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2 15:27:47
【关键词】 医学遗传学； 教学效果； 探讨
医学遗传学是医学与遗传学相结合的一门科学。它是遗传学知识在医学中的应用，它主要研究遗传病的发生机制、遗传方式、诊断、治疗、预后、再发风险，尤其是预防措施，以降低人群中遗传病的发病率，提高人口素质。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遗传病发病率的增加，医学遗传学已经成为医学教育中基础医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医学遗传学内容相对枯燥抽象，知识点繁杂，难以理解和记忆，加之中职卫校本门课学时数少，该课程又属于考查课，这就使原本文化基础很差的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失去了信心，给教育工作者带来了些困难。如何让学生掌握好医学遗传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更好地运用于工作实际，并普及到社会大众，是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以下笔者就自身教学实践谈几点看法。
1 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教师作为整个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在优化课堂教学效果中起重要作用[1]。教师的言行时刻感染和教育着学生，这就要求教师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上好每一堂课；认真钻研教学，平时注意多收集各类遗传病图片、影像资料、临床病例等，精心制作课件，认真设计好每一堂课；不断学习专业知识，与时俱进，时刻关注本学科的研究动态及最新成果，了解在临床中遗传病的最新检查手段、治疗措施及预防工作开展情况等，并融入教学。这样，教师一定会把课讲得生动有趣，赢得学生的喜爱。
2 医学遗传学的重要性在教学中的灌输
在绪论课上要向同学们清楚地介绍医学遗传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随着科学的进步，对急性传染病、流行病的控制，遗传病对人类的危害已变得越来越明显。据统计，在儿童医院，住院病儿约有1/4～1/3是患有与遗传有关的疾病；如果从人群中的患病率来估计，人群中约有20%～25%的人患某种遗传病，这些疾病可以采用医学遗传学的手段得到有效解决，运用医学遗传学的知识和技术，会降低新生儿遗传病发病率，从而提高我国人口素质。作为21世纪的医务工作者，学习并掌握好医学遗传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是非常必要的。
3 教学中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3.1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
3.1.1 多媒体以其图文并茂、声像俱佳、动静皆宜、信息丰富等特点极大地优化了教学过程，增强学生对抽象事物与过程的理解，从而将课堂教学引入全新的境界[2]。比如，可以通过动画清楚地把减数分裂中遗传物质的复制、分离、染色体重组等一系列的发生过程一气呵成地演示给学生，这样学生会对减数分裂过程有一完整的认识和掌握。同时，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同源染色体、联会、二价体、二分体、四分体、姐妹染色体、非姐妹染色体、交叉互换这一系列概念在幻灯片上以图显示并讲解，学生比较轻松的理解和掌握了这些用语言描述难以讲透彻的概念，而且还能透彻的理解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样既减轻了教学负担，又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3.1.2 多媒体教学能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医学遗传学主要研究人类遗传病的发生、发展与遗传的关系。可以利用多媒体的声音、图像、动画向学生介绍各种遗传病。通过多媒体的影像资料、图片，学生看到了各种遗传病的临床特征，理解了不同遗传病的发病机制，这些遗传病给学生印象深刻，甚至牢记不忘，这种教学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3.1.3 多媒体教学可以节约课堂时间，提高教学效率 多媒体教学将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说明一并展示出来，有些内容还可以列表说明、比较，这样使大量的信息在有限的课堂内呈现给学生，增加了知识量，提高了教学效率，解决了医学遗传学教学时数少而内容多的矛盾。比如，笔者在讲到多基因遗传病中易患性阈值和平均值距离与发病率的关系、群体发病率与患者一级亲属发病率的比较及阈值有性别差异的易患性分布这些较为复杂的内容时，把绘制好的图片展示出来一一说明，既节省了时间，又可以图示意、深刻讲解，学生容易接受这一复杂的教学内容，降低了学习难度，又提高了学习效率。
总之，通过多媒体教学的合理利用，可以生动形象的演示出一些枯燥难懂的教学内容，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高涨，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3]。
3.2 合理利用病例分析教学法，注重理论联系临床实际
3.2.1 病例的引入会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认真的聆听、思考及发表见解，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对遗传病知识的理解和记忆[4]。老师平时注意多收集典型病例，并将这些典型病例做详细记录，制成幻灯片演示给学生。
比如，在讲到单基因遗传病的遗传方式时，笔者给学生展示一个家族性结肠息肉症患者的临床病例，其中包括病史过程、临床表现、家族史，根据这些资料让学生：绘制系谱，分析系谱特点，互相讨论交流，归纳总结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系谱特点，预算患者同胞、子女再发风险。
病例分析法让学生体会了遗传病的分析和诊断过程，为学生今后从事遗传咨询、优生优育等工作奠定了基础。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起引导作用，同时又能驾驭好课堂，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5]。
3.2.2 理论联系临床实际，能使医学遗传学知识更好的应用在医学领域，也能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倍增。比如，在讲到多基因遗传病时，笔者向学生列举了一些常见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精神分裂症、唇裂等即为多基因遗传病，请学生思考、回答这些病的发病特点、临床表现、是否有家族聚集倾向、是否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病情，大家对这些疾病非常熟悉，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学生感觉不难回答并积极参与讨论，最后老师总结、概括多基因遗传病的特点受遗传、环境双重因素的影响，多基因遗传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细节改善病情。这种理论联系临床实际的教学方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深受学生喜爱。
3.3 注重实验课教学 实验课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培养学生实验操作技能。我们除了安排染色体核型分析、人类皮纹分析等实验内容外，还安排了观看遗传病录像、系谱绘制和分析，让学生自己积极动手动口、互相讨论[6]，对各种遗传病进行分析、诊断、进行再发风险估计等；还组织学生参观了儿童福利院，了解遗传病和先天畸形的调查程序，了解典型病例的临床表现，让学生把学到的医学知识用于实际，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7]。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教学内容采用讲述式、启发式、讨论式、谈话式、对比式、实验式、引导式等传统的教学方法[8]，以及与多媒体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结合[9]，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4 教学内容与实践相联系
目前，来本校就读的学生一多半来自农村，他们家乡的医疗水平和条件很有限，可以让学生回家做一些实践活动。收集典型遗传病家族发病情况，绘制系谱并进行系谱分析，进行再发风险估计，给家乡父老提出合理的咨询意见[10]；宣传防治遗传病的科普知识；宣传遗传咨询、婚前检查、适龄生育、产前诊断等具体措施的实现对于优生的重要性，给孕妇解释为什么现在孕妇需要做唐氏综合症检查；帮助百姓解读新婚姻法、禁止近亲结婚等国家政策。通过实践，同学们的遗传学知识得到巩固和提高，同学们也感到医学遗传学是一门很实用的学科，医学遗传学知识的普及会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会使中华民族兴旺、国家富强。
5 开展电化教学
电化教学也是课堂教学的一种形式。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合理利用电教传媒，解决问题易懂高效，学生学习轻松愉快。把遗传病录像带播放给学生看，学生可以系统掌握遗传病种类，目睹各种单基因遗传病的详细特征，每种单基因遗传病的系谱特点，各种染色体病的临床特征、细胞学特征，两性畸形的种类、原因及相应的矫形手术。通过遗传工程初探电影的播放，学生可以加深理解基因的转录翻译这个及其复杂的过程，这个内容恰恰是遗传学中最基本的核心内容，称之为中心法则，它是研究遗传学的基础，是教学的主线之一。这个内容的观看解决了教学难点，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树立了科学发展观。
总之，通过教师自身的不断学习，将更好的方法和内容运用于教学实际，将更新的知识信息传播给学生，让学生掌握好医学遗传学的知识和技能，为今后从事医学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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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安医学 医家史料 遗误 指归
在海内众多有志于新安医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近年对新安医学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特别是整理挖掘新安历代医家工作，更趋于完善，出版的人名（物）辞（词）典中充实了新安医家的记载和介绍，更有《新安名医考》等专著问世，填补了新安医学在研究医家上的空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转抄刻版之笔误，致使较多医家的姓、名、字之乱者有之，生卒年代之误有之，里籍不详有之，造成了张冠李戴之遗憾，给我们今后查阅史料留下隐患。现将笔者览阅中发现的部分遗误，指正道明如下，以供同好 参考 。
姓氏使用混乱
人类进入文字记载年代后逐步有了姓氏。由于汉字有同音字，以及笔画有多寡，故易造成误传。如“余”姓与“俞”姓虽为同音字，但在姓氏使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说文解字》对字义有不同的解释：余，“语之舒也。”而舒，“伸也。”俞，“空中木为舟也。”在《百家姓》中有“俞任袁柳”、“伍余元卜”之不同。据《新安名医考》载：“俞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享年36岁。……特著《瘪痧论》。”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俱载：“余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另《新安医学史略》一书转载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九《人物方技》曰：“余鹭振，清，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详述此病之发生理由及治法，上海《医学报》主笔周雪樵读后，函请入‘医学研究会’，日征医案登报。”［3］当遵后三部论述记载，特别是《新安医学史略》详细转引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之记述，可判定为余姓矣。据考，余鹭振是旅居上海崇明的新安医家。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载：“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代江西婺源县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未见刊行。”又，“俞德乾，字利川，清代江西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新安名医考》载：“余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又，“余德乾，字利川，清·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济人，借抄者无虚日。”［4］《新安医学史略》在目录中载称“余有廉”，而在书中却为：“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文苑》）”又载：“施德乾，字利川，婺源县泗水人。……著《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人物义行》）”［3］从以上引证看，二位医家名、字、里籍及著述皆相同，其姓氏差别显然，都转述源于《婺源县志》，何者为准，难下定论。俞姓乃婺源之望族，施更是俞之大误。
《中医人名辞典》曰：“汪之迈，字怀民。清代安徽祁门县十三都中涧人。精医术，有名于时。（见：《徽州府志》）”［1］《新安名医考》［4］、《新安医学史略》［3］曰：“江之迈，字怀民，清·康熙祁门十三都中涧人。” 据查“汪”乃“江”之笔误，曾被推荐至太 医院 任太医。
名、字之混淆
古时文人在名、字、号的称呼上区分严格。名一般是供长辈或用作自称，字是供平辈朋友互作尊称。号是指人的名字以外的自称作谦称。因此，名、字、号在口语、书写使用中，极容易造成记载错位。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载：“许宁，元明间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著有《学 理论 是》（《新安医籍考》称之《医学理论》），未见梓行。（见：《 中国 医学大辞典》）”又载：“许凝，一作许宁，字裕清，清代安徽徽州人。……著有《遁气符医》、《医纪黄游》诸集，今佚。（见：《徽州府志》、《江南通志》）”而《新安名医考》却相反地记载曰：“许凝，明末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医学理论》。”又，“许宁，字裕清，清乾隆嘉庆年间歙县人，……著有《遁气符》，《医纪》等。”［4］《新安医学史略》载：“许宁，道光《歙县志·方技》和民国《歙县志·方技》载：明代歙县人，著《医学理论》（或作《学理论是》）。”又载：“许凝，字裕卿。清初休宁人。行医歙县、休宁，间有奇疾，以手代针，用推拿法，世罕其传。著《遁气符医》，《医记黄游》诸集，今佚。”［3］“宁”与“凝”虽然读音相同，但字义不一，不应当混淆。一为许宁，元明间歙县人，著《医学理论》。一为许凝，清初，休宁人也，善推拿之术，著《遁气符医》、《医纪黄游》(笔者注：《新安医学史略》原文为“医记黄游”，而经综析当为“纪”较合适)。
《中医人名辞典》载：“黄启东，字日初，清代江西婺源县人。”［1］《新安名医考》载：“黄起升，字日初，清·婺源县璜川人。”［4］两说都明出自《婺源县志》，“启”与“起”音同字不同，“东”与“升”有笔误之嫌。古时文人的字与名有一定内在联系，《颜氏家训》说：“名以整体，字以表德。”就是字者表其名之义，是名的解释或补充。起升为名，意太阳初升，名与字相辅相成。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王开（1278～1347年），字叔启，又字元启，号镜潭（一作镜泽），宋元间兰溪（今浙江兰溪县）纯孝乡王家村人……，撰《增注针经密语》一卷，《针灸全书》一卷，均佚。（见：《浙江通志》、《兰溪县志》、《补元史艺文志》等）”《新安名医考》将王开增附于王国瑞条目下：“王国瑞，元·婺源县人，……曾协助父亲王开增注《针经密语》一卷，惜已亡佚。”［4］此说源于《婺源县志》，为旅外新安医家。《新安名医考》将“增注”二字从书名中分列出来，“增”用于人名，“注”为动词意在注释也，注《针经密语》解，实际上“增注”有增补注释之双重 内容 ，从中医较多书籍名称看，如有《增订医方歌诀》，有《增补脉诀》、《增注徐回溪古方新解》，还有“增释”、“增辑”等形式，因此，把“增注”理解成人名，显然是有误。
又《集古良方》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江进，清医家，字可廷，安徽歙县人。”［5］《中医人名辞典》载：“江进，清代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见 ：《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名医考》载：“江兰，字进，清·乾隆年间歙县人。”［4］《新安医籍考》：“道光八年《歙县志·宦绩》曰：江兰，字芳国。”［2］在《集古良方》条载有自序署名为“古歙江兰谨书”。《中医 文献 辞典》载《集古良方》条：“方书12卷。清·江进（可亭）纂辑，辑年不详。……现存咸丰元年（1851年）重刻本。”［6］上述一医家名与字混乱现象较为严重，这样将给查找该医家增加难度，也可使疑误长期延讹下去。《新安医学史略》载《集古良方》为同名异书，一作者为江兰，另一作者为江进，俱为歙县医家也。从考据学看，有资料佐证，江兰著有《集古良方》。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称：“程时卿，明代安徽祁门人。……晚年辑《太素脉要》二卷。”说法源于《
《医荟》的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毕懋衰，明医家，字君平，歙县人。”［5］《新安名医考》载：“毕懋襄，明朝歙县人，《歙县志》载其著有《医荟》一书。”［4］《新安医籍考》载《医荟》条：“明·毕懋襄，见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卷十，《书籍》十八卷佚。”［2］同为一人，名字不同，襄本意为帮助，可见衰应是襄笔刻之误。
里籍不清
医家的里籍往往能反映出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流派（区域性）间关系，给旁证史料带来 参考 论据，对区别同姓同名医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医人名辞典》载：“汪汝麟，字石来，清代广东海阳县人，生平未详。辑有《证因方论集要》四卷，刊于道光庚子（1840年）（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又见《新安名医考》载：“汪汝，字石来，清·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证因方论集要》六卷。”［4］乃麟之误。《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汝麟，字石来，清·嘉道间休宁海阳人。”［3］据查，海阳为休宁古称，建县于东汉吴永安元年（258年）。吾徽古人写籍贯亦喜用古称，现保留有海阳镇为休宁县城所在地，汪汝麟乃是新安医家休宁人氏。 另《中医人名辞典》又载：“汪文绮，字蕴谷，清代广东海阳县人，著有《脉学注解汇参证治》、《会心录》等。（见：《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文绮，字蕴谷。汪文誊之弟。”又载：“汪十洲，清初，休宁县鹤山里人。县名医，子文誊、文绮，承其学。”［3］从汪文绮《杂症会心录》自序中看有署名为“休宁汪文绮蕴谷氏识”看，汪文绮很明白无误为休宁人，同时也可佐证汪汝麟为休宁人。
《中医人名辞典》载：“李楼，明代江南人，……著《怪证奇方》二卷，传于世，今存抄本。（见：《医藏书目》、《国史经籍志》、《古今名医言行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中医人物词典》载：“李楼，明医家，字小山，祁门（今属安徽）人。尝集《怪症奇方》一册，……后由其友王校正，于1544年刊行。”［5］从上所述人名（物）辞（词）典介绍看，虽里籍不同，但书名生平年代相同，当是同一人。众所周知，王为祁门人氏，多年行医祁门。“常与李楼相互论医，后校正李氏《怪症奇方》（1544年），且于书后添加附承。”［3］而《怪症奇方》是由“明·李楼编，王校，见《全国中医图书馆联合目录》存”［2］。从他们生前密切接触论医看，李楼当属祁门人。
朝代不详
古时文人著书作序记载都以帝王年号干支表明，无公元年历记载之习，而各朝代帝号相似亦不少见，故易造成人为移位而错，有的记载可误差数百年之多。
《新安名医考》载：“王炎，字晦叔，清·婺源武溪人，生于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卒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7年），享年81岁……，医著《伤寒论》编在《双溪类稿》中。”［4］而《中医人物词典》［5］、《新安医学史略》［3］载：“王炎（1138～1218年）南宋文学家，字晦叔，婺源（今属江西）人。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著作甚富，总题《双溪类稿》，其中有所注《伤寒论》等，已佚。……所辑《本草正经》三卷，为《神农本草经》最早辑本，今佚。”《中医人名辞典》载：“王炎（1138～1218年），字晦叔，宋代婺源（今江西）武溪人。（见：《徽州县志》）”［1］《中医 文献 辞典》载《本草正经》条：“本草著作3卷。南宋王炎（晦叔）辑，约成书于嘉定十年（1217年）。《神农本草经》最早之辑佚本。此书在明末尚存，今佚。惟其序文存《双溪文集》中。”［6］所著皆道明为宋人。综上所述，名字书目皆相同，而生卒年代则相距约六百年左右。
《中医人物词典》在介绍婺源医家朱日辉时称：“朱日辉，明医家，字充美。”［5］而《新安名医考》［4］、《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学史略》［3］则明确称之为“清代婺源县沱川人”。惜所著《医学元要》、《加减十三方》、《试奇方闻见录》、《大家文翰》等书，均佚，是故确切年代，无处考证。
现代 考古大家郭沫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无论作任何 研究 ，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 问题 ，而材料的真伪或 时代 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可见，在挖掘、整理、研究、提高祖国医药学文化遗产之时，考订史料的真伪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完备新安医家史料，纠偏历代医家的姓氏、里籍、生卒年代是项 科学 又严谨的工作，这项工作还靠广大医史研究者不懈努力，挖掘补正，还其真实的面目，方可避免讹错沿袭，不致贻误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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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持了半年之久，医院还是建议他将妻子的遗体捐出用作医学解剖，这笔医疗费就可一笔勾销，郭玉良觉得，如果那样做，他无法承担一辈子的良心债，半年来，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医院太平间外守望冷冻的亡妻，并绞尽脑汁。
郭玉良最大的愿望就是带着妻子的骨灰一起回老家过春节，他打算再找医院谈一谈，医务处工作人员周利平接待了他，得到的答复与半年前并无二致：一是分期还款，给医院法律上的保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清，二走把张桂梅的遗体捐出来，用作医学研究，这样就不用还钱，遗体捐献后将提供给医科大学，用于医学解剖和制作标本，“将自己妻子送上解剖台，我会一辈子良心不安，因此无法接受”。
2008年1月下旬，郭玉良向医院递交还款协议，还款计划书上写道：“我决定签还款计划书，我每年5～7月份工资为2000元左右，8～9月份为1000多元，3～4月为600元～900元，大孩子上学每月需300元，小孩子每月吃奶粉需630元，我年迈的父亲一年需要1500元生活费，这样算下来，我每年最多能保证还医院5000元。计划还款时间为106年，子孙三代还完。”
1月24日，郭玉良的遭遇被新闻媒体首次报道。读者和网友纷纷伸出援手，有的表示捐款捐物，有的给予道义声援。
1月25日，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医院接受郭玉良的百年还款计划，双方签订协议后，院方开出北京市外来人口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后，郭玉良花300元钱买下最便宜的骨灰盒，搭老乡的车带着妻子骨灰回河南老家了。
郭玉良：砸锅卖铁誓还巨债
事后，郭玉良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硬，我一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在有生之年还清这笔巨债，我不想给孩子留下这么大的负担。如确实无力还清，我还是要教育孩子，力争尽早了却我这个愿望，像愚公那样子子孙孙搬掉它”。
郭玉良还对北医三院表示感谢。在他没钱的情况下，医院还是全力抢救他妻子。特别是医院在他没找担保人的情况下仍旧签订还款协议，这是对他的莫大信任。
医院：破财毁誉有苦难言
北医三院院党办负责宣传的姚永玲女士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医院领导在春节前那么快就同意郭玉良的还款协议，她也感到很意外，同时她表示，郭玉良和妻子的遭遇，医院也很同情，但是作为医院，治疗费是医院生存、发展的根本，如果再有一个“张桂梅”出现，医院该怎么办?
