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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国儒家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道路传入到越南，但这些差异方式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得到折射。所以可以说，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具有一些相同之处。
（一）儒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生存基础。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的相同在于它的存在基础，甚至日本儒家、朝鲜儒家也如此。依笔者所知，儒家长时间在中国、越南、日本、朝鲜等国家生存下来的基础是东方国家社会经济条件，东方国家社会存在基础在于稻作农业经济与三角洲流域紧紧相连。该经济基础使社会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融入大自然，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崇拜天地自然，社会中人尊重长辈，尊重有经验者，尊重社会和家庭的秩序，注重和睦相处等等。这是个好土地给儒家扎根生枝以及发扬自己的学说。虽然在越南、日本和朝鲜，儒家都是来源于中国，并不是土著思想系统，但是，像中国一样，在支配社会发展时，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封建社会发展。今天，儒家思想虽然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思想的标志仍然保留——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也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更具价值。在中国，儒家支配所有乡村和家庭关系、道德关系、教育活动等社会中人的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从汉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至清代（1644年至1911年）。在越南，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儒家思想也强烈地影响社会的所有活动。在越南，儒家长时间是支配封建朝代所有活动的指导思想系统，自李朝（1010年至1225年）至阮朝（1802至1945年），特别是后黎朝（1428至1788年）至阮朝末期（1802年至1945年），儒家在社会占据了独尊的地位。朝鲜李朝时期（1392年至1910年）和日本德川幕府（Mac phu Tokugawa）时期（1603年至1867年），朝廷重视儒家，儒家思想成为支配社会所有活动的思想体系。如今，儒家不再是支配社会一切活动的正统思想系统，但是，儒家仍在社会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及许多对当今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思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
（二）经学相同。儒家透入越南的同时，经学经典也不断地涌入越南。越南儒家并没有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中国儒学经典书籍的基础上创作出越南儒学作品，最有代表的是《四书》和《五经》。因此可以肯定越南经学和中国经学是相似的。李朝时期至今的越南儒士都使用孔孟、程朱作品作为经典书籍。例如：13、14世纪朱文安（1292年至1370年），阮廌（1480至1422年）非常重视《四书五经》以及儒家仁义思想和教育思想。他们的话和引用语都是来源于中国经学中的内容。十五世纪，越南儒神吴士连编撰了《大越史记全书》，15卷有174段评语，其中有98段引用或提到作者和作品，如：《周易》《金诗》《书经》《春秋》《论语》等文献，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学者。十八世纪末，中代时期越南最有学问的大臣代表——黎贵敦进士（1726年至1784年）十分重视朱熹。在越南，到目前为止，越南儒士忠于传统儒家经学。越南儒家仍重视孔孟经学，程朱思想则是道学。潘珠贞、潘佩珠、黄叔抗以及提倡民本（一定意义上是民主）、抵抗君主专制制度的东京义塾运动都一直重视儒家思想。潘佩珠（1867至1940）编写《孔学登》也是提倡儒学价值意义。
（三）思想体系相同。从诞生到发展和传播的过程，儒家和儒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并被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空间所支配；换句话说，中国历史阶段，历史背景和地域空间的不同，引起中国儒家思想不同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历史中没有一种统一和纯粹的儒家”（同一个空间和时间中没有一种同一宗教形式），更没有一种纯朝鲜儒家、纯日本儒家、纯越南儒家。展开其观点，可看出没有确定何为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划分标准。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儒家都有异同之处，但总体来说能称它们为儒家思想。因为在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儒家都要依靠一个基础、一种不可改变的哲学体系。儒家诞生与发展于中国后才蔓延到东北亚地区，可见儒家的基础即是中国儒家。确定在丰富多样的中国儒家思想系统中哪里是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根本和共同点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有三种共同儒家思想流派在东北亚地区发展并支配该地区的所有活动，那是：1.孔孟思想的系统。2.汉儒思想系统（董仲舒为代表）。3.宋儒思想系统（程朱为代表）。上述三种中国儒家思想的所有内容（关于哲学、道德、教育等）是越南儒家、日本儒家和朝鲜儒家的基本依据。无论发展在自己的家乡中国还是发展在异国（越南、日本、韩国），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可儒家仍然还背着它的基本思想内容。因此，中国儒家、越南儒家、日本儒家、朝鲜儒家都有共同的名称，为“儒家”。当认识到儒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基础”和“不变”因素，我们才能了解到各国儒家的差异之处。
二、中越儒家的差异
除了相同之处外，越南儒家、中国儒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儒家也有许多差异之处，最凸显的是儒家学者队伍和思想风格。
（一）越南儒士与农民和农村密不可分。越南儒士亲近农民，他们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紧紧相连。据史料记载，17世纪，越南都市已发展到一定的繁华程度了。升龙、蒲献、会安和顺化是越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但蒲献儒士寥寥无几，只有三贡生、没有进士，17-18世纪的会安也有如此状况。19世纪，绝大部分贡生（举人）和进士都出身于农村。比如说，自19世纪初至1919年，阮朝时期，39届考试的555位进士，47届考试的5226位举人大多都出身于农村。当官者在位时被调动到全国各地，他们退隐之后仍然选择回归农村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儒士是农村儒士，农村生活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越南儒家及儒士，对越南儒家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農村儒士阶层当老师、当大夫，同时也将儒家传播到农村。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儒家与越南有不同之处。中国清明时期，华南地区的士大夫多出身于都市。余英时教授讲到：“清明时期，商人开始当官，他们也可以得到官品和功名。地方商人是有势力的。付依菱教授也有相似的观点。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能看出士大夫生活的环境是城市生活环境。朝鲜韩国的儒士是社会精英。在日本，儒士是研究儒学的专家或寻求儒学作为个人道德学科的武士。越南儒士阶层生活与农村乡村生活紧紧相连，因此诸多儒家观点，特别是宗法思想中的宗族和家庭组织渗透进农村生活中。越南儒生是越南封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来源。据黎贵敦在《乔文小录》中所统计获悉，在山南镇，壬午年（1462）香考共有4000多名考生，乙未年（1499）香考共有5000多名考生。18世纪，考生数量猛增，朝廷必须通过指定名额来限制报考者数量，如：乙酉年届（1765）大城市考生名额为70名，中型城市考生名额为50名，小乡镇考生名额为40名。自红河三角洲枝清艺地区的考生数额也达到上万人。根据上述数据获悉，乡村中，系统学习儒学的儒生数量繁多，直到21世纪初。在19世纪，阮朝主张通过儒学教育、科举考试和训条加强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地位。
（二）越南儒家的思维风格。研究越南儒家学者的认识和思想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越南儒家与其他的国家不同，它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面向实际与功利。面向实际与功利体首先体现在学习目的。绝大部分越南儒生设定自己学习目的，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享荣华富贵的生活，完成学习目标标志着结束学习过程。极少人有远大的志向，学习是为了探讨地区热门问题，学习是为了服务社会或为了国家社会文化的进步。此外，儒家学者的学术态度也是该关注的问题。客观分析可见有一些儒家学者关注学术研究工作，他们常关注政治道德问题，少讨论玄学或高级思维领域，其中隐藏在内深刻的认识和创新的能力。甚至，他们将无形变成有形，运用于实践活动中。例如：天地人关系中“天”的概念，他们不考虑作为一种自然实体、“天”的本质怎样，或不考虑作为一种精神实体、超自然实体、“天”在宇宙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只从利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如：“天”运行得有“时”、人要知道天时、种植耕作才能丰收，或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类要如何对待天才能享福，从而主张“敬天”“顺天”“奉天”等。另一个例子，《易经》提出世界原本：“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 越南儒家学者并不关心到底何为“太极”“两仪”和“四象”，而是对最后一句“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感兴趣。他们关注到能带来给他们直接利益的东西。因持有如此的学习方法和思想，他们很少做出大贡献。高榜提名的成千上万举人和进士，很少有人能创作出国家和民族能记住的工程和光荣的事业。当然，越南儒家也有伟大的文化家，如：阮廌、阮秉谦、黎贵敦，阮攸。但是这是罕见的。2.习惯性地简化内容。越南知识渊博诸子在中国巨大渊博的儒家宝藏前都会有意识地简单化，选择主要内容，编辑成简单、明了又易懂的教学教材。例如，在中国已有关于某问题的完整书籍，如：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宋、元、明、清的《四书大全》，到越南就变成“说约”（学说简约）和“约解”（简约注解）；或明朝胡广的《性理大全》到越南卻成为“节要”。该现象并不是一个朝代特有的现象，而是越南封建王朝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四书》的简化工作，陈朝有朱文安《四书说约》，黎郑朝有黎贵敦的《四书约解》，阮朝有阮文超的《四书选讲》；黎郑朝裴辉壁的《性理节要》仍被阮朝视为经典教材。简单明了的优点是易懂、容易记住、容易传授和学习。简单明了却是学术的局限，因为简洁等于要删略学说的许多观点，失去许多潜在的暗示教义，删除学说中丰富多彩的含蓄内容。更不用说简略和节要很可能将核心内容减去而留下来次要的。传授知识者满足于简单明了的内容，学习者也如此，这样抑制了人的思想和创新能力。
三、总结语
总之，儒家传入越南后，在越南领土上存在和发展几百年了，虽然有时达到顶峰，有时衰落。但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越南人民和社会。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封建阶级以其建设封建社会制度，推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对原有的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改变，并成功运用到处理朝廷内部事务以及抗外敌事业。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当时越南社会及人民生活，尤其是道德教育领域。儒家融入越南文化，被“越南化”，成为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相比，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存在诸多异同之处，越南儒家有着本国特有的风格，包括儒家在社会发挥的作用不同，儒家运动方向和发展动力不同，思考风格不同；越南儒家远离超形、崇拜利益的现象，越南儒家与人民实际生活紧紧相连，融合和折中人民的思考方式，为人民的利益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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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学思想 共性
先秦是中国美学思想体系的发源期。先秦文化学术的特征是诸子立说、百家争鸣，其思想最终划分为儒家与道家这两大主脉。孔子思想核心的“中庸”决定了儒家思想具备兼收并蓄的功用。老子开阔的视野，决定了虚怀若谷的道家思想体系。汉儒说诗，是因为儒家精神的特征就是现实主义。老庄著作则有理想主义的成分，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哲学意境中。二者之间的差异自是明显的，但这二者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共性也是可以通过深度对比而求得的。
一、同属“求道”派
西周的覆灭促使人民对天下兴亡有了更多思考，“庶人不议”的传统观念被打破，“处士横议”的风气盛行。诸侯争霸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社会条件，维护封建宗法制统治的周礼被极大地破坏，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对社会和人事万象进行广泛探讨，如何治理国家、教化民众成为主题。
儒家一贯以现实主义为显著特点，美学思想亦如此。孔子思想中的“仁”、孟子强调引申到政治的“仁政”、由老子尊崇自然的美学思想扩展开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种种观点，都说明儒家与道家都是属于“求道”派，即以现实为出发点，思考治国、治民和治心的根本之道。
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美学最为深远之处在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具体说来，儒家在天人关系上以人为本，因此注重社会问题的解决，强调人的群体性；在社会关系上以大众为本，表述为政府与民众关系就是以民为本。儒家是充分肯定人的，因此也充分肯定人的精神美和人格美，在审美活动里也十分注重强调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作用。孔子的“诗教”观、荀子的“乐教”观，都说明人要想获得一定的审美体验，都是要从人自身出发，培养人内在美好的道德品质，才有可能获得美的享受。
