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4:55
委托人***，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
被告***，
被告***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总经理。
委托人***，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人***，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与被告***、被告***、被告***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下称***上海分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XX年12月1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XX年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人***、被告***、被告***、被告***上海分公司委托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XX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人***、被告***、被告***、被告***上海分公司委托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XX年2月20日8时15分许，被告***驾驶被告***所有的沪***小轿车在本区惠南镇人民东路川南奉公路口，与案外人李***骑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的原告受伤。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案外人李***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不负事故责任。受伤当日原告被送往南汇区中心医院治疗。原告经伤残鉴定，已构成十级伤残，休息五个月，营养二个月，护理二个月。被告***支付原告现金10,000元(人民币,下同)。沪***轿车在被告***上海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现提出事故造成其损失为医疗费7,064.9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交通费93元、护理费3,000元、营养费2,400元、误工费9,900元、残疾赔偿金43,25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衣物损失费728元、车辆损失费418元、其他损失1,000元、鉴定费1,800元、律师费5,000元，上述损失共计85,660.91元要求先由被告***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由被告***、***连带承担90%赔偿责任。
被告***辩称，其不应该负事故责任，对原告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不同意赔偿。原告提出的损失中对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无异议，其余损失意见同保险公司。事故后垫付原告现金10,000元，要求在赔偿款中扣除。
被告***辩称，同意对原告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合理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提出的损失中对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无异议，其余损失意见同保险公司。
被告***上海分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责任认定无异议，同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提出的损失中对医疗费无异议;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分别认可360元、1,800元、1,200元;对无门诊病历的交通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衣物损失费、其他损失不予认可;车辆损失费应按保险公司定损全额赔偿;鉴定费、律师费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可5,000元，再按事故责任分担。
经审理查明，XX年2月20日8时15分许，被告***驾驶沪***轿车行驶在本区惠南镇人民东路、川南奉公路口，与由南向北行驶的李***所骑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的原告***受伤。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案外人李***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无责任。当日原告被送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中心医院门急诊及住院治疗，XX年3月10日出院，共支付医疗费6,248.92元，被告***垫付原告现金10,000元。
XX年10月15日，原告***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因道路交通事故所致腰部功能障碍已构成十级伤残。伤后可予以休息五个月，营养二个月，护理二个月”，并支付鉴定费1,800元。
另查明，沪***轿车在被告***上海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告***系该车车主。原告***系农业家庭户口，1982年随丈夫李***至本区惠南镇文体路落户，1984年至本区惠南镇西北新村48号601室居住，1997年至本区惠南镇桃花源新村23幢54号101室居住。
上述事实，由交通事故认定书、医疗病史、医疗费发票、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户口簿、证明及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损失超出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本起交通事故发生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并经相关职能部门认定机动车一方的***负事故主要责任，案外人李***作为非机动车一方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告无责任，沪***轿车在被告***上海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故对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应先由被告***上海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对原告超过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部分的损失，根据交警部门所作的事故责任认定，本院确认由被告***承担80%的赔偿责任，因被告***系该车所有人，故应由被告***对被告***应负之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原告合理损失的确认：1、医疗费，根据在案票据，本院认定6,248.92元;2、营养费、车辆损失费、鉴定费，原告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3、残疾赔偿金，原告虽为农村居民，其举证证明了事故发生前的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的事实，该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4、误工费，原告虽举证证明了事故发生前的工作情况，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收入减少情况，故本院参照上海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每月1,120元)计算，结合法医鉴定结论五个月，确认为5,600元;5、护理费，本院根据原告的伤情，酌定每日40元，结合法医鉴定结论计算二个月，确认为2,400元;6、住院伙食补助费，结合原告的伤情及实际住院时间，确认为360元;7、交通费、衣物损失费，根据实际情况，本院各酌定80元、30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原告受伤情况及被告***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4,000元;9、其他损失，无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10、律师费，根据原告在本案中的获赔金额，本院在律师收费合理标准范围内酌情确认3,000元。故原告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项下的损失为医疗费6,248.92元、营养费2,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60元，合计9,008.92元;原告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项下的损失为护理费2,400元、交通费80元、误工费5,600元、残疾赔偿43,25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合计55,337元;原告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项下的损失为衣物损失费300元、车辆损失费418元，合计718元;原告不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的损失为鉴定费1,800元、律师费3,000元，合计4,800元。原告以上损失共计69,863.92元，应当由被告***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承担65,063.92元(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项下承担9,008.92元、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项下承担55,337元、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项下承担718元);原告不属于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4,800元由被告***、***连带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4,440元(其中律师费按本院确定金额全额赔偿)。被告***已支付原告现金10,000元，超过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故其在本案中无需再赔偿原告损失，其可就多付原告之款与原告另行结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65,063.92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21元(此款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341元，由被告***、***负担1280元，两被告负担之款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
审判员 ***
人民陪审员 ***
应当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人员同侦查人员分离。主张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书证的观点认为，如果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鉴定结论，那么将产生公安交警人员既是侦查人员又是鉴定人员的弊端，与刑诉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相抵触。刑诉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侦查人员如果是鉴定人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其回避。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两者角色分离来解决，也就是说，如果公安机关的人员参与了交通事故的认定工作，就不应该参与本案的侦查，以防止制作人和办案人员身份重合而先入为主，或者办案人员与案件形成实质上的利害关系造成诉讼不公。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人员要出庭作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鉴定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询问鉴定人。因此，作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人员应当出庭接受审判人员、公诉人和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询问，对于与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记载的事项相关的提问予以回答。对于制作人不需要或无法出庭的案件，交通事故认定书应该当庭宣读，并听取公诉人和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如果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人没有出庭接受询问或者认定书没有在法庭上宣读，没有接受调查，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不具有当然的证明力。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鉴定结论，虽然是由公安机关制作，但它仍然是证据的一种。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其证明力没有优先性。除了要接受控辩双方质证、辩论以外，法院还要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如现场勘查、检验笔录、证人证言、其他的鉴定结论等综合判断，要注意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制作人的资格和水平、是否应当属于回避的情形，认定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可靠等。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案件作出采信或不予采信的决定，必要时还可以要求重新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总而言之，在诉讼中，不能迷信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
（来源：文章屋网 ）
一、当前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法律定位的争议
依照证据法理论和三大诉讼法规定,只有属于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才具有证据资格,即证据能力。如上所述,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证据,但是又产生了新的分歧,即将其归为证据中的何种类型,目前在理论上未有统一的归类,司法实践中的界定也各不相同,这给司法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带来不少困惑。
(一)勘验、检查笔录说
勘验检查笔录,简言之即对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资料、尸体等进行勘验、检查所制作的书面记录,包括文字记录、绘图、照相、录像等材料。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事故处理人员“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所做出的,是对现场的勘查、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所出具的法律文书,故属于法定笔录之列。
(二)书证说
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书证,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做出的,并且加盖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根据其所载内容证明了事故或案件情况,所以符合了公文书证的要求,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也就是说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管理部门运用专门性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对所收集到的证据及证明材料进行分析、判断,以查明交通事故基本情况和形成原因,为交通事故的最终处理,分清当事人造成事故责任大小,以及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提供的重要证据,是一种书证。
(三)鉴定意见说
该主张依据的是2000年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公复字 [2000]1号),该《批复》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的鉴定结论。” 相关文章如“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鉴定结论的基本特征”,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案件承办人员接受指派后,为解决交通事故案件发生的原因、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大小等各种专门性问题,运用其处理事故的专门知识、经验做出的结论性意见,系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法律性评判时的依据。
二、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属性的分析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勘验、检查笔录
首先勘验、检查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进行勘验检查时所作的文字记载,并有勘验检查人员和在场见证人签名的一种书面文件”。
