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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楼梦；品读；作者；初衷
《红楼梦》的开头借“曹雪芹的自云”，说出一番写《红楼梦》的动机，与女子有关。他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衩哉？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因此要把自己半生潦倒“编述一集，以告天下；我之罪固所不免，然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编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提出要为“我半世亲闻亲见的这几个女子”“闺阁昭传”。为闺阁作传，即为女儿作传，亦即为年轻的、充实的、纯洁的女性作传，表现这一类女性的美的生命和生命的美，以及这种美的被毁灭，。由此，曹雪芹为女儿家立传的初衷也就可见一斑了。
一、生命的美和美的生命
我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几篇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中的女性，大多以反角或配角登场，即使不是反角或配角，也多以不十分光彩的形象出现。《红楼梦》的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毅然冲破这一牢笼，拨云见日，还真理于人间。他笔下的云集于大观圆中的女性，大多是一群聪明而富有才智、多情而个性鲜明，洁净无华、敢爱敢恨、清新可人的美丽形象！
她们才智超群、引领潮流。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曾扼杀了多少女儿的才情，束缚了多少女儿的思想，葬送了多少女儿的青春。曹雪芹不仅慧眼识珠，而且思想解放。他用形象化的创作为女儿们喊冤叫屈鸣不平，真可谓一声霹雳破长空，他，是实实在在的思想解放的先驱！
读《红楼梦》，走进大观圆，你会立即融入到才智超群、率先觉悟的新女性之中，感知她们的觉醒，领悟她们的卓越。大观圆中的女性，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各有其功。吟诗作赋是她们的普遍本领。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林黛玉、史湘云，她们借景抒怀，行云流水，内容深刻，情真意浓，她们的诗句曾打动了多少善男信女的心，催下了多少痴情女儿的泪。还有薛宝钗，诗风和缓，张弛有度，即便是打油诗，也极为上乘，“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算得上是“食螃蟹的绝唱”。贾惜春，尽管吟诗作赋不及钗、黛，但却独有专攻，其绘画技艺出类拔萃。她可将大观圆的楼阁建筑，花木人事形象地浓缩于画中。
说她们有“超群意识”，也可从多方面得到验证。李贽、王熙凤能力不凡，当家理财，交际应酬，样样精通；宝钗、探春若小年纪，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在贾府园林的管理中成功地实施了具有竞争意义的“承包制”。她们所具有的超群意识和引领潮流的表演，令人叹服！
她们冰清玉洁、果敢坚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范畴内的最高标准。生活在大观圆中的女儿们，尽管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境况不一，地位有别，但结局却趋于一致，正所谓“树倒猢狲散”、“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当中，最令作者关注，也是最令读者震憾的是那些不惜用生命维护自己声誉、捍卫自己尊严的伟大女性和他们可歌可泣的义举。
世上诸人，谁不爱惜生命？谁不珍视青春？但在人格受到侮辱、清白遭到玷污时，正是大观圆中身份最为低下的丫头、婢女们，毅然奋起抗争，在强大的黑暗势力的摧残面前，最终不得不用自己仅有的青春和生命做最后的一搏。金钏儿本是王夫人屋内的丫环，事端原是宝玉惹气，凭空生事，该打该罚，板子理应打在宝玉身上，但王夫人却歪理正说，一口咬定“好端端的爷们都是你们给挑唆坏了，因此定要把金钏儿开除出贾府，打发出门。在哭天不应、喊地不灵的情形下，满腹委屈的金钏儿抱恨投井，她用清凉的井水彻底洗刷净王夫人强加给自己的诬陷罪名。
晴雯是受贾母指派来侍奉宝玉的丫环，只因人长得标致，又不会奉迎，结果遭人嫉妒、受人陷害。王夫人硬说她装扮得“象病西施”，故作“轻狂样”给人看，并不顾晴雯重病卧床，无情地把她撵出宅门。雪上加霜，蒙羞受辱的她不久即含冤辞世。可怜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天生丽质傲骨，难全一世清白。
风流标致的尤三姐，虽地位低下，但却不甘心像她大姐二姐一样随波逐流，懦弱可欺。能够比较清醒地从女儿家的长远计议，理智地将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了当时居无定所、浪迹江湖的柳湘莲。哪料柳公子在与宝玉、贾莲闲聊后心生猜疑，固执地认为尤三姐身居染缸，不可能洁身自好，因此他草率地撕毁婚约，索回定礼，断然退婚。遭遇误解，面对突变，尤三姐有理无处伸，有怨无处述。无助的她依然宝剑出鞘，引颈自刎于柳公子面前。一切来得是那么突然，又那样地惨烈。刚烈的尤三姐用生命宣告，便是那“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狮子”之外，真正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这一个。
晴雯相貌美丽，心地纯洁，聪明伶俐，双手又巧。虽是奴婢，但从不自轻自贱地去巴结谁。她性格刚烈，有话就说。当王善宝家的随着凤姐来到怡红院搜检她时，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打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上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掉出来”，当场给来者一个大难堪。
袭人的性格与晴雯相反，她“温柔和顺、似桂如兰”。在错综复杂的贾府，她同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搞得很好，是丫环中的佼佼者。
史湘云健美开朗，活泼调皮，作起诗来才思敏捷，说起话来不假思索。她可以大口吃肉，放肆饮酒，以至于“一把青丝拖于枕畔”，在青石板上、芍药花丛中上演了一幕“香梦沉酣”。
黛玉孤标傲世，痴情执着；凤姐粉面含春，笑里藏威；宝钗稳中和平，随分守时，探春冷硬敏锐，洞察时事；鸳鸯人格高贵，不幕虚荣；香菱温柔安静，“呆”气可人；晴雯心灵手巧，任情使性；湘云天真烂漫，娇憨旷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赋予《红楼梦》主人公身边的女性如此的纯情和天真，显然是寄寓着自己的深情。有着为女儿家立传的初衷。曹雪芹生于荣华，中经巨变，历尽沧桑。如同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一样，在他的笔下，大观圆之中以及之外的青年女性都是如此清新可人，可生活在腐朽不堪的封建贵族大家庭和封建社会里，她们无一逃脱了人生的厄运。然而，她们的遭际越是令人同情，她们的形象就越是光彩夺目，后世留芳。
二、悲惋美的被毁灭
作者在《红楼梦》中除赞美了众多女性的生命的美和美的生命，还写出这些年轻生命的美的被毁灭―――即青春和命运的悲剧：探春、惜春两姐妹的青春和命运悲剧，晴雯的青春和命运悲剧，鸳鸯的青春和命运悲剧，金钏的命运悲剧……她们悲剧的造因，或者是因为她们生于末世，或者是因为她们与世不和，或者仅仅是因为她们年轻貌美。她们的悲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生命的失落和被摧残。在这类悲剧中，王熙凤和探春的悲剧比较接近。虽然王熙凤劣迹多端，但她和探春都属于大观园内有才干的“女强人”。凤姐的协理宁国府和探春的理家充分显示了她俩的这种管理才能。但是正如她俩的判词所说，“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由于她俩“生于末世”，因而最终落了个“哭向金陵事更哀”和“千里东风一梦遥”的可悲结局。更令人悲叹的是，即便是严格按封建礼教塑造，受到那个社会上上下下称誉的人物，又何尝逃脱得了悲剧的命运。作为贾府最高地位象征的元春的悲剧，就包含了揭露和控诉封建君主专制的强烈的政治意义。宝钗那样“品格端庄”、“容貌丰美”的标准的封建社会淑女，结果也成了封建婚姻的殉葬品。薛宝钗这一形象的更大意义还在于：《红楼梦》又从另一角度批判了封建制度，它深刻指出，那是一个毁灭一切的社会，即使是它的忠诚奉献者也难逃脱悲剧的命运。作者通过她们的被毁灭，看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残酷现实，看到当时的社会理想对人的荼毒；看到当时的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残害，更看到当时的社会是怎样不仅毁灭了它的叛逆者，同时也毁灭了它的顺从者，从而使人们从深层认识到那个社会吃人的本质，以及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历史必然趋势。
走进《红楼梦》，读者能够得到更深刻的领悟、更广泛的体验。比如进一府（贾府）而见四族（贾、王、史、薛），居金陵而晓天下等等。这当中，作者为女儿家立言的初衷也就真正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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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楼梦；近十年；研究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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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起，红学界开始提出了《红楼梦》的“主线”，或称作“中心线索”的问题。1980年前后，围绕《红楼梦》主线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从那时到最近，不断有人对这一问题发表有卓见的文章。据笔者所见，迄今为止有关《红楼梦》主线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单线”、(二)“双线”、(三)“三线”。现分述如下。
一
“单线”。此种意见又可梳理为六种观点:
一、“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说”。此说提出最早。下举三家·①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新建设》1955年4月号)中说:“《红楼梦》是以贾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恋爱故事作为贯串全书的中心线索。”②舒芜同志在《“谁解其中味”—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中认为:“无论如何，宝、黛、钗之间的故事，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或者说，是贯串和联络千头万绪的一条主线，这是不可否认的。”③邓遂夫在《＜红楼梦＞主线管窥》(《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1辑)中指出:“这部作品的主线，正确表达，应该是宝黛钗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作品中‘描写主人公具体活动的具有连续性的、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事件’，也不仅仅是宝玉、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还应包括与此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宝玉、宝钗之间的婚姻悲剧，实际上是相互交错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更具典型意义的中心事件—宝黛钗三人的命运悲剧。”除以上三家外，诸如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组写的《＜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3期)等文章也都持此观点。
二、“宝黛爱情悲剧说”。持此观点的文章最多。下举5家:①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面的中心故事，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②李春祥在《＜红楼梦＞的主线与主题》(《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中说:“从以上概括的情节线索中无可辩驳地说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决不是《红楼梦》的附属部分，而是贯穿全书的情节主线或中心情节。”③黄立新的文章题目就叫作《宝黛爱情故事应是＜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在该文中，他首先阐明什么是“主线”，及“主线”应具备的条件，然后指出，《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作为主线，是‘确切’的，符合实际情况的。”④何永康在《纲绳擎起，美目盼兮—＜红楼梦＞艺术结构小议》(《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线索，……成功地负起了全书矛盾主线的使命。”⑤韩进廉在《衔山抱水建来精—＜红楼梦＞艺术结构试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0辑，1983年8月)中指出:“综合起来看，全书的结构主线应该是宝黛爱情悲剧。”除以上5家外，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郭预衡《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北京师大学报》1963年第3期);张信生《＜红楼梦＞——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面镜子》(吉林师大《读书与批判》1973年第1期);辽宁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进修班的文章《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地主阶级垂死的诊断书》(《辽宁大学学报》1973年第3期);冯宇《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兼论＜红楼梦＞的主线》(《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胡念贻《谈＜红缕梦＞的艺术结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张文潜、颜纯钧《试论＜红楼梦>的爱情主线》(《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邢治平《浅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郭英德《佳作结构类夭成—＜红楼梦＞网状艺术构思的特征》(《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辑)等。
