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3:39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
从春秋到现代，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贯穿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裨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儒家哲学义理中蕴含着对终生教育的价值观、人生历练与处世修养等方方面面，裨助我们找回原有的“仁爱”、“忠恕”的纯洁心灵与善良的“自性”。儒家思想的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助推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儒家思想包含的深邃的教育理念与哲学义理，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更为迫切，急需借鉴儒家思想的至正至刚之气处理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内涵
管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充斥着对“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人格”、“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以及“以和为贵”，对裨助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充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以及“天下为公”的儒家言论，裨助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的泛滥，无疑儒家忧国忧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儒家认为，只有具备了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面对外在的威胁与物质诱惑，才能达到处之泰然、镇定自若的高贵情怀。儒家道德思想认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领悟“德”的内涵，必须从道德的根源性开始。儒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每个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认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仁由己”的儒家认为学者必须先识仁才能在求知、做人、处事上有所依据，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学而上达”的教育思想充斥着科学内涵。儒家“以义为上”的义利观对物欲泛滥的现实社会是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良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内心毫无国家民族的责任之感，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儒家这种崇高义利观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裨助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以致形成“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从切实问题入手“问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谈道德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忠君爱国”与“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具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这种高度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对于裨助我们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现实意义。以“仁”为主体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实现路径，追求整体的和谐。我们只有树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们的心理思维，才能构建新的行为方式裨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儒家认为“仁”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是一种无待外求的“本性”东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须透过人的自觉呈现，而后乃能透显它超越而客观的现实意义。儒家把道德行为划分作初级和高级道德两种发生模式：根据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应，作为内在说服和根据，推动初级道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学习培养道德理性作为外在说服和根据建立高级道德行为的动机。个人从高级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级道德的回报，这种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儒家点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儒家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念恩和善行实践的动机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观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对于裨助当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义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现实意义。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包含天人合德为理想，以仁义内在为动力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并从具体之生活来落实道德的实践，在实践当中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道德，以德行之自觉为进路来达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视对学生道德理论灌输而忽视道德实践的情况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贤至圣”的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谦冲诚信”、“当仁不让”、“追求和谐”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们克制内心与行动上的物质欲望，以致达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不仅通过“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的哲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助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权变智慧，对我们处理现当代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给予极大的启示，其科学内涵与教育思想增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儒家“其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见贤思齐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人们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色彩以及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裨助我们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仅在思想、内涵、形式、方法上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也直接或间接的贯彻在家庭、学校、组织所进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流毒于当今社会，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华洗涤人民的心灵引领我们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张通过教育与修养让人们在黑暗现实之中发现人的本善，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养为视点的论述，对于充斥着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今社会，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主张“诚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伦理价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认为是人的“仁”彰显了天道天命的价值。“万世师表”的孔子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质需求的合理满足，与孟子道德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基础的主张相比，极具科学和实践意义。主张“内圣外王”与“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没有忽视人民正常的物质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箪食，一瓢饮”的合理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不堪其忧的思想治愈对物质欲极度追求的当今社会。诚然，灌输没有丝毫物质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会成为空泛的道德口号，既无助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综合考量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一味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体的需要，“道德”必然难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生命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语》被奉为儒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被历代引以为修身处事的凭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对儒家生命观的管窥汲取精髓，裨助人们树立正确生命观，增益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语》中的生命观以“生活与处世”的内容最多，而“生存与生命”的内容较少。管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重视的是现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扬了生命的价值。《论语》中这样写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窥这句话，我们可知儒家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的做事要求。“经世致用”的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价值，关注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过度的强调生死与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生命观体现的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追求在集体、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的至高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显出儒家对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样，“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凸显的也是这种至高的道义，儒家不仅单方的要求对“仁”的道德追求，管窥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要求与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与消极以对的观点来诠释儒家关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管窥孔子在祭祀中的谨慎与真情，也凸显了孔子对逝者的敬畏与生命的敬重。总括之，管窥《论语》中生命观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对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对死亡的议题视而不见，通过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现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价值追求。通过管窥儒家“慎终追远”的谨慎态度以及对“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扬的追求，儒家将生命观最终回归到积极处理现实生活的努力之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儒家生命观中凸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与生命的珍重，增益当代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裨助着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通过管窥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力求裨助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则总括之有四个方面，“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约”。孔子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各种不同方式使学习者能知行通贯。孔子认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点，在教育上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学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点，对于不同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职业（学生、商人、工人等等）运用不同的方法。管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启发诱导”这种教育方式的重视。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从教者与受教者中要找到这样两个平衡点：第一，从教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证从教者的主动权利又不能完全扼杀受教者的积极性；受教者积极性与自由性，既要保证受教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无视从教者的主导作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的认识规律，科学的把握了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具参考意义。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既要求学生要博学多识又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能杂乱，深刻地洞察到知识广与深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从教者与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学习立场上，孔子要求学习者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自动自发努力地去学习，并应珍惜时间，有恒心的学习，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孔子的学习观念讲求学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学习意义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借着学习使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
儒家思想精髓的实效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实效性上侧重，并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空洞的灌输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输。采用实效与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可以裨助受教者达到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实践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思想的实践性在“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上抒发得淋漓尽致。管窥儒家“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的言论可见其对实践的重视，因此，应当着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道德实践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受众者可以自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精髓的爱国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孟子主张以集义养气的修养工夫培养出浩然之气，以养成大丈夫坚守善道、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气度，最终在成德成物的实践中达成济世救民的终极关怀。孟子认为明善诚身的修养才能践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义的思想精髓，对于增助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发挥着重要作用，裨助着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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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德治思想；现代价值
0 前言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主要内容我们可称之为德治思想。作为传统思想，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因其主导了中国封建社会而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它植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值得我们去关注。事实上，先秦儒学德治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己经被歪曲了，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内容做深刻系统的研究，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儒家思想的本意。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中许多的精华都因为在专制政治制度下，缺乏制度保障并没有发挥作用，反而被封建统治者歪曲以达到愚弄百姓，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而在民主制度下实行德治不但不会导致人治，而且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对现代社会发展产生重大意义。这也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意所在。
1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容丰富，但其主要的内容精髓是不变的，这里从德制、德政和德行三个方面加以系统阐述。
1.1 德制
任何统治阶级为了保障自己的思想能够顺利的实施，传承下去，都必须把它贯穿于一套完整的制度中来保证其实施。而先秦儒家的德制最初起源于“礼”。“礼”最早见于《尚书》之中，这里所说的礼只是分别等级的礼节而已。“礼”最早只是在祭神活动中存在，在古代，祭神是政治的一部分了，因此祭神的礼仪就被政治化了。这样，礼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礼仪、礼节，而慢慢的演化成一种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礼节逐渐的被完善，演绎为一套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政治法则。从此以后，礼就可以被看做是为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的而制定的一套完整的制度了，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1.2 德政
