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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定位
2019年7月，教育部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中明确提出，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国历来坚持的教育方针，打造复合型人才是高等医学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将劳动教育纳入课程体系中不仅有助于落实教育方针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也符合社会需求和时代特征。
一、将劳动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的必要性
（一）劳动教育是教育方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57年，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党和政府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2015年，根据系列讲话精神，教育部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举行，再次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强调了劳动教育是教育方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劳动教育，这是推进劳动教育的强大动力，因为劳动教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优良的传承。2020年3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的意见》，不仅标志着新时期劳动教育对学生的全覆盖，也为将劳动教育纳入课程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
（二）劳动教育需要体系和制度化保障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其根本目的应该是培养人的身心素质，进而满足服务社会的外在需要。因此如果不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转化为内在驱动力，劳动教育就会停留在表面，流于形式，只有建立起自身的运作体系，劳动教育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将劳动教育纳入课程体系，提高了劳动教育的系统性、科学性、时代性，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制度化保障，是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改革的实现路径，有助于高等医学职业教育培养医德高尚、医技精湛、身心健康的医疗人才。
二、劳动教育在高等医学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一）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关键阵地劳动教育是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面的事情，而学校肩负着培育时代新人的职责使命，是主战场。劳动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受城市化、独生子女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学生存在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这与高等职业学校坚持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目标是不一致的，尤其是医学专业，服务的对象是人，所以具有良好的医德是第一位的，而劳动价值观直接影响医德的形成，因此劳动教育应成为每一位医学生的必修课。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职业院校开设劳动教育课程，就是要充分利用课堂这一重要阵地，传播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营造劳动光荣的良好氛围，让劳动价值观成为青年大学生的自觉追求。
（二）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最新的高等医学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中，明确将“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纳入课程设置中，强调了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劳动教育不是一种单独的教育形式，而是各种教育的统领，要把劳动教育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如果能够较好地发挥劳动的穿针引线功能，依托课程体系构建劳动教育体系，课上课下相结合、校内校外相结合，把劳动的理念和行为渗透到大学生的生活、学习等各个环节中，就能通过劳动教育这一有效途径，激发大学生的劳动热情、培育劳动情怀、锤炼劳动品质、塑造劳动习惯，有利于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帮助大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三）提高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是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专业特色鲜明，要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高等职业教育要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医学实践能力既包括临床操作能力，也包括临床思维能力，越来越多的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认识到既要加强医学生临床动手能力的训练，也要注重学生临床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培养。近年来，劳动教育在医学职业院校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被纳入了课程体系，劳动教育课形式和内容也不断丰富。设立“劳动教育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爱校爱专业的品质；借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学生搭建劳动实践基地，让学生亲身体会生产工作；开展公益活动、志愿服务、勤工助学等第二课堂，让学生学以致用等。劳动教育课作为医学专业课的强有力支持，成为提高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
三、开展劳动教育课的有效途径
第一，在思想认识上应该遵循教育的根本规律，即社会发展与教育、人的发展与教育的辩证关系，深刻认识到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解决现实社会中劳动被轻视、被淡化等问题的迫切需要，是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的现实要求。第二，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促进劳动教育课与德智体美教育的深度融合，可以“两手抓”，但不能“两张皮”，要结合医学职业教育的特点，结合各地区各学校特点，构建多元化劳动教育体系，促进大学生认同劳动、参与劳动、劳有所获，化被动为主动，让劳动教育深入人心。第三，建立规范的评价机制，既然把劳动教育定义为课程，课程就要有计划、有过程、有结果。评价可以发挥监督和引导作用，不仅强调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维护了劳动教育的严肃性，还保证了劳动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简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作为规范劳动关系的两部重要法律，提出了立法的价值目标是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作为调整民事关系的重要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2]。其中调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包括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从价值观角度看，劳动关系表现为三位一体的价值关系，即劳动者自身的价值关系、用人单位的价值关系，以及二者共同体现的社会价值关系。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不仅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条件。对于非劳动者和组织而言，这种价值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和谐的社会价值关系。对于高校而言，与教职员工（劳动者）构建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不仅在于劳动关系价值本身，更重要的在于对受教育者（非劳动者）进行教化并达到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关系所导向的目标。
一、劳动关系的内涵及发展
劳动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主体在实现集体劳动过程中彼此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狭义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实现集体劳动过程中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的关系。狭义的劳动关系按实现劳动过程的方式分为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和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两类，前者是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照法律规范缔结劳动法律关系后，由用人单位直接组织劳动者进行生产劳动的形式；后者是在劳动法律关系缔结后，通过劳务输出或借调等方式由劳动者为其他单位服务实现劳动过程的形式。劳动关系的内涵，通常包括劳动者参加社会劳动的方式、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组织形式，以及他们因参加社会劳动所取得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3]。从这个意义而言，劳动关系既是一种价值关系，又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结成的互为目的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中，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不再是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而是两者直接结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不再作为生产的工具，而是作为生产的目的。劳动关系最直接地联系着一定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包括国有经济劳动关系、集体经济劳动关系、合作经济劳动关系、股份制企业劳动关系、合资企业劳动关系、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和个体经济中劳动关系七种类型。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以及在一些股份制企业中，已没有实现按劳分配的条件。那里通行的原则，是按照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决定劳动者收入，基本上是一种契约型或雇佣的劳动关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公有制企业在向“产权明晰”的方向进行改革的同时，劳动关系也向契约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关系契约化的基本形式是劳动合同[4]。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契约型劳动关系有两种形式，即由劳动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和由劳务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在法律上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所规范；劳务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在法律上不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所规范，而只由中国民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所规范。
从立法上讲，《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把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而《民法通则》把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作为其重要的一个目标。这三部法律在于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正确认识和处理劳动关系，在劳动权和单位责任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能够较充分地结合，实现较充分的就业，并使劳动者的收入及社会保障水平与其贡献、绩效相适应，以实现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目标，确保劳动关系的和谐。
从中国目前实际存在的劳动关系看，按照社会和谐的要求来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会面临着两方面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全面推进经济市场化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关系契约化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把目前市场经济及其所规定的劳动关系纳入到“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所指导的和谐劳动关系中去，不仅涉及到政府对承担社会责任和劳动者保护的能力，民主与法治的完善，整个社会对社会公正价值的接受，也必然涉及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调整。这不仅是一种新的劳动关系的构建，而且是一场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
笔者认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不仅能激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潜在的劳动能量，而且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全体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这不仅对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有借鉴意义，而且对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社会愿景
