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3 11:40:56
第一条为了加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防范风险，保障被保险人以及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是指委托人、受托人和托管人。
本办法所称委托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保险集团公司、保险控股公司等保险机构。
本办法所称受托人，包括境内受托人和境外受托人。境内受托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规定条件的境内其他专业投资管理机构。境外受托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依法设立，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条件的专业投资管理机构。
本办法所称托管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条件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担任托管人的商业银行包括中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商独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保险资金，是指委托人自有外汇资金、用人民币购买的外汇资金及上述资金境外投资形成的资产。
第四条除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外汇局）另有规定以外，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委托受托人和托管人，由受托人、托管人根据协议约定，分别负责保险资金的境外投资运作和托管监督。
第五条受托投资、托管的保险资金与属于受托人、托管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托管人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
除因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活动产生债务等法定情形以外，不得对受托投资、托管的保险资金强制执行。
第六条委托人应当遵循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资产负债匹配原则，审慎做出投资决策，承担投资风险。
受托人、托管人以及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提供服务的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组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恪尽职守，严格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
第七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遵守境内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办法规定，遵守境外的相关法律和规定。
第八条中国保监会负责制定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政策，并依法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国家外汇局依法对与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关的付汇额度、汇兑等外汇事项实施管理。
第二章资格条件
第九条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完善的资产管理体制，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符合《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的规定；
（二）具有较强的投资管理能力、风险评估能力和投资绩效考核能力；
（三）有明确的资产配置政策和策略，实行严格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
（四）投资管理团队运作行为规范，主管投资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从事金融或者其他经济工作10年以上；
（五）财务稳健，资信良好，偿付能力充足率和风险监控指标符合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六）具有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
（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境内受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从事保险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资格；
（二）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三）建立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具有良好的境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安全高效的交易管理系统和财务管理系统；
（四）具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擅长境外投资和保险资产管理业务，配备一定数量的投资专业人员，主管投资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从事金融或者其他经济工作10年以上；
（五）实收资本和净资产均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资本规模和受托管理的资产规模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
（六）财务稳健，资信良好，风险监控指标符合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境外受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照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具有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资格；
（二）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三）建立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安全高效的交易管理系统和财务管理系统，具备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
（四）具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擅长保险资产管理业务，配备一定数量的投资专业人员且平均专业投资经验在10年以上；
（五）财务稳健，资信良好，风险监控指标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和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六）有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本规模和资产管理规模；
（七）购买与资产管理规模相适应的有关责任保险；
（八）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监管制度完善，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已经签订监管合作文件，并保持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
（九）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托管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托管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二）建立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严格的托管资产隔离制度、安全高效的托管系统和灾难处置系统；
（三）具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设立熟悉全球托管业务的专业托管部门，配备一定数量的托管业务人员；
（四）上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10％、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8％，财务稳健，资信良好，风险监控指标符合有关规定，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五）有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本规模和托管资产规模；
（六）具有结售汇业务资格；
（七）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经委托人同意,托管人可以选择符合下列条件的商业银行或者专业托管机构作为其托管人：
（一）依照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可以从事托管业务，并与托管人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二）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三）建立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有效的托管资产隔离制度、安全高效的托管系统和灾难处置系统；
（四）具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配备一定数量的熟悉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托管业务的专业托管人员；
（五）财务稳健，资信良好，风险监控指标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和监管机构的规定，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六）有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本规模和托管资产规模；
（七）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管理制度完善，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已经签订监管合作文件，并保持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
（八）托管协议规定的条件；
（九）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委托人与托管人、委托人与托管人之间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一）持有的对方股份超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比例；
（二）中国保监会认定的足以影响托管人、托管人依法履行托管义务的其他情形。
委托人应当保证受托人、托管人以及托管人之间，不存在前款规定的情形。
第三章申报管理
第十五条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提交下列书面材料一式三份：
（一）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业务申请书和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承诺书；
（二）股东大会、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同意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决议；
（三）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战略配置方案、投资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
（四）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能力、风险评估能力和绩效考核能力说明；
（五）内设资产管理部门和主要管理人员介绍；
（六）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财务报表、偿付能力报告及其说明；
（七）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八）银行外汇账户对账单；
（九）选聘受托人、托管人情况说明和拟签订的协议草案；
（十）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中国保监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颁发书面决定；决定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同时抄送国家外汇局。
第十六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委托人，在批准的投资比例内，向国家外汇局提出境外投资付汇额度申请，提交下列书面材料一式三份：
（一）投资付汇额度申请书，包括申请人基本情况、拟申请投资付汇额度以及资金来源说明；
（二）中国保监会批准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书面决定；
（三）上一年度的公司财务报表；
（四）中国保监会出具的受托人、托管人可以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或者托管业务的证明文件；
（五）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六）银行外汇账户对账单；
（七）国家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材料。
国家外汇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以内，做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决定核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核准的投资付汇额度；决定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书面决定同时抄送中国保监会。
第十七条境内受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书面材料一式三份：
（一）受托管理业务申请书；
（二）从事受托管理业务的意向书；
（三）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承诺书;
（四）从事保险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资格证明；
（五）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控制制度；
（六）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管理系统说明；
（七）部门设置和专业投资管理人员情况；
（八）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公司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九）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境内受托人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可以豁免提交本条第一款第（二）、（四）项材料。中国保监会自受理其申请之日起20日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颁发书面决定；决定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境内受托人为其他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的，可以豁免提交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材料。中国保监会根据本办法规定对其进行审慎评估，并自收到全部材料之日起20日以内，出具意见函。
第十八条境外受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书面材料一式三份：
（一）从事受托管理业务意向书和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承诺书；
（二）合法开业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三）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控制制度；
（四）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管理系统说明；
（五）部门设置和专业投资管理人员情况；
（六）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公司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七）责任保险保单复印件；
（八）所在地监管机构出具的境外受托人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意见书，所在地监管机构无法出具意见书的，由境外受托人作出相应的书面声明；
（九）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中国保监会根据本办法规定，对境外受托人进行审慎评估，并自收到全部材料之日起20日以内，出具意见函。
第十九条托管人开展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托管业务，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一式三份：
（一）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托管意向书和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承诺书；
（二）独立托管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和具体操作流程；
（三）全球托管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全球托管网络说明；
（四）内设托管部门和托管业务人员情况；
（五）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公司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六）所在地监管机构出具的托管人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意见书，或者托管人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作出的相应书面声明；
（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中国保监会根据本办法规定，对托管人进行审慎评估，并自收到全部材料之日起20日以内，出具意见函。
第四章账户管理
第二十条委托人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后，应当与托管人签订托管协议，在托管人处开设境外投资境内托管账户（以下简称境内托管账户）。
托管人应当对不同受托人、不同保险产品和不同性质的保险资金分别记账、分类管理。
第二十一条托管人应当根据与委托人签订的托管协议，为委托人开设境外投资结算账户和证券托管账户，用于境外投资的资金结算和证券托管。
托管人、托管人应当为不同委托人开设不同的账户，实施分类管理。
第二十二条委托人在境外发行上市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将境外上市募集的保险资金调回境内。
委托人在境外发行上市后，经批准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应当自中国保监会批准境外投资之日起30日以内，将境外上市募集的保险资金调回境内托管账户。
第二十三条下列收入属于委托人境内托管账户收入范围：
（一）划入的保险资金；
（二）汇入的投资本金和收益、股息、分红收入、利息收入；
（三）依法可以划入的其他收入。
第二十四条下列支出属于委托人境内托管账户支出范围：
（一）划入委托人境外投资结算账户的资金；
（二）汇出的投资本金；
（三）划回委托人外汇账户的资金；
（四）支付的有关税费；
（五）依法可以划出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五条下列收入属于委托人境外投资结算账户收入范围：
