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6 10:49:48
一、以农立国派
“以农立国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主张振兴农业从而发展 工业 ，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农立国”的原因。（1）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深厚的农本观念和农业生产经验，“以农立国”可以充分发挥优势。（2）基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优劣之分，所以应该“以农立国”。（3）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先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路径。“乡村建设派”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惟一道路。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是中国的问题既非 政治 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 教育 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对于“以农立国派”可以做如下的判断：第一，梁漱溟和晏阳初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识字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推广、经济合作、农民自卫以及整个县政建设，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二，“以农立国派”的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重新认识人与 自然 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章士钊基于政治道德和 法律 习惯的差异对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析，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区别：后者充满着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贪婪，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界日趋严重的对立，而前者则蕴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当然，“以农立国派”也存在不能正确认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没有找到农村衰落凋敝的真正原因等问题。
二、以工立国派
在这次大的论战中，“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原因是众多学者深为中国发展落后局面所震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以工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恽代英、孙倬章、杨明斋、吴景超和张培刚等人。“以工立国派”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以工立国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工立国”的优点：（1）从经济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经济扩张时期，中国不发展工业，必然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孙倬章，1923）。（2）从政治层面而言，恽代英认为，能够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想要改变殖民地的面貌，改变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局面，必须发展工业（戴英，1923）。具体到国内的民主政治，孙倬章认为，两种分歧关乎保存****政体还是实现民主政治。（3）从 科学 技术文化的发展角度而言，如果不发展工业，将成为文化科学技术的落伍者（孙倬章，1923）。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劣势。孙倬章认为“以农立国”的诸多不利因素，而吴景超则将反对“以工立国”者分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和畏难退缩派（吴景超，1934）。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途径。“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吴知认为，发展工业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机制方面采取如下途径：（1）工业生产的资本问题，就是要“强迫统制消费”，储蓄资本。（2）人才和技术，就是要“积极普遍推行生产的教育与训练，培植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救济失业的有用青年”。（3）要“讲求科学管理和生产统制”（吴知，1936）。很显然，吴知在这里所谈及的关于生产统制的问题在另一位“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张培刚那里得到呼应。
第四，“以工立国派”对农业问题的看法。“以工立国派”强调发展工业，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比如，孙悼章在主张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些政策：如设立农业银行，提倡信用协作，从经济上援助农民；从法律上，在地租契约方面给予农民以法律上的保护；从教育上，设立农校，使农民接受普通的农业知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等（孙倬章，1923）。张培刚更是在这一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广义工业化的概念，进而阐释农业的基础作用（张培刚，1938）。
“以工立国派”所提出的关于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来源、工业化过程中的人才培养以及工作机制的思考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对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振耳发聩。不足之处有二：其一，他们中如袁聘之所强调的要与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合作，要求政府维护关税、货币的独立性，阻止外国商品的涌入，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但在当时“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其二，在论争中表现出寻求工业化“捷径”的意图，存在盲目崇拜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倾向，对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路径和复杂结构分析还略显粗糙和肤浅，对社会转型期的各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调和派
与“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不同的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有学者试图要超越“以工立国派”和“以农立国派”，走第三条道路，但这一派人数不多。他们打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幌子，骨子里还是小农经济的思想。“调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郑林庄和杨铨等人。
郑林庄主张，要超越“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在农村发展合作社工业，这也就是郑林庄提出的试图超越“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第三条道路”。为什么不能走吴景超所主张的“都市工业”的道路而只能走他所主张的“农村工业”的道路呢？郑林庄认为，“都市大规模工业是要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得到长足发展的：（1）一个能够自主的国民经济；（2）一片可做工业化必然产生的过剩生产的销售之尾闾的土地；（3）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郑林庄认为，这三个条件中国都不具备，而培植农村工业则行得通。郑林庄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从理想化农村工业发展到都市工业的模式（郑林庄，1935）。张培刚对郑林庄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在《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一文中谈到：“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建设，应走上工业化的路径，同时也承认由农业社会的阶段不能一蹴而就达到工业社会的阶段。但是农村工业是否能作为二者间的一架桥梁，在 目前 的中国，究竟能否使国民经济的基础树立起来，我们却有几点意见。”张培刚主要通过对工业生产日益标准化和合理化分析，说明发展农村工业是行不通的，工业化才是正途（张培刚，1935）。调和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铨也提出过“工与农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的思想（杨铨，1923）。客观而言，“调和派”的很多想法只能说是空想，在实践中更是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当时的争论中，这一派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四、先农后工派
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先农后工派”认为应先行复兴农村、振兴农村，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先农后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漆琪生和翁文灏等人。“先农后工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先行发展农业对于复兴农村、振兴农村的重要性。（1）先行发展农业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必要条件。（2）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必须先行发展农业，振兴农村。（3）复兴农村和振兴农村对于社会稳定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先行发展工业缺乏现实的客观条件。漆琪生认为，如果先行发展工业，那么，现实的状况就是，“帝国主义之抑制与摧毁”，同时，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不能采取有效的关税保护政策，其结果是中国幼稚的工商业不可能存活下来（姚溥荪，1935）。
第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循着上面的思路，翁文灏则进一步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思想。“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翁文灏，1940）。
第四，“先农后工”的路径，就是要建立农村合作社，从而变革农村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农业生产关系。在漆琪生看来，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关系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要革新农业生产关系，建设新的农村经济体制（漆琪生，1935）。
应该说，“先农后工派”在立国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置于同等重要的程度，只是由于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强调其发展次序和着重点的不同。特别是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是综合了各方观点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但是，“先农后工派”也是避免涉及政治问题，把讨论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漆琪生就不主张在农村建设中谈论政治问题，原因在于“假如一定要将政治问题牵入，则不仅问题讨论的范围益增扩大， 内容 益增复杂，而且还将因政治问题解决之艰难，容易陷溺于悲观的宿命论者之泥沼，坐听政治的裁判，放弃一切经济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势下，农村建设故然没有成果，工业建设亦将是同一的运命”（漆琪生，1935）。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保障，“先农后工派”的许多思想也就仅仅限定在 理论 层面。
五、革新制度派
无论是“以农立国派”的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工立国派”的袁聘之 发展 民族 工业 的思路，还是“先农后工派”的漆琪生关于变革 农村 生产关系、建设农村新的 经济 体制的设想，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与现政权合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他们理想的幻灭以及他们思想和 理论 在实践中的破产恰恰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 中国 发展道路根本所在，中国农村发展 问题 的根本所在，关于这一方面，“革新制度派”做出了很好的回答。“革新制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千家驹和许涤新等。“革新制度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革新制度”的必要性。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前途，究竟是以何立国？为何必须首先要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从 政治 层面而言，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是讨论“以何立国”的首要问题，只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局面，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以何立国”。
第二，如何“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首先要****旧的政权，建立新中国。随后为了使中国工业化，农业走向工业化的途径，必须做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扫除农村的封建关系。这才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应走的道路（许涤新，1940）。