对高校而言，依照中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劳动关系涉及高校与高校教师、教学管理者、教学辅助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共同维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高校根据宪法和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切实履行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四大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5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校以培养人才为中心，高校共同体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和核心价值。人才培养贯穿于其他三个职能之中。高校通过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这四个职能，辐射和影响社会思想和物质关系，进而推动和促进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
高校作为社会期望和国家赋予的办学机构和价值系统，在办学过程中，涉及人才培养、办学方向、教师态度、学生就业、管理水平和评价考核等诸多关系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不断解决，逐步实现高校价值目标的最大化。高校作为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其价值活动所达到的社会愿景来自于高校内外价值系统的相互作用。
在外部方面，社会期望高校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智力服务、产出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和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社会各家庭期望自己的子孙万代能进入更好的高校，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享受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相比，更能立身成人、立事立家，对家庭和社会有更多的贡献。国家希望高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就是希望高校大力“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在内部方面，高校劳动关系处于众多关系中，然而国家法律明确指出，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始终是高校劳动关系调整的重要价值指向，这是高校劳动关系有别于其他劳动关系的典型标志。高校与其劳动者和高等教育的智力及人财物资源充分结合开展一系列育人活动。在高校的整个育人活动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科技是先导，设施是基础，管理是保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伟大实践中，高校承担着更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的劳动关系更具有促进社会价值关系和国家价值关系和谐的意义。
然而，在高校实际办学过程中，高校并非是独立的不受外部影响的价值系统，高校劳动关系也并非是不受社会影响的独立关系。在众多外部社会关系的强烈作用下，高校劳动关系常常发生变异，疏离自身价值目标的轨道。一方面，社会和国家需要更好的高等教育和相关优秀成果（包括人才、智力成果和科技服务等），而高校心有余而力不足，虽尽全力却无法达到外部期望的目标；另一方面，高校的价值提升需要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社会却无法与高校形成紧密结合、运行良好的成长共同体，高校时常会被社会主流力量边缘化，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与之相对应，不同社会系统的劳动者不能和高校系统的劳动者形成高度一致的社会共同理想，不能在不同利益角逐中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导致对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认同的多元化，影响和制约着高等教育机构形成办学的正确目标指向，影响国家教育方针的有效贯彻和国家教育目标的有效实现。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面临的重大现实难题。
三、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
2005年3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政协社科界联组会上向社科界同仁提出了“提炼共同价值观”的任务[5]。虽然这是对社科界的期望和要求，然而这对于构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警示。根据前面关于对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社会愿景的探讨，笔者认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包括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四大方面。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不仅在于劳动者自身的需要，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价值。其社会价值源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是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以高校育人目标为本位，以培养输送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为中心，在充分实现育人价值的同时，充分发挥教职员工潜在的社会价值，实现高校与高校教师、教学管理者、教学辅助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成员和谐的劳动关系，形成强有力的由高校劳动关系所维系的价值共同体。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内容，构成了社会生产关系中科技和人文价值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创造一流的科技文化成果、提供优质高水平的社会服务，是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社会价值的根本使命。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民族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社会价值的凝结。它以社会发展为基石（基础），以民族振兴为方向，涉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农林、水利、医疗、卫生、军事、国防、外交等领域。高校劳动关系的民族价值通过众多高校与千百万教职员工的辛勤劳动所体现出来。他们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使大学生成为推动各民族不断前进的优秀分子，成为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和发展的坚强捍卫者。在民族价值中，责任、爱心、关怀、真诚、勇敢、正义是中华民族价值的特有表现，“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友爱互助、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表达。民族价值是数千年来中华炎黄儿女在长期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凝结，是中华民族前赴后继、不断超越的精神支柱。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正是在这种不断追求与升华的民族价值中达到深度的统一。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国家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价值中民族价值的升华。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针，以民族、国家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方向，以民族、国家的命运为命运，把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使高校劳动关系价值得以实现从社会价值向民族价值的转变，从民族价值向国家价值的转变，最终实现高校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向国家价值的转型，达到国家教育方针所指向的目标，从而实现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与国家价值高度的统一。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普世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价值的广延化和人本化。它以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为依托，通过高校与教职员工之间独特的劳动关系，将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拓展为物质关系之上的仁爱、责任、关怀、智慧、正义、奉献等精神单元，使之产生更高层次的价值运动。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同一社会虽然可以有多层次多元并存的行为价值，但在民族和国家层面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意识形态方面应当是共同的、一元的。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保持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保证，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大灾大难面前不屈不挠的根本价值要求[6]。中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说过，“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之间如何共处。”高校劳动关系的这种普世价值，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大众的生活中，也体现于人类劳动的普遍价值关系中。高校劳动关系作为以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特定对象）的独特生产关系，通过千百万劳动者的不懈努力、真诚奉献，从而实现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与普世价值广度的统一。
由此可见，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不仅关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也关乎社会价值、民族价值，更关乎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它是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四者的统一。在众多价值关系中，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源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立足于社会关系价值，是劳动关系价值深度、高度和广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
[3] 刘庆唐.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N].人民日报，2007-05-08（15）.
[4] 顾光青.劳动关系:理论与不同模式的比较[J].学术月刊，2007，（12）.
[关键词]劳动异化；师生关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G63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132 ― 03
党的十报告中提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1〕。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尤其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期下，针对当前我国教育中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继续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关注教育事业，促进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着力提升国民素质。要搞好教育事业，首先要解决和面对的问题便是师生关系问题。师生关系作为学校生活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直接影响着教育教学的效果。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一关系，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尤其是当前师生关系严重的异化问题，成为我们必须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因此，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对我国当前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
马克思在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运用异化概念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揭示了异化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是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不再属于工人本身，更具有了摧毁性的一面。马克思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劳动异化理论。“一方面，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从而，推出人与人相异化。”〔2〕由此，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第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本该属于劳动者自身，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3〕从而得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工人生产出的产品被资本家所占有，而不是归自己所有，工人则只能获得维持生存的最基本的需要。
