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9 14:01:05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英文名称：Mathematics in Economics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湖南大学;湖南省经济数学研究会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湖南省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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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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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神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决策潜意识;经济行为;神经层面
理性主义历来是传统经济学家坚守的阵地，然而由于传统经济学说在一些理论推理过程中所作的假设难以衡量，又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多有违背，因而备受质疑。特别是美国Baylor医学院的科学家所做的“百事可乐”品尝实验证实了“可口可乐”市场份额高的原因并不是出自“可口可乐”的口味偏好，而是受其品牌影响，这表明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被高级认知功能所取代[1]，从而进一步说明，应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存在缺陷的，经济学领域尚有未知的“新大陆”有待人们去挖掘和探索。伴随着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神经心理学研究手段的日益成熟，这片经济领域的“新大陆”很快成为学界和商界关注的热点，逐步被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深入探索神经经济学，挖掘大脑的经济决策机制，一方面可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经济学的核心经济理论，弥补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进一步拓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推销、法庭博弈等实践活动，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一、走出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传统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和逻辑演绎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所作出的各项决策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经过上百年的延续仿佛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不二法则。然而，众多学者已经提出“人真的有那么理性吗?”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理性”现象对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原则形成挑战。一个有趣的实验表明，相比盛在大杯中的10盎司冰激凌，人们愿意为盛在小杯中的8盎司冰激凌支付更多的钱，原因仅仅是因为小杯盛满了。[2]此外，人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不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很多情况下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以及互惠关系的作用作出“利他”的行为。凡此种种均表明经济学领域尚有未被人们完全弄清楚的“新大陆”。
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经经济学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手段实现了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好解释与预测。神经经济学试图为大脑复杂的决策过程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建立了神经学基础，而且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却被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脑电图技术
脑电图是最早引入神经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技术，它将脑细胞生物电活动的电位作为纵轴，时间作为横轴，这样把头皮上的两点之间或头皮之间的电位差通过电子放大仪器放大并记录下来。脑电图作为一种常规检测手段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具有实时性，可以直接监视大脑神经的活动;其次，它具有可得性，便于携带，方便实地检测;再次，它的造价成本相对低廉，可以支持较大范围和规模的实验。然而，由于它只记录头皮两点的电位差，因而它只能探测到大脑表面的部分活动[2]。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依靠追踪血液携氧变化而产生的磁性变化感应成像，图像能客观反映外界及心理因素刺激引起的大脑相应区域活动的变化，且具有无辐射无损伤的独特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将其作为市场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神经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技术方法。[2]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研究手段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其造影造价昂贵，仪器十分复杂，对被试者的影响较大;其次，检测过程中血液流动与神经区域被激活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然而，其最大的优势是空间延展性强，能够记录整个大脑和各个细分层面的神经区域活动情况。
(三)统计分析法
脑成像技术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挑战。由于图像数据的特殊性，它需要经过预处理以消除噪音等瑕疵。
1. p值法。P值检验法在脑成像的早期应用较为广泛，其核心思想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运用P值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目前也出现了对图像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比如Peltier使用自组织图来刻画神经网络。Mitchell也提出了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FMRI数据集来对认知状态加以分类[3]。这些基于P值分析的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图像对比的频繁度，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2. 时空序列法。在脑成像研究领域里，时空序列法是一项常用的技术。在FMRI中，先将每一个体素视为独立的单元应用到通用线性模型中，然后借助指数平滑法来统一数据形式，使之便于处理[3]。此外，也可以将通用线性模型扩展为聚合模型和混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模型。有些技术试图根据通用线性模型的参数对数据间的关系进行建模。
三、神经经济学主要的研究课题
(一)效度计算在决策中的新发现
效度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对可能的选择赋予效度，通过比较效度来做出最终抉择。然而，由于作出的选择所涉及的奖赏激励范围很广，因而对于如何计算效度仍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借助FMRI，研究人员仍然得出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结论:第一，不同类型的奖赏激励通常会增强公用神经结构的活性;第二，通过FMRI实验进一步证明了预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效度是在通过对比绝对值与参照点的基础上加以计算的;第三，进一步解释了在经济决策中效度计算的跨期折现问题。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至少有两套折现结构，一种是对即刻奖赏敏感的结构，另一种是对远期奖赏敏感的结构。[3]
(二)情感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然而，由于对情绪进行定量计算并不容易，因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忽视其对决策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开始关注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这其中研究的较为成熟的是后悔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在内侧前额区、前扣带皮层和海马区，后悔程度的增加会强化这些区域的活性[4]。研究还表明，额叶皮层在协调后悔经历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所以，预期情绪的能力对作出合理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以将不确定性决策分为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借助FMRI技术，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4]Huettel等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者在每组博弈中作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者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神经经济学发展遇到的阻碍
