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5 04:45:47
那么，把以自然科学为学科主体属性的中医学视为文化现象是否合理？倘若合理，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一同一？相异？抑或同中有异？文章试就此作一探讨。
科学与文化的前因后果
鉴于文化概念极其复杂的歧义性使得定义文化概念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陷入于困境的教训，本文的“文化”一词仅指向文化的核心—哲学。
1.西方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前因后果关系的重构 近代以来，科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日趋断裂成为“鸿沟”彼岸的“两极”。其直接后果：一是导致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二是导致了人文科学的危机，人文科学曾经生机勃勃的时光一去不复还。三是导致了科技完全脱离人文的指引而走向异化。
正是在科技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衍生的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思想界展开了科技与人文之间理解、沟通与对话的努力。1977年8月11日-19日，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上，李约瑟博士提出了“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的观点。1998年1月，在诺 贝尔奖得主的巴黎集会上，其宣言的开篇便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该语无疑蕴涵着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一一科技与人文关系断裂其根源在于西方原子论哲学文化背景，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气一元论智慧中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情景，并有助于克服科技人文关系断裂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致力于科学技术（包括医学）与文化之间沟通的努力，“中美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学术研讨会”称之为“合理重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实际上只是还科学技术与文化本然关系的真面目。因为，“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2.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的“共轭”关系 袁立指出：“在中华科学学术体系中，社会政治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其中对人文学术的把握又是从自然科学成果到社会科学成就间的必然联系环节”，“国学是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直接应用到人文科学再贯穿到社会科学的体系”?。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的观点，这种关系即“共轭”关。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是医学诞生的土壤，中医学作为人类医学文明具体形态之一，其成长同样是一个文化过程，其发生、发展与变化同样离不开在相应文化中的前因后果。
1.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步演进 据笔者与诸多同仁的研究结论，中医学在其身后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同步演进的关系，这种“同步”主要包括两个内涵：首先是性质上的同步。如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以表知里、类比推理、类比说理医学实践与气一元论哲学文化背景相呼应；宋元时期理学思想的广泛渗透与“辨证论治”思想的全面推行；明清时期随着西方原子论哲学思想的东渐，出现了医学的本体论实践等。其次，是高峰时相以及高度上的同步。每一次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都伴随着一次中医学的发展高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四大经典的问世，标示中医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并从零星的积累走向体系的形成；晋、隋、唐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同样带来了中医学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出现了医学高度综合及其伴生的分科兴盛局面等。
2.中医理论的哲学化 中医学理论有着浓重的中国古代文化色彩，有人把这一特点称之为“中医学的哲学医特征”。笔者则主张用“医学理论的哲学化”来进行概括。
2.1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 中医学的一系列概念的确大量地来自于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改造应用，归纳起来有精、气、隐显、有无、形神、阴阳、五行等所派生出的数量可观的医学概念，如脏腑之精(气）、藏象、形脏、神脏、脏腑阴阳、五脏系统之间的生克、胜复、制化、乘侮、母子相及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的这种移植与嫁接决不是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这主要因为这种运用无一不是“改造”中的运用，且不论嫁接等情况，即便是不经嫁接的概念，在中医学中常具有不同于哲学的内涵；另外，经过移植，同样的概念也常并不保留哲学领域中的全部运用特征。
2.2哲学理论作为说理工具 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的多学科知识在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又提供了重要的说理工具。如精气学说使藏象学说构建了精为脏腑精气生成之源、精气运行不息促进脏腑生理机能的藏象理论。阴阳学说用于说明脏腑的阴阳属性，脏腑精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推动脏腑的生理机能活动，并维持了脏腑自身的协调平衡的理论等。
2.3哲学命题作为推理前提 在中医学术史上，历代医家不仅运用取象比类于比喻说理、论证阐发，而且运用类比推理以发见新知。就藏象学说而言，据笔者的研究结论，藉类比推理所发生的主要理论成果甚多，如心化赤为血、肺气“肃降”、脾宜升则健、肝主疏泄、肾者主蛰等。
综上可见，“医易同源”“医道同源”与“医儒同源”正是对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千丝万缕联系的概括。
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同
中医文化十分广泛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派的理论成果，但中医文化又决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思想的高度上呈现的是同中有异的关系，这又为中医文化研究构思提供了最终的依据。
1.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同 就研究的对象看，中医学研究的是人，“人的存在……是儒家的基本关注之点”。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两个重要学派一一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更为本质的是，中医学视野中的人乃“形与神俱”的完整的人，身心一元的人，而且是把这一完整的人放在天地自然、社会这一最为广阔的背景和联系中来进行考察的，即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这又与中国古代文化“究天人之际”的要求与对象相契合。如《汉书·司马迁传》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北宋哲学家邵雍所主张：“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等。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在研究对象的重叠上至少有3点：一是人以及人的形与神俱规定；二是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宇宙的关系；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称人与社会的关系。
2.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象在相同的基础上又有着不同的一面，所不同者乃侧重点与理论目标不同。正因为侧重不同，中医学的援哲人医既体现了哲学理论的运用，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理论，如《论语·乡党》记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送药，孔子拜谢接受，然后说：“我孔丘不了解这药的药性，不敢吃啊”。可知孔子于医之未达，也正好说明中医学的补充发展作用。
梁漱溟先生总结自己一生的思想来源时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从来之根柢”。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等针对日本中国思想研究中疏落医学的问题指出：“历来的哲学史中没有把医学思想纳入，倒是应当奇怪的事”。
结论
关键词 中医文化 急诊教学 医患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2.44； R2-4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6）09-0056-02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curriculum for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GENG Yun**， FANG Bangjiang***（Department of Emergency，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ed relationship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current emergency medical environment， the courses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were set up. The students can be helped to establish a good idea for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and to train some mature skills for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 of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cultivate excellent tal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mergency teaching；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中医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孕育着丰富的人文元素及人文精神，漫漫历史长河里，逐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职业道德观，它以包容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中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观点认为，对中医学的认识，要从文化起步，从文化立论，这将成为中医学传承、创新、发展、振兴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然而长期以来，中医文化对于医患关系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2]。如何借助中医文化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使其服务于临床医师的成长，已成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新课题。笔者所在科室承担了近年来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急诊相关的本科、研究生、留学生教学任务以及学生的临床带教任务，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近来，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急诊医患沟通相关课程的建设，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教会医学生了解病人的心理和需求、加强医学生对相关医疗法规的学习等来不断提高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取得良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1 急诊医患关系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问题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据原卫生部统计，至2006年，我国恶性伤医事件共10 248起，到2010年上升至17 234起[3]。另据中国医院协会组织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查》显示，每年每所医院发生暴力事件的平均次数从2008年的20.6次增加到2012年的27.3次，发生医院的比例从2008年的47.7%上升到2012年的63.7%。被调查的30个省的316家医院中，96%的医院有医务人员遭到过谩骂、威胁，64%的医院有医生遭受过患者的攻击并明显受伤[4]。恶性伤医事件不仅影响了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危害到医务人员生命安全，也打击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而急诊科作为医院24 h接诊患者的一线科室，医院的窗口单位，以接诊患者多、病种复杂、社会矛盾突出，且患者就诊时间无规律、病情紧急、发展变化快，以及工作风险性高、强度大、任务繁重等特点成为了医患纠纷的高发地。在急诊科人满为患的诊室里，各种争吵轮番上演，更有蛮横患者竟暴打医生。不知从何时起，治病救人的医生变成了高危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医学生如何解决好医患矛盾、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尤其是在应对急诊这样高风险医疗专业的时候怎样面对，成为当前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构建基于中医文化的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
2.1 中医传统医学文化优势
中医学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也蕴含了高尚的思想道德精神及医学伦理知识。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儒家的“仁学”就开始向医学道德渗透，无数悬壶济世的“苍生大医”从中汲取营养，留下如“杏林春暖”、“橘井留香”、“一针二命”的佳话；春秋时期《黄帝内经》中已出现了有关如何处理医者与病家关系的阐述，如第二十九篇《师传》：“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呼？”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更是对医德修养等作了精彩的论述，其卷首即论述了“大医精诚”的思想：“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侯，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即提倡在医德上对病患应一视同仁，在作风上不得炫己毁人、谋取财物，在诊治上亦应努力纤毫勿失。如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强调医生要多为患者着想，不应“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清代名医王孟英也认为应：“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凡有求治，当不啻救焚拯溺，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之可生。”由古至今，传统医学文化推崇医患交流沟通，体现了医学活动的正义、公正、尊重、理解、信任、厚德、仁慈、责任和同情，充满了人性的体验、人情的慰藉和情感的相互交融。?