（1）“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思想是在孔子的《论语》为政篇第二中提出来的。原文是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是在继承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以及春秋时期的德治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强调各级的政府官员首先要有道德，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化和教育百姓。统治者的道德品质不仅关系到社会的风气，还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重要的影响。
（2）“以德化民，仁政爱民”。
这些思想的提出是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的。孔子鲜明地提出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仁爱”学说。孔子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基础，爱民就是要爱百姓，这事仁政的基本内容。另外，孟子也提出了“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进而得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不管是民贵君轻，还是修己以按百姓，都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
（3）“尚贤弃奸”。
通过提拔社会上优秀的人才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的权利，并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行，这事许多政治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统治者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关键是能否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十分重视贤才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果没有贤才的辅佐，即使圣贤之君也难以成事。荀子在怎样选人如何用人问题上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是，荀子首先提出了“德才兼备”这一选人用人的重要原则。最重要的是他说：“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因此，任人唯贤也是儒家治国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
（4）治国之道，贵在修身。
重视统治者自身的修养，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儒家认为修养的目的在于：一是完善自身，养成理想人格，即儒家之所谓“内圣”、二是通过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即儒家之所谓“外王”，孔子认为，要建立和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应该通过领导者的“正身”作用去影响、感化百姓。把君主的道德修养与天下人的行止紧密联系在一起。荀子认为，国君是一国之中至高无上的领导者，国君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个人对老百姓的巨大影响和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决定作用。统治者只有具备了这些“内圣”的条件，“外王”才有了内在的基础。
1.3 德行
德主刑辅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运用的外在表现，是实现德治的重要手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德礼与刑罚相互依存，相互补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有两者兼备才能营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儒家总认为刑罚是德育的辅助手段，其作用在于促成德治，所以被后人归结为“刑者德之辅气又称“德主刑辅”。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中并非没有法的位置，但并没有忽视法功能的存在，也并不是说要全部以道德代替法。强调的是首先要以德来教化百姓，而必要时辅之以法律制裁，矫正那些超越法律界限的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必须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能使天下太平。但是，儒家讲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有主次之分，道德是主要的，法治只能是德治的辅助。“德主刑辅”思想的基本精神可以归结为：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以德去刑，以刑促德。
2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实质
从以上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的思想实质是想通过道德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全国上下都以道德作为最高标准。另外先秦儒家还肯定道德上的人格平等，承认人人都有人格上的尊严。先秦儒家还坚持儒家道统，把仁义礼智信构成的儒家道统视为高于政权的真理，以此制约君权。
不管在当时的生活中道德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不管这种道德至上的思想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儒家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要治理好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治国方略的实施都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但是儒家德治思想产生时的社会就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人治现实影响着儒家德治思想的真正实现，并且使德治思想在专制现实下表现为人治。统治者利用儒家的思想来愚弄百姓，儒家德治的思想在这种现实下被扭曲而变成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应该说专制社会原本就是个“人治”社会，而不是说因为德治思想而变成了人治社会。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治背景，使得真正的儒家德治思想并没有真正实现，而且其中有价值的思想观念还遭到扼杀与扭曲。可见，德治在专制制度下表现为人治，不是德治思想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治制度的结果。
3 儒家“德治”思想的借鉴价值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再加上儒家思想中有不少空想的色彩，他们的“德治”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今天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的对其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科学合理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正是对德治传统的批判性继承。由此可见，儒家“德治”思想对今后我国的治国之道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以民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还是“民无信不立”，“民贵君轻”，“修己以安百姓”，这些重视百姓的重要思想，虽与今天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他们的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正是当代我们可借鉴的重要的政治资源。先秦儒家就注重以人为本，我们现在的以人为本正是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老百姓永远是执政党统治的基础。
（2）德主刑辅的德治精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德主刑辅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德刑并施才能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道德与法律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规范机制和秩序体系，从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是人性的一种本质规定，是社会发展和人性完善的价值目标。就社会行为控制而言，道德主“内”，法律主“外”；道德治“本”，法律治“标”。儒家这些“德治”思想在历史的许多时期，曾起到过积极的社会管理效力，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反过来说，儒家“德治”，强调道德的作用是正确的，但过分将其夸大，以至于排斥其他手段的价值是不对的。法治和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中，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抓法治建设不是反对和排斥道德建设，抓道德建设也不是反对和排斥法治建设，而是法治和德治齐抓共管，使法治和德治协调配合，以更好地调整社会关系。
（3）传统德治提倡任人惟贤的选官任官标准，要求“尊贤使人，俊杰在位”，主张除贪官、去污吏、反腐败、革流弊。这种观点表明了传统德治在人才选拔中的价值取向。好的制度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固然很重要，但是制度并不能自行，必须有人来执行，因此在再完善的制度体系中，人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对我们的今天的公务员选拔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要严格干部选拔中的道德标准，强化对干部的道德教育和约束，培育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充分表明，社会风气的好坏，政治是否清明，社会是否稳定，这与干部队伍是否具有健康向上的道德风气是紧密相关的。干部做得好，以身作则，就会起到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否则“其身不正，何以正人”整个社会道德风气就会下降。
儒家德治思想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只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德治思想并不能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实现。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时，就要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去取精华，弃其糟粕，把儒家思想的精髓运用到新时期的治国之道中，对传统的德治思想进行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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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高校思想教育；借鉴价值；思想政治；研究；发展历程
引言：当今社会网络发展迅速，互联网上的内容又形形涉及范围颇广，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许多糟粕文化，而大学生是现在网络上的一支生力军，许多大学生受到网络思想的影响导致其自身思想道德观念都具有重大缺陷，这也直接导致我国儒家思想这一优良的传统文化正在逐步流失。国家和学校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视，本文就以儒家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借鉴价值进行探究。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1.1研究目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单单影响着我国国民的为人品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及国民素质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文化价值。儒家思想甚至远传海外，进一步宣扬了我国声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到现在为止，东亚诸国也都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国家的重要思想文化，将儒家文化当作重要的思想教育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课改的逐步实施，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在逐步加强，如何将儒家文化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是所有大专院校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1.2研究意义。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对我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儒家思想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1]，不仅仅能够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也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和认知儒家思想，便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儒家思想当中的教育思想符合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突出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将儒家思想和当今的社会发展相融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使学生知行合一。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二、 儒家思想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孔子继承了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和宗法制度，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孔子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这表明孔子的思想极具代表性，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并且其所撰写的《尚书》《周易》等书籍也成为了儒家文化中最初的经典典籍。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开始分裂开来，其中以孟子和荀子的观点最被世人所赞扬，他们提出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两种思想来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人性的探讨，而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了帮助汉武帝统一封建社会，他就将“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又融入进儒家学说中。这使儒家思想在帮助人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
宋朝时期的儒家文化经过了张载和二程的发展，开始形成理学，南宋时期的朱熹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念相融合，理学观点发展到顶峰，而明代的王夫之则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念。多种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使儒家思想一直被传承并发展下来。
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一） 高校思想教育所获得发展
1.1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历来重视的工作重心，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一个地位逐步巩固和加强的作用[2]，而且伴随着种中央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等文件的下发，表现了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这对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
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方针，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教育会议的开展，提出了“育人为本”和“德育为先”等教育理念，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2高校思想教育师资力量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被中央和学校高度重视，两者开始加大对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投入。学校开始建立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实功底和教学能力突出的专业师资队伍，这些教师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和学校的重重考核才确定下来的，这种高校的师资力量能够提升学校的教育水平，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保障。同时党中央也开始将党和团组织在高校中普遍传播和建立，这种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建立有助于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品质建设，定期在校园内开展思想政治品质的宣传和定期发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宣传页和书册。
（二） 高校思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思想教育太过限制于书本和一些空洞的说教，这种课堂上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般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即便拥有教学系统的理论学说也无法将其真正的刻入学生的脑海中。而且高校思想教育的教学手段过于单一，教学方式陈旧，教师和学生在施教和学习过程中也缺少哦相对的激情。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学生在学习思想教育建设这些主流文化时容易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开始只注重短期内的经济交易而不重视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学生也受其影响，认为思想道德建设没有金钱重要。这种风气的形成也表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在逐渐的缺失。
四、 儒家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4.1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校园文化活动。儒家思想能够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高校应当加强对儒家文化思想的重视，经常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要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将文化与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儒家思想对自身的影响。
4.2汲取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德行”的培养，儒家思想注重个人的内在德行，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相符合，将儒家思想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能够让学生对自身的思想教育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改变，也可以将儒家思想通过高校这一大平台进行传播和发展[3]，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弘扬。
