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8 07:10: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及其理论渊源
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应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从增长机制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分。从增长路径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的区别。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但也涉及经济增长的路径，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从经济增长机制看，相对于资源的使用，存在着“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或“集约”概念，起初应用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后来才扩大到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级差地租时，就阐述了“粗放耕作”和“集约化耕作”两种农业生产方式，以此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区别开来。历史地看，可耕地扩展的有限性，是促成农业部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重要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容，从来就是与资源有限性直接相关的。
当代意义上的“粗放型”和“集约型”概念，是扩展了整个国民经济意义上的不同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由于具有低质低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扩张，而生产要素的扩张主要是在规模、数量、产值、速度和投入等方面，较少重视质量、效益和效率。集约型增长由于具有高质高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现有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要素效率主要是依托于科技进步、节约能源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并在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
从经济增长的路径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上的增长，生产成果的数量增长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增长有“外延式”和“内涵式”之分。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针对固定资本折旧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使用问题指出，折旧费既可以用来扩大企业规模，也可以用来改良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可见，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能力提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资源以扩大生产能力；二是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生产能力。
除了通过将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用于“外延式”或“内涵式”扩大生产这一路径外，还可以通过新增投资用于建立新企业或扩大与改造旧企业，前者为“外延式”，后者为“内涵式”，这是另一条路径，两条路径不应混同。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在第二条路径下，“外延式”增长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内含(涵)式”增长也可能是生产效率不变下的生产规模扩大。就是说，可以有“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或“集约型”增长，也可以有“内涵式”的“粗放型”或“集约型”增长，例如建设宝钢就是“外延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路径，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物质资源状况、经济技术水平，也与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合理安排相关。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看，马克思将生产力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而生产力的内涵又是丰富的，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科学技术、生产对象即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等。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投入的增加，也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提高要素效率必须靠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技术进步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也要重视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前倡导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应增添新的涵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要素投入方式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资本、劳动、科技投人为主转变；需求拉动方式由投资与净出口为主，向投资-消费-净出口拉动为主转变；投入产出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适应生产的目的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成效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验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已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集约型增长条件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断缓解和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据萨缪尔森分析：“美国产量增长的大约1／3可以归之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其余2／3可以归之于教育、创新、规模效益、科学进步以及其他要素所导致的余留额”。他看到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所在。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迫切任务。应当看到，经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国际经验表明，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从微观角度看，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会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从宏观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由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的现象。一方面，粗放型增长造成资金要素投入大，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不断提高，投资效益下降，积累了大量风险。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长能源消耗高，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呈增长态势，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国内人均资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资源和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国际上许多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资源产品的进口要受到运输能力等多方面制约，粗放型增长面临极大的资源压力和不确定性。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目前已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甚至集中出现。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一些地方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必须立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不改变这种状态，经济发展就很难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上过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造成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彩电生产能力闲置比例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为三分之二，汽车为四分之三。这种现状迫切要求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的粗放增长实质上已挤压了农业，成为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将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据统计，每增加一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国的2倍～3倍。资源的过量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以集约型方式增长，资源消耗将会减少，环境污染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价竞争。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循环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三、客观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中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客观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不足与差距。
一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仍具有较强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很多产业仍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煤炭占31%，发电量占13%，钢材占27%，铜占19.7%，水泥占45%，棉花占32.7%。而我国GDP只占世界总量的4%，2001年我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为8083万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5.48倍、9.45倍和13.4倍，但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是上述三国的31.6%，50.6%和98.1%；我国钢铁工业的吨钢能耗比世界平均先进水平高出30%，除上海宝钢外，钢铁工业生产每吨钢的平均耗水量为15吨，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投入产出比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由于人口规模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相互之间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从很多技术经济指标的统计数字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摆脱粗放运行的局面。
二是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劳动者素质结构改善缓慢，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如在技术进步上，我国在1952—1990年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0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追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从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比较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我国研究与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势。如1990年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尽管我国经济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增长的背后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不利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我国经济比例关系没有理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仍然突出。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不顺。一方面，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合理，2000—2003年我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逐年上升；消费率却分别为61.1%，59.8%，58.2%和55.5%，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部分产业如房地产、钢铁、加工等行业发展过快，拉动了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能源、交通和原料等瓶颈部门更加紧张，而下游的消费类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显著过剩。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注重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把两者的比例调整到35；65的水平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投资主体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失误和投资项目的失败，造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投资审查不严，担保和约束机制不完善，又助长盲目和恶意向银行贷款的行为，这些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的隐患。从产业结构看，基础产业特别是农业长期低迷不振，制造业等行业效益下滑，失业、待业人口大量增加。有些行业的发展受到区域性因素的激励，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其新建项目的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有的甚至低于现有先进企业的情况，加剧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并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同时，这还会促使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综合配置效率。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告诉我们，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价值补偿，更要重视实物补偿。在价值补偿上不仅要重视不变资本的补偿，还要重视可变资本的补偿。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劳动者收人被极度压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说明了“可变资本”的补偿已难以完全实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实物补偿上，要重视对自然环境、土地矿产、重要原料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利用。目前农田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大量占用和被低价转让，已直接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因此，在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用系统论、整体论的观点看待经济增长，正确地处理好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关系，强化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集约化生产提高生产率，以内涵式增长扩大规模。在政策和措施上，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对“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真正实现和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全面、稳定、协调地可持续发展。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