姚永玲认为，在这节骨眼上，医院不想媒体介入，更不想卷入社会舆论的漩涡： “放弃追讨医疗费，医院损失怎么办?不让家属拉尸体，也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的开展。目前，媒体介入后，医院更处于两难境地。”
姚永玲解释，让郭玉良“把张桂梅的遗体捐出来，用作医学研究，就不用还这笔钱”，当初这只是一个建议，也没经医院领导研究，并不代表医院的观点。
得悉电视台和京华时报等媒体也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姚永玲认为，不管媒体从哪个角度出发，对医院都是一个伤害。她表示要及时向院领导反映，妥善解决此事。
网友：医保“木桶”尚有短缺
社会保障机制亟待完善 有网友一针见血指出：穷人看不起病这个社会问题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一是要加速医保体系的覆盖，二是要医院减少利润空间以降低医疗费用。再有，医保机制目前还不能解决所有的看病难问题，而且医保体系的全覆盖以及发挥足够的效力，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诸如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机制在一个脆弱的社会个体身上缺位的时候，其抗风险能力和生存能力势必极其脆弱。
重阳的长篇小说《裁缝的女儿》最重要的思想艺术成就体现在比较成功地创造了从“裁缝的女儿”到济世名医王晓春这个艺术形象上。小说从她童年时起,一直写到她年近七旬,成为名医、博士、教授,时间跨度60余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名医王晓春的传记。
重阳以一个女作家独有的细腻、抒情的笔触,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主要是白描式笔墨与心理描写,从各个方面来刻画与塑造王晓春这个艺术形象。
首先,当然是相当有特色的精细的环境描写。小说中关于老卜奎旧城西站生活氛围的描写,市井风情,晓春童年时代的撒野与玩伴,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老卜奎城留下的时代剪影,还有那有特色的自然环境,尤其是送走两岁半夭折的弟弟金锁的那条江的描写,都一下子吸引住读者。当然,更重要的是动态的生活氛围的渲染。小说中的民俗描写与日常生活场面的描写,不仅为王晓春形象的创造营构了典型的环境气氛,而就其民俗与民间生活描写来说,也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文化意义。
尤其重要的是,作者用集中的笔墨展示了王晓春一生为实现其“三个指头定乾坤”悬壶济世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历程。她孜孜不倦地学习钻研医术,克服种种困难,不怕各种挫折,专心致志地为实现其理想而奋斗。正是这样,她从一个“裁缝的女儿”,从当年在卜奎城西站和一帮童年玩伴撒野有点野气的小丫头,变成一位医德崇高、医术精良、心胸宽广、能治好危重肾病和各种疑难杂症的名医和专家。从小说中描述中医这个祖国医学遗产的优良传统及其精神博大的情况来看,虽然作者这种描写对中医文化的意义阐述还不够自觉,但也是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化意义。而写王晓春为早逝的弟弟而立志学医,终其一生,一直为让弟弟病中误食苞米花而内疚,写她对处处同她作对设绊的老同学李颖的不记仇,更从人性的深度写出这位民间名医的人格美质。当然,也必须看到,由于作者采用以王晓春一生为主线的线索叙事结构,在她写好王晓春的同时,未能写好王晓春周围的各种各样的陪衬人物,对王晓春情感世界的描写,也由于某种心理障碍而未能放开,这不能不带来艺术上的某些遗憾。
我在读这部小说时,对作者的语言功力相当赞赏。她那种善于把民间口语与文学名著淘来的书面语言结合起来的叙述语言,还有那些善于把主观抒情与客观描写结合起来的书写,都使小说中出现不少令人激赏的精彩笔墨。重阳的语言功能预示她的创作前程,我们期待她在《裁缝的女儿》等作品的基础上,写出更精美的作品来。
关键词：吕熊；《女仙外史》；遗民意识
作者简介：程国赋，男，安徽安庆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杨剑兵，男，安徽桐城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吕熊及其《女仙外史》学界多有论述。其中对昌熊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生卒年、名、字等方面的考证，如杨锺贤的《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与胡小伟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章培恒的《女仙外史·前言》、徐扶明的《吕熊与女仙外史》等；对《女仙外史》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回末评点等方面，如杜贵晨的《女仙外史的显与晦》、刘倩的博士论文《“靖难”及其文学重写》、杨梅的硕士论文《吕熊与女仙外史》等。然而，学界在吕熊的明遗民身份、《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及才学化等方面，或偶有涉及，但均未作深入论述。有鉴于此，笔者对此试加探讨。
一、吕熊的明遗民身份
“遗民”一词最早源于《左传》。《左传》闵公二年曰：“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孔颖达疏云：“经、传皆云十二月狄人卫，卫人东徙渡河，收集离散，乃立戴公。”襄公二十九年又云：“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为之歌《陈》。’”孔颖达疏云：“《正义》曰：‘见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忧思之远也?非承令德之后，谁能如此深虑也?从上述“遗民”一词及其注疏来看，遗民最初是指亡国之民。后世文献基本承袭这一内涵。直至清初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对王莽政权时的汉遗民进行分类，真正意义上的“遗民”内涵才清晰起来。此文将汉遗民分为三类，包括“生于汉朝，遭新莽之乱，遂终身不仕”者，“仕于汉朝，而洁身于居摄之后”者，“显于东京……以其不仕莽朝”者。另外，还出现了“遗民”与“逸民”内涵相混淆的情况，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亦对其进行了明确区别：“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
根据上述“遗民”内涵及“遗民”与“逸民”的区别，同时，结合清初的具体情况及《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叙例》对“明遗民”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明遗民至少应符合这样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于明亡(崇祯十七年，1644)前出生，卒于清朝；二是不在清朝出仕、应试，即不能拥有清朝的官衔与功名，但在南明任官、应试者或在清朝任官僚幕客者除外；三是一般为士人，即拥有一定知识的人即可，不必是上层士大夫。
在界定明遗民的三个条件后，我们再来看吕熊的生平材料。目前学界引用吕熊生平材料较多为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阳合志》(藏国家图书馆)，但常常有不完整的遗憾。而道光六年(1826)《昆新两县志》、光绪六年(1880)《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昆山县志》等三县志中吕熊的生平材料，学界较少涉及。同时，谢正光等《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明遗民录汇辑》等均未收录吕熊。现据上述四县志及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吕熊完全符合明遗民的基本条件，其当为明遗民无疑。
(一)吕熊生于明亡之前，卒于清朝。对于吕熊的生卒年，学界颇有争议。杨锺贤《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与胡小伟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称：“吕熊当生于明崇祯十五(1642)年，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据章培恒在《女仙外史·前言》中考证，吕熊生年当在崇祯六年(1633)至八年(1635)年间，卒年当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五十五年(1716)间。徐扶明《吕熊与女仙外史》称：“(吕熊)大约生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大约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杨梅在其硕士论文《吕熊与女仙外史》中称：“吕熊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卒于雍正元年(1723)，虚八十二岁。”总之，吕熊生年的上限时间为明崇祯六年(1633)，下限时间为崇祯十五年(1642)；卒年的上限时间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下限时间为清雍正元年(1723)，显然符合明遗民在时间上的条件。
(二)吕熊在入清后未曾人仕与应试。吕熊在人清后，曾做过清朝直隶巡抚于成龙的幕客，还与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广州府太守叶旉、江西学使杨顒、江西廉使刘廷玑等清廷官员多有交往，但其终身一布衣。据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阳合志》卷25《人物·文苑二·吕熊传》载：
吕熊，字文兆。父天裕。熊生而俊爽，长七尺、戟髯、铁面、目光炯炯。天裕以国变故，命熊业医，毋就试。顾熊性独嗜诗歌、古文及书法，博习不厌。于公成龙巡抚直隶，聘入幕，一切条议皆出其手，同事者忌之。遂拂衣去。越数年，成龙复旧任，再延入幕。凡所赞画，动中机宜。及奉命治河，将题授熊通判，俾自效。熊固辞之。已适越，渡浙江，上子陵钓台，访括苍洞、天石门瀑布诸胜。至江右，会按察刘某、佥事韩某，皆旧交，相与流连诗酒，东湖中有亭台，徐孺子、苏云卿遗迹也，僦舍居焉。韩、刘罢，乃去。客南安陈奕禧所。奕禧卒，复度岭探胜，概为广州修郡志。事峻，归东湖。寻以旧着《外史》触当时忌，乃归吴门。年八十余卒。所着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叶均禧、汤宽二传合纂。
再据道光六年(1826)《昆新两县志》卷27《人物·文苑二·吕熊传》载：
吕熊，字文兆。伟躯干、戟髯、铁面、目光炯炯。父天裕遭国变，命熊业医，毋就试。熊少嗜诗、古文。于成龙巡抚直隶，聘入幕，一切条议皆出其手，同事忌之，拂衣去。越数年，成龙再延入幕。及为河帅，将荐授通判，俾自效，熊固辞之。已适越，上子陵钓台，访括苍洞、天石门瀑布诸胜。至江右，以当事多旧交，僦舍东湖。东湖，故徐孺子、苏云卿遗迹也。流连诗酒，久之去。客南安守陈奕禧所。复度岭为广州修郡志，事峻，返东湖，寻归里，卒年八十余。
光绪六年(1880)《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1《人物·文苑二·吕熊传》与《道光昆新两县志》中的《吕熊传》同。另据《昆山县志》第27篇《人物·吕熊传》载：
吕熊(?-1680年前后)，清初文学家。字文兆，号选叟。昆山人。他自少嗜好诗、古文，所作文章经济，精奥卓拔，性情孤冷，举止怪僻。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直隶巡抚于成龙幕客，一切条议都出自其手，遭同事忌，拂衣而去。 康熙三十七年(1698)，再入于成龙幕，为其处理水利事宜。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在南安(今江西大余)知府署中做客，复为广州修郡志，事竣返江西。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还故里，80余岁卒。熊平生学问，皆寄托于《女仙外史》一书，全书凡100回，述明代唐赛儿事。所着还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
综合上述四县志中的《吕熊传》，我们可以确认这样两点：一是吕熊遵循了入清后“毋就试”的父训，却未完全遵循“业医”的父训，虽着有《本草析治》，但其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文学方面；二是吕熊虽两次担任于成龙的幕客，还“客南安守陈奕禧所”并“为广州修郡志”，但他终身未入仕清廷，惟一一次“荐授通判”，还“固辞之”。所以，吕熊在坚持民族气节方面，亦符合明遗民的条件。
(三)吕熊是清初一位全才式人物。根据上述县志记载，吕熊着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女仙外史》。其中《诗经六义解》体现了经学成就，《明史断》体现了史学成就，《续广舆记》体现了地理学成就，《前后诗集》《女仙外史》体现了文学成就，《本草析治》体现了医学成就。但遗憾的是，其所着“《诗经六义解》引》。《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等，皆不传。除《女仙外史》外，仅乾隆《南安府志》存其五律一首。”
作为寄寓学问与心事的《女仙外史》，吕熊表现了自己众多方面的才学，如历史典故、诗词歌赋等方面。下文将有详论，在此不作赘述。
总之，《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从生活时代、民族气节、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完全具有明遗民的特点，而众多明遗民录未将其收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
吕熊除在身份上符合明遗民的三个条件外，其代表作品《女仙外史》还表现了浓厚的遗民意识。这既是吕熊作为明遗民的另一重要佐证，又是《女仙外史》主题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女仙外史》所表现的遗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篡国者”及其追随者的痛恨。《女仙外史》对“篡国者”燕王朱棣的痛恨主要表现在：
1.小说以建文年号取代永乐年号。我们知道，有些史书，如明代无名氏《奉天靖难记》曾将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代之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而《女仙外史》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建文五年至二十六年取代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这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却表达了作者对“篡国者”的不认可。2.朱棣残酷迫害逊国诸臣。方孝孺被害后，被夷十族，计873人；暴昭遭剜喉、断手足而死。“一巨公名敬，剐死赤族；一董公名镛，腰斩，女发教坊，屠及姻党二百三十余人；一谢公名稍，死于拷掠，妻韩夫人与四女皆发教坊，一幼子名小咬住，下锦衣卫狱；一甘公名霖，一丁公名志，均弃市。”(第21回)种种情况，不一而足。“篡国者”的暴戾，跃然纸上。3.小说多次称“篡国者”为“燕贼”。据笔者统计，小说中称“燕贼”的回数多达23回，包括第15、16、17、19、20、21、22、24、33、35、38、40、45、52、53、54、55、65、69、77、80、82、89回，计38处。而这种蔑称在《承运传》《续英烈传》等靖难题材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可见作者的痛恨之情。对“篡国者”的罪责进行全面清算的是在小说第93回，唐赛儿在讨逆檄文中开列了燕王12条罪状，包括定性靖难为“造反”、“擅僭帝位”、擅削建文庙号、“遣逆臣四处搜求行在”、“族灭忠臣数百家”、“发忠臣妻女于教坊司”等等。陈奕禧对此评点曰：“其数燕藩十二大罪，较之汉高数项羽十大罪，尤为真确允当。”
小说除表达对“篡国者”的痛恨外，还对其追随者表达痛恨。如小说第44回与第78回分别描写了10万倭寇与众多俍兵、僮兵、徭兵遭勤王之师的灭顶之灾，明显表现了作者对助燕之师的痛恨，诚如逸民评点曰：“噫，不知明季俍兵毒害我生灵，倭酋扰乱我边陲，遭其劫杀者不可数计。作者盖痛恶其以夷猾夏，故以一剑而馘倭奴十万，一火而灭三种蛮酋，恭行天讨，焉得减算?”。
小说还着重描写了燕王军师姚广孝不得善终的过程。姚广孝南下寻师，到长洲(今江苏苏州)时先遭寡居亲姊的詈骂，后又遭一位樵夫利斧的砍杀和一位农人铁锄的击打，但都幸免于难。到杭州时，又遭一位不明真相的小官的暴打，“那白的是肉，紫的是伤，黄的是粪，红的是血，黑的是泥，竟在少师臀上开了个五色的染坊”(第88回)。最后，姚广孝的生命结束于嘉兴府崇德县的女儿亭。上述情节除亲姊詈骂于史有据外，其余均为虚构。由此可见。吕熊对那些追随“篡国者”是何等痛恨。