“革新制度派”的许多思想后来得到了印证和实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实行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许多举措，中国 社会 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初步建立，恰恰表明了“革新制度派”的观点，那就是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农村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中国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讨论和实现立国问题。
六、若干思考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关于中国究竟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先贤们无论处于怎样的立场，他们对于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满腔热情和理性思考。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1.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的这场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之辱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发展方向所展开的进一步的争论和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主义回应的同时，对西方的文明估价由最初的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进而涉及到精神领域，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历史 进步。
2.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四大论战之一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争论的分歧实质，是中国的知识界的文化方面分歧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和反映。在1920年代，当论战刚开始时，双方的阵线分明：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属于“以农立国派”。而“以工立国派”的阵营则都鼓吹新文化运动，甚至是西化论的主张者。
3.论战在最初表现出应景化、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特点，论战的各方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比如，“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两派的争论表现出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元化思维模式，认为农业化就是恢复小农经济或小生产力的农业经济，而工业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计常常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许多论争仅仅限于理论的层面，缺乏实践的基础。随着论战的深入，各派思想的碰撞，论战的简单化和理想化倾向才逐渐改变。
4.“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和“调和派”的思想反映了他们没有弄清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他们或片面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故而主张复兴农村；或片面强调工业和城市的重要性，而主张发展工业、繁荣都市；或者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调和折衷。故而用翁文灏的话来说，这几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得太偏，合起来说，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翁文灏，1940）。因此，作为“先农后工派”的代表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可能更切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但毋庸置疑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制度问题，这一点，“革新制度派”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显然又超越了上述四派。
5.这场论战表明，农村的真正出路、中国发展的真正希望是****旧的政权，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奉行改良主义的路线，只是在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实行社会改良，而无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其结果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衰落，实现农村经济的复兴”（郑大华，2006）。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民创业；熵权模糊物元；区域差异；吸引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14-0001-04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到大中城市，众多农民通过外出打工，改善了自身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学到了一定的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外出外闯荡多年的农民，在发达地区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拥有一定的管理技术和完成一定财富的积累后，纷纷选择创业[1]。农民创业一定时期成了农村的一道风景线，政府纷纷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来帮助农民创业，学者们也纷纷研究其创业形式、创业理论等，一定社会组织纷纷开展了针对农民创业的相关培训工作[2-4]，有关农民创业的主题在一定时期内成了热点研究课题。然而纵观当前农民创业的形式、效果，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致使国家多个部门纷纷出台相关文件，以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返乡创业扶持力度[5]。众多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农民这一创业主体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以探寻农民创业的内在规律，从而最终提高农民创业的成功率和贡献率[6-7]。鼓励、支持和帮助农民创业，相继成为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不仅有利于为农村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也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激发农村经济增长活力，推动农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然而纵观当前的农民创业问题的研究发现，虽然认识到创业区域环境的优劣程度会对农民创业决策有着较大影响，但针对农民创业地域环境评价的研究较少，针对区域差异性的农民创业吸引能力的研究还不足，为此，本文利用熵权模糊物元的评价方法，从区域环境吸引农民创业的视角对区域差异对农民创业的影响进行分析，为构建农民创业制度体系提供新的分析策略。
1 熵权模糊物元原理分析
在农民创业环境构建的研究领域中，由于存在众多非定量的政策性因素，导致数学模型建立困难，模糊物元理论则能对非定量因素的进行有效解决。模糊物元理论是通过物元特征的量值来判定一个物元隶属于另一物元的程度，也称为关联度，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事物的描述更为具体，这就可以得到更为精准的评价策略。
1.2 从优隶属度计算 在模糊物元理论中，从优隶属度是表示每个单项评价指标[Cm]对应的模糊量值隶属于相应标准样本评价指标的模糊量值的程度。越小越优型评价指标的从优隶属度为：
农民创业政策环境构建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构建过程中包含许多非量化因素，为此把影响农民创业政策中的各种因素定义为物元中的一个特征，并对物元特征（农民创业环境因素）分析赋予相对应的模糊量值，然后对各特征（因素）间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建立贴近实际的物元模型。
1.3 标准模糊物元和差平方模糊物元 通过公式（4）构建样本[m]维标准模糊物元[R0m]，由复合模糊物元[Rnm]各待评价指标从优隶属度中的最大、最小值确定[R0m]中各项值，即：
1.4 熵权的确定 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系数的优势在于有效地规避了人为主观因素所造成评价结果偏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在信息理论中，熵值反映信息无序变化的程度，其值越大则系统无序程度越大，其值越小则系统无序程度越小，可用信息熵评价所获系统信息的有序度及效用，即由评价指标值构成的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重，使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要求。
确定权重过程为：
1.5 欧式贴近度与创业地区选择评价 将欧式贴近度引入农民创业区域选择评价体系，能够反映待评指标与标准指标值相互接近程度，其值越大则两者越接近；反之，其值越小则两者相距越远，可根据贴近度的大小对不同方案进行排序，得出最优方案。
2 r民创业地选择评价
2.1 评价指标的构建 农民对创业区域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决策问题，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相关性、独立性、可度量性和可实现性等原则。参考相关文献，建立包括5个要素、9个评价指标的农民创业地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本文要素层的建立说明：经济因素中指标层的构建是来源于各地区政府报告中数据；金融环境因素中指标层的构建是根据各地区针对创业金融扶持及税收减免的政策文件得出；创业园区规划中指标层的构建是通过走访各地区创业者的评价得出；交通因素中指标层的构建是综合公路里程、普通列车依靠趟次、高铁依靠趟次等因素综合得出；创业技能培训中指标层的构建是根据各地区针对创业技能培训的政策文件与产业创业园区相关性综合得出。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中常常包含了许多非量化因素，模糊物元理论中将涉及农民创业区域选择所的各种影响因素看作物元中的一个特征，针对某一特征赋予相对应的模糊量值，建立各因素关联度并进行分析，得出更为贴近实际的物元模型。
2.2.2 计算标准模糊物元和差平方模糊物元 由从隶属度物元[Rnm]可知各评价指标最优隶属度均为1，按式（5）、（6）进行处理，得到平方差复合物元[RΔ]：
2.3 结果分析 根据欧式贴近度计算结果发现：对5个地区创业环境差异的排列为[Z5>Z3>Z4>Z1>Z2]，即[Z5]地区对农民创业的吸引最好。
3 结语
农民创业地的选择具有不确定性、主观性。农民创业环境的评价体系中涉及众多指标参数，并且这些指标参数间相关性不强，甚至呈现相关独立性。本文将模糊理论引入农民创业环境选择评价中，建立农民创业区域评价的熵权模糊物元理论模型，利用熵值法确定创业区域评价体系的重要性，有效地规避了凭借人为经验来确定指标参数权重的不确定性，建立了更为客观合理的权重体系。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较，熵权模糊物元模型为在一定程度上量化了在农民创业环境体系中难以定量的指标，为农民创业制度环境的评价方法提供了新量化的方法，为相关部门制度构建与供应提供了新的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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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存在主义，本体论的信仰，本体论的信仰。
的信仰与任何人都相关，但很少有人能说出信仰是什么。有很多争论，没有尽头。人们的信仰植根于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只有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才能澄清信仰问题。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信仰进行阐释，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谓主客二分，就是人类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改造和征服自然，以经济建设换取生活资料。因为自然不能满足人，人只能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这种主客体二分法表现在人与自然的转化转化关系、人与人的阶级统治关系、商品交易主体之间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精神支配身体是建立在人与自我的身心分离的基础上的。这种生存方式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人类在脚下爬行自然与自然对立是人类实践和人类进步的结果，这种生活方式形成的标志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三次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商业的出现。手工业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商业代表和工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文明时代开始了。分野是东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然而，由于大河流域建立了农业文明，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礼物，古印度是印度河和恒河的作品，古巴比伦文明的历史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产物，古代中国是黄河的母亲孕育的。由于河流泛滥和枯竭，大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四个古代文明国家中有三个灭亡。只有中国没有因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回旋余地大而灭亡。它的农业文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并被西方强行打破。