实现集约型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基础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和优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增长目标的实现。
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从体制人手，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人，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推进科技创新还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加大科研投人。在经济运行中，科研投人应向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倾斜，集中优势生产要素，启动一批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技项目，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在体制上，要建设科技支撑体系，特别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构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在科技创新的主体上，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支撑平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既具有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也具有重视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外在压力。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和竞争，能够更敏锐地觉察科技创新的方向和目标，同时具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设备、工程技术能力以及社会化的配套能力，可以解决科学技术创新与生产脱节的问题，从而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我国科技人员的分布仍然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目前我国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拥有的科技研究开发人员分别为52%，28%和15%。只有改变科技研发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能力及经营能力相分离的状况，充实企业科技人员和加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企业才能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实现科技要素、经营管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直接结合。国家对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提取应给予税收等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鼓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工作。
科技创新必须与管理创新相结合，没有有效的管理，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甚至企业管理层搞腐败经营，科技创新的成果就难以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最终落空。加强和提高管理水平，又是提高职工劳动素质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匮乏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工人中的高级技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远。提高职工整体素质和技术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要有能够激励职工学技术、提高自己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晋级晋升制度。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配置的比例关系。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和资源密集，再到技术与知识密集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如果没有政府的约束机制，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通常并不考虑外部的经济性问题。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产业结构进行宏观的调控和规划，不能一哄而上。为了减少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政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经常现有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产品产销率、企业景气或破产的比例、同类企业主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状况，以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时的依据或参考，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转贴于（）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一）经济学模型
1.空间权重矩阵。
此经济学模型的空间以及位置信息的数据信息表现力非常强，且主要强调其空间位置的关联性。通常情况下，空间权重矩阵会依照以下两种方式来进行空间区域划分，一种为距离标准，一种为临界标准。两种分类方式都建立在假设距离的基础上，单元距离的经纬信息是衡量距离标准的主要依据，空间权重元素是空间临界判断的主要依据。
2.线性回归模型。
最近几年，线性回归模型在空间计量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与空间权重矩阵模型相比，该模型的空间依赖性很强，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该模型中的空间变量元素都会随着因变量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当存在误差项的元素引入线性回归模型时，其模型中的各因变量都会存在空间滞后项。
3.空间误差模型。
误差是进行空间经济分析不可避免的一种数据处理现象，任何数据及时经过精确的数据分析和处理之后都会存在出现误差的风险，这种风险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尽可能地避免或降低。误差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模型中的变量因数出现空间自回归现象，随即抽取的变量因素会在变化位置上引发函数紊乱现象，造成误差项空缺。
（二）模型选择方法
通过上述对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系统分析可知，不同区域特质，引用的经济学模型不同，其主要依据如下：
1.数据干扰情况。
对于区域空间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而言，采用空间误差模型更为实用，该模型可以将空间内各经济数据以及相应的变化参数都如实的描述在模型当中。
2.数据描述的准确性。
对于空间权重矩阵模型而言，在数据描述之后，应对其数据反应的假说进行经济学分析，分析显示假说不能被拒绝，则该计量数据所反应的经济增长情况真实，如果被拒绝，则该空间权重矩阵模型的元素引入分析方式是失败的，并不能如实反应出区域内空间经济增长情况。
3.使用方法。
通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学模型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混杂，则通常需要采用一些特殊方式来进行数据处理，有时甚至会应用到两种经济学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在模型数据处理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测算出的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二、基于空间计量经济视角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特点
（一）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表现出的扩展形式空间计量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发展的主要经济学依据，在空间计量模型中是颇具代表性的经济学模型。
（二）区域经济增长特点案例分析
1.研究样本。
本文以单元样本为研究对象，对市级行政区内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与省级经济区相比，市级经济区在现代经济建设、经贸发展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客观的反应出经济增长的惯性特点。与县级经济区相比，市级经济区的发展能力较强，影响其经济增长效果的因素非常多，所以市级行政区可以充分体现空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变量选取。
人均GDP：本文对全国市级行政区2008-2012年的人均GDP数值进行了整理。资本存量比：资本存量在区域内的GDP比重是衡量经济增长流量的重要依据，通过数据分析计算各市级物质资本存量可以增加投资价格的内部结构，保证投资价格处在一个恒定的区间内，使区域内的经济增长速率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口增长率、经济生产设备折旧率、技术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对市级经济区域的劳动力影响很大，众所周知，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所以在折旧率与技术增长率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的情况下，要想实现空间经济发展目标，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市级经济区域内的劳动力份额。
3.结果。
将样本数据以及其他变量引入索洛-斯旺模型之后。
（三）基于索洛-斯旺模型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特点
通过对上述方程式进行分析可知，固定空间内的市场经济份额和空间区域内的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密切关系，通过拓展形式的空间计量出来的结果，其测量值在预期的三分之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重心转移等都有密切关系。通过论述影响市级区域经济的因素可知，在特定的模型效应下研究空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要充分考虑其变量因素和定量因素，在显著性水平下，开展扩展形式的经济增长研究。其主要分析内容如下：
1.除特定模型效应外，不同模型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性论述结果和论述过程各不相同，其不同点不仅表现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个别因素上，还表现在影响区域内经济市场的政府政策。
2.空间自回归模型对误差的检验效果很好，通过LM检验可以精准地测量出市级区域内经济空间发展的特征和水平。将样本数据、变量因数、人口增长率、经济生产设备折旧率、技术增长率引入索洛-斯旺模型之后，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数据发现经济在空间环境上发展具有一定的误差性。
3.从拟合的角度上分析，截面和时间效应不仅可以增加其研究模型的拟合程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整体模型的特定效应。包含亚变量的空间面板上必须制定相应的传统非空间变量，以满足研究人员对经济增长情况的分析。
4.资本比重是检验索洛-斯旺模型是否具有有效性的重要工具，因为资本比重是所有经济猜想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资本比重指标，研究人员可以清晰的分辨出界面特定相应是否优于该研究模型。
三、五大经济区空间计量分析与横向比较
利用拓展空间计量模型对市级区域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系统空间计量分析可知，我国各大区域的经济增长特点突出，从空间视角上看，五大经济区都符合空间计量分析标准。
（一）区域划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全面复苏的时代，以功能性为划分依据，我国被分为4个经济区域，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进入21世纪后，随着西南城市的发展，我国西部经济区逐渐演变为西南部和西北部两部分。五大经济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政策上、还是在经济建设上都体现出了形态迥异的发展特征。
（二）模型的设定
截面固定效应和空间面板模型是分析效果最好的空间计量模型，本文将采用上述两种空间计量模型对五大经济区的空间经济增长特点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五大经济区所表示的空间误差数据相对真实，能体现出数据在空间形态中的变化特点，在5%显著性水平下，空间误差模型所表现出的经济增长特点，适用于五大经济区。
2.西部的数据在模型中的拟合程度很高，中部、东北部数据的拟合程度较低，其原因可能在于中部、东北部国有企业所占份额比较大，其经济增长受我国市场的影响较小。
3.资本比重在模型效应上依旧保持三分之一，可以体现出空间对经济区域的影响力是趋于稳定的，经济体制、国家政策、劳动力等其他因素都不会对其空间经济形态产生较大影响。
（三）横向比较
1.特定效应对五大经济区的拟合优度影响非常弱，目前非空间因素在模型中已经逐渐找到了自身的分析重心，并能够在对数似然的水平下完成模型数据对比，这种对比结果可以加大数据系数，提高模型的显著性水平。
2.从解释能力上分析，空间拓展空间计量分析模型相对于传统经济增长特征分析模型，其在数据条件分析上具有一定的环境优势。东部、西部、东北部各省市经济区域都能够满足非空间经济增长模型，并没有体现较强的经济收敛性。
关键词经济增长风险规避保险需求
1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1.1风险因素
“无风险，无保险”，风险是保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客观依据。风险具有客观性和发展性，随着经济的发展，风险也在发展，人们在使某些风险损失减少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风险。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等一系列新型工业，创造出了数倍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更集中、破坏性更大的风险。在现代社会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强烈，从而使得作为风险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保险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风险和风险的管理方式是共同发展的。经济的增长促进了风险的发展，新的风险的发现及解决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带动的人类实践向纵深的发展的同时，也会不断的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1.2财富因素