(一)技术水平方面阻碍
伴随着以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科研人员已能够在较精确的范围内观测到神经反应。然而，用来进行这项研究的FMRI实验设备造价昂贵，很难做到使受试者在自然条件下接受实验。美国的调查显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获得动态图片，每人每小时收费1 000美元，而1个包含12名测试者的单项实验则需要花费5万美元;并且该设备难以移动，导致受试者只能在实验室中且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接受测试，从而影响实验的客观性[4]。此外，由于人的神经活动是在刹那间完成的，即便使用高精密的探测仪器，也无法追踪神经反应轨迹。
(二)伦理道德方面阻碍
在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其应用价值日益显现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一研究的伦理性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读脑活动”会控制人们的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这使得神经营销学逐渐在消费伦理和企业道德的边缘徘徊。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商业警报则抗议使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来解决营销问题，认为这是把商业引向病态:跨国公司企图控制人的购买决策行为[5]。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会研发某种神经药物来操控人们的行为。随着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愈加深入，技术愈加成熟，这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三)神经活动交互不确定性方面阻碍
人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层级决策机构，从结构和功能上可以分为大脑、小脑、脑干三部分。其中大脑又包括额叶、顶叶、枕叶和颜叶四部分，每一部分又可以继续分为更为具体的功能模块。然而，当面对某一外来刺激时，并非是某一或某几个功能模块起作用，而是各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的结果。虽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测脑区所收刺激的强度来作出判断，但这种客观性也是难以保证的。比如测试人员可能恰巧受到某些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极大地妨碍实验的客观性和检测的准确性。
五、神经经济学的未来应用前景
神经经济学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它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脑神经系统的智能活动过程进行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两个基本观点为基础:第一，脑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多层次性，而且大脑结构的多层次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层次性;第二，脑的结构是脑功能的基础，但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5]。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可以对人类的心理感受和思维活动加以测量，从而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一)神经经济学在商业推销领域的应用
推销策略是否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广告设计公司为例，传统营销学主要借助小范围的宣传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检验广告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存在消费者的主观偏差以及调查问卷中存在误差等因素，传统的营销学手段难以在深层面挖掘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真实意愿。而神经营销学通过探索大脑不同区域对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调整广告刺激的设计方式。许多营销公司都在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广告陈述方式，从而使广告的产品或服务更加吸引人。英国营销机构Weapon7通过在广告中添加可视图像，促使大脑下意识地储存信息，使得广告信息存入客户大脑。可见，通过神经营销学可以高效准确地找到这种“情绪按钮”[6]。
(二)神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中的应用
神经经济学能够为金融学提供神经学的理论基础，把人们的金融决策行为用神经学的观点加以分析运用，从而以更科学的方法对待和处理金融决策问题。在对金融决策过程的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大脑的前额叶系统与金融决策有密切关系[7]。人们还可以利用神经科学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了解证券市场信息以及投资者本身的情感状态如何驱动他们作出投资决策，从而设计出更加人性化、更具赢利性的市场投资模型。
(三)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
人们在作出决策时通常要经历大脑的博弈过程，这也是神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所得到的决策结果已给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探索博弈论的内在机理，这其中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是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更好地理解人类思考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研究法律问题。第一，可以更好地预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构建法律制度;第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福利的含义，为制度决策提供依据[8]。神经经济学实验通过改变“法律”，使行为主体在几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出选择，从而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六、总结
神经经济学作为正在被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日渐改变着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往传统的经济学是通过调查问卷、谈话采访等方式研究和预测人们的决策行为，主观性较强。而神经经济学则通过深入大脑来捕捉人们的潜意识，挖掘大脑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神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益补充，它将有助于解释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揭开了依靠实验研究经济学的新篇章。它在融汇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为指导，借助先进的神经学检测设备展开研究，从而将经济学导入实验研究的轨道上来。不过就目前来说，它的研究还是过多地侧重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多学科融合的深度明显不足，其自身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
在当前情况下，神经经济学只是对人们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进行研究，但对利用这些原理来预测和指导人们行为则缺乏足够了解，这也受到了不少神经经济学反对者的批评。此外，神经经济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学界和伦理界的阻碍和质疑。然而其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商业前景也预示着这块蕴藏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新大陆”必将为人们所探知。
参考文献:
[1]万迪昉，乔志林.神经经济学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9).
[2]朱琪，陈乐优.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的前沿[J].经济学家，2007，(4).
[3]马庆国，王小毅.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J].管理世界，2006，(10).
[4]汪蕾，林志萍，马庆国.神经经济学:经济决策研究的新视角[J].经济学家，2009，(3).
[5]余荣军，周晓林.神经经济学:打开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J].科学通报，2007，(9).
[6]马庆国，舒良超，王小毅.创新营销思维——神经营销发现“购买按钮”[J].企业管理，2007，(4).
