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54:48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优化乙肝治疗方案真实评价治疗效果刘士敬，朱倩
最佳疗效的保证杨晓帆，宫剑滨，江时森，陈锐华
应用Markov模型进行临床决策分析的思考孙晓花，刘爱忠
2型糖尿病医疗后果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论杨土保，孙振球
妇科内分泌疾病诊疗的从优选择王林，辛晓燕，郭照江
关于肿瘤专科诊疗最优化与过度医疗李刚，梁红娟，郭照江，闵婕，张，苏勤
部级继续医学教育“研究伦理”培训班现在开始报名
食管癌内镜技术最优化原则的思考李健，易会兴，王立东
“向癌症宣战”计划的经验教训李吉学，李燕杰，王立东
结核病的再燃和控制新策略王爽，郭晓明，邱淑文，刘凤芝
现代医学人文回归的学术性与现实性赵美娟
论护理学是医学中人文精神的主要承载者马翠云
医院门诊计算机就医流程中的人文思考谷颖成
现代医学科学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与临床医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李宏宇，梁斌，李荣祝
心、脑科学与医学人道主义价值观兰礼吉
循证医学对医学不确定性的影响曹晓曼，刘秦
循证医学发展对临床医学科研人员的启示谢峻，陈大军，王琳
关于一稿两投问题的声明
正确理解和应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方法段登志，段呈玉，滕毅山，张琼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医学适宜技术的推广罗海彦，胡长林
“零缺陷”与医疗纠纷的防范朱少铭，周娟
纳米细菌与冠心病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尹倪，陈胜喜
β受体阻滞剂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思考王新华，刘恒，龚晓会
慢性心力衰竭与β受体阻滞剂任延平，吕卓人
视网膜手术的发展与思考杨咏梅，吴欣怡
近视眼治疗史的回顾与思考王华，刘双珍
胰肾联合移植的伦理透视陈新华，郑树森，施卫星
生殖细胞基因增强技术的伦理争议与对策姜力骏
肤纹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张海国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哲学思考肖毅，张东华，刘文励
现代移植医学与再生医学的差异和互补高昱，高铭仁
法制环境下的现代医学——一个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王琼书，李灵杰，宋华
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及医疗行业的对策温宇英，丁乾
社会实践在卫生法教学中的应用翁开源
中医要有自己的金标准彭坚，吴兴旺
中医药研究的“复杂性”辨析——兼谈证候研究的思路程伟
中医学的传统优势与现展的思考丁建中，张六通
试析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理论贾林祥
从对人性的关注看心理疗法的整合趋势杨文辉，姚树桥，贺达仁
新形势下的危机干预:2001年“9.11”事件后的新泽西MaureenM.Underwood，JohnKalafat，辛晶
也谈手术速度刘泉开
模棱两可的“准生命”——一把并不好使的剃刀樊嘉禄，刘燕
数字化医院下的科研管理刘树雷；
提高医药伦理审查质量、促进生物医药科技发展许嘉齐；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伦理委员会SOP解读沈铭贤；胡庆澧；丘祥兴；
临床研究中的受试者权益保障面临的挑战茅益民；
临床试验的科学性和伦理问题金丕焕；
北京地区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现状的调查分析吴晓瑞；李义庭；赵学志；罗艳侠；
伦理委员会继续培训项目和质量管理伍蓉；刘海涛；邹和建；
农村地区PLWHA心理支持项目研究江启成；方桂霞；李佳；李珅；
农村艾滋病人心理支持典型案例分析方桂霞；江启成；杨善发；
HIV母婴传播防治中的现存问题和对策高艳纳；王红红；
河南省农村地区艾滋病卫生服务系统反应性分析魏俊涛；朱伟；吴昊；赵晓媛；张传排；
医学人文精神缺失的认识根源李振良；李肖峰；
论医疗行为中的职业冷漠与人文关怀许小凤；惠礽华；
论新戒毒模式的人文内涵罗涛；郝伟；邓奇坚；
我国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模式及效果研究赵明；马进；
我国公立医院产权改革探析王小丽；
我国医院公益性淡化的表现及其成因分析孔祥金；李贞玉；
各国医疗鉴定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邱实；邓世雄；
论对患者自主决策权的限制蔡昱；
略论禅与心理治疗相关的几个主题朱浩；朱蕾；
禅宗牧牛图对现代心理治疗技术的启示程志立；张其成；
基于正念禅修的心理疗法述评余青云；张海钟；
中药药性理论的哲学诠析王磊；彭劲松；杨云松；
关于耳穴的认识过程边慧；周文琪；
浅淡《周易》与《黄帝内经》中的象数思维高立珍；孟彪；
《黄帝内经》养生思想探析何颖；
创新、奉献精神与医学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黄正接；罗琪；张亚强；胡咏晖；
现代医学发展对中西医结合教学的影响王炜；张艳萍；朱虹；
临床医学科研人才培养的实践范式研究王彬；郭启勇；周文颖；
助产士与中国近代的分娩卫生赵婧；
论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崛起杨晶鑫；
人是目的——《医学与哲学》杂志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学人文的合作与实践兰礼吉；李琰；
《医学与哲学》引领我们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王洪奇；
追寻心理问题的社会根源——评《社会角色与心理健康》胡志海；
伦理委员会的建设与运作——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刘闵；
第九次亚洲生命伦理学大会论文摘要选译(Ⅲ)王延光；冯超；
医学整合:增进国民健康的必由之路——在首届医学发展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尹力；
以人为本全面推进医学整合——在医学发展高峰论坛上的讲话吴启迪；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医学发展高峰论坛北京共识
“医学发展高峰论坛”新闻稿
中国人口健康转型与医学整合饶克勤；
中国医改进程中的慢性病预防控制杨功焕；
医学整合:我国医改目标实现的关键李立明；
医学整合的境界、胸怀和志气陆广莘；
论医疗实践中的人文关怀凌锋；
论医学的人本体及其文化内核耿拔群；范群；
语义结构理论与临床推理邓云龙；袁道瑞；杨帆；潘辰；田勇泉；
抗原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胡涛；刘希伟；付强；张海霞；
论医患沟通中医生的语言沟通技能谢保群；
基于语料库的医生第一人称复数指示语研究杨石乔；
社会学视角下的“医学迈向社会”周业勤；
和谐医患关系中医生的言语礼貌策略分析宋振芹；
一项创新性微创手术的伦理争议黄瑾；
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中的伦理学思考周晓军；李雪梅；
肺结核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杨健；刘颖；宋文质；
性病诊治中医疗告知的伦理学因素探讨蒋明华；
抑郁症:一种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刘歌；赵山明；
抑郁自我图式研究范式进展陈聪；
进食障碍亚临床状态的概念及诊断陆晓花；张宁；
辩证行为疗法的回顾与前瞻舒姝；刘将；
临床医师成才规律的调查与分析袁蕙芸；李享；周莹；程华丰；范关荣；
判例教学法对我国卫生法教学改革的重塑与推进峗怡；贺加；
人体形态学教学中的哲学思维——以组织胚胎学为例胡军；宫琳琳；王效军；宋阳；杨佩满；
通向斯德哥尔摩的“七彩拼图”——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成功法则田文泽；
RNA酶的发现与启示翁屹；刘锐；
卫生法学论文状况研究报告——《医学与哲学》对卫生法学学科发展的独特贡献姜柏生；任元鹏；
《医学与哲学》载我学海泛舟三十年高也陶；
挚友师长同行事业命运与共——情寄《医学与哲学》30年庆徐维廉；