三、“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说”。下举4家为例。①刘世德、邓绍基在《＜红楼梦>的主题》(《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中说:“曹雪芹在《红楼梦》全书内用荣国府、宁国府由盛而衰这样一根基本线索把许多大大小小的情节贯串起来。”②程鹏在《人物千姿百态，意境气象万千—漫谈曹雪芹刻画贾府人物的艺术特色》(《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中说:“《红楼梦》全书的主线，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由鼎盛走向崩溃的衰亡史。”③孙逊在《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谈＜红楼梦＞的主题与主线》（《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1980年11月)中说:“我们看《红楼梦》的精心艺木构思，可以看到它在结构上的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即以贾府荣枯盛衰作为统括全书的一个总的脉络。”“贯串小说全部情节和人物的，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这条主线。”④曾扬华在《＜红楼梦>艺术结构试探》(《红楼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提出:“从《红楼梦》全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足以担当得这付担子，成为全书主线的，就只有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因为只有这个过程才能容纳得了书中已写的一切人物和事件。”除以上4家外，持“衰亡史说”的文章还有:石一歌《＜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略谈＜红楼梦>的主题》(《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4期);王一纲《从第四回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3辑);张春树《＜红楼梦＞结构简论》(《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王西彦《大波与潜流—关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的笔记》(《我读红楼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等。
四、“贾宝玉叛逆道路说”。①张锦池力主此说。他在《试论＜红楼梦＞的主线》(《哈尔滨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中说:“围绕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的叛逆与反叛逆的斗争，构成了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他又在《也谈＜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中说:“一部《红楼梦》是以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以贾宝玉和贾政等人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叛逆和反叛逆为主线，以四大家族衰败为结局，全面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张锦池先生还在《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红楼梦>主线与明清小说传奇结构形态》(《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1辑)中说:"《红楼梦》本名《石头记》。正像‘桃花扇’是《桃花扇》不容置疑的主线一样，《石头记》不容置疑的主线当是‘通灵玉’……《红楼梦》以‘通灵玉’为主线，实际上也就是以贾宝玉为主线。”②马国权先生也是力主“叛逆道路说”的。他在《灰蛇伏线，终有迹象可寻—从四次大的矛盾冲突看＜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沈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说:“笔者认为。反映在宝玉和贾政之间的叛逆与卫道的斗争是小说的情节主线。”③鲁云涛在《也论＜红楼梦>的主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中说:“《红楼梦》的主线，与其说是宝、黛、钗的爱情纠葛，毋宁说是宝玉的成长和生活道路。后者同《红楼梦》里的各种生活、事件、人物的联系更直接更密切，这条线索才是真正贯彻了作品的整个始终。”④余致君在《＜红楼梦>结构论》(《红楼》1990年第3期)中指出:《红楼梦》“是‘石头’的自传。顽石投胎为贾宝玉，因此，本书就是贾宝玉的传记。贾宝玉的成长与成熟就是本书的主线。”除以上4家外，主此说的还有王景霓等3人合写的《试谈＜红楼梦>的主线》(见《延边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韩黎范的《略论＜红楼梦＞艺术结构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等文章。
五、“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说”。①洪广思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0月版)中说:“作者选择贾、史、王、薛这样的四大家族，以它们的盛衰为主线展示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是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的。”该文还批评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的观点。②柏青《封建家族的兴衰—谈＜红楼梦＞的主线》(《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也指出:“宝黛的叛逆悲剧(包括爱情悲剧)，在全书中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但是，宝黛的叛逆，并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它只是从一个方面来呈示四大家族的兴衰。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
六、“爱情关系的复合情节体是主线说”。主此说的姜耕玉先生在《草蛇灰线，空谷传声—＜红楼梦＞情节的艺术特色兼论情节主题》(《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3辑)中说，“贾宝玉与金陵十二钗的关系，特别是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关系的复合情节体，应该是《红楼梦》‘拽之通体俱动’的‘主体线索’。”
二
双线。此又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红楼梦》的主线是两条，它们之间是并列或交叉关系，没有主从关系。二是认为《红楼梦》有两条线索，但它们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主一副或一明一暗。
一、认为两条主线是并列或交叉关系者又有4种不同意见。
1、“宝黛爱情和贾府衰败两条主线说”。下举3家:①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0页)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是在现实生活中成长和发展的，其性格也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全书也明显地贯穿着两条线索:宝、黛的恋爱和贾府的盛衰。前者是日趋更高更美，后者日趋崩渍瓦解。”②刘建军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悲剧结构》(《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中说:“宝黛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的日趋衰败，是长篇小说《红楼梦》的两条主要情节线索。”③郝炘在《＜石头记＞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从《石头记》的情节安排看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贾府由荣变枯，由盛到衰的发展;一条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这两条线索原是并行不悖，互为因果的。”
2、“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和家族衰亡两条主线说”。下举4家:①蒋和森在《＜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成就》(《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中说:“《红楼梦》在艺术上是采取的多线条结构。它以贾宝玉作为全书的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悲剧作为贯穿全书的情节故事。但是，整个小说并不是仅仅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还描写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其中又集中描写荣国府。不妨说，这也是贯串全书的一条线索。”②王启忠在《试论＜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辑)中说:“《红楼梦》中的家庭衰亡和爱情与婚姻悲剧两大主线便是全书的中心事件。”③刘生良在《简论＜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笔者认为《红楼梦》是两条主线。两条主线是:一，贾府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二，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④李兴汉在《＜红楼梦＞结构线索新探》(《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中说:“笔者同意《红楼梦》有两条线索的基本观点”，“我认为两条线索，一条应是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两个悲剧，一条应是贾府没落衰败的过程。”“它们各有自己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只有交叉关系，没有从属关系。”除以上4家，同意此说的主要文章还有蓉生的《试论＜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3辑)等。
3、“顽石下凡历世和神瑛、绛珠及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两条线索说”。徐子余先生在《＜红楼梦＞主题论议》(《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辑)中说:“在《红楼梦》中有顽石下凡历世和神瑛、绛珠及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两条线索。”“再就这两条线索的关系来说，石兄下凡经历的‘离合悲欢’，一方面是他的俗身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离合悲欢’，另一方面是与作‘陪’的女冤家的俗身的离合悲欢。所以，在《红梦楼》的结构上，宝黛爱情故事与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的故事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4、“贾宝玉人物情节线与王熙凤人物情节线说”。主此说的杜景华先生在《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文史哲》1982年第1期)中说:“《红楼梦》不再属于说话的艺术，它是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以宝、黛、钗爱情与婚姻悲剧及王熙凤理家的悲剧这两个主干线索、牵动着作者描绘的广阔的生活面，平行地向前发展着。”杜先生在《论＜红楼梦＞的结构线》（《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中，对他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一部长篇小说有两条平行的结构主线，不仅有前例，而且也得到了论家的认可，”“贾宝玉人物情节线与王熙凤人物情节线二者为小说结构主线，其它为暗线或支线，至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故事，……如果我们不将它与贾宝玉情节线归在一起，它只能被认为是主统之外的一条支线。”
二、认为两条线索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主一副或一明一暗者有6种意见。
1、“宝黛爱情悲剧是主线，家族衰败过程是副线说”。主此说者主要有3家:①冷宴明在《略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青海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说:“与所反映的广阔的生活面相适应，《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展开，采取了多线推进的方法。贯穿全书的线索有两条:一条是宝黛的爱情悲剧，这是一条主线;另一条是贾府衰败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件，这是一条副线。”②薛瑞生在《佳作结构类天成—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中说:“《红楼梦》是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以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府的盛衰为副线的。以这两条线索为经纬，形成了许多网眼，然后盘根错节，在极其广阔的生活场景上，勾画出了封建社会鲜明的艺术图画。”③赵秉文在《简论＜红楼梦＞前五回的整体作用—兼评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辑)中说:“《红楼梦》的中心故事和结构主线到底是什么，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一是宝黛爱情中心说，二是四大家族兴亡说。而笔者倾向于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宝玉的爱情为结构主线，以贾府的兴亡为副线。”
2、“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主线，贾府衰亡过程是副线说”。张松泉在《＜红楼梦>与长篇小说美学问题》(《北方论丛》1980年第6期)中说;“《红楼梦》以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关系的矛盾纠葛为主线，在艺术表现上处理为‘明线’，以贾府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为副线，在艺术表现上处理为‘暗线’，全书以明暗交织，主副交叉的推进方式，构成贯穿全书、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显示出《红楼梦》悲剧结构的多样统一的特征。”
3、“王熙凤理家过程为主线，宝、黛爱情为副线说”。何宁先生在《论＜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我认为以王熙凤为主人公，通过王熙凤在管理荣国府过程中和赵姨娘、邢夫人、贾琏三组矛盾，使王熙凤由威重令行到心劳日拙到积劳以死，从而表现了这个家族的衰败，这才是《红楼梦》的主线。”“至于宝、黛爱情这根线，那是一根副线。”