第二，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4〕由此可以看出，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劳动者的生产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结果。因此，马克思得出劳动异化的结论。他指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由于异化劳动，劳动不再属于劳动者，对于工人来说成为了外在于人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工人感受不到劳动的幸福和快乐。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一种需要，但是由于异化，使得工人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工人的劳动成了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唯一方式，来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手段。工人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劳动行为本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与劳动者相对立，发生了异化。
第三，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马克思认为由于异化劳动使人的本质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这样一来， 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5〕人的身体不仅同人相异化，而且人与自然界也发生了异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本质乃至于人的本质也发生了异化，因此马克思得出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发生异化的结论。
第四，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6〕这样，马克思就通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并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经济关系。〔7〕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前三个规定性中得出异化的最后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阐述无疑是深刻的，他以其独到的见解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纵观我们的历史长河就会发现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阶段依然存在，而且异化现象不会马上消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使人获得自由，才有可能消除异化。今天，当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反思现代教育时就会发现，教育当中的异化现象和人乐于求知的本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师生关系已经越来越表现为脱离其教育的本质，割裂了师生关系的本意，离应有的和谐的师生关系之路越来越远，向着异己的方向发展。
二、教育中师生关系的异化现象
师生关系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形成的一种相互关系，包括师生间的地位、作用和相互之间的态度等。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我们可以反思我们当前的教育现状，在教育当中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尤其是师生关系的异化尤为严重。教育中师生关系的异化主要是指在实际教育教学中师生间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间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失去了其应有的本质，向着异己的方向发展，脱离了其应有的内涵而出现扭曲的现象。在现阶段师生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师生关系表现为金钱关系
所谓“金钱关系”是指教师与学生之前无私奉献的关系变为一种以经济利益的索取为目的的世俗关系。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中，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阶段，商品已经成了主宰人的命运的重要力量，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变成了实际上的商品关系和利益关系。教育者通过教育活动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受教育者同样也必须进行教育活动，因为教育可以为自己换来文凭，提升自己的能力，而文凭和能力都可以在社会上换的相应的利益，文凭不再是一张普通的纸，更成了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教育日益成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师生关系也就日益脱离了其本质内涵，出现异化现象。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应当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和职业道德。“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教师责任最根本的体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教师是受到尊重的，是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的，固有了“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可见，教师的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发展，市场经济向纵深进行，一些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渗透到教育当中，尤其是影响了良好的师生关系，铜臭的味道日益泛滥其中。在以升学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影响下，一些教师不甘清贫，在物质和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逐渐为学生提供有偿服务。甚至一些教师在校外的辅导机构任职，赚取额外收入。更有甚者，一些教师把重难点留在课外辅导班上去讲，课堂上只将一些皮毛，使学生不得不上辅导班，承受更多的学业负担。另外，一些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理严重，希望孩子在学校得到教师的特殊照顾，向教师送礼，以求得关照。教师则根据家长送礼的程度不同而对学生区别对待。这种外在的诱惑使得教师安贫乐道的信念发生动摇。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当前的师生关系变成一种金钱式的占有关系。以前师生之间毫无利益的单纯关系变得日益复杂。
2.师生关系表现为占有关系
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可是当前一些教师却将教育变成了对象式的教育。这种对象式的教育观是死板的，毫无生机与活力的，是以知识的灌输为手段的僵化的教育方式。师生之间变成了以单纯的知识传授为目的，似乎只有有用的知识成了沟通师生之间的桥梁。教师以传授知识为自己的主要责任，学生以学习知识为自己的主要目的，学生只在乎自己学到了多少知识，这些知识对自己有没有用，有用的即学习，无用的根本就没有兴趣。功利化的学习目的使得学生变的急功近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我们的社会培养出的一些知识丰富但道德行为低下的人，教育的初衷出现了异化。教师和学生之间地位应当是平等的，但是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这种有目的式的灌输教育方式，极大地压抑了学生主动性的发挥，个性的发展，使学生成为学习的工具。升学、考试、名誉、地位等各种现实的追求渗透到教育当中。这种占有式的教育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学生一味的追求分数，学位，文凭等，真正的学已不复存在。中国学生大多都很会考试，却缺乏创造力，这跟我们的教育目的的功利化是分不开的。学生的学不是为了知，而是将学习知识作为自己获得文凭的手段，来交换自己同社会相对应的价值追求。这必然培养不出具有高素质的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出现的根源，学之为学的意义已经不再存在。
3.师生关系表现为情感的淡化
师生关系应当是和谐的、自然的、良好互动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师生关系一再受到挑战，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所显现，突出表现为师生关系情感的淡漠化。随着主体性的张扬，学生的个性增强，自我表现意识强烈，一方面挑战着教师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师生关系的良好发展。尊师重道的和谐师生关系成为历史，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度下降，越来越希望摆脱教师的管理，教师对学生逐渐失去耐心。随着网络的普及，微博、微信、qq等聊天工具的发展，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化，学生很容易受到多重思想的影响，造成师生之间的代沟依旧存在，教师的权威受到挑战，学生对教师的尊重减少，师生间的情感共鸣成为一种虚无。而教师的爱生之情也日益淡化，更多的变现为一种庸俗的社会关系，教师对学生的帮助、关心、教育并不是出于真心，而是为了满足家长的某些需要。学生体会不到真正的师长之爱，感受不到来自教师的温暖，由于学生的不信任造成师生之间真诚的、良好互动交流的缺乏。师生间情感的淡化更加造成了师生关系的紧张，这种缺乏信任与爱的师生关系是我们坚决否认的。
三、师生关系的构建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异化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还在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异化现象才能消除，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使教育中的异化现象得到有效缓解。师生关系出现异化的原因跟当前的社会大背景有关，因此要转变师生关系当中的某些不良风气，要下大力气既要从宏观环境出发，又要致力于学校内部师生关系的培养与改善，但这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师生关系涉及到一个应然的问题，理想的师生关系是和谐的、自然的、融洽的良好互动关系。然而师生关系却是一个实然的存在，当前师生关系的改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金钱关系”
师生之间的“金钱关系”严重影响了师生关系的良好发展，使学校教育社会化，学校简单的关系日益变得复杂，家长提出我们教育怎么了的反问。学校作为社会上的最后一片净土的存在，我们怎么可以忍心让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从而改善社会大背景。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只有大力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还校园一个纯净的环境。只有国家、社会、公民共同努力才能抵制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2.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破除占有式的教育方法
占有式教育是一种功利主义教育观。教育是非功利的，其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其各方面都得到提升，从而培养社会的合格人才。教育之所以为教育的本质在于其能够使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在于使其素质得到提升的前提下，更能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竞争压力的增大，教育变的日益功利化。教师为了满足升学的压力，不得不对学生实行灌输式和填鸭式的教育，虽然教育改革一直在进行，但是成效不大。很多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依旧承担着巨大的学业压力。教师以占有学生的成绩为目的，而学生认识不到学习的意义究竟何在。将学习作为一种手段，作为获得自己某种价值的方式，这种以占有为目的的学习自然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的素质，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还原教育的本质。我们不需要高分低能的片面发展的“人才”，功利式的教育培养的必然是片面发展的人。“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把尊重人、关心人、教育人贯穿在教育的全过程，体现在教育的方方面面。
3.坚持“尊师重道”的传统文化教育理念，改善师生之间的淡漠关系
“尊师重道”的教育理念体现了我国社会尊重文化的优良传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教师责任最根本的体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教师是受到尊重的，是德高望重的，固有了“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师者，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以自己渊博的知识赢得学生的尊重，并以自己的言行教导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树立教师的非理性权威。让学生发自内心的热爱学习，力争达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崇高境界。有了高尚的追求，才能破除庸俗的师生关系。教师应转变思想，除了以身作则影响学生以外，还应当发自内心地关爱学生，把自己的师长之爱无私的献给每一位学生。师生之间的真诚交往是师生关系良好发展的前提，爱护学生，尊重学生的内心想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尊敬师长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优良传统，建立师生之间的信任体系。只有学生尊重教师，教师关爱学生，和谐共生的师生关系才得以构建。“尊师重道”教育理念的确立有助于缓解当前学生不尊重教师的现状，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改善师生之间的淡漠关系。
新时期师生关系的改善，任重道远，除了师生的共同努力以外，更要认真落实十报告中提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最根本的在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有效的改善教育中的师生关系的异化。
〔参 考 文 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35.