一国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影响保险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保险需求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其原因在于：第一，保险的储蓄性决定的。短期内，由于平均消费倾向递减，作为互补的平均储蓄倾向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递增。按照Kuznets的实证研究，长期内，平均消费倾向是恒定的，但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储蓄总量也在增加。保险具有储蓄的性质，决定了保险的需求会随着人们的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二，保险的保障性质决定的。对于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可以运用效用理论。面对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问题，可以将期望值看作一个经济项目的价值，这就是期望值原则。无论面对怎样的随机损失X，付出数额E(X)就不会感到有差异。但多数决策者并不按照这一原则，初始财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保险需求的财富弹性是指，个人财富的变动率所引起的保险需求的变动率。“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国家都沿着一条共同的发展道路前进，就可以从研究中得出一条合理的结论，即保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说明国民收入的一定增长会产生保费收入的更大规模的增长。
1.3人口结构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也会使社会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寿险产品的需求。经济的增长使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也使人们的期望寿命增长，对寿险作为储蓄工具的需求也就越强烈。另外，长寿意味着寿险价格降低（Outreville,1996）。不同年龄的人的分布情况，以及与此对应的财富的分布状况，是影响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与人寿保险的关系更为密切。
此外，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有稳步增长的趋势。养老保险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止人们超长存活而无经济来源。因此，平均寿命的增长也促进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我国较高的少年儿童赡养率，对寿险构成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我国正在增加的老年赡养率，也将使我国寿险业受益。
1.4意识水平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人口迁移的频繁，传统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特别是对外开放以后，经济发达国家一些进步、文明观念的引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改变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和看法。保险，与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将越来越为大众所认识、所接受。随着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的人口越来越多，相应的教育投资也越来越大，这其中包括对保险的需求。教育是使科学转化为更广泛的技术和生产力的重要环节，这样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1.5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诸如储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而不是发展的原因。从根本上看，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发展就不会出现。每个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为此，需要设计某些机制，使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地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这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对保险产生相当的影响。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会扩大总需求，从而加大保险需求，反之，减少保险需求。如果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货币需要大于货币供给，可能因而减少保险的购买；反之，则增加保险的购买。
2我国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内容是方方面面的，我们仅从经济产出的总量上来分析对保险消费的影响，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变量来代表经济增长。这里运用简化形式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简化形式模型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并不必然包含因果关系，因为某一变量的变动与另一个变量密切相关并不一定说明一个是因，另一个是果，如果变量的变化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那么这种分析的效果必然会减弱。结构模型根据变量之间联系方式，找出他们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可以避免上述问题。我们这里之所以选择简化式模型，需要做出以下说明：第一，如果经济的增长是均衡的，在假定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税收制度等不变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同等地增加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并且这种作用是直接的。这样包含国民生产总值和保险消费变量的简化式的模型的分析是合理的。第二，如果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受货币因素影响的非均衡的增长，则为了使经济回到均衡点，政府会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即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消费增加储蓄。一方面实际的传导机制或者还具有其他的形式，另一方面上述的传导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会受到限制，使结构模型的分析具有操作上的不利性。鉴于以上的两点分析，我们这里选择简化式的模型（见附图）。
我国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大致呈现一致性，说明国民收入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的保险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其中有许多的因素。例如，保险产品替代品的价格、体制的因素等等。
本文将运用如下的模型进行分析，
InY=?琢1+?琢21nX+?着
Y:保费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琢1，?琢2：回归系数；?着：随机干扰因素。
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1nY=-12.690+1.7651nX
t=(-24.340)(34.064)
p=(0.0000)(0.0000)
F=1160.374
R2为0.983，调整的R2为0.982
可见，该模型能够很好的通过各种检验，反映了国民生产总值和保费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常数值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对上式求导，dY/Y=1.765dx/X，即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实际的保费收入预期会增加1.765%。这里的收入弹性是总体的弹性，包括寿险与非寿险之和。与寿险业相比较，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相对发展稳定。
如果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趋向于更加的风险规避，即前文中我们的效用函数的选择是合理的，那么我国寿险业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就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同样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非寿险业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
1nY=-10.120+1.4681nX
Y：非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该模型也能够很好地通过各种检验。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大致为1.468。Grace和Skipper（1991）的研究结果表明，可能不存在国际范围内的非寿险收入弹性，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非寿险收入弹性分别为1.14和1.75。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介于二者之间，大致有两种原因：第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增长速度，使风险因素和风险事故增加，促进了对保险这种风险分担机制的依赖。第二，本文中的模型可能高估了我国的非寿险的收入弹性。实际上，在非寿险业务的内部，各种不同的产品对收入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影响寿险业发展因素多于非寿险业的，所以使寿险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我国的寿险业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为：
1nY=-25.690+2.891nX
Y：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这个模型的统计检验不如上述模型的好，但也能够较好的反映二者的关系。我国寿险业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2.89，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为，第一，人们随着财富的增加风险态度趋于更加的风险厌恶；第二，市场利率风险使人们选择了相对稳定的保险这种储蓄方式；第三，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主要指市场中介问题）以及保险人对政府政策的不敏感性；第四，由于样本数据较少，存在高估寿险业收入弹性的可能。
可见，无论寿险业还是非寿险业，都与国民生产总值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保险业高速增长的基础，这为实际业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孙祁祥,孙金勇.保险需求因素分析——兼论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在需求因素[J].改革,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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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薇.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4袁宗蔚.保险学———危险与保险[M].北京：三民书局印行，1984
面临突破的，是第二代互联网，实现有线网络与卫星的全面连接；第三代移动电话将实现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连接；芯片的微型化将使网络的终端从计算机和手机，延长到每一件装上了芯片的产品中去，以承担各种特定的功能。因此，有关部门预计我国信息产业在未来5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5%，未免保守。在2000年我国信息产业已经达到30%的增长率，未来数年，只要政府采取有效政策，一定会出现超常增长。
促进信息产业超常增长的政策之一是大幅度降低电信基本费用，可以将中国电信等国有垄断公司上市，以上市收入弥补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电信费用只需弥补流动成本。政策之二是打破电信经营的垄断，积极参与国际电信标准的制订，使中国企业能够积极参加国际竞争。政策之三是向农村普及计算机和电视。政府以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和财政补贴为条件，规定从事信息产业经营的公司，必须承担一定向农民家庭普及计算机的“扶贫”任务。办法是以低价收购单位和居民家庭的旧微机，送给农民家庭，如果怀疑农民学习计算机的能力，
附上一个游戏盘就是了。城里人不能够只埋怨农民落后，也应该主动为农民做一些事情。
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比起其他国家，只能快不能慢，这是因为中国极端缺乏自然资源，而庞大的人口却急需教育。普及微机可以节约纸张，地皮等稀缺资源，并且降低教育成本。
中国人的脑手并用能力是非常强的，又习惯于个体和家族为单位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这些与信息产业的特性是符合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经济”，其哲学意义非常深远。
什么叫做“信息”？信息既不是能量，又不是物质，物质运动永远不可能达到光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早已经指出，当物质的运动接近光速的时候，在运动方向上，所占据的空间为原来的90%，而完全达到光速的时候，即不占据空间，质量则趋于无穷大，物质化为能量。以二进位数字（0和1）表示的信息称为比特（BITS），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性质，就是可以与光和电的运动相统一。电门一开一关，就是0和1。信息以光速运动的时候，就等于超越了空间，所以，信息的本质是全球化的。信息产业在技术层面的突破，都是在实现上述哲学观念，软件不过是以二进位数字来表达客观世界，硬件不过是实现其运动并提高运转速度，而3颗与地球同步运行的卫星，就可以实现信息以光速的全天候运动。成为全球化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载体。
中国文化绝对不与信息产业相抵触，相反，中国文明的起源----易经的阴阳鱼，就是0和1的一对比特，中国人在历史上就熟悉二进位制，也应该在21世纪占据信息产业的先机。
信息产业在中国，绝对不是什么“瞎胡闹”，而是历史给中国人提供的大机遇。
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10000亿美圆不值得骄傲
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8%以上，GDP达到82000亿人民币，折合10000亿美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认为可以保持7--8%的增长率，即可以了，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应该纠正的,是对于"8%"的僵化理解.一个数字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现代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率的新理论,是比较"自然增长率"和现实增长率的差距.
"自然增长率"或者称为"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应该能够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什么是最合适的呢?有几个条件:一是企业的设备充分开工,二是库存合适,三是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四是物价没有加速上升,五是国际收支没有大的失衡.
