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5 04:31:27
1直观生命———医学人文学责任与窘境
医学人文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20世纪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有勇气面对那些曾经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如急性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等，现代医学从预防疾病、减轻病人痛苦、恢复健康发展成为包括探索生命奥秘在内的复杂体系。现代医学技术为人们提供的保健服务日益增多的同时，人们对医学的批评也日益增加，因此，不得不反思医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是什么。医学人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追问人以何种方式生存，人的生命如何存在，医学人文学不仅肩负着使医生人性化的使命，更肩负着使医学人性化的使命。中国明代医家孙志宏认为，“古之良医，不敢逞臆见而务博学，又不敢泥俗谛而求诸阅历，又不执一二证验而求圆变无穷之心悟。至老手不释卷，虚习常广咨询，诚以人命为重，自存德行也”。在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从东方到西方，医学人文学始终作为一种活的灵魂鞭策着医生的职业精神，强调一种人性化的诊疗艺术。纵然医患矛盾愈演愈烈，但只要医生具有专业知识与技术、理性的判断力和自信心、诚挚的态度和良好的交际能力，医生和病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损伤、信任的缺失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进入20世纪以后，“技术至善”论占主流。该理论认为，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器官可以效仿机器的零件，只要损坏或功能减退就可以随意更换。这一理论也对医生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实验室，以不断更新医疗诊断技术，而聆听病人倾诉的时间急剧减少，只关注病人的躯体忽视其情感。与日俱增的医疗事故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生物医学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意识到现代医生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在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和平衡。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普朗克所说：“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2敬畏生命———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的融合
医学人文和生命伦理有其自身的精神谱系，既具有守护传统、呵护心灵的一面；又促使人具有爱智、批评、反思和创新，将理想、人格、命运、信仰等聚合在一起，构建个性十足的精神共同体。但是，它们作为特殊历史境况的产物，与政治气候、经济现状和文化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直接影响人们的态度和决断。面对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们不再是书斋里的谈资，也不是博物馆里的亡灵，而是具有历史气魄、充满责任和担当的人文斗士，将自身化作时代的精神地标，指引着公众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情趣。从严格意义上讲，医学人文学迄今为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定义，但学者们有一共识，即它不是单纯的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作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领域，它涉及人文学科，也涉及社会学科；它探讨生命、痛苦、快乐等形而上的领域，也关注健康医疗、卫生保健等形而下的现实。因此，我们回首医学人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会发现推动其前进的直接动因无疑是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伦理问题。正是当代医学科学的许多成果需要各种人体实验来检验，才引起人们对人体实验伦理道德的关注，《纽伦堡法典》等伦理学法规的问世就是佐证。正是医学人文学独特的学科属性，促使其成为生命伦理学重要的理论基石。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生命、死亡、疾病、健康、病人权利、医疗资源分配等现实问题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生命伦理学家致力于生命伦理基本理论研究，力图为生命伦理学的实际应用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撑。其中，恩格尔哈特就是杰出代表之一。他认为道德哲学应“既认真地看待道德多样性，也认真地看待其信仰，并且为生命伦理学和保健政策提出了共同的俗世道德观。它为宽容辩护，但并不否认道德内容可以相互分离并可以进行谴责”。严格意义上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是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统一体，他对“道德主体”的论述虽然更接近于生命伦理实践，但他的生命观也存在理论缺陷，如他认为婴儿、严重智力障碍者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生命伦理学作为“显学”，根本目的是为行为主体提供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为身处道德困境的行为者提供合理的价值取舍。然而，生命伦理学的德性与价值智慧需要通过医学人文学来完成，生命伦理学既要汲取道德哲学的理论营养，也要扩大自己的边界，将文学、艺术等学科作为交叉研究。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的融合呈现新的态势，两者的融合不但能守住生命的疆界，而且能展示生命绽放的炫美。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所有的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分支。他们都是为了升华人的生命，把人的生命从物质世界提升出来，并把人类引向自由王国。
作者：张宝石单位：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医学；论文评审；伦理学原则
同行评议或审稿是医学科学的基石之一。同行评议的期刊依靠专家的专业和客观的评审意见以确保刊出论文的质量。甚至可以说，专家给期刊的评审意见和给作者的建议构成了该学科的标准和规范。此外，不仅他们的意见而且包括他们的语气和措辞都可能会影响到学科的学术氛围、行为方式和伦理道德。因此，不管是在收到稿件时决定是否审稿，还是在审稿中如何对待稿件，以及撰写评审意见，甚至在审稿完成后，审稿的同行专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医学论文评审中涉及到多方面的伦理学问题。
1 是否决定审阅稿件的伦理学原则
审稿人应具有审阅稿件所需的专业背景。如果审阅的稿件与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内容有重叠，审稿人应该放弃审稿。因为无论该研究的内容是否值得发表，都会使审稿人的决定产生利益冲突：如果稿件质量值得发表，审稿人自身工作再发表的可能性就变小，如果不值得发表，审稿人的意见也会使编辑无法判断审稿人是否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而拒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和编辑联系，回避审阅该稿。其他有可能的利益冲突时也应声明并选择放弃审阅，如作者是自己的老师、同学、同事、家属，或者与自己有经济利益联系等等。当然，存在利害冲突的情况多见且复杂，最合理的方法是一旦审稿人不能确定是否有这种利害关系，应该立即向编辑声明并进行沟通，这也是对审稿人的利益和声望的保护。医学期刊的审稿人应该了解并熟悉生物医学所涉及的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对国际上的通行惯例和伦理学原则应有较好地掌握，如赫尔辛基宣言、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等。
2 审稿过程中的伦理学原则
所有待审的稿件都属于保密文件，审稿人不得向其他人出示稿件，使得其他人有可能了解到稿件的内容，也不能和其他人提到或讨论待审稿件的内容。审稿人也不能未经期刊编辑部同意即与作者联系，同时，不得剽窃或抄袭审阅稿件的数据或内容，这是对审稿人最低的伦理道德要求。如果审稿人有更合适的人选审阅该稿件，审稿人应征得编辑的同意后再将该稿件提交给其他审稿人进行审阅。事实上，期刊编辑部是欢迎审稿人推荐更合适的审稿人的，这也使得期刊编辑有可能发现更多的学有所长的专家。审稿人一旦接受审稿，有及时审阅稿件的义务，审稿人有义务向作者提供他够提供的改进意见。审稿人应尽量客观、公正，重要的观点，无论是赞成或反对稿件内容，均应提供文献佐证。审稿人还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意见对于期刊甚至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对于重要的阴性结果的论文也应该积极推荐发表。
3 评审完成后的伦理学原则
论文评审完成后，纸版稿件应该妥善保管，或寄回编辑部。此时，审稿人仍应对所审稿件的内容和自己的审稿意见保密。即使论文已经出版，审稿人与其他人讨论该文时也只能基于已经发表的论文，而不应谈及论文的初稿内容。总之，医学期刊审稿中应该注意的伦理学原则归纳起来就是：诚信原则、保密原则、客观公正原则。一个合格的甚至说是优秀的论文审稿专家不但是一个或多个方面专业上的专家，同时应该文笔流畅，具有客观和公正的审稿态度和做人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审稿的质量。现在国内的医学期刊普遍缺少对审稿的同行专家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审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和实践中加以完善。医学期刊应重视对审稿人审稿行为中可能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培训，以提高审稿质量，规范审稿行为。
《医学伦理学》是医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伦理学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它为整个医学提供伦理学的观点、方法和技术，它是旨在运用伦理学理论、原则和方法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解释医学道德现象的学科，是系统培养医学生医学伦理素质的重要手段。因此，《医学伦理学》教育并非思想政治教育，对《医学伦理学》教学也并非就是对医学生进行道德教化的过程［3］。《医学伦理学》除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外，更多的是医学素养教育，因为人文是医学的一部分，医德是医生素养的一部分［1］。
2合理设计《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
通过《医学伦理学》的教育，不仅要提高医学生医德修养，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更要塑造人文精神，培养人文素质，加强实际工作中伦理问题的处理能力［2，4］。作者认为通过《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要让学生知晓在未来工作中涉及的医学伦理知识，熟悉相关伦理要求，并在知识学习基础上培养伦理道德情感和道德决策能力，进而最终促进医学人文品质的形成。因此其总目标可界定为：培养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提升医学生医学伦理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具体分目标为：（1）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医学价值观和初步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培养医学职业精神，自觉践行医学人道主义原则，为人民的健康利益服务；（2）培养医学生在医疗实践中对人、生命、医学事业的道德责任感，能够敏锐识别和正确处理医学伦理问题，具有正确进行临床伦理决策的能力；（3）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妥善处理医患关系、医际关系、医学与社会的关系；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满足社会人群的健康需求和医学事业发展的要求。
3根据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医学伦理学的这种学科性质和教学目标决定了任课教师应坚持知识学习、能力培养、情感养成三位一体的教学观，合理、灵活地安排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内容。