勘验、检查笔录是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的重要手段,案件发生之后,办案人员临场即时对案发情况进行勘验、检查后对案件事实的一种客观记载,具有客观性。虽然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却是“特殊的书面材料”,作为一种如实记录,其不掺杂任何主观的东西,并不具有分析判断的因素,这种笔录更具有直观性。“其内容都是与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有关的情况,不包括有关人员的主观活动的情况。制作者只能记录自己看到、听到或以其他方式感知到的事实情况,不能记录自己的分析、推测和判断”,从《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可以看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与法定笔录确有相似性,但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实际上是包括了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等,“现场勘验”只是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根据之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范围显然要比勘验笔录广得多。认定书除了具有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同时还包含办案人员根据相关证据证明的事实,运用相关科学常识,并适用法律法规分析事故成因和确定当事人责任这样一个带有办案人员主观意志的过程,是交通警察经过严密、细致的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认定的基础上得出的一种结论,是一个定性定量的结论。所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宜认定为勘验笔录。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属于书证
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文字、符号、图案等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品,其能够以其独特的客观化、具体化、形象化和固定化的文字、符号和图画本身所体现的思想内容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一般具有如下几方面特征:
1、表现方式和制作形式的多样性。表现方式可以是文字、符号、图案等,内容的载体可以是纸张,也可以是石头、金属、木头等其他材料。具有写、刻、雕、印刷等多种方式。其记载和表达的内容能够为人们所认知理解,借以发现信息,也因为与案件待证事实有关联,而能借以证明案件事实。
2、制作目的的特定性。实践中制作书证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陈述事实、确认、变更或者消灭某种法律关系等,仅是涉案事实某种情况的真实反映。如出生证、身份证、营业执照等,目的是为了反映行为人主体身份;医疗病历可以明确患者诊断及治疗的情况;合同能说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其目的并非是为了处理诉讼或纠纷中的相关事宜。
3、书证具有时序性。书证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为载体,将一定的内容或思想固定下来,通常形成于案件或纠纷之前,“书证一般都不是为特定案件的诉讼活动制作的,而是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前制作的,或者是在与诉讼活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制作的”,正因为如此其相比于其他证据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如营业执照、票据、公证文书、借条、合同、遗嘱等,在诉讼之前其已经客观存在,而不是通过诉讼中的行为产生的。
4、书证具有客观性。尽管书证本身所反映的思想或内容是主观的,如房产买卖合同反映了房产交易及所有权转移的信息,但是合同一旦签订便具有了客观性,书证的时序性决定了其一经收集并查证属实便可以直观的证明案件中的一些事实。即书证形成之后,办案机关或当事人及其委托人只能去发现、收集、进而认识或判断它,案件办理人员只能审查它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在案件发生之后,公安机关交警部门的承办人员依据相关规定,按照严格的形式要求来制作的,其内容载明了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车辆、道路的基本情况、事故的基本事实、事故证据及形成原因的分析、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意外原因。制作的目的就是在确定双方当事人责任的基础上,以便于对案件做出处理,包括民事赔偿问题。其中对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作的综合评判,其中必然包含了有关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和判断,这种主观认识有可能与客观相吻合,也有可能不一致,因此不符合上述书证的特征。故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属于书证。
(三)交通事故认定书区别于鉴定结论
鉴定意见即鉴定结论是指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指派或聘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鉴定后所做出的结论。一般认为鉴定意见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为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具有这方面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进行鉴定后所做出的书面结论,鉴定结论是查明案件事实、确定案件性质、明确责任的重要根据。
作为证据的一种,除具备证据的基本特征外,鉴定意见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1、科学性。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专业知识,采用一定科学方法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及鉴别后所做出的具有科学根据的意见。是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提出的处理意见,乃在观察或检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的分析判断,不是感性认识。
2、专门性。鉴定的对象是专门性问题,常见的有法医鉴定、会计鉴定、化学毒物鉴定、司法精神鉴定、刑事科学鉴定等;鉴定所用的是专门的知识;主体是专门的鉴定人员,具备一定的鉴定资格;具有特定的书面形式。
3、非法律评价性。鉴定结论的内容是鉴定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所作的判断结论,而不是对有关事实做出的法律评价。对有关事实做出法律评价属于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只能由司法机关在查明案件情况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行使该职权。
4、可替代性。鉴定结论是司法机关为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鉴定人通过鉴定做出的书面结论。鉴定人既然是由司法机关根据一定的标准指派或聘请的,就可以选择。在需要时,司法机关也可以再行指派、聘请鉴定人重新鉴定。所以,鉴定结论就具有可替代性。
从表面上看,交通事故认定书似乎是鉴定结论,但也存在一些瑕疵:
公诉机关万全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郑某,农民,现住山东省宁津县。2014年11月26日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万全县公安局取保候审。
万全县人民检察院以万检公诉科刑诉(2015)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郑某犯交通肇事罪,于2015年1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万全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柳林元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郑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26日5时许,被告人郑某驾驶冀J×××××/冀J×××××挂半挂车沿401县道由北向南行驶至丰胜庄村路段与五赐线十字路口时侧翻,侧翻后半挂车起火,造成乘车人李之涛当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被告人郑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2015年3月30日被告人郑某与被害人近亲属自愿达成赔偿协议,被害人的近亲属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予以谅解。
上述事实,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万全县公安局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照片说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法医尸体检验鉴定书和照片说明,驾驶人信息查询单,被告人郑某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被害人近亲属书写的谅解书、收款条及山东省宁津县公证处的(2015)宁津证民字第43号公证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郑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万全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郑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意见正确,应予支持。在庭审中被告人郑某自愿认罪,赔偿了被害人的部分经济损失,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确有悔罪表现,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郑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述的,应答提交上述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一、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审查与判断的意义
（一）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是判定肇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应给予肇事行为人何种刑事处罚的重要依据
根据《刑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犯罪，危害后果只有达到法定的程度才能构成。最高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的解释》依照罪刑法定的原则，从交通肇事行为致人重伤的人数、死亡的人数、行为人无力赔偿直接财产损失的金额，结合行为人应负责任的大小及行为人对交通肇事行为的态度（是否逃逸），对交通肇事行为的后果达到构成犯罪的情况及如何给予刑事处罚作出了规定。该司法解释规定了交通肇事罪三个不同量刑幅度的适用情形。依照这些规定，肇事行为只有在行为人应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或同等责任的情况下才能构成犯罪，行为人承担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或不承担责任的，不构成犯罪，故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首先决定肇事人是否构成犯罪。在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相同、行为人无能力赔偿直接财产损失数额相同的情况下，在不同的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承担事故责任重的肇事人与承担事故责任轻的肇事人相比较，前者在同一量刑幅度内所受的刑罚要重一些，故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不仅对认定肇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肇事行为人量刑有重要意义。由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只能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它是认定交通肇事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和承担何种程度责任的法定依据，事故双方当事人不能对此自行协商，故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既不能全盘照搬，也不能予以抛弃而自行确定行为人事故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只能对其进行审查、判断，以达到对交通肇事行为人准确定罪、恰当量刑的目的。
（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是确定肇事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大小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l06条第2款与国务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过失及过失的大小的法定依据，也是确定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有无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如果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行为人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的，应全额赔偿被害人或受害单位的损失；负主要责任的，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被害人或受害单位也应承担次要责任；负对等责任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者、被害人或受害单位各承担一半的责任。
二、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应当进行审查、判断的理由
人们往往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是不容否认的，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应当予以采信，其实则不然，对其审查、判断不仅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的理论，而且有法律依据，也是实际工作的需要。
（一）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的审查、判断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的理论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过程，实质是使用案件的证据确定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事故责任以及责任的大小，以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给予何种刑事处罚的过程。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其性质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规定的鉴定结论。既然是作为一种刑事证据而加以使用，就应当具有证据的基本特征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要求证据的收集过程要遵守法定的程序，证据的客观性要求证据要与客观事实相符，证据的关联性要求案件所有的证据要相互印证，只有具备以上三个特征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加以审查、判断是刑事诉讼证据理论的要求。
（二）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的审查、判断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首先，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的审查、判断是《刑诉法》的要求。依照《刑诉法》第42条第3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第5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责任重新认定书作为一种鉴定结论，必须经过庭审公开举证、质证、认证，即使不公开审理，也要进行举证、质证、认证，只有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此外，从法律效力来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处理程序》）作为行政法规。只能适用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不能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其法律效力小于《刑诉法》，故即使错误地将《处理程序》中关于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效力的规定等同于认为该认定完全正确而不需审查，那么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也应对其进行审查、判断。
（三）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审查、判断是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客观要求