象我国1992-199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3%,投资上升70%,以钢材为代表的生产资料价格几乎翻倍,刺激大量进口,国际贸易马上出现逆差,人民币黑市汇率达到1:12,马上跌向1:15,而标志"通货膨胀率"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滞后1年上升,到1994年上升了21.7%.同时,交通能源都趋于紧张.这样的经济增长率显然是高了,所以政府采取了"软着陆".
但是,90年代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大量进行基本建设,已经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潜在生产能力.新经济的发展也很快,比如2000年经济增长的8个百分点,其中电子产业增长30%,医药30%,机械11.8%,纺织10%,烟草5.9%,船舶4.3%,冶金2%,电力10%,建材10.5%,轻工6.5%.信息产业增长最快,不会提高物价.石油石化产业增长了25%,主要是国际价格增长造成的.钢材产量达到13000万吨,大大超过国家限产10000万吨的水平,钢材的库存会增加,2000年生产资料价格提高3.4%,只是恢复性增长,不能够说明通货紧缩已经消除.大量企业仍旧开工不足,即使生产增长,价格一时也上不去.
垄断价格,包括电力,电讯,汽车,民航,房地产,教育,和各种收费,仍旧有比较大的降价空间,而且必须降价,因为我国收入差距已经非常悬殊,如不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无法启动居民家庭需求.真正能够涨的,只有股票价格,和房租,水价.
在物价稳定不能明显上升的时候,我国就业问题却越来越严峻.以失业率无法衡量中国,因为10亿农民并没有正式的就业.城市工人将有3000万下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量知识分子也将面临精简;农民已经有数千万回乡,收入连续6年下降.农民越没有钱,工业产品越买不出去,工人下岗就越多.国家发行国债一年多于一年,已经引起许多不安,担心几年之后出现财政危机,陷入停滞膨胀.但是,基本的趋势应该首先判断清楚,目前生产能力过剩,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大量国内资金和外汇储备用不上,或者流出国外,或者流人股票市场投机.同时国内大量过剩人口(大约2-4亿劳动力)却找不到工作----这一切如果不能够有效解决,仅仅报一个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或者更高,又有什么意义?
中国已经陷入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潜在生产能力可以达到10%甚至更高,但是按照目前的利益格局和政策战略,也只能够维持7---8%的经济增长率.为了让更多的人就业,为了尽快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就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战略调整.我提出四项办法:
1．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以启动内需
垄断价格,包括电力，电讯，民航，居民住宅，汽车和药品。垄断价格过高，将减少社会实际货币总需求，居民支付了较高的垄断价格，就会减少一般消费，造成市场价格的下降，
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也调整供求关系，高价格抑制需求刺激供给，低价格抑制供给刺激需求。垄断价格的需求弹性一般相当高，价格下调可以刺激居民大量增加购买,并产生连带效应：农村电价的降低可以刺激农民购买家用电器，飞机票降价可以刺激旅游，住宅降价可以刺激家具和装修业，通讯费用的降低可以刺激信息产品的购买，从而全面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垄断价格居高不下,除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整合部门利益以外,主要是垄断价格构成不合理，如机场建设费，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城市基础设施的大配套费用，实际上是政府将自己应该担负的投资功能，打到价格中向消费者转嫁，强制消费者向这些行业投资，但是又没有承认购买者的产权。应该将投资的折旧部分从产品成本中剔除。至于由权力垄断资源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和腐败成本”，比如炒地皮，药品和工程回扣等等，更应该彻底清除。
为什么必须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比如把飞机票降低70%以上才能够启动旅游？因为旅游一般需要全家人去而不是一个人，飞机票贵了，居民承受不了。这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国自1998年开始的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一是外国人（中国出口的需求方），第二是单位购买力，第三是暴富阶层，他们的购买力几乎饱和，而城镇居民买不起住宅和汽车，农村居民买不起家用电器和汽车，这是“总需求不足”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因此，“价格弹性”理论在中国不是失灵，而是有收入分配悬殊的特殊障碍，需要进一步大幅度降价，价格弹性的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
垄断部门大幅度降价，正常亏损部分应由政府财政补贴，整顿税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将垄断部门改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国家股份的钱补贴价格损失.
为什么要以出售国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来承担政府投资的费用？这也是目前情况下“不得已求其次”。反过来说，政府也必须以各种政策支持股市长期走牛。我的建议是放弃上市公司30%的国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运转，一半向股民无偿配售。这是政府放弃国有股的收入给股民的好处，同时将垄断部门的投资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垄断部门改制“三赢”结果。
2．适当时机贬值汇率以克服通货紧缩
应该从国内外经济双平衡的全局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是共同起作用的，前者从贸易角度，长期起作用，后者从资本角度，短期起作用，外汇管制并不能够消除利率平价的作用，在中国90年代尤其如此。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高利率国家的汇率必然产生贬值预期，而产生贬值预期的条件是，汇率“超额升值”，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计划经济的政府也应该按照此规律，及时调整计划汇率或者固定汇率。1994----1997年，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圆，人民币汇率应该“超升”一次，比如升值到1：6，然后产生贬值预期，并逐渐贬值。但是政府为了集中外汇，促进出口，不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办法是收购全部多余外汇。好处是将国家外汇储备从200亿美圆增加到1400亿美圆，坏处是不能产生贬值预期，巨额国际投机资本内流，进行各种投机，造成国际收支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外经济平衡的形势发生的相反的变化。周边国家汇率贬值使按照贸易权数计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5%左右，但是国内物价的下降,和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构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保证了中国大陆的出口没有大幅度下降，而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稳中有升则有助于香港和亚洲经济复苏，中国大陆的出口随之在1999年下半年强劲回升。
这一时期，人民币利率从11%降低到2。25%，加上利息税因素只有1。18%，大大低于美圆利率。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应该“超额贬值”一次，比如贬值到1：11，然后产生升值预期，才能够维持国内外经济平衡。但为了维持亚洲经济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贬反升，同时采取贬值实际汇率的办法维持出口，虽然对于出口无碍，但是不能够阻挡进口，并产生严重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导致国内外经济不平衡，资本大量外流。
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浮动”，中国政府在1994年就已经正式宣布，不存在再宣布一次的问题，只要在实际上放松政府干预，将汇率波动幅度放大到1%以上，
就可以了。关键问题恐怕还是把握不住浮动以后的汇率走势-------是上浮，还是下浮？
固定汇率下货币对外价值的变动称为“升值，贬值”，浮动汇率下，按照直接标价的定义，贬值称为上浮，升值称为下浮。决定人民币走势的关键是未来国际收支的变化。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1600亿美圆之巨，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我以为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将会减少：出口将受美国经济调整和自身统计同比方法的影响，在2000年下半年从顶峰跌落下来；进口将会持续增长，这不仅是因加入WTO降低关税，且由于国内经济的启动，特别是国防的需要，战略产业的培植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扩大进口需求。
外资的进入会改善国际收支，但在数年之后资本将会大量流出，甚至有触发货币外汇危机的风险，即使限制证券投资和短期贷款，也难以避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内销以后的人民币利润，早晚是要兑换成外汇汇出的，这才是真正的“出让国内市场的代价”我预计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将会达到20000亿人民币，这是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币债权或者股权，在数量上相当于中国政府的海外债权（即国家外汇储备）。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如果在突发事件下外商集中兑换外汇，就相当于1997年泰国的危机。
