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6:21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6（c）-0115-03
一、农村城镇化的内涵
农村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市镇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价值观念转化为城镇价值观念、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市镇生活方式等多层面、宽领域、纵深化的综合转换过程。但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城镇化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别。
外国学者多数认为，农村城镇化是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例如美国学者帕辛(M•Paecione)认为“乡村城市化是城市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向乡村地区扩散的社会变动过程”，最明显的表现为人口从城市向乡村流动[1]。法国学者安尔•麦兰（Pierre Merlin）认为：“乡村城市化是指乡村空间的缓慢的城市化过程，”“是在乡村居住区周围发生的，乡村城市化区的人口是由城市内迁移而来。”“乡村城市化的形成绝大多数是在传统的村庄周围建设别墅式小房子，居住者从事城市型职业，接受城市型生活方式。”[1]
在我国，农村城镇化是和农村现代化、非农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城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道路。归纳起来，我国学术界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大力发展农村乡镇和小城镇，即乡村小城镇化。小城镇和乡镇位于城乡之间兼有城乡两种功能，可以成为向城乡两极优点转化的交汇点，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库”，是中国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的基本途径。
例如，曹玉华认为，小城镇处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加强城乡联系的“中转站”。目前，小城镇已成为城乡经济活动中最强有力、潜力最大、发展最快的区域，为我国农村城镇化发挥了主要的作用。[2]
许经勇认为，发展小城镇是逐步变农村为城镇、变农民为市民的动态过程，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对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会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使其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栖息地和向城市化过渡的前沿阵地。[3]
第二，强调农村现代化。农村城镇化是乡村社区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沿着原始化、传统化到现代化的过程演变。农村现代化包括经济结构综合化、生产手段现代化、乡村布局的规范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乡村文明。
张大勇、马增林认为，加快农村城镇化，意味着农村向现代化的转变。[4]
张晨强认为，城镇化能有力地推动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村工业化，实现产品结构的升级，可以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5]
第三，强调农村功能的转变。农村城镇化的方向不是所有的人都住进城市，而主要是进行功能型城市化，即农村地区分享到城市性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劳动结构和经济形态上解决农工一体化问题。改变“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产业配置格局。
余戎、罗清萍认为，农村城镇化是指农村农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以及城乡、工农差别的缩小。[6]
秦润新认为，农村城市化是农村地区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人口素质等方面与城市文明逐渐接近、趋向同一的自然历史过程。[7]（P25）
综上所述，由于农村城镇化的背景不一样，国内外对农村城镇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外国学者多数认为，农村城镇化是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在我国，农村城镇化多数情况是指乡村的现代化，非农化进程，是农村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不断向城镇地区集中，城镇社会经济关系广泛渗透到农村，并使农村生活方式逐步实现城镇化的过程。
二、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城市化，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始终徘徊在3%左右的水平上。1760年，人类进入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时代，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使原来分散、落后的手工业生产和以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发生了性质上和地域上的变化，人类的生产活动和居住活动开始不断向城市集中，而城市生产活动的聚集和人口的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功能的完善，以及集聚经济效益的强化又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由此可见，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
1、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相互联系、互为动力的，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载体，聚集经济效益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不同阶段的工业化水平，就有与之相应的城镇化水平。世界工业重心的转移，带来城镇化重心的转移也说明了这一点。
程必定认为，从城市化的生成机制和发展演变的本质过程来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密切相关性，归根到底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城市化取决于工业化，工业化决定了城市化，这是一条客观规律。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即使是在知识经济因素迅速增长的新时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这种内在联系也不会改变。[8]
贾延红、马文贤认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合理内核，城市化则是工业化的空间依托和发展平台，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两者都可以引起对方螺旋式上升发展，同时也会因其中一方发展滞后而制约另一方的发展。因此脱离城市化的工业化最终将受到城市化滞后的制约。[9]
2、过度城镇化。过度城镇化或称非工业化的城镇化，是指城镇化发展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城镇化状态，主要表现为过量的乡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超过了国家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能力，无法实现职业上的转换。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城市住房、交通、环境、就业、社会服务等方面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导致城市贫民窟蔓延。如墨西哥的工业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镇化率已达到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10]
姚士谋等认为，过度城市化是一种消极型的城市化。当国家经济还相当薄弱时，城市化发展的失控会造成城市人口增加与就业机会不足，以及农村人口减少与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下降之间的不协调，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城市病也随之产生。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带来高度工业化和经济繁荣，反而使乡村凋敝，农业衰败。［11］
3、滞后城镇化。低度城镇化或称滞后城镇化，即城市人口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城市工业生产发展所需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这种城市化不足主要是人为政策的结果。[11]由于当地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乡村人口迁入城市，结果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受阻，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发挥，城市文明得不到应有的普及。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2、1995、1997年中国人均GDP分别为470、620、82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分别低15、12.5、11个百分点。[12]城市化滞后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瓶颈。
刘洪，平卫英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农村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已经开始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后劲。因此，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既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历史任务。[13]
以上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化协调发展，两者相脱离、单独冒进将不利于城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城镇化步伐必须与工业化适度同步、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于农业的坚实基础、工业的强大动力和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以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城市化进程阶段性规律。纵观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规律，每一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呈一条被拉平的倒“S”型曲线。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超过10%以后，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进入第二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超过70%以后才会趋缓。此后为城市化进程第三阶段，城市化进程停滞或略有下降趋势。[8]
高佩义把18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化兴起、验证和示范阶段（1760-1851年）。在这一阶段，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城市人口比重超过50%以上的国家――英国；第二阶段为发达国家城市化普及和基本实现阶段（1852―1950年）。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1.8%（发展中国家为16.2%）。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以工业革命为动力，城市人口主要由乡村人口移入城市中来，城市病日趋严重，世界城市人口由1850年的0.8亿增加到1950年的7.12亿，占世界总人口比重28.4%；第三阶段为世界基本实现城市化阶段（1950年以来）。目前世界城市人口比重已接近50%，整个世界开始进入基本实现城市化阶段。[14]
崔功豪根据各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转换，城市化地域推进过程将城市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集中城市化阶段、中期分散城市化阶段（郊区化阶段）、后期广域城市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15]
城市化进程呈现出阶段性的规律，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在确定城市化的发展方向、重点、途径等重大问题时，需要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支柱产业和经济驱动力等方面有明确的了解，从而按照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来确定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只有如此才能收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三、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农村城镇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关于中国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朱海燕认为，农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人地矛盾，人地矛盾即农村劳动力与耕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日益尖锐，构成了农村城市化的源动力；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是构成农村城市化的直接动力；三是农民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这是农村城市化的重要内在推动力；四是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是农村城市化的客观要求和重要衡量指标；五是市场的发育，市场的兴办和繁荣带动了相关的二、三产业的发展，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为农村城镇化建设拓展了广阔发展空间，是农村城市化的重要外在推动力；六是政策制度的创新。[16]
秦润新认为，农村城市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是农村城市化的根本前提；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和加速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直接决定着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流动与农村城市化有着极为密切的相关性。[7]
陈爱贞在进行中国省区城镇化动力演进的实证分析中指出，浙江和福建的城镇化初始动力都是乡镇企业，但由于初始推动力度、资金来源、市场面向和区位动力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城镇化进程，并形成不同的城镇化水平。[17]
崔功豪、马润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城市化是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这种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劳动力的转化和小城镇建设，以及决定和主导这三者发生、发展、变化的政策、资金、社区政府的作用、农民主体的行为、外来力量等因素。同时，他们认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城市产业调整和外迁，今后，纯粹意义的“自下”动力为主的城市化方式将逐步减弱，朝自下、自内、自外结合转变，共同促进农村的城市化过程。[18]
李世泰，孙峰华认为，城镇化发展动力系统是由利益动力、产业动力、制度动力和农民排斥力形成的综合体。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动着农村城镇化不断发展。其中，非农业的吸引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机制，农民的利益需求是城镇化的实现机制；制度安排是城市化的推阻机制；农民的排斥性是城镇化的阻力机制。[19]