文明发展的最大变数是古希腊的崛起。古希腊文明不是本土的农业文明，而是建立在已灭绝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原因是古希腊半岛多山，不适合发展农业。但受地中海气候影响，有适合全年航行的天然无冰港口，适合渔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政治上，因为有许多岛屿，每个岛屿上都建立了城邦，城邦就是城市。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这种生产方式生活在继续，创造了伟大的古罗马帝国，罗马奴隶主是工商奴隶主，罗马文明是工商文明，罗马法律是古代社会最完整的商品交换法。随着日耳曼的入侵，古罗马的工业和商业文明消失了，欧洲进入了农业文明的中世纪。然而，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开启了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复兴。资本主义在工商业文明的基础上崛起，是以大型机械工业为基础的工商业文明。以海洋环境为基础的工商文明又称海洋文明，是主体与客体二分法的主要支撑。这种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时期达到顶峰。后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改变过度的主客二分，向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靠拢。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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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生存模式。它不仅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进而是人的身心的统一。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成熟的国家，也是天人合一生活方式的代表。近代西方列强强行打破和中断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迫使中国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结束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天人合一。中国工商文明的大发展,正处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工业文明是一种进步,但过度工业化必然导致主客体过度二分法,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体与心灵的分裂,向生态文明过渡,回归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这种回归是建立在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的，不同于古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天人合一。
。信仰是人们自觉生活方式的结果。由于在大自然脚下爬行，万物有灵，衣食匮乏，再加上洪水和野兽的威胁，原始先民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主观世界也不发达。一切都是盲目的探索，没有意识到意识的主观基础。如果说原始人有类似的信仰，那就是崇拜，崇拜整个自然，崇拜区别于自然的氏族图腾，崇拜刚刚死去的祖先。但这里的崇拜不是信仰，原始人不具备形成信仰的主客观基础。在文明的奴隶社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人们可以安居乐业。人类已经找到了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主观世界的发展，人类有了信仰产生的客观和主观基础。当人类有了信心，信仰就产生了。农业文明中的人们认为，日出工作日落休息的生产节奏和生活方式在农业文明改造自然的程度上并不高，而只是使自然适应农业物种种植的植物和适合驯化的动物是固定的。人们定居生活。人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氏族解体，家庭建立，男耕女织。这个家庭幸福和睦。乐生，受过教育的人一边种田一边读书，还有耕读传家。他们的信仰是对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信仰。他们相信来年会更好，天气会更好，他们相信子孙满堂，会有接班人，他们相信知识和理性，以及人类的和谐。因此，农业文明中的农民最怀念家乡，与其说是怀念家乡，不如说是怀念黄土地这一代农民。这是他们植根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这种信仰的对象是他们所依附的熟人世界，他们的父母和村民，他们的山、水、植物和树木，他们生活在其中。这种信仰可能不是有神论人的，但它必须是深情的、正义的和美味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扩大的家园，它已成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信仰，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的本体论信仰。
的本体论信仰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本体论信仰。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信仰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工业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工业是自然的加工和改造，商业是商品的交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交换人之间的平等交换。人与自然、人与人是分离的。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对象总是被分割的。这种划分是无止境的吗？人们开始探索自然的起源，原子论成为他们的哲学。继续问，原子是从哪里来的？上帝创造了它。当他们找不到答案时，他们推测不仅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被称为上帝，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古代科学的不发达，无法解释现实。工业依赖于技术，技术需要探究，而科学无法回答，所以只有猜测。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个体信仰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出生的孩子没有信仰。孩子独立于父母，他有自己的独立性，独立面对和处理问题。在实践经验中，他开始建立自己对成功的明确信念。正是这种一个又一个的信念让她最终站起来，站起来，长大，开始了家庭和事业。随着成年人有了系统的实践和精神空间，他们的信仰开始形成。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就会形成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工商业，生活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我们往往会形成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生活在现在发达的工业文明，特别是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就会形成共产主义的信仰。
。本体论是一个探索世界起源或母体的哲学理论。本体问题是关于本质和共性的问题。本体论，即本质主义，专门探索事物的本质、矩阵和起源。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打破砂锅，最后提出要求。对与错,黑与白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显然是工商文明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信仰是相信本体存在并努力追求本体的信仰。上帝信仰是典型的本体论信仰的基础，是主体和客体的二分法。本体论是研究一切事物统一的整体知识，它包含一切事物。人们通过自身的生存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对一切事物的一点精神认识和对世界的一个展示。本体论关注的是现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本体论是整体的，而本体论是个人主义的。本体论是一个复杂的范式，本体论是一个简单的范式。本体论信仰是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个整体，追求这个整体，并将自己融入整体。本体论信仰的生存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方人认为信仰是本体论的信仰，所以它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事实上，中国人的信仰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信仰。中国人民基于农业文明对儒家的信仰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目的地，而不是来世的天堂。由于
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超越工业文明的伟大时代，农业文明的印记还没有完全消失，工业文明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实现，两种信仰一直处于冲突之中。由于本体论信仰的基础——工业文明优于农业文明，本体论的信仰处于攻势和斗争的优势，而本体信念的基础——农业文明处于劣势，所以本体信仰处于防卫和不利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信仰已经演变为当今时代的文明冲突，以及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基督文明是侵略性的，尽管伊斯兰文明已经撤退，但它仍然顽强，原教旨主义大学已经崛起。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文明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强烈渗透下衰落，但随着生态文明的发展，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似乎有所缓解。本体论信仰有望在生态文明时代重生，这也是一种回归。
对当今世界的信仰只不过是这两种。伊斯兰信仰介于两者之间，这是游牧民族的信仰。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和农业是相互关联的，但他们的“旅行”与工商文明的商业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伊斯兰的信仰传达了本体论的信仰和本体论信仰。按照本体论本体论的顺序，目前的信仰体系大致如下：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佛教。新教强调主客二分，佛教强调天人合一。新教征服了世界，佛教充满了同情心。所有宗教都宣传自己的教义，这些教义是合理的，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时代造成的，也是两种文明冲突的结果。解决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不能靠争论，而要靠人类生存实践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超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生态文明。
思想问题有时可以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思想教育是建立在解决思想问题的物质实践的基础上的。一些跨时代的思想问题不能在思想上解决，而应该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来解决。信仰冲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在人类生产中找到答案。本体论信仰与本体论信仰冲突的实质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生产矛盾的解决，思想矛盾的解决。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经历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未来，它还将经历信息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等等。渔猎时代的原始初民没有系统的信仰。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建立了第一个信仰体系，这表明人类取得了成功和自信。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一种进步和必然。然而，古希腊在欧洲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工商业时代。原来,历史时代的冲突已经转化为共产主义时代的冲突,转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已经固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这种固化的思维影响了历史思维的形成，扩大了东方与西方的矛盾还有西方。随着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将消失。
认为，当今时代的人类已经跨入了生态文明的门槛，但离生态文明的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的生态文明正在到来共产主义将真正成为现实。马克思指出,“这座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真正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了存在与本质、客观化与自我确认、自由与必然、个人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共产主义是一个完整的自然主义，不是农业文明时代未完成的自然主义，也是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不是工业文明时代未完成的人道主义。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必然与工业文明的人道主义发生冲突，形式完整的自然主义与形式完整的人道主义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两者是一体的，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共产主义是生存与本质之争的真正解决方案。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存在与本质之间的斗争无法停止。作为本体论与本体论之间的斗争，二者之间的斗争具有理论魅力。本体论阵营也有现象学、复杂性、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形态。本体论的营地有本质主义，现代性、简单性和其他理论，而斗争一直在进行。存在主义信仰和本体论信仰之间的斗争在所有生物中都很普遍。我们无休止地争论，坚持自己的话，失去了片面性。这场辩论将持续到共产主义的建成。
关键词：农业 生态补偿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3.04.002
一、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
生态补偿国内外至今未见明确的定义，目前我国实际工作中的生态补偿，是指为了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或生态价值，针对生态环境进行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行为，以及基于环境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而对可能因此丧失发展机会区域内的居民承担的给予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惠等行为。[1]生态补偿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生态环境受益人、其他组织、国家、社会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为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和维护、改善或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进行制度安排。
