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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马迁；《报任安书》；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8-0003-01
从笔者搜集的关于《报任安书》研究相关资料看，目前对此文研究关注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一）《报任安书》的文本研究。如《司马迁词语训注补正》，《注释商榷二则――“与”“负”》，《注释商榷》，《中的成语》等。以《中的成语》为例，作者总结出“推贤进士”“勤勤恳恳”“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荤毅之下”“拾遗补翎”“岩穴之士”“攻城野战”“斩将寨旗”“苟合取容”“厕身下列”“叨陪末议”“仰首伸眉”“戴盆望天”“大谬不然”“奋不顾身”“食不甘味”“救死扶伤”“无可奈何”“九牛一毛”“泰山鸿毛”“摇尾乞怜”“画地为牢”“削木为吏”“南面称孤”“衣储关木”“一家之言”“藏之名山”“戮笑乡党”“俯仰随俗”等成语出自《报任安书》，并一一对其释义。
（二）《报任安书》的形式研究。如《奇辱奇志凝奇文――司马迁的张力之美》，《荡然之气 沟壑万千――鉴赏》等。以《《奇辱奇志凝奇文――司马迁的张力之美》为例，作者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论述其张力之美。就形式而言，作者论述其创作背景，认为作为复信，《报任安书》把“难以推贤进士”作为贯穿全文和要传达的主要内容。信的形式，一方面最便于主人公叙述自己内心隐秘、抒发真情实感，一些不便于面对面交流的事情与感受，都可在信中或直接或委婉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又借信的形式披露了自己的惨烈遭际和比现实遭际更为惨烈的内心折磨，读者能在文中阅读到作者的巨大精神痛苦，并通过对作者表层意识乃至深层无意识的观照，深刻认识作者精神追求。
（三）《报任安书》的思想研究，又分为：
1.司马迁人格、精神研究。如《，让你了解真正的司马迁》，《忍辱负重 震古烁今――司马迁的悲壮情怀》，《司马迁的人格魅力――读有感》等。以《，让你了解真正的司马迁》为例，作者分了“痛恨小人，仗义执言的高尚品格”和“忍辱含垢，著作《史记》的超常情操”两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作者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解的原因“一是想用宽心话为主上解忧：‘见主人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二是要用公道话堵小人的嘴”。又从《汉书・李广苏建传》中“陵未没时”和“陵败书闻”群臣与司马迁的表现分析认为，这些都反映了司马迁的秉性之正，人格之美，这也是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的重要原因。第二个部分，作者认为司马迁承受比死去还痛苦的耻辱，原因有四，“历史家的高度责任感”、“‘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立志重于泰山，决不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和“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心”。作者认为，也正是在此封书信中司马迁向朋友无保留地吐露，今人才有机会见其“高尚超俗的情操和光辉伟大的心灵”。
2.司马迁生死观研究。如《中“人固有一死”之思考》，《史笔春秋 直面人生――从看司马迁的生死观》，《现世的悲歌 生命的颂歌――从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从看司马迁的生死观》等。以《 从看司马迁的生死观》为例。作者认为从《报任少卿书》可看出司马迁生死观，司马迁衡量生死的标准是是否能实现人生理想，体现人生价值。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作者论述从先秦到西汉（司马迁前）儒道生死观，认为司马迁观点“不再单纯的属于先秦儒家或道家，而是融合了先秦儒家与道家，而又高于儒、道。”从“勉生与勉死”“勇者与怯夫”和“尊儒与重道”三方面谈，认为受其人生经历（诸子思想、他的父亲、求学经历等）影响，司马迁推崇有价值的死，《史记》正是他人生理想的实现，“不论是生还是死，最重要的是是否有价值”。
3.“发愤著书”说研究。如《发愤著书的心路历程的真诚剖析――解读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与升华说》，《论“发愤著书说”在中国古典史剧创作中的实现》等。以《发愤著书的心路历程的真诚剖析――解读司马迁的》为例，作者认为“著书立说是作家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情感表现宣泄的重要途径”，认为其“直面惨淡的人生，积极干预生活和政治，抒写对现实不公的忧愤，在作品中凝聚明确的政治倾向和鲜明的爱憎感情”。作者通过举例说明，太史公“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披露封建最高统治者的专断不公，‘实录’其‘暴政暴行’”。作者总结道，司马迁以坚强的毅力笔耕著述，他所蒙受的灾难给其著书事业注入了一种悲愤激越之情，对古往今来人们抗暴表现出来的人格精神力量的认识，在深刻性上达到新的高度。其坎坷苦难的一生，以及遭极刑之后发愤著书的思想，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以通其狂惑”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总结出“发愤著书说”不仅需要从主观上付出极大努力，而且还要突破各种客观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他著书还伟大，也正因为写了这篇“有怨言”的内心世界剖白书才招致太史公“下狱死”。但是，彪炳千古，忍辱奋斗的悲剧英雄永远流芳百世。
（四）《报任安书》教学研究。如《打开“心灵”的钥匙――浅谈对单元学习的启发》，《悲剧英雄的内心独白――读司马迁》，《的审美内涵及教学策略》等。以《的审美内涵及教学策略》为例。作者首先就《报任安书》的审美内涵进行分析，认为有“气氛的悲壮融合之美”、“结构的曲直整饬之美”、“情感的磅礴真切之美”和“语言的刚柔相济之美”。其后着重谈了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体验真挚的思想情感，体会强烈的悲剧意识，从而丰富心灵体验，增进文化底蕴，培养审美能力，为进一步鉴赏研究《史记》奠定基础。
分别从“鼓励查阅考据，扩大‘期待视野’”、“深掘思想内涵，领会文章主旨”、“体验作者情感，审视人格魅力”和“注重整体联系，体会悲剧意识”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同时认为在读透析透《报任安书》的基础上学习其他《史记》选文，也可以把本单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鉴赏教学，围绕思想内容、人物评析、艺术特点、悲剧意识等专题逐个展开，便于整体联系，深掘文化内涵，更易发挥研究性学习策略的优势。
（五）《报任安书》的比较研究。如《论与的异同》，《读与有感》，《对的影响》，《俞正变辨证――兼论的和与之关系》等。以《论与的异同》为例，作者认为虽然学界认为杨挥的《报孙会宗书》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多有相同，但是他认为它们的相同是表面的、形式上的， 而在思想感情、主旨意图、语言风格等内在本质方面是不同的， 并从作者各自的性格方面分析了两信不同的原因。文中讲道，相同之处有：作者背景相同、写信起因相同、文章的结构在有些相似，但是本质是不同的：思想感情、意图主旨、对待对方的态度和语言风格。作者认为两信相同部分是次要的，不同部分是主要的， 本质上的。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作者的性格决定的。并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伟大者，往往行坚；志高者，常常言谦。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人。当年，他在写给被羁押在牢的好友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不仅在信始道“请略陈固陋”，而且在信尾言“故略陈固陋”。这不能仅仅看作是文字的前呼后应，而是大有深意在，大有意味品。
“略陈固陋”者，即简略地陈述自己庸俗浅薄之见也。但通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谈何庸俗，简直如天象；谈何浅薄，简直似地藏。在这篇短短的书信中，他不仅以无比愤激之情，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隐忍苟活”的原因，而且表达了自己完成《史记》之书写的决心，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些让人读之难忘怀、激人永向上的观点。
譬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既提出了“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的情理观，又提出了“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进取观，还提出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人生观，更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生死观。
言为心声。司马迁的“略陈固陋”，可以说，是心灵的呐喊、志向的表白、行为的注释。他的这种“略陈固陋”，毫无雕虫之功，全为咏怀之作。读之，陶性灵，发幽思；思之，忘鄙近，致远大，让人眼盯前方，心欲向前，使人立定脚跟，奋发向上。
司马迁的“略陈固陋”，让人懂得，什么叫力行，什么是力行。力行，不仅是努力从事，不仅是尽力去做，而且是竭力去为。竭力者，负载而行也。这种负载，往往要承受不重之重，要忍受难忍之忍。这种不重之重、难忍之忍，不仅在肉体上，更在精神上、“脸面”上。而这种负载，对于“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的气节之士司马迁来说，无疑比“腐刑”更难忍，比“苟活”更难熬。但这一切，司马迁“隐忍”了。他的“隐忍”，虽让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且“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如往”，但不妨碍他为“成败兴坏之理”《史记》的写作。这种力行，行出来的文字，力透纸背，经久不灭；走出来的脚印，步步砸坑，经久仍存。
司马迁的“略陈固陋”，让人明白，什么叫言谦，什么是言谦。言谦，不仅仅是一种谦辞，好像自称什么“愚”呀、“不才”呀等，就是言谦。言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是言而及义，非言不及义；是言而有信，非言而无信。一句话，言谦，是温温恭人，谦光自抑。有了这种言谦，对朋友的来信，就会备加尊重，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称之为一种“赐书”；对朋友的规劝，就会备加珍重，如司马迁对任安所言，称之为一种“师用”；对自己的所谓“固陋”，就不会遮遮盖盖，掩掩藏藏，而是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而且，这种托出，是言而有“义”，雄浑有筋骨；是言而有“神”，透亮有气魄；是言而有“趣”，深醇有意味。一句话，是言而有“文”，能“行”而致远。
司马迁的“略陈固陋”，让人体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无疑，做人做事，是人生永恒之“功课”。对这门“功课”，见仁见智，各有所答。在司马迁看来，做人，要争气，“不辱先”；要自强，“不辱身”；要自立，“不辱理色”；要自尊，“不辱辞令”。一句话，要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和于俗；要不同桃李混芳尘，不混于尘。做事，要不畏艰难，艰难往往是成功的“肥料”；要多多“发愤”，只要发愤为事，不怕事不成功；要敢于创新，只要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不怕“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即便有残疾，有“郁结”，也不可怕，只要志存高远，心不二用，照样可让“自见”留传后世。一句话，做事，就要像古之贤圣那样，精神抖擞，目标如一，既不为无益之事，又不忘当初之言，还不以细小不为，直至使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摘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只要他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是生命意识觉醒较早的人。所谓生命意识是个体对生死诸问题的自觉体认和思考，主要包括生存意识、死亡意识、尊严意识、成就意识等。司马迁一生的志向就是继承父志，撰写出一部像《春秋》那样伟大的史学著作，但是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从事此项事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进之时，他受到李陵事件的牵连而惨遭宫刑。他虽然一度因此感到了人生理想的破灭，但最终还是忍受身心的巨大伤害，坚持完成《史记》的创作，以“立言”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不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执着追求，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生命意识的体现。而其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便是这种生命意识的集中体现。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一见于《报任少卿书》。两段文字大体相同：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世，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少卿书》）
司马迁因受李陵事件的牵连而遭宫刑，担心由此而影响到自己著作的价值，因而感叹“身毁不用矣！”但经过深入思考后，他从文王、孔子、屈原等这些历史人物身上看到，无论当时的统治者加在他们身上何种耻辱，都无损他们著作的价值，他们的著作都得到广泛的流传，这些人也因此得以名垂青史。换句话说，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轻易被抹掉的，历史和人民大众自有其标准。一个人只要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司马迁的这种认识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这乃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
司马迁的这种生命意识，是因其惨痛的人生经历而引发的对个体的生命存在和价值全面深入思考而形成的。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少年好学，20岁以后外出漫游，考察风俗，采集传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其父司马谈病死，临死前嘱托司马迁继承自己开创的事业，肩负修史之任。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机会博览官府所藏的大量书籍。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着手编写史书。天汉二年（前99年），因替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辩护，获罪下狱，面临选择死亡或接受宫刑的严峻考验。这一年，司马迁47岁。这是司马迁一生的重大转折点。
司马迁原是本着“广主上之意心”为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辩护的，认为以李陵平素之为人，其兵败投降实属不得已，乃是伺机再报效朝廷的行为。但却被以“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关押在狱中，“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而“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最终只能通过接受宫刑才能免于一死，这是司马迁万万没有想到的。宫刑，乃人生之奇耻大辱，对于“颇识去就之分”的司马迁来说，是断然难以接受的，“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很自然会想到一死了之，但司马迁觉得，此时自己“杀身”却未必能“成仁”。因为“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也就是说，如果就这么死掉，世俗之人是不会把他看作是为节义而死的，只会觉得他智穷罪极，难逃一死。这么死掉就像九头牛身上失掉一根毛，与蝼蚁没有什么两样，是毫无价值的。而且自己的著作“草创未就”，父亲和自己之前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所谓“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显然，这种结果对一个有志之士来说不是明智的选择，更不是其所愿。