4、“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主线，其他少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副线说”。翁柏年在《论＜红楼梦＞的爱情主题及其情节结构》(《社会科学》(兰州)1984年第3期)中说:“一、《红楼梦》的主人公就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二、《红楼梦》围绕这三个人物的爱情婚姻悲剧，具有一条脉络清晰，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这就是全书中唯一的主线。……五、大观园中其他少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为了供托主线，加强主题的政治意义而谈的。如称之为‘副线’，亦无不可。”
5、“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的悲剧故事为主线，贾府的衰亡为副线说”。白盾在《“诗”与“史”的交融—论〈红楼梦〉的艺术构思与创作目的》(《红楼梦新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月版)中说:“所以，《红楼梦》的构思也就显出了这样一个迹象:即是他将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的悲剧故事置于最中心的地位，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处理:将最主要的篇幅献给了这些‘原应叹息’(元、应、探、惜的谐音)和真应怜(甄英莲谐音)的不幸的女儿们。与此同时，他将贾府的树倒猴散，一败涂地的故事，则作为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们的悲剧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次要的地位，当作情节发展的副线处理。”
6“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明线，暗线可能是宝玉的人生道路说”。刘敬圻在《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中说：“这部大书也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主线。明线，无疑是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暗线却不一定只是归纺为贾府的衰亡历史。”“就一般而论，在这一大作品中，男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和个人命问题，往往构成那条潜在的、深层次的、与作品主题有着更密切关系的暗线，《红楼梦》似乎也正是这样。”
三
“三线”。即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线索是三条。此观点主要有3家各不相同的意见。
一、“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众多女儿们的命运和贾宝玉的叛逆性格的发展”三条线。丁淦在《＜红楼梦＞的三线结构和三重旨意》(《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辑)中说:“《红楼梦》全书的人物、事件、情节、命意如此纷繁复杂而又条理井然，方寸不乱，原因在于它们很明显地由三条大线索成麻花形交织串连组成。一即:以封建皇朝衰败为表，封建家族衰败为里，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为标志的发展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金陵十二钗为主体，众多女儿们的命运为背景的发展线索;和贾玉玉的‘补天—济人’为核心的叛逆性格或叛逆事业的发展线索，将全书诸多头绪编串成一个宏伟的整体。”“这三条线索紧紧绾联、相互交叉、此起彼落、时明时暗，因此孰为明线，孰为暗线，很难一概而论。”
二、“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女儿的悲剧和贾府败亡悲剧”三条情节线。白盾在《＜红楼梦＞的审美序列与主题的界定》(《济宁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中说:“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女儿的悲剧与贾府败亡悲剧的三重题材所构成的三条情节线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形成的网状结构显示了全方位、多功能、多层次的综合审美效应。”
关键词: 2005年 红学研究 研究综述
2005年是红学研究极为热闹的一年,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却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但更多的是一些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的奇谈怪论;在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缺乏创新;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一、文献研究
1.索隐派
索隐派研究是本年度的红学热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心武的“秦学”研究。
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2005年4月份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的“草根红学”――“秦学”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本年度的社会上的红学热揭开了序幕。此后,刘心武出版《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三部著作。其主要观点有:①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②贾元春揭发了家族藏匿秦可卿,并类似《长生殿》的情节,在逼宫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以牺牲她来换取暂时的休战,贾元春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很可能被别人用绸巾、玉帛绞死;③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二人是夫妻关系。
针对刘心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以主流红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观点的批判,指出刘心武的研究是对周汝昌的研究的发挥,认为刘心武在小说中寻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反对将学术研究戏说化、娱乐化。《艺术评论》第10期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撰文,对刘氏的“红学”和“秦学”进行驳斥。如《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贾舒颖)、《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陈晓红)、《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刘晓真)、《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吴祚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对刘心武的探佚研究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娱乐氛围下的红学论争――刘心武现象之文化探析》(李虹)、《面对“秦学”,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吴祚来)、《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赵建忠)、《与刘心武争鸣的态度、原则和意义》(郑铁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刊登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胡晴),文中三位红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刘心武“秦学”进行了严厉批评。
另有一些学者肯定刘心武的“秦学”研究,认为刘心武找到了研究《红楼梦》的突破口,或是维护其研究的话语权。如《红学研究:究竟谁在误导公众》(陈林,《江淮时报》11月9日第10版)、《红学及“×学家”的终结》(朱大可,《中国新闻周刊》11月28日)。
2.考证派
(1)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著作的研究。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2005年发表于网络,2006年出版)及《“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就〈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回应读者驳难》(《中华读书报》,2005年04月20日)中提出:“现存百二回本《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为曹雪芹之父曹\”,并就自己论文源起、“清白动机”、论证及写作思路、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交待。陈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周思源出面反驳,陈林随后推出答驳难书,这次论争被全文收录于第17期《新华文摘》。
(2)版本研究。本年度在《红楼梦》版本的细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世德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第6期),通过对戬本的研究,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程高二人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王薇的《〈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仔细考证,得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的结论。胡文彬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研究,从中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而这部抄本不同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3)脂评和评点研究。吴晓龙《“狱神庙”脂评新探》(《红楼梦学刊》第4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证,认为:脂评中提到的狱神庙建筑在监狱之内,狱神为囚犯、狱卒和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胡晴《〈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一》及《之二》《之三》(分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第2、3、5期)对《红楼梦》评点中有关人物塑造问题的论述进行考察与梳理,呈现出《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基本面貌。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红楼梦学刊》第2期)则对《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进行了考察。
二、文本研究
1.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
对文本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一种越来越细化和精化的倾向;二是缺乏新意,多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甚至重复前人观点。
人物研究方面:对次要人物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热点。如《〈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人物读解》(宋子俊,《红楼梦学刊》第1期)、《论〈红楼梦〉中的乳母形象――兼谈古代小说中乳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4期)等。
思想内涵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众多“名家”解读《红楼梦》的书籍,但在内容上大多是对其以往论述的重复,很少有新颖的观点出现(有人统计,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一书收文75则,最少有64则见于作者先前著作)。
在《红楼梦》对传统诗词曲的吸收与借鉴的研究,艺术性研究,以及鉴赏性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前人研究的承袭,基本没有出现可喜的成果。
2.运用西方新理论的研究。
运用西方理论到红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年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涉及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较研究,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杨茜,《红楼梦学刊》第1期);美学研究,如《论〈红楼梦〉的后现代美学价值》(周芷汀,《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等。其他还有运用心理学、叙事学、性别学、文化学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研究还是琐碎的、零散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体系。
3.对红学史的研究
部分学者开始了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总结与思考,这是本年度一个突出的现象。