从经济学角度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一是公共产品理论。萨缪尔森公共产品是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基本特征，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没有排他功能，就会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使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破坏，必须建立一种补偿制度，给与那些为保护生态资源而牺牲自己利益的人们一定的补偿，最终保证全体成员的利益不受损失。二是外部性理论。外部性理论是在生产或消费中对其他人产生额外的成本或效益，即成本或收益被加于其他人身上，然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人却没有为此而付出代价或得到好处。该理论在生态保护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排污收费制度、退耕还林制度等就是对该理论的应用。必须运用外部性理论设计一套较完善、最终实现生态资源的最优配置生态补偿制度。三是生态经济学基础。生态经济学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相互生态经济关系。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基础，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有反馈作用。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正是促进经济和生态环境双向、共同发展。随着对生态补偿认识的全面系统和深入，结合学科研究的进展，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生态补偿，对生态补偿的理解也更有趋同的趋势。自然生态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
二、构建黑龙江省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农业生产和生活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日益严重，需要进行一定的制度设计来解决农业环境受到污染的问题，建立农业生态法律补偿制度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既有生产功能，又有生态功能，然而农业的生态功能不能转化为农业经济效益，也不能转化为农民的收入，而是体现为良好周边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处于农村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域，为维护其农业生态环境，需要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抑止或限制，这是以牺牲农民和农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代价的，对相关的既得利益群体应公平负担这种牺牲。农业生态补偿就是通过对特别牺牲进行补偿，从而彰显社会公平正。所有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上一律平等，保障任何主体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救济，对任何主体违反环境义务的行为都要追究其法律责任。说到底生态补偿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环境公平问题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对农业生态补偿已经开展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国家和一些地方政府在宏观方面制定了生态补偿政策和生态补偿资金管理办法。例如国家草拟《生态补偿条例》，首次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还有《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等等。《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生态建设达到新水平，使“十二五”成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时期。资源消耗得到有效降低，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耕地农田得到有效保护，废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耕地保有量保持1160.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47.3%。草原面积得到恢复性增长，“三化”面积下降。
其次，环保部、财政部、发改委推行“以奖促治”政策，加快了农村环境治理步伐。黑龙江省1980年成立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20多年来，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广大环保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省的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自建站以来，农业环保机构从无到有，环保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经建立市（地），县级站68个，四级（省、市、县乡）农业环保监察人员已达1000余人。1993年的旨在保护农业环境，防止农业环境污染《黑龙江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在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农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情况于1993年10月正式实施。条例规定：“农业环境保护，指对农业用地、农业用水、农业生物和大气等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我省境内从事与农业环境有关的生产、建设、开发、科研和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为落实中央文件，黑龙江省制定了《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在现有基础上，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可行的。
三、完善黑龙江省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构想
1.农业生态补偿原则明确化。
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农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远远超过农业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能力范围，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实践出发，进行农业生态补偿首先必须确立一定原则。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是指生态利益享受者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方式对补偿者进行补偿，依此原则确立农业生态补偿主体；生态补偿本质上就是为了调整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生态受益者与权益受损者之间的公平，进行立法时确立公平补偿为原则，在整体上实现公平。生态补偿主要是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需要统一的行政管理，实现补偿方式的多元化，注重补偿资金的筹集，确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等，在进行政府补偿的同时注重市场运作实现补偿者与被补偿者之间直接的补偿，使被补偿者、补偿者都能够参与进来，尤其需要关注弱势群体在生态补偿中的参与，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弱势群体的生计对生态环境的依赖作用，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3]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在程序中的充分参与，既能保证补偿的公平，又能对政府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最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恰当的生态补偿措施。
2.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客体法定化。
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是该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生态补偿的主体问题是生态补偿制度研究的重要范畴，生态补偿主体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的出发点和归宿。[4]由于农业生态补偿主体众多，生态补偿主体无法可依，从法律制度的实践理性来看，农业生态补偿主体法定化都具有必然性。应该遵守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对农业生态补偿主体进行类型分析，并按照具体类型予以权利义务配置。法律关系构成中首要强调的是主体要素，生态补偿主体是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点和内核，首先认可和肯定的主体法律地位，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使得农业生态法律关系的形成成为可能，明确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企业、基层组织、农户等主体的权限，为各主体提供法制框架和行为边界。由于涉及面广，牵涉主体多，农业生态补偿需要协调多个类型的利益关系，主体法定化是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实践活动的必然要求。
3.建立与专项法协调、配套的法律体系。
目前黑龙江省具体的生态补偿办法、法律缺失，应尽快加强生态补偿的专项立法工作，根据生态补偿的类型及生态补偿的实际需要出台农业生态补偿法，使生态补偿有法可依，从法律上明确各生态补偿主体及其义务、生态补偿责任、补偿形式、补偿标准的制定方法等等，为生态补偿制度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还应与其他环境资源法形成体系，避免单就补偿论补偿，减少各部门法之间的适用冲突。还需要建立一套生态补偿法律与非环境资源法的法律共同形成的法律体系，消除各部门、主体间的利益纷争，实现生态补偿的程序化和法制化，提高政府补偿的效率。该制度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有完善的制度框架，关键还在于能够真正地理解并全面地实施。
4.健全、规范农业生态补偿管理体系。
加强政府协调监督，发挥政府在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中的作用。在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及运行中，离不开监督。在黑龙江省应建立农业生态补偿管理部门，下属区县也应设置相应的管理部门，主要进行农业生态补偿项目的审批和对农业生态补偿资金进行管理。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的多元化及复杂化给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有效运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作为政府应根据农业生态补偿的特点，保证主体双方尤其是受偿主体利益的实现。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为建立生态补偿关系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正式规则，促进了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娟.北京市生态补偿政策体系研究，2007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陶建格.生态补偿理论研究现状与进展，《生态环境学报》[J]，2012，21（4）：786-79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近10年的篇名含有“农村社会保障”的文章，达1000篇有余。通过对上述文章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社会保障整体制度研究；二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研究；三是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研究。本文着重讨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1．整体研究状况
1.1农村社会保障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分析讨论农村社保制度。其观点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对健全或完善农村社保制度进行思考，二是提出了建立我国农村社保制度的基本思路或构想，三是关注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保制度的构建，四是分析了社会转型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环境下的农村社保制度建设问题，五是从具体角度分析了立法、财政支持、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村社保制度的影响和作用，六是讨论了农村社保制度的责任主体及其框架建设和现实选择问题。其他论文还涉及到农村医疗保障，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以及农村生育保障问题。此外，还有几篇是基于上海浦东、贵州贵阳以及福建的实证研究，不仅提出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对供求关系进行了研究。
1.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关于农民工社保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保障的热点、焦点话题。归纳起来，有如下观点：一是从总体上对农民工的社保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提出要妥善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保问题；二是具体分析在解决农民工社保问题，特别是建立农民工社保制度时遇到的障碍和挑战；三是提出了构建农民工社保制度的基本思路或对策，如“以土地换社保”、“以实物换保障”等；四是强调农民工社保制度的建立要有法律作保证，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和权益缺失问题的研究。
1.3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被征地农民（失地农民）是指因经济发展、城镇建设或公共事业需要被依法征占土地后，由于土地改变使用权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