综合以上各个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城镇化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乡村非农化、工业化促进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成为农村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二是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为减少不断增多的剩余劳动力，就必须在农业外寻找就业机会，这就形成了农村城镇化的推力；三是比较利益的存在。农业是弱质产业，城乡收入差别的存在，成为农村城镇化的拉力；四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城镇化的后续动力；五是制度创新，有利于农村城镇化的制度政策是农村城镇化不可缺少的动力因素。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它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是不相同的。不同的地域往往因不同的经济条件、区位条件和历史传统形成不同的城镇化动力机制，从而形成不同的城镇化道路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国内之所以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珠江模式”之别，有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不同。因此，各地区在推进农村城镇化工作时，应抓住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地、合理地构筑本地区农村城镇化的动力系统，从而为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龙岩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
2008年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A08206S
作者简介：吴珍平（1972―），女，福建永定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1］王景新,李长江,曹荣庆.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曹玉华.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城镇化[j].理论前沿.2005.（5）：38-39
［3］许经勇.加快城镇化的关键在于繁荣农村经济［J］.吉首大学学报.2006.（1）：131-135
［4］张大勇,马增林.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与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分析[j].中外企业家.2006.（6）：54-56
［5］张晨强.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4（2）：55-57
［6］余戎,罗清萍.正确评价农村城镇化发展状况[j].湖南农业科学.2005.（1）：4-5
［7］秦润新.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8］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况分析与对策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9］贾延红,马文贤.试论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对策[j].石河子大学学报.2006（2）：37-39
［10］陈鸿彬.农村城镇化研究.建设和管理［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11］姚士谋等.区域与城市发展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姜爱林.试析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基本判断[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4）：48-52
［13］刘洪,平卫英.中国农村城镇化动力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4）：16-20
［14］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15］崔功豪等.城市地理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16］朱海燕.略论农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j].浙江统计.2000.（10）：7-9
［17］陈爱贞.中国省区城镇化动力演进的实证分析――以浙江省和福建省比较分析为例[j].东南学术.2004，（4）：45-55
9月底至10月初，有三家内地机构的研究报告都提及要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财政和贸易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均认为，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伪城镇化”或“不完全城市化”。三份报告均建议进行相应的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应该改革――这样的研究报告，某种意义上其实只是“炒剩饭”，除开那些新鲜名词，其他基本都是“众所周知”。
换言之，谁都知道现行户籍制度应该改革，事实需要一直很清楚，只不过迟迟不见动静而已。“伪城镇化”、“不完全城市化”和“半城市化”，不同的概括名词，其实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尽管很多人住在城镇里，但根本不能算城镇人。
具体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暂住”在城镇里的，甭管是否“暂住在自己家里”，反正不算户籍不享福利；二是一夜之间被改了身份，从农村户籍变成非农户籍，但其他一切未变，该务农务农，该打工打工。这样看，恐怕还是“伪城镇化”的概括比较到位，因为这种城镇化的本质不在“不完全”或者“半数”，而在“虚伪”。
如上所述，三家研究机构共同报告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现行户籍制度应该改；问题是，怎么改?何时改?分几步改?改成什么样?要知道，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名义上进行任何形式的户籍制度改革，消弭城乡二元体制差异都很简单，难的是如何剥离附加上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特权利益。除非我们能将全国13亿人所享受的公共福利，在短时间内提高到同一水平，否则这样的城镇化在本质上恐怕都难免“虚伪”。
受制于地方利益和既得利益的阻挠与长期形成的公共福利差距现实，“伪城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恐怕都仍将继续存在。而公众最为期待的，实际也不是结果的实现，而是过程的开始。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补齐公共福利差距的短板区域和人群，其实应该是重中之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其实应该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城镇与农村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把新农村真正建设好了，其实也是一种推动城镇化；另一方面，只要城镇居民与农村农民各方面公共福利差距依然巨大，户籍改革就会继续缓步不前，城镇化就难免仍旧虚伪推进。重要的不是仅仅站在城镇内部的视角来讲“城里人的平等”，而应该是站在整个社会的视角来讲“所有人的平等”；如果说城镇是一块长板，农村是一块短板，那么，任何追求长板之间互相平等的努力，都将注定是徒劳的，因为现在的短板会不断加入其中并持续打破这种平等。
明晰这层关系就能明白，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搞好新农村建设其实要比推进城镇化发展更为重要。可惜的是，现在的新农村建设呈现出来的同样有太多问题，最可怕的倒不是像盖“遮羞墙”那种低级的形式主义，而是始终站在城镇本位来搞新农村――不是建农民喜欢和想要的“新农村”，而是建官员和商人喜欢和想要的“伪新农村”，农民和农村是完全的配角，政绩追求和利益索取才是真正的主角。
诸如“撤村改社区”之类的新农村建设，看上去似乎是“通过土地级差收益反哺农村”，可如此强制减少农村宅基地面积，真正目的却是要增加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是要保证政府部门的卖地收入。在这样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和农民非但没有得到实惠的利益增量，反而继续遭遇各种显在或潜在的权利损失，公共福利城乡差距未见缩小反而拉大。长此以往，户籍福利越发悬殊，改革户籍制度消除“伪城镇化”谈何容易?换句话说，既然新农村是虚伪的，城镇化又怎能不虚伪呢?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土地保护；城市化进程；建设规划；居住环境；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1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乡关系，基本上是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关系。前期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广大农民禁锢在农村，但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农村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的剩余。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又创造出大量的工作机会，不断地吸收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国家对农民户籍制度管理的不断放松也为农民进城创造了条件。一部分取得城市户口和居留权的，经济条件较好的进城农民纷纷弃置农村旧宅，在城市购置新居，安家落户。而一部分没有取得城市户口和居留权或没有经济条件的进城农民和在家农民也在不断的改造旧居，建设新屋。
农民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的愿望及翻建新居的热情不断提高，促使农村住宅的空间布局发生不断变化。但是由于我国宅基地的福利功能和村庄规划管理的长期缺位，加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建设用地“外扩内空”的现象日益严重，聚落空心化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突出表现在农村人口转移减少未与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缩减相挂钩，相反，农村人均居住用地不断增加，“两栖”占地、空心村现象严重。目前，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架构仍未根本突破，城乡之间矛盾突出，农民工就业压力较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规划管理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不仅会加剧发展，而且会长期存在。
农村空心化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空心村”的出现。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空心村”或农村空心化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早期的研究主要针对乡村聚落空心化、乡村聚落空废化和住宅空心化，侧重对农村宅基地演化特征与问题的探讨。
张昭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将它定义为“空心村”就是村庄面积盲目扩大，新住宅多向村外发展，村庄内部出现了大面积的空闲宅基地的一种特殊结构布局的村庄；张军英从村庄空间形态的角度出发，将它定义为：“空心村”是在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农业经济和就业结构的转变造成村庄内部建设用地闲置的一种聚落空间形态的异化现象；薛力从城市化角度出发，认为“空心村”是在我国特有的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它是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在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的条件下由迅速发展的村庄建设与落后的规划管理体制的矛盾所引起的村庄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对于“空心村”现象产生的原因，已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分析，主要有几点：
1.村民思想观念落后，土地保护意识淡薄。我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私自转让和买卖。但是有些地方，大多数农民由于知识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根本没有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的意识，而是看做私有，甚至认为承包的耕地也看做个人所有，随意占地建房。
2.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不完全。改革开放后，城乡间户籍差别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全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近些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推行，每年都有几百万人进城务工，他们中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在城市安家，变为“城里人”。
3.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宅基地管理薄弱。我国多数农村是过去形成的乡村聚落形态，长期不搞村镇规划，或在规划中不讲科学，只注重新房的便利、风水，而忽视了对旧宅基地的改造利用，造成农民建房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加上建房时缺乏长远眼光，住宅设计不合理，给采光、通风、排水等留下隐患，致使房屋更新换代速度快。
4.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生产生活极不便利。一般情况下，村落的空间演化呈现向心性的集聚态势，而“空心村”问题却造成村落外延内空，十分反常。这种反常现象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自然形成的乡村聚落公用设施缺乏，不少道路没有硬化，很多岗地村庄道路“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平原村庄则是“晴天走路满身灰，雨天走路半身泥”。人们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
治理措施。随着乡村―城市转型速度加快，乡村的生产要素以及社会发展要素随之发生了分化和重新组合，空间上逐步从分散走向集聚。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伴随乡村工业化发展基本上完成了乡村城市化转型，传统乡村空间被改造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域，城乡一体化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在欠发达地区，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低，乡村空间转型的内在动力不足，乡村发展资源如人口、资金、土地等迅速流入非农产业和城市，村庄空废化、乡村衰微等问题日益凸显。城乡统筹下乡村发展、城乡关系及其空间组织模式、城乡整体规划等是当前我国乡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和任务，快速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乡村空间组织模式及其机理、乡村空间重构和规划等是我国乡村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陈晓华、章莉莉曾以安徽省池州市为例，分析欠发达地区乡村空间现状特征和存在的问题，探讨欠发达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的动力机制，并提出了乡村空间规划的主要策略。
刘彦随提出农村空心化“三整合”调控理论，认为农村空心化调控与新农村建设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统一体。在农村空心化兴盛期到来之前，通过强有力的政府管制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乡村地域系统的空间、组织、产业“三整合”，从而阻隔空心化演替的路径，实现农村要素有序流动及其优化配置。
总之，无论是从我国农村“空心化”现象的现状还是农村空心化的影响等方面来说，农村“空心化”已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我国的国情的特殊性，又决定了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困难性和紧迫性，所以我认为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必须要从长远考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空心化”问题一定程度上在所难免，但关键在于，城镇化不是要农村“消失”，而是要让农村变得更加现代化，重点在于改变我国农村人民的思想观念，提高农村人民的知识修养与素质，搞好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划，这才是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长远之计。进而从本质上解决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的整体退化的问题，给我国农村带来长久的、真正的繁荣。
参考文献：
[1]刘彦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J].地理学报,2007,62(06):563-570.
[2]薛力.城市化背景下的“空心村”现象及其对策探讨――以江苏省为例[J].城市规划, 2001(06):8-13.