(1)对研究成果的总结。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细述了红学自诞生以来至2003年的研究历程,并对红学研究的不少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思考。《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第6期)从索隐派发展历史入手,以小说的文学功能随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之不同为基线,对索隐派作了整理性的述评。其他重要文章有:《王国维〈红楼梦〉研究的评价与反思综述》(高淮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大观园研究综述》(王慧,《红楼梦学刊》第2期)、《25年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述》(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1期)、《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孙玉明,《红楼梦学刊》第1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一系列的红学综述性文章:《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崔莹,第6期)、《贾政、王夫人研究综述》(霍彤彤,第4期)、《〈红楼梦〉诗词研究综述》(李萍,第4期)、《〈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胥惠民,第4期)、《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徐军华,第3期)、《20世纪袭人研究综述》(赵静娴,第3期)、《〈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第3期)。
(2)对红学研究的反观和思考。由“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的论争引起的这一层面的文章最多,百家争鸣,切入角度繁多,给红学研究展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天地。(前文中对于“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论争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述。)《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孙伟科,《红楼梦学刊》第3期)认为:考证(特殊方法)和文学批评(一般方法)的关系需要辨析,但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性;“二书合成论”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结构精严的小说,犯了将小说当作是科学考证对象的错误。《是“繁荣”,还是“泛滥”?――近两年“红学”论著出版一瞥》(任勇胜,《中国图书评论》第12期)从出版学的角度,对近期的红学研究热和红学书籍出版热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出版“盛宴”只是“炒冷饭”,红学书籍出版热的根源在于当代媒体形态的巨变使图书逐渐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版者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的合理结构和秩序。其他主要文章有:《论红学中的“假问题”与“真问题”》(詹丹,《艺术理论研究》第5期)、《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陈维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传统语言观角度审视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融通的学术倡议》(薛海燕,《红楼梦学刊》第5期)、《红学:从盐古温到鲁迅》(钟扬,《红楼梦学刊》第4期)、《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白盾,《红楼梦学刊》第4期)、《从新、旧红学的论争看红学突破问题――五四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之一》(苏芸,《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杜敏,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4.《红楼梦》的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张爱玲与《红楼梦》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了她对《红楼梦》本身的见解和研究上，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红楼梦》的影响也是无所不在的。《红楼梦》是以女性世界为核心的文学创作。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创造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
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她自称其小说得益于《红楼梦》的为最多，《红楼梦》成就了张爱玲，而张爱玲回报《红楼梦》的，则是她的“红楼梦魔”。“千古之绝唱，旷世之才女”，才女绝唱十余年间完成《红楼梦》的考据与研究，这段书中的话这足以看出她与《红楼梦》之间的不解之缘。从儿时便接触红楼梦的张爱玲，十四五岁便开笔创写了《摩登红楼梦》。对于这本书的评价多少学者各持己见，暂且不谈，但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子便有了自己对于《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巨著的独到见解，如今想来己经很是诧异了。更何况她自己曾说过，十二三岁时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以下，只觉得“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对于《红楼梦》有着如此敏感的触角的人，除了张爱玲我实在想不到第二个了。而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了她对《红楼梦》本身的见解和研究上，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红楼梦》的的影响也是无所不在的。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最吸引我的应属她笔下的小说，所以我今天想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思想角度浅谈一下《红楼梦》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1创作核心
《红楼梦》是以女性世界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而女性世界同样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核心。《红楼梦》中的女子形象数不胜数，从位高权重的贾母到身份卑微的丫鬓婆子，还有多如牛毛的太太小姐们。她们的形象各异，优劣不同，但正是这样不同的形象性格造就了一部引人人胜、美不胜收，让人目不暇接的鸿篇巨著。而对于这些女子细致人微的形象描写，让她们的性格特点与故事的情节紧密联系，使故事的 发展 环环相扣，这也正是整个小说的成功之处。与曹雪芹相比，张爱玲本身身为女性，她对女性世界了解的更是相当透彻的。她用细腻的文笔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她披露了女性世界的黑暗面，如写心理畸形的七巧、小寒，丧失人格的梁太太、流苏，无奈的红玫瑰、白玫瑰、碧落等等。这些女性形象的创造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的。张爱玲既写出了这些女子的喜慎哀怨，又深人的写出了女子们的内心活动以及她们的思考过程。从对女子形象的把握上来讲，张爱玲受到了《红楼梦》影响的同时也丝毫不逊色于《红楼梦》。她对于女性形象的内心把握甚至要比曹雪芹更胜一筹。可谓出之于蓝而青于蓝。
2创作重心
无论是曹雪芹也好还是张爱玲也好，他们的思想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他们的创作重心都是重在情感的表达。曹雪芹的《红楼梦》，在阅读时能让人随之而喜随之而悲，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他注重了在故事情节中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情感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了男女之间的感情上。小说中感情的表达我觉得正是曹雪芹本人情感的一种寄托。而正是因为这些投入的情感在小说中真实的呈现，使得小说有了深切的感染力。而张爱玲的创作重心同样是情。我想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情的表达一方面来源于她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以及她的家庭背景等原因，这使得她需要在小说中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另一方面，这样的女子从小便阅读《红楼梦》而曹雪芹在小说中对于情感的流露与表达对于张爱玲小说的创作同样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是不可忽视的。
3创作风格
曹雪芹的《红楼梦》无疑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过于大胆的，不被当时的 政治 社会所接受，被列为禁书。但也正是因为他这样大胆的创作，使得《红楼梦》取得了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成功。而对于张爱玲的创作风格曾见过这样的评价“强烈的残酷”和“无奈的苍凉”。乍一看，似乎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没有什么联系。但细想起来，这样大胆的创作又与当时的《红楼梦》有着殊途同归之感。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清晰的看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并用自己犀利的文笔毫不留情的将其揭露出来。对于这样的创作在当时我想也应该说是十分大胆的，她把她对社会的认识都倾注在其笔下。张爱玲在1943年和次年的创作一下子风靡了上海文坛，之后又悄悄的隐匿，好象是熄灭了一般，可她带来的文学上特殊的风格却至今不衰。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说《红楼梦》成就了张爱玲的原因。
4创作视角
关键词：王国维；美学；哲学；艺术；欲望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产生于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初以《石头记》八十回的手稿本传抄的《红楼梦》，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至今仍旧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从乾隆五十六年的木活字排印本到嘉庆年间的评点本，《红楼梦》的流传从来没有偃旗息鼓过。不仅有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作序中所言的：“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为证，更有次年程伟元、高鹗作《红楼梦》引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生动地反映了《红楼梦》抄本流传的情况。
一、动荡年代中的独树一帜
自乾隆五十六年以后，《红楼梦》刻本开始广泛流传。乾嘉年间，它不但为赋予“小说中无上上品”的桂冠，还得到了“真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的盛誉。对《红楼梦》之喜爱者，轻则“爱玩鼓掌”，“读而艳之”，重则“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
即使清代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对《红楼梦》的严加禁毁，也未曾浇灭民间大众对这本所谓“”的喜爱。清代毛庆臻云：“莫若聚此，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咸丰、同治年间，政府明令收毁的116种书目中，《红楼梦》名列前茅，在同治七年江苏《抚丁日昌》所列的190种禁书中，《红楼梦》与《西厢记》《水浒传》《牡丹亭》等名列其中。1868年《江苏省例》规定：“巡抚部院丁札开：淫词小说，向干例禁……进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u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计开应禁书目：……《红楼梦》……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通饬。”然而在这样多遭禁毁的情况下，民间却仍旧流传这“开口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社会民谣。咸丰十年，李慈铭在日记中记《红楼梦》道：“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余年，风流不绝，群履少年，以不知道此者为不韵。”正是这样一部永垂不朽的著作，吸引了庞大的研究者蜂拥而至，在对红学的研究中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让后人对这部奇书的探索有了愈发宽广的视野和路径。清代乾隆以来到“五四”运动以前这100多年的《红楼梦》研究被成为旧红学，其中代表性的有评点派与索隐派。起源于明代中叶的小说评点以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毛宗岗批《三国演义》、张竹批《西游记》等为滥觞。以至于后来逐渐演化成了固定模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问答、图说、论赞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
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萌，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找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鲁迅先生认为“旧红学”的评点派只不过是继承金圣叹的笔法来解释《红楼梦》。
从道光年间到光绪末年活跃在评点派中的三家分别为：“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人”姚燮，统称评点派红学。基于他们主要把《红楼梦》贴上“情书”、“经书”的标签，所以往往是沉溺于文本中就事论事，却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为旧红学中主要流派的索隐派提供了温床，透过字面意思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索隐派认为作者真正所指是作品故事人物背后隐藏着的真实事件。他们对《红楼梦》人物的研究，则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探寻书中人物时间与历史真实人物时间的“关合”之处。
