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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改革开放对中国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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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物流的论文大家一定都会写吧，但是农村物流论文参考文献怎么写大家都清楚吗？它的标准格式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写参考文献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农村物流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阅读欣赏。
农村物流论文参考文献：
[1]王新利.中国农村物流模式及其体系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3.
[2]张雨明.我国农村物流体系发展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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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雪刚.基于灰色理论的农村物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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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物流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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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愈，许红莲.现代农村物流与主要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度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4（12）：86-88.
[4]何满喜.基于灰色关联度的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经济，20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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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姚月强，龚顺清.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生鲜产品冷链物流影响因素分析[J].物流科技，2011（1）：92-95.
[9]平先秉，魏有焕.长株潭区域物流金融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与业务运作模式选择[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2，9（34）：88-91.
农村物流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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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花永剑，姒建英.当前农村物流业发展的四大问题[J].中外物流，2006（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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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朱智，赵德海.我国城乡商品流通市场一体化研究[J].财贸经济，2010（3）：130-135.
[19]刘根荣.转型时期城乡流通一体化问题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1（3）：38-44.
长远发展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有色金属工业振兴规划》。《规划》中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进级以及充分利用海内外资源、增强资源保障能力是两大亮点，这为彻底扭转我国工业链两端薄弱的现状打下了基础。我国矿产资源特点是贫矿多、富矿少，多数产品的原料供给对外依存度较高。以主要金属产品为例，我国铜精矿自给率仅20%左右，铁矿石只有50%，铝土矿也只有55%，资源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规划》的通过既能有效地改变我国资源不足的现状，又能在当前金融危机中加强与国际的合作，给深陷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支持。近期华菱钢铁团体收购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出产商Fortescue Metals16.5%的股权、中国铝业公司提出向澳洲矿业巨头力拓R i oTinto投资195亿美元、中国五矿团体斥资17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Oz Minerals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签署的向俄罗斯能源企业提供250亿美元贷款换取原油供给等，这些都是国家增强资源保障的积极步履。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产品附加值过低，企业恶性竞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继承高速增长的巨大阻力。
《规则》中的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进级正好针对此题目展开。政府在这方面不仅通过直接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有色金属行业在新技术以及深加工方面的研发，而且通过政府采购直接获取有色行业急需的提高前辈技术，加强和国外提高前辈技术公司的交流合作，进步工业进级的速度和质量。近期由商务部组织的中国商业投资促进团正在欧洲进行采购，在此次总额为150亿美元的采购中，103亿美元的订单都瞄准了欧洲的新技术。其中，山东兖矿轻合金有限公司从德国机械商西马克梅尔公司引进的四条铝加工出产线是目前铝加工行业中装备水平最高、吨位最大、自动化水平最高的出产线。走高端路线，出产高端产品，这是中国经济再次起飞的准确之路。在全球经济危机之时，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有色金属工业振兴规划》的通过既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也为全球经济逐渐挣脱金融危机提供重要匡助。江西赣州：首开地方政府贮备资源的先河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海内钨、稀土产品价格持续下滑，不少开采及深加工企业资金紧缺，发展受限。
如何不乱钨、稀土产品的市场价格，匡助企业渡过难关？江西赣州首开先河，积极推进钨、稀土等上风矿产资源战略贮备体系建设，并于今年立异性地在全市推行钨、稀土产品收储计划，进步资源利用率，独树一帜，对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实施收储，助力赣州矿业过“寒冬”。金融危机引发钨、稀土价格跳水钨和稀土是我国具有上风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在此次金融危机冲击下，有色金属工业无可避免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影响，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直接表现是价格暴跌，呈显著下跌趋势。相关数据统计显示，自去年9月份以来，钨精矿、稀土产品等有色金属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下降幅度在三成至六成之间。其中，钨精矿价格由去年最高11万元/吨跌至为目前6万元/吨左右，降幅约为45％；稀土原矿产品价格由去年最高8万元/吨下降至目前5万元/吨左右，降幅近40％。稀土出口金额全面下滑，海内不少中小稀土企业抵御风险能力不强，损失惨重，已停产或面对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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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货币论文范文一：中国经济货币化理念
中国经济货币化的演变及反思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
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
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
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经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粮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一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贷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
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仍归因于中国经济中虽然货币投放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并没有体现出真实价值,没有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因此,货币投放量的多少,在中国经济中和物价联系并不太紧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还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货币化不太高阶段,离成熟的货币经济尚有一段路要走。当然,中国目前经济货币化状况,比较改革开放前已大为改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经济货币化必将随之加深,使中国经济步入成熟货币经济时代。从目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情况也可以看,经济货币化中的经济主体已提出了货币经济深化的要求,表明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经济货币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挠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货币市场化必将不断深化。
经济货币论文范文二：中国经济货币化分析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
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
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
［关键词］ 经济波动 FDI 协整 VAR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35-06
引 言
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GDP9.4%的速度增长，在国际经济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 位。中国改革的目的就是借助外部的力量推动经济增长，长期居高不下的外贸依存度便是例 证。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在更深层次和广度上推进的改革，使中国与世界 经济的联系愈加密切，这也使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外部影响，尤其是受世界大国经济波动的 影响，目前广为讨论的世界经济不均衡发展中的中美两两极说也表明了这一点［2］。此外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我国FDI流入量的不断攀升，FDI已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变量。
关于世界大国经济波动如何通过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内研究较少。检索相关文 献，具有代表性研究的是梁军（2004），作者通过对世界经济增长率、FDI增长率和我国GDP 增长率的实证分析发现，“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我国FDI增长率上升，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长率下降，阻碍我国经济增长”［3 ］ 。但梁在分析时，只是简单的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没有协整检验，可能存在“伪回归 ”，而且这种范围过大的考察不足以反映以FDI为介质的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大国经济波动 的关系。此外也有从其他视角考察研究世界经济波动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如任志祥（2004） 从国际贸易渠道和金融系统和资本流等方面考察了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4 ］；宋玉 华（2006）从定量角度，运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持续性、波动 性及领先滞后关系等，并通过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描述二者通过国际贸易 、FDI流入相互的路径［5］。回顾有关文献，目前从FDI视角分析大国经济波动对 中国经济影 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1980―2006年与七国集团经济、中国FDI及中国经济相关的数据 为样 本，采用协整关系检验和VAR模型，借助eview3.1软件为分析工具，拟从FDI的视角实证分 析大国（G7）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
