从而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就会不断地生长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这种动力虽然是间接的，但又是及其巨大的，往往是政治力量所无法抗拒的。也就是说，实际的情况是，当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遇到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就会产生经济生活的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经济生活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这就促使政府必须下决心来改变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原有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从而使政治体制的改革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这是目前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的途径。因此，如何借助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力量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情。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是从反面提出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这方面说，要求同步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似乎总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想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如果要满足这一要求，就必须找到一种在经济生活之外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动力。但是至少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动力。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这种动力。不错，知识分子的确对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关注，并经常提出强烈的要求。因此，他们无疑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的人数较少，又不掌握权力，因此，他们的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还不足以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力量。也有人认为，最高领导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和愿望可以成为这种动力。不错，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有很强烈的理想和愿望。这种理想和愿望当然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渐进改革的特点就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因此，这种推动便更加重要。但是，我们的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不可能仅仅从理想和愿望出发，更重要的是要从现实出发。现实的政治稳定的大局，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状况，都是他们不能不优先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想和愿望便只能服从于现实的需要。所以，实际的情况仍然如上所述，最高领导层一般只能在经济生活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强大压力下，才能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只是在来自经济生活的强大压力的对比之下，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之下，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一定程度地提到日程上来。这就是生活的现实。还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外部推动力，足以使政治体制改革大大地向前发展，从而改变其滞后的状况。不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确可以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因为我们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条款中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政府的管制权力的。因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定会使我国的政府管制的改革成为一项硬任务。但是政府管制的改革还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较浅的层次，而且其过程本身也正是表现经济要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也就是说正好是滞后的表现。
综上所述，在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中的一定阶段之内，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是人们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于它在改革发展的一定阶段内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就应该适应着这个规律去考虑问题，而不应该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只是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一定阶段上的特点，并不是全部过程的特点。当政治发展进展到新的阶段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的状况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那时，政治体制改革将完全摆脱滞后的状况，而成为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所以，目前要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就是首先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改革。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从经济改革中来不断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以舆论的力量配合之。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如何成长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关系到如何使政治发展进入到新阶段的问题，因此需要深入地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弄清在经济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时会使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存在给予更大的关心？与此相关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如何从舆论上加以配合？在人们已经对自己的政治存在感到不满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时候，如何使这种改革的要求汇聚成一支巨大的力量，以形成现实的改革动力？如何引导这支力量沿着正确的道路、采取最有效的方法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