王国维作为旧红学家中一位既不属于评点派，也不能划归为索隐派的重要人物，堪称20世纪的一位奇人。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少以文名。在1903年，差不多就是章太炎在监狱里读佛经的时候，王国维正在通州师范学校的某盏灯下读叔本华。也许就是这样的一次机缘巧合，在叔本华理论思想的浇灌下，不久之后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红楼梦评论》。刘再复先生曾经在《红楼梦悟》中说道：“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的阅读与探讨，有三种形态：一是《红楼梦》论；二是《红楼梦》辨；三是《红楼梦》悟。严格地说，直到王国维才有第一种形态，才称得上论。《红楼梦评论》有观点，有逻辑，有分析，有论证，一出手就如空谷足音，自创一格。可惜百年来‘论’虽日益丰富，但受政治意识形态侵染太甚，影响了收获。”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给予《红楼梦评论》一些“第一个将西方美学引进中国”，“第一个用西方美学方法研究古典名著”，“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上之价值作了系统的探讨和评价”这样的称号。我们不能不承认，《红楼梦评论》在具体的《红楼梦》研究上取得了较之先前旧红学派的明显学术成就。而其更大的价值在于，王国维借助文章，说了些他想说的话。在《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中先确立了哲学与美学的双重理论基础，然后在第二章进而配合前面的理论来说明《红楼梦》一书的哲理精神之所在，再以第三章、第四章对此书美学与伦理学之价值，分别予以理论上的评价。因此，一本《红楼梦评论》，我们读的是王国维当时的思想，读的是20世纪那个那个人心动荡、社会躁动的年代。
二、指“玉”为“欲”的是非定度
对于王国维在书中指“玉”为“欲”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探讨过很多次。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通过欲望的故事以寻找解脱之道的观点，借了贾宝玉名字上的“玉”，是欲望之“欲”的谐音作为佐证。书中所说的：“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显然太过牵强。叶嘉莹认为，《红楼梦评论》的“第一个最明显的错误那是他完全以‘生活之欲’之‘痛苦’与‘示人以解脱之道’作为批评《红楼梦》一书之一句，甚至对‘宝玉’之名加以附会。”
她认为：“这种说法从《红楼梦》本身来看，实在有着许多矛盾不和合之处。”因为“《红楼梦》中的‘宝玉’决非‘欲’之代表。”而王国维指“玉”为“欲”，则“犯了中国旧文学批评传统之比附字义勉强立说的通病。”国内的近代文学史也多指出其论述“多有牵强之处”。
但是，我们同时也无法忽视，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密不可分。那么，他对人生问题的关注是否应该从他哲学思想层面来寻求原因呢？
纵观王国维的人生，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方面，欲望都作为一个人生问题困扰着这位大学者。青年时期的贫病交加，为求“新学”的奔波流离，脚气病的常年困扰，为治病而不得不中断学业从日本回国的无奈，这些都可以归结为王国维在回忆时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事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叔本华进入了他的视野。也许是叔本华的理论与王国维对人生的感受与思考有了契合之处，他们的缘分就此蔓延。王国维不受到那个浮躁年代的影响，从叔本华关于欲望、痛苦、解脱的观点中吸取养分，对《红楼梦》的解析也便是从人生谈起。
书中，王国维把个体人生、群体大众、民族社会等一切的本质都归结为人的欲望。基于人对欲望的“无厌”，对满足的有限，欲望无穷尽，痛苦便也无绝期。欲望偶尔被满足，却“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人生快乐之时固然有，但转瞬即逝的快乐又怎能与永恒绵延的痛苦相较。因此，“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为了寻求解脱痛苦之法，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取经。解脱痛苦知识做不到，因为知识“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因此，只是不仅不能减少人的痛苦，反而增加了人的痛苦，“文化愈进，其只是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能够做到的，只有文艺，因为它“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
另外，对于美为什么能够超然于利害、忘却与物我的问题，王国维则把康德与叔本华剪接到一起。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审美判断是无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判断与知识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一是在判断中产生和不，另一是要在判断中求得知识。一是感情的，一是逻辑的。然而，王国维的落脚点却不是康德的审美判断，而是叔本华的“欲望――解脱”，美、艺术成为摆脱人生痛苦的避风港。
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王国维看到了《红楼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男女之欲望作为人欲的重中之重，被《红楼梦》展现开来――由生活之欲产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途。王国维把解脱痛苦的方法分为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观他人的苦痛，得到关于苦痛的知识，用于解脱自己，这个常人很难做到。更方便快捷的是体验自己的痛苦，欲望越是强烈，要求未能够被满足的心也越是强烈。而愈烈则愈是不得满足，愈不得满足便愈是痛苦。对痛苦的反复体验最终造成对满足的绝望。通过这样的恶性循环，人便“疲于生活之欲”，“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最终达到在失望中“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的结局。贾宝玉便是第二种方法的典型代表。他在追求中反复地体验着痛苦，终于在失望中开悟，出家以离开生活之欲，人生之欲。
三、现代性与人生问题的契合之处
常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确，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现代性处于紧锣密鼓的孕育时期。中国现代性的个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梁启超先生那里已经具有雏形，启蒙理性已经呼之欲出，只能“五四”一声春雷。
叔本华作为一个发现古典哲学误区的最早觉醒者，从古典哲学的迷失处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他在模仿康德的同时反叛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认为人最根本的东西是欲望和感情――即人的意志。意志给了主体“一把揭明自己存在的钥匙，使它领会了自己的本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活动的意义，向它指明了这一切的内在结构”。
在这样的语境环境中，中国人这里其实拥有这一个两面的“西方”。除了一个追求现代性的西方，还有一个反抗现代性的西方。叔本华则是反抗现代性的先锋，现代主义的源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国维开始关注叔本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把握叔本华在西方哲学领域的位置及其对20世纪的中国的真正价值，而是基于对人生问题的关注让他自然地接近了人本主义。王国维对哲学的起始与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外界，而是为了反思人自身。于是王国维给予了文艺以特别的重视，认为除了文艺，再没有可以直指人生，真正表现世界的东西。因为文艺是直观的，无杂质的。而科学虽然存于直观却表于概念。“既成一科学以后，则必有整然之系统，必就天下之物分其不相类者，而合其相类者，而合其相类者，以排列之于一概念之下。”甚至连历史，也不如文艺可爱，“诗歌之所写者，人生之实念，故吾人于诗歌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故诗歌之所写者，人及其动作而已，而历史之所述，非此人即彼人，非此动作即彼动作，其数虽巧历不能计也。然此等事实，不过同一生活之欲之发现，故吾人欲知人生之为何物，则读诗歌贤于历史远矣。”所以说，只有在文艺里，人才还原为完全的人，本真的人，而不被理性所扭曲。
然而在文艺中，王国维又特别重视悲剧精神。他以叔本华的思想观照《红楼梦》，从中国传统民族心理特点和古代审美理想出发，归纳出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戏曲亦或小说，总是以大团圆结局为艺术的结局，缺乏悲剧精神。“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李泽厚也认为用“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较为确切，他说：“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王国维认为，到了《红楼梦》，乐感文化退隐而去，悲剧注意彰显出来。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是叔本华三类悲剧之说的第三类悲剧：“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这一创造性的论断无疑给后人读《红楼梦》开辟了一条新的视野。“由此观之，王国维研究《红楼梦》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中相反而适相成，”
王国维正是这样遵循着辨妄求真的考证道路，使得他对红学的探讨脱离了打谜语式的附会。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谈到：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光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为谁，此又甚不可解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之。
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红楼梦》中的主人公是艺术形象，艺术家创作的结果，而并不是生活中真实人物的所指。所以《红楼梦》一书的价值，并不在其故事所指的为何人何事，而在于它展现的美学与伦理学上的价值。
总而言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首先确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在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眼光与识见，实属不易。因为在传统的观点中，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小说为视为小道末流，全无学术上研讨之价值，更没有以哲学和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进而研究《红楼梦》的。虽然其指“玉”为“欲”的说法还有待商榷，再加上“王国维说读书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是出乎其外地领略到《红楼梦》的宇宙境界了，但他似乎未经历“生命进入大观园女儿国”和“女儿国进入阅读者自身”的阶段，所以在《红楼梦评论》中也未能开掘宝玉和其他少女的生命内涵。”但这些瑕疵都掩盖不了其光辉的哲学思想至今仍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留下了极富色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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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3日，中国平安集团与宜宾红楼梦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协议并达成战略合作，平安集团投资共计5亿元，帮助红楼梦在品牌塑造、渠道建设及技改等方面实现突破，助力红楼梦酒业成为宜宾第二家酒类上市企业，实现产业梦想。
红楼梦酒业是一家产能资源与品牌资产均十分丰富川酒二线品牌，导入战略合作者一直是红楼梦酒业做大做强，共同发展一个战略目标，红楼梦优质资产也曾经引起国内名酒、大腕高度关注，先后有江苏洋河、联想控股等企业巨头与红楼梦酒业展开谈判，但最终由产业资本投资者平安集团成功入驻，红楼梦酒业应该是平安入主的第二家白酒企业，此前，平安集团已经实现对稻花香酒业财务性投资。
客观地说，红楼梦酒业优质的原酒与文化底蕴的品牌并没有给企业带来巨大商业成功，红楼梦酒业一直以较好不叫座方式在川酒二线名酒阵营出没，最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是经营思想与专业能力不足。
首先，红楼梦酒业对自身丰富品牌资产缺少商业嫁接的能力。酒业公司拥有的三大白酒品牌可以说是中国白酒领域最具可塑性，最具商业价值的品牌，但由于专业转化能力不足，红楼梦酒业并未很好地利用这笔无形资产。
梦是什么？梦是一种意象语言。《庄子齐物论》云：“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这些意象从平常事物到超现实事物都有，事实上，梦常常能激发艺术方面的灵感与创意，而梦的状态与白酒微醺时感受是如此相似，因此，梦这个品牌运用到酒水领域极具商业价值。但由于红楼梦酒业过多强调梦与红楼梦之间文化关系，使得梦这个品牌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也一定意义上给企业针对梦品牌战略定位、品牌诉求、乃至于产品开发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梦成为封闭之梦。对于红楼梦酒业来说，此梦非彼梦，梦需要作为一个独立品牌来处理，形成开放式结构化思维，最大化梦品牌商业价值；
红楼梦是什么？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与高超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不同的阅读者对红楼梦定位差别巨大。鲁迅定位红楼梦是一部“人情小说”；毛泽东定位红楼梦是“历史小说”，毛泽东说，我先是把她当故事读，后来我越来越觉得红楼梦是一部历史；同时，红楼梦定位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说是中国几千年的“国学文化”的“巅峰之作”；有的说是“政治小说”；有的说是一部反封建反专制，歌自由唱民主颂爱情的力作等等，红楼梦酒业需要深刻理解这个品牌本身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从实用主义与商业开发角度定位红楼梦酒品牌。从我们对品牌价值理解看，红楼梦作为一种白酒品牌精神内涵一定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酒品牌的世俗化与高雅化都需要高超的品牌专业能力。目前来看，红楼梦酒业对于红楼梦酒品牌转化还是相当肤浅，还需要通读红楼梦，深解红楼梦才能找到红楼梦酒品牌精神与结构内涵。
至于红楼梦金钗已经不具备独立品牌价值，其战略扩张空间很小，在品牌定位上可以作为红楼梦系列品牌之一处理。