（一）从委托人的境内托管账户划入的资金；
（二）出售境外证券资产所得的资金；
（三）境外投资分红派息和利息所得；
（四）依法可以划入的其他收入。
第二十六条下列支出属于委托人境外投资结算账户支出范围：
（一）划入委托人境内托管账户的资金；
（二）购买境外证券资产的资金；
（三）支付的有关税费；
（四）依法可以划出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七条委托人购汇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汇回的本金及其收益，可以结汇也可以外汇形式保留。结汇的，应当持购汇证明办理有关手续。
委托人以自有外汇资金境外投资汇回的本金及其收益，除监管机构另有规定外，应当以外汇形式保留。
第二十八条委托人、受托人应当根据国家外汇局投资付汇额度核准文件，办理相关的购汇、付汇和结汇等手续。
托管人应当根据国家外汇局投资付汇额度核准文件、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指令，办理相关的资金划转手续。
第五章投资管理
第二十九条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按照资产负债匹配管理要求，审慎制定资产战略配置计划和境外投资指引，妥善安排投资期限和投资币种，并定期进行审验。
第三十条保险资金应当投资全球发展成熟的资本市场，配置主要国家或者地区货币。
第三十一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限于下列投资形式或者投资品种：
（一）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与逆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等货币市场产品；
（二）银行存款、结构性存款、债券、可转债、债券型基金、证券化产品、信托型产品等固定收益产品；
（三）股票、股票型基金、股权、股权型产品等权益类产品；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或者投资品种。
投资形式或者投资品种的具体管理办法由中国保监会另行制定。
第三十二条委托人可以根据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需要，在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具体投资比例内，自主确定境外投资比例，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委托人上年末总资产的15％；
（二）实际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国家外汇局核准的投资付汇额度；
（三）投资单一主体的比例符合中国保监会的规定；
（四）变更经批准的具体投资比例、投资形式或者品种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出变更申请，并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五）进行重大股权投资的，应当报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第六章风险管理
第三十三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依法从事相关业务，实行全面风险管理，加强信息沟通，确保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安全。
第三十四条委托人应当与受托人、托管人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载明受托人、托管人对监管机构的各项报告义务。书面协议应当保证文本规范，要素齐全。
第三十五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由委托人法人机构统一进行资产战略配置，内设的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具体的委托管理事务。
委托人分支机构不得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业务。
第三十六条委托人应当充分论证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可行性，从市场状况、技术条件、风险控制、人员配备、成本收益等方面，认真评估市场风险、国家风险、汇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
第三十七条委托人应当依据《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建立集中决策制度，确定岗位职责，规范投资运作流程。
第三十八条委托人应当制定选聘受托人和托管人的标准和程序，公开、公平、公正选择受托人和托管人，并进行有效监督。
委托人可以选择多个受托人，但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合理确定受托人数量；委托人只能选择一个托管人，托管人托管委托人境外投资的全部保险资金。
第三十九条委托人应当对委托保险资金的风险状况、受托人管理能力和投资业绩、托管人履职状况和服务水平进行定期评估。
第四十条委托人应当根据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风险特性以及交易对手信用等级、市场声誉、管理资产规模、投资管理业绩、行业管理经验等指标，实行业务授信管理或者比例管理。
第四十一条受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公平公正管理不同的受托资金，建立资产隔离制度，严格防范关联交易风险；
（二）严格遵守受托管理协议、委托人投资指引和本办法的规定，根据信用状况、风险属性、收益能力、信息透明度和流动性等指标，谨慎选择交易对手，控制投资范围和比例；
（三）建立交易监测系统、预警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
（四）采用风险计量指标，识别、测量不同投资品种和受托管理资产的风险，跟踪或者校正风险敞口，采取各种措施保证投资安全；
（五）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定期检查操作流程，建立信息沟通机制，确保资金运用的合法合规。
第四十二条境内保险机构经中国保监会同意在境外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担任境外受托人的，应当接受境内控股保险机构的监督管理，及时报告境外投资管理情况。
第四十三条托管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托管业务，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公平公正托管保险资金，对不同委托人的托管资产实施有效隔离；
（二）与托管人共同监督委托人和受托人境外投资行为，发现违法违规的，及时告知委托人、受托人，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三）与托管人共同负责所托管保险资金的清算、交收，及时准确核对资产，监督托管人，确保保险资金托管安全。
第四十四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规范决策和操作流程，实行专业岗位分离制度，建立内部控制和稽核监督机制，防范操作及其他风险，保障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序运行。
第四十五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防范化解重大突发风险。
第四十六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采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严格控制各类投资风险。
委托人可以授权受托人运用远期、掉期、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风险对冲管理。金融衍生产品仅用于规避投资风险，不得用于投机或者放大交易。
运用金融衍生产品的管理办法由中国保监会另行制定。
第七章信息披露与报告
第四十七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向相关当事人披露下列信息，不得有重大遗漏和虚假、误导、诋毁性陈述：
（一）境外投资战略配置和投资决策；
（二）境外投资交易执行、资金清算和资产托管情况；
（三）境外投资风险状况、合规监控、重大危机等有关重要事项。
第四十八条对在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活动中知悉的对方商业秘密，当事人依法负有保密义务。
第四十九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保证其他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约定，查阅或者复制有关资料。
第五十条委托人应当自下列情形发生之日起5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报告：
（一）变更受托人、托管人或者托管人；
（二）变更注册资本；
（三）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更；
（四）受到重大行政处罚、发生重大诉讼或者其他重大事件；
（五）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一条受托人发生重大诉讼、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者发生其他重大事件的，应当自或者被、收到处罚决定、发生重大事件之日起5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除前款规定以外，受托人还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规定，提交财务报表、内部审计报告、受托投资管理业绩报告、风险评估报告等有关材料。
第五十二条托管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提交有关报告：
（一）自开设委托人境内托管账户、境外投资结算账户和证券托管账户之日起5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报告账户开设情况；
（二）托管人变更注册资本和股东的，自变更之日起5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报告；
（三）托管人发生重大诉讼、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者发生其他重大事件的，自或者被、收到处罚决定、发生重大事件之日起5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报告；
（四）按照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规定，报告委托人购汇、结汇、汇出或者汇回本金、收益情况以及境内托管账户收支事项；
（五）按照中国保监会规定，提交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情况报表、托管人财务报表和内部审计报告；
（六）向国家外汇局申报符合规定的国际收支统计和结售汇统计；
（七）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报告。
第八章监督管理
第五十三条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境外投资的保险资金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担保；
（二）从事投机性外汇买卖；
（三）洗钱；
（四）利用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活动，与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串通获取非法利益；
（五）境内外有关法律以及规定禁止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聘请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条件的中介机构，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情况进行评估和审计。
第五十五条中国保监会有权调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政策和制度。
第五十六条根据监管需要，中国保监会有权对委托人和境内受托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情况进行检查和年度审核。
国家外汇局可以对委托人境外投资付汇额度、汇兑等外汇管理事项进行检查。
中国保监会、国家外汇局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协助检查。
第五十七条委托人违反本办法的，中国保监会可以对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其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并视情形责令委托人限期整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应受处罚的，由中国保监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五十八条受托人、托管人违反本办法或者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的，由中国保监会或者有关监管机构按照各自权限和监管职责给予行政处罚。
第五十九条受托人、托管人违反本办法和其他保险资金运用规定的，中国保监会将记录其不良行为，并视情形要求其提交书面说明；情节严重的，中国保监会可以责令保险公司予以更换。
第九章附则
第六十条中国保监会对保险资金设立境外保险类机构另有规定的，适用该规定。
第六十一条保险资金投资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适用本办法，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二条保险资金购买境内以人民币或者外币计价发行，以境外金融工具或者其他资产为投资对象的金融产品，适用本办法，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三条根据本办法向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提交的各类报告、材料以中文为准。
第六十四条本办法所称“日”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年底临近，记者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持续了一年多的全国各地存量企业年金由社保经办机构向具有资格的专业机构移交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恰在此时，11月12日，保监会颁布了《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保险公司经营养老保险业务的专项法规，包括六章共51条，分别对养老保险的经营主体、养老年金保险的产品管理和经营管理、企业年金管理业务和法律责任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根据保监会的要求，今后保险公司经营养老保险业务将以此为准。
几天后，11月1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第二批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名单，共认定24家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其中，包括长江养老、国寿养老、泰康养老、平安养老等六家保险机构，分别获得多种企业年金管理资格牌照。而长江养老保险公司一举获得受托人、投资管理人和账户管理人三重资格，年底即将全面承接上海市年金中心规模累计约180亿元的企业年金业务。
围绕年金制度，两个相关机构政策、动作迭出，表明各方面均十分看好养老保险市场的未来潜力，竞争其实相当激烈。而保监会有关人士表示，颁布《管理办法》的意图，是为养老保险业务订立规则，防范风险，同时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制定准入，其余的交给市场”。
定义“三个年金”
《管理办法》对养老保险的含义做出了新的解释。据此，以往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个人养老险、团体养老险和企业年金都属于文件规定的养老保险范畴。
从风险的角度，养老险是用来抵御“活得太长”的老龄化风险，以及用来防范死亡风险的寿险具有不同的意义。目前，保险业已开发百余商业养老险品种，均属于契约型养老保险，个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经济能力，直接向保险公司购买；也可以由企业作为一种内部福利，为企业员工集体购买，作为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补充。在《管理办法》当中，前者被定义为“个人年金”，后者被定义为“团体年金”。
此外，还存在一种信托模式的养老保险，被称为“企业年金”。这实质上和团体年金一样，也是企业作为福利为职工购买的补充养老保险。不过，根据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20号令）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23号令）中的规定，有别于“团体年金”的契约型，企业年金的管理采取信托模式。
具体而言，企业年金需要由企业委托符合劳动保障部认定资格的基金管理机构，作为企业年金计划的受托人。企业需要成立专门的年金管理委员会，对年金设立独立的专门账户。企业年金需要事先规定固定的缴费率，对受益人则采取登记个人账户的记账方式，每个人的缴费和运营收益完全对应到个人；在约定的缴费率之下，未来年金的领取额度完全取决于资金运营状况，受益人需要承担全部的投资运营风险。
上述两个文件规定，企业年金当与政府部门脱钩，实行市场化运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接收新的企业年金计划；新建立的企业年金计划，要由具备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资格的机构管理运营。而企业新设立企业年金计划，需要报送当地劳动保障部门。中央所属大型企业的年金方案，还应报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对于企业年金，以上《管理办法》也作出规定，除要求按照国家已有的规定进行管理运营，对合同的订立、风险的提示等也做出了规范性的要求。此外，《管理办法》还要求，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情况报告。
统合“第二支柱”
《管理办法》引人注目地将保险公司经营的传统养老险业务，与我国以往由社保部门管理的企业年金，统称为年金。尤其是将团体养老险称之为团体年金，使之处于和企业年金并列的地位。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意在为保险公司全面进军养老保险业务“正名”。
在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三支柱”体系中，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是第一支柱，企业年金被看作是第二支柱，个人养老险和团体养老险是第三支柱。作为“第二支柱”，以往各地企业年金基金由社保经办机构直接管理，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可享受在税前列支的优惠政策；而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年金和团体年金，却几乎没有任何此类似“支持”。
目前国内共有51家寿险公司开展养老保险业务。从2004年至今，中国保监会先后批准成立了太平养老、平安养老、中国人寿养老、长江养老和泰康养老等五家专业养老保险公司，专门经营养老保险业务。他们不但经营传统养老险业务，也积极争取成为合规的企业年金管理人。
由于存在税收优惠政策，有实力建立企业年金的大企业更青睐信托型的企业年金。为了和其他金融机构争夺年金管理人的资格，各保险公司收取的管理费一再降低，甚至一度打起“零管理费”的价格战。
不过，契约型养老保险也有自身优势。保险公司可以根据生命表和精算技术，利用保险公司的“三差”（费差、利差、死差）获取收益。由于管理成本相对较低，如果经营得当，长期收益相当可观。而在信托模式下，基金管理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仅仅是固定比率的基金管理费用。而且，如果采取信托模式的年金计划，保险公司为了取得基金管理人的资格，需要和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同台竞争，进入门槛大大提高。
“说实话，现在企业年金业务根本不赚钱，刚开始都是在赔钱。”一寿险公司高管无奈地告诉记者。很显然，保险公司更倾向于发展契约型养老保险模式，但这一模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信托模式企业年金的冲击。
早在2005年，当时三大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人保和平安的掌门人就曾经在政协会议上分别递交了有关年金市场的提案，主要内容无不与提高契约型养老保险的地位、争取税收优惠政策等有关。
