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6:41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6年下半年初露端倪，到2008年8月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共识。因此，要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有大量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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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吴敬琏.金融海啸与中国［J］.亚太经济，2009,(1).
［41］彭兴韵,吴洁.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变与扩散［J］.经济学动态，2009,(2).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超主权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主权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论文摘要：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影响了世界及我国的经济基本面及经济制度，给我国经济政策带来影响、挑战和启示，但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机遇。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主权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
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关键词：新型金融危机 商业银行 金融创新 风险管理
前言
于2007年下半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以空前的发生、发展与扩散速度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此次危机以其巨大的破坏性广泛的波及面和深远的影响力，一再改写世界经济史。有美国政府支持的两房”由盛及衰曾经叱咤风云的华尔街五大投行遭灭顶之灾．全球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蒸发数以万亿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去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将危机所致的预期损失由4月时估计的9450亿美元增加至1．4万亿美元．更有业内人士预测损失总额将高达近3万亿美元。面对这样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探讨其成因、独有的特点及其向我国经济传导的机制．有助于我们研判这一危机可能对中国经济的；中击深刻认识和理解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实施风险管理的重点和意义。
一、此次金融危机之“新”
对于金融危机．我们并不陌生。从上世纪8O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贷危机、9O年代的北欧银行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到21世纪的科技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危机往往伴随经济周期的繁荣而爆发，同时引发衰退．代价高昂。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很多人认为它只是历史的重复．并无不寻常之处．其中Reinhart和Rogoff(2008)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此次危机在定性和定量方面都与过去3O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所发生的危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自由化、证券化进程的加快．世界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存在注定了此次金融危机在形成原因特点、向国内经济传导的机制等方面区别于以往的金融危机．是一次“新型金融危机”。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新原因
历次金融危机虽然形成原因不尽相同．但不外乎货币政策失误、金融体系内生不稳定、经济内外部均衡冲突、金融过度扩张的风险累积、泡沫过度膨胀．道德风险、监管不利等。对此次危机的原因，也有专家提出了如国际金融市场结构改变、监管失效、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等多种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这些所谓的原因都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解释了危机的表面原因。事实上．从更深层次看，此次危机是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然结果。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结构失衡和国际资本流动失衡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表征，恰恰是此次危机的祸根。
首先．美国经常账户巨额赤字和中国，中东等石油产出国的经常账户巨额盈余并存的结果就是顺差国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逆差国(主要是美国)大量举借外债。高度自由和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通过吸引大量外国资金涌入美国．满足了美国逆差的融资需求。顺差国积累的美元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资本账户流向美国．使美国能够较长时期内保持低利率政策。而这种低利率政策又进一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价格的畸形上涨，埋下了危机的隐患。
之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和美国住房价格的急剧上升使得住房抵押贷款的不良率和资不抵债率下降．刺激银行发放了大量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2001年-2006年间，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量增加了4800亿美元。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过度繁荣源于房地产泡沫．又反过来刺激了房地产泡沫的进一步膨胀，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不断加剧。更为关键的是，银行还将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创造出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其初衷是转移风险，但客观上导致风险逐渐在美国金融体系内聚积，成为危机爆发的温床。当美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刺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时．次贷推迟偿还和违约率大幅上升，次贷危机由此爆发。
(二)此次金融危机的新特点
在金融全球化、自由化、证券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此次金融危机的独有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金融创新在此次危机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金融创新既带来了交易工具的多样化又使市场参与主体在数量和类型上均有突破。
首先．此次危机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后形成的债券及其衍生品为投机对象．其中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如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债务担保债券(CDO)、信用违约互换(CD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等大受欢迎。由于结构性投资工具是住房抵押贷款等基础产品经复杂的设计、组合和拆解形成的，融合了多种投资工具．其实际风险往往难以准确、有效地计量。事实证明，这些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流行使得风险成几何级数被放大，对此次危机的扩散产生了相当强的推波助澜作用。
其次，与复杂的结构性金融产品相对应的是市场参与主体的数量猛增和类型多元化。各种机构为逐利而生，除了次贷贷款人和住房贷款金融机构，还有保险公司、信用评级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特殊目的机构(SPV)等。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也将危机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众多从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的危机传导机制。
2．此次危机是全球性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不同于以前的银行业危机如北欧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如拉美债务危机，此次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然成为了一场影响范围极其广、程度极其深的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系统性金融危机。
所谓”全球性”．是对影响范围而言的。虽然此次危机源于美国，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于美国，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究其原因，金融全球化使众多外国投资者深度介入美国金融市场．给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导提供了顺畅的渠道。
所谓”系统性”，是指危机爆发后．各个主要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的问题．金融机构破产、实体经济遭殃等相继或同时发生。首先．此次危机源于次贷市场，但迅速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以雷曼兄弟、美林、最大保险公司AIG、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等为代表的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都受到牵连。其次．危机从虚拟经济深入至实体经济的各个层面。全球范围内的需求萎缩、制造业衰退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人口剧增等等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都不容乐观。
3．此次危机是美国一直倡导和推行的自由金融体系的危机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拯救研究”(08YD-01)
作者简介：
杨公齐(1971-)，安徽滁州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广东金融学院华南金融研究所教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摘要：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采取措施减少金融海啸的冲击。小国金融危机是大国与小国间的经济失衡及大国利用优势货币转嫁和分散风险的结果，具有外生性：大国金融危机是内部经济风险累积不可调和的产物，具有内生性。因而在拯救金融危机的策略上大国利用其国际货币地位和完善金融体系转嫁风险或分散危机；小国则要通过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才能摆脱金融危机及其冲击。
关键词：金融危机：危机拯救：美元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8-0058--06 收稿日期：2009―04-25
当美国次贷危机一波又一波地冲击世界经济并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时。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防范金融危机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金融危机与小国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是不尽相同的，有相关性也有差异性。在不同生成机理下，小国实施与美国相似的应对危机冲击的政策无疑是荒唐的。
一、小国金融危机理论及其评判
(一)拉美金融危机的内生性还是外生性
克鲁格曼(1979)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不协调时(内生的)，理性的投机攻击就会发生(外生的)，金融危机可以预见。该理论认为，当出现财政赤字时，中央银行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外币的影子价格会逐步上升(本币贬值)，公众会调整资产结构，增加对外币的购买。在理性的投机攻击之下，不管初始的外汇储备有多大，终有一天会枯竭，固定汇率迟早要崩溃。这就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和英国实施高利率政策，国际资本流向英、美国家。流入墨西哥资本中断，乃至资本外逃。与此同时，拉美的进口替代战略被反复渲染，当形成预期时，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就具有必然性。克鲁格曼的货币危机理论并不能解释墨西哥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具有两个主要特征：外资依附、债台高筑。如果有连续的资金供应，拉美国家的经济还是可以持续发展下去的，如果资金链断裂则国内经济难以持续。拉美国家成为美国美元资产的储藏池，资本流入与流出不是拉美国家可以控制的。拉美国家的宏观政策制定影响不了美元资产的行为，反之，美国的宏观政策直接影响到拉美国家的资本存量和债务水平。因此，大国可以随意“修理”小国的金融市场。1992年和1994年拉美金融危机爆发都可以证明小国金融危机外生性和外生的反复性，不能仅仅简单定义为外资的理性冲击。