数据描述和建立模型的分析
1.数据描述
本文主要用了如下几个重要的时间序列：FDIt［6］（中国外商直接投资）、GGDPt（七 国GDP）、CGDPt（中国GDP）、RGGDPt（G7经济增长率）、RCFDIt(中国FDIt增长率 )和RCGDPt(中国经济增长率)。数据范围为1981―2006年（除FDI和RFDI来源于UNCTAD，其 余变量数值均来源IMF。）
为了使增长率动态变化指标更直观，笔者分别给出了它们的波动曲线图，见图1、图2和 图3。从相关数据特别是波动图可以看出：
第一，中国FDI增长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具有同向性。
从1982年初至今我国FDI增长率有过明显的五次高涨时期：1982年到1983年、1987年到1988 年 、1990年到1992年、1999年到2001年和2003年到2005年等五个时期。同期我国的经济也处于 高涨时期，从1983年到1990年，RFDI处于下降趋势，从9.16%持续下降到2.77%，同期RCGD P具有相同的波动趋势，198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15.2%，此后在波动中不断下降并于199 0 年达到低谷3.8%；1990年后RFDI上升，并在1992年达到峰点，同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由199 0年 的低谷走向1992年的峰点14.2%；1992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先降后升的“V”形，1999 年到达 低谷为7.60%，同期中国的FDI增长率也是从1992年的峰点152.13%开始下降，并在1999年 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此后波动显得较为平稳。
第二，中国经济波动与七国集团经济的波动具有明显的协同性。
在1982年到2006年间，中国的经济周期（以峰峰判断）波动与G7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协同性。 从图形上观察，80年代至今经历了1984―1987、1987―1992及1992年至今等三个经济波动周 期 。而这期间G7的经济波动周期在考虑滞后期的情况下与中国经济波动周期在时间、波形上比 较相似，尤其是1984―1988和1988―1992的G7经济波动周期几乎与中国的经济波动周期完全 重 合；1992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滑轨道并于1999年到达低谷，此后步入上升阶段，而G7 经济增长1992年一直处于波动中，2000年开始下滑，2001年陷入谷底。
3.平稳性、协整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以上通过对增长率波动图形的观察发现，中国的经济波动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波动存在协 同性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中国FDI的增长率存有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三者存有 协整（过程从略），但并不表示中国经济、中国FDI与G7经济存有因果关系，因此我们 拟以1980―2006年的中国GDP（CGDPt）、七国集团的GDP（GGDPt）和中国的FDI（FDIt） 为 观察样本，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考察中国经济、中国的FDI和七国集团经济的因 果关系。
通过单位根检验（具体过程从略），发现中国与七国集团GDP、中国FDI的自然 对数值都服从二阶单整。运用中国、七国集团GDP和中国FDI对数值的二阶差分来 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显示，关于七国GDP不是中国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 误的概率是0.0167，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七国GDP是中国GDP增长的Granger 原 因，这表明大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大。中国GDP不是七国集团GDP增长的Grange r 原因仅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9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GDP是世界大国GDP增长的Gr anger原因，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 来越明显，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FDI和中国经济增长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原假设均被拒绝，说明中国经济和中国FD I 具有相互性的影响。一方卖弄这表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重要因 素，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这种良好发展的势头使得跨国公司在全球 调整起生产布局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因素，这也可以解释近年来同世界其他地区比较我国FDI 流入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说明了随着FDI流量增大和存量的聚集，FDI对我国的经济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表中结果还显示，大国经济的增长也是中国FDI增长的Granger原因， 而且置信度极高，这表明大国经济的增长影响到中国FDI的增长。
4.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上述Granger因果分析显示，世界大国经济增长能够影响到中国FDI和经济的增长，而中国FD I又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已经表明中国FDI已成为世界经济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传导因 素，为了更好地考察三者的相互影响的路径，本文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来考察三者波动相互传导的动态路径。VAR模型考察变量间关系时不受先验经济理论的限制 ，直接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本身的特性进行研究，先验知识只用来考虑及选用模型的经济变量 。
我们选取1980―2006年中国GDP、七国集团GDP和中国FDI的自然对数值得二阶差分，建立了V AR模型：
其中，LCGDPt、LGGDPt和LCFDIt分别代表中国GDP、七国集团GDP和中国FDI的自 然对数值得二阶差分Ci为常数项，bjk代表各变量的系数，uit为各变量参 差项，P为滞后项。根据ACI准则和SC准则选取滞后项为3。
在上述VAR模型的基础上，再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 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若ut发生变化，不仅导致各变量的当前值发生变化，而且会 通 过当前值影响其未来取值。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这些影响的动态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 的扰动怎样通过模型影响到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可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图4显示，中国GDP对来自七国集团GDP的新信息冲击即刻就有反应，但在第一年为负 ，第二年变为正的反应并在第三年达到最大，第五年后逐步消失，这表明中国经济易受世 界大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对来自自身冲击反应较弱且在第二年后逐步减弱；对来自FDI的冲 击反应不是很强，但持续时间较长，在第六年后开始逐步减弱。
中国FDI对来自七国集团GDP的冲击即刻就有反应且强烈，持续时间长，在第三年达到 正向反应的的最高点，然后减弱并在第六年取得负的最低点，此后冲击反应虽有所减少，但 仍不稳定，这表明大国经济的波动仍是影响中国FDI的重要因素；对来自中国GDP的冲击反应 在第一年比较强烈，第二年后虽开始减弱，但持续时间较长。
七国集团的GDP对来自中国GDP冲击反应较弱，第一年几乎没有反应，第四年后冲击反 应逐步消失，这说明世界大国经济的波动受中国经济的波动对影响不是很大；对来自自身GD P的新信息冲击即刻就有正向反应，但在第三年后变为负向的反应，第六年后开始逐步减弱 消失；对来自中国FDI的冲击反应较弱，在第一年内为正向，在第二年开始变为负向，此后 逐步减弱。
5.方差分解
考察VAR模型时，还可以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即把系统中每个内 生变量（共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信息相关联的m个 组成部分，从而揭示对VAR模型变量产生影响的各随机干扰的相对程度。根据估计得到VAR（ 3）模型，我们分别对LCGDP、LGGDP和LCFDI的方差分解，结果如图5。
对七国集团GDP的方差分解显示，各因素影响力在1年后逐步稳定，有大约60%的变化 可以由自身因素解释，由中国FDI解释的成分占了18%左右，而由中国GDP因素解释成分的占2 7%左 右，这表明中国GDP的波动对世界大国经济的波动影响较弱，但从时间上看，中国因素解释 的成分在逐步加大，这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对世界大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 的表现。
对中国FDI方差的分解显示由自身因素解释的成分一直在降低并在第六年达到36%左右 稳定状态，由七国集团GDP解释的则显得较低，仅有9%左右；由中国GDP因素解释的很高，占 了大约60%左右，而且有逐步增大的趋势，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仍是影响中国FDI的重 要因素。
对中国GDP方差分解表明由自身因素解释的成分第一年后很高，此后逐渐下降并在第四 年后稳定在80%左右，这表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推进，自身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程 度在减弱，但占据稳定的主导地位；由世界大国GDP因素解释的成分虽很低，但不断增加并 在第五年达到稳定的12%左右；由中国FDI因素解释的成分逐年增加并在第四年达到稳定的19 %左右，这表明FDI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研究结论
随着中国“入世”及改革开放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中国经济与世界大国经济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世界大国经济的波动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波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 响也在加大。中国自身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劳动力优势和优惠外资的政策，大量被吸引来 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成为世界大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 波动的传导因素，本文以中国经济、中国FDI和七国集团经济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分 析工具给予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世界大国经济的波动在90%的置信度下是中国FDI波动的Granger原因，而FDI波动 也是中国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中国的FDI已成为世界大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 波动的重要介质。在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资金主要来源于世界经济大国，它们的经济 波动必定会影响到其对华投资，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波动。
(2)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存有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且互为因果，这表明中国与世界经 济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关系；但相互间的影响又存在着不对称性，与世界大国经济对中国的影 响相比，中国对世界大国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弱，这是中国整体经济规模有限所致，但这一影 响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而不断增强。