道家老庄以人为本，是以人的精神生命为本，而非以外物为本，是以个体心灵为本，而非以社会观念为本。老子倡导一种至高的“道”来消解人们的价值观，他的美学思想也是全部围绕他的“道”来展开叙述的。庄子更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他本人就是对他美学思想最好的阐释，在人的精神现象里做出畅其宏致的阐发，赞颂美的人性。
尽管立论的角度和层面不同，但儒家和道家的美学思想都是以“人”作为重要出发点的。
三、先质后文，文质彬彬
先秦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首先是从事物的内容上，然后再从形式上，观察、判断与肯定美的，主张先质后文，文质彬彬的。
在社会美方面，儒家与道家统统肯定美与善的存在，且强调美的内容必须是符合自己所要求的“善”的。
例如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孰美孰恶？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由于阶级立场、世界观的不同，儒家与道家各自所认定的“善”“美”其内涵有所不同。在孔子的观念里，不管在社会生活的哪一点上，合乎“仁”的标准，那才是美的、善的。反观道家，竭力宣扬“道”是美的极致：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矣！得至美而游于至乐，谓之至人。”
在艺术美方面，儒家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本是论人，推广到论文论艺，则是要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和谐统一，甚至儒家有时是过于重视内容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形式美。
道家反对过度追求审美和享乐，理想的音乐和文艺是“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只有体味到如此至美之境，才有益于社会和谐与人民身心和谐，因此道家追求朴素清淡的生活方式。老子是重质轻文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强调实际价值，反对表面的文饰。
在审美与功利关系的认识上，儒家与道家达到一致，具体包括在文与质、言意心、内容与形式等命题的探讨中，总体上说，是重质、重心重意、重内容，但是也并非简单地否定另一面。
一、新儒家文艺美学的特点
（一）遵循心性，天人合一
传统儒家学说，是现代新儒家的传承根本，将西方文化和思想与儒学进行融合，逐渐形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思路，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发扬，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己任，试图以儒家心性之水，浇灌传统文化之田，不但需内外兼修，更要天人合一。现代新儒家文化主张进行自身道义的分解和融合，在传统文化中需做自我反省，以达到道德层面约束的作用，而西方文化则严格遵循逻辑的推理和分析[1]。此观点形成中，较为著名的新儒家学者主要包括：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其主要理论观点为：国人的生命及智慧，是使生命确定形态和定向的基础，不仅要摒弃西方文化的全面融入，更应将我国的儒家心性之水提取出来，以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天理留存于心性之内，做到万物的生命与宇宙相通且共融，达到天人合一。此外，儒家心性的观点提出，艺术源自艺术家的内心，只有艺术家将艺术在精神层面上勾勒出来，则说明其个人的情感与领悟，甚至生命，就会一并融入进创造的心性之中，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就是从文艺创作的精神中，提炼和感悟出美的观点及追求美的意识，此观点也从另一角度体现出，中国文艺之美，实质上真正来源与人的内心和精神，而内心的变化，则是心性最佳的体现，在进行文艺美学的审视与评判时，必须要有心性作为根本。而现代新儒家审美的最高境界，则是心性与外界皆可忘却，主观与客观浑然融合，此天人合一也。
（二）德美兼顾，美善相连
有些现代新儒家，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分解与细化，提出儒学中的道德观点，并将其引入传统文化之中；有些现代新儒家，则认为艺术之美应与道德并存，只有德美兼顾，将美善相连，才是真正的美，并且，此种形式之美，与文艺作品所涉及的表现形式无关，美只来自于内心，此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心性为上的特点；而有些现代新儒家，则将文艺作品中的思想性与人的内在品德与修养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对等的，并在美学思想中指出，“西方谓之美，出自表象，而中国人论美，在德不在色”。也是从德行角度印证了现代新儒家对于文艺美学的理解观点[2]。
（三）生命相通，美学相融
现代新儒家将哲学中的生命问题，归结为与宇宙万物实为一体，无论是自然之美还是文艺之美，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宇宙整体，都是可以相互连接，相互融入的。在此基础上的文艺美学，被称之为具有互通性的“生命美学”此种生命美学是关乎生命的，通过万物的造化与开拓，形成原始生命的勃勃生机与汩汩活力。在对西方哲学和美学进行研究和讨论后，现代新儒家们提出“生命相通，美学相融”的“生命美学”体系，其将追寻的艺术之美、人的创作品德与生命之美做出贯通和融合，提炼出现代新儒家学说中人的艺术精神，并明确指出，此种艺术精神，对生命的构成及艺术之美的体现，均有深入的涉及。
（四）崇尚人文，家国情怀
对于现代新儒家学派来说，他们不仅有渊博的学识，且文化视野较为广阔，更具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从文化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便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其中涉及人生、人格及人伦等部分，不仅涵盖人生追求更体现了人格价值。从文艺美学角度分析，人文精神之美与家国情怀之美，是发自人内心的，并且是与品德相互关联和共存的[3]。更有现代新儒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在人文精神中不仅可以表现出人格，更能体现人的价值。也有一些现代新儒家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两个方面，两者中，道德精神支配艺术精神，且无论是精神层面之内或是现实生活之中，道德影响艺术，而艺术升华道德，两者互通互补，缺一不可。
二、新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存在的价值
从本质上说，现代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教育理念、生活状态等都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新儒家对其进行了改良与创新，不但为儒家观点的现代化转变与应用创造出理论基础，更对道德与文艺美学的挖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展现出了自身的文化精神与民族特性[4]。将人文、道德、心性、生命等要素，与儒家学说一起，融入进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之中，文明的规范，是西方文化中较为重要的观点，这与现代新儒家学说中的修身养性，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可以为西方文化发展所借鉴。此外，为增强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的时效性，也应使其与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相互结合，从而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做出积极的贡献。
的儒学、法家、异同和价值观。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政治变革的交汇点，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李泽厚教授曾说：“秦汉思想的形成与统一帝国所要求的新的上层建筑有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时候，在全世界，社会发展都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为了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总会有相应的思想文化推动其发展。在这一历史交汇时期，积极的思想文化对维护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繁荣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探索、维护和利用好儒学和法律，对当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综合比较分析儒法思想的相似之处对新时期的社会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
首先，儒家思想和法律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皇室衰弱，百家争鸣。儒家和法家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个派系脱颖而出，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动荡的社会环境催生了文化和思想的繁荣。各派进行了辩论和反驳，有时相互交流和学习，并在批评和交流中发展。作为时展的领头羊，儒家思想和法国思想丰富了中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维护了中国的政治统治。
第二，儒家和法律致力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儒家和法家出生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他们的社会目的是发展自己的思想，扩大自己的流派，以便在百家争鸣中处于有利地位，共同为社会稳定和秩序贡献自己的才能。儒家崇尚崇德，崇尚仁政，法家崇尚严惩，崇尚法治，这些都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生的发展提供了建议。
的第三，儒家思想和法律的当代价值和现实启示。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虽然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两种思想对社会发展贡献了不同的思想理论价值，共同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春秋战国以来，各学派相互争鸣、相互发展，儒法思想内涵不断丰富，相互依存重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思想内容，以维护其统治。直到今天的社会，儒家和法家仍然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挖掘这两种思想的精髓，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提供方法论指导和现实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尽管儒学与法国在社会背景、本质目的和时代价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价值思维方式根本不同。儒家提倡德治和以德治国的理念，法家提倡法治和法治。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实现方式有很大差异。一些学者和专家从儒学与法律的社会整合立场出发，对新时期法治与以德治国理念的整合具有深刻的价值。
首先，儒家提倡德治和以德治国。自孔子创立以来，儒家思想以“仁”和“礼”宣传自己的思想，以崇尚美德宣传自己的思想。在孟子和、夏洛克·董仲舒等人的相继发展之后，儒家思想逐渐在社会中稳定下来，并在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中央集权方面发挥了作用。儒家思想倡导国王和大臣、父子、有序的社会状态，并倾向于通过礼仪和正义教育以及德治来实现其最高理想。儒家认为，提倡礼义、实行仁政的价值在于，对人的思想约束和统治是长期稳定的，而严惩和法律对人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不能一劳永逸，因此不是长期的政策然而，儒家也恰如其分地遵守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这对改善统治秩序和安定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儒家思想相比，法家思想实质上主张严刑重法，以维护社会统治，并通过残酷的惩罚和严格的法治实施吓唬人民，从而使法家思想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实现其价值目标。除了严格的法律法规之外，法家们还非常重视君主的绝对权威。在韩非、商鞅的推行和改革下，这种思想逐渐使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家思想的发展也是由于儒家统治的弱点和弊端。法律本身是德治的衍生物。在社会统治方面，它弥补了以德治国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儒家思想与法律的碰撞与融合。基于以上两点，儒家和法家有着不同的理念和具体的政治实现方式。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著书。其中，多数学者从儒法融合发展和时代价值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思想，以适应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实。为了适应社会形态的变化和政治文化的需要，儒法家也从自身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积极融合和吸收各自的长处，以适应社会形态和规律的需要。在当今社会，法律和道德都受到重视。古代的儒家思想体系和法律，虽然有很多层次和内容其内容落后、迂腐，但其精神实质和价值目的对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做好思想的挖掘和整合，审视时代变迁的现实和矛盾，顺应思想文化潮流，整合儒法内在思想价值，促进社会发展。
