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8 07:10:32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美]科斯、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3]国际经济增长中心V奥斯特罗姆和D菲尼，H皮希特编，王诚等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
[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林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7]李悦：《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新经济新经济周期消费策略互动
1.引言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状况极不一般，出现了一些在以往的经济实践中从未见过的，在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看来也似乎不可思议的新现象，以至有人将其称为“新经济”，并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徐长生，2000，P.48；刘树成、李实，2000，P.3-5；萧琛，2000，P.5）。争论的问题之一便是：“新经济”是否改写了经济周期的规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90年代究竟是一个长期繁荣的开始，还是仅仅是一个扩展了的、延长了的周期？以及扩张为何超长、会否终结、何时终结？
Roamer（1999）强调政策因素，指出：政策因素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频繁应用，一方面消除了以往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使得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较以往明显延长；但另一方面，政策失误的存在又为衰退增加了政策诱因，产生新的“政策引发的衰退”。在Roamer所做的消除政策冲击的模拟检验中，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增加了。据此，Roamer认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周期。美国经济繁荣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合适的政策，而不像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一旦政策决策出现失误，美国经济就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
结构论者主张：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波动性相对较弱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经济持续扩张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特别是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经济自身的稳定性（Mandel，1997；刘树成、李实，2000，P.11、55）。持相反观点的人则通过比较二战后美国三次最长的经济扩张期（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得出结论：就各项经济指标而言本次经济扩张与前两次并无明显差别，结构变化说无法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Zarnowitz，1999）。
供求良性互动观认为：第一，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第二，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刘树成、李实，2000，P.11）。
还有一种观点，我们暂且叫它生产率观，篠原综一把它概括为：美国经济模式具有将信息通讯领域的新技术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之中的灵活性，因此，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高生产率。生产率提高使企业利润和投资收益提高，进而诱发新的设备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这种投资会再次使生产率提高，形成良性循环。只要能长期维持高水平的生产率上升率，美国就会迎来“新经济”时代，即：（1）潜在增长率上升；（2）失业率稳定在低水平；（3）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极小；（4）长期内维持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篠原综一，1998，P.63）
Delong（1999）则举出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许多人惊呼美国达到一个“新时代”（NewEra）而最终以大萧条告终的事例提醒人们，商业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Krugerman（1997）对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周期的变化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商业周期始终是周而复始地出现。对于人们普遍赞同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他认为，现阶段对政策的正确抉择并不能保证抉择者面对全新的情况时，同样可以做出正确的抉择。政策失误在所难免，经济衰退也会反复出现。
我们认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正因如此，上述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某个角度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但也仅仅是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
我们同意Roamer和Krugerman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经济周期，但是政策并不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观点。我们想补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造成衰退的原因正是造成增长的原因，因此，政策并不一定是通过消除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来消除衰退的，抑制经济过度增长本身可能就在消除衰退。
我们认为，反结构说仅仅根据各项经济指标的对比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应该看到，经济结构确实有了某些变化，而且，不同产业的不同波动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结构说并没有很好地证明为什么第二产业最具波动性，而第一、第三产业却较少具波动性；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中，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而其中的软硬件、以及别的基础设备难道不正具有第二产业产品相似的特性吗？那么二者的净影响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新经济”中最深刻的变化可能不是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对上升，而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新技术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
供求良性互动观强调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就它所强调的第二点（即：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来说，个中机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就是说，新产品到底是如何创造了新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在我们看来，可能创新并不难，难的是对新产品有需求。我们关注的是供给如何创造了对自身的需求。
至于生产率观点，即使有其合理的一面，也缺乏严格的证明。事实上，我们即将证明并不必然具有这样的逻辑，可能衰退正是源于生产率的高增长。
我们的基本看法：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政策的作用，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也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2.增长、波动——一种解释
按照一般的看法，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而波动是一个短期问题。这确有一定的道理，抓住了某些本质的东西。但在我们看来，经济是一个过程，长期到底要通过短期来实现，因此，更应该强调的是增长和波动的联系，更需要的是动态分析、关于过程的分析。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弄清了增长也就弄清了波动。
理论上对于增长的解释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给出：（a）要素投入的增长；（b）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c）制度的作用。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制度的作用，那么经济表现出波动的特性，就一定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因为，即使说这一波的增长仅仅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致的，由于技术只会进步，不会退步，产出就不会减少，甚至其增长也不会减慢；既然经济表现出了波动的特性，增长减慢了，或者说产出减少了，那就一定是产品缺乏需求，市场饱和，厂商减少投入的结果。这样说来的话，经济会不会波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生产能力的增长会不会赶上或超过需求的增长？第二，在市场达到饱和之前是否有新的有需求的产品被发明投产；第三，产品的交替更新能否平稳过渡？
这里涉及对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投资——的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凯恩斯主义者，坚持有效需求决定投资的观点。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那么，为什么投资减少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从三大心理规律出发，从总量上进行了分析。三大心理规律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收入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差额能完全根据三大心理规律从总量角度给出解释吗？应该说，不能，还有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产品的结构问题。打个比方说，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我当然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不会因为我的收入由2元变为5元，过去我吃10个馒头，现在就吃25个馒头。也许，我会多吃，但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这样的话，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所以，这里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一般地最终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增长，最终，产出都有下降的趋势。但总产出下降是否变为现实，取决于是否产生一种相当的抵消力量。这时，如果一种新产品被发明投产，市场对该新产品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这就必然引起投资增加；同时，投资的增加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对消费品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拉动增长，这就是一股抵消的力量。进一步，乘数作用还可能引起经济的高涨。
当然，如果资源不能平稳地转向新产品的生产，也会引起波动。
3.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
再回到上文我们打过的那个比方：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但我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因此，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是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那里，我们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如果有新产品被创造出来，就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那么，又真的是因为创新有困难吗？问题是，就算巧克力被创新出来，我完全可以不购买呀！这样，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电视产品，它的消费具有这样的特征，一个电视中心发送信号，众多的电视用户各自独立地接收消费。当电视中心进行了一种技术创新，使得人们现有的电视机不能更好地接收新的信号时，由于人们使用电视机的效用依赖于中心的创新，一般地，人们就会更换现有的电视机为新的适应电视中心创新技术的电视机。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而仅仅是电视机产品本身的创新的话，比如说将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人们完全可能不更换电视机，可能这就是最优的选择，这样的创新也不创造有效需求。
所以，很可能不仅仅是创新能力的问题，还有对可实现的创新有没有需求的问题。但是，在网络经济下，后一个问题不存在了，因为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比如计算机产品，我们购买计算机无论是上网还是进行普通的文字处理，都涉及与众多别的用户之间的交流问题，都存在所使用的软硬件与别的众多用户所使用的软硬件之间的兼容问题。这就是说，我消费自己的计算机的效用依赖于众多的别的计算机用户的选择。这种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产生了极不寻常的意义：当多数人更新计算机配置之后，我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计算机配置。一般地，由于新产品可以覆盖老产品，新用户和一部分老用户会购买新产品，当多数人用新产品的时候，余下的老用户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产品。当Windows98还好用的时候，我可能就去购买新的Windows2000。这样，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信息技术确实提高了生产率，加速了创新，正如刘文所称的，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信息技术处于一个创新的“蜂聚”时期。（刘树成、李实，2000，P.8-9）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强调问题的另一面：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应该说，这是创新可以被不断地“创新”，从而产生“蜂聚”现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生活中，生产能力只决定可能性，使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这便是“新经济”之新所在。事实上，如果不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产业却没有这样一个创新的“蜂聚”。因为如果创新高潮仅仅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那么传统产业也应该有一个创新的“蜂聚”，哪怕是较弱一些。把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或者进一步地创新为别的什么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消费者可以不响应，至少老电视机用户可以不购买这种新产品。然而，如果你将Windows98创新为Windows2000或别的什么，那么消费者可能就不得不购买。
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这不仅意味着创新必然是大规模的，而且是持续的，这又意味着经济必然持续高速增长。
4.产品的耐用性与经济波动
既然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那么经济的波动还与产品的耐用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具体地说：
假设经济最初处于均衡状态，如上所述，如果一种产品被创新出来，一般地，对该产品的需求大于供给，这必然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引起产出的增加。而且，事情至此并没完，投资的增加还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增加。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高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增长迟早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产量的增长迟早会放慢，甚至绝对地减少，这必然引起投资成倍地减少，进而引起产出成倍地减少。同样，投资的减少还引起收入的减少，收入的减少又引起消费的减少，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减少和产出的减少。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衰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乘数—加速数原理。
在耐用品经济中，这种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景气循环必然表现得更为剧烈。这是因为，耐用品可以使用多年，因此一定存在一个时点，超过这一时点，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将超过需求，而且会突然地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势必引起经济剧烈的波动。
这就是我们从经济史上所观察到的：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增大。
当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是否会增强稳定性呢？一般认为，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服务的“产”与“销”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而且一般地对服务的需求本身波动较小，所以，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减小。（刘树成、李实，2000，P.55）然而，似乎我们并不能将美国经济这一轮的稳定增长主要地归之于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因为美国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特别是一些软硬件的生产，而在本质上，这些软硬件是耐用品。就一般情况而言，后者会抵消前者的稳定作用，这就很难说美国经济现在是更具稳定性还是更具不稳定性。我们感兴趣的是：软硬件这样的耐用品是否具有不同于一般耐用品的特性？其比重的上升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经济的稳定性？
上文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网络经济下，由于消费的策略互动，供给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一般地，这不仅意味着不存在对可实现的创新没有需求的问题，也意味着尽管软硬件是耐用品，但却不会有供给超过需求那一刻的到来，更不用说出现供求大缺口那一刻的到来。耐用品不会被长久使用了，其比重的上升不是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5.结论及其启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凡波动都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所以，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一定不只是由新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一定还有投资增加的增长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仅仅是由新技术引起的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相似的表现。而且，正如臧文所指出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研究、开发和应用均要以巨额投资为基础。（藏旭恒、裴春霞，2000，P.42）生产率的提高是重要的，投资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第二，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然而，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这当然主要是源于我们这样的认识：经济周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净影响是不确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即使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了“萨伊定理的复活”，毕竟经济中还有传统部门，计算机等新技术创新会引起投资，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引起消费的增加，这会引致传统部门的扩张，但这种引致的增长总有到头的时候。这就是说，尽管前一种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但是后一种增长效应却是短期的，作为净结果，经济是放慢，还是停滞，还是下滑，决定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上文的分析还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那么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就是一个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增长和波动首先表现为结构问题，其次才表现为总量的平衡问题，即总供求相等的问题。这种结构的调整是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的。进一步，我们对萧条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萧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进一步地深究，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可能恰好来自供给面——市场不能不断地创造出有需求的新产品。因此，为刺激经济增长，抑制萧条，进行需求管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供给管理。主要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创造一种要素能自由流动的环境。其次，如果我们承认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是一个结构的调整问题，那么对于萧条就不能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能这正是资源从旧产品的生产领域转移向新产品的生产领域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第二，我们看到，经济的波动正是由于生产能力超过了需求，或者说，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因此，某种意义上，造成繁荣的原因可能正是造成衰退的原因，抑制经济的高增长可能本身起到了抑制萧条的作用。
第三，从美国新经济中我们究竟应学习些什么？根据我们的分析，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源于新技术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很自然就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创造新技术？你的新技术也同样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呀！因此，我们真正应该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如何提供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及其给予我们的借鉴。参考文献
李平，1992，“经济适度增长与结构动态变化”，《经济学家》（4）。
刘树成、李实，2000，“对美国‘新经济’的考察与研究”，《经济研究》（8）。
藏旭恒、裴春霞，2000，“投资增长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美国‘新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启示”，《学术月刊》（10）。
徐长生，2000，“美国‘新经济’的理论透视”，《经济学动态》（7）。
萧琛，2000，“论美国的‘新经济’和‘新周期’”，《世界经济与政治》（4）。
陈漓高、仲黎明，2000，“周期理论：美国经济的繁荣”，《世界经济》（3）。
篠原综一，1998，“新经济论的是非考证”，《世界经济与政治》（12）。
杨培芳，2000，《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汉斯·韦坎德，1999，“金融中介、均衡信贷配给与经济周期”，《契约经济学》，北京：经济了学出版社。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9，“契约理论与宏观经济波动”，《契约经济学》，北京：经济了学出版社。
《总统经济报告》，2000，第311页。
Roamer,ChristinaD.,1999,“ChangesinBusinessCycles:EvidenceandExplanation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Spring.