(3)方差分解显示，中国FDI波动由中国经济波动因素解释的成分很高，远大于世界 大国经济波动因素的解释成分，这表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仍是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 重要因素。基于此我们认为，尽管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性高涨的流入及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主 要的生产基带来的担忧使得资金流出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回流”资金［7］，但中 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仍将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
总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大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 经济的波动受世界大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加明显。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投入 资金累计超过6650亿美元。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已达8317亿美 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8.5%；外商投资企业达57万家，其中有48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实现 工业增加值11.9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9%［8］。随着中国FDI的流量 不断增加和 存量的聚集，FDI成为世界大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波动越来越重要的介质，对此我 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注释：
［1］G7即七国集团，由美、英、法、德、意、加、日七个发达国家组成。本文以G7代表原 因有三：一是均为经济大国，其经济的波动基本上代表了世界经济的波动，二是与中国贸易 联系密切，三是在七国对华FDI占世界对华FDI的比重高达80%以上。
［2］段平方.世界经济“失衡与增长之谜”与中国经济发展.特区经济，2006（8）：15. 17
［3］梁军.从FDI看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05（8）：62 .67
［4］任志祥.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周期的协动性研究//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 论文：48.53
［5］宋玉华.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财贸经济，2007（1）：104.110
［6］RGGDPt是以1995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增长率，RCGDPt是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GDP 增长率，GGDP是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由十年前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转为今天较之前几乎增速减半，大陆经济学界也开始重新反思现有经济学框架，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大陆的政府宏观调控市场干预模式的前途与影响。实体经济受挫、股市动荡、人民币汇率下行，中国经济在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亟须经济学思想的突破。旨在推动大陆经济学研究的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于今年9月在北京成立，该基金会由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夏斌与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共同发起成立，并举办了首届思想中国论坛。众多中外经济学家亦借此时机，提出众多现代经济学发展，以及大陆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在论坛开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曾接受《凤凰周刊》记者访问。
莫里斯：中国通过减税来刺激国内消费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见效，而与此同时减税也会带来政府赤字的增加，这样就造成一个相当矛盾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有部门事实上处于盈利的状态，因此除了一方面减税之外，也需将国有企业一定的利润纳入到中央的预算当中，但做这样的决定需要非常谨慎。一些人或许会担心，这样会挫伤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但国企高管的晋升薪酬可以进行一定调整，仍然保持与营收挂钩。不过由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与其金融统筹联系在一起，与银行的协调也会必不可少。
北京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副总裁林毅夫：现代经济学长期以来基于西方发展的经验而建立，但在把这些理论运用到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却屡屡出现问题。因此经济学也需要更加丰富，更具多样性。理论的重要性来自于其解释国家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便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中国问题不仅对中国的发展有益，也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德国奥尔登堡大学社会政策协会经济思想史委员会主席Michael Trautwein：今日国际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过于碎片化，特别是现有的模型已经很难解释一些跨国组织和非国家机构的经济行为。另外，网络对经济的效应、中国股市发生的变化，也还没有在微观经济学中得到很好的解释。经济学需要把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经济学思想综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如此大而独特的中国来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副教授Terry Peach：经济学研究的多样性需要贯穿在学生和老师之间，不同的经济流派、不同的经济学思想之间。经济学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受到经济的变动的不断影响。现今的经济学模型无法解释2009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这也促使在英国一部分学者开始发展经济学的新方向，比如危机后的社会经济。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光：中国经济学界现在如同中国其他领域一样面临严重的问题，一些人守不住为学做人的底线，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不是被权力牵着鼻子走，就是被金钱牵着鼻子走，要么被大众牵着鼻子走，总是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偏好和爱好去做事。
中欧商学院教授、世界银行顾问许小年：中国经济学不仅要独立于权力、资本与民众，更应要独立于海外主流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如果不能独立于国外的潮流，也是无法做出成就。现在西方经济学唯模型是从，那些无法被数学模型进行描述的问题，比如创新以及中国人有切肤之痛的制度问题，都没有进入经济学研究的关注领域，现实的问题因为工具的限制而被抛弃。
今日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并不缺少理论数据和模型，而缺少一些容易被忘记的常识。这些常识包括：中央银行印钞票仅仅是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转移价值，并不能创造价值；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它也不创造价值；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由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要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而创新则是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手段。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中国经济的研究实际上要超出经济本身，这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一个最突出的困难，因为中国有着和世界其他地方都非常不一样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是和中国独特的历史联系的。一个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一个是中国从苏联照搬来的模式，还有从改革开放后进行的一定的调整。如何认识在这个制度下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现象，实际上是社会科学里非常重要的挑战。
中欧贸易摩擦解决机制研究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浙江省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企业国际化方式和成功因素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的动因研究浙江省各地区利用外资效果评价和实证比较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动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分析 中美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TCL 跨国并购的问题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外商投资现状比较研究 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及竞争力:入世前后的比较分析 垄断、安全威胁与反垄断控制--外资并购中的问题和对策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分析 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比较研究－以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因素分析 江浙沪 FDI 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分析 中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比较分析 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外资在华并购绩效分析 FDI 对我国通讯产业的垄断分析 浙江化工产品的出口现状和对策分析 外资在华并购后的整合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外资并购中反垄断问题的经济分析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障碍分析:农产品贸易视角 欧盟 RoHS 对浙江省机电产业出口的影响分析 宁波服装出口的品牌战略:合创品牌研究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分析 长三角地区纺织品出口市场秩序研究 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 温州鞋业出口现状及对策分析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开题报告举例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 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 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 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 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
简历。陈少晖，男，1962年11月出生，祖籍福建安溪。1980―1998年间，分别就读于南京师大、华东师大、福建师大，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2―2005年，在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我国著名财政经济学家邓子基教授。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财政金融系主任、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史专业学科带头人，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理事、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人大财经委专家团成员、福建省劳动保障学会常务理事。