其次，红楼梦酒品牌资产极其有限，红楼梦酒业需要从源头上解决品牌资产累积问题。从红楼梦酒业官方资料看，能够称得上核心品牌资产可能就是中国文化名酒，而更多的品牌资产来自于四川省认证，如四川名牌、四川驰名商标等，这样的品牌资产积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红楼梦酒业市场扩张动力。红楼梦酒业品牌资产积累方向应该在文化名酒，围绕文化名酒创造性传播与红楼梦酒业正能量品牌价值释放应该成为酒业公司品牌塑造战略方向。同时，红楼梦酒业需要强化来自品质层面资产积累，目前，红楼梦酒关于产品品质记忆极其短缺，关于产品技术与强势二线川酒品牌相比较也差距很大。比较有价值的“川酒新金花”。2011年8月，有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四川酒类流通协会、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川商》杂志社、川商理事会发起的寻找川酒新金花活动中，红楼梦酒业与其他五家川酒二线品牌共同荣获“川酒新金花”，红楼梦酒业得以与其他二线川酒品牌占到一起，红楼梦酒业如何运用好川酒新金花资源，服务于企业经营战略，对于企业未来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三，红楼梦酒产品线规划与产品概念诉求缺少价值导向，影响了企业深度市场布局。由于红楼梦酒业品牌战略上缺失，导致是产品规划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如红楼梦典藏作为公司核心产品，时尚的内涵下套了一件古典外衣，其高雅浓香，世家典藏与红楼梦人情文化关联度很低。并且，红楼梦对自身主导性产品使用“藏”系列命名，严重束缚了品牌本身的活力，对红楼梦品牌结构化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是红楼梦品牌形成封闭式结构；如红楼梦金叉系列酒更具备礼品与收藏酒味道，很难承载大众、流通性消费品战略功能；红楼梦梦系列酒由于没有进行结构化处理，其产品规划略显蹩脚，也很难展示大品牌商业扩张能力。红楼梦酒业对于产品品质性诉求存在严重不足，其高雅浓香的表达缺少具体品质承诺，不仅显得务虚，而且对品牌本身也形成了传播上障碍。
产品线规划通常有三个很重要维度，其一是基于品牌结构化形成的产品结构化维度，如江苏洋河的蓝色经典海之蓝、天之蓝、梦之蓝都是品牌结构化典范；如四川郎酒的红花郎、老郎酒、青花郎、红运郎、青云郎等更是将郎牌结构化到极致，品牌结构化本身就是产品研发重要方向；其二是结构带为维度的产品结构。如徽酒推出的年份系列基本上采用价格带维度，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系列献礼版、5年，10年，15年，20年等等不一而足；其三是市场维度产品线构建。为满足不同商业模式需要与满足不同渠道区隔进行的产品结构规划，红楼梦酒业很显然缺乏产品线战略规划思考维度。
第四，营销模式对酒业公司战略拓展具有奠基性作用。二线川酒品牌基本上有两种市场拓展模式，一种是跑马圈地式招商模式，通过川酒本身的产区与产能优势进行系统招商，寻找市场落脚点；一种是围绕基地市场深度渠道耕耘模式。最近几年时间里，丰谷、叙府、潭酒、小角楼等品牌均十分重视对于四川基地市场渠道深耕，获得了不小市场收益。对于红楼梦酒业来说，渠道深耕模式显然更适合企业未来发展需求，但由于四川本身就是一个强手如林的市场，本土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因此，红楼梦酒业在省外拓展自己基地市场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如贵州青酒经过长达8年时间操作，实现了天津基地市场渠道深耕；如酒中酒霸，通过对湖南市场战略性开发，在贵州之外实现了基地市场异地生根。当前，随着平安集团战略性投资到位，红楼梦酒业完全可以加大对全国市场研究力度，凭借产区、产能与品牌文化上优势，实现对省外市场开拓，为寻找自己省外基地市场奠定基础。
总体来看，川酒二线品牌正在呈现出战略整合，操作务实，品牌集中，市场突破重要阶段，对于川酒二线品牌来说，接下来的中国白酒战略转型可能是一个十分重要战略机遇。
首先，川酒二线品牌基本上已经完成体制性改革，川酒二线品牌在排除体制障碍之后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期。2013年度，包括四川潭酒、巴中小角楼、宜宾红楼梦等均引入了重要的战略投资者，随着白酒竞争日趋激烈，将有更多川酒二线品牌实现体制改制，制约企业发展体制性障碍已经不复存在，川酒二线品牌将引领民营企业治理时代，川酒二线品牌也将因此获得新生命力；
其次，川酒二线品牌在品牌专业能力上有大幅度提升。根据我们对川酒二线品牌跟踪研究，诸如丰谷酒业、古蔺潭酒、邛崃金六福、宜宾叙府、宜宾红楼梦、泸州国粹、崇州金盆地、昌平小角楼等著名川酒二线品牌均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品牌战略规划，有些川酒二线品牌已经完成并正在实施新的品牌战略，川酒二线企业在品牌面集体觉醒必将给川酒二线品牌带来崭新活力；
第三，川酒二线品牌变得更加务实，其市场战略灵活多样。川酒二线品牌从过去跑马圈地到如今的渠道深耕反应了二线企业理性与专业。同时，川酒二线品牌在商业模式上也开始回归理性，一大批有远大理性川酒二线企业开始深度构建自己可控全国化网络，为二线品牌在战略上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川酒原酒企业纷纷开始转型，其品牌运营模式与战略发展方向值得关注。作为全国最大的原酒基地，川酒二线品牌中原酒企业战略转型对整个中国白酒意义重大，二线白酒将增加新的生力军。
关键词：《红楼梦》张爱玲小说
《红楼梦》和《金瓶梅》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大禁书曾一度被张爱玲尊奉为其创作的源泉和圭皋，尤其是似曾相识的《红楼梦》场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俯拾即是、左右逢源。年少便与《红楼梦》结缘的张爱玲早在中学时代就比照《红楼梦》的叙事手法独创了《摩登红楼梦》，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对《红楼梦》进行了重新定位与解读。而后张爱玲又作的《红楼梦魇》不仅是其对曹雪芹的《红楼梦》倾尽毕生的心血注解，更是其对人生事象亦真亦假、反复无常的个人化感慨。可以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张爱玲，张爱玲也丰满、充实了《红楼梦》的意韵。至于《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将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简要探究。
一、题材的相似
张爱玲（张爱玲祖母为李鸿章的女儿，母亲为黄军门的孙女）和曹雪芹同为显赫贵族之后，两者均亲眼目睹了日渐式微的家族衰败，亲身经历了从高贵显赫到颓唐苍凉的巨大转折。几乎相似的遭遇和经历也是张爱玲惺惺相惜于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两者的文学创作同为建构于贵族家庭式微衰亡之上就不难理解了。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以全面的创作视角同时纳入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发展变迁，尤其以贾家的兴衰成败为主线铺陈了封建制度的腐化与渐趋没落。和曹雪芹有着相同乌衣非王谢身世之悲的张爱玲颇得《红楼梦》文风之遗绪，她的小说同样也是围绕江河日下的贵族家庭展开，以华美、深刻、犀利的笔调触及衰颓时代中悲戚的世俗人生和苍凉的家族史，无论是其《倾城之恋》《茉莉香片》《金锁记》还是《沉香屑――第一炉香》无一例外都是行将就木的没落家族的缩影。在《茉莉香片》中描述聂传庆家时张爱玲写道：“他家是一座大宅，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园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功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目的苍凉。”衰败、荒凉、悲戚其实不仅只是聂庆家的写照，而是其笔下所有家族的“通病”，共同谱写着一曲曲无可奈何繁华去的哀歌。
二、对女性的关注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造了一个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性世界，对金陵十二钗的着墨之多暂且不提，文章中大大小小的丫鬟（袭人、平儿、晴雯等）、婆子（刘姥姥、马道婆、张妈妈等），也是各有千秋、形态迥异。正是由于对不同女性细致入微的形象塑造和命运安排，才有了黛玉焚稿断痴情的幽怨、熙凤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聪明、宝钗独守空门的孤寂以及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的悲剧人生等，所有的美好和如花般有情有义的年轻女性一一走向陨灭和消亡，铺陈交织出《红楼梦》殊途同归、浮生若幻、终归一梦的主题。受《红楼梦》影响，张爱玲也将文学触角伸及女性内心和世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以孤傲、犀利、冷僻、悲凉的文笔塑造了一系列人格失常、心理变态的形象，有《倾城之恋》中把婚姻当做赌注的情场高手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自甘堕落的女学生葛薇龙等。
三、悲剧意识的继承
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悲剧，悲在一切有价值的美好的毁灭，悲在“情”与“爱”的转瞬即逝、各自飘零，这种世事无常的无奈积聚在曹雪芹的笔下喷薄出浓得化不开的悲戚和苍凉。细细品读她的作品“仿佛华美纷纭的人间悲剧在废墟上上演，没有灯光，只有惨白的月光，没有热闹的音乐，只有一支幽咽的短笛吹奏，等到剧终人散，留下的仍是旷古的荒凉。”[2]文中显而易见的“荒凉”是张爱玲作品一以贯之的底色，亲情的冷漠、婚姻的虚假、欲望的处处彰显着衰颓时代的荒诞和疮痍。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金钱卖身于姜家委身于残疾人，做了黄金枷锁下的奴隶，财欲的膨胀和的压抑终使她精神分裂、心理扭曲，并成为一步步埋葬了儿女幸福的罪魁祸首。
结语
通读张爱玲的作品，无论是在小说取材、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文章整体弥漫的悲剧意识等方面都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张爱玲毕生对《红楼梦》偏执的爱恋以及数十年的考据、研究使得《红楼梦》的精髓早已淋漓渗透进她的小说创作中，她在文坛地位的奠定以及文学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红楼梦》源源不断供给的灵感，同样她也以另一种方式成就了《红楼梦》的传承和延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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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庸；《红楼梦》；文学联系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4-0069-05
北宋时期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1]的说法。清朝则有“《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传户诵，妇竖皆知。”[2]之说。当今有这样的说法：“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3]
曹雪芹在《红楼梦》创作上有没有受到柳永词作的影响呢？对此，我们不作深入的展开分析，单从文本而言，在作品的第二回中，作者是提到了柳永，他借贾雨村的议论，将柳永归属于“逸士高人”一类，足见曹雪芹对柳永文学成就的认可。再往后论，金庸有没有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1996年，蔡义江曾撰写文稿《金庸小说得益于〈红楼梦〉》，并在乙亥年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上进行了宣读。在这篇文稿里，他举了几个很明显的例子来说明两者的联系，如《书剑恩仇录》中霍青桐的外貌描写借鉴了《红楼梦》第五回中的脂批评点警幻仙子的美丽的；又比如《鹿鼎记》韦小宝写奏章一回目，套的是宝玉在秦可卿房间午睡时的对房中陈设的描写；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可以与《红楼梦》沟通。[4]
金庸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绝不能忽视，当我们翻开金庸的武侠作品集时，我们能看到很多在《红楼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眼。我们可以感受到《红楼梦》对于金庸来说，已经不能简单地说是他所借鉴的古代优秀文学作品了，对金庸的武侠作品创作来说，它是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一部书。因此，我们研究金庸与《红楼梦》的文学联系，对于深入理解金庸及其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一
金庸开始阅读《红楼梦》主要是受母亲的影响，“我妈妈也看《红楼梦》，所以小时候她看我就跟着她看了。大概就十二岁左右，当时不大懂的。”[5]好母亲胜过好老师，言传身教的母亲爱读《红楼梦》对于金庸的影响自然是不容小觑的。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小时候不用亲自去阅读《红楼梦》，却已经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去领略了一番书中的精彩。“那时候小说里面是有一张衬纸的，两面当中有一张白纸，我母亲和堂姐、堂嫂她们比赛背《红楼梦》的回目，背上面一句话，下面要背出来，背不出的要罚一粒糖什么的。我在旁边，她们罚了，我就吃糖果。”[6]在这样良好的家学氛围中，相比于其他文学作品，金庸对《红楼梦》的情感，应该是有所偏爱的。对于这部伟大巨著，他必定是作为精读之中的精读来对待的。
我们知道金庸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多的精彩作品，最主要还是来自于他深厚的文学积淀，而这种文学积淀最主要还是靠阅读大量书籍来充实。金庸私藏图书数量在香港私人藏书中是可名列前茅的。他藏书也不是仅仅为了收藏，更重要的是为了看书。对于《红楼梦》这样的书，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精读的。他每天也会给自己布置看书时间的任务，“每天，查良镛（金庸的本名）都坚持看书6个小时以上。据查良镛的中学同学、《明报》股东沈宝新说，查良镛爱看书的习惯自小已经养成，早在初中时，他就限定自己每天要读几个小时的书，绝不松懈。”[7]
同时，对于《红楼梦》各个版本，金庸也是精读了的。2003年12月3日，金庸、王蒙受邀在香港三联书店展览厅进行《红楼梦》学术演讲。在讲座中，王蒙谈到了尤三姐，说她与贾琏、贾珍一起吃饭的时候，使用了怪招，转守为攻，她不但不防，她把衣服往下这么一撩。金庸很敏锐地说“她去嫖男人”了。[8]我们知道在《红楼梦》原著中的尤三姐被贾琏、贾珍给淫污了。后来因为可能嫁给他的意中人柳湘莲而改掉了以前的放荡行为。在戚序本和蒙府本回目上都称尤三姐为“淫奔女”。而程高本则将尤三姐改写成贞烈女子，这显然是篡改了曹雪芹原著文字。金庸的简短五个字道出了他阅读版本之广。
二
金庸不仅对《红楼梦》文本非常熟悉，他还阅读了大量的《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书籍和论文，这使得他具有“红学”研究方面的敏锐嗅觉。在众多的“红学”研究当中，他发现了《红楼梦》研究者方面的不足，“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一位小说家来研究《红楼梦》。”[9]当然金庸先生这么一说，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一位小说家来研究《红楼梦》，他的话显然还是留有余地的，这显示他独到的眼光。“从小说家的观点来看《红楼梦》，不是索引家的看法，也不是考证家的看法，是真正小说家的文学批评，我觉得很好看。”[10]
