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1 17:54:36
关键词：公司治理；制度变迁；全球化
一、全球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拓展到国际层面上。全球产品竞争能够或消除一个治理结构体制中最无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将使现存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暴露无遗，从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趋同(Moerland，1999)。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将使得产品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强。公司治理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竞争力，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竞争力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认为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经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德国等国纷纷对公司治理进行改革，借鉴英美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导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趋同于英美模式。
(二)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高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加，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当外国投资者参加到公司以后，势必会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协调。而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到欧洲及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会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优越性为由要求受资国和被投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等等，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国模式趋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国全球投资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迫使欧洲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并采用美国公司的价值观。
(三)资本的全球化竞争
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各国也对外国资本展开了竞争。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会对投资者意愿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就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资本，尤其是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司治理趋同的重要动力来源。
就公司层面来讲，为了筹集资本并降低资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动机，公司间对资本的竞争会促使公司治理自发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就国家层面来讲，尽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为了能够在全球权益市场竞争中取得资本，就必须采用国际认可的公司治理原则，从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认模式趋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响
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制度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公司治理和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与特定的法律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给公司治理趋同造成了阻力。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促进法律的全球化。尽管法学界对于法律全球化问题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全球范围内法律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领域。对于公司法和证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法律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将对公司治理的趋同化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径。路径依赖的特征，决定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是沿着起原先的路径不断演进的，除非强大的外力去改变它。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公司治理趋同的困难。
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在趋同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并非完全与原先的模式割裂开来，而是在原先路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趋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内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国
到目前为止，德国公司治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支持内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联盟并未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德国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内部控制、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并没有被股东导向所取代。尽管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的独立董事制度，逐渐在监视会中增加外部人员，但总体上，德国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双层制委员会进行内部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德国还加强了监视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更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国修改其法律允许公司自愿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强制要求采用双层制，其现有的双层制结构仍会有较强的持久力。因为双层制结构已经存在多年，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即使它是无效率的，也仍然会持续下去。德国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银行导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场导向制度，因此是一个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对商法进行修改、允许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制度后，有许多日本企业反对采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尽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这表明其公司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内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其现有的公司治理难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场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尽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向内部控制模式趋同的迹象。但是，总的来讲，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离其原先变革的路径。例如，相对于欧洲大陆，英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仍然较低；尽管不断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会这一惯有的路径上，而没有采用内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双层制；尽管利益相关着日益得到重视，但股东仍然是多数英美公司最为关心的对象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研究进展
一、全球气候治理成为新研究热点
2009年备受期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有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国际气候制度遭受了重大挫折。之后，2010年的《坎昆协议》、2011的"德班平台"避免了气候制度的一败涂地，多边的国际谈判得以延续，并在2012年和2013年的气候谈判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联合国机制下的政府间多边协议模式的有效性仍然备受质疑。对此，各国学者在既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利用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认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解释人类行为与气候制度间的辩证关系，为气候制度设计合理可行的方案。而"全球气候治理"就是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文献数量徒增
2010年以来，以"全球气候治理"为研究视角或主题的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全球气候治理"已然成为国内外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且理论化趋向明显。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显示：2010年，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或题目的英文研究文献数量分别为24篇和12篇，比2009年增加了100%和500%。从中国知网国内文献检索的结果看，2010年之前，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公开发表的文献可谓凤毛麟角， 2010年，国内以"全球气候治理"为关键词和题名的文献分别从2009年的0篇激增到23篇和8篇，全文中出现"全球气候治理"一词的文献则超过了历年总和的两倍强，高达90篇。
（二）"全球气候治理"涵义辨析
"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目前尚处于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完整的、清晰的、统一的学术界定。在2009年前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多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家行为体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在2010年以后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成为上述转变的"代名词"，多指"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 ，是包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多层次的、分散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行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问题向度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国际气候政治的重大转变引发了国际气候学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热潮。其中，一些新的重大问题被提出来：
（一）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在国际结构"解构"下，学界开始以气候变迁议题作为适用的分析主轴，对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形成、机制、作用和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旨在更好地认识非国家行为体如何促进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良性互动，来弥补国家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时的不足之处。王金梅认为，非国家行为者更能以维系国际社会正义、抑或全球生存利益为主要目标协助谈判，成为实现国际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一环 。陈淑蓉认为知识社群利用提供客观的知识证据影响国际谈判内容和议题的进程 。Frank Biermann认为，新兴非国家主体"在政府间机制外的跨国机制、公私合作机制和市场机制等新的治理机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变化和重构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欧美学界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全球钱气候治理结构的研究上，通过分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形成、特点、变化、因素、影响等问题，旨在改革或者重建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例如，Frank Biermann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特点，认为其是垂直的超国家、国际、国家和地方等不同的规则制定和执行权威层次不断细化和分散化（多层次治理）；且是水平的不同规则系统并行作用（多极治理） 。Michele M. Betsill认为结构是治理的元层次，并指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的分散化趋势 。Fariborz Zelli认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是碎片化的，表现在它包括不同机构、机制和其他形式的原则、规范、管制和程序，它不仅指那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要任务体系（如联合国气候机制），还指那些涉及气候变化但主要关注别的问题的体系 。Harro van Asselt对从国际和一国内两个层次对分散化治理结构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国际、一国内分散化结构的优势和弊端，以及这种结构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Cinnamon P. Carlarne发现随着国际安排上升到全球治理，并且密度和范围不断增加，学者们越发意识到个别制度安排的治理行为经常重叠或相互补充。作为一个特别的议题，治理被认为是在一个或多或少的水平结构体系中各种相关制度互相作用的结果。由此，学者们逐渐转向对"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es）、"制度复合体"（institutional complexes）和治理"架构"的探讨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性
面对传统国际气候制度的在执行中的困难，有效性问题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研究者试图从两种进路展开讨论。第一种是传统的"国内-国际"，即将气候治理作为"自变量"，以各国气候政策、立场对全球气候治理效果的影响分析为主题。李惠明将15国聚类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及情况较复杂者 。傅聪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第二种是从"国际-国内"视角来讨论全球气候治理效果问题，将气候治理作为影响行为体政治、经济、社会的"自变量"，研究其对一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包括衍生出的"制度内嵌"、"规则内化"和"规范传播"等问题。例如，马建英从"从跨国性的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跨国利益集团、国际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体系等视角来探讨国际因素的内化现象" 。谢婷婷以美国推出《京都议定书》为例，引入"行为体策略"概念，分析了国际规则内化过程中受阻的形式和原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理论发展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具备了不同于国际气候制度的新的问题向度，需要相关理论的新发展给予支撑。
（一）国际政治学理论
在传统的国际气候制度研究中，特别是国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分析上，国际政治学发展出了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代表理论单一理性人模式、国内制度模式、社会学习和理念模式及"双层次博弈模式"。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推进，有学者通过引进新变量、新视角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补充或改造 。有学者在原有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
（二）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成为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变迁的作用机理、制度"内化"的主要渊源。杨春瑰提出，基于气候治理的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的制度自生成开始就以不断演化的形态特征发展 。马建英运用结合系统论及制度变迁理论将中国参与构建国际气候制度过程中面临的"制度压力"和对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利益认知"作为解释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的关键动力因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理论
海外学者更加关注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分析折中主义理论（analytical eclecticism），主张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多中心治理理论（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分析了分散化治理的优点和成本，它引导特别注意个别机构的规模和不同规模治理系统的运作，认为多中心、多层次系统可以产生集体行动，比统一机构，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京都议定书"进程，更为有效 。
四、结论
在问题意识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以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相较有明显区别。学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个公约、一个议定书"制度框架和各国政策立场间的互动关系，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上述互动关系外的"全球""治理"上，并将全球气候治理看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有机体"，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1）治理主体问题，试图为全球气候治理勾勒一个清晰的"权力谱系"，以此来解释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动力来源。2）治理结构问题，注重对其结构、新的权力形式以及网络的研究 。3）治理机制问题，包括公私合作、市场机制等新机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以及机制替代等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研究方法有几种倾向：一是折中主义分析倾向，亦即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理论的解释力；二是系统研究方法逐渐显现出更强的解释力；三是有些新的学科及理论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中来，例如，制度经济学、全球行政法理论等。
尽管目前"全球气候治理"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框架，但随着气候治理实践和研究的发展与互动，其将会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框架。于此相比，我国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国际气候制度发展与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治理间的互动关系、国际制度规则"内化"和有效性等问题。在方法上，除了国际关系理论外，开始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分析问题。同时，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仅在"非国家治理主体"和"气候制度内化和治理有效性"等问题上能够看到"全球气候治理"这一主题的影子。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题研究，用好这一概念，增强学术话语权。
参考文献
[1]葛汉文：《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机制与国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3期，第72-76页.
[2]Michele M. Betsill， The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epared for the 2012 Spring Workshop on Public Policy Process （WOPPR） series on "Digging Theorie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Colorado-Denver. 28 March，2012.
[3]同上.