将神经科学与经济学联系起来，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事。神经经济学尚处雏形阶段，但其遵循了这样一条路径：科学革命总是起源于以往人们所完全不曾注意的地方。如果不能提出新的方法论，任何科学都会走入死胡同。学者们将陷于现有的方法论无法自拔，其研究也将变成是既循环往复又琐碎的无用功。
但最近在神经经济学领域里，却接连出现几次跨越。令人注目的包括神经经济学家格里姆切在2010年出版的新书《神经经济分析基础》。该书标题显然来自萨缪尔森1947年的经典著作、上一次经济理论革命的起点《经济分析》一书。
虽然格里姆切目前在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工作，但对大部分经济学家而言，他就是天外来客。毕竟，其博士学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取得的。
此外，像他这样的神经经济学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也与他们这些正统的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格格不入。前者试图将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与大脑的具体结构联系起来，以此推动经济学的进步。
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大体上基于人类理性的假设――人类总是系统性地让自身的快乐程度最大化，即经济学家所谓的“效用”。萨缪尔森在1947年提出这一主题时，并没有将研究目光投向大脑，而是提出了“显示偏好”。在他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上，并不关注人类的大脑生理结构。
因此，格里姆切对流行的经济学理论充满怀疑，并一直寻找经济理论的生理基础。他试图通过找出背后的大脑机制，从而将“软”效用理论转变为“硬”效用理论。
格里姆切和他的同事已经发现不少证据，但离大体上揭示基础大脑的结构，毕竟还有一段距离。可能的结论是，大脑中并不存在相应的结构，所以整个效用最大化理论都是错误的，或至少需要进行重大修正。如果真是如此，光是这一结论就将从根本上动摇经济学。
另一个令神经科学家们激动不已的新领域，是大脑如何处理模糊情形，即那些概率未知或其他高度相关信息无法获得的情况。根据已经发现的结果，大脑用来处理概率情况一目了然的区域与处理概率未知的区域是不同的。这一成果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处理像金融市场和危机来袭等情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凯恩斯认为，大部分经济决策都是在概率未知的模糊情况下做出的。他推论说，我们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是受“动物精神”波动的推动所致，所谓“动物精神”，是指不为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精神力量。
当然，经济学本身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危机来临时，有多少个经济学家，就有多少种干预办法。经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结构，洞察经济依赖于理解经济的法律、规则、商业活动和习俗、资产负债表等诸多细节。
但终有一天，我们将通过更好地理解大脑功能的生理结构，从而更好地了解经济如何起作用或未起作用。
这些大脑结构是将大脑比作计算机的基础――前者是通过轴突和树突相互交流的神经元网络，后者是通过电路相互联系的晶体管网络。经济将成为新的类比――通过电子和其他通信手段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
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经济学界开始出现“中国学派”
2007年，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应剑桥大学之邀，在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两年后，此次讲座的内容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专集《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这时的林毅夫已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有了很多到世界各地考察的机会。他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中国发展中的问题相似，中国的经验可以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但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知之甚少，还有很多误解。为此，他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2000年诺奖获得者赫克曼评价说：“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在此基础上，2009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2012年，他又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新结构经济学正式以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林毅夫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整个发展经济学中正在兴起的第三波思潮。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结构经济学”堪 称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其原因则是市场失灵，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中。他们主张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但实践的结果并不成功。
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缓慢，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全面推行“华盛顿共识”结果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失败，发展中国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针对的就是这两波的理论误区。新结构经济学有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在经济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要素禀赋的结构是相对给定的。这一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其次，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穷和富两个阶段，而是分布在从低收入传统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之上。每一阶段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由禀赋结构决定的。第三，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的行为不是社会最优的，政府在市场基础设施改进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很明显，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绝对否定，而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扬弃——两者都承认市场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但新结构经济学比华盛顿共识更看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林毅夫认为，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不同规模的产业积聚和升级，这一过程中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的收集和升级初级阶段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都必须由政府提供或者提供一定的补偿。与旧结构经济学不同的是，林毅夫认为这里的企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故而这里的补偿不是对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无底洞式的无效投入，而是一种“助推火箭”式的帮助。
“新结构经济学”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我的看法是，新结构经济学其实是想在原来的“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之间走一条中庸之道。事实上，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这是“结构经济学”产生的大背景。而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滞涨则使得经济学界开始反思政府作用，理性预期革命引领宏观经济学回到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变成了“华盛顿共识”里的自由开放和私有化。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让人们想起了政府的重要性，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正是希望在既有经济模型中加入政府这一变量，从而引发经济学的变革。
不过，尽管我认为不必过于高估“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价值，但我仍然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经济学界开始