4.3采用多媒体教学。时代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进步，教育工作也应当如此。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转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采用多媒体教学能激发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教师的教学资源和更加形象生动的对儒家思想进行解释和传授。也便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接受儒家思想文化。
结论：儒家思想做为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在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当今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缺失的情况下，高校影响将儒家思想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中，这样能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并将儒家思想发张和传播下去。儒家文化做为其中优秀的主流思想，一直为我国国民的思想品质具有重大影响。而且为我国不同的发展时期创造着不同的发展文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大学生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接班人，其思想政治品质对自身和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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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法治；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295-2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的主流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依法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不仅要吸收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精华，更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优秀的法律历史遗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有着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文化氛围的社会，儒家法律思想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1 重视教化的教育预防作用
儒家认为，实施教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专门的师长在学校进行的道德传授和训诫。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是我国春秋时期的教育家，弟子遍布各国，达到三千多人，所以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等许多道德观念，都是通过在学校对学生进行传授和教化的，自然这些道德思想通过学生们的钻研和再传播，对规范、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以上这些道德规范经过千年的实践和检验，已经成为社会的公理，尤其儒家认识到刑法在维持社会稳定上必不可少，但是以道德为主引导百姓可以事半功倍。从法理上看，这些算是民间的律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另外，这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在如今许多已实行法治领域的实际上还在产生作用。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面代替现代社会的法律，但道德规范在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法理约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孔子宣扬的儒家道德伦理，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都是一些封建礼教，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认清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了解国民的道德水准，在这些实践基础上深刻挖掘儒家的精髓，并且运用到我们现代社会，对于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准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另一种则是通过统治者言传身教和倡导等形式来实现伦理的升华。儒家的倡导者们认为一国之君管理一个国家的前提需要学会自治，即要求统治者加强自身修养，端正自身品行，希望国君管理国家能够实行“仁政”。这种律己的要求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中明显具有极大的进步性，这些约束在法理上的意义与民主社会中权力制约的说法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当然，儒家的自律要求是难以为继的，当时的各位统治者能够人人做到律己是很难的，但是统治者还是相当认同“贤人政治”的。突出人的作用，强调贤人因素的法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使统治者的个人私欲受到抑制，黎民百姓就不会过分憎恨当政者，必然缓和社会的矛盾，所以才出现了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用现代法理的标准衡量儒家的“贤人政治”的法律文化，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新时期面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环境，党的自身建设也日益重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成为新时期的重大课题之一。儒家的自治思想，对我们国家如今要求依法治国，建设高素质、高效率的执法队伍，不断提高执法队伍的各项综合素质具有启迪意义，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党的形象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2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的思想
儒家虽然重视德治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但从不否定法与刑的必要性。如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他认为“用行政命令来管理，以刑法来约束百姓，百姓虽不敢犯罪，但不以犯罪为耻辱；用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仅能遵纪守法，而且引以此为荣耀。”这就点明了孔子所强调的品德和刑法为政治统治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方面。他所要求的道德与法律互补的主张，正揭示了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相辅相承的关系，这一观点的有效应用可以使社会秩序安定。儒家“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律思想，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实现依法治国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同时，也要加强道德建设，二者同步进行，协调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大局服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百姓行为的规范，需要两者同时具备，更不能偏废。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表明两者的组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两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对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有强烈的时代意义，深刻理解和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也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
回顾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可能发现，“民本”的基本含义虽然是“以民为本”，但仅限于此来理解民本思想是远远不够的；此外，还必须弄清楚，对民是什么态度，又是以民为什么之本。只有这样，我们所了解的民本思想才有可能是真切的。研究儒家民本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精髓，为建设和谐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服务。从中华民族努力奋斗为争取独立自强以来，许多人认为儒家的思想代表了专制统治者的利益，为统治者驯化百姓服务，因而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但今天，这种偏激的观点并没有辩证的看待儒家的有益思想。儒家的民本思想重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权益，在历史上有其积极的意义。虽然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区别，但他们重民贵民、爱民安民、利民富民的思想和做法，还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所谓依法治国，就是要根据人民的意志，以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立法必须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真正的保障人民的人权和民利。今天，我们正积极倡导建设和谐社会，重视民生、关注民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各阶层的领导人必须强化“公仆”意识，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在做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一些工作上，一定要充分尊重百姓的心声，为他们做实事、好事。这样广大民众才能看到希望，才能拥护我们党、并自觉参与到建设和谐社会的浪潮之中。同时，必须为百姓，特别是为一些社会弱势群体量身定做合适的保护圈，要切实加强法制建设，使以人为本的精神通过先进的法律文化加以确认，并健康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完善的法制建设是维系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保障。在这一建设过程中我们在吸收外国先进法律文化的同时，更要汲取我们有着千年历史的儒家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的真正价值得到体现，才能更好的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对于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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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先秦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047 — 02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的一切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进行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今环境形势的影响。党的十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从何提炼而出？这必然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首先必须立足于历史文化传统，要把中华民族传统的精髓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资源。
一、先秦儒家思想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元素
从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观点来分析，不难看出，它与我们今天所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相通之处。
（一）“仁”与“民本”：文明、和谐、富强、友善
先秦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仁道”为最高政治原则，主张“礼之用，和为贵”、“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施行仁政，以礼义维护社会秩序。《论语·颜渊》中提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可见，这里的“仁”有关心爱护之意，而后《论语》中也提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体现对人的关怀、友善观点。孟子也提到：“亲亲，仁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仁”是处理人与人相处的一种准则，从爱护亲人开始，而后“爱人”，对他人怀着一种同情、关心和爱护之意。而友善、和谐正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美好品德，宽容待人，友好团结，社会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氛围。与此同时，“仁政”思想也体现了先秦儒家对于百姓安居乐业的一种认识与责任，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富国强民，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富强”也有着相似的思想因素。
（二）“义”与“礼”：公正、诚信、法治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有“见得思义”，孟子也说过：“义，人之正路也”，荀子更是认为“义”不可缺，“义”源自于人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群”与“分”的需要，人类社会不能没有“义”，也不能不讲“义”，“仁”与“义”其实是一种统一有对立的关系，我们要有仁爱之心，但是同时又是需要“义”的合理性与节制，可见，先秦儒家把“义”看做人的立身之本和基本道德规范。“义”有着适宜、公平正义的涵义，这其中透露着为人处世的一个“度”的标准，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公正、诚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人治”，不重视法治。其实不然，我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礼”在中国古代是指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用以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制。《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孟子更是提出：“徒善不足提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可见，我们早已认识到，仅仅只有道德约束或是法律制度是不行的，而是需要两者结合起来，在现代，我们依然提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二、先秦儒家思想的价值分析
或许会有人认为，先秦儒家思想大多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些“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思想体现着封建社会对人的等级划分以及禁锢，到了今天，我们讲的是“自由、平等、民主、科学”，这些古老的东西我们已经不需要了。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丢弃吗？其实不然，先秦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民本”、“仁政”等思想中也有着人类文明价值观念中的一些共性因素，可以让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渊源
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不能原封不动的照搬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不能全盘西化，被普世价值所占领。我们应该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适应时代变迁、适应生活需要的情况下，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的核心价值观，建设适合我们需要以及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核心价值观理论渊源，是因为本质上，它既有我们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些相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学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物质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先秦儒家提倡的民本思想、社会和谐风气等有着相似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发展，“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科学真理，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且因为几千年来形成的中族民族文化心理与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产生共鸣。”①
（二）继承和赋予先秦儒家核心思想新的时代内涵
先秦儒家核心价值观提倡“仁、义、礼、智”、“以民为本”“仁政”，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其进行研究、评估、继承和改造，辨析其原义和今义，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得以新生和传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雨洗礼，它深深根治民族灵魂，世代传承，不仅是维护民族团结，保持国家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生命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国家在内忧外患，丧失的情况下，学习到了西方的新理论，如“民主与科学”，这些新观念新理论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猛烈抨击，“打到孔家店”的口号也随之而来。先秦儒家思想的理念本质上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等级社会秩序，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民本”、“仁义礼智”、“仁道”等理念也有着人类文明价值观念中许多的一般性、共性、普适性等有益成分，反映了人类价值认识中的许多价值共识。在以往的两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中，儒家思想也一直处于主流的位置，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儒家思想的一些价值观和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
三、先秦儒家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意义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侵入与冲突，面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抵御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呢？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既要根植于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凝练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也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使其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用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语言和最易记又宜传的方式表达出来。
（一）传承和创新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的核心价值观