? 2.2 发挥传统医学文化优势有效减少和规避医疗风险
中国传统医德思想孕育着医患和谐的思想，传统医学文化认为医患关系的指向理应是一种“为人之道”，而非仅仅是一种“为学之器”，这样的思想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对于缓和现阶段紧张的医患关系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值得广大医学生从中汲取精华，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医德修养，规避医疗风险，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目前，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急诊医患纠纷不断增加的现状，在临床医学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医学生急诊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对医学生医患沟通意识的培养、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等来不断提高中医学生的医学素养。
2.3 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的实践
2015年起，我们聚焦于“立德树人”的目标，针对目前急诊医疗环境中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开设了针对中医院校临床专业医学生临床实习时期的急诊医患沟通课程，通过基于中医传统文化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教学，包括理论课程与实践训练的综合性教学，尤其是通过开展模拟急诊接诊实训的教学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提升面对危急重症患者及家属时的临床沟通技能，具体方式如下：
1） 传统讲座模式 安排有临床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将临床常见病例、医疗纠纷等与同学们分享，更能生动地体现实际工作中医患沟通的复杂性、重要性。
2） 急诊情景模拟 根据教学内容，教师课前准备好若干个适宜的简单案例（情节简单），可课堂上临时抽取学生模拟情景表演。演示后，教师和学生围绕其内涵和学生的表现进行简短的评价。下课前，教师进行评价和总结。
3） 学生感受分享 在急诊科建立针对实习学生的“我想说的”留言册，收集同学们面对急诊复杂医疗环境以及上级医生进行医患沟通、医患矛盾处理的感受。
通过1年以来的探索与实施，急诊科留言册上留下了许多在急诊科实习的学生们的感受：有学生表示，古代良医的精神值得敬仰，要像他们一样，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付诸于医者治病救人的实践中；有学生通过情景演练后认为，在越险恶的医疗环境中，越应该秉持友好、善意的交流态度和患者及家属沟通，表现出中医学生独有的“中医气质”；有学生表示，在急诊这样特殊的医疗场所，通过参与真实的抢救工作，通过聆听上级医生与患者家属进行临终谈话等过程切实感到生命不易，想自觉地主动地学好专业来帮助更多患者……这些切身的感受，体现出博大精深中医文化对医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 结语
医学生的德育教育难以量化，但通过中医文化的传承，通过在急诊真实场景的体验与演练，中医文化蕴含的和谐医患关系得以体现，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思想逐步形成，医患沟通能力得以提升，通过中医文化倡导的“以人为中心”思想渗透，让医学生的诊治疾病过程渐渐充满人文沟通和文化认同，以培养出更多具有仁爱精神和济世情怀的大医。
参考文献
[1] 温长路. 中医药文化与中医学的中和观[J]. 环球中医药， 2010， 3（1）： 58-61.
[2] 唐已婷， 王利敏， 赵歆. 融中医情志学说建构老年病医学模式的探讨[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35（8）： 513-516.
[关键词]医学院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与探索；推进
[作者简介]唐焕韶，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讲师；范晓莲，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副教授，广西柳州545006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152―03
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党的十七大则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作为培养祖国医学事业继承者和接班人，传承医学文明、先进医学文化和医学专业知识技术的医学院校，如何结合医学院校特点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探索，在把医学科学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医学生的同时，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医学生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武装头脑，培养出既有高水平的医学理论知识与技能，又有良好医德医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未来医学人才，是我们必须努力研究和实践的问题。
一、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教学
理论课教学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要发挥医学院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论课教学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教育部近年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加大了实践课的教学环节比重，突出了“实践化、人性化、教学方法创新化”要求，这一变化为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医学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课教学要紧紧围绕“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什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内容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和核心是什么”这些基本理论思想来引导学生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要抓住青年大学生、医学生根本特点，按照“实践化、人性化、教学方法创新化”要求，抓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征及文化特点，融会医学专业课和医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规律特点，力求理论课教学每堂课有新的内容、新的方法、新的形式，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板书化、形式化、空洞化。
总书记提出：“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近年来，笔者所在学校人文社科部“三论”教研室等部门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不断改革和创新教学环节，求新务实，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一是请进来，不定期聘请校外专家学者到学校给学生开展专题讲座。如聘请柳州市委党校教授、市委讲师团领导、企业家来校讲评邓小平是如何规划我国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柳州市作为广西的重工业城市如何实现“在全国工业城市中柳州环境最优美，在全国环境最优美的城市中柳州工业最发达”目标的，如何加大周边区域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基础建设力度，尽快实现“一小时经济圈、二小时经济带”规划；还聘请中国人民303医院、市人民医院、工人医院医疗和护理专家、先进模范人物讲授医学生的专业技能素养、人文素质养成和医疗行业优秀党员践行“三个代表”的先进事迹等。二是走出课堂，组织学生参观驻柳41军塔山战役纪念馆、柳州城市建设规划展、年产达80万台微型车产销全国第一位的通用五菱汽车公司等，让学生亲身感受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各行业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三是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利用图形、模具、动漫、声像影视作品等。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效果。
二、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培养，打造教学名师
要生动地、高质量地讲授医学院校政治理论课程，提高理论教学效果，必须加强对理论教学教师的理论业务培训与社会实践活动，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艺术水平和社会实践经验。一是必须要让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每隔3～4年，就到医学行业单位挂职锻炼或下基层单位体验实践半年至1年，避免教师从学校毕业就一辈子“扎根”三尺讲台，只有理论知识、没有社会实践经验的现象。要让老师除了书本上的理论外，还有社会实际事例可讲。如下乡镇党政机关及基层医院、卫生院考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情况，考查2009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我国“新医改”方案进展，了解和收集我国在医疗改革中实施的惠民政策取得的实效，调查和记录在医疗战线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品德高尚医术精湛、用自己的言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医务人员。通过用这些体现党和国家关注“三农”、关注弱势群体的惠民政策，以及医疗单位、医务人员爱岗敬业的典型事迹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结合起来，构成理论与实际体会、教学引导与情感熏陶、普遍教育与榜样感染的教学主轴线。要让教师以亲身感受，融会自己的医学情感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讲得“有血有肉”，让老师讲得轻松，学生听得有味。二要对教师定期进行政治理论课和医学科普课程的轮训，组织学习、深刻领会医学院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精髓。三要经常开展备课会、教学示范课等，把握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医学界实际点评社会热点问题，让医学生看得到、想得到、学得到、记得牢，并指导今后的从医人生。此外，每学期要定期召开师生专题教学座谈会，让医学生反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学习的感受、效果和要求，不断提高每位教师教学艺术和水平。
三、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医学专业特色相结合的校园文化建设
优良的医学院校校园文化不仅能不断满足医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基地、示范区和辐射源。加强医学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一要充分利用校报、广播、电视、网络、橱窗等舆论阵地，营造医学生学习、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氛围。要结合医学院校各自专业的特色，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融合到专业教育实践中去，要引导医学生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使学习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二要加强校园医学人文精神构建，寓当代中国教育于丰富多彩的文