那么，选择活下来又如何呢？要活下来就要接受宫刑。而受了宫刑之后，就会“身毁不用矣”。很明显司马迁所说的“身毁不用”，不是指他受了宫刑之后的身体不能再从事《史记》的创作了，也不是说他从此被剥夺了写作《史记》的权利。他所指的乃是受宫刑之后自己宦者的身份使他所写的东西遭人唾弃，变得毫无价值。何以言之？大家知道，中国历来都是道德文章并重的，且在道德和文章两者之间往往是先看其道德如何。孔子云：“有德者必有言。”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其才华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言语方式来作用于社会，由于其在政治经济上往往要依附统治者，因此道德学问就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唯一资本。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修身养性。否则，一旦获罪受刑，道德品质受损，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失掉了其安身立命的资本。他的著作也就难以得到人们的承认。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道：“诟莫大于宫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可见，在人们的观念里，一个人所受的耻辱，没有比受宫刑更严重的了。一个人遭遇宫刑之后，就会变得毫无地位和价值可言。人们对待受过宫刑之人，从古到今，都是轻视的。不仅如此，凡事如果和受过宫刑之人有关，别人还会觉得是一种耻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多次谈到自己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任安写信叫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尽管他自己也很想为朝廷尽点力，但觉得自己没有了这种资格：“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虽才怀隋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昂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呼！嗟呼！如仆尚何言哉！”受刑之前都难以得到重用，更何况是刑余之人？自己还能说什么呢？纵使自己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但是“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又有什么用呢？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所以，选择接受宫刑而活下来，不仅意味着身体会受到伤害，人格会受到极大污辱，而且还意味着失去生存的价值。因此，司马迁感叹“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这里面不光是对自己遭受不测之祸的愤慨，也有因这不测之祸而影响自己人生理想实现的一种深深的自责。
生要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死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可是按照上述世俗的价值观，对于司马迁都变得不可能了。司马迁面临生死两难的困境！
司马迁最终选择接受宫刑而活下来，坚持完成《史记》的创作。这是因为他经过深入思考，有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报任少卿书》）
在这里，司马迁所说的“有重于泰山”和“或轻于鸿毛”，乃是从“不辱”和“受辱”的角度而言的。换句话说，人生不受辱则有价值，就重；人生如果受辱则无价值，就轻。我们看他所列举的人生各种“不辱”和“受辱”的情况，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以儒家的忠孝观念为出发点，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判定是以当权者为主体、以当权者的标准作为尺度。但接下来司马迁对这种生死观、价值观提出了质疑。因为他在考察历史中发现，在专制社会里，一个人想要不受辱，谈何容易呢？像周文王、李斯、韩信等一系列“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之人，一旦触及统治者的利益，就会罪祸加身，也都会受辱。他们“受辱”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自身。就拿韩信来说，在楚汉争霸之际，韩信做了齐王，蒯通竭力劝他造反，从各个方面反复劝诱，韩信都始终不肯背叛刘邦。从这件事里，显示出韩信绝无反意，即使在刘邦还处在困难中，韩信已经掌握重兵，有举足轻重之势，尚且不肯背叛；那么到了刘邦统一中国，韩信手里没有军队，却说他要造反，把他杀了，韩信不是天大的冤屈吗？韩信的悲剧是专制社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典型。在昏君奸臣当道下那情形更不用说了，如屈原的遭遇：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被放逐。而即便是在所谓的“圣主明君”的统治下，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像司马迁本人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就连坚定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的班固也感叹：“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汉书·司马迁传赞》）所以，司马迁把古人所说的“刑不上大夫”解释为士的节操不可以不加以勉励，让自己的道德行为符合当权者的要求，以远离罪罚，避免受辱。表面上对此是赞同，实际上却是否定的。
既然人生在世不免要受辱，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个体的生命价值呢？又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呢？司马迁从历史上与他有着相似遭遇的古圣先贤身上找到了答案。“西伯拘羑里”，“孔子厄陈、蔡”，“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孙子膑脚”，“不韦迁蜀”，“韩非囚秦”，司马迁看到，像文王、孔子等这些古圣先贤他们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人格的侮辱，但无论当权者加在他们身上何种耻辱，都无损他们著作的价值，决定他们生命价值的并不是当时的某个统治者，而是历史和人民大众，从而看到了自己继续生存的意义，坚定了自己继续完成《史记》创作的信念。这一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还特别提到“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就是看到左丘、孙子两人所遭受的侮辱和自己最接近，“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左丘、孙子两人是属于“毁肌肤、断肢体受辱”之类的。这再次表明司马迁要像他们一样，通过著述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综上所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体现了司马迁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一时的富贵荣辱，富贵也罢，受辱也罢，都不是真正决定一个人价值的关键所在，真正为人所称道的是那些对社会、历史做出贡献的“倜傥非常之人”。这是超越当时以普遍性的形式表现的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的，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司马迁把这种生命意识渗透到《史记》的创作中，《史记》的许多篇章因此熠熠生辉。在为历史人物立传时，对那些奋发有为特别是那些忍辱负重之士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烈丈夫。如在《伍子胥列传》赞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在《季布栾布列传》赞曰：“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典军骞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评价与“发愤著书”说所表现的生命意识是相一致的。司马迁这种生命意识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鼓舞着那些正直有为之士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坚持不懈地奋斗。
参考文献：
关键词：报任安书；“以人为本”；主体意识
教学《报任安书》一文，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不能忽视，基于此，就可以把握文章的内在意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以人为本”主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包含着对“天”、“神”的否定与揭露，对人的关注与肯定以及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超越。在“天人合一”、以神为主体的宗教观念统治和禁锢人们思想的汉武帝时代，司马迁能有重视人，强调人，肯定人，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并且以自己伟大的实践，实现了人的自我价值。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究天人之际”—— 对“天”、“神”的否定
“究天人之际”即探究“天”、“神”和“人”的关系，也就是对以“天”、“神”为主体的否定，落足点在“人”，人是世界的主体。梁启超说：“《史记》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
宗教历史观，以“天”、“神”为核心，把天当作神，称天神的意旨为天命。《诗·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这就是说文王老是在上天左右，影响、传达上天的旨意。这种宗教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神支配的，是按照神的意志发展的。天代表独断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统治阶级，天是高高在上的，具有无上尊严和威力的主宰。
汉武帝时代，董仲书提倡“天人分际”的学说，给皇权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它变为神圣不可侵犯。董仲书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把天人结合起来，宣传“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的迷信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肯定天神的绝对性，而否定人的主体性。
司马迁把“天”与“人”的关系分开，否定“天”、“神”，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态度很明确：天就是天，人就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生动而详细叙述了陈涉起义时，利用宗教迷信思想，“鱼腹获绫”和 狐仙呼语 ：“大楚兴，陈胜王”等两个具体事件的全过程，使读者一眼便能看出宗教迷信是何等虚伪可笑。陈胜就这样举起了反秦的大旗，后来各地农民队伍纷纷响应，推翻了自认为万世万代的真龙天子秦始皇的残暴统治，这是对当时天命思想是一个多么大的嘲弄。《项羽本纪》中，刘邦在乌江石壁上用密糖书写“项王升天处”，项羽一看，认为自己失败是天意，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宗教迷信的虚妄性一目了然。
二、“通古今之变”——对“人”主体作用的肯定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司马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史记》创作，无论是从宏观的整体布局，还是从具体的一人一事，还是从其创作的思想倾向，无不表达其对人的肯定与歌颂，显示其“以人为本”主体意识。
（一）《史记》写作对象是“人”，肯定人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
《史记》可以说是鸿篇巨制，横贯三千年，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涉及人物四千多。以人为经，以事为纬，组成一个整体，即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大事。
从体例上看，《史记》以写“本纪”、“世家”、“列传”为主体，“书”、“表”为之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贯穿人物事迹的总线索。“本纪”是纲纪天下政事的意思，立本纪的人物是主宰过天下的人，他以帝王为主，又不局限于帝王，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史记》不仅关注大人物，也重视小人物。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围绕帝王将相,展开历史的画卷,也重视“小人物”，如儒生、游侠、农民、商人以至医、卜、星、相等各方面的人物。利用种种类传的方式，给以广泛的、全面的叙述。司马迁还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成败过程。如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兴亡，项羽与刘邦的争雄天下，还有毛遂自荐，说服楚王，蔺相如怒视秦廷，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图穷匕首见，朱家、郭解仗义行侠，济贫解难。凡此种种，不一而数，作者对那些可爱可憎的人物，忽喜忽怒，时歌时泣。宏扬贡献于社会进步的人格精神，摒弃有害于广大人民的官僚酷吏，表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二）为事成败皆因“人”，强调人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
以《项羽本纪》为例，司马迁一方面写项羽由一个无名小卒成为霸王而最终走向失败的故事；另一方面写刘邦从一个无名小人，一个弱者变成为一个强者、一代帝王的历史，其中包含一个“变”字，胜败决非天注定，而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为事在人，成事亦在人，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司马迁对项羽怀着深切的感情，一方面歌颂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对他的失败表示极大的惋惜。司马迁批评项羽在失败后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事实上，不是天亡项羽，而是他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以及性格上都犯了错，与天无关。项羽一开始就盛气凌人，直到死还轰轰烈烈，象个英雄好汉。虽然战无不胜，但到处烧杀。如“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 ”。另外，他背信弃约，同刘邦约定，“先入关者王之”，后来，刘邦先入关，项羽却背弃了关中之约。还有，他乡土观念太重，老想回江东，当时刘邦斗志昂扬，他却无意西征。还有，他杀义帝自立为王，义帝是反秦的旗帜，项羽却把他杀了。司马迁就此三件事评论项羽要抱怨诸侯和自己不一心便“难矣”。项羽自高自大，自认为了不起，不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不能团结手下谋臣，一意孤行（“鸿门宴”一节中表现最为突出）。想靠武力征服天下，结果五年后身败名裂，自刎于乌江边。如果他能忍辱负重，杀出一条血路，渡过江东，重振旗鼓，楚汉的历史又该如何改写。可是，他认为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且迷信“此天之亡我”，多么可悲，多么可惜啊！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这种价值就在于项羽具有强烈的自主的意识，黑格尔说“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项羽他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行动，表现出独立的人格，不仅如此，而且还表现为奋发有为的主体实践意识，这就是他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建立自己的霸业。他虽然失败了，但意义深远巨大。