《管理办法》颁布后，保监会再次公开强调，企业年金是属于补充养老保险，和团体养老年金保险共同构成我国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从原来的“三支柱”之分，到把“第二支柱”与“第三支柱”合并，显然是在概念上为团体年金的发展铺平道路。
此外，《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指出，保险公司经营养老保险业务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有关政策享受税收优惠。实际上，除了企业年金，目前对于其他两项年金业务并无具体的优惠政策。目前保监会正在加紧推动对个人年金和团体年金险种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
创造宽松环境
“又快又好，做大做强”，一直是保险业近年来的主旋律。《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固然是近年来养老保险市场规模总体上获得较大增长，但保监会有关人士也指出，我国的商业养老保险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整体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外部经营环境还有待改善等问题。
因此，《管理办法》在对具体业务的经营管理做出规范的同时，比较注重为保险公司创造宽松环境。“发展”二字仍然是整个文件的主旋律。
此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企业年金的受托人必须是符合资格的养老金管理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人士进一步解释，所谓养老金公司，应当完全专注于信托型养老金计划的管理，这意味其不能再经营其他商业保险品种。
对于经营主体，《管理办法》的规定则较为宽松。其第十条表述，除经营企业年金管理业务依法需经有关部门认定经办资格，人寿保险公司和养老保险公司经中国保监会核定，均可以经营养老保险业务。且在保监会颁发的牌照当中，其营业范围就包括了所有的年金品种。
在保监会有关人士看来，养老险和养老金从英文字面上看完全一致，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他们认为，在西方国家，例如在美国，养老险公司除可以经营契约型个人年金、团体年金，也可以受托经营信托型的企业年金，这三项业务并不冲突。
一些保险公司人士也表示，一个服务商同时经营多种业务会比较全面，只要保证在公司内部将契约型和信托型分开账户各自独立运营、单独核算，便可起到防止挤占挪用的现象。而全面经营也可利用保险公司的人力资源优势，同时形成规模效应。
同时，根据保监会2004年3月修订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公司在其住所地以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业务，需要设立分公司。但有些保险公司反映，养老保险公司成立之初，如果广铺机构，必然占用大量资金，对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约束。
针对此，《管理办法》专门做出规定，养老保险公司可以不设分支机构在全国开展业务，且可以通过委托形式办理企业年金，并应按照规定与保险机构签订《委托合同》。
此外，对于对同一投保团体在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成员，保险公司可以统一承保团体养老年金保险。这些规定为养老保险公司扩大业务铲除了地域障碍，在业内受到一致的拥护。
此外，《管理办法》还强调，保险公司应当积极进行养老保险产品创新，根据市场情况开发适合不同团体和个人需要的养老保险产品。
其别指出，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含有终身年金领取方式的个人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概念的养老保险更接近年金的实质。
双重模式之争
不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于《管理办法》当中的某些规定并不认同。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人士表示，根据企业年金的国际管理经验，现在的养老险公司只能看作“准养老金公司”，未来还需创造条件令其进一步转化为完全的养老金公司，完全专注于信托型的养老金管理业务。据透露，金融机构获得受托人资格，需要出具不经营其他商业保险业务的承诺函，未来一旦违背承诺，将取消其资格。
对于保险公司可委托保险机构代办有关企业年金管理业务的规定，劳动部有关人士也表示，如果所委托的保险机构与获得企业年金管理人资格的保险机构属于两个法人，这就违反了“一部三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于4月23日联合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社保部门终将会取消违规公司的年金管理人资格。
在社保部门看来，企业年金属于社会保险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确，因此在管理和监管上应当符合对社会保险的要求。很显然，主管机构的观念若不能获得一致，这对于养老保险市场未来的发展将形成不小的阻力。
而在一些专家眼中，无论是契约型还是信托型的年金计划，其实都各有利弊。例如，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企业年金的市场主体分为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四类。据其规定，“投资管理人与托管人不得为同一人，不得相互出资和相互持有股份”，由此，“四个人”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形成“‘权’与‘钱’分离的“三权分立”。如此，意在保护养老金不受以往社保经办机构三权合一制度下巨大的道德风险困扰。
但是，信托型的养老金计划牵涉机构众多，程序繁杂，又大大增加了养老金管理的交易费用。这也使得大量资金并不雄厚的中小企业徘徊在年金计划大门之外。契约型养老金计划运作成本虽低，年金运作完全集中于同一机构，又不免令人担心资金运作当中挤占挪用和投资失误的风险。
此外，学者也担心，企业年金的管理运营按照社保模式的投资理念，难免过于保守，很难真正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度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小企业在信托模式下的集合年金计划，但或许因为操作上的复杂性，至今迟迟没有出台办法。看来，未来能否研究出融合两类制度优点的养老保险计划，尚需要加速提上议事日程。
2.1 基本概念。
2.1.1 风险管理的定义及分类。
风险管理是通过识别风险、评估和分析风险，并对其进行积极明确的处理，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具安全保障的方法，以实现企业或项目以最低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根据巴塞尔协议，金融界通常把风险分为三种，即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信用风险。在我国对于风险主要分为战略、法律、财务、市场以及运营风险。对于信托风险管理来说，《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指引》中明确提出，风险管理的评价要素主要涉及信托公司的内控管理体系、信托业务风险管理以及净资本管理。
2.1.2 信托定义、业务类型及风险。
（1）信托定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清晰的定义了信托的概念，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意愿和目的以自身的名义对受托财产进行管理及处分。
（2）信托业务类型。
在我国对于信托业务类型的划分可谓多种多样，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可能存在一项信托业务可以被理解为多种信托类型。对于信托业务的划分，如果以关系成立的形式作为划分标准，可将其分为任意信托与法定信托；按照受托财产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动产信托（受托财产属于动产，如机械设备）、资金信托（即受托财产是货币资金）、不动产信托（即受托财产属于不动产，如土地、房产等）、金钱债权信托（受托财产为金钱债权，如保险单存款凭证等）以及有价证券信托；根据信托业务所涉及的法律依据属于民法或者是商法可以将其分为民事信托以及商事信托；根据委托人的性质又可将其分为个人、法人信托以及个人法人通用信托，即委托人如果为自然人，则设立的信托为个人信托，法人及个人法人通用信托亦如此；从受托人承接业务目的（即是否以获利为目的）的角度对业务进行划分，可以分为营业与非营业信托；据信托业务受益人为委托人自身、第三人又或者是业务本身能够促进某项公共事业或间接使得委托人受益，可将其分为自益、他益、公益以及私益信托；根据信托财产的流动是否局限于国内，可将其分为国内信托以及国际信托；根据我国《信托业务监管分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信托业务监管分类说明（试行）》，以信托公司是否具有信托财产的全部或者部分决策权将信托业务分为事务管理类和主动管理类信托业务。
（3）信托业务风险。
对于信托业务面临风险的类型一般分为：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以及政策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债权或金融产品交易的对手方由于自身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导致其没有能力履约或者主观上不愿履约，影响该债权或金融产品的现有价值或到期价值，从而对债权人或金融产品持有人带来某些或大或小损失的可能性。同样对于作为金融机构的信托公司，信用风险也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风险之一。信托公司的信托业务和固有业务，都有可能遇到因交易对手方违约带来的信用风险。主要业务类型就是信托融资项目中融资人的违约、金融机构间拆借市场拆入资金方的违约、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交易中正回购方的违约。比如常见的违约有以下两种：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经济转型期，如果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使得融资方经营环境恶劣，导致其现金流发生不利的异常变化，使得交易对手方没有能力履约或者履约能力降低，就会给融资类信托带来致命的信用风险；当货币市场政策突然趋紧、央行不予释放头寸缓解时，即便信用度较高的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因为头寸难平引发资金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的大面积违约，且该类信用违约传导性极强，影响效果恶劣。
操作风险是指来源于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由于机构内部制衡制度不够完善，监督和管理有限而导致风险的发生。对于信托公司来说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监督管理设置不够合理，不能及时发现信托业务中各种不利因素的行为风险。在信托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常见的操作风险主要是因为风控督查对业务人员没有起到严格的监管，导致业务人员故意犯错或者因失误导致风险结果的发生。还有一些诸如因为对业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不够，导致其不能及时了解监管机构出台的监管政策，影响业务发展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信托公司因现金流不充沛，不足以满足自身业务需要，从而使得业务可能面临风险并遭受损失。流动性风险主要发生在信托公司以及信托项目两个层面。在公司层面，由于信托公司可能无法及时获得充沛资金来应对业务的快速增长或按时支付到期的债务从而产生风险；发生在项目层面的风险，是指项目在信托计划到期日没有如约完成或者项目收益产生风险影响资金的回流，从而使得信托公司无法兑付投资者本金及收益或出现信托理财刚性兑付的现象。流动性风险的发生会使整个信托行业的理财都将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对于当事人信托机构以后的理财发行产生致命性的不利影响。
政策风险是指由于政府有关某市场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是有重要的举措、法规出台，引起某个市场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基础资产价格变动而导致的与其有关的金融产品或衍生产品价格异常发生的风险。信托业务常见政策风险有以下三类：第一类，存款利率的变化影响信托理财的销售，比如存款利率突然调高而信托理财收益并没有及时变化，则会降低社会投资者对信托理财的收益预期，动摇其购买信托理财的信念；第二类，行业政策变化对投向某行业的信托项目兑付产生的影响，比如当下信托行业主要投向的房地产行业，一旦政策不利于房地产行业发展，将会对投向房地产行业的信托项目兑付带来重大打击；第三，股票价格异常对证券类信托的影响，比如 2015 年 7、8 月份股灾发生时，信托公司的盯市交易员要时刻紧盯市场行情，以防持仓股票跌破警戒止损线时不能及时抛售股票而影响投资者的收益。
2.1.3 内部控制的定义。
关于内部控制的思想早在 18 世纪就已经产生，后来逐渐发展为调控企业经营管理的理论方法。对其可以定义为企业为了稳定持续发展，并实现企业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识别处理于公司不利的事项，从而保证企业合理经营的政策与程序。
2.1.4 资本管理。
（1）资本管理风险。
资本管理风险表示由资本充足率不足所引起的风险，当企业的资本金的名义规模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但是其实际资本却没有达到最低标准或者一部分资本金的来源与规定不符，从而使得企业经营管理出现风险的现象，即为资本管理风险。一般金融机构的资本构成包括实收资本（实际出资）、资本公积金、风险准备金、留存收益以及稳定长期负债等。资本充足率是监管资本（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最低资本标准）比风险资产加权值（以一定方法对各项目加权计算所得）。金融机构往往希望以较低的资本撬动较高的杠杆，即以低资本支撑大规模资产而获得较高的收益。但是其目的又与监管部门的意愿相反，因为监管部门是希望金融机构能够保留充足的资本金以应对金融风险，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金融机构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违反监管规定，以非常规手段掩盖其资本不足的事实，从而引发资本管理风险。
（2）净资本管理。
为了强化信托公司风险管理的监督力度，《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得以颁布，办法中指出对于信托公司而言，净资本是在净资产中除去各类资产及或有负债的风险扣除项和各种业务可能导致的资本损失。为了使得信托公司的资本保持充足以应对业务风险的出现，信托公司必须落实并实施净资本管理。
2.2 信托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2.2.1 风险管理理论。
亨瑞?法约尔是法国着名的管理学家，他在《一般管理和工业管理》中正式引入了风险管理这一概念，风险管理这一重要理论早在 18 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法约尔的定义正式将其引入了企业管理的领域。美国着名的管理学家威雷特在其书中提出了关于风险的解释，这是经济社会中人们第一次关于风险的正式定义，其提出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客观体现，而这种不确定性是指人们不愿意让某一事件发生，但其确实存在并可能发生的概率。莱特纳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德国经济背景，提出了风险处理手段这一说法，并且其强调关于风险的处理主要包括了风险发生前的控制与规避和已经发生时对其进行分散以及转移、消除。莱特纳认为对于风险的处理应该根据客观事实选择相应的手段进行调节，从而达到保护企业使其正常发展的目的。
20 世纪以后，风险的定义更加趋于成熟，奈特认为风险的不确定是可以测度的，并且提出风险虽然具有不确定的特性，但是其与不确定性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在 20 世纪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加强了对风险管理的研究，1952 年格拉尔再次对风险管理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关于风险管理的研究逐渐演变为一门新的学科，其通过初期的识别及度量，并采取各种措施对其进行规避，并在风险发生时对其进行整体研究且根据现实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从而达到降低损失及成本的目的。
2.2.2 信托风险管理理论。
风险管理理论自出现至今，经过长时间的挖掘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关于其分支，即企业、金融等风险管理已成为具有关联性的独立学科。1979 年，我国为推动经济发展、打破计划金融体制，人民银行建立了信托机构。由于信托制度及理论的缺乏，信托业在我国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先后被监管部门进行了六次整顿。我国信托行业发展至今已经超过保险业成为第二金融支柱，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管以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性、扩大经济社会利益、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下信托公司风险管理所受监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上通用的监督管理办法；另一方面是我国现行使用监督管理所依据的一法三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及《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
我国补充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制度建设起步较晚，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社部令2004年第20号)、《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劳社部令2004年第23号)(以下简称“两个试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企业年金制度才真正逐步走上了规范发展的道路。
在劳动部“两个试行办法”出台前，全国各地以补充养老保险名义建立的准企业年金运作模式主要有三种：委托社保机构进行管理；企业自我管理，自主运用资金；通过购买团体养老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进行管理。劳动部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初，全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有22463户，涉及职工703万人，积累基金493亿元。各地发展极为不均衡，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劳动局一项统计表明，截至2005年初，只有6家北京市属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覆盖人群5.2万人，基金资产约2.2亿元，主要采取自我管理模式。
保险业一直是我国补充养老保险市场的主力军，经过20多年的经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承保了大量的养老保险业务，为完善养老保险体系、保障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据统计，2005年，保险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为777.83亿元，团体养老保险保费收入达595.18亿元，客户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粮、华北电力、北京铁路局、摩托罗拉、惠普、宝洁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外资企业。其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其39万退休职工投保“中意阳光团体年金保险”，趸缴保费达200亿元，为全球最大的团险保单，属于契约型的准企业年金计划。