第九次亚洲生命伦理学大会论文摘要选译(Ⅰ)冯超；
众多媒体关注首届医学发展高峰论坛高度评价会议丰硕成果杨阳；
抓住机遇，锐意进取，期盼更多的学术大师在纪念《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30周年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冯长根；
聚焦医学理念关注现实为繁荣医学与人文贡献力量在纪念《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30周年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3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杜治政；
在东西方交流与合作中促进医学创新在纪念《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30周年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彭瑞聪；
为病人提供适度和可及的技术服务在纪念《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30周年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大一；
一定给予《医学与哲学》更多的支持在纪念《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30周年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唐建武；
中国医学哲学30年刘虹；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医学整合与伦理重构——祝贺《医学与哲学》创刊三十周年范瑞平；
三十而立，走向成熟——一本杂志倡导着与医学有关的另一种生活程伟；
写在《医学与哲学》办刊30周年之际李中琳；
干细胞研究与应用中伦理问题的再调查:结果与建议丘祥兴；胡庆澧；沈铭贤；田一飞；王一飞；
2010年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讨会及中美生命伦理学暑期研讨班通知
中国临床遗传学检测的伦理问题陈瑛；钱吉；李红；
论家系遗传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王利红；陈晓阳；杨同卫；
“柔性支架”——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医患危机曲玉波；
“关系就医”现象的调查与分析屈英和；田毅鹏；周同梅；
医疗团队视角下新型医护关系的构建于红典；夏保京；谢鹏；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周易》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两千余年来，它以精湛深邃的思维方式与独特的结构框架，不仅深刻影响到中国传统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成为推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由著名哲学史家朱伯崑先生主编、任继愈先生作序的《易学智慧丛书》，是一套着眼于从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阐述易学的特色及其价值的大书。在本丛书中，由萧汉明教授撰写的《易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一书，对传统医学中所蕴涵的易学智慧，作了精到的阐发，为人们了解中医的本来面貌、为中医从巫术的丛林走向现代科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该书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揭示了中医与易学思维方式的相似性，以及易学对历代中医理论家与实践者们所给予的智慧启迪。在人类发展史上，巫医是结伴而行的。《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它能够对中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于历代医家对易学的自觉认同，在于他们对易学思维方式的把握。正是易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医学理论与实践，都带上了易学智慧的烙印。自我国早期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开始，《周易》的思维方式和范畴系统对医学便表现出了的极为明显影响。
在分析主要医学典籍文本的基础上，萧汉明教授认为易学对传统医学的滋养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周易》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与汉易的“卦气说”、“九宫图式”等内容，为传统医学提供了系统的、有机的思维方法，使传统医学对人的考察，能够着眼于放在整个自然的大系统中，对影响人的内外因素作整体的分析。二是《周易》的“取象比类”方法，即是将人体与自然现象相比附，医家视人体与天地同构，以及人体局部信息对整体的反映等，就是对“取象比类”方法的运用。易学对自然界的阴阳对称平衡、五行生克等现象的把握，为医家对人体的平衡、生克、变化的认识，提供了基础。历代有成就的医家，诸如张仲景、王叔和、王冰、刘元素、朱震亨、楼英、李时珍、张介宾、吴有性、唐宗海等等，他们在医学上的成就，无不与他们自觉地对易学思维方式的运用、对易学智慧的吸收有关。三是《周易》与医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周易》中的原则、方法，对中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张介宾就明确地提出，医易之间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关乎阴阳之事，“《易》之与医，宁有二哉！”这种自觉的医易会通，正是传统医学走向成熟与完善的标志。
在总论易学对中医的指导意义之后，从中医原典出发，以专题的形式，具体地阐述了易学与中医的典型相关课题，将易学对中医的影响令人信服地展现出来。作者深入地发掘了《周易》对中医认识人体的影响，认为在中医的病源机理理论中，历代医家都明显地借鉴了《周易》的各种解释世界模型；医家在建构各种传染病的周期理论时，则受到了易学中“卦气说”的影响；在中医的辨证诊断学中，历代医家根据望闻问切所获取的病变资料，不断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辨证理论，都自觉地运用了《周易》中的“穷神知化”的认识方法，即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达到了解病源、病史、病变的症候，进而预知和把握阻止疾病的方法。
萧汉明教授认为，在中医治疗学方面，中医提倡的因时、因地、因人施治的“三因制宜”原则，要求将患者的各种健康状况，与四时阴阳的升降、地域水土的差异等生态环境，看作是一个互动的整体系统，在辨证的基础上，实现对具体病变的准确判断，这些与《周易》的“随时”、“守中”、“探赜索隐”之义，是一脉相承的；而治疗中对疾病病症要“分辨标本”、对疾病发展趋向“正反逆从”的把握，与《周易》的太极观、神化观、变通观等的指导，是密不可分的。在用药的原则上，清代医家吴瑭根据“草木各得一太极之理”的理论，在援草木入药时，利用草木的不同部位药性的差异，以发挥它们的不同作用，这正是对太极之理的运用。在药物的配伍方剂中，则有“君臣佐使”之说，这同样体现了《周易》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各从其类的易学智慧。在针刺疗法中，各种用针取穴的理论，明显地带有医家对汉、宋两代象数易学理解差异的烙印。在传统的气功养生理论中，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创造性地综合了《周易》、黄老道学、以及道教的丹术理论，认为三者同出一源，这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气功更自觉地与《周易》结合在一起。
