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2 10:35:31
逻辑和逻辑思维是人类伟大的认识(包括价值评价)工具。目前,逻辑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式系统日益复杂,应用能力日渐增强。然而,既有的形式逻辑对于价值思维来说,却存在着多方面的局限性,只要应用于实际的价值评价、选择过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导致各种难解的悖论。如果逻辑学能够因应价值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取得创新性突破,那么,或许就将导致一场逻辑观念的革命和一系列逻辑学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1形式逻辑的特征及面向价值问题的局限性
形式逻辑是在科学主义、认知主义、客观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它处理的对象主要是超主体的、客观的事实问题。由于事实与价值存在深刻的“异质性”,因而不可能简单地照搬、套用形式逻辑处理主体性、相对性的价值问题。所谓事实,是指主客体关系中体现“客体的尺度”、“物的尺度”,作为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对象的客观存在状态。所谓价值,是指一定主客体关系中,客体的存在、属性和运动与主体的目的、尺度、需要等是否一致、是否适合、是否接近等关系。价值既不是单纯指客体及其状况,也不是单纯指主体及其状况,不是指其中任何一方的本然状态,而是实践———认识活动中以主体尺度为尺度、依主体不同而不同、变化而变化的一种客观关系。事实突出的是主体趋向客体、逼近客体,它具有超主体性,即对于事实来说,不论主体是谁,或具有什么样的规定性(包括主观性),事实就是事实,不会因主体不同而改变。而价值则体现着客体向主体“展开”、“服务”的特征,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价值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个体性、多维性和动态性等),因人而异,因人的发展不同而不同。如果说,事实表征的是客观世界的现实状况、“实然状态”,那么,价值由于反映包含理想性、超越性、创造性为特征的主体尺度,因而表征着主体超现实、理想化的“应然状态”,并且具体价值的这种超现实的理想、应然意味,是因具体主体之主体尺度(如需要与能力)的不同而不同、变化而变化的。
正因为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异质性”,因而处理价值问题的逻辑与处理事实问题的形式逻辑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简单地照搬形式逻辑处理价值问题既行不通,更可能导致各种思维中的困惑。首先,形式逻辑是一种“无主体逻辑”,它撇开或超越具体的主体,排除各种主体性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客观地”、“价值中立”地处理客体的存在、性质、功能以及各种关系。皮亚杰指出:“当前形式下的逻辑学是一门同数学紧密相联的公理和算法学科。它在理学院讲授时的名称通常是数理逻辑学。按照这个名称它就属于精确的与自然的科学,……因此构成一种似乎与人文科学不再发生关系的‘无主体逻辑’。”〔1〕这种逻辑根本不考虑具体的主体和各种主体性因素,而仅仅考虑客体性的事实的逻辑性质和关系,特别是事实判断之间的各种逻辑推导关系。在同样的前提条件面前,无论主体是谁,无论是谁运用这种逻辑,都可以、而且应该得出同样的结论,并且事后可以进行重复性检验。但具体的逻辑和逻辑思维从来不是外在于人、无主体的文明成果,甚至处理事实问题也不可能与主体隔绝。皮亚杰指出:“在作为理论的、科学的或科学理论的逻辑领域里,人们已经不能把逻辑和逻辑主体完全分开。一方面,逻辑语言或一般句法要求一个元语言或语义系统,而这一般的语义学则与主体人有关。另一方面,出自哥德尔(1931)定理的种种有关形式化界限的论述也提出了主体问题。”〔2〕特别是,价值思维处理的不是无主体或超主体的所谓“客观现象”,而是以主体和主体尺度为根据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它必须从主体自身出发,以主体尺度为根据进行评价、判断、选择和推理。那种“无主体逻辑”或主体中立的“客观普遍化”的逻辑,因为不考虑价值的主体性(包括主观性)、相对性等,因此必然的结果是,或者无法直接应用,或者在强行应用过程中产生各种不符合常识与直观的情形,包括令人尴尬的悖论。
其次,形式逻辑是一种“必然性逻辑”,它主要考察事实之间单向的线性的因果关系、必然性联系,对于偶然性、非决定性关系涉及很少,偶有涉及,也是按照必然性逻辑的形式、方法和规则进行加工、处理。甚至可以说,形式逻辑具有某种“必然性崇拜”、“普适性崇拜”。这种逻辑要求,在一个有效的推理或论证过程中,在结论中出现的词项,必须或者在前提中出现,或者能够通过对前提中的某一词项的适当定义而得到。而且,推理必须以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概念的层属关系为基础,结论必须包含或者蕴含在前提之中。这实际上是说,逻辑推理只能是所谓“必然地得出”,逻辑只能是演绎逻辑,其他逻辑或推理形式都是不可靠的,或没有意义的。然而,无论是在事实领域,还是在价值领域,逻辑面对的都并非只是“必然地得出”领域,而涉及到十分丰富、复杂的情形,涉及到大量非必然、非决定、概率性、偶然性的事件和情形,甚至涉及到许多没有“标准答案”或唯一选择的价值冲突和价值二难。虽然“必然地得出”、演绎逻辑是人类思维的坚实基础,但逻辑学的发展史证明,必然性推理或演绎逻辑并不是逻辑史的唯一内容,归纳逻辑、概率逻辑、辩证逻辑、以及逻辑方法等,从来都是逻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必然地得出”、演绎逻辑视为逻辑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将之不加分析地泛化、绝对化,显然有可能将人类思维、逻辑导入非正常发展的轨道,甚至是一种简单化、偏执性的企图。也正因为此,面对人类丰富多彩的价值生活实践,“必然地得出”、演绎逻辑只能怨天尤人,抱怨它充满主观性、偶然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
再次,形式逻辑是一种“静态化逻辑”,它主要关注和处理静态的事物、对象,以及事物、对象的静态性质、功能与关系,或将动态、流变中的事物及其关系“割断”,加以固定化、抽象化,以静态的理论方式进行加工处理。这种逻辑没有充分考虑世界的流变性、过程性,没有充分考虑事物的生成、发展特性,即使是对于事实的静态处理,常常也采取了简化、过于抽象化的形式。当然,它更没有将主体(人)的生成及其活生生的生活实践之流纳入自己的视野,没有有效地对实践性、动态性、生成性、过程性的价值关系进行逻辑加工,对于具体的历史的价值问题经常是直观、机械、僵化地处理,无法把握其辩证生成本性。或许有人会辩解,在价值思维中,静态的分析描画也是必要的;而且,将对象、客体抽象地静态化,人类思维可以更为方便地对之进行把握和加工处理。这确实不无道理。只是问题在于,“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3〕世界本身就是生成性、动态发展的,静态只是理想化、抽象化的产物,是非常态。因此,在思考世界、特别是价值问题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客体、主体、或主客体之间的某种既成状态,而要进入其动态发展过程或历史生成过程,动态地进行分析、描绘、定义、判断和推理。#p#分页标题#e#
第四,形式逻辑是一种“程式化逻辑”,它严格遵循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逻辑规律,依据形式逻辑的一定格式、规则和规律进行思考,它的进程是直线的、集中的、阶梯式的,可以分解为一连串严谨、连续的类比、归纳、演绎过程,整个过程具有明显的程式化特征。然而,无论是事实领域还是价值世界,都并非是完全程式化的,而充满着多样性、相对性、偶然性、动态性、生成性,这并非都可以形式化、程序化。而且,即使是公理化、形式化、程式化本身,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丘奇—图林的不可判定性定理和塔斯基的真概念不可定义性定理,就以严格的数学证明的方式表明了这种局限性。例如,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揭示,任何形式化、公理化逻辑系统如果是一致的(无矛盾的),那么总会有一些命题是不可判定(证明)的,也即我们既不能用公理和逻辑推导判断其真,也不能证明其为假,它们是不可判定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设法证明这些不可判定的命题,就必须增加新的公理;但新的公理引入后,整个形式系统如果仍然是一致的,那么又会产生新的不可判定命题。这即是说,任一特定的形式系统都有其局限性,形式化方法在任何发展阶段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这种形式化、公理化的逻辑的局限之处,需要借助一些非形式甚至非理性的方法,例如直觉、顿悟、灵感等,需要将形式化、公理化与非形式、非理性的思维方法等结合起来。实际上,价值直觉等往往是人们面对现存世界、问题情境,做出价值评价,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的重要方式。摩尔指出,伦理或价值“命题全都是‘综合的’,它们全都终归建立在某一命题之上,而这一命题不可能根据逻辑从任何其他命题演绎出来;必须直截了当地接受它或否定它。”〔4〕罗斯也指出:“现在如果要问,我们究竟是怎样达到认识这些基本的道德原则的,那么,答案看来是……和数学一样,我们是通过直觉的归纳把握这些一般的真理的。”〔5〕概而言之,传统的处理事实问题的形式逻辑本身存在着多方面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发展;对于加工和处理另类的异质性的价值问题,则更是能力有限,甚至不相适合。价值领域的“前逻辑性”,既制约了价值论的发展,也是逻辑学自身的缺陷。因此,逻辑学必须在彻底反思的基础上,清理和转变观念,突破僵化、固定化的思维定势,面向生机勃勃的价值生活实践,通过创新而寻求突破。
2逻辑的实践品格与逻辑学的发展
逻辑与逻辑思维并非人生而具有的本能,而是人类思维长期进化、发展的结晶,是人类基于长期劳动实践活动的自我理性提炼和心智建构。考古学、人类学、逻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表明,人类思维的发展呈现为一个逐步进化的历史过程。从猿到人的早期进化时期,主客体混沌一体,尚未真正分化,思维形式十分幼稚,思维能力比较低下。在漫长而又漫长的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虽然已经有某种“潜逻辑”因素出现,但既没有形成抽象的概念,也没有提出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形式,我们可以断定这时处于某种“前逻辑”水平。在逻辑和逻辑思维的起源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在人类日益进化的工具性活动中,出现了主客体的分化,主体(人)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进化过程中,自然世界的逻辑特性,以及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的逻辑结构等,逐渐在主体(人)的头脑中有所反映。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人的劳动交往实践中,由于共同的需要产生了言语,进而形成了简短的语言和简略的语法,这大大促进了逻辑和逻辑思维的产生。因为根据乔姆斯基等人的研究,逻辑是语言的深层结构,逻辑与语言的发展具有关联性、一致性。语言的形成过程,已经包含了一定逻辑构造在内;而语言的学习和运用过程,也包含着对逻辑结构的自觉或非自觉掌握。在根本性意义上可以说,逻辑和逻辑思维是由客观世界本身和人类生活实践活动所具有的逻辑结构决定的。列宁指出,“逻辑形式和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6〕黑格尔也指出:“‘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判断’,这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个体的,而个体事物又是具有普遍性或内在本性于其自身的;或者说是,个体化的普遍性。”〔7〕“一切事物都是一推论。”8黑格尔的论述虽然具有泛逻辑主义色彩,但他正确揭示了:判断中个别和一般两个环节的形式结构,推理中个别、特殊、普遍三个环节的形式结构,都与事物本身的这些环节及其形式结构存在内在的联系。更直接地说,判断、推理的逻辑结构内在根源于事物本身的逻辑结构。原始思维之所以原始,是因为人们的生活实践水平低,思想工具和理论水平比较粗陋,尚未达到把这种逻辑结构在头脑中反映、建构出来的程度。大量考据事实雄辩地表明,原始人思维中的逻辑因素是逐步增多的,逻辑化趋势是逐步增强的,呈现为一个前进、上升的历史发展过程。
诚然,这种“反映”不是客观世界和人类实践活动的逻辑结构的简单移植,而是人类在漫长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对其进行加工、整合与提炼的结果,人类的生活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万物之灵”,人的思维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建构性和创造性;与人的思维相互关联的生活实践活动不仅具有直接现实性,而且具有“普遍性”。黑格尔天才地指出:人的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是逻辑的“格”。列宁对此深表赞同:“这是对的!……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9〕这也就是说,逻辑的规律、规则、格式、方法等,并不是人脑先天就有的,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不过是人类生活实践中带有普遍必然性的“感性活动的逻辑”、行为方式(即“行动的推理”)在人的意识中的能动反映和建构。显然,这种反映和建构经历了十分艰辛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人类意识亿万次的重复的结果,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学习、总结和提炼的结果。也正因为这样,所谓逻辑,就是人们以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实际思维过程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关于思维的形式结构、方法、规律和规则的学说。而与之相关,所谓逻辑思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严格遵循思维的逻辑规律和规则,按照逻辑的形式结构、各种方法进行思维的思维方式。由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发展是无限的,人们从生活实践中提炼逻辑形式和规律的能力是无限的,因而逻辑和逻辑思维的发展不存在什么终极限制,而必然是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我们不能拘泥于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某一时期的逻辑发展状况,例如“必然性”逻辑或演绎逻辑的发展状况,而令我们的思维僵化、凝固化,令我们对逻辑和逻辑思维的创新停滞。#p#分页标题#e#
因此,在本源性意义上,就人们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实践与逻辑的关系而言,是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实践制约和决定着逻辑,而绝不是相反。逻辑学尽管十分抽象,但依然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生活实践既是逻辑的根源和发展、创新的基础,又以社会需求和人的自我提升的需求等方式,呼唤、要求逻辑不断完善其既有的形式,并向尚未掌握的领域不断开拓。正因为逻辑是对人的生活实践的提炼与总结,生活实践中关于事实和价值问题的思考,对于各种事实和价值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并且应该上升、提炼、总结为逻辑的格、式与规律、规则,从而实现逻辑的发展和飞跃。———如果我们不是固守传统的视角和观念而保守封闭,那么我们会发现,逻辑学实际上也正在以生活实践为基础和目标而不断创新。目前,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推动下,认知(特别是动态的、群体的和公共的认知)逻辑、社会管理和社会博弈的逻辑、偏好逻辑、次协调逻辑、自然语言逻辑等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尝试着不断向人的实际思维逼近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只是在既有的逻辑观影响下,它们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随着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提炼出普适的程序性和操作性的格式。———因此,既然现有的逻辑观念、格式、规则、方法对于处理价值问题远远不够,甚至不相适应,而生活实践中又一直存在着对于价值现象的理性把握方式,那么,是裁剪人们的生活实践以服从、适应既有的逻辑,还是发展逻辑以适应和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3价值生活实践与价值逻辑的基本特性
由于价值与事实的异质性,立足价值生活实践,实现逻辑观念的变革,提炼、构建价值逻辑的格式和规律,是逻辑学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这种提炼、构建需要解放思想,以人类具体的历史的价值生活实践为根据,从人类具体的历史的价值生活实践中汲取灵感,并通过创新性探索,试图在理论层面和具体应用层面均取得突破。由于一般价值论产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价值现象的认识尚不充分,对价值生活实践的模式与规则的掌握比较粗糙,因而目前国内外既有的所谓“价值逻辑”、“道德推理”,要么名不符实,将价值“简化”为事实了;要么比较稚拙,应用价值不高。理论的创新、发展必须遵循其内在的规律,人为的跃进只能事与愿违。或许,与其匆匆忙忙地建构价值逻辑的形式系统,不如先对价值逻辑展开方向性、原则性的研究。按此,加工处理价值现象、反映规范价值思维的价值逻辑,与传统的处理事实问题的形式逻辑相比较,由于其所根据的“现实原型”不同,因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们之间甚至存在着深刻的学术差异。价值逻辑的独特性体现如下:
(1)实践性。价值逻辑源自人们具体的历史的价值生活实践,是生活实践中价值思维的格、式、方法、规则、规律等的提炼与升华。虽然任何逻辑理论都有人类心智构造的成份,可能包含着逻辑学家的约定、发明,但是,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源于实践、依据实践、并以实践为判据的。不过,与形式逻辑来自生活实践、却又相对独立于人的生活实践不同,价值逻辑不仅仅是关于思维形式的逻辑,而且是关于价值生活实践内容的逻辑,不能脱离宗教、道德、审美等生活实践的具体内容。它从人们的价值生活实践中来,是生活实践中各种价值判断、选择与取舍的反映,是主体确立的各种价值原则、规范、秩序和程序的反映,具有与人们的价值生活实践的一致性、统一性。更进一步,任何时代的价值逻辑都具有那个时代价值生活实践的显著特征。如果说过去价值逻辑更关注相对个体主体的价值判断、以及价值判断之间的推导关系的话,那么,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人类价值生活实践的发展呈现出了大规模、协作性、整体性、对话与合作等鲜明特性,当代价值逻辑更注重“关系”范畴,它不仅需要考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还需要考虑主体间或主体际关系,要求在主体际视野中,针对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考虑主体间或主体际的理解、沟通、对话与合作。
(2)主体性。价值逻辑不是无主体、超越主体、撇开主体的逻辑,而是一种主体自我相关、自我指涉的逻辑。与形式逻辑“中立于主体”、撇开主体因素不同,主体性的价值逻辑立足于具体的主体自身,从相应的主客体关系、特别是从主体角度思考问题,主体及其丰富复杂动态的规定性,包括主体所属的宗教、民族、阶级、阶层、政党及其规定性,以及主体的目的、利益、需要、情绪、情感、态度、意志、能力,等等,作为逻辑思维的必要环节与要素,在思维过程中具有关键性、制约性、决定性的作用。即是说,主体和主体因素不是可以撇开的、外在于价值思维的,而是价值评价、判断、推理、选择等思维结论的要素和依据,也是思维结论恰当与否、合理与否的内在判据。例如说,任何包含“善(好)”、“应该”、“正当”、“义务”、“禁止”的价值判断,都不是抽象的无主体的要求、规定和命令,而是相对于一定主体(人)制定、认可、接受的价值体系而言的。某种行为是应该的,当且仅当,一定主体认可的价值体系要求该行为发生;某种行为是禁止的,当且仅当,一定主体认可的价值体系不允许该行为发生。离开了特定主体,相应的要求、规定或命令便没有约束的指向性,例如,佛教徒禁止饮酒,非佛教徒便不受该戒律的硬性约束。只有人们公认的少数基本的“底线价值”,才对全人类具有普遍约束力。
关键词：教学设计；探究；破与立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高中地理课程教育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中学地理教师对高中地理必修3课程（下称“必修3”）的教学存在着较大的困惑。这种困惑主要来自三方面认知矛盾：1.课程教材可读性与可教性之间的矛盾；2.日常教学深浅掌控与高考选拔需求之间的矛盾；3.学生地理知识累积与其地理素养养成之间的矛盾。于是，在课堂中常出现所谓教师“照本宣科”式的授受教学和学生“被主动”式的探究性学习的现象。以至于地理教育偏离了原有的本质，学生的地理 “素养”依旧难以真正形成。那么，如何才能化解教师教学的“困惑”，使课堂活动真正地回归以解决、探究地理问题为核心，同时还能营造出和谐的课堂氛围呢？从大量成功的教学实例观察，要实现这一“回归”转变，必然要从改变课堂教学方式入手，其关键在于教学设计。基于学科逻辑思维建构的“探究性案例”教学设计是能够使课堂的教与学摆脱所谓“困惑”的可行途径。
二、“必修3”教学设计的“破”与“立”
（一）“破”
“必修3”课程思想是突出以人地关系为主线，在强调自然与人类社会相联系的基础上，为在区域中人类就如何实现可持续（经济和生态环境）发展提供参考模式。因此，“必修3”课程内容设置呈现出很强的过程性和探究性，而这也成为今天地理教育所聚焦的“培养点”，更是当今高考所关注的“热点”。
虽然“必修3”的课程标准只是纲领性的宏观界定：区域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但是其要求课程学习内容须以“案例”问题解决的方式来探究区域发展中可能存在的四大突出问题：生态问题、资源开发问题、区域产业的合理发展问题、区际联系与协调发展问题等。同时，“必修3”课程标准还要求课程学习必须突出“案例”研究学习，以“案例”为平台，在解决相关地理问题的过程中表达出地理学的核心价值。所以，对于“必修3”课程“案例”的教学设计就必须走出课程教材的局限，破除“教材”的叙述框架，研究总结“必修3”课程案例架构；并在“破”的基础上，立足学生生活和学习，依据现有的教学设施，梳理、或重选案例进行教学设计，达成以探究案例为背景的课堂 活动。
（二）“立”
“探究性案例”的教学设计是以课程标准为依据，从师生共同感兴趣的探究话题出发，按学科研究不同对象的科学逻辑（下称学科逻辑，含逻辑思维、研究框架），在更宽广的视野层面上重新对学习素材进行整合的课堂活动设计。因此，理清“必修3”课程内容的学科逻辑就成为探究性课堂教学的基础。所以，归纳“必修3”解决“四大突出问题”的学科逻辑就成为进行教学设计的关键。以下是“必修3”反映的区域发展过程中可能要解决的“四大突出问题”的学科逻辑：
1.生态问题：
2.资源开发问题：
3.区域产业的合理发展问题：
4.区际联系与协调发展问题：
*“箭头”表示逻辑思维承继关联
从以上研究框架结构图中的逻辑思维可以看出：明晰学科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探究性案例”为背景的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开发性和可操作性。哪么，如何基于学科逻辑，进行“探究性案例”的教学设计呢？在明确高中阶段学生认知心理的前提条件下，根据课程标准，教师应结合教学实际和现有的教学设施，从学生的生活及社会关注的热点中选择具有探究意义的案例作为教学背景，并在与学生共同研究案例的过程中，指导学生总结出地理规律，从而获得地理新知识。以下以人教版必修3的产业（工业）转移为例，单就教学设计中的逻辑思维与课堂活动架构作简单介绍。
三、“探究性案例”背景的教学设计
（一）搭建逻辑思维关联与课堂活动架构
“课标”关于学习“产业（工业）转移”的要求是“举例说明产业转移对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学习这部分知识的核心是理解产业“为什么”会发生转移，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通过“获取、理解、分析、运用”所掌握的地理信息，继而完成对区域产业转移与发展的解释，以及产业转移对地理环境影响的分析。正基于此，结合教学的具体实际（学情、当前师生关注点等）和“区际联系与协调发展”中的关于产业发展的学科逻辑，搭建起该节课的逻辑思维关联与课堂活动架构。如下：
*“箭头”表示逻辑思维承继关联
（二）充实具体研究“案例”与引导性问题设计
根据上述架构，可以利用学生关注的某类产业在全球布局变化作为背景案例，分析这种变化的因由。如APPLE公司其产品的生产环节全球布局，分析APPLE公司为其各个生产环节在全球寻找最佳区位的原因；其中，关于产业发展（产品周期与附加值），可以选择上世纪末及本世纪以来APPLE公司最成功产品IPOD的全球扩张，与SONY公司“随身听”的衰落进行对比分析，从中总结出迫使产业发生转移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条件。而区域产业发展途径可以以我国各区域产业发展不同模式为案例，并结合产业自身发展的规律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出区域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例如“‘珠三角’工业化与城市化”案例是很好地诠释了区域产业发展的一般 规律。
在选定合适的“案例”后，教师从逻辑思维出发设计出具有引导性的问题，将课堂讨论串联起来。至此，本节课在教师引导下学生投入课堂讨论，并从分析、解决地理问题中得到体验的满足和成就的愉悦；教师也能最大限度地走出所谓的必修3的“困惑”。
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 形象和抽象性表现
一、室内空间设计思维的特点
室内空间设计思维在所有设计思维方式中是独成体系的思维方式，它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在设计中可将设计的思维方式分为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这两种思维方式是对室内空间设计思维方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划分。在设计中人们常常单独看待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两种思维类型，认为前者过于感性，是作为艺术创作时常用的思考方式，而后者则比较理性，是系统的理论性哲学式思考方式。一些设计师，在创作时常常感性的思考问题，并且对于这种感性的的思维方式乐此不疲。这种现状，对设计创作产生了障碍。然而设计师们在设计时用到的思维方式到底是逻辑性强的抽象思维还是感性的形象思维，无论是应以形象思维为主还是抽象思维为主，始终没有具体的限定。
1.室内空间设计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的特点是多元化、具象化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思考出的问题答案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方向的，用形象思维方式思考可以使设计师从多个不同视角看待问题并进行设计，去寻找更多的美的表现形式。室内空间设计的形象思维是设计师对形象物体的个人感受，结合自身的主观认识、审美判断、个人情感、联想和想象并对内容进行整合，通过工具进行创作表现的一种基本的思维形式。所谓形象思维，形与象，透过事物的“形”，加入个人审美判断的“象”，表现之后得到的产物，这一思维过程，就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始终围绕着形象，不脱离事物的形，要通过“象”来构成思维的过程。空间设计的形象思维始终离不开设计师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个人感情。并通过联想、想象、幻想和虚构来进行的思维活动。
2.室内空间设计抽象思维
抽象思维也叫做抽象逻辑思维。抽象思维是把直观得到的观点通过分析、综合和整理形成保留本质属性、规律、和原理的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需要设计师在设计实践中了解事物本质属性和规律。并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关键特征，并能够准确的对事物的好坏、正误进行判断。室内空间设计的抽象性思维即逻辑思维，设计师通过事物的属性、推理、判断等反映出客观现实的认知的过程。即用逻辑性强的抽象概念，用科学方法阐述事物的本质属性，表达出设计师对现实生活认知的结果。这一过程就是室内空间设计抽象思维。
二、室内空间设计的形象、抽象性表现
在室内空间设计中，设计构思作为在整个空间设计的思维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室内设计过程，来探究艺术的形象思维和科学的抽象思维是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室内设计中的。在空间设计过程中以设计师的形象思维的设计观念作为整体的方向路线，在进行构思时，设计者的思维方式是全面的。两种思维方式是综合发挥作用的，设计阶段不同，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会发生变化，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互相融合的。
1.空间平面布局
在进行空间平面布局上，首先把握室内空间整体布局，并对思维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进行组织、重构、分析个性特征后，将所得信息转化塑造成室内空间构建的初步形象。再使用艺术表现手法进行空间风格氛围的营造，根据设计风格进行空间造型、家具、陈设、植物等设计。因为设计理念的不同，设计中同一问题也会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设计师可以从形象思维进行创作，再用逻辑思维对空间结构进行设计。也可以从抽象思维入手，进行空间排列、几何造型、材料应用等思维线索对室内空间进行初步布局。无论从抽象思维或是形象思维出发，解决的都是相同的问题。设计思维活动过程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因此整个构思的过程如同一个圆环，相互连接、相互影响。设计师的意念在初步构想阶段将设计思维的产物转化成形式语言，并形成初步的设计方案。所以构思的过程就是设计师通过设计思维产生大量信息并逐步把信息转化成设计理念的过程。它所设计的作品实际是设计师本人的审美观念，所以在室内空间设计思维过程中，艺术设计是功能设计的前提条件。