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反思
“文明冲突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系统地提出的。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考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而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凸显，将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文明冲突”模式成为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国家间的对抗和联合；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有学者指出，亨廷顿从他的“文明冲突论”还引申出以下五个主要推论。第一，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使非西方社会西方化。第二，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炸，这造成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第三，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其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第四，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则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并产生了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第五，西方的生存有赖于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从提出开始就广受关注，但一直是饱受争议的。其“西方文明优势论”的心态，鼓动所谓西方“文明”国家联合起来以打击、遏制异类文明尤其是所谓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企图，一直以来，是包括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在内的思想界揭露与批评的焦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结合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以新兴大国的崛起等新的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有力地批判“文明冲突论”鼓吹的“西方文明优势论”。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基斯·范德菲尔就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剂猛药，帮助我们抵抗资本主义肤浅的生活方式和单一枯燥的文化的吸引力。”
对于“文明冲突论”断言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或者说冲突与战争主要源于文明之间的差异的观点，许多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是表示存疑的。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细谷雄一在点评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侵占加沙事件的同时，对亨廷顿所谓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表示质疑。他认为，用“西方对伊斯兰”之间的所谓“文明冲突”已经解释不通这场围绕领土问题的血腥的“旧战争”，也解释不通“伊斯兰文明”内部针对伊朗势力膨胀展开的政治的、军事的斗争。
相反，包括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在内的世界进步思想界认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冲突的根源，而正是这些差异才使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各种文明之间相得益彰。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对话、交流以及相互尊重和借鉴。在被认为是彻底颠覆西方“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马丁·雅克指出，在这个价值观多元化且常常相互矛盾的世界，设法让这些对立的价值观共存共容，是一件重要的事。实际上，要让一个充满矛盾现代性的全球化世界以相对安宁和睦的方式存在，价值观的共存共容是前提。
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反思
由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最初提出概念的全球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中心假设是“国家无能论”，意即民族国家对于那些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失去了解决的能力，因此需要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性组织来加以协调处理。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在全球的肆虐，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又开始竭力鼓吹以市场机制来进行全球治理，并强行推销“市场万能”的新神话。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与机制的弱点与弊病暴露无遗。西方许多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机制乃至西方主流的全球治理思潮的怀疑情绪和要求变革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情绪均随之增长了。
从对西方全球治理的怀疑方面来说，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不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等全球性议题带来的各种新挑战，正面临困境。如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就指出，后冷战时代，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已变得极其脆弱，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如联合国、欧盟与北约，都遭到了削弱。
在谈到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难点与困境时，戴维·赫尔德着重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际政府间机制没有明确的工作分工，经常功能重叠，指令冲突，目标模糊。第二，国际机构体系的惯性，或者这些机构在面临集体解决问题的手段、目标、成本出现分歧时的无能表现。第三，跨国问题很难被充分理解、领悟，也很难采取有效行动。第四，责任赤字或不足。
一、“世界历史”之路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于《共产党宣言》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再经《资本论》系统而深刻地论证最终完成。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严肃探索和科学论断。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运动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明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转变的实现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动因，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本质性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
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交往是被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论述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与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核心，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以生产实践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作是实现由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同人的解放与发展割裂开来，而是与人的解放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一部世界历史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离开人的解放与发展去谈世界历史，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形成的两个条件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是人获得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可以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过程。生产力与交往越是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就越是世界历史化。因此，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化的本质性规定。可见，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本条件、以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为归宿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机制，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也是因为只有依赖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实现，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得到共产主义的外壳，而缺乏共产主义的实质内涵。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与人类解放的程度的一致性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其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之路，亦即全球化之路。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程度越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也就越高，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也就越高，离人类的彻底解放也就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应当说，通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样理解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意的，而当代全球化的事实又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预见和把握，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致性。
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界定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为战争贩子。
诚然，由于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过过于激进的失误，这里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汲取。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他们始终认为生产力才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不过是非常态的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的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逻辑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而新时代的全球主义者必然是世界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途径观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和平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理论以及的和谐世界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充分说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晚年在探索和阐述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考，学界称之为“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多数学者认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点和代表作。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这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以及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状况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充分认识。恩格斯在他辞世六个月前，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文时曾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那时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地认为，从法国开始的欧洲1848年革命表明，“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了，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3］
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由于这个经济革命，“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
从恩格斯的思想轨迹来看，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一致认为暴力革命是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并对拒绝暴力革命的各种思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的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和平斗争的思想萌芽，只是由于形势的限制，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议会斗争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形势的变化，为恩格斯研究议会斗争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和宝贵的实践材料，1895年3月，恩格斯写成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恩格斯将多年来的考虑和零散提及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不放弃暴力革命准备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开展革命取得政权，把进行议会斗争当作一个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战略来看待，从而形成了革命斗争新的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导言》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性质、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当前的形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反思1848年和187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当时他和马克思之所以确立了暴力革命道路的战略，主要是受法国历史经验的影响，历史证明以前的战略错了，现在革命的性质、条件发生了变化，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要变。
恩格斯认为，首先，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5］
其次，斗争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是英、德、法、美等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铲除它的地步，新的革命需要新的强大推动力；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发展，“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6］
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的大失败，都给革命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还带来了欧洲两次反动黑暗统治时期，使革命倒退了几十年，而德国党在普选权斗争中却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7］
这两者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导言》中认为，必须对过去的策略加以修正，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权争取“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实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8］
应当认为，《导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了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和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恩格斯和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恩格斯的和平思想集中表现在其1885-1892年间的近20封与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商讨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书信中；在公开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欧洲能否裁军》等几篇文章中也体现得很充分。
恩格斯认为，“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200年未发生过的衰竭”。［9］
战争只会对沙皇政府或俾斯麦等有利，而对社会主义运动以至整个欧洲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恩格斯写到，“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10］恩格斯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当制止，而不应当采取“保卫祖国”或“爱国主义”的立场。恩格斯还提出了裁军建议，他认为：“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未，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11］