总之，《易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深入的剖析了易学智慧对中医的影响，作者结合周易与传统医学理论，深入地探讨了中医的哲学基础。作者立足于医学典籍，探讨易学智慧，使得他的医易会通真实可信，同时又水乳交融；他用读易的方法，来研读中医原典，使中医的思维成就得以突现。传统医学中，尽管有“作药引子的蟋蟀，要原配的”之类的臆想、昏话，但“医者，意也”在总体上，则反映的是医家基于“望闻问切”之上的综合判断，反映的是天人一体的整体有机思维方式，反映的是“唯变所适”的易学智慧。可以说，不懂得易，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医的精髓，是易学给予了中国传统医学长盛不衰的生命源泉。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对中医学的阴阳、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为人称道,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以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非但如此,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所以,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当引起重视,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因此,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因此,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毫无疑问,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以及人文关系,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应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那么,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所以,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因次,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体认其自在的哲学,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哲学的重要任务,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但以阴阳为体。《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的医疗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药物为辅;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中医哲学和中医学及中国生命科学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篇幅：42000余字）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WWW.lw881.com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 ”（《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nb sp;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 sp;“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 sp;“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1.医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
哲学与医学的关系是医学界和哲学界普遍感兴趣的一个课题，新一代医学教育也必须在哲学思想的支撑下，才能打破教育的孤岛局面，培养在全球信息与知识流动条件下的岗位胜任能力，以适应新世纪医疗卫生事业的人才需要的国际化趋势。首先，一切科学源于哲学，阿尔克马翁首先提出医学应该与哲学相结合，希波克拉底将唯物主义哲学运用于医学中，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唯物主义医学体系，盖伦倡导的科学方法论也注重形式逻辑、强调演绎法等特点。中国有“医易同源”之理念，“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易学思想指导了中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如果把阴阳观还原为现代哲学理念，以天人合一整体观的方法论和相对论非绝对对立的思维方法，解读现代医疗环境中的人和人的生理、病理和心理，则无疑是科学的。
另外，医学与哲学从其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来看，共同支撑着一个由“身”和“心”两个部分构成的生命，从两个不同的维度，运用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解决人的共同生命问题[5]。因此，哲学也是另一种医学，哲学是学术的制高点，例如，虽然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但常常习惯于对号入座，将知识套用于临床，就病论病而缺乏哲学思维的掌控，其结果是在临床实践中感到很多情况力不从心，使医学知识难以提升。此种缺陷的关键因素在于，没有将知识有效地应用起来，缺乏对医学哲学范畴的理解。临床教师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运用哲学思维启迪学生，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待临床医学，切身感受到哲学思维的多样性和系统性，使其成为终生受用的哲学思维。
2 临床医学教育中需要审视的医学哲学理念
医学中的哲学是推进医学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探索医学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医学科学与医学文化等一系列问题[]。针对医学生存在的医学哲学理念的某些理解误区，有必要对医学生的医学哲学理念进行认真的审视，有助于学生岗位胜任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首先，要调整否定之否定环节中的思维偏执。例如，古代医学因为缺乏技术而更重视对患者的人文关怀，0世纪后的科学技术发展是对古老医学的否定，技术进步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发展，但是由于技术的迅速扩张，使医学人文不断萎缩，以至于接近毁灭的边缘，医学的内部矛盾发生了巨变，人们认识到单纯依靠技术来保护和延长生命是不够的，医学的非人性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因此，医学要求再次否定而回归人文，这是医学发展的必然方向。然而，面对当今人文缺失的局面，很多人却认为所有医学和社会问题都是因为技术不够而造成的，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种对否定之否定的偏执，是当下医学人文回归的主要障碍，势必导致医学的畸形发展，同时，人文回归也绝对不是不要技术，而是必须将医学技术与人文紧密结合，实现医学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更高层次的进步。
其次，要修复对立统一规律中的思维“断裂”。现代医学所受的教育最容易使学生掉入二分法的陷阱，把事物分成两部分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合二为一才是完整的对立统一规律。由于当今人类活动范围不断增大，接触到的事物不断增多，问题思考便更加深入，单纯的二分法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因为事物不是只有相互对立的两面，对立只是两个极端而已，而更多的则是在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这种过渡状态显然是二分法不足以描述的，因此，建立三分法思维是21世纪医学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同时还应懂得，三种思维方法也是对立而统一，各有千秋，相互结合，取长补短。三分法包含着一分法和二分法，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符合哲学辩证思维，医学教育务必努力修复医学生的思维裂痕，以适应新世纪医学发展的需要。