2.功能分布设计
在室内空间功能设计的处理上，需要设计师运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对建筑结构、室内空间环境进行分析，由于室内空间是一个在建筑中通过各个实体界面围合组成的相对封闭的虚拟空间，同时应注意建筑结构与空间流畅性的关系、灯光及照明、室内装饰与家具陈设的整体风格等，而且技术、经济条件的限定都通过抽象的逻辑思维来把握。室内空间环境中，营造气氛、审美、功能、价值的评定，就需要两种思维综合进行思考。
在室内空间设计中，不同的设计阶段采用主要的思维方式略有不同。在设计之初，设计任务、设计条件限制、设计目标等前期计划构想阶段，设计师明显是以抽象思维为主。然而在设计构思、大体风格形成过程中，都是由形象思维来主导设计方向。然而在设计理念的形成、平面空间布局、空间性质功用和植物等设计，以及室内空间气氛营造与效果，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都会分别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完成设计初期后，对室内空间的整体环境进行分析包括：空间功能优化、室内家具陈设、施工条件及审美价值评定和最后商定方案这些方面，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又相互融合进行思考问题。
3.设计综合整理完善
完善设计过程是整个思维活动中的尾声阶段。这一阶段设计者将对设计构思通过表现技法展示具体成果。一方面解决室内空间设计时遇到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完善空间设计构思的最终表达。设计前期阶段产生的每条信息都与思维过程紧密相联，而完善阶段理是整个设计思维过程中的最后环节，理性思维比重也会变大，所有的技术问题将逐步落实，深化细节，最终形成完整的设计方案。至此，一个完整的设计作品，从一个意念、一丝想法到设计方案最终完整的演绎，这一过程中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相互转换，完成了设计的循环周期。
三、结语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针对离散数学课程中的数理逻辑教学，分析计算思维与数理逻辑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计算思维的角度对数理逻辑教学内容进行梳理，论述如何将“对问题进行抽象建模一形式化一自动化一分析评估”这一思维模式贯穿于教学过程中，以及如何在教学中强调计算思维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
关键词 ：计算思维；数理逻辑；抽象；形式化；自动化
文章编号：1672-5913(2015)15-0031-05
中图分类号：G642
第一作者简介：常亮，男，教授，研究方向为知识表示与推理、形式化方法，changl@guet．edu．cn。
0 引 言
对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新一轮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的核心导向。如何从计算思维的角度重新梳理和组织计算机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如何在教学实施中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是近年来计算机教育者热烈探讨的问题。
数理逻辑是计算机专业核心基础课程离散数学中的主要教学内容，不仅为数据库原理、人工智能等专业课程提供必需的基础知识，更对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起着重要作用。
1 计算思维
计算思维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概念来求解问题、设计系统和理解人类行为，包括一系列广泛的计算机科学的思维方法。根据卡内基·梅隆大学周以真( Jeannette M．Wing)教授的设想，一个人具备计算思维能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定一个问题，能够理解其哪些方面是可以计算的；能够对计算工具或技术与需要解决的问题之间的匹配程度进行评估；能够理解计算工具和技术所具有的能力和局限性；能够将计算工具和技术用于解决新的问题；能够识别出使用新的计算方式的机会；能够在任何领域应用诸如分而治之等计算策略等。在计算思维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中，最根本的内容是抽象和自动化。
在计算机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我们认为一种有效的途径是从问题出发，抓住抽象和自动化这两个核心内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对解决方案进行评估的能力。同时，我们提炼出计算机学科以及各门具体课程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和思维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强化学生对这些基本概念和思维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2 基于计算思维的数理逻辑数学内容组织
数理逻辑应用数学中的符号化、公理化、形式化等方法来研究人类思维规律。从广义上看，数理逻辑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包括证明论、集合论、递归论、模型论以及各种逻辑系统等5部分。我们在这里谈的是狭义的数理逻辑，即大学计算机相关专业学习的数理逻辑基础。
数理逻辑与计算机科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无论是在ACM和IEEE-CS联合攻关组制订的《计算教程CC2001》中，还是在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联合制定的《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程2002》中，数理逻辑都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核心知识单元。对于计算机相关专业来说，数理逻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命题逻辑和一阶谓词逻辑这两个基础的逻辑系统。针对这两个逻辑系统，传统的教学大纲主要从语法、语义、等值演算、形式证明系统等4个方面安排教学。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强调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然而，从学生的角度看，这两种能力本身都是抽象的口号，处于大一或者大二阶段的学生难以将这些知识点与计算机科学联系起来，感觉不到数理逻辑在计算机科学或者将来工作中的具体应用，从而缺乏相应的学习兴趣。
数理逻辑中的许多思想都与计算思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最为明显的是数理逻辑和计算思维都强调抽象及形式化。在关于离散数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已经把计算思维的诸要素或多或少地渗透到包括数理逻辑在内的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中，但尚未上升到以培养计算思维能力为导向的高度。
在明确将培养计算思维能力作为一个新的教学目标之后，我们从计算思维的角度对数理逻辑教学内容重新进行梳理。具体来说，在计算思维的指导下，我们以问题求解作为出发点，抓住抽象和自动化这两个核心内容，按照“对问题进行抽象建模一形式化一自动化一分析评估”的主线来组织数理逻辑教学，培养学生应用计算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提炼出各个知识点中关于计算思维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把计算思维贯彻到每堂课中。
2.1 从问题出发引入数理逻辑
在传统的数理逻辑教学中，开篇的内容就是对命题进行符号化，但许多学生并不清楚为什么要进行符号化。在计算思维的引导下，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两个问题来引人数理逻辑。
第一个问题是莱布尼茨创立数理逻辑时的理想：把推理过程像数学一样利用符号来描述，建立直观而又精确的思维演算，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形象地说，当两个人遇有争论时，双方可以拿起笔说“让我们来算一下”，就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为了实现莱布尼茨的理想，基本思路是首先引入一套符号体系，将争论的内容严格地刻画出来；其次规定一套符号变换规则，借助这些符号变换规则，将逻辑推理过程在形式上变得像代数演算一样。
第二个问题是人工智能中的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人工智能中的符号主义学派认为，人的认知基元是符号，认知过程就是符号操作过程；知识可以用符号表示，也可以用符号进行推理，从而建立起基于知识的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统一理论体系。基于这种思路，为了在计算机上实现智能，我们首先需要将知识用某套符号体系表示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算法进行知识推理，最终实现智能决策等一系列体现智能的功能。
从上述两个问题出发，我们可以将命题逻辑和一阶谓词逻辑当作两个工具来引入。与此同时，对于这两个工具来说，应用它们来解决问题的过程又可以被分解为符号化表示和符号化推理两个阶段。因此，我们最终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引入数理逻辑：一个维度是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两个工具，另一个维度是符号化表示和符号化推理两个过程。与传统的直接介绍数理逻辑形式系统的方式相比，这种从问题出发的引入方式与计算机专业学生的思维方式即计算思维一致。
2.2 从形式化的角度组织教学内容
作为彻底的形式系统，数理逻辑为培养计算思维中的抽象思维能力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从形式系统自身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可以将语法和语义两个内容独立出来。在此基础上，我们用表1对计算机相关专业数理逻辑部分的学习内容进行概括。
表1列出的知识点与《计算教程CC2001》《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程2002》中关于数理逻辑的知识点一致。借助这张表，可以让学生对数理逻辑部分的学习内容形成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每开始一个新的章节，我们都可以呈现这张表，帮助学生知道接下来的学习内容处于哪个位置，并且加深他们对计算思维中抽象和建模的印象。
需要指出的是，在广义的数理逻辑中，介绍形式演算系统时通常是指公理推理系统。公理推理系统从若干条给定的公理出发，应用系统中的推理规则推演出系统中的一系列重言式。公理推理系统可以深刻揭示逻辑系统的相关性质以及人类的思维规律，但从计算思维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关注公理推理系统。在知识推理中，我们关注的是从任意给定的前提出发，判断能否应用推理规则推演出某个结论；我们并不要求这些前提和结论是重言式。因此，对于计算机专业的数理逻辑来说，我们关注的是自然推理系统，即构造证明法。计算思维为我们选择自然推理系统而不是公理推理系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2.3 在数理逻辑中强调自动化
表1的知识点充分体现了计算思维中抽象和对问题建模求解的思维方式，但计算思维中的自动化尚未体现出来。在学习了构造证明方法之后，学生一般会形成一个印象，认为构造证明法使用起来简单方便，与人们的直观逻辑思维一致，但使用过程中需要一定的观察能力和技巧。与之相反的是，计算思维希望能够通过算法实现问题的自动求解。
实际上，在广义的数理逻辑中已经存在许多自动化证明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归结推理方法和基于Tableau的证明方法。为了判断能否从给定的前提推导出某个结论，我们同样可以采用归结推理方法或者基于Tableau的证明方法。具体来说，我们首先对拟证明的结论进行否定，将该否定式与所有前提一起合取起来，然后判断所得到的合取式是否为可满足公式；如果不可满足，则表明可以从给定的前提推导出结论，否则表明所考察的结论是不能得出的。换句话说，前提与结论之间是否可推导的问题被转换为公式可满足性问题来解决。
归结推理方法最早于1965年由Robinson提出，是定理证明中主流的推理方法。《计算教程CC2001》和《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程2002》都将其列为人工智能课程的一个重要知识点。由于许多学校都是将人工智能作为选修课来开设，因此许多学生都没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实际上，在数理逻辑的教学实践中，只需要很少的课时就可以把归结推理方法讲授清楚。具体来说，在讲授完构造证明法中的归谬法之后，只需要补充介绍归结原理这一条推理规则就可以了，最多只花费半个课时。当我们用简洁的算法把归结推理方法描述清楚，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机械化的证明过程之后，学生对计算思维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让学生上机实现命题逻辑的归结推理算法。
基于Tableau的证明方法出现的时间早于归结推理方法，最初在1955年就被Beth和Hintikka分别独立提出，之后Smullyan在其1968年出版的著作中进行了规范描述。Tableau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构造公式的模型来判断公式的可满足性。虽然Tableau方法使用的推理规则不只一条，但每条推理规则都直观地体现了逻辑联结词的语义定义。Tableau方法在早期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描述逻辑成为了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在描述逻辑推理中发挥出优异性能的Tableau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鉴于此，在讲授完构造证明法和归结推理方法之后，我们也向学生简单描述了Tableau方法，引导学有余力并且对学术前沿感兴趣的学生在课后自学。
2.4 在分析评估中强化计算思维
在讲授数理逻辑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从许多知识点提炼出计算思维的内容，把计算思维贯彻到每个具体的教学内容中。我们列举体现计算思维的4个典型内容进行探讨。
首先，命题公式和谓词公式的语法定义为计算思维中的递归方法提供了经典案例。实际上，除了公式的语法定义外，数理逻辑中在对语义的定义、对语法与语义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算法正确性的证明、对算法复杂度的分析等各项内容中都用到了递归。由于课时的限制，我们不能在数理逻辑教学中对其展开，但可以点出这个情况，让将来可能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学生留下一个印象。
其次，当我们讲授了用归结推理方法或者Tableau方法进行自动推理和问题求解之后，从计算思维的角度看，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想知道这种解决方法的求解效率。因此，我们可以对命题逻辑中推理算法的复杂度进行分析。由于我们已经把归结推理方法通过非常简洁的算法呈现在学生面前，因此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口头分析就可以得出最坏情况下的算法复杂度，让学生知道命题逻辑的公式可满足性问题是NP问题。到此为止，在对命题逻辑进行讲授的过程中，我们引导学生完成了“对问题进行抽象建模一形式化一自动化一分析评估”的完整流程。如果在后继课程中再反复重现这个流程，将可以把这种思维模式固化到学生大脑中，使得计算思维成为他们日后解决新问题的有效工具。
第三，在讲授完命题逻辑之后，我们可以用著名的苏格拉底三段论作为例子来引入谓词逻辑。首先我们用命题逻辑对“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会死的”进行符号化，然后展示在命题逻辑下无法从两个前提推导出后面的结论，从而说明命题逻辑在表达能力上的局限，进而阐述引入一阶谓词逻辑的原因和思路。从计算思维的角度看，这个过程体现了如何选择合适的表示方式来陈述一个问题，以及如何确定对问题进行抽象和建模的粒度，此外，这个例子还让学生直观感受到了计算工具所具有的能力和局限性。
最后，在讲授完一阶谓词逻辑的推理之后，我们可以介绍一阶谓词逻辑的局限，即一阶谓词逻辑是半可判定的，一阶谓词逻辑的归结推理算法不一定终止。从计算思维的角度看，这个结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哪些问题是可计算的，哪些问题是不可计算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阐述逻辑系统的表达能力与推理能力之间存在的矛盾关系：一阶谓词逻辑在表达能力上远远超过命题逻辑，但其推理能力仅仅为半可判定；命题逻辑可判定，但描述能力不强。从计算思维的角度看，此时我们可以引入“折中”这个概念，训练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更进一步地，我们向学生简单介绍目前作为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领域的研究热点的描述逻辑：早期的描述逻辑通常被看做一阶谓词逻辑的子语言，在表达能力上远远超过命题逻辑，但在推理能力上保持了可判定性。这些补充内容既能让学生接触到学科前沿，又能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如何根据问题的主要矛盾来选择合适的工具。
3 结语
总的来说，数理逻辑很好地诠释了计算思维并为其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将数理逻辑的教学与计算思维培养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从计算思维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组织数理逻辑的课堂教学，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能加强对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应用计算思维来解决问题。
计算思维的培养不是通过一两门课程的教学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应该贯穿于所有的专业课程教学中。要实现这个目标，要求授课教师不仅仅照本宣科以教会学生课本上的知识为目的，而要能够从计算思维的高度来看待所讲授的课程，对所讲授的课程中含有的计算思维基本概念、方法和思想不断进行提炼，从计算思维的角度对课程进行重新梳理和建设。进行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要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在实施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授课教师的计算思维能力也得到不断的提升和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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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分析哲学 拒斥形而上学 无意义性 评价
现代分析主义或分析哲学，是对兴起并盛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几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所共同构成的一种哲学思潮的称呼。这些思想流派和理论的共同之点就在于，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仅是进行哲学研究所必须的方法，而且也是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也是贯穿在整个分析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和宗旨，分析主义思潮从兴起到发展都同这个主题或宗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围绕着分析哲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这一基本观点，着重探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维也纳学派以及蒯因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旨在清理线索、考察实质，并力求从哲学自身反思的高度上对其局限和意义有所把握。
1．哲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1]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学派中的许多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并把《逻辑哲学论》一书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又是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因此，“语言图像论”就是维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起点和依据。
语言图像论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基本命题，都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图像。由此又可以引伸出，由所有的命题构成的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所有的事实构成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图像，简言之，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图像。把语言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图像，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问题是，通常当我们谈到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时，总是意味着它们之间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那么语言与现实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应如何理解才是恰当的？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图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具有可感性质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就是说一个东西再现了另一个东西的某些可感的经验特质，或者说，作为图像的东西与作为原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些经验性质上的相似之处。比如一幅山水画，就是对它的原型——现实中的山水的再现，被再现的就是山水的形状、色彩、方位和大小比例等经验特质。然而，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4.01）[2] 时，并不是在这种“相同的可感性质”意义上来来使用“图像”这个概念的。因为命题是由各个语词构成的，这些语词同现实中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经验性质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一个由语词组合而成的命题也不可能与一个由事物构成的事实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可感性质。所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而非经验意义上的“图像”，它仅仅指的是一种逻辑结构图。命题虽然不可能与事实有任何相同的经验内容，但命题的逻辑结构却与构成事实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说命题或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就是说命题以自身的逻辑结构再现或描绘了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可见，命题仍然是一种“图像”，但它不是以可感的经验性质为内容的图像，而是以抽象的逻辑结构为内容的图像。
维特根斯坦始终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是，命题与事实共有的逻辑结构，究竟是经验事实自身所具有的呢，还是我们在运用语言描述它们时才赋予它们的。他有时似乎倾向于认为经验事实自身并无逻辑，事物之间的组合纯粹是偶然的；有时又倾向于认为事实本身是有逻辑结构的。如他说，“在图像和被图示者中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因此前者才能是后者的图像”，（2.161）又说：“任何图像，无论具有什么形式，一般说来要正确地或错误地图示实在，就必须与实在具有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2.18）联系其上下文来看，认为实在世界本身就有逻辑结构显然更能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观点相协调。他进一步指出，在命题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首先，命题中包含的名称要素与所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要素是相对应的，“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2·131）；其次，命题中包含的名称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之间的组合方式或逻辑结构也是相对应的。只有处于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命题才可能成为描绘事实的逻辑图像。
根据命题与事实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语言的运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经验世界的界限。语言与经验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空间，这就表明了，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有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即不可能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语言运用到经验世界之外，去陈述诸如“世界整体”这样的非经验的对象时，我们的语言（包括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之中。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问题，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3] 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能够由命题（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由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领域，它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7）。
需要指出的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超出经验之外的东西虽然是不可言说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他称之为“神秘的东西”。他说：“确实有某些不能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现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在他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认为，不能言说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写道：“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指《逻辑哲学论》一书－－笔者注）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4] 可见，在承认非经验事物的存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区别或分歧仅仅在于：传统哲学家认为超感性的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的；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超越的东西虽然存在着，但我们却不能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而只能保持沉默。然而，传统哲学家经常加以探讨的对象，却恰恰正是这些本来应当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如作为整体的世界问题、语言的问题、逻辑问题、自我问题、伦理学问题及人生的意义问题等等。据此，维特根斯坦就得出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以往的全部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总是企图去思考和言说不可说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其结果却只能是得到一些既不能被验证同时又不合逻辑的无意义言说。这些言说无所谓真假，因此也就没有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没有意义的”（4.003）。
