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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十年前，我在拙作《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前言中曾说：“研究毛泽东，不探讨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时代，不认识这个时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这位现代中国的历史巨人”[1]。然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当前严重的“三农”困境，我更愿意说：读不懂毛泽东，就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然而，要读懂毛泽东，确实是件万分困难的事情；不仅要读进去，还要能读出来。世人解读毛泽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期间，时事变幻，斗转星移，人们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或因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的相异而认识有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对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却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糊难辩，事情总不是朝着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三农”问题再度陷入困境；当前，“三农”解结，招数难寻；这让我们深感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这本书，我们还没有读好，还没有读懂。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理论，超越前人，精到独见；毛泽东试图解放农民的实践，丰富生动，规模空前；理论上真理与谬误胶结，难明是与非；实践中理想与策略交融，难分对与错；更何况，无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来者，试图解读毛泽东的人们自身也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毛泽东农民理论的熏陶或影响，而成为“身在此山中”的“当局者”。那些曾经当作真理接受的理论认识，那些根深蒂固充斥着我们脑海的有关结论，如今却要加以对与错的区分，那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显然，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不仅难以读进去，而且更难读出来。
[1] 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前言第1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2] 汤安中：《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第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
二、由“注释”回归“学术”
中国人解读毛泽东，以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分成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就前期解读的背景而论，毛泽东在全党的至尊地位，经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就已全面奠定；随着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传遍中华神州大地，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便由人变成了神，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期间，伴随毛泽东致力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投身于人民公社理想目标的实践的，是人们对毛泽东的农民理论和农村改革实践的臣服。因此，这时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表现为学术研究与变革实践同时并进，并直接为后者服务的特点。毛泽东的宏文四卷以及大量讲话稿中涉及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和观点，不仅成了直接指导农村经济变革与农民实践的真理化身，而且成了学者们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论点进行精心地注释。将其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在实践方面，认为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来不断地探索解放中国农民的道路，在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等实践中，都一次次地克服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正确路线的代表。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2-185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此为马克思主1857年所说，也为各种教课书转用并成为大家皆知的认识。如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第6-9页，解放出版社，1949。 [6] 毛泽东：《组织组织起来》（1943.11.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10] 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9.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4-245页。
[1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1964。 [13] 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史学月刊》，1955年，第8期。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4] 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第3卷，第10期，1951年。 [16] 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7] 嵇文甫：《关于历史主人及其它》，第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 [19] 孙祚民：《史学研究论文集》，第74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解读毛泽东和农民问题进入新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打破“两个凡是”的激励下，高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也由“注释”开始回归到学术研究。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带头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破了将毛泽东长期神化的一统局面；随着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80年代初期的全面推进、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人民公社和农民战争等许多重大的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广大农民改革实践的全面挑战，毛泽东集体化运动中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在学术界也普遍当作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错误，广泛受到批判[1]；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虽然很快由热变冷，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家庭经营模式的研究，却因实践需要进一步升温，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展示了某些了新的突破。
首先，学术界对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整个集体化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评价，打破了毛泽东“无比正确，样样正确”的神话。根据中共《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结论，即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和过于简单划一）[2]的错误，学术界出现了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等多种看法：或认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符合于客观需要”，“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是存在“四过”问题[3]；或主张“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具体的策略步骤创造性多，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4]，或认为“基本方向正确的，但搞早了或搞急了”[5]；或认为改造是正确的，但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就掀起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运动，离开了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6]；有的则主张，“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当时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7]；而对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的问题，普遍认为，以1955年夏天为界，前面是正确，后面才有错误，认为后期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高级社”搞急了，更多地是靠政治手段进行；等等。但翻阅期间十年左右的研究论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的论著问世，只有阶段性、时期性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导致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近半个世纪农村经济改革的研究，是一种前后割裂式的与前后缺少逻辑联系的研究；二是因研究的前后割裂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不可比性，得出前后自相矛盾的结论：似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孤立的，他在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似乎与他在根据地时期或合作化前期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没有承传关系与逻辑联系。
[1] 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4] 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 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89年第1期。 [7] 参见之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第69页。
[8] 董楚平：《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董楚平先生是这一时期研究农民战争与农民平均主义中着力良多的著名学者。他在1979-1983年间，先后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7篇论文， [10]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1]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2]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3]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4] 参见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15]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
[16]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8] 白钢：《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三、为释疑而入，却负重难出