劳动部“两个试行办法”出台后，企业年金市场在探索中逐步规范发展。各寿险公司、养老保险公司积极申请经办资格，参与企业年金工作。一是加强调查研究。在保监会、劳动部组织下，由各养老和寿险公司的专业人士组成了税收政策、数据统计、精算技术、市场动态等多个课题组，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为制订企业年金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二是建立新的运营机制。针对自身的资格角色定位，各养老和寿险公司积极着手进行组织架构调整、人员配备、后台系统开发等各项准备工作，探索既服务客户又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的机制和体制。三是探索新的销售模式。获得企业年金资格的各家公司根据自身企业年金业务发展要求，在创新销售模式、销售渠道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例如：交叉销售、二次开发、销售专员模式等等。四是创新产品服务。各养老和寿险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创新产品和服务，充分利用精算技术、账户管理、后续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为企业量身定做企业年金计划，设计开发新型企业年金产品，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五是加大宣传力度。当前，我国企业和职工对年金的相关知识了解有限，迫切需要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年金知识，培育企业年金市场。一些公司在监管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与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合作举办专题培训讲座，宣传企业年金知识，提高了企业的认知程度，为将来开展企业年金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保险业参与企业年金发展存在的困难
(一)税收政策不到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企业年金税优政策，各地自行出台了一些支持企业年金发展的税优政策，但绝大多数没有得到真正实施，税收政策已成为企业年金发展的瓶颈。一是企业缴费没有税收优惠政策，加重了企业负担，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少企业由于企业年金暂时还无法享受税优而改投了商业养老保险；二是个人缴费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职工参与积极性不高；三是各类经办机构的税收政策尚未统一，相同业务在不同机构的税负不一致；四是投资环节的利息税、资本利得税、印花税等税收均无法减免，影响企业年金基金的积累。
(二)配套运行细则相对滞后。“两个试行办法”为企业年金的运营搭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但是尚未形成企业年金的建立、管理、运营、监督等各运行环节的规范制度和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企业年金方案的审批标准和程序、会计处理政策、托管账户和投资账户的开立办法乃至受托基金的统计口径等内容均没有明确，企业和经办机构迫切需要具有操作性的运作细则，统一有关程序和标准，真正实现企业年金业务规范化运作。
企业年金制度流程可以设计为：企业确立意向——成立企业年金执行小组或管理委员会——设计企业年金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向劳动部门报备企业年金方案——选择受托人与受托人签订受托管理合同——受托人与托管人、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签订合同——向劳动部门报备企业年金合同——获得企业年金登记号(批复函)——凭登记号在托管银行开设托管账户、在投资管理人处开设投资账户——企业在规定日期开始向账户供款——投资管理人开始投资运作——后续服务。
(三)认识存在误区。《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中指出：“企业年金是企业及其职工……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因此，不少人误认为企业年金等同于补充养老保险，只能采取《试行办法》规定的信托模式，将完全取代商业团体养老保险，而寿险公司将被边缘化，不能再直接经办企业年金和补充养老保险。因此，不少企业乃至部分保险公司对投保和销售商业团体养老保险采取了观望态度。为此，2004年7月保监会与劳动部曾进行沟通，其会谈纪要明确指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养老安排属于企业年金；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养老安排，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投保团体养老保险，也可按照《办法》建立企业年金”，但是纪要内容并没有形成文件下发，影响面很小。
(四)保险公司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不够。保险业有多年经营补充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的历史经验，开展企业年金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包括：雄厚的精算技术力量；强大的销售能力；能够提供多样化的年金产品；具有管理长期资产与长期负债匹配的能力；可以为企业提供包括年金计划设计、账户管理、投资等在内的一揽子服务。各保险公司对企业年金普遍寄予期望，但由于目前企业年金政策还存在诸多不明确因素。不少公司对如何建立和发展企业年金业务感到茫然，缺少发展企业年金的思想和技术准备。部分公司在团体养老保险运作中仍然采用包括零管理费、承诺高保底利率、利用长险短做、团单个做为企业“洗钱”等违规手段开展业务，比规模、冲速度。既没有积累企业年金的运作经验，又损害了保险业形象。与此同时，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正在抓紧学习研究保险公司的技术和经验，逐步在账户管理、市场营销方面赶超保险业。如果不加以重视，保险业在企业年金发展中的先发优势可能会逐渐丧失。
(五)各种资格角色之间的协调难度较大。按照现行管理规定，企业年金采用信托方式运作管理，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角色分离，互相制衡，以保证年金资产的安全，防范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在现行模式下具备不同资格的金融机构之间必须通过密切合作才能开展业务。但各类机构之间的合作难度较大。一是各经办机构之间因竞争关系，不愿意共享客户信息；二是多数金融机构虽自行开发了信息系统，但是短时期内难以实现各机构之间的系统对接；三是在现行制度下，各经办机构的利益很难平衡，出现推诿现象在所难免。
(六)功能定位模糊。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运作良好的企业年金市场既需要为一般客户提供“大而全”的服务、也需要满足特殊客户“小而专”的需求。但是目前各经办机构大多希望获得所有资格，定位于“大而全”。比如获得受托人、投资管理人资格的公司希望将账户管理人也囊括在内，获得账户管理人资格的公司则希望获得受托人、投资管理人资格。这种“大而全”的做法，可能产生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行为，损害委托人利益，同时容易引发恶性竞争，影响企业年金市场的健康发展。
(七)理事会定位不清。《试行办法》第15条规定：企业年金受托人可以是企业成立的企业年金理事会，也可以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法人受托机构，企业年金理事会与法人受托机构比较见表1。从国际经验来看，法人受托模式是企业年金发展的主流模式。据了解，成立理事会作为受托人的模式受到大中型企业的青睐，也得到了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的指导意见》(国资发分配[2005]135号)的支持。但是企业年金理事会作为民间团体，如何履行受托人职责，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均缺乏制度规定。理事会定位不清，将影响企业年金未来运营的安全与稳健。
(八)类型单一，没有调动多方主体的积极性。国际上大多数建立企业年金的国家均同时存在确定受益型(DB，又称契约型)和确定缴费型(DC，又称信托型)两种模式。DC计划和DB计划各有利弊，相互补充。DC计划的保险金给付水平最终受制于积累基金的规模和基金的投资收入，其养老金保障的适度性最终取决于一国的金融市场条件和基金投资绩效，雇员要承担年金基金的投资风险。DB计划的养老金给付水平则取决于退休前职工的收入水平和就业年限，在没有全面建立起物价指数调节机制前，面临通货膨胀风险。《试行办法》规定：“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企业年金制度安排主要采用信托型的DC计划。而有关DB模式的管理规定一直未能出台，不仅限制了企业的选择权，而且与目前保险业在补充养老保险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现实相悖，使得长期以DB模式提供准企业年金服务的商业保险公司失去了制度性保障，不利于企业年金的长远发展。
(九)监管和防范风险力度有待加强。一是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企业年金，监管标准不统一，存在寻租机会，可能出现监管重叠和真空，不利于企业年金的健康发展；二是风险防范体系有待建立，企业年金治理结构、信息披露等相关制度有待完善，如何保证年金资产安全，保护企业和职工利益，值得研究。
三、促进保险业参与企业年金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税收政策。从国际经验来看，税收优惠措施对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例如，美国、英国、荷兰的企业年金发展较快，目前所覆盖的职工人数都已达到全部职工人数的40%以上，其中荷兰高达83%。这些国家年金计划发展较快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很大关系。据统计，美国每年为企业参加养老基金提供的税收优惠数额高达500亿美元；英国每年的养老基金税收优惠额约为150亿英镑。与上述国家相比，德国的税收制度并不鼓励私人养老基金的发展。德国的税法规定，企业向养老基金会或保险公司支付的养老保险费不能在税前扣除，因此德国的企业很少举办基金式补充养老保险或向保险公司投保。
建议财政、税务、劳动等有关部门尽快协调制定全国统一的税收政策，一揽子解决企业年金税收优惠问题。具体来说，企业年金的税收待遇问题要涉及到缴费、投资和支付三个环节，只有各个环节的税收优惠都到位，才能充分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国际上企业年金制度的通行税收政策是EET税制，即允许企业与职工个人从税前收入中扣除企业年金缴费额，并减免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所得税，只对领取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一步到位采取EET税制难度较大，建议分两步，第一步先统一缴费环节的税收政策，第二步解决投资环节和支付环节的税收问题。
(二)推动DB模式的合法化。国际经验表明，DB和DC两种模式各有利弊，适合不同的企业。以美国为例，虽然以401K计划为代表的DC计划得到快速增长，但DB计划项下的年金资产也与DC计划相差不大。统计显示，美国符合标准的DC计划的数量从1975年的20.8万个上升到了1998年的67.3万个；与此同时，DB计划数量从10.3万个下降到了5.6万个。但截止2001年底，DB计划总资产仍然高达1.85万亿美元，而同期DC计划拥有退休资产是2.11万亿美元。为调动各方参与企业年金的积极性，建议有关部门及早出台DB计划企业年金制度规定，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支持DB模式发展，规范和促进DB模式企业年金的发展。
(三)出善配套细则。为使企业年金尽快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企业年金操作的具体配套细则，一是明确委托人、受托人(包括企业理事会)、投资管理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等各方的权利义务，针对各方的职责权限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二是制订企业年金审批的标准和程序，规范审批企业年金计划和委托授权合同。三是要出台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具体管理规定，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四是要制定相应的评价考核、责任追究、风险控制等办法。五是尽快出台政府监管、信息披露和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规范企业年金的发展。
(四)简化运行模式。由于缺乏专门人才，大多企业希望金融机构能为其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其解决所有相关问题。但是现行企业年金运营模式中至少存在委托人、受托人、账户管理人等多个主体和包括信托关系和委托关系在内的两层法律关系，一家企业要面对各种资格的多家机构。不少企业认为这种复杂模式下经办机构的合作关系很松散，信托、委托关系过于复杂，风险无法监控，运作安全性值得怀疑。建议有关部门在出台企业年金实施规则时，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尽量简化运行模式，为企业提供简单明了、全面直接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五)完善企业年金理事会制度。从国际经验看，各国和地区政府对企业年金理事会都有严格的监督管理标准，理事会理事必须具备足够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如：资信等级、财产要求、购买责任保险或者银行担保等。香港地区强积金针对自然人受托有如下的规定：一是必须是香港公民，二是必须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品格，三是有相关的担保措施(购买保险或银行担保)，且担保的资产规模必须要达到计划净资产的10%以上。由于这些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要求，迄今为止，香港地区强积金还没有自然人受托人情形的出现。因此，建议完善企业年金理事会制度，促进企业年金专业化管理和规范性发展。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政府监管；适度性；多层制衡模式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逐步扩大，截至2006年底，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五项基金累计结余达到8006亿元，其中养老基金结余达5268亿元，占基金结余总量的65.8％。与此同时，发生在社保基金管理领域的违规和犯罪也逐年增加。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全国已发现违规使用社保基金约71亿元，涉及上海、宁夏、北京、天津、浙江、湖南、福建等多个省份，违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2006年上海市的社保基金案更是引起了举国震惊，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保基金监管问题的思考，而养老保险基金以占社保基金结余总量65.8％的比重，更成为监管的主要对象。
一、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概述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既是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与管理的一种过程控制，也是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一种结果控制。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内容可以看出，主要涉及了基金发展模式的选择、基金的缴费模式、运营规范、监管手段与模式以及对基金投资渠道的约束和规定等。
之所以要对养老保险基金加以监管，动因在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对于退休者的“养命钱”要采取审慎与科学管理的态度，对于托管方和运营方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对于投资方式的组合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保证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规范性、安全性、收益性、可持续性与协调性，注意对风险的防范和分化。
二、政府在养老基金监管中的定位
养老基金本身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要求公共组织实施监管。政府作为公共组织的主体，必然要承担起基金监管职能。
长期以来，“公共利益论”为政府监管提供了理论支撑。该理论认为监管是对公众要求纠正某些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的不公正、不公平和无效率或低效率做法的一种回应。监管被看成是政府用来改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手段，如果不实施监管，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无效率或低效率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甚至经济不稳定。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出面对市场进行监管是有其合理性依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公共利益论”中，政府监管行为的一个隐含前提条件是：政府监管是完全有效的。然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就对这一假设给予了有力驳斥。它认为，政府是由一个个政府官员组成的集合，组织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追求，同时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又具备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在行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组织目标和官员的个体目标与基金监管的现实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可能不依据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实施监管，而是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行事，甚至可能出现“寻租”行为。“政府管制俘虏论”对上述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认为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针对管制者的自利动机，进行“寻租”活动，将管制者俘虏，双方共同分享租金。在这里，个人由于前述的分散性特征，无法形成合力，相反人作为组织严密的团体，会对管制者形成有效的游说，使得政府出于自利动机，放弃对人的有效监管，产生“合谋”行为，此时出现了“政府监管失灵”，委托人的利益无法得到维护。
另外，我国学者李绍光根据阿瑟的“自增强理论”对政府监管失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政府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如果出于某种内部的目的而决定对养老基金实施某一监管的时候，其结果往往可能是报酬递增的。例如，管理成本的存在，可能会使政府并不采取成本最小化的方式，而是继续加强管制，以寄希望于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弥补管制成本。此时，会出现一种自增强机制，使得管制范围不断扩大。其结果就是政府监管无限扩大，甚至侵犯到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造成非市场的无效率。这样就存在一对矛盾：政府监管不能缺失，但是政府监管又可能存在不足。所以，养老金的政府监管必须注意适度性问题。
三、我国养老基金的监管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养老基金的监管现状
对我国现阶段养老基金监管现状的把握，可以主要从法律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两方面进行分析。