化、科技和体育活动中。三要加强对医学生理论社团的指导和管理，发挥好医学生理论社团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笔者所在学校及其他医学院校涌现大量医学生理论社团，如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会(简称“红色协会”)、爱国者联盟、青年自愿者协会等社团组织，它们在组织引导医学生学习、宣传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医学院校的大众化上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医学院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要十分重视以学习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理论社团的组建、管理和指导，形成校、院(系)、班三级网络，为理论社团配备学术造诣较高、热心医学教育公益事业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和党务工作者担任指导教师，经常地聘请专家为医学生讲学。同时校、系二级党政领导部门结合党团组织活动。以党团带社团形式开展学习、宣传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活动，为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场地。通过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活动，实现医学生教育与自我教育过程的有机统一，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为医学生的精神支柱。
四、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实践教育
社会实践是从理论认知转化为行动的过程，又是经由实践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实践的手段达到普及的目标，取得知与行的高度统一。因此，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针，突出社会实践教育，引导医学生躬行实践，知行结合，在实践中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一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如组织医疗队“三下乡”、“社教”、“红色旅游”、纪念革命重大节日等形式的实践服务团、宣传团、考察团，支持、指导医学生到社区、企业和村镇中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努力争取和借助社会教育资源，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二要在医学专业实习、军事训练、劳动、勤工助学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活动中有机渗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医学生在服务和接受服务中受教育，长才干。三要创新学生公寓理论学习阵地。随着教学形式和学分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发展，公寓文化对学生学习、生活和成才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加强对学生公寓的管理，大力加强公寓区宣传阵地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公寓，把公寓理论学习与宿舍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五、充分利用互联网传播平台，创建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网站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科学技术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标志性平台，已成为人类和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工具。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要充分利用网络资原，在校园网开辟理论学习新阵地。开展开放式学习和互动式学习，扩大覆盖面。要建立、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网站，设立学习、宣传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栏目。在主题网站中开设形式多样的、新颖的、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化普及化的能吸引医学生的宣传栏目，如“名师授课”、“理论寻根”、“学习动态”、“文章点评”、“师生对话”、“伟人轶事”“大师指点”等互动性好的栏目，把对当前一些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讨论作为引导医学生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导入点，适时开展有关问答以及讨论、对话、交流活动。
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教育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措施，医学院校必须结合医学教育特点多渠道和多形式开展，形成理论与实践、学校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同时要加强理论研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积极探索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思路、新举措，全面深入地推动医学院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而促进医学生思想政治和专业知识技能综合素质全面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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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 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 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 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着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 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 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 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 条诫命中, 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 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 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 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 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着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 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 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 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论文摘要〕甲述了中医教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对于本科教学课程设里，文章提出专业课程体系整合的原则与思路，整合内容与授课方式，实现缩减专业课程时间，扩大限选课程时间，突出中医思维与认知方法，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向教育战线明确提出要“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的改革”，这是党的“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方针的体现，为教育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我国高等教育应进一步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应大力推进教学运行方式的改革，以适应课程体系的优化需要，使课程体系与教学运行方式有机融为一体。
中医高等教育由于医学模式已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一心理一环境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从传统的“医一病一药(手术)”的单纯治疗模式向群体一保健一预防一主动参与的模式转变，其人才培养模式和中医教育模式所基露出来的弊端与问题，越来越受到业内外人士的关注，改革中医药教育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医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运行方式皿待改革。
教学内容是教学目标得以实现的物质载体，课程体系又是教学内容的核心，而教学运行方式是如何组织教学计划，使教学内容得以转化为学生能力与素质的有效手段.大众化教育时代社会最需要的是能够服务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人民生命健康的中医药人才，需要实践技能娴熟、职业素质高、岗位适应能力强的中医药人才.目前的中医药课程体系已无法适应迅猛发展的高等医学教育的需要，改革旧的课程体系，建立一种科学的、多样化的、开放的，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并与全面素质教育相吻合的中医药课程体系，即改革中医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与运行方式势在必行。
一、教学内容设置的原则
1.更新中医学教育理念。因为一定的教育理念制约或指导人才培养的效果与质量，教育改革要取得进展，首先要更新教育理念。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过50多年的办学历史，凝练出了具有中医药教育特色的仁德、仁术、仁人“三仁”教育理念。“仁德”就是培养学生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品质，反映了中医文化中“以仁存心”的道德追求。“仁术”，就是培养学生掌握扎实的知识、精湛的技能，拥有求真的科学精神和博爱的人文情怀。“仁人”即“人的全面发展”，它是“仁德”与“仁术”的高度统一，是“大医精诚”思想在现代社会科技条件下的衍化和深化。它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在“三仁”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中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要有利于中医院校自身的办学特色;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中医药人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有利于学生个性和特长的拓展。概而言之，中医药课程体系改革要按照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教育思想的更新，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创新能力。
2.遵循中医学的形成特点和认知方法。中医药学是根植于中华文化这一沃土并孕育、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是一个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其母体就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产生了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与现代西医相比.这是两种异质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医课程体系的整合与设置必须遵循中医自身认识自然、社会、人体、生命以及疾病的特点，遵循中医独特的认知方法。
3.凸显中医学思维方式和学术内核。中医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其思维方式直接主导中医学理论的形成以及在临床上的应用。因此中医高等教育首先要帮助学生构建中医学自身思维方式，使学生能够在将来牢牢把握中医学的精髓，来从事中医学临床工作.课程设置是实施教学的基本要素，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中医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要完整、准确地体现中医药学的知识结构体系.使学生全面深人地理解、掌握中医基本理论和方法，领会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精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将中医学辨证论治规律与理、法、方、药相结合，提高临床诊疗技术与能力。使中医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和国内外医疗市场需要相适应.