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4.11）。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哲学不再去陈述超经验的对象时，它又不能归在经验科学之内，那么哲学还能做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学应当是一种旨在澄清思想或命题的活动。“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哲学的结果不是一定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4.112）。这就是说，哲学仅仅是一种为语言划界并进行语言分析的活动而不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澄清并纠正我们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逻辑哲学论》全书中所提出的七个基本命题，却恰恰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它们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属于“不可说的”的超经验领域的。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极力反对提出任何超经验的哲学命题，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命题。对于这种矛盾的状况，维特根斯坦就申明道：“任何了解我的人终究要认识到我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些命题只是他用来攀登的阶梯，当他超越了这些阶梯之后，他必须抛弃这个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能正确地看这个世界”（6.54）。然而，对于想要表明他的哲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而言，这个申明显然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被他称之为“无意义的”的许多哲学命题，构成了我们进行其它科学研究活动所必须的前提即“梯子”。
2．拒斥形而上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维也纳学派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经验主义、逻辑主义的影响很大，并直接继承了他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这一反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但在具体论证这个观点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说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则主要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它是判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或标准。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看来，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因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这种诉诸经验证实方法来判断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就是维也纳学派所主张的经验证实原则或可证实性原则。正如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石里克所说：“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而最基本的命题总是与一定的经验相关，因此“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是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5] 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更明确地指出：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是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时，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可以还原为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时，这个命题或语句才具有意义。这就是说，命题的意义要取决是否可以还原为一种经验观察的方法。
然而，当可证实性原则一旦被运用到实际中，立刻就会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来。因为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的命题，都会因为不能诉诸于经验观察而要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命题范围之外了，这显然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为了克服可证实性原则对命题意义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这一缺陷，卡尔纳普后来就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以“可验证性原则”来取代可证实性原则。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对某个语句提出任何可以设想的观察结果来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证明，那末这个语句就是具有认识意义的。换言之，只要从一个命题能够引伸出一些可以诉诸于经验观察的真实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并且，“可验证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证实，而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他说：“如果证实指的是对真理做出一种决定性的和最终的确定，那么，我们就会看出，任何（综合的）语句都是不能证实的。我们只能对语句做出愈来愈多的验证。因此，我们以后谈论验证的问题，而不谈论证实的问题。”[6] 他又说，“在许多情况下，有了数量不多的肯定的例子，我们就达到了实际上足够的确实性，于是我们便停止实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都是不可能的，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7]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但它们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跟维特根斯坦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形而上学试图把握诸如世界的本原、本质这样一些“纯粹性质的内容”，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造成其无意义性的根本要害所在。但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总还是存在的，而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根本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一些主观的体验。如石里克就认为：“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因此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8] 不可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关于它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卡尔纳普更极端地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是用科学语言来做本应该是文学艺术做的事情，即在概念思维中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是，一方面形而上学对科学没有任何贡献，另一方面又不能像真正的艺术品那样充分、恰当地表达人的生活感情，因此，形而上学只是一些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言辞。
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言说，卡尔纳普又将它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构成命题的语词没有意义，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无限”、“绝对”、“自我”等哲学术语，完全没有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因此它们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词；另一种情况是把有意义的词用违反逻辑法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句子，其实没有逻辑结构，当然也不可能有经验事实与之相对应。上述这两种情况，就属于应被拒斥的形而上学之列；所谓“拒斥形而上学”，就是要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从人类的知识系统中清除出去。卡尔纳普这种激进的态度自然就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对，后来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上述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作为对批评的一种回应，于是又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说法。他指出，语言可以划分为对象句和逻辑句两类，前者陈述对象，后者陈述句法，说话方式相应地有“内容的”和“形式的”两种。哲学命题实际上是用内容的说话方式来表达形式的说话方式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表面上陈述的是事实，实际上是对语言句法规则的表达。但在形而上学中，内容的说话方式往往掩盖了形式的说话方式，以致人们以为这些命题是描述某种实在对象的。因此，以往的哲学命题并不一定就是无意义的，只要我们把被内容的说说话方式掩盖了的形式的说话方式揭示出来，正确地认识到命题中所表达的句法内容，那么哲学命题仍然是可以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把陈述存在的哲学命题转换成了表达语言规则的句法命题，哲学对存在（对象）的研究也就变成了对语言句法规则的研究了。
3．本体论承诺是科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不断地修正他们的理论，对他们的可证实性原则和反形而上学口号提出越来越宽泛的解释，这恰好表明了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和矛盾，继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分析哲学内部又发展出来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结合起来的逻辑实用主义，蒯因就是这个学派最主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蒯因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和本体论承诺的观点，这可以看作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的继承。虽然他不象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断然声称要拒斥形而上学，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承认形而上学命题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但他又把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仅仅限定在理论体系所必须的假设前提上，从而在根本上并未超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基本看法，这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并未陈述任何经验事实。换言之，蒯因实际上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继续将形而上学－哲学置于一种与陈述任何实在对象都无关的境地。
蒯因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是其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它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经验的检验始终只是针对命题的整个体系的，而不是针对孤立的命题；不论提出什么样的经验检验，都不能单独地证明某个命题是假的或真的，因为对命题体系中的其它命题作些调整，总是能够抵消这种反证。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属于我们关于鸟类所有知识的一部分。当有人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时，他可以根据他关于鸟类的其它知识而说这只黑色的鸟不属于天鹅类，由此就能保证原先命题不被否证。实际上，当一个理论体系与经验发生冲突而需要对体系的有关部分加以调整时，科学家们总是根据保守主义原则－－尽量用已经熟悉的原理来说明新的现象，和简单性的原则－－尽可能用较少的定则来解释较多的现象，来进行这种调整。因此，一个假说是否要被科学家接受或否定，不仅取决于有关的观察或实验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科学家要求保守性和简单性这两个主观条件。这样一来，蒯因就把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用经验加以证实这个基本原则，重新解释为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因此应当把知识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个别命题当作经验检验的单位。
在这种“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的基础上，蒯因就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本体论承诺是必要的，当一个人谈论某种事物或接受一种理论时，他就有义务接受某种本体论的论断。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预先设定某物是存在的，才能来讨论某物是怎样的。我们接受一种本体论，同我们接受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是等同的。他声称：“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9] 然而，这种本体论承诺又具有约定的性质，就是说，当我们断言某某事物存在时，其实是在约定某某事物是存在的，也就是做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至于该事物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至少是在制定一种理论体系前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做出某种本体论承诺的目的是要据此而建构某种有效的理论体系，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本体论承诺和它所属的理论体系是否是恰当的、有效的。依据“整体论”的经验检验原则，检验理论体系有效性的方法是从中推导出一些观察陈述来，看它们是否跟感觉经验相协调。如果它们跟感觉经验相协调，那就说明这个理论体系是有效的，可接受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该理论体系中的概念所指事物的存在，反之，则不承认它们的存在。这就是说，一个理论体系被经验检验为有效的、可接受的，那么它所包含的某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就是有效的、可接受的，而不管该事物究竟是否是实际存在的。
蒯因的上述这番论证表明，他实际上是把本体论问题完全归结为了一个语言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有义务承认某种对象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有关于该对象的词语在起作用。他承认物理对象和抽象实体的存在，但这只是一种在理论中或语言中的承认，目的是为了保证指示该对象的词语在语言使用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他把哲学包括科学中的所有基本概念都看成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假设，它们与宗教神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说：“物理对象是作为方便的中介物被概念地引入这局面的－－不是用根据经验的定义，而只是作为在认识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约的设定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的设定物进入我们的概念的。”[10] 至于在说明世界的本质时出现的多种不同的本体论，只是一些不同的概念框架而已，它们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作用。我们选择一种本体论或一种概念框架的标准，不是看其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符合，而应当以怎样建立起更有效、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为标准。本体论问题就是为科学理论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框架的问题。至此，蒯因就把以陈述存在为目的的哲学本体论，完全转化成了为科学选择恰当的概念框架的实用主义的本体论；他虽然也承认本体论概念及其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只是作为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概念前提而有意义。在否定本体论概念和命题具有实在的内容这一点上，他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4．分析哲学的局限及其启示
在我看来，上述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在现代哲学史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看是不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
第一，分析哲学依据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意义标准来反对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不得要领的。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只能适用于经验科学，然而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除了有经验科学外，还有非经验的学问，哲学就是一种非经验科学的认识活动，它就不适宜用经验标准来对之加以检验。将经验证实或经验验证原则作为理论话语唯一的意义标准或尺度，以此来衡量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实际上，人类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既不是主要从视觉或听觉这样的感官经验获得的，也不是通过感官经验就可以验证其真假的。比如我们由“内知觉”所获得的对我们自身的意识结构、先天概念框架的把握，我们关于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某一方面活动的认识和把握等，甚至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自身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命题，如经验证实原则，显然都不是能够诉诸于经验的检验的。这些认识领域恰恰就是哲学的领域，也是经验科学所达不到才由哲学来承担其认识任务的领域。如果把这些认识内容都作为形而上学的无意义言说从知识系统中通通清除出去了，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我们人类知识范围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第二，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把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局限在对语言的分析工作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当形而上学被解构之后，给哲学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哲学的唯一工作就是通过语义分析来澄清命题的意义。如石里克所主张的那样：“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和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11] 但是，我们也看到，语言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唯一问题，甚至不是真正最始源和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活的领域是如此之广泛，而语言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种活动，语言问题也只是其中的一类问题。如果把哲学仅仅限定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上，这实际上是缩小了哲学思考的范围，从而也是弱化了哲学关照和影响人类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分析哲学为哲学所指出的未来出路是并不可取的，哲学必须超出单纯的语言分析工作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和突破。
第三，分析哲学并没有认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错误之所在，因此它自身实际上一直都陷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或要害之所在，就是它在现实世界之外又虚构了一个超感性的“本体”世界，并把它作为哲学运思和把握的对象，而这正是造成哲学与现实生活错位与背离的根源。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这一错误并未有很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在推翻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实体性的本体论世界时，又不自觉地在建构着一个新的语言化的本体论世界。不管是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维特根斯坦还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们都把建构一种理想语言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种理想语言就具有“本体”的意味：语言的本质（逻辑本质）是世界的本质，语言的界限是我们世界的界限，我们的整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语言（逻各斯）的世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来解决。这种将世界还原为单纯的语言世界，又将其抽象化为一种逻辑架构的做法，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可见，分析哲学虽然以反形而上学标榜自己，但它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成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一位现代传人。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这些缺陷和问题－－它们使得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并不成功，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分析哲学确实也取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无愧为为现代哲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哲学流派。
首先，分析哲学在科学论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对我们探索哲学的本质、特点、功能和未来可能性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深入地探讨了科学的意义标准问题，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问题，科学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当一个理论体系在受到经验挑战时是如何由边沿向中心逐步修正的过程等。他们探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拒斥形而上学，实际上拒斥的是哲学本身，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些研究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科学的性质、特点、功能和边界等，理解科学语言和科学思维的特点，从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性、思维特点、现实功能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哲学和科学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把握和对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也是人类自身生存活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分析哲学对科学问题的探究，就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探究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的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
其次，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们创立和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它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固然不会同意把语言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研究活动，甚至是唯一的哲学研究活动，但语言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语言分析是使我们的概念保持清晰，避免因逻辑混乱造成思想不清的有力保证。在经过了现代分析主义思潮的洗礼之后，任何一个哲学家在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时，都不可能回避对其概念进行语义分析的问题，从分析基本概念着手，这几乎成了哲学研究中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实际上，不只是在哲学中，在其它理论领域，如基础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及文学理论中，都广泛地运用到了语言分析的方法。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影响，表明了语言分析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但不管分析方法怎么重要，都只能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而不应当也不能够代替哲学研究本身。
注释：
[1] 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又以维也纳学派为主体，并且是分析哲学中批判形而上学态度最鲜明、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
[2]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2页，商务印书馆，1996。以下凡引该书正文内容，皆只在文中注明编节号。
[3]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3页，商务印书馆，1996。