〔2〕吕悠，左唯.从劳动异化论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的异化现象〔J〕.学理论，2012，（29）：4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
公劳动教育政策;劳动技术教育;社会实践
陈静，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硕士研究生;黄忠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在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别指出，“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主张以劳动托起中国梦。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资源与实践智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劳动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6年，劳动生产教育期，这一阶段的劳动教育关注学生尤其是各学段毕业生的体力劳动;第二阶段1981年到1998年，思想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并举期，此阶段劳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和掌握基本的劳动技术;第三阶段为1999年至今，社会实践教育期，要求学生获得良好技术素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实现每个阶段的劳动教育目的，国家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要求实施不同的课程。而不同时期的劳动教育的目的和课程的设置又决定了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的地位。所以，每个阶段的劳动教育政策的分析都是从劳动教育的目的、课程设置和地位三个方面展开的。本文期望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分析，明晰我国劳动教育的演进和变化。
一、体力劳动：劳动生产教育期（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大批学生入学接受一定的知识文化教育后，想要继续升学而不愿意毕业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劳动教育应运而生。所以，建国初期，我国的劳动教育主要目的在于纠正社会上存在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进而组织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当然，这一时期，我国也开设了农业基础知识课和农业常识课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主要是指体力劳动教育，也即鼓励广大毕业生积极投入生产劳动。
（一）教育目的：组织毕业生参加体力劳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全国小学生和初中毕业生的数目逐年增加，1954年暑期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共计460万左右，然而只有小部分毕业生可以继续升学;又因为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存在轻视体力劳动的现象。所以，1954年青年团中央出台了建国后第一个关于劳动教育的政策――《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鼓励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由此也奠定了新中国初期劳动教育政策为就业参加劳动生产服务的基调。此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以实现就业的政策，主要有《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1954）、《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1954）、《关于有计划地组织未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业生产的通知》（1954）、《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1955）和《关于加强中小学校毕业生劳动生产教育的通知》（1957）等。总体而言，此阶段的劳动教育最为现实和直接的原因是解决初小、高小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是国家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劳动的需要。[1]换句话说，建国初期的劳动教育是受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的困扰而诞生的。
（二）课程设置：开设农业常识课和农业基础知识课
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就业问题的处理经验，使得中共中央和教育部开始提前关注整个高小和初中学段学生今后面临的毕业和就业问题。1957年教育部《关于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的通知》，告知“各厅、局根据学校所在地区与学生的来源以及其他必要的条件加以考虑后，认为有必要与可能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时，在取得当地人民委员会同意后，即可增设”。[2]此外，195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校毕业生劳动生产教育的通知》，正式提出对学生的宣传，应着重经常的通过课堂教学和各种活动进行劳动教育。同年6月，教育部先后颁布《关于1957～1958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的通知》和《关于在农村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和农业常识教学要点的通知》，要求在初中和高中三年级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在农村小学增设农业常识课。将劳动教育正式纳入我国课程体系之中，以课程知识指导和帮助学生毕业后的农业生产劳动。
（三）劳动教育地位：全民劳动教育
除了在小学和中学分别设置农业基础知识课和农业常识课，对中小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外，1958年《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认为勤工俭学是具体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开始组织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开展农业生产劳动、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劳动等形式的劳动教育。1963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坚持不懈地好好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并在1965年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教师参加生产劳动锻炼问题的函》，组织高等学校教师参加劳动。而这一将阶级斗争和劳动教育相结合的思想也即为“”时期的劳动教育思想。1966年8月以后，实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全民劳动教育。
二、手脑并用：思想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并举期（1977～1998）
“”结束后，我国进入了劳动教育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78年教育部《<关于试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通知》的颁布，提出在全日制中学设置劳动课程，劳动开始成为与语文、数学等学科并列的课程;此外，其在思想品德教育中明确提出热爱劳动，劳动教育的部分内容开始成为德育的一部分。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开始分化为劳动思想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两大部分，两个部分相互独立又有交叉。
（一）教育目的：树立正确劳动思想和掌握基本劳动技术
1981年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并将教育学生热爱劳动作为重要内容。同年8月，教育部颁布《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守则》，提出注意在学生中加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加强劳动教育，使学生养成劳动习惯，爱惜劳动成果。此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劳动教育的德育政策，《全日制小学劳动大纲（试行草案）》（1987）、《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1988）、《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90）、《小学德育纲要》（1993）、《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关于正式颁布中学德育大纲的通知》（1995）。这些政策一方面强调通过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精神，另一方面将劳动教育作为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
1981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的通知》，首次提出中学阶段开设劳动技术课，进行劳动技术教育，使学生既能动脑，又能动手，手脑并用，全面发展。此后，1982年教育部又颁布了《关于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试行意见》，从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目的和意义、遵循的原则、内容和要求、时间和组织安排、成绩考核、培训提高师资、大纲和教材、劳动场地、加强领导这九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劳动技术教育。相继又召开了“全国中学劳动技术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1986），《关于印发<全日制普通中学劳动技术课教学大纲（试行稿）>的通知》（1987）和《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通知》（1988），对劳动技术课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次，在1978年教育部《关于讨论和试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通知》提出，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要考虑专业特点，以对口劳动为主。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的理性态度，要求知识与劳动相结合，手脑并用，培养有文化的新时代劳动者。
（二）课程设置：思想品德课和劳动课、劳动技术课
1981年教育部《关于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的通知》，首次提出在小学开始思想品德课，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学习劳动人民勤劳、诚实、谦虚、艰苦朴素等优良品质，珍惜劳动成果，爱护公共财物。首次将劳动教育的内容纳入为德育的一部分。1986年颁布《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教育，并逐步培养勤劳节俭以及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帮助家庭、别人、公众的能力。
与此同时，政策规定分别在小学设置劳动课和劳动技术课。1981年教育部《关于颁发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的通知》，正式确定在小学设置劳动课，从小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培养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并规定，一、二、三年级学生可以在课外时间，适当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自我服务性劳动;四、五年级每周安排劳动课1课时，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或简易生产劳动。同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的通知》，首次提出中学阶段开设劳动技术课，规定教学时间安排初中是2周，高中是4周，可分散使用，也可集中安排。
（三）劳动教育地位：分化为劳动技术教育和德育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的地位有所下降，与前一时期相比，劳动教育与生产的联系大大减弱，劳动教育不再直接作用于日常生产，而开始关注劳动技术。与此同时，劳动教育的所占时间也大大减少，劳动教育的主要时间为劳动课时间。此外，狭义的劳动教育开始成为德育的一部分。譬如，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正式颁布中学德育大纲的通知》，规定初中阶段德育内容包括劳动教育：“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教育;勤劳俭朴，珍惜劳动成果的教育;以校内生产劳动和社会公益劳动为主的劳动实践和劳动习惯的培养。高中阶段德育内容包括以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学工、学农、军训为主的劳动及社会实践锻炼和艰苦奋斗精神的培养教育”。[2]这一时期的德育包含了大量劳动教育的内容，同时劳动教育成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
三、综合素质：社会实践教育期（1999～2010）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实施素质教育，学校教育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从实际出发，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的生产劳动和实践教育。由此开始了劳动教育的社会实践教育期，这一时期劳动教育开始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劳动教育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基础，但高校劳动教育长期受到忽视。在大众创业和高考招生“双轨制”改革背景下，重视劳动教育，有利于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可以采取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开设劳动教育课程、由学生承包校内服务型岗位和加强家校合作等方式开展劳动教育。
关键词：大学生劳动教育；缺失；意义；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005-02
一、高校劳动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开展了劳动教育活动，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比如南昌大学在2014年9月1日在全校推行学生“自主保洁”，活动开展不到一周就遭到抵制，学生反对的理由主要是交费了就该享受服务，不该义务保洁；2015年贵州师范大学在全校推广劳动教育，通过义务劳动和有偿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净化、美化了校园环境，增强了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劳动意识。上述案例总体上反映了我国当前高校劳动教育的状况，即：
（一）劳动教育普遍缺失
高校几乎没有开展劳动教育。劳动教育没有列入国家教育大纲，导致高校普遍没有开设劳动教育课程。部分开展了劳动教育的高校存在劳动教育缺乏计划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制度、师资、组织和场地保障薄弱，课程的教学计划不明确、教学内容单一、与学生专业和兴趣结合较少，实践教育缺乏、有劳无教和无用劳动等情形。
（二）大W生综合素质欠缺
1.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相对较差。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2010年国民体质检测公报》指出“大学生的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素质继续出现下降”[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太少；大学生心理素质较差。主要表现为意志薄弱、依赖性强、情绪不稳、承受能力差、不适应环境等，容易因情感压力、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等导致抑郁乃至自杀。
2.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薄弱。在应试教育环境及较大的就业压力下，大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学习目的比较功利。由于在教学中理论与实践存在较大脱节，理论教育“窒息、摧残和扼杀创造性的禀赋和才能”[2]，导致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较为薄弱。
3.自我中心意识普遍较强，人际关系紧张。多数大学生从小脱离劳动，养成了自我中心意识，不懂得尊重和感恩。此外，由于升学和就业竞争激烈，导致一些大学生变得自私、冷漠，加剧了人际关系紧张。
4.生活自理能力和职业素养较差。大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不强。家长和学校长期忽视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剥夺了学生发展生活技能的机会，导致许多大学生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由于缺乏劳动技能训练，学生缺乏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相关规划，导致就业困难和不适应工作，需要重新培训才能适应工作。