1、法律制度建设。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商业银行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所有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都为社会保障基金监管部门有效履行权力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2、组织机构建设。1998年，我国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作为制定养老保险相关政策和法规与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专门机构，从而在组织上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④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此外，我国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实施监管的主要机构是劳动保障部门的基金监督机构，履行的是行政监督职能，按照政府提出的“建立以行政监督为主导、基金管理机构内控自律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基金监督运行模式”的目标原则开展工作。
(二)我国养老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从政府对养老金监管的适度性角度考察，我国政府养老基金监管存在着要么监管过度，政府包揽一切，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要么监管缺失，法律建设滞后，基金安全缺乏保障。
1、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如前所述，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比如针对养老基金投资，虽然颁布了许多相关法规，却仍没有一个系统的具有较高法律效力的法律文本。在国外，以美国为例，早在1935年就颁布了《社会保障法》，作为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典。另外，在补充养老保险方面，美国1974年通过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对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作了详尽完备的阐述。可见，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
2、职能分工不科学，缺乏监督制衡。目前政府对养老金监管的模式，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具有全民事业单位性质的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在这种组织管理模式下，基金经办机构受行政机构的领导和监管，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即社会养老保险行政管理和资金管理职能分配不清；基金投资运营权和运营监管权分工不清，政府行政监管部门既充当“裁判员”，又充当“运动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参保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社会共同体规模又大，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可见，现行的组织管理模式存在制度缺陷，不利于对人实施有效监管。此外，政府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实施的监管还存在很多不足，最重要的一点是缺少社会监督。各地虽然建立了以行使社会监督职能为目标的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并制定了章程，但其实质仍是政府性质，只是较之于行政监督的成员代表较为广泛，并且较多的流于形式，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3、养老基金被挤占、挪用问题严重。根据国家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采取财政专户储存，由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保值增值，结余的养老基金必须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但是，受我国现行的养老基金管理体制的影响，⑤出现了挤占、挪用养老基金等问题，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大部分用于搞基础建设项目、参与房地产投资、直接参股或购买股票和债券、直接投资或委托放贷、兴办经济实体、公款私存及存入非银行金融机构、主管部门挤占管理费等，另外，有的社会保险机构超标准提取和滥用管理费，更有甚者，少数社会保险机构工作人员由于挪用、贪污基金或管理费而被司法机关逮捕。养老基金的违规违法使用，严重危害到基金的安全，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养老基金投资出现亏损，无法有效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养老基金属于长期资金，通过资本化运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是其应有之意。但是，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缺少高质量的投资管理人，国家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国债、银行存款，不得进入资本市场。2001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为社保基金入市运营提供了法律保证。根据办法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委托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也可以直接投资。有关资料显示，以《办法》为依据，2002年，社保基金开始涉足中国股票市场，社保理事会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12.66亿元获得3亿股中石化A股。这是社保理事会2002年惟一一次股票投资，但“中石化套牢社保”，当时颇遭市场诟病。除了这部分投资之外，其余1200多亿元仍然局限在低风险低收益的国债投资和银行存款上。2002年年报显示，社保基金总额为1241亿元，其会计收益为21亿元，收益率为2.75％。可见，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面临很大压力，投资渠道有待拓宽，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监管现状，寻求政府适度监管的机制，成为关系养老金安全的重大问题。
四、构建多层次制衡式基金监管模式
实践证明，政府对养老金的监管不能缺位，但是完全依靠政府行使养老基金监管职能同样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必须积极寻求其他的渠道，积极发挥社会力量、社会中介机构和专门机构的监督作用，同时充分利用制度本身的优势，弥补政府监管的缺陷。根据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能的不同，将基金监管分为宏观层监管、中观层监管和微观层监管。其中，基金监督委员会为核心处于整个监管体系的最高层，是最高层次的监管者；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处于整个监管的中观层次，起着承上启下的协调作用；以投资运营机构为主体的监管处于微观层次，起着内部监督、制衡的作用。各层次的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构建起一个完备的基金监管体系。
(一)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委员会一宏观层监管
关于基金监督委员会，可以效仿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的模式，应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实行事业单位编制，理事长由总理提名，全国人大任命；其他人员由理事长聘任，并向其负责。监委会人员包括：政府的财政、社保、税务、证监会、银行等部门，精通精算、基金投资业务的专业人员，参保人代表等。委员会设理事长一人，另设秘书处、风险评估委员会、投资监管专业委员会、资格审查专业委员会等具体业务部门。理事长负责监督委员会的全面工作，提名各专委会人选，并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代表质询；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处理；风险评估委员会负责资料收集、整理、加工工作，对各投资工具做出风险评估，确定投资组合限制；投资监管委员会负责对基金公司的投资运营过程、结果进行监管；资格审查专门委员会负责基金会、基金托管银行和私营基金管理公司准入资格的审查。各部门各司其职，实现对个人账户基金的有效监督。
基金监督委员会主要职能包括：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资格进行审查；加强对投资风险的评估，设立投资组合的投资限制；重视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定期向全社会公布养老保险财务状况表；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以及基金会的运营行为实施监管并进行处罚和制裁；设立最低收益率水平限制，清收不良资产。
(二)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和相关部门的专门监督—中观层监管
行政主管部门监管为主、行政专项监督为辅的行政监督体系是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体制的基本框架。
1、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劳动保障部门的基金监督机构对基金监督负有法定责任，《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对其履行职能作了详细的规定。政府机构的主要监管职能为：贯彻执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养老保险管理运营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处理社会力量对基金运营和其他监管机构的投诉；根据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规定的投资方向和审定托管金额，协调各方关系。
2、相关部门的专门监督。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涉及到许多领域，主要有：财政部门、审计部门、证监会、银监会等。它们较强的专业性，有效地保证了监督质量。(1)财政监督：通过设立三个账户，即养老保险收入账户、财政专户、支出账户，来监控基金的流向。(2)审计监督：对养老保险基金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审计，包括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是否健全；财务和内部审计机构是否健全，能否发挥核算监督和控制作用。对基金经办机构财务收支状况进行审计。⑥(3)证监会和银监会监督：通过对基金管理公司和银行等基金管理和托管机构的监管，净化市场，并向社保监督委员会反馈情况，为其选择合格的基金管理运营机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3、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管。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掌握先进的技术，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储备，有能力对管理运营机构的行为实施有效的审查。社会中介机构可以受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委托对运营机构实施监管(如实施现场监督)，还可以接受运营商的委托，对本机构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形成权威报告以向监管机构汇报。
(三)运营机构的内部监管-微观层监管
养老基金管理运营，涉及到养老基金的受托人、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各基金管理机构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
1、基金会的监管职能。基金会作为委托链条中的中间环节，在基金运营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在监管中的主要职能：根据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筛选的结果选择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并对基金管理人日常的投资行为依法实施监督，对其违规违法行为提出警告，并上报监督委员会，并有权取消其管理人资格。
“泛资产管理时代”基本特征
所谓“泛资产管理”，是指其他金融机构可以采取信托公司经营信托业务的方式，开展与信托公司同质化的资产管理业务。其特征：一是资产管理主体更加多元。除信托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机构均被赋予资产管理业务资格。二是资产管理市场更加统一。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均可接受个人和机构的委托，受托管理个人财富和机构资产。三是投资业务领域更加融合。各类资产管理机构投资领域虽各有侧重，但通过银信、银证、银保、信政、信保、信基等合作，相互之间的投资壁垒已经打通，业务融合势头强劲。四是依托法律关系更加趋同。各类金融机构开展的资产管理业务本质上体现为典型的信托关系，即受托人以自身名义管理和运用受托财产。
“泛资产管理时代”市场主体
信托公司。2001年4月，《信托法》颁布；2007年1月，银监会《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2009年2月公布修改后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2010年8月《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上述“一法三规”赋予了信托公司“独特的制度安排”，即信托财产的“多方式运用”和“跨市场配置”。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可以采取贷款、存放同业、买入返售、租赁等债权性投资方式，也可以采取股权投资、证券投资、实物投资以及各种财产权利投资等权益性投资方式；可以在金融市场上配置标准化的金融工具和非标准化的金融理财产品，还可以在实业市场上进行形式多样的资产配置。“一法三规”为信托公司规范开展信托业务提供了法律依据，确立了信托公司在资产管理行业中的“正统”地位，引导信托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金融行业。
商业银行。银监会于2005年9月《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9年7月《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1年8月《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2013年3月《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13年9月赋予首批11家银行理财资产管理业务试点资格。上述规定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个人和机构理财业务，规范理财产品销售和投资运作范围，明确理财资金可以投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银行信贷资产、信托贷款等，授权试点银行直接开办理财资产管理业务。原则上，银行理财产品只能投资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等，但是通过与信托、证券和基金等资产管理机构的合作，加之试点银行可以直接开展理财资产管理业务，使银行理财资金投向呈现多元化趋势。
证券公司。2012年10月，证监会《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配套的《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和《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2013年6月，证监会公布了修改后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明确对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适度扩大证券公司资产管理的投资范围和运用方式，但总体上被限定在金融市场上各类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上；对于单一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则完全放开其投资范围，允许投资者与证券公司自愿协商并在合同中约定投资范围，与信托公司单一信托的投资范围已没有区别。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2012年10月，保监会《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除受托管理保险资金外，还可以受托管理养老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机构及合格投资者的资金。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受托人，开展资产管理业务。规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开展公募性质的资产管理业务。同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设立子公司，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上述规定，使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与信托公司的业务范围已无实质区别。
基金公司。2012年9月，证监会出台新的《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10月出台《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旨在向基金公司全面开放资产管理业务，不仅明确基金公司可以针对单一或多个客户设立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金融市场上标准化金融工具，而且允许其设立子公司开展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与信托公司信托计划的投资范围已基本相同。
期货公司。2012年7月，证监会颁布《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首次允许期货公司参与资产管理市场，从事资产管理业务。明确规定期货公司可以接受单一或多个客户的书面委托，运用客户委托资产进行投资，但其投资范围被限定在资本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工具。
私募基金。2012年12月，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颁布，明确了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允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采取信托型法律结构，募集合格投资者资金，投资于公开发行的股份公司股票、债券、基金份额，以及证监会规定的其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实际上赋予了私募基金管理机构专业领域私募信托业务经营牌照。
“泛资产管理时代”竞争格局
市场份额差距明显。截至2013年二季度末，银行理财业务规模9.85万亿元，居于资产管理行业龙头地位；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资产规模9.45万亿元，仅次于银行理财而位居第二位；保险公司管理资产规模7.28万亿元，位居第三位；基金公司管理资产规模3.49万亿元，其中公募基金规模2.52万亿元，非公募资产规模0.97万亿元；证券公司管理资产规模3.42万亿元。私募基金、期货公司资产管理规模则相对较小。资产管理“新政”的实施，将使资产管理市场面临重新洗牌，未来市场份额如何演化尚有待观察。