再说刘邦，也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与项羽的不同之处是他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有两点是项羽不能比的，其一，项羽到处烧杀，令人失望；而刘邦则处处安民。这个“民”当然不一定是老百姓，但老百姓也跟着沾光，很得民心；其二，项羽不相信人，不会用人，即使自己的部下也团结不住。而刘邦却善于用人，必要时敢于把大权交给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人。楚汉之争，胜败不取决于兵力强弱，主要看双方领袖人物的政治眼光和所采取的措施。刘邦弱，项羽强，但最后刘胜项败。这实质上是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的具体表现。
三、“成一家之言”——自我实现与超越的人生价值
“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打破当时“儒家独尊”局面，自成一家。司马迁以极大的反世俗的勇气， 充分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显示了他“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亦就是要做外物的主人，同时也要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意识。主体意识有其内在的根据即主体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类需要发展的顶峰。现实生活的人，如果没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主体意识。
（一）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
司马迁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可以概括为立名意识和立业意识。
第一，立名意识。司马迁深受孔子及其儒家违时疾俗，追求真理为治世而进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精神影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立名是司马迁品评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也是他进取意识的核心。
第二，立业意识。如果说，深层的生活意识是个人的生活意识积蓄而成，那么，这种积蓄而成的意识中最根本的就是对事业的追求，或称之为事业意识。司马迁要完成一部鸿篇巨制的史书并“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强烈的事业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使他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一部上至轩辕下至与汉武帝时代，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的记传体通史的伟大创举，实现了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的自我价值。
（二）自我超越的主体意识
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集中表现为自觉地确定目标，并根据目标调节和支配自己行动，克服困难以实现目标的意志。司马迁以惊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忍辱负重不仅实现了自我，而且超越了自我。
第一，面对狱吏虐待，超越自我。司马迁自我超越的主体意识，表现为重于泰山，超越生死的价值观。司马迁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发生了“李陵案”，孜孜不倦地著述《史记》的司马迁因此入狱，遭到残酷折磨和非人虐待。他曾想到自杀，但是后来一转念：自己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决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对统治者来说，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不理解自己的人，也会以为他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才自寻短见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超越生死的价值观念，生死本身只是必然的自然现象，而生死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重于泰山则虽死犹生， 轻于鸿毛则死不足惜。如果司马迁伏法就诛，那就轻于鸿毛，如蝼蚁何异，且死因则是为兵败降敌之人辩护，背着欺君的罪名。引决自裁稍见光彩，司马迁绝不谈贪生怕死，只是平白死去，是不值得的。
第二，面对宫刑，超越自我。事隔一年，汉武帝听说李陵很受匈奴器重，遂下令把他的妻子、儿女和母亲都杀了。司马迁因此受到牵连，被判了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一个死罪。汉代法律有赎罪、赦徙诸项目，汉武帝天汉四年、太始二年两度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赦徙可能不缴赎钱，汉景帝中元四年曾有先例：“赦徙作阳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许之。”腐刑就是宫刑，因为受这种刑罚的人下体就要腐臭，故有此名。司马迁官微家贫，拿不出巨款，又得不到亲友的帮助，怎么办？“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他必须选择的。司马迁认为“祸莫大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他还认为，有些道理是一个士人必须信守的，这就是：“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腐刑”是一切刑罚之中最卑贱的一种，受“腐刑”简直是一种比死都还要可怕的奇耻大辱。然而，历史上的显要和英雄人物给他精神力量：西伯身为诸侯之长，囚于幽里；李斯官至秦相，腰斩于咸阳；韩信，贵至王侯，亦为吕后所杀；彭越，南面称孤，竟诛三族；张敖，高祖女婿，依然下狱。还有魏其、季布、灌夫等人，都“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亦遭拘禁，任人处置。最终不免于统治者侮辱和杀害，所谓“勇怯”、“强弱”最后还得决定于人们的地位和权势。这有如人生活在宇宙之中，又有谁能不受尘埃的沾染呢！明确这个道理，对权势、荣辱的得失，就不会有什么想不通了。他逐渐认识到，仅仅为了顾全士节，即为了避免“诎体受辱 ”而自杀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去受“腐刑”，会不会被人看着是一个不能舍身就义的人呢？这又使他疑虑。虽然，“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是人之常情，但是自己想活下去，却更多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且“勇者不必死节”所以他打消了这个顾虑。他又想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之人称焉。”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古代圣贤之咏《诗》三百篇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人物，都曾经受人陷害，以致“身残处秽”，然而都能“受辱而不羞”，并发愤著述，以表示自己的不平和反抗。这些“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超越生死荣辱，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主体精神给他莫大的启迪，他效法前贤“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了完成他伟大的事业，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受腐刑。司马迁强烈的事业意识或者说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自请自以为奇耻大辱的宫刑以求生存，且“就极刑而无愠色”、“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他终于被下了“蚕室”（执行腐刑的一种特别监狱），成为一个“刑余之人”。
第三，面对鄙视和讥嘲，超越自我。司马迁出狱后做了中书令，这是一种掌管机要的显职，得了这种官职，就更能亲近汉武帝。因此，流言蜚语相继而起。他们把司马迁看着“无行之人”，说他刚受到“腐刑”，创伤未愈就“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容，妻子获其饶。……” 但是，司马迁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了来自朝廷上下的鄙视和讥嘲，超越自我，坚信“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前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写成了不朽的巨著《太史公书》。这时，他如释重负：“则仆偿前辱之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结束语：
司马迁以“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跳动的是一个伟大的灵魂，闪耀的是崇高的思想光芒。鲁迅先生称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郭预衡先生称司马迁“放言无惮，为后人所不敢言”，可见其思想博大精深和难以达到的高度。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及其亲身实践，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要早一千五百多年，将永远成为照亮人类前进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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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迁生平及写作背景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关于司马迁的生平有两种说法。一是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相信这一说；二是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赞成此说。这是一个疑问，有争论，还值得研究。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文史哲”丛刊第三辑《司马迁与史记》)赞成前说，考证破细。一般人多同意前说。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又曾周游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0年)，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着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腐刑又称富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书令，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二、《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其来源综合起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来源是书籍。凡汉代以前古书，司马迁无所不采。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重要材料来源。他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如《六国年表》中说“太史公读《秦纪》至犬戎败幽王”；《五帝本纪》中说“予观《春秋》、《国语》”等等。这些都表明司马迁是广泛搜集并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书籍资料来从事著述的。
第二个来源是档案。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此职，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记功册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以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都是。
第三个来源是见闻。秦汉史事，对于司马迁来说是近代史。当时记载有缺，因此多赖见闻。如《赵世家》赞中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这是得于所闻的。《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这是得于所见的。《田叔列传》中说田叔的少子“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这是得于交游的。这些从见闻和交游中得来的资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第四个来源是游历。司马迁为了著《史记》，曾经登涉名山大川，访求史迹。如《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淮阴侯列传》中说“吾如淮阴”；《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足迹所至几乎遍及全国，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写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史记》的史料来源很丰富，然而就各个历史时期来说，史料的多少又很不平均。春秋以前间有缺略；春秋战国至秦比较详细：汉建立后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则详尽记载，篇幅最多。也就是说，时代越近材料越多。对于上古史事，司马迁当时已有文献不足之叹。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称：“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自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这个评价是对的，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司马迁据以写史的资料前少后多所致，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于他。