Mandel,Micheal,1997,“HowLongCanThisLast?”BusinessWeek,May19.
Zarnowitz,Victor,1999,“TheoryandHistoryBehindBusinessCycles:Arethe1990stheOnsetofaGoldenAg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Spring.
Krugerman,Paul,1997,“SeekingtheRuleoftheWaves”,ForeignAffairs,July/August.
【关键词】奥肯定律，经济增长，就业弹性，扩大劳动总需求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根据美国统计资料，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失业率变动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是1：2的反比例关系。这就是“奥肯定律”。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都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失业反向变动的关系。
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情况如何呢？
一、我国的经济增长没有揭示出奥肯定律所描述的规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经济出现低迷外，在总体上我国经济呈高增长态势。伴随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增长情况如表一所示。从表一可看出，虽然在1981～1984年，随GDP增长率的上升，失业率逐年下降；在1992～1997年，随GDP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逐年上升。二者有负相关关系。但在1986～1988年、1997～2000年、2004～2005年，随GDP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失业率都保持不变，似乎与GDP增长率的变动无关。甚至，在1984～1985年、1989～1990年，随GDP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也下降；2001～2003年，随GDP增长率的上升，失业率也上升，二者有同向变动关系。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同向变动的原因
就业与失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上述“我国GDP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并非是完全的反比例关系”可得出“我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非同向变动”的结论。
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同向变动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1、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没有促进就业增长
1998年以来，中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的财政政策，与银行信贷配合，把投资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如：农林牧渔、交通通信、环境保护等，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该年的政府国债投资在不同行业的比重及这些行业的就业指数见表三。从表三中可看出，政府在不同行业的国债投资中的优先次序与这些行业就业指数的高低顺序刚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恰好是就业密度程度低的行业。另外，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随着市场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但政府职能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尚未彻底转变。于是，各级政府部门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都把GDP增长速度放在首要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源配置偏离效率中心，导致一些项目和企业低效运作，短期内GDP是上去了，但长期内许多资产闲置，就业不能如期增加。
从货币政策看，政府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但是，在资金的供给方面，居民出于对失业等种种不稳定性预期，因而储蓄倾向相当高，伴随利率下调，储蓄存款反而上升。在资金的需求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大型项目享受政府保护政策，是银行放贷的首选对象，而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资本需求被人为压低。这样，在资本供需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资本的价格被人为扭曲。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形成机制仍然是刚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较快的上升趋势。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导致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GDP增加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增加。
2、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隐性失业逐渐转变为显性失业，造成GDP增加与失业率上升并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追求的是低层次的“普遍就业”，采取的是“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这种做法是靠牺牲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工资来增加就业的，是靠不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来维系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在企业内存在大量富余人员，造成庞大的隐性失业。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不断健全，制度不断完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隐性失业人员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富余人员被企业分流出来。于是，隐性失业显性化，失业率上升。但由于分流出来的是那些边际成本高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富余人员，因而国家的实际GDP并不受影响，从而出现经济增长与失业增加并存的现象。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引入“名义就业人数”和“有效劳动需求量”两个概念。名义就业人数指企业中在编人员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数量；有效劳动需求量指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在我国，名义就业人数和有效劳动需求量的数量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可见，有效劳动就业量的扩张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提高已就业职工的劳动效率和质量；二是增加劳动者数量，主要表现为利用企业储备的富余人员。现在，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因而经济增长只是增加了有效劳动需求量，提高了劳动效率，较为充分地利用了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储备的富余人员，但转轨时期企业要排出更多的富余人员，故而使名义就业人数下降。可见，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并非完全无效，只是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被就业制度、经济制度、统计方式等因素所扭曲，造成“有效就业增长中的名义就业量下降。”从表一数据也可看出，我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有时是正向相关，有时则是反向相关。假设二者之间呈线性关系，其线性拟合模型为y=1.532+0.041x，可决系数R2只有0.013，远小于0.7；且相关系数R只有0.114，小于0.4。尽管此模型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同向变动关系：当GDP增长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率将会随之上升0.041个百分点，符合经济意义。但此模型的F检验和T检验都没有通过，说明：回归方程的线性关系不显著。由此可见，1980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同向变动关系很微弱。
3、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的结构性差异导致就业增长不足
由上所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相关性很弱，高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必然带来高的就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可用GDP就业弹性来解释：GDP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GDP增长率。由此可见，就业增长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增长率，二是GDP就业弹性。那么，就业增长率与GDP就业弹性的关系如何呢？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能否扩大就业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率，还取决于GDP就业弹性的大小。从表一可看出，GDP就业弹性虽然有一定波动，但总体上呈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就业弹性越来越小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增长来提高就业量的作用就越来越不明显了。
我国不但GDP就业弹性每年都不一样，而且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它们的增长水平和就业弹性也有很大差别，因此，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产生的就业效应也就不同。从表四可知，我国2001～2003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平均劳动就业弹性依次为0.149，-0.041和0.323。显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已经不再能带动就业的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趋向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机器排挤工人”的现实；而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增长效应明显。但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还很大，2001～200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占GDP总量的平均百分数依次为13.4﹪、45.33﹪、41.27﹪，而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平均依次为49.7﹪、21.77﹪、28.53﹪。可见，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据首位(45.33﹪)，但其就业比重却处于末位(21.77﹪)。而且，第二产业增长速度还要快于其它产业，2001～2003年三次产业的增长率平均分别为2.73﹪、10.3﹪和10.03﹪。这种产业之间增长速度、产出比重与就业增长和就业比重倒置的结构性差异，必然在整体上导致经济高增长伴随低就业状态。
三、扩大劳动总需求，即解决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前面的分析表明，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奥肯定律所描述的规律与我国实际情况不符，我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变动相互分离，几乎毫无关系，这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在这个特殊时期，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又要降低失业率，且在我国劳动力供给逐年上升的情况下，可能的出路就是扩大劳动总需求。
符钢战(1992)给出了决定中国劳动总需求的模型：DL=f(x,y,z)。即劳动总需求DL由三个变量决定：资本-劳动比例X、经济增长率Y和制度需求强度Z。根据此模型，符认为：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Y。随后，江文生(2003)对符的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是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弹性下降及制度需求弱化的共同作用下，造成劳动总需求远低于劳动总供给形成的。而要得到较高的就业弹性，必须以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为前提。因此，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关键是要从资本-劳动比例X因素入手，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来解决。
基于符钢战和江文生的扩大劳动总需求的模型，及前面对我国高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上升并存的原因的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1、确立以就业优先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思路：一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即把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二是就业优先的发展思路，即把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前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必然解决就业问题，我国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促进就业增长。而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缺乏，我国将长期面临沉重就业压力等现实，决定了我国在确立经济发展战略时，应该选择就业优先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避免政策实施的逆就业倾向出现。
2、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
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关键是扩大总需求，而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手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政策。在内需不足、民间投资和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的情况下，应重视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如财政支出、税收、国债、贴息等来刺激经济增长，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的作用比较微弱，但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增加了有效就业，因此还须努力促进经济增长，利用减税来刺激民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利用国债投资和常规性支出来加强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减少因基础设施短缺而造成的经济发展瓶颈约束，发挥公共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乘数”作用，进而促进就业扩大。二是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松动银根，来刺激民间投资需求。这样，通过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形成有效的政策合力，来刺激和扩大内需，增加就业。
3、调整产业结构，积极促进第三产业及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就业弹性，扩大就业渠道
一、我国省级最优税制结构及产出损失测算
（一）最优税制结构的测算
1996～2012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间接税与直接税比的实际平均值和最优平均值可以看出，其中25个地区的间接税与直接税实际值高于最优值，说明这些地区间接税在总税收收入中占比过高，税制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可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北京、内蒙古、福建、广东和等5省市区的间接税与直接税实际值低于最优值，说明这些地区现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表现出积极作用，而进一步提高间接税比重可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最大化；上海市两税类之比的实际值(1.89)接近于最优值(1.893)，说明现行税制结构使上海经济增长达到最大化。
（二）现行税制结构下产出损失的测算
将现行税制结构下与最优税制结构下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可计算出现行税制结构造成的产出损失，见表2。由第5列相对值来看，1996～2012年现行税制结构全国平均每年造成的产出损失为13.78亿元，占GDP的0.52%。其中，上海产出损失最小，仅为GDP的0.03%；甘肃产出损失最大，为GDP的1.25%。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产出损失平均值最低，占GDP的0.25%；中部次之，为0.48%；西部最高，为0.82%。由此可见，两税之比实际值越高或与最优值差距越大，产出损失相对值越大。西部地区两税之比平均值最高为3.69，与最优值差距高达1.31；而东部地区最低比值为2.45，与最优值最小差距为0.31。而北京、、内蒙古、福建等4省（市、区）实际值低于最优值较少，但产出损失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宏观税负过高造成的，因此适当降低宏观税负，适度提高两税比例将会获得更大收益。将产出损失进一步分解为税收收入损失和税后购买力损失。结果表明：现行税制结构下，全国平均每年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为1.46亿元，占实际GDP的0.04%；税后购买力损失为12.33亿元，占实际GDP的0.48%。同时，产出损失与购买力损失呈现出高度正相关。西部地区中产出损失最高省份的购买力损失平均值高达实际GDP的0.77%；而东部地区产出损失最低省份的购买力损失也低至实际GDP的0.22%。此外，由于北京、云南两省市的宏观税负偏高且产出损失较高，因此其税收损失与GDP的比重位居全国前列。从产出损失以及购买力损失和税收损失变化的趋势看，产出损失相对GDP的波动较为明显，且与两税之比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1997～2001年间随着直接税比重的上升，两税之比逐渐降低，到2001年所得税分享政策的实施，全国直接税平均比重达到一个高点31.25%，之后的两年略有回落，这一时期因税收导致的产出损失及其构成占GDP比重也随着大幅下降。因增大所得税分享基数的“透支”，2001～2003年间直接税比重略有下降，同期产出损失的占比则快速上升，并于2003年达到最高点。此后随着两税之比小幅回落，产出损失及其构成的相对GDP占比也同向回落，维持在0.6%左右。此外，2004年后全国税收负担水平出现较快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冲销了税制结构优化带来的积极效应，产出损失出现小幅上升。
二、结论与建议
税制结构优化的目标既取决于经济增长最大化也受制于国家政策目标的选择。一般而言，间接税较之直接税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目标的实现，但是通常对于社会公平的调节功能偏弱。如果一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则倾向于构建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如果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目标，则倾向于构建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公平与效率目标间的权衡。但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演进历史来看，尽管在不同时期政府在公平与效率目标上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无论是间接税还是直接税占比过高都导致了较高的效率损失，妨碍了经济增长。这表明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存在着一个最优的间接税直接税比例或者区间。当税制结构偏离最优值较大时，对经济增长将产生较大的损失。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大体保持了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1996～2012年全国间接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大致维持在60%～70%。以所得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直接税平均占比仅为25%左右。这一税制结构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目标相一致。但本文结果表明，间接税比重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可见，税制结构优化的主要方向是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以降低效率损失。同时，应适时将政策目标调整到“公平优先”上来。既要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一致，又要寻找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最优比例。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国际投资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是其最突出的表现。因此，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直辖以来，重庆市抓住机遇，努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在不断增大。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经济的增长是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重庆市利用外资的基本情况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重庆市成为全国第一个计划单列市,被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和1000万美元以下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由此，拉开了重庆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序幕。1992年，重庆市被国务院列为沿江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从1992年开始，重庆市引进外商投资的合同项目、合同金额以及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都出现大幅度的攀升。1997年重庆直辖便出台了61条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并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重庆市引进外商投资工作进入了一个有序稳定的发展期。