总的来看，恩格斯认为战争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害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和平方式应当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常规方式。
二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工业化以后的历史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立场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以他锐敏的洞察力捕捉住了这一新阶段的时代主脉。第一，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指明了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是其核心主题，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主题。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当今的世界，比之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性而言，其一体性、整体性和紧密性已不能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体系而独善其身。第三，通过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使世界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即是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全球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结果。第四，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要的外在条件。总而言之，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在其时代观理论所提出的共同发展观以及关于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理论及其共同发展观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的和谐世界理论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及其共同发展观的拓展和提升。
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最早是在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05年7月1日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
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此后，“和谐世界”———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新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2007年10月16日，“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论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
“建设和谐世界”这一论断准确表达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张，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博怀，体现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
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和谐世界”理论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在“和谐世界”理论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强调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普遍交往、强调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成“和谐世界”理念直接的理论渊源。
因此，我们认为，“和谐世界”绝非仅仅是一种外交口号或辞令，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口号，更不是一种所谓“战略规避”的体现。应当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的本质、脉搏、趋向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时的立场，而是永恒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念上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更在实践中践行世界和平主义，中国将一贯地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三、“世界历史之路”也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
结论
纵观历史，过去200年里，人类有过三次或说是三个阶段的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14年，英国和美国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领导者，伦敦和纽约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金融中心和资本集散地，投资银行和债券融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金融力量，英、美、日、德、法、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始到80年代，领导者是美国，主要参与者是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观。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领导者依然是美国，主要参与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纷纷加入全球化浪潮。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新时代全球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冷战后苏联阵营的瓦解结束了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使分割为两大板块的世界市场重新归并；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促使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结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引发信息产业革命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推动并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热潮。因此，新的全球化是在冷战结束这一因素的催动下，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冷战结束是新时代全球化的直接动因。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全世界超过20亿人口为摆脱贫穷，勇敢加入全球竞争，实乃人类历史之奇观。
从总体来看，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新时代的全球化作为现代化过程发展的新成果，是全球主义普遍历史逻辑的崭新再现。但是，由于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动力、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引发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赋予新时代的全球化以新质，使全球主义在新的实践层面上展开，获得了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与内涵。
与历史上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一样，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但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的内容却有了时代性的改变。众所周知，当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在70年代末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革命，90年代勃发的网络技术再次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信息产业革命作为新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革命，目前正以高于、快于工业革命的速率发展，迅速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对于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经济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抱有充分乐观的估计。信息作为新质的生产力，再一次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技术杠杆和根本动力。
几乎与之同时，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重新启动了市场自由化浪潮，多年来受到凯恩斯主义打压的自由市场力量在经济中重现活力。此后20多年中，市场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广泛的认同，不仅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自由化改革，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东西方集团对峙的两极架构，重新统一了世界市场，为全球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追求实际上只局限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属物（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而被纳入世界体系；二战后在两大集团冷战的局面下，全球市场事实上被分割为东西两大块，不存在完整的世界市场。因此，只有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才第一次在地域上将市场连成一片，开创了历史上最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自由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张，为网络生产力在冷战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而网络信息技术为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始无前例的强大推动，其全球渗透力、覆盖率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市场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
由此可见，新时代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已产生了以往不存在的新质，从而使新一轮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化浪潮。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新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要求日趋强烈。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变革的同时，也形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动更新。作为对经济跨国关系的政治反应，当代全球化也向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作用和权威形成挑战，要求新的治理形式。从全球生态体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等复杂的全球系统，均不属于领土国家主管的领域。在全球信息通讯和交通设施的支持下形成的许多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组织新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也是国家所无法约束的。当代全球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流动形式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被迫面对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现实。
国家权力急待重组和重构，全球治理已上升为客观需要。高于单一国家利益（安全）的全人类利益（安全）日渐凸出。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不仅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具有引发全球危机的负面效应。环境危机、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武器扩散等，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或潜在风险，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且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摒弃对抗、寻求合作，越来越成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各国家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在文化上，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全人类对于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的追求日益增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70年代以来人类的生态关怀、环境意识、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取向。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
跨国公司的能力超越国家能力；迅猛扩张的国际贸易对调整和完善全球普遍性规则的持续呼吁；全球治理的要求突破国家权威；全人类的利益（安全）有重于单一民族和国家利益（安全）的倾向；全人类对于追求共同价值的意识空前上升……这些具有新质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诸因素，代表了新时代全球化区别以往历史上现代化全球进程的崭新特征。由于这些新质现象的出现，当代全球主义理念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全面更新与超越。物质世界的全球化已使得人类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反过来讲，对于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合理张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意义。
从三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来看，“世界历史”之路是由这样三种历史逻辑构成的，其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大工业的世界本性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原动力。当代社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本性或逻辑将使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其二是交往发展的逻辑。人类的交往本身就是趋向世界性的，而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交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普遍交往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的各民族全面参与的当代全球化及其世界贸易，使交往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轮新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参与民族，包括中国在内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其参与之众取得进步之大，堪称人类奇观。当代全球化向人类表明，无论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怎么样的动荡、曲折，只有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人类才会走向光明。其三是资本的逻辑及其向全球化自身逻辑的转变。资本的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已作了大量的为人们所熟知的分析。资本的世界性本性造就了当代的全球化，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高度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的社会化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程度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将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将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正如资本正在向非资本主义的资本转变一样，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正是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这样，初期的全球化由资本扩张的本性所主导的逻辑就让位于全球化本身的逻辑，既由特殊趋向一般，趋向于对特殊民族、制度、文化的超越。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国外、国内学者加入到文化全球化的讨论中。然而,就像人们至今无法就“全球化”概念达成统一意见一样,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也是歧见纷呈。本文试图在考察林林总总的有关观点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勾勒文化全球化的基本表现、产生根源、后果等问题。
一、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及其主要表现
何谓文化全球化?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全球化”概念本身具有多种含义,“文化”也是个含糊不清的用语。在讨论文化全球化问题时,大致有以下几种对“文化全球化”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指一种共同的或单一的文化的形成,可称为文化同质论。这种观点承袭了早先现代化话语,尤其是工业社会趋同论的思路,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认为由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决定,冷战后世界“文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趋于均一”,“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小”1。第二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是同质化与异质化同时进行的过程,或者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并行。这种理解认为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如韩国总理李洪九博士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强调“世界化并不是一元化,而是只有在追求多元化时才有其价值”2。第三种理解否认文化全球化的存在。塞缪尔亨廷顿是对全球化话语的重要批判者。他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论证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强化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必须用区域化(欧美一体化)来对抗,以捍卫和保护西方文明。亨廷顿的悖论在于,他把注意力从民族国家(为数众多)转向被称为文明的“文化实体”(七大或文明),本身就是对全球化语境的一种反应。