(二)欧洲金融危机是自我实现还是全球经济微调
1996年奥波斯特菲尔德(Obstfeld)提出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又被称为“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理论”。该理论认为，即使宏观经济基础处在正常的情况下，由于市场预期的突然改变，使人们普遍形成贬值预期，也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1992年欧洲爆发金融危机有三个前提条件不能忽视，第一，德国和美国存在利差。美国经济实施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德国实施高利率政策压制通货膨胀，德国和美国的利率差距拉大。第二，欧元没有诞生，欧洲国家实行盯住汇率政策。欧洲货币的汇率存在相反预期。第三，未来欧洲统一货币对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地位形成冲击，索罗斯恶意攻击英镑。从本质上看。欧洲货币危机可以追溯到广场协议，美国要求欧洲货币和日元升值，欧洲市场相对更为开放，欧洲遭受美元资本的攻击效果更为明显。因此，美国为了缓解国内经济困境及美元困境，国内风险有效分散或转嫁，为美国未来十年赢得了快速发展环境。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国际资本协调失败还是协调一致
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可以部分解释东南亚金融危机，特别是外资导致的货币危机模型和有外资冲击的协调失败模型。但是，这两种模型也掩盖了外资攻击的本质。由外资导致的货币危机模型是由Calvo(1998)提出的，他们认为大规模外资的流入、波动和逆转是导致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用外资导致的货币危机模型指出了东南亚货币危机由外资冲击造成的，但是并没有解释外资冲击东南亚的原因。东南亚国家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打破以前亚洲区域型的经济结构，投资回报率高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资本输入对输入国的经济而言是件好事，因为资本输入使得输入国有更多的可用资本。外资流入是造成1997年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必要条件，那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是外资协调一致行动。
由外资冲击的协调失败模型是Chang和Velaseo(1999a，1999b)提出的，该模型是把Diamond和Dybvig(1983)的银行挤兑模型运用到小型开放经济中，认为一国的国外短期投资者之间的协调失败是导致该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大量短期资本对资本输入国经济是有害的，因为短期资本输入使得国外投资者之间会出现协调失败。协调失败模型美化了国际投机资本，实际上国际投机资本之间不存在协调失败的问题，只是国外短期资本进入或退出资本输入国时，会形成对输入国经济的未来预期。金融市场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引发羊群效应，国际投机资本无论是在乐观的还是不乐观的预期中，都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因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一次为了获得高额投资回报而发动的攻击性金融危机，不存在协调失败的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国际资本协调一致的结果。
三代金融危机理论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其基础是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不论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都离不开市场和资本的依赖，美国在区域和全球经济中起着主要影响力，依附地区的金融危机与大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变化高度相关。当大国要调节经济失衡和处理潜在危机时，不可避免地要把风险转嫁给这些国家。因而，在自由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就小国而研究小国的金融危机存在根本缺陷，原因在于危机是在全球化和自由化背景下产生的，而研究危机只是针对一个小国来研究，得出结论肯定有偏差。
二、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探源
(一)全球经济失衡和局部调整
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是大国与小国经济失衡。小国经济失衡只是大国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国际间实体经济失衡导致大国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进而导致小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变化，进一步导致流动性变化最终爆发金融危机。因而大国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小国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黄晓龙(2007)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总是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在经济失衡的调节过程中，大国经济调解失败导致的是世界性金融危机，大国调解成功则是小国的区域性金融危机。20世纪20年代英美之间经济结构失衡是导致大危机的内在经济原因；20世纪末的20年里，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结构失衡，拉美国家因美国经济政策调整而爆发金融危机；20世纪末欧、美、日之间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洲和日本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相对均衡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均衡往往是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
当国际经济失衡时，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相对均衡的被打破，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变化。当一个国家大量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转向必然性。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家的利率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也是金融危机。
对大国而言，国际收支失衡不是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在美元主导货币体系下，美国贸易逆差，才能够使得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美元支撑国际贸易的发展，否则在国际贸易中没有足够的世界货币将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因而美国的国际收支失衡是常态，但是，美元价值必须要稳定，如果它的价值偏差太大，则引起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或小国金融危机，严重时导致世界性金融危机。
(二)国际货币价值扭曲
牙买加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美元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牙买加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不要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国际经济的失衡。徐明棋(1999)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
美国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美元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
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钉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它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它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乱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全球化经济相关性的矛盾，使得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当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大国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大国货币政策一定时期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除非系统性风险难以排除，否则大国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美国输出美元、输出通货膨胀，美元和美国的金融风险只会被转移到小国，危机在小国爆发。
(三)国际游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过剩的美元资本。美元滥伐导致大量亿美元形式存在的资本，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以美元为依托的国际游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国际资本攻击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自由市场经济、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困境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在西方渐渐盛行，自由市场经济也成为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自由经济为经济国际化、一体化和全球化开辟道路，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滞胀输出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经济结构。在自由经济的背景下。资本输出需要输入国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创新。在理论上有麦金农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加之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实施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以及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制度和市场创新为国际投机资本开辟了向外输出的通道，金融产品(工具)创新产生大量金融衍生品，这位国际游资规避风险或资本炒作提供了有效工具。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①。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省略)
注释：
①数据来源：http：／h~cw,lmf，org。
②数据来源：http：／／www，hedgefundteseach，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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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龙，2007，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一基于非均衡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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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2008，林毅夫称各国央行必须关注股市和资产价格[EB／OL]，http：llwww，ccer,edu，cn／readnews，asp?newsID=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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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陈道富，2006，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J，经济研究(2)：6―17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和各大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陡升，引发市场信心的极度恐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缩,市场信心严重不足，银行间拆借市场几乎冻结。资本市场巨幅下挫，全球主要股指巨幅下跌，同时大幅波动，3%-5%的日波幅频繁出现，衡量全球资本市场走势的MSCI指数降至2002年以来最低点。在短短两个月内全球股市均不同程度地下跌30%-45%不等。一时间，全球金融业哀鸿遍地，一片恐慌。冬日的华尔街，寒风凛冽，街口的奔牛铜像也在瑟瑟寒风中显得疲惫不堪。