二、高校劳动教育缺失的原因
大学生综合素质欠缺与劳动教育长期受忽视和缺乏相应的开展条件有密切关系。
（一）应试教育模式的单一评价机制是导致劳动教育长期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
高校重科研、轻教学和育人的办学导向使得劳动教育不受重视。高校的招生指标和教学经费等与科研项目挂钩，导致大部分高校关心教学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课题申报等可量化的硬件指标，不关心软件建设。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初次就业率的考核导致削减课外实践活动。一些高校为了抓就业率，到大二下学期就会“鼓励”学生减少社会实践，准备各类考试。
（二）招生规模扩张迅速是导致劳动教育缺乏现实条件的重要原因
由于高校扩招太快，教学基础设施和管理跟不上学生的需要，开展劳动教育缺乏相应的现实条件。由于劳动教育没有纳入考核，高校开展劳动教育需要付出大量的人、财、物资源以及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而进行理论教学的成本较低，导致许多学校没有开展劳动教育的动力和压力。
三、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意义
（一）劳动教育是促进人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
教育与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是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成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指出，“教育与生产一体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样做可以造就更熟练的劳动力，而且使教育与日新月异的劳动条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有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4]劳动教育是促进人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要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应使“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在一起，使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呈现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过程。”[5]他特别强调劳动教育的作用，明确指出，“劳动以外的教育和没有劳动的教育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6]，通过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和劳动情感，充实精神生活，为生活做好准备，成为一个身心健全的人。
（二）劳动教育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条可贵经验
我国历史上一直比较重视劳动教育。中国古代社会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重视“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如《曾国藩家书》把曾氏家教的内容总结为八个方面：猪、蔬、鱼、书、早、扫、考、宝，其中养猪、种菜、养鱼、扫除等属于劳动教育。新中国成立后重视在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如1994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第二十条强调指出：“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进一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学校教育与社会紧密结合”。可见，从历史经验看，割裂教育与劳动的联系会对人才培养带来不利影响。
四、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对策
作者简介：陈保荣（1968-），女，河南南阳人，文学硕士，天津职业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基于创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的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研究与实践”（主持人：董刚；项目编号DJA100316）；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十二五”规划课题“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互动机制研究”（主持人：陈保荣；项目编号GZYJH2011008）。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2-0019-04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历经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2011年底，全国共有高职（专科）院校1280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数2409所的一半还多，职业院校全日制在校生约700万人，占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三分之一。30多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名毕业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他们遍布在我国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不仅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也得到社会认同，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
在高职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是高职教育发展最直接的动力。我国的高职教育由于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最初的办学定位是“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录用、短期学制”，这种定位与当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比较接近，一开始就得到市场的认同和欢迎。随着高职教育的蓬勃发展，高职教育不仅得到市场经济的认同，而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2004年6月17-19日，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七部门联合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讲话，陈至立在讲话中强调：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加快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逐步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部部长周济也在会上发表了“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实现职业教育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主旨讲话。会议要求，职业教育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应当完成三个转变：一是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二是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转变；三是从以专业学科为本位向以职业岗位和就业为本位转变。可见我国的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劳动力市场与高职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
(一)高职教育针对企业生产管理一线进行人才培养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
1．高职教育培养出多种类的劳动力，满足市场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人类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劳动分工，原始社会“采集经济”时期，每天天亮后，劳动群体在首领的安排下，年轻力壮的若干男人们去狩猎或渔捞；妇女、青少年、中年等，去采摘植物食物；老弱者留在住处看护幼儿、火堆，或在附近捡取烧柴、搓绳子、砸击制做石器、用兽皮连接成“袋子”或“兜子”；派有经验的人员四处觅寻哪里存在食物资源[1]。这是原始社会的劳动者从事工作内容不同所引起的分工。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其分工越来越细，逐步变为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超越一个经济单位的社会范围的生产分工，包括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部门的一般分工以及把这些大的部门再分为重工业、轻工业、种植业、畜牧业等产业或行业的特殊分工。这种分工劳动的岗位，职业特性越来越强，于是出现了对劳动力的不同需要，出现了交换劳动力的现象，随着大量的、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交换，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为各种生产活动提供劳动力。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这一目标定位使高职院校培养的多种类劳动力在满足市场对劳动力规格不同需求方面，有着不可小看的作用。
关键词：教育；就业；中国；述评；展望
教育与人们就业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经济学学科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强凋“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的属性被定为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教育的职能被定为“为阶级斗争服务”，中国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基本停滞。再加上当时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实行计划体制下的“统包统配”，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就业问题”，因而也就没有研究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思想的开放，为中国学者开展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的一些教育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出现了专门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章节。而且中国学者们随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自觉不自觉地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问题进行工了不同程度的考察和理性思考。本文旨在梳理近二十年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并对此一研究进行展望。
一、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冲破思想的禁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始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问题展开研究，初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角度探讨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社会就业的作用。首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教育学界开展了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不少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认为教育对生产力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得以发挥的中介，就是教育能够生产劳动力，即教育可以改变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增强劳动者适应和改变社会的能力，充分肯定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人们劳动就业的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其次，厉以宁教授从社会就业问题的表现形式，讨论了教育在解决一般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第三，靳希斌教授等学者借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教育与劳动力供求的关系，认为教育培养训练出来的熟练劳动力必须与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质量和结构相吻合，教育供求必须与劳动力的供求相协调，否则就会出现结构性就业问题。因而教育结构必须要与社会产业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就业结构相适应。
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这种探讨与研究，对于冲破“教育是上层建筑”的教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人们看到了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巨大贡献，教育事业才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级各类教育才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尚处于萌芽阶段，同时教育供给也严重不足，大中专毕业生仍然沿袭“统包统配”的就业模式，使得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即个人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大致就会有相应什么样的职业岗位。实践如此，理论自然也就集中在肯定和阐述教育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方面。
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提高个人工作收入中的作用不断显现出来。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中国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教育在解决一般性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教育可以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教育可以改变劳动观念、促进就业问题解决等。有的学者还对教育产业自身的发展对社会就业的拉动作用予以了重视，研究发现教育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延缓了各级毕业生的就业，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其次，中国学者还研究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教育如何通过改革发展来充分发挥这一作用，认为要改变传统的劳动就业观念，学校应当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自觉调整人才培养计划，调整专业结构，增强学校办学、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对劳动力结构的需求，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第三，中国学者运用西方教育经济学关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对—中国各级教育的收益状祝进行了估计和解释，为教育对人们就业收入的贡献提供了实证的依据。研究者们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显著增长的过程：根据抽样数据估算，1988、1995、2000年中国城镇职工教育明瑟收益率分别为3.8％、5，7％、8.53％，教育对就业收入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工作年限的影响，教育明瑟收益率虽然仍低于但也基本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明确中国学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设有摆脱单方面地从教育功能的角度来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束缚。教育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就业问题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考虑到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而不考察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教育对就业的作用机制，这对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三、近期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各级各类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教育供给严重不足、劳动力低质量供给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开始增加，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也开始受到普遍关注。这在中国应该说还是新生的现象。中国研究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至目前，这些解释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教育过度。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里曼把美国自70年代初以来的教育收益率下降、“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工人难于找到学以致用的工作”等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教育过度，即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并从供求双方的变化来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中国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现阶段也存在着教育过度现象，如赖德胜教授认为教育过度在中国表观为四个方面：一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二是被迫上学，即有相当大比例的考生报考研究生是出于一种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三是高能低就，即现在的高文凭者只能干以前低文凭者就能胜任的活计；四是高文凭者多有受挫感，人们把接受教育看成一种投资，是为了在将来获得理想的回报，但现实却是，毕业后工作并不能如人所愿，所干活计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工资比预期的低，领导似乎也并不特别重视。
