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3:11
关键词： 司马迁 《史记》 人物 创新
一、司马迁笔下的人物
《汉书・司马迁传》在谈及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时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P2735体现了司马迁独到的眼光和胸襟。《史记》所记人物众多，并非只有王侯将相，还有下层地位卑微之徒，只要是有不平凡事迹或重要贡献的人都会出现在司马迁的笔下。
1.不以身份高低，着眼于对历史的贡献。
司马迁选取人物典型时不以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是着眼于对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贡献。摩罗先生说：“司马迁对一切有才能而得不到施展的人，对一切道德高尚、心地善良而命运多舛的人都充满了悲悯之情，因此为他们立传，为他们鸣不平，替他们抒愤懑。”[2]P256《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讲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让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司马迁在《张丞相列传》里对那些没作出什么贡献的人评论说：“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屏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他明确指出“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的人，即使是丞相，也不给立传。但对历史发展有贡献的人，即使是地位低下的民众，也会在传记中给予一席之地。
2.不随世俗，着眼于忍辱负重的气节。
在古代，个人名节大于生死。一般情况下，一个士大夫若遭受了“宫刑”，都会选择用死保全自己的名节。但司马迁不随世俗，高度赞扬忍辱负重的死节之士。《报任安书》：“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受到“最下腐刑极矣”，为了完成一家学说，他宁愿接受宫刑，因为在他看来“昔西伯拘h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气节在司马迁眼里都是壮举。
3.不以好恶，着眼于求实的精神。
司马迁在定位人物时，不以个人情感好恶，而是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地评论。如在《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描写了吕后的自私、凶残、倒行逆施等变态行为，同时肯定了她的政治才干和治理天下的魄力。再如项羽在政治上无疑是失败的，但是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十分公允，《项羽本纪》：“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用巧妙的互相法把项羽的各个方面都展示在我们面前，但他不以好恶，还是赞扬了项羽对时代的贡献。
4.同情弱者，着眼于无奈的悲悯。
“司马迁处处嘲讽、鞭挞那些心灵卑琐、行为恶劣的小人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但可贵的是，他对这些人同样也充满了悲悯，写出了他们无奈、寂寞而凄凉的心境，虽然这是由他们亲手制造的”[2]P256。在《吕太后本纪》里司马迁肯定了吕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能力，但也揭露了吕后无情、惨无人道的一面，“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x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如此一来，纵使戚夫人也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司马迁依然给予了悲悯。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3]P112其实无论最后是吕后还是戚夫人赢，输的那方下场都一样，甚或更惨，因为在封建专制社会不容分享，只有输赢，看客司马迁早已站在如此高度，并流露出了他无奈的悲悯情怀。
二、在主观上的突破创新
1.淡化礼的成分。
《左传》集中体现的是儒家思想，“礼也”、“非礼也”随处可见，而《史记》在主观上淡化了礼的成分，有独特的思想立场。司马迁身处的西汉时期，虽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但此时的儒家思想已不是先秦时期的纯粹儒家思想，这时以“天人感应”说解释《春秋》，把《春秋》尊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1]P1918，是为适应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充满唯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博学的司马迁深受先秦儒家思想影响，同时不排斥西汉时期的儒学思想，他接受各种思想的长处，对历史与现实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认识。正如杨树增所言：“不能把司马迁的思想简单划入儒家或道家或某家某派的模式之中，司马迁的思想便是他本人自成体系的思想，他是继孔子之后的伟大思想家之一，是从孔子到汉先进思想的集大成者。”[4]P96
沈玉成、刘宁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中说：“贯穿整部《左传》中的思想是重礼和重民。”[5]P84“礼”是宗法社会的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在《左传》中，“礼”的作用得到很大发挥，即使是两军交战，重礼懂礼的“君子”们对尊卑之礼仍然执行。司《礼书》在《史记》中居于“八书”的第一位，可见司马迁对“礼”的重视，他认为“礼”可以使人钳制恶性而从善，使人各安其位，正如《史记・礼书》：“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仪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对“礼”狂热地膜拜，而是淡化了礼的成分。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项羽被追至乌江，走投无路时，并没有提及君子间的尊卑之礼及作战之礼，所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血腥拼搏，淡化了礼的成分。
2.独特的义利观。
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各家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治理国家、挽救危亡，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挟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做七十列传。”可见，“义”是司马迁所看重的，如“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日本学者村尾元融说：“太史公欲求节义最高者为列传首，以激叔世浇漓之风，并明己述作之旨，而由、光之伦，已非经义所说，则疑无其人，未如伯夷经圣人表章，事实确然，此传之所以作也。《自序》云：‘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即其义也。”[6]P3230但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又写道：“或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他并没有盲目地极力宣扬“义”，而是对所谓的天道提出了怀疑，这就大大丰富了义的内涵。司马迁还肯定人们追逐利益的本性，在《货殖列传》中指出：“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可见，“义”和“利”都是司马迁重视的，他主张义利并重。
3.“太史公曰”模式。
《左传》为了解释《春秋》义理，用“君子曰”的模式表达褒贬，《史记》“太史公曰”模式继承了《左传》“君子曰”的模式，它们都是表达感悟和看法的一种方式，但“太史公曰”更关注个人本身的情感。《左传》用“礼”的法则阐释春秋大义，而司马迁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淡化了“礼”的成分，兼顾自己的思想感情，探究“兴败成坏之理”。张大可在《试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中说道：“‘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的述史理想，言即议论、理想和主张，‘成一家之言’则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这表明司马迁作史并不是历史资料的汇抄和事实的堆积，而是阐明自己的思想和理想。”[7]故《史记》的“太史公曰”是对历史人物点评时情感流露的表达。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摩罗.不灭的火焰[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M].学苑出版社，2004.
[5]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时代；成功
俗话说，时世造就英雄。纵观历史上下五千年，不难发现这句话的真理。解放区文学下的一些著名作家，之所以名噪一时都是在战争这个环境之下，有了题材和发挥的空间，更离不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提出的“一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方针。那么，先唐也一样，众所周知的道家、儒家、法家、兵家，都在战争混乱之下及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背景下发展产生，当国家相对稳定时，统治者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方针下，明显儒学就上升到了高度，而尊崇儒学的人也便得到了肯定。诚然，个人的命运离开时代背景，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个人的功绩。所谓“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即个人的意志。笔者就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成功与成功背后的时代关系做阐释，希望能够给予现在正在努力成功或处于迷茫中的人们作一点启示，正确的认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成功”在新华字典里的解释是：获得预期的结果、达到目的。司马迁以《史记》又名《太史公专》被后世尊称为“史圣”，又被当代文学大家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然，司马迁一心完成父亲遗志，写史，并完成，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一种成功，但他是否有着为人们所最高评价的想法，笔者不敢妄加评论，无法考证。肯定的是鲁迅用屈原的《离骚》用之比喻，比喻的不仅是作品本身，更多的是时代背景。因为作品本身的可比性不太强，一个是诗歌，一个是通史，但他们作品背后的原因却是同时代、政治、文化和个人的意志有着惊人的相似。屈原生在危机四伏的楚国，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唯一有的是才华与写作，也就成就了自己的文学，然而，司马迁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关系同样密不可分。
一、个人于家庭的影响
司马迁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受家庭的影响，《史记》的创作可以说是司马迁和父亲司马炎共同完成，虽然完成于司马迁，但是他的父亲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司马迁父子对《史记》的贡献与他们的家庭密不可分。司马迁的先祖为周朝的史官，司马炎任西汉太史令有二十年之久，负责管理国家各地资料文献和天文历法，以及记事修史。这样就可以接触古今典籍并懂得天文历法，司马迁从小就收其熏陶。
司马迁出生在官宦之家的他，结交的人也大多有着文化素养，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经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总言而之，司马迁的家庭环境是成就后来司马迁的一个重要因素。[1]
二、个人于时代背景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发展的一个高峰，对外交往日益频，文化更是突出，西汉定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陵寝遍布关中，文物遗存十分丰富，显示出“汉并天下”、多姿多彩的时代风貌。民变和楚汉战争，造成期间全国人口减少。汉朝建立后实施的政治措施“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元狩三年（前120年）时，全国人口达到4000万。武帝之后，继任者吸取了教训，继而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2]
这样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之下，统治者有了更多的经历来丰富精神生活，而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读书人也变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学习。司马迁也一样，社会环境安定，家庭环境优越，更是促使他成功的一个大前提。
三、个人于社会文化背景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距西汉的建立（公元前202年）只相距60年左右，一切政治和文化的规模还没有十分定型，用黄仁宇先生的话就是处于草创阶段。所以司马迁也能够感受到“先秦”遗风的学术精神或气象，与“先秦”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来就政治说，打到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3]。在文学艺术上，与楚地的山川秀丽，民族混杂，信鬼好巫，文明与蒙昧交织的氛围相表里，又孕育了浪漫主义风格，一如庄子散文，一如楚辞。所以楚文化是浪漫的，这种浪漫的文化不仅征服了汉代，而且征服了这一时代的司马迁，司马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这样，在司马迁生长的文化背景中，除了周代的伦理情感，秦人的强悍作风，又增加了楚人的自由精神。
司马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使得他的思想能较之他前代的思想家，有较大的突破的可能。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罹专制祸毒，因而发愤著书，改变“麟止”计划，讫于太初，以彰汉武帝之多事、专权、残忍，从歌颂变为批判，实乃司马迁思想之一大转折。[4]他受祸发愤，使得《史记》更加灿烂夺目。这自然而然也为之成功打下了结实的文学基础。
四、个人于遭遇后的意志
天汉二年，司马迁因直言进谏汉武帝，汉武帝大怒，将司马迁下入了死牢。这件事的发生要追溯到同年发生的“李陵之祸”。[5]李陵是汉武帝时的大将。汉武帝令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延北，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共击匈奴。李陵贪功冒进，与匈奴主力相遇陷入重围，兵败投降。汉武帝刘彻召问群臣，司马迁便照实把这些想法陈述了出来。汉武帝闻则大怒。加之汉武帝对司马迁不满意已非一日，“李陵之祸”只不过汉武帝杀司马迁的借口罢了。原来，到天汉二年时，司马迁写《史记》已有六七年了。东汉卫宏就曾在《汉书·旧仪注》上说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司马迁在写史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汉朝社会的某些黑暗现实，为那些被贵族阶层无辜杀害的人物或小人物鸣冤叫屈。更要命的是，他还无情地拂去了当朝汉武大帝的神圣光圈，将其缘饰儒术、刻薄寡恩的酷吏统治，侵略掠夺弱小民族的扩张野心，以及迷信神仙方士的种种荒唐丑态，逐一呈现在世人眼前，使其受于宫刑。[6]
公元前 96 年（汉武帝太始元年），司马迁受大赦出狱。司马迁升他为一般由宦官担任的中书令。这无疑又压一块屈辱之石于司马迁的头上。“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加上司马迁父亲的遗志便是写史，他忍辱负重，一心写史。这也是他成功的重大意志因数。
司马迁的成功，离不开整个时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整个时代是水，个人是舟。时代造就了司马迁，那么我们呢，我们的时代稳定，光明，优越，因而更应该把握时代的优越性，成就自己，时代也会造就更多的成功。（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该文系2012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筹经费项目《先唐论史》〈12ZC07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胡佩韦.司马迁和史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79年11.