出现“中国学派”。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其实就是对中国晚近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的描述与总结。比如不能偏离比较优势太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的改革。而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种种招商引资政策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正是新结构经济学中关于政府介入的最佳诠释。
2007年，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应剑桥大学之邀，在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两年后，此次讲座的内容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专集《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这时的林毅夫已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有了很多到世界各地考察的机会。他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中国发展中的问题相似，中国的经验可以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但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知之甚少，还有很多误解。为此，他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2000年诺奖获得者赫克曼评价说：“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在此基础上，2009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2012年，他又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新结构经济学正式以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林毅夫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整个发展经济学中正在兴起的第三波思潮。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结构经济学”堪称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其原因则是市场失灵，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中。他们主张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但实践的结果并不成功。
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缓慢，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全面推行“华盛顿共识”结果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失败，发展中国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针对的就是这两波的理论误区。新结构经济学有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在经济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要素禀赋的结构是相对给定的。这一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其次，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穷和富两个阶段，而是分布在从低收入传统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之上。每一阶段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由禀赋结构决定的。第三，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的行为不是社会最优的，政府在市场基础设施改进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很明显，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绝对否定，而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扬弃——两者都承认市场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但新结构经济学比华盛顿共识更看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林毅夫认为，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不同规模的产业积聚和升级，这一过程中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的收集和升级初级阶段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都必须由政府提供或者提供一定的补偿。与旧结构经济学不同的是，林毅夫认为这里的企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故而这里的补偿不是对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无底洞式的无效投入，而是一种“助推火箭”式的帮助。
“新结构经济学”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我的看法是，新结构经济学其实是想在原来的“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之间走一条中庸之道。事实上，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这是“结构经济学”产生的大背景。而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滞涨则使得经济学界开始反思政府作用，理性预期革命引领宏观经济学回到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变成了“华盛顿共识”里的自由开放和私有化。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让人们想起了政府的重要性，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正是希望在既有经济模型中加入政府这一变量，从而引发经济学的变革。
不过，尽管我认为不必过于高估“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价值，但我仍然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经济学界开始出现“中国学派”。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其实就是对中国晚近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的描述与总结。比如不能偏离比较优势太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的改革。而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种种招商引资政策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正是新结构经济学中关于政府介入的最佳诠释。
关键词新药研究与开发药物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4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533(2007)02-0068-03
新药研究与开发是一项高技术、多学科、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又是制药公司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和主动力，若能成功开发出一个全新的治疗新药，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会给企业及其股东带来巨额的利润。但近几年来，随着研发费用的不断上扬以及研发周期的延长，制药公司新药研发的步子已经明显开始放慢。据国际上的有关调查，以研发为主导的制药工业的研发投入占总销售额的比重已为各行业之首，达到了航天工业和国防工业的5倍，几乎是计算机的软件及服务业的2倍，而且这种投入还在以每5年就增加1倍的趋势持续增长［1］，飙升的研发费用使全球制药公司正面临着巨大的研发压力。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国内外新药研发的现状，阐述在新药研发阶段引入药物经济学的必要性，同时结合目前各国应用药物经济学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当前在新药研发中应用药物经济学所面临的难点以及前景。
1国内外新药研究与开发的现状
根据美国研发制药企业协会的一项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美国，从新药的临床验证到FDA批准，平均每个品种要花13年左右的时间，研究开发的成本费用一般在2.5亿～3.5亿美元之间；就算研发成功，新药能够进入市场的成功率也非常低，一般从早期开发到上市销售的成功率，欧洲为1/4 317，美国仅为1/6 155；新药获准上市后也并不意味着商业上的成功，上市的新产品中只有1/5可以盈利。此外新药临床试验时间的延长和新药审评时间的增加，使新药上市后的有效专利期也在大大缩短。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制药产业就面临着创新成本不断攀高、新药上市数量连年减少的不利形势，目前全球范围内新活性物质的上市数量已持续下降到197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制药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创新困境”。