[4] 转引自M. K. 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2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5] 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引自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卷，39、40页，商务印书馆，1982。
[6] 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载于《科学哲学》，420页，1936。
[7]《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499页。
[8]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315－3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9] 蒯因：《论何物存在》，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2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1]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学派中的许多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并把《逻辑哲学论》一书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又是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因此，“语言图像论”就是维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起点和依据。
语言图像论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基本命题，都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图像。由此又可以引伸出，由所有的命题构成的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所有的事实构成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图像，简言之，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图像。把语言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图像，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问题是，通常当我们谈到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时，总是意味着它们之间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那么语言与现实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应如何理解才是恰当的？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图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具有可感性质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就是说一个东西再现了另一个东西的某些可感的经验特质，或者说，作为图像的东西与作为原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些经验性质上的相似之处。比如一幅山水画，就是对它的原型——现实中的山水的再现，被再现的就是山水的形状、色彩、方位和大小比例等经验特质。然而，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4.01）[2]时，并不是在这种“相同的可感性质”意义上来来使用“图像”这个概念的。因为命题是由各个语词构成的，这些语词同现实中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经验性质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一个由语词组合而成的命题也不可能与一个由事物构成的事实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可感性质。所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而非经验意义上的“图像”，它仅仅指的是一种逻辑结构图。命题虽然不可能与事实有任何相同的经验内容，但命题的逻辑结构却与构成事实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说命题或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就是说命题以自身的逻辑结构再现或描绘了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可见，命题仍然是一种“图像”，但它不是以可感的经验性质为内容的图像，而是以抽象的逻辑结构为内容的图像。
维特根斯坦始终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是，命题与事实共有的逻辑结构，究竟是经验事实自身所具有的呢，还是我们在运用语言描述它们时才赋予它们的。他有时似乎倾向于认为经验事实自身并无逻辑，事物之间的组合纯粹是偶然的；有时又倾向于认为事实本身是有逻辑结构的。如他说，“在图像和被图示者中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因此前者才能是后者的图像”，（2.161）又说：“任何图像，无论具有什么形式，一般说来要正确地或错误地图示实在，就必须与实在具有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2.18）联系其上下文来看，认为实在世界本身就有逻辑结构显然更能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观点相协调。他进一步指出，在命题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首先，命题中包含的名称要素与所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要素是相对应的，“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2·131）；其次，命题中包含的名称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之间的组合方式或逻辑结构也是相对应的。只有处于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命题才可能成为描绘事实的逻辑图像。
根据命题与事实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语言的运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经验世界的界限。语言与经验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空间，这就表明了，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有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即不可能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语言运用到经验世界之外，去陈述诸如“世界整体”这样的非经验的对象时，我们的语言（包括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之中。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问题，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3]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能够由命题（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由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领域，它
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7）。
需要指出的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超出经验之外的东西虽然是不可言说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他称之为“神秘的东西”。他说：“确实有某些不能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现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在他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认为，不能言说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写道：“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指《逻辑哲学论》一书－－笔者注）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4]可见，在承认非经验事物的存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区别或分歧仅仅在于：传统哲学家认为超感性的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的；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超越的东西虽然存在着，但我们却不能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而只能保持沉默。然而，传统哲学家经常加以探讨的对象，却恰恰正是这些本来应当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如作为整体的世界问题、语言的问题、逻辑问题、自我问题、伦理学问题及人生的意义问题等等。据此，维特根斯坦就得出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以往的全部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总是企图去思考和言说不可说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其结果却只能是得到一些既不能被验证同时又不合逻辑的无意义言说。这些言说无所谓真假，因此也就没有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没有意义的”（4.003）。
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4.11）。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哲学不再去陈述超经验的对象时，它又不能归在经验科学之内，那么哲学还能做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学应当是一种旨在澄清思想或命题的活动。“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哲学的结果不是一定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4.112）。这就是说，哲学仅仅是一种为语言划界并进行语言分析的活动而不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澄清并纠正我们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逻辑哲学论》全书中所提出的七个基本命题，却恰恰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它们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属于“不可说的”的超经验领域的。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极力反对提出任何超经验的哲学命题，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命题。对于这种矛盾的状况，维特根斯坦就申明道：“任何了解我的人终究要认识到我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些命题只是他用来攀登的阶梯，当他超越了这些阶梯之后，他必须抛弃这个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能正确地看这个世界”（6.54）。然而，对于想要表明他的哲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而言，这个申明显然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被他称之为“无意义的”的许多哲学命题，构成了我们进行其它科学研究活动所必须的前提即“梯子”。
2．拒斥形而上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维也纳学派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经验主义、逻辑主义的影响很大，并直接继承了他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这一反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但在具体论证这个观点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说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则主要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它是判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或标准。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看来，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因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这种诉诸经验证实方法来判断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就是维也纳学派所主张的经验证实原则或可证实性原则。正如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石里克所说：“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而最基本的命题总是与一定的经验相关，因此“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是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5]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更明确地指出：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是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时，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可以还原为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时，这个命题或语句才具有意义。这就是说，命题的意义要取决是否可以还原为一种经验观察的方法。
然而，当可证实性原则一旦被运用到实际中，立刻就会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来。因为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的命题，都会因为不能诉诸于经验观察而要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命题范围之外了，这显然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为了克服可证实性原则对命题意义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这一缺陷，卡尔纳普后来就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以“可验证性原则”来取代可证实性原则。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对某个语句提出任何可以设想的观察结果来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证明，那末这个语句就是具有认识意义的。换言之，只要从一个命题能够引伸出一些可以诉诸于经验观察的真实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并且，“可验证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证实，而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他说：“如果证实指的是对真理做出一种决定性的和最终的确定，那么，我们就会看出，任何（综合的）语句都是不能证实的。我们只
能对语句做出愈来愈多的验证。因此，我们以后谈论验证的问题，而不谈论证实的问题。”[6]他又说，“在许多情况下，有了数量不多的肯定的例子，我们就达到了实际上足够的确实性，于是我们便停止实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都是不可能的，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7]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但它们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跟维特根斯坦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形而上学试图把握诸如世界的本原、本质这样一些“纯粹性质的内容”，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造成其无意义性的根本要害所在。但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总还是存在的，而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根本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一些主观的体验。如石里克就认为：“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因此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8]不可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关于它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卡尔纳普更极端地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是用科学语言来做本应该是文学艺术做的事情，即在概念思维中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是，一方面形而上学对科学没有任何贡献，另一方面又不能像真正的艺术品那样充分、恰当地表达人的生活感情，因此，形而上学只是一些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言辞。
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言说，卡尔纳普又将它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构成命题的语词没有意义，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无限”、“绝对”、“自我”等哲学术语，完全没有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因此它们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词；另一种情况是把有意义的词用违反逻辑法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句子，其实没有逻辑结构，当然也不可能有经验事实与之相对应。上述这两种情况，就属于应被拒斥的形而上学之列；所谓“拒斥形而上学”，就是要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从人类的知识系统中清除出去。卡尔纳普这种激进的态度自然就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对，后来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上述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作为对批评的一种回应，于是又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说法。他指出，语言可以划分为对象句和逻辑句两类，前者陈述对象，后者陈述句法，说话方式相应地有“内容的”和“形式的”两种。哲学命题实际上是用内容的说话方式来表达形式的说话方式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表面上陈述的是事实，实际上是对语言句法规则的表达。但在形而上学中，内容的说话方式往往掩盖了形式的说话方式，以致人们以为这些命题是描述某种实在对象的。因此，以往的哲学命题并不一定就是无意义的，只要我们把被内容的说说话方式掩盖了的形式的说话方式揭示出来，正确地认识到命题中所表达的句法内容，那么哲学命题仍然是可以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把陈述存在的哲学命题转换成了表达语言规则的句法命题，哲学对存在（对象）的研究也就变成了对语言句法规则的研究了。．本体论承诺是科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不断地修正他们的理论，对他们的可证实性原则和反形而上学口号提出越来越宽泛的解释，这恰好表明了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和矛盾，继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分析哲学内部又发展出来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结合起来的逻辑实用主义，蒯因就是这个学派最主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蒯因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和本体论承诺的观点，这可以看作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的继承。虽然他不象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断然声称要拒斥形而上学，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承认形而上学命题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但他又把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仅仅限定在理论体系所必须的假设前提上，从而在根本上并未超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基本看法，这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并未陈述任何经验事实。换言之，蒯因实际上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继续将形而上学－哲学置于一种与陈述任何实在对象都无关的境地。
蒯因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是其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它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经验的检验始终只是针对命题的整个体系的，而不是针对孤立的命题；不论提出什么样的经验检验，都不能单独地证明某个命题是假的或真的，因为对命题体系中的其它命题作些调整，总是能够抵消这种反证。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属于我们关于鸟类所有知识的一部分。当有人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时，他可以根据他关于鸟类的其它知识而说这只黑色的鸟不属于天鹅类，由此就能保证原先命题不被否证。实际上，当一个理论体系与经验发生冲突而需要对体系的有关部分加以调整时，科学家们总是根据保守主义原则－－尽量用已经熟悉的原理来说明新的现象，和简单性的原则－－尽可能用较少的定则来解释较多的现象，来进行这种调整。因此，一个假说是否要被科学家接受或否定，不仅取决于有关的观察或实验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科学家要求保守性和简单性这两个主观条件。这样一来，蒯因就把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用经验加以证实这个基本原则，重新解释为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因此应当把知识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个别命题当作经验检验的单位。
在这种“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的基础上，蒯因就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本体论承诺是必要的，当一个人谈论某种事物或接受一种理论时，他就有义务接受某种本体论的论断。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预先设定某物是存在的，才能来讨论某物是怎样的。我们接受一种本体论，同我们接受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
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是等同的。他声称：“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9]然而，这种本体论承诺又具有约定的性质，就是说，当我们断言某某事物存在时，其实是在约定某某事物是存在的，也就是做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至于该事物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至少是在制定一种理论体系前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做出某种本体论承诺的目的是要据此而建构某种有效的理论体系，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本体论承诺和它所属的理论体系是否是恰当的、有效的。依据“整体论”的经验检验原则，检验理论体系有效性的方法是从中推导出一些观察陈述来，看它们是否跟感觉经验相协调。如果它们跟感觉经验相协调，那就说明这个理论体系是有效的，可接受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该理论体系中的概念所指事物的存在，反之，则不承认它们的存在。这就是说，一个理论体系被经验检验为有效的、可接受的，那么它所包含的某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就是有效的、可接受的，而不管该事物究竟是否是实际存在的。
蒯因的上述这番论证表明，他实际上是把本体论问题完全归结为了一个语言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有义务承认某种对象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有关于该对象的词语在起作用。他承认物理对象和抽象实体的存在，但这只是一种在理论中或语言中的承认，目的是为了保证指示该对象的词语在语言使用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他把哲学包括科学中的所有基本概念都看成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假设，它们与宗教神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说：“物理对象是作为方便的中介物被概念地引入这局面的－－不是用根据经验的定义，而只是作为在认识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约的设定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的设定物进入我们的概念的。”[10]至于在说明世界的本质时出现的多种不同的本体论，只是一些不同的概念框架而已，它们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作用。我们选择一种本体论或一种概念框架的标准，不是看其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符合，而应当以怎样建立起更有效、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为标准。本体论问题就是为科学理论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框架的问题。至此，蒯因就把以陈述存在为目的的哲学本体论，完全转化成了为科学选择恰当的概念框架的实用主义的本体论；他虽然也承认本体论概念及其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只是作为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概念前提而有意义。在否定本体论概念和命题具有实在的内容这一点上，他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4．分析哲学的局限及其启示
在我看来，上述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在现代哲学史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看是不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