二、教学内容设置的思路
1.从以教师为本，以教材为本，转移到以学生为本，发掘学生自主学习的潜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中医高等教育必须尊重中医药人才的自身培养和成长规律，应以“学生为主体，实践为重点，提高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目标”。医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积极构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以适应社会卫生需要、卫生服务模式、医学科技的发展变化对中医药人才的要求。实现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的有机融合，强化以中医教育为主体的思想和中医临床能力的培养。
2.强化素质教育，增加人文课程，自然科学课程，以衬垫专业基础，开发创新意识。中医学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产生的认识人体生命现象和疾病规律的一门传统医学，又是一门历久弥新的学科;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整合课程体系必须充分吸收人文社科内容和自然科学的新概念、新知识和新技能。
3厚基础、宽口径，强化临床思辨能力，强化临床技能。着重培养学生具有厚实的理论基础，宽阔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积极探索研究中医学理论问题，跟踪未来疾病普遍化，掌握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潜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力求实现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三者相统一，普遍达到学生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层面。通过新课程的设置，达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以高质量、高水平步人社会，适应社会现代化需要的目的。
三、教学内容设里的特点
中医学课程体系的设置直接影响到中医人才培养的质量，整合中医学课程体系必须从实际出发，放眼未来，以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为落脚点，努力形成中医学专业有特色的科学的课程体系。
1.整合中医、西医课程，克服课程叠加，学时过多，学业过重的矛盾。通过开设综合课程，整合中、西医课程，减少重复叠加的课程内容，减少必修课总学时数，减轻学生负担。增加限选课学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扩大自主选择的余地。必修课减少，选修课增加，一方面增加中医学方面的课程，加强学生中医学系统深人的研究与学习，提高中医技能与理论水平;一方面增加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类课程，着重提升学生的人文、自然科学素养。
2.整合中医课程，摆脱原有生物医学模式下的课程设置，突出中医学科特色，突出辨证思维方法的培养，保持理法方药一致。尽可能地、科学合理地减少知识点的重复，知识板块的叠加，增加必要的现代研究成果。中医学专业教材内容的组织与课程设置，应服从并充分体现中医学理论体系，辨证论治的原则和理法方药的统一，改革后的课程进行充分整合，把内经、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的诊法学整合为中医基础学;把中医诊断学中辨证学的证候辨证部分、方剂学整合为方证学;把中医诊断学中辨证学的综合辨证部分、伤寒、金匾、温病整合为辨证治疗学;把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医案学整合为中医学术流派与医案选，以减少知识的重复，突出中医理论体系，训练学生中医思维和认知方法。整合中医课程主要为了突出中医学术内核，实现中医认知方法，保持中医理法方药统一，强化辨证思维训练。教学方法上方证学、辨证治疗学尽可能采用理论与案例结合，便于开展案例式教学。中医方法论的开设则增加学生中医学思维模式、认知规律、临床应用能力的训练。
3.整合西医课程，引进国外综合医学课程设置。改变以往过分强调单个课程的独立性、完整性的概念，开设综合医学课程，在一门课程中融合多门学科知识板块，使学生受到最佳的知识和能力的教育与培养。例如整合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病理解剖学三门课程为人体形态学;整合生理学、病理生理学两门为人体机能学;整合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寄生虫学为病原生物学;整合科研方法学、卫生统计学两门医学科研方法学;整合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免疫学四门为生命科学基础。 综合医学课程模块的设置，降低了传统医学课程的分割
性，形成一个整体医学知识框架;避免或减少了不同学科间相关内容的重复，提高了教学效果。另外在综合性课程中，学生可将前期学习的基础知识应用于临床问题或系统，提高了教学目标的水平。综合性课程模式注重知识的应用和问题的解决，从而有利于学生能力培养。
4.加强专业基础课程，整合专业课程，增加限选课程。降低必修课比例、加大选修课比例、减少课堂讲授时数，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拓宽学生知识面，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经过整合，进一步加强专业基础课，体现了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目标。新开设限选课，以凸显中医人文学科背景，以及现代医学模式的变化，促进基础于临床之间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融合。
5.必修课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设置的知识板块、知识点保持与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内容相链接。为了保证中医学毕业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意识、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确保能够成为临床合格的中医高级人才，整合过的课程保留了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中规定的内容和知识点。使学生能够适应社会卫生需要，适应市场对中医人才的要求。
四、教学运行方式的改革
中医教学内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能跟上时展、适应社会卫生事业需要的德才兼备的祖国传统医学人才。教学运行方式应突出能力培养，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临床课程与临床实习一体化、科室轮转与名师传承一体化的教学运行方式，使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有机融为一体，培养学生的兴趣，以增强学生临床感性认识与提高临床动手能力。
1.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方式采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实践操作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公共基础课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西医基础课采用理论与综合实验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强化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改变理论课枯操乏味的弊端，使学生易于接受。
2.临床课程与临床实习一体化。中医教学模式是将中医理论与临床课、临床见(实)习三个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中医教学没有基础与临床之分，彻底打破基础课、临床课与临床实习课分段教学模式，打通前后期中医课程。采取在医院边上中医理论课，边临床实习的“基础课—临床课—实习课”三阶段相互交叉滚动循环，使理论课教学与临床实践自然融为一体。
宁夏医科大学立足于临床医学专业综合改革的大背景，探讨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评价、成绩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丰富了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的内容，为宁夏医科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及人文教育教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临床医学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人文教育
作为宁夏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医科大学，学校紧紧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遵循高等教育规律，突出宁夏回族区域特色，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放办学、内涵发展，强化特色、注重创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努力培养适应区域医药卫生事业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医药卫生人才。近年来，学校形成了以医学为主、中西医并存，涵盖医学、管理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这样的培养目标和专业体系的改革，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和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和体系，是适应这些要求的当务之急。
一、未来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目标及医学生素质体系指标
未来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目标及医学生素质体系指标，是一所医学院校多方面特点的综合反映。第一，在办学类型方面，学校致力于建设综合实力突出、学科特色显著、服务社会卓有成效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第二，在办学层次方面，学校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积极加强留学生教育，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优化专科教育，稳定继续教育。第三，学校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以医学专业为主体，强化传统优势和地方特色专业，形成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学科体系。第四，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努力培养具有良好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具有国际视野与科研能力，掌握扎实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第五，在服务面向方面，学校立足宁夏，服务西部，面向行业发展。以上各个方面，支撑起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这个目标可表述为：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扎实的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以及医疗的基本技能，具备初步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具备良好职业道德与职业素质的医疗人才。具体到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培养目标体系，可以表述为：①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学会用法律保护病人和自身的权益；②重视医疗活动中的人文关怀和伦理问题，能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沟通交流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指导，能够充分考虑病人及其家属的利益；③尊重患者的隐私、人格及个人信仰；④尊重同事和同行，具备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合作精神；⑤谦虚好学，具有科学态度、创新精神；⑥爱岗敬业，不断进取和学习，努力完善自我、追求卓越，将“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作为自己的终身职责。近年来，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认可和好评。通过学校对用人单位电话及纸质回访的反馈信息表明，学校毕业生综合评价良好。普遍的用人单位认为宁夏医科大学毕业生思想素质水平较高，专业知识扎实，业务能力好，动手能力强；在人际交往、职业能力、团队精神、沟通协调能力及适应能力等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在科研能力和发展潜能方面能力较强，有继续深造培养的可能性。