中国农村的环境问题，说到底是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平衡点是什么。众所周知的粮食“九连增”，这背后有一个因素是农用化学品高投入来支撑的，我国农药需求量是全世界排第一的，我们的施用只有35%，65%都是作为污染物排入环境中，长此以往，地力扛不住、环境也扛不住，这是现实问题，所以“九连增”是有代价的。但是国家又需要粮食增产，这二者之间怎么平衡呢？这是最难的。
目前我国乡镇大概四万个，行政村60万个左右，每个行政村一般有10-13个自然村。现在这些乡镇和村几乎都没有环境治理设施，环境治理上我们国家整体上是欠账的。现在每年90亿吨的污水、2.8亿吨的垃圾，绝大部分都没有处理，都是自己排放。有一个形象说法“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农村的饮用水安全，还有3亿人口的饮用水是不安全的，包括土壤污染的问题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整体看，我国环境形势就是这样的现实。
在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方面我们还面临一些农村自身环境污染的特点。我们做土壤污染调查的时候，甚至上百年土壤的金属污染还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禁用“666”，现在有一些土壤还可以检测出“666”。我国从环境保护到现在四十几年，整体设计都是围绕城市和工业设计的，包括法规标准体系、监管体系，面对农村、面对农业很难适应。比如有些畜禽养殖场排污超标，老百姓不断地上告，有些地方部门去执法说你得停产整顿，养殖场所就问执法人员，你让我停产是不给这些牲畜喂养还是不允许它排？再一点就是我国的投入不足，从2008年—2012年国家投入135亿，地方财政146亿，这些投入才治理了4%的行政村，大概2.6万个村庄，所以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有一定的难度。
在农村环保工作的重点思路上，下一步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村的综合整治，饮用水安全保护问题，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问题，这是重中之重。下一步还会重点推动全县覆盖，试行全省全覆盖，增加连片整治要求；二是畜禽养殖，“黄埔江漂浮死猪事件”也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国家养殖业比较复杂，今后重点还是在规模化养殖上，密集养殖区管理起来非常难；三是土壤问题，今年1月23号国务院发了近期工作安排提出要实施土壤环境保护工程，实施“以奖促保”的政策，尤其是2013年将会有一些重点突破的工作。
针对今后的农村经济形势，有两方面建议。第一个方面建议关注三大问题：
1.城镇化过程中和农村经济社会尤其是和环境间的联动关系。因为城镇化以后不可能是空壳子的，没有产业支撑的，现在城市里“退二进三”（缩小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退二”退到哪里了？肯定是退到郊区，郊区往往是城乡接合部，往往是重点城镇化的区域。所以到底城镇化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带来的积极因素是什么？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如何有效应对？这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2.关注农村的土壤安全问题。现在国家重点跟进是耕地和饮用水源地的土壤将作为重点考虑。
3.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现在我们大量用人工系统替代自然系统将来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第二个方面，建议关注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或者新的经济发展形态。一是特种种植养殖，现在是很多农村地区发家致富的来源。二是生态旅游，比如说农家乐，这也是延长产业链，甚至有和养生结合起来的。三是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大家都高度关注食品安全，环保部也在大力推有机食品基地建设。有机食品在国外占10%-15%，我国只有3%，所以说增长空间很大，这也值得我们关注。将来在水源涵养地区就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本文为本刊记者范颖华根据作者2013年4月10日中国社科院农村所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2-2013）》出版暨中国农村经济形势研讨会上发言整理而成）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开放度不断提高，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的积累增多。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要求，我们必须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一、农村城镇化建设是推进农业合作社市场化的重要手段
1 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十一五”期间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发展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这是我们推进城镇化建设总的工作要求，也是城镇化建设的努力方向。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扎实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水平，为区域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打造可依托的平台，同时着力推进农村合作社市场化是我国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2 农村城镇化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首先，农村城镇化引起了城镇人员的增加和产业的扩张。农产品市场需求量增大，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市场原动力。城镇化的结果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集中，生活方式的变迁，必然要求其减少自给性消费，提高商品性消费的支出比例，从而扩大消费品市场的需求总量。其次，城镇化的过程本身涉及到供水、供电、通信、交通、治安、商业服务、房地产业、教育、文化、科研以及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等许多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其所创造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对于整个市场需求总量的扩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三，农村城镇化引起的非农人员增加和农产品市场需求量的增大，并向农业生产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农业要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数量、更多品种、更好质量的农产品。已有的零散、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显然不适应这种生产，于是大规模、高效率的农业产业化生产模式就被提上日程，旧的农业生产模式也必将被淘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必须依靠城镇这个载体为其创造条件。一是发挥城镇的流通载体主要是农产品市场的功能，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发挥城镇加工载体主要是龙头企业的功能，为农产品加工创造条件；三是发挥小城镇服务载体主要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功能，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帮助农户增加收益和分担风险。由此可见，只有加快城镇建设，发挥城镇的集散功能和市场纽带作用。
3 农村城镇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发展。规模化经营是农业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的必然要求。而提高城镇化水平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基本前提。农业的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农业生产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在农业资源既定条件下，农村人口越多，人均可配置的资源量就越少。以往我们提倡的土地使用权流转、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等之所以进展不大，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把农村人口减下来。由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政策导向，目前各地普遍存在的农业兼业化、副业化倾向，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超过一定限度就会走向反面。城镇化的发展必将要求打破阻碍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改革现有的农地产权市场，建立劳动力、资金和农地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机制，这样就有利于农业劳动力就业的非农化和农地产权的流转，随着农业劳动力就业的非农化和农地产权的流转，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农地的适度集中，就会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
二、农业合作社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
1 农业合作社是农村城镇化的直接动力。农业产业化的内涵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企业为龙头，以基地为依托，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是以多元参与者主体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共同体。同时，农业产业化是能够同时兼顾城镇化与农业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这是因为，农业产业化是农产品生产与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有机结合，按照工业在区位上集聚布局的原理，农产品加工业一般是布局在城镇，或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一个地域点上集中布局的结果使这个地域点发展成为城镇，这样通过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就会带动农产品生产的发展，而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生产共同发展的结果，就是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和农业发展的相互协调。
2 农业产业化发展引起的生产基地集约化，推动了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生产基地建设是大规模、机械化、集约化生产，要求人员素质水平高，机械化水平高，经营管理规范化。这种要求导致的结果：一是农业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将不能适应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同时生产资料――土地将被集约化生产基地合并，落后的生产工具将被淘汰；二是富余农民获得一定经济补偿之后必将拥入城镇寻找就业门路，并逐步转化为城镇常住人口，从而推动城镇的形成。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又可防止农村社会的动荡，避免可能出现的“荒村”现象。同时，它还有利于打破城乡阻隔，实现城乡之间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区域优势的发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另外，农业产业化公司引起的人员及资金的汇集，能促进农村向城镇的转化。当农业产业化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其涵盖范围将不再仅限于农业，而是开始向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快速而有力地延伸，这就促进了农村走向城镇化的进程。
三、结束语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加强农村城镇化建设同时也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合作社发展，并建立和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如果今后50年我国可以保持建国以来城市化的速度，到205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根据人口学家的预计，2050年中国将有16亿人口，农村人口约为8亿。换句话说，未来50年，中国农村人口将长期维持在8亿至9亿的高位。期待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迅速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不太现实的。针对这个国情，对于我国农村的发展前途，我国政府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在学术上和实践上存在两种并行的思路：一个是农村社区的城镇化道路，通过大力发展小城镇和小城市，解决农村人口向非农化、城市转移的问题；另一个是建设新农村，就是立足于现有农村社区村落，通过农村社区村落的标准化建设，提高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包括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提高农村社区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①。从理论上探讨这两种思路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于这两种思路的发展效果。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做出初步分析。
一、中国城市化道路：区域一体化为中心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工业化发展模式所决定的：早期大规模、集中发展的工业化要求发展集中程度高的大城市；后期工业的分散、服务业的崛起以及信息产业发展使城市化更多的表现为分散的特征。
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共存的一个十分特别的历史时期：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信息化过程已经开始；我国在交通设施方面的巨大改善与农业人口基数过大和居住过于分散等特征决定了我国不应该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集中、后分散的城市化道路，而应当走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即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
工业化的途径决定了城市化的途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历史来看，工业的发展一般从消费品工业开始，生产资料工业在工业化过程中赶上并超过消费资料工业的增长速度。正因为工业化一开始以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作为启动和主导产业，所以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是并进的。而我国的工业化道路是重工业化道路，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这决定了我国城市化的平稳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社区村落将长期存在。我们应当承认这个现实，而不应“拔苗助长”②。
从理论上讲，不少地理学家、经济学家都曾强调过一体化聚落系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是随着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资源流的流动已突破空间的限制，一体化的含义已不再是空间，而是指区域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联系的强弱程度，即资源的整合程度。在此一体化的过程中，许多传统意义上不属于城市因素的资源也被包括进来。按照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应对城镇化以及城乡关系进行界定。原来纯粹意义上的乡村也具有了现代城市的因素，并成为中心城市(镇)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看，村落标准化也是城市(镇)化的内容，而不是与其相违背。相反，如果照搬西方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以我国农村人口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出现城市贫民区和许多村落的边缘化现象。脱离农业生产实际的过分人口集中不利于生产，其只能增加农业的生产成本。
二、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理论的再评价
对城镇化与农村社区村落标准化关系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理论的逻辑推论，要解决农村的就业过剩问题就必须实行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按照这一结论的逻辑含义，城镇化与农村社区村落标准化显然存在矛盾，农村社区村落标准化不符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要求。
二元经济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它们的模型都是以粮食代表整个农业生产。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农业都不仅仅是粮食生产，而非粮食作物和农户副业不仅可变性大，也常是积累和导致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条件，并且就业的弹性很大。我国农业产值中粮食生产的比重下降趋势非常明显，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也进行了调整。实际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在种植业内部的转移，从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并且农产品的加工链条不断延长；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力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向畜牧业等转移；第三个阶段才是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实践上看，农业可以通过不断扩大其范围而获得竞争力。丹麦是举世公认的农业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之一，素有“欧洲食橱”之美誉。丹麦农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破除了把农业限定在第一产业范畴内的狭隘概念，树立了包括初级产品生产、食品加工和行销乃至出口业务在内的大农业观念。
需要提出的是，由于兼业经营是农户生产的一大特点，并会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农户居住地的变动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农户居住地相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另外，非农就业的不稳定性也会对农户向城镇转移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与农村社区村落标准化可以在很长时间内共同发展。
三、城镇化和农村社区村落标准化的关系
对任何事物来讲，狭隘地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都是偏颇的。在农村发展问题上，也不是只有一成之规，应该存在多种途径。在农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发展状况，城镇化和农村标准化都可以发挥作用。就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没有最佳规模，只有最佳规模分布”③。其实更确切的表述应是特定条件约束下的最佳规模分布。对城镇化也不能整齐划一，认为越大越好，而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发展城镇化和农村村落标准化。既然城镇化和农村社区村落标准化是并行不悖的，就非常有必要探讨城镇化和农村社区村落标准化的关系，这对制订正确的城镇化和农村社区村落标准化政策非常重要。