第一，分析哲学依据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意义标准来反对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不得要领的。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只能适用于经验科学，然而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除了有经验科学外，还有非经验的学问，哲学就是一种非经验科学的认识活动，它就不适宜用经验标准来对之加以检验。将经验证实或经验验证原则作为理论话语唯一的意义标准或尺度，以此来衡量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实际上，人类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既不是主要从视觉或听觉这样的感官经验获得的，也不是通过感官经验就可以验证其真假的。比如我们由“内知觉”所获得的对我们自身的意识结构、先天概念框架的把握，我们关于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某一方面活动的认识和把握等，甚至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自身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命题，如经验证实原则，显然都不是能够诉诸于经验的检验的。这些认识领域恰恰就是哲学的领域，也是经验科学所达不到才由哲学来承担其认识任务的领域。如果把这些认识内容都作为形而上学的无意义言说从知识系统中通通清除出去了，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我们人类知识范围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第二，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把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局限在对语言的分析工作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当形而上学被解构之后，给哲学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哲学的唯一工作就是通过语义分析来澄清命题的意义。如石里克所主张的那样：“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和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11]但是，我们也看到，语言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唯一问题，甚至不是真正最始源和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活的领域是如此之广泛，而语言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种活动，语言问题也只是其中的一类问题。如果把哲学仅仅限定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上，这实际上是缩小了哲学思考的范围，从而也是弱化了哲学关照和影响人类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分析哲学为哲学所指出的未来出路是并不可取的，哲学必须超出单纯的语言分析工作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和突破。
第三，分析哲学并没有认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错误之所在，因此它自身实际上一直都陷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或要害之所在，就是它在现实世界之外又虚构了一个超感性的“本体”世界，并把它作为哲学运思和把握的对象，而这正是造成哲学与现实生活错位与背离的根源。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这一错误并未有很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在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实体性的本体论世界时，又不自觉地在建构着一个新的语言化的本体论世界。不管是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维特根斯坦还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们都把建构一种理想语言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种理想语言就具有“本体”的意味：语言的本质（逻辑本质）是世界的本质，语言的界限是我们世界的界限，我们的整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语言（逻各斯）的世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来解决。这种将世界还原为单纯的语言世界，又将其抽象化为一种逻辑架构的做法，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可见，分析哲学虽然以反形而上学标榜自己，但它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成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一位现代传人。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这些缺陷和问题－－它们使得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并不成功，
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分析哲学确实也取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无愧为为现代哲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哲学流派。
首先，分析哲学在科学论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对我们探索哲学的本质、特点、功能和未来可能性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深入地探讨了科学的意义标准问题，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问题，科学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当一个理论体系在受到经验挑战时是如何由边沿向中心逐步修正的过程等。他们探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拒斥形而上学，实际上拒斥的是哲学本身，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些研究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科学的性质、特点、功能和边界等，理解科学语言和科学思维的特点，从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性、思维特点、现实功能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哲学和科学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把握和对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也是人类自身生存活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分析哲学对科学问题的探究，就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探究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的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
其次，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们创立和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它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固然不会同意把语言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研究活动，甚至是唯一的哲学研究活动，但语言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语言分析是使我们的概念保持清晰，避免因逻辑混乱造成思想不清的有力保证。在经过了现代分析主义思潮的洗礼之后，任何一个哲学家在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时，都不可能回避对其概念进行语义分析的问题，从分析基本概念着手，这几乎成了哲学研究中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实际上，不只是在哲学中，在其它理论领域，如基础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及文学理论中，都广泛地运用到了语言分析的方法。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影响，表明了语言分析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但不管分析方法怎么重要，都只能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而不应当也不能够代替哲学研究本身。
内容摘要：现代分析哲学把传统形而上学看作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而加以拒斥。首先是维特根斯坦依据其语言图像理论而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随后逻辑实证主义者从经验主义的可证实原则出发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再其后蒯因以他的“本体论承诺”理论仍然坚持否定哲学具有陈述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在根本上是不成功的，但它仍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而具有启示意义和广泛影响。
关键词：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无意义性评价
现代分析主义或分析哲学，是对兴起并盛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几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所共同构成的一种哲学思潮的称呼。这些思想流派和理论的共同之点就在于，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仅是进行哲学研究所必须的方法，而且也是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也是贯穿在整个分析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和宗旨，分析主义思潮从兴起到发展都同这个主题或宗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围绕着分析哲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这一基本观点，着重探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维也纳学派以及蒯因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旨在清理线索、考察实质，并力求从哲学自身反思的高度上对其局限和意义有所把握。
注释：
[1]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又以维也纳学派为主体，并且是分析哲学中批判形而上学态度最鲜明、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2页，商务印书馆，1996。以下凡引该书正文内容，皆只在文中注明编节号。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3页，商务印书馆，1996。
[4]转引自M.K.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2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5]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引自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卷，39、40页，商务印书馆，1982。
[6]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载于《科学哲学》，420页，1936。
[7]《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499页。
[8]石里克：《哲学的转变》，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315－3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9]蒯因：《论何物存在》，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2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逻辑/广义与狭义/一元论/多元论/工具主义
【正文】
一、广义的逻辑与狭义的逻辑
什么是逻辑？要清楚明确地回答这一 问题 ，要将各种各样冠以“逻辑”的学科都统一在一个明确清晰的“逻辑”的定义之下，这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不妨先对逻辑发展史作一简单考察。
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 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集其前人 研究 之大成，写成了逻辑巨著《工具论》（由亚氏的六部著作编排而成：《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辨谬篇》）。虽然在亚氏的著作中他并没有明确地使用“逻辑”这一名称，也没有明确地以“逻辑”这一术语命名其学说，但是， 历史 事实是，亚氏使形式逻辑从哲学、认识论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一门以推理为中心，特别是以三段论为中心的独立的科学。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
亚氏之后，亚里士多德学派即逍遥学派和斯多葛学派都以不同形式发展了亚氏的形式逻辑 理论 ——逍遥学派的德奥弗拉斯特和欧德慕给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推理形式增补了一些新的形式与内容，提出了命题逻辑问题，斯多葛学派克里西普斯等人则构造了一个与亚里士多德词项逻辑不同的命题逻辑理论。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近代归纳逻辑的创始人，他在 总结 前人归纳法的基础上，在批判了经院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之后，以其古典归纳逻辑名著《新工具》为标志，奠定了归纳逻辑的基础。
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对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另一种新的思辩逻辑——辩证逻辑。
与此同时，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形式逻辑在发展与变化中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数理逻辑阶段。数理逻辑也称符号逻辑，或谓狭义的现代逻辑，奠基人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他主张建立“表意的、普遍的语言”来研究思维问题，使推理的有效性可以用数学 方法 来进行。莱布尼兹的这些设想虽然在许多方面并未实现，但他提出的“把逻辑加以数学化”的伟大构想，对逻辑学发展的贡献却是意义深远的，正如逻辑史家肖尔兹所说，“人们提起莱布尼兹的名字就好象在谈到日出一样。他使亚里士多德逻辑开始了‘新生’，这种新生的逻辑在今天的最完美的表现就是采作逻辑斯蒂形式的现代精确逻辑。”（注：肖尔兹著，张家龙译：《简明逻辑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页。）莱氏之后，经过英国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哈米尔顿、德摩根的研究，英国数学家布尔于1847年建立了逻辑代数，这是第一个成功的数理逻辑系统。1879年，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这部88页的著作中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个初步自足的、包括命题演算在内的谓词演算公理系统，从而创建了现代数理逻辑。之后，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和怀特海于1910年发表了三大卷的《数学原理》，建立了带等词的一阶谓词系统，从而使得数理逻辑成熟与发展起来。
上述数理逻辑，以两个演算——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作为核心，被称之为现代形式逻辑或狭义的现代逻辑。在当代，以现代逻辑为基础，将现代逻辑 应用 于各个领域、各个学科，从而出现了广义的各种各样的现代逻辑分支。
从以上对古代、近代、现当代逻辑学说发展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出，逻辑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至少包括了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传统演绎逻辑、以数理逻辑为核心及基础的现代逻辑及其分支、归纳逻辑、辩证逻辑等等，而这些逻辑相互之间的特性又是十分不同甚至十分对立的。所以，要用一个明确的定义把这些历史上所谓的逻辑都包含进去，确实是很难的。事实上，“逻辑”一词是可以有不同的涵义的，逻辑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英国逻辑学家哈克在谈到逻辑的范围时，认为逻辑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学科群，其分支主要包括如下：
1.传统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2.经典逻辑：二值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
3.扩展的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识论逻辑、优选逻辑、命令句逻辑、问题逻辑
4.异常的逻辑：多值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量子逻辑、自由逻辑
5.归纳逻辑（注：s.haack:philosophy oflog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4,221-231.）
在这里，哈克所谓的“扩展的逻辑”，是指在经典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中增加一些相应的公理、规则及其新的逻辑算子，使其形式系统扩展到一些原为非形式的推演，由此而形成的不同于经典逻辑的现代逻辑分支；至于“异常的逻辑”，则是指其形成过程一方面使用与经典逻辑相同的词汇，但另一方面，这些系统又对经典逻辑的公理与规则进行了限制甚至根本性的修改，从而使之脱离了经典逻辑的轨道的那些现代逻辑分支。“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统称为“非经典逻辑”。
以哈克的上述分类为基础，从逻辑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来看，逻辑是有不同的涵义的，因此，逻辑的范围是有宽有窄的：首先，逻辑指经典逻辑，即二值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不严格地，也可以叫数理逻辑，这是最“标准”、最“正统”的逻辑，也是最狭义的逻辑；其次，逻辑还包括现代非经典逻辑，不严格地，也可以叫哲学逻辑，即哈克所讲的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再次，逻辑还包括传统演绎逻辑，它是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关于非模态的直言命题及其演绎推理的直观理论，其主要内容一般包括词项（概念）、命题、推理、证明特别是三段论等。此外，逻辑还可以包括归纳逻辑（包括现代归纳逻辑与传统归纳法）、辩证逻辑。将逻辑局限于经典逻辑、非经典逻辑，这就是狭义的逻辑，而将逻辑包括传统逻辑、归纳逻辑与辩证逻辑，则是广义的逻辑。以这一取向为标准，狭义的逻辑基本上可以对应于“逻辑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科学，即如何将有效的推理形式从无效的推理形式中区分开来的科学”这一定义，而广义的逻辑则可以基本上对应于“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逻辑基本 规律 及简单的逻辑方法的科学”这一定义。
由此可见，逻辑学的发展是多层面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就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逻辑学的不同层面及不同涵义：
(1)从现代逻辑的视野看，逻辑学的发展从古到今的过程是从传统逻辑到经典逻辑再到非经典逻辑的过程。这一点上面已有论述，此不多说。
(2)从逻辑学兼具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角度，可以确切地把逻辑分成纯逻辑与应用逻辑两大层面。可以说，纯逻辑制定出一系列完全抽象的机械性装置（例如公理与推导规则），它们只展示推理论证的结构而不与某一具体领域或学科挂钩，是“通论”性的，而应用逻辑则是将纯逻辑理论应用于某一领域或某一主题，从而将这一具体主题与纯逻辑理论相结合而形成的特定的逻辑系统，它相当于逻辑的某一“分论”。在纯逻辑这一层面，还可以分成理论逻辑与元逻辑，所谓元逻辑，是以逻辑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理论，是刻划、研究逻辑系统形式面貌与形式性质的逻辑学科，它研究诸如逻辑系统的一致性、可满足性、完全性等等。不言而喻，元逻辑之外的纯逻辑部分，统称为理论逻辑。以这种分法为基础，如果说纯逻辑是狭义的逻辑的话，则应用逻辑就是广义的逻辑。
(3)从逻辑学对表达式意义的不同 研究 层次，可以把逻辑分成外延逻辑、内涵逻辑与语言逻辑。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对语言表达式（词或句子）意义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表达式的外延上，认为表达式的外延就是其意义（如认为词的意义就是其所指，句子的意义就是其真值），因此，它们是外延逻辑。对表达式意义的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其外延上，认为不仅要研究表达式的外延，也要研究表达式的内涵，这样的逻辑就是内涵逻辑。可以看出，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对表达式意义的研究都只是停留在语形或语义层面，而实际上，表达式总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使用的，因此，逻辑对语言表达式意义的研究还可以也应该深入到语言表达式的具体的使用中去，对其进行语用研究，这一考虑，就促成了所谓的 自然 语言逻辑或语言逻辑的研究。所谓自然语言逻辑，按我的理解，就是通过对自然语言的语形、语义与语用 分析 来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的 科学 。因此，如果说狭义的逻辑是一种语形或语义逻辑、它们只研究语形或语义推理的话，则广义的逻辑则是一种语用逻辑，它还要研究语用推理。
二、 现代 逻辑背景下的逻辑一元论、多元论与工具论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当代，现代逻辑的 发展 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的态势，逻辑学正在从单一学科逐步形成为由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诸多学科组成的科学体系的逻辑科学。现代逻辑发展的这一趋势，就使得一方面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现代逻辑分支、各种各样的逻辑系统不断涌现，比如，既有作为经典逻辑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也有作为对经典逻辑的扩展或背离的非经典逻辑。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逻辑或经典逻辑所具有的直观性，非经典逻辑系统越来越远离直观甚至在某些意义上与直观相背。在这种背景下，逻辑学家就必然面临如下需要回答的 问题 ：
(1)逻辑系统有无正确与不正确之分？说一个逻辑系统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是什么意思？
(2)是否一定要期望一个逻辑系统成为总体 应用 的即可以应用于代表任何主题的推理的？或者说，逻辑可以是局部地正确，即在一个特定的讨论区域内正确的吗？
(3)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特别是其中的异常逻辑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否是相互对立的？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区分出了关于逻辑的一元论、多元论与工具主义。
不管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都认为逻辑系统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逻辑系统的正确与否依赖于“相对于系统本身的有效性或逻辑真理”与“系统外的有效性或逻辑真理”是否一致。如果某一逻辑系统中的有效的形式论证与那些在系统外的意义上有效的非形式论证相一致，并且那些在某一系统中逻辑地真的合式公式与那些在系统外的意义上也逻辑地真的陈述相一致，则该逻辑系统就是正确的，反之则为不正确的。以这一认识为基础，一元论认为只有一个唯一地在此意义下正确的逻辑系统，而多元论则认为存在多个如此的逻辑系统。
工具主义则认为，谈论一个逻辑系统是否正确或不正确是没有意义的，不存在所谓正确或不正确的逻辑系统，“正确的”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就工具主义来说，他们只允许这样一个“内部”问题：一个逻辑系统是否是“完善的”(sound)？即是说，逻辑系统的定理或语法地有效的论证是否全部地并且唯一地是在该系统内逻辑地真或有效的？（注：s.haack:philosophy oflog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4,221-231.）
多元论又可以分为总体多元论与局部多元论。局部多元论认为，不同的逻辑系统是由于应用于讨论的不同领域而形成的，因此，局部多元论把系统外的有效性和逻辑真理从而也把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看作是讨论的一个特定领域，认为一个论证并不是无条件地有效的，而是在讨论中有效的，所以，逻辑可以是局部地正确的，即在某一特定的讨论区域内正确的。而总体多元论则持有与一元论相同的假定：逻辑原理可以应用于任何主题，因此，一个逻辑系统应该是总体应用的即可以应用于代表任何主题的推理的。
就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特别是异常逻辑之间的关系而言，一元论者强迫人们在经典系统与异常系统中二者择一，而多元论者则认为经典逻辑与扩展的逻辑都是正确的。因此，一元论者断言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在是否正确地代表了系统外的有效论证或逻辑真理的形式上是相互对立的，而多元论者则认为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两者在某一或其他途径下的对立只是表面的。
就逻辑科学发展的现实而言，从传统逻辑到经典逻辑再到非经典逻辑的道路，也是逻辑科学特别是逻辑系统发展由比较单一走向丰富多样的过程。以传统逻辑来说，它来自于人们的日常思维和推理的实际，可以说是对人们的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活动的概括和 总结 ，因此，传统逻辑的 内容 是比较直观的，与现实也是比较吻合的。而经典逻辑是传统逻辑的现展阶段，是以形式化的 方法 对传统逻辑 理论 特别是推理理论的新的研究，因此，与传统逻辑一样，经典逻辑的内容仍是具有直观基础的——经典逻辑的公理与定理大都可以在日常思维中找到相对应的思维与推理的实例予以佐证，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与解释也不会感到与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过于异常。所以，在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的层面，用“系统内的有效性”与“系统外的有效性”的一致来说明一个逻辑系统的正确性是合适的，这种说明的实质就是要求逻辑系统这种“主观”的产物与思维的客观实际相一致。