危机开始之时，也是思考启航之点。与危机同时进行的，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政府、业界对危机根源的询问，对危机教训的研究，对未来方向的探讨。这是宏观货币政策的失误、监管的缺失，还是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的缺乏？是风险管理系统的不足和定价的失败，还是金融业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贪婪和欲望失控，抑或，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败、全球货币系统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为什么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把毫无准备的世界拖入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我们又应该从这场危机中学习什么？
现时、历史和未来都在考问我们。
由于工作的关系，自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便时时刻刻关注整个事件的进展，分析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在内部举办了每周的讨论会，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笔记。我们认为需要以中国学者的视角思考这次金融危机对未来的影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成《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一书。
这本书的前三章从危机的缘起、爆发和蔓延，政府救市的得失与困惑，金融危机向经济衰退的传导三个方面审视这场危机。第四章解读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让读者对这场危机有更深入的认识。本书的后三章从教训出发展望未来，从未来着眼分析现实。第五章剖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经济金融全球化问题。第六章分析银行业经营和金融监管中的问题与缺陷，并对重构银行业和银行监管进行初步的探索。第七章就目前备受争议的国际货币体系何去何从进行简要的评述。
利用业余时间写一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一本关于目前尚在发生和发展中的金融危机的书，并希冀找出未来的方向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在写作中为一个又一个金融王国的轰然倒塌而震惊、为一个又一个事件中人性道德的丧失而沮丧，为一次又一次制度的缺陷而惊讶，为一批又一批财富的烟硝云散而惋惜，为一次又一次出现的人类的短视而痛苦。
我们在观察中思考，在困惑中体会，在斑斑事件中寻找历史，在层层硝烟中探寻明天。在写作中，我们也在一次又一次纷繁的事件中看到新世纪的曙光，我们相信，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也改变着未来世界经济金融模式、格局和体系。全球经济与金融发展将因为这一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包括各国经济增长方式、金融发展模式、金融监管架构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等都会重新定义。从中长期来看，全球格局的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全球经济与金融发展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到来。在此过程中，各国、各企业与金融机构都面临着各种风险，更面临着巨大的转型机遇。
当我们从大洋的彼岸回望我们的祖国，我们为我国的金融体系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而骄傲，我们也关注我国的经济正在遭受主要发达经济全面衰退的冲击。我们深切地感到，理解这次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探讨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教训，研究未来的制度建设，对我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是中国对人类共同建设更美好的未来的责任。
行文至此，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正从窗外斜斜地照射进来。2009年注定是动荡的一年、挑战的一年，变革的一年，同样也一定是充满机遇的一年、思索的一年，改变历史的一年。危机还在继续，不知不觉中世界新的一页也正在掀开。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9－0011－03
金融全球化是指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下，各国、各地区在货币、资本、货币政策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逐步联合成一种全球化整体趋势的状态和过程。绝大多数国家从金融全球化中受益，金融全球化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与金融的发展，但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也大为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尽管各国金融危机的具体原因和特征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各国的危机都与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风险的增大相关。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实力有限，加之尚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其遭受金融危机的次数和深度都较发达国家严重很多。因此，从金融全球化角度剖析金融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货币全球化的风险性
货币全球化是货币替代现象发展的必然结果。[1]最初的货币替代只是外国货币在价值储藏功能上对本国货币的替代。随着该国通货膨胀率的持续攀升和货币汇率不稳定的加剧，一些大宗交易就可能以外国货币来履约，甚至某些大宗商品也可能以外币标价进行交易。此时，国内货币的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功能就逐步丧失，外国货币便同时在这三个层面上深度替代了国内货币。众所周知，当一种货币在一国同时具备了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3个功能时，它便成为该国的法偿货币了。货币全球化是货币替展的高级阶段，即一种货币已经成为多个国家的法偿货币了。
货币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领域。根本的一点是，货币全球化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和金融，从而可能使该国经济沦为发达经济的附庸。比较突出的是，货币全球化将引起国内货币供求发生深刻变化，进而可能危及一国的货币稳定。
在固定汇率下，本国中央银行通常将本国货币盯住外国货币。这样，外国货币就可能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替代本国货币。从供应方来看，如果外国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给，直至超过自身对货币的需求，那么，外国货币的超额供给就会通过两个途径来影响本国货币供求。不妨假定贸易完全在两国之间进行，由外国货币超额供给所引起的外国国际收支赤字将体现为本国国际收支盈余，这势必会使本国货币当局增加结汇所需得本国货币供给，而这必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的增加。或者说，来自供给方的货币替代会使国外的通货膨胀压力传递到国内。其次，外国超额货币供给将使外国货币的借贷成本下降，相对来说，本国货币的持有成本增加，于是人们将调整持币结构，即减持本币，增持外币，这样将引起国内货币存量的减少，并可能造成国内通货紧缩。
在浮动汇率下，由于各国央行之间不存在净的货币流动，国际收支差额始终为零。于是，浮动汇率制就使本币和外币在供给方完全不存在替代关系。但是，需求方的货币替代仍然存在。货币替代的现实存在增加了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给的难度。如果货币当局完全漠视货币替代的作用，坚持按照单一规则增加货币供给，那么，来自货币替代的外部冲击就可能使得国内货币供给大大偏离国内对货币的需求，或者引发通货膨胀，或者带来通货紧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全球化可能产生紧缩效应。由于本币的实际收益率低于外币的实际收益率，资金由本币转向外币以求保值，就很难避免。这样，本国居民将减少国内消费支出在国内收入中的比重。而且，货币替代常常与货币贬值同时发生，因而本国货币购买金融资产尤其是外币资产(如偿还外债)的能力相应下降。这样，货币替代就等于把较多的本国购买力转移到了相同数量的外币资产上，从而导致国内总需求萎缩。在发展中国家，货币替代的紧缩效应将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资本全球化的风险性
金融全球化之所以会影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主要是因为金融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资本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加速了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这就必然增大一国国内金融体系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1．金融资本运动全球化的风险性
金融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国际资本和货币流动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也为发达国家的数万亿各类金融资本之间的投机和套利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使它们凭借其专业技术、人才优势和经济实力，不断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投机炒作，牟取超额投机利润，甚至引发金融动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目前在世界各地流窜的国际游资达7．2万亿美元，仅投机性极强的对冲基金就有3000亿美元，它们可以调动的基金更达6万亿美元之巨。
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和加大，首先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的增加。例如，通常以外币计值的国际银行贷款同时伴生着汇率风险，而且由于采用以国际利率付息的方式，一旦国际利率（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或新加坡同业拆借利率上扬，债务人的负担会突然加重，容易引发发展中国家的信用风险，如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发生的债务危机。其次，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由于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机构通常是主导性金融中介，从境外流入的巨额资本将有相当高的比例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体系，从而使银行体系可贷资金大规模增加。在银行可贷资金大规模增多的情况下，银行就会贷款给利润率较低的企业或者信用较差的借款人，这样就会导致信贷资产质量的下降，并有可能带来信用风险。第三，全球性资本流动尤其是大量投机性短期资本的流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突然性冲击。国际炒家可以利用巨资造市，从中牟取暴利，更加剧了市场风险。目前全球性国际游资高达7万亿美元左右，只要动用几个百分点的资金就足以破坏经济小国或地区的金融安全，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几乎都与此相关。[2]
2．金融市场全球化的风险性
金融全球化会加快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会加强各国证券市场的对外联系，使各国证券市场连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产生强烈的相互连动效应。在此情况下，任何一个证券市场的波动，都会迅速的波及其他国家。在金融市场全球化进程中，原有的市场风险随着市场的扩大而增加，特别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金融市场上的风险随市场的全球化扩展而增强。更为重要的是，目前金融交易与实际经济脱节的程度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而日益突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金融交易量大约是商品和服务交易总量的2．5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交易和投资有关。[3]全球性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迅猛发展，不仅使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货币风险和市场风险急剧增加，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线，而且滋生过度投机、金融寻租和经济泡沫，剥离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血肉联系，使实体交易量、金融原生品交易量和金融衍生品交易量形成一个“倒金字塔”，其脆弱性和危险性不言而喻。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震荡会产生巨大的放大效应，以至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稍微波动，都可能引发这些国家证券市场的激烈动荡，并引发股票市场危机。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证券市场规模相对狭小，外国资本投资的比例因而相对较高。其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金融证券市场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缺乏和信息扭曲问题。