[3] 韩兆琦.史记赏析集.[M].巴蜀书社出版发行，1988年8月.
[4] 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缉校.[M].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1月.
诸子学与史学本各有其不同原则，二者区别显著。刘知幾说：“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史通·惑经》）章学诚说：“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2]（《文史通义·原学下》）刘知幾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1]（《史通·叙事》）说明诸子学是主于思想、议论、博学多闻，史学是主于叙事直书。
司马迁所著《史记》在四部中属史部，居《二十四史》之首，赵翼称之为“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3]（《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东汉时尚未有四部之分，《汉书·艺文志》列《史记》于六艺春秋家之后，《春秋》为鲁史，仍是史书。史学的含义，即如班固所说，首在实录。“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汉书·司马迁传赞》）对此，刘勰也曾有所讨论，说：“开闢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5]（《文心雕龙·史传》）所说“载籍”、“载笔”、“主文”，其核心在于记言记事，真实可信。《春秋左传》宣二年记述晋太史董狐之事：“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实录”、“良史”二语，最足以说明史学的基本原则。
《史记》向以“文章”[4]（《汉书·公孙弘传赞》）著称，文笔“疏荡”、“有奇气”，[6]（《王安石集·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7]（P59）但将其归为史书一类，应无异议。章炳麟说：“《史记》为诸史之宗，文章虽美，而用在实录，勿以文人之见求之。”[8]（《菿汉三言·菿汉雅言劄记》）然而，《史记》其实也是一部子书，其所为作，上受命于其父司马谈，下传继于外孙杨恽；其最初的书名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章学诚说：“《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2]（《文史通义·释通》）“太史公”犹言“司马子”。而司马迁的著述意图，更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少卿书》）。如刘知幾所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为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1]（《史通·辨职》）子学的含义，依照刘勰所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5]（《文心雕龙·诸子》）以现存古籍而论，先秦诸子的著作内容极其宽泛，既有系统的学说体系，也有单一方面的技艺，以至于像伊尹以五味，师旷以五音，皆可以言治理。实则子学的基本原则，正在于“入道见志”。先秦士人，只要能“入道见志”，只要有言论载籍，有一人即是有一子。由此而论，司马迁所著《史记》又完全是一部子书。
扬雄评价司马迁，一则称其“实录”，[9]（《法言·重黎》）一则称其“爱奇”，[9]（《法言·君子》）扬雄的评语恰好说明了司马迁的二重特点。司马迁是兼有史家与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说他是以史家的内容体现了子家的性质。一官所守，一技之专，皆可以入道言治，皆可以为子学。伊尹之子学在于“五味”，师旷之子学在于“五音”，司马迁之子学则在于其“良史”。
以《伯夷列传》为例。《伯夷列传》于七十列传位居第一，葛洪称其作传意图为：“迁发愤作《史记》，其以本于居列传之首，以其善而无报也。”[10]（《西京杂记》卷四）《伯夷列传》的传主是伯夷和叔齐二人，但史迹只有一事，今排版多作一段。全篇共计788字，自“其传曰”以下为史迹“正文”，仅218字。“正文”前后全为议论，计570字，超出“正文”一倍以上。全篇引用孔子之语四处，谣谚四处，贾谊之语一处，议论辗转反复，而终之以疑问。后世“正史”之中，此类传记文章实为绝无仅有之作，以至刘知幾从史学体例一方面对他提出批评，说：“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岂知史书之大体，裁削之指归者哉？”[1]（《史通·论赞》）但是也有与刘知幾相反的批评，如文中子王通就说：“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11]（《中说·天地》）则是认为司马迁于议论方面尚且不足。实则《伯夷列传》自子家角度审视则甚为正常，自史家角度审视则确有不宜。
先贤钱基博有论：“昔太史公宏识孤怀，意（即“入道见志”之志）有所郁结不得通，录秦汉，略迹三代，上纪轩辕，曰以成一家之言，而人当作史记读。心知其意而无其人，故曰藏之名山。余亦有别识心裁，寄意是书，略人之所详，扬人之所抑，以自明一家之学，而人或作方志读。心知其意之期来者，亦只俟之其人。……太史公原始察终，以史之体为诸子，吾则欲取精用宏，通子之意于传记。”（《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余论》，P104。）钱穆论司马迁《伯夷叔齐列传》亦谓“《太史公书》于上古三代人物，仅传伯夷、叔齐。于春秋，仅举管仲、晏婴。此非史公之疏，亦非史公之奇，乃史公之自有其成为一家之言之所在。”（钱穆《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P1049。）
今人研治先秦汉代思想史，《史记》为必备文献。《史记》七十列传的前二十五篇先秦人物列传中，今人多视为思想家，特别是有著作流传的，管子、晏子列在第二，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在第三，司马穰苴列在第四，孙武、吴起列在第五，孔子弟子列在第七，商鞅列在第八，苏秦列在第九，张仪列在第十，孟子、淳于髡、慎到、驺奭、荀子列在第十四，屈原、贾谊列在第二十四，吕不韦列在第二十五，几乎全为思想家。再加孔子列在世家，先秦诸子所占比重可谓不少，体现出司马迁作为子家与侧重子学的性质。
特别是在这些列传中，司马迁多写有史论史评，以发挥此类人物“入道见志”之处。班固讥刺司马迁说：“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4]（《汉书·司马迁传》）由史家的原则而论，则司马迁所为确有不宜，但是由子家的原则而言，则只要符合“入道见志”的标准，自然亦得入史。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与由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汉以后一直是历代文化的主干，而孔子与老子二人在《史记》中都得以入传，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一大见识。章炳麟说：“铺观前世史家，以子长为上首，而世人忽其微旨。案其深远要眇，通知政俗学术消息之故，发言往往中要害。班孟坚所不与知，他亡论矣。”[8]（《菿汉三言·菿汉微言》）所说“政俗学术消息”，大抵不离于子学范围。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其撰著《史记》的动机有二，其一是司马谈的遗命。所说“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之意，即指上古史家“世官世畴”的职守。《史记·龟策列传》载卜筮之官：“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章学诚说：“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2]（《文史通义·史注》）既是“世官世畴”，则其各代传人个人的观念以至生命势必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以其所执掌的此一种特殊文化与技艺，而世代承袭此一世官。能够继承其特殊文化与技艺的，称为“不失其守”，不能继承其特殊文化与技艺的，称为“失其守”，此可谓上古“世官世畴”状态下的一种生存原则。由上古史学传统而言，鲜有如司马迁这样“先黄老而后六经”的。班固承其父班彪之业，犹有上古“世官世畴”的遗风，他对司马迁提出批评，是很可以理解的。
其二在于效法孔子。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仲尼厄而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前者所述为孔子编定《春秋》的心理动机，后者所述为孔子借助“行事”的史学，来表达其子学的“是非空言”。由此可以看出在现实关怀一面，司马迁是得孔子真传，与孔子一样充分体现出先秦子家特色的。
傅斯年《史记研究》讲义论《史记》之卓越，列举三条，第一条为“整齐殊国纪年”，第二条为“作为八书”，第三条为“疑疑亦信”，称赞其文献不足，多见阙疑。[12]在史料的整理方面，司马迁的态度实际上是比较保守的，或者说他主要是依循了史家“良史”、“实录”的传统。如对黄帝史迹的分析，认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13]（《史记·五帝本纪》）因之恪守儒家《五帝德》、《帝系姓》一种文本，只写出《五帝本纪》，而没有《三皇本纪》，以至到唐代司马贞要补作《三皇本纪》。又如称《山海经》：“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3]（《史记·大宛列传》）以至影响后世对于《山海经》这部书的价值多存疑惑。“信信疑疑”是在古代很早就已讨论过的有关问题，荀子有“缘天官”之说，[14]（《荀子·正名》）意谓只相信自己的感官所能感觉得到的事物。我们在对《史记》抱持遗憾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对司马迁恪守史家原则的做法给予理解。
司马迁的这一做法，也体现在他对于先秦诸子所作的列传中，从而使得这部分列传同时兼有了子家与史家的二重身份。以老庄列传为例，司马迁总括老子的学说大旨，是“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又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1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于老子的思想旨趣，学界纷纭由来已久，但是司马迁的这二句概括则为千古不易之论。如果从史家的一面看待司马迁，则不能不承认他对于诸子之学的领悟也已具有很高的水准。李长之先生曾说：司马迁“有着对于老学之极中肯的理解”，[15]（P188）是十分正确的。
关于庄子的学术归属问题也是这样。庄子属于战国时期“其学无所不窥”[13]（《史记·老子列传》庄子附传）的一类学者，《庄子·天下篇》实际上是庄子自述其学术经历，所提到的共有六家，而司马迁称其“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明老子之术”。东汉以后“老庄”并称，足证司马迁所说亦为不易之论。
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于老庄这二位大思想家的记述，总是力求由史实一面着手，由此而不能认可其作为哲学思想的独立价值。其中记述老子的史迹，只有孔子适周见老子一事，与今传《孔子家语·观周》所述大致相同，可能均出于儒家一系。而庄子作为一位避世的隐者，其史迹本无可寻。司马迁在庄子附传中只记述了楚威王厚币迎庄子一事，这件事在庄子的诸多重要思想学说中所具有的意义实不足道，但是在记述庄子生平事迹方面，则几乎为绝无仅有的资料，所以司马迁便加以引述，其细致与无奈可以想见。刘向称列子：“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16]（《别录·列子书录》）然而由此而来，在阐明庄子思想一方面，司马迁亦不免多所忽略。傅斯年即由此批评司马迁说：“太史公以庄释老，遂取庄书中不甚要各篇，当时儒道相绌之词，特标举之，甚不知庄生自有其旨。”[17]在记述《庄子》篇目时，司马迁的态度也是一样，出于强调《庄子》寓言性质的目的，而仅将其《渔父》、《盗跖》、《胠箧》、《畏累虚》、《亢桑子》（《庚桑楚》）五篇篇名列出，其他数十篇则一律忽略，由此而引发出千古争论。至于他说庄子“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与批评孟子“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一样，也是专由现实政治一面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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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一直担任中书令的官职。现有的资料似乎可以表明，汉武帝最后一年，在中书令位置上的，是一个叫郭穰的人。这就是说，司马迁当时已经离开了中书令的职位。那时他还未到60岁，不像是告老离去，所以很可能是死于任上，导致中书令的职务另易他人。学者王国维倾向于这个说法。他写道：“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始终，当无大误也。”总之，司马迁大概死得比武帝略微早一点。
如果司马迁真的死在汉武帝稍前一点，我们就会碰到一个更加让人猜疑的问题：这个“稍前一点”，究竟纯属偶然，还是与汉武帝有什么关系？历史上很多“稍前一点”的事例，都很让人觉得带点疑案的性质。如光绪死在慈禧“稍前一点”便是最著名的例子。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司马迁真的是被武帝害死的吗？
关于这一点，两汉之际就曾有人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有怨言，下狱死”，倒是很有可能的！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一条很有力的旁证来。
东汉前期的班固写成一部完整的西汉断代史《汉书》，其中有《司马迁传》，但对他死于何时、如何死去这件事却一个字也没有提起。根据《汉书》为人列传的一般体例，凡善终之人，班固大都会在传记的末尾交代该人死于何年，终年时有多少岁。《汉书・司马迁传》对这一点未加交代，不能看作是班固的偶然疏忽。他避免谈及司马迁去世的消息，很像是在为尊者讳，即故意向后人隐瞒司马迁最终被汉武帝处死这个事实。这里所谓“为尊者讳”，其不一定完全是在捍卫司马迁的名誉，而更可能是为汉武帝着想。班固称赞“孝武之世，文章为盛”（文化灿烂）。一个卓越绝伦的大历史学家，怎么可以被这么一个追求“文章为盛”的皇帝处死？这样的事，对后代如何交代得过去？班固决定保持沉默，实在是深有用心的。
说到这里，关于司马迁的死，有两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死于汉武帝末期；他是因为“有怨言”，所以被下狱而死。