我国新药研发自1985年实施《药品管理法》后，逐步开始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但我国新药研发的总体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自主创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至今不到100个，占我国批准新药的5%，仿制品种多达95%左右。在加入WTO后，国家虽然加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的研制,但力度太小，投入太少，短期内难见成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市的新药中，只有1种抗疟疾药蒿甲醚进入了国际市场和1种重金属解毒药二巯基丁二酸钠得到了美国FDA的认可，所占世界份额极低［2］。
2药物经济学在新药研发中的应用
2.1新药研发中引入药物经济学的必要性
新药研发的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特点，使新药研发决策的正确与否显得关系重大。决策正确，可以使企业获得巨额的利润，进而更好地发展；决策失误，其结果就很可能是最终开发出来的药品因经济性差而得不到广泛的使用，从而使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无法继续生存。一个戏剧性的案例是2005年阿斯利康抗凝血新药Exanta(ximelagatran，希美加群)的治疗中风的疗效遭到FDA质疑，并认为该公司对药品的副作用管理计划有缺陷，该消息一经公布，其股票立马在纽约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下降了3%～4%，至今余波未平。而此前，Exanta是被业内人士一致看好将成为预防心肌梗死、肺栓塞和中风的标准疗法，一旦获得FDA的批准，它将成为60年来的首个抗凝血新药，由此可见新药研发成功与否的重要性。
而从过去和现在的实践来看，新药不能获准上市的主要原因都是安全性或有效性不能满足有关要求。但是，从目前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即使新药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符合有关要求而获得批准上市，也不等于该药物的市场前景就好，而且很可能因该药物的经济性差而销路不好。因此，在早期阶段，就开始对药物研发全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可以在完成药物研发的每个阶段性工作之后，在考虑安全性、有效性的同时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的结论，做出是否继续下一个阶段研究的选择。也就是说，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可以帮助人们及早获悉所研发药物的经济性，并为有关人员在药物研发的每一个阶段适时做出继续或退出研发的决策提供依据，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追加投入，为企业节约成本和时间，把新药研发失败的损失减到最小程度。
2.2在新药研发阶段引入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可行性及难点
新药研发过程中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最好时期是临床试验时期，这一时期可以搜集到相关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所需的结果评价资料。在新药临床研发阶段，有关经济学的资料可从研究记录、病例记录以及医院公布的药品、治疗价格目录中获得，还可以直接向病人询问、调查获得。获得的资料可以通过药物经济学的常规分析方法如最小成本法、成本-效果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成本-效用分析法等方法来进行分析。
新药临床研究中，Ⅰ期临床试验阶段由于参与试验的患者很少，药物经济学数据的搜集代表性差，在此期进行临床研究只能作为探索性研究或正式研究的准备。Ⅱ期临床研究要求随机盲法对照试验，试验条件与药物实际应用环境有较大差距，因此对治疗效果的评价可能会受到试验因素的影响，但此期搜集的药物经济学数据对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具有参考价值。由于研究设计的严密性和病例数的充分性，Ⅲ期和Ⅳ期临床研究阶段比较适合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是临床研究的一部分，也可以配合临床研究的进展以及并行或追溯性地研究［3］。按照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案设计的临床研究，数据具有统计意义，比起在新药上市后采取所谓随机方式获得的经济学信息更具准确性，更可信。
与传统的临床研究相比，临床研究搜集资料的目标有很大的差异，药物经济学研究要搜集的资料并不完全是临床研究过程的副产品，而是要经过严密设计的主动搜索过程。这一搜集资料的过程，受到临床试验本身的限制，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它已脱离了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隐含前提即必须在现实药物使用环境中研究，临床试验中加入了人为激发因素，病例的选择受到限制，药物的使用受到限制，种种因素可影响测量结果的信度。另外，药物经济学所需的结果评价指标在临床试验中搜集的难度也应得到关注，如效用、效果的评价方法和指标及单位转换等［4］。
2.3药物经济学在各国的应用情况
国外药物经济学的应用起步比较早，在研发中获得的经济学数据主要作为新药申请、药品定价和医保报销目录的遴选参考，而且这种方式已逐渐被世界范围内药品监督管理及审批机构采用，并越来越受到关注。
新药评价的一项最新发展就是要求对新药进行经济学研究。当一种新药上市时，要求对市场中的同类老药或疗效相近的非同类药物进行经济学评价，以决定该新药如何能得到社会保险补偿或补偿多少。英国政府鼓励对新药进行经济学评价，肯定了英国制药工业协会提出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的作用，但没有要求制药企业在申请生产、上市和进入报销目录时必须提交药物经济学分析结果。美国FDA颁布了临床研究中已经制定了衡量药品的成本-效果的推荐性指南，同时政府在决定医疗照顾计划药品报销目录时，同样采用了成本-效果分析标准。同样，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也有类似的政策出台。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虽然不是新药申报资料的必备条件，但是该结果的加入将有助于新药审评的通过。
另据报道，全球最大的40家以研究开发为基础的制药公司均设有药物经济学部门，国际上主要制药公司的75%已经采用药物经济学研究来制定药品价格，美国制药公司的50%及欧洲制药公司的38%在美国申请新药上市时提供了药物经济学研究资料，大约有16%的公司在新药临床前研究和Ⅱ期临床期间就开展了药物经济学研究，38%的公司在新药Ⅲ期临床和Ⅳ期临床期间开展了药物经济学研究［5］。目前在新药研发中，药物经济学主要应用于新药的申报、临床实验的设计和继续/终止研发决策。
3药物经济学在我国新药研发应用的前景
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起步比较晚，随着最近几年对药物经济学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我国药物经济学研究步伐也在日益加快。在药物的使用环节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尝试性地对各种预防、诊治方案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各大高校也开始开设药物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和研究中心；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开始将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用于指导药品的研究开发；有关政府部门也开始陆续制定相应的药物经济学评价规范或指南，并逐步开始要求制药企业在进行新药申请时提供相关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资料。
目前我国制药企业主要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是缺乏自主创新的新药产品，不断受到外资企业的排挤；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对药品不间断地强制降价。我国加入WTO后，世界各制药巨头纷纷进驻中国，与外企雄厚的资金、强势的研发能力以及严密的专利保护相比，我国药企的低价优势将不复存在，而成功研发出一个新药需要巨额资金和长时间的人力、物力投入，这也正是我国制药企业的软肋所在。因此，在我国制药企业资金短缺、研发能力落后的情况下，在新药的研发阶段引入药物经济学研究作为指导，将有成为企业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的一条蹊径。这样可以尽可能地为企业节约成本和时间，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研制出物美价廉的创新药品，从而使企业有望在竞争激烈的医药界驻守一席之地。
这一结论是孙中山遍历世界，考察研究，阅读世界经济学专著之后，所发之言论，所作之评断。的确，从管仲的经历来看，又不仅有言论，一部皇皇巨著《管子》传后，而且有实际事功，为齐国宰相，让齐国成为当时的强雄之一。更为令人钦佩的是，管仲虽是三千年前的人，但他主张的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为可贵。
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立场和眼光去发掘其他古代思想家，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经济学”谱系。
规则清晰的市场机制和理论
除《管子》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学术中还有许多蕴涵丰富经济思想的典籍，《墨子》就是一部重要的经营学著作。其中的许多经济思想和管理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例如，人们通常认为，科层管理办法是从西方引进的，其实不然，在墨学中就有科层管理的思想，那就是“尚同”。“尚同”要求一要有严密的组织建设，二要有严格的制度建设。