三、对《史记》和司马迁的评价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问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史记》的编纂方法在当时具有独树一帜的首创精神。司马迁创造性地以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不 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事实。这种方法，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方法，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据《太史公自序》中说全书共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自，是古代第一部大书。也是当时系统研究古史唯一的史书。它把古代历史作了一次总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是纪传体史书的鼻祖，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弊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一位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中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了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死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地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读书的人，做买卖的人，算命的人-尽管在当时社会上地位不高，他们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重视。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悲剧英雄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入世家。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也曾经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长生，多欲好战，耗费民力的行为，在《史记・汲黯列传》中，还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1、奋不顾身的顾释义：顾虑，考虑。
2、奋不顾身指奋勇直前，不考虑自己的安危。汉司马迁《报任安书》：“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3、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文选·奏弹曹景宗》：“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顾义勇；奋不顾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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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太史令的司马迁为了完成其父遗愿可谓是全力以赴，呕心沥血。借其职务之变，我有幸能够博览大汉的皇室藏书，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知道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然而就在司马迁而立之年执笔著书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始料未及的事。
天汉二年，汉武帝派李陵和李广利带兵攻打匈奴。李陵兵拜投降，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大怒，朝堂之上歇斯底里欲诛李陵全家。满朝大臣两股战战，无人敢言。而此时司马迁站了出来，为与自己毫无交情的李陵鸣冤。此时此刻的汉武帝自然会迁怒于他，几番怒言之后司马迁无辜入狱，以观其变：若李陵真的回来，则释放司马迁，否则的话就视为同党处死。我听闻此事后暗暗为司马迁叫冤。司马迁他头脸发热不说，汉武帝也更是昏庸之极。可即使他所做如此，但汉武帝还是处死了李陵家人
。
我以侍官的名义探监，见到司马迁时他正一动不动地坐在牢房里的砖木床上，倚着墙抬首望着牢顶天窗，日光穿过天窗射进来，冷冷的没有一点热度。
我清楚地知道他心里在想着眼什么：一旦李陵真的投降不归，自己则必遭杀身之祸，这样的话父亲的遗命便无法完成。
司马迁见我来了，便下床拖着重重的脚镣缓缓走近，沉重的金属碰撞声听着异常刺耳。没问别的，只是关心材料的整理情况如何，我告诉他还可以，就等您出来后接着写了。
司马迁闻言怅然叹了口气：“生死未知，谈何出狱？怕父命难遂了！”
我这时正可以将腹中愁惑向他抛出：“主公，您与李都尉并无交情，可又为何明知后果地替他辩护呢？”
司马迁抬头望着牢房顶，良久，才缓缓地道：“子波，你知道作为一个史官，职责如何？”子波是我的字。
“真实地记录前期朝及当朝所发生的事。”
“不仅仅是这点，还要记载各朝奇人异事，山川河流，更重要的是，永远地坚持正义与真理。”缓缓道来，不紧不慢。
我还要说些什么的时候，门外传来叫嚷声：“喂！时候差不多了，快走快走－－－－－”
告别之后，站在牢门之外，我的胸口很是压抑，许久才能舒出一口气来。可是，自己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李陵家人被杀的消息数天便传到匈奴之境，不久之后匈奴那里也传来李陵真正投降的讯报。
我闻此大呼不好，考虑再三还是委婉地把消息告诉了他，即使不说，他迟早还会知道。司马迁明晓后先是一怔，然后便跌跌撞撞伴着杂乱的铁器撞击声走向砖木床，仰面躺下后一动不动。周围很安静，我看到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甚至可以听到他那沉重的呼吸声。而我只能站在那儿无能为力。
要想不死，当时只有两种办法：交钱或宫刑。司马迁为官清贫，又少与人交往，自然拿不出那么多钱，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道只能单选的多选题！
卑贱的生，或壮烈的死！
日光照耀下，我清楚地看到泪水在他的眼角划下一道刺眼的泪痕。多么沉重的男儿清泪啊！敢问泱泱大汉怎能承载它的重量！
我无声地离开了，我无法忍心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就在当天晚上，一纸公文被送往牢房－－－－－－－－司马迁最后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刻还是来了。
我忽然想起司马谈临终时的情景：重病缠身，卧在床上一息奄奄。司马迁握着父亲的手跪在床边，痛哭无声。司马谈呼吸艰难，可幽忧的眼神仍盯着案牍上的资料，司马迁明白父亲的意思，当司马谈的眼睛望向他之时，他深吸了一口气，万分坚决地点点头，似是领兵上阵阵的将士。
我不知道为何会想起这个，但可以肯定司马迁必定想起过这个情景。身兼此任，他要完成，也必须得完成，不仅存为父亲，更是历史的重托。
司马迁意料之内地承受了宫刑，我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也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历史呵！为何你总是让人别无选择？
我去看望受刑之后的司马迁。他躺在床上以泪洗面。他见我来了，无语。是啊，这时候还能说些什么呢？即将到来的冷嘲热讽该如何面对，九泉之下该如何去见列祖列宗？事已至此，无法挽回，至少，自己对得起大汉。既然选择活着，就必须完成诺言。
每次看他，他都沉默不语。终有一天，他对我说：“你代我去司马氏祠堂那儿上柱香吧，跟他们说说情况，我已无颜再面对他们了！”
我点点头，当天便收拾行李赶往他的老家夏阳。无奈他们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后，无论如何也不让我替司马迁上香，我好说歹说，又是苦衷又是皇上的，他们才勉强道着对司马迁的恶言恶语允许我进去。事毕他们便下了逐客令，而“司马氏的脸都让他丢光了”这句话却迟迟回荡在我耳边，连带我也让他们说得一无是处，这倒是我没能想到的－－－－－－试想连我都遭到如此境地，司马迁的状况可想而知。
昔日里与司马迁交往甚密的好友人间蒸发般不见了踪影，但我却不能像他们那样，我也有自己的诺言。
至于司马迁为维护我所说的过激话略去不谈，终于在一个月后，司马迁足不出户，闭门在家开始了《史记》的编纂工作。而我，则是见证这个历史上伟大工程的第一人。
而后，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司马迁抵着压力及众人的耻笑，毅然接了关于汉武帝对其中书令的任命。也许是汉武帝良心发现，这是个职权远高于太史令的官职。可我清楚，这样一来他的内心将更加痛苦。
我曾看过一封司马迁回给他朋友信。其中的一段话令我记忆深刻：“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退而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这何尝不是在说自己？与他们相比，司马迁受到的伤害更深！即使是死，他也要死得其所！
春去秋来，花落花开，历经十载，终成大作。司马迁把那本史书定名为《太史公书》，并交给我妥善保管，有朝一日公诸天下。我并未独自保管，这本流传出青史光宗耀祖的著作我另记一分后将原本送去了夏阳，可惜他们有眼无珠竟然不肯接收。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司马迁的一个侄子，他倒不计较司马迁所受的刑罚，当即表示接收此书，并允诺其子嗣会将其公诸于世。
师：昨天同学们回去预习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一文，我们先来聊聊《史记》、讲讲司马迁。
生：我先说说司马迁。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生：我知道，《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还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师：同学们预习得不错。读历史故事和其他故事一样，首先也要梳理文脉。请大家自由默读，用小标题形式归纳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根据学生汇报，归纳出如下小标题：殷切嘱托 忍辱负重 完成巨著）
师：快速浏览课文。（生读）可以用合并段意的方式，归纳故事的主要内容：司马迁遭受了飞来横祸后，忍辱负重，历时13年，终于完成了辉煌巨著《史记》。
师：同学们，让我们把时光追溯到司马迁的年轻时代，寻找写《史记》的原因。静下心来默读课文第1～2自然段，在读懂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并写下来。
生：黄河的熏陶是司马迁决心写历史的原因之一。
生：还有历史故事的感染。那波涛滚滚的黄河龙门下，年幼的司马迁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心里满怀着梦想，他也要成为一名英雄，也要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
生：还有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喜欢历史，也有编写史书的志向，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尤其是病榻前，父亲泪流满面地叮嘱司马迁一定要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师：让我们一起朗读。（引读司马迁“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忙着研读历史文献”这两段话。）
【评析】预习、初读、浏览，梳理文脉，学会从文中筛选信息，学会概括，把长文读短，是阅读故事的一般方法。教者教学的重心始终停留在学生自主学习、交流讨论的方式上，很适合本文清晰明了的文字风格。
二、 感受一段心路
师：当在司马迁专心致志写《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出示）“飞来横祸”是什么意思？
生：“飞来横祸”就是意外的灾祸。
师：那是怎样意外的灾祸呢？课文中有一句话写得很明白，一起读。
生：“正当他……入狱受了酷刑。”
师：遭受飞来横祸、冤受酷刑，对于年轻的司马迁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会经历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板书：一段心路）静心默读第3自然段，多读几遍，可以用单竖线做上分层记号。
生：一开始司马迁的内心一定非常非常痛苦和气愤，可谓悲愤交加。（板书：悲愤交加）
师：请你读读文字。（生读）
生：这时候的司马迁一定很想死，死比活着痛快！可他又想到了很多很多，所以决定活下去。
师：也就是思想始终处于矛盾中，处于痛苦的生死抉择中。（板书：生死抉择）
生：最后司马迁改变主意了，他决定活下来，继续写《史记》。
师：也就是司马迁发愤著书。（板书：发愤著书）
师：从悲愤交加――生死抉择――发愤著书，写在黑板上只有寥寥十二个字，但对于司马迁的内心来说，是极其复杂的。就让我们细细地阅读、体会这段不平凡的心路。
【评析】教者逐步放手让学生自主阅读，从整体感知，梳理层次，提取关键词，解读司马迁不平凡的内心密码，教学的明线停留在学生习得阅读方法上，暗线则铺设了―条触摸人物情感，赢得自我情感共鸣的甬道。
师：遭受酷刑后的司马迁悲愤交加，“悲”的是什么？“愤”的是什么？课文中没有过多介绍。请你们读读补充阅读资料第一部分，再深入想一想。
生：司马迁悲的是入狱受了宫刑，失去了男人的尊严，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生：悲的是他再也抬不起头来做人，整个家族都蒙上了羞辱。
生：悲的是自己竟然被判了这样的酷刑，痛苦万分。
师：读历史故事就应该这样，联系历史资料阅读，能把故事读厚实了。宫刑是所有刑罚中最卑贱的一种，是一种奇耻大辱。那他“愤”的是什么呢？
生：愤的是汉武帝不辨是非，无故判他酷刑，受了冤枉。
生：愤的是因为多说了几句真话，就被迫害受了这样的刑罚。
生：愤的是朝廷官员黑白颠倒，不敢说真话。
师：正义直言换来了如此酷刑，忠心耿耿却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所以（生齐读）“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残”字在字典中有三种解释：（1）害，毁坏。（2）不完全，余下的。（3）凶恶。这儿该选择哪一种？“残生”的意思是什么？
生：这里的“残生”就是指不完整的人生。
生：因为他受了宫刑，已经没有了做男人的尊严，所以说是不完整的人生。
师：在我国古代，有一种士大夫气节，士大夫犯罪，杀头可以，但污辱性的惩罚是受不得的。士大夫如果遭受酷刑，一般都会自行了断，这就是常说的“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对于当时的很多文武官员来说，如果“死”和“宫刑”同时摆在面前的话，他们会选择什么？
生：会选择死。
师：对，所以――（齐读）“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
师：司马迁后来在《报任安书》中这样描述：（画外音）“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安静地看看这一段话的意思（大屏幕推上译文），你能理解司马迁此时的感受吗？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说一说。
生：生不如死、非常痛苦、痛不欲生、悲痛欲绝……
师：此刻的司马迁悲愤交加，万念俱灰！让我们一起再读读这句话。
生：（齐）“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
【评析】课文仅用一句话说司马迁悲愤交加，寥寥数语不能触及故事源处，对于那时处境的了解正是感受司马迁形象的基础，教师的补充恰到好处，加上哀怨悲伤的旋律与声情并茂的阅读，在学生心底掀起情感波澜，对“悲愤”的理解自然也深了一层。
师：所有人的预料一定是司马迁会选择死，然而最终司马迁却选择了生，给世人一个大大的惊讶！为什么要生？这生死抉择后的“生”从何而来呢？
生：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
师：他的这一想法决定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几句话请你们一句一句地读，看看能不能读懂？
生：我读懂了第一句“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就是说每个人死的价值不同，有的比泰山还重，有的比鸿毛还轻。
师：原文是这样说的：（出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谁能读懂？
生：人必然有一死，有的死比泰山还要重，有的死比鸿毛还要轻，这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不同。
师：因为追求不同，人生价值完全不同，多么鲜明的对比，我们一起朗读，要读得掷地有声！
生：我读懂了这一句：“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他觉得现在死了，就比鸿毛还轻，死的没有价值。对他来说，真正有生命价值的是写《史记》，真正重于泰山的是写完《史记》。
生：我受了宫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必须求得痛快一死。可是，不，不行，父亲临终前的嘱托还没有完成，我怎能就此求得自己的一死了之呢？将来我怎么去面对九泉之下的父亲啊！
师：《史记》何以那样重要？竟然让这位“士可杀不可辱”的士大夫坚持活了下来，他的内心一定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请你们替司马迁把“生死抉择”时的话写下了。[出示：司马迁想： （生写，然后交流）]