3．1知识学习是基础教师应把必备的医学伦理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形成知识积淀。涉及的教学内容如医学伦理原则、规范和范畴等基本知识；临床实践中涉及的医学伦理学基础理论及相关的伦理规范要求等［5］。
3．2能力培养是关键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对医学问题进行伦理思考、分析、判断及临床伦理决策的能力。涉及的教学内容如医疗人际关系伦理、临床诊疗伦理、人体实验伦理、尸体解剖伦理、器官移植伦理、生育控制伦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安乐死等［5］。3．3情感养成是核心教师要让学生牢固树立医学人文观念，具有对人、生命、医学事业的道德责任感。涉及的教学内容如对国内外杰出医德风范人物的认识、了解等［5］，以情动人，让学生在获得感悟的基础上实现情感的提升。
4围绕教学理念，多途径实施医学伦理学教学
《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理念主要是实现“知行统一”。首先让学生“知”，理解理论是前提，即了解未来工作中应知悉的医学伦理知识，熟悉相应伦理要求；然后还要让学生“行”，实践理论是目的，即启发、引导学生参加医学服务实践活动，在服务中感知、理解并践行医学道德，实现自我教育。最终让学生对医学领域中相应需要遵守的伦理要求能够做到知行统一。为了更好实践《医学伦理学》“知行统一”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除了教师对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阐述之外，还应结合具体临床真实鲜活的案例分析、医学伦理方面社会热点问题的辩论、医德风范人物的感染影响等多途径促进医学伦理学教学，加强学生对医学伦理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4．1基本理论教学和专题讨论相结合
对于一些与临床贴合非常紧密的章节，可以采用基本理论模块和案例分析讨论模块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基本理论模块，以教师讲授为主，侧重帮助学生们理解医学伦理基本理论、原则、伦理要求和规范等，从而形成对医学伦理相关知识的初步认知，为后面的专题讨论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做好基本的理论准备。专题模块由教师精选临床诊疗伦理案例，或者针对安乐死、器官移植等医学伦理的前沿问题，由学生课外自主收集材料，整理思路，充分准备，课上分小组讨论或者辩论，以此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学习兴趣。
4．2情景模拟和案例分析相结合
首先由教师精选临床中真实、典型、难易适中的案例或者社会热点问题，由学生根据案例进行情景模拟，让学生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加深其对问题的理解和体会［6］。然后学生结合课堂讲授的相关知识内容，对角色扮演的案例进行思考、讨论和解析，这个过程有助于训练学生解决实际临床伦理问题的思维。最后由教师围绕教学内容，结合知识要点进行归纳、总结和强调。这样既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又督促学生观察现实，开动脑筋，积极思考，锻炼同学分析问题能力［7］。如医患关系伦理、临床诊疗伦理等部分可以运用这种方法。
4．3以学生临床见习为契机，加强教学实践《医学伦理学》
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除了课堂内的教学外，还应强化实践教学，延伸课堂教学效果。如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利用该学期每个月的见习机会，在临床实践中去感受道德，践行道德，从而促进学生所学知识的运用，促进知识的内化［8］；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到医疗机构开展相关伦理调查研究，认真发现和记录临床中的实际伦理问题，再引导学生用医学伦理学知识对这些伦理问题进行思考讨论，强化知识运用，训练伦理思维［9］。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The medicine ethics educati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 Liang Xinzong
【Abstract】Synthesizes the medicine pattern along with the biomedicine pattern to the biological-psychology-society the evolution, the medical service is contradictory gradually by “the technology” to “the service” the transformation, many new medicine ethics question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medicine ethics more and more receives the various countries’ medicine educational circles the attention.
【Key words】Medicine ethics; Education; Present situation; Countermeasure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 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 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 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 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
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 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 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 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 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 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 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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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4
3 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 2001,(1)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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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对工作人员的培养中，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更要求其拓展视野，并针对其特点达到人才培养的需求，使他们拥有健康、科学的医学理论以及道德知识，使信息化人才得到全面发展。医学伦理学以道德教育为基石，专门研究和解决在医院以及各个医疗机构中医患之间关系，为医务工作者制定了行为准则标准，它是医疗机构信息化人才培养中必不可少的课程[1]。本文对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现状进行分析，探究医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探索出能够良好开展的策略。
2.医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重要性的体现
2.1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医学信息化人才德才兼备重要途径
医学信息化人才的医学伦理知识，决定了医学教育成果的质量，人们的健康是医学存在的目的。自古就有“医者仁术”之说，可见“仁”和“术”在医者的行为准则中是最重要的，更是医学行业内的基本准则。医学理论教育的特点不仅在于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注重，对医学信息化人才道德的教育更是其突出的重点。由此可见，医学信息化人才的医学伦理素质，决定着医学教育成果的质量，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医学信息化人才德才兼备重要途径，是推进医学行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2.2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信息化人才能够应用医德理论知识来解决医患问题
在目前我国医院的管理中，由于对于医务人员疏于严格管理，因此在各种医患之间产生纠纷的根源都是由于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差，使得医患之间关系恶化；以及在对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没有对患者的自主权加强重视，没有遵守知情、同意的准则，因此患者对其不理解，也使得医患之间产生较多的矛盾；有些医务工作者没有责任心，在对患者进行身体检查时，疏于认真，对问题的处理上不及时、不恰当，也由此引发医疗事故的产生；更有甚者为追求巨大的经济效益，故意要求患者多花费，患者由于不满而产生的纠纷。由此可见，医患纠纷与医疗事故，都体现着医者的“仁”与“术”。而二则之间是相互依存着的，伦理学教育中医学技术是医德基础，医德又是医学技术得以实施的基础保障。因此，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信息化人才能够应用医德理论知识来解决医患问题，是培养医务人员富有责任感，减少和避免医患纠纷与理疗事故的重要途径。
2.3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是提升医院医疗整体质量的保障
医院工作进行的主题的医疗，医疗决定着医院能否良好发展和生存的基础。而“仁”与“术”决是整个医院医疗重中之重。量的高低。二则密不可分、相互依存，是对医学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核心。医务人员医德水平决定其能否更好发挥设备、技术作用的基础。若因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属于医德的建设，会使医院整个医疗水平下降，对医院的长期、健康、良好、稳定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是提升医院医疗整体质量的保障。
3.医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现状
3.1医院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忽视。医学信息化人才的道德、人生、价值观体现在医疗工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由此可见，信息化人才在从事医学工作时必须拥有医学伦理学知识。而我国现代医学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医学模式也在不断的改变，因此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医院必须对医学伦理学培养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3.2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忽视。由于，很多医务人员对于医学伦理学知识不够重视，认知程度低，因此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因此医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并不能够有效发挥其重要性。
3.3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的落后。信息基础知识与技能是对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最基础要求，对心理学、伦理学、社会等人文化知识都是教育的范畴。但是现今在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依旧很落后，不能够与社会现实接轨，严重影响着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实施。
4.在息化人才培养中医学伦理学教育良好开展的策略
4.1医学伦理学教育准则的建立。加强吸收世界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先进水平，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准则。