我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在5年之后中国达到外汇货币危机临界点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如此，就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把未来可能的危机，化解在可控范围内。提前化解危机的基本思路是疏导，而不是继续强化管制，这样将矛盾越积累越多，往往适得其反。我建议在5年之内，主动地，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不要怕资本外流，实际上90年代中国能够外流的资本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外汇制没有能够有效阻挡资本内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碍了涉外经济的效率，得不偿失。要知道，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是无法完全分清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兼有贸易和投资双重性质，如何能够在长时期内一个自由兑换，一个由政府管制？
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在机制和数量上两大市场化难关，还涉及利率市场化和远期汇率形成等问题，都有条件在近年内解决。大家目前所担心的是：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的风险如何？会不会导致资本外流和大幅度贬值？
必须指出风险和预期的关系：价格改革，只能够在通货紧缩预期下进行，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进行价格改革，必然引起抢购，如同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汇率也是一种价格，是货币的国外价格，如果实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在升值预期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在贬值预期下进行，的确有风险，可能出现股票市场的崩盘，外汇的抢购或者银行危机。如何把目前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变为升值预期？办法非常简单：改革以前先将目前的人民币固定汇率“超贬”一次，比如贬到1：10。这是在宏观经济健全稳定时，由政府主动贬值汇率，出口和外资进入都会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必然产生。然后果断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没有风险。不会产生泰国那样宏观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国际资本有准备地冲击，资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汇率贬值以后再贬值，出现挤兑银行的崩溃局面。
最后，美国股票市场进入波动调整，而中国股票市场进入持续牛市，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和自由兑换的最好时机。中国股票市场一直吸引着国内大户的巨额资金，即使在低迷世道中，在一级市场中申购新股，毫无风险可获得年15%以上的回报率，所以中国的大量人民币没有挤兑，没有去兑换外汇外流，这从外汇黑市不活跃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票市场的动荡和新经济的扩散，正在改变90年代全球资本单边流入美国的形势。人民币在超贬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正是吸引资本流入的契机。当然资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时我们能不能有效利用之，流出时能不能有效控制之，是自己的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和监管能力问题，正确的宏观判断和决策，也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贬值,可能是解决通货紧缩的有效办法.如果我国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就说明人民币汇率高估,不贬值就难以摆脱通货紧缩,而且会陷入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有两种,一种是贬值名义汇率,一种是贬值实际汇率,即提高出口退税率,或者降低国内物价----后者正是通货紧缩.我国在1997年以后一直采取稳定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的政策,不自觉地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而当通货紧缩持续到企业和社会不能容忍时,或许只有贬值一法.
我国小麦价格已经高出16.57%,玉米高出38%,大米高出63.5%,如果国内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就说明人民币汇率应该贬值了.如果贬值，以美圆表示的经济总规模就会下降。
3．增加国防投资
美国经济学家怀内斯综合83个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军费增长与GN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899。在发达国家，投资于国防（均指一定范围内）的就业乘数为1.8,而投资于民用的就业乘数为1.6,国防工业产业关联性强于民用工业。约翰.E.林奇计算,美国每10亿美元军事采购可增加35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非军事采购为25000个。希奇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比更明显；同时，国防投资可以使私人部门从中得到高额利润。美国西部地区即阳光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弗罗里达、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这些地区人均军费开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国防采购给这些地区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40万个就业岗位。80年代里根政府的SDI计划中仅6种核武器系统，就在这些地区雇工人数占全国雇员人员的30％多。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费的下降，使这些地区经济进行调整期，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登.亚当斯写下了《转产：一种死胡同的战略》一文，痛陈军费开支下降对地区经济不利影响，要求军事工业复合体对政府施压，以战争及军品外贸维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仅科索沃战争追加直接国防费80亿，预计给这些地区增加就业近20万。美国1999年出口武器300亿美圆,占全球武器贸易的40%,即使是俄罗斯,也还有48亿美圆的武器出口.1996年,以美国带头,全球一轮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军费每年平均增加6%，2000年为3800亿美圆，2001年为4000亿美圆，而中国的军费，仅仅800亿人民币，100亿美圆而已。
我国西部大开发,最根本是从青藏高原调水,进入黄河,然后大规模向边疆地区移民,这需要至少10年时间才能初步成效.政府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政府希望沿袭深圳模式,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内外资金.这可以使某些中心城市发展起来,但潜力有限.处于调水移民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是发展国防产业.
中国百年来生产力布局两次向西部大倾斜都是在外部战争环境下逼出来的.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的比例,从3%上升到50%,从此结束原始农业社会,进入二元结构社会.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投入2000亿，增量投资占国家新增投资的1/3，西部地区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仅四川，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变为制造业与电子产业为主，成渝、宝成、川黔等干线铁路通车,铁路从5000公里发展到80000公里.围绕国防工业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贡、内江、德阳等60多个中小城镇。大型军工企业集团成为西部各省工业支柱产业,如西飞、成飞、长虹、长安、黄河、嘉陵、建设等,目前国防工业产值在西部各省仍旧占30%,贵州占45%.
国防大学经济学博士卢周来指出,1979-1994年，我国国防费绝对值年增6.22％，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均上涨7.3％，国防费用每年降低1.08％;占GDP的比例,从5.57%下降到1999年的1.2%.而世界平均比重为3.4%,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为3%左右.发展国防产业,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必须,对于启动内需和开发中西部,也有直接的意义.不应该把发展国防产业与发展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实际上,国防产业的核心是高科技和基础设施,国防产业也必然需要广泛的采购,合作和配套,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比如我国规模庞大的航空产业在利润导向下,大批生产民用产品,70%的收入来自于非航空产品.如果能够以国家力量支持集中生产飞机,就可以给民营企业让出巨大的空间.
4．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按照改革收益分担改革成本
上述措施,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仅靠国债是不行的,根本在于精简政府机构,整顿税收,清除腐败,控制高消费和奢侈消费,将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益的方面来.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不仅要注意经济发展,而且要注意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不能再强调效率第一,而要将效率与公平并重;不能够让少数人利用权力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向社会大众转嫁.应该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方法,迅速有效地遏止腐败势头,将腐败分子"偷,骗,抢"来的财产收归国有.