然而上面的结论马上又引发出一个新的问题：假如司马迁是因“怨言”而再度触怒武帝，所谓“怨言”，是他写在《报任安书》（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里的那些话吗？我们可以设想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种答案是，所谓“有怨言”的罪名，果然是由《报任安书》引起的。就像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司马迁本人恐怕无意于通过《报任安书》直接向汉武帝披露心胸。但是汉武帝还是通过自己的监视系统弄到了这封信。汉武帝与司马迁相处多年，而多年来深藏在他内心的狐疑终于被信中一行行的白纸黑字所彻底证实。恼怒司马迁辜负了他的“尊宠”，更受不了司马迁在“从俗浮湛”（在世俗的浪潮中随波逐流）的外表之下那一副蔑视他的至高权威的傲骨。为此，他要再度惩治司马迁。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汉武帝读到了《报任安书》，他必定还会去设法追寻《史记》。他最关心的，应当是司马迁将会如何描写他这个“今上皇帝”。有一个说法是，汉武帝读了《史记》中的《景帝本纪》，对司马迁毫不遮掩地暴露汉景帝、汉武帝父子二人的短处大为光火，因此把这篇本纪销毁了。班固在写《汉书》时说，流传世间的《史记》已经缺失了10卷（《史记》总共有130卷，今本中有10卷是西汉后期的人补入的），而其中恰恰就包括汉景帝和汉武帝的两篇本纪在内。
看来上面这个说法不一定完全是空穴来风，只不过它把汉武帝“怒而削之”说成是在司马迁受宫刑之前，在时间上弄颠倒了。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只说《史记》总共130篇，丝毫没有提到它被汉武帝强行删削之事。所以汉武帝“怒而削之”，只能发生在这以后。于是我们可以说，假使司马迁“有怨言”的罪名果真起因于《报任安书》，那么他的死大概还不仅因为这封信，也因为《史记》对“今上皇帝”以及与之有牵连的一系列人与事的描写太不称汉武帝的心。
不过汉武帝怒删《史记》的说法也未必能使人完全相信，理由至少有三条。
第一，《史记》之所以缺少10篇，也可能是因为司马迁压根儿就没有按原计划真正把它们写出来。《史通》作者刘知几就持这种看法，即所谓“十篇未成，有录（目录）而已”。清代前期负责编辑《四库全书》的一批大学问家，认为“当以知几为是也”。王国维也批评汉武帝删书之说“最为无稽”。
第二，《史记》有目而无书的共达10篇，其中大多数内容与汉武帝无关，根本不可能是被他删毁的。既然其他篇章的遗失都可以与汉武帝没有关系，又有什么理由断定汉景帝、汉武帝两篇本纪的丢失就一定出于汉武帝之手？事实上，西汉一代既无印刷术，纸张也还未曾代替丝绸或竹木片成为书写的最主要材料（这在两晋时才发生）。一部50多万字的书，整本抄写既不容易；即使抄出来，要把它全部装订在一起也不可能，故当时只能一卷一卷地分别装订。正因为如此，像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往往按阅读需要被拆散开来，分卷抄写并分卷流传，叫作“写以别行”。在这样的传播过程里，有若干卷失传，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汉武帝如果因《史记》“极言其短”而毁去记载其父汉景帝和他本人时代的两篇本纪，那么他必得要以同样的手段毁去《史记》中的其他一些篇章！汉景帝朝用晁错的“削藩”策来收拾刘邦当年分封的同姓王后裔（同出刘家一门骨肉的同姓诸侯），弄得宗室人怨沸腾，最后逼出一场“吴楚七国之乱”。西汉朝廷削藩自有其理由，但景帝在这个过程里显得刻薄寡恩也是事实。尤其无情的是，最后把晁错当成替死鬼，斩杀在长安东市，以求与叛乱的诸侯妥协。
汉景帝做过的另一件刻薄无情的事，就是在自己死前先以冤案逼死汉初功臣周勃之子周亚夫，汉景帝说：“此人心中怏怏不服，将来绝不是少年天子能使唤得了的臣下！”
司马迁若要在《景帝本纪》里“极言其短”，他可以说的，无非也就是上面这些。这些故事也被他写入《史记》的其他有关部分，如《周勃世家》《晁错列传》等等，而且只会讲得比在本纪里更翔实。如果汉武帝为此要销毁《景帝本纪》，他不是也应该甚至更应该销毁另外的那些篇章吗？这样的分析对质疑汉武帝销毁《今上本纪》的猜想也一样有效。
关键词：两汉时期；汉武帝；司马迁；司马相如；班固；张衡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48-06
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封建社会发端，文化趋于繁荣。到了魏晋南北朝，封建社会及其文化走上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两汉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封建秩序得以巩固，文化事业日益兴盛。纵观两汉王朝，形成三次群英荟萃的格局。第一次是刘邦时代。陆机《汉高祖功臣颂》统计，当时“定天下安社稷者”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韩信等31人。第三次是刘秀时代。《后汉书》卷22记载，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在南宫云台阁供奉其画像，包括邓禹等28将的画像在内，计32幅。第二次是汉武帝刘彻时代。《汉书・公孙弘传》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兄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碑。其余不可胜纪。”比较而言，这次人才云屯雨集，最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与因素，他们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故事。我们首先锁定武帝本人，然后选择其中几位典型人物，再旁及相关的人物和事迹，并以此为突破口，勾勒两汉时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轮廓，从中归纳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反秦之敝。尤其是惠帝、吕后以来，采取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为政崇简易、尚宽柔。文景之治末期，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海内晏然，府库充实。汉武帝即位，所谓“存抚天下，安集中国”，指他欲在文治武功方面均有建树的时机已经成熟，西汉王朝将翻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瑰丽篇章。这样的客观形势，需要汉武帝及时调整文化政策。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不满17岁的武帝试图推行自己偏爱的儒术，由于好黄老之言的祖母窦太后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这至少说明他少年时代就有志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少年立志，至关重要。窦太后驾崩的第二年，即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来，武帝屡次招贤良文学之士，也就是开展全国规模的选贤活动。主考官为其本人，每次的测试题目，也由他通过诏书形式开列。在这种系列活动中，最早脱颖而出的是董仲舒。数年之后，大器晚成的公孙弘，答卷成绩名列第―，相当于后世的状元。不难看出，武帝开展的这项活动，是后世科举制度的真正源头。仅从这一点看，其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
董仲舒自幼研习《春秋》，景帝时已是博士。他广招弟子，精于讲诵，三年不窥园圃。他的代表作《贤良对策》，其实就是三次回答武帝测试题目的答卷，也等于三次向武帝提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建议。第一次建议：强勉于事，不懈行善，刑罚得中，正心以正朝廷，以教化为大务，当更化（革新）而更化，修饰五常之道。第二次建议：因时制宜，移风易俗，兴办太学，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第三次建议：上承天意而下务化民，正法度而别上下，防微杜渐，遵循古道，不违天理，官不与民争业，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最后综述自己的核心观点：“《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青年武帝全盘采纳他的观点，并且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
武帝为何确立这样的文化政策？董仲舒补出其原由：儒家经典《春秋》等表现的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思想，最适应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最适合其缔造大一统局面的需要。正因如此，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远远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也就悄然退出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此后，这一文化政策一直风靡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自然是由于儒术有利于维护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秩序。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中国未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及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到了近代，饱受外国列强侵凌、蹂躏之苦。千秋功罪，谁与评说？是中国应该及早抛弃儒术，提前结束封建社会？还是董仲舒不该充当始作俑者，武帝不该推行儒术？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任何事物和现象，都要看到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或现实环境，分析它们发生、发展以及衰落的全过程。同样，对于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都应当将它们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视角考察之。完全可以说，儒术独尊，是有其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在原由的，包括上述董仲舒补出的原由。儒术独尊，不仅仅是董仲舒投合武帝需要、武帝敢为天下先，君臣密切合作的结果，也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等因素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还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然结果。如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文化政策的先进性，给我们开拓了利用儒家学说的极为广阔空间。我们面对儒家学说，自然用不着顾虑重重，小心翼翼，应该比任何一个时代利用得高妙、恰当、合理、从容。
返回原来的话题，武帝确立了文化政策以来，主要有哪些活动？第二年，便以马邑为诱饵，拉开“兴师出兵，北代匈奴”的序幕。随后的若干年，“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正是这一系列的战争，造就卫青、霍去病等杰出的军事将领。其间，必然实现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因此，涌现出张骞、苏武等优秀的外交官员。这些武将文臣，或为解除边患、国威远扬，或为民族融合、内外贸易往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武帝发动的一些不义战争，给周边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给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还有，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正月开始，武帝依次巡幸缑氏、东巡海上、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行程一万八千里。同年十月，武帝巡边，择兵振旅。从云阳出发，出长城，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这就从侧面透露：西汉王朝的强盛已经达于极限，其文化传承与创新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已经相当牢固。无可讳言，武帝无休无止的巡幸、封禅、求仙活动，耗尽国家的财力、物力，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事业，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武帝的功过是非，成为历代人们关注的焦点。
武帝的一些活动主要表明：他雄才大略，好大喜功，贪多务得，敢作敢为。
透过汉武帝、董仲舒的相关事迹，我们感悟到：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以人才荟萃为基础的。上到国家，下至单位、部门，都要造成人才荟萃的局面。全国规模的选贤活动，可以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奠定人才基础。国家的文化政策，是营造社会环境的重要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传承与创新发生联系。每一文化现象都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然结果。国君的个性，严重地影响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进程。推此而论，领导者的意志、决策机关的指令，对文化传承与创新起着导向作用。
武帝统治时期，最应该提到的人物是司马迁。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他同样表现出雄才大略，好大喜功，贪多务得，敢作敢为的本质特点。由此说来，武帝与司马迁分别是当时政治与文化领域的两颗最耀眼的巨星，在历史的长空的一瞬间相互辉映。
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处处闪烁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光泽。我们从他的家学渊源说起。