4.2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的加强。医学院校不仅要重视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制定合理科学的课程标准[2]。以问题、案例为核心，开展互动式、小组讨论式的教育。信息化人才只要树立正确的医学伦理观念。那么今后的工作中，学会及时运用医学伦理学知识来约束自身行为。
4.3良好人文环境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培养是培养良好人文环境的基础。人文环境由人文精神和文化相互结合下所创建的。在医学伦理学的教育中，人文素质必须要加强重视，可利用直观教育、树立先进典型、大力宣传h等方式，用实际中的案例去感染、教育信息人员，树立起医院良好的医疗形象，加大医院的影响力度，为医院创设道德和技术并存的人文形象。加强医院信息化人才团队的设立。
4.4医学伦理学教育多样化的开展。医学伦理学教育不仅要求其在内容上具有实际性、针对性，在规范标准上更要有层次。结合信息人员文化程度、岗位职责、自身身体和思想情况的不同，来制定出不同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标准，确保医学伦理学在教育中，具有针对性以及广泛性。教学方法和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例如：座谈会、研讨会、展览会、演讲比赛、知识问答互动等方式，引起和加强信息化人才的思想共鸣，促进医学信息化人才团队的建设发展，以及教育形式多样化的开展。
4.5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管理和培训。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管理中不仅要重视和加强伦理文化的深入，更要对伦理学教育管理进行加强，利用多钟形式进行培训。不定时的更新学习信息资源，增进交流和学习。
5.总结
综上所述，现代医学信息的发展依托于现代社会信息的发展，医院在人才的培养上，不仅要全面更要与实际信息社会发展状况相结合，培养出具有专业技术性强，又有创新思维和良好道德的信息化人才[3]。因此，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过程的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靳辉.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对护理人才培养的意义.[J].文学教育（中），2013.（02）：54
2016年，时值英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创办30周年、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委员会(Naffield Councilon Bioethics)成立25周年。为此，纳菲尔德委员会组织了一场题为“生命伦理学正在进步吗?”的专题讨论，邀请来自不同地区的国际知名生命伦理学家对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进行回顾，围绕生命伦理学是否已经取得进展、进展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等问题各抒己见，使人们对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2018年，作为中国唯一专注于生命伦理学的大型刊物《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将迎来创刊3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对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发展进行反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虽然中国的医德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系统建设实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学科史研究中，考察一个学科是否形成通常看三个标志:是否有专门的大学教授讲席、是否形成专门的学术组织、是否举办本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医学院校从事医德教育的德育工作者转型为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学研究人员，原北京医科大学等一批院校在医德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正式成立，同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创刊，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建制在中国医学院校站稳了脚跟。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医学伦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一项事业在学术、制度和媒体等不同空间不断发展。在学术空间，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和研究的师资队伍日益壮大，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在组织和制度空间，伦理审查已经成为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中的重要制度，从国家卫计委到各卫生机构都成立了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学被列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必考科日，《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一批与医学伦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先后出台。在媒体舆论空间，关于医患关系、安乐死、器官移植、新医改等医学伦理领域研究的问题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另一方面，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仍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还很不成熟，存在着许多问题。学科的不成熟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学科名称上还缺乏共识:医学伦理学还是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是同一学科还是不同学科，抑或同一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学术界对此仍有很大争议。更深一层来看，还存在个体与组织、多元性与严谨性、国际化与本土化等多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个体与组织。长期以来，伦理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的道德行为、强调自由意志。但在医学领域，医生执业的模式已经逐步由个体行医为主转变为在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中执业为主。医生的行为受组织规章制度、政府医疗体制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在研究医生个体道德行为的同时，还要更多地关注组织和制度对医生行为的影响，研究医疗机构等组织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研究医院管理中的伦理因素和政府卫生政策的伦理基础。
多元性与严谨性。毋庸讳言，在医学伦理学研究中迄今还未发展出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论证形式。研究者主要运用哲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医学伦理研究，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哲学思辨与实证研究，定量与质性研究、混合研究等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都有运用。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意味着每位学者、每项研究都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更不应因为研究方法的多元而损害研究方法的严谨性。每位医学伦理学研究者都应有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保持研究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在理想的状态下，如果运用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其成果应该能得到哲学界认同;如果运用社会学方法做的实证研究，其研究的严谨性应能在社会学领域得到认可。进一步来说，希望在医学伦理学领域产生更具普遍性的研究成果，对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带来新的启发，将这些成果应用到其他研究领域，对母体学科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国际化与本土化。在过去的三十年多年中，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一直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尤其是美国生命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努力与国际生命伦理学“接轨”。这一方面使我们利用后发优势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食洋不化的问题，如忽略国外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情境而对其理论进行简化、进而生搬硬套来解释国内的现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重建文化自信的本土化呼声日益高涨，党和政府也倡导在人文社科领域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也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在医学伦理学领域开展本土化研究、突显中国特色，不能仅仅诉诸中国传统儒释道的文化资源，研究者还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用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土问题，面向全球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最终形成特色鲜明的理论体系。国际化与本土化不仅不矛盾，恰恰是相辅相成的。
医院管理伦理不同于以医学科学工作中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医学伦理，是以医院管理中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揭示道德和论证管理及解释道德现象，研究医院管理与伦理完美结合以适应医院管理需要的科学。医院管理伦理的内涵是探讨如何将伦理学应用于医院管理的各项实际工作中，以满足医院管理的需要。实际工作中，往往存在这样的误区，即用医院管理道德或医院管理艺术混淆了医院管理伦理。医院管理伦理的任务是协调医院内部与外部的利益关系，即医院与医院员工之间、患者和医务工作者之间、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医院管理伦理强调的是从制度层面约束医院制度、政策的制订、修改和完善，并升华到管理伦理学层次。医院管理道德受社会舆论、传统习俗、组织的监督评价等影响，具有外环境的强制性，更多的是强调医院、医务工作者的个人约束行为，而医院管理艺术更多的是强调医院管理技术层面。医院管理伦理要求医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自觉地调整不规范的行为，具有约束性。医院管理伦理结合了医院管理道德和医院管理艺术对于医院、医务工作者的要求，使道德规范或管理艺术融入医院各项方针、政策的制订中，使之内化为每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行为，让医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自觉地规范服务行为，按照医院管理伦理的要求对医院各项工作进行有序管理，使之更加符合社会规范及人文要求。
2加强医院管理伦理建设的重要意义