交通事故无论如何处理，划分责任界限、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是处理事故的基础，如果不限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划分交通事故责任界限的次数，那么当事人可能就事故责任永远纠缠下去，交通事故就无法得到处理，故赋予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重新认定书以确定性是从程序上考虑的，类似于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关于责任界限的划分就完全正确，也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和交通肇事民事赔偿案件时，可以不加分析地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法院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进行审查、判断，可以纠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关于事故责任认定方面的错误，从而正确处理交通事故案件。
三、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审查、判断的方法
（一）从程序上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进行审查、判断。
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既然将其作为鉴定结论加以使用，那么划分事故责任界限，制作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责任书就应遵循法定的程序，否则，就不具备证据合法性的特征，从而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依照《刑诉法》和《处理程序》的有关规定，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的制作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1、事故责任认定书只能由特定的人员作出。依照《刑诉法》第ll 9条《处理程序》第2条、第4条和第34条的规定，事故责任认定书必须由具有一定资格的交通警察作出。审判实践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侦查终结涉嫌交通肇事犯罪的案件，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往往没有附鉴定人资格证明，即没有证据证实鉴定人是否系具有3年以上交通管理实践、经过专业培训考试合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颁发证书的交通警察，审判人员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
2、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当在一定的期限内作出。按照公安部公通字（1991）113号《关于修订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第1条和《处理程序》第32条的规定，交通肇事事故责任认定书至少要于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起40日内作出，作出后应当及时向当事人公布。
3、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必须完善签名、盖章手续。依照《刑诉法》第120条第l款和《处理程序》第32条、第35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或重新认定作出后，应当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由事故责任认定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审判实践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侦查终结的涉嫌交通肇事犯罪的案件，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往往只加盖鉴定单位印章而没有鉴定人签名，有的鉴定人的名字系打印而不是亲笔签名，审判人员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鉴定人员补签。
4、公布事故责任认定书或重新认定书应遵循特定的程序。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二种情况，一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手续不规范，有的根本没有送达有关当事人，有的只送达犯罪嫌疑人而没有送达受害人，有的只送达受害人而没有送达犯罪嫌疑人；二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虽然将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了有关当事人，但未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场，出具有关证据，说明认定责任的依据和理由。根据《刑诉法》第l 2l条及《处理程序》 第33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书作出后，案卷中不仅要附有事故各方当事人签收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记载，而且还要附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场，出具有关证据，说明认定责任的依据和理由这一过程的笔录。
5、事故责任认定有一定的次数的限制。依照《处理程序》第35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重新认定为最终决定，这就意味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最多只能进行两次。
（二）从实体上对事故认定书或责任重新认定书进行审查、判断
l、有证据认定事故责任时，审查责任认定是否恰当。
（1）对单纯因车辆车况不佳而造成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的审查、判断。首先要肯定的是车况不佳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车辆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对车况不佳“视而不见”的行为（有时因过失没有检查车况，有时虽检查，但轻信能避免事故的发生）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也并不意味着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一定要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需要对具体情况作出分析。第一、车辆的驾驶员是车辆的所有人，包括法定所有人和实际所有人，所有人负有保持车况良好才能使用之义务，所有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l 7条、第18条、第19条至22条的规定，对不符合行驶技术要求的车辆而加以使用，根据其使用车辆行为的性质，其责任承担情形如下：其一、如从事有偿活动或非法活动，则所有人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二、如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或协助司法机关从事司法活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事故责任，但受益人要承担赔偿责任。第二、驾驶员不是车辆的所有人，驾驶员违反上述规定，驾驶无号牌车辆或驾驶不符合行驶技术要求的车辆的，根据驾驶员使用车辆行为之性质，其责任承担的情形如下：其一、驾驶员是车辆的借用人，因驾驶员系使用车辆的受益人，驾驶员有义务对车况进行检查，所有人也负有保持车况良好才能出借之义务，因驾驶员使用车辆没有付出对价，故驾驶员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所有人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其二、驾驶员是车辆的承租人或承包人（车辆承租与承包相比，其区别在于承租仅限于有偿使用车辆，而承包不仅有偿使用车辆，而且还有偿行使了与车辆相关的其他权利，比如承包客运车辆，承包人不仅使用车辆，而且还行使了排除其他没有在该客运车辆的营运线路上取得营运资格的车辆从事客运的权利），在排除驾驶员非正常使用的基础上，由于所有人出租或发包车辆取得了对价，且负有保持车况良好才能出租或发包之义务，故所有人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但驾驶员作为承租人或承包人，也负检查车辆、保持良好车况，才能承租或承包而加以使用之义务，故驾驶员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如驾驶员非正常使用致使车况不佳而发生事故，则驾驶员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不承担事故的责任；其三、驾驶员是车辆的盗用人，盗用人使用车辆并非车辆所有人意志的体现，故盗用人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不承担责任；其四、驾驶员是车辆的征用人，在紧急情况下，出于社会公益，比如为救灾、救人、追捕犯罪分子，驾驶员征用车辆，驾驶员和所有人均不承担事故责任，但受益人要承担赔偿责任。
（2）对单纯因肇事人的违章行为而造成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责任重新认定书的审查、判断。第一、肇事人是车辆的驾驶员，驾驶员的违章行为包括违章驾驶和车辆违章装载，驾驶员的违章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承担事故责任的情形如下：其一、肇事人违反有关规定而引发交通事故，肇事人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二、车辆未按规定装载而导致交通事故的，驾驶员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明知车辆违章装载而要求装载的其他人员，也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其三、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机动车辆承包人、承租人或其他人员指使、强令驾驶员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驾驶员及上述指使人均应共同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第二、肇事人不是机动车辆的驾驶员的，驾驶员不承担责任，肇事人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3）对因车辆车况不佳、肇事人的违章行为而共同造成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的审查、判断。因上述两种或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交通事故，就要根据事故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车辆的所有人、驾驶员及其他违章人应否承担的事故责任及承担事故责任的大小。
2、没有证据认定事故责任时，审查责任的推定是否恰当。
上述三种情况均系针对有证据能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出分析而言，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如因当事人的行为致使交通事故无法认定责任，就要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进行推定。第一、当事人逃逸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第二、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的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各方均有条件报案而均未报案或均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的责任无法认定，应当负对等责任，但机动车辆与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辆的一方应当负主要责任，非机动车辆、行人一方应当负次要责任。
被告：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
原告罗伦富因不服被告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以下简称交警队）对其子康忠华（已亡）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向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交警队未将事故路面施工单位追加为交通事故的责任人，就以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驾驶员康忠华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这个责任认定与被告的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中载明的事故路面施工现场上无任何标志牌、防围设施、值勤人员提前下班等事实相矛盾，该认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请求撤销被告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判令被告重新认定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
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证人肖安良、梁开基、陈延喜的《证言笔录》，证明施工过程中施工路段实行车辆单行道通行，采取的措施是定人定点，从早上 6点到晚上 10点执勤，但事故时已无人执勤。2、《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明事故发生地段的施工路面堆放有大量炭渣。
被告辩称：原告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只能在法定的 15日内向上一级交警部门申请重新认定。原告不申请重新认定，而且还同意被告就该事故的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原告现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服的只能是“调解协议”。根据自 2000年 3月 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调解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道路交通事故调解笔录》、《泸州市交警三大队送达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已认可，并就损害赔偿达成了调解协议。 2、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通事故现场勘查草图》、《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用以证明事故现场路面宽 11.90米，堆放物约占路面宽 6.45米，剩余路面宽 5.45米，车辆能安全通过。3、泸州蜀泸路业有限公司《关于对泸隆路松滩桥至杨关桥路面改造的报告》，用以证明施工单位改造路面是经过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同意的，手续完善合法。 4、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两端设立的施工标志牌照片和事故现场照片6张，用以证明施工单位已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在泸隆路 38 KM处隆昌至泸州方向、41 KM＋ 200 M处泸州至隆昌方向设有明显的标志牌和安全设施。5、对执勤人员梁开基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在施工现场设有标志牌和执勤点的事实。
对原告罗伦富提交的两项证据，被告交警队无异议。
原告罗伦富对被告交警队的证据 1、2、3、5无异议，但以自己提交的证据 1反驳交警队的证据 4. 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经质证，原告罗伦富提交的证据 1、2和被告交警队的证据 1、2、3、5，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应予采信；交警队提交的证据 4，内容与罗伦富提交的证据 1中梁开基的《证言笔录》内容吻合，也应当采信。罗伦富以自己提交的证据证明了事故现场无安全标志为由，认为整个施工路段都没有设立标志的理由不能成立；罗伦富提出，执勤点的执勤人员提前下班，施工单位应当承担责任。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交警队作出的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维持。据此，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于 2001年 1月 26日判决：
维持交警队 2000年 10月 19日在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康忠华的责任认定。
原告罗伦富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1、事故路段不属于修路范围，施工单位在桥上堆放大量炭渣的行为违法。被上诉人的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这一情节未作认定；2、康忠华驾车行驶的前方桥面上堆放的炭渣，占路面宽度一半以上，又无任何防围设施和安全标志，对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影响。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认定康忠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是错误的。为此导致上诉人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费用，是不公正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改判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判令被上诉人对此次事故的责任重新认定。