先秦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如“ 公平”、“民本”、“ 和谐”等既是先秦儒学核心价值理念，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又讲“君子和而不同”，要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这里有着“和谐、友善”的影子。我们今天倡导“公正、法治、诚信”，先秦儒家思想也有“君子喻于义”、“舍生取义”、“不学礼，无以立”、“礼不可废”的说法，提倡“仁政”同时也用礼法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与人相处要诚信待人，不取不义之财。 先秦儒家典籍也提到了“民主”一词，但是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democracy）不是一个概念，先秦典籍里面提到的“民主”意思是“为民做主”或“民之主”，就是说要为百姓负起责任，要处理好百姓们的事情。那么最大的“民主”也就是君主了，同时也说明了君主要肩负最大的责任。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其实也包含了一些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相通的思想因素，比如，只有对百姓负责的人才能担任“民主”一职，在“民贵君轻”、“民本”等思想中蕴藏着人民大众是国家主体和政治基础的意思，这些都与现代民主精神相通。为了让这些文化精髓富有现代气息，我们可以对其进行辩证分析，创新及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科学的、现代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俗化、大众化，应对西方价值观冲击和挑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优秀的传统文化。先秦儒家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传播广泛，我们今天要辩证地看待传统儒学的价值观，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部继承。我们应当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时展要求，对先秦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创造性的分析与改造，同时吸纳其他文化传统的优秀价值观，树立符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价值观。这样，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宣传教育和践行，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好地走进群众、引领群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普遍伦理和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平等、民主、科学、自由、博爱”等西方文明和传统的中国文明进行碰撞，时代的变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但是既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理念也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全面继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成功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也必须坚持这一基本经验，在坚持这一基本前提下我们也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大胆地吸收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核心价值观发展过程中的一切有益成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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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仁爱思想；价值观；意义
一、儒家仁爱思想的内涵
1.爱人是仁爱的重心
孔子认为爱人即是仁，这里所指的人，并不是指特殊的阶级或者是某一部分的人，而是全部的人，孔子对全部人都产生了仁爱之心。孔子在对“泛爱众”进行强调的同时也指出了要爱施德行善之人，不能对为非作歹的人施行仁爱，假如混淆了善者和不善者，那么付出相同的仁爱就丧失了其实质意义。
2.孝悌是仁爱的基本
孔子认为爱人需要分清前后顺序，孝悌作为一种天然的情感是仁爱的重要根本和基础，只有树立好这一根基，才能够促使仁爱之苗长成参天大树。但是孝悌自身具有复杂特点，人只有通过长期的实践，逐渐从低级的孝上升至高级的孝，这样的孝道才是最圆满的。
二、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1）利益制度的驱使，造成一些大学生产生了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弱化了长远目标，扩大了拜金主义思想。（2）过度享受追求物质，造成一些大学生在评价价值时，日趋表现出世俗化的标准，弱化了人生的理想，产生了享乐主义思想。（3）突出强调了自我实现，造成在价值主体上一些大学生对自我化过分强调，淡化了集体主义理念，个人极端主义思想迅速萌芽，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将个人得失作为选择标准。
2.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存在问题的成因
（1）市场经济制度造成的影响。市场经济能促进公平竞争，通过劳动创造财富，鼓励人们对自己的最大化利益进行追求，这样能激发大学生不断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由于大学生将这一原则盲目扩大，将其引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看作是自己的价值标准，通过追求物质价值换取精神价值，形成了错误的价值观。（2）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公平的分配问题。这使得大学生开始怀疑书本所讲的价值观，进一步对一切进行怀疑。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国的各种价值观与文化思想也将乘虚而入，一些鉴别力严重不足的大学生也开始对新潮进行追逐，并且将其作为价值支柱。此外，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产生了对物质文明建设过度强调的现象，这对大学生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三、儒家仁爱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意义
1.爱人培养大学生的为人民服务精神
儒家所提倡的仁爱包含了很多意义，在当今社会中这些思想依然是大学生需要认真学习的。仁爱的根本是爱护亲人，进而发展成为尊敬长辈、诚信待友。而仁爱实施的方法便是推己及人，要求仁者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进一步实现爱全部人，借此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仁爱精神提倡爱他人，这一精神可以看作是对爱人民的另一种诠释与升华。大学生在形成价值观的过程中应把仁爱精神提升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校园中甚至进入社会之后都具有一种无私奉献的道德精神。
2.爱家培养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文化突出了群体和个人之间的统一特点，一方面对个人存在与发展的价值积极肯定，另一方面还分析了个人存在与发展应当统一在群体的存在及发展中。而这一群体或者集体具体可以认为是家，从家庭、家乡再至家园都是家的不同内涵。在炎黄子孙中这一归根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产生了大量的负面问题。不少大学生对个人意识过分强调，不计后果地追逐个人利益，当集体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同时，首先想到的是一己私利。精神领域出现了世俗化问题，使得大学生评判事物的标准受到了影响，也使他们的人生观出现了偏差。高校应当积极培养大学生的归属感，以此培养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指导大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3.爱自然引导大学生构建和谐社会
人产生于自然，属于自然的重要部分，因此人需要尊重自然与生命，仁爱万物。这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我们正确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和自然是互相影响的，因此人需要尊重自然规律，在这个前提下有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科学开发。然而，在当代，人们为了发展经济，对自然资源实行了过度开发，日益恶化了生态环境，引起了很多矛盾与危机。人类必须把满足人类的需求同环境资源的承担能力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促使人类永远应用资源，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大学生应当深入理解这一思想，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儒家仁爱思想内涵极其丰富，这些思想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发挥了重要意义。大学生需要联系目前社会发展情况，不断思考与探索，真正领悟儒家文化的内涵。
参考文献：
关键词：儒家；五常；大学生；教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郑州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2R01902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被奉为经典的政治伦理范式与价值观念。进入现代化社会，带有强烈政治功利色彩的三纲思想因其彻底的封建糟粕性而被人们所批判与摒弃，而五常是深植于人性而概括出的伦理道德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永久的合理内质。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复杂，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儒家五常思想对大学生德育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意在挖掘传统儒家优秀文化，以解决当代大学生的德育问题，培养大学生理性、积极、健康、充满人文关怀的道德价值取向。
一、儒家五常思想的核心内涵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作为单个的思想道德范畴，五常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早已得到十分详尽的阐释，而真正将这五种道德规范提取并进行整合的是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他在贤良对策中提到：“夫仁、宜（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至此，五常思想逐渐成为后世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
仁是儒家所遵循的最高道德操守，也是其他道德规范得以衍生的思想根基，孔子倡导“仁者爱人”。要求人们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肯定别人的价值，促成别人的幸福，建立一种平等、无私、博爱的人际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君子不仅要爱人，还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所厌恶的，不愿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别人身上，这包含着朴素的辩证关系。如果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忧别人之所忧，乐别人之所乐，那么和谐的人际关系便自然形成。儒家始终重视对仁爱之心的培养，倡导对自我修养的提升，从修身直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自我身心与社会理想的高度融合与统一。
“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义是人们在人际关系中思想与行为的恰到好处、得体适宜，是人们对善恶好坏的评价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利是人们自然而共同的内在要求，但如果只想得一己之利，便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这便为义所不容。义并不排斥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它所寻求的只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普遍适宜的度，一旦利与义发生冲突，那么“重义轻利”便为君子的必然选择。儒家将义置于相当高的地位，经常仁义并称。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仁义之邦，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便成为儒家君子的最高道德准则。
如果说仁与义还是从内在价值评判的角度约束人们的思想的话，那么礼则更注重从具体的外在行为规范层面规定人们去做符合自身身份与地位的事情。仁义作为儒家最高的道德理想有着高度的浓缩与抽象性，这就需要把内在的价值准则转化为外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以礼的行为方式规定人们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能去做，理其序、正其位，从而形成稳定健康的人际关系，达到社会的融洽和谐。
智作为五常之一具有深浅两层涵义，浅显层面的智有着智慧、知识的意思，是通过长期的学习而达到的一种丰富的知识积累。而深层意义上的智则是理性的象征，是人们明辨是非好恶的道德观念。“知者知人……知者自知。”（《荀子・子道》）智要求人们不仅要知人而且要自知。知人即知道别人的优点、缺点，“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理解别人的悲欢愁苦从而原谅别人的无心之过。自知则要求对自己有一个冷静清醒的认识与衡量，并能经常进行自我反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只有知人知己，明辨是非，才能在人际交往中保持崇高的道德操守，从而达到“智者不惑”的境地。
信，即信用、诚信，是由“允”、“孚”发展起来的一个道德范畴。儒家十分重视信在维系正常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要求人们重守承诺、言行一致，使言行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相符合。重守承诺作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在现代化的今天更是具有维系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只要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以诚待人，不欺诈，一诺千金，那么良好的人际关系便自然形成。
二、儒家五常思想对大学生的教育意义
1.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
“健全人格指人格的生理、心理、社会、道德和审美各要素完美统一、平衡、协调。”[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在精神文化领域，现代人却面临着普遍的困境。西方享乐主义人生观与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渗透到当代大众生活，一掷千金、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为不少人钦羡与认同。这些错误的人生价值观又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与散布对当代大学生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养成了他们虚荣、攀比、追求物质享受的不良人格，对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造成了重重困难。当代大学生迫切需要确立起新的道德范式以培养其健全的人格。在五常的指导下对大学生进行义的教育有助于匡正他们唯利是图且愤世嫉俗的人生价值观；对大学生进行信的培养有助于扭转他们考试作弊、论文造假的不正之风；对大学生进行智的指导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理性意识，懂得时时反省自己的缺陷与过失，在慎独中体察自己的言行。五常思想着眼于人们的内在修为与提升，提出了完善而可行的道德规范，避免了人们思想的偏颇与独断，有助于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
2.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同学与师生关系
高校是大学生进入社会前的最后一站，大学生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是在学校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校园中的人际关系相对单纯简单，主要为同学与师生关系。而近年来，随着社会不正之风的入侵，原本单纯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正日益受到威胁，出现了诸多影响同学、师生关系的不良因素，甚至酿造了一出出令人痛惜的校园悲剧，校园同学与师生关系迫切需要合理的道德规范加以匡正。儒家五常思想致力于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对高校同学、师生关系的构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仁的提倡有助于师生之间相互谦让，相互爱戴，原谅别人的无心之过，避免相互的矛盾与冲突；礼的倡导有利于师生恪守其职，自觉遵循符合自身身份的行为规范，学生从业于师，对老师敬爱有加，不冒犯师尊。老师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不仅在学问，更在道德方面对学生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信的推崇有助于同学、师生之间重守承诺且相互信任，避免了违约猜忌造成不和谐举动。只要学生与老师都能积极落实五常所倡导的道德准则，那么和谐健康的师生关系便自然建立。
三、儒家五常思想在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施对策
1.增设国学课程，加强对儒家五常思想的学习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且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推延与沉淀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体系。由于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影响，儒家思想固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封建糟粕性，但是，作为人类文明精华的积淀与传承，其中蕴含的永久的深邃合理性却不容忽视。同志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对于传统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2]在社会文化环境极其复杂的今天，我们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学习，去粗存精、明辨好恶，在传统文化中汲取有利的精神资源。在高校德育建设方面，要重视儒家五常思想的借鉴意义，增设国学课程，对大学生普及五常所规定的社会道德要求，将仁义礼智信与现代社会环境相融合，用儒家五常思想武装大学生头脑，自觉对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2.加强以五常思想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
有人的地方即有文化，多人形成的集体则存在着文化场。文化场是人共同构建的，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个体。“高校校园文化作为学校精神、传统、作风的综合体现，无时无地不以环境和氛围熏陶人、教育人，体现出‘无意识教育’的特征。”[3]因此，高校应重视校园文化对学生德育工作的影响作用，努力加强以五常思想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让五常思想深入人心。例如，高校可以积极开展儒家五常思想学习的讲座，普及传统文化知识。举办国学知识竞赛，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努力号召大学生走出校门，在社会实践中落实五常思想的道德要求。
3.改革与完善学生评价体系
传统应试教育的体制极力强调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与把握，因此，学生的评价制度一味向学习成绩靠拢。这种单一的学生评价固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竞争意识，但却在另一方面忽略了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与道德情操的养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诚的感情，这是最重要的。”[4]因此，高校应进一步改革以学习成绩论英雄的评价体系，更多地将学生道德的考量纳入到德智体美劳综合的评价体系上来，应建立一套以儒家五常思想为指导的完善、合理的道德评价准则，将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胡瑞，李忠云.大学生健全人格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10期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57页.
[3]肖谦，陈艳飞.论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道德内化[J].思想教育研究.2009年5月.第5期.