。特别是儒法思想，在历史上，德治与法治交替登上历史舞台，最终发展成为相互融合、共同服从和服务于社会治理与法治的局面，表现出各学派对思想进步的强烈期待，突出儒法思想的精髓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同时，在思想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儒法思想丰富和繁荣了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为高山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新时期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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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法律 道德 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026-02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作为最古老的国度，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儒家伦理道德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蕴，深深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制的建设。对于伦理道德与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各家各派说法不一，笔者认为，伦理道德与法制建设是对立统一的，在推进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我们的传统儒家文化价值，同时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平稳、健康地发展。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及历史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一种文化的形成必然需要特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出现与形成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奴隶制、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君主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它既是一种经济基础的反映，也是一种社会整体思想潮流的折射。“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耕型的自然经济，与这一基础相适应的是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从国家行政管理制度、法律制度、人才培养、选拔制度到民间礼仪俗规，传统社会的各项制度无不具有农业宗法社会的文化特色。”[1]这段话深刻地解释了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出现形成乃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并成长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仁，礼治（德治）达“仁”
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一直被公认为是儒家思想中最完善、最严格的思想体系，而“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礼治”是达到仁的途径。仁有多重含义，但其最根本的就是“爱人”[2]。爱人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最根本的基本原则，以此建立一个家庭关系和睦，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一般人际关系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的礼制社会。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而这个基础是在改良了西周的礼的基础上的礼治——即以道德为主，以制度为辅[5]。由此可见，在以伦理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制度虽然不可缺少，但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礼”。
2.民贵君轻”理念
“民贵君轻”理念是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史书记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6]我们可以从许多的古代实践中得出这一结论。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8]。“民贵君轻”理念能够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甚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虽然统治者的民本思想实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民本思想的出现却为仁义之君开创太平盛世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指导。
3.“人治”思想
“人治”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荀子对其阐述的最为完善，他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9]的观点。荀子认为：法是由人制定并执行的。因此，法的良恶主要取决于制定法的统治者“人”的好坏，所以说“君子者，法之原也”[10]。即使有了良法也需要由有德才的人来执行，否则法就成了一纸空文。同时，荀子认为，法是一成不变的，面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家大事、社会琐事，法为了保持其权威性和稳定性，就需要人来弥补其不灵活的缺陷。由此，荀子主张“人治”而非“法治”，这也成为了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又一重要内容。
（二）法制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经过孟子、荀子的补充和完善成为体系，至汉代董仲舒吸收阴阳、法、道等诸家学说，建构完成新的儒学思想体系。自此“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自西汉中期被采纳为官方学说以后，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沿袭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11]在此基础之上，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秦始律》确定“准五服以治罪”；《新律》“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的“八议”制度，至《北齐律》的“重罪十条”，直到唐朝的《唐律疏议》这部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法制儒家化最终完成。
（三）伦理道德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影响
研究儒家思想，我们不能以现代的人权、公平、公正的价值标准去苛求，而是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的背景、环境下来研究、分析、评价它的影响。
儒家思想主宰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走向，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主要构成，而法制的儒家化也就成为了这种大势所趋下的必然。法制的儒家化，也确实在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出现，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促成了“开明专制”局面的出现。
1.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
以儒家思想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主导地位自秦至清不曾动摇过。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以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为基础的伦理法。这种法“以礼为本，礼法并举”，同时主张个人应该加强道德修养，以“爱人”之心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思想不仅仅适用于贫民百姓，同时更适用于封建统治者。在执行方面，以“礼”为指导的伦理法突出教育的作用，执法以教为首务。法律条款的确立也要体现人的伦理道德。这种“礼法并举，刑教结合”的制度极大地缓和了专制制度下的残暴，缓和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使社会趋于稳定。
2.人民生活安定，呈现出“开明专制”的气象
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法制建设的另一重大影响则是：儒家的伦理道德通过“以礼入法”的形式宣扬了“重民”思想，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重视百姓。也正是在这种“重民”思想的指引下，才会出现“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等太平盛世的局面。另一方面，儒家的礼与教虽然没有赋予百姓选举、罢免官吏的权利，但实际上也使百姓享有了“议政”的权利。百姓可以依据礼教评判官吏的善恶，甚至皇帝的昏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提升了封建制度下百姓的幸福感。
二、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现代的启示——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法律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一种在特定环境中产生并发展的文化理念我们应该将眼光放在这种文化对于现世的实际意义上。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最大贡献在于：引发人们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历来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争论的问题。西方法谚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美国庞德说：道德乃是潜在的法律。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述，曾经出现了自然法学学派和分析法学学派。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国家制定法律必须反映人类的普遍道德。分析法学派主张：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笔者赞同张文显“法是道德的政治支柱，道德是法律的精神支柱”的观点。
第一，“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民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保证实行的。”这句话说明了道德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道德不仅包括个人道德，还包括社会道德。因此，只有当法律体现和反映的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符合广大民众的道德期望时，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尊重和信服，才能广泛地被人们遵守。
第二，虽然法律与道德有诸多的不同，如表现形式、违反的结果、调节形式、调整的对象等。但是，他们在内在价值标准和最终目的上应该是一致的。道德的出现早于法律，因此，在统治者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道德规范作为法律内容的重要来源之一。法律和道德的最终目的都是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和谐的社会。由此说明，法律与道德既是统一的，又是相辅相成的。
三、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几点建议
研究一种事物，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研究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也应如此。
（一）活用民本思想，维护人权
“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法治建设需要民本思想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笔者认为，法制建设应该从以上几个方面落实“民本思想”的实践。
1.立法以民为本，感知人民意愿
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以及和平和安定。民安，则社会安，社会安则国家安。法律作为国家维护社会安定和利益的利器，必须充分考虑人民的心理需要。根据人民的现实情况制定符合民愿的法律，这样，法律才有可能贯彻执行下去。民心所向，才能和平安定。
2.司法、执法要公平正义，维护人权
这要求在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政府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培养政府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依法公平、公正地为民办事。与此同时，还要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工作时按照程序进行工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权。
（二）德法结合：以道德标准指导法律，以法律制度维护道德
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争议从未平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使这两者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法律与道德的优势，建设新的法制社会。法律道德化，意为在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之中，工作人员一方面要维护法律的权威，依法办事，公正执法；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道德标准，以道德的教化、仁爱感化、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恩怨，教化犯罪人，进而达到社会安定、和谐。道德法律化，是指将儒家思想中被大众认可并且深入人心，具有社会认同性的道德标准通过习惯法或者其他形式固定为法律标准，这样法律就具有了道德的“温暖”，而不再是冷冰冰、枯涩的法律，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进而，使人人自愿遵守法律，而不是因为恐惧被制裁而被动地遵守法律。
四、结语
我国的法制建设必然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博采众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要吸取西方的先进法律制度，同时更不能抛弃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不仅仅是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其更具有非常之高的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明主编.中国文化概论.2002年版159页.