由此可见,尽管众说纷纭,但人们都不能否认,当下世界文化发展的确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的理论话语已不能够涵盖这种事实,以致有必要提出新的话语作为理论研究的工具。文化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文化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分化——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这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文化全球化这个概念包括客观进程、主观战略和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全球意识的形成:客观现实。一方面是全球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另一方面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需要促使全球意识的形成。由于全球问题关涉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的限制,从全球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社会生活与历史现象,这便形成了全球意识。全球意识在广义上包括生态环境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表现为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广泛共享,以及在世界一切文化之间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的文化对话、沟通、交流。
第二,西方文化扩张:主观战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冷战后调整战略,推行文化扩张,建构文化霸权,力图把非西方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就主张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只不过在今天,这种过程更多地采用了新的形式: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技术+文化。以美国为例,美国一方面加强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推广,频频用人权观念干涉别国内政;另一方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率先为互联网自由贸易区确定规则,将技术的边界视为它新的西部和传播美国精神的新天地。就连理论话语也成为美国文化扩张的工具,如阿里夫德里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对霸权企图的怀疑。”3
第三,消费文化盛行的国际趋势:实际进程。文化全球化的实际发展进程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主线一目了然,即:消费文化全球盛行。与之相关涉的两个特征是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文化的勃兴。地球变小了的客观现实加上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欲望,使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成为可能。文化工业兴起于西方,迅速波及第三世界。由于第三世界文化生产力水平落后,西方(以好莱坞梦幻工厂为典型)就成为全球的文化工厂,其他非西方国家则成为巨大的消费群和西方文化的倾销市场。在第三世界内部,新兴的文化工业卖力地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工业的操作模式,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面临外来文化和内部大众文化的双重挑战。
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文化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浸透着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主观意图,全球化的方向是单向(西方指向非西方)多于双向、多向,使其客观的演进过程实质上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新扩张。文化全球化的真面目是全球文化西化、“美化”。
二、文化全球化的根源和动力
当下文化全球化以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为驱动力,以后现代文化状况和信息技术发展为两翼,从而振翅高飞、席卷全球。
1、资本扩张:原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预见,资本不断追逐利润的需要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以及各民族间相互往来、相互依赖的增强,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生产的世界性。换言之,是资本扩张的本性决定了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崛起,才有可能探测朝向全球化的一种连续的趋势,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时代,才可以解释文化全球化凸现的根源。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认为,现在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也是第一次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4。用詹明信的话说,“近年来跨国资本的庞大扩张,终于侵进及统辖了现存制度下前资本主义的据点(包括‘自然’及‘无意识’)。”5皮埃尔布尔迪厄和汉斯哈克在《自由交流》一书中分析文艺赞助现象时,引用法国卡蒂埃公司董事长阿兰-多米尼克佩兰的话:“文化是眼前的时髦货,很好。只要它还时髦,我们就该利用。”这句话裸地指明了资本对文化的控制。
文化之所以会成为“眼前的时髦货”,一方面取决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即冷战的告终,造成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下降而文化因素地位上升的契机。另一方面,如今的文化也不再是曲高和寡的纯粹精神的东西了,而成为有利可 图的生意。文化工业成为最赚钱的行当之一。文化商品的全球倾销,不仅可以带来高额的直接利润,而且通过西方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价值观念的传播,重塑并稳固西方需要的世界体系,能在其他领域为西方带来更多的、间接的、长期的利益。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正是资本对于利润的永不满足的胃口,使它从经济领域渗透至文化领域,推动文化全球化进程。
2、后现代文化状况:可能性
丹尼尔贝尔曾指出,现代主义是资产阶级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状况,使得文化为资本扩张服务成为可能。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去中心、消解基础、对“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的怀疑等努力,实际上把一切文化形式都当成了瞬间现象,以彻底的反叛冲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宣扬“怎么都行”。这就消解了一切假想的等级制度和人为界限,甚至向民族和国家观念挑战,从而为文化全球化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超越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人为界限,填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天然鸿沟,模糊评判文化艺术的标准,从而出现了高科技操作下的复制的艺术,拼凑的艺术。一度被认为是高级精神产品的文化和艺术失去了特有的反叛性,也被当成了消费品,消费文化刮起了全球狂飙。
西方人大谈特谈后现代主义,建构后现代主义并推向不发达国家,其背后隐藏的用心与现代化话语同出一辙。众所周知,现代化是第三世界所向往并实际上正积极推进的概念,然而,这种“效仿”已无“赶超”的可能,因为后现代主义出现了。一个新的话语的提出就意味着一种霸权,一种先发制人的权力。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实际上建构了新的中心,只是这个中心更隐蔽,看似不存在却无所不在。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建构另一种叙述并不困难:在后冷战时期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已过时,是美国人来决定重新规定这套权力和帝国的修辞。”6可见,后现代状况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扫清了思想意识领域的障碍,也为资本主义文化扩张提供了更隐蔽的形式。资本主义内部文化的过量积累已为文化全球化做好了准备。
3、信息技术发展:现实性信息
技术的发展是理解现时代特征的物质基础。从文化全球化来看,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其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首先,如果没有现代复制技术、远程通讯技术,就不可能有现代传媒,有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也就不可能有文化工业的迅速崛起。其次,信息高速公路是文化扩张的高速公路。“数字化生存”使文化可以挣脱一切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原子”的束缚,遨游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接触更为广泛的人群。再次,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改变了知识的性质,使之呈现为后现代的状态。李欧塔在其《后现代状况》7一书中,提出由于电脑的发明和逐步完善,知识的本性也随之改变,即导致了知识的外在化、商品化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淡漠化。信息商品形式的知识成为世界权力竞争的重要赌注,由此霸权主义采取了信息霸权、知识霸权的新形式。这种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信息时代的特有表征。
后现代状况和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看,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使然。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精辟的分析:“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8然而固定不变的是资本扩张的欲望,在喧嚣纷扰的全球化话语之下,潜动的依然是资本扩张的永久冲动。资本的扩张促进生产工具、生产力的不断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这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剧烈变动(后现代状况亦是其表现)。信息时代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技术是生产工具变革的一个新阶段而已;后现代并未超越现代,只是现代性的延续和发展。总之,当代文化全球化只是走着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指引的道路,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又一次扩张。
三、文化全球化的后果及对策
里斯本全球化研究小组指出:“从目前的全球化表现形式中,绝对无法作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正确过程,值得政治上支持,文化上促进。”“事实上现在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由于它带来的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9从文化全球化看,它给人们带来的也是忧多于喜。
首先,文化全球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文化认同危机。全球化进程迄今大体上和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渗透同时并进。牛仔裤、可口可乐、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差不多被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娱乐节目已经模式化,就连国际新闻也深受影响。非西方文化的基础被削弱了。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文化的侵略扩张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现有控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人们担心,随着英语成为科学界和计算机专业及国际互联网上的通用语言,会使一些语言面临死亡的境地。)概言之,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
其次,与前一个后果紧密相关,文化全球化招致了更多的文化冲突。强行推进的文化全球化,必然引起其他文化体系的反抗。亨廷顿就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腐蚀”的反应;东亚社会归功经济增长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等10。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引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主要在于它被视为消解帝国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文化间的对抗同样发生在西方文化内部。如法国打算建立文化马奇诺防线,以保护法语,防止美国文化的侵袭;欧洲影视界则视好莱坞为劲敌等等。
文化的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的争执。这就是冷战后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兴起及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诱因。令人堪忧的另一种倾向是,后殖民话语的变体——本土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是对正常的文化交流心存疑虑,或是不加分析地把本土固有文化奉为“国粹”。在如此偏激的心态指引下,结果只能是既激化文化间的冲突,又阻碍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
再次,从文化自身发展角度看,文化全球化还对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生产走向市场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关注和被炒作,不能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文化产品面临被淘汰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尽管这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担心的那样,意味着精英文化的末日,但的确产生了不容乐观的现象:一方面,物质利益原则占主导地位,“启蒙”、“审美”、“深度”纷纷让位于“娱乐”、“效益”、“平面”,以“混杂拼贴(Pastiche)”与“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詹明信语)为特征的文化商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不甘寂寞,放弃原有追求,转向生产取悦于大众的、通俗的甚至低级无聊的文化商品。一时间,对精英文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成为一个问题,而文化本身也面临被重新定义的境地。
当然,只看到文化全球化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是有失偏颇的,应该承认文化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文化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当下,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它促使人们不得不回头反省精英文化自身的问题(如狭隘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格格不入),重新审视原有文化的发展模式和评判标准。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化空间是有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的。
然而,从总体上看,当下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不但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和谐文明的美好世界,反而引发了更多的文化间的“误读”与冲突。这不仅阻碍了人类共识的形成,甚至造成新的冷战意识,给世界和平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目前的文化全球化进程必须扭转,只有建立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双赢双利的全球化进程才是合理可行的。但是客观地说,政治经济不合理的旧秩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秩序的合理化进程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仍是一个梦想或幽灵,仍有漫长而艰辛的路途要走。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受到的启示是:第一,文化发展的强大根基是经济实力乃至科技、军事等综合国力。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离不开经济、科技、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我们除了仍应把立足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外,更要重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切实搞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从各个方面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第二,要自觉顺应市场经济规律,运用新的机制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跨世纪发展。在文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顽固地坚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甚至人为地夸大两者的界限,从而使精英文化与大众、与市场的距离越来越远,那就只能导致精英文化和高雅艺术生产的衰微。因此,重要的是探索文化精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作方式,而不是空喊几声“拯救人文精神”。第三,屈服于资本主义文化扩张或是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都是危险的。在外来文化的强有力冲击下,我们应把握好文化扩张与正常的文化交流的度。一方面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略,同时大胆拿来世界文化(而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还需要大力开展自身文化的创新,并借助文化全球化的机制,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