3 临床医学教学中的医学哲学范畴
医学教育要培养学生跳出单纯的临床思维，进入哲学思维领域，从而提升医学生的整体职业素质。医学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临床医疗中的应用，医学哲学是以医学临床实践中的一般性和普遍性问题为研究对象。探究正常和异常、动态和静态、生理和心理、整体与局部等诸多医学哲学范畴[8]。
3.1领悟正常与异常范畴，抓住临床诊疗本质
正常与异常隶属医学哲学范畴，正常和异常并非是简单地对个体结构和功能生物学意义的分类，而是对正常和异常这一最常见的医学现象进行整体抽象认识形式。大多数医学生常误认为“生理反应属于正常的反应，而病理反应就是不正常的反应”。运用医学哲学范畴可以领悟到，正常反应是生理反应，生理反应并非都是正常的或良性的；病理反应是异常情况下的反应，但异常情况下的反应也不一定就是异常的或是不良的。例如，失血性休克时心跳加快是休克状态的病理反应，
但不一定就是不良反应，心跳加快是机体异常时的警示，同时也是机体代偿过程的反应，因为失血导致血容量锐减，为维持有效循环血量和血压，心脏就要增加自身功能，由于增加每搏量的能力有限，所以，只能靠增加心率来弥补容量不足。心率增快具有两面性，增快具有代偿作用，但过度增快可能会导致心脏衰竭。因此，如果疏忽纠正休克的根本原因，而单一降低心率则是十分错误的决策。相反，如果失血时心率不能相应加快，甚或心率减慢，则正是机体更加危险的信号，甚至引发心泵功能丧失。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病理反应均是正常的，但多数病理反应却都是生理的，其出发点与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是一致的。
正常和异常是一种多重关系的统_，具有各种变量的非线性联系。因此，临床正常和异常界定标准是多元的，并非仅是医学统计学标准。正常与异常也是对立统一整体，需要辩证思维和个体化管理。正常血压范围反应正常人群血压的平均范围，而患者的血压是疾病状态下的个体特殊反应，即当机体陷于异常状态时，正常范围的血压并非为“正常”状态。例如，动脉硬化性高血压患者，平素就维持血压在180mmHg/70mmHg左右，这个数值是机体自身逐渐适应的反映，收缩压高以维持高血管张力下的各个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而一定水平舒张压则维持心脏冠脉供血，因此，脉压差过大也是患者个体内在调整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患者自身适应性的最低限度。如果麻醉手术过程中试图将收缩压降到“正常”范围，则可能因为舒张压过低而发生心脏异常反应甚至心搏骤停。正常与异常不仅仅因患者的躯体情况而变动，而且也随心理和环境因素而有差别。临床上简单区分正常和异常的思维，其本质上是一种两极化的思维，只是部分认识对象存在状态的反映。因此，对正常和异常这种临床上广泛运用的思维形式，给予医学哲学层面的分析，可以培养医学生从思辨中把握整体，从抽象中引向深刻。
3.2掌握动态与静态范畴，提升临床诊疗方法
受传统学科为中心的课程模式影响，医学生知识结构常常只停留在具体的病理或生理变化上，将机体看成一架精密“机器”缺乏基础和临床实际的相互渗透。人类生命体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疾病也处于运动变化或进化中，机体是一个整体，有所变有所不变，而不是一部分变一部分不变。例如，休克时使用升压药维持血压达到正常范围，但并不等于机体已经恢复正常，因为，机体血容量不足没有得到最终恢复，表面的血压稳定是机体内部动态变化的结果，或是升压药物作用的假象，一旦这种动态平衡被打破，静态稳定的真相就会显现出来，抗休克治疗中要维持血压稳定，其升压药物剂量与容量治疗效果一定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动态观察疾病的转归，随着容量的增加使升压药逐渐减少，最终实现不需要任何治疗的机体内部的自然康复。此时的表现才是机体内环境恢复稳定的真相。临床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用动态的思维审视临床现象，培养与“时”俱进的管理思维。
自然状态一定优于人工状态，但是没有人工也不行，临床疾病状态就是机体内部的动态平衡发生紊乱，不足以维持机体的生命活动。临床各种治疗就是按照人的目的而使机体人工化的过程，其根本目标是为了恢复和维持机体的自然平衡状态，因此，“凡为治疗，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治疗”这也应该是临床医学教育的基本理念[9]。例如，抗生素治疗就是一种人工干预，其作用是协助机体内部的防御系统抵抗外来病菌，而当机体恢复正常防御能力，能够消除病菌的侵袭后就应该及时停止使用，而大量、过量、长期滥用抗生素，则势必导致菌群失调而损害机体正常防御系统。因而，要摆脱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静态观点，建立动态的观察理念，通过临床表现的改变透视内部动态变化的方向，适时掌控“治与不治”的准确“时”段，体现了一名医生或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技术水平，领悟医学哲学范畴的内涵，才会有能力胜任未来的医疗岗位。诚如一句名言：好的外科医生知道如何不做手术；而好的内科医生也应该知道如何不进行治疗。
3.3善用生理与心理融合，协调临床医患关系
生物医学为主体的医学教育中，因为技术主体化趋势，医学生容易进入单靠技术治病的圈子，而常常忽视人文，缺乏生理与心理因素结合以及生物医学与人文医学素质相连接[1°]。虽然不少医学生也深深感觉到心理因素影响疾病的转归和医患关系，但在实践工作中如何去了解和调整心理对患者的影响却存在很多困惑。例如，疼痛就是由实际或潜在的组织损伤而引起的一种不愉快感觉和情感经历，疼痛来自患者主观感受，旁人不可能根据自身感受或临床经验对具体患者的疼痛程度做出准确的论断。相同的疼痛刺激对不同的个体来说，可以产生不同的疼痛感觉，而且患者的恐惧和不信任等心理因素将会使患者的疼痛反应增大。当今构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并不是技术因素，而是医学人文素质的缺失，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医生们“不会说话”加剧了医患矛盾，人文医学已成为调解医患双方混沌地带的搅棒，医学人文与道德素养已经成为医学教育的主流课程，良好的医疗服务有赖于对患者的关爱和生命的敬畏，需要生理与心理的契合，以及医学与哲学的融汇。
[论文关键词]系统医学哲学观 “三观”教育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医学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诞生而产生、丰富与发展。考察人类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同医派无一不是从哲学中孕育而生，在哲学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二者具有鲜明的同源性。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在论述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不足时，提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现代医学新的发展模式，这标志着医学的模式正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种充满了辩证统一思想模式的转变，也更加印证了恩格斯“自然科学向哲学辩证思维复归”的观点。现代医学哲学模式的建立对未来医学人才的思想品德、专业理论、医疗技术、临床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只有知识更加广博，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式、全方位、统一整体辩证的思维能力，才能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求，其本质就是按照系统医学哲学观来培养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随着医学教育内容和标准的全球化、国际化，按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来评价医学院校及医学生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素质，而且应有高尚的医德，只有这样才能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医学是一个需要付出毕生精力的学科，因此要有“笃学精术”的品格，要培养学生刻苦求学的意识，尊重科学知识，踏实钻研的精神，树立修身为本的理念。