我开始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前述的由“注释”向“学术”回归的80年代初期。那时，我大学毕业留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对前述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研读的成果与结论，自然敬重有加，全盘接受。尽管我生性愚钝，学习起来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但在死记硬背传统观点与结论上则是循序见进，逐步印入了脑际。这些我在学生时代全盘接受过来的基本认识，是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兵进入所谓的“学术殿堂”的起点。当年，受农村经济改革大潮的吸引与驱使，也限于个人经历和知识水平，我在重新审视自己平生所学并寻求研究选题时，视线本能地聚焦于生我养我的乡村和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民。
当时，我任教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有一种似乎不容置疑的定论：即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毛泽东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反映或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令我非常纳闷：在我从孩童到大学时代的20余年的记忆中，当年，中国农民正是在大批特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中被赶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现在广大农民冒死瓦解了人民公社，怎么又是“一大二公”集体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呢？这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怎么都打在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上？这个问题刺激我进一步思索：平均主义到底是不是学术界所认定的“农民意识”或“农民主义”？古代农民抗暴起义追求的所谓“平均主义”是不是广大农民的追求？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是不是农民的思想与主张？如若不是，那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主张到底是什么？平均主义意识又源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凭空说理，作“纯理论”上的论证，必须借助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分析来得出结论。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的我来说，要选择具体历史事件，自然想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毛泽东与农村经济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这一事件历时长达半个世纪，资料丰富且被大家所熟悉，对它进行考察分析将能很好地解答上述疑问；由此我开始进入毛泽东与农民问题或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我的研究从小处着手。首先思考的是：平分土地（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为核心的政策（包括平分土地时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能否保护中农乃至富农？如果不能，那么中农与富农自然就不会赞成平分土地，那也就不能说平分土地是农民的思想，" 至少不是所有农民的思想。进而思考：农民阶级中究竟是哪个阶层且大致有多少人是赞成平分土地的？自然又必须对毛泽东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进行研究分析，思考当年农村的阶级划分标准与农民政治态度存在如何关系？“劳动”与“不劳动”、“剥削”与“不剥削”能否正确区别？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农村改革中的阶级路线？接下来，就涉及对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农民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到底如何？长期批判的农民自发倾向应该如何看待？集体化运动的错误只是时机与快慢问题吗？恢复农民家庭经营真是历史倒退？还是限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暂时性政策呢？等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未知亟待探索的强烈刺激，使我逐渐和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结下难解之缘。
1983年，我带着几个学生，先从毛泽东推动农村变革的大事记做起，撰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限制富农”说质疑》两篇文章[1]，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当年5月与10月召开的学术会议，这是我尝试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处女作。虽然，这两篇不象样的会议论文在观点的完整性、论述的层次性和写作方法与水平上都存在许多缺陷，但我当时自以为，所依据的论据是充分可靠的，所论述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有自己的创见。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得到权威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投出的文稿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到1984年上半年，十几万字的大事记完成了，并由此形成了《试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限制富农”政策》和《再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阶级划分的标准》两篇论文。而后我被送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班进修一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推进城市经济改革的若干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农村改革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落后而被迫进行的说法，已由改革的实践作了明确的回答，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深入研读的信心。在左志远教授具体的指导下，我利用南开丰富的资料，阅读了大量港台相关论著，研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农村许多资料，并利用1985年的春夏期间，在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进行过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使我第一次有了中国南北农村社会比较的学术视野，并以中央苏区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南北农村变革作比较，完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一文初稿的撰写，还对前面几篇论文进行修改与充实。此后的几年中，《南开史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和《上饶师专学报》先后分别发表我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最初三篇论文，同时，又完成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之我见》、《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中共地权政策的再探讨》等两篇文章。这些已经发表和还未发表的相关论文，实际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雏形。
[1]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于1983年5月和10月提交给在九江市和新余市召开的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 后来于1991年4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4] 内田知行：《第二次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观感》，见（日）《中国研究月报》，第528期，（1992年2月）。
[5] 该书会后经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教授的努力，于1994年由艾平和张秋成两位先生完成了书稿的全部英文翻译与校对工作，并以《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为题，在（纽约）《Chinese Economic Studies》1994年第5期、第6期和1995年第1期将全书逐一连载发表。
[6] 该学位论文经修改后于1994年夏天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是我十余年研读毛泽东心得的一次总结与提升，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表达了自己一孔之见： 其次，拙著就农民和农村经济相关的理论问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以农民家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始终具有“自发‘竞争’的天性，也可以与商品经济共存，并在其中得到发展与改造”（第9页），它具有“自发竞争、适应和转化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经济和开放经济”（第3页），“表现了他们那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和敢于面对市场，走向市场的勇气”（第107页）；“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家庭承包并不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更重要的是受农业劳动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是由农业中家庭个体经营形式本身具有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决定的。它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较大的宽容度，既能适应于手工劳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又不完全排斥实行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先进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一纽带，它可以适应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走向社会化。”因此，“告别‘大呼隆’的时代，农民决不会感到寂寞；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集约化，也不再需要通过人为的合作化集中土地或人为地将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会比人为主观的‘手’调节得更为恰当，农村经济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第265页）。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农民私有者与劳动者的创造性都是不可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对农民作为私有者和他的私有性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因而在实践上“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第124页）；在封建特权横行的社会里，农民“从来就难有机会在公平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倒是长期深受官商勾结之苦，只能困缩于小块土地上挣扎度日。毛泽东对下层贫苦农民一往情深，立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殊不知，农民长期不是苦于自己的小私有，而是苦于他们作为劳动者遭受的超经济强制，劳动产品得不到保障，苦于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和产品参与正常的公平竞争”（第9页）。“农民既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平均主义者”（第186页）；平均主义只能为“下层贫民所接受”而“必然受到广大农民基本群众的抵制”（第7页）；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大批狠批农民的“自发倾向”并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化，导致巨大失误后又反诬农民为平均主义者，这不仅是对农民主体的“一大误解”，而且是对农民几十年“忍辱负重，作出巨大牺牲的最大不公”（第183-184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抛弃“社与资”、“公与私”、“大与小”的无谓争论；实行“劳动致富，共同富裕”，“不是收缴有钱人的钱袋子，而是让贫苦者也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让全体人民都成为有产者”（第263页）。