3．金融机构的全球化的风险性
金融机构国际化是指金融机构的跨国发展和它们的国际性的经营战略。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的跨国发展是指它们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分支机构，以适应日益扩大的上述各种交易的需要。当代，跨国银行除了通过不断扩大在海外开设机构以壮大实力外，更主要的是借助兼并收购业务使其实力迅速膨胀。外资金融机构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本土金融机构来说，无论在资金规模还是在资金营运效率上都略胜一筹。金融全球化使大量外资金融机构加入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会极大的加剧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形成金融业过度竞争的局面。而金融业的过度竞争，会迫使银行一方面不得不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从而增加了银行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了利润率；另一方面，银行传统业务的激烈竞争和利润率低微，会使许多金融机构为追求高利润而放弃稳健的经营原则，大规模发展高风险业务，从而加大了银行业的风险。此外，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企业融资渠道迅速扩大，许多经营业绩好的企业转向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使得银行只好转向利润较低，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从而使银行资产质量下降，风险增加。
三、央行货币政策的风险性
各国在经济封闭的条件下，金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国家经济，它的确定主要基于国内经济因素。但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在金融领域中的联动性增强，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影响。
1．金融全球化消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首先，货币的国际价格不仅受货币的国内价值的影响，而且受国际社会对该国货币的供求关系、心理预期等的影响；本币利率的变动同外币利率的波动紧密相关。其次，以本币面值计价的金融工具的价格与收益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国际价格和收益率所左右。再次，一国货币的供给量要受到该国国际储备量的影响。第四，一国通货膨胀也会传递到其他国家，等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2．金融全球化消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效率
金融全球化为国际货币市场的投机者提供了更多的逃避东道国国内货币政策控制的渠道，增加了货币政策的“溢出和溢入效应”，[4]国内货币政策的效率会因国际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或因国外货币政策的波及和干扰而降低甚至偏离原来的目标。例如，当一国货币当局试图通过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量时，它通常可以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水平，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等方式操作。但这些政策手段往往会提高国内利率，扩大国内外利率差异。结果导致大量的国外资本流入，国外资本流入增加了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使原有的货币政策的初衷落空。
3．金融全球化使央行的监管制度面临挑战
发展中国家极易受到金融炒家阻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其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极易被金融炒家利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在金融监管的范围、信息披露及资本标准、金融管制程度等都差别很大，金融监管的制度性落差，造成国际上的监管套利现象，一些机构利用制度或政策的差异，将高风险金融业务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由于监管技术落后或监管很松，往往成为这些机构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如果采取谨慎性的监管策略，那么相当多的资金将撤离本国，而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又急需资金；而发展中国家采取宽松性的监管策略，就会给国际炒家有机可乘，埋下危机隐患。所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监管经常面临两难选择。
综上所述，在金融全球化的同时，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也在扩大和加深。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比一次严重的三次国际金融危机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时间来说，东南亚危机延续的时间比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长；从涉及范围来说，前者也比后两者宽；从对经济的破坏来说，前者也比后者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遭受风险的程度和损失要比发达国家严重。根据IMF资料，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次数四倍于发达国家，危机直接损失占GDP比重也比发达国家高2－3个百分点①。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正好是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化相一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在危机爆发之前，没有科学的预警系统以及金融体系的有效风险约束和监管机制；在危机爆发之时，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中并不存在最后的防线，明显地缺乏全球性金融安全保障机制。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体系、方式和手段等也远不足从容应对风险日益提高的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但金融全球化未必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天下太平，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其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尤为严重，如果金融监管的步伐跟不上金融全球化的速度，那么金融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也许是噩梦。
注释：
① 笔者根据IMF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参考文献：
[1][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美] 丹尼•罗德瑞克．经济全球化走得远了么[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关键词〕金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全球化；霸权资本
〔中图分类号〕F03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1-0042-03
尽管有学者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三种形态而非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1〕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以各种相近的称谓认可了金融资本主义〔2〕的定义，包括国际垄断资本主义〔3〕、金融垄断资本主义〔4〕、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5〕、金融帝国主义〔6〕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资本主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由此决定了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一、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
法国经济学家让・克罗特德罗奈提出“金融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定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认为“金融资本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后力量和手段，是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广泛地‘再植入’的操作工具，这是资本主义的变动不居的本质。因为‘金融资本主导并决定资本主义的平行经济运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必然导向资本的金融化。’”〔7〕虽然与上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提法略有不同，但与上述提法一样都准确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特点鲜明的国际金融垄断的新阶段。
学者尹斌认为当前世界体系的“本质可以概括为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资本本性是榨取利润，资本先从做贸易开始，是商业资本主义，后来为了更多更稳定地赚取利润，资本控制生产领域，成为产业资本主义，后来发现生产领域利润越来越低，又走向金融投机，成为金融资本主义。”〔8〕
20世纪7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金融资本主义得以确立的时间，主要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迅猛发展，金融资本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而日益膨胀，金融资本内部的金融业资本也相对于产业资本而日益膨胀，金融垄断资本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全球走向国际化。
二、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一，经济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地涌现，从商品生产派生出来的资金融通反过来主宰了商品生产，金融资本由此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9〕北京大学李淑珍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工业资本主义（或曰实体经济）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其主要标志就是金融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使经济的发展陷入结构性的矛盾之中。金融资本原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给实体经济融资，而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同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实体经济越来越依赖于金融资本，但金融资本却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它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的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10〕这种被斯威齐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正是支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第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推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以便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11〕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与全球化的结合使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追逐，并形成超越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最终实现对全球经济的霸权统治。“金融资本全球化主要由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尤其是具有强大实力和明显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或者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发起并主导的全球化，是高级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金融资本具有规模大、强势、独占和霸权的特点，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是一种规模巨大资本的全球化、强势资本的全球化、独占资本的全球化和霸权资本的全球化。”〔12〕