[2]论语·颜渊.
[3]论语.
[4]论语·雍也.
[5]曾宪义，王利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0页.
[6]孟子·尽心.
[7]荀子·王制.
[8]贞观政要·君道、政体.
[9]荀子·君道.
【摘要】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文章支持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互补的前提，而且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将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看作是中国哲学的主体。【关键词】内容互补；内在统一；哲学主体[abstract]TheChinesephilosophystudiesasawhole,thearticlesupportintrinsicsupplementarysaidthatthisviewpointdoesnotregardastheConfucianistTaoism’sdifferencethesupplementarypremise,moreoverregardsastheConfucianistTaoismidentityessentiallyisthesupplementarypremise,isinaunifiedintrinsiclogicalfoundation,constitutedaChinesephilosophyintrinsiclogiclinkrespectively.MeanwhiletheConfuciansaidthattwothoughtintrinsicsupplementaryaswellastheChinesephilosophybasicspiritwhichmanifestsinthesupplementaryprocessregardasaretheChinesephilosophymainbodies.[keyword]Contentsupplementary;Intrinsicunification;Philosophymainbody前言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资料，就有必要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对此问题，一般有三种看法：儒家主体说，道家主体说，儒道互补说。其中第三种观点看似公允，认为儒道两家共同为中国哲学的主体。但是一经分析，又分为两种，即外在互补说，此观点承认儒家道家各自是独立的派别，认为它们本质上的区别性是互补的前提。另外一种情况是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是根本的互补的前提，而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认为它们是内在的逻辑上的互补，儒家道家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本文支持此观点，并试述其理由如下。一、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天道观念在先秦诸子之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的天道观念、神道天道观念、以及在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在原始的天道观念中，中国先民以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观点来面对世界，认为就如同人的背后有灵魂作为主宰一样，在世界的背后也有一个作为万物的最高主宰的天道。神道天道观念，遮蔽了原始天道中的必然性，强化了人格神的意义，把天道主要理解为有意志的人格神。神道天道观念的基本精神和意义就在于与天道相沟通，但是这种沟通只是特殊人物的特权。这种思想肯定了特权意义存在的合理性，反映了社会等级制的出现和合法化的过程。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是对原始天道观念中规律性意义和必然性意义的回归，是对人格神意义的扬弃，其核心观念认为天道是一个规律系统。这样的一个规律系统内在地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天道的存在是不同方面、内容、时间构成的一个结构性存在。其二是天道存在是必然性的、规律性的存在，天由人格天回归到了自然天，有意志的主宰者发展成了客观必然性，此客观必然性通过天道存在的结构表现出来，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万物的差别性和等级性。总之，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先秦诸子的学说准备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前提，即，一方面为先秦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思想内容，一方面也提供了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此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一部分，面对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时代课题，从中国先民的天道思想中汲取营养，同时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二、儒道两家在思维方式上是内在互补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它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矛盾，儒家和道家各自回答了人在存在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儒家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文化上的基础和原因，而道家则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心理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表现的是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精神境界与心理体验上的超越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现实伦理生活中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思维方式上说，表现的是时间性思维方式与空间性思维方式的内在互补。时间性、空间性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和自我反思的基本中介。以万物同为物的空间并存关系为中介，在此关系中寻找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即形上基础的说明，此即空间性思维方式；从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为中介在万物自我时间发展过程中，寻求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此即时间性思维方式。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上都是人反思自身时的片面的思维方式，而人的反思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表现出了时间性思维方式以空间性思维方式为基础，而统摄空间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方式内在的互补和统一的过程。三、历史发过程中儒道两家在内容上的互补在先秦诸子学时期，儒道两家在文化上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儒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伦理意义，而道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本原意义，但是儒道两家哲学的创始人在心灵体验上的统一性、儒道两家学者情感上的相通性和同情性以及在最高人格意义上的人格境界的理解的统一性，是此时两家文化融合的表现。对于天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道两家学者在心理感受上的一致性表现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理解的一致性。在魏晋玄学时期，玄学家们在一种文化意识上，已经自觉到了儒道两家的统一性问题，而且他们对此统一性的了解并不在于外在文化形态，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的统一性。他们认为两家在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儒道两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把两家之（下转第164页）（上接第186页）间的关系把握为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统一性。同时，他们用道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深化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文化进一步阐明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在宋明理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形态达到了极至与完美。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上儒道两家的融合。而且是以一个统一的文化形态来体现的。这种融合表现在宋明理学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之中。如本体轮种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等等，因此宋明理学时期，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在外在文化形态以及内在精神实质两方面的真正融合。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内在互补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心性学说。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性才真正揭示了人的存在：既是心理体验的存在，也是现实伦理生活的存在。儒家和道家的关系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内在的统一性关系，而人的生存是儒家和道家统一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在统一性的基础上人的生存矛盾的内在发生。综上可知，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此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主体。参考文献[1]林安梧.儒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2]张一兵.形上之思：从“我们认为”到“我以为”[J].开放的时代，2001，（3）.[3]贺来.从中国思想史的视角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理解[J].天津社会科学，2003，（2）.