坚持修身为本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未来职场生涯中能够把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医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思想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医学生具有哲学家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沉着、冷静的判断，具备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用冷静的思想和理性的经验去探索病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相继传入，各种流派的思想也纷至沓来，如何明辨精华与糟粕，不被西方的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对医学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能不能从思想上给学生以“顶层设计”，给学生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在当今医学教育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主张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医学生的教育与实践，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抛弃狭隘的功利目的，培养超脱的心境，塑造追求真理、探讨医理医源、关怀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医学生自身科学研究与坚持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尚情怀与素养。对医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要突出“人文关怀”教育，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只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以维护生命作为医学最高使命和职责，医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才能摆脱“技术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束缚，从而构建起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人文理念，使思想教育成果延伸和渗透到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之中。
二、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人生观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向医学领域持续、全面引入的过程。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对疾病的研究和对患者的治疗更为专业和深入，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高了临床的诊断率和治愈率，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重视技术、物质和人体，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介入，医学的“人文性”正在逐渐地丧失，表现出明显的失人性化倾向。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成为工业流水线式的操作过程，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对被服务者的心理关心，只重视“病”的存在而忽视了“患者”。当前，多数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大都产生于这种失人性化的服务，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医生仅仅是对“病”感兴趣，而忽视“病”的主体——人的心理和社会状态，使其自尊心受到漠视与侵害，从而对医疗过程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对抗。现代医学模式的兴起和发展，使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医学研究更多注意到人的整体性、社会性、自然性等属性，使医学教育趋向综合化、整体化、多元化发展，回归到了人文关怀和人道思想上。因此，现代医学教育必须加强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的培育，使学生树立起宏观与微观、静止与运动、整体与局部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观，不再以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分析生命现象，以应对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
基于以上医疗现状，近几年，医学教育把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将来从事医疗工作的“准医生”们，如果没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没有正确的人文理念，很难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要改善医疗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就很难实现。因此，医学教育要着眼于医学生的人生观教育，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以系统医学哲学观来构建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以正确的人生观来构建医学生的职业生涯。我们在医学生教育中挖掘整理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文精神，为医学生人生观教育积累生动活泼的教育素材，发挥医学大师们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激励和教育医学生。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对医学生而说，人生观既是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也是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格示范作用，挖掘他们的精神财富，运用于医学人文教育之中，突显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是对医学生进行人生观培养的一剂良方。医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善待患者，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荣耀，才能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
三、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世界观