(二)对故明王朝的深深眷恋。《女仙外史》作者通过两个方面来表达自己对故明的眷恋。一方面小说选取了建文帝出亡之说。我们知道，建文逊国后的去向问题一直是个历史之谜，主要有两说：一是焚死说。主此说的主要有《明实录》《明史》等。其中《明史·恭闵帝本纪》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是出亡说。主此说主要有史仲彬《致身录》、钱士升《从亡随笔》、赵士喆《建文年谱》等。明人撰史时持此二说，主要是因撰史者对燕王与建文的认可与否，而清人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则明显具时代之烙印，正如孟森指出《明史》主建文焚死说的那样：“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既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桧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撰《明史》者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吕熊在创作《女仙外史》时选取建文出亡之说，从另外一个侧面表达了他希冀明廷之脉能够延续的遗民情结。
另一方面，吕熊还在小说中追谥殉难、殉节者。我们知道，“凡逊国殉难诸臣，终明之世，未尝追谥”。吕熊之所以如此，除补史之缺外，更为重要的是表达对那些殉难、殉节诸臣的忠义气概的崇尚。小说第46回赠谥殉难诸臣计51位，包括景清、铁铉、方孝孺等；殉节诸臣计29位，包括王叔英、张安国、曾凤韶等；阵亡死难诸武臣计17位，包括瞿能、张皂旗、宋忠等。第100回还追封了忠臣之母、妻、女节烈者计40位，包括铁铉、方孝孺、黄观等之妻、女、母者，依据不同的节烈情况，分别封以义烈、孝烈、安烈、哀烈、清烈、宜烈、超烈、超节等8种称号。
(三)天命思想中蕴含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无奈。小说除表达作者对“篡国者”的痛恨与对逊国者的同情外，还宣扬了天命思想。这种天命思想主要表现为，将唐赛儿起义勤王演化成了结天廷中 的一段夙怨。在天廷中，天狼星曾向嫦娥求婚，但遭嫦娥严辞拒绝，他们也因此而结下了一段怨恨。在他们分别下凡投胎为唐赛儿与燕王后，也就将这种对天廷的怨恨带到了人间。燕王靖难之时，即是唐赛儿起义之时，诚如第15回开篇所云：“话说天狼凶宿，即燕王也，嫦娥在天上与他结了大仇，转生到下界，两家便为敌国。这里面就包着两次劫数，自始至终，一主一宾，是这部书的大纲目。前回月君回至山左。燕王靖难师已下江南，就该接着起义勤王。”而后来的主要故事情节基本上都是在“大纲目”下展开的。朱棣驾崩之时，亦即唐赛儿勤王结束之际，小说亦即到了尾声。
小说在建文流亡与唐赛儿起义勤王等诸多情节上均有虚构，但有一点作者是不能更改的，那就是建文逊位于燕王，正如明清改朝换代一样。吕熊在创作时，面对无法改变的历史与现实，只能无奈地接受，但仍然表达着自己的愤懑与同情、贬斥与褒扬等复杂情感。小说最后让明英宗以“儿孙礼拜见”建文帝，并称之为“太上老佛”(第100回)，但这只不过为建文帝的结局划上一个美丽的尾巴，不过是作者对明廷寄寓良好的愿望而已。
吕熊之所以在《女仙外史》中作历史翻案之举，诚如刘廷玑于《在园品题二十则》采其语称：“常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杜贵晨亦指出：“《女仙外史》寄寓了清初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有的家国之痛，借唐赛儿勤王义举略得抒发，自然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另外，清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时，《女仙外史》被列入****。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女仙外史》确“触当时忌”。
三、《女仙外史》的才学化
乾隆时期，古代小说史上诞生了第一部才学小说《野叟曝言》，鲁迅谓之“以小说见才学者”其实在此之前的《女仙外史》，已初具才学小说的规模，刘廷玑谓之“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章培恒亦称其“实开这派小说(按：指才学小说)的先声”。然而，学界对《女仙外史》的才学表现及其产生原因的探讨仍较为欠缺，在此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再作探讨。
(一)《女仙外史》的才学表现
《女仙外史》涉及到的才学包括诸多方面，其中以历史典故的运用、诗词赋法的引入等两方面最为突出。
1俍历史典故的运用。《女仙外史》涉及的典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故事情节中的典故，二是诗词中的典故，其中故事情节中的典故以天狼星、嫦娥与后羿、聂隐娘、公孙大娘等较为突出。关于天狼星的典故。史书中的《天文志》多有记载，如《史记·天官书》云：“参为白虎……其东有大星日狼。狼角变色，多盗贼。”《晋书·天文志上》云：“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动也。”文学作品亦大量采用，最早的当属屈原《楚辞·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最为耳熟能详的是苏轼《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等等。小说引用这个典故显然是为了表达对“篡国者”朱棣的痛恨。
关于嫦娥与后羿的典故。嫦娥即《山海经》所记“生月十有二”之“帝俊妻常羲”。《淮南子·览冥训》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汉人高诱注云：“妲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人月中为月精。”《淮南子集解》引庄达吉云：“‘妲娥’诸本皆作‘恒’，唯《意林》作‘妲’，《文选》注引此作‘常’，淮南王当讳‘恒’，不应作‘恒’，疑《意林》是也。”又引洪颐煊云：“《归藏》云：‘昔常娥以不死之药服之，遂奔为月精。’‘恒’改为‘常’，是汉人避讳字。张衡《炅宪》作‘姮娥’，《说文》无‘妲’字，后人所造。”后世文学作品中关于嫦娥与后羿的故事，不胜其数。小说在引用这一典故时，加入了嫦娥投胎为唐妲、后羿投胎为林三公子的情节，可谓对这一典故的承袭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第1回中描写了嫦娥“常愿皈依如来，因自爱其发，不愿遽薙深以为惭”，明显是对清初江南地区反薙发现实的观照。
关于聂隐娘的典故。聂隐娘的故事本于唐裴铡《传奇·聂隐娘》，收录于《太平广记》卷194。罗烨《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篇目中也有《西山聂隐娘》一目。清人尤侗据以改编为杂剧《黑白卫》。但《女仙外史》中的聂隐娘故事与《聂隐娘》及其改编作品中的聂隐娘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女仙外史》中只保留了聂隐娘女剑侠的形象，而具体的故事情节则是唐传奇及其改编的杂剧中所没有的，如小说是以聂隐娘法场救取刘超(第22回)来出场的，又由于在多次战役中有突出的表现，后来也成为唐赛儿勤王之师六大女将之首。小说作者将聂隐娘塑造成如此神化的女侠，与聂隐娘故事的广泛流传不无关系。
关于公孙大娘的典故。公孙大娘是唐开元时一位善舞剑器而闻名者。唐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太平御览》引《明皇杂录》云：“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剑舞，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壮其顿挫势也。”郑蜗《津阳诗》、清郑日奎《读李青莲集》等作品中均有记载。由上述材料可知，公孙大娘只是一位善于舞剑的艺人，而《女仙外史》则将其塑造成仅次聂隐娘的六大女将之一。当然，由于她善于舞剑，小说中也就成为了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女剑侠，与其有关的所有情节均为作者虚构。作者在小说中较多引入女侠典故，笔者认为可能与明末清初时期出现较多女性英雄有关，而这些女英雄又多是抗击****明廷的农民军，或不与清廷合作者。如抗击张献忠的秦良玉、沈云英、岑太君；抗击李自成的刘淑英，还有假扮长公主刺杀罗汝才的费宫人等。其中沈云英、刘淑英、岑太君还是不屈清廷的明遗民。
除在故事情节中运用典故外，《女仙外史》还在诗词中较为普遍地运用典故。笔者在此仅以小说第13回中的御阳道人吕律几首咏史诗为例，如《咏鲁仲连》云：
六王皆为仆，一夫独不臣。岂知三寸舌。能却百万兵。兴亡系天下，宁独邯郸城。秦邦屈高风，因之削帝名。留得宗周朔，萧条东海春。此诗借用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表宗周之意，
同时表达吕律意欲奉建文为正朔。诚如赛尔评此诗曰：“此即夫子宗周之意。先生盖借仲连之言，以存周朔于万世也。”又如《咏商山四皓》云：
日月尚可挥，山岳亦易移。由来妃妾爱。三军莫夺之。汉祖幸戚姬，遂使更立庶。一时良与平，束手无半计。商山采芝流，来与储皇游。始知隐君子，方能定大谋。炎鼎遂以安，奇功若无有。忽乘白云逝，神龙只见首。
此诗借用商山四皓(按：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辅佐太子刘盈(按：即后来的汉惠帝)的典故，表明吕律以商山四皓自喻，扞卫可能受到危及的政权。唐赛尔评曰：“此薄轩冕无人，而言隐沦中有异士也。先生出而大展经纶，将必敛入于虚无，亦如神龙之不露其尾者乎!”又如《咏留侯》云： 一击无秦帝，千秋不可踪。英雄有道气，女子似遗容。灭楚由黄石，酬韩在赤松。从来王霸略，所贵得真龙。
此诗包含张良一生中几个广为人知的典故：博浪沙椎击秦始皇、接受黄石公所授《太公兵法》、从游赤松子、状貌如妇人等。此诗意在表达吕律希望自己犹如张良一样得到“真龙”的垂青。又如《咏武侯》云：
草庐三顾为时忧，王业嵬然造益州。二表已经诛篡贼，两朝共许接炎刘。木牛北走祁山动，石阵东开夔水流。五丈原前心力尽，可怜少帝不知愁。
此诗蕴含了关于诸葛亮的几个重要典故：三顾茅庐、前后《出师表》、木牛流马、病死五丈原等。此诗意在表达吕律如果有“真龙”可以辅佐，将以武侯为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上述数例，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诗歌用典中也常常表达着自己的遗民意识。如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明显有“义不帝清”之意，因为在清初遗民诗词中“秦”多暗指“清”，而关于商山四皓、张良、诸葛亮的典故又都与维护汉朝正统有关，此又暗示我们作者有维护明朝正统之意，犹如宋遗民常常利用汉代故事表达自己的故宋情怀一样。
2.诗词赋法的引入。小说作者不仅通过运用典故来逞才，还直接通过诗词赋法的创作来表现自己的文学才华，表达自己的遗民意识。小说第14回在这方面有集中体现。此回主要描写唐赛儿与鲍师游历九州，每到一处都欣然题诗。这一回的诗作多达25首。还有词一首、偈语一首。综观这些诗词创作，除相当一部分是写景作品外，还有一部分是针对历史典故与暗喻现实所作的，如唐赛儿与鲍师到淮阴时，为漂母题诗一首云：“赤帝山河没，王孙恩怨消。只留漂母在，终古奠兰椒。”这显然是对韩信感恩漂母事的一种赞美，而清初诸多士人的降清显然是对这一美德的背离。到广陵时，题诗讽喻了隋炀帝的荒淫：“红粉三千翠袖回，竹西歌吹旧亭台。君王去后琼花死，廿四桥边月自来。”这种讽喻如果移植到晚明的万历、天名、弘光身上亦颇为恰当。到桐庐严子陵钓台时，题二句诗：“掉头岂为耽江海，加足何心傲帝王。”这是对严子陵高尚情操的尊崇。到云南时，针对滇水倒流现象题诗云：“此水何为独倒行?朝宗无路更无情。藩王要窃皇王命，人意能违天道行。”这明显有暗喻吴三桂等三藩叛乱之意。在四川登剑阁时，题诗云：“剑阁千夫御，阴平一旅过。可怜汉统系，才得蜀山河。邈妇心难泯，谌孙泪不磨。从来佞臣舌，覆国胜矛戈。”这明显是对故明的眷恋与对明亡的哀痛。在晋南时，为石勒墓题诗云：“今日慈王寺，千秋伯主坟。玉衣消宿莽，金磬彻空云。一阁千峰抱，孤城万户分。袖中双剑气，谈笑扫尘氛。”这显然是为这个十六国时期从奴隶到皇帝的后赵建立者，表达崇高的敬意，又似有效不勒建功立业之举。刘廷玑对这些寓意颇深的诗歌评价道：“至若卷内诸诗，直可贯彻三唐，岂仅时流不敢望其项背。”不过，这种评价似有过誉之嫌，但作者在这些诗歌中表现自己种种复杂的遗民情感，还是值得肯定的。
《女仙外史》中的“赋”如同其他通俗小说一样，从用韵不严谨的角度来说，不能称之真正意义上的赋篇。同时，其对偶现象又较为突出，但从四六句式上说，亦不能称之骈文。所以，小说中的诸多“赋”只能称之骈体化、用赋法。这种赋法一般在场景描写、人物描写等情况下运用。如小说第15回对燕将朱彦回外貌衣着的描写：
面孔歪斜，脸上有围棋般大的黑麻几点；眼眶暴突，睛边有苎线样粗的红筋数缕。身长八尺，穿的是镔铁打就柳叶重铠；腰大十围，使的是熟铜炼成瓜棱双棒。向日呼名是狗，今朝赐号称猪。
这种赋法的运用，一方面发挥了赋的传统铺叙功能，比使用白描手法更简练、更具文学性，另一方面又将作者的评判因素蕴含其中，如对朱彦回的外貌衣着描写，明显表达了作者对燕将的厌恶。
小说除在历史典故的运用、诗词赋法的引入等方面突出体现吕熊才学外，还在经世之学方面体现了其才学，如第14回的名山大川的游历、第19回的五行阵(又名七星阵)法的创设、第37回的官僚与科举制度的重建、第50回的“通灵七圣散”的发明、第83回的君臣典礼与男女仪制的建立、第84回的刑法赋税的改革等。
(二)《女仙外史》才学化产生原因
1苎与作者人生经历有关。据上述县志记载，我们知道吕熊曾撰有《续广舆记》《本草析治》。与此二书相关的地理知识和医学知识在小说第14回与第50回都有集中表现。如梳理一下小说第14回所叙唐赛儿、鲍师游历九州的路线：卸石寨—淮阴—广陵—金山、焦山—金陵—吴门—临安—天台山—曹娥江—桐庐严子陵钓台—金华—雁荡山—武夷山—匡山—岭南—赣关—大孤山、小孤山—武昌黄鹤楼、汉口晴川阁—汉皋—湘江—衡山—粤西—云南—峨眉山—成都、剑阁—昆仑山—终南山、乾陵—五台山—晋南石勒墓—洛川—嵩山—汴梁—卸石寨，从中可以见出，吕熊对全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烂熟于胸，这与其编撰《续广舆记》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明陆应阳曾辑有《广舆记》，清蔡方炳对其增订，“是编因明陆应呖(按：应为陆应阳)《广舆记》而稍删之。大抵抄撮《明一统志》，无所考正。”吕熊的《续广舆记》现已散佚，成书时间亦不可考，但蔡方炳在《增订广舆记序》中未提及《续广舆记》，而《增订广舆记》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换言之，吕熊《续广舆记》可能产生于《增订广舆记》之后。这也得到刘廷玑的证实：“近以陆伯生、蔡九霞篡辑《广舆记》，止详注各府而略州县，不足备考，乃编成《续广舆记》，颇为详明；以卷帙浩汗，尚未能付梓。”
小说第50回还表现了作者在医学方面的建树。当时鲍师针对“各营将士，多害的头眩腹胀、上呕下泄，动弹不得”的疫情，使用了一种叫“通灵七圣散”的药物进行治疗，效果颇佳。这种药物由七种中药组成，即苍术、白芷、雄黄、木香、梹榔、官桂、甘草。考之古代医书，苍术“除心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暖胃消谷嗜食”等；白芷“疗风邪，久渴吐呕、两胁满，头眩目痒”；雄黄“治疟疾寒热，伏暑泄痢，酒饮成癖，惊痫，头风眩运，化腹中瘀血，杀劳虫疳虫”；木香“治心腹一切气，膀胱冷痛，呕逆反目，霍乱泄泻痢疾，健脾消食，安胎”；梹榔(亦作槟榔)“治泻痢后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痰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官桂“理阴分，解凝结，愈疟疾，
行血分，通毛窍”；甘草“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强筋骨，补气，生肌，解毒，疗痈肿”。现在吕熊所撰之《本草析治》已失传，但我们从小说中所开出的药方与医书进行比照，还是发现其有科学性。
2.与作者的遗民身份相适应。我们知道，吕熊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且又生活在抗清斗争最为激烈的江南地区，其在小说中表现自己强烈的遗民意识亦在情理之中。我们从上文所论之历史典故的运用及诗词赋法的引入，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点。笔者在此再举一例以说明之。如小说第14回描写唐赛儿游历压山时，题诗云：“厓山犹讲学，中国已无家。子母为鱼鳖，君臣葬海沙。事由诛岳始，源岂 灭辽差。辛苦文丞相，戎衣五载赊。”作者在这里显然是借宋亡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明亡的哀痛，而“事由诛岳始，源岂灭辽差”似乎又是痛定思痛，找寻亡国死君的根由。在此回的结尾处，作者亦感叹：“那知道山河绵邈，殊乡无花鸟之愁；城阙荒凉，故国有沧桑之感。正是：万里烽飞，燕孽雄师过济上；九重火发，天狼凶宿下江南。”这种感慨是此回诗词蕴含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总括。
3.与古代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情结有关。古代文人向来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吕熊由于遵循“毋就试”的父训，未曾在清朝参加过任何科举考试，当然也就不能人仕为官了。这样，吕熊的满腹学问却无法施展。于是，在小说中表现自己治理国家的文武韬略，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从上面论及的各方面学问当中，就不乏有官僚制度、科举制度、仪礼制度、赋税制度，甚至军事阵法等。而这所有制度的创设者主要以军师吕律为代表。“所谓吕军师师贞者，即文兆所自寓”。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吕律实际上即为作者自况，而吕律所创设的制度也就是作者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的表现。