[4]眭依凡.大学的理想主义与人才培养[J]教育研究.2006年第八期.第17页.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其渗透了修炼内功、外恒建树的管理哲学。应用于当今管理实践中，即是通过“内圣”与“外王”的现代性阐释来深化企业的内在素养和外在修为，通过二者的圆融结合来诠释企业经营的独到理念，从而探寻一条从根性上确保企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路径。
关键词：内圣外王 企业管理
研究背景
数千年来的历史积淀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并以无形的力量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民族心里与民族性格之中。其中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以及人生价值观，并渗透进当代的企业管理中，指导企业塑造出卓越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哲学。而“内圣外王”作为贯穿整个儒家思想系统的核心理念，内含了个人与社会、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是中国传统人格理论和社会价值理论的精粹，是诸多学派和众多智士贤人追求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是企业通过内功修炼和外在建树提升外在形象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条理性路径。
当前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各国的企业经营者都在不断地搜寻可以实现企业永葆生命力的方法和途径。而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自然得到了域外探秘者的强烈关注。尤其是日本、新加坡，他们成功地吸纳了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精华，并结合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创建了独树一帜的企业经营理念，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经营管理格局，这不得不引起我国学术界和企业经营界的深刻反思。我们应当承认，一个可以彪炳百年的民族企业，注定是通过内在的高尚思想修炼和外在的普世理念塑造来为自己赢得竞争优势。因此，深刻领会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精髓，并融会贯通于我国的企业经营中，以增强我国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无疑是当前亟不可待的一项重要任务。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现代性阐释
先秦儒学作为“伦理―政治型”的观念形态，“内圣外王”既是其最高的理想人格、价值观念，也是其最高的政治目标和现实关怀。梁启超曾经说过：“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而“内圣外王”之道“是孔子对于尧舜禹三代王者相承之‘道之本统’之再建立”（蒋庆，2003）。由孟子、荀子、曾子、子思等发扬光大之，且在《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有系统的理论发挥。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括之。
所谓“内圣”者，“内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功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所谓“外王”者，“外而达于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牟宗三，1999）。即是说个人通过提高自身的心性修养而达到的一种高尚、理想的境界，且再把这种高尚的心性修养推广到自身以外的社会领域，以此来治国安民。孔子说的“修己以安百姓”就是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简而言之，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而应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则是指领导者应当极力增强自身的品质修养，且注重对企业成员的素质提升和人文关怀，通过组织内在的品性修炼来培育整个企业先进优良且契合市场变迁的经营哲学，从而依托内在的自我成长和品质塑造来实现社会的物质丰盈和精神富足，即是在为企业注入社会责任道德的同时，附加了更多驱使组织得以成长兴旺的根性元素。使企业得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自身的品牌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树立起光辉的形象，从而最终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和蓬勃兴盛，真正彰显出企业生存发展的普世性价值。
如今，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也触及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危机，逐步意识到提升企业内在品质对于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而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恰恰为培育企业成员素质和改善企业文化氛围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使企业经营者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来探寻确保组织健康持续发展的方法策略。应当说，博大精深的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对于当代的企业管理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内圣”思想的当代管理意义
梁启超曾说到“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内圣的精髓就在于强调对人本身素养的提升。在企业中，一方面应当通过领导者的品性修炼来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动向和价值理念，同时要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关注员工的人格健康发展，通过整体的内功修为来提升企业的素质水平。
（一）“为政以德”：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修炼
“内圣外王之道”，其精义在于强调领导的自律，以道德作为领导的可靠前提、基础与担保，主张由圣而王，非圣不足以王。一个企业的兴亡，深深打上着领袖的烙印。优秀的领导者，除了应拥有现代化的专业管理才能，还应具备超凡的人格魅力和道德素养。不仅在工作中能率先垂范，同时应当成为整个企业的精神导师。因此企业的领袖，务必要在“为政以德、以德导民”的道义指导下，凭借“正人正己”来为企业员工树立榜样，通过赢得组织成员的忠心追随从而激发整个团队的进取意识。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是此理。
因此，领导者应更加关注自身的品性修炼。首先，要具备才学超群、能力出众的影响力。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领导者应当从哲学、人文科学和宗教艺术等众多知识领域摄足营养，在工作中显示出高人一筹的知识体系，彰显出总揽全局的谋划水平。其次，要有锐意进取、敢于创新的感召力。作为企业领导，应该胸怀大志，具备积极改变客观现状的创造性思维，敢于打破旧的条框束缚，在领导工作中排除干扰，大胆求索，具备超前性、远见性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略。再次，要培养精神振奋、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毅力也是一种品格，是领导者果断性、忍耐性、坚定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在面对困难时，要看到劣势中蕴含的优势，危险中孕育的机会，以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毅力战胜困难，勇往直前。通过内在的素质修炼来彰显“内圣”思想的辐射性魅力。
（二）“以人为本”：提升组织成员的人格魅力
“内圣”在当今管理界中的诠释远不应局限于企业领袖独有的一项职责。随着时代的进步，企业成员的主人翁地位也逐渐地凸显，作为企业的宝贵人力资源，其素质和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前程。因此，企业应当在技能和品质方面向员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给予他们物质与精神上的关心和激励，更加关注他们的人格塑造。通过内化并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诠释“内圣”思想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根本意义。
精明的企业家在挑选人才时，往往更注重的是人的智慧和品性。孔子认为人性中具有接受“仁”的内在潜力，人们只要努力去实践教育，就能臻于完美的境界。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也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因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尊重人才、善待人才，真正关心员工的德行培养。除了在选拔上严格要求，尽可能寻求个体与组织价值观的匹配，且坚信人是可以被塑造的，通过个性化的培训来提升员工的技能水平，尤其在个人修养和人格素质上应当倾注更多的培养精力。同时要以谦和的态度对待下属，在企业内营造一种爱的气氛，让员工视企业如家，对企业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种情感式的管理模式虽是无形的，但它却能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在情感上产生出的巨大感化作用，使企业与员工之间成为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高月兰，2006）。从而促进整个企业的“内圣”气息得以散播推广，进而转化为一种推动企业蓬勃兴盛的动力。
“外王”思想的管理实践价值
“外王”落行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就是要促动企业在社会上有所建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谋求一份社会公共价值。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能对社会有所奉献，而“诚信”与“道义”则恰是企业在社会中能够有所担当的最好注解。
（一）“以信为先”：良善企业经营理念的塑造
儒家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家思想一直将诚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孔子曾说为政的要素有三：兵、食、信，其中“信”最为紧要。无兵，国亡；无食，人死；国亡人死，尚不足惜，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这个“信”字在儒家看来，是立民、立兵、立国之本（黎敏，2005）。
企业的诚信经营是“外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表现在经营伦理的正确，即所谓的“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唯有以善为先、依诚而为，方可立世扬名。其次，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要诚实讲信用，与公众交往言行一致，童叟无欺，确保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货真价实。即企业对顾客应以诚相待，注重经营道德的塑造，使企业得到公众的认可，建立良好的口碑。应当说诚信不仅是儒家管理思想之根本，也是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求“利”的立足点，是企业一项重要的经营理念和资源，是企业良好信誉和形象的典型标志。正如李嘉诚先生所言：“商人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儒家的‘信’”。因此，盈利不应当成为当今企业所追随的唯一终极目标，而是企业在履行了诚信职责之后的一份自然成果和回报。如果各行各业都能忠实履行自己的职业道德，不但有助于改变行业不良风气，而且能促进社会道德的发展。而这恰好彰显了“外王”思想的原生意义。
（二）“义利合一”：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道德
儒家的“义”即道义。孟子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义”即社会公认的道德行为准则。儒学强调追求“利”，必须树立道德理性之“义”，“放于利而行，多怨”，即放任自己一味追求利益而行动，就会招致更多的怨恨。因此要“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要在道义的前提下求富贵，以正道生财。即就是确立“用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价值观来规范企业的利益运行机制，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一个企业能功成名就，除了依靠自身的奋斗，也离不开社会各界所给予的帮助。所以，企业在追求自身合理利润的同时，应当懂得承担一份社会责任，把谋求利润，发展企业的日常行为，积极融入国家繁荣、民众幸福的大局中去，这才是企业“义”的真正价值内涵，也恰是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公民能够有所担当的直观体现，且正是对“外王”思想的最好诠释。
因此，在当代的企业管理中，管理者的职责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企业经营方略，即在企业经营的活动中，用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这一过程涵盖了行为标准的“取之有义”，实际结果的“先义后利”，以及价值论断的“义利合一”。在企业经营中，形成以踏实勤奋的努力获取正当“阳光利润”的理念。在企业博弈中遵循“义”的竞争规则，寻求多方共赢，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结论
“内圣外王”思想作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髓理念，经过数千年的深远影响和陶冶，早已深深的印刻在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之中，并辐射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理念而傲然独立，让我们能够强烈感受到一种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企业无疑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挑战，我们唯有通过内化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不断发挥“内圣外王”的思想优势，经由“内圣”以至“外王”，同时实现二者的圆融和谐。从根性上修炼内功，引发由内而外的经营理念塑造。锐意进取，自强不息，从而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为企业的壮大和兴盛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彰显一个企业甚至一个民族借以立世扬名的不屈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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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荀子把德治进一步发展为礼治：“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以礼治国是荀子的治国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学那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所以，礼治的实质仍是德治。
为什么要把德治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手段呢？从基本的方面说，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时期特别是周公时期成功的德治实践、农耕社会的经济特点、血缘宗法的家庭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而从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角度说，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这样两条理由：一是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捷径，二是依靠其他手段无法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关于第一条理由，孔、孟、荀的论述如出一辙，即只要最高统治者愿意实行德治，并以身作则，德治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高离上》）：“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关于第二条理由，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充分关注，因为在这条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理想的道德社会只能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罚去建立。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对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和约束，并具有非强制的特点。