生：我因为多说了几句真话，遭受了如此的飞来横祸，现在的我这残生还有什么意义？我还是选择死吧？不行，我不能就此沉沦，想想那些英雄们，周文王被关，写了一部《周易》；屈原遭到放逐，创作了《离骚》……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写完《史记》，成为英雄！
生：我是一名史官，我有责任记下历史，留给后人，这可是我们两代人的梦想呀！……
师：同学们的内心独白说得有情有理，父亲的遗愿让他活了下来！从小的梦想让他活了下来！史官的责任让他活了下来！对人生价值的理解让他活了下来！
师：同学们，你们走进了文字，更走进了司马迁的内心，真好！就在这样经历反反复复的内心抉择后，司马迁坚定了信念。（齐读“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
师：两个感叹号，两个“一定”请你们读好它。（生读）
师：把决心下在心底，读得更低沉有力些！（生读）
师：此时的《史记》对司马迁来说，是生命的延续，是精神的支柱，是实现生命价值的体现。
【评析】文本细读的关键是借助关键词句反复品读、感受，想象，深化、共鸣……小练笔的目的不仅将散落在文中的“珍珠”串成一条项链，而且借助深情的朗读，使得情感得到升华。
师：司马迁发愤著书用了多少年？
生：13年。
师：整整13年忍辱负重的日子，只为了写《史记》。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离我们有二千多年了，他发愤写《史记》的画面，仍会像一个个特写镜头，出现在我们眼前。
师：（引读）为了儿时的梦想、父亲的嘱托――（生读）“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师：为了百姓的期待，史官的责任――（生接读）“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竹简，在上面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师：为了实现自身生命的价值――（ 生接读 ）“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师：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忍受着一切的痛苦，执著地追求着，这就是――
生：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评析】情感的升华是怎样水到渠成的？复沓式的朗读是―种教学的艺术。教师导语的变化，为的是―次次地渲染气氛，就好像站在大瀑布前，听到的是―次次雷鸣般的轰响，看到的是―个永恒定格的埋头书写形象。
三、 领悟一种精神
师：从悲愤交加――生死抉择――发愤著书，终于，司马迁用生命之泉浇灌出了累累硕果。读读第4自然段，其中有两个数字，“13年”“52万余字”，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我体会到了司马迁编写《史记》时间之长，《史记》的文字很多。
师：数字是有温度的，让我们发自肺腑地赞叹：――（生齐读）
师：《史记》这部辉煌巨著名垂千古，鲁迅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史记》为（齐读：“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师：知道《离骚》吗？
生：它是屈原的作品。
师：对，《离骚》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抒情诗。鲁迅称《史记》是史家的绝顶之作，不押韵的《离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师：同学们，我们读到了司马迁的一个故事，一段心路，现在你还读出了什么？
生：我读出了司马迁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
生：我读出了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官的责任和厄运打不垮的信念。
生：我读出了司马迁永不放弃、笑对人生的精神和对生命价值的理解。
师：梦想、信念、责任、承诺、不屈不挠、对生命价值的理解！这就是一种司马迁精神（板书：一种精神）司马迁靠着这种精神完成了历史巨著。我们想象一下，当司马迁在光洁平滑的竹简上写完《史记》的最后一个字，欣然站起身来，他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呢？
生：他会边哭边说，《史记》是我们司马家两代人的梦想，现在我终于写完了，我没有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
生：他会跳起来大喊：太好了，《史记》终于写完了，从皇帝到汉武帝这3000余年间历史可以留给后人了，我安心啦！
生：他会对家人说，13年的风风雨雨，我终于挺过来了，但我终究是成功了，因为我写完了《史记》。后人可以读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希望这些英雄能激励更多的后人。
师：我相信完成《史记》后的司马迁，一定享受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幸福和快乐，他觉得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因为他说过（齐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评析】历史故事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探讨支撑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精神力量，感受司马迁坚定的信念和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是教者教语文，更教做人的朴实想法。借助想象说话，体会艰辛过后实现人生价值的幸福感，也使得学生读这个故事时的心路历程变得丰满和完善起来。当然语文教学不是说教，更不应让学生被伟人精神吓着。
四、 记住一个名字
师：同学们，学到这儿，司马迁这个名字，你们一定牢牢地记住了。（板书：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请你用一两句凝练的话写下来，署上你的名字。
生：我对司马迁的评价是：铁骨铮铮好男儿，壮哉司马迁！
生：司马迁不仅让我们读到了一部辉煌的著作，更让我读到了一段艰辛的心路历程，一种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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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生：司马迁，你把历史装在心里。站起来，你是一座山；倒下去，你是一座伟大的丰碑！你是我们心中永远大写的“人”。
生：一个故事、一段心路、一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司马迁，你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师：两千多年过去了，司马迁坚定的信念，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司马迁也被称为中华文化的脊梁。（板书：文化脊梁）希望你们也能拥有这个脊梁，活出我们自己的生命价值。
【评析】阅读提炼与自我评价，把司马迁伟大的名字和中华文化脊梁联系起来共留学生心中，从中受到激励并传扬，活出自己的生命价值，这也正是本课的目标和归宿。
【总评】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有文化自觉。历史是什么？用一个著名学者的话说，历史就是那朵“沙漠玫瑰的开放”，看上去已经干枯，其实所有的宝贵就在于把它放在水中一段时间的浸泡，便又是完整的丰润饱满的复活了的玫瑰。历史就是让你知道它的过去，并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学习历史人物故事，王老师把目光锁定在一个故事、一段心路，一种精神，一个名字上，就是力图打破历史人物与学生间的历史隔膜，引领学生走进这段历史，回到起点，让学生浸润在语言文字中，浸润于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触摸、感悟并提升一种文化精神”，让这个记载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获得重生。综观本课，有如下几个特点：
1. 螺旋上升的板块设计。整堂课在整体架构上采用了“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板块设计，这样的设计用意是十分明确的：以细读文本为基点，铺设学生与历史人物之间，由认识到熟悉进而评鉴的路径；以人物心路的反复琢磨为重点，把司马迁的忍辱负重、矢志不渝的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复杂的情感变得可感可触；以获得精神与信仰的共鸣为标点，将文路与心路自然结合，课路与学路的和谐共振，把学生推到历史人物面前思考生命价值，感悟信念力量，体会实现人生价值的幸福。这正应了那句话“读史使人明智”。从课堂上学生的反映来看，学生学得开放主动，思考深入，思维活跃，情感真挚，这样的架构正是教者追求“关乎精神，生长智慧，获得积淀”的语文教学境界的有效体现。
2. 咬文嚼字的课堂细节。这堂课，在文本细节的处理上可谓独具匠心。学习历史故事，遭遇到的困难是如何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像司马迁这样充满传奇经历的人物故事，要获得内心的认同和体悟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王老师首先长文短教，面对教材始终关注语言文字的细节化处理，像整体感知、筛选信息、梳理层次、学会概括、提取关键词、觅得读书方法等细节的打造，目的是使得人物形象越来越清晰，历史故事越来越明了。但仅此是不够的，王老师又将眼光落在学生学习文本不易理解的几个部分，让“短句长教”，重点聚焦“忍辱负重”，重锤敲打最能突出司马迁形象的重点部分。读司马迁被冤枉事件，听《报任安书》的内心独白，以“情感”为主线，读懂艰辛、曲折、屈辱、坚强等的一段段内心矛盾挣扎的前因后果。咬文嚼字的工夫还体现在搭建对话平台，恰当的自主学习和交流，还将学生的触角向四面八方张开，想象《史记》何以那样重要的心理活动，学生的收获是显而易见的。
3. 链接拓展的创生机制。语文的课堂教学所追求的，不只是那些可见的、物态化的符号、图像或行为，还应当是一种只有孜孜叩问，它才会彰显的内在意义。一种精神性、人文性的价值取向和情感信仰。王老师在教学中始终没有忽视儿童的精神发育，她让学生站在历史人物面前，不惜浓墨重笔让学生书写、聆听、讨论，不惜花时间在反复、多样的精读、细读、拓展阅读上，尤其是几处恰到好处的补充与拓展阅读，既渗透了“联系”的思想，也使得“司马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学生心灵扎根，可谓水到渠成。当学生用语言文字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活出自己生命的精彩时，不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关键词：司马迁／习俗／制度变迁／经济自由主义
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无独有偶，在史学鸿著《史记》中，司马迁以他通古今之变的视野，构建了“随俗浮沉”①，即因俗变迁的经济观。“俗”在《史记》的不同篇目中互文见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范畴，而《史记·货殖列传》则尤为特别，司马迁在此篇不惜笔墨，集中叙述了全国各地不同的习俗风情，对俗的重视跃然纸上，但后人对这一专题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的相关 理论 ，对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进行系统的探讨。之所以选择司马迁的经济观，主要是因为其思想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受到阉割，而且几成传统知识分子的绝响。同时其因俗变迁的经济观对我国当代经济制度的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因俗变迁经济观的理论基础
习俗在经济学家的词典中具有不同的界定，但大都认为它是一种习惯心理在特定环境的刺激下所作出的行为复制，在行为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往往是不加思索地遵循着某种传统的惯例。诺斯(1991)指出，制度是由人类设计的用以安排 政治 、经济与社会交往的约束。它们由非正式的约束(习俗、制裁、忌讳、传统、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则(章程、 法律 、财产所有权)组成。在 历史 的长河中，人们已经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制度以建立秩序并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制度以累积性的方式逐步演进，将过去现在及未来连接起来，因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制度演化的故事。哈耶克(1988)也认为，习俗是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们的基础是人类的经验。当人们长期按某种习俗行事，他们就会惯性地或无意识地认为应该保持着这种约定俗成的经验型行为的一致性。这样，一种习俗也就会逐渐地或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的心理层面推进，转化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从而对利益相关主体产生自发的行为约束，形成自发的社会秩序。从诺斯和哈耶克的论述中，我们认为，无论在 现代 市场经济抑或是希克斯所说的“习俗经济”中，习俗为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低成本的博弈规则，其变迁往往发生在正式规则的边际，因而为正式规则的演变提供了成本较小的方向，因循习俗变迁的趋势，可以降低经济制度转型的成本，这已经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 发展 和转型所验证。由此看来，对司马迁因俗变迁的经济要义确有 分析 的必要。
在司马迁的语境中，俗有风俗、谣俗等表达方式，但其主要内涵如作者所言，即“上行谓之风，下习谓之俗(《史记·乐书》)”，统治集团的行为形成了社会的主流风气，民间主体的生产、经营、消费和分配习惯构成了日常的习俗。他认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史记·乐书》)”了解各地不同的习俗，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根据习俗变迁的趋势制定国家政策，可以降低移风易俗的阻力，有助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因此他周游全国，考察各地风俗人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探寻国家盛衰的内在 规律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通过对古今社会风俗变化的考证，透视习俗、文化传统变迁的内在要求，形成自己关于习俗变迁的学说。我们不禁要问，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渊源何处?古往今来，诸多学者对此评价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词。最早如东汉时期的班固评价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其原因是“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艺文志》)”近世有梁启超认为“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是汉代独一无二之大儒矣。(《论 中国 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而今人则有胡寄窗、赵靖、叶世昌等先生持“黄老之学”之说，此说颇有见地，惜三位先生分析不多，此处我们不吝笔墨，姑妄析之。
我们先分析司马迁对先秦儒道的态度。他在《史记》中把孔子纳入“世家”，并且在《孔子世家》中确实表达了景仰之情，却把老子纳入“列传”，因此明人陈仁锡、清人赵翼和王之昌等借此认为司马迁思想渊源儒家。本文认为此说值得商榷，一是《史记》作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已获较高文化地位，这是司马迁的实录。二是《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并且对“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颇有非议。三是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强调“礼乐征伐白天子出(《论语·季氏第十六》)”，经过董仲舒的异化后，“《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这已经成为专制集权超经济控制的理论工具，而这与司马迁的因俗变迁观相抵触。四是司马迁希望成为孔子卒后的一代文化导师，创立自己的一家之言，他尊重孔子的态度并不能证明其思想脉络的相承。