经营模式趋于雷同。一是银行理财资产管理模式。试点银行可以发行资产管理计划，接受投资人委托开展债权类直接融资业务，用理财直投业务方式以债权形式直接向企业进行投资，与信托公司融资类信托业务模式基本相同。二是证券资产管理模式。证券公司针对单一客户开展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其运用方式和投资领域完全由合同约定，与信托公司单一信托业务基本相同；针对企业资产证券化开展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允许设立综合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信托公司通过受益权分拆转让方式开展的资产支持信托业务基本相似。三是保险资产管理模式。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受托人设立资产管理产品，接受保险资金以外的资金，为受益人或者特定目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其形式和实质均与信托业务相同。四是基金资产管理模式。基金公司通过子公司开展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方式与投资领域为股权、债权、其他财产权和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与信托财产运用几乎没有差别。五是私募基金模式。《证券投资基金法》允许私募基金设立信托型基金，扩大其投资范围，实质上确立了其专项信托公司的法律地位。
交叉投资逐步解禁。一是银行理财与信托计划。银行理财资金可以委托信托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受让信贷资产、投资信托受益权等，但要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信托计划投资银行理财产品则没有明确限制。二是证券资产管理计划与信托计划。证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可以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但不能投资单一信托计划；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可以投资集合和单一信托计划；证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可以投资集合信托计划，或以信托受益权作为专项计划基础资产。信托计划可以投资证券集合、定向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私人股权，未上市企业股权，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证券二级市场等。三是保险资产管理计划与信托计划。保险资金可以投资于信托公司集合信托计划。四是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与信托计划。基金子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可以投资信托计划；信托计划可以投资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及基金子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还可以购买证券投资基金。
监管标准尚未统一。一是适用法律法规不同。目前，信托、基金等机构经营资产管理业务明确适用《信托法》，基金、证券等机构经营资产管理业务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保险、期货等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名义上属于委托关系，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公司制和合伙制的私募基金则适用《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二是监管主体不同。受我国金融分业监管整体格局的影响，各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分属于不同的监管主体。银行理财业务、理财资产管理业务、信托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保险资产管理业务则由保监会负责监管。
“泛资产管理时代”现实挑战
对信托公司的挑战
制度优势不再明显。从业务功能层面看，信托公司的制度优势在于，信托作为一种以实现信托目的为中心的财产管理制度，具有“目的功能”和“资产管理功能”。信托可以用于理财，但绝不仅限于理财，信托运用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其创新力正源于此。资产管理“新政”已经赋予了其他金融机构经营与信托业务同质化的资产管理业务资格，即具备了信托的“资产管理功能”。一旦法律明确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为信托业务，则此类业务便具备了信托的“目的功能”，届时信托公司的制度优势将不复存在。
传统领域受到侵蚀。一是银信理财合作业务受到冲击。先前受到政策限制的银信合作信贷资产和票据资产转让业务，已经借道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和基金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得以延续。由于信托公司对融资类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较低的规模比例、较高的净资本比例等方面的限制，其他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也将逐步向证券、基金等机构转移，银信合作面临着被银证合作、银基合作挤出和取代的风险。二是融资类信托业务遭到侵蚀。资产管理“新政”向其他金融机构不同程度开放了非标准化债权的运用方式，信托公司擅长的非标准化融资模式已经开始被复制。加之，首批试点银行可以直接开展理财资产管理业务，信托公司融资类和通道类信托业务的市场空间将受到进一步的挤压。三是阳光私募基金业务受到影响。《证券投资基金法》使得私募基金管理机构不必借道信托公司也能开展私募基金业务，信托公司传统的私募基金“阳光化”业务受到较大冲击。
粗放经营难以持续。多年来，信托公司独享信托业务经营权，依靠粗放经营获得可观利润。这种粗放经营突出表现为“两个不平衡”。一是产品不平衡。信托产品中，以体现理财功能的融资类及投资类信托产品为主，而体现服务功能的事务管理类信托产品长期缺位。理财信托产品中，以非标准化债权投资为驱动的固定收益产品为主，而以各类权益投资为驱动的浮动收益产品则较少。二是能力不平衡。目前，信托公司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信用风险管理能力，而非真正体现竞争力的投资管理能力。信托公司上述粗放经营模式很容易为其他资产管理机构所模仿和超越，原有发展道路已不可持续。
监管环境相对严格。资产管理“新政”在监管上赋予其他资产管理机构更加宽松的环境，相对而言，信托公司监管则较为严格、规范，一定程序上影响了公平竞争。一是合格投资者标准更高。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实行严格的“合格投资者”规定，将300万元以下的合格自然人投资者人数限定在50人以下。二是受益权流动性较低。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益权虽然允许转让，但限制机构所持有的受益权向自然人转让和拆分转让，允许的拆分转让也不得向自然人转让。三是净资本管理更严。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实行严格的净资本管理，且净资本占用比例较高。以融资类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为例，信托公司风险资本系数高达10.5%。四是渠道建设限制较多。信托公司目前尚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其资产管理子公司的设立也属严格限制之列。五是“刚性兑付”压力较大。当信托财产遭受损失时，监管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倾向于要求信托公司“保兑付”；信托公司为了维护行业声誉，也愿意“保兑付”；信托业便逐渐形成了“刚性兑付”规则。
对信托监管的挑战
削弱了监管政策效果。以银信合作业务为例，银行为规避监管，借道信托公司将信贷资产、票据资产转移出表外，或将理财资金投向限制性领域。鉴于此，银监会对银行和信托公司双管齐下，出台相关应对措施予以规范，效果较为明显。资产管理“新政”实施后，银信合作逐步为银证、银保、银基、信证、信保、信基等两方或三方合作所取代，增加了理财资金的监测难度、检查难度，部分规避了银信合作相关规定，使监管效果大打折扣。
增加了监管协调难度。理论上，同类业务需遵循相同的监管规则。然而，分业监管使各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受不同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约束，监管标准也千差万别。如果说在市场准入、投资范围、运作模式等方面通过协商达成一致还相对容易，但在持续监管方面，各监管主体受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把握不同、风险监管理念不同、部门利益不同等因素制约，对资产管理行业监管协调的难度和成本更大。
使信托公司处境不利。资产管理“新政”旨在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为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在合格投资者标准、产品流动性、净资本管理、分支机构设立、“刚性兑付”等方面创造更加宽松的条件，风险监管也较为简单、粗放。上述监管优势将化为其他资产管理机构的竞争优势，使信托公司处于相对的竞争劣势之中，加剧了信托公司的竞争压力。
“泛资产管理时代”应对之策
信托公司的应对之策
把握新的发展机遇。资产管理“新政”使信托公司面临更多竞争压力的同时，也打开了其他资产管理机构投资信托产品的“闸门”，为信托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信托公司应善于利用与其他资产管理机构的“竞合关系”，积极创新合作模式，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信托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深挖信托制度优势。信托公司作为目前唯一法定的综合信托经营机构，应依托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尚不具备的信托“目的功能”，不断创新信托业务，发挥信托在财富管理、企业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公益、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制度优势，进一步拓展信托服务社会经济的潜能，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蓝海”。
锻造核心竞争能力。一是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坚持人才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着重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流程管理、风险管控等方面培育人才。二是打造差异化竞争模式。依托自身专长和优势，找准适合自身的业务模式和投资领域，延伸产品链条，实现业务品种的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系列化。三是增强投资管理能力。深入研判各投资领域和产品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加强投资和风险模型的研发和应用，着力提升投资管理能力。
增强风险管控能力。一是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风险管理应覆盖全部业务领域各类风险，并随着业务领域的拓展，不断拓宽风险管理范围，做到风险管理与业务拓展能力相匹配。二是建立全流程风险控制体系。风险控制应覆盖经营管理全流程和各环节，并随着业务复杂性的提升，逐步延伸风险控制半径，做到风险控制和业务复杂程度相匹配。三是建立全要素风险定价体系。风险定价应真实反映风险水平和经营成本，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持续提升风险定价精细化水平，做到风险定价与利率市场化程度相匹配。
着力打造品牌优势。经过多年发展，信托公司在市场份额、管理经验、业务模式、人才队伍、行业成熟度、社会认可度等方面走在金融行业前列，累积了一定程度的先发优势。下一阶段，信托公司应依托先发优势，善于抓住机遇，勇于迎接挑战，深挖制度优势，深耕信托业务，拓展新兴领域，力争在产品研发、资产运作、财富创造、风险管控等方面继续领跑市场，赢得行业美誉，努力打造资产管理行业第一品牌。
信托监管的应对之策
统一监管标准。一是完善信托立法。对《信托法》进行修订，增加“信托经营”内容，对信托经营的条件、机构、原则等内容进行详尽描述和规范，让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在《信托法》的规范下开展信托业务，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信托服务市场。二是统一制度安排。由国务院层面出台《信托经营机构管理条例》，对信托财产登记、信托产品注册、受托人职责、净资本管理等方面进行详尽规范，让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在统一的制度安排下公平竞技，共享资产管理市场发展机遇。
在风险低于承受能力之前，信托公司仍将选择自己承担责任，隐性刚兑或还继续
在2013年，尽管信托业风险事件频发，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刚兑成为了很多信托公司的最终选择。今年以来，多家信托公司旗下的项目出现兑付问题，最后都是自己掏腰包息事宁人。如果按照被爆出的问题产品统计，占用自有资金规模在数十亿元。然而在信托公司的财务报告中，却很难发现刚兑的身影，这也就意味着，真实用于刚兑的自有资金规模远高于数十亿元的水平。
信托公司一般都不会直接承认刚兑，而是通过转让金融产品的方式进行间接刚兑。在对财务报表的披露更为严格的上市公司中，也仅有陕国投曾披露了对投资者的刚性兑付。目前除中诚信托仍在“诚至金开2号”的兑付上纠结外，其他同行均选择了刚兑。这成了众多信托公司兑了却不能说的秘密――隐性刚兑。
9月初，监管部门下发了《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到各家信托公司，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也将紧随其后成立。关于信托业保障基金，最早由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在2013年年底的中国信托业年会上提出，当时的表述是“信托业也可以探索建立一个信托稳定基金”。到了“99号文”，保障基金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今年7月，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工作会议中又提出“筹备设立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直到征求意见稿的下发，监管层的动作之快令各方始料未及。
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表述，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信托业协会联合信托公司等机构发起设立。公司高管由信托业协会和银监会人员担任，公司主要负责基金的筹集、管理和运作，检测信托公司风险，托管被停业整顿、撤销或关闭的信托公司，依法参与其资产处置和机构重组。
监管层在加快出台应对措施的步伐，市场对《管理办法》的争议较多。关于基金的使用，《管理办法》第四章第十五条规定“信托公司经营正常，各项指标符合监管要求，因单只优质资金信托计划到期，融资方不能按期清算支付资金，信托公司拟短期接盘而缺乏流动性支付的”，信托公司可以向基金公司申请使用基金。但是，第十七条“信托公司申请使用基金，必须与基金公司签订资金有偿使用合同，并办理合法有效的抵质押手续，约定基金公司参与信托公司清算重组等相关权利”的规定，却意味着在信托公司尽责的情况下，仍然要对投资者承担弥补损失的责任，这显然和“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相违背。对于信托公司来讲，这不仅增加了公司的支出，更是会使保障基金变成烫手而山芋避之不及。
这样看来，尽管成立保障基金的初衷是有效防范信托业系统风险，建立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保护信托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信托业持续健康发展，但是在风险低于承受能力之前，信托公司仍将选择自己承担责任，隐性刚兑或还继续，保障基金成为了信托业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前不对相关规定做出一定修改，保障基金的地位将变得十分尴尬，对解决兑付问题起不了太大的作用，透露出来的信息似乎更像是监管层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行业内存在部分隐性刚兑。既然规定提出要信守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交易规则，遵循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市场机制，在基金的有偿使用上，就应该明确费用由未尽责的一方承担责任，而不是反过来让尽责的一方承担，显然有失公平。
关键词：商业银行管理；个人理财业务；风险防范
近年来，在投资市场持续低迷，CPI屡创新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银行发行的既稳健又能跑赢CPI的个人理财产品受到投资者的广泛追捧。我国商业银行的个人理财业务得到了迅速发展，个人理财产品不断丰富。据统计，2011年整个银行业发行了2.3万支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达15.5万亿，个人理财业务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然而，在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银行理财产品中的法律风险也日益凸显。投资者与银行间的理财纠纷开始不断出现，并引起监管层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去年年底明确指出，发展理财产品是银行在节约资本的情况下提高银行的利润率和竞争力的一个必然的选择，但要注意防范流动性风险和一些法律风险。
一、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风险分析
（一）法律滞后的风险。我国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界定始于2005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办法》和《指引》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进行了系统的法律界定和规范。2006年4月18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颁布的《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2008年4月由中国银监会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2009年9月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1年8月28日颁布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对商业银行代居民个人进行境外理财和投资管理、销售管理活动给予了规范。至此，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法律规范基本有了较为清楚的依据和保障。
由于理财产品品种多,创新发展比较快,其业务发展与法律规定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在：
一是法律规范的层级较低，且大多侧重于规范银行的业务管理。现行出台的相关规定大多由银监会及人民银行制定，其法律效力应属部门规章层级，效力层次较低。且其制定规定的出发点多为监督规范银行业务管理，没有从客户与银行双方平等法律主体地位出发，全面规定各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
二是将银行理财产品“买卖”双方的法律关系仅从形式上定性为“委托关系”，不够准确。从已出台的有关法规看，均明确理财产品的“买卖”构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如果仅从合同关系的角度来约束银行的话，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是不充分的，因为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中受托人的义务和责任是有限的，理财资金的独立性保障也是缺位的。