二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赖德胜教授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劳动力市场。实际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还表现为不同行业间同工不同酬和相同行业不同地区间同工不同酬的差别。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和最终去向。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例，高等教育的招生是面向全国的，而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去向却是非全国性的。这突出表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自农村，但他们却把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当作工作的首选之地，很少回农村工作，来自城镇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想留在城市工作，这就导致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大大地超过城市对他们的需求，而在农村则是恰好相反，这是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
三是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出现三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各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处境不同，有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得工作，有的则感到压力很大；二是高层次和高学历毕业生挤占本科和专科层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状况；三是高等学校毕业生本身的综合素质不高，知识面比较狭窄。这三个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的供给结构有关，即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解决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根本的途径在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学校教育的专业和学科调整，并调整现有的教育结构，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的需要。
四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落后。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虽然说中国近几年高等教育规模突飞猛进，但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从业人员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5％左右，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4.7％。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5％，仅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步阶段，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而不少人认为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属于“伪问题”，表面的人才过剩只是相对过剩。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就业观念落后，在于毕业生的不良择业行为。在城市工作岗位增长逐步放缓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择业时希望能够找到劳动环境舒适、工资待遇优厚、上班时间合适、离家距离较近的城市工作，拒绝接受条件较差的单位和岗位，更不愿意到亟需人才的广大农村去工作，结果出现了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并存的局面。
在探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对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行业因素、学历因素、就业成本因素等。显而易见，上述解读中国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四种观点，其实际内容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在此我们存而不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解释了中国教育发展和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主张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思考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并已走出了单纯考察教育对就业肯定而积极作用的圈圈。
不过这些观点主要是集中考察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是从普遍性出发，对毕业生就业的总体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又无法据此解释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个体现象。同样是在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每一个毕业生都存在就业困难。这几种解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具体事例来印证，但都难以在整体上对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种种矛盾现象自圆其说。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其说服力也还是显得不足。
同时，上述有些观点既不合理也不合情。改善教育供给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既是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试图通过改善教育供给结构，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相一致，达到解决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不仅与教育培养周期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时差的事实不符，而且教育供给若纯粹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来决定，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又如，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人们确实需要转变就业观念，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的需要。但如果把接受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毕业生就总会对就业有一定的预期，希望找到一个“划算”的职业岗位。当然，毕业生的就业预期确实存在过高现象，有不合理的成分。但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毕业生择业观念滞后问题。作为研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又是如何形成的？就业预期居高不减的原因又是什么？到底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如果说是主观原因，那么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就不成立，即俗话说的“不懂事”；如果说是客观原因，毕业生就业预期过高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要求毕业生改变就业观念就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在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明显并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要求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到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去就业，也有不合情之处。
四、研究展望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对诸多问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回答和解释。这些研究对于充分认识现代社会中教育与就业的密切联系、肯定教育对劳动就业的价值、确立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优先地位、指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近期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在关照中国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并向更深层次发展。
目前中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居民教育需求，无疑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但对接受了教育的个人来说，则因此而减弱了因受教育而获得的“比较优势”，即接受教育的人越多，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排他性”就越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微妙的转变，实践的发展也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与内容，给中国的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首先，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现实的教育与就业关系中，接受相同教育的不同个体的就业处境往往并不相同；个体选择接受某一阶段的教育，其结果也有多种可能，至少有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工作岗位，也有可能相反。这意味着教育对人们的就业仍有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并且在教育规模扩展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有着内在根源。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由于其程度与范围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目前却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不能认识到教育与人们就业之间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传输给人们的仍然是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积极而确定性的影响，一方面就会使得人们更加盲目追求教育；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们形成对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的不合理预期，最终毕业生就业困难现象势必愈演愈烈。在理论上认识清楚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及其可能的程度与范围，才能帮助人们合理地进行教育选择和决策，并形成合理的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预期。
其次，教育对个人就业产生影响的机制及约束条件。已有的研究大都是对已经发生的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观察、概率统计和静态分析，而没能在动态上指出教育影响和作用于人们就业的方式和机制，又可能受到哪些条件约束。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能力，从而增加了对新的就业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纪律性，加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促进受教育者参加经济活动井做好工作的积极性。但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实条件下，劳动能力与劳动纪律性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工作场合，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当中，教育的作用在不断提高，但显然还要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甚至一些细小的因素决定了教育对个人就业影响效果的性质。
第三，教育规模扩展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大量的毕业生失业显然对社会稳定和教育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都是有着极大危害的。因而教育发展与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问题值得重视：中国目前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教育规模扩展所造成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诸多因素中，哪些是教育规模扩展之外的因素？如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经济快速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哪些是可以通过改革而避免的？与教育规模扩展因素相比较，哪些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教育规模扩展应有什么样的节奏，才能保证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协调？同时还需要正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对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承受力有多大？在追求教育规模扩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效益的同时，还有多少空间来关照不能顺利就业的毕业生？
一、法学教育模式述评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一)法学教育模式概述
谈论法学教育，必须关注法学教育的模式问题，世界各国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实践型模式，该模式将法学教育设置于研究生阶段，以案例教学、专题研讨、模拟辩论为特点;另一种是以大陆法系的德、法为代表的学术型模式，这类国家一般在本科设置法学专业，不要求学生具有其他学科的知识背景，着重对法学理论和立法原理等基础性知识进行讲授。中国目前的法学教学模式，基本上符合大陆法系模式的特征，只是近年来随着两大法系的相互学习借鉴，中国的法学教育也吸纳了案例(判例)教学等具有鲜明英美法系的教学方法，同时也发展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具有特色的内容。中国目前的教学模式，是将法学设置为本科、硕士、博士三个主要梯度，在本科教学阶段突出基础理论的学习，而在后面的硕士、博士阶段则分情况进行实践型和学术型人才的深入培养。