1．城镇化和农村村落标准化不存在严重的资金竞争。城镇化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基层政府财政和向社区内企业征收的土地使用费等各种资金。而农村社区村落标准化建设的资金则基本上全部来自于村民的自筹，或通过以工代资形成农村社区村落的建设资本。因此两者在资金上没有激烈竞争。如果说两者在资金上发生冲突的话，可能是农村社区中部分富裕农户是选择城镇还是留在标准化的农村村落，从农户分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会造成很大的资金冲 突，因为农户选择是进人城镇还是留在农村社区村落，所需要付出的资金存在很大的差别，并且符合农户就业(获利)机会的比较优势。在目前，对绝大多数的农户来说，进城经营或居住还只是很少的比例，并且也不稳定。
2．服务对象互补。小城镇的服务对象是企业化、商品化经营的经济主体，面向的是整个城镇社区的居民，并且随着乡镇的调整其范围可能不断变化和整合。例如，可能将几个乡镇集中在某一个较大的乡镇，那么这个乡镇的城镇化规模就会得到很快的扩大，而原来的几个乡镇城镇化规模则可能出现萎缩，在城镇化发展时应当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对乡镇整合的收益(如规模扩大等)和损失(其他乡镇的萎缩)相权衡，以确定最佳的乡镇规模，并做出长远规划。标准化村落的服务对象则基本是局限在村落社区的村民，并且村落的规模是基本稳定的。
3．功能互补。就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实来看，在当前和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小城镇与标准化村落的关系，就像小动(静)脉与毛细血管的关系一样，而农户是细胞。对于广大的农村社区村落来说，(来源：文秘站 ）城镇是农民所需商品(包括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日常交易中心，也是农民出售其产品的重要场所。城镇除了是农民的物流中心以外，也是各种信息流的传播中心，是农民获取各种生产、市场信息的重要场所。如果城镇建设发展滞后，显然会影响农村社区村落中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并进一步影响农村社区村落的标准化建设。反之，如果农村社区村落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就会限制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限制农民的商品化生产和对许多工业品的需求，这显然会影响城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城镇化建设和农村社区村落标准化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在小城镇与标准化村落功能关系上，20世纪70年代国际发展署美国部(usda)的智囊团中引人注目的人物隆弟莱里(d．a．rondinelli)提出的“整合的区域发展战略”非常有借鉴意义。此战略强调在主要的乡村地区建立三级城市聚落一乡村服务中心、小集市和区域中心，以及在这一等级体系中建立城乡和城市之间的联系。还应注意的是，小城镇和标准化村落的市场功能上不能仅仅局限在农户使用价值的交换上，即为卖而买进行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因为这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内的交换，它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会破坏自然经济，而会巩固自给自足。因此，应将小城镇和标准化村落整合到整个社会统一的大市场中去，深化社会分工，与该社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专业化、产业化生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符合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的要求。
4．产业结构互补。小城镇的产业结构，尽管有很大的涉农性，但基本上是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并且为农村服务的第三产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据研究，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小城镇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而村落标准化则由于是服务于农村社区，尽管也会带动第二、三产业的部分发展，但仍以第一产业为主。从实践上看，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是农、轻、重和大、中、小合理配合，发展第三产业，现代化产业与传统经济互补协作的结果。因此，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城镇化建设和农村社区村落标准化也是互补而不是竞争关系。
5．组织形式存在差异区别。从组织形式上，尽管城镇化建设是乡镇社区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城镇化的建设，无论从基础设施的规划和施工还是到城区的开发，都是由基层政府主导组织的。基层政府组织城镇建设尽管是一种必然选择，但是也可能会产生城镇建设的主观性和形式主义，脱离城镇社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另外，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大一部分由基层政府财政负担(即绝大多数来自于不居住在城镇的农民来负担)，但其享用却是居住在城镇的居民，这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不公平问题。对这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村落标准化建设的组织是由农村社区通过村民自治的形式进行实施的。
注释：
①社区的基本定义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向有以镇为中心和以村为中心两种取向：一些受英国功能主义影响的学者多以村为基本分析单位，另一些受美国芝加哥学派影响的学者，则多以镇为基本分析单位。本文认为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内向性的中国村庄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开放性使得镇的地位更加突出，但在一个比较长的城市化时期，村落的独立性还是有所体现的。因此，本文将社区分为乡镇和村两个层次。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对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进程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是重庆市的一个基本市情特征。2000年，全市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其中农村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占97％以上；总人口3091.0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430．2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8．62％，尚有农村贫困人口140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的5．8％，高于全国的2．8个百分点；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590亿元，其中农业增加值283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5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650亿元，三次产业的比例17．8：41．3：40．9。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逐步优化，但二、三产业层次不高、比重仍然偏低，特别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有限，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重庆市农村主要经济总量指标在全国排名16位至19位，主要人均指标在全国排名21至23位；传统农业的烙印较深，“粮猪型”结构比重过高，多数农产品质量较差，非农产业发展缓慢，还没有摆脱“趋同型”的生产布局，“粗放型”的经营方式，“短链型”的生产模式，这在武陵山区和三峡库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大体为44：32：24，一产比重过大，二产水平很低，三产严重滞后；粮食和生猪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1．1％，主要农产品优质率仅为40％，商品率为42％，加工转化率为16％；农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农村从业人员的31．9％；农业产业化经营处于起步阶段，龙头企业总体实力较弱；农业科技水平较低，农村劳动力素质较差；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92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6276元，两者差距正逐渐扩大。全市城镇化水平仅33．09％，低于全国3个百分点，大多数小城镇缺乏产业支撑。较为发达的城市和较为落后的农村同时并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比很多省市更明显、更典型。因此，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是推进全市经济结构调整，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十五”战略目标的迫切要求。
(二)农村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措施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有利于提高重庆市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全市人均耕地仅有0．77亩，农业人均耕地仅有1．0亩，一般以户为单位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经营成本高，效益低下，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优质、低价农产品对重庆市农产品市场竞争构成威胁更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够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有利于提高重庆市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农业结构升级。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
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
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重庆市农业人口多，农业沉淀的劳动力多，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不可能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业现代化进程将会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将加速形成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四是农村城镇化可以为重庆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农村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目前，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725万人，单靠在农业、农村内部转移消化空间有限。加快农村城镇化，可以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和范围，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从长远看还可以促进农民提高素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
五是农村城镇化有利于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城镇是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城镇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的发展还可以满足农民消费需求层次提高的需要。
二、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2000年，重庆市有农业人口2430．20万人，农村劳动力总数1320．9万人，占农业人口的54．35％，全市现有耕地面积2374．8万亩，人均耕地仅0．77亩(统计数)。根据重庆市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按全国通用标准，农村劳动力人均耕作4亩计算，第一产业只需用劳动力608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多达712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4％)，若加上人口新增的13万劳动力，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725万人。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造成人力资源的闲置，成为农民增收的障碍，也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目前，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以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为主。21X)O年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在乡镇企业及市内二三产业就业的人数占44％，在市外就业人数占56％，其中长年性外出民工居多，占68．8％，季节性占32％；外出务工青年男性居多，占77％，女性占23％；务工者年龄在20至40岁居多，占73％，平均年龄约30岁；行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建筑业，职业以工人、服务员居多，从事建筑业和工业的比例达61．5％，其次商业和其它行业占38．5％，大部分在私营企业务工，在国营单位务工人数非常少。近几年由于比较效益的下降，农民人均收人中来自农业收入的多数地方出现负增长，来自务工收入却在增加。根据调查，重庆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约占农民纯收入的30％左右，这些收入为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奔小康和社会稳定注入了活力。
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存在下面问题：
一是就业结构不合理。由于重庆市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特别是由于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不够发达，全市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以从事传统农业和本地从业为主，从事二、三产业和转移区域外就业为辅，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数比例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数量有限，这种劳动力就业不合理的状况，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任务十分繁重。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处于盲目、自发阶段，缺乏有效的引导。外出流动人员大都呈散兵游勇，各自为阵，难以形成合力，缺乏有效引导；加上有关农民外出人员务工的相关权益保障政策法规不健全，农民维权意识弱，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是农村劳动力素质差，无技术特长，思想观念保守、落后，市场经济意识弱，转移难度大。
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介服务滞后。有关劳务输出的信息收集、传递、中介服务体系没有形成，造成信息不畅、工作不力、效益不高。
五是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就业岗位少。目前重庆市乡镇企业正处于结构调整阶段，下岗分流压力大，交通、通讯、金融等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六是由于青：比年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造成农村劳动力缺乏，给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地方存在部分土地摞荒和粗放经营。
(二)农村城镇化现状。近年来，重庆市农村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据统计，全市小城镇居民人均建筑据调查面积已达到21平方米，有水厂669个，日供水能力达63．95立方米，道路3150公里，建成区绿化面积达2837公顷，完成各类建设投资125亿元。小城镇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大大增强，吸引了广大企业进镇和农民进镇务工、经商、办企业、聚居。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批发市场；还重点探索、发展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如大足龙水镇、璧山璧城镇、万州区熊家镇等利用本地传统产业优势及区位优势，建设专业市场，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各地客户进场经营当地名优产品、小五金、皮鞋、建材，走工贸型小城镇发展路子。开县温泉镇、合川三汇镇等，利用丰富的煤、石灰石资源，走资源加工型小城镇的路子，带动了运输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繁荣了一方经济。奉节白帝城、渝北统景镇、大足宝顶镇等，利用本地的自然、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与旅游配套的餐饮服务业、宾馆娱乐业、交通运输业和手工艺品加工业，走旅游型发展的路子。石柱西沱镇、忠县石宝镇、丰都高家镇等，抓住库区移民搬迁机遇，把小城镇建设与移民搬迁有机结合，将本镇建设成为交通方便、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的库区开发型小城镇。秀山雅江镇、合川二郎镇，利用与外省接壤的区位优势，巧打边贸牌，争取市场优势，走边贸型小城镇发展的路子。但由于历史、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重庆市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城镇发展与发达省份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农村城镇化总体水平低，小城镇数量少，分布不均。根据2000年底统计，全市有县城以下建制镇643个，集镇988个，县城关镇22个。建成区面积197平方公里，已有水厂669个，日供水能力达63．95万立方米，道路3150公里，镇区绿化覆盖面积达2837公顷，吸纳城镇就业人口11．4万人，积聚各类乡镇企业4万多个。2000年城镇化水平仅有33．09％(新口径)，低于全国3个百分点，若扣除含城区则有余31个区县的城镇化率只有21．4％。平均每个镇辐射范围125平方公里，平均每个镇的间距在40—30公里，而且主要分布在渝西片区，在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城镇数量就更少，规模更小。
二是缺乏产业支撑，集聚人口规模少，辐射带动能力弱。目前除县城所在城镇人口数量在5万人以上，个别交通方便、区位优势突出的或靠近主城区的卫星城镇人口超过1万人以上外，多数城镇人口在3000—500O人左右，还没有形成基本规模数量标准。小城镇人口规模过小，城镇产业发育缓慢，经济集聚功能差，公共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难以发挥。
三是小城镇的规模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功能不完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国家有关建设小城镇的建成区平均建设规模标准为4．15平方公里，镇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容纳常住人口4876人，而重庆市大部分小城镇目前均未达到这一水平，平均建设规模只有0．3平方公里，平均每个镇积聚人口只有4000人左右?相当部分小城镇供水、供电、卫生、绿化等基础设施较差，难以达到应有的集聚规模。