医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教育技术有着密切联系，与哲学、伦理、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尤其是在现代医学医疗活动中面临大量道德难题的今天，培养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尤为重要。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学技术的判断，终究无法解决现代医疗活动中的伦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问题，而迫切需要借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行为实践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医学生不仅仅需要仓储充足的知识，还需要善于汲取、更新、应用技能。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看待医学，是当今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
人类文明出现的最初阶段，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认识水平有限，对生老病死的现象无法找出合理的解释。这个时期的人们将人类的健康、疾病、死亡都看做是受神灵支配的，人对此无能为力，健康是神灵的赐予，疾病与死亡是神灵的惩罚，只有通过对神灵的祈求才能实现健康的保护和疾病的治疗。处在这一时期的人们，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都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一历史时期医疗活动由神职和巫卜人员兼任，并没有独立的医学行业。
二、朴素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伴随着的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摆脱神灵迷信的束缚，对自然进行哲学思考，逐渐有了朴素的辩证整体医学观念。这一时期的人们将人类健康疾病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观察与思考，把哲学理论作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健康与疾病，形成了朴素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古代中国的五行、阴阳、精气学说，古代希腊希波克拉底体液说都是在此时期产生，这些学说都是对神灵医学观的否定，哲学思考逐渐代替了神学的解释，哲学家医生代替了神卜人员。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使得人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的生老病死无法做出更加科学的解释，但是，它为以后医学走上科学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
基督教在中世纪迅速发展，为抵抗其它哲学和教派发展，上层传教士汲取希腊哲学中对其有利部分与基督教原有信仰建立成新的教义体系。英、法、意等大学在此期间设置了一系列为神学服务，为神学理论及辩护的学科，所讲授理论称为经院哲学。黑暗的中世纪，自然科学知识被扭曲，成为了神学的附属物，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科学与文明被淹没。这个时期的医学停滞不前，甚至退步。受当时奥古斯丁原罪思想的影响，人们依赖祈祷进行疾病的治疗与健康的保护，带有不切实际色彩的点金术与返老还童灵药盛行，此时的医生为僧侣医生，有限的医学知识沦为了僧侣医学模式的牺牲品。
四、生物医学模式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十五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初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天体运行理论以及伽利略所领导的实验科学等较为先进的科学理论，科学的进步动摇了宗教神学的自然观。牛顿力学三大定律的提出实现了近代科学的第一次综合，形成了用力和机械运动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人们用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生命和疾病，把人体看成是许多零件组成的机器，疾病就是机器出现故障或失灵，可以修补和完善达到健康的目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封建权威和宗教神权的统治被彻底，为科学的进步扫清了障碍，自然科学开始迅猛的发展。近代的实验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的巨大进步使得近代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人们对生命现象及其变化以及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是建立在对生物科学认识基础上的，认为疾病从发生、发展、到治疗、预防，都是有生物学因素决定的。每种疾病都有特定的生物或理化因素，会给人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带来形态或化学上的变化，且这种变化是可测量的。这种建立在生物科学的基础上，强调生物科学对医学的作用的医学模式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它认为疾病的生成是因为细胞的病变引起组织结构病变进而导致器官功能障碍。建立在机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与发展，一直沿用至今。
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1755年，康德运用辩证的观点，概括综合当时的天文学、力学成就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恩格斯敏锐地预见到自然科学必然要回归到辩证思维，他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首次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融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i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了“机体系统理论”指出“系统的定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种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ii这个理论指出，对生命现象的解释应是整体性、系统性把握的，不应将其视为单纯的机械运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同样看到了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于197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需要新的医学模型：对生物医学的挑战》，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医学模式应替代已经不适应医学发展要求的生物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指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基本内容是“立足于生物、心理、社会等各种学科，认识疾病和健康不仅应从生物学的变量来测定，而且必须结合心理、社会因素来说明，并且必须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水平采取综合措施防治疾病、增进健康”iii。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人的健康和疾病问题，它认为人的心理与生理、精神与躯体、机体内外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心理和社会因素也是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六、结语