二、新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体系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人文教育课程设置的影响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人文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重点在于要回答一下几个基本问题。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人文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能否适应新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变化和需要？在课程设置方面，除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五门必修课。此外，增开学校特色医学人文课程，卫生法学、医学伦理学、心理卫生教育，立足于对医学双重性质的认识，帮助医学生深刻理解医学的社会人文内涵，认识医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高道德价值的判断能力、心理素质、医学行为选择决策能力。这样的课程设置既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又满足了医学生成长的特殊需求。将普遍的思想道德要求与专业的特殊道德要求结合起来，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针对性，形成了医学生培养的特有课程体系。第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人文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能否适应新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方式的变化？近年来，学校根据医学教育的特殊性，实施了以机体的系统性和从健康到疾病的“整体性”为主线的基础医学实验教学、“双螺旋”见习、实习的临床教学实验模式改革，启动了“公共基础课程教育教学改革”“人文医学与职业素养培养工程”，开展了PBL、翻转课堂、“三明治教学法”“微格教学法”、病例引导式临床理论课程等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沉浸在丰富多彩的专业课教学方法中的学生，同样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人文课程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有很多因素在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方法方式革新，一类问题是方法创新的重要性。时代在变，学习要求在变，学习内容在变，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也在变，在此复杂情形下，不创新就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无法达到好的教学目的。二类问题是这一创新的可操作性。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是各位教师应该做并且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可以操作、能够出成果的行为，所以教学方法的创新改革应当得到积极的推动。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人文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如何适应新一代学生学习特点的变化？从学生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态度来看，学生上课的心理同上专业课是不同的，学生学习专业课是“我要学”，学生学习政治课是“要我学”，两种心理，两种态度，事实上把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师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新一代的大学生，眼界宽阔、知识面宽、自我意识强、动手能力强，学习生活中好恶感鲜明，表达直率。这些都预示着那些糊糊涂涂、平平淡淡的教师将在教学中被淘汰。只有能深入学生心灵、与学生共情的教师，才能保留在讲台上。宁夏医科大学的许多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都在积极探索。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强化医学生的法律意识并注重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实践教学，探索多种形式。比如，每门课程至少安排6～8学时的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开展辩论赛、演讲、知识通关、现场教学、视频制作、作业展示、家乡深情等教学活动，根据实践活动的内容和过程制定具体的评分细则，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情况综合评定成绩。这些改革，对各专业课程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反映在课程中，在于如何选择课程课目、在于课时的变化、在于授课方式的变化、在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在于考核评价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人文教育课程的设置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新临床医学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人文教育课程理论教学设计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人文教育课程教学与改革，要紧密结合宁夏区域特点和回族民族特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医学素质教育”全过程，把“医德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的模块化教学体系，全面提高医学生思想政治和人文医学素质水平。
（一）课内课外相结合
学校党委研究通过了“人文医学素质模块化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方案”，开展人文医学素质教育教学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以促进医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合格医学人才为目标，将人文医学素质教育渗透到医学专业课程教学中，以党、团、学生会活动为辐射，形成整体教育教学体系，动员全校力量，实现全面教育。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提高教学水平和实效性。通过“模块化教育教学改革”实施，使具有人文医学素质的合格医学生，具备五种基本素质：思想政治素质、伦理道德素质、人文知识素质、身体心理健康素质和能力素质，这五大素质即五大模块。要培养具有上述五大素质的合格医学生，是一项需要集全校之力的教育教学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专业课教师、党组织、团组织和学生组织五大模块队伍的力量来完成。
（二）开展卓越医师班教学
为了保证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学校每年从300名以内的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新生中择优选拔学生（2012—2014级各36名，2015级72名）单独设置班级并组织开课，改革班级模式采取课程组负责制，通过教师、学生座谈会，听取任课教师、学生对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及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保障该项改革顺利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人文素质课程的改革也在这个试点班中开展。教学模式和效果都有很大变化。
（三）开展医师执业技能培训
为了引进新的教学理念和新的教学体系，宁夏医科大学向中国医师协会申请建立“中国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宁夏）基地”获得成功。通过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使广大医学生在了解医师职业精神的普遍原则和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学医患沟通技能，掌握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方法，提高职业素养，增强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提高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能力。新的教学理念和新的教学体系，使得我们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有了新的平台和抓手。
（四）强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
医学学生培养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学相结合的工程。培养卓越医生这一目标，具有相当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宁夏医科大学根据国家的指导原则，明确卓越医生培养目标，依据“深化教改、适应医改、胜任岗位、注重能力”的原则，以夯实医学生人文底蕴和临床实践能力为重点，确立“强人文，厚基础，重技能，高素质”卓越医生培养目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人文类课程教学的改革的研究，对进一步开展教育教学，开展综合改革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以上是针对宁夏医科大学开展临床医学专业综合改革开展的。研究立足于临床医学专业综合改革的大背景，前期已经有两年以上教学改革实践基础。现需要在此基础上，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评价、成绩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四、结语
学校“十三五建设发展规划”确定了“坚定不移地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指导思想，继续围绕“打造‘两个一流’（西部一流、有一流学科），建设西部地区有特色、现代化、高水平的医科大学”的办学目标，以“创新、内涵、质量、发展”为核心，加快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步伐，续写宁夏医科大学办学事业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汤波 单位：宁夏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孙涛,田淑卿,汤波.宁夏医科大学强化人文医学教育的思考与探索[J].医学与哲学,2012,33(5):63-65.
数十年来一直在争论，一直在困扰我们思维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中医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医学？有的说是古代医学，有的说是经验医学，有的说是传统医学，有的说是准科学、潜科学、前科学，或者说是一种传统文化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毛嘉陵先生的文章《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讲得很真实：“中医药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中医药到底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形态？面对现代激烈的世界医学的市场，中医药研究有多少优势？现代科技手段和科技语言能不能‘催生’中医药的现代化？谈了这么多年的‘继承’、‘发扬’究竟我们己经继承了多少优秀的学术精华？又发扬创造了多少学术理论和科技成果？如何‘继承’，又如何发扬‘这类现代经典式的’学术问题，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取得成果？中医药的现代髙等教育是否培养出了真正精通中医药技术的髙级专业人才？……如果按照近几十年中具有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也许再过若干时日后仍然可能还是‘含糊不淸’，本文也许不具有向大家奉献大智大慧的实力，更谈不上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理智地认识和解决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努力延续和提升中医药技术，为人类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中医学定位的不准确，严重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应该明确中医学的定位，这对于中医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中医学到底应该如何定位？经过数十年的争论，现在，笔者认为，应该明确地说，中医学是科学，是医学科学，是一种宏观医学科学，这才是中医学的合理“内核”。为什么这么讲？这要从中医学是如何产生的说起。
中医学产生于宏观科学，宏观科学又带动了中医学的发展。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拙作《中医现代化研究》一书中就指出，“中医学产生于两干多年以前，那时的自然科学分科不细，属于一种综合性科学，一种宏观科学。当时在天文学〈历法、天文仪器、宇宙理论学〉、气象学、物理学、古代数学、地理学、心理学、逻辑学、哲学等，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古代的医学实践与古代的哲学（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及当时的各种宏观科学的滲透、结合，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学理论基础，又经过历代医学家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今天的中医学。”18世纪以后，科学由宏观向微观发展，逐渐产生以分析为主的自然科学。以分析为主的自然科学与当时的医学实践相结合，逐步产生了现代的西医学。西医学注重分析局部组织和组织改变，观察细微、准确，比较注重分析局部器官与功能的病变，较少注意机体的整体性和各部之间的密切相互关联。西医的研究，己经从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的层次达到了分子层次、基因层次。从基因上探讨生命的真谛，探讨癌症的病因，并从实践上“克隆”出了若干种动物，让世人大开眼界。西医学的发展，是随着微观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深化，逐步达到了新的境界。西医学主要是微观医学，虽然也有宏观，但其主流是微观。
中医学是一种宏观医学。中医学不单纯是一种文化，更主要的是一种医学科学。前面已经讲到，中医学是中国古达的宏观科学与当时医学实践成功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健康的一大贡献。有的科技史学家指出：中医中药是中国新四大发明（中医中药，十进位制，赤道坐标系，雕版印刷术）之一。中医学也有微观，但其主流是宏观。西医学依靠分析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高。中医学则依靠宏观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髙，以分析为主的微观科学在发展了数百年后出现了现代的宏观科学。宏观科学在上世纪中后期，出现了飞速的发展，这就是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灰色系统、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混沌理论、童子力学等。不少学者将其与中医学进行渗透、研究，但成就不大。其原因，不是大方向不对，而是这些理论还不足以将中医学理论破译、诠释，还不足以使中医学理论升华到新的理论水平，出现新的理论平台，出现新的突破。比如，美国1965年模糊数学问世，”文革“结束以后传入中国，立即与中医学进行了广泛的交叉。中医学中的很多基本概念，都可以用模糊数学进行诠释。比如，中医学的症状描述“乏力，纳呆，头晕，目眩，耳鸣，腰酸”等均是模糊概念。中医学的“君、臣、佐、使，取类比象，大数法则”等均是模糊推理。中医学的诊断，是一种模糊诊断。中医学的治疗，是一种模糊综合评判。虽然，模糊数学说明解释了中医学的很多概念，使某些理论上升到了现代科学的髙度，有了一个现代科学的解释。但是，十几年来只看到模糊数学在其他方面有了很好的应用，出现了模糊冰箱、模糊洗衣机、模糊电脑，在提升中医学方面却未有长足的进展。这如前所述，主要是宏观科学还未发展到能完全诠释中医学，进而提升中医学的高度。
那么，什么是中医学研究的突破口呢？长期以来，我看了很多有关突破口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这些文章所述观点很难找到突破口。笔者认为，突破口就是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实现中医学的现代化！随着微观科学发展而发展的西医学，己将单因素疾病的治疗不断攻克，比如某些传染病（如天花、结核病、疟疾、伤寒、痢疾等）、创伤等，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多因素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病、慢性疲劳综合症、衰老等，西医学就收效甚微了。而中医学就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解决这类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宏观医学上，随着宏观医学的发展，一些多因素疾病将得到攻克，从而对人类生命的延长，对人类健康进一步做出重大贡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他山之石就是宏观科学。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医学发展中困扰我们的现代化与传统化、国际化与民族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与独特、中医不能西医化等一系列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