司马迁自己介绍：父亲司马谈曾跟唐都学习天文星象，这方面的学问与战国阴阳家相关联。杨何又向父亲传授《易经》，灌输融合阴阳家吉凶祸福理念的儒家思想。又在黄生那里研习黄老之术，将天道纳入研究的视野。毫无疑问，父亲是司马迁的第一个启蒙教师，他受到家学的熏陶，从小已经朦胧认知阴阳家、儒家、道家等学派的理论，为后来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奠定基础。此外，《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收录父亲的《论六家之旨要》。该文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都有褒有贬，唯独全盘肯定道家，认为其学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迁接受家学影响，留恋曾流行一时并兼容各家观点的黄老道家学说。然而，他并不是一味地留恋过去，而是更着眼于现实与未来。一旦被时代所洗礼、改造的儒家思想处于独尊地位，他没有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是欣然地接受之，具备从事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的应有素质。
司马迁自言：出生于龙门附近，即今陕西韩城市北。乾隆年间的《韩城县志》描述：龙门，由当年治水的大禹开凿而成，黄河南北纵贯，东西“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日龙门。”每年总有群鱼聚集其下，跳上龙门者，化而为龙，跳不上者，碰壁而退。我们总是喜欢把人杰与地灵联系在一起。龙门的壮丽风光，象征着司马迁比黄河风涛还要澎湃的情感，拓展着他比万里云天还要开阔的胸襟。龙门鱼要跃的神话，好像注定由他来实现，他真的谱写出无愧于时代的雄奇瑰伟乐章，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巨匠。
幼年司马迁，除了接受家学熏陶，还“耕牧河山之阳”，形成吃苦耐劳的风格。这种风格，不仅是其人品形成的根基，也必然化作其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终将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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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武帝少年立志，敢为天下先相比，司马迁并不示弱。他很早告别邻里乡党之人，跟随时任太史令的父亲来到京都长安，仰观天子宫阙之壮。同时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投于董仲舒门下，解读《春秋》。他曾兴奋地回忆：“年十岁，则诵古文。”孔安国、董仲舒都是经学大师，仍套用苏辙的话来说，司马迁“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十年辛苦，饱读诗书，为后来从事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铺垫深厚知识底蕴。
弱冠之年，司马迁独辟蹊径，决然走出书斋，“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他曾回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研习学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行饮酒射箭之礼）邹、峄（邹县峄山）；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的这次漫游兼考察、询访、研习活动，熟悉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搜集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其《史记》创作进入酝酿阶段。照此说来，这是继孔子周游列国之后，首开考察与写作相结合的风气，也开创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的范例，更为如何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树立了样板。
漫游结束，司马迁步入仕途，当了郎中。十余年间，曾扈从武帝西登崆峒山，又出使巴蜀，南略邛、笮、昆明。时隔不久，中道追随汉武帝进行那次行程一万八千里的大巡游。至此，司马迁的足迹遍及祖国的东南、西北、中原、西南、东北、朔方。他已经尽得江山之助，为自己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蓄足气势。
就在中道追随汉武帝大巡游的前一刻，当36岁的司马迁从大西南归来复命之时，父亲病危，他只好改道洛阳探望。父亲临死主要对他说：自古以来司马氏家族，天文、历史学家辈出，将来你一定当太史，绍复祖业，像论诗书、作《春秋》的孔子看齐。司马迁自从接受父亲临终嘱托的那一刻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突破口随之最后确立。与其说天随人愿，不如说父亲的遗愿化作激励自己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动力。三年之后，他真的当了太史令。这在客观上，使他拥有方便条件：可以缀集大量史料，阅览国家典藏之书。既然主客观条件齐备，在正式拉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序幕之前，司马迁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42岁的司马迁正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称得上继孔子修订的《春秋》之后的一项最伟大工程，开始破土动工。四十而不惑，四十日强，司马迁进入人生最聪明、精力最旺盛的阶段。加之他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而圆满，出色完成这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伟大工程，已在情理之中。
“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的司马迁，无暇思索“变故在斯须”的现实。这时，李陵之案悄然而至。那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一经武帝询问，司马迁则直言不讳：李陵虽身陷匈奴，“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武帝认为他有意诋毁出师无功的皇亲国戚李广利，而为李陵游说。武帝一怒之下，加上无财自赎，交游莫救，他被处以宫刑。这使司马迁看清世态的炎凉和最高统治者喜怒无常的本质。然而，个人的恩怨早已置之度外，他唯一的念头是：完成《史记》的创作。此后，他的人生体验更深刻，其创作进入最为成熟的阶段，并更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分量。据说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任中书令，三年后，基本上完成《史记》的创作任务。《史记》的创作前后约十年，其间，司马迁恪尽职守，包括随时扈从皇帝出行等，创作主要是业余时间进行。这需要顽强的敬业精神，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尤其李陵之案发生后，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他需要拿出坚不可摧的意志，忍辱含垢地活下去，完成《史记》的写作。约在武帝死去的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59岁的司马迁走完人生旅程。
从司马迁身上我们发现：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良好的家学影响、吃苦耐劳的风格；需要少年立志，读万卷书，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需要行万里路，掌握第一手材料，得江山之助；需要确立既定目标，抛弃个人恩怨，需要敬业乐群的精神，笑傲人生、忍辱负重的态度。
据说春秋时期各国均有史书，通称《春秋》。其中晋国别名《乘》、楚国别名《祷杌》。司马迁十分推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春秋》，指出，虽仅1万8千字，其指归却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其实，《春秋》一书甚多疏略，仅类似后世许多新闻标题的汇编。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当然，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自有填补空白之功，自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随后，左丘明的《左传》试图解释《春秋》，等于在它的一些新闻标题下面补出正文。记事下限延至鲁哀公27年（公元前468年），比《春秋》增多13年。又有《国语》，记载周朝及诸侯各国之事，从周穆王说到鲁悼公。据说《世本》一书，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的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世或世系。还有《战国策》，记事上限大体与《左传》、《国语》的下限相衔接，下迄于秦统一六国。陆贾《楚汉春秋》专门记载秦末到汉初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司马迁对上述史书提供的史料，或采掇补缀，或删繁就简，在此基础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著成《史记》130篇，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记事起于黄帝时代，终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述任何一部书，都没有也不可能像《史记》这样，用纪传体形式勾勒中国社会三千年发展历史的轮廓。尤其上述任何一部史书的作者，未能像司马迁那样，奋扫如椽之笔，写尽胸中块垒。正因如此，其书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到文化传承与创新，没有上述史书，就没有《史记》。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史记》规模之阔大、立意之超绝，驾上述史书而上之。
司马迁《报任安书》透露《史记》的创作意图：“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请看：其一，探讨道家所重天道，儒家所重人道，同时推究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将道家与儒家的视野纳入《史记》的创作之中。这就说明《史记》的文化传承因素。其二，揭晓从古到今的历史变化规律。这与《春秋》等书的创作意图基本一致。其中透露的仍然是《史记》的文化传承因素。其三，郑樵《通志序》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这又是说，司马迁的确“成一家之言”，《史记》包含着极大的创新因素。总之，司马迁与《史记》，象征着一座难以逾越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高峰。
司马迁《史记》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价值远不止此，甚至是无法全部说清的。
刘向、扬雄是最早评论司马迁与《史记》的专家，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历史著作的第一要素是叙述事理，而且叙述高妙；其科学性在于直接记录历史，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历史学家的第一要素是，对于笔下的人物能“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语言风格既接近纵横家又非华而不实，既质朴又不俚俗。司马迁与《史记》分别占尽这些第一要素，分别摘取良史与实录的桂冠。其人其书像特殊符号一样，所标志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司马迁为后世史学家树立了学习的样板，其创作端正了我国“正史”创作的方向。
班固对司马迁与《史记》颇多微词，其《汉书・司马迁传》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今天看来，这恰恰从反面道出《史记》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处。我们知道，司马迁曾用高山景行之语，表达对孔子的仰慕之情。然而，他不与圣人同是非，正好说明其具备文化创新思维，这种思维必然反映到《史记》里。给黄老以一席之地，更体现出他的文化创新主张：处于独尊地位的儒术，需要包容百家之说。他为游侠立传，概括游侠足可称道之处，揭示侠义精神的核心内容，阐述社会需要游侠、时代造就游侠精神之理，尤其重新确立道义标准，突出游侠应有的社会地位与重大的历史作用，其立场不是站在统治阶级而是劳苦大众一边，从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理念，都是骇世惊俗的。至于《货殖列传》包含的趋利患贫是人之本性的提法，家畜、工虞、商贾各业并举的经济思想，对于商品流通等领域，政府部门只能因势利导，不得横加干预，人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价值规律等观点，是具有超前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的。
受班固的影响，还流行一些非难《史记》的言论，如郝经《内游》所录：“其于书法也，则记繁而志寡。项籍，一夫也，而述本纪与尧舜并；陈涉，役徒也，作世家与孔子同。其失岂浅浅哉！”又从反面道出《史记》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价值：充分肯定陈胜领导的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进步性，热情赞扬项羽继陈胜之后，率其主力部队暴秦的辉煌功绩。这些，正是其民主性的精华所在。
郝经《内游》说明前人评定《史记》意境，曾用了十个字：奇、深、雄雅健绝、超丽疏越。辛弃疾《沁园春》词，别开生面地以山水之景等，仿拟《史记》的意境，将前人十字评语予以形象化。他觉得“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的山水之景是：“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在辛弃疾眼里，叠嶂、惊湍、跳珠、小桥、缺月、小庐、十万松的龙蛇影、风雨，才能编织出《史记》的意境。在我们看来，这些山水之景等，正可比拟《史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高妙之处。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主体化意识
“历史”一词包括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作为历史科学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二是指历史学；三是指作为历史研究者对客体历史认识和研究结果而写成的历史著述，即主体化的历史。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体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正是因为这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描述和归纳，所以这种表述会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色彩。