研究领域及学术观点。陈少晖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研究、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同时还涉及闽台区域经济的比较研究。陈少晖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敏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成果具有系统性和前瞻性。2003年针对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在《国有资产研究》发表《国有资产分级所有的新思路》，突破“国家统一所有、地方分级管理”的传统理论，提出了“国有资产产权分级所有”的创新观点，在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2005年在《财经科学》发表了《国有资产“分级所有”体制的建构原则和划分标准》，对国有资产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所有”过程中的建构原则和划分标准作出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为国有资产的产权分割建构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思路。2007年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学第二届年会上作《新合作主义：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调整的目标模式》的学术报告，认为由于传统的行政化劳资关系体制的惯性作用和中国私营企业“再生”阶段的不成熟性，使得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模式更多地反映出旧合作主义（专制型合作主义）劳资关系的模式特征，应当将构建新合作主义为基础的劳资关系自主协调机制作为需要努力的中长期目标。2010年在《财贸研究》发表《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国外运行模式与中国的制度重构》一文，现行国有企业红利分配政策存在难以保障国有资本出资人权益等局限性，必须从国企理财目标的设定、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利润分配模式的选择以及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防范国有企业规避利润上缴行为等方面，重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的设计思路。
主要学术成果。1998年以来，陈少晖教授主持承担了《公共财政框架下省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研究》（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与地方国有资产产权关系研究》、《福建省科技投入多元化机制于政策研究》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项目10余项；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等出版《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变迁与改革模式》、《国有资本财政研究》、《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研究》、《从计划就业到市场就业》等学术专著（含合著）8部，主编撰写相关教材3部；在《经济学动态》、《财政研究》、《当代经济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风险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台湾研究》、《中国劳动》等国家权威核心刊物及省内外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新型投融资体制框架下的国有投资公司改革》等论文100余篇，其中20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经济学文摘》等全文转载。
获奖情况。因科研成果突出，陈少晖教授先后获得福建省第四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合著）、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入选福建省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福建省委组织部“541人才计划”；被评为福建师大第二批优秀青年教师（1996）、福建师大第三批科研先进个人（1999）、福建师大第二届“十佳”科研先进个人（2006）；博士学位论文《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研究》获得福建省第二届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入选“2007年度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关键词：政府规模；寻租；中国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01503
1引言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寻租腐败问题一直都被广泛地研究。自从寻租行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影响，该命题已经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核心课题。伴随寻租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便是政府规模，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涉及这一领域，但是政府规模的大小与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该国寻租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模糊不清，不同文献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比较大的差异。
在最近几年，已经有一些关于政府规模和寻租腐败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其决定因素。这些研究包括Coel和Nelson（1998）、La Porta et al.（1999）、Treisman（2000），Glaeser和Saks（2006）、Serra（2006）、Del Monte和Papagni（2007）、Billger和Goel（2009）、Saha et al.（2009）以及其他很多的学者。虽然关于腐败的决定因素已经获得了一些共识（Serra，2006），但一些与其相联系的因素却仍然模糊不清。
虽然一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应该由政府部门提供，并且这些服务对于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同时，过于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诸多的无效率，甚至导致寻租腐败行为的发生。如果政府规模被看成是政府对于市场失灵的补救程度，那么过多的干预将会破坏市场竞争，同时导致政府失灵，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例如，Lal（1985）指出了政府对于资源配置失当的问题。社会学家如Mills（1986）认为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令人担忧。政府规模同时也可以看成其官僚机构的总数或者他们的支出如工资、奖金等等。Niskanen（1971）将政府机构定义为其政府职员寻求他们预算和工资的最大化，因此他们没有激励去变得有效率。Acemoglu和Verdier（2000）指出，同腐败一样，政府失灵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副产品。为了减少腐败，高工资是防止个人和官僚机构变得腐败的必要措施。从这一方面来讲，寻租腐败、政府规模和其无效率之间的联系已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
对于国内而言，关于政府寻租行为、政府规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几年来，我国才意识到寻租行为在本国的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同时，为了适应不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政府规模的扩大也成为我国近两年来所面临的一大抉择。一方面，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部门来进行提供；另一方面，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政府效率的低下，同时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寻租行为，使得政府失灵，进而阻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例如，陈刚（2008）等的研究表明腐败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吴一平（2010）认为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由于中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其寻租腐败行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相同。李国璋（2010）等学者则指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类似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的关系。谭桔华（2005）运用具体数据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政府规模的现状。王云平（2008）指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其是基于经济自由指数来研究的，缺乏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证指导。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将政府规模、寻租与福利相结合来讨论真实的福利增长与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同时对于此类命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身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加之其身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头衔，使其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更加趋于复杂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的视角对中国政府规模、寻租行为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进行计量分析，并根据计量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2估计方法和数据
本文通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经济增长、政府规模以及寻租强度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的交叉项以确定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出的回归结果作为基本结果，该方法作为基本方法。估计方程如下（1）式：
该回归方程中，GDP表示的是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overnmentsize指代政府规模的大小，Rentseeking是指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寻租强度。Governmentsize×Rentseeking是指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二者之间的交互项。u是误差项。
从以上的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知道，除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值反应外，政府规模和寻租强度都无法直接通过数据进行衡量。此处，我们运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间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之所以运用政府支出与GDP的比重而不运用在职公务员人数，是因为各国对于“公务员”的定义本身也存在差异和偏差，公务员岗位界定不清这一重大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其存在大量的在政府部门工作却没有“编制”的人员，这样的人员对于公务员人数的统计造成了比较大的障碍，因而其政府规模通过当年的在职公务员人数进行衡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运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运用这一比例，首先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与GDP能够很好地通过数据反映出来，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其次，这一比例能够较为有效地反应政府规模的实际大小，无论是政府的绝对规模变化还是相对规模变化都能够很好地进行反应。对于寻租强度这一变量，我们运用中国人民检察院每年对于案件的立案调查数来进行衡量。此处必须指出，由于寻租行为的特殊性，其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真实地进行统计的。运用中国人民检察院对于案件的立案调查数来进行衡量会对寻租这一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是检察院的年度立案调查数据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社会中对于寻租行为的大体状况，并且能够通过具体的数据反映出中国近几年寻租行为变化的大致趋势。