第三，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体制推崇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主张放松或者解除金融监管并大力推进金融创新，为金融资本拓展了广阔的获利渠道。新自由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讲是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资本积累方式，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行是金融资本“洗劫各国财富，构筑财富殖民地的基础。”〔13〕
第四，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1973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就废除了金本位制，由美元来充当国际流通和结算货币。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这就意味着美国能够不生产，仅仅依靠印刷自身几乎无价值的美元纸币，就能一本万利地套购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服务和资源，这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因而也是垄断了纸币发行权的美金融寡头集团洗劫世界财富的基础。“美国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力量，让信奉货币主义的各国央行不断地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对外战争以及美国公司收购外国经济制高点的行为融资。这是一种由美国政府长期高度介入，以剥削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帝国主义。”〔14〕
三、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金融资本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首先，金融资本的增值方式内在地决定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从抽象的特征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一致的，均统一于资本‘增值性’这一根本特征。两者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最本质差异在于，产业资本通过M-C-M ′方式实现增值，而金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都是货币，其增值形式是M-M ′。”〔15〕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导致的结果是实体经济严重削弱，产品生产不足以支撑国家经济的运行，于是不断地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形成了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的局面。虚拟资本由于其虚拟性、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必定会带来信用泡沫、资本泡沫、投资泡沫及负债泡沫。一旦经济体系当中有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会随之发生。
其次，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形态。20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都是工业主导型，发生的金融危机多是共生金融危机，其原动力来自于工业领域。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16〕，金融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17〕所谓债务危机是指国家的信用或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而导致的系统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被迫投放大量的资金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政府负债和重新制造金融泡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手段，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度上升，引发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作为一种危机形态主要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欧元区的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先后遭受信用危机，受影响国家GDP占欧元区GDP的37%左右。这表明，债务危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主要危机形态。”〔18〕
第三，金融资本操纵并制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却能够集中货币的社会权力。以‘金融强权国家’为后盾的金融寡头统治集团，通过金融形态的资本流动，使世界上其他民族与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归属与依附的境地。”〔19〕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首先以其雄厚资本，通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推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用投资取得当地发展的红利。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依附性经济。”〔20〕当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积累达到预设目标后，国际垄断资本通过改变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下滑陷入危机，然后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各种资产，或者以控制经济命脉为目标，借机入主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获取暴利。〔21〕
在金融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和“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中，“美国居于最核心，欧洲和日本处于次核心，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而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最。正是这一‘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使得美国可以通过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并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强制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以此构建金融贸易自由化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大肆掠食，攫取发展中国家财富，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动荡不安和国家债务的危机。发生在阿根廷、墨西哥、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一世界经济结构，通过金融资本的信贷杠杆掠夺财富，并以此转嫁其内部危机的结果。”〔22〕可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繁荣、危机和衰退已成为金融资本可以操纵和控制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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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旅游危机管理研究概述
1．旅游危机管理的外文研究文献概述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与恐怖、旅游与战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因素等方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地研究旅游企业如何进行危机管理，另一类则侧重于微观，研究某一类企业应对危机的策略，如饭店业危机管理等。相关研究情况如下：德克•格莱泽（DirkGlaesser）的《旅游业危机管理》，是当今仅有的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旅游危机管理的著作，在国际旅游学术和实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从消费者、旅游产品、竞争、政府等角度出发，列举了旅游活动的范畴，开展危机分析和诊断方法，提出早期预警体系和方法，并探讨了旅游危机管理的战略、危机计划和组织及危机管理工具。朱卓任（ChuckYGee）的《国际饭店管理》中提出饭店的危机管理，认为饭店应建立处理危机的紧急计划，以缓解各种危机，如政治危机、自然灾害、恐怖事件等，危机计划中把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财产安全和避免损失。其他研究包括：皮扎姆和曼斯菲尔德主编的《旅游、犯罪和国际安全》，主要内容包括：旅游与犯罪，旅游与政治不确定性，旅游与战争等。Sónmenz分析了旅游、恐怖活动和政治动荡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1980年到1998年36篇相关文献分析发现的研究主题，包括恐怖主义和政治动荡对游客需求的影响、袭击游客的动机、利用旅游作为政治的工具、政治暴乱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危机管理和恢复营销的效果等。
2．国内旅游危机管理研究概述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佘廉等人从事“企业危机的预警原理与管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了国内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进程。目前，国内关于旅游危机管理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李九全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危机管理是“为避免和减轻危机事件给旅游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通过研究危机、危机预警和危机救治达到恢复旅游经营环境、恢复旅游消费信心的目的，进行的非程序化的决策过程”。郑向敏的《旅游安全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旅游安全管理手段，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还存在欠缺。邹统钎的《旅游危机管理》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旅游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危机防范方法，全面分析了“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路径和方式、影响程度与影响周期，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同时针对中国政府处理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旅游业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谷惠敏的《旅游危机管理研究》系统地论述了旅游危机理论、介绍了危机对旅游业的冲击的表现和冲击度计量模型，较全面地分析研究了国外突发性危机冲击与激活旅游市场的实证研究，并对我国旅游业应对未来突发性危机提出了对策建议。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和美国普渡大学旅游与酒店研究中心协同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其课题是“SARS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及其危机管理研究”。该研究从旅游产业自身的脆弱性以及产品产销一致性方面分析了旅游业受“非典”影响的必然原因，并就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的效用、旅游业到底受多大影响、政府应进一步采取的政策、旅游业损失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张广瑞、魏小安的《中国旅游业：“SARS”影响与全面振兴》涉及“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企业的应对措施、危机管理、旅游振兴策略、国际借鉴等多方面内容。邓冰、吴必虎、蔡利平的《国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李树民、温秀的《论我国旅游业突发性危机预警机制建构》在归纳分析危机的类型特征和危机管理目标的基础上，界定了建构我国应对旅游业危机的预警机制的作用和内容，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建构预警机制的步骤和方法。其他有关研究有：戴学锋的《SARS让我们对旅游研究进行反思》，高舜礼和任佳燕的《浅析9•11对我国入境旅游影响的研究》等。此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课题组通过“非典”对旅游业的影响机制研究，重点阐述了后“非典”时代中国旅游业环境变化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调整，提出尽可能减少“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负面影响，政府、企业、协会应确立共同的目标，进行协调，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石培华等从“非典”事件对中国旅游产业的影响角度出发，提出旅游产业的第四特性是“敏感产业”，并从我国旅游产业轻视危机管理的现状出发提出从宏观层面开展“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二、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研究概述