1海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不均
从投资存量上看中国在亚洲的海外直接投资就占据了我国海外投资总额的75%，达到了1855.4亿美元，主要的投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韩国等；我国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近几年增长迅速，2009年投资存量达305.9亿美元，而如今发展态势更为强烈，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3%。我国海外投资的地域相对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对其他各大洲的直接投资所占比例较小，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国对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的直接投资都在10亿美元以上。
2海外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海外直接投资都在稳步增长，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59878.3亿元，而海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447.8亿美元，到了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40506.9亿元，增长了1.1倍，海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457.6亿美元，增长了4.5倍。近几年从国内生产总值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趋势来看两者基本保持一致。虽然我国的GDP与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同步增长，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总是要高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这种不平衡表明虽然中国海外投资能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尚不成熟，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2.1技术交流第一，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便于国外先进的技术、高效率的管理手段绕开原有的一些障碍流入我国，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形式进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中，这种效应更加明显。以收购、兼并等现代化企业发展模式的推广，能够使得海外企业组织机构的部分经营交接权掌握在我国手中，而国外企业为了保持自身企业的持续化发展或壮大经营规模同样也会把一部分核心管理技术、生产先进工艺等交由我国企业进行专研与学习；另外，海外企业为了使得自身尽快度过兼并、收购的过渡与交接时期产生的负面经济影响，势必会留有一些其自身企业的原有职工，这样我国企业就能在其中与对方企业进行沟通、交流新的管理技术、管理模式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逐步融合并协调发展。同时，以这种兼并、收购的融合机制实行后，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国企业也绕过了不少弯路直接流入国内，并被国内市场的诸多企业组织机构所消化，推动市场竞争，促进国家经济进一步作出突破。
2.2优化资源配置随着我国海外投资发展形势在国际范围内的进军与扩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资源补给供不应求的被动局面，并优化了资源使用、供给等的结构配置，以此带动了国有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就是说，我国虽然国土资源丰富，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快速增长，以牺牲自然资源、环境等付出的代价也有目共睹，更令我国难以消化。一方面，供给与持续开发量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当前我国要想获得深层次的能源开发，所付出的人力流、物资流、信息流等也会更大，即难度提升。而随着海外投资发展形势的扩张，在能源结构优化配置方面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辅助作用总体来说有两方面。其一，海外投资，我国投资企业可以利用国外的能源、资源等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开发与利用，从而能够降低能源性商品在进出口贸易过程中对国内市场造成的价格冲刷，并于此能够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现状的市场供应渠道。其二，海外投资在我国能源保障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较大，能够使得我国能源开发建设的可持续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我国对外投资的贸易结构。
2.3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我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就已经全面贯彻了市场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说，这不仅使得我国走向了国际贸易市场，拓宽国际市场商品贸易渠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投资企业管理体系结构，加速了部分国内商品出口扩张程度的提升，从而对我国经济发展能够起到较好的推波助澜的巩固作用。
2.4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海外投资在海外的全面打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就业率与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加速了海外投资企业的各项技术水准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建设进程工作的有利开展，从而使得我国国有经济提高能够再次做出突破。也就是说，我国投资企业走向国际后，除了促进了各项管理技术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各项产业的生产投资成本有了大幅度降低。一方面，随着国内原装材料、生产设备的对外出口程度增加，加速了劳动就业率以及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我国随着近年内需建设力度的大幅度提升，并与国外先进生产工艺、技术等的交流与学习，也大幅度促进了更多的国内投资者把目光对准海外市场，从而加速了自身企业结构的整合与调整。为此，企业就要招兵买马，吸收综合素质型人才，掌握先进技术。而海外投资正好提供了我国不可多得的契机，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人才就业率、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提升，使得我国企业发展在本质上有所提升，最终能够获得质的飞跃。
3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的海外投资在目前看来所取得成果相对突出，并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随着我国国家发展战略逐步向海外市场进军与投向，相信我国海外投资的建设与发展速度会全面提升，并获得质的飞跃。这就需要我国投资企业能够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吸收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等，以此才能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在海外市场全面发展，加速国有经济大幅度提升。
作者：李玉梅刘芳单位：张家口学院
汇率，作为一国经济的重要指标，自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后，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近几年国内学者在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丰富。本文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目前学术界还未形成一致看法。综合来看，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种。第一，汇率波动对经济有影响。魏巍贤(2006)通过建立可计算一般模型定量研究表明，汇率波动与GDP增长之间并没有呈现线性变化。数据显示，汇率的大幅波动对我国经济整体不利，而小幅波动的影响甚微。赵西亮(2008)通过对1975～2005年9个发展中国家和11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汇率升值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发达国家是扩张性的，在发展中国家是紧缩的。李星、李玉双(2009)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同时分析了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预期到的和未预期到的汇率波动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第二，汇率波动对经济影响有限。廖国民、郑东(2006)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汇率在短期内小范围的波动对经济增长不会造成大的影响。瞿科(2006)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卢万青、陈建梁(2007)通过构建相关宏观经济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人民币汇率小幅波动并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陈石清、谢璐(2008)通过计量统计层面分析，显示汇率的波动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其影响程度有限。
2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汇率的变动首先是通过影响净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来引起生产总值的变动，其次则是通过经济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来进一步引起生产总值的变动。汇率变动引起生产总值变动的两个方面在经济学上具体来说表现为两个效应，即乘数效应(MultiplierEffect)和反馈效应(FeedBackEffect)。乘数效应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初始变动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情况和进口情况，而消费和进口情况的变化则通过乘数效应来引起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进一步变化。反馈效应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初始变动会直接影响进口，进口的变动通过反馈效应影响汇率变动，而汇率变动又会通过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引起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进一步变动。
2.1汇率变动通过进出口途径影响经济增长
当本币升值而其他因素不变时，出口商若想要获取同以前一样的利润水平，那么他们就必须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价格，而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会削弱商品出口的竞争力，使得国外对我国的进口需求减少。若汇率向下波动，则净出口额会增加，从而可以扩大本国的税收并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投资水平，而储蓄额的增加、投资和消费水平的上升均会带来GDP的增长。若汇率向上波动，则净出口额会减少，从而减少国家税收和居民收入，进而使得投资水平与消费水平下降，最终影响本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本国贸易乘数的大小决定着进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2.2汇率变动通过外商投资途径影响经济增长
现阶段，我国对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这一标还没有实现，所以目前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仍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资这一主要渠道。若本币升值，则外商会觉得投资所经营的企业会增加利润，因此他们愿意增加投资额。此外，本币的升值会使得以本币计算的同量的外币投资数额减少，这会使得外商在省内的投资减少。从以上分析可知，汇率的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结果并不明确，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2.3汇率变动通过其他途径影响经济增长
若本币升值，一是出口产品的价格和进口产品的价格均会下降，在非贸易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本国产品，居民会更倾向于进口产品的购买。二是国内的出口企业同样也会倾向于向国内市场出售一部分用于出口的产品，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些出口企业也会选择投资于非贸易部门，这一行为会通过贸易乘数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更大的影响。
3实证分析
数据说明：1986～2012年云南省的净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及生产总值数据均来自于云南省统计年鉴。本文中所采用的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文中采用的是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数值，汇率上升表示人民币贬值，汇率下降代表人民币升值。
3.1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
国内已经做过汇率对进出口影响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我们认为汇率与进出口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文运用云南省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lnNX=c+alnY+blnE+u式中，NX为云南省的净出口额，Y为省内生产总值，E为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u为随机误差项，a、b、c为待估参数。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通过ADF方法进行单位根的检验，结果显示：序列lnNX、lnY、lnE、lnFDI均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均是平稳的。由此可认为它们均是I(1)序列。第二步进行协整检验。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云南省净出口额与省内生产总值和人民币汇率的回归方程，回归后的结果如下：lnNX=-2.7153+0.6375lnY-0.2549lnE(-5.0465)(6.1436)(-0.6755)R2=0.76对回归方程的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残差项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分析结果上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云南省的净出口额影响很不显著。产生这一结果可能与云南省出口的产品类型有一定相关性，云南省的出口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云南省的净出口额影响较小。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云南省的外贸活动不够发达，外贸依存度较小。