我们再从《史记》的文本出发，探讨其因俗变迁的理论基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叙述了他的家学渊源，特别阐发了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通过对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等五家学说的批评之后，肯定了道家学说，指出“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司马迁很赞同这个观点，并且客观隐含在他对秦汉经济的考察结论之中，秦国力强大经济却走向衰退，汉初百废待兴经济却走向繁荣，关键是秦接受法家思想，干预经济失其道，汉因循为用，无为而治。《史记》在卷六(《秦始皇本纪》)到卷十二(《孝武本纪》)、《律书》、《封禅书》、《平准书》、《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酷吏列传》等有大量的事实比较了秦汉及当下经济政策，表达了司马迁对汉初“无为而治”政策的推崇，此处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出。关于“无为”思想，老子有如下的论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第七十五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第七十三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第五十七章)”、“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四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老子》第三十八章)”等等皆体现了老子反对“上之有为”而强调“无为”的思想。思想的火花超越了时空，当代经济学家哈耶克也借鉴了老子的“无为”之论，当他(1966)谈到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时：“难道这一切如此不同于《老子》第五十七章的诗句：我无为也，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参见韦森《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与老子》)”可是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已经汲取了老子“无为”思想的精髓，提出了“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观点，即“因者”是统治者的治理之纲，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模型的理论基础。分析至此，我们才更容易理解他的“善因论”。
然而，司马迁对道家思想的认同并不排斥他的理性转换，他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如他摒弃了老子“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的分配观，提出“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史记·货殖列传》)”的效率观；如他对老子的“少思寡欲”和“绝巧弃利”的主张加以改造，提出了顺民之欲和求利观，在《史记·货殖列传》的开端：“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鞔(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里引用了《老子》第八十章，大多数学者认为，引之是为了斥之，梁启超即持此论。今人李埏(1999)则指出，断句应当在“必用此为务!”结束。本文对此持相同看法，因为《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对各地经济案例的考察和归纳，此处引文省略了《老子》原文中关于“小国寡民”的论述，补入了“至治之极”四字，表明了司马迁对这段话进行了改造，其着眼点在于“安其俗”才能“乐其业”，至于“老死不相往来”也许表明了老子对浮华之礼的鄙视(刘俊男，1999)，换句话说，百姓各自安俗乐业，没有互相侵犯的机会主义，不需要任何的帕雷托改进，达到了交易成本为零的帕雷托最优状态。从反对国家干预的角度，司马迁评价汉文帝和乐之治：“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史记·律书》)”汉武帝与民争利：“於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组豪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史记·酷吏列传》)”，孰是孰非，昭然若揭。因此，司马迁认为近世涂民耳目，干预控制个体自发的经济行为政策，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由此观之，我们认为司马迁对老子文本“甘”、“美”、“安”、“乐”的引用，在于表明他对因俗变迁的渴望，至于人民因什么俗、得什么欲，则应顺其 自然 。
二、因俗变迁经济观的前提假设
上文已述及习俗是人们长期交往中共同经验知识的积淀，因俗变迁可以降低制度变革的不确定性，减少个人在经济活动弈的机会成本，从而带来社会福利的整体增进，为此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即因俗变迁的机制设计是经济学追求的帕雷托最优解，用利益引导为次优解，而道德教化和整齐同一则又在其次，与习俗斗争背离更是最下解。那么司马迁立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们通过对《史记》文本的分析，概括为如下两方面：
(一)求利本性的假设。司马迁肯定求利是人类的本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诸多论述(后面未加注释的引文均出自此篇)，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正是利益、财富驱使人们的各种活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种求利本性上自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没有任何差别，“白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史记·孟荀列传》)”同时，司马迁列举了壮士、贤人、廉吏、廉贾、赵女郑姬、游闲公子、渔夫猎人、赌徒、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等等各类群体，指出他们的活动“归于富厚也”，无不是在财富流动的自然顺序下忙碌、奔波。正如斯密(adam smith，1776)所言：“他们原来的统治的性质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统治大大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仍然没有多大改变。”②个体的求利活动没有带来社会经济的萧条，反而促进了生活消费品的日益丰富，如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等地的产品“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而获取这些丰富的消费品依赖于农、虞、工、商的社会分工，合理的分工来自于农、虞、工、商产业的利润和规模经济，规模带来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市场扩大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所谓“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先秦以来，关于人们的自利本性已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但大都从整体主义的角度选择 影响 或限制人们求利诉求的路径。如法家主张用赏罚政策，利归于国；儒家主张用道德教化使人们欲望最小化，达到“安无寡，均无贫”的目的；《管子》(后期)则认为民富难以管理，提出了国家干预市场价格的主张，诸如这些学说的共同之处在于为统治集团筹谋划策，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唯独司马迁没有提出任何限制好利活动的主张，如对于“匹夫编户之民”的求利，他认为：“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肯定了人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认为仁义道德是财富的派生物，他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还用范蠡经商致富后散财给贫贱之交和远房兄弟为例，指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对空谈仁义之士，“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表明了他对虚伪的道德乌托邦者的反对态度。
(二)求欲心理的假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司马迁指出，虞夏以来出现的求娱乐、求物欲、求荣耀、求享受的心理，已经变成一种习俗，对人民浸染许久，即使用最美妙的高论逐户去劝说，最终也是无济于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给定资源稀缺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追求自身欲望的最大满足是人类的天性，它驱使人们追求体安驾乘、目好五色、口甘五味、情好珍善的生活，而实现这种欲望可以促使人们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积极性，因此司马迁认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之验”。只有统治者尊重这种改变，才能使人民“安其俗，乐其业”，达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促进。 但资源的稀缺和人类欲望的无止境这一对矛盾难以解决，古今亦然。从自发的秩序而言，萨杰(sugden)认为，人们所遵从的习俗有道德的约束力，而礼义道德、信仰是构成习俗的主要因素，并随习俗一同演化。司马迁指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史记·礼书》)”解决物和欲的冲突需要“政治人”的介入，制定相应的道德行为约束，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其目的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既保证人们的正常欲求，又能促进物品的增长，而不是压抑扭曲人们的欲求。相比之下，战国时期的荀子也有对物欲冲突的论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荀子强调等级秩序，为统治集团的干预开绿灯，而司马迁注重习俗的自发秩序，为经济自由创新说。
三、因俗变迁经济观的内容
(一)“与时迁移，立俗施事”的指导原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叙述了自己对司马谈思想的继承，并且把“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作为因俗变迁经济观的指导原则，即社会制度变迁应该与时俱进，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习俗会发生变化，沿着习俗变化的方向处理事务，容易执行，并能达到事少而功多的绩效。根据诺斯(1991)的理解，历史是制度变迁的故事，在故事的演进中，非正式规则创新将以低于改变正式规则安排的成本被诱发、刺激出来，它试图绕过正式规则的限制来获取潜在的利润。我们知道，“科斯定理”是交易成本为零的状态，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一切社会制度均可达到帕雷托最优。可是由于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状况，因此制度变迁能否带来经济效率关键在于如何使变迁成本最小化。习俗作为自发的社会秩序，从正式规则的边际缓慢演变，降低了外部性和群体“搭便车”行为，因而制度变迁才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可，才会提高经济效率。这样看来，司马迁的“与时迁移，立俗施事”确具有前 科学 因素。
(二)因俗变迁的具体主张。因俗变迁的制度是否可行，关键要解决激励 问题 和信息问题。司马迁通过对大量 历史 事件和 经济 案例的考察，间接提出了因俗变迁的具体主张。
第一，因俗简政。《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太公望的治国方略，“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尽管齐“地卤、人民寡，”可太公望至齐后，因循齐地习俗，精简政务，因地制宜，终使“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同时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了鲁公伯禽和太公望报政周公之事，周公对太公“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的政策极为欣赏，叹日：“呜呼，鲁後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在这里，司马迁借周公之口提出了因俗简政的主张，并且 分析 了因俗简政给人民带来的激励。如管仲富比王室，可齐人不以为侈，因为管仲任政“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再如孙叔敖为楚相，“世俗盛美，政缓禁止”，“民皆乐其生(《史记·循吏列传》)”等等案例，表明了司马迁对因俗简政的肯定。
第二，习俗变迁与资源选择集合的改变相关。在上文我们已经从求利、求欲的假设中分析了习俗变迁的内在前提，如果资源选择集合的改变导致了收益分配的变化，人们将会对现行习俗发出质疑，进而自发产生习俗变迁的激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用大量的资料作为实证，间接地表明了这个观点。如他考察了关中之地习俗的变化：关中之地沃野千里，适宜种植，俗好稼穑、难为奸邪，但自秦汉以后，逐渐成为 政治 和商业中心，“四方辐凑并至而会”，贸易流通扩大了资源选择集合，“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因此俗变为多贾再变至“益玩巧而事末”。再如越、楚三俗的比较：西楚土地贫瘠，“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而越由于“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东楚，由于喜游子弟较多，俗“则清刻，矜己诺”；南楚，由于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好辞，巧说少信”。
第三，习俗变迁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关。土地和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那么其相对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会对习俗产生 影响 。(1)地少人多，如三河“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2)地薄人多，如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3)地广人稀，但如果财富产权得不到保护，人民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如种、代和上谷至辽东地区，地广人稀，可“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
第四，习俗实际上是人们的利益与需要的函数，其变迁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如果人们长期维护这种习俗带来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则人们就会自发产生变迁习俗的需求。司马迁列举了(1)邹、鲁之地习俗首先是“俗好儒，备於礼，”但维持此种习俗的成本较高，然后变为吝啬，当其衰败时，“好贾趋利，甚於周人，”这是利益的诱导；(2)颍川、南阳之地习俗从尚忠朴到“俗杂好事，业多贾”，这是由于秦末不轨之民迁居后群体交易需要的变化。