1．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外文研究文献概述由于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繁性、超周期性及不可预见性，必然会对旅游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目前国内外已有学者对此方面着手进行研究，但还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较少。Croach指出，对于国际旅行的价格衡量、境外目的地的旅游商品和服务的外汇价格以及不同汇率的影响是旅游业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Agarwal考察了商业经营发生的一般性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旅游景区的重新恢复政策。亚洲金融危机后，Pine、Chan&Leung评估了此次（1997）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及旅游业发展的趋势。Raab和Schwer调查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拉斯维加斯收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Sausmarez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影响。Prideaux对危机与旅游业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在评估此次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旅游业极易受到危机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旅游各个环节之间是高度依赖的，极易产生连锁反应。旅游研究者们尤其关注旅游业特性的研究，希望能从根本上对现象做出解释。LawsEFaulkner，B&MoscardoG认为，旅游业以“多方位的混沌”著称。SantanaG论述了全球化时代中旅游业的脆弱性（vulnerbility）。WorldBank①（2002）在巴厘岛爆炸事件之后，考察了巴厘岛旅游经济的脆弱性。国际旅行中，游客过去的旅行经历、风险的类型以及对安全的感觉程度都会影响游客将来的旅行行为。Sónmenz&Graefe以信息集合理论和保护动机理论为框架，解释为什么旅行者会避免某些目的地。Faulkner．B从广泛的与危机和灾难相关的文献入手分析旅游业的灾难，建立了一个用来分析和制定旅游灾难管理策略的一般模型，包括一系列有效的旅游灾难管理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原则（旅游灾难管理框架）。同时，他还和Vikulov以澳大利亚Katherine为例来检验和补充完善这一模型。LawRob论述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地区经济造成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并根据官方公布数据分析预测了赴港旅游的日本游客及需求因素。deSausmarezNicolette指出，旅游业是一个脆弱的行业，分析了马来西亚旅游业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举措，以及在部门（公共、收入）层次进行旅游危机管理。SamirSharma（Nepal）以尼泊尔为例，论述了金融危机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使全球航空业受到重大影响从而使全球旅游业损失惨重。旅游业尽管不会覆灭，但会影响人们的旅游行为。在此情况下，旅游业和酒店行业应采取相应对策以求生存。LeanHooiHooi&SmythRussell运用LM单位根测试法，以马来西亚10个客源地市场数据分析危机对到访旅游者数量的影响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得出从长远看影响是暂时的结论。2009年6月，在西班牙Mallorca召开的全球经济危机与旅游的国际会议上，AndreasPapatheodorou、JaumeRosselló、HonggenXiao等指出，全球经济危机使亚太地区、欧洲、北美的经济和旅游业下滑，并分析了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和旅游业影响的结果和前景②。EgonSmeral根据2009~2010年欧盟15国的数据，分析和预测了在价格和汇率不变时国际旅游需求的变化，并从宏观经济的关键要素出发，分析其对国际旅游需求和发展的影响的模型，并提出战略性建议。PetrevskaBiljana论述了世界经济危机对马其顿旅游业的影响。
2．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国内研究概述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到2000年期间关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二是2008年以来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其中，以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1）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旅游业的影响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旅游研究，最早始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此次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不长，影响范围不广，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此，国内相关的研究并不太多，其对旅游业的冲击和影响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1998~2000年。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①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旅游业的影响比较系统的研究主要有：郑一省的《东盟国家复兴旅游业的策略和措施》分析了1998年金融危机对东盟各国旅游业的影响，主要包括出境旅游市场疲软、入境旅游人数锐减、外汇收入大幅度下降、旅游支柱行业损失严重且竞争日趋激烈、旅游业发展计划受阻等，并探讨了东盟国家复兴旅游业的策略和措施。陈艳提出了金融危机对泰国旅游业的影响以及泰国政府的应对策略和措施。马振分析了金融危机中越南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使越南旅游业取得较大的成功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宋一兵分析并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各国开拓旅游市场的有效策略，提出新的发展计划与目标、致力于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旅游环境、重视发展会议旅游、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加强区域间旅游合作、重视对中国及中国香港市场的开发等。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及对策周玲强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别从需求的收入弹性、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等3个层面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负面影响，并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7个方面的对策。刘阳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旅游业发展》分析了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出境旅游与入境旅游受影响的程度，同时探讨了开拓国内旅游的问题。杜家元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对旅华市场的影响及对策》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旅华旅游市场的影响，并提出我国开发旅游市场的对策建议。何忠诚的《金融危机对东北亚旅游客源市场的影响与我国的对策》提出1997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中国旅游市场深受影响，并准确地评估了金融危机对东北亚诸国旅华市场的影响。郭英之、姚新民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并对我国当前发展国际旅游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提出了建议。李开宇、张艳芳通过对突发性旅游事件对入境旅游影响的时空分析，探讨了入境旅游业应对突发性事件的空间管理措施，并从时空角度分析了近年突发性旅游事件对中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及中国入境旅游对抗突发性旅游事件冲击的能力，并提出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区域行动建议。张广瑞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认为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入境旅游锐减、出境旅游增加、国际旅游竞争加剧；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或建议。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的影响，如段合明（1998）、张玉伟（1998）、李波（1998）、盛毅（1998）、李天德（1999）、谢建刚（1998）、郭路（1998）等。③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及其他各地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梁昭、梁琦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主要包括全球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增速放缓、亚洲出境旅游市场疲软萎缩、亚太区内国际服务贸易严重受挫等。（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2008年以来，国内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旅游业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究，总的来看，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①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逐步演化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多数学者都从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三大市场（即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国内旅游）的影响出发进行分析，戴斌从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三大市场以及企业融资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旅游市场的影响，对中国旅游市场走势进行了短期和长期预测。林婧、杜富荣等的基本结论也相对一致，主要体现在：入境旅游客源锐减、国际旅游市场竞争激烈；出境旅游人数激增、内需“漏出”加大；国内旅游市场疲软、旅游消费水平降低等。于成国认为欧美金融危机会从多个层面上影响中国的旅游经济发展，并分别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旅游投资方向的影响、对旅游市场的影响和对旅游支柱产业的影响。钟先丽认为旅游业是极易受经济波动影响的产业，经济的衰退必将导致旅游业的萧条，造成全球旅游需求与支付能力的萎缩、旅游企业资金链的吃紧、旅游消费信心的丧失。并从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三大旅游市场入手，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旅游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给入境游带来了较为不利的影响，从而提出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扩大内需所推出的一揽子计划所带来的战略机遇。张冬（2008）、任静（2009）、刘涛等（2009）、魏震铭等（2009）、岳乐等（2009）、姚远（2009）、王晴（2009）等都特别探讨了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对策，主要集中于：大力发展国内旅游、加强中国特色景区建设、强化旅游管理和服务、加大休闲旅游开发力度、增加经济型酒店建设、加强国际旅游合作等。此外，高维全、王玉霞（2009）重点就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产品的定价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赵建强、张海超（2009）则以秦皇岛为例提出了加强区域旅游合作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各具体要素的影响研究国内学者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中旅游饭店和酒店、旅行社、旅游企业等各具体要素的影响研究。朗楷淳的《美国：金融危机让旅游业受伤》指出，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旅游业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航空业和饭店业出现衰退。