1.重庆市利用外资的规模与水平
1997年～2006年，重庆市累计签订利用外资项目2365个，外资合同金额为77.8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9.1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006个，签订合同金额58.79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37.64亿美元，分别占重庆市利用外资的84.82%、75.49%、和63.69%。从三项指标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重庆市利用外资的比重中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从2000年以来，重庆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保持逐年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5%，2006年创下实际利用外资6.96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见表1）。
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1997-2007）
2.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构成
从投资来源的地区分布来看，亚洲地区是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来源地。2005年亚洲地区的实际投资额达30448万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9.04%；其次是拉丁美洲，实际投资额达8567万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6.61%；第三位是非洲，占7.76%。1998年～2005年底来重庆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累计额前5位的是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
3.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随着重庆市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结构调整的速度也在加快。2000年，重庆市三次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5%、66.2%和32.3%。到2006年，这一比重分别调整为0.7％、43.4％和55.9％；第二产业主要分布在机械、化工、IT制造等领域，第三产业集中于房地产业（见表2）。
资料来源：《重庆外商投资企业统计年鉴》（2001-2006）
4.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比较
重庆市的40个区县分为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经济区。由于三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投资环境也存在很大不同，使得在渝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布局上具有高度的集聚性和不平衡性。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偏好，在渝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都市发达经济圈内。2001年～2002年，重庆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1654万美元，都市发达经济圈为43230万美元，占全市的84%；渝西经济走廊实际利用外资6853万美元，占全市比重的13%；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只有1571万美元，比重仅为3%。“十五”期间，都市发达经济圈对外资吸引力度进一步增强。到2006年，都市发达经济圈实际利用外资61098万元，占全市比重87.79%。
二、FDI对重庆市国内生产总值(GDP)影响的实证分析
注：价格为1985年可比价。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
FDI表示重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用来表示重庆经济增长。为了分析FDI对重庆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的样本区间为1985年～2006年的数据（见表3）。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为了克服异方差，取双对数模型，建立回归方程：
1nGDPt=c+InFDIt+εt
经检验发现模型存在2阶自相关，为此，采用GLS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LOG(GDP)=317.096+0.016*LOG(FDI)+[AR(1)=1.547,AR(2)=-0.547]
T=0.016T=2.31T=6.997T=-2.434
R^2=0.999AdR^2=0.999F=5519.07D-W=2.01
1.进行拟合优度检验：
R^2=0.999，AdR^2=0.999
可知模型有很好的拟合优度。
2.进行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F=5519.07，Prob(F-statistic)=0.000000
可知方程很显著。
3.对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从FDI的显著性检验上看，FDI是显著的，说明重庆市FDI对GDP有显著影响。（但常数项不显著，因为此模型里只取用了FDI作为GDP的解释变量，目的在于考察FDI对GDP有无影响及影响强度，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了FDI上）。
4.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检验，发现模型没有异方差性，也不存在自相关性。
可见，1985年～2006年间重庆市FDI对GDP有显著影响；系数0.016表明，FDI每增长1%，则GDP增长0.016%，因此FDI对GDP的影响力较小。
三、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实证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存在的，但力度较小。而且重庆市吸引的外资主要投向了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利用外资额不到全市的20%。三大经济区之间本身就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地区分布状况，没有起到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消除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反而使这种差距有增强的趋势。外商在渝的投资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农业、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相对较少，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产业倾向使得外资对重庆市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作用较弱。
作为西部地区惟一的直辖市，重庆市应把握契机，加大引资工作的力度，把利用外商投资与产业升级、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实现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应逐步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增加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统一性，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实现内外资的公平竞争，增强外商的安全感。加强和规范对外资的管理和服务，建立统一的外资政策机构，完善项目审批制度，简化程序，大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设高效率的服务网络、物流运输平台，营造良好的经营服务环境。
与都市发达经济圈比，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基础设施较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因此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远远低于前者，而且外资的质量和效益也不高。所以应增加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政策上要给予支持，实施更为灵活和优惠的外资政策，鼓励外资投向这两个地区。
2.加强对外资的产业政策导向
一是鼓励FDI进入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等领域，引导外资企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重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吸引FDI继续投向优势产业（如汽车摩托车制造及化工工业），形成优势产业群，通过产业集聚进一步增强吸收外资的能力；三是加大服务业FDI的引进。服务业外包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之一，这对重庆市引进外资，优化产业结构是一个很好的机遇。重庆市应加大服务业所需人力资源的培育，推进金融、电信、科教等服务领域的招商引资，促进跨国服务业外资的进入。
3.充分发挥特色工业园区吸引外资的主导作用
重庆市现有各类特色工业园区30多个，须依靠优化环境增强招商竞争力，加强各类园区利用外资的功能定位。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实施产业集群发展带动战略，重点吸引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营运中心，发展大型成套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要围绕高科技和创新主题，重点吸引国外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研发机构落户，重点发展IT和IC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出口加工区要在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同时，大力引进加工贸易项目，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发展竞争力。
4.努力实现外资来源多元化
重庆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多数来自香港、毛里求斯和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相反，欧美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较多，因此应加大对这些国家或地区FDI的引进，努力实现外资来源的多元化。同时，应逐步推动开发租赁融资、实行产权转让和BOT等多种有效的利用外资方式，推进与国际大公司合作，提升重庆市利用FDI的规模与水平。
参考文献：
[1]重庆市统计局:重庆统计年鉴2007[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一、从基本需求出发，在国际经济贸易中进行互动交流
通过制定政策让内外统一，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国际的存在是可以将这些变成无限的，所有的人文经济形成高度的统一，在配置的优化上也下足了功夫，中国经济如果是仅仅靠自己的能力的话就算是一百年也发展不到现在的这种体系，我国开展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有根据的，是在大发展下研究出来的细枝末节，用技术代替自然，把握好国际经济贸易的橄榄枝，顺着各个要点前进，从需求中获取利益。这些政治经济为一体的组织不断增多，经济一体化也突破了局限，市场上的交易逐渐完善，这全都源于人们的客观需求，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架不住不断的开发生产以及人员的需求，所以面临的问题也是严峻的，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发展无疑对我国的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往的闭关锁国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保护了起来，但也使中国落后了很多年，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迎头赶上，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与国际的交流有多么重要，目前我国也积极发展国际交际，其实国与国之间才是最大的出口，只是要在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这个环境中进行，让资本的流动更加迅速，给了中国经济上的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不是很成熟，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投资，使跨国经营模式逐渐成熟，这样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才能广泛的流入各处，这也是一种手段，有力的手段，这样的吸引力无疑让整个国际经济贸易对我们拭目以待。
二、顺应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体系，有效抑制人口增长
在时代飞速发展的如今，中国也是人口大国，在经济的大发展下，中国虽然逐渐富裕起来但是始终摆脱不了贫穷的影子，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惑着我们，首要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不能让我国的人口再继续膨胀下去，这对我们来说百害而无一利，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影响也是巨大的，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也是有的，所以为了改善这点，我国顺应国际和本国经济需求在国内推行了计划生育，在相对应的政策的开展下，有效的抑制了人口膨胀的结果，以往一个家庭能生四五个孩子甚至更多到现在的只能生产一个，这种数量上的变化也大大减轻了对家庭的负担，给国家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这是一种优良传统的开始。人一多，自然对物资的消耗也就更多更快，国外的人住的房子很多都是两层楼的独立房，而中国居住的则大多都是高楼大厦，这对人均的经济水平有很大的影响，在国际经济发展下，各个国家自然就互相体现出来彼此的优缺点，相比较之下，中国人民的个人空间活动范围就显得很小了，在公路上也经常造成交通拥堵的情况，一些生态公园景观地点满地的垃圾等，这些由人口带来的危害都逐渐凸显出来，最主要的危害就是对经济的拖累，要知晓其带来的后果，大量的人口带来的就是整体经济水平的低下，造成的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不平衡，这就是人口的弊端。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从源头限制了人数，这种方式也是对国家的巨大贡献，同样是对世界的贡献，人们对自然的破坏，对各种物资的消耗，总体水平同时下降，拉开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牵制着国家的发展，但是目前对人口减少的策略还没有应用的很彻底，人口只是被控制了发展，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让国际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完全的体现。
三、学习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从内部入手改善经济问题
眼看着抑制人口与促进本国经济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制约国家建设的因素，从七十年代开始，各政府就不断努力到如今取得了成功，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这项举措也是长远目光下的产物，开始的越早收到的成效也就越大，这也可以说是国家的思想觉悟。但是在一些地区还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老旧思想，对本国的经济没有支持的思想，这是政策的落实没有下达到根本，很多人都还不懂得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这种思想没有在年轻一辈的人心里形成，所以要将改革的春风送到基层，加强抑制人口工作的开展，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这种工作探讨需要领导的调查与研究，要分析好各层次人物的心理，做好相对的应对工作，保证好计划上的全面，目前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下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不断培养属于自己的一股经济能力，而这种也大多体现在对学生以及青年的教育中，或是借助学校辅助进行一些加强教育，这也是对我国经济的促进。有句话说得好，想要学的好，就要从小教，我国响应国际的号召，学习先进的事物对国内的进行不同层次的年龄段教育，而在发展的异常开放的时代，这些学生往往比我们理解的还多得多，所以从小就要纠正他们的思想，这才是正确的途径，这种途径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能很直观的反映在未来经济的工作上。
四、结语
我国目前的经济相对平稳，而竞争力自然就提升了，对于我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这是一项优势，我国的富余劳动力、生产资本等都可以使用，这对经济上来说是很好的起跳点。如今在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下各个区域之间的共通点慢慢增多，不仅积累了经验，还有助于我国经济市场的形成，在贸易自由化加强之后，给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希望，而中国想要在经济上上一个台阶就要大胆学习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知识，再进行作用分析，研究出更适合本国的经济方式。我国的经营方式有很多还是比较古老的，但是随着时间就显得有很多劣处了，所以还是要增强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这是需要跟国际经济贸易学习吸收的，要鼓励我国跨国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的全球化打下基础，要在国际这个大环境下站稳脚跟，还是需要依托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