首先来看看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接着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是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在《议兵》中对孔、孟的上述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上述言论充分说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为他们认为非道德手段如刑罚、赏庆、势诈等充其量只能获取民财、民力，而无法获取民心，当然也就无法靠它们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了。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儒家虽然认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国时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也说过“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的话。因此，后人常以德主刑辅来理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但德主刑辅只是说明先秦儒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重视法律。事实上，先秦儒家对法律是极为轻视的，如荀子就明确认为，在治国手段上，道德为本，法律为末：“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荀子·君道》）因此，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中，枉法从德、以德代法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既然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实施德治呢？这便推进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最后一个环节。纵观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正如《礼记·大学》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以此影响天下；二是实施教化，即把德、礼的具体内容教给老百姓，让他们自觉遵守。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论述较具代表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较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结合以上论述，可以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概述如下：道德社会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具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就个体言，修德造成“人禽之别”，就邦国而言，成就“夷夏之别”；或者可以从承担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见出个体成长的缩影，从“有德者有天下”窥见贤君明主的正面结果。总之，是建立一个以凸显德性为特征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农耕社会人身依附的原始圆满的理想图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可以被廓清。例如，为什么儒家老提“人性”问题，为什么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孟子主张“人性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恶”有尖锐的冲突，但实际上仍是为了这个“人禽之别”，不过孟子从“先天”禀赋立足荀子从“后天”教育入手罢了。两者殊途同归，同归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延续到后代依然如此，无论是汉的“天命之谓性”把人性扩展到自然宇宙，还是宋的“存天理灭人欲”收敛到内心，都是先秦儒家路向的特定时空下的延伸和变型。从而，“夷夏之别”也就有了普遍的经验基地和群体筑成的“文明”支撑。这种平行位移——由个体到国家的扩充，二者的平行建构同时完成。孟子的“推己及人”、孔子的“以孝移忠”等便是其功能结构的金科玉律。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入仕参政、讲学授徒，便体现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身依附、教化百姓的不二法门。在国君即“天之子”虽由上天授命还得成事在人，尤其是能德泽天下者才能长治久安。如同“天子”的“天”“事”有二重性，“德”也有上下梯级的二重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包括民、君在内的所有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而君临天下的理想承担者即尧舜这样的帝王则是这种道德境界的现实性的“仁主”。换句话说，有德者不必为王，为王者必有美德。这样，一座权力的金字塔就在“德”的砖瓦中矗立起来，延续下去，虽改朝换代，其基于农业经济结构上的德的主导形式未有质的变化。这就是本文的主题叙说，讲的是“德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下面要详细讲一下其“合理性”何在即“为什么”的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有明确的目标，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在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上又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等待的只是明君圣主的采纳和具体实施。但是，正是在这个看似严整的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它关于目标和手段关系的论述上，即先秦儒家认为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是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的。
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没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会，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因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德治是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了证明上述理解不是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著名论述作详细剖析。上语中的“政”是指政令，“刑”是指刑罚，亦可泛指为法律；“免而无耻”，指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有耻且格”，指既有羞耻心，又顺从统治，而羞耻心则完全是属于道德领域的概念。这样，孔子的话可以理解为：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既有羞耻心，又容易顺从统治。换言之，在孔子看来，光用政和刑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只有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提出上述观点后，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对孔子的这一提法表示过怀疑，相反，对之服膺、发挥者甚众。如西汉的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即使是众多的现代学者，在涉及孔子的上述论述时，亦是把它看作一种经典式的表述，而很少有人对此作深入的探究。
那么，孔子的上述观点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思想对孔子的这种说法持否定的态度。
一种是中国的法家理论。先秦时期的法家已明确指出，依靠法律手段也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在《商君书·画策》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这说明，在商鞅看来，法治可以把全体国民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即所谓“一国皆善”。韩非也有类似的论述：“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韩非子·守道》）
另一种是西方思想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法律应该用来保障道德的推行和实施：“法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亚里士多德，第138页）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现代西方法学界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西方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识虽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如美国现代法哲学家博登海默就曾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博登海默，第361页）另外，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固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愿望的道德则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而其中义务的道德可直接转化为法律，由法律来保障它的实施。（参见崔永东）
其实，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也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既然法律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那么，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观点就是极为片面的。而作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出现如此致命的缺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家知道，在西方文明中，并没有德治的传统，把德治作为最根本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所独有的，而儒家之所以把德治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与它认为只有依靠道德手段才能培养人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是密不可分的。这样，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功过是非似乎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加以评判。
二、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此处关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的论述，是基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这样一个角度的，或再进一步说，此处只是从其内在逻辑的缺陷的角度，来看它对中华文明的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对中国法治精神的影响，二是对中华民族竞争力的影响，三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
1.中华民族的传统法治精神集中体现在法家思想中，如《商君书·赏刑》中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虽然比起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精神来，法家思想的缺陷是极为明显的，因为它把君主作为制定法令并可以不受法令约束的人，而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约。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无论如何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要彻底和进步。然而，自从秦王朝灭亡后，法家的法治精神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德治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就是在法律领域，把儒家的道德规范看作高于一切的标准，法律条文只是儒家道德的外在表现，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以道德作为最后裁定的标准。
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始于西汉，但其萌芽在先秦儒学中即已存在。如据《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根据现代法律精神，儿子证明自己的父亲偷羊，这一行为并没有错，而孔子则根据儒家“亲亲”的道德原则，认为子不为父隐瞒是错误的。道德法律化在西汉时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春秋》决狱”，即按照《春秋》的经义来判决案件。董仲舒对“《春秋》决狱”有这样的解释：“《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本其事而原其志”，这是“《春秋》决狱”的一个基本原则，亦被称为“原心定罪”，即根据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确定其是否犯罪或罪责的大小。对于“原心定罪”的流弊，学者们有这样的评述：“过分强调动机意图，致使法律有时会依附经义而存在，法律的公平、公正功能流于空泛，对法律的解释也易于陷入主观主义的怪圈。”（徐世虹主编，第224页）
“《春秋》决狱”的做法虽然流弊很多，但因为它符合儒家的德治精神，所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并逐渐以固定的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至唐代，基于“《春秋》决狱”的“援礼入律”工程宣告完成。此后，“一准于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则。对于这一过程的实质，陈寅恪有精辟论述：“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第511页）
从现代观点来看，儒家道德法律化的做法无疑是极为荒唐的，它既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又因为其法律条文的过分严苛和所定标准的不切实际而使道德规范本身流于空疏，无法得到切实遵行。那么，儒家的道德法律化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我认为，除了其内在逻辑中重德轻法的原因，亦与其对道德认识的笼统和模糊有极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道德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于君子小人之分，并以君子人格作为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儒家的道德原则确立后，因其标准过高、不切实际而遭到当时不少学者特别是法家学者的抨击，如韩非子就曾明确指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韩非子·五蠹》）而儒家的道德法律化，恰恰是把大量一般人无法做到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法律条文，这样产生的流弊之多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道德法律化并不是儒家特有的做法，如上所述，西方社会也存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做法。但西方的道德法律化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它们先是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愿望的道德则是那些提升人的生存层次和生命境界、代表社会的理想、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须遵行的道德。西方法学家认为，义务的道德可以转化为法律，愿望的道德则不应转化为法律。这样做，既保证了社会基本的道德水准，又不会因为不切实际的过高道德要求而造成社会的虚伪。而儒家则对道德不作这样的区分，它把一切超越性的道德规定为人人必须做到的，这样，最终只能造成社会道德准则的混乱和虚伪成风。
2.如果说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导致了中国人道德状况的混乱和法治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那么，这一缺陷造成中华民族竞争力的缺失，则是其更为严重的后果。
先秦儒家德治理论的实质是把道德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它既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又是评价一个社会好坏的根本标准。而最容易对道德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的莫过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因为物质财富总是有限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既容易导致竞争，又容易影响人们专门致力于道德修养，所以先秦儒家虽然也承认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但是希望老百姓严于义利之辨，要求老百姓见利思义甚至舍利取义，则是其更为根本的观点。因此，当一些国家的统治者致力于提高本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时，就会遭到他们的强烈谴责。如孟子就曾说过：“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战国时期是各国实力大比拼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孟子居然说要对那些擅长打仗、善于开垦土地的人用刑罚严惩。这种观点，即便不说它荒唐，至少也是十分迂腐的。而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典型地反映了先秦儒家重道德轻财富的观点，它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在此略举两例。
一是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使国富民强，造成对辽和西夏明显的军事、经济优势，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却遭到朝中一些著名大臣如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激烈反对。反对的理由除了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便是认为王安石变法追逐物质利益，会毁坏世道人心。在这一点上，苏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道德诚深，风俗诚厚，且贫且弱，不害于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且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苏轼）苏轼的这个观点，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其荒唐是不言而喻的。但追其思想源头，不过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翻版。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随后北宋的灭亡，与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二是晚清的洋务运动。光绪年间，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中国已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面对危局，一些有识之士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修铁路、设电报局，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然而，这一做法却在一些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下举步维艰。那些守旧的大臣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无益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风气的淳朴，因此要求最高统治者对此加以禁绝。在一片反对声浪中，中国的洋务运动一直未能形成大的气候。