相对而言，在经典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非经典逻辑，它的直观性、与人们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吻合性就大大不如经典逻辑，甚至与经典逻辑背道而驰。以模态命题系统为例（应该说，相对而言，模态命题逻辑在非经典逻辑中是较为直观的），如果说系统t满足对模态逻辑系统的直观要求，它所断定的是没有争论的一些结论的话，则系统s4、s5就难以说具有直观性以及与人们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吻合性了：在系统s4和s5中都出现了模态算子的重叠，因而象pp、pp这样的公式大量出现，而这些公式几乎没有什么直观性。至于非经典逻辑中的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它们离人们的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更远，更显得“反常”。同时，同一个领域比如模态逻辑或时态逻辑，由于方法和着眼点不同，可以构造出各种不同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作出逻辑系统无正确性可言、逻辑系统纯粹只是人们思考的工具的工具主义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应该说，工具主义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它看到了逻辑系统特别是各种非经典逻辑系统远离日常思维与推理和作为“纯思维产物”的高度抽象性，看到了逻辑学家在建构各种逻辑系统时的高度的创造性或“主观能动性”。但是，另一方面，从本质来看，工具主义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取的。它完全抹杀了逻辑系统建构的客观基础，否定了逻辑系统最终是人们特别是逻辑学家的主观对思维实际、推理实际的反映。这种观点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逻辑无用论，最终取消逻辑。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科学发展的实际和逻辑科学的学科性质的。
而一元论对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理解过于狭窄，也过于严厉，这种观点难以解释在今天各种不同的逻辑系统之间相互并存、互为补充的现实。从本质上讲，尽管任何逻辑系统都是逻辑学家构造出来的，但是，它们是有客观基础的——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否则，它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最终难以存在下去），所以，逻辑系统是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的——正确地反映了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逻辑系统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不正确的。应该说，这一点是一元论与多元论都可以同意的，但是，在承认这一说法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正确地反映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是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层次的：逻辑系统对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反映可以是比较普遍、一般的（比如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也可以是比较特殊、具体的（比如某些非经典逻辑系统，它所反映的就是相对于某一特定主题或领域的特定的思维与推理）；逻辑系统对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反映可以是比较直观、与日常较为吻合的，也可以是相对来说较为抽象、远离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逻辑系统的“正确性”是多样的，不可绝对化和唯一化。所以，我认为，一元论坚持“只有一个正确的、唯一的逻辑”是不妥的，相反，多元论的观点则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按哈克的分析把非经典逻辑分成“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的话，那么，很显然，扩展的逻辑是以经典逻辑为基础，将经典逻辑理论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学科而形成的对经典逻辑的扩充，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互斥、对立的情况，它们都可以是“正确的”。至于“异常的逻辑”，它的某些性质与特征确实可能与经典逻辑不同甚至相矛盾（例如在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中排中律的失效等等），因此，它们有“对立”的地方，但就经典逻辑与某一异常逻辑分支相比而言，它们的对立或不一致只是在某些方面，而从整个系统的性质来看，它们的互通之处更多，因此，经典逻辑与某一异常逻辑分支之间的所谓“对立”之处，恰恰是该异常逻辑分支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对某一问题的不同于经典逻辑的处理和解决之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对经典逻辑的意义不在于“否定”了经典逻辑的某些定理或规则，而在于对经典逻辑忽略了的或无法处理的地方进行了自己的独特的处理。所以，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之间的“对立”是表面上的，其实质是它们之间的互补。
摘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人才的培养具有新的要求。本文从教学逻辑的角度出发，依托大数据提供的众多优势，研究视觉传达设计创意课程教学逻辑的创新与实践方法。
关键词：视觉传达设计；教学逻辑；发散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1-0116-03
一、引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冲击着各行各业，一定程度上对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传统视觉传达设计创意课程却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国内高校亟需变革教学培养模式、创新教学逻辑与教学实践方可培育出适应时展和社会需求的人才，尤其是一些刚升本的本科院校，更是需要在教学方面实现积极的转型。
二、基本概念介绍
（一）大数据
大数据概念在近几年才刚刚提出便以飞快的速度席卷而来。根据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我们可将大数据理解为：运用全新的模式以及多元化的处理手段，对高速增长和实时变化的海量信息资源进行决策、处理及优化后形成的庞大数据集合。“大数据时代”正在多个领域充当颠覆者，即使颠覆的过程是艰辛而漫长的。
（二）视觉传达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起源于平面设计。随着科技与社会的进步，视觉传达设计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如标志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等，这些形式均是通过人眼所能看到的表现事物特性的符号，即视觉符号，来向受众传递信息的。因此，我们可将视觉传达设计理解为：是设计者借助可视化的表现形式、通过视觉感官刺激来实现信息传播目的的各种方式的总称。经研究发现，如能在视觉传达设计过程中，将试图宣教或传播给观众的影像辅助以文字表现形式，图文并茂将会对受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三）创意课程
创意课程，主要是指为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而开设的一些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对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而言，其创意课程就是培养学生在平面设计时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一门课程。
（四）教学逻辑
教学逻辑是一种应用性的逻辑，所反映的是教学主体对于教学设计及教学实施过程进行研究思考后发现的一些客观规律，最终形成的是规律性的认识及某种固化的形式结果。由此可见，教学逻辑是教师进行教学内容选择、设计以及组织教学活动实施的依据。根据不同的评判标准，我们可将教学逻辑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根据层次结构从宏观到微观来区分，教学逻辑可分为：课程的教学逻辑，学段的教学逻辑，单元的教学逻辑，课堂的教学逻辑；而从教学逻辑的结构上讲，又可分为：基本逻辑，辅助逻辑，子逻辑，同时又有逻辑的主线和副线之分；如果从形式上进行区分，教学逻辑则可以分为：强概括的逻辑，中概括的逻辑，弱概括的逻辑，这些内容将成为理念的组成部分和具体的教学思路。
三、传统视觉传达设计教学逻辑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高校大多沿用传统的平面设计教学逻辑，不大重视学生创新设计理念的培养。例如，在传统视觉传达设计课堂上，如果老师要求“要讲究人物的五官比例，画面布局，线条不能乱等等”，然后提供“范例”，那么学生通常会交出一份和“范例”几乎无二的绘画作品。这令许多老师感到十分无奈，“真不知道该不该给学生提供‘范例’。如果不提供，学生就会抱怨不知道画什么好；而提供了‘范例’，班里的很多学生就会‘照抄’，个性化的绘画实在是太少了……当然，这仅仅是传统视觉传达设计教学过程中最常见的一幕而已。经过总结发现，传统的视觉传达设计在教学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见表1）。
四、视觉传达设计创意课程教学逻辑创新思路
在大数据背景下，笔者通过互联网海量案例的分析调研，结合长期从事视觉传达教学经验，提出了视觉传达设计创意课程教学逻辑改革创新的总体思路（如图1），具体展开如下。
（一）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
人类一般思维过程包括发现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解决问题几个环节。而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一般是在经过了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等一系列具体的活动之后升华实现的。思维的形式，不外乎就是概念、判断以及推理这三种形式。因此，在平面设计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应当是教学的重点。首先，应当注意多给学生讲授一些有效的思维[1]方式，如逆向思维、横向思维、发散思维、系统思维、移植思维、分解思维、质疑思维等等；其次，可以补充一些实用的思维方式，如：增值思维、立体思维、极限思维、动态思维、超前思维、形象思维、想象思维、灵感思维、互动思维等；再次，应该倡导学生熟悉和探索各种创意思维的方式，如可借助大数据时代海量资讯和案例等各方面的有利l件，通过思维方式的培养开阔学生思路。
（二）增加创意思维案例的讲解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那么就意味着实践技能将日益被强调。因而，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背景发掘更多的案例，用数据案例去引导学生开发和锻炼创新思维。对此，本研究通过网络资源截取了若干优秀的创意设计（见表2）。
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视觉传达专业创意思维培养的关键在于将技术的教学从课堂转移到课下。也就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给学生展示更多更好的创意案例，摒弃传统教学中过于注重技术讲解的做法，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比如，在photoshop的课堂，老师通常情况下是带着学生做一个例子，在此过程中重点为学生讲解设计软件的使用方法，培养学生的设计技术。
（三）加强发散思维的训练
在大数据时代，如果给出一个关键词，我们很容易引伸出大量的相关数据，也更容易获取数据、图片、文字和案例等。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发散思维训练也将变得更有针对性。例如，在广告课上，老师可以带着学生做个游戏，然后在黑板上写下“狗”这个单词。接着让大家轮流上来写下尽可能多的跟狗有关联的词，最后再让每个人选出几个关键词来编故事。很神奇的是无数狗粮的广告就出来了。这样发散思维比对着屏幕生硬的想狗粮广告要容易很多。这就是发现思维的力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尽可能的发挥你的联想和想象力，你能想出多少种设计方案？
2.多向思维，淡化标准答案。还有其他不同的想法吗？
3.打破常规，你能想出别人没想到的吗？
4.跳跃思维。大胆质疑。
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给出发散思维的培养思路如下图所示：
（四）激发学生课堂上的无限创意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丰沛、获取途径便捷，我们在对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应该适时把握这一优势，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去激发和拓展学生的无限创意。
1.提供创新的沃土――构建宽松平等的环境。心理学研究认为：在愉快轻松的环境中，学生思维更加活跃，想象丰富；相反，学生思路阻塞，心灵闭塞，就无创意可言。如果一位老教授面带微笑授课，讲话幽默风趣，及时对学生鼓励和表扬，这不仅可以让学生在快乐中学到知识，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意。
2.汇集创新的活泉――敢于质疑，拓宽视野。在创意课堂，我们可以通过设立动脑筋小组[2]或团队，采取合作与竞争的方法激发学生创意。让动脑筋小组在相同时间内对同一问题做创意方案，然后进行评比。在评比过程中，首先让小组成员分别展示自己的方案，接着由组内和组间对方案互相评议，要求只讲缺点不讲优点。而被评议的人员只能记下缺点，不能解释和申辩。随后设计方案的修改要遵循“没有提到的不动，提到的地方必须修改”的基本原则进行。如此几轮之后便能形成好几套设计方案。这样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教学方法不仅能使学生的设计创意更具深度和成效，在课堂逻辑上也能大大激发学生创意与视野。
五、创意课堂要注重教学逻辑理论和实践
创意是视觉传达设计人才的核心和亮点。我们除了要强调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之外，还要在创意思想的培养方面狠下功夫。首先，应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进行设计专题理论讲授，既涉及平面设计常见领域，如招贴设计、字体设计、书籍封面设计等，也包括平面设计专业领域，如多媒体课件画面设计专题等。要让学生认识到所学设计知识将会在哪些方面产生效果，从而激发其学习热情，调动学习积极性。但需注意的是，教师的审美观点和偏好客观上存在局限性，因此，在某位教师单独看完学生设计作业后，最好能由本教研室的其他教师辅助进行评判；如有机会，还可以找几名优秀的学生来发表观点，协助评判。其次，利用课下时间为学生安排风格不同的专题讲座，讲授诸如简约风格、传统文化风格等不同风格的源流、特点和设计关键，有针对性地进行作品分析并布置作业，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经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于增强学生的创意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在此，笔者总结出实现教学逻辑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八点要求：（1）把生活引入课堂，教学才会生动；（2）把联系引入课堂，教材才会鲜活；（3）把观点引入课堂，思想才会碰撞；（4）把比较引入课堂，理解才会深刻；（5）把体验引入课堂，情感才会共鸣；（6）把方法引入课堂，能力才会落实；（7）把用心引入课堂，领悟才会生成；（8）把自由引入课堂，学习才会自觉。
六、结论
视觉传达设计行业的人才竞争激烈程度与日俱增，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性日益突显。随着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媒体融入到视觉传达设计创意课堂教学中来[3]。只要能理清教学逻辑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恰当使用大数据时代下的各种数字化技术，就能让平面设计课堂教学变得更精彩。对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学逻辑的创新，可以有以下几点改进方向：（1）教学过程中多给学生讲解经典的思维方式以培养创新思维。（2）大量运用各类平面设计创意思维案例以拓展学生思维。（3）注重并加强学生设计发散思维的训练。（4）充分利用课堂去激发学生创意。（5）关注并重学生的主观感受，增强互动。
总之，学校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生的培养教育方面必须加紧改革步伐，充分利用“大数据”这一时代特色与优势，通过现代化的多种途径和手段，不断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加强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将设计专业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培养出有发展潜力的精英型设计人才。
参考文献：
[1]向春宇.激发中职学生平面设计课堂创意思维的初探[J].读写算：教研版，2014，（22）：22.
[2]易娇.《平面设计》课程中对学生创意能力培养的研究[J].科技创业家，2013，（15）：166.
[3]何婷.论数字化背景下中职平面设计教学改革的实践[J].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2015，（2）：35.
收稿日期：2016-11-25
关键词：艺术；想象；逻辑思维；形象思维
一、艺术设计中的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是艺术设计在计划与实施阶段主要的思维方式，二者有着各自的特点，而它们在艺术设计中的有机结合则会提供一种处理理性与感性之间关系的较为正确的科学方法。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好坏之分。形象思维往往是彻悟式的短路思维，速度非常快，有时能发现一些发现不了的规律，但是正因为如此，形象思维缺乏严密性，如果不辅以逻辑思维的严密思考，往往会导致错误。就比如侦探故事，他们往往有很强的联想想象能力，迅速的找出事物间的联系，这是形象思维，但是在找出关系之后又要认真的调查取证，又是也许会发现前面的猜测是错误的。这是逻辑思维。没有逻辑思维，那就要自以为是断错案了。作科学试验，更讲究逻辑严密，二者缺一不可。
逻辑思维又称抽象思惟，是思维的一种高级形式。其特点是以抽象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从而揭露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性联系。抽象思维既不同于以动作为支柱的动作思维，也不同于以表象为凭借的形象思维，它已摆脱了对感性材料的依赖。抽象思维一般有经验型与理论型两种类型。前者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上，以实际经验为依据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如工人、农民运用生产经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多属于这种类型。后者是以理论为依据，运用科学的概念、原理、定律、公式等进行判断和推理。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思维多属于这种类型。经验型的思维由于常常局限于狭隘的经验，因而其拙缘水平较低。
“逻辑”和“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一方面，在传统逻辑影响下，“逻辑”被认为是研究思维的科学。而在现代逻辑中，它却被普遍定义为研究推理的科学。事实上，由于传统逻辑把逻辑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混淆了，带有严重的心理主义色彩，因此“逻辑研究推理并且主要是研究推理形式”这一解释则更显得合理一些。逻辑本身存在着一种内在机制(也可以说是本质)，即“必然地得出”。逻辑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在《论辩篇》中这样写到：“推理是一种论证，其中有些被设定为前提，另外的判断则必然地由它们发生。”亚里士多德通过其创立地四谓词理论和三段论具体阐述了这种“必然地得出”乃是可以依据一种能行的方法一步一步进行的。现代逻辑在传统逻辑观念上有了重大突破，并且得出了逻辑的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构造形式语言，另一个是建立演算系统。在今天，通过这两种特征的实施及运用，“必然的得出”有了更明确的有效性。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逻辑是一种有规律的，严谨的科学方法。
习惯用逻辑来思维的人，在思维过程中有符号作为跳板；他一定会在心里叫出形状和颜色的名字，也就是符号，然后再用借助“上、下、左、右”的关系词来推导得出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几何位置关系的结论，这种无声的“叫出”是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的典型特征。
二、艺术设计中的形象思维
什么叫形象思维?简单地说，“形象思维是依靠形象材料的意识领会得到理解的思维。”从信息加工角度说，可以理解为主体运用表象、直感、想象等形式，对研究对象的有关形象信息，以及贮存在大脑里的形象信息进行加工(分折、比较、整合、转化等)，从而从形象上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
形象思维是凭借头脑中储有的表象进行的思维。这种思维活动是右脑进行的，因为右脑主要负责直观的、综合的、几何的、绘画的思考认识和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爱因斯坦这样描述他的思维过程： “我思考问题时，不是用语言进行思考，而是用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当这种思考完成以后，我要花很大力气把它们转换成语言。”另一位诺贝尔奖莸得者李政道从上世纪80年代起，每年回国两次倡导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在北京召开“科学与艺术研讨会”，请黄胄、华君武、吴冠中等著名画家“画科学”。李政道的画题都是近代物理最前沿的课题，涉及量子理论、宇宙起源、低温超导等领域。艺术家们用他们擅长的右脑形象思维的方式，以绘画的形式形象化地表现了这些深奥的物理学原理。今天我们再看这些画时无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题图为“超玄生万象”，表现宇宙混沌初开的景象。
习惯视觉思维的人，在思维过程中只有成对出现的色彩关系。视觉思维完全排除符号， (注意，完全排队符号!)没有语音的参与，直接从一种颜色、形状和方位关系得出另外的关系。
位置关系只是中性的空间关系，数学发展出几何学来精确地解决和描述这种空间关系，所以需要借助表示量的固定符号来辅助；视觉思维是形象思维，看到的只有直接的关系，那种不用叫出名字的关系，视觉关系确定，目的就达到，不需要精确的位置关系，根本无用借助“上下左右”这些方位词来确定这种关系，所受过训练的人，可以既快又准，一般笼统地说这人艺术感觉准确。
【关键词】小学数学 逻辑思维能力 培养策略
逻辑思维能力是指对事物进行准确合理思考的能力，即通过对事物进行观察、概括、分析得出关于该事物的准确结论的能力[1]。当前小学数学的教育过程中，教师对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不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生解题思路受到局限，不能够灵活地解决数学问题，无法做到举一反三。因此，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理性思考数学问题的能力，还有利于其他逻辑性较强的学科如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学习水平的提高，对学生未来的生活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一、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
小学生处于数学学习的初级阶段，受自身条件限制，难以对数学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深入了解，因此在解决数学问题时，缺乏响应的思路，无法做到举一反三。数学学科内容复杂，各个知识点之间联系紧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并且从学习内容上来说，缺乏系统性，无法有效地掌握数学知识。因此，提高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使学生牢牢掌握数学知识，加深对基础知识的了解，在解决数学问题时能够迅速得到答案，并且举一反三，运用多种方法和思路来解决。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实现小学数学对于学生的要求[2]。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国家对学生的创造能力也越来越重视。作为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逻辑思维能力的欠缺将会极大阻碍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必须先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开发，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培养自主思维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新课标对于学生素质的要求。
二、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措施
（一）运用科学方法，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
教师在数学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往往涉及到大量抽象枯燥的教学内容，一方面，学生学习起来比较吃力，造成学习信心上的挫折；另一方面，教学内容枯燥无趣，不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因此，要求教师在上课之前做好充分的备课工作，对即将在课堂上教学的内容精心设计，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调动学生的思维兴趣。激发学生数学的思维兴趣。例如在研究长方形的性质时，通过引导学生通过作图的方式，连接长方形的对角线。这样就形成了两个直接三角形。这时候教师通过归纳总结之前学过的直角三角形的性质，不难推出长方形的性质，即长方形的内角和为360度；长方形的对边平行切相等；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以宽。这样通过已学过的知识来学习新知识，温故而知新，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也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3]。
（二）从学生实际出发，因材施教
在平常的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教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从而得出答案。另外，在讲解答案时，教师要在答案正确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引导学生找到解题方法和技巧，使学生形成系统化的解题思路。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学生解题能力，学生在面临问题时能迅速找到解题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逻辑思维能力。
（三）重视问题设置，引入多种方法
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是一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先由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在教师的有效引导下分析并解决问题。因此，要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必须重视在课堂上的问题设置，问题设置的合理，学生才会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此外，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还需要引入逻辑思维方法，帮助学生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常见的逻辑思维方法有归纳演绎法、比较对照法、抽象概括法、综合分析法等。例如在学习平行四边形的性质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归纳演绎法推理出来。将两个全等三角形组成平行四边形，由于全等三角形的三个角分别相等，从而得出平行四边形对角和对边分别相等的性质。另外一些运算规律如四则运算，也可以用这些逻辑方法推理出来。教师在平常的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教学内容，针对性的设置问题，选取不同的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自主思考，从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全面提升小学数学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教师应重视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材施教，使学生做到举一反三，为今后的数学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詹志毅.论小学数学教学中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J].数学大世界（教师用），2010，（12）：60.