加强医院管理伦理建设、规范医院管理伦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医院管理与医院管理伦理联系紧密。医院管理是为保证医院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依照各项工作的客观条件和规律，对医院内各相关要素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和协调的过程。具有思想的人是实现管理目标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技术如何发达，都无法取代人的地位，技术越发达，人越重要。医院管理伦理是以医院管理者为核心对象，涉及医院内各相关要素，重点研究管理过程中各相关要素之间的道德关系，特别是研究与医院有关的人际道德关系。医院管理伦理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引申出有关医院管理伦理的原则、规范、范畴等要求。现代医院是各种伦理关系交汇的场所，现代医院管理非常复杂、涉及面广。目前医院管理既要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对健康权的合理需要，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公平、公正、合理以及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医院管理伦理是医院管理领域中社会关系的直观反映，是医院管理者在医院管理中概括和提炼出的行为准则，是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医院管理的客观要求和主观认识的高度统一。医院管理中必备的规定、规范、规章，通过习惯、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经过总结、概括、升华到医院管理伦理上，成为医院管理人员调整医院内部道德关系的准则。现代医院和医院管理者只有正视医院管理与医院管理伦理的关系，才能明确医院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医院管理伦理遵循的伦理原则；医院管理者只有遵循符合现代医院自身特征的伦理管理，才有可能切实推动现代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医院管理伦理对于现代医院开展有序、高效的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医院管理伦理是医院各项管理的基础：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最大限度满足患者对健康权的合理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公平、公正、合理以及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是保证现代医院一切工作向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2）医院管理伦理是医院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证：医院管理伦理认为现代医院各项改革和发展均应立足于充分调动医院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在制定改革政策、开发卫生资源、颁布医院发展战略和实施步骤、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利益、增减医疗卫生服务项目之前，首先应作出伦理学判断，即该项措施是否违背医院管理伦理的要求。（3）医院管理伦理提高医院管理效率：医院管理伦理涉及医院管理伦理的原则、规范，为医院管理人员确立行为准则，使医院管理人员约束自己的管理行为，促使医院管理者通过自身的品格修养和高效的管理，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医务工作者自觉地完成工作任务、提高管理效率。（4）医院管理伦理为医院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现代医院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医院管理伦理也需要和社会伦理相适应。医院管理伦理与社会伦理一致，有利于医院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广大患者的信赖，提高社会地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医院管理者遵循医院管理伦理的基本原则，公平对待职工，尊重职工的各项权利，可以增强员工对医院的信任感、责任感、归属感，调动工作积极性，形成互利、互助、和睦共处的亲密关系。
3当前医院管理面临的挑战
目前医院管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体现在投入不足、人民对健康的需要日益增加，包括管理者的既有观念不能适应伦理思想发展需要、管理制度与人文关怀理念的不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难以协调，也包括医院管理伦理缺失造成的医患矛盾。医院管理伦理是一项有别于医院管理道德、医院管理艺术的科学，有独特的属性、目标和内涵。长期以来，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医院管理者往往忽视了医院管理伦理相关知识的学习和更新，更不可能自觉的将医院管理伦理的理念应用于医院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忽略了医院管理伦理对于加强医院管理的积极意义。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岗位的划分和行政级别的制约，医院管理者往往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即单纯的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置于对立面，忽略了两者之间紧密的相互关系。医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除了有行政岗位和行政级别的不同之外，更多的是要如何配合，将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共同落实好，以便更好的提供医疗服务。在医院管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管理制度与人文关怀理念的不协调源于医院管理者未能正确处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仅仅是从属关系。管理者只有将被管理者置于合作者的地位，认为医院员工是实现医院有序管理的最重要因素，才能真正使管理制度与人文关怀理念协调统一起来。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政府对于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相对不足的大背景下，医院除了承担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之外，必须通过一定的收益来满足医院长期发展的需要，必须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两者不能偏废。在医院管理道德要求的层面之外，医院管理者必须在医院管理伦理的约束下协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忽略了经济效益，医院不能正常运行，长期发展受限，长远来说不利于实现社会效益；忽略了社会效益，医院立足社会的基础发生动摇，长远来说同样不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在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和监管体系中，医院做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特个体，有自发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因此，必须用医院管理伦理约束医院管理过程中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倾向，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医院规范、有序、可持续的发展。目前我国医患矛盾频发，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现行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的缺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医务工作者一方面缺乏人文精神，对工作缺乏责任心、对患者缺乏同情心，另一方面忽略患者的情感和心理需要，将患者置于被动接受治疗的位置，容易引发医患矛盾。医院管理伦理要求患者有自主选择医疗方案、建立平等医患关系的权利。医院管理伦理要求医务工作者尊重患者实现个人自主医疗的权利，将从根本上保证医患关系的正常发展和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医疗卫生行业改革的深入，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医院管理面临诸多挑战。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局面，医院管理者必须更新伦理观念，直面挑战，自觉的以先进伦理道德为指导，解决现代医院管理中的新问题，适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先进的医院管理伦理理念和方法可以为医院管理变革做出充分准备，论证改革的合理性、科学性，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改革的重要意义。笔者在实践过程中，自觉去除传统医学模式的束缚，摈弃医学伦理思想只有生命神圣论、美德论和义务论的旧观念，提倡生命价值论、生命质量论、公益论，以实际行动践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适应新时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4“以人为本”的理念是践行医院管理伦理的核心
我国现代医学人文教育基础十分薄弱，表现为缺乏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医务工作者与医院管理者之间有效沟通。部分管理者在倡导“以患者为中心”的同时，并未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并未将医务工作者作为医院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要素。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医院管理者缺乏个性化管理及对被管理者心理过程的及时把握和分析，容易形成因事议事、治标难治本的管理局面，不利于医院管理的顺利进行。笔者在实践过程中，不仅重视经济、技术管理，更重视从伦理角度强化规章制度约束与情感投入、人文关怀与心理激励，弥补过去普遍存在的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两方面情感体验的缺乏。医疗卫生服务不同于一般商业服务，必须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最大限度满足患者对健康权的合理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公平、公正、合理以及社会效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因此现代医院的宗旨应该是首先满足社会效益。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立医院是独立的经营个体，在政府投入不能完全满足医院发展的情况下，医院承担筹集资金的职能，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趋利性和盈利性的弊端。医院要发展，既不能只顾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效益，也不能只求社会效益而放弃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为医院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社会效益为医院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医院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加重患者的负担，造成社会公众的不满，将会因丧失社会效益而陷入经济困境。笔者在实践过程中，将社会效益摆在医院管理的中心地位，兼顾经济效益，最大限度满足患者对健康权的合理需要。由于现行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的缺失，以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过程中缺乏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心理学知识，医务工作者一方面缺乏人文精神，对工作缺乏责任心、对患者缺乏同情心，另一方面忽略患者的情感和心理需要，将患者置于被动接受治疗的位置，容易引发医患矛盾。医院管理伦理要求患者有自主选择医疗方案、建立平等医患关系的权利，医务工作者有尊重患者实现个人自主医疗的义务。不能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会引起患者及其家属的焦虑、不满，也容易造成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压力和紧张心理，影响医患关系的正常发展和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而对医院管理工作带来困难。笔者在实践过程中，重视医务工作者毕业后人文修养和伦理学知识的教育，自觉用医院管理伦理指导医院各项制度、流程的制定，最大限度避免因医院管理伦理缺失造成的医患矛盾。
5医院管理伦理实践过程中的体会