在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一书中说到“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1]
本文主要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分析史学家主观性意识对史学著作的影响。
一、司马迁思想形成的原因
司马迁在进行《史记》创作时候开宗明义地提出《史记》的主旨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重点在于“成一家之言”。那么让司马迁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有哪些呢，这就要从司马迁思想形成的原因说起。
第一，时代的背景对于司马迁思想的影响。司马迁所处的年代大体上和汉武帝在位时间相始终，是西汉社会由凋敝到极盛、由极盛又开始呈现出衰兆的这一历史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特点又是以神权塑造皇权，因此追究天人关系成为此时文人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第二，司马迁自身的经历。作为汉武帝初年的太史令司马谈的爱子，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十岁诵古文”，后又师从当世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等研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等典籍；在20岁左右的时候游历大江南北，对历史遗迹和现实社会作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和访问；后被任命为宫廷“郎中”，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公元前108年，他开始任太史令，掌管宫廷图书档案，不久之后开始进行《史记》的创作。这些生活经历对于司马迁的社会历史观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他形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基础。
第三，司马迁本人的学识基础。司马迁的思想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如道家学派的思想，在汉初道家学派对“道”的理解有一定的分歧，但是他们都以“道”为最高范畴，都是以“道”来追究天人关系。这种思想对于司马迁思想的形成具有很重大的影响。同时还有儒家思想，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2]由此可见孔子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史记》中的很多地方也都体现了孔子思想对于司马迁的影响。
以上分析了司马迁思想形成的原因，下面就通过《史记》中的一些文章，来分析一下司马迁的主体性意识在《史记》中的体现。
二、《史记》主体化意识的体现
第一，《商鞅列传》。“商鞅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3]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4]可见商鞅主持变法，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在《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则认为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至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他认为商鞅天性残忍狠毒，又罗列了许多行为证明其“少恩”，但是在后世看来商鞅的行为推进了历史的发展，是有进步性的。
司马迁和司马光不是哥俩，两个人一个在西汉、一个在北宋，相差了1000多年。之所以他们的姓名里面有两个字相同，是因为他们的姓是“复姓”，姓就有两个字。作为姓氏的“司马”来源于古代的官职名称――“司”有“主管、负责”的意思，“司马”就是管马的官。可是您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官，同样是管马，它和孙悟空当的那个“弼马温”是有天壤之别的，它是负责军务的国家最高官员之一。
怎么会这样呢？管马就那么重要吗？回答是：对的！因为马进入军队后产生了一个新的兵种――骑兵，这对战争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对原先的步兵来说，骑兵的出现是一场噩梦，他们速度快、机动性强、冲击力大，还可以用马拉动战车――简直就是古代的坦克。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常用“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来形容一个国家的强大实力，比的就是战马和战车的数量。所以司马是最高官员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最先用“司马”作姓氏的人，不是做过司马，就是祖先有人做过司马。这样的家族在最早的时候有教育资源上的优势，后来也往往传承了重视教育的家风，所以子弟中成才的比例也会很高。司马家族出来的大人物就有司马迁、司马光、司马相如、司马懿等等。然而，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并不一定会成为人才，他们能够成才还是因为具备了优秀的品质。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棒的史书，作者司马迁因此被称为“历史之父”，他又有哪些过人的优秀品质呢？
司马迁从小就是个刻苦、自立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司马迁就在父亲的启蒙下开始习字读书。还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到京城担任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的太史令，而留在家乡的司马迁一边学习种地、放牛，一边自己刻苦攻读。后来，他的水平越来越高，但仍不断学习，被两位大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接受为学生。孔安国是孔子的十世孙，他和董仲舒都是当时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在他们的指导下，司马迁的学问更加深厚，并且建立了成熟的历史价值观。
司马迁也是个十分勤勉、认真的人。长大成人后，司马迁到京城投奔父亲，在父亲身边学习历史知识，对史学的兴趣更加浓厚。20岁的时候，父亲让司马迁去游历天下，搜集流散在民间的遗闻旧事。他从现在的陕西西安出发，足迹遍布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水陆交通是远没有现在发达的，出门旅行是一件特别艰苦和危险的事情。但司马迁不怕苦累，在游历中印证自己所学，并采集了书籍上没有记载的大量史实。
司马迁还有着正直、求实的性格品质。游历归来后，司马迁在朝廷担任了官职，用心结识天下贤能之士，其中包括贾谊、樊哙、冯唐的子孙。后来又担任了太史令。在他47岁的时候，将军李陵在西北与匈奴作战时被俘降常汉武帝十分愤怒，群臣也都声讨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说：“李陵对父母孝敬，与人交往讲信用，为国打仗奋不顾身，一向有国士之风。况且他带五千步兵，深入敌后，吸引敌军主力，杀敌上万，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他之所以被俘未死，是想建立曹沫那样的功绩呀。”曹沫是春秋时鲁国大将，因劫持齐桓公而要回了鲁国被占领的国土（故事见2016年第7-8期《武艺高强的刺客们》）。但汉武帝没接受司马迁的说辞，而将他定了死罪。
司马迁在面对困境时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为了人生追求而忍辱负重。当时的死罪可以有两种办法赎代，一种是用大量金钱赎买，一种是用宫刑代替。但很多没有钱的人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受宫刑的屈辱。司马迁没有钱，也不想受辱，但他想到没有完成的史学事业，想到孔子在困顿时作了《春秋》、屈原在流放时作了《离骚》、左丘明在失明之后完成了《国语》、孙膑在被切掉膝盖后编纂了《兵法》，于是他选择为了追求而活下来。
《史记》是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之首，也是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年间3000多年的历史，无论从体例上、叙事手法上还是思想价值观上，都对后世史书有巨大影响。它还兼具极高的文学价值，被现代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能完成这部恢弘的巨著，正是刻苦、自立的性格为他打下了学识基础，勤勉、认真的态度为他积累了史学知识，正直、求实的品质为他确立了写作原则，坚韧不拔的精神为他铸就了人生辉煌。
[关键词]司马迁；先秦仁学；《史记》；孔子
“仁”，是儒家极力倡导的人生道德修养的思想品德和善美境界。从先秦到西汉，仁学思想不断充实和发展，成为了当时社会道德价值标准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先秦仁学，尤其是孔、孟仁学的继承和改造，形成了自己与先秦仁学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仁学思想。而他的《史记》，就是在其仁学指导思想下完成的。
一、先秦仁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何谓“仁”?《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意为人耦相亲，表示人际关系。这种解释通行了很久。然而，近年来，刘翔先生以现存先秦古“仁”字为基础。从探求其构形演化的轨迹人手。认为：目前所能见到“仁”字的最早构形为“身”，讹变为“千”，又省变而为“仁”字。“仁”字造文从心身体。换句话说，就是要时刻想着爱惜人的生命。这种将“仁”字定位于自我的解释，既有古文字的确凿根据。又与后来孔子所论“推己及人”的行仁途径相对接，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由此可见，“仁”是上古时期先民对自身生命的珍重意识在文字上的一种形象反映。
春秋末期的孔子，开始正式将“仁”纳入了自己的学说，并给予系统阐发，建立起了仁学体系。在孔子的有关论述中。仍可以发现“仁”之初义的痕迹，如“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_。可见，孔子论“仁”，首先也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不过。他显然很快从自我中走了出来，从而将“仁”从自我保护的原始观念提升为包含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伦理范畴。在他看来，自爱固其所宜，但“仁”之关键，在于将这种情感推广及人，由对自己生命和欲望的珍惜推及对他人生命、欲望的重视。即所谓“爱人”或“忠恕”。关于孔子的“爱人”，张恒寿先生解释道：“爱人。就是对别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从此。“仁”开始具有了表示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明确含义，“仁者爱人”更是成为了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惟其如此，孔子退朝归来，当发现马棚着火时，不问马而只问“伤人乎”：在评价他颇有微词的管仲时，孔子念其相齐之时，能够保国安民，免使生灵涂炭，而由衷地赞叹“如其仁，如其仁”。总之，孔子的“仁”，体现了对于生命的爱惜和对于人格的尊重，带有明显的人文关怀的色彩，由此奠定了先秦仁学的基本格调。
待至战国中期，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发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孟子将“仁”置于人的内心，首次以明确理论形式将“仁”与人自身的内部世界联系起来，确立了仁德的心性基础。他提出“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即是说“仁”是人先天就有的，一种存在于内心的道德。其次，孟子明确区分了仁与义、礼、智诸德，把义、礼、智从“仁”的范畴中分化出来，打破了孔子之“仁”的大一统局面，从而使“仁”的内涵在与义、礼、智的比较中更为具体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孟子将“仁”在道德实践的运程中。向前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他在继承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基础上，将“仁”从人际关系发展到政治领域。他不仅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亲百姓思想，还指出“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这种统治者“亲民”、“亲贤”的道德任务。构成了孟子仁政主张的主要内容。
先秦时期尤其是孔、孟的仁学思想，为司马迁的继承和改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仁学思想。
二、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
关于《史记》一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儒家还是道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并非完全对立，不少地方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这就为确定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增添了一些难度。这不是本文研究重点，不再赘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到处都体现了作为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学思想。甚至可以说，《史记》就是一部以仁学为指导思想的历史人物评传。