(二)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学教育双重任务的失衡导致与法律职业要求严重脱节。我国现行法学教育承载着职业精英教育与民众普法教育的双重任务，实践中法学教育内容和方法等各个环节都鲜有体现法律职业相关要求，更多追求的是普法式的或是学究式的理论教学，导致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严重缺失，这一问题直接体现在法科毕业生的就业难上。《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专业是法学。可以说，法学毕业生就业能力差的原因很大部分应归于职业技能缺乏。
2.法学教学内容陈旧，课程设置僵化。目前我国法学教学内容大都强调法学理论学习，忽略了对学生法律专业技能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又往往单纯“以法说法”，将教学内容限制在各个部门法内部，对于社会学、经济学等与法学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的相关内容较少涉及，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
3.法学教学形式与方法以单一的讲授式为主，缺乏互动性。这种教学方式，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具有一定优点，但过度依赖则无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缺乏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能力。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法治现代化和法律人职业群体的形成，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法治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阻碍。对此，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大力推进、探索法学教育的改革，而近年来司法考试的不断完善和兴起似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
二、司法考试及其带来的挑战与思考
(一)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带来的挑战
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自2001年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以来，目前已实施了10次国家司法考试，全国有50万人通过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2008年司法考试颁布新政，允许大三学生参加考试，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在时间上实现了接轨，客观上也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无缝对接”创造了可能。2008年新政之后，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现实的挑战。首先，从司法考试本身来看，其考试内容涉及宪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等数十个法律部门。前三卷均为客观选择题，卷四均为主观题，主要体现为案例分析，其中不乏结合时事的评论文字和跨部门法的综合试题，突出考察了考生的理解力与综合运用能力，而这正是目前我们法学教育中所欠缺的。其次，从就业市场来看，司法考试将部门法和应用性法律知识以及实务操作摆到了法学专业考生的面前，司法考试通过率已经成为衡量高校法学院系毕业生质量的一个指标。这种职业化导向的新趋势最终反映到法学教育上就要求有针对性的重新审视既有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
(二)司法考试对法学专业教育改革的启示与思考
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改革是具有启发性的，是挑战更是机遇。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重视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与促进作用，不能矫枉过正，即不能将法学教育变成围绕司法考试的应试教育。这是因为，司法考试的目标在于选拔法律职业人才，重视的是法学应用性知识的考察，但国际和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除了应用型人才，还需要一定的学术研究型人才或者从事简单、辅法律事务的普通法律人，这些人才的培养都有赖于法学教育的积极开展。因此，审视司法考试对于我国法学教育的影响，可以看出其将有利促进我国法治现代化与职业法律人群体形成，但在司法考试影响下的法学教育改革却似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以“改革”为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法学教育体系，其特点突出表现为重视法学理论基础、强调学术思辨能力，应该说具有其先进性。目前的改革，并不是全盘否定过去，而是在原有重视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强化实践教学，让法学教育从单纯强调高不可及、形而上的“学术派”走向触手可及、更多地解决实际问题的“务实派”。
2.以“综合”为根本。仔细观察司法考试十年的考试题目，总体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由单一考察向综合考察的发展趋势，这种变化对法学学生的基础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和扎实程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3.以“运用”为重点。司法考试作为国家选拔专业法律职业人的资格考试，其最终指向在于选拔合格的应用性人才，落脚点在“运用”二字上。将法律知识运用到实践案例和生活中，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亲自处理法律实务的能力与专业技能。
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劳动合同法”课程改革的思路与具体做法
(一)改革的思路针对司法考试对法律教育带来的冲击与思考，我系针对“劳动合同法”的教学，引发一系列思考:如何调整教学方式与内容?课程设置怎样体现社会对法律人才的要求?面对司法考试，是一边倒的偏向应试还是力求通识理论与职业技能的融合?融合的路径与方式又是什么?在保证基础性法律人才培养基本合格的基础上，结合我系法学专业(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方向)教育部和北京市高等院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有益经验和在劳动法领域出色的教学科研实力，我系充分认识到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法领域事业的快速发展趋势与转型中国社会的客观需求，利用劳动合同法学科起步晚、空白多、历史负担轻的特点，积极探索，以培养专业复合型、实用型、跨国型人才为中心任务，教学理念、课程设计、教学手段、师资建设、教材支持等诸多方面的密切配合，积极实施“劳动合同法”本科课程教学改革。#p#分页标题#e#
(二)具体做法
1.教育理念。根据我系教学科研优势，将“劳动合同法”作为我系特色专业建设的重点课程之一。“劳动合同法”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是着力培养学生具备较为扎实的劳动合同法学术素养，具备国际视野与本土意识，通晓中外劳动合同法理论和实务，掌握基本劳动合同相关实践技能，具备学术批判性思维和常见法律实务问题处置能力，能够在各级政府部门、政策研究部门、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社区服务部门，以及在劳动仲裁机构、司法部门、律师事务所等，从事劳动合同实务操作和法律实际工作。
2.课程设计。结合司法考试的考察特点以及社会就业的客观需求，对“劳动合同法”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设计。首先，在教学阶段上，将劳动合同法的教学时间从原来的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调整到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在学生完成其他14门核心课程之后开设，可以有效地结合民法、合同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学科知识加深对劳动合同法的理解与掌握。其次，在教学环节上，对基础理论、比较法学习、法条解析、案例研讨等板块比率上进行了调整，适度降低了对基础理论的讲授，强化了比较法学习、法条解析与案例研讨，更是明确将模拟劳动合同签订、模拟法庭(仲裁庭)等实践环节列为课程的主要内容。最后，优化课程考核评价机制，定期安排学生撰写论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作为平时的作业，平时作业与期末考试分别占课程成绩比重的30%和70%，考核题目偏向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类型，引导学生关注与劳动合同法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
3.教学手段。第一，课堂教学环节，注重教学环节的连接和完整，着重教学过程中的互动环节，将以往整堂课程老师单一讲解的形式逐步调整为学生课前自我学习，教师课堂重点讲解，组织专题案例课上讨论。专题讨论和重点讲解时，基本遵循“基本法理+比较法学习+法条研读+司考仿真题练习+案例讨论/模拟+综合点评”的形式，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研究性学习环节，在全面、系统地阐述劳动合同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将近年来劳动合同法学的最新理论研究和立法发展反映在教学中，对近年来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做出积极探讨，使教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同时依托学院学生科研平台，引导学生参与劳动合同法方向的研究性学习。四年来，已有五项相关学生课题论文荣获北京市大学生“挑战杯”二、三等奖。第三，实务模拟环节，通过劳动模拟法庭(仲裁庭)，举办集体劳动合同谈判、劳动合同订立、劳动争议处理等法律实务模拟活动，让学生在仿真环境中体验并掌握劳动合同法相关法律机制的具体运作流程，实现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统一。第四，实践基地环节，法学系加强与用人单位合作办学，与西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职工法律服务中心、门头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十余家社会用人单位和法律实务职业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建立了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尝试建立了本科教学的“双导师制”，每年都安排学生到这些单位开展毕业实习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可以近距离观摩、亲身实践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处理相关劳动合同法务的职业技能。
4.精品课程、教材、师资建设。依据学院精品课程建设和重点教材编制计划，“劳动合同法”课程教学加大特色专业精品课程的建设工作，并已出版《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处理》、《劳动合同法培训教程》等标准教材，丰富了“劳动合同法”课程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对于劳动合同法课程改革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我系将教师队伍与教学团队建设作为课程改革建设的有利支撑，已有多名教师获得学院中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二、三等奖。团队教师近年来在学术期刊发表数十篇劳动合同法方面的论文，并被多次转载，多人参与和主持多层次的劳动合同法方面的课题研究并获奖。
一、素质教育发展及现状
应试教育一味地追求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并将其作为评价教师优劣、学校好坏的唯一标准，其弊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显现，已经不再适应时展的要求。从1994年6月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在局部地区进行素质教育试验开始，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素质教育旨在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教育形式，它不仅重视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情操，还注重对受教育能力的培养、关注受教育者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1999年召开了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素质教育的内涵和灵魂。由此，素质教育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素质教育经过多年发展成果显著，但是在德育方面有所缺失，特别是在德育中的劳动教育方面，仍然是实施素质教育以来的一块短板。劳动教育是指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崇尚劳动精神，热爱劳动，自觉自愿参加劳动活动，是德育的内容之一。劳动教育是联通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职业世界、新兴创客世界等的重要环节，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在要求全面提升素质教育的当今社会，我们应该不断地完善劳动教育，补齐短板，充分发挥德育在素质教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二、劳动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劳动教育诠释了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是提升素质教育的必要手段。当今社会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享受生活的理念深入人心，使劳动教育在教育活动中逐步被淡化，出现劳动意识缺乏、不珍惜劳动成果的现象，素质教育得不到更好的实施。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独特地位，使得老师对孩子细心呵护甚至溺爱，独生子女很难真正接触到劳动活动，大多数劳动教育流于形式。素质教育的本质意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劳动教育可以使学生获得智商和情商的全面提升。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是智力发展的丰富源泉，劳动可以使大脑得到协调发展，劳动教育促进学生的智力发育。在劳动活动中，互相帮助团队合作的意识将贯穿始终，学生之间的友情将会加深，处理情感的能力也会随之提升。
劳动教育丰富了素质教育的本质灵魂，是提升素质教育的重要保证。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人们通过劳动不断地创造着先进文明成果。劳动教育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而实现德育的作用。劳动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学生在参与劳动活动的同时也在养成个人的品格和持之以恒的品质。在身体力行的劳动中懂得劳动光荣，劳动成果来之不易，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感恩为了自己健康成长而不断辛勤劳动的父母和老师。劳动教育的不断完善不仅保证了素质教育的正常进行，而且为素质教育取得预期的效果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加强劳动教育对素质教育的提升
（一）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劳动教育在培养青少年的独立生活能力，勤俭朴实的生活作风，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有着其他各育不能替代的作用。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是学生端正劳动态度和养成劳动习惯的基础，通过劳动教育让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积极引导学生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提升综合素质。
（二）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人们充分感受劳动光荣的日子，是体味劳动的价值和意义的日子，更是一个有效实施劳动教育的日子。国家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表彰，是我国重视劳动、鼓励劳动的重要体现，这不仅突出了劳动的教育地位和作用，而且对全面推进劳动教育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积极鼓励参与劳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教育思想使人类的教育理论掌握了更加科学的武器，开启了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了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南。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与作用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 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转贴于 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 。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
关键词：农民增收人力资本投资技能培训