在医院管理伦理实践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培养和提升医院管理者伦理素养、充分发挥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作用是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的重要方法。坚持将医院管理伦理的基本理论运用于医院管理的实践，才能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在医院管理伦理的实践过程中，笔者意识到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仅仅是对患者的尊重，也是对医务工作者的尊重。医务工作者虽然是被管理者，但更为重要的角色是医院管理的主要参与者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在医院管理中处于中心地位。只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充分调动员工—医院管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要素的积极性，才能让医务工作者积极投入到医疗卫生改革的实践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求医院管理者进行个性化管理，自觉抛弃因事议事、治标难治本的模式，及时掌握和分析被管理者心理过程；不仅重视经济、技术管理，更重视从伦理角度强化规章制度约束与情感投入、人文关怀与心理激励，弥补过去普遍存在的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两方面情感体验的缺乏。笔者在医院管理的实践中，自觉的运用医院管理伦理的基本理论，发挥医院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医院管理中作用，设计医务工作者参与医院管理的有效制度，完善医务工作者参与医院管理的流程。只有充分践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才利于医院管理的顺利进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医院管理伦理的实践过程中，笔者意识到培养和提升医院管理者伦理素养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医院管理者需要不断更新管理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做到管理与人文关怀并重，自觉将医院管理与伦理有机结合，同时不断学习医院管理知识和医学伦理理论，加强自身修养和伦理实践，保证医院预期管理目标的实现。笔者在在医院管理的实践中，定期组织医院管理者参加伦理学集中学习，不断更新医院管理伦理的知识，了解医院管理伦理的进展，与兄弟医院交流医院管理伦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经验，管理伦理渗透于医院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必须用制度体现管理伦理原则，让管理伦理原则来指导医院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实现依法行医和以德治院相统一、道德自律与他律的互补。
6总结
对医学伦理学的界定直接与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有关，即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是谁包括谁亦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Daniel 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
《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
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 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
医学伦理学的定义
英国的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 Chauncey 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 K． D． 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 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
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
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
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 John Gregory 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 Gisborne 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 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 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 转贴于
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
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 Fletcher和 Paul 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
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
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
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Rensselaer 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 Hellegers 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 Rensselaer 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 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 转贴于
在某种程度上，Raanan 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 Gillon 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
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 R.Jonsen）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
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
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
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
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 of Medical 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
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
生命伦理学的职能
邱仁宗同志认为：人们在证明某一生物医学决定正确时，总是处于某种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哲学家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批判地评价与某一行动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生命伦理学的作用所在。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它要超越特定的社会集团、专业、宗教等，提供一种在多元信念前提下对什么是对、正确、好的共同观点。生命伦理学从哲学和多学科角度对临床实践进行伦理学分析，对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问题引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思考；在医疗领域中的医生和其他人员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增加了，能看到由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如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缺乏锻炼、环境污染和其它的环境威胁、人口过剩、政治分歧、失业、贫穷、犯罪等问题。
关键词：医学伦理；医疗行为；非合理医疗；医患关系
医学伦理学是与医疗行为密切相关的学科。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规范来源于医疗实践，是对医疗实践中的道德意识、道德关系、道德行为的概括和说明，而来源于医疗实践的道德规范、道德原则又对医学活动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医学伦理学为医疗活动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从脑死亡标准的重新制定到高新生殖技术的使用；从医患关系的协调到药物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的保护；从医务人员的伦理培训、考核到伦理查房，伦理在医学中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受到重视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医学从业人员普及医学伦理知识是进行临床实践的前提与内在要求，也是改善医疗环境及医患关系的必然途径。
1医学伦理学及其历史发展
医学伦理学是运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理论、方法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医学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基本经历了医德学、近现代的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三个阶段，尤其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基因技术、器官移植、生殖技术和安乐死等带来了诸多医学道德难题，使医学伦理学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对当今医疗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
古代医学伦理即医学道德。中国古代传统医德中两条规范中医行医的基本原则为医乃仁术和大医精诚。传统医德首先定位了医学作为治病救人的行医观念[1]，这是由医学本身的特点和性质决定的。儒家认为医学是"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东汉名医张仲景认为， 儒家要实现爱人的理想， 就应当明了医理， 这样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 下以救贫贱之厄， 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传统医德确立了医乃仁术的仁爱原则， 它要求医生尊重生命和尊重患者[2]。唐代孙思邈说："人命至重， 有贵千金， 一方济之， 德逾于此。"人的生命比任何金钱等外在事物都要贵重"。受儒家推崇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和舍生取义的理想人格的深刻影响， 传统医德强调以医济世而非以医谋利， 形成了重义轻利、廉洁行医的义利观[3]。
著名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被尊称为西医之父，同时也是西方医德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记载："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患者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罗马著名的医生盖伦指出"作为医生，不可能一方面赚钱，一方面从事伟大的艺术--医学"。"印度内科鼻祖"阇罗迦指出："医生治病既不为己，亦不为任何利欲，纯为谋人幸福，所以医业高于一切；凡以治病谋利者，有如专注于沙砾，而忽略金子之人"。他们对医学本质、医师职业和医学伦理都做了精辟的论述，也对后世的医学伦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医学伦理与医疗行为