被上诉人交警队未答辩。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上诉人交警队在 2000年 10月 19日作出的第 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2000年 9月 5日 21时约 25分，上诉人罗伦富之子康忠华驾驶川 E 06349号农用车，由隆昌向泸州市方向行至泸隆路 41 Km施工地段处，为躲避路面堆放物（炭渣），驶出松滩桥面，翻于桥下，造成乘车人李贵华当场死亡、康忠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康忠华因措施处置不当导致翻车，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康忠华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李贵华不负此事故责任。
为证明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交警队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责任认定证据以外，还提交了如下法律依据：国务院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内容是：“遇到本条例没有规定的情况，车辆、行人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内容是：“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有违章行为的一方应当负全部责任，其他方不负交通事故责任。”“两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的一方负主要责任，另一方负次要责任；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基本相当的，两方负同等责任。”“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据各自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划分责任”；公安部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对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责任认定证据，上诉人罗伦富认为照片不是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照片，其他证据没有证明修路路段包括事故发生地的松滩桥，除此以外别无异议。罗伦富提出，事故现场勘查图和现场勘查笔录已经证明，松滩桥宽 11.90米，堆放物占路宽 6.45米，并且在事故车辆行驶的前方无任何警示标志和防围设施，车辆来不及躲避，以致一侧车轮压在堆放物上，造成方向偏离后驶出桥面，故事故现场情况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原因。
对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法律依据，上诉人罗伦富没有异议。但认为，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准占用道路摆摊设点、停放车辆、堆物作业、搭棚、盖房、进行集市贸易和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市政、公路管理部门为维修道路，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时，除日常维修、养护道路作业外，须与公安机关协商共同采取维护交通的措施后，再行施工；其他单位需要挖掘道路时，须经市政管理部门或公路管理部门同意后，由公安机关办理手续。”“挖掘道路的施工现场，须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竣工后，须及时清理现场，修复路面和道路设施。”交警队没有证据证明，松滩桥上的堆放物是施工单位依法堆放的。
对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上诉人罗伦富解释：因当时处于亲人死亡的悲痛中，也出于相信交警队会依法公平合理地解决赔偿问题，故没有认真考虑就在调解书上签了字。但后来认为，交警队将 19项损害赔偿中的尸检费 1000元、自己的车辆损失修理费 12813元、车辆停放费 360元、车辆施救费 2080元、松滩桥栏杆修理费 720元、青苗补偿费 850元等费用都确定由上诉人承担，是不公平合理的。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公路情况照片不是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照片，上诉人罗伦富的质证理由成立。该证据对本案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不予确认；其他证据是有效证据，应予确认。
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法律依据都是有效的，应当适用。上诉人罗伦富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提出交警队没有证明松滩桥上的堆放物是施工单位依法堆放的，符合本案事实，应予采纳。另外，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四条规定：“交通警察须有三年以上交通管理实践，经过专业培训考试合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管理部门颁发证书，方准处理一般事故以上的交通事故。”处理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的吕和龙、张铁是否具备这一资格，交警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
上诉人罗伦富与被上诉人交警队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中赔偿额的确认与承担发生的争议，不是本案审理对象，应当另案解决。
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实施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该行为直接关系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否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否违法以及应否被行政处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者能否得到民事赔偿的问题，因此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罗伦富认为被上诉人交警队对交通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罗伦富的诉讼请求，本案的审查对象是交警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是交警队的调解行为。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既不是调解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交警队以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了“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认为本案不是行政诉讼，这一理由不能成立。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这一条规定的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因此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不属于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第四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法的规定为准。”即便将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理解为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也应该为六十日，不是十五日。被上诉人交警队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告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是错误的。交警队认为上诉人罗伦富在法定的十五日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在松滩桥上，事故发生时桥面堆放着炭渣。该桥面是否属于整修范围，是否准许堆放炭渣，堆放炭渣而不设立安全标志和防围设施是否合法，这种行为与此次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交警队既没有认定也没有排除，因此该事故责任认定属事实不清。交警队作出此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适用的法律依据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该条规定有三款，分别规定了在有一方、两方、三方或多方当事人的情况下责任如何认定。交警队只笼统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没有指出具体适用哪一款，属适用法律错误。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调查取证，查明事故原因。对涉及到事故发生的各种因素，应当予以全面考虑并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准确划分事故责任。被上诉人交警队对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该行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虽然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认证，但对通过审理能够确认的法律事实未加认定，就认为被上诉人交警队作出的第 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维持了这个不具有合法性的行政行为，是错误的，应当纠正。上诉人罗伦富的上诉有理，予以采纳。
综上，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 1、2目和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于 2001年 4月 24日判决：
一、撤销一审行政判决；
一、几点体会
（一）和解分期执行。
有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执行时虽无经济收入，无金钱给付，无财产可供执行，也没有债权，更无无形资产，但是尚未丧失劳动能力。而权利人一方往往遭受损害比较严重，精神打击非常大，生活十分困难，连孩子的学费也交不起。对这样的案件，如果执行时，只按程序走，因为被执行人已暂不具备执行条件，而中止执行或是终结执行。这不仅不能有效地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反而易使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的安定。我们应促进双方当事人相互理解，耐心做好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根据被执行人一年的实际收入，和解分期履行。这样的执行，既能体现裁判文书中规定的内容，又能使双方当事人都容易接受，从而达到执行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理论上并不违背法律、法规和执行工作的原则，在实践中是比较可行的。
如我院刑事审判庭移送执行的权利人莫茂顺、吴桂珍、谢亚发、谢邦国、杨月姑等五人与债务人王聘山、莫炳充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债务人王聘山（被告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驾驶琼C－30306号东风牌自卸车与谢雄鑫无证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相撞，造成二死一伤的重大交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78081.32元，债务人王聘山负责赔偿给五权利人损害赔偿款54656.93元，车主莫炳充对上述赔偿款承担垫付责任。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变卖了琼C－30306号车辆，执行48133.12元，余额6523.79元，债务人已无能力偿付。债务人王聘山正在服刑，未婚，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家庭生活困难，无财产可供执行。债务人莫炳充（车主）无业，汽车已变卖，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家庭经济收入是靠妻子的工资，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家庭生活也十分困难，根本无法强制执行。然而，五债权人家都闹水灾，其家庭生活更为困难，损害赔偿得不到实现，思想情绪波动大。如果终结该案执行，则容易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努力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达成了分期执行的协议。事实表明这个案件最妥善的执行办法，只能是分期执行。
（二）悬赏举报和强制执行措施相结合。
有些个体户，购买汽车搞营运，车户挂靠在某个单位里，其单位便成了所谓的车辆所有人。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员与其所在单位或车辆所有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个体户司机熟知此规定，有能力履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义务，但不愿意履行，全家出走，有意逃避法律责任，让车辆所有人为其承担责任。此时，法院执行车辆所有人的连带责任合法合理，若是车辆所有人进行了赔偿，就必然会产生车辆所有人向司机追偿的诉讼，其结果是法院执行一起案件，却产生了另一起新的诉讼案件，进而再产生一宗执行案件。如此循环，既增加了诉讼成本，又降低了整体办案效率，达不到良好的社会效果。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找到司机。我们采取悬赏举报制，在司机所在地或可能住所地悬赏举报公告。这样，我们从举报的线索中找到了司机，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运用这样的方法，我院执结了2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如申请人林明奇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陈日岸（司机）、海南省水电建设工程总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被执行人陈日岸购买一辆自卸装载车搞工程运输，把车户挂靠在海南省水电建设工程总公司名下，海南省水电建设工程总公司便成了该车的车辆所有人。陈日岸在倒车时，违章操作，将申请人林明奇停靠在路边的小轿车撞坏，造成经济损失21300元。被执行人陈日岸有履行能力而不愿意履行，逃到琼中县藏起来，有意规避法律责任。法院找不到他，自然由连带责任人海南省水电建设工程总公司负责赔偿。我们在被执行人陈日岸的家乡，或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悬赏举报公告。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举报，并找到了陈日岸。在我们的开导之下，陈日岸当即付清了赔偿款。
（三）说服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
有的被执行人对法院的判决有异议，即使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还要提出申诉。虽然申诉不影响执行，但是，被执行人还是不愿意自觉履行其损害赔偿义务。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耐心细致地做好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喻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被执行人在道德良心上自责，放弃申诉的念头，自觉地履行损害赔偿义务。
如申请人海南省汽车运输总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海南高速公路旅游工贸运输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双方的大巴客车迎面相撞，造成双方驾驶员及7名乘客死亡、27人受伤的特重大交通事故。两车辆报废，共造成经济损失1772031.47元。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裁判生效后，案件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对事故的责任承担不服，迟迟不愿意履行，表示要申诉。我们对被执行人进行多次说服教育，促使其放弃了申诉的念头，付清了全部17万多元的赔偿款。
总之，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执行，还有许多好的执行方法。不管怎样变通执行，都必须遵循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针对不同的个案，灵活运用法律，找到执行的最佳方案，迅速、完全地实现权利人的权利。
二、问题思考
（一）解决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异议问题。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规定，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的，承担100%的损害赔偿责任；负主要责任的，承担60%至80%；负同等责任的，承担50%；负次要责任的承担20%至40%.有的当事人不服公安机关所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却放弃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重新认定的权利，导致其在民事诉讼中虽对责任认定提出异议，但却不能提供足以原事故责任认定的证据。这样，不利于法官准确分清责任，公正作出裁判。我们认为，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其异议救济应纳入行政诉讼救济程序中，通过行政诉讼的判决来解决此问题。即法院因情况不明受理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的，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待行政判决后，才继续审理。