我国的“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而农民的增收与农民个人的素质是分不开的，改进我国农村的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已成为现阶段稳定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措施。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的素质改善（经由正规教育、成人教育、在职培训、健康及营养的增进）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罗默、贝克尔等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并提出了“干中学”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的一种方法。
目前，我国农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7.4%，小学文化程度占31.1%，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5%，受过专门技能训练的仅占13.6%。农村形成了人力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本却严重短缺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只有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才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源泉。
实证论据
（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增收的实证论据
潘海红（2002）研究了农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关系，指出初、高中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高于平均收入水平，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农村高文化从业者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较大，主要作用有：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高文化程度从业者具有更强的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他们能够发现机会并抓住机会，从而拓展经营领域；对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人力资本附着、沉淀于人身，人力资本拥有主体流动能力的高低和流动空间的大小，决定了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形成合理、高效匹配机会的多少；对改进经营、就业观念的作用。
周逸先（2000）就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及农村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的关系进行了数据对比分析，指出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对促进劳动力就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家庭生活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农民户主的教育程度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明显，对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人口计划生育的影响比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一些。
钱雪亚(2003)根据人力资本的各因素及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宏观和个人收益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特征。
总之，他们的分析都验证了农民人力资本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极大的相关性，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
（二）技能培训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的实证论据
陈玉宇（2004）、侯风云（2004）在考虑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时，考虑了构成农民人力资本的因素，如受教育的年限、经验、工龄、外出前培训、外出时间、健康状况、外出前培训费用等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指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城市职工收益率，教育收益率偏低；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接受培训的收益率，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教育对收益的影响远远低于外出对收入的影响，外出就业相对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有更高的收益；专业技能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身体健康状况是决定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关键因素；技能培训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显著，且对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起关键作用。
胡德龙（2005）在研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时，指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并指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培训的等效年限平均每提高一年，可使农民年收入增加180元左右，并增加近19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高层次产业转移。
白菊红（2003）在分析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力资本关系时指出：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平均收入越高；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收入弹性大于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其家庭平均纯收入明显高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户。分析显示：2001年，劳动力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户其平均家庭纯收入比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户绝对收入高1135.01元，是未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农户收入的1.44倍；而且，家庭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力越多，家庭平均纯收入水平越高。
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过于单一，主要是基础教育形式，职业培训、成人教育、保健投资等形式缺乏，相关建议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展农村经济。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的状况，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减少农村失学率，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优化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环境，形成以财政支持为主的多形式教育支持体系。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培训，要立足现实，面向市场，有针对性地发展职业技术培训。这就要培育农村自有人才，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职业技术培训可采取农村自办职业技术培训班或学校，通过请专家、学者来讲学进行专业指导或与大专院校签订人才培养合约等方式提高农民专业水平，建立健全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农民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通过举办流动培训班，将办班设备运到乡村，降低学习成本，另外根据劳务市场需求和农民的意愿开设培训工种，采取订单培训的方式，做好培训后的就业服务，提高农民学习技能的积极性。
关键词:农民增收 人力资本投资 技能培训
我国的“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而农民的增收与农民个人的素质是分不开的,改进我国农村的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已成为现阶段稳定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措施。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的素质改善(经由正规教育、成人教育、在职培训、健康及营养的增进)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罗默、贝克尔等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并提出了“干中学”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的一种方法。
目前,我国农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7.4%,小学文化程度占31.1%,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5%,受过专门技能训练的仅占13.6%。农村形成了人力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本却严重短缺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只有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才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源泉。
实证论据
(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增收的实证论据
潘海红(2002)研究了农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关系,指出初、高中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高于平均收入水平,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农村高文化从业者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较大,主要作用有: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高文化程度从业者具有更强的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他们能够发现机会并抓住机会,从而拓展经营领域;对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人力资本附着、沉淀于人身,人力资本拥有主体流动能力的高低和流动空间的大小,决定了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形成合理、高效匹配机会的多少;对改进经营、就业观念的作用。
周逸先(2000)就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及农村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的关系进行了数据对比分析,指出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对促进劳动力就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家庭生活水平等方面成效显着;农民户主的教育程度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明显,对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人口计划生育的影响比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一些。
钱雪亚(2003)根据人力资本的各因素及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宏观和个人收益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特征。
总之,他们的分析都验证了农民人力资本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极大的相关性,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
(二)技能培训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的实证论据
陈玉宇(2004)、侯风云(2004)在考虑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时,考虑了构成农民人力资本的因素,如受教育的年限、经验、工龄、外出前培训、外出时间、健康状况、外出前培训费用等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指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城市职工收益率,教育收益率偏低;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接受培训的收益率,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教育对收益的影响远远低于外出对收入的影响,外出就业相对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有更高的收益;专业技能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身体健康状况是决定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关键因素;技能培训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显着,且对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起关键作用。
胡德龙(2005)在研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时,指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并指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培训的等效年限平均每提高一年,可使农民年收入增加180元左右,并增加近19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高层次产业转移。
白菊红(2003)在分析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力资本关系时指出: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平均收入越高;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收入弹性大于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其家庭平均纯收入明显高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户。分析显示:2001年,劳动力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户其平均家庭纯收入比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户绝对收入高1135.01元,是未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农户收入的1.44倍;而且,家庭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力越多,家庭平均纯收入水平越高。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过于单一,主要是基础教育形式,职业培训、成人教育、保健投资等形式缺乏,相关建议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展农村经济。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的状况,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减少农村失学率,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优化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环境,形成以财政支持为主的多形式教育支持体系。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培训,要立足现实,面向市场,有针对性地发展职业技术培训。这就要培育农村自有人才,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职业技术培训可采取农村自办职业技术培训班或学校,通过请专家、学者来讲学进行专业指导或与大专院校签订人才培养合约等方式提高农民专业水平,建立健全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农民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通过举办流动培训班,将办班设备运到乡村,降低学习成本,另外根据劳务市场需求和农民的意愿开设培训工种,采取订单培训的方式,做好培训后的就业服务,提高农民学习技能的积极性。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