医疗行为简言之就是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诊断治疗行为，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方式等方法，对疾病做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寿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合理医疗是指在医学伦理的指导下，医院为满足患者基本医疗需求，以医院现有的仪器设备及技术条件为基础，向患者提供合理检查、合理用药等最优化的治疗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资源消耗，控制患者最高医疗消费的医疗行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合理医疗正受着防御医疗与过度医疗等非合理医疗行为的冲击，已严重影响到我国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非合理医疗行为主要表现为防御性医疗行为与过度医疗行为。"防御性医疗行为"这一概念，源于美国Tancredo LR等学者1978年撰写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The problem of defensive medicine》文章[4]，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疾病的过程中为避免医疗风险和医疗诉讼而采取的防范性医疗措施，它作为一种诊疗程序，并不是严格按照医学本身的需要来执行的，而是为了构造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以应对可能的医疗诉讼。具体表现为：医生把患者视为潜在责任追究者，为患者开具实际病情不需要的各种化验和检查，多方会诊，以留存证据为目的；医生对风险较大的危重患者，采取拒绝治疗或者避免高风险的诊疗，以避免医疗纠纷[5，6]。有研究人员曾对北京9家三级甲等医院的512名医生的医疗行为进行调查，100%的医生承认自己有不同程度的防御性医疗[7]。
过度医疗指临床上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向患者提供超出诊断和治疗所患疾病实际需求的医疗行为或过程。过度医疗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原则，既不能提高治疗价值，又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就已大量出现过度医疗的现象。美国学者Robel1974年研究美国疾病状况，得出美国扁桃体切除手术中16%、植入心脏起搏器手术的20%、子宫切除手术中27%、剖宫产术的50%都是不必要的[8]。Jonathna及一些其他学者2002年联合调查得出美国约有1.3亿人长期服用各类药物，使用药品的人均数量居世界首位，且80%的生化检查没有必要、11%的其他检查也存在明显的过度医疗现象[9]。国内学者刘振红在对137例脑梗死患者的病例研究中得出，医生为62例患者邀请别的专科会诊112次，平均每例患者进行0.82次会诊，其中更是有3例患者的会诊5～6次[10]。
以上数据说明非合理医疗会增加转诊会诊、化验和检查几率，过度用药或者回避收治高危患者或拒绝进行高危手术，加重患者负担，导致看病贵，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导致老百姓恐惧医疗消费，进而淡化医疗保健意识。医疗技术既可以增进人类的健康，解除人类的病痛，也可能发生医源性疾病，造成对机体的伤害[11]。推崇医疗技术主义的非合理医疗行为，把无创或无伤害的医学能解决的治疗，用高精尖技术代替，有悖医学伦理与临床治疗规范。这就要求每一名医务工作者在医疗临床实践中自觉地践行医学伦理。一方面是用医学伦理要求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另一方面就是在诊疗技术或诊疗方案理性选择的基础上，用伦理的价值尺度进行审视和判断，达到医疗行为中理性尺度与伦理价值尺度的统一。
3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应遵循的伦理原则
在当下社会体制及各种客观因素的作用下，医务人员受利益取向、医疗风险、医疗纠纷、法律责任、舆论导向、道德价值观等多重因素的压力，采取了一些非合理医疗行为，因此，运用正确的医学伦理原则规范医疗行为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必然选择。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核心是医患之间的相互支持与理解，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一方，医务人员必须首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树立尊重患者利益至上的理念，抛弃让患者接受更多治疗而获得经济效益的想法，为其提供符合医疗行为规范的医疗服务，推荐最优化诊疗方案，要时刻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与沟通能力，满足患者不同层次的需求，进而取得患者的信任，促进医患和谐。
诚信是医患交往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医患诚信的伦理基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提出的"正义论"[12]。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可称作正义即公平的理论。应用到医患诚信上的伦理要求，首先是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必须体现公正性，以必要的干预形式对强势一方适度约束，对弱势一方给以必要的扶持[13]； 其次是要求医患双方平等交往，医务人员要平等地对待患者，自觉履行医者义务，维护患者权利，确保医疗质量，弘扬医学人道主义精神，患者也要平等地对待医务人员，信任且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不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自觉遵守医疗卫生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时交纳医药费用，理性处理医疗纠纷等。
临床诊疗工作中，还应遵循最优化原则。最优化原则是指在诊疗方案中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医疗效果的决策，如外科手术方案最优化； 产科保母亲与保婴儿的最优化；妇产科手术保生殖功能与保命的最优化；药物配伍中首选药物最优化等。最优化原则包括： 痛苦小，诊疗措施尽可能减少患者的痛苦；疗效佳，治疗效果在一定的科学发展水平是最佳或一定条件下是最佳的； 耗费少，选择药物和采取诊疗手段时，尽量考虑患者的各项负担和社会资源的消耗；安全，所采用的诊疗手段尽量避免副作用或使其降低到最小程度[14]。
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尚在行进过程中，迟后的医改及改革落实为当前净化医疗行为，崇尚医学伦理增加了难度。但随着医改的深入，医疗体制的完善及医护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人文医学的光芒必将重新绽放。长期以来， 我们的医学临床实践， 在生物医学模式的轨道上， 大多从道义的角度出发， 只关注医疗行为理性的选择，而忽视了伦理价值的审视， 其结果影响了医患关系， 甚至社会效益。在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 要求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实践中必须自觉地践行伦理价值，时刻要以医学伦理为指导，而医学伦理素养并非一朝一夕养成，需要接受人文素质教育与医学实践中的不断摸索总结。只有将医学伦理运用到医院管理、临床医疗实践、医学科研等医学事业的方方面面，遵循医学伦理学规律，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才能促进医学科学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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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洪奇 单位：山西医科大学人文学院
个体权利与群体权利的张力
人具有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可侵犯。临床医学以个体的人(患者)为研究和治疗对象，因此临床医学主要涉及患者本人———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强调尊重(包括:患者的自主性、知情同意、为患者保密、隐私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有利不伤害(包括:“不伤害”这一最低要求和“有利”这一较高要求两个方面);公正(包括医疗资源分配公正、回报公正、程序公正等内容，不仅要求具有形式公正还要求具有实质公正)。公共卫生事业则以群体(包括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患病的群体以及他们的混合体)和社会为其研究和关注的对象，关注群体、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强调群体和社会权利。从保健、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视角看，两者具有一致性。但是从权利关系看，两者之间又具有显著的差异:临床医学侧重于患者个体权利和尊严，对象一般是患者。公共卫生关注群体的健康权利，对象一般是健康人群。在一些情况下，个体的权利与群体的权利之间会存在矛盾并发生冲突。例如在“非典”期间，为了群体的利益，我们不得不将疑似患者隔离起来，对其个体权利作适当的限制。这显然是对患者权利的侵犯，侵犯的目的是防止病毒在健康人群中的扩散，引起更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同样是传染性疾病的HIV/AIDS不能采用这种方法，为什么不将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隔离起来呢?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行为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辩护呢?一般情况下，个体的人权与群体权利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平衡需要依靠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加以规范和制约。个体的人权的实现不能以妨碍(或者损害)他人正当权利和群体正当权利的实现为代价。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必须将个人的健康情况告知，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则，我们要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不能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在明知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的情况下，还要主动去同他人发生或者故意与其他静脉吸毒者共用一个注射针具。同时，要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在就诊时有义务说明自己的健康情况。
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
罗尔斯认为“公平即正义”。但具体怎样实施，却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研究的有关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涉及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以及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等宏观问题，也涉及临床中的具体的微观问题。“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在职人员的医疗保险以及其他一些商业性质的医疗保险，从根本上来看，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近两年来热议的“神木医改”模式所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在微观领域，医院在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实施治疗前，一般要告知患者，甚至要求患者签字，以做到知情同意。如果患者因种种原因不具有或者丧失了理性抉择的能力，需要实施知情同意。这是一种形式化的要求或者说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形式。但是在临床上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或其监护人)由于文化、经济、心理等各种原因，拒绝在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从而错失治疗良机，导致患者死亡，引发医疗纠纷。这种情况的出现会使医生非常难过。但是作为医生，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要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公正与正义?还是应该从患者最根本的利益出发，不过分看重所谓知情同意书的签字程序，大胆决断实施预定的治疗方案?