同时，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农村”，正视“农民的负担久减仍重，传统的重农政策急待更新，行政权力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干预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城乡市场的形成，官商结合的阴影犹存……农民渴望平等竞争的权利与法律的保护，呼唤代表自己的组织（第267-268页）。 上述这些个人的观点，体现了我当年在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但它仅仅反映我那时为读懂毛泽东所作的主观努力，浅陋之处自可想见。在当年的论文答辩与书稿完成之后，书中涉及的许多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辗转。比如：书中区分了“农民主体”和“革命先锋”两个概念，深感学术界简单将部分赤贫农民的意识视为整体农民意识的不妥，但没有对农民进行阶层或层次区分，更没有对农民主体及其意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面对学术界那基础深厚又颇具权威的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要重新对农民的意识及其追求进行论证，更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因此，也没有去探讨农民所“呼唤”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问题。还比如，论证了农民家庭经济具有的自励、适应、转化功能和开放性，但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对传统租佃制度和农村民间借贷问题则缺乏从理性上进行基本的研究。又比如，提出了中国历代的民变、民众暴动造反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农民战争、平均主义不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但缺少全面的、历史的深刻论证；在讨论平分土地与土地农有问题时提出了“法律产权”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涉进一步推进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重新认识农民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了我继续进一步研究的所选课题[2]，然而，当拙作交付出版时，我不仅没有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一种疑虑重重，负重而出的感受。
[1] 毛泽东曾说：“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四、重新读进去，努力读出来
拙著出版至今已近十年，中国传统的农民问题以“三农”问题的新形式出现，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学术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虽然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当前农村现实中的问题，但直接关涉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仍然不少，至于间接关联的问题则更多。如有关农民意识，农民是不是平均主义者的问题，关于重新认识农民家庭经济问题，关于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期间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次，对农民家庭经济的重新认识，秦晖、孙达人、武力等著名专家有了重要的创新，如孙达人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是个体农民奠定的，以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更典型的和更先进的”[10]；秦晖认为：“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即使传统经济“也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而“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11]；武力等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小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小农经济、市场调节与工业化可以并存”，可以“接受能够提高收益的新技术的”[12]。但传统的认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是无法保证庞大的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的”，“对传统小农的改造势在必行”[13]。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它“不可能‘致富’”，“不可能是‘产业’，不可能‘经济’”；“分散或合伙经营农业没有重大不同”；“农民家庭经营是不能减少农民的”，也“不可能走上‘致富’的路”；“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因而他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农民确实不具有“一大二公”式社会主义性质——引者）[15]；市场化对中国亿万小农家庭将是一场浩劫，会催生社会大动荡，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能力取决于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小农经济即现在的农民家庭经济“逃脱”不了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牺牲品“规律”；“农村集体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自由对农民未必是福音”[16]。显然，以“救世主”或“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敌视或蔑视农民家庭经济的观点与意识真乃挥之难去。
[2] 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3] 李锐：《李锐论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
[4]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5] 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7]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8]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153、154页。
[9]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2]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4] 李 锐：《李锐论说文集》，第188-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 潘维：《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132、399-400、145、147、132页。 [18] 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序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20] 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91期。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年5月 [22] 李成贵：《中国的二元结构与“三农”困境》，见《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24] 赵立刚：《建立农民协会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从多重视角看建立农民协会之必要性》等文章，见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 2日 [26] 蒲文忠：《让农民组织起来－－兼论转型期社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原载：中国改革论坛，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7月。
[27] 程同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11月11日 [29] 署名“一通”的网友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30] 见李剑宏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中国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吗？》
[31] 见袁方成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
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和“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杂糅并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出现了许多严重不协调的音符；处于体制外的农民，受到来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竞争”的双重挤压，农民问题以“三农”困境的方式浮出水面：农民负担久减难轻，劳力转移路障重重，农民增收步履艰难，农村生态遭遇空前挑战；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规模经营与产业调整中日益萎缩、乃至丧失，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益在虚置泛化中流失以至于失地失业、甚至失居，农民的国民地位待遇乃至基本人权都得不到尊重，农民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享受无缘……市场的公平似乎对农民例外！尽管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三农”问题，中央对“三农”问题更是一贯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劳力转移问题、税费改革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民工工资问题、土地保护问题以及征地与种粮补贴问题等等，个个都有党政领导乃至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关注；2004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年后重新以“三农”问题颁布“一号文件”，农民问题进一步受到空前重视。但是，农村干群矛盾和“三农”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伴随“三农”困境，引发社会民众以至农民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毛泽东热”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对此，被传统农民观束缚的人们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的反映；农民意识与农民组织危害社会稳定的观点也颇有市场。现实的问题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问题作出更为科学的阐释，重新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我自知生性愚钝；虽历经20多年孜孜以求于青灯黄卷之中，频频奔走于山村田埂之上，虔诚求教农夫于村舍田野之间，然谨呈于您面前的《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一书，仍然难免显得粗糙和浅陋。只是因在拜读了拙著出版后的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时，愚以为十年前我在拙著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阐述的主要论点也并没有过时；同时，拙著当时没有重视或没能深入讨论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学界已有了许多新的突破，我自己近十年在相关方面的研读也有些新的心得，便产生了出版本书以向读者同仁进一步表达求教之忱。为此，本书的出版做了这样的安排：本书绪论以《读不懂毛泽东，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为题，详细回顾了学界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成果，理清了本书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作了总结性概括；对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所有章节则全部收入，但为尊重历史和学术规范，除对个别字、词因印刷错误作了修改外，没有作任何文字和内容上的改动；新章《遗产与超越》则阐述了我最近十年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心得；本书结束语，则论说了“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本书附上了全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和中、英文提要。本书的出版，企望通过总结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对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中国走出目前的“三农”困境有所裨益。
[1]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167页。