四是农村城镇化步伐缓慢，城镇化速度明显慢于经济增长水平。重庆市在“八五”期间城镇化水平提高了1．8个百分点，“九五”期间有所加快，共提高于2．76个百分点，但是远远落后于“九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9．3％的速度。从全国看,城镇建设起步于80年代初期，发展于80年代中期，腾飞于90年代初期。重庆市三峡库区整体经济发展更加滞后，小城镇建设起步于80年代后期，淹没区的小城镇由于受到规划滞后的影响，起步更晚。
五是农村城镇管理落后。由于政策不配套，组织管理体制不健全，给小城镇建设管理带来不少问题。城镇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交通、土地、水利、生态环保等规划衔接不好，规划水平低，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城镇管理“政出多门”，土地、市容市貌、道路交通、社会治安、社区管理以及流动人口方面管理尚未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综合性管理体系。户籍管理上仍未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难以适应城镇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要求。环境卫生管理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人员、经费，许多城镇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环境状况较差。
三、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发展思路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力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村城镇化步伐，逐步形成功能完善、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镇网络体系。
(二)基本原则。(1)坚持市场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则；(2)坚持自主迁移，自由择业的原则；(3)坚持尊重农民定居权和选择定居权原则；(4)坚持城镇建设与城镇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5)坚持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原则；(6)坚持多渠道、多方位筹集资金，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开发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原则。
(三)基本思路。“小城镇，大战略”，发展小城镇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研究编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规划，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坚持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相结合，以就地转移为主；坚持大、中、小城市转移相结合，以小城镇为主；坚持二、三产业转移相结合，以三产为主；加大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非农产业发展，加强农村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配套改革，采取综合性措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进程。“十五”期间，力争建成部级综合经济试点小城镇30个，加快170个市级试点小城镇建设。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第一，进一步搞好就地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发展：比大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经济；二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重点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10大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三是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四是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外出人员回乡经商办厂；五是开发农村旅游等资源，带动饮食、旅店等相关行业发展；六是鼓励农民承包荒地、荒坡、荒滩、荒沟等“四荒地”，搞多种经营；七是充分利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机遇，为当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
第二，加大向市外、国外劳务输出，实行兼业转移。继续巩固民工在东南沿海地区务工的已有成果；积极抢占华北、东北劳务市场；顺应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大西北、西南劳务市场的开拓力度。采取适当措施，重视和改进国际劳务输出，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五)农村城镇化的模式。加快发展大中城市周边地区城镇建设和以县城为中心、有发展潜力、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建设作为农村城镇化的主要模式选择，探索发展符合中国国情、重庆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具体途径是：一是建立健全农村城镇化规划建设管理机构；二是编制全市小城镇建设规划，分步骤，有计划地实施；三是加强农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兴办交通、改善投融资环境，吸引国内外投资；四是重点发展小城镇经济，以业兴镇，通过产业发展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结合各地资源优势重点发展观光旅游型、加工型、加工贸易型、边贸型、专业批发型等的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五是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制度和政策创新，改革户籍制度，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建立健全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等。
四、对策措施建议
(一)加强各级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的宏观调控。一是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任务目标，落实相关政策措施；二是研究出台有关有利于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的土地、信贷、税收优惠、产业、户籍、就业等政策；三是综合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战略的组织实施；四是加强指导和服务。建立县、乡、村3级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拟订农村劳动力开发规划和劳务输出计划，把劳务输出工作作为一项“亮点”产业抓紧抓好，继续推进劳务输出。
(二)加快小城镇建设，培育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载体。根据重庆市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基本市情，充分利用大中城市如主城区、万州、涪陵等市场、资金、产业、技术、信息服务优势，发挥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要在广大农村地区，优先选择一批基础较好、有发展潜力的小城镇重点建设。小城镇除了建设一些必需的供水、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外，重点培育城镇发展的主导产业，繁荣小城镇经济。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引导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小城镇相对集中布局，促进小城镇发展。因地制宜，强化优势，突出特色，积极发展观光旅游型、加工型、加工贸易型、边贸型、专业批发型为主的新型小城镇，增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拓宽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三)加大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就业机会。乡镇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要结合国家实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契机，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乡镇企业布局适度向农村小城镇集中，加快小城镇的发展。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机构加工业、建筑建材业、能源矿产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转换、增值效益，延长农产品产品链。在扶持壮大一批技术型乡镇企业集团的同时，要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四)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内部载体。目前应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一个突破口加以发展。本着先易后难、重点推进、由点到面、逐步实施的原则，以现有的部级和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依托，重点推进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百万亩天然香料、百万吨柑橘深加工工程等十大“农业百万产业化工程”，搞好农产品深度开发和多层次增殖，发展农业产业化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尽可能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
(五)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一是重点搞好市场建设，包括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村资金市场建设，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把交通、通讯、保险、农村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作为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加快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渠道；三是开发农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作为发展农村第三产业的新的内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六)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空间。针对重庆市农村人口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较落后，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的现状，组织有规模、合理有序的劳务输出是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重要渠道。重点向市外的建筑业、商业、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输出，创造条件，提高劳务输出档次，扩大规模，鼓励向国际劳务市场进军，尤其是开拓国际工程劳务输出市场。
论文摘要：农村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综合性问题。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大问题。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能否做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对我国社会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农村城镇化侧重于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城镇化问题。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因城镇化而采取城市社区模式治理农村的过程。而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去分析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模式，研究城镇化的可能路径及其面临的困难和障碍，探索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突破口，既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现实发展的需求。
一、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
农村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村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聚集；二是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三是城镇反哺农村；四是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是城乡作为一个整体高度融合，通过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实现城乡资源的共享。
农村社区建设是社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农村社区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没有现成的规律可循，尤其在城镇化背景下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将城镇化建设等同于城镇建设，贪大求洋。
城镇化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有的人在追求政绩的心理驱使下，大搞奢华的形象工程，只抓硬件设施，忽视了产业支撑力的提高，使巨额的投入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反而带来了沉重的债务。
（二）将城镇化简单的化为农转非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身份从农业变为非农业，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还包括就业、养老、医疗的各项基本福利条件的改变和提高。
（三）资金、土地、人才等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农村社区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集中居住点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管理服务费用支出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短缺的瓶颈制约非常突出。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严格控制土地使用管理，很多建设规划难以落实，影响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在农村，村干部普遍缺乏现代社区建设理念和管理知识。而农村基层干部待遇偏低、成长环境较差，要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加入“村官”队伍也比较困难。
（四）农民主动参与意识与农村社区建设不相适应
虽然农民主观上都渴望过上高质量的生活，但真正能主动参与农村新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却普遍不高。大部分农民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建设农村新社区是政府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但当在建设过程中，涉及到他们切身利益时，又会过分地苛求政府。
三、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建设的对策
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要想做好农村社区建设要处理好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正确地处理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
村民自治侧重点在管理，而农村社区侧重于服务。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体现服务村民的宗旨。通过农村社区建设，逐步完善社区职能，不断强化社区服务功能，为广大村民提供便捷服务，让村民真正得到实惠。
（二）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引导与群众参与的关系
要坚持政府依法行政，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实现政府引导与群众参与的良性互动。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在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实际需求，让农民群众充分参与到农村社区建设的各项规划和建设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把干部群众的良好愿望变为广大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三）正确地处理好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涵盖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而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侧重于社会建设和管理领域，依托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发展农村各类经济社会组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农村社区建设是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四）正确地处理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目的是通过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保证农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把自己的事情管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村社区建设是村民自治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农村基层民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
（五）农村社区建设要以县域经济为依托
实施农村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在县域，县域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平台和载体，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城镇化之间存在着互促共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农村的社区建设才会有更大空间。
（六）加强对农村社区工作者的培训，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从农村发展特别是社区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农村普遍存在因缺少专业人才而使社区发展难以获得突破。因此，迫切需要培养一支专业化的社区发展队伍来推进农村社区发展。优秀年轻干部要充实到领导岗位上来， 并通过政策理论、业务知识、工作技能的培训，努力提高社区工作者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陈爱民.中国城市化:田野研究与省例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吴学明，王荣启.构建和谐农村需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j].中国社会发展战略.2008（1）.