同时，此处必须指出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必然会引起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以及测量误差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例如，政府规模的增大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其需要日益扩大的政府部门来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物品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规模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种双向的因果关系必定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同时，不同的解释变量之间也会存在相关性。例如，寻租程度的增加很可能会导致政府规模的增大，因为政府部门如果存在寻租的空间，其趋利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会使得其增加规模以充分利用这一空间来进行寻租行为。同时，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其所管辖的范围也将会随之拓宽，进而其将会有能力在更广的领域中来进行寻租活动。因此，政府规模与寻租之间将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之间的交互项来进行分析。
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作为政府规模的工具变量（IV）。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被认为是对政府规模的扩大起促进作用的，因为对于老龄化人口的投入是需要如社会养老保障以及医疗保障这样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入的。如果老龄化人口占一个国家的比例很高，则该国家需要更大的政府规模和更多的公共服务机构以提供保障老龄化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医疗。换句话说，国家的老龄化人口比例将会与政府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从表面上来说，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似乎与寻租腐败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因而该比例值适合做工具变量。
以上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数据均来自近十六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同时由作者整理得到。
3实证检验结果
表1显示了由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人均GDP与政府规模、寻租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第（1）一列中，我们运用得是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第（2）列是加入交互项以后所得到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引入工具变量所得到的结果。
从表1的计量回归结果我们得知，在第（1）列中，没有加入交互项之前所进行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即政府规模越大，其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于寻租而言，其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显著。当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之间的交互项时，如表中第（2）列的结果所示，政府规模依然对中国人均GDP的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同时，寻租程度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则在1%水平下变得显著为负，即寻租程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的效应。换句话说，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寻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其影响程度却并不明显。
另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内生性问题必须加以考虑，因为内生性的存在会导致OLS估计是有偏的。为了控制这一问题，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引入IV估计，运用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作为政府规模的工具变量。第（3）列和第（4）列显示了工具变量IV的估计结果，其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通过计量同时也得到证实。Stock和Yogo（2005）指出了工具变量的解释力不强的问题，并提出了F统计量中的第一阶段回归。我们检验中的F统计量结果在第（3）列与第（4）列中是比较好的。由表1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政府规模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而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寻租程度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效应。这一结果与第（2）列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结果存在一致性。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中国政府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一些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并不相符。但是，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法律制度日趋完善的中国，政府规模的扩大能够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增强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最大限度地避免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波动。这一优势在计量结论上即反应为政府规模的扩大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寻租行为的程度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的，这一结论与国内外多数对于腐败寻租问题的研究相符。因此，有效遏制政府的寻租行为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要手段。寻租行为的增多不仅会在政治上影响一个政府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使得政府陷入被动，同时，也会在经济上制约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4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学术界，关于政府规模、寻租行为以及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研究存在多种多样的结果，没有达成较为有效的共识。同时，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寻租程度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篇论文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我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即政府规模的扩大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在中国这一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必要前提。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我国扩大政府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参与经济运行的效率，保障了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迅速平稳地依靠政府行为回到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上来。同时，政府规模的扩大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其能保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健康与稳定。然而，政府规模的不断增大势必会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的丧失，同时也会为寻租行为创造出新的空间。因此，在未来几年的社会经济变革中，我国政府应该在扩大政府规模的同时保证政府的行政效率，充分发挥政府调节经济的灵活性，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扩大政府规模，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完善当地的市场，帮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种政府规模的扩大才是有效率的，才能够在长期保证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日益增长的政府寻租行为引起较高的重视。根据计量结果，寻租行为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效应，即寻租程度的加深将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不断促进政府规模扩大的同时如何有效控制政府的寻租行为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从近几年中国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腐败案件的受理和查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寻租行为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但是其寻租行为没有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大幅度下降。因而，中国政府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设租寻租行为，以保证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廉洁性和有效性，进而保证中国经济能够长期健康有效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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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因果关系；通货膨胀；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是以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作为两大重要指标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分析我国的经济现状，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9.9，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1世纪以后，我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较轻，但是在07到08年膨胀趋势有所抬头，10年下半年多次再创新高。之所以人们把通货膨胀作为关注的焦点，不仅是因为近1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较高，增长的前景广阔，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中我国能够尽快的从中复苏使得人们更加关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影响不言而喻，增加群众负担，影响社会和谐。11年以后，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居高不下，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不得不把控制通货膨胀保证经济增长作为经济的首要任务。因此，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变得格外重要。