[2] 郭书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回顾用项经验教训》，《当代农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 龚育之：《新" 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65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03页。
关键词：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三农”理论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2-0001-07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中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风雨历程。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的执政经验与理论进行系统地总结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对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作以系统的总结。
一、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
研究的现状及意义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有关“中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之一，但对于“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经验”的研究却很少。就内研究现状而言，虽说“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有关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的整体研究并不多见。现就搜集到的资料，就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基本理论的研究分下述两类略作综述。
1.有关党领导“三农"32作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研究。当前，全面研究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文章比较少，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某个方面进行的：(1)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的研究。如：山东大学张春梅在2007年硕士论文《的“三农”思想研究》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三农”理论的探讨和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是“三农”思想的理论来源。(2)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振辉在《理论视野》2007年第4期发表的《十六大以来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一文中，把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分为：重中之重，两个趋向论断，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与维护农民权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七个方面。(3)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主要特点的研究。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发表的《对“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一文中，把“三农”思想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三农”定位的高度，二是科学理论的系统性，三是理论风格的求是性，四是施政思路和政策措施的多样性，五是价值取向的人民性。(4)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大意义的研究。如山东大学张春梅在2007年硕士论文《的“三农”思想研究》中认为，“三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是进一步深化了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二是推进了我关于“三农”工作的实践。
2.有关党领导“三农"22作的基本政策的研究。关于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政策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是对“一号文件”的研究。如，董文兵在《中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发表的《从十个“中央一号”文件看30年农村改革》一文比较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共产党专门就农村工作相继在20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初两个时期共的lO个中央“一号文件”，总结了lO个中央“一号文件”所集中反映的中共产党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推动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总之，当前研究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成果中，大多数学者仅仅就某个方面的创新进行了研究，就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与经验的创新与发展进行及时、全面梳理的文章还未见到，这就为本课题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余地。
(二)研究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是我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民得实惠最多、党中央出台惠农政策最多的一个阶段。面对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理论界对这一阶段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研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1.理论层面。系统总结十六大以来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进一步完善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体系，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学理资源。
2.实践层面。通过总结十六大以来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指导我们科学面对我农村发展出现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今后的相关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农产品告别了短缺，但是“三农”问题不断显现，“三农”工作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引起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针对“三农”工作，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举措，把我们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深入研究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理论产生的背景，有利于深刻理解理论产生的科学性和现实针对性。而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的背景可以从现实与理论两个角度来把握。
(一)现实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工作的形势越来越严重，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还可以把当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用以下几个字来表述：
1.重：农民负担重。(1)税费负担过重。税费改革前，农民的各项税费负担逐年增加，2000年达到1 359亿元。(2)教育负担过重。家统计局城乡调查队抽样调查发现，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3)医疗费负担过重。卫生部2004年12月2日公布的《第三次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品、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城乡居民平均一次住院费用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收入。
2.多：农民利益流失多。(1)价格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家为了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合同定购。通过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运用比较隐蔽的价格手段，使农民的利益合法地从农业流向城市的工商业。专家估算，建以来农民累计作出的资金贡献高达约
9516亿元。近几年来，虽然国家放开了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但一些行业仍处垄断经营状态，同时，工业产品在价格方面相比农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实际上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仍然存在，专家估计每年仍高达1000多亿元。(2)税收方式。具体表现为城乡居民的税负不公与传统农业的税负过高，在税费改革以前农业税逐年增加，2000年达到465亿元。(3)信贷方式。近年来，由于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各大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益，普遍存在从农村中收缩营业网点，并且转移信贷重点，向大城市和大企业集中。直接导致金融机构从农村吸储多、放贷少，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据测量算，1996-2000年，农村地区通过信贷渠道流出的资金由1912亿元增加到4048亿元。另据有关研究，在改革以后的数年份中，信贷资金都是从农村净流出的，在1979-1994年的15年间，有11年为净流出，流出资金总量为882亿元。致使农业和农民办的乡镇企业贷款十分困难，以2000年为例，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99371亿元，而用与乡镇企业和农业的仅占10％，(4)土地征用方式。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审批制。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规定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而城市建设土地的出让价则实现了市场化，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大幅飚开，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为政府建设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据有关部门粗略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土地征用从农村中转移出的土地资产收益超过了2万亿元。(5)行政管理制度。现实中乡镇职能严重错位，一方面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营自，另一方面，一些乡镇干部为了片面追求政绩，不切实际地大搞政绩工程，使农民苦不堪言。同时乡镇机构雍肿、人员膨胀，全国仅在编的乡镇干部有1200多万人，大约40个农村劳动力供养一名干部，为了解决乡镇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和维持乡镇的正常运作，巧立名目、乱集资、乱罚款，以罚代管，变换各种手段从农民身上取得收入，这无形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6)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后我国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约束与城乡壁垒仍然存在，有许多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大大地束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土地的生产率极低，在农村形成了约1.5亿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进城务T的约1.3亿农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既不享受社会保障，也享受不了基本的劳动权利。他们用超长的劳动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换来是微簿的工资。他们用辛勤劳动为城市的繁荣富强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却总也摆脱不了贫困和被歧视的境况。据测算，一个农民工在珠江三角洲地带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消费和带回家乡的费用，还剩余1.5-2万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最低贡献1-2万元计算，四川有300万人在广州打工，为广东省的GDP的贡献每年约为300-400亿元。