作者：李文兵单位：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论文摘要】 在当今的世界各国，决策者和理论界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普遍给与了高度的关注，笔者将其概括为经济增长偏好和出口偏好。本文对这两大偏好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作者的一些观点。 【论文关键词】 经济增长偏好 出口偏好 可持续发展 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理论界普遍已形成两大偏好，即经济增长偏好和出口偏好。在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较快，表明经济发展呈现出好的发展态势，否则，就表明经济运行出了问题，政府应设法扭转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下滑的局面。笔者认为，判断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好与坏，应根据国内的实际状况予以确定，特别应依据国内需求、资源和环境的状况而确定，不宜简单依据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快慢而决定。 一、经济增长偏好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学者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表明社会的生产潜力已被充分利用，社会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经济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闲置的社会资源增多时，则表明经济运行不佳，政府宜干预经济，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通常认为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收入政策调节需求结构，增大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加其消费需求；通过产业政策调节供给结构，压缩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中高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尽管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影响有所扩大，但纵观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明显占据上风，在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居于统治地位。要求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地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差距尽可能缩小的经济主张是否很正确呢？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充分考虑需求的科学性。就人类的需要而言，可以说其需求具有无限性，然而，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决定了人类的需求不可能无限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扩张。就人类的生产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现出由低向高转化的趋势，但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无限性的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性的发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而言，人口的扩张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人类的需要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只有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将人类的需要尽可能地定位于科学化的目标，才会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潜力，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要看人类的需要是否科学。当人们的社会需要普遍处于科学合理的范围，而人类也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资源也能支撑经济更快地发展，环境对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承载能力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运用宏观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其二，未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当代人宜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如果当代人不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对自己的需要不进行科学化定位，满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发展模式属于非理性发展模式，建立在这种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发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如果可再生资源闲置率较高，这时，政府应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措施，促进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可再生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资源已耗用较多，社会生产设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我认为此时政府尽可能不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实际经济的增长，而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理性看待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缺口，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社会需求科学化和社会资源利用科学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评价人类的生活质量不能仅看人类拥有多少物质产品和服务，还必须考察环境的质量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社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缺口，社会的生产设施、能力存在一定数量的闲置，而空气、水的质量严重降低，况且耕地沙化严重，沙漠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运用宏观经济杠杆缩小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此时就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应着眼于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着眼于全面、合理地评价生活质量，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强调启动宏观调节措施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而应在社会需求科学化、资源利用科学化、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谐化的基础上启动宏观调节杠杆，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化的基础之上。 二、出口增长偏好 理论界和决策者普遍认为，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增长速度快，本国贸易顺差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有利，否则，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为促进本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很多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笔者认为，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一系列正效应，但并非全是正效应，评价出口增长与贸易顺差增多的效果应视国际金融环境和各国的国内环境决定，笼统地讲出口增长快、贸易顺差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偏颇之处。 从国际贸易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之所以会发生，一是互通有无，二是各国发挥本国的生产和资源优势。人们常坚持的看法是，出口增长有利于增加本国的产出，有利于促进本国的就业，等等。笔者认为，在出口问题上，也应充分考虑本国的资源特点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如果一国的出口增长建立在充分利用本国的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并且出口的增长并未危及本国的生态环境，那么，在用于贸易结算的国际货币币值坚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出该国出口增长越快，贸易顺差越多越好的看法。但当一国的出口增长更多地是建立在大量耗用本国的不可再生资源、本国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糟的基础之上时，我们却很难得出该国出口增长越快、贸易顺差越多对该国经济发展越有利的看法。不可再生资源愈用愈少，在替代性能源的开发技术尚未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稀缺程度的上升，其价格在总体上呈逐步上升趋势。在不可再生性资源价格偏低时大量出口，而在其以后价格高涨时可供出口的数量却不断减少，这种出口战略从长远看很不经济，对这个国家的后代人来说，也很不公平。 出口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境况，但当随着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而国内的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糟时，我们认为出口导向就没有建立在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之上，这种出口导向必然难以持久，建立在这种出口导向基础之上的出口增长并非越快越好。笔者认为，发展对外贸易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多向别人出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最关键的是为了改善国内人的福利水平。当一国的出口增长越来越快，该国所获得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该国人民的物质条件明显改善，城乡的空气越来越混浊，饮用水质量越来越差，沙漠不断扩张，沙尘暴肆虐的范围不断扩大，肆虐的次数不断增多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出口增长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因为空气、水、土地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基础，当一个国家的人们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基础面临的危胁不断增多时，这个国家的人民从出口中获得的福利价值就会不断贬值。因此，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讲出口越多越好，不应笼统地讲贸易顺差越多越好，只有将出口和贸易顺差建立在充分兼顾生产环境的承载能力，兼顾合理利用资源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出口和顺差导向才具有可持续性，这样的出口和顺差增长才越快越好。
关键词：对外贸易；贸易结构；经济增长；影响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但是，面临当前外部需求的较大不确定性，我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型中，下行压力明显。在此背景下讨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察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另外一些观点，如普雷维什・辛格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则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上述观点分别从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层面研究了二者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总量层面的分析
Kvoussi利用1960～1978年期间的数据，考察了73个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在低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中，由于出口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扩大出口都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Moschos的研究假设国家间发展阶段不同，其扩大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通过从总量方面分析国家间经济增长的源泉，该研究探讨了扩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显示存在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低于或高于这个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不同。Baldwin基于资本的形成过程，通过将比较优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认为贸易产生静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的资本积累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会放大比较优势效应，并且这种效应的获得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向都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贸易发生，资本积累就会发生，比较优势效应就会最终转化为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佟家栋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林毅夫认为，出口增长除了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全面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尹敬东针对对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这一问题，澄清了传统测算方法中对总量核算和贡献率分解核算中的混淆之处，认为其核算中的混淆低估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从而得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结论。
总的来看，从总量层面分析可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研究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层面的分析
Mazumdar在Baldwin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索洛模型和资本积累理论扩张了Baldwin的结论，认为只有当一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即强调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Ledeman和Maloney分析了贸易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自然资源充裕度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出口集中度则阻碍了经济增长。
此后的国内外学者围绕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将总量分析转为结构分析，不仅通过构建具体的贸易结构测度指标论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大小，同时也有利于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二、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计量经济学的日益成熟，为学者们实证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国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
Levin和Raut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但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很小。Lewer检验了Mazumdar的假设，利用SITC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数据，构建了贸易结构变量，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扩张的VAR模型估计了选定的一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Mazumdar的假设，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显著。Lewer和Hendrik Van den Berg对28个OECD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表明，与出口资本品的国家相比，主要进口资本品而出口消费品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也验证了Mazumdar的假设。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在Lederman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衡量贸易结构的五个不同变量，在多国视角下检验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被贸易结构解释，并且H-O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Raja Kalia、Fabio Méndeza和Javier Reyesa研究了贸易伙伴的数量和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一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的数量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发达国家这种关系尤其显著；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关系尤为显著。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杨全发、舒元，沈程祥，孙焱林，赵陵、宋少华、宋泓明，石传玉、王亚菲、王可、吕惠娟、许小平，徐光耀都从贸易总量的角度统计分析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考虑到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蓝庆新在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中设计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贸易结构指标，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王永齐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基点构建了COMPO和TECH两个贸易结构指标，通过VAR模型估计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总量增长上。易力、李世美、刘冰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VEC模型，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角度研究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认为长期来看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但短期表现不明显，并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徐光耀选择在我国进口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日、俄、法、澳四国为样本国，分析了在不同的进口贸易结构下，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促进作用。丁雯从出口商品结构的角度，运用协整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长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马慧敏采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着1期滞后效应。苏振东、周炜庆基于产品附加值分布贸易结构分析法构造了出口贸易结构指数，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成卓、王旭刚基于OECD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对国际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比较。冯帆基于VAR模型探索了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从短期看，出口产品集中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贸易指标在短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经济增长也没有构成任何贸易指标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只从长期来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动；从长期看，HO变量产品内贸易指数IIT和出口产品集中度H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总产出是SW指标的长期原因。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究竟是表现在贸易总量增长还是贸易结构或方向上，还未达成共识；第二，有关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还需进一步辨析和界定。
三、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发展或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也做了有益的探索。Frankel和Romer最初进行了贸易对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制的探讨，他们借鉴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的成果，利用国家地理特点拟合出一个贸易工具变量，运用9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认为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路径可以用动态Rybczynski定理、产品差异化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贸易结构通过资源禀赋变化和提高内生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杨全发、舒元从闲置资源、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四个方面概括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沈坤荣、李剑认为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潘向东等将制度安排引入到对经济增长机理的探讨中，认为一国产权保护程度在所有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对该国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显著。唐保庆、黄繁华则认为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综述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文献，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从贸易结构入手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新视角。
2.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导致贸易结构指标选取存在不足。
3.学者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主要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等角度起作用，但是在理论和实证上还有不完善之处。
4.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时间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单一，还有待完善。
5.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进行国家比较，综合考察不同国家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哪些不同影响，进而提出借鉴性建议。
参考文献：
[1]Baldwin R.E. Measurable Dynamic Gains from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01）.