（二）案件移送执行如何操作及移送执行的期限如何确定。
按照法律规定判决生效后，案件应移送执行。但是，该由谁来移送？什么时间内移送？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案件移送执行不及时，就会错过最佳的执行时机。
民事诉讼法第216条第1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9条第2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法律文书、民事制裁决定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审判庭移送执行机构执行。”显然，民诉法第216条规定，案件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规定（试行）》第19条则规定由审判庭移送执行机构执行。由于规定不一致，使该移送执行的案件，在判决生效后，迟迟没有移送执行。我们认为，为了便于案件的统一管理，由审判庭移送立案庭立案后，再由立案庭送交执行庭执行。
另外，需要移送执行案件，在什么期限内移送执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其随意性很大。为了更主动地行使人民法院的职权，及时、有效地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有必要对移送执行的期限作规定。无论任何案件的执行，都有一个最佳的执行时期。如果没有把握好这个最佳的执行时期，就丧失了这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使案件无法执行结案。我们在执行移送执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发现有些案件从审判至移送执行拖了很长一段时间，有的甚至在审结后三、四年时间才移送执行。此时，该负刑事责任的肇事司机早已刑满释放，可供执行的财产早已转移或灭失，其结果是时过境迁，无法执行。所以，对所有移送执行案件的期限作出内部规定是十分必要的。作这样的规定，应当从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出发。我们认为，应参考行政案件申请执行的期限，移送执行期限最多规定为法律文书生效后15日内。
本案法院应否受理？
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因为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未经公安机关处理调解，而公安机关的处理调解程序，是人民法院受理的必经前置程序。前置程序的法律依据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应当查明交通事故原因，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第30条）“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第34条）。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1992]39号《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条规定，“自1992年1月1日《办法》实施后，当事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时，除诉状外，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者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违章行为造成的结论。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的，应予受理。”必经程序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108条的起诉，必须受理，对下列七种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第三种情形：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条规定，“公安部是国务院处理交通事故的主管机关，县以上地方各级公安机关是同级人民政府处理本行政区域内交通事故的主管机关。”因此，本案应由公安机关处理，人民法院不应受理。
笔者认为，本案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公民享有请求获得司法救济权应该是一项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虽然在我国目前的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但这确是包括我国在内的民主国家的共识。需要说明的是，司法救济权不是指当事人的胜诉权，而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权，对公民就其民事权益请求司法救济而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110条、111条是告诉当事人如何正确行使诉权，第109条、112条是规定如何便利当事人行使诉权。所有这些规定均无任何否认当事人行使诉权的意思。有人认为，第111条即是对当事人行使诉权的限制，第111条第3项“依照法律规定，应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笔者认为，与其说是对当事人行使诉权的限制，不如说是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权。该项规定主要解决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对如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方面的争议案件（事实上是主体地位不平等不属民法调整范围）；二是应由公安机关、检查机关侦查的案件、应由纪检部门处理的案件（实系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引导当事人向上述部门反映处理。有人认为，除上述两种情形之外，还包括另外一些类型案件，如当事人对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等引发的赔偿案件，如果不经过有关机关先行处理，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笔者认为，这实际是一种误解，有关机关先行处理与人民法院受理的性质是有根本区别的，后者是司法救济，前者是有关机关在查明事实后，主持双方当事人解决争议，当不能解决争议时，也能为当事人进入诉讼收集证据的行为。对这些类型的案件，如果不经有关机关处理，人民法院无法查清当事人所争议的事实，或可能查明但人民法院诉讼成本（人、财、物、时间）太高，有关机关先行确认有关事实，为人民法院受理该类案件后正确处理提供保障，有关机关先行处理的意义也就在于此。但当当事人未经有关机关先行处理而就损害赔偿方面的争议要求人民法院解决时，因其请求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仍应当受理，如果人民法院因为担心不能正确处理案件而不予受理，为了避免实体处理上的不公而必须牺牲程序公正的作法，即首先考虑当事人的胜诉权再考虑其诉权，实际上是无端地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有了这种认识，再将民诉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结合起来看，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符合民事起诉条件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工伤事故赔偿案，医疗事故赔偿案，并没有明确规定为“不经过有关部门处理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不难理解，法律的本意并不是要求人民法院为求得客观公正的审理结果而限制当事人行使诉权。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公安机关的处理调解程序作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确实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是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技术性较强，非常需要专业机构（交警部门）通过现场勘验，依《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作出责任认定，人民法院不具有这种能力；二是交通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勘验后事故现场需要及时清障，损害现场不可能保存到诉讼阶段，交警部门的勘验笔录、影视资料实际上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的保全证据；三是通过交警部门及时调解，大部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都可以结案，这样能更及时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同时也减少了大量诉讼给法院带来的压力。但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处理调解终归没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完全可能不履行，当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诉讼到法院后，法院对交警部门出据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调解书、调解终结书、伤残评定书等均仅作证据使用。但该证据并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如果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公安机关所作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等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不采信前提是“确属不妥”，以采信为原则，不采信为例外。可见，人民法院对公安交警部门的处理意见的重视和依赖程度是较高的。
当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未经交警部门处理，诉至人民法院时，人民法院的确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不受理违反民诉法规定，受理后可能出现事实不清，责任不明而难以下判的被动局面。笔者认为，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审判实践中应该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
1准确定案由。未经交警部门处理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经交警部门处理过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区别，笔者认为在案由上应该反映出来，对后者，以交通事故财产（人身）损害赔偿为案由是没有疑问的，但对前者，是否还以此案由呢，仍有探讨的必要。案由应该真实、详尽地反映当事人的争议性质，对未经交警部门处理的赔偿案件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作案由虽然较详尽地反映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性质，但笔者认为，该案由并不妥，应以财产（人身）损害赔偿作案由。理由：1是否系交通事故尚不明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条定义，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违章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也就是说，是否系交通事故尚需要分析判断，对一些当事人认为是交通事故的，公安交警部门也可能不认为是交通事故，如在机关大院、学校、工厂内发生的事故，当事人无违章行为等。2交通事故只能由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其他部门、个人无权认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公安机关是同级人民政府处理本行政区域内交通事故的主管机关（第4条）。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是处理交通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第5条）。公安机关对发生在道路上的车辆引起的安全事故，首要的任务就是确认是否是交通事故。3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作案由，让人感觉《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当事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时、除诉状外，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者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方当事违章行为的结论”无用，规定了与没有规定无区别，反正人民法院均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立案受理。
2严格贯彻审判方式改革的精神，只对当事人存在的争议进行审理。即不对全案事实进行审理，没有争议的事实人民法院不再审查，直接确认。任何一件损害赔偿案件，均有损害行为的发生、发展、结束、损害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等诸方面，有些事实当事人并无争议，对无争议的事实直接确认不仅提高审判效率，同时也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如本案中，甲、乙两单位对损害事实（追尾事件造成车辆损坏）均无争议，对责任归属（由乙单位负全责）也达成一致，对赔偿范围（只限于奥迪车的修理费）同样进行了约定，这些如果当事人不再有异议，人民法院则应直接予以确认。
3正确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事实没有争议的案件在审判实践中毕竟较少，当存在事实争议的时候，或当事人一方对已达成的协议翻悔不履行时，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关系到双方当事人利益，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判决是否公正。人民法院审理此类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笔者在此用准交通事故这个概念仅是为与经过交警部门处理的交通事故区别），应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对举证责任进行合理的分配。对此类案件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并不容易，笔者肤浅地认为，对未经交警部门处理的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损害事实、损害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原则上由受害人举证（按民法通则第123条之规定，高度危险作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以行为人过错与否作为侵权构成要件），这在事故已时过境迁的情况下，没有交警部门的调查处理，受害人举证责任较大，受害人的败诉风险是相当大的，但这也是其不向交警部门报案请求处理相对应的后果。如果事故后双方当事人已经达成协议，后因某一方不履行协议而诉讼至法院的，应当由违反协议一方当事人承担变更协议或不履行协议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时，直接判令当事人按协议履行义务。
4正确适用法律。未经交警部门处理的损害赔偿案件不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论，因此，不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这个专门解决交通事故赔偿案的规定是不难理解的，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处理。民法通则与《办法》所确定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是有区别的，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一、有关责任认定救济途径的明文规定
1、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15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30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决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后，废止了该项规定。
2、1992年12月1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9号），该通知第4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
3、2000年2月15日公安部向黑龙江省公安厅作出《关于对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该批复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它在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起的是证据作用，故地方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受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没有依据。
4、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施行，社会各界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此后，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基层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行政诉讼。[2]
5.根据2005年1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的立法解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二、责任认定性质的主要理论观点及简评