3.少：财政投资农村少。(1)公共财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国家从农村中征收的税收增加很快，但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则明显落后于农村税收增长的速度，使财政资金从农村中净流出1978～2001年，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了2 594亿元，年均增长20.3％。同期，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由不到51亿增加到1516元，平均增加10.5％。致使农村资金由财政渠道净流出达1078亿元。(2)社会保障：现实中农村的社会保障严重缺失，政府把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了城市，在城市已经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分配给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农村比例严重偏低。2002年财政用于城市社会保障的资金约1200亿元，城市人均239元，而投向农村的约186亿元，农村人均约24元。农村社会保障主要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主。
4.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2002年达到3.11：1，创改革开放24年来新高。2003年将再创新高。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城乡居民收入比一般为1.5：1，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为其一。
5.差：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集体组织的不断解体，农村公共物品缺少了主要的投资主体，灌溉系统、道路桥梁年久失修；一些曾经消失的流行病重新出现；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这些严重的问题要求我们党需要对以往的各项政策进行反思。
(二)理论背景
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时期阶段性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利润，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将得到大的改变。工业依靠自身的积累实现增长，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城乡统筹的前提和条件。因为当工业化借助农业剩余扩张到能够通过自身的积累生成推动工业化的能力时，工业化进一步推进就不应再从农业中吸纳资本等要素。刘易斯认为，随着农业完成工业化积累的转折点出现，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萎缩，农业应成为接受“补助”，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换言之，一旦农业利润不再作为积累流向工业部门时，农业就获得了利用自身积累来寻求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这就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确保农业积累不再为工业发展所吸取，农业与非农产业平等发展。众多学者认为，2002年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成为最重要的理念。所以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对“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成果
“三农”工作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党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都需要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展的要求，针对“三农"32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形成了我们党新的“三农”理论思想，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的理论体系和“举措”的政策体系。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六个基本”构成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理论体系
1.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农”工作方针开始重大的转变，由城乡有别向统筹城乡，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转变。
2.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200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了在这个阶段“三农”工作在党和政府全部工作中所处的地位。
3.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并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国现在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这是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为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现实和理论依据。
4.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2003年年底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重大问题，中央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长期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为我们党制定新“三农”的政策提出了基本方针。
5.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专题叙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同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200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时指出，2006年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农”的关注由经济层面向全方位的转变。
6.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基本目标。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三农”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对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我们党的“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这“六个基本”构成了新时期指导“三农”工作的基本理论。
(二)“举措”构建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政策体系
正是基于这一些战略思想，2004-2008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一是全面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终结了2600多年农民种地缴纳税收的历史；二是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农业补贴制度，开创了直接补贴农民的历史先河；三是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迈出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四是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五是普遍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六是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筑了困难农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七是不断加快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八是切实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推动了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这八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基本构建起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初步搭建起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正在形成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四、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
成果的特征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三农”理论，与我们党以前的“三农”理论相比较具有显明的新思想和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生的社会背景新
我们党以前的“三农”理论是在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阶段，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而我们党的新“三农”理论是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提出来的。因而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二)追求的目的新
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人的衣食之源，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统治者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一方面重视农业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重视农业税收，重视禁止农民经商获取流通领域的利润。这种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主要是重农业生产，重农民人口的数量，重国家对农民的索取。
我们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当作革命的主要问题，所以农民拥护共产党，支持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把7亿亩土地分给3亿农民，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按说农民问题应该解决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新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搞工业化。借鉴国际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工业化，必须走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道路，也就是“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因而国家继续征收农业税，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同时还实行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经过20多年，我国工业化发展了，农民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工农差别、城乡差距形成了，而且愈来愈大。事实上我们党重视“二三农”工作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农民仍然是被索取的对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工业化发展也在总体上到了中期阶段，而城乡差别仍在扩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新的“三农”理论，从战略看，主要是重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重维护和实现农民利益；重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从工作看，主要是财力分配等向“三农”倾斜，特别是废除农业税，实行补贴政策，“以工补农”取代了“以农补工”。很显然，我们今天既重农民的力量，更重农民的利益；既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更重农民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新的“三农”理论追求的目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也就是说既重农民的“力”，更重农民的“利”。