[2]Mazundar J. Do Static Gains from Trade Lead to Medium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06）.
[3]王永齐.贸易结构、技术密度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J].经济学季刊，2006（05）.
[4]袁其刚.我国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D].南开大学，2010.
<--DisplayAds("Middle,Right!Middle");//--><----><---->
Whentheeconomygrows,whathappenstothestandardofliving?当经济的发展，会发生什么变化的生活水平？Ifpricelevelsincreasesignificantly,thenthenominalGDPmayincreasebuttherealGDPisunchanged.如果价格水平显着增加，那么，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增加，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不变。Foreconomicgrowthtobehelpfultothepopulation,thepricelevelmustremainrelativelyunchanged.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人口，价格水平必须保持相对不变。Inotherwords,therealGDPmustincrease.换言之，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增加。Whentheeconomycangrowsignificantlyandinflationisheldstable,theincreasedincomeisspreadtothepopulation.当经济可以显着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稳定，增加的收入是蔓延到人口。Thisoftenresultsin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这往往导致增加的生活水平。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entailsthatpeoplearebetteroffbecausetheyhavemoremoneytospendongoodsandservicessoldatarelativelystablepricelevel.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需要更好的，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用在商品和服务的销售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Whatarethefactorsthatleadtoanincreasedstandardofliving?是什么因素导致增加的生活水准？HowareincreasesintherealGDPspreadtothepopulation?如何增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蔓延到人口？
Whenanumberofeconomiesareexaminedovertime,aninterestingphenomenonbecomesevident.当一些经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有趣的现象很明显。GroupsofcountriesseemtoconvergeintermsofrealGDPpercapita.国家集团似乎收敛方面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nsteadoftherichgettingricherandthepoorgettingpoorer,intermsofeconomies,similarlyorganizedeconomiesapproachoneanotherinthelongrun.不是富人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在经济，同样的办法组织经济体中的一个长远目标。Whatarethefactorsthatallowthistooccur?是什么因素，允许这种情况发生？Howcananeconomicadvisorhelpacountrytoconvergewithothers?如何才能经济顾问，帮助一个国家衔接他人？
ThisSparkNotewillcoverthetopicofeconomicgrowth.这SparkNote将涵盖专题的经济增长。Withinandbetweeneconomies,economicgrowthisveryimportantbecauseitdirectlyaffectsthewellbeingofthepeopleinvolvedintheseeconomies.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经济，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人民福祉参与这些经济体。ThisSparkNotewillintroducetheimportantfactorsineconomicgrowthovertimeaswellasinthephenomenonofconvergence.这SparkNote将推出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增长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趋同的现象。Throughagroundinginthesesubjects,abetterunderstandingofhowtheeconomygrowsovertimeiswithinreach.通过接地的这些问题，更好地了解经济增长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实现的。资本-身体和智力财产，利用劳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CapitalExpenditure-Moneyspentonincreasingtheamountofcapitalinafirmoraneconomy.资本性支出-货币用于增加资本金的公司或一个经济体系。
CapitalStock-Thetotalamountofcapitalinaneconomyorinafirm.资本库存-总额的资本在经济中或在公司。
Convergence-ThetheorythatallindustrializedcountriestendtoapproachoneanotherovertimeintermsofGDPpercapita.收敛-的理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做法往往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perCapita-NominalGDPdividedbythetotalpopulation.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名义GDP除以总人口。Thisindicatestheamountofacountry’stotaloutputthateachmemberofthepopulationtheoreticalhasaccessto.这表明，数额对一个国家的总产出，每个成员国的人口理论获得。
GoldenRuleLevelofCapital-Thelevelofcapitalwhereconsumptionandsavingsareoptimized.黄金规则水平的资本-资本的水平在消费和储蓄得到优化。
GrowthLevel-Thelongtermrateofgrowth.增长水平-的长期增长率。
GrowthRate-Theshorttermrateofgrowth.增长率-短期增长率。
HumanCapital-Intellectualproperty,likeeducationandscientificdiscoveries,thataffectsthelevelofoutputinafirmorcountry.人力资本-知识产权，如教育和科学发现，影响到的产出水平在一个公司或国家。
Industrialized-Describescountriesthathaveaninfrastructureandgovernmentamenabletoindustrialdevelopment.工业化-介绍国家，基础设施和政府服从的工业发展。
Infrastructure-Physicalmachineryandtransportationthatisinplacetoaidinindustrialization.基础设施-物理机械和运输，这是为援助工业化。
InternationalMarket-Themarketforgoodsandservicesthatspanscountries.国际市场-市场对商品和服务，其中涵盖国家。
Labor-Workerswhoutilizecapitaltoproduceoutput.劳动-工人谁利用资本产生输出。
LaborProductivityGrowth-Anincreaseintheamountofoutputagivenunitoflaborcanproduce.劳动生产率增长-数额增加的产出某一单位劳动可以生产。
NominalGDP-Thetotalcurrencyvalueofallgoodsandservicesproducedinanationaleconomy.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总货币价值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国家经济。
OpenMarket-Amarketforthesaleandpurchaseofgoodsandservicesinwhichallcountriesmaycompete.开放的市场-市场买卖的商品和服务，使所有国家可以与之竞争。
Output-Goodsandservicesproducedbyfirms.输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司。
PhysicalCapital-Machineryusedbylaborintheproductionofgoodsandservices.实物资本-机械所使用的劳动生产中的货物和服务。
Production-Thecreationofoutput.生产-建立输出。
ProductionCapabilities-Thecapitalthatallowsagivenamountofpotentialoutput.生产能力-资本，允许一定数量的潜在产出。
Productivity-Theabilitytoproduceoutput.生产力-能够产生输出。
Prosperity-Thecreationofahighstandardofliving.繁荣-建立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准。
SavingsRate-Thepercentageoftotalincomethatissavedforfutureconsumption.储蓄率-在总收入的百分比是保存为未来的消费。
Standardofliving-Thelevelofeconomicwellbeingenjoyedbymembersofapopulation.生活水平-的经济福祉所享有成员的人口。
TechnologicalProgress-Theadvancementoftechnologyovertimeduetoscientificdiscoveries.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科学发现。
Trade-Thepurchaseandsaleofgoodsandservicesbetweenentities.贸易-买卖之间的货物和服务的实体。
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1实证分析
1.1样本数据及分析方法
本文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取自《2006广东统计年鉴》,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增长水平,IM表示进口额,EX表示出口额。样本区间选取1987-2005年度数据。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进出口值分别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换算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进出口值；最后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把地区生产总值(GDP)、出口(EX)、进口(IM)换算成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值。考虑到数据的自然对数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及因果关系，并能使趋势线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异方差的影响，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所以对GDP、EX与IM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nGDP、lnEX与lnIM表示。
本文主要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进行研究,所有计量分析,都使用EViews5.1进行。
1.2样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1987年,广东省对外贸易总额仅210.37亿美元,其中出口101.40亿美元,进口108.97亿美元，净贸易逆差7.6亿左右。到2005年,广东省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280.02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0.1%,出口2381.71亿美元,进口1898.31亿美元，实现外贸顺差483.4亿美元，居全国首位。与此同时,广东省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9%。历年进出口与GDP如下两图所示：
从图1、图2可以看出,原始的进出口与GDP样本序列都呈现共同的上升趋势,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趋势消失。初步判断,原始的数据序列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进口、出口和GDP之间存在一长期稳定的关系。
1.3样本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了防止出现虚假回归,在利用OLS等传统方法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之前,应先对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所含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T=0表示不含有时间趋势项,当ADF检验值大于临界值时,表示序列不平稳
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即LNGDP、LNEX和LNIM都是一阶单整过程,据此可以进一步检验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1.4样本数据的协整检验
为了确定LNGDP、LNEX、LNIM三个变量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我们用JOHANSEN的最大似然法(MLE)进行协整检验。根据对初始数据形态的分析,确定数据有确定性趋势,协整方程有截距项,选择滞后期为1。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表示.