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且认为儒家传统是与西方自由民主背后的个人主义、法治、平等是相违背的。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视儒家为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追求富强的障碍。因此中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甚至认为应将儒家价值连根拔起。文化保守主义当代新儒家同样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愿意舍弃文化传统中弥足珍贵的价值系统，所以当代新儒家致力于儒学与现代民主之间理论的融通。
一、当代新儒家在儒学通向现代民主问题上的探索
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内圣外王。当代新儒家极力把民主精神纳入到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模式之中。古代儒家所讲求的内圣外王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先成己再成人，推己及人，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内圣指的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外王指的王道政治，指的是事功精神。当代新儒家讲求内圣开出新外王，即由儒家心性之学开出民主制度，或称之为返本开新，返儒家之本，开民主之新。
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共同起草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人士》发表于香港《民主评论》，标志着新儒家的诞生，文章集中阐释了新儒家民主观。他们认为尽管儒家没有开出系统的民主制度，没有提出明确的民主观念，但是儒家思想至少包含了民主的种子，从中可以生发出现代民主价值和制度，民主也是儒家道德精神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代新儒家认为儒学的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在于儒家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思想。新儒家认为儒家的民本、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圣贤”包含着大平等的精神。民本一词来源于《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把民视为国家的根本。新儒家通过儒家民本思想来论证儒家与民主是相通的，他们通过经典文本中的民本思想来找寻现代民主的古典资源。比如《尚书?周书?牧誓》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民意解释成天意。孟子的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吕氏春秋?贵公》中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人民享有国家的所有权，这些儒家典籍资源被新儒家视为民主政治思想的种子。
当代新儒家之所以说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因为以下两点：其一，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古代的君主世袭制无法摆脱治乱相循的局面，儒家无法妥善的解决政权交替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寄托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并且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多是政府内部的，比如进谏君主的御史制度、代表知识分子力量的宰相制度等，使得君主权力都到一些道德上的限制，这些限制力量比较薄弱，并不能从根本上对君主形成制约。如果想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制约，必须“将仅由政府内部之宰相御史等对君主权力所施之限制，必须转出而成为：政府外部之人民之权力，对于政府权力作有效的政治上的限制。仅由君主加以采择与最后决定而后施行之政治制度，必须化为由全体人民所建立之政治制度，即宪法下之政治制度。”[1]其二，在文化层面上，在文化层面上，君主专制以天下为私，人民在政治地位上不能与君主平等，在道德人格上也不能与君主平等，人民的道德主体地位未能树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必然要求确立其道德主体。确定人人都是平等的政治主体是道德主体确立对自身的主宰性的必然要求。而肯定人人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人人都是平等的政治主体需要凭借民主制度的发展。所以发展民主制度是中国文化中道德精神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于儒家与现代民主思想的融通，当代新儒家提出了各种方案，如熊十力基于体用不二的哲学观点，用儒学最核心的范畴仁来统摄民主、科学等现代价值。牟宗三诉诸道德主体的良知的自我坎陷发展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徐复观认为以儒家的性善论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道德基础来创造儒家民主政治。张君劢认为儒家思想中的理智的自主、思考反省的活动、智慧的发展等基本原则，可以为现代民主建设提供思想和方法。
二、当代新儒家民主理论的缺陷
为论证儒家思想与民主是兼容的，而从儒家典籍中寻找支持民主的资源，无疑是有问题的。因为对以前的事进行追溯，几乎都可以对当前的事物提供解释。正如政治科学家博里曼说的那样“所有文化都非常丰富地存在发生冲突的政治潜在因素。倘若中国的民主化在欧洲之前，历史学家们都会觉得中国的文化遗产是民主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2]
（一）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不应混为一谈
有些新儒家认为民本思想中的正德、利用、厚生即为中国式的民主，或者至少蕴涵着民主精神的种子，但是在儒家传统中虽然有民本的思想，但是民本思想跟西方现代民主西思想有很大区别，不应混为一谈。
安德鲁?海伍德在其著作《政治学核心概念》中提出民主的3个核心特征为由人民构成（of）、由人民统治（by）和对人民负责的政府（for）。郝大维、安乐哲认为“以儒学字眼构筑成的‘中国人的民主’可能是‘民有’（government of the people）与‘民享’（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的政府，但是还未被认为是一个‘民治’（by the people）的政府。”[2]《吕氏春秋?贵公》有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人民享有国家的所有权，相当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民权”理念中的“民有”观念。人民拥有了国家的所有权，人民对国家公共资源的享用权随之而来，即“民权”理念中的“民享”。如荀子主张“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民是天生的，君是天立的，天立君，是为了人民服务的。但是人民的所有权能够推导出人民的享有权（民享），却不能合乎逻辑德推导出人民对国家的治理权（民治），因为在古代中国不可分割的民权却被分割了。在中国古代，国家的所有权为天、君和人民所共有。因为天有是预设，民有是观念，君主却拥有官僚队伍和军队武力共同捍卫的对国家的所有权。所以君主拥有国家实实在在的领导权，君主专制权力不断膨胀。
此外，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在思想主体，思想前提与经济基础三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民主思想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谈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人民为主体。民主思想是以法治为前提，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是以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为原则的，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也必然要求平等和自由。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以君主为主体的，站在君主的立场上，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民本的目的是治民。民本思想是以人治为前提，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
（二）回避了传统儒家“礼”对个体平等的自由与权利的压抑
当代新儒家为了剥离儒家与专制权力关系，为儒家做辩护，将先秦儒家与秦汉以后的儒家分开，认为先秦的儒家才是真正的儒家，汉儒援法入儒，使儒家偏离正道，秦汉以后的儒家是被歪曲的非正常形态，是被封建统治者歪曲利用的。事实上，中国的外王会走向君主专制，不可能不和内圣之学有关联。中国儒家讲究克己复礼，强调群体和谐，这使个体的意志服从于群体的礼，这压抑了个人自由，成为君主专制的道德伦理基础。
儒家文化将礼强调到调整社会关系的最高的范畴。《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更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样的个人行为规范。中国传统儒家中的‘礼’具有二重性：“表面上要求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实际上却忽视甚至压抑个体独立意识;形式上表现为温情脉脉对人的尊重，实际上又施以冷酷无情的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表面上提倡群体和谐，实际是强调群体等级尊上精神。”[3]君主专制社会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最高的礼，礼充当了论证不平等的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政治工具。
儒家把和谐作为至高价值。儒家要求依据礼以正确的、恰当的行为来控制冲突，提倡压制冲突，否认冲突的合法性。儒家在规范人们和善地展开竞争方面提供的资源师很薄弱的。但是公开承认不同意见，并且认可竞争的合法性却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因为儒家把社会和谐作为理想状态，所以儒家文化强调个体服从集体，将个人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视为正当的，儒家将标榜个人利益视为自私的表现，人格存在缺陷的证明。所以儒家在彰显个人利益、保护个人权利方面是非常欠缺的，对民主的基本原则不同利益的公开竞争是非常陌生的。
三、当代新儒家民主理论的价值
虽然把儒家思想与民主是兼容的作为理论前提，从儒家典籍中寻找支持民主的资源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是当代新儒家论证传统儒家和现代民主的融通性的理论建构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彰显了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仍极具价值的理念，比如基本道德、责任等。它对传统儒家中已不合时宜的东西进行转化，比如徐复观的主体性转换。它也为中国民主化的倡导者提供了与中国保守的民主反对者辩论的资源。
（一）儒家可为民主提供道德资源
当代新儒家民主理论能够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提供一种价值论的批判，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自我中心主义、金权政治等弊端进行修正，并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道德精神资源。正如徐复观所说的“民主之可贵，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其共体的公，但这里所成就的不争，所成就的公，以现实情形而论，是由相互限制之势所逼成的，并非来自道德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正可把由势所逼成的公与不争，推上到道德的自觉。民主主义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4]徐复观认为儒家的德与礼的思想能够为民主制度提供道德基础，使民主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将人界定为孤立抽象的个人，这种界定赋予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绝对的优先性，这也导致了个人中心主义等问题。实际上这种孤立绝缘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人是生活和运作于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是各种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这正是儒家所持的有关个人的观点，儒家所强调的责任、礼让、道德等能够对自由主义民主这一弊端的修正提供资源，能够缓解西方文化中个人与集体的对立。
（二）儒家政治思想必须从“国君主体性”走向“人民主体性”
徐复观认为儒家可通过民主政治完成道德主体性之客观化。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人民主体性”与“国君主体性”的矛盾，在儒家政治理想中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但是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国君是政治的主体。并且儒生思考政治问题也是从统治者的立场来出发，而不是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所以儒家必须进行主体性转换工作，转为从人民大众的角度出发。正像徐复观所表述的“要将儒家的政治思想，由以统治者为起点的迎接到下面来，变为以被统治者为起点，并补进我国历史中所略去的个体之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其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4]
摘要：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赖于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韩国传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讲“仁”重孝伦理思想、尚贤重教思想以及谦逊礼仪观等，不仅对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要借鉴韩国经验，领会其本质，从政府、教育、传媒等入手，引导人们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以探索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 ：韩国；儒家文化；传承；启示
韩国作为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最好的国家之一，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完整的集成与进一步发扬。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的“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孝忠为本”思想已融入韩国人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们正确价值观的精神能源。儒家思想对韩国当代现代化进程、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等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儒家文化在韩国发展的原因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比其他国家更重视，韩国是儒教的“优等生”国家。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在韩国得到较好传承和发扬，除地缘外，还受到本土文化影响。