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目前还停留在呼吁阶段，即从总体上进行思考，强调为被征地农民建立社保是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由于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和生存基础，因此，在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保障农民就业、生活、医疗、养老等体系之前，土地必将是“农民社保的载体”和“农民家庭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进而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被征地农民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而且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如何解决被征地农民“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卢海元基于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的分析，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与社保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进行了可操作性构想。此外，也有人提出了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保制度的原则以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金的设立与管理问题。
2.简要评述本文由收集整理
2.1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研究
2.1.1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建设重点的讨论
第一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保机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农村原有的集体保障机制和土地保障制度受到冲击，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被大大削弱，这将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非常重要和迫切。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基本模式是以农民家庭自筹保障为主、国家保障和集体保障为辅，首先把重点放在社会救助保险和福利服务的层面上，重点是救灾救济、养老保险和优抚安置、社会福利服务。第三种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责任重点应当集中在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家庭保障，同时， 还可以考虑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2.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讨论
对于现阶段怎样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当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最佳路径的选择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分类分层。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分层，制度设计因分层化后对象的性质、需求不同而有所差别。第二种是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李迎生认为目前要做到社会保障体系完全实现统一是不可能的， 他设计了一个“ 有差别的统一”的城乡整合模式。第三种观点，建立弹性、创新制度。
2.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2.2.1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归口问题
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作为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一定时期内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之外， 理论界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讨论异常的激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农民工社保的“统”与“独”。
“独”派基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以及传统农民的工作、职业性质和需求的区别，提出建立独立于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社保模式。“统”派又有将其纳入城市社保体系和农村社保体系之分。
2.2.2农民工养老保障问题
鉴于农民工数目庞大和短期内其转移潮流不可能停下来的事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也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焦点。卢海元（2005）提出了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缴费门槛较低、缴费方式灵活、可随人转移的弹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徐赛嫦（2003）认为，应该建立“混合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2.3农民工的其他社会保障及保障权益问题
依照《劳动法》以及现有的各项城镇基本社会保险制度规定，农民工与其他类型的职工一样应当参加基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等社会保险项目，即现有制度并未排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
2.3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卢海元（2007）提出以被征地农民为突破口，建立城乡统一的国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于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险的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基本达成一致，认为现阶段应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以土地换就业”、“以土地换长期收入”的方法，建立以就业为支撑的政府主导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专家学者又持有不同的意见。李扬、陈文辉（2005）认为，现阶段在农村适宜推广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经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这种模式考虑我国农村和农民的现实情况，有利于将政府行政手段和商业保险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党国英（2004）提出，建立“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
宋斌文、荆玮（2004）提出实行“三方”付费制，倾向于给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应是个人账户式的完全积累制，采取“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成德礼、董克用（2004）提出，吸收失地农民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即“农转工”。
内容摘要：特色农产品品牌塑造对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价值链分析工具，结合品牌塑造理论，从品牌内部塑造和外部沟通与传播建立了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塑造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价值链的品牌塑造策略，以期能为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以及为地方政府和农业企业管理者决策提供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特色农产品 品牌塑造 价值链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加快农业结构战略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受到各界的关注。从目前来看，我国农产品品牌塑造还处在农村大户的“自发行动、散兵作战”的状态，品牌意识淡薄，农产品知名品牌匮乏等原因导致我国很多优质特色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实力（范金旺，2007）。塑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发挥地区资源优势成为当前农业产业化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现有的文献看，对于农产品的品牌塑造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品牌的作用、意义、品牌策略、品牌塑造等问题，还没有建立特色农产品品牌塑造的理论体系。本文将以价值链理论为基础来探讨建立农产品品牌塑造的途径，以期能为地方政府、农业企业管理者和农业产业化的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考。
价值链理论与品牌塑造
（一）价值链理论
波特（1980）认为企业可以通过辅助活动与主要活动两类活动来创造核心竞争优势，获取超额利润。主要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营销、服务五种基本活动，辅助活动由企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四种活动组成。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与能力，选取若干创造价值的活动组合，并比竞争对手能更好服务市场，为顾客创造独特的价值并使之成为竞争优势的基础。
价值链分析方法是企业制定战略的一种系统分析工具，由三个基本步骤构成，首先要识别价值贡献要素，即要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的各种相互联系又有差别的价值要素进行辨别，并区分出哪些是基本价值活动，哪些是辅助价值贡献活动；其次是确定价值贡献要素组合，即寻找并识别企业内外的核心价值创造体系；三是价值创造活动的整合，使相互依存的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的系统。
（二）品牌塑造理论
农产品品牌就是用以识别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产品，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区别开来的商业名称及其标记（汪明萌，2010）。品牌是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其功能是将企业的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区别开来。很多品牌给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持久的偏好。另一方面，品牌还能降低顾客的购买成本和风险，帮助企业细分市场，抵御竞争对手的反击。总之，企业没有品牌就难以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传统的品牌塑造模式分为四个步骤，一是提炼出品牌核心价值；二是分析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辨别并选择竞争优势，进行品牌定位；三是确定企业的品牌营销战略、识别体系，并采取相应的品牌战略传播其定位；四是品牌资产的建立、保护与更新。因此，品牌塑造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核心是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独一无二的形象，获取竞争优势，而形成品牌差异性的要素可以应用价值链分析工具来实现。
基于价值链的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塑造理论
为特色农产品塑造品牌，不仅能够扩大其知名度、美誉度、认知度、忠诚度和品牌联想，还能为企业和顾客创造价值，使品牌资产最大化。有些地方虽然由于其气候、土壤等特殊因素，能生产特色的产品，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品牌，只有地区特色，加上独立、分散经营，导致这些特色农产品出现难销、滞销的现象。
如果说价值链是发现品牌独特性，那么品牌塑造就是传播这种独特性。根据价值链理论和品牌塑造理论，本文设计了基于价值链的农产品品牌塑造过程，如图1所示。
基于价值链的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塑造策略
品牌塑造能给内外部的相关利益者创造价值。对外部相关利益者而言，特色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品质认知、忠诚度的提升受到投资者的关系、地方政府关系、传播媒介的关系、顾客关系与渠道商关系的重要影响；对内部利益相关者而言，农户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农户的核心价值观、农产品价值链上核心企业的领导者素质与人才，以及资源整合能力等都实质性制约着品牌的建立、更新与维护。下文从六个方面阐述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塑造策略。
（一）农产品经营组织活动中的品牌策略
建立以品牌为核心的特色农产品经营模式，不仅能带动农产品的规模种植，科学种植，而且能促进农产品产业链的延伸，提升产业链的附加值。在农产品经营组织基础下，从如下几个方面塑造品牌形象：在政府主导下建立农产品龙头企业。农产品品牌创建的主体是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基地等产业实体，把分散的农户组织在一起，形成规模性的种植，如湖北仙桃的“草莓基地”、江西“赣南脐橙”，建立CSI系统。挖掘地区农产品的特色与竞争优势。从地区的种植历史、环境气候、人文特色等方面挖掘品牌的价值、个性与利益，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有信誉的和稳定性的品牌形象，提升品牌的可传播性和知名度。通过地方文化丰富品牌内涵。把地方人文的宣传，倡导环保等社会责任融入到组织内部的行为规范，向外展示其品牌的丰富内涵，提升品牌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形成农产品区域性整体市场竞争力。
（二）农产品价值链中的人才与科技活动与品牌策略