论文摘要：历史与逻辑统一，出自哲学领域，有其错误与弊端。该命题出于预定式思维方式，实违背辩证法精神。历史与逻辑统一，与历史、文学史研究的特性不合，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伪命题。应放弃此类理论幻想，追求文学研究的多样与灵活。
历史与逻辑统一，已俨然一句口头禅。它不但成为许多著述者的自觉追求，甚且成了著书立说成功与否的衡量尺度。但该命题却有其出身的可疑性，更有其能否被认可的前提批判的必要性。该命题出自哲学领域，而非文学史领域。它能否被准入这一领域，必须事先接受一番质疑与检验。这种工作已在进行。王元化说：“历史的发展固然可以从中推考出某些逻辑性的规律，但历史和逻辑并不是同一的，后者不能代替前者。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是可以根据逻辑推理，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的。”［1］214俞吾金主张“必须放弃寻求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无谓游戏”［2］348349。也有其他学者对其或质疑，或修正(注：如刘成纪：《重新认识“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郑元者：《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优先性原则》，《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文学史界内部则似乎只有正面提倡的声音(注：如王钟陵：《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两种类型》，《山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陈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掘除该命题之根、穷究该命题之伪仍很必要。
一、 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统一思想述略
穷根究原地清理历史与逻辑统一命题必须溯及黑格尔，而这方面仍做得不足。故缕述其思想要点如下：
（一） 强调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区别。黑格尔说：“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是纯粹的思维，是“概念的纯思”，而普通思维则是表象思维［3］38-42。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历史性展开，因此哲学史即是哲学。其它科学则不具有哲学的这一特点，其它科学的历史也不具有哲学史的上述特点。“我们必须考虑到：哲学史由于它的题材的特殊性质，是与别种科学的历史不同的。”［4］13-15因此，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统一思想，有一个前提性条件，即强调哲学、哲学史的独特性。这表明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观点具有特殊适用性，不具有普适性。文学史界恰恰忽略了黑格尔这一前提。
（二） 强调理念的总体统摄性与现实具体性。逻辑与历史统一思想的核心是其绝对理念。这个绝对理念，好比是最高点的明灯，照亮了下面一切。从这一顶点出发，黑格尔获得了“一个一般的概观”，看到了部分与全体的内在联系，“个别部分之所以有其优良的价值，即由于它们对全体的关系”，“历史里面有意义的成分，就是对‘普遍’的关系和联系。看见了这个‘普遍’，也就是认识了它的意义。”［4］11同样，黑格尔出于绝对理念的思想，把历史统摄于“一”：“‘真理只有一个’那句话，还是很抽象很形式的。在较深的意义下，这话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唯一的真理，而同时把它当做源泉，一切其它事物，自然的一切规律，生活和意识的一切现象，都只是从这源泉里面流出，它们只是它的反映，——或者把所有这些规律和现象，依照着表面上似乎相反的路线，引回到那唯一的源泉，但为的是根据它来把握它们，这就是说，认识它们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所以，最要紧的倒是要去认识那唯一的真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空虚的思想，而乃是一个自身规定的思想。”［4］24-25立足于绝对理念，黑格尔接着提出了两个原则：“发展”和“具体”，强调了“潜在”向“真在”的发展。但是，这一发展是精神发展，而“精神发展是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并且同时是自身回复的过程。”［4］25-28说来说去，这种发展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兜圈子。黑格尔的发展观，带有强烈的唯心论色彩。就“具体”原则，黑格尔说出了一些真知灼见，比如他反对单纯的理智抽象，强调“理性知识与单纯理智知识的区别”，“真理、理念不是由空洞的普遍所构成，而乃包含在一种普遍里，这种普遍自身就是特殊，自身就是有决定性的。如果真理是抽象的，则它就是不真的。健康的人类理性趋向于具体的东西。理智的反省才是抽象的理论，不是真的，只是在头脑里是正确的，而且没有实践性。哲学是最敌视抽象的，它引导我们回复到具体。”［4］29可谓开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之先声。
但是，由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具有上帝一般的特性，或者说，黑格尔自己冒充上帝，则其观点之可靠是要大打折扣的：“普遍的理念始终是内在的根本，是无所不包的和永恒不变的。”［4］32这就直接背离了其辩证法思想。这样，“作为现实的自然而存在着的东西，乃是神圣理性的肖像。”［5］372
（三） 强调必然性的前进。哲学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必然性。“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3］55基于此，黑格尔进而强调理性与现实和解，“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3］43-45，强调逻辑与历史对应：“我希望，你们可以由此看到，哲学的历史不是一些偶然幻想的盲目聚集，也不是一个偶然的进程。我毋宁曾试图指出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必然出现，因而一种哲学必然以先行的哲学为前提。哲学史一般的结论是：（1）在一切时代里只存在着一个哲学，它的同时代的不同表现构成一个原则的诸必然方面。（2）哲学体系的递相接连的次序不是偶然的，而是表明了这门科学发展阶段的次序。（3）一个时代的最后一种哲学是哲学发展的成果，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可以提供的最高形态的真理。因此那最后的哲学包含着前此的哲学、包括所有前此各阶段在自身内，是一切先行的哲学的产物和成果。”［5］378
（四） 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偶然性包容于必然性。黑格尔正视历史的复杂多样性，承认历史的矛盾性。黑格尔强调忠于历史：“我们只须忠于历史去进行工作，对于过去的哲学我们只应归给它那些直接给予我们的材料”；“我们太容易倾向于拿我们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代哲学家”，“我们只须引用哲学家自己的字句，至于原字句之发展或引申乃是进一步的思想范畴，尚不属于原哲学家本人的意识”［4］46-47。黑格尔强调哲学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时代性：“每一个哲学在全部过程里是一特殊的发展阶段，有它一定的地位，在这地位上有它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必须依照这样的规定去认识它的特殊性格，必须承认它的地位，对于它才有正确合理的处理”；“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它是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因此它只能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或兴趣”［4］48。诸如此类的观点亦富有启发性和重要价值。但是，这在其整个思想里面是次要的。黑格尔强调得更多的还是哲学历史发展的逻辑一贯性，纯粹的必然性。对于他来说，偶然性、多样性，只是理念避免抽象、空洞，走向具体、外化的自我实现过程的诸环节。
（五） 强调哲学的体系性。“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因为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其自身，而且必定是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3］56哲学史最终是一个体系，是“一系列的哲学精神形态的进展过程”，“这一长系列的精神形态乃是在精神的生命过程中跳动着的个别的脉搏。它们是我们的实体的有机体。”［5］379
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个核心，就是绝对理念、绝对精神。问题是黑格尔凭什么自己就能够超越时代局限而获得这一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呢？黑格尔既然说“作为全体中的部分，个人就像瞎子一样，他乃是各全体的内在精神驱使着前进的”［5］379，那么他本人何以就不是瞎子，而站在绝对理念的顶点，“一览众山小”？不错，历史是一整体进程，但何以单就他把握了这个整体进程？何以单就他代表全体而发言？黑格尔这样做未免过于僭妄，给人一种“挟天子（上帝性的绝对理念）以令诸侯（历史）”的架势。
二、 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统一思想的弊端与局限
以上总结了黑格尔逻辑与历史统一思想的几条要点，但首先要认准一条：文学不同于哲学，文学史不是哲学史。黑格尔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有所继承发展，对其唯心主义局限性加以克服。但是，仔细研读马、恩相关论述会发现对于研究方法两人有一明显分歧。马克思认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6］25恩格斯则认为：“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6］43从马克思观点，恰恰得不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结论。恩格斯的观点则是逻辑与历史合一，取消了历史的方法的独立性。无论他们怎么讲，仍要认准这一条：他们都是针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专门问题而言，而不是就文学、文学史而言。我们决不能不加审视地照搬，而必须看看其适用性前提，先证明其普适性。
我们文学史界往往缺乏这一前提性审视而径直挪用，以致没有借鉴其好的方面，却发挥了其坏的思想。进一步揭示黑格尔观点之弊端与局限，十分必要。
黑格尔上述思想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理性与现实和解、逻辑与历史对应的思想过于简单化与绝对化。历史发展往往有断裂，有曲折，有突变。黑格尔出于绝对理念，有意地加以平均化，把曲折起伏的历史简化为一条不断向前发展的线索。尽管黑格尔强调每一环节的正、反、合，强调圆圈式发展，但是，贯穿这些圆圈的仍然是一条直线式发展之路。文德尔班就指出了这一问题：“有价值的真知灼见被黑格尔外加的一种假说弄得模糊、破损了”，“本来是正确的基本思想，在某种哲学体系的控制下，导致了哲学史的结构错误，从而经常违背历史”［7］20。
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命题是立足于绝对精神的“完成”的终点而说的。黑格尔是从终点来回顾开端，展开过程，最后重新归结到终点。但问题在于，发展恰恰是无止境的，黑格尔的体系却违背这一根本规律而呈现为封闭的圆圈。海德格尔说：“在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中，哲学已经得到了完成，亦即达到了它的顶峰，并且由之而来已经结束了。人们对黑格尔关于哲学之完成的命题感到反感。人们认为这个命题狂妄不羁，并把它称为一个早已被历史驳倒了的错误。因为在黑格尔之后，继续还有哲学，而且现在也还有哲学。然而，这个关于哲学之完成的命题并不是说，哲学在停止和中断的意义上结束了。而勿宁说，这种完成才恰恰给出多重构成的可能性，甚至包括其最简单的形态，即：粗暴的颠倒和巨大的对立。”［8］508即使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完成不是结束，而是“给出多重构成的可能性”，人们的上述指责也仍是正确的。我更赞同海德格尔的学生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只有当历史事实上终结，人类不再有将来，不再有新事物产生的时候，黑格尔的哲学才拥有可观真理。”［9］51
历史与逻辑统一，是预定式思维的产物。它预先把历史进程看作一个“完成了的”整体结构，这个整体结构如同金字塔，纷繁复杂的历史好比塔基，各边逐渐汇拢，最终凝于塔尖。这种整体结构的事先假定性，是值得怀疑的。按照辩证法，历史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这有两层意思：1.历史本身的时间性演历。2.历史对于后来人的不断展现。前者逝不可及，后者渺无尽期。而预定式思维假想自己的立足为塔顶，试图俯瞰无余，岂不虚妄？这是恩格斯早已批判过了的［10］216-219。
由此遂重视预定式回溯法之运用，黑格尔称作“反思”［3］74-76或“回忆”［11］274-275。预定历史后一环必包含前一环，历史长河被理解为一个又一个前后相联的水库，终点是吞进一切水源的大海，却忽略了东流到海途中，许多水源枯涸、中断、蒸发的事实。由大海回溯河流，以海水逆知河水，海水既含盐则河水必味咸，可乎？历史回溯是少不了的，但此预定式回溯法却大有危险。以今推古，据后知前，很容易以今之所有加古之所无，以后之新酒充前之旧瓶。
三、 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理论悖谬及本文的基本主张
逻辑与历史统一之说既然存在上述诸问题，则我们何须挂它于嘴边？它只是金字幌子罢了。它作为伪命题，对于文学史领域无效，必须赶它出去！那么，文学史界该如何发展，如何进行著述？要言之，自由发展，多样推进，灵活书写。
但首先要确立一个较为恰切的理论立足点，然后再谈如何进行文学研究。让我们且就历史、文学史研究本身，进一步辨明逻辑与历史统一之悖谬，并阐释本文的基本主张。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历史是人类的实践过程。实践即是做事，但是，这一做事必须看作是从古至今的不断生成。因此，事之结果也必然是不可穷尽，即不可数。所谓历史就是不可数的大写之事。历史具有不可穷尽性，历史具有无限开放性。强调历史大事的不可数性，正是为了约束自我的膨胀，从而避免黑格尔式的僭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立场、视野的有限性、局部性。我们不是上帝，我们的历史叙述必然是限知视角而不是全知视角。尽管我们具体行文可用全知视角，但必须认识到这一“全知视角”的局限性。比如历史之记言，“公言私语，盖无不有”；但密室接耳、私下腹诽，除非史家是上帝，岂能尽知而全录？史家如此记载，不过设身处地，想当然耳［12］164-166。
总有人以为历史乃一个一个可以计数的事件之积累，故历史可以历历如珠地数过来。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恩格斯有段名言：“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13］733我国学者亦言：“整个宇宙，包括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意识领域，是一个普遍联系之网，宇宙间任何一个事物，任何一个现象，都是网上的纽结或者说交叉点，每一个交叉点都同宇宙间其他交叉点有着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联系既包括空间上的，也包括时间上的，宇宙间除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现实世界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超时空的、超验的东西躲藏在现实世界背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这网上的一个个交叉点，人也是这样一个交叉点，只不过人这个交叉点能意识到‘自我’，即具有自我意识，并能超越‘自我’。”［14］266
但是，以前我们对于“总画面”强调得不够，尤其是对于“总画面”的不可穷尽性强调得不够。必须看到：尽管我们主观上试图看到“总画面”，尽管我们试图超越自我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永远是“总画面”的某个局部、某个侧面。我们固然可以引“一沙一世界”、“一毛见全狮”以自壮；但是却须知这“一沙”、“一毛”既是世界、全狮之局部，则磨磷交错、缁涅混杂，拔茅连茹、丝牵缕系，且“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仅就这“一沙”、“一毛”细细辨析，亦是不可穷尽。对于过去了的历史而言，更是如此。残篇断简、蛛丝马迹，又如何可以助我们恢复历史的整体面貌？
因此我们须从两个层面理解历史之“事”：1.那不可数的、不可穷尽的总体大事，大写的事。这个大事就是历史的总过程。对此，我们是有限趋近，而不可径达。2.限于我们的主观视角，我们把那不可数之大事加以计件，那浑然一体的大事，被我们一件件分开了，这就是一个个小写的具体事件。我们看到的已经是可数化了的东西，是相对孤立开来的一个个点了。进而，我们还要明白，过往之事实际上已经是“事迹”，即事件残迹。这些残迹遗存于片纸只字间，所谓研究历史乃依照残存文字——事件残迹——具体事件——历史大事之序层层追溯。
如我们确立了上述基本立场，则当自我克制，不会狂妄到自以为把握了历史的总貌。既不会自信于已经把握到了历史发展的总逻辑，也不会自矜于已经获得了历史全体之真相。我们只能把握相对的逻辑与有限的历史，故历史与逻辑统一乃遥遥无期之事。当然有人会修正说：我们追求的是相对的、有限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但这就等于取消了逻辑与历史统一这一命题，或者说这是自相矛盾。因为，相对的逻辑认识既然是相对的，就不会是绝对必然性的，其客观可靠性就是有待检验的，而这种检验是长期的、甚至是久远的；有限的历史认识也同样如此。两个相对、有限的，其必然可靠性尚有待检验的东西，怎么可能提前统一呢?学术研究是阶段性的，其成果是有待检验的，即使暂时证明是正确的结论，将来还可能被证明为错误。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懂得如何以此来警醒自己的学术良知，则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观点可以休矣！一切归于学术实践的检验，而不是先行设定逻辑与历史统一。只要我们承认前者的第一性，则后者自不能先行成立。我们的治学所得，不过一人之力、一时之见，相对于漫长无尽的学术史，能算什么呢？设定空想目标，预支空头支票，有什么用处呢？无非是大言自雄罢了，即恩格斯所讥“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13］427-429。
四、 灵活多样地进行文学研究
历史依照历史大事——具体事件——残存事迹——残存文字的顺序展现于我们面前。我们的学术研究乃逆此上溯。质言之，历史即事象。我们接触历史，是与历史之事相遇与相交。这一相遇、相交的过程就是历史之事的对象化，简称事象。但是，正如我们所说，我们的视角有限性，必然导致事象的计件化，所以事象变成事项，即一件件项目之罗列。文学史的事项包括三方面：物象、心象、语象。物象即文学反映的外部世界，心象即文学展现的心灵世界，语象则是二者的语言化，即审美化了的语言世界。文学研究无非文学事项的一分为三，合三为一。此已足决定文学研究的多样与灵活。
喜欢宏观审视的人，大可突破事项之局限，不滞于项目之罗列，去把握整个事象，甚至捕捉历史本来之大事。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倾向于文学历史的逻辑性地理解，追求规律的归结与贯穿。但是，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很可能以牺牲历史性为代价。因为，他把握到手的只是相对的逻辑性结果，不能涵尽整体历史。
喜欢小处实证的人，也大可关注一个个事件之清点、整理。但是，他同样必须正视自己的局限性，即可能见树而忽林。他的研究价值在于相对的历史真实性。他不可轻视搞宏观研究的人，因为此举实乃五十步笑百步。
那些关注物象的人，大可去把握外部世界、社会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研究作家的生平阅历与时代背景。那些关注心象的人，则可挖掘文学展现的人类的、民族的心灵史、情感历程、生命体验等。喜欢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人，大可关注语言艺术本身的演历，诸如古今语象之嬗递、手法技巧之通变，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既有其相对的、不可轻忽的学术价值，又尽有其不可掩饰的局限。首要的是自觉其限：既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更不相互排挤、相互诋毁；而是相互尊重、各得其所，进而沟通交流、相资为用。学术个性不同，难免此长彼短。学界之习，美己之专擅而丑己之偏缺。长于义理短于考证者，则指斥考证之琐屑；长于考辨短于义理者，则鄙夷理论之空泛。鸟羞渊沉，以掩不能；鱼耻高翔，以济所困。粪土珠玉，贱己所乏；敝帚自珍，贵所自得。但愿相轻之习日消，相重之风大行。唯如此，学术研究才会多姿多彩。汉学、宋学并存，义理、考据、辞章兼济，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之理想或可不期而自至。世纪之交，谈论文学研究方法、范式的文章多矣！但大多以自己为尺度，把研究经验、心得扩推为甚至夸大为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把特定适用性的研究方法提升为普遍有效性的治学之路。这难免给人假学术公器之名义，护一己门户之私利的印象。
总之，我们若树立上述基本认识，则有望获得学术研究的高度自由。须知，我们今天的学术自由之威胁主要不在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学术自由首先是精神自由、思想解放。所以，先要自我解脱一切羁绊，获得心灵的澄明。消除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乌托邦幻想，承认我们各自的研究限度，目的恰恰是尊重逻辑与历史的各自相对价值。也许我们这样无意去寻求逻辑与历史统一，而侧重于或历史或逻辑的某一面，说不定逻辑与历史反能牵起手来，走在一起。我们面对的是黑暗的历史隧道，各自默默地从隧道的一端摸索前进，也许我们擦肩而过而互不相识，也许我们迎面相逢而会意一笑。但首先要走出自我的视界隧道，以免盲人摸象，各执一端。