现代化与传统化：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提升中医学，自然就是现代化，将传统医学上升到了一个现代化平台，自然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民族传统的光大，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老中医不仅毫无疑义，反而笑逐颜开。
国际化与民族化：用现代宏观科学语言诠释中医学，才能真正国际化，才能让国际科技界、医学界，听懂中医学的语言，了解中医学的特点，接受中医的治疗，扩大中医学的影响，才能使民族的东西国际化。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口因为它有鲜明的传统的人文学科特点，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交融。中医学的形成不仅有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有一个深厚宽广的文化背景，所以它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汲取了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的丰富营养，也汲取了大量古代当时发达的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物理学、物候学等宏观科学的合理“内核”，与当时医疗实践有机结合，不断渗透，创造出了中医学。所以，实际上它融合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在现代科学剧烈的分化与结合态势下，如何实现中医学在现代层次上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这并非易事。怎样解决？只有把中医学定位是宏观科学，只有用现代不断前进的宏观科学去研究、诠释、提升古老的中医学，这个矛盾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
融合与独特：预言学家认为，21世纪科学大发展的大趋势是融合，医学科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融合决非指学科分科的消失。融合即是综合，中医学将在21世纪随着科学综合发展的大趋势而大发展，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
中医不能西医化：中医学是一种宏观科学，研究、发展中医学就应该用宏观科学来研究、来发展，促使其提高。如果用西医学微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学，是可以的，也应大力提倡，但是其成果只能是西医学的成果而非中医学的成果。比如：中医学者用西医药学的方法从育蒿中发现了治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虽然是中医药学者发现的，但是这也是西医学的成果。正如，上世纪上半叶从麻黄中发现麻黄素，从黄连中发现黄连素一样，这都是西医的成果。虽然发现了黄连素，西医用黄连素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己不佳；但是中医仍然用黄连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仍然很理想。黄连久用不衰，已长达2000年。但是，发现青蒿素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成果，对疟疾的治疗有巨大的意义。这样的工作还要做下去，争取有更多的发现。
用西医学的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去大力研究中医、研究中药，这是西医学的发展。中医现代化使用宏观科学去研究中医，其结果不是西医化，而是“中医”化，是中医学的提升、拓展、提高，更“现代”。中医学的发展才可以真正出现“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
美国的中医专家邱国柱先生在为《中医现代化研究》作序时提出“中医的现代化，将不是中西医的简单相加，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用西医的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疗效，或探讨其疗效和机制，或解释其理论原理。中医学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是比现有医学更髙更深的髙度综合化的人体生命科学。中医学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成果，发挥本身的优势，从而达成中医的现代化”。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方法论总的精神：以客观总体为着眼点，强调整体性、相关性与动态性^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因此，很多有识之士都看淸了这点，如钱学森先生就说过‘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话。
解决中医发展的问题，关键是人才的培养和创新。江泽民同志1995年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古老的中医学来说也是如此。中医学发展的动力在于不断的创新。要想创新，就要培养创新的人才，就要抓富有创新内涵的教育。
中医的教育，应加大现代科学的讲授范围，主要应将现代宏观科学的学科，向中医学院学生渗透。比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理论、灰色系统、混沌理论、量子力学等及其最新进展。其中尤以现代高等数学、现代物理学的进展为最应“渗透”的内容。
本身原为宏观科学的中医学，应该而且可能随着宏观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中医学应尽快与当今各种飞速发展的宏观科学交叉、渗透，出现各种新的横断学科、交叉学科-科学发展的沃土是交叉学科、横断学科。控制论的发明人维纳说过，这块沃土是一块处女地，一经耕耘，即可收获。从人才角度看，懂模糊数学的有几人精通中医学，懂中医学的有几人精通模糊数学？中医界缺乏大量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人才是影响中医学发展的最大“瓶颈”。很多科学理论的发现、发展出自交叉学科，中医学也不例外。我们可以预言，中医学的现代化，反过来会大力促进现代宏观科学的发展。
中医学院人才的培养，应出现中医学与现代宏观科学的双学历学士、双学历硕士、双学历博士，培养交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横断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推动中医学的飞速发展。比如，目前就应培养精通中医学又精通混沌理论的学术带头人。从而出现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新的分支：混沌中医学、模糊中医学、系统中医学、信息中医学、控制中医学等。中医学院的学生不学髙等数学是一大缺憾。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中医学实际上很好的运用了古代数学成果一大数法则。而一般的髙等数学达不到中医学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只有用髙等数学的最新分支、最新发展与中医学进行交叉，才能发展、提升中医学。
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按上述的大方向逐步做起，从小到大，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形成用现代宏观科学指导下产生的崭新的中医学，现代化的中医学。这就如古人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中医界应力戒目光短浅、急于求成、固步自封、囿于成见、浅尝辄止的不利于发展的陋习。任何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在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中医学发展的势头不强劲，问题出在中医自身。中医学前进不快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强调外因，应反躬自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特色在哪里，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自己的强项在哪里！自立才能自强，中医能自立而且能自强！
这样发展的结果，笔者设想在我国将会有两种医学一西医学与中医学，或微观医学与宏观医学。一种病会有西医学（微观医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和中医学（宏观科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患者与医生均会各择其优，或者是二者结合治疗。21世纪宏观医学与微观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将组成崭新的生命科学。笔者这种观点，将会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受到现代科技界的认同，受到广大中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教师和研究生的赞同，也会受到远见卓识的广大老中医的赞同。
中医学的深化研究，必然涉及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建立在中医学和西医学基础上的一门医学。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未能取得创新性、突破性的发展。
中西医学结合学者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又一批西医中人员陆续培养出来，形成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力量，其成员大部分为高级西医临床与教学人员，西医理论造诣深，又系统学习中医，中医也精通，数十年来，基本用西医分析的方法即微观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说明中医、论证中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60年代初培养出来的中医学院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学生由于要当医生，就必须懂西医，这是客观环境压力所造成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市场、就业的压力，逼着他们也得懂西医，能使用听诊器，能处理急诊，中医院也得有急诊室成为一批中学西人员，他们也在搞中西医结合，也搞出了不少成果，其方法也使用西医分析的方法即微观医学的方法去研究、论证、说明中医。
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沈自尹院士的《肾的研究》，把肾阳虚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低下说淸楚了。这样的工作还有很多，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西医结合最突出的价值是临床上的应用。中西医结合使很多疾病的治疗上了新台阶，出现了新的疗效水平，对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起了积极的作用。很多国外人士，尤其是广大华人归国治病，大都是奔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而来的。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生命力。
中医学的定义是什么？笔者给中医学下了一个定义：中医学就是中华宏观医学。中华宏观医学是中华民族用整体的、宏观的理论去解释人体产生的生理与病理现象，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多靶点、多成分的整体调控的方法治疗人体疾病的一种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是一种中国古代形成的独特的宏观医学，它是当时中国古达的宏观科学与当时医疗实践不断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宏观科学水平和医学水平。2000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简单明了的对中医学的注释就是中华宏观医学，简称中医学。他将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发展，这是中医界的历史使命。其方法是用宏观的方法研究中医学，用上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宏观科学来研究中医，这种宏观科学在21世纪将有大的发展，同时带动中医学的发展。
西医学将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发展，这是西医界的历史使命。其方法是用微观的方法研究西医学，西医学将随着微观科学的发展而继续长足发展。
中西医结合医学仍然要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主要将沿着用西医的方法、思路去印证中医的疗效。从中医理论中找到西医解释的突破口，从中药中找到更好的有效成分或单体等。总之，中西医结合就是将宏观医学与微观医学进行沟通。
21世纪，人体的生命科学将由三部分组成：宏观医学（中医）、微观医学（西医学）八宏观与微观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医学与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会由中医界与中西医结合学界肩挑重任、激流勇进，做出贡献。这样，我们就从理论上将我国特有的3种医学形态划分淸楚，明确了各自的特点、各自的任务与各自前进的方向，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避免了思维上的混乱，避免了因思维混乱而扰乱了我们各自前进的步伐。这3种医学之间会有合作与交叉，在临床应用上会有结合，但其各自的主流应该是明确的。多学科研究中医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过20余年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是没有创新性与突破性的进展。研究项目分散，研究深度肤浅，浅尝辄止，缺乏协调攻关，缺乏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科研努力，甚至还没有找到研究中医学的突破口。
今天，我们应将中医学定位在宏观医学上。今后应下大力气组织、协调，用现代宏观科学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提升中医，加速中医学的现代化。中医学的现代化就是中医学的国际化，就是与国际接轨。中医学的现代研究，不必要再用”多学科“这种模糊不清的概念，不必要提“多学科”的研究、“多学科”的教育来模糊我们的思维，而应该明确定位。我们要用现代宏观科学来研究中医、提升中医，用现代宏观科学来武装目前中医学院学生的头脑，他们不仅学习系统的中医知识，也要学习系统的西医知识和当代各种宏观科学知识。
中国要冲击诺贝尔奖，中医界怎么办？能不能这样想，如何去实现？办法是有的。只有按照现代宏观科学去研究、提升中医学一走中医现代化的道路，才是冲击诺贝尔奖的最佳途径，笔者可以预言，用宏观科学诠释中医学的理论如果不在中国出现，若干年后必将在西方某个国家出现。著名混沌理论学者Nature指出：当用混沌理论研究医学时，“医学的面貌将从其目前注重结构和局部机制，彻底改变为更加全面的考虑相互作用者的、复杂的动力学系统中的性态”（格拉斯等，从摆钟到混纯一生命的节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科学没有国境，到那个时候，中医界再奋起直追，也只有悔之晚矣了！从目前宏观科学发展的趋势看。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极可能出现的现实！