综上所述，吕熊在遵循“毋就试”的父训下，入清后虽与清廷官员多有交往，但是自始至终未曾入仕为官，保持了一个明遗民应有的民族气节，这种民族气节在小说作品中表现为浓厚的遗民意识。这种遗民意识既表现在故事情节中，又表现在历史典故的运用及诗词赋法的引入当中。同时，包括典故、诗词赋法在内的诸多才学，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出作者的政治抱负。笔者认为，明遗民吕熊创作的《女仙外史》既是一部遗民意识非常浓厚的遗民小说，又是一部体现作者政治抱负的才学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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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 古代 历史 医药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1（c）-0217-01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档案学的概念，但有档案的事实，档案这个词也是有的。
中国古代，一物两称，档案一叫挡子，即记录板。清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上：“又（汪琬《钝翁类稿》）《陕西提督李思忠墓志铭・注》云：本朝用薄板五六寸，作满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数片，辄用牛皮贯之，谓之档子。”又就叫档案，或“档子”、“档案”兼称。清杨宾《柳边纪略》卷三：“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辞书介绍，后来分类立卷归档保存的文件，沿称档案。清龚自珍《与陈博士笺》：“惟彗星之出，古无专书，亦无推法，足下何不请于郑亲王，取钦天监历来彗星旧档案，汇查出推成一书？”有档案，就有收藏存储档案的地方，今人称其为档案馆，中国古时虽无此名，但亦有其实，《汉语大词典》就说过，周朝的天府，汉朝的兰台、东观，唐朝的史馆等等，都是中国古代王朝集中保管档案的地方。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档案学的概念，但有档案的事实，而且很古老，中国医药档案的产生，甚至能推到史前神话传说时代。
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从现代档案学的角度去看，还可以重新打量。
西汉名著《淮南子・修务训》[1]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教民播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南宋郑樵在他所撰《通志》之中把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又讲了一遍，但有补充，称其时“民有疾病未知药石”，而神农“乃味草木之滋，察寒热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其所得三百六十物……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
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而不死，固然是神话传说，但神话传说中往往含有历史事实。尝过即忘，等于白中了七十回毒，尝了以后“察寒热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义”，一一记录下来，这就意味着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以神农的名义开始为中国医药存档。有人说，中医是尝出来的，从现代档案学角度来看，中医也是档案保存下来的。已知中国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此书虽已不在，但中国古人为中医存档的事业却一直延续，后世历代本草也收有这部书的断篇残简，李时珍就此也有所受益，这在其书中分明可见，书名也取“本草”两字，就叫《本草纲目》，进而又为中国医药档案增重。
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尤其是中医药史，其中存有许多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不断地向历史档案中去好好打量。丁海斌、陈凡编著《中国科技档案史》说：“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中医药学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相应地，其遗产也是相当丰富的。中医药学作为一种经验学科，它的发展是代代相传、后人继承前人成果并不断创新的过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档案是继承与发展之间的纽带。我们的前人，早已学会利用档案来积累经验，来发展中医药学。”该书具体言道：
中国古代的医药史，是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开始的。此外，原始社会还有“庖牺制九针”以治病的传说。考古发现证明，远古时代的人们已使用了砭石、骨针等医药器具。按照正常逻辑推断，当文字产生后，人们就应开始记录病状和药性等，并因此产生了初期的医药文件、档案等。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记载较多，如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使歧伯尝味本草，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又《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载：“于是雷公之化，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历代宝之，未有失坠。”这些记载不但说明了远古时期已有医药文件，而且“历代宝之”，作为档案代代相传[2]。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历史情结很重的民族，然而，很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即使是档案学业界人士，对中国档案史却缺少重视，研究中国档案史的人为数不多。2008年，四川省德阳市档案文秘学会秘书长庄瑞平先生在他的博客中曾经提醒过：“中国档案史是档案学的基础性学科，一个重要的分支，然而目前却很少有人来研究，以至于有些停滞不前，并且后继乏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研究不力的状况，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促使现有的研究人员继续前进，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引进和培养这门学科的人才。大家应该多进行学术交流，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中国档案史研究的不断进步。”丁海斌、陈凡在他们编著的《中国科技档案史》的前言中也说：“在中国档案学界，许多学者是从学习、研究档案史入门的。但近年来档案史研究有被削弱的倾向，以至于有人发出‘将档案史研究进行到底’的呼吁。而一向以来，中国档案史的研究是以文书档案（行政管理档案）史的研究为重点，中国科技档案史的研究偏弱、偏少。同时，由于档案学者史学功底的欠缺和某些时候方法与态度的失当，研究中的谬误时有发生。望文生义者有之，如将‘天府’说成是档案库房；张冠李戴者有之，如将清入关后作品中出现的‘档案’一词，说成是皇太极时期的名词；等等。所谓钻研正未有穷期，档案史的研究不应被削弱，而应该更加重视，加强研究。”
笔者的研究方向是医院档案的收集与管理，档案史的收集和管理也是其中内容之一，在科研中，笔者认识到，档案史的收集、整理、研究和管理，最终的目的是要为当今的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从而使医疗卫生事业更好地服务于人，前面提到的庄瑞平先生曾在杂志上发表过有关档案学的文章，文章的正题恰是《在“服务”两字上做文章》[3]。中国医药保护着国人繁衍至今，中国医药史这部厚重的档案更有待于用现代科技的目光去好好打量，就如人体经络，古人是如何发现的，又是如何阐说的，有过什么样的存档，这些都有待于档案工作从事者能有历史性的发掘和研究，从而能为推动当今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档案史中有丰富的宝藏，应该是到了须要重视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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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紫锥菊；SRAP；遗传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S567.9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4）05-0060-03
紫锥菊[Echinacea purpurea （L.） Moench]为菊科松果菊属植物，原产北美洲，具有广泛的治疗范围和稳定确切的疗效[1～3]，近年来成为国际草药市场十大流行草药之一。20世纪90年代，国内各地开始作为药用植物引种。不同种源紫锥菊在株高、茎色、花色及有效成分含量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呈现出一定的遗传多样性。笔者曾利用过氧化物同工酶对紫锥菊的遗传多样性进行初步研究[4]。DNA多态性是生物多样性的本质，越接近DNA水平的数据就越能准确反映植物的遗传多样性。SRAP技术作为新近开发出的分子标记技术，已在部分药用植物研究中应用[5～7]，但在紫锥菊中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试验利用SRAP分子标记技术研究紫锥菊的遗传多样性，构建系统进化树，为合理开发和利用药用紫锥菊资源奠定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以茎色、花色和舌状花瓣形态作为主要形态学鉴定指标，选择表型差异明显的14个样品作为试验材料，于2010年7月采自安徽桐城和山东中医药大学药用植物园（表1）。经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周凤琴鉴定为紫锥菊[Echinacea purpurea（L.）Moench]。取各样品植株嫩叶，硅胶干燥，保存备用。
1.2试验方法
1.2.1基因组DNA的提取供试材料基因组DNA的提取采用改良CTAB法[8]。
2.3聚类分析
SRAP分子标记技术针对基因的外显子GC含量丰富而启动子和内含子AT丰富的特点设计引物进行扩增[7]，检测基因的可读框区域，因而体现的是物种间基因的多态性。由图2可知，在遗传相似系数为0.70时，14份供试样品分为5个类群。同引种自浙江的Z3、Z9和Z10聚合在一起，L单独聚为一类，表明紫锥菊样品间的亲缘关系与种质来源地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
3结论与讨论
由于多态性条带比率计算简单、直观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遗传多样性，因此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用筛选出的9对SRAP引物组合对14份不同地域不同表型的紫锥菊样品进行PCR扩增，多态性条带百分率为80.7%。表明SRAP可以应用于紫锥菊种内遗传多样性分析。同时也说明，不同地域来源或不同表型的紫锥菊样品材料间有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存在较大的遗传差异。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意味着较高的适应能力、较大的进化潜力以及丰富的育种和遗传改良潜力。14份紫锥菊样品间的遗传相似系数为0.6140～0.8129，聚类结果显示，来源地相同的样品聚为一类，说明紫锥菊样品间的亲缘关系与种质来源地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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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吕熊；《女仙外史》；遗民意识
作者简介：程国赋，男，安徽安庆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杨剑兵，男，安徽桐城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吕熊及其《女仙外史》学界多有论述。其中对昌熊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生卒年、名、字等方面的考证，如杨锺贤的《<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与胡小伟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章培恒的《女仙外史·前言》、徐扶明的《吕熊与<女仙外史>》等；对《女仙外史》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回末评点等方面，如杜贵晨的《<女仙外史>的显与晦》、刘倩的博士论文《“靖难”及其文学重写》、杨梅的硕士论文《吕熊与<女仙外史>》等。然而，学界在吕熊的明遗民身份、《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及才学化等方面，或偶有涉及，但均未作深入论述。有鉴于此，笔者对此试加探讨。
一、吕熊的明遗民身份
“遗民”一词最早源于《左传》。《左传》闵公二年曰：“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孔颖达疏云：“经、传皆云十二月狄人卫，卫人东徙渡河，收集离散，乃立戴公。”襄公二十九年又云：“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为之歌《陈》。’”孔颖达疏云：“《正义》曰：‘见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忧思之远也?非承令德之后，谁能如此深虑也?从上述“遗民”一词及其注疏来看，遗民最初是指亡国之民。后世文献基本承袭这一内涵。直至清初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对王莽政权时的汉遗民进行分类，真正意义上的“遗民”内涵才清晰起来。此文将汉遗民分为三类，包括“生于汉朝，遭新莽之乱，遂终身不仕”者，“仕于汉朝，而洁身于居摄之后”者，“显于东京……以其不仕莽朝”者。另外，还出现了“遗民”与“逸民”内涵相混淆的情况，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亦对其进行了明确区别：“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
根据上述“遗民”内涵及“遗民”与“逸民”的区别，同时，结合清初的具体情况及《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叙例》对“明遗民”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明遗民至少应符合这样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于明亡(崇祯十七年，1644)前出生，卒于清朝；二是不在清朝出仕、应试，即不能拥有清朝的官衔与功名，但在南明任官、应试者或在清朝任官僚幕客者除外；三是一般为士人，即拥有一定知识的人即可，不必是上层士大夫。
在界定明遗民的三个条件后，我们再来看吕熊的生平材料。目前学界引用吕熊生平材料较多为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阳合志》(藏国家图书馆)，但常常有不完整的遗憾。而道光六年(1826)《昆新两县志》、光绪六年(1880)《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昆山县志》等三县志中吕熊的生平材料，学界较少涉及。同时，谢正光等《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明遗民录汇辑》等均未收录吕熊。现据上述四县志及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吕熊完全符合明遗民的基本条件，其当为明遗民无疑。