1、证据说。在2003年3月26日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提出了“交通事故责任的证据论”。部分论述者据此及法发39号之规定，认为公安机关对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仅仅是一种鉴定结论，起的是证据作用。责任认定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它并不能归类为鉴定结论，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3]该说的主要观点在于认定行为本质是一种鉴定性行为，只是具有证明某一行为、物质、事物的性质、质量、责任程度的作用，其结论是一种证据，因此它不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4]按此推理，所有证据都不能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获得，证据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是绝对对立的。这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行政机关依具体行政行为所产生的证据常常是证明力较高的证据。
2、确认说。这种观点认为责任认定属于行政确认行为，而行政确认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将行政确认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立，有失偏颇。有学者认为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三类，即行政确认行为、行政许可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5]也有学者认为行政确认行为属于准具体行政行为。[6]论述者认为使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更能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原则，给当事人一个救济的途径，消除当事人的各种疑虑，纠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行政确认的错误，促进公安机关依法行政。但是论述者又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入行政诉讼程序最主要的弊端是降低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造成当事人的诉累。论述者立场不坚定，观点不明确。
3、行为说。此观点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应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交通事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承担都是以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为基础。论述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交通事故责任，一般不对交通违法人的处罚。一般情况下，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在处罚的幅度和程序上没有区别。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损坏后果，并非仅限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它还包括造成了交通的阻塞、对交通通行权的侵害、交通秩序的混乱等。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必然减轻违法认的责任，此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所以不存在责任认定。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之规定，保险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发生交通事故，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除非非机动车、行人故意的，即使机动车无过错，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还有观点认为责任认定行为属于行政裁决行为，因而具有行政非诉性。行政裁决的核心因素在于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相关裁断，而责任认定只是对事实的确认，因此不属于行政裁决行为。
三、对责任认定性质的应然与实证之
分析前述观点可以看出，一派是从行政法的相关理论出发，认为责任认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而具有行政可诉性，是典型的脱离的司法实际的形而上的研究；另一派仅从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执法司法机关的诉累和当事人的缠诉出发，认为责任认定不具有行政可诉性，是典型的形而下的分析。两种分析都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辨证分析的原则，是不科学的。
1、从应然上分析，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责任认定进行司法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确认、许可和裁决的单方行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第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实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第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而实施的一种职权行为；第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针对特定的交通事故而单方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它代表着国家行政机关独立的管理意志，不以行政管理相对方的意志为转移。当事人是否提出处理申请或者在处理活动中是否同意，都不影响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这就决定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既不同于行政调解，也不同于法律规定的行政仲裁行为。
从法角度看，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在法治国家应该不受任何限制。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权力都难以确保其永远公正，永远正确。实践证明，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可能由于立场上的偏执、情绪上的变化、认识上的欠缺或者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在某个时期、某见事情的处理上犯错误。有权力就要有制约、有救济，没有制约的权力将会被肆无忌惮的滥用。近代分权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而得以确立、普及和发扬光大，行政诉讼正是由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的一种重要形式和制度。虽然我国实体法上存在明确规定行政终裁的情形，特设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有关规定，但一般说来，只要实体法上不存在明确的例外规定，那么对所有具体行政行为都应该保障提起行政诉讼的机会。
2、从实证上分析，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单独可诉性。虽然在理论上责任认定应当受到司法审查而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告诉我们分析问题应一切从实际出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仅仅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是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进行确认的行为。有学者将行政确认行为归类为准具体行政行为，特指其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某些基本特征，包含具体行政行为的某些基本构成要素，但又因欠缺某些或某个要素，而不同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责任认定书是一种依据文书，而不是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文书。责任认定书不确定当事人承担什么样的权利，履行什么样的义务，凭此文书不能要求某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如果当事人因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产生纠纷，而当事人对责任认定有异议，规定当事人必须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产生诉讼成本和诉累的问题。因为当事人产生纠纷的实质是赔偿责任，也即对具体的权利义务如何分配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行政诉讼，当事人耗费了时间、精力和财力，结果诉讼所解决的责任认定并不涉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确定赔偿责任，当事人不得不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在民事诉讼进程中，当事人对责任认定有异议，以中止民事诉讼的方式让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存在同样的问题。诉讼成本增加导致诉讼效率的下降；迟到的民事赔偿判决，都印证着“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一古老的法谚。
五、诉讼中对责任认定的审查方式及评价
1、推定责任认定合法有效，并直接采信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提出的责任认定异议问题置之不理，均认定其效力，迳行采信作为定案之事实证据。在司法实践中，采用这种方法处理责任认定的情况比例虽然不高，但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这一方式坚持行政行为公定力的观点，有利于民事案件的迅速审结，但往往造成民事裁判结果与客观事实的错位。死板套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规定，往往发生差错，容易将有严重且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作为定案证据。
2、裁定中止民事诉讼，通过行政程序或行政诉讼先行解决责任认定问题。持这种观点的论述者主张先中止审理，通过行政程序或行政诉讼进行解决，然后恢复审理。如果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诉讼或行政程序解决，视为当事人认可该责任认定，应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并且有观点认为，民事审判不能直接制约行政权，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后才进入程序的民事审判不能作出与行政行为相悖的裁判，以免降低行政的威信，弱化行政管理职能，造成权力滥用、权力打架和权力真空。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存在以下弊端。第一，民事审判中过多的诉讼中止，使案件审判期限延长，造成诉讼成本增大，而且不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关系的稳定。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涉及到责任认定问题即然当事人再行提起行政诉讼或通过行政程序解决，将会使案件审理期限拖延。同时两个程序也加重了当事人的诉累，不符合现代诉讼效力原则和经济原则，提高了司法成本，浪费了社会的资源。第二，如果当事人不愿进入行政程序或诉讼程序，人民法院便直接认可责任认定的效力，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不符合诉讼证据制度的要求，破坏了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和权威性。由于我国司法权的不完整状态，为避免与行政权发生冲突，审判机关往往甘愿放弃部分审判权的作用领域，其实是审判机关向行政机关让渡了一定的审判权。这违背了“司法最终解决”的基本原理。首先，由于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不加审查即予以认可，使行政行为具有了预决性质，使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和权威性丧失；同时，诉讼证据规则要求证据必须经过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人民法院对于行政行为不加审查即予以认定，显然不合这一规则要求，法律事实偏离客观真实的机率由此增大。
3、合并诉讼程序，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一并解决。主张这种解决方式的论述者提出，当事人对责任认定不服的，应提起独立的行政诉讼。在人民法院审查责任认定的行政诉讼过程中，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民事纠纷一并解决。但是，实践中当事人一般是先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其提起行政诉讼的终极目的是查清民事诉讼事实，解决民事纠纷。当事人对责任认定不服，是担心责任认定影响相关的经济赔偿责任。因此，让赔偿纠纷这一主要问题处于次要地位而被附属于行政诉讼，这就等于提出民事附带刑事诉讼这样荒谬的观点。
六、在民事诉讼中对责任认定进行附带司法审查的可行性分析
“司法审查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设立的一项法律制度，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驶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补偿的法律制度。”为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必须借助于司法审查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对责任认定进行附带审查涉及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在民事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的审查，是一种附带性审查，因其涉及导两大诉讼的协调问题和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问题。通过前文对责任认定性质的分析以及对有关人士提出的责任认定救济途径之置疑，在民事诉讼中对责任认定进行附带司法查，是比较符合中国司法实际又不违背法理的解决责任认定救济问题的方式。
（一）附带性司法审查的基本内涵
“附带性审查”作为国外违宪审查制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因提出对行政机关先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责任认定）或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责任认定）所进行的审查。它包含一下要素：
1、进行附带性审查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与行政诉讼不同的是，进行附带审查的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而非行政审判庭。
2、附带性审查发生在民事审判中。它不是专门解决具体行政行为（责任认定）的合法有效问题，而是对在处理民事案件时所面对而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即对具体行政行为（责任认定）效力问题所进行的审查。
3、附带性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这一点与行政诉讼法应保持一致。
4、附带性审查的方式是在民事裁判主文中对违法或无效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确认并拒绝采纳为证据。但是附带性审查不应在民事判决捉拿嘎涉及对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变更或撤销并责令重作等。
（二）民事诉讼中对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司法审查的依据
1、依据
（1）虽然前文从上包括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内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应当具有行政可诉性，但是鉴于我国司法资源相对缺乏的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的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直接对当事人双方的权益施加影响，因此不能单独就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
（2）前文所述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9号）第4条之规定，是不可以对责任认定单独提起行政诉讼的直接法律依据。在，此类司法解释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尽管有学者呼吁尽快命令取消该条规定，但类似的司法解释是从中国的具体的司法实际出发，从个案出的经验，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达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之目的。
（3）证据法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为处理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证据，必然受到证据法的制约。《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官有权在综合考虑全案的证据材料后决定是否对其采信，当事人也有权提出相反证据推翻之。因此，民事审判庭应当对责任认定进行审查，查证属实的，可以采纳为定案依据，不属实的，依法予以变更。