农业技术人才和农业科技服务是农产品创新的内动力，缺乏科技含量的农产品即使建立了品牌，也无法形成品牌的“聚合作用”与“扩散效应”。在特色农产品的塑造过程中，要首先树立科技人才的意识，重视科技人才的价值，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战略。从制定上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力，提高他们的价值认同度与形象。其次加大农产品优化技术的投资，促进农产品新技术的创新管理与转化，这是品牌更新的保障。三是要建立技术与信息服务体系，促进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如湖北潜江的稻田立体龙虾养殖，不仅提高了龙虾的产量，而且改善了其肉质与口感，其凸显出农产品的价值和个性化。四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科技服务网络，共享科技成果，促进创新的扩散。
（三）农业生产资料采购活动中的品牌策略
在农产品采购中，集中采购与需求信息共享不仅能保证生产资料、种子种苗的及时供应，还能降低物流成本。农产品的品牌塑造不仅能保证所需资料的保质、保量、及时供应和周到的服务，强势品牌能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在采购活动中，可以建立农产品生产资料的采购程序与信息系统。在现代网络技术环境下，以品牌为核心的供应链能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吸引优秀的供应商，通过相互的信任与合作，减少交易成本，发挥品牌的“聚合作用”，提升品牌的竞争力。建立统一的采购人员形象和运输设施。通过严格采购流程、高素质的采购人员，内部的规范化服务展示和传播品牌形象，增加品牌的联想，提高他们的满意度。
（四）特色农产品营运过程中的品牌策略
高效的运营系统是成功的农产品品牌塑造的基础，包括在农产品种植、加工过程中高效运输系统、现代化的生产设施等。这不仅能增强品牌形象的内部认知度与信心，同时也能通过体验模式与过程展示影响消费者对品牌内涵的感知与评价。在农产品的运营过程中的品牌塑造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开展：建立农产品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模式，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经济；通过完善内部物流运输流程，减少物流成本，提高资金的周转效率；通过农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提高科技含量，通过品牌延伸提高农产品的价值，获取价值链延伸的利润；加强农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如实施ISO9000认证，使农产品的产前、前中、产后各个价值创造活动按照规范化流程进行；设计品牌生产标识，销售标识与服务标识，夯实农产品发展基础。
（五）特色农产品在营销过程中的品牌传播策略
农产品品牌的传播包括与消费者的沟通的所有环节，通过向消费者展示农产品的功能利益与附加价值，使顾客更容易识别。在农产品的销售与营销过程中，可以建立快速的订单反应系统，如自动化销售、自动化呼叫系统、区域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制定农产品品牌传播战略。设计与地方特色一致内涵的品牌标识，包装、电子识别系统，在各个经营环节都体系一致的品牌内涵，树立良好的外部品牌形象。开展顾客全面体验模式，形成良好的口碑，获得公众的信任、支持与赞许。建立立体式的品牌传播网络。在农产品品牌塑造时，除了传统的广告、促销、公共关系等传播手段外，还要建立虚拟环境下的传播战略。如特色域名、搜索引擎、网络社区、多种网络广告形式，全面展示农产品品牌形象，让消费者充分参与，了解产品品牌的特性，产生品牌体验（周修亭、王亚杰，2009）。在政府的引导下，制定长期的促销与宣传策略，争取政府对农产品品牌营销的政策支持，积极参与农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展示，使得客户能更加详细的了解该农产品的信息，加深客户对该农产品品牌的了解，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六）特色农产品服务活动中的品牌策略
在特色农产品品牌经营过程中，通过良好的质量、优质的服务建立的信誉一旦得到顾客的认可，就很容易形成品牌忠诚，强化品牌的专有性，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又能提高品牌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帮助企业更准确地把握顾客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及服务，增加顾客满意度。因此，特色农产品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的品牌咨询反馈网站，建立品牌捆绑网站等（王策之、贾书明，1999），通过反复的体验和相互的沟通使品牌忠诚将更加牢固和长久。还可以通过呼叫中心和投诉处理，提高对顾客品牌的知晓和兴趣，以及对顾客在售前、售中、售后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消除顾客的抱怨与疑虑，提高品牌的满意度。
在整个品牌塑造中，从价值链的视角来制定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战略，不仅要分析农业企业的组织、制度、信息系统以及人才与科技发展战略、生产资料采购等辅助活动，还要分析建立品牌形象的营运、输入输出物流、市场营销与服务等主要活动，通过这些研究，寻求提升品牌的措施，就会减少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塑造成功率。
综上，在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塑造的整个价值创造活动中，不仅企业辅助活动能影响品牌的传播效应，如农产品的组织制度、种植与加工技术、生产资料的采购等，而且主要活动也贯穿于品牌塑造的各个环节，二者相辅相成，发挥品牌“聚合作用”和“扩散效应”。通过价值链来塑造品牌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品牌塑造应该深入价值链中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一致品牌认知，以此增强各相关利益者认同感，实现企业内部活动的整体协调性；二是价值链各环节所发挥的“集合作用”会增加品牌力量，强化独特的品牌形象，有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总之，建立特色农产品的品牌价值链，可以借助企业内外利益相关群体的互动关系向消费者提供独特的心理附加价值，保持特色农产品企业具有持久的核心竞争能力，推进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范金旺.农产品品牌建设探析.江西农业学报，2007(11)
2.汪明萌.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浅析.山西农业科学，2010(3)
3.周修亭，王亚杰.网络媒体对农产品品牌塑造的影响[J].蔬菜，2009(1)
4.王策之，贾书明.关于农产品品牌的思考[J].农业经济，1999(9)
关键词：生态农业 农业经济 必然性 对策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9-083-02
1 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必要性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情况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世界粮食安全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人口的膨胀、观念的滞后、资源的短缺与技术的落后，我国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在全球环境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背景下，如何既保证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坚强的农业后盾；同时又保证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健康度，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道路中的重大问题。生态农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生态农业”(eco-agriculture，ecological agriculture)一理念的雏形是英国生态学家阿尔伯特・霍华德(AlbertHoward)于1935所提出的“有机农业”理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土壤学家阿尔布勒奇(W.Albreche)在发展有机农业理论时首次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农业是将系统科学、生态学理论、经济学原理应用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农业模式。它即强调吸取传统农业的优点，保持作为生态一部分的农业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促进作用；也强调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其提升农业生产和发展的速率。它要求农业的发展应当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发现生态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运用科学手段遵循规律，促进农业生态的健康发展，保持农业生态的自然活力。
可见，生态农业既不同于原始农业，也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农业。原始农业时期，由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还相对有限，人们置于还置于自然的权威之下，只是被动的顺应自然。这一时期，农业的产量较多地受气候和自然制约，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工业时代，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发展，人们妄想科技可以改变一切战胜自然，妄想人类能成为自然的主人，这一时期，由于机械和化肥等人工手段的作用，农业产量有了稳定和巨大的提升，但人们不合理地介入也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果说前面两个阶段分别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正题和反题，那么生态农业就是前两个阶段的合题。它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科技与生态的相互融合，农业与大地的重新统一。具体而言，生态农业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首先，生态农业强调将农业生态视为一个有机的和系统的整体，强调维护农业生态系统自身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综合、快速的发展。农业生态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涉及众多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系统，例如大气系统和水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问题都会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态系统也不是静止存在的，它有自己的生命和运动规律，违反农业系统的规律，戕害农业生态的生命将损害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生态农业要求在遵循农业生态系统的和其他生态系统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土壤、气候、空间资源与信息、生物、农业技术，既实现自然资源的充分开发、循环利用和优化配置，又实现农、林、牧、副、渔系统的、持续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有效结合和积极互动。
其次，生态农业强调农业经济发展应当实现效率性和持续性的统一。效率是衡量农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过去我们往往注重效率，大规模地使用非生态的方式以提高农业发展的速度，由此带来了环境破坏的恶果。生态农业将农业的发展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它充分地运用人们的生态知识，经济学知识和管理学知识，实现农业和生态资源的多层次、深程度和可循环的开发，从而遵循了自然生态的规律，降低了农业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污染，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开拓了农业经济的范围，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保证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绿色与可持续地发展。
2 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不足和相关对策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及相关农业发展资源相对短缺，农业经济的发展承担着巨大的使命，面对着诸多的困难。生态农业因其对生态资源和农业资源的综合、深度、多样和可持续的开发，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导向。但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参照本国实际的自然生态状况、社会经济状况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只有这样生态农业才能切实和广泛的实行。因此，我们需要客观分析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经济中存在的阻碍，并积极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方案。
(1)生态农业的观念还未能深入人心。生态农业的实施有赖于个人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的觉醒。由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生态农业的观念还尚未成为指导人民行动的主导观念。首先，在农村由于教育投入和经济发展的原因，农民的文化程度还相对较低，环保意识相对淡薄，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掌握和认识还存在着不足。数据显示，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劳动力中。35％仅具有小学文化水平，而在德国，接受过专门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占了53％，在日本，75％的农民都具有高中文化程度。虽然文化水平不一定代表着个人素质的高低，但由于生态农业是一门融合多门现代学科的综合理论，较低的文化程度会对生态农业的理解和实践产生障碍。其次，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投入还相对不足。农技推广经费在欧洲发达国家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1％左右，在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其比重也有0.5％左右，而在我国，一方面农业总产值还相对较低，农村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农技推广的经费只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2％，这表明我国的农技推广经费的总额和人居额度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投入经费的短缺，直接阻碍了生态农业相关理念和技术的传播。为此，国际应当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制度保障，通过切实落实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普遍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设立专门的技术培训机构和培训机制，提升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专业技术知识，提高对生态农业的认识和理解；确立专门的经费和制度，在农村推广和宣传生态农业技术，为农民和农业工作者实施生态农业，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2)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相关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生态农业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涉及到众多领域的学科，比如生态学、生物技术、环境工程学、环境伦理学、经济学和系统科学等，他需要这些学科的密切配合和相互融合，因此是一门具有较强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的系统学科。过去，我们往往只将生态农业作为一门独立和特殊的学科，从而重视了某一方面和某一部分，但并不能很好地促进这门系统理论的综合提升。此外，我们过去在产、学、研三个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的环节上，