(一)吕熊生于明亡之前，卒于清朝。对于吕熊的生卒年，学界颇有争议。杨锺贤《<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与胡小伟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称：“吕熊当生于明崇祯十五(1642)年，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据章培恒在《女仙外史·前言》中考证，吕熊生年当在崇祯六年(1633)至八年(1635)年间，卒年当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五十五年(1716)间。徐扶明《吕熊与<女仙外史>》称：“(吕熊)大约生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大约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杨梅在其硕士论文《吕熊与<女仙外史>》中称：“吕熊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卒于雍正元年(1723)，虚八十二岁。”总之，吕熊生年的上限时间为明崇祯六年(1633)，下限时间为崇祯十五年(1642)；卒年的上限时间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下限时间为清雍正元年(1723)，显然符合明遗民在时间上的条件。
(二)吕熊在入清后未曾人仕与应试。吕熊在人清后，曾做过清朝直隶巡抚于成龙的幕客，还与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广州府太守叶旉、江西学使杨顒、江西廉使刘廷玑等清廷官员多有交往，但其终身一布衣。据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阳合志》卷25《人物·文苑二·吕熊传》载：
吕熊，字文兆。父天裕。熊生而俊爽，长七尺、戟髯、铁面、目光炯炯。天裕以国变故，命熊业医，毋就试。顾熊性独嗜诗歌、古文及书法，博习不厌。于公成龙巡抚直隶，聘入幕，一切条议皆出其手，同事者忌之。遂拂衣去。越数年，成龙复旧任，再延入幕。凡所赞画，动中机宜。及奉命治河，将题授熊通判，俾自效。熊固辞之。已适越，渡浙江，上子陵钓台，访括苍洞、天石门瀑布诸胜。至江右，会按察刘某、佥事韩某，皆旧交，相与流连诗酒，东湖中有亭台，徐孺子、苏云卿遗迹也，僦舍居焉。韩、刘罢，乃去。客南安陈奕禧所。奕禧卒，复度岭探胜，概为广州修郡志。事峻，归东湖。寻以旧著《外史》触当时忌，乃归吴门。年八十余卒。所著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叶均禧、汤宽二传合纂。
再据道光六年(1826)《昆新两县志》卷27《人物·文苑二·吕熊传》载：
吕熊，字文兆。伟躯干、戟髯、铁面、目光炯炯。父天裕遭国变，命熊业医，毋就试。熊少嗜诗、古文。于成龙巡抚直隶，聘入幕，一切条议皆出其手，同事忌之，拂衣去。越数年，成龙再延入幕。及为河帅，将荐授通判，俾自效，熊固辞之。已适越，上子陵钓台，访括苍洞、天石门瀑布诸胜。至江右，以当事多旧交，僦舍东湖。东湖，故徐孺子、苏云卿遗迹也。流连诗酒，久之去。客南安守陈奕禧所。复度岭为广州修郡志，事峻，返东湖，寻归里，卒年八十余。
光绪六年(1880)《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1《人物·文苑二·吕熊传》与《道光昆新两县志》中的《吕熊传》同。另据《昆山县志》第27篇《人物·吕熊传》载：
吕熊(?-1680年前后)，清初文学家。字文兆，号选叟。昆山人。他自少嗜好诗、古文，所作文章经济，精奥卓拔，性情孤冷，举止怪僻。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直隶巡抚于成龙幕客，一切条议都出自其手，遭同事忌，拂衣而去。 康熙三十七年(1698)，再入于成龙幕，为其处理水利事宜。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在南安(今江西大余)知府署中做客，复为广州修郡志，事竣返江西。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还故里，80余岁卒。熊平生学问，皆寄托于《女仙外史》一书，全书凡100回，述明代唐赛儿事。所著还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
综合上述四县志中的《吕熊传》，我们可以确认这样两点：一是吕熊遵循了入清后“毋就试”的父训，却未完全遵循“业医”的父训，虽著有《本草析治》，但其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文学方面；二是吕熊虽两次担任于成龙的幕客，还“客南安守陈奕禧所”并“为广州修郡志”，但他终身未入仕清廷，惟一一次“荐授通判”，还“固辞之”。所以，吕熊在坚持民族气节方面，亦符合明遗民的条件。
(三)吕熊是清初一位全才式人物。根据上述县志记载，吕熊著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女仙外史》。其中《诗经六义解》体现了经学成就，《明史断》体现了史学成就，《续广舆记》体现了地理学成就，《前后诗集》《女仙外史》体现了文学成就，《本草析治》体现了医学成就。但遗憾的是，其所著“《诗经六义解》引》。《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等，皆不传。除《女仙外史》外，仅乾隆《南安府志》存其五律一首。”
作为寄寓学问与心事的《女仙外史》，吕熊表现了自己众多方面的才学，如历史典故、诗词歌赋等方面。下文将有详论，在此不作赘述。
总之，《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从生活时代、民族气节、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完全具有明遗民的特点，而众多明遗民录未将其收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
吕熊除在身份上符合明遗民的三个条件外，其代表作品《女仙外史》还表现了浓厚的遗民意识。这既是吕熊作为明遗民的另一重要佐证，又是《女仙外史》主题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女仙外史》所表现的遗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篡国者”及其追随者的痛恨。《女仙外史》对“篡国者”燕王朱棣的痛恨主要表现在：
1.小说以建文年号取代永乐年号。我们知道，有些史书，如明代无名氏《奉天靖难记》曾将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代之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而《女仙外史》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建文五年至二十六年取代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这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却表达了作者对“篡国者”的不认可。2.朱棣残酷迫害逊国诸臣。方孝孺被害后，被夷十族，计873人；暴昭遭剜喉、断手足而死。“一巨公名敬，剐死赤族；一董公名镛，腰斩，女发教坊，屠及姻党二百三十余人；一谢公名稍，死于拷掠，妻韩夫人与四女皆发教坊，一幼子名小咬住，下锦衣卫狱；一甘公名霖，一丁公名志，均弃市。”(第21回)种种情况，不一而足。“篡国者”的暴戾，跃然纸上。3.小说多次称“篡国者”为“燕贼”。据笔者统计，小说中称“燕贼”的回数多达23回，包括第15、16、17、19、20、21、22、24、33、35、38、40、45、52、53、54、55、65、69、77、80、82、89回，计38处。而这种蔑称在《承运传》《续英烈传》等靖难题材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可见作者的痛恨之情。对“篡国者”的罪责进行全面清算的是在小说第93回，唐赛儿在讨逆檄文中开列了燕王12条罪状，包括定性靖难为“造反”、“擅僭帝位”、擅削建文庙号、“遣逆臣四处搜求行在”、“族灭忠臣数百家”、“发忠臣妻女于教坊司”等等。陈奕禧对此评点曰：“其数燕藩十二大罪，较之汉高数项羽十大罪，尤为真确允当。”
小说除表达对“篡国者”的痛恨外，还对其追随者表达痛恨。如小说第44回与第78回分别描写了10万倭寇与众多俍兵、僮兵、徭兵遭勤王之师的灭顶之灾，明显表现了作者对助燕之师的痛恨，诚如逸民评点曰：“噫，不知明季俍兵毒害我生灵，倭酋扰乱我边陲，遭其劫杀者不可数计。作者盖痛恶其以夷猾夏，故以一剑而馘倭奴十万，一火而灭三种蛮酋，恭行天讨，焉得减算?”。
小说还着重描写了燕王军师姚广孝不得善终的过程。姚广孝南下寻师，到长洲(今江苏苏州)时先遭寡居亲姊的詈骂，后又遭一位樵夫利斧的砍杀和一位农人铁锄的击打，但都幸免于难。到杭州时，又遭一位不明真相的小官的暴打，“那白的是肉，紫的是伤，黄的是粪，红的是血，黑的是泥，竟在少师臀上开了个五色的染坊”(第88回)。最后，姚广孝的生命结束于嘉兴府崇德县的女儿亭。上述情节除亲姊詈骂于史有据外，其余均为虚构。由此可见。吕熊对那些追随“篡国者”是何等痛恨。
(二)对故明王朝的深深眷恋。《女仙外史》作者通过两个方面来表达自己对故明的眷恋。一方面小说选取了建文帝出亡之说。我们知道，建文逊国后的去向问题一直是个历史之谜，主要有两说：一是焚死说。主此说的主要有《明实录》《明史》等。其中《明史·恭闵帝本纪》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是出亡说。主此说主要有史仲彬《致身录》、钱士升《从亡随笔》、赵士喆《建文年谱》等。明人撰史时持此二说，主要是因撰史者对燕王与建文的认可与否，而清人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则明显具时代之烙印，正如孟森指出《明史》主建文焚死说的那样：“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既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桧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撰《明史》者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吕熊在创作《女仙外史》时选取建文出亡之说，从另外一个侧面表达了他希冀明廷之脉能够延续的遗民情结。
另一方面，吕熊还在小说中追谥殉难、殉节者。我们知道，“凡逊国殉难诸臣，终明之世，未尝追谥”。吕熊之所以如此，除补史之缺外，更为重要的是表达对那些殉难、殉节诸臣的忠义气概的崇尚。小说第46回赠谥殉难诸臣计51位，包括景清、铁铉、方孝孺等；殉节诸臣计29位，包括王叔英、张安国、曾凤韶等；阵亡死难诸武臣计17位，包括瞿能、张皂旗、宋忠等。第100回还追封了忠臣之母、妻、女节烈者计40位，包括铁铉、方孝孺、黄观等之妻、女、
母者，依据不同的节烈情况，分别封以义烈、孝烈、安烈、哀烈、清烈、宜烈、超烈、超节等8种称号。
(三)天命思想中蕴含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无奈。小说除表达作者对“篡国者”的痛恨与对逊国者的同情外，还宣扬了天命思想。这种天命思想主要表现为，将唐赛儿起义勤王演化成了结天廷中 的一段夙怨。在天廷中，天狼星曾向嫦娥求婚，但遭嫦娥严辞拒绝，他们也因此而结下了一段怨恨。在他们分别下凡投胎为唐赛儿与燕王后，也就将这种对天廷的怨恨带到了人间。燕王靖难之时，即是唐赛儿起义之时，诚如第15回开篇所云：“话说天狼凶宿，即燕王也，嫦娥在天上与他结了大仇，转生到下界，两家便为敌国。这里面就包着两次劫数，自始至终，一主一宾，是这部书的大纲目。前回月君回至山左。燕王靖难师已下江南，就该接着起义勤王。”而后来的主要故事情节基本上都是在“大纲目”下展开的。朱棣驾崩之时，亦即唐赛儿勤王结束之际，小说亦即到了尾声。
小说在建文流亡与唐赛儿起义勤王等诸多情节上均有虚构，但有一点作者是不能更改的，那就是建文逊位于燕王，正如明清改朝换代一样。吕熊在创作时，面对无法改变的历史与现实，只能无奈地接受，但仍然表达着自己的愤懑与同情、贬斥与褒扬等复杂情感。小说最后让明英宗以“儿孙礼拜见”建文帝，并称之为“太上老佛”(第100回)，但这只不过为建文帝的结局划上一个美丽的尾巴，不过是作者对明廷寄寓良好的愿望而已。
吕熊之所以在《女仙外史》中作历史翻案之举，诚如刘廷玑于《在园品题二十则》采其语称：“常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杜贵晨亦指出：“《女仙外史》寄寓了清初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有的家国之痛，借唐赛儿勤王义举略得抒发，自然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另外，清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时，《女仙外史》被列入禁书。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女仙外史》确“触当时忌”。
三、《女仙外史》的才学化
乾隆时期，古代小说史上诞生了第一部才学小说《野叟曝言》，鲁迅谓之“以小说见才学者”其实在此之前的《女仙外史》，已初具才学小说的规模，刘廷玑谓之“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章培恒亦称其“实开这派小说(按：指才学小说)的先声”。然而，学界对《女仙外史》的才学表现及其产生原因的探讨仍较为欠缺，在此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再作探讨。
(一)《女仙外史》的才学表现
《女仙外史》涉及到的才学包括诸多方面，其中以历史典故的运用、诗词赋法的引入等两方面最为突出。
1俍历史典故的运用。《女仙外史》涉及的典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故事情节中的典故，二是诗词中的典故，其中故事情节中的典故以天狼星、嫦娥与后羿、聂隐娘、公孙大娘等较为突出。关于天狼星的典故。史书中的《天文志》多有记载，如《史记·天官书》云：“参为白虎……其东有大星日狼。狼角变色，多盗贼。”《晋书·天文志上》云：“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动也。”文学作品亦大量采用，最早的当属屈原《楚辞·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最为耳熟能详的是苏轼《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等等。小说引用这个典故显然是为了表达对“篡国者”朱棣的痛恨。
关于嫦娥与后羿的典故。嫦娥即《山海经》所记“生月十有二”之“帝俊妻常羲”。《淮南子·览冥训》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汉人高诱注云：“妲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人月中为月精。”《淮南子集解》引庄达吉云：“‘妲娥’诸本皆作‘恒’，唯《意林》作‘妲’，《文选》注引此作‘常’，淮南王当讳‘恒’，不应作‘恒’，疑《意林》是也。”又引洪颐煊云：“《归藏》云：‘昔常娥以不死之药服之，遂奔为月精。’‘恒’改为‘常’，是汉人避讳字。张衡《炅宪》作‘姮娥’，《说文》无‘妲’字，后人所造。”后世文学作品中关于嫦娥与后羿的故事，不胜其数。小说在引用这一典故时，加入了嫦娥投胎为唐妲、后羿投胎为林三公子的情节，可谓对这一典故的承袭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第1回中描写了嫦娥“常愿皈依如来，因自爱其发，不愿遽薙深以为惭”，明显是对清初江南地区反薙发现实的观照。
关于聂隐娘的典故。聂隐娘的故事本于唐裴铡《传奇·聂隐娘》，收录于《太平广记》卷194。罗烨《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篇目中也有《西山聂隐娘》一目。清人尤侗据以改编为杂剧《黑白卫》。但《女仙外史》中的聂隐娘故事与《聂隐娘》及其改编作品中的聂隐娘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女仙外史》中只保留了聂隐娘女剑侠的形象，而具体的故事情节则是唐传奇及其改编的杂剧中所没有的，如小说是以聂隐娘法场救取刘超(第22回)来出场的，又由于在多次战役中有突出的表现，后来也成为唐赛儿勤王之师六大女将之首。小说作者将聂隐娘塑造成如此神化的女侠，与聂隐娘故事的广泛流传不无关系。
关于公孙大娘的典故。公孙大娘是唐开元时一位善舞剑器而闻名者。唐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太平御览》引《明皇杂录》云：“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剑舞，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壮其顿挫势也。”郑蜗《津阳诗》、清郑日奎《读李青莲集》等作品中均有记载。由上述材料可知，公孙大娘只是一位善于舞剑的艺人，而《女仙外史》则将其塑造成仅次聂隐娘的六大女将之一。当然，由于她善于舞剑，小说中也就成为了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女剑侠，与其有关的所有情节均为作者虚构。作者在小说中较多引入女侠典故，笔者认为可能与明末清初时期出现较多女性英雄有关，而这些女英雄又多是抗击推翻明廷的农民军，或不与清廷合作者。如抗击张献忠的秦良玉、沈云英、岑太君；抗击李自成的刘淑英，还有假扮长公主刺杀罗汝才的费宫人等。其中沈云英、刘淑英、岑太君还是不屈清廷的明遗民。
除在故事情节中运用典故外，《女仙外史》还在诗词中较为普遍地运用典故。笔者在此仅以小说第13回中的御阳道人吕律几首咏史诗为例，如《咏鲁仲连》云：
六王皆为仆，一夫独不臣。岂知三寸舌。能却百万兵。兴亡系天下，宁独邯郸城。秦邦屈高风，因之削帝名。留得宗周朔，萧条东海春。此诗借用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表宗周之意，
同时表达吕律意欲奉建文为正朔。诚如赛尔评此诗曰：“此即夫子宗周之意。先生盖借仲连之言，以存周朔于万世也。”又如《咏商山四皓》云：
日月尚可挥，山岳亦易移。由来妃妾爱。三军莫夺之。汉祖幸戚姬，遂使更立庶。一时良与平，束手无半计。商山采芝流，来与储皇游。始知隐君子，方能定大谋。炎鼎遂以安，奇功若无有。忽乘白云逝，神龙只见首。