[3]陈鸿彬.农村城镇化研究、建设和管理[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74-75.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充分体现了“新常态”下中央对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而解决农村问题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发展农村经济。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越来越体现出对经济的先导作用（孔祥毅，2006），因此发展农村金融刻不容缓。如今我国正大力推行城镇化建设，希望通过城镇建设发展农村经济，那么城镇化对农村金融水平是否有影响，究竟是正向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呢？同时消费作为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水平的提高，商业化程度的加深，能否作为农村地区金融的“马车”呢？这值得我们深入的了解。
二、差距的度量
目前关于差距的衡量更多的是运用在收入方面，关于度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水平的专门指标并没有。常用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有GINI系数、对数离差均值GE0、Theil指标GE1，变异系数（CV）的平方、以及Atkinson指数五个指标。以上五个指标虽都用来衡量收入水平的差距，但各有侧重。GINI系数主要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对数离差均值GE0主要对底层收入水平敏感，Theil指标GE1则主要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林宏、陈广汉，2003）。而变异系数（cv）平方违背了收入差距指标的转移理论，Atkinson指数的度量结果能用广义熵指数
GE的单调变换来表示。因此为了全面清晰地反映我国城乡金融的省际差异，本文选取GINI系数、广义熵指标GE0和GE1这三项指标。
GE0、和Theil指标GE1是泰尔1967年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具体计算公式分别为：
（b）、（c）式子中，n为地区个数，u为全国收入水平的平均值，yi为各地区的收入水平。在本文中，n同样代表省份数，u代表全国金融水平的平均值，yi为各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
（二）区域农村金融省际差异的度量。根据Goldsmith（1969）提出的衡量一国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再结合我国农村地区数据的可得性，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以涉农贷款与第一产业GDP之比反映由于台湾、香港、澳门的数据资料不全，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0到2014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根据上文给出的统计指标，分别计算出31个省市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GINI系数、、和指数见表1。
由表1 得到，无论是从基尼系数、对数离差还是泰尔指标来看，我国不同区域内部的农村金融水平都存在明显差距。总体来看，全国农村金融的差距水平是最大的，说明区域之间的差距远远高于区域内部的差距，也说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极度不均衡；随后农村金融水平差距由高到低依次是西部、东部、中部，说明相对之下，我国中部地区各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相对均衡，各省之间差距达全国最小，而西部地区省际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极度不均衡。分区域来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三大区域，差距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但是西部地区的对数离差和泰尔指标两个值都明显提高了，根据泰尔指标和对数离差的特征，说明西部地区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和水平较低的省份之间差距呈扩大趋势，非均衡程度进一步提高。
三、影响因素分析
（一）研究假说。（1）经济状况。第一产业占总的GDP比重（Economic）可以反映该地的经济发展状况，通常认为占比越高，经济水平越高，越有寻求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越有能力接受各种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因此假设第一产业提高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有正向作用。（2）制度环境。财政资金对农村的支出，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环境。财政支出中农村支出占比越高，表明该国或该地区越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农村金融业的发展也具备更多的有利条件。因此假设财政支农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3）城镇化。城镇化作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期望通过城镇化的建设打破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状态，将城镇化建设作为城乡经济社会联系的桥梁，加快城乡经济的有机融合，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目标。因此，假设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带动农村金融业的发展。（4）商业化。商业化程度反映一个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现代社会，作为随时与资金融通相联系的商业，地区商业化程度越高，对信贷等金融服务的需求就越大。因此，假设商业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农村金融业的发展。
（二）模型的设定。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农村金融发展函数形式可以表示为：Fr=Arf（Xr1，Xr2，Xr3，…，Xrn） （式1）
Fr代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Ar表示农村金融技术，Xr1，Xr2，Xr3，…，Xrn分别表示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各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假定技术中性，因此上式可以表示为：
Frit=f（Economicrit，Policyrit，Urbanrit，Consumerit） （式2）
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Frit=ωrit Economicarit，Policyβrit ，Urbanχrit，ConsumeΦrit （式3）
等式两边取对数为：lnFrit=εit+αitlnEconomicrit+βitlnPoli
cyritχitUrbanrit+ΦitlnConsumerit （式4）
（三）变量的定义与数据来源。根据以上分析，模型变量涉及的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资金支持、城镇化水平以及商业化程度。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用农村贷款占农村GDP表示；②经济状况（Eco
nomic），用第一产业GDP占总的GDP表示，占比越高，表明农村经济发展的越好；③制度环境（Policy），用农林水事务占财政支出的比衡量，占比越高，制度环境对农村发展越有利；④城镇化（Urban），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占比越高，该地区城镇化水平越高；⑤商业化程度（Consume），用除衣食住消费以外消费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衡量，比例越高，商业化程度越高。本文选取2010-2014年历年31个省市城乡金融相关数据。港澳台由于资料不全，不纳入本次研究当中。所有数据均是根据相关资料搜集整理所得。主要来源于《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公报。
（四）实证结果。一般对静态面板数据的处理有两种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严格要求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而固定效应模型并不需要这个条件，通过
Hausman检验来判断，Hausman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根据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见式子5：
lnFrit=-1.9247-2.5374lnEconomicrit+5.6829lnPolicyrit+7.2723lnUrbanrit-4.4445lnConsumerit
（-3.39***） （-4.95***） （2.45***） （8.87***） （-4.34***） （式5）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 p
四、结果分析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农村城镇化现状；对策和建议
农村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经济现在有了极大的发展，要想我国经济能够有再进一步的飞越，必须加强农村城镇化的建设，使农村城镇化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正确认识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现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农村城镇化概述
农村城镇化是指各种要素不断在农村城镇中积聚，农村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质量也不断提高的过程。农村城镇化分为狭义农村城镇化和广义农村城镇化。狭义农村城镇化也称为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这个概念是人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概念，它包括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扩大，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广义上的农村城镇化是指在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农村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市场、人力、非农业产业等社会要素和社会资源，从分散的农村不断向现代城市集中并逐渐增长，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城市性的大变革，农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全社会成员共同享受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过程。农村城镇化是以工业为主的非农业集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村要素向城镇要素转化的过程，是农村社会演进并通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历程，是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变迁，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二、农村城镇化的现状
我国的农村城镇化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城镇化率也有了重大突破，农村城镇化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农村城镇化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城镇化水平低，发展进程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还是过于缓慢，土地、户籍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和规制等等。因此必须准确认清我国农村城镇化的现状，从而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我国的富强。
（一）对城镇化的理解上有偏差
在建设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对农村城镇化概念的理解并不清晰透彻，具体表现为将农村城镇化误解为农村工业化和只浅层次地理解农村城镇化概念。浅层次地理解农村城镇化概念，主要体现为只在数量上、表层上进行建设，没有进行本质上、深层次上的发展。真正的农村城镇化应该表现为农村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向城市性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转变。而浅层次意义上的农村城镇化只体现为农村城镇数量的增加，城镇人口扩大，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不进行改变，这是不深入的农村城镇化，不是我国的农村城镇化。我国的农村城镇化不是只在数量上和规模上进行建设的城镇化，我国的城镇化还要求在本质上和质量上对农村进行城镇化建设，我国的城镇化要实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城镇化，思想上也要进行建设。
对农村城镇化的误解还有一种，就是将农村城镇化误解为农村工业化。农村工业化是指在农村发展工业经济，不顾农村的实际情况，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工业。这种理解过于片面，农村城镇化包含着在农村发展工业经济，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农村的现实情况，既发展农村农业经济，也发展工业经济和农村第三产业，全面实现农村的发展，实现农村城镇化。
（二）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严重脱节
我国提倡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进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效一致统一。目前一些城市在发展之初，不注重生态的保护，只是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增长，追求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现在生活环境的恶化，人民生活质量的降低，而且在恢复生态建设上，付出比所赚取的经济利益更大的代价。这给予我们在农村城镇化上以启示。但是还是有一大部分农村在进行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只顾眼前利益，看不见长远利益，用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来换取暂时的经济利益，导致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变差，农村城镇化进程受到阻碍。
（三）投资融资体制不健全
我国农村发展方式主要是靠乡镇企业来发展，投资主体主要为乡镇政府，个人和社会等投资并不多。农村最大的资源在于土地，但是农村土地转让制度不完善，导致外来投资不敢轻易尝试。另外，农村存在着一种传统因素，那就是地方性保护，对于外来投资进入市场，会设置多重阻碍和条件，对本地投资不断开绿灯，给予过度优惠，导致外来投资与本地投资处于不同的起跑线，妨碍压制外来投资。另外一方面，企业所有权制度改革后，乡镇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独立于乡镇政府，不再归属于乡镇政府所有，这也大大降低了乡镇政府投资的热度和力度。
（四）城镇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良好的城镇基础设施为农村城镇化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能够增强城镇的外在吸引力，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完善的基础条件。但是，我国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已有的设施严重滞后，一些应有的设施还未建设。如道路路面过于狭窄，路面自身遭到严重毁坏，承载力滞后于城市地区。大多数农村没有排水系统，也没有污水处理系统等公共基础设施，生活生产的废料依然以自然净化为主，环境隐患大。城镇基础设施的不足，会严重阻碍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三、解决农村城镇化问题的一些对策意见
（一）走出理解误区
理论指导实践，错误的理论会错误地指导实践。我国农村城镇化认识上存在理论偏差，我们要抛弃浅层次意义上的农村城镇化，也要抛弃农村工业化，要坚持正确的农村城镇化内涵。正确的农村城镇化内涵要求我们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进行科学规划，做到合理布局。进行农村城镇化建设必须遵循城镇发展规律，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从分考虑农村的资源分布和发展水平，合理全面地发展农村，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要注重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培养，使农村居民的价值观向着城市性价值观转变；要注重发展工业经济时，发展农村经济及农村第三产业，做到工业经济、农村经济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共同进步发展，做到经济的全面发展，全面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建设发展。