(三)体现的指导思想新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新的指导思想。中央对“三农”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特别是几个“一号文件”所制定的政策，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是农业的主人。从根本上说，农业、农村问题都是农民的问题，农业、农村的发展要靠农民的全面发展。因此，从农民问题着手，是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关键。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最重视的是人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中央坚持把农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4年“一号文件”把农民增收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和首要目标，体现了对农民的最大关怀；文件首次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地位和贡献做了充分肯定，表现了对农民阶层的充分尊重；文件强调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等等，表现了维护和保障农民权益的决心和气魄，体现了善待农民工的深厚感情和对农民工高度负责的精神；文件强调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更是抓住了发展的核心和本质。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城乡、工农之间、农民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在农村，农业和二三产业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也严重
失衡。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我们党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的“五个统筹”的思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
(四)提出的观点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这些新的“三农”理论的观点在我们党理论中是首次提出的，是我们党的理论中新思想、新观点。
(五)制定的措施新
在新的“三农”理论的指导下，2004―2011年，中央连续出台了8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具体可以总结为“举措”的政策体系。这八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在我们党的政策中以前是没有的。
五、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贡献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理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理论贡献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以西欧社会的发展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农业发展理论。但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作为执政党、作为政府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预想到、也没有论述的。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可以讲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二)把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首先继承了我们党的“三农”思想的基本观点，又根据新阶段、新形势的要求，提出了新观点、新举措。如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我们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农”思想都是在工业化初期，在“以农补工、以乡养城”这种发展模式下提出的思想观点。而进入到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中期，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应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模式，各项政策与工业化初期必须进行重大的转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可以讲把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三)论述了在工业化中期政府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工业化是每个国家必须要经历的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初期，要发展工业，原始的资本积累只有从农业中提取，实行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而发展到工业化中期，工业的积累能够满足自身的发展，同时农业又是弱质产业，利润率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就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提出的“六个基本”的观点和“举措”就初步论述在工业化中期政府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当年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一封信曾经震撼了很多人。党的十六大以来，为了解决这三个“真”的问题，中央连续出台了9个涉农一号文件，这对于推动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梳理这9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基本情况和延续脉络，对于明确当前“三农”发展中的重难点、厘清“三农”发展的未来基本图景将具有重要作用。
让农村不再穷：九个一号文件都姓农
“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一号文件中提到的问题是中央全年需要重点解决，也是当前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由于近年来一号文件都锁定在“三农”领域，现在一号文件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重视“三农”问题的专有名词。
其实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就连续下发5个一号文件。总体来说，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传递了突破体制束缚的信号，通过配套和后续政策的发力，“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框架，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经营自得到了巩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农村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
进入新世纪，由于农村后续改革并没有跟上，城乡二元非均衡的发展格局呈现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以至于农民的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依然落后、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依然薄弱，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2003年1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当年的人代会上，总理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此，“重中之重”成为与我国“三农”发展最紧密、最重要的关键词，成为推进“三农”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重大战略思想。
时隔18年，总书记于2003年12月30日签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个文件于2004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
顺着“重中之重”的思维逻辑，2004年9月，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两个趋向”重要论断是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也是对国际发展经验的精辟总结。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确立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战略的形成，以2003年的税费改革为开端，通过连续的中央一号文件，“三农”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国家开始着力将政策导向影响“三农”发展的不足和薄弱之处。
从2004～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就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稳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水利建设、农业科技发展进行政策安排。
新世纪关于“三农”问题的9个中央一号文件，其核心精神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通过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使农民休养生息。9个一号文件，始终牢牢抓住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这几个现代农业的核心环节，始终牢牢抓住统筹城乡、保障供给、夯实基础、科技进步这几个促进“三农”发展的关键词，形成了新世纪解决“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格局。
连续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的新举措，促进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粮食生产取得历史罕见的“八连增”，农民收入实现了历史上首次“八连快”。据统计，粮食产量由2003年的8614亿斤，增长到2011年11424亿斤，增长2810亿斤，8年总增幅为32.6%，2007～2011年连续五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
2004～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的增幅超过6%，年均递增8.6%。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9%，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8%，这是自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首次快于城镇居民。
让农民不再苦：系统化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考
一号文件在农村改革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梳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到，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方针、新政策，使“三农”工作取得新成就并深受世人瞩目，初步形成了系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
这十年的探索，党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已经有了鲜明的理论特色：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核心思想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根本方法是强农惠农，让亿万农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周建群在《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思想创新研究》一书中对这十年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总结为“十论”，包括重中之重论、统筹城乡发展论、城乡一体化论、强农惠农论、两个趋向论、以工促农论、以城带乡论、新农村建设论、现代农业论、新型农民论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
这十年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创新发展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从全局上强化了农业基础地位，从战略上谋划了“三农”发展，从系统上提出了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措施，从思路上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借鉴。