注释: 1[美]麦哲:《文化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述评(下)》,《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5期。
2[韩]李洪九:《世界化与社会保存》,《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3[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4[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载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第276页。
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第505页。
6查尔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
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1-52页,
7Jean-FrancoisLyotard, ThePostmodernCondition: AReporton Knowledge,Universityof
MinnesotaPress,MinneapolisEighthprinting,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页。
9转引自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前言。
关键词：全球变化；通识课程；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195-03
近些年，由于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社会的需要，全球变化已经成为一门全人类共同关注的世界前沿科学[1]。全球变化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是一门具有很强生命力和新生长点的科学，也是许多国家政府首脑甚至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旨在使学生了解在全球尺度上，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造成的环境变化问题的实质以及人类如何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帮助学生从时间维认识地理环境的过程、区域特征的形成以及人地关系等问题，使学生建立起地理科学是时空耦合的综合科学的观念，增强学生关注地球、关注环境和从整个地球系统认识环境变化的意识。因此，学习全球变化科学的知识对现代大学生来说既是必需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通识教育就是要为学生提供一些基础的知识，这些知识既是人文教育的标志又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基础[2-3]。我们知道，大学生本身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很少人狭隘到只能在一门学科专业里出入，因此，大学施以通识教育，可以使毕业生具有高度自我调整的能力，以适应快速变迁的社会，无论就业、转换职业或继续深造，都有伸缩、取舍的空间[4]。简易言之，如果说专业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在某一知识领域的专业技能和谋生手段，那么通识课程则要通过知识的基础性、整体性、综合性、广博性，使学生拓宽视野、避免偏狭，培养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健全人格，也就是教化他们学会做人[2，5]。
全球变化课程是我校通识教育环境类核心课程之一，由于全球变化涉及内容较为广泛，以及作为全校选修课程使其授课对象的知识背景参差不一，再加上学生人数众多，教学难度较大，为此，笔者自2009年承担该门课程以来，不断从全球变化教育、教学内容、教授方式、教师角色的转变及考核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希望能为该门课程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一、全球变化教育现状
全球经济迅速发展，并且人口急剧增长，与此同时全球变化问题接踵而来。解决全球变化问题的根本措施就是加强全球变化教育。大学生正处于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阶段，全球变化教育渗透于地理教材中的各个章节，这样有利于全球变化知识的传授。全球变化教育使学生了解人类所处环境的特点，增长环境知识，最终通过提高学生的全球变化意识，改善全球变化行为态度，树立正确的环境观，从而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此前一项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学生全球变化教育现状，调查结果显示：老师及地理教师的全球变化意识素养水平和全球变化教育的状况都不容乐观。目前在全球变化教育方面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如学生的部分全球变化知识掌握情况不很理想，环保意识较差，以致有些破坏环境的行为。教师渗透全球变化教育的意志和态度不坚定，全球变化意识较浅薄等。所以，现阶段大学生全球变化教育急需改善。
二、教学内容的选择
通识课程最大的特点是它面向的对象复杂化。来自全校不同院系、不同学科或不同专业的学生共同选择一门并不熟悉且无该课程的相关知识背景的通识课程，这无论对学生还是老师来说都是一种挑战。要想做到老师讲得下去、学生听得进去，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至关重要。“全球变化”广义的定义即“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环境变化”。众所周知，“环境”一词所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既包括以大气、水、土壤、植物、动物、微生物等为内容的物质因素即自然环境，也包括以观念、制度、行为准则等为内容的非物质因素即人文环境。基于学生知识背景的复杂化及目前环境问题的多样化和严重化，笔者自2009年开设《全球变化》通识课程以来，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主线，结合现实中或身边发生的环境问题，同时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在每学期的第一次课首先是入学教育课，笔者都会极力倡导大学生注重情商和智商的教育。同时，引导学生去关注我们生活环境的变化，并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由于人类活动，全球变化的趋势在相当长时间持续下去，那么能否回到平衡？人类如何适应？这些都是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在第一次课，笔者经常会给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地球能养活多少人？关于这个问题，好多学生都答不出来，但这个问题显然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笔者提示学生，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在不考虑能源衰竭等问题前提下，我们这个地球最多能养活75亿人，然而按目前人口增长的速度，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要达到100亿，所以问题来了，算下我们现在距离2050年还剩下多少年？多出来的人怎么办？怎么解决吃、住、行等能源问题？抛出这个问题后，不少学生陷入沉思，他们知道了“我们要开始关注我们生活的地球，关注我们的环境了！”笔者开设这门通识课每学期的课件都不同，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多选择近期发生的一些环境或气候问题，比如今年的“雾霾”问题。笔者一般会在每次课选一则新闻事件，让学生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如此做法，学生上课玩手机的现象少了，上课的积极性也提高了，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在通识课程的内容选择上应注重新颖性和实用性，让学生感受不同学科的魅力，紧密联系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实际，给学生以有益的启迪或引导。
三、多样化的教授方式
在教授方式的选择上，除了上面提到的“设问式”的教授方式，将互动式教学方法运用到通识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去，显得尤为重要[3]。因为，由于学生的专业水平和知识背景具有明显差异，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喋喋不休只顾自己讲课，不关心下面的反应，教学效果很难保证。观察到学生注意力不够集中时，适时讲述些生活中有趣的事情或人物，一方面引导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学生的情商和智商，一举多得。另外，为加强学生对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思考和关注，每学期的课笔者会安排学生按自由组合的方式，上讲台进行专题报告的讲述，只有能讲得出来才表明你真正理解了某一个问题，同时对于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口才、胆量和交际能力的机会。每一个专题讲完是自由提问，学生或老师都参与问题的提出，由做专题同学或同组其他同学回答，将专题报告的成绩列入学生期末成绩中。这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知识背景，选择自己拿手或感兴趣的、与环境或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选题范围广泛，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另外，选择不同的视频形式结合主要的环境或气候问题来播放，比如《2012》、《后天》和《未来的地球》等，在这些视频中有地球进入冰期的科幻故事，有全球变暖将会引发地球空前灾难等景象。例如，在《后天》这部电影中，你能看到纽约市被淹的镜头：慌乱的人群、飞起的汽车、破碎的玻璃，后面是楼一样高的巨浪……你能看到发生在夏威夷度假海边胜地受到飓风侵袭的场面。通过这些场景，告诫学生，这就是破坏大自然的后果，这就是对人类的惩罚。此举有效地触动了学生的环保意识，也调动了他们学习这门课的积极性，并有效地提高了学习效果。
四、教师角色的转变
对于习惯了传统教学中以“教”为主要模式的教师来说，通识教育的教学方法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在以互动式和挑战性讨论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普遍会感到不适应，甚至可能会无所适从并感到困难重重。因此，笔者认为担任通识课程教师既要精通自己的专业领域，同时要重视学生思维方法的训练，传授给学生的不仅仅是死板的知识与技能，而是正确的哲学观和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方式，提升学生的历史视野和人文素质修养，使学生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可以说，通识课程教学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授课教师。平庸的、学究式的、术语化的、过时的、刻板毫无吸引力的教学是学生对通识课不感兴趣和没有热情的主要原因。基于此，通识课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敬业精神、人格修养和人格魅力。其实，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在鼓励学生发言或做专题报告的过程中，有些学生表现非常出色，很有人格魅力，对这些学生多加鼓励，不仅可以给其他学生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而且作为老师也能从学生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诚然，学会欣赏每个学生的老师，也会逐渐获得学生的好感和认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效果不断提高的好的促进剂。
五、考核形式多样化
为切实提高通识课教学的效果和质量，在考核形式上考虑到学生的不同知识背景，多采用考查的形式，同时，增加平时成绩的比重，采用考勤、课堂讨论、专题报告以及论文撰写等多种考核形式。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平时的学习积极性，综合评价学生的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并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此外，我们知道综合性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应具备能力强、素质高、基础厚、专业面宽的特点，具有创新品质和可发展能力。现代大学教育应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机会，让他们接触不同的事物，使他们能对不同的学科、文化和不同的思维模式保持高度的兴趣和尊重，同时不断增进对自身、社会、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了解，使其能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做出明智的选择[3]。承担通识课程的老师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在教学工作中一定要与时俱进，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勇于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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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问题与事实的全球化
事实总是有目共睹的，而问题只被敏锐的思考发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全球化的发生要 早于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时下关于全球化的界定而言，主要都是将它当做一种经济 行为，一种无法逃离的经济浪潮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宏大背景。它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 而后渐渐推行到各个方面。由经济增长的永恒规律所造成的利益追求，利用世界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形势，让资本在流动中创造最大利润，由此引发对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使生 产和贸易越来越不限在国界以内，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政策、生活方式、 文化价值等，也相应发生改变，做出主动调整或被动改变。因此也就有了一系列的全球 化，包括经济、资本、金融、政治、信息、环境、文化和生活方式。
从下面这一表现全球竞争型变化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发生与技术变革、生产 类型和新经济增长产业很有关联，波及面日益朝向日常生活(注：参见《全球化时代的 资本主义》，张世鹏、殷叙彝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年代
条件
受到威胁的国民经济行业
60年代
劳动密集型
纺织等简单的流水线工作
70年代
资本密集型
汽车、机械、化工生产
80年代
新技术
娱乐、电器、电讯
90年代
信息
金融服务、媒介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可以上溯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年以后， 也就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取得优势是全球化在世界上的进一步蔓延(注 ：李慎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至于这样的蔓延给世界带来的后果如何则是言人人 殊。持赞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被高科技武装起来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和没有国 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惟一的市场。而经济学中的全球化正由贸易一 体化而来，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盟约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 易，“通过共同的商品市场，共同的生产要素及其结合，以达到价格的均等”。人们把 这种新组织方式概括为后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 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等，把它的主要特征归结为：国际化的劳动分工 、国际信贷不断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趋于灵活、非 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市场和消费模式指数不断增长、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 扩展、新价值符号体系创立并运用。现代时期集中在大城市的生产方式转移到周边或半 周边国家，出现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经济，而资本的中心地则出现了生产的生产、元生产 (metaproduction)，不再以生产商品为主，而是以形象安排和服务方式为主，以公司和 实验室为主，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不受政府限制，从而创造“最适宜的国家经济结 构”(注：杨龙芳：《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历史审视》，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 化的悖论》。)。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中隐含着的负面效应，比如金融体系风险、国 家权威削弱、后发国家代价、贫富落差动荡等等。在貌似繁荣的世界金融体系频繁往来 中，已经隐含了经济衰退的危机。从影响全球的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在一个沟通往 还的汇兑体制里，主要国家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变化都相互关联。金融市场上亿万资财之 间的竞争，在借助了国际互联网的便利传播之后，光速一般追求利润增长，由此导致网 络空间的超级连锁反应，一旦一家金融机构破产，就会在一夜之内牵连损害其他多家金 融机构，引起世界的多米诺效应，或称为风险转换连锁反应。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国家调 控能力的弱化有关。