在中国，当信史时代一开始（商朝），已经有比谷子之类的初期货币更为进步的货币贝币存在了。汉武帝时（公元前1 1 8年）铸造的五铢钱，由于其使用上的成功，成为汉代政治兴盛的象征。我国到宋代宋真宗时（公元998年），信用工具已十分发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交子”，“交子”极类似现代信用工具的可转让定期存单或银行本票。宋代还发行了另一种信用工具叫“交引”，相当于汇票。到清代，一个经营印染业的山西平遥商人雷履泰，在嘉庆初年创立了著名的票号而使山西商人支配了全中国的金融事业。主要业务是汇兑。稍后于票号出现在清代的商业信用机构是“钱庄”，就是今天银行的前身。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在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南部的石仓一处山坳中发现了7000余件清代雍正以来的地契文书“石仓契约”，展示出在过去三百年间，这个交通不便的山区乡村维持着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生活，建立石仓特有的金融借贷组织定光会与五谷会。村民们用契约约束、规范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契约精神”。大家所共同遵守的秩序不是过去所理解的“礼法”，而是规则清晰的市场机制。
17～18世纪，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在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世界经济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以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登上了历史舞台。近代经济学说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使社会经济运作最大限度地摆脱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使经济得以按其发展的自身规律运行。其实，在16～17世纪的中国，也已有了此类思想观念的萌芽。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学说，就提倡功利主义，认为商品交易符合人追逐名利利益的本性。他鲜明地反对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经济运作，主张在自由竞争中“各遂千万人之欲”，但其论说由于片面极端而未免失之粗放。王夫之的“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主张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经济思想更具有了近代思想的特征。他的论述，似更为扎实、绵密。
“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
王夫之论及经济运作时极力主张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鲜明地提出了“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命题，并对此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说。他说：“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藉其终不可给，抑必将改图而求所以生，其依恋先畴而不舍;则固无自毙之理矣。上唯无以夺其治生之力，宽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泽之富，有余力以营之，而无不可以养人。”
这是一段深刻论说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运作只能使民众“生计愈蹙”的文字。因此，王夫之坚决反对由政府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来支配人们的经济行为，主张让人们“自谋其生”，自由地发挥其“治生之力”。 把每一个人“自谋其生”的权力还给个人，正是王夫之经济思想的近代诉求。
王夫之还有许多具体的论述。他反复强调，社会经济生活自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应该让这种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作用。
领先百年的市场学说
传统社会经济运作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行政权力来干预市场物价。而王夫之则认为，以行政权力来调节市场物价，只能作为凶荒之年救偏补弊的权宜之计，而不可作为通例。在正常情况下，行政权力干预远不如听任市场之自行调节。他说：“乃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籴，则愈腾其贵;当其贱，不能使贵，上禁之勿贱，而怀金者不售，则愈益其贱;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
他看到了物价之贵贱取决于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互动关系，只有让市场自行调节，方能使物价常趋于平而避免出现贵者愈贵、贱者愈贱的局面。
日本央行正式宣布将通胀目标定为2%，并为此采取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今年1月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出规模达1，168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数额占日本年GDP的2.2%。同时，因为安倍“弱日元”的政策取向，日元兑美元汇率在过去两个月中已贬值超过10%。安倍的经济政策如此激进，于是乎“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一词诞生了，用来形容安倍的搞通胀、搞赤字、搞贬值的核心经济主张。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分析，6月中旬之前“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两个核心要素——宽松与杠杆——的合力似乎还在完美地发挥作用。泡沫年代的典型经济指标——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籍价格出现了上涨。股市也是如此，6个月里上涨了70%。上涨的还有家庭用电的价格。换句话说，资产价格上涨和实体经济通胀似乎都终于站稳了脚跟。
但是，日本央行中有人担心2%的通胀目标实现不了，市场则担心日元贬值的程度可能不足以引发出口的真正复苏，而出口是日本曾经有过的唯一真正增长引擎。如果美元大幅升值，将导致进口成本上升，进而使得通胀率有可能突破2%这一目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利率将会大大升高，凸显出“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矛盾：想要通胀走高和超低利率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
日本共同社评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未能给其政府的经济增长战略——即“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赢得巨大热情，这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下行风险，一些日本分析家讽刺地将其称为“安倍风险”。日本明治安田生命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小玉佑一说：“这一增长战略缺乏具体的步骤。”他说，政府未具体阐述如何实现周五批准的这一战略中确立的数值目标，其中包括在未来三年中，将商业投资总额提高10%，增至约70万亿日元，这是眼下最大的问题。
路透社称，在6月9日的一次采访中，安倍首相暗示，他将在秋季针对资本支出推出“激动人心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将有助于企业增加投资与新招员工，考虑到明年4月日本消费税率将由5%调高至8%，日本的消费型经济若要保持增长，这些将是必需的。日本股市从11月中旬到5月底已经上涨了77%，近期日股遭遇抛售，看起来更像是上升过程中的停顿，而非表明投资者从根本上背弃了安倍经济学。尽管如此，日本消费者要想将增值的财富消费一部分出去，股市不断攀升是至关重要的。家庭若是不能打开钱包准备消费，则安倍经济学政策难免遭遇严峻阻力。
日本《产经新闻》网站报道，6月5日东京股市大幅度回落。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518.89点，收于13014.87点，重挫3.83%，跌至过去两个月以来的低点。安倍晋三的新的经济增长战略没有超出媒体事先已报道的内容，导致市场方面卖盘涌出，而外汇市场上美元对日元汇率的升值又进一步扩大了跌幅。
美联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布规模庞大的日本经济振兴计划的要点，其中包括了旨在使更多妇女进入职场、促进产业创新以及劝说手头囤积了大量现金的大公司进行更多投资的改革。
经济学家说，在不对日本的官僚体制及其农业、工业和劳工政策进行彻底改革的情况下，“安倍经济学”注定只能给经济增长提供短暂的推动，同时还将会加剧日本的公共债务负担。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日本必须进行改革才能摆脱通货紧缩，并使经济增长在未来得到持续——自从20多年前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以来，通货紧缩一直阻碍着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08)05－0077－04
收稿日期：2007－12－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2JAZJD790039）