（二）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
农村投资机制过于单一，导致农村无法得到充分发展。要想实现农村城镇化，必须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实行国家投资、社会投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并存的投资模式。国家作为最大的投资者，应带头发展农村经济，给予农村产业和建设以资金，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同时国家也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给予投资者以各种投资优惠，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农村。其次，社会也应发挥其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村提供中长期贷款，为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最后，鼓励个人对农村城镇化建设进行投资，采取给予其股份的方式，使个人资本也积极参与农村城镇化的建设。
（三）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我国十报告中指出，城镇化要注重突出生态保护，在城乡面貌改变、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时，把碧水青山保留给城市，把村庄原始风貌保留给农村。因此，我们在进行农村城镇化建设时，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思想，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的保护，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四）加强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
城镇基础设施的不健全，阻碍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要实现农村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强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村道路进行重新铺设，保证铺设道路的高质量，便利外来资源进入农村。加强农村的排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供水供热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各项机制，促进城镇基础设施的全面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建设。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经济；影响
一、引言
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总体得到了稳步增长，时至今日，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广阔。因此，我国仍然面临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以及农村存在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缩短城乡差距，解决以上问题，关键的办法就是加快新型农村城镇化建设，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建设提供指导。高速公路开发建设是加快城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探究
（一）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城镇化。工业现代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信息化具有后发优势，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以城镇化为方向，引领农村的社会建设，将城镇的公共建设引向农村，让农民生活向市民生活转变。要通过农村现代化建设，引导农民集约集聚居住，以市民社区化生活为方向，在乡村规划、自愿自觉的基础上引导农民社区建设，既能节约耕地，又能改变农民散居的生活方式。在引导农民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要加大投入推进水、电、气、路、网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文化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会为广大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择业、就业机会从数量上减少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增加了农村人均自然资源的实际占有量，在推行城镇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农村工业、农业人均经营规模的提升，在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基础上，缩小城乡差距。另外，广阔的农村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仍然是农民，在农民收入水平低、居住分散、重视自给自足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之下，当然不会产生较强烈的消费意识，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可以实现农村经济的规模式发展，增长农民收入，在改变农村人口自给自足消费方式挤出上，刺激农村的商品消费意识。例如，近年来，贵州某乡的多数农村劳动力纷纷在城镇上买车买房，通过彩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多种形式购买家用电器或者进行其他消费，为该乡的經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
新型城镇化建设时关系民生福祉的大事，推动农村经济消费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贵州省某市在加快建设过程中，除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户籍管理等民生发面加强政策，还树立了3至5年形成交通畅通的道路体系，树立形成在城镇地区以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为中心，现代化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化的农村经济体系，全力建设领先全国的新型农村经济产业格局。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生产要素流通的枢纽
作为连接广大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城镇是大型、中型城市的“辐射和缩影”，新型城镇要求实现城乡一体、城乡结合、产城互动。这一城镇模式不但可以接受来自大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还可以确保多种信息资源、资金资源以及物流资源输入到农村城镇中，促进农村城镇发展，带动广大农村经济接收最快、最新的经济信息，提升农村经济的地位和重要性。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城镇具有集聚效应和吸引效应，城镇周围辐射的农村地区的生产资源和生产劳动力向城镇靠拢，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生产效益，在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中，获得高于农村成倍甚至数倍的经济价值，作为交通枢纽、生产要素的枢纽，新型城镇是广大农村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政治的服务中心和集散场所，是贯彻一乡一村一体化的支撑，建设新型城镇能带动周边农村经济的发展、繁荣。
（三）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省人民政府出台了《贵州省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规划（2016-2020年）》，推进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迫切要求。我省仍有6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农”问题比较突出。推进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城镇扩容提质，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引导人口有序转移；有利于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促进就地就近城镇化；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破解城乡二元矛盾，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山地特色新型城是促进城镇化空间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我省城市群发展尚处于培育阶段，城镇体系结构仍不完善。推进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形成体系健全、定位明确、分工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有利于发挥黔中城市群和区域城镇组群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农村协调发展；有利于推动资源要素合理布局，促进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协调发展。
三、结语
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广大农民收入，消除城乡差距、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大重点关注的、与广大农村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民生民计政策，也是中央始终不渝贯彻“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只有不断总结在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得失，及时调整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带动经济发展，带动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高成全，焦雷.基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小城镇建设研究[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0（4）：112-114
[2]高利，杨子明.城镇化建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利弊调查[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11（3）：245-248
[3]邓小华.城镇化建设一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安徽大学学报，2008），（3）：98-102
不能只就金融谈金融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农村经济中的上层部分，是对农村经济中下层部分即实体部分的反映。农村金融的存在、发展决定于农村经济中的实体部分，但又反过来影响农村经济的实体部分。要得出中国农村金融究竟该如何发展的正确结论，必须首先研究好农村实体经济（以下简称农村经济）如何发展。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农村金融该如何发展，必然也是必须首先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将如何发展。前者是农村经济中的上层建筑，后者是基础。要从农村经济的动态发展上研究农村金融，而不能就目前农村经济的情况研究农村金融。如果仅仅就农村金融谈农村金融，只能是永远跳不出农村经济弱势情况与农村金融追逐利润的矛盾，只能是争来争去无结果。所以，必须以辩证地发展地眼光研究农村金融，必须从农村经济城镇化发展中研究农村金融。
农村城镇化的原因
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道路。中国农村的落后、贫穷等问题必须靠城镇化来解决。一家一户的自然农耕经济和村落生活方式不能使农村从根本上摆脱落后、贫穷、弱势和卫生条件差等，使农民难以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一家一户的自然农耕经济和村落生活方式下，个别和群体农民的富裕，即使是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体、自然的生活环境。村落人口的数量不足以设立规模化的建筑群落、餐饮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文化教育机构。只有依靠城镇化，吸收广大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才能使绝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定居到城镇生活。从而真正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居住、医疗、文化等问题，使农民真正进入小康社会。
城镇化是解决二元化经济模式，实现一元经济模式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具有现代化的大都市；另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的十分落后，还存在着刀耕火种式原始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二元经济的模式，使城市和农村形成为两重天、两个世界，其不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和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也不利于我国向全面的更高层次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要解决二元经济，根本的道路是实现城镇化。因为城镇化可以使广大数亿农民由农村进入城市或小城镇，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实现全社会的小康，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使中国经济由二元模式转换为城镇化的一元经济模式。
城镇化是实现经济一体化，克服地区间和部门间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道路。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为区域的严重不平衡，东部好于西部，沿海好于内地，城市好于乡村，工业好于农业。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既有自然条件差异、政策倾斜不一致、市场经济的趋利导向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原因。城镇化发达的地区一定为先进地区，而大面积的农村则肯定为落后地区。只有实现全中国的农村城镇化，城镇化后农业本身实现产业化，农业也可以同其他现代经济组织一样，成为营利性的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使用带薪工人的组织。这样就可以缩小各地区域之间、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异。因为农村与城市可以有很大的差异，而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差异则远小于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如果实现了全国农村的城镇化，农业实现了产业化，则地区之间差异、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差异则会大大缩小。
城镇化将创造巨量的经济需求，使经济由依赖外需转向依赖内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需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源源不断地将产品出口给外国人，为工农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但当外国货币发生严重贬值时，我们损失的也是巨量的。这是典型的穷国为富国贡献，穷人为富人服务，不能不使我们警醒，经济发展更应该依赖内需，也就是将中国经济创造的巨量财富让中国人自己特别是为中国农村居民享受。我国农村要消化巨量的财富，必须有巨大的需求。合理创造这一需求的根本途径就是农村城镇化。当农村大规模建设城镇时，需要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当农民由田野进入工厂时，农民本身也产生对房产和生活资料的需求。中国有近十亿的农民，一部分农村的城镇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需求。并且小城镇与大、中城市之间，小城镇之间将形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流，从而带动我国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激发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活力。这一需求完全可替代外需。这样，一方面是经济获得巨大的内需市场，经济成果为我国人民自己所享受；另一方面是农村的以城镇化为代表的巨大发展。