此诗借用商山四皓(按：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辅佐太子刘盈(按：即后来的汉惠帝)的典故，表明吕律以商山四皓自喻，捍卫可能受到危及的政权。唐赛尔评曰：“此薄轩冕无人，而言隐沦中有异士也。先生出而大展经纶，将必敛入于虚无，亦如神龙之不露其尾者乎!”又如《咏留侯》云： 一击无秦帝，千秋不可踪。英雄有道气，女子似遗容。灭楚由黄石，酬韩在赤松。从来王霸略，所贵得真龙。
此诗包含张良一生中几个广为人知的典故：博浪沙椎击秦始皇、接受黄石公所授《太公兵法》、从游赤松子、状貌如妇人等。此诗意在表达吕律希望自己犹如张良一样得到“真龙”的垂青。又如《咏武侯》云：
草庐三顾为时忧，王业嵬然造益州。二表已经诛篡贼，两朝共许接炎刘。木牛北走祁山动，石阵东开夔水流。五丈原前心力尽，可怜少帝不知愁。
此诗蕴含了关于诸葛亮的几个重要典故：三顾茅庐、前后《出师表》、木牛流马、病死五丈原等。此诗意在表达吕律如果有“真龙”可以辅佐，将以武侯为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上述数例，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诗歌用典中也常常表达着自己的遗民意识。如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明显有“义不帝清”之意，因为在清初遗民诗词中“秦”多暗指“清”，而关于商山四皓、张良、诸葛亮的典故又都与维护汉朝正统有关，此又暗示我们作者有维护明朝正统之意，犹如宋遗民常常利用汉代故事表达自己的故宋情怀一样。
2.诗词赋法的引入。小说作者不仅通过运用典故来逞才，还直接通过诗词赋法的创作来表现自己的文学才华，表达自己的遗民意识。小说第14回在这方面有集中体现。此回主要描写唐赛儿与鲍师游历九州，每到一处都欣然题诗。这一回的诗作多达25首。还有词一首、偈语一首。综观这些诗词创作，除相当一部分是写景作品外，还有一部分是针对历史典故与暗喻现实所作的，如唐赛儿与鲍师到淮阴时，为漂母题诗一首云：“赤帝山河没，王孙恩怨消。只留漂母在，终古奠兰椒。”这显然是对韩信感恩漂母事的一种赞美，而清初诸多士人的降清显然是对这一美德的背离。到广陵时，题诗讽喻了隋炀帝的荒淫：“红粉三千翠袖回，竹西歌吹旧亭台。君王去后琼花死，廿四桥边月自来。”这种讽喻如果移植到晚明的万历、天名、弘光身上亦颇为恰当。到桐庐严子陵钓台时，题二句诗：“掉头岂为耽江海，加足何心傲帝王。”这是对严子陵高尚情操的尊崇。到云南时，针对滇水倒流现象题诗云：“此水何为独倒行?朝宗无路更无情。藩王要窃皇王命，人意能违天道行。”这明显有暗喻吴三桂等三藩叛乱之意。在四川登剑阁时，题诗云：“剑阁千夫御，阴平一旅过。可怜汉统系，才得蜀山河。邈妇心难泯，谌孙泪不磨。从来佞臣舌，覆国胜矛戈。”这明显是对故明的眷恋与对明亡的哀痛。在晋南时，为石勒墓题诗云：“今日慈王寺，千秋伯主坟。玉衣消宿莽，金磬彻空云。一阁千峰抱，孤城万户分。袖中双剑气，谈笑扫尘氛。”这显然是为这个十六国时期从奴隶到皇帝的后赵建立者，表达崇高的敬意，又似有效不勒建功立业之举。刘廷玑对这些寓意颇深的诗歌评价道：“至若卷内诸诗，直可贯彻三唐，岂仅时流不敢望其项背。”不过，这种评价似有过誉之嫌，但作者在这些诗歌中表现自己种种复杂的遗民情感，还是值得肯定的。
《女仙外史》中的“赋”如同其他通俗小说一样，从用韵不严谨的角度来说，不能称之真正意义上的赋篇。同时，其对偶现象又较为突出，但从四六句式上说，亦不能称之骈文。所以，小说中的诸多“赋”只能称之骈体化、用赋法。这种赋法一般在场景描写、人物描写等情况下运用。如小说第15回对燕将朱彦回外貌衣着的描写：
面孔歪斜，脸上有围棋般大的黑麻几点；眼眶暴突，睛边有苧线样粗的红筋数缕。身长八尺，穿的是镔铁打就柳叶重铠；腰大十围，使的是熟铜炼成瓜棱双棒。向日呼名是狗，今朝赐号称猪。
这种赋法的运用，一方面发挥了赋的传统铺叙功能，比使用白描手法更简练、更具文学性，另一方面又将作者的评判因素蕴含其中，如对朱彦回的外貌衣着描写，明显表达了作者对燕将的厌恶。
小说除在历史典故的运用、诗词赋法的引入等方面突出体现吕熊才学外，还在经世之学方面体现了其才学，如第14回的名山大川的游历、第19回的五行阵(又名七星阵)法的创设、第37回的官僚与科举制度的重建、第50回的“通灵七圣散”的发明、第83回的君臣典礼与男女仪制的建立、第84回的刑法赋税的改革等。
(二)《女仙外史》才学化产生原因
1苧与作者人生经历有关。据上述县志记载，我们知道吕熊曾撰有《续广舆记》《本草析治》。与此二书相关的地理知识和医学知识在小说第14回与第50回都有集中表现。如梳理一下小说第14回所叙唐赛儿、鲍师游历九州的路线：卸石寨—淮阴—广陵—金山、焦山—金陵—吴门—临安—天台山—曹娥江—桐庐严子陵钓台—金华—雁荡山—武夷山—匡山—岭南—赣关—大孤山、小孤山—武昌黄鹤楼、汉口晴川阁—汉皋—湘江—衡山—粤西—云南—峨眉山—成都、剑阁—昆仑山—终南山、乾陵—五台山—晋南石勒墓—洛川—嵩山—汴梁—卸石寨，从中可以见出，吕熊对全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烂熟于胸，这与其编撰《续广舆记》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明陆应阳曾辑有《广舆记》，清蔡方炳对其增订，“是编因明陆应呖(按：应为陆应阳)《广舆记》而稍删之。大抵抄撮《明一统志》，无所考正。”吕熊的《续广舆记》现已散佚，成书时间亦不可考，但蔡方炳在《增订广舆记序》中未提及《续广舆记》，而《增订广舆记》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换言之，吕熊《续广舆记》可能产生于《增订广舆记》之后。这也得到刘廷玑的证实：“近以陆伯生、蔡九霞篡辑《广舆记》，止详注各府而略州县，不足备考，乃编成《续广舆记》，颇为详明；以卷帙浩汗，尚未能付梓。”
小说第50回还表现了作者在医学方面的建树。当时鲍师针对“各营将士，多害的头眩腹胀、上呕下泄，动弹不得”的疫情，使用了一种叫“通灵七圣散”的药物进行治疗，效果颇佳。这种药物由七种中药组成，即苍术、白芷、雄黄、木香、梹榔、官桂、甘草。考之古代医书，苍术“除心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暖胃消谷嗜食”等；白芷“疗风邪，久渴吐呕、两胁满，头眩目痒”；雄黄“治疟疾寒热，伏暑泄痢，酒饮成癖，惊痫，头风眩运，化腹中瘀血，杀劳虫疳虫”；木香“治心腹一切气，膀胱冷痛，呕逆反目，霍乱泄泻痢疾，健脾消食，安胎”；梹榔(亦作槟榔)“治泻痢后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痰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官桂“理阴分，解凝结，愈疟疾，
行血分，通毛窍”；甘草“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强筋骨，补气，生肌，解毒，疗痈肿”。现在吕熊所撰之《本草析治》已失传，但我们从小说中所开出的药方与医书进行比照，还是发现其有科学性。
2.与作者的遗民身份相适应。我们知道，吕熊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且又生活在抗清斗争最为激烈的江南地区，其在小说中表现自己强烈的遗民意识亦在情理之中。我们从上文所论之历史典故的运用及诗词赋法的引入，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点。笔者在此再举一例以说明之。如小说第14回描写唐赛儿游历压山时，题诗云：“厓山犹讲学，
3.与古代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情结有关。古代文人向来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吕熊由于遵循“毋就试”的父训，未曾在清朝参加过任何科举考试，当然也就不能人仕为官了。这样，吕熊的满腹学问却无法施展。于是，在小说中表现自己治理国家的文武韬略，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从上面论及的各方面学问当中，就不乏有官僚制度、科举制度、仪礼制度、赋税制度，甚至军事阵法等。而这所有制度的创设者主要以军师吕律为代表。“所谓吕军师师贞者，即文兆所自寓”。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吕律实际上即为作者自况，而吕律所创设的制度也就是作者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的表现。
综上所述，吕熊在遵循“毋就试”的父训下，入清后虽与清廷官员多有交往，但是自始至终未曾入仕为官，保持了一个明遗民应有的民族气节，这种民族气节在小说作品中表现为浓厚的遗民意识。这种遗民意识既表现在故事情节中，又表现在历史典故的运用及诗词赋法的引入当中。同时，包括典故、诗词赋法在内的诸多才学，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出作者的政治抱负。笔者认为，明遗民吕熊创作的《女仙外史》既是一部遗民意识非常浓厚的遗民小说，又是一部体现作者政治抱负的才学化小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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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番泻叶； 外来药； 性能理论； 本草考证
Preliminary study of history of senna be used in China――On
phenomenon about "reign medicine localized"
JIN Yuzhi1， YU Yue2， FU Lu3， MA Yandong4
（1. Department of Minzu Medicine， Beijing Moslem Hospital， Beijing 100054， China；
2.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Beijing 100070， China；
3.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s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4. Institute of Basic Theroy for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Senna is one of the common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t present. After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that the drug medication history in China is not long， in our country ancient times， only "Hui prescription" in the records， other all kin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rarely mentioned. Since modern times， the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medicine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time and the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books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ime generally close， may be relat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 about the drug property theory of herbal medicine is seldom discussed， and had been seen as "western medicine" （foreign medicine）， with the medication experience continue to accumulate，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other factors， the drug gradually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struct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theory of the resistance， so as to realize the "localization".
[Key words] senna； herbal history；foreign drugs； localized
doi：10.4268/cjcmm20161232
番泻叶是目前中药常用药之一，又名旃那、泻叶、番杏叶、地熏草、泡竹叶、兄弟叶、辛拿等[1]。根据现行《中药学》教材记载，其最早见于文献记载为《饮片新参》（王一仁著，1935年成书，1936年上海千顷堂书局出版），属“攻下药”，其味甘、苦，性寒，归大肠经，功效为泻下通便，主要应用于热结便秘、腹水肿胀等[2]。根据现有资料，笔者认为该药在出现我国医学文献中的时间早于1935年。该药原为外来药，其能成为现代中药常用药，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外来药本土化”的案例，这一过程值得探讨。
1 古代――在我国“回回”民族的经验用药
番泻叶原产地为印度、埃及等，在现代常用中药中属于应用较晚的药物。依照目前较为公认的历史时期划分，在我国古代（主要指1840年之前），番泻叶罕见记载于医药文献，目前仅在《回回药方》中发现有相关内容。
《回回药方》是一部记载外来医学经验为主的医书，原书36卷，现仅存4卷，难以准确判定《回回药方》的成书年代、作者等信息，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该书大体成书于元明之际。通过对《回回药方》残本的研究，可以认为该书有着鲜明的“回回”民族医学特色，具有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用药经验，被学者视作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传入我国的历史见证[3]。在《回回药方》中，出现了多次“撒那亦麦乞”、“撒那麦乞”、“撒纳亦麦乞”、“撒那亦马其”等名词，根据宋岘先生考据，上述名词均为“旃那”之义[4]，旃那即番泻叶的别名之一。因此，可以认为番泻叶在我国文献中的记载应不晚于《回回药方》的成书时间。
《回回药方》中番泻叶并非作为单味药使用，而是与其他多种药物共同组方，治疗疾病包括中风、抽搐、紫白癜风等，给药途径包括了内服、外用等[5]。由于《回回药方》的文本残缺严重，因此难以得知在《回回药方》医学体系中如何界定番泻叶的药性和作用，只能推断这一时期的番泻叶曾用于上述疾病的治疗，而其背后是否有成熟的用药理论暂时还难以判断。
与《回回药方》的记载相比，我国古代医药、本草类文献其他关于“番泻叶”相关的记载难得一见，例如本草著作中，无论是《神农本草经》[6]、《本草经集注》[7]、唐《新修本草》[8]、宋《证类本草》[9]、明《本草纲目》[10]、清《本草纲目拾遗》[11]等大型综合性本草著作，还是五代李《海药本草》[12]，清代墨西哥来华传教士石铎f《本草补》[13]等记载较多外来医药的本草书中均未见记载。其他的各类医书，例如历代方书、医论、医案、医话中同样未见番泻叶相关记载。此外，检索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未见有番泻叶的记录[14]。
需要说明的，1848年吴其F《植物名实图考》刊行，该书收录植物1 700余种，与传统的本草著作相比，更侧重植物的生物学特性，从刊行时间看，已属于“近代”，但也未见到番泻叶的记录[15]。据此，番泻叶在我国流传开来并广泛应用，很可能要在近代以后了。
2 近代――番泻叶逐步在我国流传并纳入中药体系
21 清末――散见于医案医话记载 清末，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对我国造成巨大冲击，一些西医书籍进入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笔者对这一时期的番泻叶用药史将通过中西医书两条线索加以分析。
清末的一些中医著作中可以找到有关番泻叶的记载。如成书于1881年坐啸山人《诊验医方歌括》中在治疗痔疮的条文下有一条关于泻叶的记载，即“形尖而长，状如柳叶，用数十片沸水冲服，专利大便，下三焦之火，泻诸热湿邪积垢，并去烟毒，轻者服一二次，重至三次，有利无弊，通畅即止，用代茶饮，极稳极便，附记于此”[16]。又如柳宝诒《温热逢源》（成书年代不详，医案应发生在1898年）[17]、过铸《过氏医案》（1901）[18]、沈祖复《医验随笔》（1908）[19]、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1911）[20]中，均提及“泻叶”。此外，番泻叶又名“泡竹叶”，清末民初时期医案中也确有少数医家以“泡竹叶”入药，如金子久《和缓遗风》[21]。
上述文献关于番泻叶的记载有如下特点：①作用明确，即用于通便；②治疗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如温病、烟毒等；③属于“经验用药”，如《过氏医案》中提及“钤医”的经验等；④药性理论较少，如上述几处记载中，除坐啸山人《诊验医方歌括》有简单论述外，其余几书均未见对泻叶进行药性、功效理论的讨论。