由表2,有42.9025>35.1928;16.3510<20.2618;于是迹统计量检验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只有一个协整向量存在。说明在样本区间内,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与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如下:
LNGDP=0.4555LNEX+0.5096LNIM+1.1409(1)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约为0.46,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约为0.51。这表示，出口每增加1%,将拉动广东省GDP增长0.46%；进口每增加1%,将拉动广东省GDP增长0.51%,说明从长期来看,出口和进口都对广东省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1.5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Grange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形式存在。
由协整方程(1)可得误差修正项ECM=LNGDP-0.4555LNEX-0.5096LNIM-1.1409，采用EG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d(LNGDP)=-0.2211ECM(-1)+0.1573d(LNEX)(2)
(0.0229)(0.0497)
(-9.6573)(3.1630)
(2)式中的第一组括号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第二组括号中的数字为t统计量的值。可以看出，模型的回归系数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短期调整系数(-0.2211)为负值,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但模型的拟合系数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重点考察的是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省略了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式中的误差修正项反映了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和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差分项表示的是相关变量的短期波动。误差修正项系数的t统计值为-9.6573,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它表明DGDP受到长期均衡关系的显著影响。协整关系对GDP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误差修正项系数-0.2211表明,LNGDP在每年的实际值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差距约有22.11%在下一年度得到修正或清除。由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绝对值的倒数为4.5,可知短期波动调整到长期均衡的周期约为4.5年。(2)式还表明,出口的短期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出口每增加1%,GDP增加0.16%。
1.6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69)提出了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的方法,称为Granger因果检验法。笔者采用这种方法对样本区间内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和进出口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一般来说，对外贸易的变化会对第二年的产出产生影响，所以本文选取滞后一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表示在滞后1阶和5%的显著水平下,出口是GDP的单向Granger原因,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这一结果符合凯恩斯的外贸乘数理论.表3还表明,在GDP与进口之间在滞后1阶时不存在因果关系。
为了考察GDP与进口是否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因果关系，本文还对GDP与进口在滞后3阶和4阶时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如表4，5所示。表4表示在滞后3阶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进口是GDP的Granger原因,GDP不是进口的Granger原因。表5则表示在滞后4阶和8%的显著性水平下,进口是GDP的Granger原因,GDP不是进口的Granger原因。我们认为原因在于进口中引入的资本品和机械设备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效应并不会立竿见影，其对GDP的贡献的滞后时间较长,一般需要3-4年,所以从较长时期来看,进口促进了经济增长。2结论和相关理论分析
利用协整理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于广东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广东省的GDP与进出口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平稳变量,广东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三者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2）协整方程显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出口增长和进口增长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3）从短期来看,出口对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而且是广东省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经济理论一般重视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政策取向也多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我们的实证检验证明进口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进口中往往包括大量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它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大量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会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程度的提高，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另外进口还具有弥补供给缺口、诱导国内需求的作用。
3政策建议
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和理论分析的结论，我们拟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实施科教兴贸战略，加快出口产业的技术进步,从而提高制成品的技术和资本含量，促使出口产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增强技术开发能力,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体制,使我省的出口贸易增长能真正通过刺激技术进步的机制,发挥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在新的增长方式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在重视出口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提高进口增长率,充分发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而且在连续数年保持巨大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规模巨大的情况下，目前我们具备了增加进口的内外部条件。应该优化进口结构，实施效益发展，大力增加战略性商品的进口，主要进口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省内或国内又无法提供的商品和技术，特别是短缺资源、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等，从而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在分享国外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基础上，加快我省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我省经济走上开放型的良性增长的轨道。另外，在进口产品和技术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学习国外先进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诸如效率观念、信用意识等，通过思想进步和制度创新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参考文献
［1］沈程翔.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1977-1998［J］．世界经济，1999，(12)．
［2］孙焱林.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0，(2)．
［3］石传玉,王亚菲.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3，(1)．
［4］王坤,张书云.中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4，(2)．
［5］张昱，陈光兵．进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2006，(8)．
摘要：对于贸易或称之为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关系之研究历来有之，虽然所付出努力不断，但都未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虽然证实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积极关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当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却无法找到二者间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现有研究文献中存在的缺陷，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指出一个更为明确、更为合理的方向：即使用微观经济论据而非宏观论据，对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宏观考察二者间的结果。惟有如此，才更有助于我们找出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关键词：贸易；政策；经济增长
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否能促进一国经济更快增长？更多的贸易是否就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增长？对于诸如这类问题的探讨，很多经济学家都做出了努力并且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罗伯特逊（D.H.Robert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甚至得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心，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是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服务，即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规律，从而政府能够根据需要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一国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就一定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经济理论固然有用，但很多基于经济理论文献所做出的预测与现实结果并不一致。提倡更为自由、开放的贸易理论有其合理成分，但倡导对国内某些产业进行保护使其免受国际竞争的理论也不无道理。本文通过介绍一些研究者对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目的不在于说明其特定的研究结果如何，而是试图找出其研究方法上所忽略的不该忽略的问题，基于此，为提出一套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献计献策以供大方之家商榷。
一、已有的实证研究概况
已有的关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讨论主要还是建立在其有力的实证研究结果之上的，尽管众多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进而所建议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不尽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却极其相似。都是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利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把各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和经济运行情况作为变量，从而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研究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所采用的变量和计量经济学方法都在不断地改变、有所发展，但总的来看，这些文献的研究结果并不能为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积极的有说服力的建议。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那些方法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决对贸易政策的制定问题。当我们问及其研究结果是否对贸易政策制定有实践作用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应该更注重于外贸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即通过研究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递机制而非停留在对其结果之间的关系上研究，会更有利于我们找出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早期的实证研究
对贸易政策和经济运行关系之研究，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似乎就是利用统计数据来考察贸易的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果开放的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比那些设置更多国际贸易壁垒的国家经济增长要快，就能实现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进行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在研究过程中，考察贸易开放程度所采用的变量主要包括：关税保护水平、非关税壁垒的范围、外汇市场扭曲程度以及国家是否垄断对某些商品的出口；考察经济运行状况主要看GDP增长率。这些研究表明，在二战后的期间，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经济增长也相应地比较快。
开放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它能够导致一国更高的贸易依存度（或叫贸易密集度）。然而，一国的贸易密集度除了受贸易政策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影响外，地理因素也是影响一国贸易密集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计算一国经济增长时把贸易（注意：不是贸易政策）作为主要因素考虑时，仅仅考察一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程度将不是衡量贸易密集度的最好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后者（地理因素变量）也是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在早期的研究中（包括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的研究），都是采用的贸易密集度作为变量而非贸易政策作为变量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自然就包含了非政策性的贸易壁垒。而基于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结果确实表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积极的关系，然而在运用这些研究结果来衡量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因忽略了开放度到底是受政策影响还是地理因素影响这一问题，我们不免对其结论持怀疑态度。研究过程使用的是贸易密集度，而结论使用的却是贸易政策开放度，其实混淆二者间关系而简单地将其划了等号。我们知道，实证研究方法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内生性偏差和变量遗漏偏差。内生性偏差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贸易政策与经济运行有内在关联。早期研究的一般结论都是越开放就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因果律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经济疲软的国家很可能更有设置贸易障碍的倾向，比如说提高关税以弥补国内税收不足。如果回归分析中所遗漏的变量恰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此时变量遗漏偏差就会发生。比如说一个拥有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和贸易政策恰巧有关，但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经济组织机构的质量本身。那么此时所观测到的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就会被误认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早期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中所采用的标准最小平方回归分析法，由于存在着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那么所得到的关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也就存在着偏差估计。以上的例子及其它读者可能想到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内生性和变量遗漏不是小小的技术谬误，而是改变研究结果的因素。在意识到这些不足之处后，文献研究又进一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引入变量估计来纠正内生性偏差，二是使用相关可控变量来解决变量遗漏偏差。随着方法的改进，后来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早期研究结果确实受到这些偏差影响，而纠正这些偏差的同时却发现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当前的实证研究