2、理论依据
（1）证据原理。法院审查一项证据，必须从两方面进行。第一是证据能力，也即证据资格。一项证据必须符合客观关联性这一核心特征，才有进入法庭接受质证的可能。如果一项与案件事实无关的材料，会被首先排除在法庭之外。责任认定作为一种证据，首先法律赋予了其相应的证据资格，其有资格进入法庭接受质证。第二是证明力问题，即一项接受质证的证据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证明案件事实。这个环节是法官需要认真对待的，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原则，对各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然后确定各自的证明力。责任认定并不具有天然的证明力而应被法院直接采纳。责任认定不具有技术鉴定的性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认为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同的人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做出不同的认定。这就要求法院对责任认定进行细致的审查，尤其是在当事人对责任认定存有异议时。司法实践中，有的交通部门因为案件比较复杂而为作出责任认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有职责对交通部门提交的责任认定书进行全面审查以确定责任。有的责任认定表述为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那么具体的责任比例也需要法院审查后确定。只要责任认定作为证据存在于民事诉讼中，它就摆脱不了被附带审查的命运。
（2）理论依据。司法权优于行政权，行政权的行使应受到司法权的监督，不仅体现在行政诉讼中，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司法行为一旦做出，就不能出现与之相悖的行政行为；第二，在司法权行使过程中，行政机关不能作出与司法行为不一致的行政行为。第三，在行政行为作出后，司法权才进入程序的，不但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权进行监督，而且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附带性审查。
一个真正的法制国家不在于他的人民怎样守法，而在于国家机关是否依法办事。法院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重要的国家机关必须守法以维持司法纯洁性。美国学者认为，法院不应通过利用不合法的证据参与违法行为。法院不能成为“任意违反他们宣誓捍卫的宪法的帮凶”。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没有什么能比不遵守他自己的法律能更快地摧毁一个政府，更恶劣的是不遵守它得以存在的宪章。”正如大法官希兰代斯所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在的老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都用他的例子教全体人民……如果政府成为法律破坏者，它就造成对法律的藐视，它让每一个人遵守法律而不是它自己，它这是在招致无政府状态。”最高法院“向人民――政府非法行为的所有潜在受害人保证，政府不会因其违法行为而受益”。[7]法院通过附带司法审查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保证司法的纯洁性，保护了公民个人的权利。在违法进行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如果法院采信了这种证据，那么无疑法院成为了政府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帮凶。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对责任认定之类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附带司法审查，不仅可以促使交通警察依法办事，还可以使法院裁定责任认定是否违法而维持司法纯洁性。
美国法院认为，对警察行为的规范对一个自由社会是至关重要的（some regulation of policing is essential to any free society）[8]一个不能管好警察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法制国家，警察权力的滥用是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将警察权力限制到适当的程度，是实现法制的必要前提。在民事诉讼中对责任认定进行附带司法审查，可以起到监督交通警察的作用，使他们不会从事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行为，从而督促政府依法行政。
（三）对责任认定进行附带审查所面临的置疑
有观点认为，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活动。在民事诉讼中对责任认定之类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与民事审判的性质不符，而且势必混淆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的区别。按此说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也混淆了民事审判与形式审判的区别而不应存在？论者还认为，如果人民法院以民事审判权否定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行政机关则坚持自己作出的责任认定合法，势必造成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种对同一事实的认定结论截然相反但又都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形。如此不仅使得民事纠纷无法获得真正的解决，而且造成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理解此问题，前文已经分析过，当事人对责任认定不服主要目的是以此解决赔偿纠纷。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后，一审如果对责任认定不服的，还可以上诉。二审终审后，当事人一般都会息诉服判。如果因为责任认定而受到行政处罚，当事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法院必然考虑先前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责任认定的判决。行政机关坚持“执法为民”的理念，司法机关抓住“司法为民”的目标，因此二者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矛盾与冲突。
七、结语
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如何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附带司法审查，是值得的问题。一般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审查：一是审查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该事实是否与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相符。二是审查各方应负的责任是否与公安机关认定的责任相符。三是根据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核对公安机关在适用法律方面是否准确。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人民法院认为事故责任认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这实际上为责任认定的附带审查规定了深度，即附带审查应只审查合法性问题，对合理性问题不宜审查。
通过全文的分析，还可以推断出：对类似责任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对其进行附带司法审查。已有学者对工伤认定的救济程序提出了批评，指出将工伤认定之救济纳入行政诉讼，造成本质为劳动争议性质的工伤纠纷变质为行政法律关系。导致民事审判庭不能直接救济不服工伤认定的案件，启动一个多余的行政诉讼取代了民事诉讼的一部分。[9]此类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进行附带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主要是指不直接涉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而存在，主要包括火灾事故责任认定、铁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以及其他类似具体行政行为。
注释：
[1] 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于1992年12月1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之规定，详见后文。
[2] 参见王伟等著：《解读与案例指引》，法律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4页。
[3] 二者在认定主体、程序、内容、性质以及使用依据上都有显著的差别，详见刘贵萍、刘世萍著：《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研究》，载于《法学杂志》第2003－1期，第98页。
[4] 参见蔡红胜著：《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的审理》。
[5]参见罗凤娥著：《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非诉性评析》。
[6]参见朱维究、解志勇著：《论行政活动的分类与控制》，载于《政法论坛》 第2003－2期，第78页。
[7]参见郭志媛著：《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2001年博士论文。
[8] 参见Ronald Jay Allen and William J.Stntz etc著：
Comprehensive Criminal Procedure，
原告：周兴明，男，38岁，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东风扶贫车队驾驶员。
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公安交通警察队。
法定代表人：刁树新，队长。
1993年3月1日晚9时30分，中宁石空火车站养路工区职工李连轩，无照驾驶中宁县保险公司干部刘涛的两轮摩托车回家，在中宁县境内109国道1361公里加300米处突然越线行驶，与正在正常行驶的吴忠市东风扶贫车队驾驶员周兴明驾驶的70－10563东风牌货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致李连轩右腿严重粉碎性骨折，后被高位截肢。当晚，周兴明赶赴中宁县交警队报案，因交警队夜间无人值班，周返回事故现场看护。3月2日上午9时20分，县交警队接到周兴明的报案，派员勘察现场后，通知周兴明预付医疗费5000元，并在不开具任何扣押凭证的情况下，依据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将周的汽车扣押。后中宁县交警队多次通知周预付医疗费，周于3月15日付了1500元。1993年5月14日李连轩出院。6月3日，中宁县公安局对李连轩的伤残作出评定。6月8日中宁县交警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周负次要责任，并于6月12日向双方宣读。周不服，向银南地区行署公安交警大队申请复议。
复议认定，李连轩无照驾驶摩托车对事故负主要责任，车主刘涛随便借车给无照人违章驾驶应负次要责任，周兴明驾车系正常行驶无责任。中宁县交警队在接到复议书后，又硬性收取周兴明停车费570元，才于9月24日将周的车放行。在扣车期间，交警队还分别于6月12日、9月22日以及发还车之后的10月9日三次召集周兴明与事故责任者李连轩进行调解。周兴明在汽车被放行后，于12月24日向中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原告诉称：根据公安部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一款规定，“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暂扣交通事故车辆、嫌疑车辆、车辆牌证和当事人的驾驶证时，应当开具暂扣凭证。”但中宁交警队在扣车时没有给我开具凭据，虽然卷中现在有暂扣凭证，但我没见到，况且扣车日期填写错误，这是违法行为表现之一。其二，该条第二款规定：“ 因检验鉴定的需要，暂扣交通事故车辆、嫌疑车辆、车辆牌证和驾驶证的期限为20日；需要延期的，经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20日”。而中宁县交警队却将原告的车扣了205天，使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其三、根据该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预付抢救治疗费直接向医院交纳，凭据由预付的当事人保存。对不预付或无力预付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暂扣交通事故责任者的车辆，暂扣的期限由各省、市、区公安厅、局规定。但我自己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因而不能扣我的车辆。其四：根据该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一般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限应在15日内作出，并可报请延长15日。而中宁交警队却在93年6月8日才将责任认定书作出来，违反了上述规定。根据以上几条理由，认为被告在采取暂扣车辆措施时，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要求法院判决中宁县交警队扣车违法，赔偿因侵权而造成原告的损失54000元，并退回违法收取的停车费570元。
被告辩称：根据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三条和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交警部门有权指定肇事者的一方预付医疗费，拒绝预付或者无法预付的，公安机关可以暂时扣留交通事故车辆。被指定预付者既可能是有交通事故责任的当事人、也可能是无交通事故责任的当事人。指定可以采取口头或书面形式。预付的时间以结案前为限。本案从3月2日交警部门扣车时就已通知原告预付医疗费，而原告不按通知要求预付。所以交警部门采取暂扣车辆措施是有法律依据的。暂扣时限，我区没有具体规定，只要在结案前，也就是在10月9日前采取的暂扣措施都是合法的，不存在违法问题。
「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有权指定原告预付抢救医疗费，在原告没有按要求预付治疗费时，有权对原告的车辆采取暂扣措施。但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超过了法定时限84天，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二目、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三条、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该院于1994年9月19日作出判决：
一、维持中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队在法定时限内暂扣原告周兴明汽车的行政行为；
二、撤销中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队因超过法定时限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以致拖延扣押原告汽车84天的行政行为；
三、由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元，并退回收取原告的部分停车费240元。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判。原告以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县交警队违法扣车205天以及经济损失赔偿不公为由提出上诉。被告也以扣车合法不应赔偿为由向银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银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对此次交通事故的处理，违法扣车205天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具体行政行为侵权，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理应负赔偿责任。原审认定被告扣车行为部分合法部分违法，判决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元，退回部分停车费240元均属不当。故原告上诉理由应予采纳，被告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二）项2、3、5目、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二）项，第六十七条一款之规定，该院于1994年12月9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宁县人民法院（1994）宁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中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队违法扣车的具体行政行为；
三、由上诉人中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队赔偿因违法扣车给上诉人周兴明造成的经济损失22855.58元。同时退回已收取上诉人周兴明的停车费570元。
上列赔、退款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一次性付清。
「评析
本案在处理过程中，争议的焦点是中宁县公安交通警察队的扣车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暂扣车辆的行为是合法行为。其理由是，被告暂扣原告车辆是因为原告不按被告通知预付医疗费，被告的这种具体行为是有法律依据的。虽然法规规定交警部门应在15日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但中宁县交警队接到报案后，受害人李连轩急需筹措抢救费，而周兴明仅给了1500元。未及时作出责任认定与本案情况特殊和周兴明不积极交纳医疗费有直接关系。且本区内对暂扣车辆的时限尚未明文规定。故被告扣车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的扣车行为部分合法、部分违法。其理由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交警部门有权对原告的车辆暂扣。但交警部门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将应该在15日内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书，拖延了84天才作出，导致原告申请复议的期限也拖延了84天。所以被告自93年3月17日至6月8日暂扣原告车辆行为违法（在此之前为合法）应负行政侵权赔偿责任，以60天计算，每天赔偿损失100元共计赔偿原告损失6000元，退回多收取的84天停车费。