当前，国家层面的农村政策体系已经在城乡一体化的思路下基本形成并不断完善，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执行与推动改革的责任更为紧要和紧迫。作为地方政府，首先要有国家社会发展的综合大局观和农村发展的责任意识，结合本地实际更好地推动政策执行和“三农”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应在实践中尊重农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和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成果进行提升，以积极的姿态思考农村改革的方向和方式，开创农业和农村的新局面。
让农业不再危险：还要跨越“三座大山”
虽然连续的一号文件极大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但正真让农业走出危险境地，并非一蹴而就，至少还有三座大山需要我们跨越。
首先，水利建设的落实情况不理想。2011年我国落实水利建设投资3341亿元，虽比2010年增加了1013亿，但并未达到预期投资目标3600亿。水利部人士透露，全年水利投资未完成目标的原因是，去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所提出的“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在实际执行中没能较好地落实。
三农问题论文4000字(一)：《新闻联播》对“三农”问题的传播策略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三农”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地位重要性的不断凸显，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表述也发生了变化，从“基础地位”到“首要地位”，从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再到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表述的变化，充分反映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而《新闻联播》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通过其对“三农”问题的报道研究，发掘其成功的传播策略，以央媒和地方媒体为代表的党媒和各自媒体提供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传播策略；“三农”；新闻联播
一、非均匀传播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涉农新闻的分布不平均。有时，在一个月中，可能会集中出现涉农新闻占比高的几天，其余时候占比较低甚至为零。放眼全年，涉农新闻在春季和秋季占比较高。由数据统计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涉农新闻在农业生产关键期及某些节日前后会高频出现。
（一）与农业生产相关
首先，涉农新闻会在农业生产关键期高频出现。如图表1所示，1～4月和9～12月的涉农新闻在当月的占比中均超过6%；除3月和4月，其余六个月的涉农新闻在当月的占比超过10%；2月和9月的涉农新闻在当月的占比甚至在15%左右。1～4月是一年中播种的关键时期，9～12月则迎来了全面丰收的时节。在这些月份较高频次地报道与“三农”有关的新闻，可以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农民的亲切关怀和对农村、农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让新闻受众感受到田间地头、春耕秋收的魅力。
图表1
图表2
相反地，一年中的5～7月的涉农新闻相对较少。这段时间内大部分作物尚处于孕穗拔节期，直接报道作物长势的新闻不具有太高的新闻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农”议题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段时间内涉农新闻着重报道了相关路线、方针、政策及引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典型人物，但总的来说，处于“三农”传播的“低谷期”。一系列涉农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台和一大批先进人物的奋发有为，是之后成效、成果显现的基础，因而不同时期的新闻其实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
（二）与相关节日相关
其次，涉农新闻会在某些节日前后高频出现。如2018年清明节前后，《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均以大篇幅报道了“三农”话题。4月5日的头条新闻从追忆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切入，后将视角引向其曾经创办的革命根据地横峰县。当地2200多名党员干部组成68个驻村帮扶工作队，深入大山腹地，帮助村民增收，村级光伏电站、万亩葛根、油茶等现代农业蓬勃发展；4月6日的头条新闻则以四川蒲江县明月村的“新村民”和邛崃市新民村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为例，讲述了四川通过推出一系列“人才兴农，人才强农”政策，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再如2018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后，《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更是直接使用了“三农”这一表述。9月22日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紧接着，次日的头条新闻作为前日头条新闻的延续，报道了总书记的讲话在各地引发的热烈反响。
在节庆期间加大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有助于全社会聚焦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话题，加大爱农、助农、兴农的力度，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提供更强大的合力。
涉农新闻的分布不平均一方面受到客观条件（如作物生长情况、节假日分布情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媒体的传播策略密切相关。媒体的传播策略应该适应客观条件的发展，并根据舆论需求、自身立场加以调整和完善，这样才能取得更优的传播效果。
二、多角度传播
在《新闻联播》中，立足于央视部级的媒体传播平台，对“三农”问题，这个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传播策略。利用多角度的传播策略，央视《新闻联播》通过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在一个长时间里勾勒出一个相当完整的我国三农事业奋斗历程。大体可分为“人物”、“事件”、“物质”三个大角度。
（一）“人物”角度
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有一类新闻以农民生产生活为中心，专门聚焦“人物”，出现的人物，根据身份划分，大致可划分为国家领导人、农民和基层干部。
“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按内容划分可分为国家领导人与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与外国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与农民、国家领导人与干部，这一部分以“上层建筑”为抓手，聚焦大方向、总任务；“农民”主要按身份划分，主要分为解放前革命烈士、果农、渔农、农牧民、和农民工，在“农民”角度当中，新闻联播以农业生产、农民的民生发展、农业现代化等为主要切入点，聚焦具体事件，报道产业发展；“基层干部”的新闻以一线干部事迹和干部培训为主，以新闻故事展开，体现出基层干部的奉献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其中不乏感人至深的故事，给人以感动和信心。
（二）“事件”角度
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有一类新闻以农业发展为中心，聚焦“农业发展”“农业经济”。
在这一部分的新闻中，一类聚焦了农产品的进步，出现的往往是优秀的技术人才，比如以袁隆平院士为核心的杂交水稻科研团队、云南师范大学的“超级土豆”团队等；还有一类聚焦了农业与其他国家战略的配合，如“雄安新区”的农业发展、与“美丽中国”国家战略的对接、与“三北”防护林工程的组合、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交叉和与非盟、东盟、欧盟、印度、巴西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农业贸易往来等；再有一类是聚焦农业生产的新闻，在农业生产的关键节点进行重点报道，如春耕、防疫、休渔期、秋收、牲畜出栏、假期等等，保证传播的不误农时、不误农事。
（三）“物质”角度
《新闻联播》中的涉农新闻在涉农“物质”建设、改造上着了较多笔墨，报道了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的安排和成果。如2018年4月13日的头条新闻，报道了總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讲话。在讲话中，提到了“打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等部署安排，从较高层次谈及对农业方面的建设要求。又如在2018年5月6日的《新闻联播》中，“新时代新青年：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这条新闻报道了宁夏吴忠加强农村生态治理，整治被农村垃圾包围的河流，让臭水沟变成村民受益的生态廊道。
由此可见，《新闻联播》从多角度报道了对涉农物质资料的建设、改造成效，既包括党和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决策部署，又涵盖了农村环境及每户人家的生活条件改善。这就从全方位阐述了涉农物质资料对“三农”发展的重要性。
三、多体裁传播
在《新闻联播》中对于“三农”所报道的形式非常多样，利用不同风格的语言、多样的叙事，达到传播的目的。在所统计的数据当中，占有很大篇幅的便是专题报道与新闻特写，这两种体裁以其充分的叙事，约占所有体裁的一半。
专题报道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具有典型意义和较高新闻价值的新闻人物、事件、问题、社会现象等，进行记录调查分析解释评述等，深入系统而又生动反映其发生发展和结果及影响的全过程，揭示主题的深刻意义。
（一）专题报道
“最美基层干部”就是《新闻联播》的一个典型系列的专题报道，其中有很多篇幅都给到了乡村干部，因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一环便在于无数的乡村基层干部。
例如2018年5月5日的新闻，“最美基层干部——吴协恩：矢志乡村振兴谋求共同富裕”，讲述了江苏江阴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带领村民勇于创新、奋力创优的同时，还努力带动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村富起来的故事。我们通过例文中的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看到了我们基层干部是如何带动帮扶农村摆脱贫困发家致富，又如何授人以渔帮助农民们传递脱贫的办法。体现出了身为共产党员心怀百姓，身体力行的优秀品质，是党的好干部，是人民的好公仆。
（二）新闻特写
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报道类型——新闻特写。它是新闻体裁中富有表现力的重要体裁，以描写为主要手法，"再现"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一瞬间"的形象化报道，它抓住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某些重要场面，或者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两个片段，用描法给予集中的、突出的刻画，将富有特征的真人真事"放大"和"再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们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例如：2019年2月2日的新闻“李克强在内蒙古考察”：
“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考察……。
……
在卧龙山棚户区，居民们向总理表达了出棚入楼的强烈愿望。李克强说，居住是民生刚需，要急群众所急，政府、居民各方共同努力，加快棚户区改造，让更多住房困难群众住上新居。他叮嘱当地负责人要全面排查棚户区居民医保、低保情况，保障他们基本生活。
李克强来到热电公司，强调冬季供热是北方地区基本民生。他感谢工作人员春节坚守岗位、辛勤付出，为千家万户送去寒冬里的温暖。
……
这则新闻特写就把李克强总理下乡考察，关心农民生活福祉的细节展现了出来，从农业收成，择业就业到生活保障，住房条件，子女上学，出行便利，李克强总理无微不至的体察到了农民生活所面临的的诸多难题，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村农民的深切关注，还体现出了李克强总理对农民生活能否有所保障的关心。
结束语
专题报道与新闻特写，具有角度细腻、内容详实、情感真挚等共性特点，《新闻联播》以这两种体裁为主要传播手段，辅以消息、通讯、社论、跟踪报道、评论员文章等，充分利用各种体裁的传播优势，全面而真实的进行“三农”问题的传播、记录，能让人民真切地把握我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现状，感受国家进步与发展，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完成传播任务，达到传播目的。
三农问题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农”问题解决对策论文