第五，“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史记·乐书》)”司马迁意识到俗有厚薄、善恶之分，而薄恶之俗会对经济 发展 产生锁定效应，如楚越之地拥有丰富的 自然 资源，俗却“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经济走向衰退；如淮南王和衡山王的叛乱，“非独王过，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淮南衡山列传》)”，薄俗使政治经济发生扰动；为此要“易前之恶俗，从今之善俗”。那么如何移风易俗呢?司马迁表明了两种倾向。一是对制俗、轻俗论调的批评。因为制俗、轻俗论者过分相信自己的智慧，低估了人们的理性预期。如商鞅认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迁斥之为“浮说”；赵武灵王主张“制俗”，人们不事农商；汉武帝轻俗，“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史记·平准书》)”尽管公孙弘作政治秀，“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却“无益于俗”等等皆是鲜明的例证。二是对“不教而民从其化”的肯定。司马迁通过对孙叔敖改变楚地民俗事件的叙述，提出了“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史记·循吏列传》)”的观点，如果“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会使民众无所适从，因为习俗是维系 社会 稳定运行的纽带和“润滑剂，”具有自我变迁和实施的机制。自西汉以后，这个观点可谓曲高和寡，只有北宋时期的苏轼针对王安石改革提出的“流俗不足恤”的严刻之政，提出“因俗而任情”(《上神宗皇帝书》)的主张，因俗变迁的制度设计才是克服北宋社会危机的上策。
第六，习俗可以自发扩展为成文的规则和非成文的惯例，为经济运行提供和谐的市场秩序，同时也降低了经济活动信息的搜寻成本。司马迁记载的经济案例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从宏观来说，减少国家治理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经济健康运行。如太公治齐、文景之治。从微观来说，减少商业风险，扩大获利机会。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卓氏发家之事，卓氏远迁临邛是由于他了解临邛习俗“民工於市，易贾”，其它如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刀问等等致富史也说明了解习俗的重要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诸多“任时”、“随时”、“逐时”、“趋时”之词，其关键是要掌握消费者信息，而消费者的经济活动信息存在于大量的习俗惯例之中。
四、因俗变迁经济观的评价及当代启示
司马迁在“道法自然”的 理论 基础上，通过对民间经济主体的实际考察，提出了因俗变迁的经济观，这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创举。他肯定了人们求富的合法正当性，把“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的人称为“贤人”和“素封者”；同时他看到了经济运行的自发调节机制，反对政府的强制干预和与民争利。事实上，他已经朴素地认识到政府干预对人们生产激励的消散，如杨可告缗后，“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也看到了政府干预为官吏徇私舞弊、骄奢腐败提供了物质温床(如《酷吏列传》记载的杜周、周阳由、王温舒等人)。可以这样说，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是与君主专制思想博弈下的一颗流星。
众所周知，君主专制是以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为核心，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与此同时，政治规则将取代经济效率原则，成为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内生变量。尽管西汉初期的“无为而治”带来了经济繁荣，“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但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与君主效用的最大化有着天然的冲突。我们知道，董仲舒异化的“大一统”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从贾谊的“众建诸候而少其力(《治安策》)”，到晁错的“削藩”，再到主父偃“推恩令”，逐步剔除了利益集团势力，为中央集权的巩固铺平了道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则使统治者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汉武帝实施的“与民争利”政策实质上是满足其个人偏好的例证。如汉武帝多次与匈奴作战，扩充疆土，司马迁称之为“务纳其税(《史记·匈奴列传》)”；如更钱造币是因为“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史记·平准书》)”；如杨可告缗“得民财物以亿计(《史记·平准书》)”；如桑弘羊实施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使“太仓、甘泉仓满”等等；所有这些措施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来换取君主专制统治下行政效率的需要，所谓“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史记·平准书》)”。自此以后，经济 哲学 让位于政治哲学，求真让位于至善，儒家“内圣外王”成为统治集团致命的自负工具，对民间主体的超经济控制成为传统社会长期的路径依赖。
当前，随着 中国 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正处于经济冲突的多发期，因为经济制度转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先的利益分配，必然产生制度变迁的成本，这需要我们从制度创新的边际——习俗出发，减少改革的阻力和难度，同时我们应该明白，习俗存在自发的维持市场运行的社会秩序，理性的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经济选择，而在经济制度的转型期，如何引导个人创新的激励，减少经济主体的寻租行为才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这既是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给今人的启示，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注释：
①司马迁在《史记·张丞相列传》中对韦丞相玄成执政理念的评价。
②[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 》，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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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学与史学本各有其不同原则，二者区别显著。刘知幾说：“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史通·惑经》）章学诚说：“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2]（《文史通义·原学下》）刘知幾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1]（《史通·叙事》）说明诸子学是主于思想、议论、博学多闻，史学是主于叙事直书。
司马迁所著《史记》在四部中属史部，居《二十四史》之首，赵翼称之为“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3]（《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东汉时尚未有四部之分，《汉书·艺文志》列《史记》于六艺春秋家之后，《春秋》为鲁史，仍是史书。史学的含义，即如班固所说，首在实录。“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汉书·司马迁传赞》）对此，刘勰也曾有所讨论，说：“开闢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5]（《文心雕龙·史传》）所说“载籍”、“载笔”、“主文”，其核心在于记言记事，真实可信。《春秋左传》宣二年记述晋太史董狐之事：“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实录”、“良史”二语，最足以说明史学的基本原则。
《史记》向以“文章”[4]（《汉书·公孙弘传赞》）著称，文笔“疏荡”、“有奇气”，[6]（《王安石集·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7]（P59）但将其归为史书一类，应无异议。章炳麟说：“《史记》为诸史之宗，文章虽美，而用在实录，勿以文人之见求之。”[8]（《菿汉三言·菿汉雅言劄记》）然而，《史记》其实也是一部子书，其所为作，上受命于其父司马谈，下传继于外孙杨恽；其最初的书名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章学诚说：“《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2]（《文史通义·释通》）“太史公”犹言“司马子”。而司马迁的著述意图，更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少卿书》）。如刘知幾所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为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1]（《史通·辨职》）子学的含义，依照刘勰所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5]（《文心雕龙·诸子》）以现存古籍而论，先秦诸子的著作内容极其宽泛，既有系统的学说体系，也有单一方面的技艺，以至于像伊尹以五味，师旷以五音，皆可以言治理。实则子学的基本原则，正在于“入道见志”。先秦士人，只要能“入道见志”，只要有言论载籍，有一人即是有一子。由此而论，司马迁所著《史记》又完全是一部子书。
扬雄评价司马迁，一则称其“实录”，[9]（《法言·重黎》）一则称其“爱奇”，[9]（《法言·君子》）扬雄的评语恰好说明了司马迁的二重特点。司马迁是兼有史家与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说他是以史家的内容体现了子家的性质。一官所守，一技之专，皆可以入道言治，皆可以为子学。伊尹之子学在于“五味”，师旷之子学在于“五音”，司马迁之子学则在于其“良史”。
以《伯夷列传》为例。《伯夷列传》于七十列传位居第一，葛洪称其作传意图为：“迁发愤作《史记》，其以本于居列传之首，以其善而无报也。”[10]（《西京杂记》卷四）《伯夷列传》的传主是伯夷和叔齐二人，但史迹只有一事，今排版多作一段。全篇共计788字，自“其传曰”以下为史迹“正文”，仅218字。“正文”前后全为议论，计570字，超出“正文”一倍以上。全篇引用孔子之语四处，谣谚四处，贾谊之语一处，议论辗转反复，而终之以疑问。后世“正史”之中，此类传记文章实为绝无仅有之作，以至刘知幾从史学体例一方面对他提出批评，说：“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岂知史书之大体，裁削之指归者哉？”[1]（《史通·论赞》）但是也有与刘知幾相反的批评，如文中子王通就说：“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11]（《中说·天地》）则是认为司马迁于议论方面尚且不足。实则《伯夷列传》自子家角度审视则甚为正常，自史家角度审视则确有不宜。
先贤钱基博有论：“昔太史公宏识孤怀，意（即“入道见志”之志）有所郁结不得通，录秦汉，略迹三代，上纪轩辕，曰以成一家之言，而人当作史记读。心知其意而无其人，故曰藏之名山。余亦有别识心裁，寄意是书，略人之所详，扬人之所抑，以自明一家之学，而人或作方志读。心知其意之期来者，亦只俟之其人。……太史公原始察终，以史之体为诸子，吾则欲取精用宏，通子之意于传记。”（《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余论》，P104。）钱穆论司马迁《伯夷叔齐列传》亦谓“《太史公书》于上古三代人物，仅传伯夷、叔齐。于春秋，仅举管仲、晏婴。此非史公之疏，亦非史公之奇，乃史公之自有其成为一家之言之所在。”（钱穆《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P1049。）
今人研治先秦汉代思想史，《史记》为必备文献。《史记》七十列传的前二十五篇先秦人物列传中，今人多视为思想家，特别是有著作流传的，管子、晏子列在第二，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在第三，司马穰苴列在第四，孙武、吴起列在第五，孔子弟子列在第七，商鞅列在第八，苏秦列在第九，张仪列在第十，孟子、淳于髡、慎到、驺奭、荀子列在第十四，屈原、贾谊列在第二十四，吕不韦列在第二十五，几乎全为思想家。再加孔子列在世家，先秦诸子所占比重可谓不少，体现出司马迁作为子家与侧重子学的性质。
特别是在这些列传中，司马迁多写有史论史评，以发挥此类人物“入道见志”之处。班固讥刺司马迁说：“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4]（《汉书·司马迁传》）由史家的原则而论，则司马迁所为确有不宜，但是由子家的原则而言，则只要符合“入道见志”的标准，自然亦得入史。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与由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汉以后一直是历代文化的主干，而孔子与老子二人在《史记》中都得以入传，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一大见识。章炳麟说：“铺观前世史家，以子长为上首，而世人忽其微旨。案其深远要眇，通知政俗学术消息之故，发言往往中要害。班孟坚所不与知，他亡论矣。”[8]（《菿汉三言·菿汉微言》）所说“政俗学术消息”，大抵不离于子学范围。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其撰著《史记》的动机有二，其一是司马谈的遗命。所说“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之意，即指上古史家“世官世畴”的职守。《史记·龟策列传》载卜筮之官：“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章学诚说：“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2]（《文史通义·史注》）既是“世官世畴”，则其各代传人个人的观念以至生命势必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以其所执掌的此一种特殊文化与技艺，而世代承袭此一世官。能够继承其特殊文化与技艺的，称为“不失其守”，不能继承其特殊文化与技艺的，称为“失其守”，此可谓上古“世官世畴”状态下的一种生存原则。由上古史学传统而言，鲜有如司马迁这样“先黄老而后六经”的。班固承其父班彪之业，犹有上古“世官世畴”的遗风，他对司马迁提出批评，是很可以理解的。
其二在于效法孔子。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仲尼厄而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前者所述为孔子编定《春秋》的心理动机，后者所述为孔子借助“行事”的史学，来表达其子学的“是非空言”。由此可以看出在现实关怀一面，司马迁是得孔子真传，与孔子一样充分体现出先秦子家特色的。
傅斯年《史记研究》讲义论《史记》之卓越，列举三条，第一条为“整齐殊国纪年”，第二条为“作为八书”，第三条为“疑疑亦信”，称赞其文献不足，多见阙疑。[12]在史料的整理方面，司马迁的态度实际上是比较保守的，或者说他主要是依循了史家“良史”、“实录”的传统。如对黄帝史迹的分析，认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13]（《史记·五帝本纪》）因之恪守儒家《五帝德》、《帝系姓》一种文本，只写出《五帝本纪》，而没有《三皇本纪》，以至到唐代司马贞要补作《三皇本纪》。又如称《山海经》：“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3]（《史记·大宛列传》）以至影响后世对于《山海经》这部书的价值多存疑惑。“信信疑疑”是在古代很早就已讨论过的有关问题，荀子有“缘天官”之说，[14]（《荀子·正名》）意谓只相信自己的感官所能感觉得到的事物。我们在对《史记》抱持遗憾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对司马迁恪守史家原则的做法给予理解。