21世纪是宏观科学发展的世纪，也是中医学大发展的世纪，这就是21世纪中医学的历史机遇。人类对生命科学的认识，可以说只认识到了一小部分。可以讲微观医学己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而宏观医学的发展还不够。只有当微观医学与宏观医学均有较大进展时，人类对生命和健康的认识才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中医学的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医学的现代化！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
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从中医药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不难看出，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蕴含、彼此渗透，相互催生、相互牵引。[3]二者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诉求，在内容上具有契合点，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1.二者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
中医药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其核心价值观“仁、和、精、诚”是中华民族深邃哲学思想和卓越文明智慧在中医药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医术与医德的统一，是医学职业精神写照。[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制度价值取向的体现，是基本的、持久的价值，是真正目标性、理念性的价值，主要目的在于熏陶人、感染人、教育人、塑造人，从而培养出正直、诚实、勤奋、进取、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这点来看，中医药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
2.二者具有一致的道德诉求
中医药文化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哲学体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休戚相关。从道德层面看，中医药文化具有“上医医国的家国意识，致中尚和的价值取向，医乃仁术的仁爱思想，大医精诚的人格追求，上工治未病的忧患意识，胆大心小、智圆行方的行为心理”[5]。中医药文化特别强调医者须具备高尚的医德修养，其以人为本、济世活人的价值理念，大医精诚、淡泊名利的精神，是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永恒的道德追求。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6]在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既是对我国传统理想道德人格的现代表达，也在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因此，中医药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致的道德诉求。
二、中医药文化融入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探析
1.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医传统文化，加强医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在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中，中医药文化传承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一范畴，丰厚的中医药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中医药院校弘扬中医药文化是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具体表现。中医药院校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大学文化氛围，将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精髓与科学精神、创新精神融合浸润到学生的思想深处，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传承、凝练并弘扬中医药文化；要加强校园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建设，突出医学院校的办学精神和理念，充分利用校园建筑、雕塑、场馆、广播、网络、宣传栏等宣传中医药文化；要积极开展专业经典诵读、中医药知识竞赛、医技大比拼等活动，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接受中医文化价值观的培养与熏陶；要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加强与医学实际相结合，穿插医学发展史，帮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与中医哲学的广博高深，激发学生的爱国爱民热情，增强学生对优秀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2.倡导精益求精的职业技能追求，培养医学生敬业奉献精神
精益求精、救死扶伤、尽心尽责是医生的天职。“精”即医术精湛，从医者需精于医术，唯精唯一，精义入神，方可致用。精湛的医术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医学院校要加强医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引导学生熟读中医经典，将中医经典理论诵读、等级考试推广到中医药的各个学科，强化经典理论的学习，夯实学生的中医基础理论水平；要在中医教学改革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课程的教学，使专业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相互渗透，培养既精通中医学知识和技能，又具备中医药文化修养的应用型中医药人才；要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技能与敬业精神；要坚持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反面事例相结合，引导学生树立精益求精的职业技能。
3.倡导以诚为美的道德风尚追求，培养医学生诚实守信精神
良心是医生的底线，诚信是医生的天平，高尚的医德是医生的灵魂，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的保证。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论及只有“精”“诚”兼备方能成大医。“诚”即高尚的品德修养。医者要有“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确立“普救含灵之苦”的志向，对所有来诊的患者，不管贵贱贫富，老幼美丑，都一视同仁，详察精治。在《纪念白求恩》中用“诚”来概括和诠释白求恩的医德境界。中医药院校要强化教育教学平台设计，发挥网络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主阵地作用，通过时事教育、形势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倡导和践行诚实守信准则，丰富医学生思想内涵，增强医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多邀请医疗卫生行业劳模、科研带头人及医疗服务明星畅谈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思想，使学生感受悟到先进的人格魅力，体验到生命所系，生命所托的真谛。
4.倡导济世救人的职业道德追求，培养医学生团结友善素养
一、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 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 所以, 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 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因此, 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 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 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 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 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 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 在这一研究进路中, 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 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 也可以这样认为, 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 ,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 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 论世间事迹, 褒君子, 贬小人, 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 医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辞》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 医经与易经, 体同而用异, 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 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 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 假年学易, 不闻学医, 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 不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 犹先于大道, 何故 ?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 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故体同而用异也。 ”（《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 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 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 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 ──“保性命者, 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 其表明, 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 对应和中者, 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 以藏象论之, 脾胃也 ,以五行论之, 中土也。以三焦论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体健康之象也 ,而离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 辨证者, 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达者; 中者, 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 皆生五, 其气三, 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 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 时空对应之机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 动静之机。”（吴谦: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 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那么, 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 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 培养在中, 发用在上。”（郑寿全: 《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 萌牙于肝, 培养于脾, 积贮于胸中为大气, 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气充足, 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 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 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肾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肾者也, 气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 全身水道, 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 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则万化安, 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胃受司受纳, 脾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 以章虚谷为要, 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 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 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 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 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 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nb sp;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 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 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因此, 医易相通者, 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 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 因此, 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 