一、理论分析
（一）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的正相关性
凯恩斯曾经提到，货币的增长能够降低利率，利率的降低可以刺激投资的增长，投资能够增加就业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种观点即认为通货膨胀能够通过收入的分配效应以及产业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换句话说，经济的增长和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二）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的负相关性
诺别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莫里斯？阿莱曾经提出过，通货膨胀过度以及为了改变之前货币的超量发行从而采取的通货紧缩的政策这两方面之间的交替不断的发生，对经济的增长是十分不利的。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容易将经济拉近恶性循环中而产生有害影响，即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
（三）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的不相关性
这个观点是认为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当货币供给量发生变动时，物品的价格会随之增长或降低，因为这种观点下的通货膨胀是不会影响实际的产量。萨金特、卢卡斯等人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可以预计经济政策实施的后果，这就不会使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增长造成影响。
二、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各种关系
分析我国从1979到2010年以来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高增长――高通货膨胀”出现于85、87、88、92―96年。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并未出现过这样的关系组合。02和09年出现通货紧缩，其余年份我国的经济运行集中在“高增长――温和的通货膨胀”、“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以及“适度的增长――低通货膨胀”的关系中。其中03、05、06年我国经历了“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最优关系组合。通货紧缩的02和09年，经济也有所增长。80和89年出现“低增长――高通货膨胀”的关系。分析我国近年来这些关系的组合，我们不难看出，经济的高增长不一定会引起高通货膨胀，低通货膨胀也不一定带来经济的低增长。因此，在此期间必然存在其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两者之间存在复杂的组合关系。
三、实证分析我国经济的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组合关系
（一）数据的说明以及对其平稳性的检验
本文通过利用1981年到200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不仅有历年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CPI），也有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经济的增长是使用GDP来表示的，CPI的增长率是用CPIG来表示。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伪回归”，我们将对模型所能涉及的变量进行单位根的检验。对数据采用AIC准则用专门的计量软件采取ADF检验，检验结果中两个变量均为1阶单整。
（二）模型VAR与变量之间的协整分析
此类模型的建立是近几年来被广泛应用的一种适用于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的模型。由于此模型中所选取滞后阶数对最后的结果影响较大，因而此过程要合理的选取滞后阶数。选取时应当综合充分的考虑LR统计量，FPE将最后预测AIC的信息准则、SC的信息准则、HQ的信息准则以及误差。用计量软件建立一个VAR模型并且对滞后阶数进行考察，得出LR统计量，而最终FPE预测AIC的信息准则、HQ的信息准则以及误差，检验均将指向2阶滞之后，SC的信息准则则是指向1阶滞之后。本文将选取2阶滞之后。在模型和阶滞确定之后，再对两内生变量进行协整性的检验，VAR模型JJ的检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表可得，迹统计量在百分之五水平之下，拒绝最多仅有一个协整方程的假设，表明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说明了经济的增长率是和通货的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存在的均衡关系。
（三）因果关系的检验
因为CPIG和GDPG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所以变量之间则一定存在Granger的因果关系，虽然拒绝“GDPG不能成为CPI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并不能拒绝“CPI不能成为GDPG的格兰杰原因”。所以影响CPI变化的原因是GDPG，通货膨胀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过快增长。
四、小结
通货膨胀的出现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对于我国来说更是如此。我国正在经历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的过快增长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从我国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来说，经济的飞速增长是依赖于资金高投入的，但是经济的增长只是通货膨胀出现的表层原因。而深层意义上的原因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合理，这才是决定因素。由此来说，要应对通货膨胀，必须要提高投资的效益，对投资的规模进行控制，加强对于投资活动的监督管理力度，从而使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转变。当然，通货膨胀有存在其自身的特别性质，当期的变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其本身前几期的影响，尤其是之前一期产生的影响，但是物价一旦上涨之后，在很短时间内很难平抑下来，反而会保持继续上涨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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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阎虎勤 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学位论文]2008
[3]李玉双 市场化进程中我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学位论文]2009
[关键词]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走势 内需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39；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91-06
一、引言
2008年8月前，由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保持着较好的增长势头，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次贷危机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缺乏足够的、统一的认识。不少乐观人士认为中国将幸免于难，更有甚者放言全球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将“风景这边独好”。很多人仍将危机定位于局限于金融领域的危机。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的延伸，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明显升级到一场全球性经济动荡和衰退的世界经济危机。
随着事态的发展，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激烈的经济刺激和拯救计划。我国政策当局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108个基点的利率下调、引导汇率适度贬值、增加出口退税以及研议中的税制改革，这些政策“组合拳”的密集推出，几乎囊括了政府可动用的所有政策手段，而且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些拯救措施是否得力有效?世界经济前景如何?中国能否率先走出危机阴影?这些无疑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
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者和权威的研究机构相继发表了悲观的评价和预测，其中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格林斯潘就曾断言：本轮经济危机将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格林斯潘表态的一反常态，相信他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理据。其实具有经济学洞察力和经济史观的学者经过认真思考和深入分析都会发现，目前的宏观形势真正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下面我们就此提出几个判断、一些对策以及几点评论，并给出基于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符合学理的分析。
二、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
席卷全球的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极大地伤害了一直以来被视作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的经济，从其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耐用品订单数、失业人数、房地产成交量等主要宏观指标已经达到了十多年来最差的数字，而这还只是开始。难以计数的金融机构坏账已经逐渐显现、随之而来的金融机构倒闭、大幅度裁员已初露端倪。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将进一步地影响实体经济，使得已经疲弱的消费与投资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此恶性循环，危机将日益显示它的破坏力。从已获得及预估的经济增长数据来看(见图1)，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于这场灾难，因而这场危机理应被定位为全球性危机。 br>
剥离那些显而易见的表象，索洛(Solow)增长模型则为我们探寻危机的根源提供了的线索。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实际产出在长期而言唯一的增长根源就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即：在经济达到稳态(steady state)时，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
回顾1992年以来全球的经济景气，无非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计算机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如数控机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其次，发达国家资本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相结合，利用了剩余生产要素，深化了全球的分工体系。而后者又以网络IT技术为承载平台。最后，美、日长期以来的低利率政策(尤以为拯救网络泡沫破灭而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最为直接)和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客观上助长了投机资金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过度活跃，从而形成了经济的双重泡沫。必须认识到，新技术自1998年以来已经没有飞跃的进展，而其它经济增长要素也基本上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于是，在全球没有出现新的增长点以前，无法想象会有一轮新的经济景气。虚拟经济的泡沫也在预期逆转的情况下，瞬间破灭，并对实体经济进一步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据此概括出十几年来这样的一幅世界经济全景：
“在计算机技术与全球化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出现十余年的持续增长。持续的经济景气使得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并演化为盲目乐观。盲目乐观在低利率和宽松监管环境下使得大家更乐于接受和炒作金融市场上的高风险创新，这进一步推进了经济的表面繁荣，引发了泡沫。