摘要：该文从城乡振兴战略角度，提出“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为农村改革发展进步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三农”问题；农村改革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是党历年来工作的重点环节。新时代赋予了“三农”领域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我国综合实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证。要想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做到“四化同步”发展，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这个短板，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建设。
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想要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就必让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通过优先配置干部，优先配置要素、优先资金投入，优先公共服务四个优先，提升三农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做到优先安排、优先满足，通过用高效实在的办法去解决“三农”问题。
（一）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因此想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建设优秀的人才队伍，为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大力引进外来的优秀人才，开发村镇内部的应用型人才，通过福利待遇和晋升空间保证人才的留任。同时也要加强乡村镇的人才培养，一要重视人才素质，二要重视品德建设。对于人才技能的需求，包括新型农业耕种技能、农业发展经营技能、乡村规划管理技能、乡村治理技能等，都是目前农村建设紧缺的能力。国内各大农业高校要不断加强专业建设，为国家“三农”问题的解决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要建设乡村自主品牌，提升乡村整体价值，推进农村新型智库的发展，建设农业人才高地。
（二）夯实农业基础
要加快农业技术发展，提升先进农业技术普及效率，提高农业科技的利用率，推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土地就是最好的粮倉，技术是最好的粮食，只要有技术有土地，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产出。不断加深农产品品质改革，推动农业建设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提升对农业支持的高效率供给，保障食品安全目标的实现。以东平县为例，近些年来扩大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推广，通过提升农业质量，振兴农业发展。以建设具有绿色、优质、品牌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方式，实现“三农”问题的良性改善。
（三）改善乡村公共服务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优先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要能够做到普惠农民，保障基本，均衡收入，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方向，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全面保障农民的生活条件。要加强在农村的教育、医疗、文化建设，只有农村人民素质和安全的提升，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发展。要加强道路的修建与维护，要想富先修路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
二、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一）贯彻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是保障农村粮食安全，其次是对于生态安全的保护。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城乡之间的流动屏障，保障劳动力、技术、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正常流通[1]。要建立城乡要素之间的互换机制，保障公平性，保证公共资源的均匀分配。比如成立相关的指标调剂交易机制等。
（二）贯彻落实城乡结合扶持政策体制
先发展带动后发展，利用城市高速发展对于基本生活要素的需求，对乡村进行带动。乡村的生产要素根据城市的发展需求而不断改变，实现短渠道供应链，节约成本的同时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城乡之间也要根据彼此所具备的特点进行发展转变，突出特点，利用彼此在不同领域的优势互相结合帮助扶持。比如城市以旅游业为主，乡村就可以发展特色水果、粮食种植业，减少常规种植物的种植面积。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村内在生产动力的发展，如果自身的窟窿不补上，光靠外部资金的投入是永远无法解决发展问题。要坚持执行“三权分置”，让土地的承包关系能够一直保持不变，土地是集体的，这是所有权的根本。而农户对于土地的承包权，同样也是严格保护的重点。要放活土地的经营权，促进农户的收益持续上涨。加快推进各种产权的精准确定，实现流转交易平台的权威性，实现确权成果的尽快转化。对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要尽快深化改革，不仅能够确定所有权，还要赋予新的功能，实现土地活用活化的价值。同时还要保障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的安稳有序，实现体制的改革创新。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第一个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它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通过部分地方的试点逐步推广建立起来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制度转型和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重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只有建立和完善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彻底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
二、论文对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现状，对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借鉴国外经验与启示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和建立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概述、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借鉴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第一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概述包括养老保险制度的涵义及特征、构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意义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三部分。第二部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主要包括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两部分。第三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借鉴包括外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及其特点和外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两部分。第四部分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包括建立健全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思路与基本原则和建立健立我国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措施两部分。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具体分析我国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2、通过分析我国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特点以及与国外的对比提出完善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三、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论文将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将结合的方法：从对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内涵的梳理、意义的分析、制度演进的说明，然后深入到剖析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现存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困境，最后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主要的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定性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比较法、经验总结法、描述性研究法、调查法等
四、研究的总体安排与进度： 一、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
1、2010年12月10日前：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等工作。
2、2010年12月10日：开题论证 3、对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进行修改
4、收集资料，修改论文研究框架，撰写论文。 二、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1、寒假：继续收集完善资料，继续撰写论文，完成初稿。 2、开学：提交初稿，收集资料，反复修改论文。 3、毕业论文定稿
4、答辩阶段(2011年5月22日前)：第一次答辩 5、答辩阶段(2011年6月5日前)：第二次答辩
五、主要参考文献：
[1] 杨翠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理论与政策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4-16 [2] 陈长民.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J].经济纵横，2005.9:29-31 [3] 于超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1:77
[4] 汪岳、曲绍旭.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以法国的农业社会保障为例[J].社会保障，2006.10:218
[5] 王昊.部分国家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与分析[J].世界农业，2007.11(343):26 [6] 涂玉华、张宝文.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低效运行的原因探析[J] .考试周刊，2007.23:125-126
[7] 李逸波、胡灵红、李一鸣.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思路[J] .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6):12044-1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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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长远.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解读及启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8:17(4)：105-108
[10] 胡宇飞.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2008.12:286 [11] 常晓梅.关于改革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问题的思考[D].2003.6:1-2
[12] 郑军、张海川.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J].农村经济，2008.7:126-129
[13] 王海燕.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D].2004.4:10-11
[14] 凤启龙.创新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探析[J].唯实.社会纵横，2006.7: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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