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面对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毁灭性 经济，提出让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投资者。这样一来，在市场过程导致就业不足和 通货紧缩时，国家财政预算可以进行干涉和纠正。在经济衰退时，政府扩大投资造成追 加需求，以避免经济危机；在繁荣时期，政府通过提高税收使国家债务重新归于平衡， 以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是，70年代的两次石油价格动荡表明，已经有些政府不 再有能力控制赤字和通胀，无法保持稳定的外汇汇率。此后，保守派先后在英国和美国 获胜，开始推行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米尔顿·里德曼和撒切尔的朋友哈耶克的“新自由 主义”(作为货币政策的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指导精神是新人文主义 ，而人文经济模式则将全球经济视做整体，强调建成“联邦经济国家同盟”(Federal E conomy United States)，由一个集中的国际组织网络来实现世界经济，各国政府为了 保证全局增长和福利增大，只承担秩序监护，扩大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的自由， 实现市场的非调控化、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属于谁的问题，市场成了没有国家的市场，尤其是大康采 恩上交中央财政的税金量急剧减少。他们在国内进行采购和消费，却让盈利和税收产生 在国外，在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一边是盈利不断攀升，另一边是交纳的税金不增反降 ，这就是经济的无国界化造成的国家财政空虚。所以，一些民主政治家提出要修复国家 权力，恢复政治对经济的优先的地位，因为，全球化统治并非是有益于远景发展的设想 。在1995年保护全球气候的柏林会议上，三个石油康采恩组织了有序的反对活动，最终 把联合国气候条约的实行推到了遥远的未来。条约未能实行对于那些前工业化国家是有 欠公正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被迫分担本来不属于自身责任之内的后果，付出和自身发 展无关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被看做是世界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 去权力，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一个无法摆脱的过程”(注：[德]马丁等 著：《全球化陷阱》，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因为新的跨 国公司不再遵循既有法则，总是把就业机会安置在工资最低、社会捐税或环境保护费用 不存在的地域，而那些草草制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实际上是关于生产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 球化神话。受到贸易保护的只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方。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后发国 家往往无法摆脱受动地位，长期利益和集体利益被迫让位于当下可见的实际利益，甚至 成为不平等交换行为的代价。
根据莱斯特·布朗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每年的世界状况可以看到，世界经济一 体化正在造成一个20∶80的社会，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裕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 社会总生产，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并且，自1960 年以来，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被贴上公平发展标签的发展援 助已经破产。因此，有社会学家提出要在经济科学领域反对国际技术统治，金融巨头乔 治·索罗斯也指出：“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 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 体系是有缺陷的，否则就会为此缺陷付出代价。”(注：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 义危机与中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按照索罗斯的预测，全球经济危机的 最后阶段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在各国境内发生，目的是驱逐跨国公司， 收回“国家”财富。一旦有些运动成功，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会动摇，由此产生更为自 动的下降过程。但是人们也看到倒退的不可能，因为经济一体化毕竟让越来越多的人免 于贫困。应该着手做的是将全球化的不合理处转变为全球性均衡发展，抑制1∶5的社会 趋势，限制金融市场当事人的政治权力，实行生态税改革，提高资源消费费用，减少公 共福利缴款，提高劳动力价值，为国库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但是又不剥夺未来人们的机 遇(注：不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真正发生的事实或问题，它无非 是“取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社会想象和范式”，“早在70年代初期，世界体系一词就 开始流行，它之所以受到欢迎，只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话语的挑战，因为后者是在二战以 后欧美社会科学话语的主宰”，这种话语的流行造成了“现代主义”方案的终结。参见 [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偏见》，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 论》，第15～21页。)。
二、全球化的文化后果
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全球化还造成了与经济政策、生产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的价值观 的更迭与改变，“进步、平等、团结、集体福利和物质保障这些传统‘凯恩斯’主义的 价值观被后福特主义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像成就、成功、精明、隐私等”(注：[法]雅 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晓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除了价值观的改变以外，社会结构各领域间的影响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也非常显著。正 如上文所言，全球化的发生是少数后工业化国家将金融经济政策和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 内推行，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只能消极地或私下里加以界定，它没有控制性的 人，也没有观察视点，因为求助于因果关系和客观性的解释就在宣称，全球化是帝国主 义的变种，与帝国主义者令人眩目的修辞诡计共谋。”(注：[英]查尔斯·洛克：《全 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与经济上的被动 局面一样，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文化实体通 过商品的形式向弱势地区输出价值观念、艺术准则和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差异在理论 上受到尊重，弱势文化被当做参照系中的某个坐标，但事实上却是不断受到损害甚至侮 辱的异己，被唤做“他者”。
后发国家的近现代史上充斥着殖民半殖民的记忆，军事力量的侵入不仅中断了民族经 济增长的自然趋势，动摇了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而且生生地切断了民族文化的自身传承 。当古老文明不足以担当起救亡图存的使命时，它自身的价值就遭到否定。但是这种简 单的否定忽略了一些问题，难道民族的生存危机仅仅是由文化的落后造成的?通过批判 民族文化来增强国力是不是避重就轻、舍难趋易的心理逃避方式?如果说现代性的历史 进程以暴力的手段生硬地截断了后发国家的文化自然史的话，那么，后殖民时代的全球 化进程就是借助世界金融体系进行的对于别国的支配，通过便捷的复制技术和迅疾的网 络传播手段，以及已经建立完备的全球倾销市场，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借助自身已经占 据的优势地位，争夺甚至覆盖新近形成的文化市场，而且，“跨国资本主义使各种文化 更加接近，通过传媒互相交流、渗透乃至融合，改变文化的原有特点”(注：王逢振： 《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后发国家的本土文化与本体生长根源被人为隔断，文化发 展的自然态势受到影响甚至中断。
尽管强势文化的输出地位已经很牢固，可是全球化的推行者在西方中心论破产以后的 后冷战时代仍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看待文化差异，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其他区域文明 都被当做邪恶的威胁者，受到强烈的敌视。最明显的就是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将多种东方文明一概视做竞技对手，由此而来的对策就是敌对性的持续遏制，就像曾经 畅销一时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危言耸听地预测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战局一样， 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力图加快价值观念的同化过程，否则就一律视之为隐藏的威胁。后发 国家的文化现状也因此多了一重顾虑。
除了被臆测为政治战略假想敌以外，后发国家的文化还常常被当做强势文化的附属， 在低势位的、客体性的、女性化的被动位置上承受想象性的奇观窥视期待。从那些强势 者制造的文化产品中可以见到，关于他者文化的想象往往印证了强势文化的自我精神优 越，由于地理距离的远隔、历史事实的生疏和切身感觉的隔膜，使得映射在全球化文化 工业中的弱势文化形象显得怪异而诱人，形式化了的虚幻感抵消了该文化类型中原有的 深层意义。这种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双向的，它不仅误读、误释了该文化类型的精 粹内涵，而且又在反过来进行的文化倾销中，将制造出来的伪奇观当做仿真的文化回输 到该文化的原生地，迷惑那些欠缺前提认识的本土观众，甚至替换掉关于该文化的处身 性认知。换言之，该文化内部的制造者叛离民族本位立场，在意识或潜意识的支配中， 自觉迎合甚至主动制造接受凝视的文化对象，错错相因的结局是弱势文化在书写中被一 再改写。
在国际文化学界对于全球化以及“世界文化”的争论中，文化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在世 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 。1960年的“地球村”概念预示着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中将经历巨大的转型、交 流、合并，日渐趋向形成统一化的“地球文化”。有些社会文化学家认为全球文化是未 来趋向型的，是以年轻人为主导、多元文化参与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但是反对意见却 把这种承诺当做谎言来戳穿。“全球化果真给世界带来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文化形式吗 ?”只要看看好莱坞电影工业海外发行所得的利润产值，看看迪斯尼标识怎样成为了全 球儿童的通行护照，就已经无法再对全球化许诺下的文化多元化轻易相信(注：[德]格 拉的·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全球化的十大谎言》，胡善君、许建东译 ，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弱势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倾轧性同化，它的异样如果不能 作为商品出售，就只能面临被淹没、覆盖和全面改写的严峻现实，聊以充当无条件接受 强势文化产品(商品)的倾销地，并逐渐失去自我更新的创造力，如此趋势所导致的结局 是无论怎样悲观预测都不为过分的。
三、民族文化身份与自救
全球化之所以会带来民族文化危机意识，主要与全球一体性的倡导者的主张有关，很 多学者都已经察觉，鼓吹全球化的意见大多出自美国政治经济界，其中暗含着美国的全 球意识和本国身份认同。美国通过推广全球意识来确立全球的领导地位，建立令人信服 的国家形象。美国政府最早提出全球联系网络化，借此扩大全球市场，影响各国的经济 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注：赵一凡：《亨廷顿、萨伊德和东方主义》，《东方艺术》199 7年第5期。)。这与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赞同意见存在着认识分歧和目的差异。知识界对 全球化的回应主要表现在“全球伦理”和“全球意识”的提出。推重相互受益的“全球 伦理”，持有文化共生观念，重视边缘的价值创造性取向，预言人性与自然的“同一性 ”可以帮助人们走向“完美的人性”(注：[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马 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而后现代论者的“全球意识”也是力 图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超越西方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的(注：王治河：《 论后现代的全球意识》，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87页。)， 但事实上，即便那些发达国家也感受到了文化全球化中美国通俗性大众文化的侵袭。民 族文化价值成为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放任文化市场，坐视 文化的平面化和看似多样其实全都被美国化，将削弱本民族文化价值，阻碍族群精神的 自然发展，一旦酿成恶果就不堪设想，“一旦全球化模式去掉了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 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 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文化的牺牲品”(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 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身处如此严重的挑战 式的文化全球化中，捍卫民族文化特性已然上升到发展战略的层面，各国的有识之士纷 纷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当美国不断将《独立宣言》中的三个关键词 ——生命、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经由各种包装方式销向世界各地的时候，加拿大 的学人提出了和平、秩序和善治，而德国前领导人则回溯到社会民主党的《哥底斯堡纲 领》，重申自由、公正和团结。也许在所有这些代表人类普遍意愿的词汇之间并没有巨 大的分野和意义上的鸿沟，然而，重要的是申明行为本身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再 度确认，“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高校应该成为这方 面的主要源泉……不要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传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注：[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62页。)。而且，类似问题在后发国家的表现更为紧迫和复杂。除了受到外界 文化的挤压之外，弱势民族文化的根本危险在于失去了本土自觉之后的自我削弱，这种 历史健忘症、文化软骨病会给本来正需要大力发展和倡扬的民族文化造成戕害，直接影 响到全球竞争时代的本土精神实力。从某些弱势国家知识界的近况可以看出，在强势文 化的阴影笼罩下，一些知识者只关切异域话语，忽略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 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关系，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术语移植、问题模仿， 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其实不过是遵循强势文化的历史思想脉络重新走一遍他者的来时 旧路，也许可以得到些许思维论、方法论方面的新见与启迪，可是遭到遮蔽的却是更为 重要的处身性文化问题。
不过，一旦本土化问题进入到知识视阈之中，就已经表明，或至少已经隐含了话语权 的收回和再度确立的意识自觉。当封闭环境中的文化小生产状态已经不可复现，重建文 化个性与重建民族个性就成为重要的文化自救对策。但是，这类实践所面临的重重困境 也不容忽视。就汉语知识界已进行过的诸种尝试而言，一度兴盛的国学热潮、借助视觉 艺术风行海外的民俗电影和引起国人叫好、他者惊惧的民族话语高涨，都经历着与初衷 渐行渐远的尴尬境地。
1.习俗转变渐加大
工业革命的发展使物质文化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但也正是在当前物质消费需求不断满足以及工业化时代的大众消费从一般意义的物质产品转向文化产品的消费，使得人们争相体验西南边疆区域带有一定原生态色彩和神秘色彩的民族文化，带动了这些区域特别是一些原本较为偏远的山区民族村寨。这一过程在促进民族地区开放与开发的同时，也使得外来的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交流与融合频繁，使得民族区域的民族习俗发生了极大变化。
2.族际联系愈密切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是以包容性为主要特征，但这种交流与融合出于传统的信息交流渠道与方式它是有一定限度并局限于相应的区域，但在现代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影响下，信息交流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得族际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居住模式上从传统的大聚居小杂居逐渐向大杂居小聚居转变，而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进程无疑也促进了族际交流。近几年，“原生态”一词成为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上述关于全球化所导致的民族文化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而这些变化我们在此所做的只是一个简要的现象梳理，而这些现象的发生让我们联想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影响下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这是在此提出“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的背景。
二、研究述评
关于全球化与民族、民族文化认同等问题，早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学术界基本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反思意识，并在积极探寻应对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认同危机的策略。对于全球化与文化变迁、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学和民族学经典理论家一直在积极的进行讨论，其中，斯坦利•霍夫曼在《全球化的冲突》中充分肯定全球化对世界的极大冲击；约翰•汤林森继之进一步认为全球化使得文化与文化间的联系频繁导致文化与地方间联动关系的“被消解”，并导致一种新的文化出现成为可能；乔纳森•弗里德曼在《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中则通过对日本阿伊努人、刚果人和夏威夷人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中如何塑造他们民族的认同或他们自己的认同的分析，这一分析理论为我们分析当代社会和文化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使我们联想到在全球化影响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必然存在着类似的文化变迁与文化认同问题。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提出文化相似性的三条途径（即本族的独立发明、本族祖先传承、从他族习得）及其相关阐述可以为我们分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提供借鉴。