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年。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下，重德轻法、重德轻利、重道轻器、重本（农）轻末（商）成为传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样，中国科技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又从何而来？
3.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是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以保证政治运作的合理性；二是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官吏及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注重的是后者，它认为德治的好处在于既能得民力，又能得民心。而对于前者，即如何制约君主权力的问题，先秦儒家很少涉及。当统治者不愿实施德治甚至荒淫无道时，孔子的主张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采取了与孔子相似的方式：“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至于如何从制度上来保证德治的实施，如何防止无道昏君的肆虐，先秦儒家并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事实上，先秦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措施。因为根据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道德素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理想的道德社会也只有靠道德的途径才能实现。而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个人的道德素质的高下，无法作出定量的把握；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处理是否符合道德，往往会有不同的争论；一个人在此时有道德，很难保证他在彼时也肯定有道德。因此，要把这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道德变成一种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制度化的、可用来操作的东西，确实是存在很大难度的。先秦儒家曾试图根据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把人分为圣人、君子、士、小人等不同的层次，并根据这一层次来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但这种游戏规则的幼稚和拙劣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在如何保障德治的有效实施的制度建设上的阙如，使得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带有一种充满随意性的、甚至是听天由命的成分。而在这个问题上，先秦法家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得多，韩非子早就看出先秦儒家靠圣明君主来实行德治的主张是靠不住的：“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韩非子·难一》）但是法家同样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在看到法治在治国之道中的价值的同时，忽视了道德在治国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走上了惨刻、少恩的道路，大大影响了它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要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缺少不了道德教化，这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价值所在。但是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国之道的首位也是失之偏颇的。所以，至少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理想的治国之道不应是德主刑辅，而应是法主德辅。
由于对道德的重视，由于片面地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使先秦儒家走上了过分重视道德而轻视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法律、科技、商业等的德治之路，尤其是因为这种德治思想被汉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治国之道，因此，我们把中华文化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归咎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在先秦儒家的原典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和统治者具体实行的德治思想这三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我们把中华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如以和为贵、豁达宽容、重视礼义等归功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 陈寅恪，1992年：《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3 崔永东，2000年：《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4 苏轼，1997年：《上海宗皇帝书》，见《苏东坡全集》（下），黄山书社。
5 徐世虹主编，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
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大学德育;中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0-0245-02
收稿日期:2010-02-10
作者简介:高虹(1980-),女,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张敏(1965-),女,陕西西安人,教授,硕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引言
在2009年的“两会”上,代表们提出要恢复“儒学”,让儒家思想浴火重生。这种观点对于当代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渊源
中国儒家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大师辈出,如: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等等。其中尤以儒学的开山鼻祖孔子的思想对后人影响至深。而孔子的德育思想的形成又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一)孔子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家庭背景。有关孔子德育思想的文化背景,首先来探讨他的家庭背景。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叔梁纥先娶施氏,有九女而无子,复娶颜征在,生孔子。殷人擅长礼记檀弓。孔子就是在这样一种家庭和社会群体的背景中出生和成长的,因而从小就耳濡目染,使他后来能以通礼而闻名于世。
2.文化背景。作为文化大师,孔子决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一定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诞生的。正如钱穆所说:“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1] 孔子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 ( 《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 《论语・泰伯》),“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孔子对周文王、武王不仅推崇其道德,如“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而且自认为继承了他们的文化遗产,比如“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论语・子罕》),并以文武之治作为他的政治理想。周公辅佐成王,制礼作乐,完善典章制度,后称为“周礼” (《论语・八佾》)。“吾从周”,即我跟随周,继承周。在老年时,他还感叹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论语・述而》)。可见周公对孔子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难怪有“周孔之学”的说法。这些文化典籍无疑是孔子成长和成熟的基础,是他的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
3.社会背景。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政局动荡,战乱纷争,民不聊生,人心不一,道德沦丧,原来沿袭氏族部落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的周礼统治秩序已彻底崩溃 [2]。孔子看到为政不能实现抱负,于是,匆匆离开鲁国,开始了列国之行,并最终形成了他的一整套的系统的德育思想。
(二)孔子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孔子认为,人在天地万物中最为珍贵,使人首次认识到自己是天地万物中的主宰,从而使人能够挺直脊梁立于天地之中。孔子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公开宣布了他的“性相近,习相远”的关于人的学说的,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人性的理论,开创了人性理论研究的先河(《论语・子罕》)。由此可见,从论证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
二、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他的德育思想在儒家德育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孔子德育思想以“圣人”、“君子”和“士”为德育培养目标,以“仁”为德育的核心内容,以“知情意行”相统一为德育过程,以“因材施教”等为德育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德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孔子的德育思想是以《论语》的形成和传播为其形成标志的。
在孔子来说,人的道德追求不外表现在对人、对己两个方面, 以孝悌为根本, 仁对外要求“爱人”, 突出对人的关心,也就是‘仁者爱人’; 对内则强调“为仁由己”, 突出自身的自我完善。
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孔子又一核心思想, 它包含着系统而严格的道德规范。在孔子看来, “礼”和“仁”是互相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 “礼”是“仁”的外在表现, 是评价一个人是否“仁”的客观标准。
三、中国当代大学生德育现状呼吁儒家德育思想
同志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做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4]
(一)中国当代大学德育内容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市场经济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正处于观念形成与观念混乱相交织的阶段,许多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注重功利、讲求实惠、缺乏理想、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出现了“前途前途,有钱即图”,“理想理想,有利即想”的拜金主义倾向,从而导致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等思想行为的滋长。
(二)中国当代大学德育方法存在的问题
目前德育课程的教学方法,偏重于道德规范的填鸭。中国大学德育课程中的传统灌输模式,以教材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的方式,注重知识记诵。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教师注重讲授、示范、规劝、批评,主要发挥教师的讲授作用,过分强调道德对学生的制约作用,把学生单纯地视为道德规范的被动的接受者,置于服从教育者的地位,完全不顾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三)中国当代大学德育途径存在的问题
在德育途径中,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德育力量缺乏沟通联系和组织协调配合,教育要求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形成教育上的分力与反作用力,最终影响学校德育的实效性。
(四)中国当代大学德育过程存在的问题
当前德育课实效性比较低靡的原因,从根本说是在德育目标实施过程中,重视解决“知”的问题,而不重视道德品质和观念的形成。具体表现在以文为本,重知识、轻养成。现在学校的德育课教学,忽视把学生作为生命个体进行教育。重视对书本知识的传授,以考试得高分为目标,只解决知不知的问题、会不会的问题,却不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从而使道德与现实生活割裂、忽视了学生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导致知行不一,形成人格缺陷,故造成一部分学生知行分离、言行不一。
四、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德育教育的价值
(一)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德育内容的价值
1.儒家的人格修养的价值。在儒家看来,“仁”是一个理想的人格,是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高目标。人们只要按照“仁”的要求办事,就会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仁者“爱人”,这是“仁”的核心范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强调礼仪;又要求弟子:“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2.儒家“重义轻利”的原则。儒家思想中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讨论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原则。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因求利而失义,因追求个人私利而做出对别人、对公家不义的事情。他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二)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德育方法的价值
要完成和落实大学德育的目标和内容,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当前,中国大学德育效果一直不佳,与所采用的德育方法不无关系。因此,探讨儒家德育方法的价值,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到问题之所在,从而加快中国大学德育方法的改进。
儒家在道德教育方法上注重学思并重、因材施教、身教示范等科学的道德教育方法。儒家重视道德中的学思并重,主张学与思应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认为学习是人掌握道德知识和提高道德修养的基础,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又应该进行积极的思考,这样才会使教育得到良好的收效。
(三)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德育途径的价值
学校德育途径是对受教育者实施道德教育影响的渠道,即道德教育的组织形式。只有采取恰当的道德教育途径,才能有效地运用道德教育方法,落实道德教育内容,实现道德教育目标。因此,中国大学德育有必要在德育实践中积极探索,在借鉴儒家德育途径的基础上,解决自身现存问题,开辟有效的大学德育教育途径。
中国儒家道德教育除了道德修养是属于自我教育系统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是教育的基本方面,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完整的教育系统。儒家德育途径中,最为重要的是学校的道德教育。
(四)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德育过程的价值
学校德育过程,即学校德育内容的实施过程。在德育过程中,学校既要跟学生讲清楚德育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以及怎样去做,又要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与习惯,进而内化为良好的道德素质。空洞说教、灌输规范来解决道德认知问题,知而不动情,动情而不能践行,都难于使学校德育真正有实效。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即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结束语
中国当代大学生只有力争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5],这样才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才能肩负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钱穆.孔子传:第2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
[2]蒙培元讲孔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
[3]罗佐才文.试论孔子的德育思想,孔子教育思想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02.