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 宏观而言, 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 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 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 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 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 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 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 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 但是, 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 笔者认为, 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 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 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 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 sp;“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 sp;“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 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 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 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 才有可能完成, 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关键词：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
中医药文化生态是中医药文化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是由置身于中医学体系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中医药文化共同构成的宏观文化体系，它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文化环境。
1研究现状
1.1成就
中医药文化生态思想古已有之。先秦和汉代有关著作中就已涉及到中医生态医学思想的论述，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及发病的影响。在“天人合一”生态观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医学形成了“人体阴阳说”、“人体五行说”和“自然诊治”、“养生保健”等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如《黄帝内经》将人的生命活动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生态环境来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它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
陶功定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大生态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此外，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卢焯明、陈诗慧、梁兆科等学者又提出了人体生态医学、人工自然生态医学模式等观点。近年来，刘典恩教授则从生态医学模式建立的价值基础、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医学模式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认识发展的逻辑上来看，树立文化生态理念，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生态医学模式将成为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1.2不足
历代学者在医学文化生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毋庸讳言的是，其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有：①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只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研究，缺乏特定区域间的比较和整体性考察；②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生态属性进行考察。③研究方法局限，未能及时汲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先进方法，缺乏对素材进行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的组织、串联和分析，研究总体呈离散型。
2核心价值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闽台中医药文化是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闽台医史医家、流派演变、学术特点与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加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可以把握闽台中医药区域发展的规律性。
闽台中医药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健康文化心理结构。在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对于沟通两岸医学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我国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既具备了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属性，又具有闽台的民俗性特征，体现了闽台中医药发展同出一源的历史渊源。生态环境对闽台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对认识闽台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编著闽台医学史、医林人物传记、各家学说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基本内涵
中医学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在与古代自然科学交融、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中医的整体观不仅重视人体自身组成的生态体，同时也强调人和自然生态环境应和谐统一。中医学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模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天即天文气象，地即地质地理，皆为自然生态环境，它的变化对人的健康和发病起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环境的剧烈异常变化往往是导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闽台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它传承了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在文化的不断交融、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闽台地域特征。
3.1闽台中医药文化特征
闽台人民所推崇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健康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生态。它以中医药文化为主，同时涵盖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对健康认识的理念，其特征自然首先表现在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要素上，即以人的健康价值观念为主要指标的民族性特征上，并且形成了以民间风俗、、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这些健康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从历史进程来看，闽台的主要居民都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迁移的汉人，并以之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在其开发进程中，首先表现为宋代之前大量的中原移民涌人福建，植入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实现当时福建社会跳跃式发展。宋代以后福建在经济、文化、医药、海外经贸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明末清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南徒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又大规模地迁入台湾，开发台湾，于是形成了当前台湾民众80？的祖籍都在福建的血缘关系。在此迁移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也就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传人台湾，受到了闽台人民的认可，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健康理念的精神纽带，以及行为模式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密切的医缘与药缘的文化生态关系。
3.2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内容与目标
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容十分丰富。本研究以历代相关文献为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从事闽台中医药文化传布的传统性、地域性、宗教性、民俗性的特征考察。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2.1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来阐述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汉唐以来，福建、台湾一带文化逐渐昌盛，名医辈出，东汉建安时期的“杏林始祖”董奉、宋代建阳人“法医学之父”宋慈、闽台民间医神“保生大帝”吴、清代长乐医学教育家陈修园等著名医家，都为闽台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繁衍和保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3.2.2从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来阐述自然诊治与现代生态伦理在思想上契合的一致性。对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做专题研究，从文化地理学和生态社会史角度，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学实践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3.2.3从自然因素、地理因素两方面阐述台湾、闽东、闽南、闽西、闽北、莆仙六个文化分区的中医药文化生态状况；从中医药文化生态问题的成因，维护闽台中医药文化平衡的可能路径等方面，进行中医生态医学的研究，将传统“三因制宜”治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丰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涵。
本研究从中医药文化和生态医学相结合的层面，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达到在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等层面，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进一步弘扬闽台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闽台中医生态医学体系的建立。
3.3研究关键与创新
本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
3.3.1闽台中医药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地域性差别，及由此归纳出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生态特征。
3.3.2民俗材料的分析、疾病类别的选择和药物来源的考察，涉及到民族、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3.3.3如何透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客观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综合论述，阐述生态地理因素对闽台中医药文化及中医流派形成的促进作用。
如实收集、整理、研究现有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社会生态环境，从生态医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地理空间中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生态伦理思想福建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区的生态状况等三个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发展趋势
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名木，中医药生态文化是沃土。因此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管理，都必须从复兴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实现海峡西岸文化复兴的梦想，呼唤着闽台中医药原生态文化的真正复兴。
闽台中医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而闽台中医药文化更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文化生态结构，这种联系既是生理的、血缘的，又是心理的、文化的。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对于增强大陆的吸收力、聚集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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