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埃里•凯杜里的《民族主义》和塞维斯的《文化进化论》等文献也都对全球化与文化变迁、文化认同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和视角的阐述。在国内，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从全球化是什么到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认同危机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迫切话题：王希恩在其著作《民族过程与国家》中认为民族国家对国民具有一种天然的族性规约从而使他们具有和倾向于具有某种文化共性，车昭益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的出路》中提出“如何既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又有效地适应全球化的语境”这一现实问题并深入分析了全球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张海洋在其著作《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中进一步结合我国实际从族群、民族国家构建等层面探讨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童萍的《文化民族性问题研究》、关凯的《族群政治》、纳日碧力戈的《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和方铁主编的《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等著作也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学者还针对民族关系与文化变迁问题做了研究，如马戎的《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金炳镐的《跨界民族与民族问题》及何明主编的《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变迁的符号表征：以云南为例》等，这些研究成果为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与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形成了厚实的积淀。
也正是在全球化发展及其影响不断加深的背景之下，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2001年教育部在云南大学设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本文对西南边疆的界定即以该研究中心的界定为标准，即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南部西南部），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系列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形成了《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辑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等涉及西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学、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等内容的大批成果，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族际互动过程中“如何塑造‘自我’以及国家在建构‘中心’的同时如何塑造‘边缘’”这一话题也逐渐成为了学术界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的核心议题。回顾学术界在对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研究的相关成果时，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及成果的丰硕，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更明显的体现在了对于宏观问题的理论梳理，对于西南边疆多民族区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阶段性总结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阐释空间。
三、讨论分析
文化如何大发展与大繁荣已成为当前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个迫切话题，而在全球化影响愈加深远的今天，特别是作为多民族国家，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而西南边疆地区不仅民族众多，同时区位特殊，而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关注也说明了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也正是基于以上对学术界在全球化、民族文化变迁与认同等方面研究的梳理与反思，在当前及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更应强调一个专门的范畴即“全球化背景下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更为专门的研究层面即“全球化”影响这个大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与“文化认同”，避免过于漫长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历程对研究主旨的遮蔽。将全球化背景下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研究整体，重在突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为焦点，重在强调课题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特色。整体上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现象与规律的分析和对文化认同意识问题的探讨，以形成相对厚实的一个大个案，服务于边疆和谐文化建设，为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多样化发展和文化繁荣寻找可借鉴的经验和途径。具体来说应关注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全球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及如何影响，也就是关注全球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的研究，这是对一个阶段的回顾，也是我们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基础。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南部西南部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在西南边疆地区有34个，其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约60％。），其中云南、广西两省和沿边境外地区分布有约20个跨境民族，文化悠久、丰富而复杂。正因此，才要将全球化作为一个话语背景，探究全球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全球化对经济因素的放大及趋同一段时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困难，文化在迎合政治与经济的需求时被消解，特别是在旅游经济中的“被看”带来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焦虑与认同困难，继而到“接受”与对“我们”的主动展示。不论是文化遮蔽、文化焦虑还是文化认同，这些问题在全球化加剧的今天依然存在，并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和发展。因而，全球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及如何影响等问题应该作为我们对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
第二，全球化的影响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变在何处和为什么会变，也就是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问题。“化外川”、“南蛮子”等词语曾是西南边疆部分地方的代名词，这既是文化边缘化的一种描述，也是被边缘化的一个现实。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南边疆城市化、商业化、信息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加快，而在此过程中，“旧”与“新”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撞击、“历史”与“今天”的交融、“我”与“他”之间的碰撞，“我是谁，他是谁”，接受还是拒斥，共存还是排他，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我们也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少数民族地区学会了利用文化资本运作的某些有用方式，以一种“被看”的他者变为主动展现民族文化的主体角色，这一切都清晰的告诉我们“这里”切实在发生着变化。这一内容正是要追寻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变在何处和为什么会变等问题，这是对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研究的关键内容。
第三，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中他们认同什么和为什么会认同，也就是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认同意识问题。民族国家面临的许多民族问题如民族隔阂深、民族差距大、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难以统一等是因民族融合程度不够而造成。全球化某种程度上在西南边疆地区带来了一种被边缘化，而这种被边缘化使得边缘层努力强化自身的认同和地方性，在文化上表现出了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二元特点。同时，西南边疆各民族的杂居共处、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不仅促进了区域社会的稳定，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和实践策略。关注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文化认同意识问题，就是要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中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为焦点，着重探讨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中他们“认同什么和为什么会认同”等问题。
第四，关注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和谐文化建设问题。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消灭民族文化，而是在应对全球化冲击时民族文化应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我们应该相信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是完全可以和谐共存的。我们以前阶段研究为基础，将进一步分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文化认同与西南边疆和谐文化建设的关系，探讨其作为多元文化之一元对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特别是为全球化影响下的西南边疆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四、结语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电影，后殖**义，东方主义，非殖民化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
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
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02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
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
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nsp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nsp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批评家和研究者曾经对第六代导演的崛起抱有过很大的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除了炒作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电影运动外，并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形形的运动包括“中国独立电影”、“独立制片运动”、“新纪录片运动”、“新影像运动”、“状态电影”、“大陆地下电影”，等等。单从这些新名词来看，这批导演的创新意识确实较之他们的前辈来有过之而不及，而且这批青年艺术家中确实也不乏才华横溢者，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下列困难：首先，他们必须经历国内电影检查制度的审查和删节，而要通过这一关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作品中的“另类”描写不仅官方难以接受，就是普通的电影观众也一时难以欣赏。其次，由于制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他们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既非主旋律又非跨国资本，因此他们必须花上大量的时间忙于筹措资金以便满足拍摄电影的最低消费之需要。再者，既然他们的前辈---第五代导演---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他们就不能再重复前辈导演所走过的路，而必须随时想出新的技巧和招数，以吸引国际电影节的那些大导演和评委们的注意力。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他们为什么至今仍难以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更谈不上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夺得一个又一个国际性大奖了。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生产出了这样一些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另类”影片：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王小帅执导的《冬春的日子》、胡雪杨执导的《留守女士》、娄烨执导的《周末情人》以及吴文光执导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等。(12)毫无疑问，在政治体制管理和经济制约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年轻的先锋派导演不得不选择与第五代导演们不同的欣赏趣味和运作方法，以达到超越前辈的目的。正如当代文学界的新写实小说作为对先锋派的激进写作实验的反拨而崛起于80年代后期的文坛，第六代导演们拍摄的这些电影同样更为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和“另类”青年所处的状况和境遇。他们也和文学上的同道---新写实小说家---一样，试图以平实的手法展现这些小人物的真实境况，以唤起人们对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虽然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导演们仍集中描写那些边缘人的生活，但与前辈们不同的则是，他们所描写的并不是远离当下的逸闻轶事，而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人和事。这倒给我们的文化研究这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电影文本，同时，这一现象也与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研究课题不谋而合，因此把他们的创作归入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实践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最为关心的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尽管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也许会模糊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它仍然可以带来某些积极的东西。如果我们正视这种挑战，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以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美学精神，使其为世人所知。这样看来，顽固地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本土主义态度来抵制全球化的大潮只能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再度对立，因为就电影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而言，西方观众是很容易理解影片中所蕴涵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其逆向来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也即将其用来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和电影推向全世界。这样，我们就必须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加剧与西方的对立。在发展中国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既不可过分强调其全球化的因素，也不应一味偏向本土的情绪，采取一种超越的“全球本土”(glocal)之策略也许可以防止中国的文化和电影再度陷入危机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全球本土化”的艺术形式---电影中描写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事件，以便加速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我们知道，必须保留我们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若一味强调本土化立场而排斥一切外来影响则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加剧文化环境的不利的一面。我们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研究者应采取一种务实的对策来迎接全球化大潮的冲击：首先是要在不牺牲民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与之想适应，然后继续扩大与国际文化学术学界和电影研究领域的交流和对话。中国是一个有着辉煌的文化遗产和丰硕的电影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经济上而且更应该在文化上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注释：
1.cf.wangning,“globalization,culturalstudiesandtranslationstudies”,translationquarterly,15(2000),37-50;“confrontingglobalization:culturalstudiesversus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neohelicon,xxxviii/1(2001):55-66;“globalizationandculture:thechineseculturalandintellectualstrategy”,neohelicon,xxxviv/2(2002):101-114.
2.michealhardt&antonionegri,empir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reface”,xv.
3.cf.roland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theoryandglobalculture.london:sage,1992,100.
4.fredricjameson,“notesonglobalizationasaphilosophicalissue,”intheculturesofglobalization,eds.jamesonandmasaomiyoshi.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1998,73.