[关键词] 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儒家人本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光辉成果。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从殷商以来的天命神学中解放了“人”，从而发现了“人”，创立了人本主义的仁学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借鉴儒家人本哲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一、培育有人性光辉的企业文化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在它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详细地阐述了人为宇宙中心的思想。它说:“惟有天下最诚心的人，才能完全认识到和实践自己的本性;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人有共有的本性；能认识到人的本性，就能认识到万物有本性;能认识到万物的本性，就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就“可以与天地参”了。也就是说，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与天地同尊，并处于天地中心的地位。同时，儒家把“智”作为人的一种规定。人具有智慧，因而，人是宇宙中最有灵性的动物。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这些因素。以尊重人为目的的思想而逐渐进入管理领域，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仅为了企业的利益，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尊重人的权利、价值和愿望，乃至关心他们的未来。因此，尊重人性，认清人在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意义，把人视为企业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人性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主张民为邦本。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论语・子路》) ,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发挥出能动的创造性。一切物质的因素都是死的因素，只有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智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事业的发展。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也不是见物不见人,企业管理并没有进入所谓以决策理论、系统科学和定量分析为中心的现代阶段,而是更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
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思想反映了儒家对人的本性的理解,它是源于人的血缘亲情形成的一种内心感情和自觉的道德意识，以此推及社会人群，就是人际伦理关系的道德准则，其本质就是爱人、关心人、尊重人。只有重视顾客、雇员的利益,公司才能在凝聚中求得发展，只有发展，公司才能有长久的经济信誉。企业文化的优劣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如果企业能够本着儒家思想建立“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在对待职工和企业利益的问题上，体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将职工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企业利益之前，企业才能拥有长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培育和谐进取的企业文化
儒家人本哲学思想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尽心上》），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同时，儒家人本哲学思想讲究中庸与和谐，它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其中的“和为贵”、“义以建利”、“民生在勤”、“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等思想都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所追求的和谐共存的思想不谋而合。这些思想深深植根于普通中国人的头脑中。强调群体利益，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更大的优势。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进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育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恪尽职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
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格理想，《荀子》中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无不体现出一种阳刚向上、富有竞争精神的向度。这种精神已经普遍化和社会化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性格，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总之，儒家人本主义哲学，强调人性的尊贵、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企业经营的道德自律，强调任贤使能，强调积极进取与奉献，这些思想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中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如果把五千年的文明智慧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同西方的先进管理模式相结合，就必然会使中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彭庆武:《浅谈儒家文化对现代人本管理的影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5
论文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物有节
为实现人类生活的永久幸福而注重生态的平衡与保护，是当今世界的绿色主题。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儒家思想已关注到了此问题。与历史发展相伴随，儒家生态保护思想逐步实现了逻辑的演进链：即从“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核心的确立，到“仁民爱物”生态保护观的实施，再到“取物有节”生态发展观长效机制的保障。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道德观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天”即自然，“人”即人类。“天人合一”通过赋予天以伦理道德的属性，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的统一。“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这里孔子肯定了天和尧的同样伟大，并认为只有尧才能仿效天，因为尧是人类的最杰出的代表。蕴涵着人与天可以相通，即人与自然可以统一，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还通过对自我一生发展历程的自叙，进一步显示了这一思想。他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
(论语)孔子对他七十年的坎坷人生道路作了总结，其中所包含的“天”或“天命”便是贯穿其一生思想和实践中的灵魂和宗旨。统观全局，“天命”一词在这里虽一偶见，但“知天命”却是孔子一生的追求。WWw.133229.cOM正如路德斌指出的“志于学”，‘而立’与‘不惑’，不过是“知天命”的准备阶段，而‘耳顺’和‘纵心所欲，不愈矩’的境界也不外是‘知天命’之延伸。孔子年五十时，对天命还只是“知”，人与天命还被分为两部分，但在知天命之后，自然便是一个如何与之融合，以求达到最高境界的问题。很明显，对于“天命”由“知”至“耳顺”，“纵心所欲，不愈矩”，以至整个身心与“天命”合而为一，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所以当孔子七十时，其境界便升华，进入终极状态。随心所欲而不逾越“天命”(自然规律)之规矩，举手投足，无非天命流行；身心与天命契合无问，融合为一，无内外之分，无天人之别。这无疑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孟子从挖掘人的心灵，知晓人的本性，从而知晓天的本质，进而达到“天人合一”。
易传·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很显然，天道，地道是对人而言的。人道指的是社会法则，特别是伦理原则。可见，易传是把自然与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真实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的。
(<礼记·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共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脖，“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效特性云：“阴阳和而万物得。”这些都是把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看作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道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说的是“天人合一”，就是“动而相益”。
宋代程颢说：“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天下，”“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还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程氏遗书》)强调“天”与“人”的同一，即“天地人只是一道也”。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强调说：“圣人尽人之道而合天道，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讲的天的根本性质足“健”，人的生活特点是“动”，人的“动”与天的“健”是一致的。
以上论述不难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大系统把握的，强调天人的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以对子孙后代极其负责的态度将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已提到了议事日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中所阐明的那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这一论断的根据之一，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理念。
二“仁民爱物”的生态保护观
孔子以“仁民爱物”的命题作为生态保护的根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孔子心日中的天是有生命的，认为万物随着四季的轮回，在生成，生长，生生不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自然万物既可以渗透人的感情，又可以寄托人的生命与人相互沟通，相互依赖。仁，知之人爱人，也爱物；爱社会，也爱自然。“翼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动物不论其力量的大小，都有情感，语言和意识，也能够成为人类的朋友和助手，值得我们去关爱，理解和尊重。“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植物也有自己的性格品质，可以让人亲近，也可以与人相通，可见，人类与自然山水，动物，植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追求和谐。统一共生的生态关系。“仁，知之人，总是集科学，审美，道德与生态于一身的，不仅追求智慧，欢乐和爱人，而且也非常理解自然万物”。”
孟子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佐证了孔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从生态学的视野来看，“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有它的内涵。首先，所有的物始终都在生存着，都不断涌现出自己，所有的物都是同源，同生的，在未发状态之中，物我一体，天地人并无差异，不分彼此他已。其次，物的现象存在整体中包含着个体，个体中又能够反映出整体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后来的张载解说：“万物皆备于我’，言万物皆有素于我。”正蒙·正当万物与我都共同具有一种内在化的“素”，由一“素”而可以通达于万物。人性即物性，我的特征就是物的特征。我的存在总可以在物的存在中找到印证。第三，一切经验事物都是可通达的，不存在不可把握的客观对象。至于如何通达，把握于物，孟子主张，主体自我向内关照。世界事物并不在我心之外，我身之外，而始终在我的关照之内。“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人类才可以推己及物。
孟子还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一充满着人性论与生态学又重含义的命题，并以煽情方式引导人们爱物。天地以万物为心，于是，一物即万物，一心即万心，物我相通，天人交感。不仅人有心，物也有心，人与物的心都由天所赋予。透过道德论，人性论的一番言论，孟子要求世人对人对物都应该持有一份“不忍之心”。仁政之德不仅在与施恩于黎民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和谐自得，而且还应该拥有更为博大宽广的泛爱万物的胸怀，“恩，足以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使万物在我们共同的世界里和悦共生，协调相处。不但壮丽秀美的山河大地，赏心悦目的花鸟虫鱼可以引发和牵动我们的爱意，而且平凡得不起眼的一粥一饭，一个粉笔头，一枚螺丝钉也值得我们关怀与呵护。所以，儒家的圣人对每一个存在物都能够付出性情，敬重有加。
孟子所理解的仁民爱物，不是机械的，而是有差等的，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君子之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之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尽管在未发之中人与物一样，同为天地之生物，但在现象世界里人与物之间仍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别，并且唯有差别才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仪从道德学上看，孟子之人所强调的只是一种由近及远，爱有差等的施恩行善，仅针对人。但在强调道德仁爱的前提下，孟子也获得了一种搏爱与物的视野，为先秦时代生态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在保持生态平衡，加强环境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在学习国外先进治理经验的同时，继承国内优良传统和思想，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如对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治理；对破坏动植物资源的处罚，对珍惜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濒临灭绝动物的拯救、保护等方面均做了极大的努力。
三“取物有节”的生态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在同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要开发自然，向自然界索取，但这种索取要适时有节，不能过度，不能肆意掠夺资源。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就是这种适时节用思想。所谓适时，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和动植物的生长特点，去利用自然资源，所谓节用，就是指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要讲究适可和适度。不能毁灭地采伐林木和捕杀动物。必须维持物种的繁荣和生态的平衡。儒家为全面实现“仁民爱物”的长效机制，在制度和道德建设上均有论述。
首先，法律和制度有严格的规定。逸周书记载一道夏代的禁令：“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些政令措施反映了周代就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遵适时与节用的原则。天官之兽人执掌有关田猎的法规政令。其规定为“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时田则守罟”。地官之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稆，斩季材，以时入之”。这里规定了山林的地界。伐木的时令，类别以及时限等等。
其次，孔子也将爱物作为自身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说的“钓而不纲，戈不射宿”是说孔子钓鱼，不用系满钓钩的大绳来捕鱼；用带丝绳的箭来射鸟，不射归巢的鸟。这说明孔子具有取物有节，处事有度的自律观念。孟子，苟子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说：“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苟子说得更具体，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王制)。这就是说，密网不入污池，川泽，砍伐山林以时，促其林木，鱼鳖繁荣，林木就用不完，鱼鳖就吃不完。这就蕴涵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人类的生产活动，要有益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只有如此，自然界生物系统对人类的支持能力、供应能力才能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