谨结以徐复观先生之言：“我恳切呼吁已经在学术界中取得了一些地位的先生们，要有学术的良心，要有学术的诚意，要向下一代敞开学术研究之门；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必须有的良心上的赎罪。我再进一步说一句吧！站在人类文化的立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斥对历史中某一门学问的研究工作。我也发现不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具备了排斥某一门学问的资格。”［15］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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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position that history and logic is unified comes from philosophy and is mistaken. It proceeds from the method of thinking which
confirms something before validation and contravenes dialectic spirit. It differs from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research and thus is a
[关键词]逻辑教学逻辑教学改革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
近些年来，高校的逻辑教学工作者被两种现象困扰着：一种是校园内逻辑教学的景气指数每况愈下、风雨飘摇；另一种是校园外各种升学、招聘、入职的逻辑辅导班比比皆是，红红火火。这一冷一热，折射出什么？热，说明社会对逻辑是迫切需要的；冷，说明逻辑教学难如人意，亟需改革。本文拟就高校逻辑教学面临的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及出路做一些探讨，以期引起重视并企盼有所改观。
一、高校逻辑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逻辑教学的整体状况令人堪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专业教学点甚少。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逻辑学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并列为七大基础学科，然而在我国学科目录分类中，逻辑学却为哲学类中的二级学科。由于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在本科阶段，全国高校仅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设有逻辑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也廖寥无几，逻辑专业的毕业生远远不能满足其教学与研究的需要。
2.课程地位处境尴尬，遭遇不同程度的边缘化。在高校，除哲学专业外，逻辑自然不是专业课，但也不是和语文、英语一样的基础课，（虽然其形式上也被归为基础课）专业课受专业培养的制约地位牢固；基础课受社会作用及普遍共识也不能随意变动，而逻辑课呢？两头不沾，属于夹层地带可有可无、可多可少被随意处置的课程。进人90年代后，普通高等学校在课程体系改革中有一批原来逻辑学作为必修课开设的院、系、专业或者取消课程，或者将其改为选修课，并且普遍压缩了课时，就连有些全国重点大学的哲学系，也将逻辑列为选修课。高校尚且如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逻辑专业偃旗息鼓、几近消失也就不难理解。种种不争的事实说明我国逻辑学教学处境堪忧，大有被逐出高校课堂之势。
3.教学研究的阵地不断萎缩。原来全国唯一的一份逻辑刊物《逻辑与语言学习》于1995年停刊。没有专门的刊物，逻辑研究在夹缝中生存。1996年，复印报刊资料《逻辑》由月刊改为双月刊，页数整整减少50%。2009年，又改为季刊，进一步的萎缩。那么，再往后呢，又将如何？
4.教学队伍逐渐缩小。由于课程不受重视及论文难以发表，在目前高校普遍以量化标准为主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课时不够影响收人，不够影响晋升，这些都势必挫伤逻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也难以吸引青年才俊加入其中，人才流失及新鲜血液的匮乏，逻辑教学队伍的萎缩也就在所难免。
二、高校逻辑教学困境的深层原因
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困境呢？前辈和时贤的分析往往将其归结为：或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或是社会对逻辑科学的轻视等等，在我看来，这种试图从外部寻找突破口的努力无疑是倒果为因，不得要领的。惟有从逻辑课自身出发对其所见与所蔽进行深刻的反思才有出路。在逻辑课涉及的内容、方法、手段、师资等诸多因素中，课程体系、内容设置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门学科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其学科体系及内容设置能否满足社会对它的某种需要，而逻辑教学的困境恰恰是因为现行逻辑教材的体系、内容设置无法满足人的日常思维及素质教育的需要造成的，我们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回顾我国的逻辑教学，上世纪80年代，一度曾非常的繁荣。1978年以来，在“逻辑现代化”的旗帜下，开始了对普通逻辑教学改革的多元化探索，形成了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及改革模式：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取代论)；吸收现代逻辑成果改造传统逻辑(融合论)；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并驾齐驱(并举论)；用辩证逻辑统一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统一论）。几十年来，这些声音此消彼长，此沉彼浮，从来没有真正的统一过，但是，就全国范围内的教材出版与逻辑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取代论”、“统一论”、“并存论“的观点都不占优，而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相“融合”的教科书成为普遍实行的范式形态，以推理为中心，“蕴涵”、“真值函项”和“有效性”为核心概念的形式逻辑教学内容体系基本确立。然而，现在看来，这样的教材体系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主要问题是形式的角度的局限性、有效性的适用范围有限及语用因素的缺失，而这些问题都触及了这个体系的基本原则及核心概念。下面，我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1.“形式”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好处，也有问题。“形式”“形式化”是现行逻辑教材基本特征，传统逻辑摒弃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内容而对它们的形式做孤立的、平行的研究，以期达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和推理具有逻辑性的理论目标。数理逻辑是传统逻辑的现代化，它采用人工语言和形式化的方法来刻画、研究命题和推理，使我们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它们的性质与特征，它所具有的严格性、精密型、系统性以及形式系统所具有的强大的表达能力和精美的研究方法都是无与伦比的，它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研究方面所展现出来强大威力也是举世瞩目。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逻辑摆脱内容有其所得，使其成为一门具有工具性质的形式科学，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使它饱受诟病：其一，数理逻辑所采用的人工语言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普通高校开设逻辑课主要是服务于日常思维和交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日常分析与表达能力。而日常思维采用的是自然语言，它在丰富性、灵活性及实用性等方面的优势都是人工语言无法企及的。显然，用人工语言分析日常思维是勉为其难的。其二，数理逻辑采用形式化、系统化的方法，莱布尼茨的理想是把思维转化为计算，可是实际的情况是，当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是以机械的方式向前推进的，是不思考的；而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却往往是不计算的。所以，它对日常思维的指导作用有限。其三，由于思维形式和内容相分离所产生的“蕴含怪论”使形式逻辑的根基与合理性备受质疑。“真命题被任何命题所蕴涵，假命题蕴涵任何命题”，这与我们的日常直觉相去甚远，举例来说，“雪是白的”是真命题，它可以被任何命题所蕴含，也就可以被“2+2=4”所蕴含，就是说，“如果2+2=4，那么雪是白的”是一个形式意义的真命题，但从内容上看却是莫名其妙的。如果说这个例子只是废话，那么从假命题“2+2=5”，即可以推出“雪是白的”，又可以推出“雪不是白的”这两个互不相容的命题都为真，就不仅是废话，而是难逃自相矛盾的嫌疑，形式正确性与内容的正确性不兼容、逻辑真与事实真不同步是一直困扰逻辑学科内在的主要矛盾。
2.“有效性”的概念太强，适用的范围有限。与形式的角度相对应，现行逻辑教材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推理和论证的有效性，传统逻辑主要是提供有效推理与无效推理的形式与规则，数理逻辑的主要任务是构造具有保真性的形式系统从事证明、推导等活动，这些都是围绕着有效性这个轴心展开的，所谓有效就是推理形式100%正确，也就是具有此推理形式的任一实例都不会出现真前提和假结论，换言之，它从真前提必然推出真结论。而无效推理呢，则是推理形式100%的错误，即从真前提不必然推出真结论。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效性概念刻画的是一种极端的、理想的状态，在日常推理和论证中，它可能发生的条件及适用性都是有限的。因为它预设了推理要满足的两个条件：一是前提是完全的、充分的、无一遗漏的；二是前提和结论的连接是必然的、唯一的、无歧义的。可是在日常思维中，这两点都不易做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进行日常推理的前提经常是不完全、不充分、不到位的；由于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使得现有知识、现象的关联常常呈现出多种的可能性，实际上，前提的不充分性及关联的或然性是日常推理的常态。我们常常是有“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1](p11)由此看出，日常推理常常是一种学习、抉择、反馈、调整、纠偏、补漏、完善的过程，一蹴而就的有效推理在有限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尤其是开拓创新，探索未知领域更是如此。另外，有效性这个概念太强，要么全部正确，要么全部错误，没有伸缩、回旋的余地，它只能刻画一部分日常推理和论证的特征，而不能刻画全部日常思维的特征。因为在很多的情形下，日常思维无所谓有效，也无所谓无效，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例如，要论证“网瘾不好”，我们会列举证据：“网瘾会占用大量的时间”，“网瘾不利身体健康”，“网瘾可能诱发青少年犯罪”，“网瘾可能导致人格障碍”等等。“我们很难说这个论证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显然，这既不是一个有效的演绎推理，甚至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归纳或类比推理。……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论证的结论是获得了其前提的某种程度的支持的。”
从上边的分析可以看出，有效性是有条件限制并且也不是万能的，因此，对于日常思维来说，运用多种逻辑工具来分析也许是必要的，因为“任何逻辑理论都难以避免它对思维和语言表达实际的片面性的割裂，它只能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角度总结出思维和语言表达的某些特征或规律，而不可能概括思维和语言表达的所有特征或规律，更不可能一览无余地来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所有思维和语言表达”。[3]“支持度”、“合理性”、“充分性”这些非形式逻辑的概念显然能够弥补有效性之外的真空，它们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才能提供对日常思维的完整分析。
3.语用因素的缺失使得形式逻辑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逻辑学家莫里斯认为，逻辑是通过语言来研究推理及论证的，而语言具有语形、语义、语用三个层面，语形涉及的是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语义涉及的是语言表达式及其所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对语言表达式的解释；而语用则涉及的是语言表达式及其使用者的关系，也就是处在一定语境中的人对语言符号的解释。很显然，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对推理及论证的研究都停留在语形及语义的层面上，是抽象的、一般的，“有效性”、“形式化”都是如此。从时间纬度来看，语形和语义学历史悠久，理论成熟。而语用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不很充分，重视程度也不够，但是它对逻辑学，尤其是逻辑的效用，恰恰尤为重要，语用学的重要性在于它引进了语言的使用者这个因素，也就是引进了人的因素。更多地关注人和人的体验。与此同时，语用学关注包括语言使用者在内的所有的语境因素。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我们对语言作逻辑分析、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必不可少的，离开这些因素，任何语句的意义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无论是对语句的理解还是所进行的推理都是如此，就拿“我是中国人”这句话最简单的话来说，脱离了“我”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及说这句话的时间，其真值如何确定？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的最大问题是语用因素的缺失，即它把语言的使用者及使用环境都撇开，对推理和论证做抽象的、一般的、理想状态的研究，就像实验室里的理想气体，T台上的时装一样很难用于实际生活，在实践上就成为实效性甚差的一门纯理论学科。对此，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现代逻辑不仅不研究推理的内容或题材方面，而且几乎从不考虑推理的主体方面。它把推理和论证从实际所处的种种认知、心理和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来而给予一种理想化的研究，从而对理性作了非个体的、无时间性的和非情景化的理解”[4](p514)因此，对日常思维的分析与指导远不像它声称的那样大。这也是它遭受冷落的主要原因。
纵观中国逻辑学界几十年关于逻辑课改革的论战与纷争，大多是围绕着要传统还是要现代，传统多一些还是现代多一些，都是在语形与语义的圈子驻足打转，语用的因素鲜有提及，而这正是逻辑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
三、高校逻辑教学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鉴于以上的分析，普通高校的逻辑教学应如何改革？内容应如何设置？学者们各抒己见，都有一定的道理，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思考，我认为，目前教材体系与人的日常思维有一定的距离，但不至摒弃，加以改造仍可重振雄风；上世纪60—70年端于北美，并风靡全球的非形式逻辑以不同于形式逻辑的角度贴近生活，贴近日常思维，可与形式逻辑形成互补，也应在大学课堂有一席之地。概言之，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各有千秋，且不可归约，应同时开设为好。下面，说一下具体理由和主张。
1.开设非形式逻辑。这基于以下的理由：
（1）它的内容上看，非形式逻辑是基于对现代逻辑工作方式的反思及和对西方国家改革高等教育，提升国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回应的结果。非形式逻辑主要是以论证为中心，“试图分析：日常语言的特征、论证与语言的关系；预设、假定以及隐含前提等对论证的影响；如何识别一个论证的好坏；评估论证的强度，以及怎样建构有说服力的论证；非形式谬误产生的原因，它的表现形式等等”[5](p35)。可以看出，与形式逻辑以形式化和有效性为中心不同，非形式逻辑以证明力和说服力为理论目标，注重逻辑的应用性，贴近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用一种不同于形式逻辑视角的结合了起来，两者形成互补，拓展了逻辑学的新领域。
（2）从国外逻辑课程的设置来看，上世纪初，国外逻辑教学基本以形式化逻辑为主。进入60年代以后，非形式逻辑崭露头角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劲潮流。目前，欧美国家开设的逻辑课程主要有三种，一是完全形式化方法解决推理问题的符号逻辑，如苏佩斯的《逻辑导论》；二是“融合型”的带有导论性质基础逻辑，仅有部分的形式分析方法，如柯比的《逻辑导论》；三是着眼于日常生活，偏重谬误与论辩分析的非形式逻辑，如奥尔特的《非形式逻辑：可能世界与想象》等。可以看出，多元化与应用性是当代世界逻辑发展的潮流，我们也应该顺应。
（3）从我国近年逻辑教学的实践来看，2003年末，中国逻辑学会形式逻辑委员会将学术年会的主题确定为“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此后“引发了逻辑学教学改革的批判性思维转向”。[6](p116)目前，国内许多高校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先后开设了各具特色的“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课程或专题研究。而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文、论著也纷纷涌现，已形成一个新的热点，这些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
（4）从我国近年社会实践的需要来看，近些年来，国内升学、招聘、入职考核纷纷借鉴国外GRE、LSAT、MBA、GMAT等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试的先进经验，先是MBA考试中尝试进行“批判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内容的考核，紧接着MPA、公务员考试也相继引人这种考核。社会的需要给这门课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原动力，高校的教育应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迎来转机。
2.改造现有的逻辑教材体系，融入语用逻辑的内容，建立一个语形、语义、语用相统一的新逻辑教材体系，使之真正为日常思维，日常交际提供分析工具。前已述及，影响形式逻辑效用的最大问题是语用因素的缺失，国内现有的逻辑教程，无论是传统型的，现代型的还是融合型的共同问题，就是在其体系中，鲜有语用因素介入，缺少人，交际语境与交际规则，因而使这些理论在进入日常分析和日常交际时就缺少必要的环节而陷入困顿。因而，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形式逻辑体系，把语形、语义、语用三者统一起来。在这方面，有一个先行者，就是我国已故著名的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他在1994年出版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提出了一个以意义、语境、隐涵、预设等范畴为骨干的自然语言逻辑体系，描述了一种成功交际的理论”，[7]并力图把这一理论组成一个科学概念的范畴体系，他的这一思想不仅在中国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富有创见。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改以语形、语义为中心构建逻辑体系的惯例，而是以语形、语义、语用三者的统一为基础，以语用、交际为中心构造体系。全书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也就是绪论，他提出了创新理论四层次意义理论。他将语言形式分为抽象语句、语句、话语和交际语境中的话语四个层次，从而也区分出对应的四个意义层次：命题、命题态度、意谓和意思。周先生认为，在四层次的意义中，“只有意思才是语言交际中具体的、完全的和真实的意义。其他的意义，都只是语言交际中抽象的和部分的意义，都只是意思的构成因素”。[8](p22)而我们现在逻辑教材所涉及的语言意义，大都是周先生所说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意义，都只是语言表达式的部分意义，是不完全的。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介绍了现行的各种逻辑理论，先生认为，命题罗辑和谓词逻辑属于形式语形学和形式语义学，而其中的道义逻辑、认知逻辑、命令句逻辑和疑问句逻辑则已经涉及了言语行为和交际活动，属于形式语用学的范围。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是语境、言语行为、隐涵、预设和修辞等一般交际活动的理论，属于描述语用学的范围。这本书第四部分是谈话、讲演和辩论几种特殊形态的交际活动理论，属于应用语用学的范围。综上所述，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或主要内容是属于语用学的范围。按周先生的话说，“本书的重点是成功交际的理论”，[9](p27)它对我们日常思维、交流的指导意义是现行的逻辑教材无法比拟的，因而，国内的逻辑教材应该效法这个范例来校准我们的方向，毕竟，我们已经走了这么长时间的弯路。
作者：薛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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