据此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泻叶在我国中医诊疗活动中已有所应用，其性能理论的建构尚不完整。不过，从这一时期的医案中，似可以看出一些对此后进行番泻叶中药理论建构的素材。如上述记载中以治疗温病、烟毒的频率较高，后来学者认为其“性寒凉”或即源于此。
清末我国编译出版的西医书籍也可以找到番泻叶的记载。如《西药略释》（首次刊于1871年）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记载西药传入中国的较早文献之一[22]。书中记载了“新拿”（原书注释：俗名洋泻叶），列举了新拿的形状、色味、功用、服法等，并附图片说明。这可能是我国近代以来最早记载番泻叶自身性质、药理作用等内容的医学文献[23]。
此外，《西药大成》（首次刊行于1887年）中收录了“辛拿”，对其产地、种属、性质、作用、制剂、植物图、不同种属分型树叶图等内容均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有“泻性最稳，其功力最可恃”的说法[24]。
再如《万国药方》（首次刊行于1890年）中也收录了“辛拿”（原书注释：又名新拿），介绍了其的产地、性质、作用、制剂等内容[25]。
综合清末时期中西医书的时间，中医书中最早见到泻叶记载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与西医书中出现“新拿”或“辛拿”的时间大致相符，此时我国已处于两次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的背景之下，因此，中医书中对番泻叶用药经验的记载，可能与西方医药的传入有关。
22 民国时期――进一步普及并开始纳入“中药”体系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番泻叶在各类中医著作中出现的频次进一步增加。如张拯滋《通俗内科学》（1916）[26]、何廉臣《全国名医验案类编》（1927）[27]、华国振《留香馆医话》（1930）[28]、何廉臣《增订通俗伤寒论》（1932）[29]、刘裁吾《痉病与脑膜炎全书》（1935）[30]等曾提及泻叶，许多医家将番泻叶用于治疗具温病性质的各类疾病（部分为西医感染性质疾病），取其通下作用。
民国时期对番泻叶的性能理论建构也在逐步进行着。如严鸿志《感证辑要》（1920）引何廉臣观点，将泻叶与炒蒌皮、郁李仁等共同定为“滑降”，为攻下法的药物[31]。谢v《本草新义》（1923）收录了泻叶，并介绍了功效等内容，不过，该书涉及到传统中药时，大多会包括了该药的寒热性质，泻叶则并未提及[32]。何廉臣《实验药物学》（1924）对泻叶的药性论述相对较为完备。如概括其性味为“味苦而淡，性凉质滑”，提出其“入大小肠二经”。除此以外，还引丁福保《药物学大成》的观点――“泻叶之泻下功力颇为确实，且无肠充血及肠炎、过度泄下等之副作用，故凡可促肠排泄之诸病，皆可应用”[33]。陈仁山《药物出产辨》（1930）中，有关于番泻叶的记载，即：“产自架喇吉打。八九月新。苦，微寒。去积聚热结，通大便闭塞”[34]。王一仁《饮片新参》（1935）中论述了性味为“苦香凉”[35]，与陈仁山、何廉臣等观点颇为接近。陈存仁主编《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对番泻叶“性质”论述为“甘苦大寒，兼有恶臭”[36]。
从上述几种著作对番泻叶性能理论的论述虽然趋向上大致相同，但在“寒凉程度”等细节上还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中，何廉臣《实验药物学》中的说法值得关注，即“感动小肠，较蓖麻油速而且猛”，这种说法颇为接近西药药理的解释，其对泻叶归经的论述“入小肠经”或许正是来源于此。
番泻叶在民国时期的普及和理论建构并不表明在此时泻叶已完成“中药”体系的纳入。在清末，中医学与外来医学的对立、论争、融合已经初见端倪，在这种情况下，番泻叶的“归属”问题就值得关注了。例如朱梦梅《家庭药物学》（1919）中介绍甘草膏时，提到了甘草膏配伍“辛拿”以通便，此处使用的是西药音译名[37]。谢v《本草新义》中称泻叶“西名辛拿，药出印度埃及等处”，并且明言其“中医亦用之”，即该药曾经“非中医所用”。
更明显的例子出自于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该书第4期第5卷（西药部分，初版于1924年），旃那叶（即番泻叶）位列其中。此外，张锡纯的医案中，也有“但用西药旃那叶一钱”的记载，即将旃那叶视作“西药”[38]。再如曹炳章《增订伪药条辨》（1930）称“泻叶，产自外洋……为西药通便妙品”，即将泻叶看成“西药”。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提出泻叶“性味和平，不伤中气”这种类似药物性能的论断[39]。
此外，许多民国时期较为有影响力的中药专著，并未将番泻叶收录，例如初成于1914年并于1932年修订刊行的张山雷《本草正义》[40]、1929年刊行的秦伯未《实用中医学・药物学》[41]、初稿于1932年并于1940年首次刊行的孟仲三《药物学》[42]、1940年刊行的杨叔澄《中国药物学》[43]、编写多年并于1949年首次刊行的章次公《药物学》[44]等，甚至曾经编写过《药物学大成》的丁福保，在他于1930年出版的《中药浅说》中也并未收录番泻叶[45]。据此，或可以认为在上述学者看来，番泻叶并非“中药”或“常用中药”。
3 建国以后――纳入中药体系并完成其理论建构
1949年建国以后，番泻叶真正融入“中药”体系，并逐步完成其性能理论的结构。建国初期，我国政府鼓励中西医团结，希望中医药逐步走向科学化，一些带有中西医汇通特色的中药书籍在建国初期刊行。
叶橘泉曾在1938年编写过《临证实用药物学》，1951年完成将该书的修订，命名为《现代实用中药》，该书于1953年再次修订，以期达到编写“全国性的合乎现时的中药药典”的目的。该书中收录了番泻叶，提出番泻叶“性寒、味甘苦、无毒”的药性。值得一提的是叶氏在书中提出该药产地为“我国南部各省区”[46]。
朱颜《中药的药理与应用》（1954）一书中也将番泻叶收录，书中以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中相关内容为主要依据论述番泻叶的药理作用，在论述其产地时，则与叶橘泉的观点类似，提及番泻叶的产地包括了中国南部[47]。
此时番泻叶已经基本纳入我国中药理论体系了，但其药性理论仍未建构完成，如1958年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医学概论》虽然收入了番泻叶，但在论述番泻叶时并未提及其“归经”（同为泻下药的大黄、朴硝均包含归经）[48]。
1960年我国出现了中医高等院校统编教材，由成都中医学院负责《中药学讲义》的编写（即学界通称的“一版教材”），该书提出番泻叶“苦甘大寒，兼有恶臭，归大肠经”。值得一提的是，一版教材中还明确提出该药“古书未见记载，近代开始应用”[49]。此后的统编教材也多将其收录。据统计，自统编教材出现以来，有200余种“核心药物”，这些药物基本被各版教材收录，其名称、分类、功效、主治等亦相对稳定，番泻叶位列其中[50]
至此，可以认为番泻叶已经完成“本土化”的过程，成为了中药性能理论，并以统编教材的形式得到了较为广泛认可的“中药”了。
4 讨论
通过对上述材料的梳理，可以看到尽管番泻叶在我国元明之际的古籍中已见记载，但并未真正在此时成为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的药物。近代以来的番泻叶被我国使用，则属于“再传入”。如今，番泻叶已经依靠统编教材等形式成为“中药”，即完成了其“本土化”的过程。
如果探讨这一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的因素，可概括为以下2点：①有效便捷，相对安全：番泻叶主要的药效在于通便，属于临床常用治法之一，就其效果来看，自《西药大成》主张番泻叶“泻性平稳可恃”以来，不少医家认可其效果，并衍生出可以治疗多种感染、发热相关疾病；②易于购买，广泛种植：番泻叶在我国近现代具有其易于销售和种植的便利的特点，民国时期不少文献中都提到该药便于购买，已经有不法商贩造假牟利（《增订伪药条辨》），其滥用已成“流弊”（曹颖甫《经方实验录》，1937）[51]，建国初期叶橘泉等的著作中提出番泻叶在我国南方省区已经得到了种植。
与番泻叶情况类似的还有部分药物，以南瓜子为例。该药在《中药学》教材中为“驱虫药”，属教材“核心药物”之一。回顾历代文献，虽然南瓜引入我国已有数百年历史，但南瓜子并未明确记载其功用。至民国时期朱梦梅《家庭药物学》称“本草未言其功用，而欧美各国以为驱除绦虫通用之品”，谢v《本草新义》云“西人用为驱虫绦虫之通剂”。建国后，叶橘泉《现代实用中药》将其性味、作用等提及，一版教材列举了其性味功效，五版教材又论述其归经[52]，此后，其药性理论基本趋于稳定。对比番泻叶，南瓜子的性能理论建构时间更短，但因其同样具有药效明确、普及度高、作用平和等特点，所以被纳入中药体系。相反，另有一些植物药也曾传入我国，但如今并未真正本土化成为“中药”。例如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曾经记载，并且据传因为曾经给康熙皇帝治病而名噪一时的“金鸡纳”（金鸡勒）；命名方式与泻叶颇为相似的催吐药“吐根”等。上述药物因为其普及程度、适应症、安全性等因素，最终还是没有被成功的纳入到中药体系内。
此外，在番泻叶本土化的进程中，一些主张“中西医汇通”或“中医科学化”的学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谢v、张锡纯、何廉臣、曹炳章、陈存仁、叶橘泉、朱颜等。他们积极学习西医药知识，将番泻叶作为“中药”使用，并以西药药理、临床经验等作为素材，建构其性能理论。冉雪峰在其1949年修订的《大同药物学》中提出了“中药西药化”、“西药中药化”、“打破中西牢笼”等观点[53]，这可以视作为对这类医家思路的一种概括。
5 小结
近代以来，中医最重要的科研方向之一是“中医科学化”。学者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中药与人体组织器官的关系，中药提纯加工等作为研究方向，已经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果。通过番泻叶“本土化”的案例，可以认为传统的中药理论对外来药物的“同化作用”并没有消失。近些年来有学者尝试着对西药（化学药）物提出类似“中药药性”的解读，并提出一些观点，如抗生素类药物药性属寒[54]，激素类药物属“温燥”，抗肿瘤药物也应辨其寒热[55]等。尽管这些观点的临床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但均体现出了中药性能理论及其思维方式的生命力，值得作进一步的关注和探索。
[致谢] 本文在构思和撰写的过程中，曾得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伊广谦老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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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金枝(1901.2-1988.1)是典型的上海广东人，祖籍广东开平，1901年出生于上海虹口，1988年在香港去世。从27岁起，她就从事殓仪师一职，几十年如一日，以中国及东南亚首位女殓仪师而享誉香港及东南亚和美加华人区，为香港殡仪馆首席殓仪师。其出丧之日，香港各大报章连文报道，场面隆重，众多受惠过她的市民的悲切及同行的依依痛别，为我们描述出一位殓仪师服务社会的敬业一生。得她真传的她的四位女学生。分别都为香港、台湾和加拿大华埠的女殓仪师，是此行当的殿堂级人物了。
邝家家史――上海 广东人的奋斗史
上海海纳百川，五方人士会集，以长三角江浙人士为主流，其中唯一能与江浙人士抗衡的外帮籍人士，就是广东人。广东人刻苦耐劳，眼界开阔(广东素为侨乡，常有人带来许多外部世界的见闻)，抱团合力，财势强劲，在老上海的商界财界称雄一方，为东方巴黎的上海作出骄人的贡献，特别在服务业、百货业和餐饮业。
邝金枝的父亲邝锦池十几岁就在香港学习西餐烹饪，会英语和葡萄牙语，积了少许钱财，在光绪年间来沪谋生，在广东人集聚的虹口武昌路同德里七号开了家小小门面的“万福西餐馆”。说是西餐馆，其实相当现今的快餐馆，下面做铺面，阁楼住家。反正老板厨师伙计账房都是他一脚踢，老婆清洁打扫洗碗一手包，标准的夫妻老婆店，每天要忙碌到深夜十一二点，以养活八个子女。西餐馆经多年辛勤经营，生意节节高升，邝家开始殷实了，就搬到东宝兴路173弄前后共有四个小花园的房子，三代同堂。邝锦池发达后热心公益，在虹口开办“怀安堂小学”供贫穷孩子入学。怀安堂是广东籍人在上海的一个类似同乡会式的慈善机构，专事解决客居上海的广东人财务人事纠纷处理，更为同乡落难者资助回广东老家的车资，送医施药。邝锦池多次担任怀安堂董事及主席。
此时的邝家，三代同堂，团结一致，人丁兴旺，继承广东人抱团的传统，将各家打理得红红火火。西餐店之外，子女们还分别在当时电话局、铁路局供职。这捧的可都是铁饭碗，邝金枝也嫁了个留学日本的西医师。丈夫精通英、日两语，也人住邝家，为邝家带入不少西方新理念，并为邝家在经营生意上如办理执照签订合约等提供不少方便。此时应是邝家的黄金时代。抗战前几年，邝锦池夫妇还带了子女一行回广东开平老家探亲，随行带去皮蛋二百只、白糖两大包、猪油渣两大铁罐、面包粉三大铁罐，分发给众乡亲，再大修祖坟，颇有衣锦还乡之势。回沪时，几乎全村人出动，将他们送到码头。
西医丈夫鼓励晋身殓仪业
邝金枝的丈夫付名若是位西医师，医药界朋友颇多，其中有对美国人司各脱(scott)夫妇。司各脱先生是当时上海赫赫有名的万国殡仪馆的总经理，司各脱夫人就是万国殡仪馆的遗体化妆师。因为业务需要，太太常会向邝金枝的先生请教一些遗体防腐的技术性问题。故而两家人家是老朋友了。一次饭局上，司各脱夫人感慨业务繁忙，心有余而力不足。邝金枝的先生建议她收几位徒弟作帮手。司各脱夫人叹气说，在中国要收这方面徒弟难上难一抛开传统观念认为这个行当晦气霉气不算，这个行当需要相当医学、药学和解剖学的常识。在西方，需经专门医科大学培训，与中国概念中的大字不识一个、邪气十足且有黑道背景的殡葬从业人员完全不同。再说，遗体整容也是西方概念，中国的殓葬文化在这方面是空白。即使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遗体化妆只在洋人和有钱的中国人、社会名流、大明星问才流行，属十分奢贵。在上海也只有外国人办的万国殡仪馆和中央殡仪馆，才设有这个服务，故而收入也颇可观。问题是有文化有学历的青年都不愿意入这一行，而在中国这一行又往往是家族世袭的，世俗认为干这行不需要文化，只需要百无禁忌，胆大不信邪，所以这行当的人文化素质都不高，已跟不上上海发展的步子。
邝金枝的丈夫听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太太说：“这个行当倒是前途无量，更合适女性且没有人老珠黄不值钱之忧，一直会吃香的，反而越老越值钱。不如你拜司各脱夫人为师，此技一旦修成，保证够你一世衣食无忧，此技在中国永远需要的。也是一门傍身之技呢，等于持有一张永久性饭票。”那年邝金枝27岁，二子一女基本上已到上学年纪，虽然生活优越，她却一直十分向往做个职业女性，不想一世囹同在家庭中。但那个时代女性就业的空间微乎其微，想找份有专业又有高收益的工作，谈何容易。
邝金枝有点心动了。平心而沧，作为一个普通主妇、母亲和太太，她的境界尚未高到服务人民、服务大众的层面，只是“一技傍身”这句古话，十分触动她。她有三个儿女，还有一个庞大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国人天生有忧患意识，这或与长年的兵荒马乱局势有关。
邝金枝初时也心存忌避，不过，因为丈夫是西医，她也见惯了丈夫写字台边的整副人形骨骼，丈夫手里也不时一面摆弄各种头盖骨一面做笔记。医师日日与死神较量，受丈夫影响，她倒是那个时代女性中少见的无神论者。就这样，在医生丈夫的鼓动下，她毅然拜司各脱夫人为师，用当下一句时髦话：“一个不留心”就成为中国乃至东南亚首位女殓仪师。那是1930年前后。七年后抗战爆发，邝家家族生意受到惨重打击，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日本人进了租界，一应海关、铁路局、邮政局等英美企业全被日本人接管，除非你心甘情愿当汉奸，一般有良心的中国人纷纷辞职不入污流，铁饭碗就这样打碎了。原先供职电话局邮政局的邝家家人纷纷失业，再加此时邝金枝丈夫亡故，更是雪上加霜。不幸中正应了丈夫的那句话――“一技傍身”。在那个非常时期，就是亏得邝金枝那一身绝技，与家人一起同心同德，硬是将新闸路福康里28号那三开间的石库门邝宅支撑下来。1950年，邝金枝受香港殡葬业一哥肖明先生之邀，携家南下，仍是凭着那独一无二的女殓仪师之职，名扬台港及整个东南亚，并令自己过上舒适体面的上层生活。邝金枝从事这项特殊服务达60年之久，这期间她已对生死之道大彻大悟，足以令她从大爱大义服务社会的高度来认识这个“冷门”专业了。
以平常心应对冷门专业
说这是一门冷门专业，除了从事者少，专业偏门外，这也实在是一门令常人觉得阴幽冰冷的职业。作为中国第一位跻身此行业的女姓，邝金枝真的算女中奇才和豪杰。
从27岁那年始，她跟着司各脱夫人
和另一位外国太太，在万国殡仪馆学遗容化妆。上海开埠以来西风渐进，同时也带来西方的殡葬文化，为逝者整容化妆，并在特定场合―殡仪馆入殓，这一套都是西方传入的丧葬文化。上海即便为海纳百川，西风渐近，但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能接受这样殡仪文化的上海人，一般讲都为相对富裕且思想开放者，一般老百姓仍习惯在家里进行传统吊丧仪式。退一万步讲，即便能接受西方式的殡仪文化，有一点中国人是死守底线的――不接受男性化妆师。因为遗体化妆师与逝者是零距离接触：承担遗体清洁、沐浴、更衣等。如果逝者是女性甚至年轻女子，让一个男性如此接近她，中国人传统心理是无法接受的。相反的，女性天生是母性的象征，再加从事此项服务的多为中年女性，在世故、人情诸方面多已成熟，且善解人意，因此形成一不成文的条例，老上海包括现时香港，殓仪师仍为清一色的中年女性。而上海的华人殓仪师，至少直到1949年前，也就只有邝金枝一位。其他从事这行的，多为外国女性，这中间大部分是修女，职业殓仪师还是极少数。