1.历史背景
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一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尤其是古代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北端，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由于地缘关系，儒家学说最先传入的国家就是古代朝鲜。据文献记载，远古时期，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不断移居朝鲜，相互来往。《史记》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称其为“古朝鲜”。1 儒家思想先后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它们都以各种形式对儒家学说进行了传承。进入李朝后，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时，不仅创造了韩国文字，还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为韩民族精神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纵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教形式和内容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理念，已深深根植于韩国文化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基石。
2.文化背景
韩国地处半岛，国土狭小，人口较少，历史上又屡遭外族入侵。保持民族团结和稳定，关系到韩国民族生死存亡。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中央集权加强了社会稳定，受到韩国统治阶级推崇。儒家文化已成为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古代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文化。到了近现代，又虚心学习日本科学技术和美国文化。韩国提出世界化的同时，又注重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能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把本民族文化发展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是韩国传承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
二、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韩国，儒教既具有官方性质，又具有民间特点，对儒学的保护和复兴起到很大作用，也促使韩国能成为儒家思想保存较为完好的国家。由于对儒教的重视，韩国政府大力倡导人们对儒学的推广应用，鼓励学者积极探索和发掘儒家思想内涵。
1.韩国对儒家文化传承的内容
韩国传承的儒家思想主要包括伦理道德、社会教育、社会礼仪等，并将它应用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促进韩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讲“仁”重孝的伦理观。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仁”是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韩国把“忠恕之道”作为“仁”的准则，把公民权利、义务教育与忠孝教育有机衔接起来，有利于人们形成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儒家文化倡导大家庭和等级制度，长幼有序的礼节，服从精神。长期以来，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按家族与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君、臣、父、子”的服从关系。这是“忠孝一致”的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的体现，以此为基础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构成家族内部生活伦理秩序。儒家文化思想已成为韩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尚贤重教的教育观。儒家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教育思想，在韩国影响深远。韩国非常重视儒家思想教育，李朝太祖六年成立的一所以教授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即成均馆大学，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至今，成均馆大学在韩国依然是政府重视的教育基地。韩国儒学教育除成均馆大学、成均馆下属的地方乡校外，成均馆下属的“儒道会”等组织，还举办各种讲习班以宣传儒学思想。
1960年以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施行伦理教育，还根据各级学校的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道德伦理科目。小学学习《家庭》科目，讲述“正经的生活之道”。培养学生养成端正、诚信、节制、尊重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爱国家、爱民族、爱家庭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初中学习“道德”科目。主要是培养学生养成懂礼节、重孝道、尚和平、善合作等正确的道德观。高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以培养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注重民本思想、重视修身养性等，以更好地传承民族的伦理传统。大学继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内容包括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实学思想等。让学生深入了解本民族发展史，从而热爱国家，更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韩国，除了课堂教育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孤儿院和养老院等进行社会实践，将所学的道德科目内容运用到社会生活中。
(3)谦逊的礼仪观。儒家文化中“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观念已在韩国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韩国父母从小就开始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懂礼节，学校从幼儿园开始教孩子基本社交礼仪。韩国学校礼仪教育包含在系统的道德教育中，教授系统的礼仪知识包括国家、社会、家庭、学校、个人等。韩国还利用政府在各个地方办乡校书院，积极向社会开展儒家文化礼节教育。如梁山乡校每年面向社会免费进行韩国传统礼仪教育，还开设书法、茶道、祭祀、韩服等礼仪。
2.韩国对儒家思想传承的方式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主要通过教育实现。这种教育方式既有学校的正规教育，也有社会组织的非正式教育。教育乃百年大计，横向上教育传播面广，纵向上教育影响深远，教育模式具有简约性、整体性、延续性等特点，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除正规学校教育传授儒家思想外，韩国一些非正式组织也会宣传儒家思想。如儒道会、传播媒体等。儒道会主要通过举办学术和文化交流宣传伦理道德和忠孝思想。韩国国家电视台坚持定期播放《论语》讲座宣传儒家思想。
3.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青少年的影响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重要影响。讲“仁”重孝的伦理观教育，能促使青少年从小养成孝敬父母、与人为善的伦理观。尚贤重教的教育观，能促使青少年养成诚信、节制、热爱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也能促使青少年爱国家、爱社会、爱民族、有责任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形成。谦逊的礼仪观教育，有利于青少年养成懂礼貌、乐于助人、文明友善的正确道德观。
三、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儒家思想虽源于中国，但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比中国还要好。韩国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使得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一种不自觉的历史认同形式存在。儒家文化成为推动韩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精神动力。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1.正确看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吸收儒家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国情，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做到了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得以较好地传承和发展，关键在于韩国政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和积极引导。这些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的。
首先，我国要足够重视传统儒家文化。中国目前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之路，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建设。其次，我国应该对儒家传统文化给予积极的探索和挖掘。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已经过时，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却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我们应该挖掘儒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探索如何将消极的影响转化为积极的影响，使积极的影响发扬光大。
2.学习韩国设立专门的儒教大学
近年来，儒家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也已相继建立。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的中国，更应该加大对以传授儒家文化为办学理念的学校的创建，尤其是孔子学院的建设。
在韩国，中央设有专门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在地方普遍设立公私教育机构，如乡校、书院等，主要以儒家经典教育、儒家文化传播为教育宗旨。这也是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普遍认同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可根据本国国情及借鉴韩国办学经验，探索建立有特色办学理念的学校，以更好、更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层面增加《论语》精华部分诸如诚、信、仁、爱、孝、悌、礼、仪等“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和科目，借用儒家文化的道德资源对青少年进行启蒙式道德教育。学校除了学习儒家思想理论外，还应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志愿活动，比如，到养老院、孤儿所等志愿服务，把学到的儒家思想精神应用到实践中去。
3.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
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社会信息传播最主要的渠道，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我国可以借助网络、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进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内容可以多样化，除了《论语》《大学》等理论知识外，还可以大力宣传孔庙、孔府、孔林这些世界文化遗产。让人们通过参观，亲身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产生崇敬之情。还应该重视影视节目对人们的影响，影视题材要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内容要反映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和正确的价值观等，这些都有利于儒家文化更好地推广与传承。
引文注释
1 文思和.世界通史:上古部分[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97-398.
参考文献
[1]朴文一，金龟春.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
[2]柳承国.韩国儒学史[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3]蔡茂松.韩国现代的儒学[J].华学月刊,1975（10）.
[4]史丽萍.中韩儒家文化比较研究：韩国儒家文化继承对中国的启示[D].2004.
关键词：儒；道；共通点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156-02
一、先秦儒道两家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阶层都有代表人物站出来为自己的阶级提出主张和要求，学界的思想空前解放，思想的交锋也异常激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争论的问题，涉及世界观、认识论、名实观、社会历史等诸多领域，或强或弱，或张或驰，或吹或弹，或奏或击，奏响了思想的管弦乐交响曲。然而又经过历史的筛选和沉淀，形成了儒家思想为主体，道家思想为补充，而兼采其他各家思想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奏出了中国传统思维的主旋律。”
二、儒家、道家的特点及其主导思想
何为儒？《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原儒》中提到，儒有三种用法，广义的“儒”指的是一切术士，就像《汉书．司马相如传》注曰：“有道术者皆为儒。”此外，“儒”也可以指精通六艺之人，是有学识的学者。狭义的“儒”指的是刘歆《七略》中所提到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也。”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是对儒下如此的定义。因此，后人所通称的儒家是其思想中存在着这一思想的学者、教育家。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也指出儒家是“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可见，儒家思想是重孝、重礼、重仁、重和、重中。
先秦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开创者孔子、孟子、荀子，而儒家思想也因为他们而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儒家开创者孔子倡导“仁者爱人”“中庸之道”；孟子倡导“王道仁政，民贵君轻”“性善论”；荀子倡导“人之性恶，学而至善”。这些思想都是对儒家“孝、仁、礼、和、中”的反映。而到了荀子，儒家的思想已融入了道家的思想精华。