但是，如果是患者本人作出拒绝采用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这样的决定呢?例如，由于宗教的原因而拒绝输血、由于基于对于腹中胎儿的爱而拒绝对患有严重遗传疾病或者生理缺陷的胎儿实施流产术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医生能否根据他自己的意愿或者根据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或者所谓孕妇本人的根本利益或其家庭的利益而强行实施流产术/引产术呢?能否在不告知患者本人的情况下，在手术过程中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偷偷地为患者输血呢?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之间的矛盾，以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或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还可能存在于制药公司、研究机构、作为研究人员的医生以及作为受试者的患者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患者与保险公司、雇用单位之间，甚至存在于患者本人与其家属之间。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利益冲突引起来的。甚至出现了患者家属由于花费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而代替患者选择放弃治疗的情况，这种悲剧的发生就是患者本人与其家属之间利益冲突的例证。利益冲突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甚至可以直接导致患者死亡。例如上述患者家属由于经济利益冲突而代替患者作出放弃治疗的决定，引发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前些年发生于基因治疗领域中的“Gelsinger事件”［2］也是人们讨论的利益冲突的热点话题之一。
民族性与普世性价值观争论
美国莱斯大学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2007年11月在南京国际生命伦理学论坛暨老年生命伦理与科学会议上曾发表了题为《对全球性道德的探求:生命伦理学，文化战争和道德多样性》的讲话，［3］就道德多元主义和后现代道德危机问题提出以下看法:人类对于道德及道德多样性问题，进行了大约2500年的哲学沉思，几乎没有获得支持建立普遍道德规范的可能认识的经验基础，至少对适应于普遍境况的我们是有理由这么说的。作为一个概念问题，如果没有假定的观点作为论据，没有循环论证，或者没有进行一个无穷的后退，关于道德标准化内容的争论看起来不会经过合理、理性的讨论而达到一致。这种状态使得全球道德计划成为一个问题。事实上，与这些思考产生冲突的正是关于正当与非正当行为、好与坏的行为、作为一种普遍固定规范的道德计划本身。因此，他认为关于普遍正当行为的现代性信仰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医疗实践领域，不同文化语境背景下的流产、安乐死、医疗保健的公有和私有资源再分配等都成为争论的话题。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自20世纪中期生命伦理学诞生以来，生命伦理学以它特有的广泛的普适性和超越意识形态的特征，跨越国界，超脱宗教和政治对立，在人类精神家园垦拓了共同的语境，将其发展成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哲学事业。［4］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成为生命伦理学乃至整个医学人文科学争论的焦点。一种观点强调医学人文性所具有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指出了只有民族性才能够国际性;另一种观点强调医学人文的普遍性和国际性，认为医学的人文性本来就不属于某个民族特有，它本身就具有多元化基础上的普遍性。恩格尔哈特看到了“全球生命伦理学共识的瓦解”，同时，他强调生命伦理学应当从不正当的风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因为这些传统或限制是和普遍道德原则相违背的。也就是说，生命伦理学应该支持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渴望实现的那种普遍道德社会的愿望。同时他认为，生命伦理学不仅仅是国际的，而且是追求对于善、正当和公正的内容丰富的观念。正是由于生命伦理学的这一特征，使它自诞生以来很快就为各种文化和宗教传统以及不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和个人所接受。#p#分页标题#e#
问题研究与体系建构
以生命伦理学为焦点，医学人文学应当以问题研究为中心，还是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建构理论体系?国内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5］生命伦理学是在规范伦理学、权利伦理学以及程序伦理学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生命伦理学不是以建立体系为其目的，而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中国目前的具体问题上。生命伦理学强调问题研究，强调它的实践性，并非不重视理论思维，恰恰相反，这种理论思维立足于实践，回应实践的需要。因此这种观点认为，生命伦理学不是哲学伦理学或理论伦理学，追求唯一的最纯粹、最完备、最自洽、最连贯的伦理学理论，而是应用或实用伦理学，要解决问题，效用论和道义论是两个最基本最有效的理论。但应用不是理论或原则的推演，在应用中必须考虑情境。在不同情境中某个价值处于突出地位，在另一情境可能就不是了。如临床中的病人、研究中的受试者是脆弱人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应当置于首位;但在公共卫生情境下，他们的个人权利和利益虽然也要考虑，但不能置于首位。生命伦理学的工作重点不在构造理论体系，但是，原伦理学、现代生物医学和传统文化对于生命伦理学的影响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对待。另外一种观点认为，［6］生命伦理学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要在不同的文化圈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框架。因此，怎样使生命伦理学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各种式样的哲学思潮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便成为研究的课题。第二种学术观点侧重于理论体系的构造，侧重于研究生命伦理学的文化之根，侧重于研究汉语文化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理论特征，强调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对于构造生命伦理学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体系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生命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这种观点认为，生命伦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应当是“伦理生命学”，它应当是这样一门学科: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进行道德哲学解读。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不在于对某一种或几种道德理论的应用，而是研究和创制适应于生命本体或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德哲学理论;它不仅限于解释与论证生命行为和生命科学技术行为的合道德性，而且必须帮助人们努力认识生命的所有问题或难题。探讨生命现象、生命技术、医药卫生等领域的伦理问题仅仅是它十分表浅的研究内容之一;对于灵性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哲学化注视，是其重要的使命。应用伦理学原则与规则去解释具体生命科学实践问题或医学问题，必须建立在对所有道德哲学学派和学说的研究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假如应用伦理学存在的话。生命伦理学是一个为符合生存目的和人的或其他生命存在的思辨体系与实证策略系统，它是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和后哲学时期人类对生命“悟”和“省”的标志，它尤其注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它有独特的学术品格与研究方法，它在特殊的语境下运用特殊的语言符号、依于特殊的逻辑秩序构建人文学、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内在关系;由于它对灵性生命的先验自觉以及与宗教神学的血缘联系，它离不开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神学的营养与哺育。上述两种观点反映了国内学者对于生命伦理学学科性质、地位、作用等方面的不同看法。
前者侧重于处理国内生物医学研究和临床医学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问题为中心，侧重于引入国际规范，面向世界，努力做到洋为中用。后者侧重于理论体系的建构，注重研究生命伦理学的文化根源，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突出汉语文化下的理论特征。虽然前者认为，生命伦理学不以建立体系为目的，强调问题研究，强调它的实践性，但并非不重视理论思维，而是不以构造理论为学科追求的终极目标。前一种观点对于促进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促进生物医学研究和临床医疗实践活动走向规范化和国际化，促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了解，建立互信关系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纪念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30周年之际，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国际合作的加强，具有普适性的医学伦理规范还在建设当中。在途中，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医学伦理学工作者去做。不断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医学伦理学工作者面对———不仅需要我们去探讨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方案，还需要认真思考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事业前途远大，医学伦理学科研工作者任重道远。
一、临床医学生医学伦理意识教育现状
1.缺乏参考资料与师资力量
笔者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发现，极少有论文涉及临床医学生医德养成、医学伦理教育。与此同时，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团队师资力量薄弱，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不重视人文科学的发展，造成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陷入困境。
2.重专业知识，轻医德教育
长久以来，我国的医学教育过度重视培养技能型人才，重视专业知识的教育与培养，大多数医学院校都把实践操作能力培养放在第一位，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对非技术型人文素养的培养都不太重视。
3.考核检测重技能，轻医德评估
不少医学院将考核内容的重点放在专业技能操作上，目前涉及临床医学生的各种考试均着重考核医学生的技能操作，缺少与患者、家属的沟通，缺乏医学伦理方面突发事件的解决方法的考试与考核。
二、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培养策略
1.系统做好临床医学生德育工作
(1)重视入学教育及德育宣传。只有抓好入学教育，为新入学医学生提供良好的道德铺垫，才能更好地培养未来的医学人才。我们应在新生入学的时候，统一印发关于医学伦理学方面的宣传资料，组织新生学习。
(2)加强临床医学学生会建设，将伦理观念融入学生社团工作之中。临床医学学生会是在团委指导下，由临床医学生自己组织构建的学生组织。应当充分发挥临床医学学生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1]。学生会应当积极组织鼓励临床医学生参加医学伦理道德有关的活动、讲座，调动同学们学习医学伦理学知识的积极性。
2.重视医学伦理学教育，注重教学方法改革
重视医学伦理学教育可以满足我们的精神文明需求，同时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和医院管理水平，最终达成培养临床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学人才的目标。但是目前医学伦理学教育方面存在教育方法过于单一等问题。结合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开展多种教学模式。开展多种医学伦理学教学模式，更加贴合临床实践的需要。如采用讨论式教学方式，