当增长源泉逐渐枯竭时，没有实体部门支撑的虚拟经济泡沫迟早必然破灭；并且经济景气时间越长，人们越乐观，泡沫的积累就越大，泡沫破灭的爆发就越猛烈，危害就越强。于是金融危机进而经济危机出现。”
我们可以证明，由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旧有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因此，它的出现是世界经济周期发展的必然。那么，各国应对危机自救的经济刺激计划或政策，是否会迅速见效使得经济走出低谷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危机可以视为经济周期中低谷的一种极端爆发形式；如果襞平经济周期的政策真的能够迅速、彻底地解决问题，那么就不会再存在经济周期了。而现实刚好相反。再考虑到增长源泉枯竭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找到新的足以支撑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以前，本轮危机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不大可能在短期走出低谷。
三、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种认识是，这场次贷风暴直接影响美国、其次是日本、再次是欧洲，而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这种看法未免太乐观了。次贷对我们的影响使得我们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大幅缩水，从已有的数据来源上看，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是――3700多亿美元美国两房债券，7400亿美元美国国债，2000亿美元中投控制，3000多亿美元短期债务，2000多亿美元次级债，1000多亿美元现金或欧元资产，共计1.9万多亿美元。现在去掉2000多亿美元美国次级债与很难保证的3700多亿两房债券，中国外汇储备以未平仓价格计算只有1.4万亿美元左右。加之美元不断贬值，它代表的实际财富价值更是在不断流失。
间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1)由于美国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每况愈下，美元不断贬值，出口需求日益疲弱。这对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是致命打击，已经有相当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的日常经营出现了困难。这对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我国沿海省份的影响尤其显著，并直接导致了大量农民工的下岗失业，潜伏了大量的社会隐患。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萎缩，对所有其他外向型经济体的影响是一致的，中国不可能是例外。(2)逐渐显现的全球流动性紧张会加剧中国资本市场的困难，减少可获得的FDI。已有一些外资机构开始变卖、减持在华资产。这方面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随着危机的深入，中国经济受外来的不利影响会越来越严重。那种希望中国经济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论调，只会是美好
的愿望。
四、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局：外因与内因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2008年中国经济的走势，从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就已经显示出后继乏力的态势。2月份GPI创出8.7％的涨幅新高以后，通货膨胀成为了首要矛盾。在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和非市场的措施以后，5月份以来连续4个月出现了CPI的回落，直至8月份令人意外地达到了4.9％。然而PPI却一路走高，8月份已经达到了10.1％。创出了12年来的新高，展现出与CPI倒挂的态势(图2所展示的消费物价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对比关系可以基本反映上述状况)。从理论上来说，PPI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CPI上来，然而之所以会出现二者倒挂的情况，一方面是政府的价格干预使得定价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另一方面国内绝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的形势也限制了PPI对CPI的推动。PPI与CPI不断加大的差距直接蚕食企业利润，许多中小型企业因高企的成本而陷入严重的困难，倒闭破产也越来越多。
从表1、表2的数据可以说明我们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外部原因：次贷危机导致预期美元贬值，热钱流入并内生地增加了我国货币供给；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增加了企业运营的成本。表1和表2提供了更加详实的证据。
以上只是外部原因。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1)在次贷危机和成本推动的通胀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出口为导向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维系。(2)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神话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也不再会出现。(3)于是，内部结构性矛盾爆发出来：在人力、资本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不能及时出现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减缓。形成上述判断的一个有力佐证是：用各种技术估算的中国各行业TFP指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持续回落。作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增长的态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此经济增长受到阻滞是或早或晚的事，只是这种必然在次贷危机背景下出现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五、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走势
近代较严重的经济危机，都严重摧毁了生产力。上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关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使其一蹶不振，被称为是“失去的10年”。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多年苦心积累的财富，被席卷一空，多年之后才逐渐恢复。此外，俄罗斯经济危机、网络科技泡沫的破裂给投资者的伤害，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图2和图3中，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持续了10年的时间；期间表现较好的美国经济出现了高达25％的失业率。
应该认识到，历史上的一些危机解决模式已经不再有出现的可能，例如我们不能想象再出现一场战争。因此如何尽快从危机走向复苏，在我们人力、资本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只取决于我们能否及时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电子、网络科技带来的这一轮经济繁荣已经走到了尽头，现有的经济增长点已经基本耗尽其潜力。从国内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要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但是产业调整决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也许是痛苦的过程。因此有理由认为我国经济将经历较长的一段困难时期。这还是基于我们能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前提上，如果我们的政策措施处理不当，则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陷入更长时期的经济萧条。
六、危机的应对策略
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这场危机，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也很可能是痛苦的。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来减轻这种痛苦，这可以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来指定相应对策。从短期来看，理论上我们可以合理采用一些逆经济周期的政策来减少或者平均化危机过程中不良影响，从而避免一系列问题集中爆发而产生剧烈的经济震荡。在这里我们强调要“合理’’地运用，因为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经济政策从来就没有熨平经济周期，相反还存在有激化矛盾的可能。同时在中长期，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性问题必须得到改善，而宏观调控政策是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此时，产业政策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彻底转变才是我们走出危机的根本途径。
基于上面的判断，我们在这里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应对措施来减少(而不是解决)我们即将要面临的痛苦。
1 短期对策。
短期而言，危机中的市场动荡不可避免，这种动荡既是经济下行的要求也是非理的后果。此时，我们可以选择合理的货币、财政、汇率政策或者政策搭配来缓解这种冲击。
(1)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应该平衡短期目标和长远影响，并具有前瞻性。应做好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准备。支出方向上应对症下药，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长远发展动力的培育留足准备。应对弱势群体有更多的政策倾斜，以确保危机下的社会安定与和谐。此外，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减少不必要的对体制改革的冲击。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掌握好分寸，并重视监管。确保放大的贷款真正流向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吹大资产泡沫。
(3)汇率和贸易政策应以稳定局面为重，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帮助出口企业度过目前的难关。
(4)此外，稳定经济其他措施，例如工资指数化、保值储蓄等都值得研究。
2 中期对策。
如前所述，要在中期内尽快走出危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转型。
(1)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消费需求为重点。上文我们已经论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旧增长模式不可能再在危机环境中持续下去的，那么为了保持经济有一定的增长以缓解其它社会问题的手段只剩下了刺激内需。从最近的数据上看，2007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还不足40％，这十分畸形，但也提供了刺激消费的政策空间。中国的市场容量是其它经济体难以企及的，这也是我们重振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但它也是老大难问题。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政策，提高消费只能是理论上的可能。
(2)完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机制和调控机制，预防泡沫的产生。
(3)汲取巨额外汇储备损失的教训，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通过资本帐户开放和汇率自由化，使得人民币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样不仅可以争取到国际货币体系中“铸币税”的特权，也可以为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争取到更多的话事权。
(4)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通过区域性的经济合作，重新获得一些组织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以获得新的增长点。
(5)要改变单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旧增长模式，科学地、逐步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们的产品竞争力，通过加大使用成本，逐步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淘汰出去，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广东省的“双转移”政策已在此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其战略是正确的。