而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理财业务双方的法律关系更接近于信托法律关系。较之委托合同为委托人所创设的债权，信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保留了物权，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理财资金的独立性，设置了风险隔离机制。不过，要将银行理财产品法律关系定位为信托还有着现实的制度障碍。我国金融业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模式，只有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人拥有合法的营业性信托“牌照”。未经人民银行、证监会批准，任何法人机构一律不得以各种形式从事营业性信托活动。这就使得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在内的各种已经具有信托属性的理财产品在现阶段无法真正地获得信托的法律身份，进而投资者也无法享受到《信托法》对其权利的特殊保护。
三是理财产品中有些具体操作问题缺乏法律规定。如理财产品是不是属于法律明确规定可以处置的财产类型或者是权利类型,理财产品能否质押存在很大争议。
（二）金融分业经营制度下的法律风险。目前我国仍然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政策，商业银行不得开展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由此，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往往也只能将客户的资金投向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等融资工具。然而，成熟的理财产品无一不和资本市场相连，随着我国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商业银行为了能够获得比较优势，必然会积极为客户的资金寻找更多利于保值增值的投资渠道，这会导致商业银行在现行分业格局下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
（三）理财产品销售和宣传中的法律风险。《销售办法》规定，理财产品的宣传和设计应客观真实、有效提示风险。商业银行在销售文件中对于理财产品的文字性描述要力求真实、准确和清晰，避免使用“最好、最强、名列前茅”等模糊性语言，禁止虚假宣传和出现误导性语言，禁止夸大理财收益等规定；理财产品宣传材料中必须有提示客户“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规定。
关键词:公积金贷款;管理风险;规避方式
住房公积金贷款作为政策性住房金融的主体,已成为职工个人购房贷款首选的贷款方式。很多城镇居民通过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了自住住房,改善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居住条件。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繁荣,住房公积金贷款信用规模不断扩大,贷款时间的推移,贷款逾期率也不断上升,贷款风险不断增强。对此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不断地加强,管理风险与规避方式显得格外重要。
一、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风险的形成
住房公积金贷款与商业住房贷款既拥有共性的经济风险和管理风险,同时又有其自身独特的经济风险和管理风险,而管理风险是目前各房改资金管理中心较为突出的风险。
(一)运行体制带来的管理风险
国务院颁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条例明确规定房改资金中心不能直接办理金融业务,应当委托住房委员会指定的商业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的金融业务,个人住房贷款只能以委托方式委托商业银行办理,并由房改资金中心承担风险。也就是同一贷款业务的委托方与受托方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受委托银行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经营目标的经济实体,虽有手续齐备的合同要求和约定,但仍无法回避自身利益的驱动,和在运作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利害冲突之间的矛盾。
1、受委托银行自身的风险及利益。在受委托银行在自营业务与委托业务之间,存在将风险较小、利润较高的贷款项目留下,而将风险相对较大的项目以委托贷款方式留给房改资金中心,大力推荐商业贷款,甚至出现对只做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开发商不给予按揭签约的现象,这样,房改资金中心一方面失去了资质较好的开发商,另一方面又失去了资信较好的客户,无形加大了住房公积金的贷款风险。
2、住房公积金贷款办理程序繁琐。面对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低利率的冲击,加之住房公积金贷款与商业银行住房按揭贷款相比为业务受委托银行所带来的利益不均衡,购房者选择商业银行按揭贷款其利息全归受委托银行所有,若购房者选择公积金贷款,受委托银行只能收取5%作为手续费,且失去了许多贷款客户。正是由于受委托银行自身利益的驱使,往往对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客户采取一些消极拖办和误导的手段,抵制或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高效、快速发展。而其自运营的商业贷款比住房公积金贷款办理要快的多,并且程序简捷。当然无论是对开发商还是借款户来说,都希望资金快速及时到位,惧怕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遥遥无期。有些开发商甚至还打出实行商业贷款给予优惠,或用先贷商业贷款以后再转公积金贷款等等方式。使许多客户由公积金贷款转为商业住房贷款,继而使房改资金中心失去了许多优质客户,无形加大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
3、房改资金管理中心贷款数据统计信息化建设滞后。由于我国许多地方房改资金中心的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建立健全和更新,致使许多职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而受委托银行力争主导地位和强调自己的网络优势,往往会采用其通畅、便捷的程序,进行贷款人员信息登陆和计息扣款,而房改资金管理中心统计信息滞后,贷款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双方数据无法统一。而且房改资金中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客户群体,业务发展趋势以及经营状况等重要商业秘密都无法对外保密,既不利于市场的竞争,还加大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
4、房改资金管理中心在贷款资金的回收方面处于被动地位。由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6条规定:“受委托银行不承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风险”,受委托银行基于节约成本考虑,对贷款的回收力度不够,贷款发放到位后,银行既不能及时通知客户还款,也不实行跟踪服务,导致客户逾期还款比比皆是,甚至对逾期户不及时还款视而不见。而房改资金管理中心因贷款业务审核后就不再直接面对借款人,受委托银行又与房改资金管理中心信息交流不够,致使有些贷款逾期户根本不知贷款已逾期,还有原准备一次性预还多月贷款本息的客户,因受委托银行以计算机程序不便、不畅等多种推托为由拒绝,由此也形成了逾期还款。由于住房公积金业务承办银行是由政府或住房委员会指定的,即使受委托银行不按合同约定履行收贷职责,房改资金管理中心也无力对银行进行制约和追究,处于承办银行和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之间的被动局面,没有保护广大职工的利益。
(二)政策取向和金融市场形成的管理风险
由于政策取向的特殊性决定了个人住房贷款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的中低收入城镇职工、居民,同时也决定金融管理风险。
1、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下降的风险。由于住房公积金贷款作为政策性住房金融,借款人中相当一部分职工收入不稳定,偿债能力有限,甚至有的单位濒临破产,职工随时会面临着下岗或买断工龄,严重影响贷款偿还能力。直接关系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安全性、风险性,如遇央行利率上调,职工的还款负担还会加重,逾期率就会上升。
2、存贷不挂钩导致资金缺口的风险。我国许多城市在住房公积金配贷时,只注重借款人的还款经济能力以及是否满足贷款的其他条件,却很少评估借款人对住房公积金的贡献率,住房公积金配贷既无最低储蓄年限(仅一年)要求,也无最低存款额限制。从现在现阶段看,这种信贷方法似乎有利于解决和改善居民的住房,刺激居民的有效消费需求,扩大住房公积金信贷规模。但从长远看,今后可能会导致资金缺口,而且加大住房公积金储蓄长期融资的风险。
3、国民经济状况和金融市场变化而带来的风险。城镇职工、居民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贷款期限长,在长期的贷款期限内,社会经济状况和金融市场必然会不断发生变化。如发生通货膨胀等,由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实行相对固定利率,这就会使住房公积金蒙受贬值的风险。同样数额的个人住房贷款,如果贷款期限延长一倍,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期限最长可达20年,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容易产生市场风险,并其风险将增加一倍以上。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的单一性使它缺乏银行通过多项业务组合分散风险和规避风险的机制,更加剧了其风险性。
4、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行为带来的风险。地方政府为拉动住房消费,许多地方对房改资金管理中心下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任务目标,过分强调住房公
积金贷款数量增长,往往忽视住房公积金贷款质量,加大了产生不良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能性。
二、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风险的规避措施
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理应正视和竭力规避,避免出现大的风险损失,根据上述风险的分析,规避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风险,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一)确立房改资金管理中心主导地位
解决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制度性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委托与受托两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首先必须强化房改资金管理中心主体地位,采用房改资金管理中心自营模式,可以实现责、权、利的统一,既能有效地消除委托方式中的利益冲突,又能做到了职责分明。运作高效,彻底改革和完善我国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委托运作机制。使委托方始终居于主体地位,可以自主选择受托人,同时也应该将选择住房公积金业务承办银行的自交给房改资金管理中心,对受委托银行敷衍应付办事不力和操作失误,而导致住房公积金住房贷款出现的风险,应由受委托银行承担,或由房改资金管理中心实行优胜劣汰,充分保证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风险的规避,体现房改资金管理中心的主导地位。
(二)建立贷款风险监管体系
建立贷款风险监管体系,将风险管理系统纳入个人住房贷款全过程中,并授予该体系应履行的功能:一是对个人信用情况进行相应的时实评估,特别应能防范恶意超贷的情况;二是实现对个人住房贷款贷前审核与贷后监察结合的功能,实现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三是实现个人住房贷款高风险的预警功能,并给出响应的规避建议;四是实现会商制度的建立,房改资金管理中心与受托银行定时对预警高风险的情况进行会商,特别是对金融、房地产市场、社会就业与家庭收入变动信息的应急响应,以期协同规避,对已发生逾期的应协助尽快催收;五是建立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基金,实现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化解损失的规避功能。
(三)采取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1、建立以政府为主体减轻中低收入职工住房贷款负担的贴息和担保制度,可采取政府扶持(实行贷款贴息政策)、社会参与的办法,组建住房置业担保公司,为借款人提供信用担保,既减轻了这部分低收入职工的债务负担,又化解了金融风险。
2、房改资金管理中心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和相关财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增值收益中按比例提足贷款风险准备金,并制定严格核销坏账制度和程序,认定后及时核销坏账、呆账。
3、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险,在个人住房担保中介机构尚未发育成长起来的情况下,应由保险公司把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结合起来,开拓住房保险新业务,既降低保险费用,减轻借款人的负担,又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
(四)采取相关配套还贷措施
房改资金管理中心和受委托银行应跟踪服务和提高服务质量,减少因服务质量带来还贷风险。
1、建立便捷的还款方式,利用银行网点和资源,办理还款储蓄卡或一卡通,实行通存通还,自动划款等便捷的方式,在时间和地点上方便借款人还款。
2、受委托银行贷款放款后,及时通知借款户月还款额和其帐户余额情况,使借款人知道每月实际应还多少钱,什么时候还,做到心中有数,经济上有准备,敦促贷款人养成良好的还款习惯,减少不必要还款纠纷。
(五)加强贷款抵押审查力度
住房抵押贷款是当前住房公积金贷款运营管理的重要环节,严格抵押审查,对降低贷款风险,资金的安全运营提供了重要保证。具体审查程序应做到:
1、认真审查抵押房屋的合法性及被抵押的合法性。
2、要求售房单位到期及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并做出连带责任承诺,与产权抵押登记部门协议确保抵押手续完整到位。
3、控制抵押率,规避抵押物市场价格变动的变现风险。
4、切实执行担保法,对不按照合同清偿债务坚决依法拍卖抵押房产。
住房公积金作为一种政策性住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时实行低存低贷的政策,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有力地推进了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发展,是解决和改善职工住房的政策性融资途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风险贯穿于贷款审核、发放和回收整个的管理过程之中。因此,必须建立包括个人住房贷款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房改资金管理中心贷款程序性方面的制度建设,使贷款的调查、审查、审批、催收、内部稽核、违规操作责任追究等全部管理流程化、规范化、制度化。积极汲取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用法律和制度等管理手段,有效规避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的管理风险,以保障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管理风险降到最低的限度。
参考文献:
1、梁万泉.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四大风险及控制[J].青海金融,2006(9).
新政主要内容概述
在《暂行办法》的基础上，新出台的《通知》主要作出如下调整和修改：
表1《通知》对《暂行办法》作出的调整一览表
主体资格限制
《暂行办法》对保险机构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其公司治理、内部管理、管理团队、财务指标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的规定。《通知》在《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在偿付能力充足率、管理团队等方面作出进一步调整。
保险机构资质
与《暂行办法》相比，《通知》在年度盈利、上一年度净资产要求以及偿付能力充足率等方面均放宽限制。《通知》颁布以前，多数中小型保险公司在偿付能力充足率、净资产方面比较难以满足股权投资监管的要求；《通知》颁布后，应会有更多的保险机构有资格开展股权投资业务。
另外，《通知》中明确规定，保险集团（控股）公司及其保险子公司投资股权，可以整合集团内部资源，在保险机构建立股权和不动产投资专业团队，该专业团队所在的保险机构应符合《暂行办法》第九条和第十一条对投资专业团队配备上作出的规定。对于众多中小型的保险机构而言，专业团队可能会成为其参与股权投资的一大障碍。若开展股权投资业务，保险机构就须确保其在人员配备上满足有关的硬性要求。
股权投资管理机构资质
《通知》将保险资金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的发起和管理机构（简称“管理机构”）的资本要求，调整为注册资本或认缴资本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与《暂行办法》相比，《通知》中增加了“认缴资本”，主要是考虑到合伙制的管理机构。在数额方面，无论是公司制还是合伙制，管理机构均需要满足1亿元的资本要求，该数额与《暂行办法》相比并未降低。
另外，《通知》中要求非保险类金融机构及其子公司不得实际控制保险公司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运营，或者不得持有该基金的普通合伙权益。因此对于由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及其子公司作为管理机构或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投资基金，保险资金将不能进行投资。
表2《通知》对《暂行办法》作出的明确事项一览表
投资对象
在《暂行办法》的基础上，《通知》拓宽了保险资金投资品种，给予保险机构更多的投资自由。尽管保险机构可选择的投资产品种类增多，但保险机构在投资决策时仍将会比较谨慎。目前实践中，保险机构选择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基本上都是具有政府背景或者国资背景的基金。因此对于《通知》中增加的可投资品种，未来的实践如何仍有待考察。同时对于新型产品的股权投资，相关部门还应出台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以保证相关投资行为合规进行。
直接股权投资
关于保险资金可直接投资股权的范围，《通知》规定，“增加能源企业、资源企业和与保险业务相关的现代农业企业、新型商贸流通企业的股权”，从而拓宽了直接股权投资对象的范围。
对于上述新增加的投资领域，保险机构若进行投资，不仅应遵守《暂行办法》与《通知》的规定，还应关注相关领域的法律、政策和监管等。
间接股权投资
关于间接股权投资，《暂行办法》仅宽泛地规定保险资金可以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发起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等相关金融产品，其中的“等相关金融产品”在表述上仍较为模糊。在《暂行办法》的基础上，《通知》规定保险资金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包括成长基金、并购基金、新兴战略产业基金和以上股权投资基金为投资标的的母基金。对于新兴战略基金，《通知》明确规定包括金融服务企业股权、养老企业股权、医疗企业股权、现代农业企业股权以及投资建设和管理运营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廉租住房的企业股权。
随着保险机构股权投资的进一步发展，保险机构应更加主动地尝试新型的金融产品，监管机构还需根据实际制定更具操作性的配套规定。
股权投资监管及相关问题
审批备案
保险机构股权投资，首先需接受保监会进行的股权投资能力验收，获得股权投资资格，即所谓的“一事一批”。“一事一批”的要求直接影响保险机构股权投资的效率。《通知》出台后，众多保险机构均在积极地申请股权投资基金牌照，从而免除“一事一批”的繁琐程序。根据公开的信息，2011年仅有个别大型保险机构获得股权投资基金牌照，且审批时间较长；《通知》出台后，截止到目前已有多家保险机构公告其获得了股权投资基金的牌照，审批的速度较去年呈加快趋势。