就经典医学伦理学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加大学生的思考力度。同时可以设立模拟病房，让学生分别饰演“医生”“患者”角色，就一些医学伦理案例进行临床实演，并要求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互相评价，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医学伦理学的内涵。
(2)加强带教导师言传身教。相关调查显示，导师与上级医师的言传身教的医德教育成效最好(成效显著的占63%)[2]，表明临床医学生非常认可带教老师言传身教在医学伦理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重视带教老师在医学伦理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督促带教老师在日常临床实践中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向学生灌输医学伦理学知识，将枯燥的知识灵活化、实践化。
3.重视临床医学生医学伦理学意识考核
改变原先仅有的书面考试模式，更多考查临床医学生的医学伦理学医德知识。考核形式可以采用模拟情景进行考核，考核分数以一定的比例纳入出科考试总成绩。以此来增强学生重视提高医学伦理学意识。
总而言之，医学伦理学教育致力于培养临床医学生的医学道德，其内容随着医学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文化价值多元化、医学模式的转变，给医学伦理教育带来许多挑战，也带来了更多活力。学习、研究医学伦理学是临床医学生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对于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医学生意义重大。
关键词：医患关系 医患沟通 知情同意患者隐私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2-243-02
据研究报告显示，“综合医院病人医疗过程中所遭遇的难题，有27％属于伦理学问题”。医患沟通的障碍大多与医患双方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道德信仰、心理特征密切相关。认识并排除这些障碍，有助于医急沟通的效果和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要构建现代和谐医患关系，就有必要拨开医惠关系的袁层，从人文和伦理的角度切入，对医患沟通进行伦理清障。
一、医学教育模式的转变
1.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改革。客观上来说，我国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理论体系。1981年开始，医学伦理学课程在各医学院校陆续开设，若干种适合各级各类人员的医学伦理学教材、专著相继问世，一批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医学伦理学研究文章陆续发表，医学伦理学研究有了一定进展。
但是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教学效果很不尽如人意。医学伦理学教育在医学教育中的特殊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授课形式单调，医学伦理学教育远远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我国人民从整体上开始步入小康后，健康卫生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医学教育尤其是医学伦理学的教育模式必须进行改革。
要在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拓展的情况下，不断对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观念进行积极反思，正确看待经济发展与医学伦理学进步的一致性与悖逆性，依据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的健康需求去确立新的医学伦理学价值，积极引导学生确立价值追求目标。医学伦理学的教育关系到来来医务人员的道德观念培养以及医疗实践中伦理冲突的合理解决。十分重要。
医学伦理学教育不是哲学教育。不是医德教育，也不是职业教育，它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医学伦理学有了自己的语言。才能使不经过伦理学训练的人不能进入伦理领域，不敢妄谈医学伦理学。不敢随意将其他内容和医学伦理学混淆起来，从而净化和提升医学伦理学，维护医学伦理学的尊严和价值。
要创立医学伦理学独特的语言体系，并获得自己的发言权，就必须尊重现代汉语的主导地位，同时以用汉语思维透彻地理解、表达外国人的医学伦理学思想，现代汉语去打通外语和古代汉语，并通过现代汉语将它们与我们现代医学学人的医学人生体验及日常医学工作相结合，从而通过提升现代汉语创立中国人独有的医学伦理学语言体系。
医学伦理学教育者要加强哲学伦理学的理论修养，加重医学伦理学的伦理学分量。剔除那些不必要的繁琐的医学常识的说教，从医学和哲学伦理学中吸取必须的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让医学伦理学独立地成为一门应用伦理学学科，并真正为医学生未来从事医学工作做好相关铺垫。在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改革中，需要结合现代医学的变化和需要以及医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改革，医学伦理学的教育内容要秉承规范与价值相结合、义务与权利相结合、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此外，节约医疗的理念也是医学伦理学教育需要强化的观念。据卫生部2009年2月公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比之以前减缓。居民门急诊次均就诊费用为169元，次均住院费用为5058元，其增长幅度远低于同期GDP和城，居民收入的增长。造成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原因主要为：对新技术的过度使用，不该做的检查和手术都做；向患者滥开药、开贵药。过快增长的医疗费用成为影响人们就医的门槛。所以，医学伦理学是塑造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职业道德的重要学科，对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进行节约医疗的伦理教育，应该成为医学伦理学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节约医疗的伦理教育，引导医学生理解和谐医学中的节约思想。进行节约医疗的伦理教育，是因为医学伦理学是塑造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职业道德的重要学科，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的医学伦理学的重要内容。
2，加强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教育。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以病人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升华，在当今新的医疗服务形势下。医患沟通是协调医惠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医生的基本工作之一。既然处理好医患关系是医生工作的永恒主题，那么加强医学生的医惠沟通教育。培养其医惠沟通能力就是必要的。因此，医科院校应开设《医患沟通学》课程，从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角度，对医患关系综合分析研究，对医患沟通的内客予以细化和扩充。
加强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教育是全球医学教育共同的要求和需要。我国在2000年开始研究、制定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学基本要求》中也提到交流沟通技能是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毕业时能达到的七个基本要求之一。加强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教育也是提高医疗质量的重要保证。现代社会医患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日趋丰富，医生只有善于与患者沟通，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和理解，取得患者的配合，改善医疗效果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加强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教还可以防范医疗纠纷的需要。加强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教育，提高他们的沟通水平。通过医患沟通可以使医患之问得到最大程度的理解和相互信任，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从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二、医患模式的转变
要探讨医惠模式的转变，首先要探讨医学模式的转变。对于医患关系的模式，有多种划分方法，如雏奇模式，即依据医生在医患关系中所充当的不同角色，把医忠关系分为纯技术模式、权威模式和契约模式。现代医学正处在一个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时期，医学和以生命科学学科群为核心的自然科学之间相互渗透。医学模式的这一转变带动了医患模式的转变，当前主要分为三种基本模式：主动―被动型模式、引导―合作型、共同参与型模式。
在主动―被动型模式中，医者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而患者非常被动。医者只关心疾病的处理和技术的应用，患者是医嘱的被动接受者，毫无保留地依赖医生的判断与决策，无条件地听从医生的治疗方案。在这种模式中，医患之间的沟通、交往、相互作用很有限。在引导一合作型模式中，相比于主动―被动型模式，患者有了一定的主动性，但医生仍然起主导作用。患者可以提出疑问，寻求解释，并在医生的指导下，配合医生进行治疗，着重体现了医患双方的共同参与。而目前全世界都推崇医惠之间的共同参与型模式。在此模式下。医生在痰病诊治中的主导、控制作用遥渐减弱，而患者的配合、参与作用逐渐增强，医患双
方具有大体相同的主动性，双方相互配合。共同参与医决定和实施。
可见，在这种新的医患模式下，医患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医患关系是双向反馈的。双方都有独立的人格，而且不再以医生为中心。著名医学专家昊阶平说过，医生是拿两个武器为病人治病的，既要有很好的技术，也要有很好的艺术。医者在诊疗中不能以已为尊，把应尽艾务视为对病人的恩赐和施舍，忽视病人的心理需要，而应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尊重患者的人格，尊重患者的自利，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建立平等参与、双向互动的医患关系。在这种新型的医惠模式下，在治病中不但要发挥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要发挥病人的积极性。要建立这种全新的、与新的医学模式相适应的医患关系新模型。医德规范对医务人员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三、关于知情同意和患者隐私的问题
在临床医疗过程中，由于对于患方知情同意权利的坚持和保护不够，加之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医疗供方诱导忠方就医逆向选择，并产生医惠双方道德风险行为，往往给后来的医患纠纷埋下祸根。
在诊疗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是指患者在完全知情后，自主、自愿、理性地作出的负责任的选择或决定，是一种有利于患者保护自身利益免受不必要干预、自己为其生活负责任的道德实践。这就要求医方改变原有滞后的对患者的平等主体意识，以尊重为前提，真正体现医患之间的平等主体关系、相互尊重关系、参与合作关系，切勿以“家长”自居，缺少对医患关系改善与医疗纠纷预防的主动意识和行为，为医患关系埋下隐患。
具体来说，医方熟悉知情同意要素，必须提供真实而充分的信息给患者，如诊断结论、治疗目的和方法、病情预后、可供选择的多种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和费用开支等等，要详细告知病人。掌握病恃告知艺术，把握告知的艺术，能反映出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包括语言表达能力、医学水平、理解力和反应力、爱心和同情心等等。为了尽可能减少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在告知病情时，要有选择地分阶段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