3.2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其研究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改，考察云南省汇率波动是否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相关性。本文运用云南省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lnFDI=c+alnY+blnE+u式中，FDI为外商直接投资，Y为云南省省内生产总值，E为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u为随机误差项，a、b、c为待估参数。数据的处理方式如上，用OLS方法构建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省内生产总值和人民币汇率的回归方程，回归后的结果如下。结果表明，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省内生产总值和人民币汇率成正相关关系。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与省内生产总值和人民币汇率变动方向相同。本文剔除了政策变动等因素，主要考察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生产总值对吸引外资的影响。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云南省进出口的变化与国际收支弹性论并不一致。国际收支弹性论认为：若本国货币贬值，则本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上变得相对便宜，而外国产品在本国市场上变得相对昂贵，进而本国的出口需求会增加而进口需求则会减少。然而，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则是：货币贬值并不影响进出口。不管汇率如何变化，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云南省的进口额与出口额均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原因可能是除了汇率以外，还有其他影响进出口的因素，并且除汇率以外的其他因素起主导作用。省内的需求会影响进口，国外的需求会影响云南省的出口，国外的需求增加，则出口会一直增加，汇率的上升或下降只有延缓或促进变化趋势的作用。虽然实证结果显示：货币贬值并不影响进出口，但汇率与云南省进出口间并非没有丝毫关系。经过进一步分析可知，当汇率上升时，进口额与出口额均显现出增长速度放缓的迹象；当汇率下降时，进口额与出口额均显现出增长速度加快的迹象。
4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0．20左右，到1993年上升为0．42，这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增加，而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情况。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988年以前，基本呈上升趋势。在达到51．9％的高点以后，呈下降趋势，在2003年达到最低点43．4％，不仅远没有回到1988年的高点，而且比1978年48．8％水平低了5．4个百分点。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滞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在宏观层面上是不断趋于萎缩的。根据消费函数理论，居民消费应该随着国民收入Y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不成比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989年以后逐年下降，这其中除了投资在是最大的。199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37，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社会，尽管还不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社会，但是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听任这一趋势的发展，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1．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是通过影响消费需求来影响有效需求，进而影响到GDP的增长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消费由收入决定，即C=a+bY，其中C为消费，a表示不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那一部分消费，即基本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表示国民总收入。根据消费函数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的快慢决定了消费增长的快慢，而我国却出现了一种相反的情形。
由表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用支出法计算的GDP逐年GDP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社会多数成员的收入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这样就会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从而导致居民的消费占GDP比重不是增加而是连年下降。
在我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农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愈来愈少，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流向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中，下岗职工大量存在，造成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此，必然会使全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c下降，在a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使Y增长很快，其增长的效果也会被c的下降所抵消，从而使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不升反降的现象。所以说，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影响边际消费倾向来影响全体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经济增长
在知识经济社会，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因此，教育投资与经济的增长正相关。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教育投资具有重大的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必然导致教育的不平等。人们收入的不同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个家庭及地区的教育投资也不同，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由以下传导机制：
收入差距过大教育投资不平等人力资本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受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影响教育投资影响经济的增长。
同时，由于中国传统体制的原因以及知识经济对人才要求的提高，通过接受教育跳出“农门”一直是广大农民后代摆脱贫困的主要方式，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会使得广大农村子弟以及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高等学校拒之门外，从而使他们陷入这样一种“贫困无钱读书继续贫困”的怪圈。
另外，发展经济学家也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出发，对分配不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993年，Galor·O和Zeira·J在信贷市场不完全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分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该模型假定个人的寿命分为两期，人们在前期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决定人们在后期的劳动熟练程度以及人们的薪金水平。在利率由不完全信贷市场所决定的假设下。存在一个初始财富的临界点g。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不平等程度严重，即多数人的初始财富低于的水平，那么在均衡状态，该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会较少，从而使该国的均衡状态是一个较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还会通过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社会的稳定。稳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收入差距过大会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在收入分配差距积累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贫困阶层。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以及与高收入阶层的生活境遇对比中，他们的心理可能会发生变化，主观地认为是改革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化，是改革使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在心底里会产生一种对改革的憎恶。长期下去，这些人的社会承受力会逐渐下降，成为改革继续深化的一大阻力。这样，我们的改革就会失去一部分群众基础，难以顺利进行下去。
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收入分配差距长期过大，必然使聚集社会财富的极少数富人成为众矢之的。一般认为，不平等会导致穷人从事犯罪、暴乱等破坏性活动，过度的不平等会使这些暴力活动增加。由此，一方面，富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需要花费额外的社会成本(如增加安全费用等)，这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加剧了社会不安定，从而导致国家法规不稳定和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另一方面，富人们
为了保护投资产权，可能减少在国内的投资，把资金转向其他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影响本国经济增长。
二、创造条件，实现公平经济增长
发展经济学最早反映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最著名的论点就是所谓Kuznets猜想。这个猜想形成了著名的Kuznets倒U型曲线：当一种经济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将随着早期的经济增长而扩大，随后平稳，最后缩小。但是，对于不平等程度是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行减少，还存在许多争议。我们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仅有少数人享有成果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使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即实现一种公平的经济增长。
1．实现参与机会平等
所谓机会均等，即每个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追求收入，获取财富的权利和机会是一样的。但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双轨制的存在，使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缺乏监控，形成一定数量通过寻租致富的权贵阶层，从而造成人们参与市场竞争和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要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必须首先解决机会不均问题：
第一，加强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加快立法，规范经济行为，严厉打击非法收入和黑市经济，使一切经济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第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加强对要素分配的监控，做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
第三，尽快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鼓励竞争，取消各种市场准人的限制，取缔一切特权活动，以消除垄断经济和地下经济，同时，打破地方保护壁垒，推进国内市场统一的进程。
2．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当期收入之间的差距表示这一时点上的不平等状况，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可自由流动的话，那么，这一时点上的不平等状况必定会被社会的流动性所缓和。当前，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前提与条件。工业化带来的城镇化以及城市化，将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体来说，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消除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取消各种人口流动的障碍，如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减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保证外来人口享受和当地居民同样的待遇；
第二，建设统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强化市场功能，利用价值规律调节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让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如建立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协调机制，为劳动者提供信息服务，推动劳动力在更广阔范围内流动。
3．推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在上文提到的Calor·O和Zeira·J的模型中，人们可以在不减少富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增加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经济收敛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当今社会，一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作用。因此，教育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同经济增长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人口数量优势之所以不能转化为人力资源质量的优势，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均。另外，即使农民可以完全自由进城务工，其在就业竞争中也必然处于劣势，因为他们的素质决定了他们再就业岗位选择上不可能有太多机会。所以，要实现我国的人口优势，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必须消除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推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一，重视农村和其他地区的基础教育，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
第二，加快职业教育在农村和其他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就业培训机会，使其获得相应的技能和资格认证，扩大他们就业行业和职业的范围；
第三，完善助学贷款机制，加强对来自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以使他们完成学业。
4．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除了通过税收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控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低收入者和弱势人群的收入水平。因为这不仅可以改善他们市场竞争的处境，促使新一轮竞争在相对公平的起点进行，而且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承受能力，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应当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保证农民有地耕种的前提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过程中，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可以为实体经济的进步发展提供科学的市场信息，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的运作效率。现阶段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实现价格发现，金融市场中价格的不定时变动可以为实体经济的进步发展提供有效的晴雨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化实体经济运行的价格信息，对现阶段实体经济经营者的生产管理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二、金融发展过度以及成熟期的正向相关关系