司马迁的这一做法，也体现在他对于先秦诸子所作的列传中，从而使得这部分列传同时兼有了子家与史家的二重身份。以老庄列传为例，司马迁总括老子的学说大旨，是“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又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1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于老子的思想旨趣，学界纷纭由来已久，但是司马迁的这二句概括则为千古不易之论。如果从史家的一面看待司马迁，则不能不承认他对于诸子之学的领悟也已具有很高的水准。李长之先生曾说：司马迁“有着对于老学之极中肯的理解”，[15]（P188）是十分正确的。
关于庄子的学术归属问题也是这样。庄子属于战国时期“其学无所不窥”[13]（《史记·老子列传》庄子附传）的一类学者，《庄子·天下篇》实际上是庄子自述其学术经历，所提到的共有六家，而司马迁称其“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明老子之术”。东汉以后“老庄”并称，足证司马迁所说亦为不易之论。
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于老庄这二位大思想家的记述，总是力求由史实一面着手，由此而不能认可其作为哲学思想的独立价值。其中记述老子的史迹，只有孔子适周见老子一事，与今传《孔子家语·观周》所述大致相同，可能均出于儒家一系。而庄子作为一位避世的隐者，其史迹本无可寻。司马迁在庄子附传中只记述了楚威王厚币迎庄子一事，这件事在庄子的诸多重要思想学说中所具有的意义实不足道，但是在记述庄子生平事迹方面，则几乎为绝无仅有的资料，所以司马迁便加以引述，其细致与无奈可以想见。刘向称列子：“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16]（《别录·列子书录》）然而由此而来，在阐明庄子思想一方面，司马迁亦不免多所忽略。傅斯年即由此批评司马迁说：“太史公以庄释老，遂取庄书中不甚要各篇，当时儒道相绌之词，特标举之，甚不知庄生自有其旨。”[17]在记述《庄子》篇目时，司马迁的态度也是一样，出于强调《庄子》寓言性质的目的，而仅将其《渔父》、《盗跖》、《胠箧》、《畏累虚》、《亢桑子》（《庚桑楚》）五篇篇名列出，其他数十篇则一律忽略，由此而引发出千古争论。至于他说庄子“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与批评孟子“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一样，也是专由现实政治一面注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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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历史研究中的宝贵资料，《史记》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面对这本大部头的史书，我选读了《史记》中的一些文章，主要是：《太史公自序》、《伍子胥列传第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并且借鉴了史迁的一封书《报任安书》和《孟子》中的篇章。本文主要论述史迁以这本巨著为镜传递出来的勇敢。
关键词：史记，镜中，勇敢
梁任公先生的作品《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史”的定义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1同时，对于“史家的目的”，最终也归结到“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2而在学期初对于钱穆先生的著作《国史大纲》绪论的讨论中也得到类似认识：学历史的目的就是“鉴古知今”。因此，在读《史记》时，通过以往的实例从而给现实生活做借鉴是很必要的。
因为还没有通读过全书，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史记》中有似乎有一面镜子，史迁在16年的细细打磨加工中，不经意间在镜子里雕琢出了他的品质――勇敢，而这种光芒逐渐幻化为永恒的精神力量。有些人或许会对这种评价感到疑惑，并且认为史迁的忍辱偷生是失于勇敢的表现，至少不符合当时“刑不上大夫”风气下士阶级应有的气节。在我看来，《史记》中的精神与《孟子》中《舜发于畎亩之中》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3的论断不谋而合，史迁的勇敢恰恰在于他对生与死的选择上。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勇敢在于隐忍
《报任安书》中，史迁对于死生的抉择浓缩于一句话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对于当时士阶级普遍舍生取义的风气，史迁选择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虽然在他的意识里也是“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4
而《伍子胥列传第六》中也深刻表达了史迁对于隐忍的赞同。在父亲武奢获罪将株连武尚和武员兄弟俩时，武员提出：“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于是“武员奔吴”，并最终为父兄报仇。太史公的评价中表现出了他对于伍子胥这种隐忍的赞赏：“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就此哉？”5这未尝不是对自己当初的选择的一种肯定。同样，在《淮阴侯列传》中也描写了韩信受“胯下之辱”的隐忍。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对于前人隐忍的赞赏溢于言表：“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6
因此，在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能够选择隐忍何尝不是出于勇敢。
而在现实生活中，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已不适用。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流于浮躁，许多惨剧的发生不得不引起整个社会的反思。
二、勇敢在于坚持
史迁的坚持不仅在于他顶着压力直言劝谏，在狱中面对酷吏杜周的严刑丝毫不屈服，还在于对自己的使命的坚定不移。《太史公自序》开篇就谈及：“司马氏世典周史。”在他人眼中史官或许不是最显要的职位，但是史迁却为自己的这个身世感到骄傲，并且愿意为修史这项事业奉献毕生精力。
继承父志的他有着伟大的理想――“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他在极度受折磨的情况下，意识到“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而选择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最终实现了《舜发于畎亩之中》的理想：“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刺客列传》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是晋人豫让。他感怀于智伯的礼遇而立志为其报仇，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找到合适的机会行刺襄子，他“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甚至“漆身为厉，吞碳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气于市，其妻不识”。无奈多次被襄子识破。最后，襄子决定要杀了他，豫让在临死前仍不忘实践他“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宣言，拔剑三跃而刺襄子的衣服，最后自刎而死。7
坚持于自己的理想不动摇，使史迁即使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样的困窘中都毫不放弃编写《史记》的工作，这又何尝不是出于勇敢？
曾经看到过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职业激励家约翰・库提斯，从小因为残疾受到各种羞辱甚至虐待的他，在坚强选择截肢后创造了很多奇迹：没有脚却自己开车，被医生认定活不过一周却已经活了41岁，患癌症却依然有活力地活着，并且是澳大利亚残疾网球比赛的冠军、成为澳大利亚板球队荣誉队员。至今，他已经到过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演讲，激励了无数原本认为生活没有希望的人。
透过史迁的这面镜子，我们看到的人越来越多，并且不断受到鼓舞。《史记》是一本值得静下心去时时读、处处读的好书，在它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再喧嚣浮躁的世界中时刻保持平静，不受外界的负面影响。（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学院）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第5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第7页。
［3］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315页。
［4］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907-923页。
［5］ 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06年12月，第397-401页。
眼下，网络、微信平台等新媒体的崛起，对视听、平面等传统媒体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而广大新闻工作者依然坚守阵地，为党和人民鼓与呼，传递正能量，令人肃然起敬。古代的“记者”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是如何坚守职业操守的呢？
风险很大的职业
其实，古代是没有“记者”这个称谓和职业的。我国古代被称为报纸的是邸报，它最早出现在汉代，是专门用于登载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内容，最早写在竹简或绢帛上，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才印在纸上。因为都是官样文书，无需采访报道，就没有“记者”之说了。
直到晚清时期，大约19世纪70年代，正式的报纸出现，才开始有专职的采访记者，起初叫“访员”“访事”“报事人”，到了19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记者”这种称谓。
在古代最接近记者职业的是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官，称为太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由他们来负责记录帝王的日常事务及朝廷的大事，董狐、太史伯等为代表的一些太史为了真实记录当朝的史料，甚至遭到杀害。
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春秋时，齐庄公名光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便设计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景公。崔杼也自封为相国，飞扬跋扈、专断朝政。齐国太史伯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大怒，杀了太史伯。太史伯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
崔杼告诉太史伯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暴病而死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来，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齐太史秉笔直书的故事，给后人很大的鼓舞和启发。正是有了这种不畏牺牲的精神，才有了“董狐直笔”“秉笔直书”这样的成语，这是古代的“记者”们用生命代价为今天的文字工作者换来的最高美誉。
司马迁仗义执言
后来，从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开始编纂《史记》，直到清代才形成了官修国史“二十四史”，这些皇皇巨著，卷帙浩繁，翔实生动地记录了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成千上万的史官史家继承董狐们的优良传统，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大量的心血汗水。他们同样是古代最可歌可泣、名副其实的“记者”。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全身心地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这年，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批判李陵的罪过。汉武帝就此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粮草尽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的仗义执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最后，司马迁被处以最残酷的宫刑，如此屈辱的刑罚，没有击倒司马迁的信念，为了完成鸿篇巨制《史记》，他坚持活了下来，而且在大赦后，迅速投入到自己的著史中来。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在司马迁的艰辛努力下，《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迁的人格力量，铸就了他的史书力度，从而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泰斗地位。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界和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史记》因此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万斯同著史不受贿赂
在漫长的“二十四史”修著过程中，史家史官们大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说话，不搞以稿谋私。但也不排除个别谋私现象，颇受争议的陈寿索米公案，就是一例。据《晋书》记载，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曾向丁仪、丁M的儿子索取大米千斛，这两人不给，得罪了陈寿，他就不给丁仪立传。其人品和文品可见一斑。另外还有北魏的魏收，他编史时大量收受礼物和金钱，他所著的《魏书》，因此颇受后人诟病。
但是到了清初，却出了一位不要国家俸禄，不收传主后人贿赂，专心修成《明史》的史学大家万斯同，堪称古代“记者”操守严谨的第一人。万斯同（1638―1702），浙江鄞h人，幼年聪慧异常，十四五岁时，他已遍读家中藏书；十七岁那年，其父又送他跟诸兄一起受业于浙东学派的一代宗师黄宗羲，成为最得力弟子，热爱明史的研究。后来有机会专门研读了明十五朝实录，为他以后编纂明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正如其师黄宗羲一样，万斯同也重气节，不愿当清廷的官。1678年，有大臣推举万斯同应博学鸿词科，他坚辞。1679年，大学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馆总裁，又推荐他入馆，他开始仍不愿去，但老师黄宗羲觉得这是挽救明史的好机会，劝他赴京。送别时，黄宗羲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的名言相赠鼓励他。当时，凡入史馆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禄，但万斯同赴京后，只寓居于徐元文家，不受官职，不受俸禄，以布衣身份入馆修《明史》，担任实际上的主编，前后达十九年。
万斯同对明史情有独钟，研究深入，编纂严谨。所以万斯同坚持史实至上，绝掺不得任何杂质。清代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载：有个运粮饷的官员，半路上遇到强盗，吓得逃到山里而死。死者的孙子怀藏白银，送给万斯同，请求他把死者附在《忠义传》里。万斯同说道：“史家之笔是中流砥柱，歪曲不得。你想让我当第二个陈寿吗？”
一脉相承的是，后来万斯同的侄子万言，又参加了《明史》的编撰工作，专门负责写明崇祯长编。好多当时重臣的后人，纷纷入京贿赂他，求他美化其先祖，以减轻其先人的罪责，万言当即严词拒绝说：“史家之笔金不换，你们不知道我的为人，难道不知道我叔叔的为人吗？”贿赂的人羞愧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