何建民在介绍和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国外旅馆的经营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旅游饭店的经营策略。陈祖斌、戴祎华从市场的重新定位、着力内涵建设、做好会展营销、拓宽融资渠道及开源节流等几方面，为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饭店业的突围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吴南（2009）从旅游市场、地域范围、星级饭店、国家政策等方面剖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旅游饭店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苗苗（2009）、黄兰兰（2009）则分析了金融危机对经济型酒店的影响，并探讨了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型酒店发展的机遇。李祗辉、李明从参考韩国旅行社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出发，提出了我国旅行社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借鉴。朱琳琳探讨了金融危机对河南旅行社行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的策略。褚士永、姜剑波则探讨了金融危机下忻州旅行社业发展的问题与出路。张赛、万华（2009）探讨了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旅游企业创新的对策，并提出了我国旅游企业的创新道路③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入境旅游方面，尤其是外国游客数量的下降，因此，对于我国地方旅游业来说，那些原来的入境旅游接待大省（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福建、山东、云南、广西等省市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应该最大，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但目前国内学者对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还相对较少，关注面也相对较窄。④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市场及旅游者的行为影响研究林龙飞、王佳佳、瞿利娟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我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对策。赵春峰在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旅游者行为模式的变化及新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景区的应对措施及对景区发展的预期。王永明、马耀峰、张佑印通过总体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全国和区域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业产生的影响，并对入境旅游业走势进行了初步预测，最后提出在新形势下促进我国旅游业恢复发展的对策。邹家红、王慧琴运用总体分析结合区域差异分析的方法，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力拉动国内旅游市场、重新定位和选择入境旅游市场、调整旅游产品开发策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等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措施。张凌云、刘波指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面临重大的转型和发展机遇，国民旅游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自驾车旅游、大众度假、低碳旅游将成为今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三大热点。何建民运用国际经济学与旅游经济学原理，收集分析世界经济与世界国际旅游业发展的统计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旅行社、旅游饭店与旅游景区点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对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世界著名旅游城市香港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国际旅游业影响的传导机制、对影响进行科学分析与预测的指标、影响的状况及影响的趋势及我国的对策等问题。
三、小结
本文通过对旅游危机管理文献研究、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文献、金融危机对旅游市场影响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近几年来国内对金融危机下的旅游业研究不断升温，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加，已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从研究内容看，宏观方面的研究仍占多数，且不少研究结论存在类似情况，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细化，缺少国外关于旅游业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对策与方法研究的介绍和引进；从研究方法看，兼顾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但实证研究仍然较少；而国内外学者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入境游客消费行为分析和旅游市场开拓的研究很少，在现有文献中，关于金融危机对入境旅游者消费行为影响的研究多是倾向于对金融危机影响现象的一般性描述和应对策略，而对金融危机影响旅游市场的传导机制、对入境消费者行为影响程度以及如何拓展旅游市场等实证分析的研究较少。另外，关于入境游客消费行为分析和旅游市场开拓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地理学视角和区域角度对入境游客某个时点消费行为的分析，各种实证分析大多停留在静态时间截面上，有关重大宏观环境，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对入境游客消费行为在时间方面的前后对比研究几乎没有，可见，对国际旅游者消费行为动态而系统的研究还未深入开展。个案研究过于单一，没有展开对各种类型旅游危机的调研，而且对于个案的研究工作不细致，不能直接作为应对危机实际操作的一个指南。今后国内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将趋向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和引进国外关于旅游业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危机管理战略对策；研究内容将进一步细化，旅游行业的具体研究、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等将不断增加；更多研究将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旅游目的地安全的影响、金融危机影响旅游市场的传导机制、金融危机对入境消费者行为影响程度以及如何拓展旅游市场等实证分析方面；相关研究将更多地与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实际相结合，如金融危机下的国内休闲旅游发展研究、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等。
作者：廉月娟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国内文献
［摘要］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如何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源、传导机制、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已有大量研究，有共识也有争议。本文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对国内关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进行述评。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迅速蔓延全球，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就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现代金融市场发展最为完善的美国。分析其原因、传导机制和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运行机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次金融危机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一、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6年下半年初露端倪，到2008年8月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共识。因此，要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有大量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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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60-1770(2009)03-08-04
2007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一是从时间看，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二是从周期看，世界经济2002年进入上升周期，2006年达到顶峰，现在转向全面衰退和经济金融危机。三是从影响看，危机源头在美国，影响欧洲，波及亚洲，影响范围广、程度深。本文旨在对全球金融危机演变路径，传导机制和影响进行系统梳理，从理论层面深刻揭示危机的根源，并为中国恰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转型，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性思路和建议。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演变路径
总体来看，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是在金融创新不断加速、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危机经历了苗头初现、金融体系局部出现问题，逐步强化到集中全面爆发，迅速蔓延扩散的一系列演变过程。
(一)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次级贷款大量违约有关。从2000年开始，为了防止新经济泡沫破灭可能导致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多次下调联邦基准利率，从2001年1月的6.5％一直降至2003年6月的1％，直接推动了2001年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长达五年的繁荣。在房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放松了信用风险审核标准，开始向信用评级较低的中低收入者提供次级贷款。但是，从2004年开始，随着通胀压力的增大，美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在一年半时间内基准利率从1％上升到5.25％。由此产生双重效应：一是次级贷款借款人的还款压力不断上升，二是房价持续下跌，甚至低于未偿还贷款金额，许多借款人只好选择违约。这导致了次贷危机在2007年夏季的集中爆发。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次级贷款大量违约只是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还与美国以次级贷款为基础产品的证券化及其衍生品过度膨胀有关。资产证券化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以后大大加速，其核心是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债券，使之具有流动性，而对这些债券的还本付息是以资产未来现金流为基础。通过证券化过程，资产所有人将特定资产对应的风险和收益转移给购买证券的投资者，实现了风险向外部的转移和分散。美国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的MBS在新世纪后快速发展，从2000年的81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7320亿美元，7年增长了9倍还多。不仅如此，以MBS、ABS、银行贷款、垃圾债券等各类资产组合为基础，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又开发出了新的债务抵押担保证券(CDO)。理论上，这种金融创新的链条可以无限延长，形成CDO的平方，立方乃至n次方。这种金融创新在推动美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被隐含和放大。一旦最底层资产即次级贷款出现问题，将导致相关CDO价值大量缩水，引发投资者对相关CDO的全面挤兑，减值，导致多层金融衍生品定价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这场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一是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急剧波动震荡。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没，20多家商业银行破产倒闭，一大批对冲基金遭受毁灭性打击。2008年纽约、伦敦、日本等全球主要股票市场跌幅达到30％40％。二是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对实体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全面收缩，制造业指数跌至多年来新低，企业订单大幅减少。发达国家失业率迭创新高，美国高达7％，欧盟国家普遍在7％左右。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普遍放缓。三是国际市场资源，初级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给企业生产经营与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冲击。大批企业高价时买入的原材料库存至今没有消化。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产成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全球亏损行业，亏损企业持续增加。