第一，司马迁梳理了儒学从先秦到西汉的发展历程，肯定了仁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积极作用。司马迁是非常推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他甚至不惜突破纪传体体例的限制，撰写了《孔子世家》。对此，张守节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指出孔子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司马迁之所以“尊孔”最主要的原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分别记述了自先秦至西汉，儒学先后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一，孔子创立儒学，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第二。孔子死后，孔门弟子继承孔子学说。为传播孔学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第三，“百家争鸣”时期，孟子和荀子不辱使命，使儒学得以复兴；第四，儒学在汉代由民间学说发展成为官方学术思想。在司马迁梳理儒学发展历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以孔子仁学的发展为核心和线索的。如他在交待作《仲尼弟子列传》的原因时写道：“孔子述文，弟子兴业，成为师傅，崇仁厉义。”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见，司马迁之所以为仲尼弟子、孟子荀卿和汉代群儒列传，就是因为他们在宣传和发展孔子的仁学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而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先秦仁学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看到了仁学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王道”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政治，他认为只有推行孟子主张的“施仁政于民”，“王道”才能实现。反之，不施仁政就会失去人民，而失民心者自然失天下。如在《秦始皇本纪》中，他借贾谊之口指出秦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而汉高帝刘邦则就是通过“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最后“得天统矣”。其次，司马迁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而汉初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确定了以仁学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者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君子”多了，社会自然就和谐了，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仁学的约束作用。至于司马迁对仁学的认可程度有多深，仅从他用《诗经》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评价孔子这件事就可见一斑。
第二，司马迁从道德方面人手，对先秦仁学做了更为细致的诠释。先秦仁学，不管是孔子的“亲亲”、“孝悌”，还是孟子的“亲民”、“亲贤”，体现的都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规范和约束。司马迁更是认为，道德规范就是仁学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形式，如他在《孝文本纪》中明确指出，汉文帝之所以能实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关键在于他“专务以德化民”。于是，司马迁从道德方面入手，对“仁”做了三点极富建设性的诠释：其一，他通过解构礼的内涵。将礼的约束力与道德的约束力统一起来，提倡建立以仁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司马迁指出：“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在这里，“礼义”作为仁的延伸，其内涵是指道德自律。所以，司马迁又写道：“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礼是仁的外化形式，仁作为道德自律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着重要作用。其二，他强调仁与治国之间的关系，认为道德完善是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如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写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从赞扬汉文帝的行为中可以看到，司马迁是把道德修养与治国联系在一起的，是把道德修养视为实行仁政、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的。其三。司马迁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自律，将道德批评延伸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仁而“爱人”。因“爱人”而实行仁政，因实行仁政而实现王道，在这中间，道德完善是仁的本根。如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指出：“《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明三王之道”作为孔子为拯救社会而开出的济世药方，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之路。所以，他在《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写道：“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着者也。”以上三点诠释表明。司马迁已经将抽象的仁学思想具体化，而最终成为了非常具有实用性的社会道德观念。这对以后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促进以德治国政治方针的贯彻实施意义重大。
第三，司马迁评价历代帝王时，把先秦仁学思想中的注重“明德”和倡导仁政思想作为其核心标准。《史记》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着作，其中对历代帝王的评价主要是根据其德才和事功。《五帝本纪》重点记述了尧舜禅让的历史过程。表彰了这些古圣先贤的高尚品德，如赞美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篇末，司马迁用“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对他们做了盖棺之论。《夏本纪》中记述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时，说“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办事谨慎，勤勉端重，是百官的典范。到了夏末。“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在《殷本纪》里，司马迁相当细致地记述了殷纣的荒淫无道和西伯昌的“修德行善”，结果是“诸侯叛乱而归往西伯”，最后武王打着代天惩罚的旗号，率领诸侯伐纣。总之“明德”二字反映了司马迁对五帝及三代帝王政治的总体看法，是贯穿于这四篇本纪的中心思想。《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是相互贯通的两篇本纪，前者系统地追溯了秦的历史，后者详细纪录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具体过程和巨大成功，并详细记述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具体过程。司马迁讽刺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皇。而羞与之侔”，“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最终肯定会落一个“犹不得存”的下场。司马迁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凡六篇，极为详细地记述了汉兴的历史过程，他指出，汉高祖之所以得天下。在于得民心；文、景帝之所以治汉兴，在于修明德：汉武帝时期汉朝之所以达到鼎盛。在于施仁义。如《高祖本纪》记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孝文本纪》中，赞扬文帝在位期间“以德化民”，最后用“德至盛也”肯定了汉初历代帝王在仁政方面取得的巨大功绩。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眼中。“施仁政”就是帝王最大的德行，是一位帝王之所以为后世敬仰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他与孟子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补充的是，司马迁对先秦仁学并不是全盘地接受。如本节开篇所言。他在继承的同时。对其中认为不合理或过时的观点进行了毫不客气地批判和改造。首先，司马迁反对孔子仁学中的尊卑观念。倡导平等思想。如他将有皇帝实权而无皇帝尊号的吕后与高帝同列入本纪，其地位比“至圣”孔子还要高：把“尝与人佣耕”的陈胜列为世家，地位于孔子相当：在《淮南书》中他肯定了商人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他将匈奴说成是夏后世的苗裔。黄帝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先等等。而孔子的观点则是“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他的《春秋》里，既无男女政权尊号平等可言，亦没有士农工商平等观念，更不用说什么民族平等的思想了。其次，司马迁既重视道德仁义，也看重经济利益。他不反对甚至支持世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认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肯定的态度。从分析人性人手，表明自己“崇富厌贫”的主张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还指出，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然而这些内容，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格格不入的。最后，司马迁还含蓄地指明孔、孟在倡导仁政时不知变通，这是他们没有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只有先掌握了政治权利，才能推行仁政。笔者以为，司马迁的这种观点。表明了他对孔、孟没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惋惜和对董仲舒识时务的认同。
三、司马迁仁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关键词： 司马迁 《史记》 重视治水
《史记》记述了自大禹治水至汉武帝时代黄河瓠子堵口两千多年的治水实践，并且对各地兴建的灌溉工程和大江大河防洪体系建设等也有系统的记载，是系统介绍古代中国水利及其对国计民生影响的权威性记录。由司马迁一句“甚哉，水之为利害也！”［1］可以看出：“得水之利与避水之害”对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和影响，也深刻阐述了水既可为利又可为害的两面性。作为史官，司马迁领悟到要想把水害变为水利，就一定要重视治水。
一、司马迁重视治水的原因
1.司马迁身处农耕社会。
司马迁生活在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农业关乎国家的命脉。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水资源，而水灾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这就决定了治水的重要性。大江大河的洪涝灾害，成了汉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古人一直认为“五害之属，水患最大”（五害为水、旱、风雾雪霜、瘟疫、虫害），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由此可见，水关乎农业的命脉，甚至关乎一个王朝的兴亡。正是由于治水是强国富民的重要途径，因此，兴水利，除水害的理念对身处农耕社会的司马迁影响很大。
2.司马迁对水的认识。
司马迁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一个“通”字，指出必定要了解古人对水的认识，才能和现在的认识相融合。他为撰写《史记・河渠书》，曾广泛阅读皇室所藏图书档案，收集原始材料，从而对前代治水的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司马迁对水的实践认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是早年的游历，加深了他对水的认识。司马迁为写《河渠书》，做了大量的有关河川和水利工程的实际考察和研究，足迹遍布华夏的山山水水。他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1］他自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1］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1］的书本知识，还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广阔的社会中去做实地考察，了解历史传说故事及搜集各种史料。
其二是亲身的治水实践，更加深了对水性的认识。司马迁亲自参加了黄河决口的堵口工程。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东郡瓤子大决口，受灾地区极广，泛滥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这是史书记载的黄河所发生的一千五百多次溃决中的一次特大灾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决河”［1］。经过几番斗争终于堵住了瓠子决口。从此梁、楚之地消除了水患，百姓重新获得安宁。在这次治水中，司马迁亲眼目睹了黄河决口给百姓带来的苦痛，切身体察了堵口工程变害为利的事实，深切地认识到治水对于富国强邦产生的重大意义。他感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1］可见他对治水的重视。
二、司马迁重视治水的体现
1.重视“水利”一词。