金庸对《红楼梦》考据接受有个认识逐步深入的阶段，他自己也坦言：“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感觉，不太喜欢看《红楼梦》考据，如后四十回是不是曹雪芹著的，曹雪芹的爸爸叫什么名字，祖父叫什么名字，他和满族人有什么关系……各式各样的考据，我小学生的时候，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有什么可考据的？当然历史学家会有兴趣。后来年纪大了，学问增长了些，对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冯其庸诸位先生的文章也很佩服。但对蓝翎、李希凡在时谈《红楼梦》的文章不大佩服，虽然我自己决计写不出来。”[11]
作为一个小说家，金庸对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了“自娱说”的观点：我猜是他的家族从兴旺到衰败以后，他一个人在那里无聊，又没有功名，不做官也不教书，他在家里面无聊就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写他自己的事情太明显了，就隐瞒起来，假托一下，把自己经历写下来，和表姐表妹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写下来，可能还是为了自己娱乐自己。[12]
金庸的这个观点立足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太为严厉。这个在他武侠小说收山之作《鹿鼎记》里亦有反映。金庸认为真正小说家的文学批评，对于《红楼梦》的解读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的。这是因为“小说家可以推测人物的心理，小说家讲心理，而不讲考证。”[13]对于高鹗的续书，金庸认为是“第一次看到七十九回、七十八回后面就不看了，后来才看的，当然是觉得差劲点。”[14]对于曹雪芹书稿没有完成，金庸认为这也很好，好像是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15]
三
金庸与《红楼梦》的文学联系不仅表现在他对这部伟大作品本身的见解和研究上，更重要的是体 现在金庸的文学创作中，《红楼梦》对他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的。
近些年来，有学者将金庸武侠作品与《红楼梦》进行比较，从而证明金庸武侠作品对《红楼梦》的借鉴与继承。如罗立群的《〈红楼梦〉与〈天龙八部〉》一文从作品的主题意旨、情节架构和人物塑造三个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一番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两书虽然题材有差别，但是《天龙八部》在艺术创作中确实借鉴了《红楼梦》的艺术手法，只是这些“偷”来的招数，经过作者“乾坤大挪移”般的演变，已化为独特的套路，演绎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另类武功。[16]
又如方明星在《文化的反思与构形—〈红楼梦〉、〈鹿鼎记〉深层文化范式比较》一文中说到：曹雪芹与金庸虽然隔着两百年的时空，但是在创作个性的主体选择与响应民族文化的呼唤上，却若合附节。从反映的文化层次上，《红楼梦》与《鹿鼎记》居于中国文化系统的两极，正好构成了循环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作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文化进行的反思与批判，《红楼梦》有对文化凤凰涅
的绝望的期待，《鹿鼎记》则沉潜到历史中寻找文化持续更新的动力。虽然曹雪芹与金庸对于文化的层级、文化的角度表现有别，但他们的基本写作立场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传统。基于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独立的思想判断，他们对中国文化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新的构形，并创作了能作为民族文化镜子的伟大作品。[17]
罗立群和方明星所选的金庸作品，从全部的十四部武侠作品的创作时间顺序来看，《天龙八部》位列第11位，《鹿鼎记》则是金庸武侠作品的收官之作。此时的金庸虽然仍然在借鉴和继承着《红楼梦》，但是已经能做到驾轻就熟，将有形化为无形了。可见，后期作品对《红楼梦》艺术手法的借鉴和运用已经非常娴熟，那他的早期武侠作品呢？
我们知道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是《书剑恩仇录》。这部作品是在1955年他31岁时开始创作的。当时梁羽生写武侠小说一炮窜红，各家报刊杂志也希望能刊登武侠小说来吸引读者。金庸抓住了机遇，为当时的《香港商报》写了他生平的第一部武侠作品。多年以后在一次访问中，金庸坦然地对来做访问的林以亮谈到了《红楼梦》对他的第一部小说的巨大影响：在写《书剑》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那时不但会受《水浒》的影响，事实上也必然受到了许多外国小说、中国小说的影响。有时不知怎样写好，不知不觉，就会模仿人家。模仿《红楼梦》的地方也有，模仿《水浒》的也有。我想你一定看到，陈家洛的丫头喂他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你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一定会说抄得不好。[18]
金庸这番谈话没有任何遮掩，也没有因为第一部武侠小说模仿或抄袭《红楼梦》一些细小描述而进行隐瞒。任何艺术手法的借鉴要做到娴熟必然有个过程，作家明白，读者当然也清楚。率直而坦诚的语言，充分显示出金庸身上那股“侠者之风”。
四
今天，当我们阅读金庸武侠作品时，为什么会感觉到如此的亲切？通过前面的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那是因为金庸武侠作品与《红楼梦》关系太亲密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精髓，金庸已经深切领悟了，那就是对“情”的把握。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这是《红楼梦》中太虚幻境里宫门上的对联，其实也是作者写作的哲理本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红楼梦》文本中的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都是围绕“情”展开的。在第一回中，作者也交代了自己作书的纲要是“大旨谈情”。
《红楼梦》里所谈的“情”，从广义上来理解，乃是对待宇宙万物的一种感情和态度，有亲情、爱情、朋友情、骨肉情等等；从狭义上来理解，则主要是指爱情。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作品中，曹雪芹的《红楼梦》堪称为谈“情”之巨作，金庸小说亦是一样。
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是精彩绝伦的，已故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曾言：“（指金庸）你岂止是写武侠小说呢？你写的包含了人类最大的、古往今来最不能解决的、使人类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的一个字：那就是‘情’字。”[19]
在我们看来，金庸之所以能言情如此出色，最主要由于他有颗和曹雪芹一样尊重女儿的心。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写这么多的女孩子，是不是喜欢女孩子？金庸承认自己是“崇拜女孩子”[20]。
曹雪芹的《红楼梦》和金庸的武侠小说都以女性世界为核心进行文学创作。他们对这些女子的形象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她们的性格鲜明，与故事的情节紧密联系。作者对他们的用情之深、用情之重，读者通过阅读完全能感受到。
例如，在《红楼梦》中，对于晴雯的去世，曹雪芹在创作时必定是痛断肝肠，这么一个风流灵巧的丫鬟，与宝玉是最亲近的，也最知宝玉心的。为了写出他们之间这种真挚的情谊，曹雪芹有意让宝玉最先预示到晴雯离世。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的丫头小昭被迫赴波斯继任教主。在送别那刻，张无忌又是何等心痛。如果不看文本，可能谁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两位作家会对一个丫鬟用如此浓郁的笔墨，倾注如此大的心血。贾宝玉和张无忌“痴”的背后，隐藏着两位作家的“痴”。曹雪芹曾自言《红楼梦》：“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金庸对这个丫鬟的喜爱甚至超过文本中的女主角，在该书后记中，有这么一段作者的心声：“周芷若和赵敏却都有政治才能，因此这两个姑娘虽然美丽，却不可爱。我自己心中，最爱小昭。只可惜不能让她跟张无忌在一起，想起来常常有些惆怅。”[21]金庸觉得可惜和惆怅，两百年前的曹雪芹是否也会为宝玉和晴雯没有在一起而感到惆怅呢？我们想这种感情是相通的。
又如，对于尤三姐自杀，金庸是感到极其痛惜的，金庸觉得“她自杀好象不对”。[22]尤三姐的失贞和被淫污并不是她的错，而是那个时代，那个她自身所处在那个环境被迫造成的，然而柳湘莲却将这些记挂在心，直到尤三姐以自杀这种方式才让他彻底醒悟。在《神雕侠侣》里，金庸居然让自小在古墓里长大的如此冰清玉洁的小龙女失贞了，这可能是所有金庸小说的读者所不能理解的。面对这样的情况，金庸依然操控自如，杨过毕竟不是柳湘莲，强烈的爱使得他在十六年后依然跳下山崖，杨过这种自杀式方式和尤三姐的自杀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曾经有那么多的女孩子陪伴在杨过身边，可以说“一见杨过误终生”，最终他仍然坚定地选择了小龙女。在金庸的笔下，除了韦小宝以外，众多的一号男主角都如贾宝玉般对待爱情，任凭弱水三千，却只取一瓢而饮。这可能也是金庸小说中继承了《红楼梦》以情为本、以情为重、以情立人的言情的精髓所在。
今天我们总是在感叹《红楼梦》未能完成，其实冷静想一下，我们感叹的并不是章节，而是前八十回的情感还在延续，比如就爱情而言，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悲剧将怎么发生？又该怎么去收场？金庸当然也看到了这点，在他看来，《红楼梦》未能完成反而觉得更好，这种艺术效果更能长时间延续。因此在金庸小说里，他大量采用了这种手法。
比如《白马啸西风》最后结局：白马带着她一步步地回到中原。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地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23]这个结局看似没有结局一样。
又如《倚天屠龙记》最后结局，当张无忌给赵敏画眉的时候，周芷若将窗子推开了，并微笑道：“这时候我还想不到。哪一日你要和赵家妹子拜堂成亲，只怕我便想到了。”张无忌回头向赵敏瞧了一眼，又回头向周芷若瞧了一眼，霎时之间百感交集，也不知是喜是忧，手一颤，一支笔掉在桌上。[24]这样的结尾显然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等着读者去想象和期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金庸确实受过《红楼梦》很深的影响，他的武侠作品与《红楼梦》在很多方面确实有着相似之处，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些武侠作品是《红楼梦》翻版。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红楼梦》可以沟通，《红楼梦》成就了金庸，而金庸也创造性地将《红楼梦》的精髓用自己的文字延续下去。《红楼梦》的精魂已经融入了他的骨血，拓展了他的艺术境界。
作为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作家，金庸为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那些精彩的武侠作品，更重要的是他高尚的人格品质。金庸对于《红楼梦》始终心存感恩，认为自己的作品还是不能跟《红楼梦》相提并论。我们知道对于金庸小说的研究，曾经一度形成“金学”研究的风潮。对于“金学”的称谓，金庸本人有强烈抗拒，认为有高攀专研红楼梦的“红学”之嫌。因此在他的坚持下，现在大多统称“金庸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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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审美要求、思想内容和矛盾塑造、消费价值角度几方面分析比较了《红楼梦》文本接受与舞台剧接受的异同点。认为舞台剧与文本在接受方面存在很多的不同，舞台剧带有一定的市场消费特色，而文本具有持久的魅力。舞台剧的欣赏效果需要与文本相配合，才能领略和感受到《红楼梦》真正的艺术和文化真谛。
【关键词】
《红楼梦》；文本内涵；舞台剧表现；异同比较
随着我国学者对《红楼梦》研究的逐渐深入，以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红学的创建，体现了我国对《红楼梦》研究的重视以及对它所反映的深刻现实性的剖析。由此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对文本阅读的鉴赏和评点文字，也有很多对它的改编，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越剧红楼，70、80年代的黄梅戏红楼和80、90年代的影视红楼以及新世纪的舞剧红楼。这些舞台剧具有视觉冲击力比较大，比较直观，把矛盾外化，受时空限制等特点，跟文本接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着重分析探讨造成舞台剧和文本接受不同的原因，以及两者所体现的效果差距。
一、从审美要求来说
首先，舞台剧的审美主要局限于动作、声音、唱腔、舞台、对白、音乐、舞蹈、绘画方面给人的感觉。文本则要求读者具有比较高的审美能力、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等，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程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对文本的接受程度。所以，舞台剧的接受群体较文本的接受群体更加普遍化。以舞剧红楼来说，一是它的背景音乐的设置有三条线索；二是它的蒙太奇舞台设置，在电影中，这种手法叫做意识流；三是舞剧《红楼梦》的舞台布景运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深刻揭示了当时的残酷性。这些手法的运用都很好地抓住了观众的视线，也使舞台剧达到了一种要让读过《红楼梦》的人，调动出内心的情感，在舞台剧中充分想象，感受到舞台剧的情感，体会到其它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精神渴求，让人们了解中国的古典名著，把中国的文化、人文、情感用不同的方式直观地表达出来，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介绍给世界。而文本则不同，由于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以及对创痛文化了解程度高低的限制，有很多人即使读红楼，也未必能真正理解其中之“味道”。所以说，《红楼梦》是雅俗共赏的，一般高小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读，但是你能不能理解它其中的味道，这才是关键。因此，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研究和解读《红楼梦》的文本。但是你可以去欣赏戏剧、黄梅戏、舞剧、影视等等。
其次，舞台剧的语言经过改编和加工，是为了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迎合那个时代观众的审美情趣。同时，舞台剧一方面为了吸引观众，增加市场价值，在舞台布置上更是增添许多道具和多种元素。比如，在舞剧《红楼梦》的场景、道具等设置过程中，要求舞台霓虹美轮美奂。导演尝试着用花代替枯树、用云代替和尚，并从京剧中吸收了水袖的元素，在舞台上制造出如霓虹一样美轮美奂的效果，以此来达到更加直观的效果。而且舞蹈也迎合现代审美，他们为让舞剧的舞美迎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为了在抽象与具体中寻找一个切合点，舞剧中的道具也非常多，既有古时的铜门、廊柱、香炉，也有充满着现代感的自鸣钟。此外，剧中灯光的运用也尤为丰富。