邝金枝本人从实践工作中也认为，中年女性做殓仪师更合适。因为女性天性善良富同情心，且细心柔情，由她照顾逝者，家属会很放心安慰，这犹如护士多为女性一样道理。邝金枝认为，做遗体化妆师其实最需要的不是胆量――因胆量是可以培养的，最需要的品质是诚实。因为死者家属会把各种名贵的钻戒玉环等给死者随身带上，这就十分考验入殓师的德行。
邝金枝天资聪颖，在遗体防腐消毒和化妆上，技术优秀。其实遗体化妆需要多方面专业，包括外科手术专业，如遇上意外死亡，就需要将断骨移正，塞入棉花，使其平整再缝合。邝金枝又有医生丈夫专门指点，且又是唯一的中国人，很快享誉此行。不少名流达人去世后，其家属指定要邝金枝作殓仪师，常被特别邀请去南京、北平、广州、天津等各大城市为去世的名人化妆。邝金枝整个殓仪生涯中，送走好多明星名人，如因情自杀的红星林黛(程思远先生的爱女)、不明原因暴毙的武打明星李小龙、李嘉诚的夫人……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她记忆犹新：李小龙的遗体被送往殡仪馆那天，大批记者冲破障碍进入，将邝金枝团团围住，强行要拍摄李小龙的遗体。为了死者的尊严，邝金枝当然不肯让未经化妆的李小龙遗容曝光，可惜在众人推搡挤迫之中，阴差阳错，她口袋里的钥匙掉在地上也浑然不觉，被人偷去开了殓房的门，窃拍到李小龙的遗容。为此邝金枝自责了好一段时间，觉得对不起死者。当年越剧名伶筱丹桂自杀，家属也指名一定要邝金枝为之殓仪。此外，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胡治藩的母亲、鲁迅先生等名人遗容化妆，都是在邝金枝女士参与下完成的。
笔者夫妇好友、前香港新华社体育部职员付先生，是邝金枝女士的二公子，今年也有七十好几，现旅居加拿大，性格乐观幽默，看得出，邝女士从事的特殊行业并未为家庭乃至子女的成长带来任何阴影。虽然二子一女无一师承母业，但个个成才，学有专长。母亲的独立和敬业，对他们影响颇大。
因为父亲早逝，母亲独立挑起抚养三个子女乃至整个邝氏大家庭之职责。付先生至今仍记得，“八一三”战事爆发，外祖父在虹口办得火火旺旺的西餐厅只好忍痛结业。外祖父邝锦池受此刺激突然中风去世。早先有固定工作的家人也纷纷失业，全靠母亲邝金枝一人的收入苦撑这一家三代大家庭。两位舅舅不甘靠阿姐一个挣钱，纷纷想办法分担，他们东拼西凑了一笔钱买了一部stationwagon(一种汽车外壁镶嵌深浅两种咖啡色木制的美国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面包车)准备跑运输，但战乱期间，兵荒马乱，哪儿能找得到工作?还是邝金枝出面在她熟悉的殡葬行业为两个兄弟谋得了一个机会――专门接送遗体。邝家就这样齐心合力共度时艰。
笔者问过付先生，少年时在同学面前，有无因为母亲所从事的这个特殊行业而觉低人一等，或在同学间有所忌避。他坦承“有”。虽然他自小已习惯在母亲的办公室做功课，所谓办公室，就是殡仪馆内的遗体化妆间，一条布帘将其一分为二，里间就是遗体，一帘之隔的外间，放一张写字台还有一个洗手池，就是母亲的办公室，空气里弥散着强烈的爱慕尼亚药水味。有时布帘未拉拢，还看得到里面直挺挺的盖着白布的遗体。付先生记得，母亲从小对他们教诲严格，或许她深知在上海求生之道的艰难，所以对子女的功课抓得很紧，排行老二的付先生自言自己从小顽皮贪玩，因此母亲一定要求他一放学就到自己的办公室来报到，在她的监督下做功课。所以，久而久之他对母亲的工作环境已很习惯，一点不觉恐惧。可以一面做功课，一边吃鸡蛋糕和花生糖。说到花生糖，他记得母亲最喜欢吃一种上海老字号的“花生牛轧糖”，这个牌子的“花生牛轧糖”现在还有。(“花生牛轧糖”的第二代传人现在流行语称“富二代”的益孟德也是笔者老友，他这个“富二代”与当今的“富二代”遭遇如冰火两重天，也是一则上海传奇，以后另文详叙。)
邝金枝终身有个习惯，就是边工作边嚼花生牛轧糖，付先生说因为此行很消耗体力且没有时间规律，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所以母亲以此来维持体力，形成了对花生牛轧糖的特别嗜好。香港传媒曾有一则对邝金枝的报道：年轻女记者战战兢兢地进入邝金枝的办公室，邝金枝正在为遗体化妆，完了她出来除下橡皮手套，洗了洗手就剥了一粒花生牛轧糖入口，并顺势也递了一粒给记者，年轻的记者吓得怎么也不敢伸手接。付先生很体会这位年轻女记者的感受，回想自己年少时，也仍一直对外称母亲为“化妆师”，甚至在谈恋爱时，他对女友也说“母亲在香港做化妆师”。女友还以为他的母亲专门为大明星化妆，一直死盯着他要有大明星的签名照片，弄得他哭笑不得。不过到了他有了点人生资历，特别看到母亲在社会上乃至海内外享有的信誉，他自己对这项特殊工作也有了感情。当年他移民加拿大时，一度也想申请加入殡葬行业，因为他太熟悉其中环节，结果因必须进医学院读到学位才有资格申请，他英语不过关无法入学而不得不放弃这个心愿。
在他记忆中，母亲邝金枝为人豪爽，富有大丈夫气派。邝金枝外貌很年轻，八十多岁时看上去如五十开外，工作之余，喜欢游泳、爬山、环游世界。
作为这样一个特殊行业中独一无二的华人专才，邝金枝在行中行外声誉颇高。1950年，香港殡葬业一哥、专办港九达官贵人的香港殡仪馆老板肖明以高薪诚意邀请邝金枝加盟，并授以首席化妆师之誉。邝金枝离沪赴港，就此为之服务终生。不过，遗体化妆师职业又有别于其他殡葬专业，再加专才奇缺，邝女士除了专职服务于香港殡仪馆外，还常常手提化妆箱，串奔于各殡仪馆之间“赶场子”，收入十分可观。据港九习俗，除殡仪馆方付酬外，丧家都会送红包(在港九属合法)，民众一
致认为他们确实应该得到这样丰厚的回报。付先生回忆，在1980年代，殓仪师学艺起码要三年时光，且是边实习边学习。实习期由殡仪馆付底薪三四千港元一个月，在1980年代已属可观，丧家红利另计。如果走穴外出接活，一单三千元打底，报酬很诱人，但世俗偏见压力太大，从业者仍少之又少。年轻人仍鲜有加入此行的，邝女士也因此行一度后继无人而耿耿于怀。
她试过几次在相熟的亲友中物色学生，其中有上海人都熟悉的东方电台英语怀旧金曲主持查理林的大女儿，都因此行特殊性而不成。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全港九的遗体化妆师只有四位女士，她们分别为陈美龄、郑美玲、干韵芝，再有就是邝女士，另外三位都是她学生。其中陈美龄女士还是邝女士的干女儿，也是她第一个徒弟，护士出身，也是港九首位赴美深造遗体化妆防腐专业技术的专才。邝女士的学生如今都要七十多岁了。
因后继无人，邝女士工作十分繁忙，赴港几十年来直至高龄退休，她每天坚持九时去殡仪馆上班，在停尸房巡视。因人手不够，她常常需独自在工作室加班……几十年来，经她手送至天堂的以平均一天近十位算，少说也有五六万人。当年诚意聘请她的香港殡仪馆董事长肖明去世，其遗体化妆责无旁贷，非邝女士主持莫属，邝女士也诚心诚意接受。如果说当年她入这门偏行仅是为了养家，那么到了她春华秋实的职业流金岁月，她已将此视为是上天赋予自己的天职。
因为生性豪爽乐观，她在香港各界都拥有好朋友：从粤剧名优到电影明星，贵妇名媛常常与她一起结伴喝下午茶，参加各项慈善餐舞会。谁能想到这位与遗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女人还是位舞林高手呢。
精益求精全心全意告慰亡灵
《科学逻辑学》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面向本科生的一门重要选修课，旨在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今后的临床实践和医学研究奠定基础。早期的教学实践中采用的多媒体视频方式，颇受学生欢迎。笔者分别对2010—2011年度和2011—2012年度第一学期的选课学生进行调查①，在此基础上，对视频内容的选择和运用进行了研究探索。
1、多媒体视频的具体内容
1.1与教学知识点是否一致。调查：视频内容A与每次课严格相关；B不一定与每次课严格相关，但属于科学普及、拓展知识的就可以；C不一定与每次课严格相关，内容生动就可以。“调查一”中，63%的人选择了B，25%的人选择了C，12%的人选择了A。“调查二”中，59%的人选择了B，30%的人选择了C，而仅有11%的人选择了A。说明绝大部分同学对视频与教学的关联性没有严格要求，其中一半以上的同学希望能够达到“科学普及、拓展知识”之目的，另有四分之一的同学选择范围更为宽泛，显示了中医大本科生的广泛兴趣，表达他们希望提高自身“科学素养”和社会认知的呼声。
1.2具体内容。调查：多媒体视频的具体内容：A医学；B天文；C化学；D物理；E生物；F遗传学；G军事；H人物传记；I科学史；J其他；K都可以，单选或多选皆可。“调查一”中，选择“医学”科目的有88人，居首位；选择“天文”的有84人，紧随其后；选择“人物传记”的有72人，位居第三。“调查二”的前三位也是如此，其他科目差异不大。此外，他们还希望了解“最新科技动态”、“诺贝尔奖”、“考古”、“心理学”以及“人文”、“历史”、“哲学”等方面内容。选择多媒体视频时，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这些喜好。
1.3地域和时间范畴。调查：视频最好选择A中国方面；B国际方面；C无所谓。“调查一”显示58%的人选择了C，37%的人选择了B，5%的人选择了A。“调查二”显示60%的人选择了C，36%的人选择了B，4%的人选择了A。调查：视频最好选择A古代方面；B现代方面；C无所谓。“调查一”显示，75%的人选择了C，15%的人选择了B，10%的人选择了A。“调查二”显示，76%的人选择了C，16%的人选择了B，8%的人选择了A。这说明，多数同学对视频内容涉及的地域和时间无明显倾向，所以在选择素材时不必拘束于此。以上调查为多媒体视频的选择描绘了一个基本框架：内容尽量能够启迪思维、开拓视野；内容本身应丰富多彩，结合学生的兴趣点，医学、天文学、人物传记方面优先考虑。
2、多媒体视频的播放
2.1播放次数。调查：播放次数A不放视频；B每次课1次②C每2—3次课1次；D其他。“调查一”中，78%的人选择了B，18%的人选择了C，选择A和D的分别占2%。“调查二”中，73%的人选择了B，还有25%的人选择了C，选择A和D的都分别占1%。
2.2播放时间。调查：播放时间：A40—50分钟；B60分钟以上；C小于30分钟；D其他。“调查一”中，69%的人选择了A，16%的人选择B，14%的人选择了C，1%的人选择了D。“调查二”中，76%的人选A，12%的人选择B，12%的人选择C，没有人选择D。调查显示：学生基本赞同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视频，且最好每次课都播放视频，“40—50分钟”左右的最受欢迎。
3、多媒体视频的互动运用
单纯播放多媒体视频并不能真正提升教学效果，以视频来替代老师授课更不可取，所以合理使用视频很重要。笔者拟形成“以问题为中心，以教学案例或专题讨论等为重点，以视频资料库和答疑邮箱为延伸”的新措施，以提高学生积极性。
3.1以问题为中心。多媒体视频的播放需围绕问题展开，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以在讲解之前提问、播放：如笔者在讲授“科学观察”之前，请同学们观看《达尔文的演化征程》并思考“观察时有没有渗透理论？”有了任务，同学们在观看时都聚精会神，甚至拿着笔在记录。在讨论过程中，他们自己认识到观察要注意的要素，更深刻地理解了相关原则，对科学史有了具体了解，老师在此基础上对知识点的总结也就水到渠成。也可以在讲解之后提问、播放：在讲“伪科学”时，先详细解释概念，然后请同学们观看《22度观察：道长李一》的视频。李一是当时的热门人物，他制造出的很多伪科学现象都在社会上影响广泛，视频在剖析李一的同时，还出现了对“辟谷”的争论，这是一个和中医养生以及传统文化有着紧密联系的事物，所以讨论反响热烈。
3.2以教学案例或专题讨论为重点。视频的内容可以转化成贴切的教学案例。如“理想实验”这个知识点，除了讲述广为人知的“比萨斜塔实验”和“斜面实验”外，笔者还选用了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公开视频课程《公正，该如何是好？》，其中的器官移植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理想实验”，且与医学相关，也是学生们非常关注的伦理道德题材，效果非常好。对视频也可以采用专题讨论的方式。笔者在课程尾声时播放了《科学史上100个伟大发现——医学》，请同学们从中找出所学的知识点。大家总结出若干点，由于视角不同，对同一案例有不同的认识，之后老师再进行点评。这种由同学主动参与的思考过程加深了他们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也起到了期末复习的良好效果。
案例：王秀云（化名），女，39岁。1991年11月30日因“鼻阻、头痛1年”到昆明市内一大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经检查和初步治疗，医院诊断为“左上颌窦囊肿”，并于1992年1月7日为其做了“左上颌窦囊肿摘除术”。在王当年1月25日复查的X线片报告上写着：左上颌窦囊肿术后，效果良好，有手术后黏膜水肿。1992年1月28日王秀云出院。出院4个月后，王又出现鼻阻现象，并伴随头痛和鼻腔分泌物增多，且面部浮肿，多次药物治疗均未好转。1994年3月，王秀云因“左侧鼻阻流脓涕2年合并左面部肿胀4日”，住进了昆明市内另一家大医院，在该院为其施行正常的鼻腔手术时，竟从王的上颌窦腔内取出一棉花球。该医院出具的术后诊断为：双上颌窦炎，左侧上颌窦异物（棉球）。经受了剧烈伤痛，王秀云一纸诉状将第一次为她施行手术的医院告上了法庭。
2002年3月29日，受理此案的法院委托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研究所，对被告方医院是否存在诊疗上的过失行为，该过失行为与王秀云病情无好转而行第二次手术间是否有直接关系作出鉴定。研究所通过大量调查和对原始资料分析，做出以下结论：一、第一次为王秀云施行手术的医院在手术过程中存在过失，将棉球遗留在患者左上颌窦窦腔内；二、棉球的置留与王秀云术后症状不消除、面部肿胀等形成而至第二次手术间有直接关系。
笔迹鉴定
笔迹鉴定是根据人的书写技能习惯特征、在书写的字迹与绘画中的反映，来鉴别书写人的专门技术。主要任务是通过笔迹的同一认定检验，证明文件物证上的笔迹是否为同一人的笔迹，证明文件物证上的笔迹是否为某嫌疑人的笔迹。笔迹鉴定不仅能检验正常笔迹，还可以检验书写条件（包括书写姿势、书写工具、衬垫物等）变化笔迹、故意伪装笔迹（包括左手笔迹、尺划笔迹）、摹仿笔迹和绘画笔迹。在同一人用同一支笔书写时，也可以用笔痕特征充实认定书写人的根据。
案例：张丽（化名）与其夫李松平（化名）经法院判决离婚，两人婚前分配的住房划归张丽所有。离婚一段时间后，李松平找到张丽，让她写一份房屋所有权归张丽的证明文件，以便单位分房时使用。张丽答应了前夫的请求，由李松平书写了一份协议书，内容是“根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昆明市某小区的一套住房归张丽所有。从此，该房屋与李松平无任何关系。此致……”看过协议书，张丽在甲方处签了名。数月后，李松平通过法院要求张丽支付补偿金人民币86000元正。这是怎么回事？张丽发现，法院提供的那份她曾签名的协议书上，多了一些内容：“另外，李松平帮我家建盖房屋纠纷，因已离婚，我同意一次性补偿李松平捌万陆仟元正了结无涉。”张丽认为该协议书被李松平重新添加了内容，因此申请文件检验。司法鉴定研究所检验人员对协议书仔细检验后发现，协议书上“我同意一次性补偿李松平捌万陆仟元正了结无涉”与“此致”的间隔关系有变化，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此致”是先书写的，“捌”是后写上去的。研究所据此作出结论：送检协议书先写了“此致”，“我同意一次性补偿李松平捌万陆仟元正了结无涉”是后书写的。
亲子鉴定
通过人类遗传基因分析来判断父母与子女是否亲生关系，称之为亲子鉴定。常见的涉及亲子鉴定的情况丈夫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亲生子；怀疑医院调错婴儿；非婚生子女要求确认父子关系；父母或子女要求移民被有关当局怀疑没有血缘关系的；涉及计划生育超生子女确认以及知青返城超生子女或非婚生子女需要确认的；子女遗失多年后要求认亲但无确切凭证的；强奸案件中胎儿或婴儿的生父认定等。案例：小男孩超超（化名）才3岁，健康可爱。可他的爸爸洪强（化名）在与他妈妈杨妮的离婚官司中，竟声称超超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法院为此委托司法鉴定研究所鉴定超超是否是杨妮和洪强的亲生子女。研究所根据亲子鉴定程序，分别抽取了洪强的静脉血3毫升、超超的静脉血2毫升、杨妮的静脉血3毫升，经用常规PCR进检验，检验人员根据国际常用标准，认定洪强和杨妮是超超的生物学父母，即他们是超超的亲生父母亲。原来，作为亲生父亲，洪强不承担离婚后对儿子的抚养义务，以不是亲儿子为由想赖掉超超的抚养费。法院依据鉴定结果作出判定，保障了超超的合法权益。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是刑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犯罪时的精神状态及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刑事案件受害人在犯罪行为发生时精神状态及行为能力鉴定；还有涉及侵权纠纷的民事案件，侵权行为发生时侵权人的精神状态及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由人民法院委托的民事赔偿案件中当事人及刑事案件中有关被害人精神状态与特发事件的关系，刑、民事案件被（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评估。
案例：萧萧，女，13岁，学生。以往身体健康，无家族精神疾病遗传史。2001年10月24日，被老师用夹条抽打双下肢后出现少语、怕上学、常做噩梦，并有自杀倾向，常想起被老师打的情景。2002年2月4日萧萧因“压抑2个月，想死，感压力大，睡不着，记忆力差”到昆明市某医院就诊，诊断结论是：抑郁障碍。2002年5月9日，萧萧又因“情绪低落、少语、哭泣，有‘想死’念头7个多月，加重2个月”住进医院。住院期间情绪好转，但仍不愿与人交流，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状态。2002年6月萧萧出院，后又到多家医院就诊，均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状态。至此，萧萧的父母决定通过法律讨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