中华治水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治水文献。先秦时期，尽管没有水利方面的专著，但在文献典籍中有不少关于水事方面的内容。水利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末期问世的《吕氏春秋》中的《孝行览・慎人》篇，但其中的“取水利”，仅指捕鱼之利。司马迁在《河渠书》中记载：“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1］他在此运用了“水利”一词，并赋予了“水利”一词治水、导河、修渠等性质，而且将漕运、灌溉也纳入“水利”的词中之意，也就是说，司马迁是从水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利益处着眼的，当然已远非《吕氏春秋》所说的水利的意义了。此后，“水利”一词约定成俗，沿袭至今。
2.记载了丰富的治水思想。
首先，司马迁论述了水的特性与治水的方针――顺水之性，以疏为主。《河渠书》以大禹为治水为开篇，他治水十三年间，“过家不入门”［1］。他认为“河所来者高，水湍悍，难以成平地”［1］。经过多次努力仍失败后，“乃厮二渠以引其河”［1］，即随山势地形，疏浚了淤积的大河川，成功地把水害变为了水利。其次，李冰凿离堆而建成都江堰，记载有：“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侵，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1］李冰利用水性治水，以导为主不仅消除了洪水之害，而且可以行舟水运，更是可以灌溉农田。最后，汉武帝的塞河工程采取的治水方案也遵循了水性，一是堵塞黄河之南的决口，二是疏导黄河，使黄河水顺利宣泄。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很多顺水之性，以疏为主的成功治水实践。
其次，司马迁论述了要破除迷信，科学治水。在农耕社会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限的，还不能解释水患的现象，于是因水患而产生的迷信活动时有发生。《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1］战国时期，西门豹奉魏文侯之命，担任邺令，得知当地百姓生活贫苦。后继续深入调查访问，终于弄清了真相。原来是当地官吏地主为河伯娶妻，坑害百姓聚敛钱财。西门豹将计就计，利用为河伯娶妻的机会，以挑选的女子告知“河伯”为由，最后把作恶多端的巫婆和三老扔进河里，严厉惩罚了欺压百姓的官吏。河伯娶妻的阴谋败露后，官吏豪绅“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1］。此后，西门豹摒除迷信的思想，“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1］，助使魏文侯称誉于诸侯。
司马迁在《河渠书》中也记载了运用科学技术治水的实践。汉武帝时，龙首渠的开掘首次采用井渠施工的技术要领：“凿井，深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1］除此之外，《史记》还记载了郑国渠采用的淤灌技术：“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1］郑国渠修成后，“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
最后，司马迁论述了要联系实际，综合治水。治水不仅仅是为治水而治水，还应联系当地的实际情况把周围的实际条件综合起来，这也是司马迁记载治水的内容之一。《河渠书》中有两处提到了利用水来治理盐碱地的实践。其一是战国时期修成的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1］。填淤之水富含有机质，泽卤之地即盐碱地。郑国渠引泾水灌溉，具有改良盐碱地、施肥和灌水的三重功效，使盐碱地变成为沃野。郑国渠的淤灌技术不仅治水，而且改良了当地的土壤，这也是我国有史以来黄河流域较早的淤灌工程的记载。该工程穿越山原、精确测量，居高临下，最大限度地控制和扩大了灌溉面积，其规划布局、引水方案科学合理，也为后人所研究和学习。
3.刻画治水英雄，歌颂人民。
中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一部治水史，也是一部人们与自然的抗战史。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刻画了各种各样的治水英雄形象。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大禹；智斗巫吏的治水英雄――西门豹；助秦强大的治水英雄――郑国；成就卓著的治水天子――汉武帝……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歌颂了敢于和善于与自然抗争的古代人民。水旱灾害的频繁出现，中华民族就必须不断地与大自然进行反复的较量和抗争。在长期的治水斗争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特殊的治水文化和治水精神。累世不绝的水旱灾害，锤炼了中国人民忍受巨大痛苦的能力，同时也铸造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治水精神。作为史官，司马迁正是通过记载治水之事的特殊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治水的重视和对治水人民的歌颂。
三、司马迁重视治水的意义
总之，《史记》一书不仅记录了司马迁“治国先治水”的政治谋略，也描绘了古代劳动人民识水治水的历史画卷，司马迁对水的认识和对治水的重视在《史记》的记载上可见一斑。《史记》记载了华夏民族与洪水奋战的珍贵史实，其中《河渠书》更称得上是我国的水利专史，是水利史上的宝贵财富，这也为后人研究水利、治理水患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经验。《河渠书》不仅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汉武帝时代及其之前两千多年间的重大的水事活动，而且记下治水的技术，使古代的治水技术得以延续，也使后人更好地继承古代水利专家的治水技术，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瑰宝。即使是现在，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治水的记载，对于我国解决21世纪的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环境恶化三大突出问题，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价值
历史本是一段灰飞烟灭的过往，假如我们缺乏任何可资追溯的凭借。历史也仅是一些选择和沉淀后的后世想象，只因我们永远无法回到现场。《史记》，纵横捭阉的三千载春秋，从司马迁笔端磅礴而出(司马迁，字子长，约公元前145年一公元前90年，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家、文学家)。这并非不期而遇，而是一场瓜熟蒂落的必然事件。
一、谁为为之。孰令昕之
(一)历史契机
汉武帝时。经济发展、政权稳固、文化学术空前繁荣，封建地主阶级要求整理一部“上记轩辕，下至于兹”的贯通古今的历史著作。已成为时代的需要。汉惠帝废除禁止私人藏书的法令，汉武帝建立国家图书馆(石室金匮)，并派专人广泛收集和抄写书籍，使得书库丰富，这些都为司马迁写《史记》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二)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极大(司马谈，汉初为五大夫，汉武帝时任太史令，通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之长短)。司马迁自幼聪慧、童年无忧。后随著名经学家董仲舒、孔安国研习《春秋公羊传》和《古文尚书》。他博览群书，学术渊博，成为他写《史记》的重要条件。
(三)交游广博
司马迁20岁举足漫游江山史迹。形态各异的民俗民情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新鲜材料。加深了他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和自我斟析；形形的各阶层人物。加深了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见诸笔端的人物惟妙惟肖。富有生活气息。
(四)飞来横祸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当司马迁潜心撰写《史记》之际，却遇上了飞来横祸。因李陵事件蒙冤入狱，含辱接受宫刑。至此司马迁修史动机有所调整，由“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的初衷，转以抒发心中的抑郁不平，对盛世的赞颂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人物传记更多抒发着他的含冤肺腑。
二、天人之际，古今之变
(一)残缺之《史》
司马迁虽为朝廷史官，却并未完全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朝廷曾下诏删补《史记》，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可知今见之《史记》并非当日司马迁所著之完整版，《史记》的残缺确凿无疑，这注定是一个遗憾。
(二)磅礴之《史》
《史记》是一部通史，全书有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约五十二万字。“本纪”是全书总纲，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是用表格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是各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也是全书叙事的脉络和补充。“书”则记述制度发展，囊括礼乐兵律、社会经济、天文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主要记载诸侯国之事。“列传”主要记载除帝王诸侯外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重要人物传记，少数列传则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主统治的历史。《史记》由这五种不同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发展，是对古代历史的宏阔总结。
三、史无前例。传唱不衰
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卷牍中，《史记》何以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它的价值，也许可用鲁迅先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语要之，以见其历史学和文学上的“独创性”与“先锋性”。
(一)史学价值
1 历史编纂的独创性。(1)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继承前人著述体例的基础上“勒成一书，分为五体”，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方法。(2)百科全书史。在历史研究领域方面，囊括古今中外、汇总百科，无论深度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2 史学思想的先锋性。(1)秉笔直录。《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主张实录。(2)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3)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所体现的是对法律、道德的阶级本质的反思；在《货殖列传》里，看到“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并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
(二)文学价值
1 文学地位。(1)世界意义传记文学的确立。《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要比“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的《列传》几乎早产生两个世纪。(2)人物传记文学传统的开创。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史记》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多种写作可能性。
2 叙事艺术。《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贯古通今，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1)合情合理原则。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人世家。此等安排，可谓苦心孤诣，既充分尊重史实，又合乎逻辑。(2)兼顾相从原则。《史记》各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间的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3)详略得当原则。在处理材料时，司马迁是略古详今的。这并非他薄古厚今，而因越相近的史料越完备，也越易辨真伪、驾轻就熟。(4)两相呼应原则。“互见法”的运用，是《史记》选取、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方法。《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在一个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的主要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基本特点，而其他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5)论断于叙原则。《史记》结合具体史实，吸收当事人的评论或反映，以“寓论断于序事”的手法间接勾画出了人物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立场。
3 人物刻画。(1)人物丰富多样。司马迁以传神之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风采各异的人物画像，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原型宝库，对后世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创作等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个性丰满鲜明。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暴戾、虚假懦弱的一面。这种个性与共性的展现，让复杂的人物性格因多维透视而旁见侧出。