第三种意见（亦即本案二审法院采纳的意见）认为：本案系一起由被告违法扣车、扣证，具体行政行为侵权造成损害赔偿的案件。其理由是：
首先，根据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害需要抢救治疗的，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及其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应当预付医疗费，也可以由公安机关指定的一方预付，结案后按照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交通事故责任者拒绝预付或者暂时无法预付的，公安机关可以暂时扣留交通事故车辆”。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交通事故情节复杂不能按期作出认定的，须报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上述规定对合法性扣车提出两个必备条件：一是要认定事故责任者，二是事故责任者要有拒付或暂时无法预付的情节。本案的被告既未在法定15日内作出事故的责任认定，也未对无故拖延84天后才作责任认定的情况报告上级批准。本案的原告人周兴明本无事故责任，且在事故发生的13天内向医院送现金1500元资助伤者治疗，事实上也不存在拒付的问题。
其次，依照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暂扣车辆“应当开具暂扣凭证”。这是合法性扣车的必要条件。本案现场勘察后，交警队未开具任何凭证，只是口头对周讲回去听候处理，就将周的车辆扣押。
本案开庭审理后，对乙的行为定性存在较多分歧，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正确，乙应定徇私枉法罪。其一，乙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收受被告人亲属的贿赂，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把有罪判无罪，符合刑法规定的徇私枉法罪特征；其二，徇私枉法罪在理论上归类于行为犯，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具有徇私枉法的行为，而不论枉法的结果是否发生；其三，乙受贿是徇私枉法的诱因，可作徇私枉法罪的一个量刑情节来考虑，而不必单独定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虽然正确，但未能准确反映犯罪形态，乙应定徇私枉法罪（未遂）。其一，乙在审理刑事案件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提出错误的判决意见，性质上属于已经着手实施徇私枉法犯罪；其二，乙的徇私枉法意见被审委会否决，由于乙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属徇私枉法未遂。
第三种观点认为，乙应定受贿罪。笔者赞成这种观点，主要理由归纳如下：
其一，乙作为审判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被告人亲属的2万元，为被告人开脱罪责。对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此行为构成受贿罪。
其二，乙在承办被告人交通肇事案件过程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提出了将有罪判无罪的错误意见，虽然起初在合议庭获得通过，但最终未被审委会采纳。对照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此行为构成徇私枉法罪（未遂）。
其三，徇私枉法罪虽然是行为犯，但它的既遂标准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枉法行为最终产生了追诉无辜、放纵犯罪、枉法裁判的结果。其中刑事审判人员构成徇私枉法罪的既遂标准是，作出并且宣布了枉法的刑事裁定书或刑事判决书。本案中，乙只在法院内部讨论场合发表了枉法的判决意见，尚未形成枉法的对外判决，故不应认定为徇私枉法罪（既遂）。
有人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所述“枉法裁判”中的“裁判”，包括审判人员在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讨论如何裁判案件时发表的内部意见。这种解释是不合法理的，应当是指审判人员以法院名义对案件作出的正式对外宣布的裁定或判决，一般均以书面的裁定书或判决书为表现形式，并且向案件当事人宣布，同时向社会公开。
其四，尽管乙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未遂）两罪，但依刑法学上“处断的一罪”理论，乙只应定为一罪。处断的一罪，是指行为虽然符合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或者数次符合同一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只认定为一罪的情况，包括连续犯、吸收犯与牵连犯三种。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同时构成本条之罪和受贿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由此可知，乙作为牵连犯，依法只应定为一罪，而不适用数罪并罚。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甬民三终字第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桑田路643号。
诉讼代表人周波,总经理。
委托人(特别授权)竺浩兴,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峰,男,197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潘集乡街道。
委托人(特别授权)蔡士勇,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特别授权)姚善挺,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高峰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二初字第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5年12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的委托人竺浩兴,被上诉人高峰的委托人姚善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4年2月29日,原告将其所有的牌号为皖N55851自卸货车,以原告和徐泽峰为投保人向被告投保车辆保险。保险期限为2004年3月1日至2005年2月28日,第三者责任险峰的赔偿限额为50万元。2005年1月7日21时许,原告驾驶该保险车辆在宁波市鄞州区姜山环镇路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案外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本案原告需对该起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2005年3月18日,死者家属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后经该院判决,本案原告应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的损失计270928元。2005年8月3日,被告作出机动车辆保险赔款理算报告,同意支付第三者责任险74513.60元。后该款项由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担存后交付受害人家属。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属合同之诉,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依合同约定。原、被告签订的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约定:“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闳法律法规和保险合同的有关约定给予赔偿”;“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方式及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对于上述条款,原、被告理解不一致。原告认为,此所谓的“现行法律规定”即指“事故发生时”正实行的法律法规,而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时间为2005年1月7日,而此时国家关于计算人身损害赔偿数额的法律依据是《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故本案应以此核定赔偿金额。被告则认为,所谓的“现行法律指定”,按照双方签约时的意思表示,应指合同签订当时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双方亦未在2004年5月1日《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相应变更保险合同,故本案应以《道路交通奋不顾身处理办法》核定赔偿金额。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的条款及所附的保险条款均系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所争议的格式条款系被告提供,现双方对该条款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故按照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的规定,应当采纳对格式条款提供方即被告不利的解释。另原、被告签约时,《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颁布,原、被告已将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提高至50万元,故“现行法律规定”应理解为《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现原告依该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一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依该解释的相关规定判定的赔偿数额作为计算依据要求被告赔款,理由成立。但原告提出的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不妥,应以合同约定的理赔计算方法为准[即赔款=应负赔偿金额270928×(1-免赔率5%)-自负额1000元]。现被告已实际赔付74513.60元,故对剩余部分应当赔付原告。对于被告辩称原告未实际向受害人家属赔付该款,所以该赔付额尚未确定,被告无需赔付的主张,因该赔付额已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决,是确定的,必须支付的,且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并未约定须实际赔付后才能理赔,故被告辩称理由不足,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二00五年十一月八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支付原告高峰保险金181868元(已扣除原告自负额1000元及5%免赔率及被告已赔付的74513.6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一审案件受理费5148元,由原告负担1元,被告负担5147元。
宣判后,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至今未履行第三者死亡事故的民事赔偿判决,其实际赔偿额尚未确定,故其要求上诉人赔付该民事判决确定的赔偿额,依据不足,且不符合理赔程序及保险理赔原则;二、原审认定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十五条中的“现行法律规定”应理解为事故发生时的法律规定即《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没有事实基础的。按照双方签约时的意思表示,应该指签约当时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而不是尚未施行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峰辩称:一、被上诉人应向被害人赔偿的数额已由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一初字第108号生效判决所确认,且双方的保险合同也未约定被上诉人需实际赔付后,才能要求上诉人理赔,而上诉人已实际履行支付74513.60元的事实,也证明了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未向被害人实际赔款而不能要求保险公司赔款的观点,不能成立;二、根据保险合同第三十五条约定,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及保险合同的约定核定赔偿金额。该条款中的“现行法律规定”应指“事故发生时”施行的法律法规,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使上诉人对该条款有其他理解,但由于上诉人系格式保险合同的提供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应对该条款作不利于上诉人的解释。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且睛诉人在上诉中也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机动车综合保险合同》合法生效,双方应按约履行。合同履行中,双方对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十五条中有关“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产生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保险条款系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订立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双方在2004年2月29日签订该保险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分别于2003年10月28日、2003年12月26日颁布,虽尚未实施,蛤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已经实施,原来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随着新法的实施已经废止,被上诉人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经法院判决向被害人赔偿的。投保人投保目的是为了转移风险,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能尽可能的减少自身的损失,被上诉人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为50万元,在其与上诉人签订保险合同后,有理由相信在出险后,能得上诉人全面的理赔。再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作为保险公司的上诉人,对法律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颁布,且即将实施的情况下,仍在保险条款中规定容易引起歧义的“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且未向被上诉人明确说明该条款所指的具体法律法规,系未尽充分的注意及说明义务,结合保险条款第三十五条“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国有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方式及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的规定,应认双方对“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约定的真实意思为保险事故发生时实施的法律法规。即使双方当事人对此约定理解不一,那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对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理解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的解释,对本案所涉保险条款中“国家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胶在法律法规”为保险事故发生时实施的法律法规,故上诉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赔偿标准,在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上诉人提出本案应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计算方法进行理赔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字不予采纳;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未履行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一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被上诉人的实际赔偿额尚未确定,故要求上诉人赔付该民事判决确定的赔偿额依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因该赔偿额款,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实际全部赔付后才能向上诉人理赔,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体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