【摘要】 探析传统医学文献中的哲学思想，指出《易经》《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形成的哲学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具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认为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医学哲学; 医学哲学思想史; 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 《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 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 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 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 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 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 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 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 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 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1] 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2] 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 1997：3.
1“形而上”哲学思想的产生和认识过程
通过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以及博览历代著名中医学家著述，发现中国哲学中《周易》对中医哲学思想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形而上”哲学思想对中医学具有重大意义。《周易》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典，融天道、地道、人道于一身，而中医学以天、地、人合一为医魂，唐·孙思邈认为“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作者简介：刘祝贺〈1972—广男，主治中医师，硕士。研究方向：针灸推拿。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素问》对这个“形”有具体描述，如“气合而有形”，“气聚而成形”。气聚合以后就可以构成有形质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器世界的东西。那么，气还没有聚合以前显然就是一个无形的、形而上的状态。明清思想家王夫之云：“形而上者隐也，形而下者显也，也即可见与不可见之别，但它却不能被化约为有与无之别。”所以，世界就分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即一个道，一个器。器就是有形质的东西，叫做形而下。很显然，现代科学所探讨的物质世界，就是这个形而下的器世界。这个无形的“形而上”的东西，就称之为“道”，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
《道德经》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说明“道”是很难捉摸的，它是普遍存在和适用于宇宙万物的一种规律性，因而是相当抽象和具有代表性的。类似于数学中的代数学一样，需要具有将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都统一代表的功能，它让我们从“形而上”的层面来探索中医，也就是透过具体的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规律性，是对人体生命科学更高层次的认识。哲学家冯友兰以其擅长的理论思维方式剖析中医学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层面，将中医理论研究上升到哲学”形上学“的高度进行了深人的理论分析，确定了中医理论的哲学性质，为中医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形而上”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的重大意义
“形而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中医理论“阴阳五行学说”、“中药学”、中医病因病机“气化理论”及临床“治未病”上，现逐一阐释。
2.1在阴阳五行中的体现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滋生、发展及变化；并认为木、火、土、金、水5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这5种元素相互资生，相互制约，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阴和阳，最早是指阳光的向背，随着人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将其扩展到“形而上”的层次，既可以表示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来分析一个事物内部所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2个方面。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2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并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
“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正是这种高度抽象将自然界的各种有形的事物和现象的共同性质及作用归属到五行的无形特性中，特别是将五行配五脏、五行配五味，使其能运用到医学领域有重大意义。它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即宇宙万物间生理状态的合一。
2.2在中药学中的体现 中药的药性是指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及毒性等。中药四气又叫做四性，是指中药具有寒、热、温、凉4种药性，中药的温热与寒凉是与疾病的寒凉与温热相对而言的。《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神农本草经》：“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中药5味是指中药具有酸、苦、甘、辛、咸5种味道，《素问·至真要大论》：“辛能散能行，酸能收能涩，甘能缓能补，苦能燥能泻，咸能软能下。”这就是先哲们高明之处，运用最朴素的哲学思想凝炼提取出它们的共性，使不同的万物统一到一个共同的无形的属性上来，并且与阴阳、五行的属性相接轨，使它们在一个共同的层面上相互联系。即热性、温性的中药属阳，寒性、凉性的中药属阴；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素问·五脏生成》：“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中药的四气五味就是其化学结构特性的反映，但不是某一具体的化学成分，而是众多化学成分在广义酸碱上的共同体现，是宏观的，一味中药的化学成分太多，现代科学尚未完全表达。先哲们将其分类为寒凉温热平，酸苦甘辛咸等，以简驭繁，显示其客观物质世界的优越性㈨。也就是说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找到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将中药与人体紧密联系起来，并有理有据地运用，调节人体整体平衡并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1.3在中医气化理论中的体现 “气”的概念的形成也是“形而上”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医学从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素问·宝命全形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与宇宙万物一样，也是天地之气、阴阳交感的产物，是物质世界有规律的运动变化的结果。