再次，舞台剧的舞台布景简单，需要调动我们观众的积极性和想象的空间，这是空间的虚拟性。但是文本中用的是空间叙事艺术，对各个动作都描写得很具体，能够让人们很清楚地了解各个动作的程序。比如：《红楼梦》中对门的描写最能体现其空间叙事艺术。《红楼梦》的叙事角度就是从园林的门切入。文本中关于门的动作的词语，也有四十余种，且据统计《红楼梦》文本中共有一百一十六回书的开端和结尾都是由门和门的进出来连接的。由此可见，整个《红楼梦》的叙事有一座门连接起来，门成了叙事切入的一个角度。所以，一部《红楼梦》就由红楼的门把她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一个关于门的纵向建构。这些都体现了文本的空间叙事艺术。但是在舞台剧中这么多门是不可能一一塑造的，舞台剧中的场景比较简单，甚至有许多是通过动作来虚拟的，他达不到文本中的特有的艺术感觉。
二、从思想内容和矛盾塑造角度来说
其一，舞台剧由于受时空以及形式的限制所要表达的主旨和思想内容相对于文本来说比较的单一。例如：越剧《红楼梦》突出的是宝黛的爱情悲剧，黄梅戏《红楼梦》突出的却是宝玉的成长历程。而黛玉、宝钗和宝玉三个人物的爱情“三角恋”成为贯穿90分钟舞剧《红楼梦》的主线。舞台剧主要通过这一主线或表达爱情，或表达成长历程，或是表达一种悲剧。而文本所表达的内容比较复杂，关于《红楼梦》的思想，是一个长期有争议而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王国维先生说：“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於吾国人之精神。”“《红楼梦》者，悲剧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因此《红楼梦》的一个最大的诱惑是人们不懈的追求文本中所包含的那个神秘的世界。
其二，舞台剧中的人物刻画仅限于所要体现矛盾和主旨的较少某些人物，但是文本所刻画的人物包罗万象，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而且对细节的特别注重描写，从细节中体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文本中仅仅正钗、副钗等十二钗就有108个，而且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对《红楼梦》中人物描写的高超艺术，脂砚斋评语：“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见”，400多人的艺术呈现，体现了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
其三，舞台剧以视觉和听觉的方式将其要表达的矛盾外化，使它集中而尖锐，表达的中心突出，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原著《红楼梦》中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暗藏在琐碎的小事中，象平静湖水下的暗流汹涌。而舞剧红楼采用二度空间的方法，将暗藏的尖锐矛盾外化，达到舞剧刻画人物的要求，让观众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充分的心理想象空间，感受到心灵的震憾与悸动。而文本中的矛盾都是隐藏在文本的各个细节当中，虽贯穿其中，但并不容易发觉，让人读起来有时会思路混乱、脉络不清。特别是对文本中大量人物名称、特点以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记忆更是阅读文本的关键所在。
三、从消费价值角度来说
第一，舞台剧可以跨越国际和文化的界限，观看舞台剧对欣赏者来说是一次美好的享受。而文本则达不到这种效果。因为舞台剧中所需要的那些音乐、舞蹈、动作等都是中西方可以共通的东西，比如现代舞剧《红楼梦》以现代的手法去演绎这个古老故事，舞蹈元素中借鉴了传统戏曲中经典的甩水袖、踱方步等形式，又加入不少现代西方舞元素，大大突破了中国古典舞的表现范畴。音乐中糅入民乐、西方摇滚乐和交响乐以及电子音乐等多重手法，艺术语言也十分国际化，这些都说明了舞剧《红楼》是完全可以走向国际舞台的。但是文本由于语言、文化的局限，将其推向西方的读者并使它国际化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第二，舞台剧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利益要求和市场特色。但文本的作者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是不带有半点商业利益的。记者在采访舞剧《红楼梦》的编导赵明创作舞剧的原因时，他说：“我要把这个剧介于深刻性、商业性和能懂性之间”。而且该舞剧的投资制作与市场定位，除瞄准本地和全国演出市场，更瞄准了国际演出市场。制作和演出方将力图依照国际演出市场的需要，运用规范的国际化运营手段，将舞剧《红楼梦》成功地推广到海外。舞剧《红楼梦》亮相是检验其艺术水准及市场价值的重要事件。这也正是舞台剧能够发展和体现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结语
从上述中的异同中我们能够看到现代对《红楼梦》的改编，无论是越剧、黄梅戏还是舞剧，均带有一定的市场消费特色。同时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红楼梦》文本的持久魅力所在，它留给了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而且不同性格、不同心理、不同年龄的人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心情下看《红楼梦》的感受是不同的。虽然舞台剧与文本的接受方面有很多的不同，但是舞台剧的欣赏效果要求文本来配合，如果一个连文本都没有读过的人，他也很难从舞台剧中感受到真正的艺术和文化的真谛。所以，舞台剧是要以文本为依托的，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赏者。每一次对文本的改编，都是在浏览原著不下百次的情况下，在汹涌澎湃的创作过程中，他们得到的是一种心灵上的享受，然后，他们才能用自己编排出的舞剧，去震撼观众的心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舞台剧应该是文学性、观赏性、艺术性三者的巧妙融合。无论何种形式，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红楼梦》的爱情的确是卓然不群，自然、真实、丰满、不流于陈腐、不流于轻薄。所以，我们相信，文本的生命力远比舞台剧的生命力要长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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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的事了，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有时候隔些时日就在信上问起“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么样了”？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是这情形――一种疯狂。
那几年我刚巧有机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看到脂本《红楼梦》。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至于自己做，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但是没写过理论文字，当然笑话一五一十。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根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有巴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因为怕唠叨，说理已经不够清楚，又把全抄本――即所谓“红楼梦稿”――简称抄本。其实这些本子都是抄本。难怪“初详红楼梦”刊出后，有个朋友告诉我看不懂――当然说得较婉转。
如今在这大众传播的时代，很难想象从前那闭塞的社会。第二十三回有宝玉四首即事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荣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录出来各处称颂。”看了使人不由得想到反面，著书人贫居西郊，满人明义说作者出示《红楼梦》，“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可见传抄只限戚友圈内。而且从前小说在文艺上没有地位，不过是好玩，不像现代苏俄传抄地下小说与诗，作者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曹雪芹在这样苦闷的环境里就靠家里的两三知己给他打气，他似乎是个温暖的情感丰富的人，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红了的那支歌中所谓“人――需要人的人”，在心理上倚靠脂畸笏，也情有可原。近人竟有认为此书是集体创作的。
他完全孤立。即使当时与海外有接触，也没有书可供参考。旧俄的小说还没写出来。中国长篇小说这样“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刚巧发展到顶巅的时候一受挫，就给拦了回去。潮流趋势往往如此。清末民初的骂世小说还是继承红楼梦之前的“儒林外史”。《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请原谅我这混杂的比喻。
程本《红楼梦》一出，就有许多人说是拙劣的续书，但是到本世纪胡适等才开始找证据，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我看见我捧着厚厚一大册的小字石印本坐在那熟悉的房间里。“喂，是假的。”我伸手去碰碰那十来岁人的肩膀。这两本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红楼梦》遗稿有“五六稿”被借阅者遗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家人家去找出来抢回来。现在心平了些，因为多少满足了一部分的好奇心。
我这人乏善足述，着重在“乏”字上，但是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也幸而我的兴趣范围不广。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掼了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正是：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
（选自《红楼梦魇》，有删改）
品读赏析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说：“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地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是张爱玲从小开始读的，后来得知后四十回乃狗尾续貂，便自己探究红楼梦。她是一个爱动脑子的人，仔细读来，发现诸多问题，于是将这些问题统统总结到《红楼梦魇》中，一一解答。
2006年，北京电视台推出“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活动，不但吸引了众多选手的积极参与，更在民间掀起一股红学高潮。选秀节目中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初次对接，在实践上取得了成功，并为我国电视选秀节目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另类”路线。
“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活动自2006年8月启动后，海内外华人报名人数突破45万人，这个数字远远高出其他所有选秀节目的总和，许多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选手，也纷纷回国参加海选。自报名开始，“红楼梦中人”官方网站累计访问量已达到2亿多，北京电视台网站也因此在世界网站的排名提前了18000多位，最高时进入前5000名，这是北京电视台网站建站以来的最高排位。同时，各种类型的红学讲座遍地开花，看红楼，学红楼，感悟红楼，在“红楼梦中人”的带动下，成为了一段时间以来的热门话题。
相比于我国现有的其他选秀节目，“红楼梦中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不光为了娱乐
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在最近十多年里以星火燎原之势横扫荧屏，其在电视节目中所占的份额呈逐年增长的态势，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娱乐旋风。而这些节目多以收视率为唯一导向，简单复制国外现有的节目样式，形式单一且内容同质化严重。作为娱乐节目大家庭一员的电视选秀节目，也被刮到了这股旋风之中。提高知名度，创造高收视率，一夜成名成为了组织者与参赛者的期望目标，于是我们看到的选秀节目多是为了娱乐而娱乐，在大众传媒打造的梦幻舞台上，参赛者和受众共同体验娱乐的。
“红楼梦中人”的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不光为了娱乐。正如北京电视台“红楼梦中人”宣传负责人国培源所说“‘红楼梦中人’是北京电视台真人选秀节目的第一次尝试，它也是一档很特殊的节目，它的特殊就在于它是一档为拍摄电视剧而举办的活动，选到需要演员后，也就结束了。”
于是，相比于其他的电视选秀节目，除了主办者和选手之外，“红楼梦中人”的制作过程中又多了一个参与的因素，那就是新版《红楼梦》拍摄剧组。另外，几乎全部的选秀节目的唯一重点就是“选择”的过程，一旦节目结束，除了会在某个或某几个人的身上延续关注的目光之外，集体性的关注焦点也随之消失。而“红楼梦中人”则不同，它不但在比赛中有悬疑，受众对比赛的结果有猜测，更对比赛之后有期待、有想象。关心“红楼梦中人”因为之前的《红楼梦》，更为了之后的《红楼梦》。
不只是大众文化
利用现代技术，以大众传媒作为平台，创造一个追梦的空间和实现梦想的舞台，是大多数电视娱乐节目体现出的大众文化性。
“红楼梦中人”作为新版《红楼梦》的演员选秀活动，通过大众传媒将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成功对接，实现了高雅文学与流行元素的结合，打造了一场广为接受的电视选秀活动。“红楼梦中人”，让受众透过选秀场，用想象力再造了一个崭新的电视剧版《红楼梦》，这不同于阅读文学经典，也比仅仅传递大众文化更耐人寻味。少数人的经典为大众所拥抱，让更多的受众用大众的视角重新解读经典，经典才能够焕发出时代的活力和青春的律动，才能打造出全民狂欢的神话。经典的内容，大众的形式；经典的人物，大众的选手；经典的内涵，大众的表现。“红楼梦中人”是大众文化与经典文学联袂主演的一个我国电视选秀节目的独特样式。
不再是复制
有学者总结了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的模仿路径“北欧－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国内某台－国内遍地开花”。如今，在我国电视屏幕上可见的选秀节目极大程度地模仿了国外现有的节目样式，有的则是完全复制。这种形式渐被接受之初，受众表现了参与的热情，于是创造了类似于“超女”一般的各种神话。可是之后，更多的是节目形式的单一性和内容的同质化，引发了受众的审美疲劳甚至审美逆反。而“红楼梦中人”则体现了本土化和原创性，在借鉴国外真人秀节目特点的同时，进行了内容的创新。“红楼梦中人”制作来源即创作的根基是本土的，它来源于《红楼梦》这一我国经典名著。将本土化的名著内容，与现代的电视传播手段结合起来的“红楼梦中人”，是对国外选秀节目的借鉴，但绝非复制。
不同的选手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