“道家者，道德家之省称也。”《老子．上篇》曰：“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下篇》曰：“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命之而常自然。”由此可见道家的精义所在。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也指出道家是“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道家“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隋书・经籍志》“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夫阴阳者，天地之谓也。天地变化，万物蠢生，则有经营之迹。”道家的主导的思想是无为而治，是以自然物质为道，是超脱。从老子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到庄子的“安之若命，精神自由。”无疑都体现了道家的超脱与自由。
因此，不难发现，儒道的主导思想存在这很大的迥异，但是细究先秦儒道思想中的观点，其实儒道也是存在着共通之处的。
三、儒道的共通之处
儒道两家尽管在主导思想方面存在这明显的不同，然而两家的思想却是互相补充。联接两家的桥梁就在于两家思想观点中的相似之处。比如，“两家都不齿物欲，儒家信仰谋道不谋食、重义轻利、安贫乐道，道家则见素抱朴、清心寡欲。两家都重视道德修养，儒家要克己复礼，正心诚意，修齐治平，道家则主张‘修道’、‘积德’‘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接着，笔者就从儒道两家代表人物的入世思想、政治观点、对待生命的态度等方面浅议儒道两家的共通之处。
（一）孔老思想中的入世思想
《汉书・艺文志》中“儒家者流，w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w出於史官。历记成〈嫱龅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可见，儒道两家都是有入世思想，且都是积极用世的。儒道两家的代表人物中，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明明知道没有结果却还要去尝试，不知疲倦，只知要把治国知道传给大家，这成为古今一个美谈，而老子尽管宣称“无为而治”，可是他口口声声要求大家要以无为来治理天下，要“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其苦口婆心之举与孔子不是很相像吗？而且老子的“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君人南面”之术，不也是一种入世思想。
而且孔老都希望都通过政治的改良来实现愿望，对于统治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先之劳之。”“不倦。”“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虽正，虽令不从。”这些都是孔子对统治者提出的改良思想，而老子又何尝不是、“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去甚，去奢、去泰。”“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这些都是老子在《老子》中提出的对于统治者的要求。
尽管孔老的这种改良愿望存在着很大的幻想，然而却反映其入世积极用世的思想，老子并非是超脱而不问世事的，他只是提倡用无为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所以两者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地方。
（二）儒道相似的政治观点
儒道两家在政治观点上也是有相一致的地方，他们都反对战争，都希望和平，他们都主张均平，都希望和谐。而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从孔老言语中发现。《论语・季氏》中“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可见，他们都主张要均平，都反对贫富差距。
在治理国家方面，儒道两家都是反对君主专制的，都是很重视民心向背的。儒家的“王道仁政，民贵君轻”“保民而王”“王道”“仁政”，如《论语 ・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提出要给人民广泛的好处，《论语 ・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说明人民的意志一样重要，要加以重视。而道家的“以百姓心为心。”不也是对人民的关心和重视吗？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儒道两家重视人民的力量，指出了人民在君主统治中的重要性。
而且孔子在《论语 ・子路》中提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以德，然后无为。”不也是体现了治理国家要实现道家的无为而治吗？
（三）儒道都主张性善
“先秦儒学（孟子）认为，人天生地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意识，这是先秦儒学所理解的人性善。道家非议先秦儒学，但并不是反对其主张人性善。”孔子的仁者爱人，认为人要互相关心、互相尊重。而为了能够保持住人性的善良，孟子也提出要加强道德的修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有通过自身的磨练，人的善良本性才不至于散失。尽管后来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但同时他也提出了“学而至善。”
先秦的儒家是主张性善的，而这一观点在道家的思想中也不难发现，《老子》地57章中提到：“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句话中老子所强调的是人的本性也是善良的，是不需要礼义加以约束的。
因此，儒道对于性善的追求是一致的。
（四）儒道对待生命态度的共性
谈到生命，很自然联想到了“生”与“死”这一对永恒不变的话题，引起了历史上多少文人学士的感慨，然而儒道两家对于这一话题却能泰然处之，都把人生的最高价值放在了今生，希望自己的精神能够在今世实现，而非是通过神秘的彼岸之国来实现。
《论语 ・子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 过隙，忽然而已。”都是感到时间的紧迫，都是觉得要赶紧在今生今世完成自身的愿望。《论语 ・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庄子・齐物论》“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可以感受到对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如此的迫切。
儒道两家对于如何获得永恒价值的人生途径尽管不同，然而对于生命的态度却存在着不可遮掩的共通性。
参考文献：
一、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一）从文化的承接性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当代人承认与否，“传下来并统治着你”的是其不移的文化本性。换言之，儒家伦理思想也必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继承发展的现实生长点。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离不开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如果离开了中国本土的国情和人情，党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二）从历史发展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现实发展的可能性
儒家伦理思想历经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次冲刷，造就了其极富应变和融合的理性品质。每次大的历史变迁，它都成了吐故纳新的大熔炉，也就是说儒家伦理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延伸点。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这足以说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决不全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
（三）从现实性方面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
在现实中，将儒家文化融入管理学中取得成果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李光耀先生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的致辞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的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学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家，也正是秉承了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成了当代华人仁富合一的道德典范。这些都说明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在中国当代依然具有极强的历史渗透性和现实感召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中可供进行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理论
（一）以人为本――儒家伦理思想的人本基点
儒家伦理思想肯定人的价值，注重人格尊严。孔子说“天地之行人为贵”，就是说在天地之间人的生命力是最为宝贵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孟子有两句名言，一是“所欲有甚于生者”，意指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宝贵的，这就是人格尊严;二是“所欲有甚于死者”，意指我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厉害的，这就是丧失人格。这两句话正是肯定人的价值和注重人格尊严的表现。这就是一方面强调大学生党员要学会自爱、自尊、自重，完善个人道德修养，实现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刻刻注意关心周围同学，也就是说尊重别人的人格。这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点，高校党建工作者如果能理解认识这一理论，并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在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就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样也必然会增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国家、民族为重的思想――儒家伦理思想的整体主义理念
正因为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中强调整体主义理念，就形成了顾全大局、公而忘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特有民族精神。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贾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等至理名言，就是对这一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现。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主义理念，也是党员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在个人主义至上的风气中，更应该提倡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思想，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三）重义贵和――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
儒家学者在义利之辩中都强调重义轻利。但是要使儒家价值观在大学生党员思想教育中得到贯彻落实，必须以“贵和”作为道德上的保证。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特别强调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时要采取恭敬、谦忍的态度，以群众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在大学生党员群体中存在着入党动机不存、利益主义至上的倾向，导致党群关系紧张。在儒家伦理思想来看，和谐的社会就是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儒家伦理思想强调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礼”即道德的制约下的亲和，或者说“和”是有差别的统一，不是无差别的同一，儒家伦理思想强调“和而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要继承下来，以指导现在的工作，使党员教育的实际效果不偏离它的价值追求。
（四）尊德重行――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实践理性
儒家道德修养的目的并非个人的精神安逸和生命的恒久，而是以自己的善行德业造福于他人和社会。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奠定了儒家学说人道主义精神的传统。爱人即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尊重人、关心人、视人如己。理论离不开实践，儒家伦理思想看到了这一点，党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一样注重实践性，这足以说明两者具有相通性，因而儒家伦理思想可以为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
三、儒家思想在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一）强调集体主义，有利于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纵观中国的发展史，每个时代都有其民族英雄及大文豪，在这些英雄及文豪当中，骨子里有着黎民百姓及万里河山的大气魄。也就是说，集体主义精神其自身便具有无形的凝聚力，儒家道德教育推崇的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其实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来源。现如今，我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精神追求显得更为迫切，在该形势下，集体主义依然是不老的话题，而儒家思想作为集体主义得倡导者，使得我们在党员群体中推行该文化的同时，也能时刻强调集体主义，且有助于激发学生党员的爱国热情，从自身做起，以自身行动影响周边乃至更多的人。
（二）重视厚德载物，有利于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另外，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一贯重视“礼”的宣传与执行，礼尚往来同样是保持人际关系的重要美德。儒家的这种体现团结和谐的相处精神，其本质是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精神，其作用则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指导准则。
（三）强调身体力行，有利于提升道德修养