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节和分离现象，这样就容易造成如下问题：科学研究成果难以推广、应用于实际，从而科研成果不能很好得发挥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具体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地反映和解决，从而实践对科研的指向和推进作用无法有效地发挥；产业缺少科技的支持，因而发展滞后，缺乏产业发展的活力；科技也因缺少转化成产业的途径而缺乏发展的动力。因此，要促进生态农业这一系统理论的发展，我们首先需要从学科上加强对生态农业理论的重视，加强跨学科和跨领域的探讨和研究，发挥各门相关学科和理论的优势，促进生态农业这一系统工程的综合发展。同时，我们需要建立相关制度，推进产学研三者的结合，鼓励生态农业科技理论的发展，鼓励知识性和科技性的农业产业的发展，将研究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关注生态农业实施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加强理论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通过科技发展促进经济进步，通过经济效益的提升推动生态农业理论的发展；以实践为指向推动生态农业理论的完善，以理论为武装推动生态农业实践的深化。
(3)生态农业缺乏健全的标准化评估体系。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包括对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过程的质量和指标评估。虽然生态农业标准化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的标准化还有很大差距。这些差距体现在：首先，标准的种类还不够具体、详细和细致。数据显示，至2010年止，我国关于农产品农药残余限量的标准不足500项，而在美国这些标准的数目在03年以超过8000项。其次，标准要求较不严格，在我国目前使用的诸多标准中，只有部分实现了与国际标准接轨，而大部分都是采用自己的标准，且这些标准的门槛比国际标准低了很多。最后，标准有效期较长。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标准只有5年的有效期，而在我国标龄一般都长达10年之久。标准化是生态农业的重要指针，标准的落后和不足，体现了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还和发达国家存在着差异。它不利于我国生态农业的科学发展，同时会对我国农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带来阻碍，从而不利于我国农场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因此，我们加大对标准化理论及技术的研究力度，使标准体系既体现我国的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也能对我国生态农业的规模化和科学化的发展提供导向作用；既反映标准的国际化水平，也注重标准在我国的可行性。此外，我们还应当建立广泛的标准化推行体系和严格的标准化管理制度。通过多种手段，生动、具体地宣传标准化的重要性，使标准化观念深入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经营者与购买者的内心；通过树立示范点，以实际地例子说明标准化的好处；通过对农业工作者标准化技术和理论的培训，使农业工作者在实际生产中学会运用标准化的程序和理论；通过建立广泛的标准化咨询平台，为标准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知识保障。
(4)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低。生态农业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密切联系着的有机整体，强调在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综合地、循环地利用生态资源，同时保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综合发展。生态农业的这一特定要求其发展应当具有一定的规模，并实现产业化的发展模式。目前，由于资金的缺乏以及农业发展状况的限制，我国生态虽已有近2000个试点，但其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较弱，还未能较好的实现产业化生产。较小的规模的产业化水平容易增加生态农业实施和运行的成本，也不利于生态农业发挥其统一效率和生态的重要特点。为此，我们首先应当进一步推进生态农业试点的建设，不但要注意到试点的数量，也要注意到试点的规模和质量。以试点为龙头，推进生态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其次，应当在政策和财政上，扶持、鼓励和保证生态农业的发展。从制度和财政两方面，为推进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林祥全，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J]中国农业经济,2003(7)
[关键词]高等农业院校 农学专业 应用型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陈宏涛(1977- ),男,天津人,天津农学院农学系,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天津 300384)
[课题项目]本文系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沿海都市型农业背景下农学学科特色专业质量建设标准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e02-0901)中国论文联盟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0)18-0100-02
随着农业科技和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模式。同时,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以及国家就业体制的变革,农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形势日趋严峻。这些外部环境条件的不断改变促使地方农业院校农学专业需根据自身的性质、现实发展状态,找准专业特色和优势,科学、准确地进行专业定位并适时调整。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积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开展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和方法的研究与改革,适应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地方农业经济建设和地方农业高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特质
1.行业性。从知识结构来说,面向“三农”,根据农业发展的最新要求构建知识体系。由于应用型本科是以行业为中心设置专业,不是面向具体的职业岗位(群),专业口径应更宽,专业基础理论则应该更厚①,使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特别是作物生产的专业知识,例如大田作物耕作栽培、遗传育种、农产品贮藏及加工、技术推广的知识,从而具有发展潜能和技术创新能力。
2.应用性。从能力结构来说,应用型人才应该具有运用科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来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以及将解决方案付诸实施的实践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应用性”不仅是继承性应用,而且是创造性应用,通过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创造性地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3.社会性。从素质结构来说,应该具有更强的社会能力,如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调查研究与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独立获取知识和信息处理能力、交际能力等。
二、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着力点
1.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往由于重理论轻技能、重教学轻实践,致使培养的学生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就业能力较差。应从实际出发,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重点,强化素质教育,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满足社会需求的动态培养。随着农业向产业化、规模化推进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产业结构正由单纯的农产品生产向产前、产中、产后延伸,对农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不能一味与重点大学看齐,应该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将新农村建设需求作为“中心”依据,强调“地方性、应用性”,形成自己的特色。
3.强调体系优化的科学培养。遵循农业教育发展规律,在专业方向、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践教学等方面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结合专业特色,使各环节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应在重视动手能力实践性培养的同时又重视理论基础的教育,避免延续应试教育②。要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培养形成创新的意识。
4.增强学生主体性意识的培养。目前大学生内心的主体性意识比较强烈,如果过于强调统一性,忽视个性的发展和培养,就会使学生自主性和主动性丧失,影响创新精神的形成。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能统一规格、千人一面,要运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活化人才培养机制,唤醒和培育学生的主体性意识,最终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三、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与进展
1997年开始,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在进行人才培养回顾与思考的同时,以“学校—学生—社会”为主线进行调查研究,探讨高等农业院校素质体系,教育思想转向素质教育,根据人才培养状况和需求,确立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城效型、复合型农业技术及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重新界定了“增厚基础,拓宽专业口径”的内涵③。
2000年后,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和我国成功加入wto,尤其是农业生产形势的巨大变化和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改变,农学专业以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为出发点,努力形成与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结合天津地区的特点和学生对就业及个性发展的需要,研究都市型农业院校农学专业学生在21世纪综合素质提高需要的知识体系和技能要求。1999～2004级近400名农学专业学生参与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实施方案的试行,他们的实践能力得到明显提高,知识结构更完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
从2005年“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开始,是农学专业建设质量大幅提升的阶段,也是专业优势与特色的形成阶段。为适应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与完善,建立了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位一体”的“两段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2008年农学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部级特色专业。农学专业朝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方向,确立了“三创一基”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创造、创新、创业意识和提高基本技能),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社会需求,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学内容的确定到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等环节的管理与社会需求接轨,凸显出为地方农业经济社会服务的特色。
四、培养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措施