1.金融发展过度以及成熟期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总体论述
随着金融行业的快速进步发展，金融发展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金融发展的手段越来越广泛，现代化金融体系将会发展为一个自我循环的强大体系。这种情况下金融发展的资源范围将会变得越来越庞大，主要包括资本化以及信用化的货币、资产证券化金融产品、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以及股票和债券在内的有价证券等。金融资产的实际总量将会变得难以计量，它的实际价值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金融行业的不断变化发展，将会形成一个虚拟化的数据库。这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显得无足轻重，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2.金融过度发展导致泡沫经济
金融行业的过快发展以及过度创新，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虚拟化的金融繁荣，当金融繁荣超过规定范围，将会使从事经济生产的个人或者企业转投向这种虚拟化的金融发展领域。导致虚拟化金融发展领域的泡沫逐渐被吹大，社会实体经济的生产将会大幅度减少，这种情况下的泡沫经济将会带来较大的经济危机隐患，如果泡沫破裂，它对经济的进步发展以及快速增长形成较大的杀伤力。
3.金融发展过度以及成熟期对经济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如果虚拟化的金融世界过度发展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预期不合理放大以及出现心理上的扭曲。一旦出现较为乐观的发展预期，现代化金融体系会迅猛发展，但是，如果出现悲观性的发展预期，金融发展的繁荣会在较短时间内消失，使金融发展体系的实际波动性不断增强。这时，金融体系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中个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以及心理预期，从而导致整个实体经济体系出现不稳定现象。
4.金融行业过度发展会导致经济发展中投机现象盛行
金融发展初期的目的是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不畅，但是由于金融行业的过度发展而形成严重的虚拟经济，将会对其产生负激励。金融投资的功能将会被投机所取代，给经济增长带来较为严重的潜在风险。
三、结语
一、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为相对全面和科学地分析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除了选择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外，还进一步选取其他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即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投入量两个变量。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REI）、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K）和劳动投入量（L）的面板数据来源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各个省市统计年鉴，样本期间为1996年至2010年。
2、实证分析。（1）样本分类。采用多指标聚类分析方法对70个大中城市进行分类。多指标聚类分析采取的是离差平方和法，其思想来源于方差分析，先将N个样本各自成一类，然后每次减少一类，每减少一次离差平方和就会增加，选择使类内平方和增加最小的两类合并，直到N个样本聚成一类为止。在城市规模指标的衡量上，选取市辖区人口、GDP和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指标，多指标聚类分析结果见表3。由上表可以看出按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城市面积将全部70个城市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城市中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个城市其经济总量都在全国城市前列，2009年其市辖区GDP分别位于全国第一、二、三、四位，建成区面积也分列全国第三、一、二、四位，市辖区人口也都在全国城市前列，为超大规模城市；其余城市2009年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大都在330平方公里以上，市辖区人口大都在300万以上，经济总量也大都位居全国前列，属三类城市中的较大规模城市。第二类中的城市大多是省会城市或沿海城市，其最近12年的经济总量以1998年的价格计算均值都在200亿元以上。截止2009年末，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大都在150平方公里以上，市辖区人口数量大都在150万以上，无论是其经济总量、人口数量还是其建成区面积都比较大，属三类中的中等规模城市。第三类城市相对于前两类城市来说，其经济实力较弱、建成区面积较小，人口总量较少，多为三线城市，其市辖区人口密度也相对较小，为三类城市中的较小规模城市。（2）模型估计、选择及解释。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GDP、REI、K和L分别取对数，得到lnGDP、lnREI、lnK和lnL，并运用沃尔德（Wald）F检验法对个体效应显著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为：第一类：F=91.32>F(15,173)=1.7245第二类：F=51.54>F(23,261)=1..5708第三类：F=45.062>F(29,237)=1.5023检验结果表明，三类城市的F统计量都大于其在5%时的显著水平，拒绝了所有系数可混合性的零假设，因此，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来说，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为此，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法，分别建立三类城市对应的模型。第一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992，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006，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937。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三者中最低，表明第一类城市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房地产投资相对较弱。这或许是因为第一类城市的发展已超越一定阶段，经济中包括技术、人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含量并不算太高的资本———房地产业投资所发挥的作用。第二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894，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591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798。相较于第一类城市和第三类城市，第二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是三类城市中最高的，表明第二类城市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房地产投资。这或许是第二类城市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含量并不算太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业对其经济促进作用已开始充分发挥，而包括技术、人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开始发挥。第三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367，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661，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633。第三类城市中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介于第一类城市和第二类城市之间，表明第三类城市的经济虽较多地依赖房地产投资，但受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因素影响，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完全发挥。这或许暗示，随着第二类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第三类城市经济的起步，当第二类城市的技术、人力因素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越含量并不高的资本贡献时，第三类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跃居首位。
二、结论及建议
显然，无论是从总量角度，还是从区域视角，亦或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城市进行分析，房地产业发展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且房地产发展对于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有差异。针对上述房地产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选择房地产调控政策时，就应防止一刀切的调控手段和措施。具体而言，对于东部地区或房地产一线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趋紧，防止脱离实体经济的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对宏观经济的破环作用；对于中部地区或房地产二线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应侧重在引导方面，即如何更好地引导房地产业对宏观经济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对于西部地区或房地产三线城市，宏观经济发展尚未完全启动，房地产调控政策应侧重在扶持上，即如何更好地使房地产业成为推动宏观经济发展潜力和支柱。
作者：茹渭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关键词]投资缺口经济增长索洛模型
一、导言
经济增长可能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方向了，正如卢卡斯所说：“诸如此类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所包含的对于人类福利的影响简直令人惊讶，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了。”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是令人着迷，我国已经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
索洛在1956年所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增长理论的一大成就，我们就从这一经典的模型开始我们的分析。索洛模型被广泛地用于解释中国所经历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该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即投资等于储蓄，同中国的实际国情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上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1989年起我国的储蓄率已经连续十余年超过投资率，也就是说存在持续时间较长的投资缺口，即出现了储蓄长时间大于投资的情况。
所以，本文通过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索洛模型，放宽了投资等于储蓄的假设，在模型中引入投资缺口，使之能更好地模拟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
二、模型分析
1.不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
首先考察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的情况，即时的情况。假设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且存在“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则该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进一步假设存在外生技术进步率g，即，人口增长率为n，折旧率为d。
下面考察资本积累函数：
其中，由于，所以，于是资本积累函数可以表示为：
设状态变量，用改写生产函数可以得到：
同样的改写资本积累函数得到：
根据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知，将这一条件代入上式，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这时的人均产出水平可以表示为：
根据费尔普斯的黄金律理论，当投资率（储蓄率）超过黄金律水平时会造成一国福利水平的损失，因此为了集中观察投资缺口的经济后果，排除投资率超过黄金律水平时，产生的福利损失，有必要计算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产出。
黄金律法则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由于都在平衡的增长路径上，因此根据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以把黄金律法则表示为：
y*-(n+g+d)k*
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资本存量：
于是黄金律水平的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2.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
下面考察，即国内存在持续的投资缺口时的情况。这时生产函数与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类似，但是资本积累函数发生变化，由于此时投资率与储蓄率不同，因此资本积累函数改写为：
运用上文方法，用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改写资本积累函数，并将平衡增长条件引入新的资本积累函数，可以解得存在投资缺口的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以及人均产出水平：
进一步求解黄金律水平下的资本存量，此时黄金律法则可以表示为：
利用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以把黄金律法则表示为：
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资本存量，为了和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的情况相区别，将其记为:
于是黄金律水平的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由于且，对比和不难发现:，因此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路径同不存在投资缺口的路径相比有一个更低的人均产量。
三、结论性评注
通过对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可以发现投资缺口会造成一国在黄金律条件下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产量的降低。因此从理论上看投资缺口如果持续存在，必然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从政策意义上看，不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道路要优于存在投资缺口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道路。
参考文献：
[1]查尔斯·I·琼斯:经济增长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财贸经济，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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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小鲁:收入差距过大：储蓄过度消费不足的内在原因．开放导报，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