作者简介：何炼成(1928—)，男，湖南浏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重构了一系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问题的大讨论。我们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结合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在认真学习邓小平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的论述之后，创建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结构和理论分析体系。贯穿其中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分析，本文拟就其基本内容和主要理论观点作一概括分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特”在何处？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人们一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计划化。邓小平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逐步消灭剥削+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条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解放生产力，消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制度和体制上的障碍，进行经济体制以至政治体制的改革。首先是废除农村的制度，实行以农户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制度，从而大大解放了农业上的生产力，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大发展。其次是大力改革工业和服务业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对国有国营的企业体制进行改革；虽然这方面的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但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促进了工业和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并总结出今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途径。
第二，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坚决废除了过去实行的“一大二公三纯四平”的极“左”方针，确立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产品的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型分配制度。这是两个最基本的经济特征。
第三，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我国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体制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否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观点，也否定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专利的传统偏见。因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是对国际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如果诺贝尔基金委员会能抛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偏见，真正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奖原则，理应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将拭目以待。
第四，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国据此实行了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与方针，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生态化结合起来，这对全球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条科学发展的光明大道，它将惠及全球人类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真是功莫大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论
人类社会离不开生产，没有生产，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更谈不上发展。在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农、林、牧、渔等业生产的阶段，到十六、十七世纪以后，逐渐出现了以制造业为特点的工业生产阶段，20世纪以来，服务业又逐渐居于主要地位，人类社会将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社会。但是就我国来说，仍处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因而具有很多特点。
（一）农业生产还比较落后，农业工业化的水平很低，农民的收入较少，社会保障体系很差。
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过去我们虽然口头上这样说，但实践上却经常忘记，近年来粮食带头涨价，又是一次沉痛的教训。过去在化时期，实行“吃饭不要钱”，提出“放开肚皮吃饭”，结果不到一年，便发生了严重的，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当永远铭记。
2.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我们已经喊了近半个世纪了，但至今收效甚微。我国农业生产基本上仍未摆脱主要依靠人力、畜力为主的局面；机械化水平很低，水利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农药、化肥使用不当，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的平衡，使良田盐碱化和荒漠化，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和伤害。
3.农民的收入虽然有较大的提高，但仍然处于低水平的状态，大大低于工业职工、城市居民和其他事企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而且这种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建立的。
4.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农民的生老病死养尚无可靠的保障，这是最大的“民生”问题。
5.关于农地制度及其改革问题。我国现在的农地制度是农业合作化时期确定的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初期，改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农民家庭有经营管理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就是农民家庭对承包土地拥有产权（即占有、使用和支配的权利）。但是近30年来一直存在农地集体所有制不能落实到农村集体单位，而被少数村干部所把持，成为农村干部腐败的根源；同时政府机关以公益事业的名义，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从中取得巨大的收益，农民敢怒而不敢言，这是变相的剥夺农民。为此，我们曾建议改革农地制度，将农地最终所有权收归国有，产权完全交给农户，使他们可以出租、变卖、典当、入股、继承、赠送，国家征用必须取得农民同意，并付给农民合理报酬。
（二）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对人类社会以至地球上整个生物界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必须实行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与方针。
1.对近两个世纪以来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的污染应当有充分的估计，提高地球上全体人类的认识，特别是各国当权者的认识，彻底摆脱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与方式。
2.我国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方针：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方针，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3.为此，就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彻底改革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即“资源——生产——消耗——废弃物排放”的单向流动的线型经济活动的模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化”。
4.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当前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必须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产业，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创新，使我国的工业制造业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二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创新，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节约、环保型的工业化经济体系，建立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为目标的新型工业化体系，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三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创新，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实现；四是把科技的产业化放在新型的工业化和科技发展的突出地位，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新型工业化发展结合起来；五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和促进经济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做到人、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服务业。