此外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保险机构进行非重大股权投资和股权基金投资的，应当在签署协议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保监会报告。从实践中看，报备程序被安排在签署交易文件之后，完成交易之前。保监会认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责令改正，因此通常保险公司与对方签署的协议中会注明“经保监会审批后生效”。然而，以报告形式存在的备案制不同于严格的事先核准制，保监会对于报备工作并未有正式的批文或行政许可公布，实践中报备成功的标志也不尽相同，较缺乏透明度和一致性。
随着险资新政的出台，众多中小型保险机构应会参与到股权投资中，“一事一批”以及报备程序应适应客观现实的变化而作调整，从而促进保险资金顺利高效地进入股权投资领域。
信息披露
根据《通知》，保险机构和托管机构向保监会提交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的时间分别为每季度结束后30日和每年4月30日之前。托管机构提交上述定期报告需要附上保险基金投资状况、投资合法合规状况、异常交易事项、主要风险状况等等。鉴于该信息披露对保险机构后续投资的重要影响，保险机构首先对托管机构需附交的相关材料所记载的内容进行审查核实。
基金委托管理
《暂行办法》第十条将发起设立基金的机构和管理基金的机构视为同一机构，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并统一规定了管理机构的资质要求。发起设立基金的机构与管理基金的机构是否可为两个不同机构，其是否都必须满足《暂行办法》规定的管理机构的资质条件及可否将基金委托相应资质的内资或外资管理基金的机构进行管理，《暂行办法》未予以明确。对于这一问题，刚刚出台不久的《通知》的表述还是“发起设立并管理该基金的投资机构”，因此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明确的解决。为规避监管风险，保险机构应参与发起设立和管理机构为同一机构的股权投资基金，此处的发起设立人实际上应是为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而单独设立或已经存续的主发起人，且应为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的股东及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利益冲突处理
实践中，不少投资机构可能同时管理多支股权投资基金，该等股权投资基金的出资人各不同。为保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能够公平对待不同投资人出资的不同基金，投资者应当与管理机构约定合理的利益冲突解决机制，例如完成一定比例以上投资后方可募集和管理新的基金、对可投资项目的分配、不得利用管理基金财产之便进行利益输送、不得为了基金业绩实施违规行为等。
地方政策
目前，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除国家发展改革委（简称“发改委”）的通知外，尚无统一的法律法规依据，《通知》对有些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但有些问题仍未得到明确的规定或者规定比较宽泛。随着保险资金股权投资的进一步开展，为保证保险机构股权投资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建议参考实践中社保基金的有益做法，要求股权投资基金需经发改委备案，以加强其合规性。同时保险机构投资股权投资基金也应注意地方优惠政策及该等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以保持保险机构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的稳定性。
有关管理资产余额的问题
《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具有丰富的股权投资经验，管理资产余额不低于30亿元。关于该条，《通知》进一步明确该管理资产的余额是指在中国境内“以人民币计价”的实际到款资产和资金的余额。目前越来越多的外资背景的基金管理机构开始在境内设立外资人民币基金，但在该等外资人民币基金设立前，外资背景的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在境内进行投资的基金多为美元基金，对于该等已经投资到境内或虽未投资到境内但专门为投资境内而设立的美元基金，是否可以换算为人民币被认定为管理资产余额，《通知》中并未予以明确。如外资背景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所管理的上述美元基金不能被换算为“以人民币计价的实际到款资产和资金的余额”，那么对于外资背景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在境内设立的外资人民币基金来说，它们将很难获得保险机构的投资。
建议
《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后，各有关方面的准备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据有关权威人士透露，目前除个别细节外，保监会已就席位、账户、清算、托管、报表等问题与有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该人士同时表示，积极协调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尽快下发保险资金直接入市政策的配套文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将是保监会近期的工作重点之一。
据介绍，《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后，各保险公司对照《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的要求，认真查找资金运用的主要风险和管理漏洞，完善规章制度，以期从机制上控制好风险。如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两家资产管理公司，都开展了风险自查活动。人寿资产梳理出140个风险点，并采取了针对性控制措施。太保集团进一步完善了资金运用授权授信制度，加强内部审计和稽核监督功能。
同时，各保险公司普遍提高了对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认识，着手加强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制度建设、技术引进和人才储备工作；进一步明确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职责并理顺关系；建立产品开发部门与资金运用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保险产品开发设计与资金运用预期盈利和风险水平的有机结合；加快保险资金运用信息系统建设工作。另外，各保险公司正在抓紧研究资产托管问题，与托管银行广泛接触，有的已经进入招标遴选阶段。
有关人士表示，监管部门将举办保险资金直接入市专题培训班，由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部门的有关人员参加。另外，保监会将深入重点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专题调研，了解保险资金运用工作现状并确定明年保险资金运用工作的思路和重点。
证券时报·徐涛
关键词:保险集团混业经营市场风险管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保险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日益成熟，保险业已经成为支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力量，保险集团已成为金融体系日益活跃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集团是以保险为核心，融证券、信托、银行、资产管理等多元金融业务为一体的紧密、高效、多元的金融混业经营集团。保险集团的金融混业经营使其能够全面参与衍生产品的各个市场环节，但也增加了保险集团市场风险暴露的广度和深度，即由于业务的综合性而能受到金融市场领域风险的直接影响，构成了全面的市场风险。保险集团混业经营中子公司比较复杂，而且每一个子公司业务性质都有其特殊性，给集团市场的全面风险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
保险集团全面市场风险管理的架构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6年颁布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中，将市场风险定义为因市场价格波动而导致表内和表外头寸损失的风险，并根据导致市场风险因素的不同将市场风险划分为利率风险、股票风险、汇率风险和黄金等商品价格风险。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以及金融创新的发展，保险集团面临的市场风险呈现出高层化、扩散化、契约化和网络化等特点。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又使保险集团的市场风险进一步上升。在这个背景环境下，保险集团应考虑设计一个有效的市场风险管理架构，通过建立和适时调整自身的风险管理机制，来防范和化解集团和子公司层面面临的各类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集成管理的风险管理架构应设计为矩阵式的市场风险管理架构。它应在横向业务整合的基础上，增加纵向的管控，将同属性的交易或者具有相同风险因子的品种进行风险加总。金融集团由决策层确定总体风险资本，然后把总体风险资本限额按横向(子公司)来进行分配。即将风险资本限额在集团不同的子公司之间进行分配，子公司再将所配的风险资本限额配置到每一个业务部门，则每一级的管理者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下一级的投资活动产生的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如果每一级的风险管理者都能做到随时掌握和监督下一级的风险限额执行情况，并能对突破既定限额的情况进行及时干预，则风险管理就算真正达到目标(层级管理)。
保险子公司与资产管理子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
新《保险法》对于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一直有严格规定，只允许投资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由于投资渠道的限制，加之1996年5月以来的8次利率调整，使保险资金处于闲置状态或低收益状态，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利差损问题，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1998年以后，保险公司陆续获准可以进行同业拆借、买卖中央企业AA+公司债券、国债回购、协议存款、企业债券及证券投资基金。2004年，保险公司又获准可以买卖可转换债券、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投资银行次级债。2004年10月，随着《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保险资金可以直接进入证券市场进行股票投资。一般来说，保险资金运用的原则应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三原则， 并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以求取得更多的收益， 同时应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以应付日常开支和保险赔付。
保险资金运用可主要按照风险限额管理来实施(子公司层面)，首先根据保险子公司(或保险资产子公司)的资本实力、股东目标与风险偏好、监管规定等，确定保险资金运用的总体风险水平以及相应的抵御风险损失的风险资本限额;然后，根据对各业务部门或交易员的风险调整的绩效测量结果，以及其它因素在各层次间进行风险资本限额的分配;最后根据分配的风险资本限额对各业务部门乃至每一笔交易的风险进行监控，并根据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评估结果以及其它因素对风险资本限额进行动态的分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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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越大承受高投资风险的能力越大，衡量偿付能力的指标有净保费与净资产之比，美国的保险监管认为3:1为满意的最大安全比例，这一比例愈大，保险资金的运用规模可以相对大些。未决赔款准备金与净资产之比高于1:5，保险公司有可能破产，这一比例愈大，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规模相对小些。我国2001年制定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也规定了财产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指标，寿险公司投资收益监管指标。严格根据保险公司的资本实力和偿付能力，对保险投资总投资额及其风险限额上做出限定，对保险资金投资的市场风险将起到事前控制的作用。
银行子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
我国银监会2004 年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从操作层面上对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管理提出了要求。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交易账户总头寸高于表内外总资产的10%或超过85亿元人民币的商业银行需计提市场风险资本。这意味着，银行子公司必须对市场风险进行合理的管理，以便对市场风险资本金进行管理。
银行子公司目前产生市场风险的资金交易品种，主要包括外汇交易(如即期外汇买卖、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掉期等)、贵金属交易业务(如黄金白银的即期买卖、远期买卖、掉期及租赁交易)、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如货币掉期、利率掉期、掉期期权、外汇期权、债券期权、利率期货、指数期货、指数期权等)、利率产品业务(如机构债券、公司债券、短期商业票据、新兴市场公债等)、结构化产品业务(如信用违约互换、与信用相连的债券等)。随着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银行子公司的经营重点由传统的贷款业务向市场业务转移，面临的市场风险的种类和规模将成倍增长。
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中要求商业银行根据资产负债的特征划分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并针对两个账户的不同特征选择合适的方法计量市场风险。银监会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需计提资本金的市场风险包括以下风险:交易账户中受利率影响的各类金融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风险、商业银行全部的外汇风险和商品风险。其中不包含银行账户中的利率风险。银行子公司应当尽量对所计量的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中的市场风险(特别是利率风险)，在全行范围内进行加总，以便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了解本行的总体市场风险水平。在操作层面上，由于银行账户采用账面价值核算，而交易账户采用市场价值核算，因此常用的VaR方法主要集中于交易账户的市场风险衡量，而无法覆盖银行账户的市场风险。后者往往使用敞口分析、缺口分析或敏感性分析加以补充。这样，在计量两大账户风险的方法上就出现了不能统一的局面。
银行子公司应对两个账户进行市场风险的统一管理。统一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的市场风险管理，有助于高级管理层准确衡量全行范围内存在的风险。两大账户的市场风险管理割裂，则可能因统计口径、参数设置和计量方法的不一致给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决策造成困难。银行账户的VaR可用Monte Carlo模拟利率和汇率的未来变动，计算出银行账户在一定置信度下的最大可能损失，这在本质上与交易账户的计量是统一的，因而从技术上而言，统一两大账户的市场风险管理是可行的。
证券子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
(一)证券承销业务的市场风险
证券承销业务的市场风险是余额包销的风险，证券承销业务市场风险管理的目标就是要将承销的股票全部销售出去，不能产生余额包销，而股票能否销售出去的核心在于股票发行定价。因此，证券承销业务事前风险管理的核心在于承销证券发行定价能力。另外也可对承销股票的VaR(IPO新股价格变化可用二级市场中行业相同、经营状况相同的公司的股价变动来反应)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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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投资业务的市场风险
证券投资风险主要是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二级市场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可采用以VaR限额管理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策略。
(三)融资融券业务的市场风险
2008年10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宣布要启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工作。在融资交易中，证券子公司可能会面临到期客户不能偿还融资款，甚至强行平仓后所得还不足偿还融资款的风险，即客户把损失风险转嫁给证券子公司。还有，证券子公司在动用自己的资金或者证券为投资者融资融券过程中，由于错误判断市场所引起的风险，即股票上涨误判为下跌融出资金，而股票下跌误判为上涨融出股票，也将直接对证券子公司的利润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引入卖空机制后，估值偏高的机构重仓股也会存在下调的风险，抱团取暖的现象将大为减少，这些将增加证券子公司的自营业务难度和风险。
针对融资融券可能的市场风险，证券子公司应建立信用账户预警系统，对客户信用交易帐户的融资买入和质押股票的风险指标进行动态监控，量化融资质押证券强制平仓的预警线和平仓线，并且根据市场趋势调整融资融券的比例。
信托子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
2007年3月1日，中国银监会正式颁布实施新修订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同时下发“关于信托公司过渡期有关问题的通知”，这就是业内所谓的信托“新政”。《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信托公司固有业务项下可以开展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等业务。投资业务限定为金融类公司股权投资、金融产品投资和自用固定资产投资。目前，信托子公司的自营业务有较大的比重在证券投资上，因此自营业务的实时监测就目前的自营业务的品种而言，反映的主要是证券投资的风险。
对于固有业务项下证券投资的市场风险及管理情况，信托子公司应对因股价、市场汇率、利率及其他价格因素变动而产生和可能产生的风险值进行估算(即证券投资组合的VaR值)，分析上述价格的变化对公司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对于有些资金信托项目，资金信托计划中承诺通过调整管理费弥补投资者的利息风险，将投资者承受一定的利率风险附带转嫁到信托公司自身上，从而吸引投资者的，信托子公司对这类信托项目的利率风险的估算可采用利率风险VaR，计算在一定置信水平下，由于基准利率变动导致的管理费用的最大可能损失。
基金子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
一般而言，基金投资的实际风险承担者是基金管理公司的客户——基金投资者，而基金管理公司只是受托理财，作为报酬，基金投资者要支付管理费给基金管理公司。因此，从集团层面来看，基金管理资产不纳入集团的市场风险资本限额汇总计算，对基金公司投资组合的市场风险管理主要属于指导建议层面，对其投资的市场风险进行动态测算与评估并给出指导意见。但对有些特殊类型的品种，则应测算其不能保本对基金公司造成的潜在损失，且应对其实施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进行严格动态监控。
参考文献
1.盛和泰.国外保险集团的全面风险管理及建议[J].金融电子化，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