一国的贸易密集度既取决于贸易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也取决于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如上所述，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既可能是受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内生性）影响，也可能是受其他因素（变量遗漏）影响。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比如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与海洋的接近程度、人口状况等，似乎既不受经济运行状况影响，也不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andRomer(1999)将外生性特征——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作为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之中，研究贸易密集度。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利用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及贸易和经济运行情况间关系来推断政策性贸易壁垒的影响。FrankelandRomer发现，贸易中的地理因素确实会影响一国经济运行：贸易增长10%通常会带来收入增长约10%-20%。这种研究的结果与早期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同时说明利用地理因素做变量分析贸易密集度是正确的。这充分说明了贸易密集度除受政策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andRomer还声称：不同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差别不会象地理因素导致的贸易差别那样影响收入水平。RodriguezandRodrik(2001)的观点认为“即便以地理约束形式的无差别的贸易壁垒对一国经济是有害的，政策对市场失灵的干预程度和贸易管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即使政策和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一国收入有着相同的影响，但它们影响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比如相对于二十年前来说，信息科技改变了“距离”在贸易中的角色；同样，关税对贸易的限制作用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的流动的发展也不断改变。
当前的研究还将早期研究中所忽略的两组变量考虑进去，结果发现早期研究所得的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是不成立的。第一组包括与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关的变量。这里，地理被认为是长期发展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国距离赤道的距离。EasterlyandLevine(2003)指出：“……与适度的气候相比，热带环境更有不利于生产的倾向，更多的疾病，存在着不能有效使用在适度气候区域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以此来说明在实证分析中应该包括“距赤道的距离”这一因素。RodriguezandRodrik(2001)andIrwinandTervio(2002)在使用FrankelandRomer的理论模型分析时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结果发现贸易对收入的影响程度要大打折扣并且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其他的诸如一国在热带地区所占面积百分比等因素也不断地被纳入分析之中。结果都表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不复存在了。第二组变量与一国组织机构的发展有关。将这些变量纳入回归分析的模型之中，同样存在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1)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们的有关文献，由于受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他们的研究同样遭遇了“失败”，即没能找出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确定的关系。
这些研究文献都试图从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的实证资料中找出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确切关系。但最后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还需要用其它的数据集，变量，方法等做进一步研究。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一旦早期研究中的诸如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得到解决，就没有证据说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联系。结果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毕竟这些研究都没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从中了解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对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二、宏观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的局限性
即使研究人员能够找到象上面所述的一整套令人信服的方法来解决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使用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仍然存在着局限性。换言之，即使所使用的回归模型是接近完美的，分析中至少还存在以下两点缺陷：一是每个贸易-增长的回归模型都将贸易政策概括为一维指标，另一个就是所有的回归模型都不考虑贸易政策对政府依赖性。粗略地看一下贸易政策是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就能发现这些模型的结论是令人费解的。首先，贸易政策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比如贸易政策可以影响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从而影响企业定价及刺激企业不断创新、提高效率；贸易政策影响贸易量；贸易政策还会刺激不同部门不断扩张或收缩，不断扩张的生产部门由于产量的提高而可能产生积极的外部性，收缩的部门会重新分配无效率的资源。其次，贸易政策的手段或工具很多，包括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进口限制和出口补贴、出口信贷等出口刺激。再次，某些政策通过特定渠道实施的部分效应可能也取决于经济环境的特征，国家的发达程度，金融部门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说，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是特定经济环境下，一系列政策工具通过多种渠道共同作用的结果。考虑到其多样性的特征，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单靠典型的贸易-增长线性回归模型实际上不能揭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的。故将一国贸易政策不同方面的综合作用结果简单的融合为一种变量——贸易开放度，是不科学的。另外这些分析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中，排除了国家的影响，即其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很显然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假设前提，适合于一个贫困国家的政策可能不适合富裕国家。总之，经济环境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一些东亚国家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而拉丁美洲国家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式糅合在一种回归分析模型中？如果不考虑政策工具、政策实施的经济环境及作用机制而单纯地认为任何一种贸易保护措施都是有害的话，那么用于分析贸易-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似乎就是比较合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也就说明了对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同时也向我们暗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不得不改变我们所询问的问题的类型以及所要寻找的答案的类型，因为我们相信上述所涉及的回归模型是不能揭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可能的方法。
三、使用微观经济数据，注重对传递机制的研究
至此，我们已经分析了现有的实证分析的做法及其局限性，并且发现其分析结果是不确定的、没有说服力的。没有确切答案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本身不重要，相反，我们很想知道自由贸易的“赞歌”真的能起作用吗？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如果实施得当的话，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其实在现有的实证分析研究中，大多使用的都是宏观数据资料，注重于对结果而非传递机制的研究，因而其所得结论往往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并且这种只注重结果的研究严重地限制了现有贸易-经济增长文献中的政策关联性。所以对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就应该从注重结果转向注重传递机制，——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
（一）使用的数据资料问题。现有的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大都使用各国宏观经济资料。总的来说，使用这种资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它们所能给予的信息是不够丰富的。进行生产和贸易的不是国家，而是一国的公司企业和消费者。因而衡量贸易对收入的影响时就不能不使用这些微观经济数据。使用的国家宏观经济数据背后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它具有“平均作用”。有的公司赢利，有的亏损；有的消费者得利，有的却遭受损失；有些产业在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下能够兴旺而有些产业则不断萎缩，而宏观数据都将这些结果加以综合“平均化”了。且这种“平均化作用”不仅仅对一个国家，而是对所有的国家都是起作用的，因而其说服力是微弱的。
（二）传递机制。当问及是否贸易能够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时，似乎就需要贸易和收入的宏观数据来说明，然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很多经济文献只研究了结果而回避了对传递机制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或许能够用他们的所谓经济模型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一个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模型应该首先能够回答以下问题。1、该模型应包括哪些变量，不同的变量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所使用的变量是否都是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所必要的？2、哪些变量是外生变量，哪些不是？3、贸易是通过那些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为贸易和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很多方式相互作用的，单维贸易指数的简单线型回归分析并不能适合所有的情况。4、那些是动态变量？即要找到一个模型来说明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又牵涉到两个相关问题。首先，贸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特定关系的变化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政策措施相配套。这其实就是如上所述的政策作用对国家的依赖性。其次，即使不存在着这种依赖性，一些能够用来解释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如运输费用和信息科技等基础项目，他们的作用是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简言之，这样的模型要求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贸易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如果能够作到这些，就基本上避免现有的研究方法的弊端，这就要求我们选择适当的模型加强对传递机制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根据不同情形制定或选择不同的贸易政策。
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模型，对上述问题就难以回答。按照上面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首先一个优势就是能够让我们找出贸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当计量经济学与某一经济行为模型联系更为密切时，我们能够通过反复检测来验证模型的实用性，并对模型加以重新审视。这种反复的过程同时让我们不断地寻求更为合理的能够有实证数据支持的模型。
如果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能够向这一方向发展，那么这些研究就应包括：1、注重对企业等微观主题研究，调查是否从国外引进更为激烈的竞争能够使得国内市场更具有竞争性，从而更加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实际收入水平。2、是否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能够促使国内企业提高生产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3、研究国际贸易的外溢效应。货物贸易可能会连带知识、科技转移，知识的积累又会促进经济增长。4、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通过观察模仿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可能实现知识转移，知识的积累会促进经济增长。5、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有利于一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以上所列都是一些不完整的例证而已，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全球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感兴趣。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同，其相关的政策意义也就不同。比如对于南非国家来说，FDI的就业效果带动的经济增长较明显而通过货物贸易连带的知识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极其有限。那么此时政策制定就更倾向于鼓励FDI发展。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会因经济环境和政策工具的不同而变化，所以对其所能给予的答案也只能是在限定的范围内更加具体而非泛泛的解释。但这毕竟能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可靠的指导作用。
四、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断改变
无论是使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法还是本文所提倡的特殊方法，都要权衡贸易政策在其中的作用。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莫过于关税和配额了，它们被各个国家广泛采用以实施各自的发展和工业化战略。所以将其纳入回归分析之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贸易政策也不例外。因此，当我们再对贸易-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时，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极其权衡似乎显得不在那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双边的、区域性的以及多边的贸易协定大大约束了它们的实施效果，例如出口补贴就是WTO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得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作用不断降低。了解贸易政策的性质的变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对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读者们不免要问，在传统贸易政策工具作用越来越微弱的今天，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变得更重要？我想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了。随着新的贸易政策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强，随之而来的两个方面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第一，将这些新的贸易政策工具纳入我们的分析之中固然重要，但也具有挑战性。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比如税收优惠吸引的外商投资是否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挑战性是因为对这些新工具的权衡是存在难度的。第二，关税和配额往往因部门不同而不同，即具有“部门特性”，其实这种特性在新的贸易政策工具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它们的使用范围可能相对更为狭窄，因而不适宜用于贸易-经济增长的宏观分析。当我们放眼未来，对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下一轮浪潮就需要首先解决这些新的贸易政策工具所带来的问题。
五、结论
贸易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可惜的是很长时间的研究也未能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证实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当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却无法找到二者间的联系。简单的线性回归理论分析无法说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重要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微妙，且相互作用要依赖特定的机制和取决于特定环境。更多地使用微观经济论据而非宏观论据，对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建立特定的模型，而不是仅仅考察宏观结果，惟有向这一方向发展，才更有助于我们找出更加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只能在更狭窄的范围内使用，并且对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只能依具体情况而对某一方面给出特定的答案。因为我坚信，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参考文献：
1.Edwards,S.(1993),“Openness,tradeliberalization,and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XXXI(3),1358-1393.
2.Harrison,A.(1996),“Opennessandgrowth:Atime-series,cross-countryanalysisfor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DevelopingEconomics,48,419-447.
3.Edwards,S.(1998),“Openness,productivity,andgrowth:Whatdowereallyknow?”
EconomicJournal,108(March),383-398.
4.Hall,R.andC.Jones(1999),“Whydosomecountriesproducesomuchmoreoutputperworkerthanother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4,1,83-116.
5.Rodriguez,F.andD.Rodrik(2001),“Tradepolicyandeconomicgrowth:Askeptic’sguidetocross-nationalevidence,”inBernanke,B.andK.Rogoff(eds.),NBERMacroeconomicsAnnual2000,MITPress,Cambridge,MA,2001.