3 长期对策。
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科技的进步。然而新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的研发耗费巨大，政府在推动
技术创新的运动中应起重要的引导作用。此外，制度层面的优化和改革，风险创投机制的完善也是有益的补充。基础性研究对经济的影响也许在超长期才能显现，但是着眼于长远利益，加大对其投人依然是值得而且必要的。这些项目的推动，依然需要政府引导、立足制度改革和完善。
七、对当前经济学界流行观点的质疑
上述内容是笔者对此次经济危机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态势的一些基本看法。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结合当前形势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重新思考，下面笔者对当前一些流行观点提出质疑。
首先，在赞赏改革开放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改革付出的代价。这种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震荡，是否可以有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模式呢?这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显得更有现实意义。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含义及其批评》一文中，笔者已经证明，“摸着石头过河”具有预期的静态性、行为的短期性、宏观经济的震荡性的特征，这种改革方式本身急需改革。
其次，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新生产技术的应用，因此，笔者有这样一个观点，尽管目前美国遭受的危机影响最大，但是凭借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储备、领先优势和优越的创新机制仍然有可能先于其它国家走上复兴的道路，继续充当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因此，那些对此次危机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论调似乎不切实际。
最后，我们已经论证，我国以高投资拉动的粗放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可维系。因此，目前国家和地方以投资拉动内需的政策值得商榷。也许出于社会稳定等非经济目的的需要，这种做法尚可以讨论。但从经济学上看，在目前我国投资占GDP比重已经超过40％的情况下，高投资的长期效应一定不尽人意。具体说来，从近期出台的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来看，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对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吸纳就业会起到不错的效果，但是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应该有所防备。按照经验来看，政府投资的大量上马，必然会对社会私人投资带来挤出效应，并且在权责不明、监管缺位的情势下，很可能会重演盲目、一窝蜂、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寻租问题。而4万亿的投资支出可能还不足以确保“保八”任务的完成。据估算，地方财政还将配套3万亿左右投资，而这个数字只有一成至三成的来源有保障。其余还要依靠银行贷款。如果投资的效益、质量得不到保障，可以预计的是我们财政辛苦挣来的家底必将不保，而且银行系统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冲击。这就为我们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此外，我们遗憾地发现，与民生问题紧密联系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没有在这次方案中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却是中国经济转型、扩大内需这些中、长期发展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因此，在这个刺激方案的操作上，财政政策依然显得“短视”，市场经济方向的理念甚至可能有所倒退。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央指出的今年经济工作的五大重点和我们的一些建议和批评是不谋而合的，但我们还应更加重视长期增长因素及其相关制度建设。过分担忧和恐慌是没有必要的，踏实和前瞻性的科学决策、合理的政策方案设计才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应有态度。
[参考文献]
[1]Carmen M，Reinhart，Kenneth s，Rogoff，This Time is Different：A panoramic View 0f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Crises[Working Paper][Z]，NBER working paper 13882，2008
[2]Carmen M，Reinhart，Kenneth S，Rogoff，The Aftermath 0f Financial Crises[Working Paper][Z]，NBER working pa―per 14656，2009
[3]郑京海等，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J]，经济学季刊，2008，(3)
【论文摘要】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关于FDI与东道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着重分析了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影响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得出了在新时期引导FDI在中国发展的结论。
中国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就要对发展外资进行考虑，在制定吸引外资的总体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用。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就“FDI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效应”进行了研究。
1 FDI与技术进步
Lall[1]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开发”或“FDI依赖”两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来实现本国技术进步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在通过FDI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建立起本地的R&D能力才有可能不在动态的工业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江小娟[3]认为，利用外资与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能吸引外资在多方面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严兵(2005)将外资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纳人到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中，通过建立一个能测度外资影响的生产函数证明了外资正面溢出效应的存在。
喻世友[5]等人讨论了FDI是否能通过各种溢出渠道提高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效率。他们的基本结论是FDI技术外溢对提高东道国企业技术效率影响很大;在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方面，技术水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张建刚(2006)指出在不同的阶段FDI的对我国的作用是不同的。从1991~1994年的4年间，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不明显的;从1996~2003年的8年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但间接效应是不明显的;外商投资参与度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 FDI与自主创新
冼国明和严兵[6]利用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对外资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些小型的创新项目上，如外观设计专利。
蒋殿春和夏良科[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的途径。结果表明，其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流动等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在国内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不同，受FDI的影响也不同;国内企业的科技活动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挤牙膏”效应，激发其更强的创新动力。
李蕊[8]使用我国1998~2005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内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3 FDI与经济增长
Makki和Somwaru[2]分析了66个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的数据，验证了FDI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并肯定了FDI、贸易、人力资本和国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程惠芳[9]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就国际直接投资(FDI)对65个样本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FDI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姚树洁[10]等人建立了研究FDI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以往经济文献尚未涉及的两个重要假设:第一，FDI是提高东道国生产效率的动力;第二，FDI是东道国生产边界稳定状态的移动器。他们还使用了地区数据，以确定外商直接投资和其它环境变量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是否产生不同影响。
4 结论
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是东道国和投资者两个能动的主体共同参与的，任何一方的决策都不仅仅要考虑自身的最大化目标和约束条件，还要考虑对方的决策，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目前的大多数理论只考虑跨国公司的决策因素，对东道国的行为机制研究的不够。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外资带来资本和技术，在该领域进行的各种研究工作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外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以东道国利益作为价值判断主要标准的理论，引导FDI在我国新时期的发展。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 Lall，Sanjaya.“Industrial Success and Failur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189-213，2004.
[2]Makki， Shiva S. and Agapi Somwaru.“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86，795-801，2004.
[3]江小娟.“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研发能力提高的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2004(3).
[4] 薛求知，罗来军. 技术引入和技术学习——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空间博弈[J] . 经济研究，2006(9).
[5]喻世友，史卫，林敏.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渠道研究[J] . 世界经济，2005(6).
[6]冼国明，严兵. 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J] . 世界经济，2005(10).
[7]蒋殿春，夏良科.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5(8).
[8]李蕊. FDI与中国工业自主创新:基于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2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