城镇化将为我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巨大的市场。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众多，而农业生产又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所以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其寻找就业出路，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保证农村社会稳定最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最为现实的道路就是城镇化。一方面是大、中城市的发展将吸附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另一方面是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在发展中产生的各种产业将吸收众多的劳动力。虽然单个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吸纳的劳动力要远远小于城市。但是小城镇的数量总计要远远大于城市的数量。所以，小城镇容纳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是巨大的。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工业部门可以得到廉价劳动力，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劳动力的源泉。而且，农村的劳动力进入城市远不如进入小城镇更容易适应。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其由于文化、经济条件等的关系，很难进入城市的良好部门。而农民进入小城镇，其生活成本要低得多，在哪里他们完全可融入当地社会生活，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居住条件，成为当地社会的主流，这样就不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
城镇化可以节约大量土地和保护环境。中国要保持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一方面是城市占用土地必须节约和限制。但农村对土地的浪费更是惊人。农民对土地的占用，如盖房、建养殖场和工厂非常随意，村落中闲置无用的“空心村”比比皆是。如果我们实现了农村的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或小城镇，土地由农业企业集中联片经营，取消了众多的村落和田间道路、地界，使村落和田间道路、地界占用的土地复耕，则可以腾出巨量的土地。这对节约土地，保持中国耕地超过18亿亩，意义是现实的，也是巨大的。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对山地、林木、草地、沼泽、湿地无计划地开垦和人为破坏将大为减少，也更方便国家和集体保护环境。
我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实行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特别是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分隔管理制度，使人口难以流动，于是就造成了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在世界各国，达到如此水平的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55%以上，而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1.27%，低于世界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这种城镇化的滞后不利于工业化的发展，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城乡二元经济更为突出。所以，加速城镇化，使工业化和城镇化达到相对一致的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市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力的强大为城镇化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农民可以从繁重的农耕劳作中解放出来，于是农民就不满足于在农村耕种土地，而是积极进入城市务工。这就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既为农民找到了出路，又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充足和廉价的劳动力。这就是农民工产生的最根本原因。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可以为城镇建设提供更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国家财力的强大为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支撑。
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
既然历史的潮流是农村城镇化，那么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的一部分必然沿着这一总体方向发展，也必须服务于这一方向。在农村经济实现城镇化的历史过程中，农村金融该如何发展呢？
农村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已经和正在城镇化的经济，有处于农村的工商业经济和农户经济。农村发展的方向是城镇化，城镇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但是，中国农村的城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步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每年均以超过1%的速度发展。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约为40%多，以此速度，在未来60多年内，我国将实现完全的城镇化。这是一个乐观的估计。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实现完全的城镇化需要的时间可能比预计的要长一些。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有已经和正在城镇化的经济，有仍处于农村的农户经济和工商业经济，形成两种经济模式。
城镇化的经济和农村的农户经济、工商业经济都需要金融支持。城镇化自然需要金融业的支持。因为相当数量的中等城市是由县城发展而来的。要使县城转化为中等城市，一方面需要大、中城市产业向县城的转移，另一方面需要当地产业特别是骨干企业自发地发展，还需要进行县城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需要金融特别是当地农村金融的支持。小城镇化更需要农村金融的支持。一个乡镇要发展成为具备一定规模的小城镇，需要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小城镇房地产业的发展，需要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当然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既有以营利为目的商业性经济发展，也有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的公益性经济的发展。所以金融对城镇化的支持，可以分为两类金融行为。一类是商业化的金融行为，另一类政策性的金融行为。亦即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既需要有商业性的金融服务，也需要有政策性的金融服务。
农村中的农户经济和工商业经济，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会长期存在，甚至会有一小部分永远存在。它的发展当然也需要农村金融的支持。但是由于农户经济和农村工商业经济盈利水平低，实力弱，自然风险大，缺乏风险保障体制等，其资金需求相当部分是无效资金需求。所谓无效资金需求是指借款人虽有资金需求但借款后无力归还的资金需求，而有效资金需求是指借款人借款后可以归还的资金需求。农村金融中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商业化的金融企业，只能满足有效的资金需求，无义务满足无效的资金需求。对于无效的资金需求，只能依靠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和社会等方面来解决。同时，政府、社会、农村金融机构三者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促使和帮助农户和农村工商业提高生产能力，增加收入，可以为农户和农村工商业提供担保，提供保险等，从而使无效的资金需求变为有效的资金需求。综上，我们可以说，农村金融体系中需要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共同服务，需要银行业和保险业共同服务。
农村金融应该大力推进城镇化，而不应该阻碍这一历史进程。农村要实现城镇化，就需要农村金融支持这一过程。这一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上述提及的支持城镇建设、乡镇企业、大城市工业向城镇的转移、县域骨干企业等。二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如支持城市、城镇企业发展，为农民进城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支持城市、城镇进行大量的房地产建设，支持农民获得购房消费贷款，使农民进入城市后能够就业，能够买到便宜的房屋居住。三是不支持农民永远在农村居住。这一点是一个很深的问题。世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农民进入城市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很残酷的不人道的。如英国的圈地运动，以血淋淋的“羊吃人”而被历史永记。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21世纪的现代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重走如英国圈地运动那样的老路。但是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和小城镇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所以支持这一进程但又是温和地推行就是必选的唯一作法。
农村金融如果按一些人所设计的那样，在一些不宜居住而适宜城镇化的农村还要不计成本地为全体农民提供最好的金融服务，那么仅从金融服务这一点讲其反而使那些适宜城镇化的农民不愿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根本道理上讲违背和阻碍了农村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历史发展注重的是总潮流、方向和大局，而不是妇人之见下的温情。这里有必要跳出本文的农村金融范畴提出一个观点：农民被温和的推入城市和小城镇，一定程度会损害农民的利益。所以，为了弥补农民的利益，可以从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上鼓励农民进城，如提供就业岗位和提供购（住）房补贴等。
金融业的公众性决定农村金融机构不宜小规模化。金融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公众，所以金融业具有很强的公众性。金融业如果出现破产倒闭，其影响的不仅是金融企业本身，还有千千万万个社会公众。所以，金融业风险关系到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现在，为了弥补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的不足，正在建立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建立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初衷是良好的。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如果在农村建立众多的小规模的银行，这些众多的小银行都能经营得好吗？金融企业与工商企业一样，不可能都经营得十分良好，一定会有一部分金融企业经营困难。作为小规模的金融企业，抗风险的能力较差，完全有可能破产倒闭。如果有相当部分小规模金融企业倒闭，它们吸收农民的几十亿元、几百亿元、几千亿元存款如何办，农民还要不要？政府管不管？答案是农民肯定会要，政府肯定会管。在国内，处理金融企业经营危机问题都是由政府埋单，以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更何况对农民这些弱势群体政府更是要保护其利益。所以，到头来会把这些小型金融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沉重包袱甩给政府。前几年的农村基金会的结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农村金融机构只有建成大型的金融机构，才能增强其抗风险的能力，保证经营的安全，保证社会的安定。从目前我国的金融实际情况看，大型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要远远高于小型金融机构。第一，大型金融机构有战略纵深，可以用其盈利分支机构来帮助其亏损分支机构。第二，大型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相对完善。个别农村小型银行的经营水平可能高于一家大型银行。但是几百、几千家农村小型银行的经营水平，综合起来很难高于一家大型银行。第三，国家监管大型金融机构要比监管众多的小型金融机构容易得多。如果成立众多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必然造成监管不到位。所以，在在农村设立小型金融机构是一种错误的决策。
农村金融机构不能私营化。现在，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如村镇银行可以避免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的弊病，能更好地为农户和农村工商业服务，添补服务空白。事实上，如果成立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其逐利性要比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更强。这些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对收益少、风险大的农户经济和农村工商业的支持往往是不积极的。其吸收的农户存款（常常是高息存款），在监管乏力的情况下将会肆无忌惮地投向高利润行业和企业，并且其要求的利率将远远高于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在现实中，由于高利贷压垮借款人的事情已屡见不鲜。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这种现象必然发生。其结果是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成立不但没有起到弥补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缺陷的作用，反而会使农村金融更加偏离农户经济和农村工商业。这与设立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初衷完全相反。农村城镇化中的两种经济模式都需要政策性的金融服务。该种服务以服务为主，盈利很少或不盈利。所以，这种服务也不是以私人资本为主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所欢迎的。如果农村小型金融机构以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要出资方，那它就不过是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网点的增加，是现有金融体制的翻版，没有任何新意和作用。
多元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需要建立起以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为银行业主体，以中国人保公司、中国人寿公司为保险业主体，覆盖广大农村和县城，以中国农业银行服务县城以上，以其他银行和保险公司作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是支持农村城镇化、农户经济和农村工商业经济的主体。对营利性业务由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自主经营，政策性业务由政府交给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代为办理。目前，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体，为了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改革其现有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以省或以市（地）为法人的体制，以增强其抗风险的能力和管理能力，增强其服务农村城镇化、农户经济和农村工商业的能力。邮政储蓄银行目前功能还不完善，随着其功能逐步完善，它也将与农村信用社一样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这两大金融企业因其规模较大，很难出现破产倒闭的风险。同时，两大金融企业的存在，既保持了农村金融的平衡和稳定，又保持了竞争，使农村金融呈现出活力。农村金融中的政策性业务完全可交由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因此农村政策性银行存在的意义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