在中共中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使用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后，各方面对该问题的讨论兴起，集中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底转变什么，比较典型的看法有：(1)由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2)外延的粗放型向内涵的集约型转变；(3)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4)由轻型结构向重型结构转变。
在认识和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方面要克服三个误区：一是认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粗放增长。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技术进步对立起来，数量的扩张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原有技术水平上的数量扩张，其二是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数量扩张，外延的扩张可能是任何国家在任何阶段都必不可少的；二是认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就是粗放经营。事实上，同样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也可能有集约型的经营方式和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如在同一技术水平下扩建，可以有严格的项目管理和工程成本控制，也可以有铺张的、不计成本的项目管理；三是认为内涵扩大再生产比外延扩大再生产效益高。不同的资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环境下，就有不同的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选择增长方式的机制
（一）跨期安排
我们所确定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的衡量标准是其持续性。所谓持续性，就是在未来仍能保持今天的增长，而不是停滞。那么，是哪些因素制约了经济在未来的增长？我们认为主要有：(1)因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资源的再生和新的资源的开发速度，或者超过了节约使用资源的技术发展的速度，导致经济的增长面临资源的强制约；(2)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过度使用和掠夺性经营导致环境不可自动恢复的破坏，而增加了在未来的环境治理上花费巨大的成本；(3)忽视技术进步、新产品的开发、人力资源的积累而导致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在未来被高水平的企业和区域所超越；(4)没有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调整生产关系的意识，回避经济增长中的体制性因素，如不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重组企业、产业，回避矛盾，致使失去调整的机会，问题累积甚至发生质的跃迁。
未来是植根于现在的，也是现在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加以防止的，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有未来的风险。产生未来困境的原因有二：一是囿于人们主观认识和知识的限制，没有认识到风险之所在；二是“时间的不一致性”导致人们对未来因素的忽视。
产生时间的不一致性的根源在于成本、收益的时间安排，比如，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今天节制资源的使用，则会减少本期的收入，而其好处是未来的；要决定是否节制使用资源就得将未来的收益与今天的收益减少相比较，也就需要将未来收益加以折现，而折现率的大小与人们对未来的关注程度有关。又如，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企业的内在动力牵引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对于企业而言，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只是其积累资本的方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比创造品牌更有效，成本更低，因为很大部分成本已经转移），只要资本积累了，就有未来，所以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行为，而只是积累资本的手段。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对于维护近期的就业、财政收入、当地居民财富等有正面的作用，所以政府就没有积极性打击假冒伪劣，虽然生产假冒伪劣对未来不利，但是未来对于政府官员而言远没有近期重要。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人们对于当期和未来福利的认识有关，在不同的增长方式下，成本和收益不一致：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当期成本更高，而粗放型增长方式可以将成本转嫁于未来；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收益有很多是社会收益，而没有转化为私人收益；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成本是当期的，也是确定性的，而收益是不确定性的；相反，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收益是当期的，确定性的，而很大部分成本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从人的基本特性来看，追求确定性收益而接受不确定性的成本往往更常见。
（二）条件
在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时，初始条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不同的选择环境中，人们可以进行的选择空间是不同的，有时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有时往往别无选择。那么，选择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怎样的条件？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1)政府、企业能得到充分的激励，能在集约型增长中获得差别收益；(2)政府、企业有足够的压力，选择粗放型增长将承受当期损失；(3)集约型增长的收益大于粗放型增长的收益。
符合这些要求的制度和经济环境主要有：
1.需求主导，即需求对供给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满足需求方的价格和质量要求成为供给方的基本决策，这必然要求：(1)产权明晰，供给方得到激励，而不是“无所谓”；(2)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大于需求。当然，市场的平衡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在粗放型经济增长中，需求的增长往往超过供给的增长，直到需求面临供给的边界。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战争和其他紧急状况下，需求是紧迫的，需求方很少有选择的机会。
2.量的扩张的需要小于质的提高的需要。
3.社会性与私人性得到较好的结合，即损失的不可转嫁性和收益的内化，如上游对污水不经处理即排放到长江，使下游的南京、上海沦为缺水城市；如果对环境进行治理，则带来的收益有众多的主体共享。因此，需要产权和社会管制，如环境污染的损失由厂商承担，或者厂商用污染环境的生产方式所获得的超额收益与因污染而遭受的惩罚相当。
三、增长方式的锁定
选定某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以后，存在着自我增强的机制，使经济运行在该方式上越走越远，经济锁定于该种方式。
（一）退出成本
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因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自我增强使经济系统锁定，退出成本很高。退出成本包括：(1)资源耗竭型增长导致政府管制资源价格，使之保持低价和过度消耗，于是其他因素的相对高价导致这些因素的需求不足，如果节约资源，势必提高资源价格，也就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成本，使产品失去竞争力，比价的调整不能顺利进行；(2)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受限制，集约型增长所需要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得不到保障；(3)资源价格的提高使资源的使用量减少，从而使经济和系统由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到使用下降，出现供给过剩，如劳动力、煤炭等；(4)经济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结合，使之复杂化，如失业导致社会不稳定、行政寻租，资源的闲置使政府面临扩大资源使用的压力。
（二）博弈
不同的企业、地区之间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进行博弈，即一方根据对他方的特征、支付函数和行为的了解决定自身的行为，这种行为方式的结果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不理性的，即出现集体的无理性，囚徒困境是一个描述的范例。尽管两个人都是经济人，其决策的目标函数是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双方的博弈行为，结果对大家都不利。为什么大家不能选择“不坦白”？因为大家对“对方”缺乏信任，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博弈分析表明，多人的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是大相径庭的，许多人的集体行为也可以用多球体运动加以描述（甚至流体运动）。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如珍惜生命、珍惜未来与短视者，富饶与贫困者等，但是他们共生于一个系统中，所以社会的复杂性是内在的。
在社会中，因为博弈行为的存在，还存在粗放型增长的竞赛，如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使用资源、污染环境，导致总体上对资源使用的无节制，使水、土地、森林、动物等以加速度递减，很快陷入衰竭之中，大家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导致优质产品难以保持优质。为什么会出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竞赛？这是博弈的结果。如果某人不选择粗放型方式，别人的粗放生产力式的强外部不经济便会使其被动并承担相应的成本，因此他既要承担改变生产方式的成本，又要承担社会成本，因此理性的选择当然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甚至比别人更粗放的方式，以便在这种竞赛中更加主动。
四、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
经济增长方式与一定生产力水平有着相互适应性，它是反映特定的经济增长动力、目标和经济资源动员、消耗水平的经济范畴，所以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没有绝对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在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时，常犯一种把经济增长质量与产品质量相类比的错误，产品质量的优劣是相对显性的，也是绝对的，因为它既包括绝对的技术指标，也包括主观的对人的消费需要的满足的程度，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则不同：第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同；第二，不同的可用资源结构所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如同样的炼钢，单位煤耗不同、人力不同，但是我们也很难据此就说某个国家的质量高，某个国家的质量低，因为还有其他资源的消耗；第三，在把握经济增长方式时，动态的、局部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集约式型方式在明天看来可能是粗放的，中国的集约在美国看来可能是粗放的，所以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表示差异和变化，很难据此下粗放或者集约的结论；第四，如果把数量主导视为粗放，质量主导视为集约，则几乎没有纯粹的粗放或集约，数量与质量是共同演化的，量的扩张的外部性之一是质的改善。
所以，判断经济增长质量优劣的标准是：(1)竞争能力，即某个国家、地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高低；(2)可持续性，即其经济增长是否牺牲眼前利益而专注于长远发展，是否以知识的增加、人力资源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声誉的积蓄、竞争能力的递增来获得经济的增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应该用经济效率的增长率而非绝对的经济效率表示经济增长方式。目前理论界把TEP贡献率大于50%视为集约型增长，小于50%视为粗放型增长。这就是一种绝对的观点，而很难说当经济发展的轨迹为TEP贡献率从20%增长到40%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是集约型增长。1960-1973年，意大利的TEP贡献率、经济增长率以及TEP增长率分别为64.6%、4.8%和3.1%，而同期日本各指标值分别为41.3%、10.9%、4.5%。那么，哪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加可取呢？
再看世界银行列示的1960-1985年部分国家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可见，用绝对的全要素生产率值不能反映经济增长方式，如我们不能说美国的经济增长比西德、法国的经济增长更加粗放，或者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是5国经济增长中最粗放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如果只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值，势必得出错误的结论。
应该说，TEP贡献率只能说明在某一个经济增长期内，由TEP提高和各要素增长之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份额，它既不能说明经济效率变动的大小，也不能说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经济集约化水平的程度。计量分析表明，TE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为：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在后期则稳定甚至下降。
与国别比较不同，对于国内地区的比较用利润等指标是可以反映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因为：第一，一国内部经济参数相同，不会发生因参数不同对经济活动的强差异引导，如价格因国与国之间的壁垒而发生变异，从而其成本和消耗水平的价值指标没有可比性；第二，同样的参数水平下，价值量与实际的“实物消耗量”可以基本等同。当然，利润等指标不能反映因国内价格管制所导致的、因各地区经济的投入与产出品差异而产生的非增长方式效应。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
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措施时，我们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是“技术决定论”，二是“制度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忽视制度的影响或者把制度视为外生变量，忽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动态的互动。正如诺斯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文所指出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狭隘性是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我国的周振华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也指出，“目前在谈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通常将技术进步作为核心内容”。“技术救国”是带有雄厚文化基础的思想，所以“科技兴国”、“科技兴市”等似乎就代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经济学家进一步发现，单纯用技术创新不足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诺斯研究发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欧的有效率的组织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但是制度的重视又产生了“制度决定论”，“一包就灵”的思想在我们中间流行。在制度转型期，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制度，而应该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上，在制度的约束下发展经济。
第一，在加入WTO背景下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入WTO后由于我们自身条件的落后，尤其是我们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贯例、基础，在“与狼共舞”之时能否保证自身的安全。对这个问题，需要从产业、国家发展的规律进行分析。产业、国家兴衰的重要规律是报酬递增，例如美国，市场的存在和扩展促进了新技术的采用，刺激了最基本的创新成果，包括铁路、电报以及用煤为燃料的冶炼、铸造、精冶技术等的推广，同时对物质资本提出更高的需求，促使美国成为发展大量生产的机器和组织的先锋。这些对管理和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族式的资本制度和管理模式必须改变，促进了公司制和职业经理制的发展。所有这些为进一步提高效率、扩展市场、壮大企业、积累资本等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报酬递增，各要素相互促进，提高了整体水平。那么，事物为什么不能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路径一直走下去，现在执世界牛耳的不是罗马、英国等帝国？用“唯一能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可以分析这种现象：当事物发展到高峰时，另外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事物内部，使之停滞。这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机会，也是先进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所在。加入WTO以后，基于国际竞争力的成本倒逼机制将促使产业整体效率的改进，当然也是对产业整体效率的挑战。
第二，用新的思维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是前苏联经济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初创造的概念，1971年苏共24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其直接的原因有：(1)从6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部门已面临劳动力数量的约束，70年代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年增长率为18%，到80年代下降为3.8%；(2)资源供求不平衡，进入70年代，西部资源供应能力严重下降，要依靠东部供应，面临运输的约束，如燃料运输的平均距离由1966年的734公里拉伸到1152公里，开采成本随着开采条件的恶化而大大提高，因此廉价资源消耗的时代已经过去，另外国家还需要节约资源换取外汇；(3)资金供应能力下降。50年代基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3.3%，60年代降为7.1%，70年代降到5.3%。与此同时，经济效益日益低下，社会劳动生产率从1961-1965年的年均6.1%下降到1971-1975年的4.8%，高产与低质并存是前苏联各部门、各产品很常见的现象。但是整个70和80年代初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于是在1986年苏共27大进一步确定“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事实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很多国家都在追求的，但是很多国家没有做到并最终被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累，如果不全面反思、研究，仍沿袭旧的思路，在旧的体制框架内考虑问题，就难以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第三，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确立制度基础。非竞争性易导致三个问题：(1)缺乏有效的激励经济主体的方式，产值、计划指标完成情况及上级主管的考核等都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企业往往会研究主管部门的偏好，会游说上级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考核指标，且信息不对称使企业在博弈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由此激励企业进行这种信息优势竞赛。(2)如果没有竞争，则人们决策所使用的信息是不完全的；(3)非竞争性使争取优势的技术进步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续。
第四，建立激励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经济机制。在技术快速进步的社会，因为技术的失误会导致一个产业、国家更快速的衰退，政府的干预力度反而有所加大，更加强调干预的有效性。我国已经在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费用的投入、推动产学研合作、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推动企业机器设备的更新等方面作了部署，应进一步选择优势和重点产业，用“适用的技术”改造现有产业、开发新的优势产业，利用资源市场动员资本，在支持技术领域加大国家资金、政策的投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资金、资源现状的技术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1]吕铁，徐寿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数量评价问题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1)．
[2]刘李胜，谭向军，姬文婷．中外支柱产业的振兴之路[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11)．
[3]李坤望．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4]李贺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5]易小准、唐小兵．贸易自由化的挑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P.M.Romer.为什么首先发生于美国？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历史和起源[J]．经济译文，19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