在儒家思想这一完整体系当中，道德的教育、修养及实践其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过程。儒家思想强调在树立崇高理想、信念与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孔子曾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后来明代学者王阳明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理论。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最终走向成功，就必须要将道德的修养与实践结合起来。总之，知行合一，对于当今浮躁社会下的人来说，是应该时刻谨记于心的成功法宝，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不是单凭口号就可以了，一定要勇于行动、善于总结。
（四）强调积极向上，有利于正确认识吃苦耐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思想更是积极倡导吃苦耐劳的精神。吃苦耐劳、顽强奋斗，不仅有利于塑造大学生党员自爱与自强的精神，还可以解决啃老的问题。因此，在党建中融入儒家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党员自立自强，更加珍惜现有的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并担负起对父母和家庭的责任。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随机抽取我校2016级护理专业两个大班的专科护生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班和对照班，两大班人数均为150人，他们年龄相仿，专业相同，具有可比性。从2017年1月至12月，学校择优挑选两名本课题研究人员作为实验班儒家文化教育指导教师，负责进行护生人文素质状况调查和儒家文化教育活动。对照班护生没有配备相关指导教师，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儒家文化教育活动。1.2教育实践过程。1.2.1编写《儒家经典语录读本》。在对实验班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活动之前，课题组编写了《儒家经典语录读本》，作为对护生实施儒家文化教育的教材。该读本结合护理专业的特点，将儒家经典语录按主题进行编排，分为“仁爱篇”“礼仪篇”“立志篇”3章：“仁爱篇”重在介绍儒家的仁爱思想，旨在引导护生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分为“以人为本”和“仁者爱人”两部分内容；“礼仪篇”重在介绍儒家礼仪文化，旨在引导护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分为“修身为本”和“待人以礼”两部分内容；“立志篇”重在介绍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旨在引导护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分为“义以为上”和“内圣外王”两部分内容。在每章开篇部分，先用几段简短但充满力量的话语阐述主题，再用儒家经典具体表达。正文由原文、注释和解读三部分构成。原文普遍篇幅不长，多为简洁的语录，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注释主要选择重点和难点的字词、短句，用现代文进行翻译；解读是用现代文先把原文整体翻译，再拓展原文的意义，把儒家经典与护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引导护生用儒家文化指导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将来的护理工作。1.2.2开展必修课课堂教学。由于专科护生在校学习时间短，专业学习任务重，不具备开设传统文化专门课程的条件，因此，我们将儒家文化思想精华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课”）和护士人文修养这两门必修课中，在实验班开展课堂教学。思修课是护生进入学校后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促进大学生塑造健全人格这一点上与儒家文化完善人格修养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在该课程的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质及规范教育、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基本法制教育4个板块的教学内容中都融入了儒家文化教育。例如，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儒家文化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有所作为，这正是对思修课“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教育内容的具体解读。护士人文修养是护理学专业的入门课程，是将社会学、文化学、美学、人际关系学等内容应用于护理学科的一门课程。我们在该课程的护士伦理道德修养、护士职业礼仪修养、护士人际关系修养3个方面的教学内容中融入了儒家文化教育。例如，在教学“伦理道德修养”中的“护士职业道德”这一部分内容中，我们融入了对儒家仁爱思想的讲解。儒家强调仁爱之心是人之异于其他动物根本的规定性，人应懂得自爱，应做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这种仁爱之心正是护士对患者履行四项基本职责（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恢复健康、减轻痛苦）的思想基础。儒家文化教学的目的是完善护生的人格修养，而良好的人格修养不是灌输的，要通过引导、启发帮助护生主动构建。为了提高教学实效性，我们借鉴了儒家教育理论中的启发式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了情境启发、讨论启发等手段调动护生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譬如，在学习儒家“修身”论中“自省”这一修身方法时，教师不仅向护生介绍相关知识，还引用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等儒家名言，讲述了“周处自新”（《世说新语》）等儒家经典故事，借助名言、典故创设意境，渲染气氛，烘托主题，让护生感同身受、受到启发。在学习儒家义利观时，教师先组织护生讨论“你为什么选择护理专业？”引导护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再引入儒家义利观来分析这一问题，让护生在观点的碰撞中提高认识，在讨论探索中寻找答案。1.2.3组织校园文化活动。首先，在实验班开展班级文化活动。我们将一年的教育实验期分为3个阶段，每4个月为一个阶段，每一阶段设立一个儒家文化活动主题：第一阶段以“仁爱”为主题，第二阶段以“礼仪”为主题，第三阶段以“立志”为主题。每一阶段围绕相关主题开展班级文化活动，活动主要借助班会和黑板报开展。在每周一次的班会上围绕相应主题，结合护生的学习、生活实际轮流组织经典书籍推荐、影视剧展播、演讲赛、小品排演等活动，并通过每周的黑板报对本周活动进行宣传与总结。其次，推动实验班参加校级文化活动。我校每年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对于有利于加强护生对儒家文化学习的活动，要求实验班150名护生全部参加。例如，通过参加《弟子规》诵读比赛、经典诗文诵读比赛，促进护生对儒家经典的诵读；通过参加“思辨青春，感悟人生”辩论赛、刘大飞等优秀校友先进事迹报告会帮助护生加深对“仁者爱人”“义以为上”等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理解。1.2.4推进社会实践。儒家强调孝悌是实现“仁”的根本，“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开始。我们组织实验班护生开展了“百善孝为先”活动。我们要求护生利用寒假的时间，采用多种形式，在家庭之中、亲人之间践行儒家孝道精神。比如，与父亲进行一次敞开心扉的交流、帮母亲打扫一次卫生、给父母做一顿饭……之后，再将自己的孝心孝行写成心得体会、拍摄成照片拿到班级中进行评比，对表现突出的护生予以表彰。儒家倡导人生在世不能只顾追逐个人私利，应该树立经世济民的远大理想。我们组织实验班护生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公益实践。比如，无偿献血活动、送健康送文化下乡活动、关爱残疾儿童活动、照顾孤寡老人活动……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护生提高了自身的服务意识，也坚定了学好专业、服务社会的职业理想。1.3评价。1.3.1评价指标。在借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中国公民人文素质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课题组编制的《中国公民人文素质调查问卷》[3]基础上，本课题组结合本校护生的实际设计编制了《专科护生人文素质调查问卷》，将护生人文素质分为6个一级维度，即道德素质维度、文化素质维度、审美素质维度、法律素质维度、科学素质维度、环保素质维度，每个一级维度分为意识、常识、行为3个层次，形成18个二级维度。在18个二级维度层级下，设计相应的观测点，根据不同的观测点设计相应的问题，共计60个问题。1.3.2评价标准。实验班和对照班护生分别于2017年1月、12月接受人文素质调查问卷前测、后测各一次，每次发放问卷300份，回收300份，回收率100%。问卷题型分为两类：一类是正误题，针对每一个题项，答对得1分，答错得-1分，不答得0分；另一类是趋势题，对于每一个题项，选择计1分，不选择计0分。每份问卷均统一编号，然后按照统一标准对资料进行审核、编码并输入计算机，结果使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对两组资料进行了实验前及实验后的t检验。
2结果
2.1两班护生儒家文化教育活动。开展前后人文素质的比较（见表1）由表1可知，实验前两班护生人文素质调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后，实验班各维度得分较实验前均有提高，且都高于对照班实验后各维度得分，除法律素质外，其余各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在日常表现上，经过一年的儒家文化教育后，实验班护生在道德修养、礼仪礼貌、专业学习热情等方面的表现均优于对照班。实验班护生与同学、教师、家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专业课课堂上玩手机、睡觉的护生越来越少，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护生越来越多，护生的专业学习成绩也有提升。2.2儒家文化教育推广效果。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我们将儒家文化教育模式在护理系其他班级推广运用。在推广的一年时间里，我校护理系在提升护生人文素质水平方面成效显著，护理系“守护夕阳，天使有爱”敬老项目被共青团益阳市委评为优秀工作项目，护理系“天使之翼，康复我帮你”助残项目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护理系选送的经典诵读作品《诗经里的家国情》在益阳市2019年新春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奖，护理系学生刘婉玲获2018年湖南省普通高校“一校一书”阅读推广活动读书心得优秀奖及“阅读推广大使”称号，护理系学生何春梅在2018年全国大学生中华经典美文诵读比赛中获得三等奖，护理系学生徐静在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护理技能大赛（高职组）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3讨论
3.1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以三大课堂为教育方式的儒家文化教育能有效提升护生人文素质。从表1来看，实验班在接受为期一年的儒家文化教育后，各项素质得分都有提高，说明此次教育实践所采用的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以三大课堂为教育方式的教育模式对于提升护生人文素质是行之有效的。儒家文化主要是通过儒学的经典来传承的，要对护生进行儒家文化教育，就离不开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儒家经典一般以“十三经”或“四书五经”为代表，也包括对《颜氏家训》《幼学琼林》《三字经》《弟子规》等后世儒家作品的解读[4]。由于专科护生在校学习时间仅为两年，为了帮助他们更为快速、全面地学习儒家文化，课题组围绕儒家仁爱思想、礼仪文化、内圣外王三大思想精华，从儒家经典著作中精选相关语录，编纂成《儒家经典语录读本》供护生学习。此次儒家文化教育实践中的所有教育活动也都是围绕这一读本内容展开的。为了让儒家文化教育内容最终内化为护生的人格、气质、修养，课题组采用了将显性课堂、隐性课堂、实践课堂三大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显性课堂即必修课课堂，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但知识零散、不成系统。我们将儒家文化思想精华融入思修课和护士人文修养这两门必修课的教学中，对儒家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和辨别，使儒家文化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学。隐性课堂即校园文化活动，相对于显性课堂教育而言，校园文化活动是护生学习、生活的第二课堂，发挥着极为重要的隐性教育功能。我们将儒家文化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让护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增进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实践课堂即社会实践，为了让护生在认知和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儒家文化，我们引导护生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实践，以期在行为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将儒家思想精华内化为护生自身的人格素养。3.2儒家文化教育还需加大知行合一的指导力度，强化养成教育的特点。表1的数据显示出实验班各项素质得分提升的幅度还不够大，说明此次教育实践推行力度还有不足。反观此次儒家文化教育实践，课题组更着力于实现护生对儒家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在践行所学内容、达到知行合一方面对护生的指导力度还需加强。护生学习儒家文化，不只是对儒家文化知识进行简单记忆和背诵，而是要化认识为行动，注重践行，并付诸行为习惯养成之中[5]，进而提升自身人文素质水平。因此，在儒家文化视域下对专科护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应以养成教育为基本方式，强化养成教育的特点。首先，儒家文化教育应针对护生的生活实际，将儒家文化思想精华化作为护生的行为规范，以指导、规范护生日常行为为落脚点。其次，儒家文化教育应注重对护生行为实践的监督、检查，通过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督促护生自觉践行儒家文化行为规范。最后，儒家文化教育应循序渐进、常抓不懈，通过引导护生长期、多次实践和反思，使其在知、情、意、行等各方面发生变化，逐步走向成熟。
摘要：文章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先秦儒家、道家音乐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做出了简洁明了的归纳和总结，并阐明先秦音乐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内涵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仁”成为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于是，在认同音乐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将它与“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因此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音乐中极力表现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中心，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文化学家的眼球，被他们视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音乐作品的创作也从“仁”出发，为“仁”服务;“正乐”、“靡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