中医学的“气”是指人体内活力很强的、运行不息而无形可见的精微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最基本的物质。《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出人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人，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是言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无不有升降出人。黄元御在《四圣心源》中，非常重视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形成了独特的人体气化理论，宗四圣之旨，参以己见，提出了“左路木火升发，右路金水敛降，中焦土气斡旋”的理论模型，用“一气周流”一词来概括较为恰当。“一气周流学说”切中人体生理的本质，是从最本质的气的层次来阐述天地、人身之气的运行，可以让我们执简驭繁，对变化万千的疾病，通过症状透见本质，从而对疾病进行精确定位、准确治疗可有效指导临床辨证立法。“一气周流学说”认为阴阳五行之气的气化造就了天地间有章可循，周而复始的运行与演化；人体内部各脏腑气化作用，精、气、血、津液等生命物质的生化代谢过程，无一不与气化有关。临床上要善于从象以辨证用药，运用“形而上”哲学方法将察四诊的“有形之象”上升到察“无形之气”，我们观察到的不仅仅是有形的肉体躯壳，而且要“看”到人体一身之气的升降出入变化，借气而断病以用药，将阴阳五行、脏腑气化、药物等都统一到“一气”上来。只有透过有形的人体，而上升到人体气化的“形而上”的层面上来才是中医的思维方法，否则把握不住疾病的本质，难免落人“头痛医头，脚疼痛脚”的窠臼。
2.4对治未病的意义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有患者感觉身体不适，但各项检查均无异常。其实在中医看来患者身体的阴阳平衡巳经出现了问题，已经是“已病”的程度了。因此，为医者不但要善于治病，更要善于识病。疾病在未病的阶段，在未成形的阶段，你能否发现它，截获它，使它消于无形。像扁鹊望齐侯之色一样，病还在皮肤就发现了，在皮肤就进行治疗应该容易得多。《灵枢》：“上工守神，下工守形”。神是无形的东西，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只有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通过对人体气机的把握，掌握了人体的无形的气机变化状态，才能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及早调整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气机运行回到正常状态。
3结语
2017年3月15日―17日，城l规划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南京召开审定会议。城乡规划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秘书兼编写组组长孙施文，城乡规划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秘书长曲长虹，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安全与防灾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谢映霞，各编写小组组长及部分组员等30余人参加会议。孙施文主持会议。
会议对各编写小组根据二审会议意见形成的修改稿进行了细致讨论。专家们审读了七个章节的词条、中英文名称及释义，并集中探讨了各编写小组释义中出现的疑问，形成了解决方案。
3月15日，哲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审定会议。哲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地坤，全国科技名词委原专职副主任刘青，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审定三室温昌斌编审，哲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和各分支学科小组负责人等近20人与会。谢地坤主持会议。
会上，刘青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中华科学技术大词典》中哲学名词两岸对照工作的要求，对哲学名词审定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哲学名词审定工作总体进展顺利，目前收集了5400余条名词，并附有定义。但也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哲学名词普遍缺少对应的英文名，各分支学科间存在词条重复问题。与会专家重点讨论了重复名词的协调方案，下一步将对各分支学科名词按知识系统、概念体系排列、编号。
3月10日，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放射治疗学分委员会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召开工作会议。肿瘤医院放射科主任李晔雄教授，中华医学会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张玉森教授，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审定一室高素婷编审，项目负责人王小辉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宣布李晔雄任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放射治疗学分委员会主任。高素婷介绍了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张玉森介绍了医学名词审定的背景和阶段性进展，并详细介绍了儿科名词审定工作中的宝贵经验。李晔雄指出，近年来放射治疗学发展迅猛，国家在制定相关行业标准时，常常因为科技名词的不统一和不规范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需要尽快开展放射治疗名词的审定工作。下一步将与专家们讨论并完善放射治疗的学科框架体系，特别是进一步完善学科的分级，并以此作为选词的依据。
2月18日，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医学影像技术学分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审定会议。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余建明教授，西京医院石明国教授，北京协和医院付海鸿教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剑波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真林教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倪红艳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牛延涛教授，中华医学会名词审定办公室主任张玉森教授，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审定一室高素婷编审，项目负责人王海等35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余建明主持。
会上，余建明首先强调了《医学影像技术学名词》编写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专家们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修改和完善任务。高素婷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全国科技名词委概况，并重点介绍了名词审定工作流程。王海依据全国科技名词委制定的《科技名词审定原则与方法》对初稿提出了整体修改建议。与会专家根据稿件中存在的学科框架分类及各分支学科的选词、定名及释义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明确了具体要求和修改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