内容提要: 近年来,对法律全球化与法律本土化的研究成为学术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对法律全球化和法律本土化兼及后现代法学的一般理论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学者们围绕该命题进行的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作了评述,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法律全球化与法律本土化理论的实质内涵,对现代法治在“执两用中”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法律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越来越多,一时间走向“全球”还是回归“本土”成为判定学术倾向和划分学派的基本标准。对此事关法治发展路径和战略性研究方向的重大问题,不可不仔细省察、慎下结论。
一、全球化时代与法律全球化理论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与客观趋势,它深刻地触动和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格局,其影响所及,对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现状与前景都产生出难以估量的后果。与此同时,全球化也还从实践领域向意识、思想领域扩散,成为人们思考问题、观察世界的新背景和新的视角框架。当前关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和重要课题。(注:据统计,1984年在世界55个国家出版的1600种杂志中,仅有3篇在标题或摘要中使用了“全球化”一词,而到1994年则变为112篇,增长了37倍。参见Kanter,R.M.and Pittinsky,T.L,Globalization:New Worlds for Social Inquiry,in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A CriticalReview,1995-1996,Volume,p.40.另据笔者对Yahoo英文门户网站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0年底,可以检索到与“全球化”有关或有其字样的网页文献达5万多处。)
当代西方国家对全球化与法律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末叶。冷战结束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市场经济转型,使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凸显,世界投资与贸易更自由,国际分工更广泛,国际交往依存体系更扩展,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生产和经营行为更活跃,加之信息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全人类知识共享和信息文化交流的自由化成为全球化的动力与基础。尤其是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为标志,全球化进入全方位、多元互动、非国家化的新阶段。美国学者罗伯特?赖克就此指出,“我们正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新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届时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的公司、工业乃至国内经济等等这些为我们熟知的旧概念。国家的边界以内将只剩下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全球经济的离心力正试图拆散把一国的公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注:参见[美]罗伯特?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页。)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比较法和法律理论教授图伊布那则在详细考察了人们习惯上认为应当由国家法调整的诸领域之后,发现:“跨国公司的内部法律制度是没有国家的全球法的主要表现;在劳动法中也可以发现全球化与非正式性的联系,在这里企业家和工会作为私人行为者是主要的造法者;技术标准化和职业的自我调整也倾向于世界范围的合作,而不受官方的国际政策的干预;在人权方面也成为全球化的,它正在颁布自己的法律,不仅有国家之外的渊源,而且,特别是在人权领域,反对国家本身;在生态领域也是如此,也存在一种法律全球化的倾向,相对脱离于国家制度;甚至在体育领域,人们也开始讨论国际体育法的制定问题了。”有趣的是,上述种种现象,又恰好是反映着“相对脱离”国家以及正式的国家政治与国际公法的法律新形式。更有甚者,“不仅经济,而且世界社会的各个不同方面都正在发展一种它们自己的全球法。”(注:参见[英]图伊布那:《GlobalBakowina:世界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朱景文译,Genther Teubner主编:《没有国家的全球法》,达特毛斯出版公司,1997。)
由上可知,所谓的“法律全球化”现象,乃是经济全球化和公共事务全球化发展到相当阶段的产物,是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的不同国家和地域间法律交融发展的趋势。它主要表现为:(1)越来越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超国家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国际社会的共同事务,在实际上创造和发展着一种崭新的、不同于传统国家法的新规则和新秩序;(2)伴随着科技全球化出现的产业化、标准化以及经济政策的跨国界协调等,法律规则逐渐超越一国官方政策干预而出现日益全球化的趋势;(3)人权、环保、生态甚至体育等问题日益具有国际意义,推行民主化和政治自由、提倡人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以及加强各国司法的交流协作等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总而言之,法律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领域呈现出的一系列超越任何国家、政府控制范围,并在文化、法律及政治领域引发相应变革的现象或过程。
法律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是“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即这种“全球化”已经不同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化活动及过程,而是在民族国家的主权性、自主性及其巨大权威日趋减弱,并相对失去其主导作用这样一种高度矛盾和高度分离的状况下,法律服务于“无经济边境”的全球统一大市场的需要,出现某种超国家的影响及后果。(注:参见Walker G.R.Globalization:an Analytical Framework.Indiana JGLS,1995,(2).)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性、自主性及其所拥有的巨大权威趋于减弱,国家概念、主权概念以及国内法关系根本改变或重新被诠释,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及其意义。总而言之,法律的非国家化、多元化和国际一体化、标准化,再加上社会转型、信息化、网络化等其他因素,就为全球性法律现象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主要趋势以及法律与全球化研究课题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就法律与全球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背景,欧美学者达成了学术上难得的一致,即:法律全球化不是一个争议中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是切近而必然的真实状况。法国着名刑法学家、人权学者米哈伊尔?戴尔玛斯-马蒂教授认为:“法的世界化已不再是一个人们是否赞成或反对的问题,而是因为事实上法正变得越来越世界化。当然法的世界化还是局部的、时断时续的,而且通常是各式各样的危机引发了法的世界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法律世界化进程的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也许会对经济法领域的世界化助一臂之力;而皮诺切特案件则会加速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诞生。”(注:参见[法]米哈伊尔?戴尔玛斯-马蒂:“法的世界化—机遇与风险”,卢建平译,载《法学家》2000(4)。)欧洲人的观点得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有力回应。当有人向曾因撰写过《法律与革命》、《法律与宗教》而获得世界声誉的美国法学家伯尔曼(Harold J.Berman)提问说:“法律全球化的时代真的已经来临了吗?”“在即将来临的新千年中,人类的法律和社会将有哪些改变?”时,他指出:“随着新的千禧年的来临,一种新的法律传统——世界法传统——正在形成,它是融汇世界东西南北各色各样文化的不同法律传统而成的,因此将有助于建立世界秩序和世界司法制度。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正投入到形形色色的跨国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他们之间有各种合约上和其它法律上的关系,上述的世界法传统已见于这些关系中。一场赋予正在出现的世界法传统具体形貌的革命已经在进行。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共产主义兴起是它动荡的第一时期。它第二时期的表征,则是国际共产主义没落和种族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然而部分的旧潮流反复并没有妨碍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法体系的发展。现阶段的运动则致力创造一套世界法(world law),其内容已不限于经济法,而包含诸如世界环境法和世界人权法,这是这场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注:参见[美]伯尔曼(Harold J.Berman):《展望新千年的世界法律》,译文转引自“思想的境界”网站。)
上述欧美主流学者持有的激进法律全球化观点,其主旨就是认为经济全球化将必然带来法律的全球化,全球范围的法律理念、法律价值观、法律制度、执法标准与原则的趋同化势在必然。在经济上,全球贸易规则的日趋统一,被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性功能及其必要条件,WTO(世界贸易组织)、WB(世界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近半个世纪以来制定和不断修改的一整套运行机制和规则,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支柱和法制架构。在政治上,全球民主化浪潮、人权的国际保护以及超国家联盟(如欧盟)的巩固和发展等,促进了国际政治联系更加紧密和一体化。在文化上,先进的通讯和信息网络传输技术以及贸易、服务、投资和人员流动大大缩短了时空,把全人类史无前例地拉近并连结在一起,这种现实催生出“寰球一村”的全球意识和文化。因此“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法律文化趋同的时代,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法律制度变得更为相似。法律文化,即不同国家的公众对法律的态度也必然如此。趋同反映了经济的相互依赖,以及世界文化的融为一体。即当(国际)社会有相似的经历,呈现出交通和通讯的统一世界时,它们的法制也必然走到一起。”(注:参见[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存在一个现代法律文化吗?》,刘旺洪译,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四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15-416页。)
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元性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报告中称：全球正在变暖，在未来100年内，地球表面的平均气温将上升1.1摄氏度到6.4摄氏度。全球变暖将带来高温、热浪和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加。预测100年后，海平面将上升0.2~0.6米。
可是，正当目前有不少科学家都在热炒“全球变暖”理论时，唯独俄罗斯科学院普尔科夫天文台宇宙研究实验室主任哈比布尔洛・阿布杜萨马托夫持另一种观点：全球变暖之说纯属杜撰，而再过5年地球将会变冷!这位圣彼得堡天文学家对气候的这种变化自有一番见解。
太阳还在继续发光，只是已经不热
哈比布尔洛・阿布杜萨马托夫认为，不管是全球变暖，还是即将到来的全球变冷，太阳都是元凶。他发现，太阳在整个20世纪是越来越亮，于是在100年间地球平均温度升高了0.6摄氏度，正是这一数据成为全球变暖理论的依据，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太阳就已不再烤得那么凶了。
阿布杜萨马托夫还说，人们感觉不到这些，那是因为他们还在继续享受太阳积攒下来的余热。只是储备也总有告罄的一天。再过上一些年，温度自然就会下降。首先是海洋在积攒温度，正是由它来决定地球的温度。可据海洋学家说，自从2003年起，海洋上面几层的水温已经开始冷却。
阿布杜萨马托夫在国际天文协会的科学讨论会上和俄罗斯科学院地磁学研究所都谈到这一理论，没听到不同的意见。
温室效应是杜撰出来的东西
那温室效应呢?有人像是认为它才是全球变暖的元凶。这位来自圣彼得堡的天文学家断言：人在这方面是无过的，大自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温室效应!
在阿布杜萨马托夫看来，每个住别墅的人都应该对这种效应的情况了解一二。温室的玻璃是让太阳光照进来，而不让红外线和来自地球内部的二氧化碳气回去，这样一来温室里的温度就上去了。可大气层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玻璃”，普尔科夫天文台的科学家证明了这一点。二氧化碳气无所事事地在各空气层中游荡，根本就没想过要在太空中集聚。阿布杜萨马托夫引用了极地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那些研究人员在南极洲的“东方站”附近和格陵兰岛钻进4000米的冰层，取出了几十万年前的岩样。两处的检测结果表明，二氧化碳气的数量过去也有大的时候，而且地球上的温度也在有规律地变化，可二氧化碳气的积累并不发生在变暖之前，而是变暖的结果。天文学家因此得出结论：气候变暖跟温室效应根本就不搭界。
科学界对阿布杜萨马托夫的这一结论表示难以接受，因为世界上有168个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上签了字，表示要同温室效应作斗争，减少有害气体向大气层的排放量，为此曾花去好几千亿美元，几十个科学家还正在通过论文答辩。
地球从2012年开始变冷
阿布杜萨马托夫断定，太阳光热或不热，完全遵循精确的活动周期，有11年活动周期和世纪活动周期，不久就会变冷。太阳微光世纪周期将始于2012年，地球表面的温度将会下降，2050年达到最低值，平均将比现在下降1.2～1.3摄氏度。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所谓全球变暖，一个世纪也只上升0.6摄氏度。阿布杜萨马托夫还举了1645～1715年的寒冷期为例，认为到新冰期人类又该受冻。
照他所说，当时塞纳河和泰晤士河的河面都结了厚厚一层冰，荷兰的所有运河都已封冻。俄罗斯人的祖先在第聂伯河和莫斯科河的厚厚冰面上赶集。这种奇寒现象也吓坏了正在进犯格陵兰岛的海盗，他们看见冰川已涌到原来一片绿意盎然的岛上，决定马上撤离。可今年1月，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都是零上10摄氏度左右，根本看不到冰雪。
关键词：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一、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最后，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
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二、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完全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
三、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新晨
（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承诺，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承诺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4）课程教材逻辑体系的创新。人才流动全球化、人才标准国际化将要求作为教育核心领域的课程教材改革走上高速公路。教育国际化要求确立全球化课程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引进、合编、改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材，增加国际竞争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全面改革以应试、升学为特点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己任的课程体系，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力推进课程和教材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5）教育发展空间的延伸。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目标。应该说，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再如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等等。结合科技全球化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应延伸思维半径，以全球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对不适应全球化的教育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辩证地进行变革。
参考文献：
1林慧岳，易显飞.科技全球化对R&D的影响及对策[R].课题研究报告，2003
2吴华.“教育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N].中国教育先锋在线，2004-01-30
3李如密，孙元涛.新世纪教师教学艺术策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