1.三次产业的划分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重大意义。根据社会产业发展的历史过程，把人类社会最先出现的农、林、牧、渔等业称为第一次产业，接着把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称为第二次产业，除此以外把其后形成的服务业称为第三次产业。这种划分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共识，但对服务业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尚存在争议，一般认为：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是生产性的，为人们消费服务的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我们一直认为整个第三产业都是生产性的，也是社会价值和财富的创造者，其数量在社会总产值中已占主要地位，这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切不可等闲视之。
2.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总体来说发展严重滞后，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偏小，仅占我国GDP总值的35%左右，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60%），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8%）；二是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很不合理，传统的、为生活服务的商业、餐饮等业的比重过大，而为生产服务的现代服务业比重很小，仅占20%左右；三是在第三产业的各行业中，劳动密集型的服务部门如社会服务部门发展最快，知识密集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化等行业次之，非盈利性的服务部门如机关团体和地质勘探等行业发展最慢（近年来发展较快）；四是在各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发展最快，中部次之，西部最慢，可见这是西部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五是近十年来一些灰色的、黑色的甚至黄色的服务业沉渣泛起，甚至非常猖獗，危害极大，非坚决制止不可。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产业）。一是密切关注国际服务发展的新趋势，加快实现我国服务业的市场化、独立化、专业化，服务手段的信息化、网络化，传输载体宽带化，服务空间的国际化，服务保障的安全化，服务理念的人性化，服务标准的规范化等；二是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特别是信息软件产业，这是实现第三产业现代化的关键，也是实现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情况，也已具备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的条件，希望国家能坚决实行这一方针，以期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此，就必须加大信息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强化信息技术的自主创新；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信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构建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促进信息产业健康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通论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逐步产生了各原始部落之间的交换，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商品经济进入发达的市场经济阶段。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从而商品市场经济将走向消亡，为有计划的产品经济所代替。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特别是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来说，商品市场经济还必须大发展，但是与传统的商品市场经济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我国现阶段的商品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上的，这也就决定了它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2.我国现阶段的商品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基础上的，因此仍然受商品价值规律的制约和决定，仍存在资本市场、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商品市场经济范畴。
3.我国现阶段的商品市场经济，仍然必须遵循商品市场的价值规律，同时也必须加强国家对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进行宏观调控，即要把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
4.我国现阶段的商品市场经济，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大力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商品市场，特别是文化市场，逐步整顿和规范灰色市场，坚决取缔市场、市场和易市场等。
5.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商品市场经济状况，当前应当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股票市场，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劳动力市场，坚决整顿房地产市场，制止人民必需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
6.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互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此就必须搞好国际金融和贸易工作。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论
分配问题一直以来就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它不仅涉及生产力方面，如效率问题，更要体现出一定的生产关系，处理好公正公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分配制度凸显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但在理论上和实践操作上如何贯彻，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1.必须从理论上解决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理论依据，以及如何量化问题。有人是用“共创论”和“共分论”来解释的，即劳动、资本、土地等共同创造了价值，因而决定了必须共同分配剩余价值，显然这是完全错误的。有人认为这是由不同的“产权”所决定的，但又说明不了各自分配的数量问题。因此，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
2.正确认识和处理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没有错误，只不过在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而已。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特别要注意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3.改革现行的工资薪酬制度，在产业工人中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八级工资制”，对国家公务人员与国有事企业单位的人员，按地区、单位、职务不同实行合理的等级工资制度，对国有垄断行业和企业的管理人员也应与全国公务人员实行同样的薪酬制度，坚决改变国有垄断企业现行的超高报酬和期权制度。
4.建立覆盖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第三次分配制度。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论(免费)
消费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生产当然也不例外。特别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还不是很发达，物质产品还不是很丰富，人们的消费水平还不是很高，人民的食、衣、住、行、用、学、医等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应当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
1.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当前应当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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