(四)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评价
从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看，主要有三种应对模式：一是注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主要是通过贷款和购买金融机构股份等方式，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从而激活金融市场。这种模式以增加金融机构流动性为主要目的，并非治本之策，对于提升市场信心作用较小。面对庞大的金融机构资金需求，以及更多的尚未暴露出来的信用卡、商业抵押贷款等信贷问题，一旦救市资金用尽，市场信心将再度受到重挫。二是信贷担保模式。以欧盟为代表，主要是由政府出面，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从而增强市场信心。这种模式不排除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甚至实施国有化，但更看重通过强大的政府信用来确保金融机构信用稳定。三是相机抉择模式。以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代表。比如，日本利用美国金融资产贬值机会购买部分美国资产，韩国实行韩元贬值以刺激出口，新加坡和香港提供全面存款担保以增强市场信心。中国则采取调高出口退税率，稳定人民币汇率、为出口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等方式稳定出口，出台扩内需政策。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目前，对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基本集中在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过度发放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上。但从更为深远的视角来看，危机的根源并不能从危机本身得到理解。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经济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全球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根深蒂固。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金融家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强调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力量。受这种思想影响，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放松了对金融创新的管制。美国国会在1980年-1982年立法解除
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后，1999年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大部分条件，结束了金融分业经营的局面，拆除了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导致风险在两个体系之间可以蔓延和传递。金融机构在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不断研发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透明度低的金融衍生品，无节制放大杠杆效应，信用风险和监管责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问题最终在次级抵押贷款环节爆发，并迅速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危机。这场危机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从危机的根源入手，对美式金融资本主义进行彻底变革，从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减少市场的道德风险，以更有效地实现政府监管和市场力量的平衡。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和我国战略抉择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本身尚未见底，仍在蔓延扩散。在痛苦而漫长的“去杠杆化”的进程中，危机对全球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将进一步加深，对我国的影响也将进一步加重。在深刻反思之余，我们更应从这场危机中得到有价值的启示，以此为鉴，指导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金融战略抉择。
(一)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
格林斯潘曾经在2002年称赞复杂衍生工具能够使风险得以分散。但这场危机证明，当金融衍生品成为逐利的手段时，它非但难以分散局部风险，反而会产生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风险。高收益率，高杠杆率从来都是和高风险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不能把金融创新作为导致危机爆发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必须根植和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金融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其价值创造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这次危机已经证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元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虚拟的金融资产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在肥皂泡破灭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业，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立足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实体基础”。
(三)大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内需主导
当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骤减，企业出口订单大量萎缩，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继续坚持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已经步履维艰。在这种大背景下，必须立足于内需主导，把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事实上，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是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既定途径。我国也已具备了内需拉动的充分条件，30年改革开放积累起强大的消费力，高储蓄率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巨大发展空间，加上13亿人口的庞大需求，以及广阔的待开发的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潜力巨大。要立足于扩大消费需求，多渠道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补贴力度，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稳定发展住房、汽车消费，积极培育服务、旅游等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要立足于扩大投资需求，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社会事业和重大民生工程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四)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实行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政策，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4860亿美元，贸易赤字连续三年超过7000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进行资金回流，来弥补美国巨大的“双赤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做是对美国巨额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巨额双顺差所导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调整。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逐渐开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当前，要抓住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调契机，加快进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国的战略要素储备体系；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技术、人才从发达国家大量溢出的机遇，加快引进我国亟需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人才，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政府贷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等多种方式加快资本输出步伐。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五)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国际协调，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经济金融全球化在带给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扩散迅速超越国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面对危机的肆虐，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世界金融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把美元发行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多极化发展。要以这次危机为契机，以公平，公正，包容，有序为方向，以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为原则，推动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扩大监管覆盖面，提高金融市场运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
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加大重点领域、重点建设支出力度；实行结构性减税、退税或抵免，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加大对“三农”，民生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加大对优质企业、中小企业、出口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稳定股票市场运行，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扩大债券发行规模，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七)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过去的30年间，中国年均增长率达到9.8％，但主要建立在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上，依靠资源和要素的大量投入支撑经济增长。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为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不断寻求新的报酬递增的源泉。要着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型发展模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要深化改革，着力营造产业升级的制度环境和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缓解和消除发展瓶颈，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