4 风格特征。(1)宏阔深邃。《史记》中“囊血射天、破釜沉舟”等恢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等洞见，“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等豪情。俱被司马迁以一支如椽巨笔凛然而出。(2)悲壮雄浑。司马迁羞愤著书、韩信鸟尽弓藏、屈原忠而被谤、项羽四面楚歌……全书包括一百二十多个悲剧人物，令人唏嘘，发人深省。(3)跌宕传奇。司马迁爱猎奇。曾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写汉高祖发迹，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斩巨蛇”等传说显示灵异；张良的出现“恍若神仙”……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可谓精彩妙绝。
5 不足之处。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
1.了解《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及创作背景，学习司马迁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的精神。
2.了解《史记》的主要内容，认识其历史价值。
3.通过读书交流，初步了解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汉武帝2600多年间的历史，理解《史记》的思想内涵和人物特点。
4.积累书中的成语，懂得一些成语的意思和出处，认识其艺术价值。
5.激发学生阅读经典书籍的兴趣，提高人文素养。
教学准备：
1.学生人手一册少儿版《史记》，阅读一至两个月，同学之间相互交流，至少写十篇读书笔记。
2.教师认真阅读原版《史记》，了解学生的阅读动态，潜心备课，制作课件。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一、简介司马迁及创作《史记》的背景，走近作者
学生汇报后，教师课件出示司马迁的生平：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入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后来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撰写历书。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奋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司马迁还撰写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课件出示司马迁发奋创作《史记》的故事：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他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去，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心里十分激动。父亲司马谈是汉朝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立志要编写一部史书。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努力读书，还四处游历，广交朋友，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司马谈临终之时，泪流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说：“我死之后，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的，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司马迁牢记父亲的嘱托，每天忙着研读历史文献，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史料和自己早年走遍全国搜集来的资料。
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新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司马迁发奋写作，用了整整18年时间，在他60岁时，终于完成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著——《史记》。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就的。
二、读书交流，走进书本
（一）概述主要内容。
（二）畅谈读书心得。
1.讲人物故事，谈读书心得（播放部分影视片段，展示学生写的读后感）
2.评价你感兴趣的人物（重点评价秦始皇与项羽这两人的性格及成败功过）
（三）知识竞赛。（课件出示以下题目）
1.华夏民族的祖先是____ 和____ 。
2.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____ 。
3.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是_____ 。
4.“管鲍之交”指的是著名历史人物____ 和
____ 。
5.使秦国由弱变强，逐步走上霸主之位的著名变法是____ 。
6.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是_____。
7.“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项羽’是我国
____ （朝代）起义的领袖，人称____，后来被_____ 打败。
8.“纸上谈兵” 里的主人公是指_____ ，“指鹿为马”的主人公是_____ 。
9.走出一条中原通西亚的“丝绸之路”的人物是________ 。
10.《史记》被鲁迅称为“________ ”。
三、了解文学价值，积累成语、俗语
1.文学价值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当你走进《史记》的历史画面后，你会发现许多成语、典故、脍炙人口的轶事原来都出自《史记》。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纪元，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对我国的散文、小说、戏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积累成语、俗语
焚书坑儒 破釜沉舟 霸王别姬 四面楚歌
背水一战 鸡鸣狗盗 卧薪尝胆 一言九鼎
毛遂自荐 鸿门宴 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将相和 完璧归赵 负荆请罪 人为刀俎
我为鱼肉 纸上谈兵 指鹿为马
无颜见江东父老____ 从奴隶到将军
【关键词】《史记》；求实；善良；奇特
《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1]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之所以能得到“实录”称号，并被鲁迅先生称颂为“绝唱”，最根本的是它拥有历史美。而历史美不同于简单的以催情的虚虚实实不一的文学美和艺术美，它最本质的东西存在历史存在的物的本体中。
一、《史记》的求实美
司马迁是秉着“求实精神”来著作的，南宋伟大诗人陆游曾说他“饱以五车书，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邦家志忠孝人鬼参幽明，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故其所述作，浩浩河流倾。”（《感兴》）可见司马迁本人的不辞辛劳，深入实地考察的求实精神。同时，他在著录《仲尼弟子列传》时批评学者“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2]，从中可见他在具体史实载述过程中作了极其细致的筛选和考证，从而保证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想必此作品一定具有抒情气质。然而，司马迁会不会“爱则钻皮出羽，恶则洗垢索瘢”呢？我们知道，整个《史记》是一部爱的歌颂，恨的沮曲，是一部完整的，用血泪和生命写成的悲愤诗。司马迁曾深受封建社会酷吏峻法的迫害，他对先秦法家人物是极度反感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如《袁蛊晁错列传》，在列传正文中“晁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错文曰：‘刘氏安矣，而氏危矣。’”把晁错的耿耿忠心交代的很清楚，虽然在“太史公曰”中极端表现了对其厌恶之惑，但在正文部分丝毫没有掩盖历史的真相。
二、《史记》的以善为美
《史记》中“以善为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是对伟大、崇高、善良的人物倾注无限的热爱与敬仰，褒扬他们，赋予他们理想的光辉、为正义事业，不畏，敢与权贵抗争的反抗精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有慷慨悲歌、视死如归，敢于剌杀凶残的秦王的荆轲有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垦荒，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使秦国由弱变强，却由于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而被车裂的商鞅，有明知诸候怨恨，道路险阻而力行削藩的晁错等等， [3]这些人为人正义，理想，毅然与权贵搏斗，以凛然的正义和勇气不仅书写了高尚人格的篇章，也为时代的光辉而名垂青史。另一个方面是对邪恶势力，卑鄙，奸邪，阴险人物的深刻揭露，批判，并且也表现了司马迁对这些历史人物的鄙视，憎恶。如《吕后本纪》中叙写吕后对戚夫人的残害：“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烽耳，饮瘩药，使居厕中，命日‘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日：‘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这段历史叙事，看似客观“实录”，但字里行间却涌动着司马迁大胆暴露邪恶势力阴险、毒辣的愤激之情。正是司马迁对美好，善良的人物，政治，理想的追求，对腐朽，邪恶的事物的愤恨，才使得以善为美成为整个巨著的写作追求。
三、《史记》的以悲为美
“以悲为美”则是《史记》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史记》极具有悲剧色彩，他在以悲剧的故事线索，以其震撼人心，动人心魄的力量将这种悲剧色彩以一种裸的本真的形式强烈的冲击读者的内心。
《史记》中悲剧人物大多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并且具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他们都胸怀大志，勇于进取。如为人佣耕的陈涉曾辍耕之陇上而叹息道：“苟富贵，天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二是他们都有一种历经艰险磨练的不怕挫折，坚韧不拔的意志，如著名兵法家孙膑，早年受人嫉害被挖去膝盖骨，但没有颓丧，反而忍辱负重逃亡齐国，先做了田忌的门客，又任军师。第三，他们的结局都是悲壮的死亡，但却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如商鞅，在秦国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但后来惨遭发动贵族的杀害。诞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变法却取得了伟大的成功。[4]
可以看出，《史记》中的悲剧无论是悲剧人物或悲剧故事，他的基调是高亢激昂的，不像是古代欧洲悲剧强调命运作用，而是描写现实，揭露社会矛盾，充分展示造成他们悲剧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具有现实性，给后世的警戒大大增强。
四、《史记》的以奇为美
《史记》的可贵品质是以奇为美。李泽厚先生在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说：“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怨而不怒’的传统，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自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司马迁善于突破，他是一“爱奇”的历史学家。《史记》在历史叙事“实录”性的基础上，穿插在许多“奇异”的部分。这种“奇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对人物，场面叙写的夸饰，以突出人物性格特点或强调氛围，《项羽本纪》中对于樊哙的叙写：“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皆尽裂。” [5]樊哙在鸿门之宴非常紧张的时刻，闯了进去，保护刘邦，这在《史记》中几次提到，应该是事实，但“头发上指，目皆尽裂”，应该是司马迁为了表现樊哙的勇猛和极其愤怒的情形而采用的夸张手法。此类用法还有很多，但并不违背历史史实的真实性，它反而增强了感染力和历史事实的可读性。二是对奇异传说的采用，如《殷本纪》起笔叙述殷契的出生：“殷契，母日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6]等等，这些引用民家传统或神话故事是运用了文学手法虚实性的描写，再如还有一些是完全虚构的神异传说，《留侯世家》中叙写圯上老人午夜赠书于张良和末尾“留侯死，并葬黄石”的叙写，带有一种虚诞色彩。
我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在其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6年出版）中称《史记》为“奇而韵”。[7] 《史记》以奇为美，因奇而韵的特点，为《史记》成为一部历史著作而增添了有机色彩。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史记》不仅有着“实录”的称号，更有无韵之离骚的称赞。这些评价与其在文史中有着适度的张力是分不开的。《史记》在运用虚实描写中，为人物特点，故事氛围增添了感性色彩，但整个故事真实性并不被影响，因为司马迁在描写时，取了适度的张力，使其在实录与虚构，感想和理性，肯定以及否定中具有了历史审美感。
【参考文献】
[1][3][5]康清莲.浅议《史记》对当代大学生的美育作用[J].Scientific Research，2011（9）：1255-1257.
[2]王长顺.论司马迁《史记》文史张力的审美价值[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9-102.
[4]杨丁友.论《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性特点[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30（3）：137-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