1.立足地方经济建设,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农学专业人才培养立足于地方实践需要,服务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社会对农业人才的需求,培养面向“三农”、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应用型高级农业人才。科学构建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体现“厚基础、重能力、高素质”,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增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根据天津农业经济发展规划,在专业方向设置等方面以“农”为本,重新审视人才培养过程,对教学模式、教学计划等诸多方面进行适当调整,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作为构建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主线,从而培养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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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2.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随着社会需求对人才要求的变化,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夯实基础、拓宽领域、强化实践、突出特色,使课程体系具有“通、实、广、跨”的特点。通,即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打通培养,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实,即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比重增加,使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广,即将教学面由产中向产前、产后拓展;跨,即增加跨学科选修课程种类,鼓励学生修双学位和跨专业选修,拓宽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培养。专业课程从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两方面进行调整。一方面,遵循专业要求,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为学生继续深造做好积淀;另一方面,根据天津农业的发展特点及作物种类设置课程,同时也设置了反映学科发展和交叉边缘的课程,如“作物育种学”“遗传学”“作物栽培学”。开设了与生物技术相关的课程“分子生物学”;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等诸多要素的综合应用型“农业推广”课程;为了让学生了解大农业,整合了“现代农业概论”,在教学内容中融入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进一步拓宽了专业知识向产前、产后延伸。 3.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建设了农业分析、作物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作物遗传育种、种子科学与工程等实验室和植物细胞工程研究中心、特用作物改良工程中心、天津中日水稻品质食味研究中心(天津市级研究中心)。加大了大型仪器设备和农科类实践教学设备的投入,实验室对全体农学专业本科生开放,使学生尽早进入实验室开展研究。加强学校与社会、专业与经济建设的联系,利用社会多种不同的教学环境资源,构建产学研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平台,先后与农业企业共建了七个产学研一体化的校外实践基地。
在教学中做到课堂教学、实验课教学、田间生产实践三段教学环节紧密结合,形成了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践、设计性实验相互衔接,学科间知识相互渗透的多层次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所有的实验教学都编制了教学大纲,实验开出率100%。充分利用本专业的教师全部在主持或参加市级以上课题的有利条件,让学生较早参与教师的科研实验和课题研究,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形成了“课堂教学、科学研究、专业实践”三元结构的教学模式。譬如在近两年教师的28项科研项目中,吸纳了全部农学专业本科生。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科研团队合作。建设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团队成员注重专业素质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培养,爱岗敬业,优势互补。引进人才既看学历、职称,更注重实际学术水平、研究成果和职业道德,形成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的有效机制。积极开展教研活动,重视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和学生参与性的培养。农学专业已拥有专任教师21名,其中教授10人,天津市13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3人。近两年,教师发表科研论文70余篇,被sci、ei收录12篇,申请专利2项,承担科研项目28项,其中部级5项,省部级23项,增强了教师的科研水平。
5.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了有效地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会为载体,积极引导社团开展校园科技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专业实验竞赛、文化创意大赛、创业大赛等科技竞赛平台。组织学生申报天津农学院科技创新课题,安排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作为学生课题项目的指导教师。通过课题立项,学生科研积极性提高,有效地培养了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近三年来,本科生申报学校科技创新项目45项。同时,我校学生积极参加各类竞赛,并获得了优异成绩。学生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15篇,其中在核心期刊9篇。考取研究生数量比例稳定在30%左右。
6.建立灵活的管理运行机制。积极推行学分制,建立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反馈系统,做好教学督导工作,定期对教学文件、试卷及实验的情况进行检查,通过学生评教、教师评教、领导听课等制度形成多条教学信息交流反馈途径。严格考试管理制度,考试方式由单一的闭卷考试改为开卷、口试、论文、实践操作等多种形式结合。在考试内容上,侧重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核。
五、结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作为部级特色专业,应充分发挥农科专业优势,紧紧围绕沿海都市型农业经济发展需要,把握好专业发展方向。按照注重社会需求特点、同类互补和发挥自身优势的原则,突出专业方向的特色建设,走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道路,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
[注释]
①徐理勤,顾建民.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及其运行条件探讨[j].高教探索,2007(2):58.
②瞿志印.高等农业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几点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9(8):5.
关键词: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现代农业
中图分类号:F306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1(C)-0154-02
一、新型农民强调的重点在“新”上面,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能够成为新时期的主人,更好的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当中去[1]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前来说迫切需要大量素质高的新型农民,这可以说是新农村建设当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也是最迫切的需求。假如现代农业的建设与发展没有新型农民的参加,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就比较论难。也就是说,新农村和新型农民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当然是劳动者,同时劳动者也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主体。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是人们依靠本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并且控制了人与自然之间有关物质交换的一个过程[2]。在物质交换的过程之中,劳动者本身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往往更强调质量,尤其是劳动者的智力,这将直接影响生产力各个要素之间的和谐稳定发展,对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也起到一定的决定作用。就目前的体制来说,绝大多数的从事农业工作的劳动者其依靠的生产技术仍然是体力与长期从事农业的生产经验,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农民[3]。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劳动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加快,农业发展的关键是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从本质上来说,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不但要求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数量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强调农民生产技术的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等都需要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的生产素质不断提高,所以可以这样说,提高从事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科技素质是最关键的。
温总理曾经指出,将农民素质切实加以提高,才有利于推动我国目前的小康社会建设。[4]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发展现代农业需要靠高素质的农民,他们能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方面的支持与保障,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能够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使用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真正提升农业的发展潜力,将传统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模式能得到根本改变,不断推动现代农业向前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向前迈进。
二、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加强对农民进行科技方面的培训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农民科技方面的素质是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相当大,所以说农业科技的最新成果能否应用于实际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取决于农民所掌握的科技水平的高低。今天我们所说的农业经济,已经与以前只是说到的种地有很大区别,已经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立体产业,主要包括了农业、林业、牧业、渔业、贸易等,这种综合性的立体产业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来支撑和引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农民懂得生产技术,还要学会农业方面的生产经营。
目前我国的农村当中具有实际农业生产技术的人才不足。农民接受教育的时间段是比较短的,并且一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居多,还有文盲或者是半文盲的,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就很少,而正式接受农业的相关职业教育的则少之又少。还存在这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农村之中年轻的劳动力和文化程度稍微高点的基本都选择了到城市打工,从事农业方面的则主要是妇女与年龄较大的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基本上属于具备传统经验的农民,是不具备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劳动者素质的,很显然也不能够适应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依靠这样的力量去进行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还是有很大困难的[5]。
实践证明,现代科学技术只是是能够促进现代农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农民科技素质的提高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我国的农民科技文化素养不高,不仅对农民的经济收入产生影响,也能够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加以制约。由于农民本身科技素质不高,不但影响了农民在经济方面的收入,也不利于农业劳动劳作效率的提高,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产生影响。对农民加强科技知识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任务还很艰巨。目前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农民已经列入农业部需要处理的实事[6]。可是要将数量庞大的农民培养成为适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型农民,任重道远。所以现在很有必要加大对农民实施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培养大批新型农民,将人口负担努力转化成人力资源优势,这能够提高农业科学技术上的含量和国际竞争能力,积极推动农业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民实施科技培训现状
自从改革开开放后,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下,已经加大力度对农民实行农业科技方面的培训,并且始终坚持“三面向”的原则,面向农民,面向农村和面向农业,坚持农业的科学技术教育的方向,逐渐向多个层次、多个形式发展,并注意推广大批新成果、新技术以及新工艺,培养大批的农民方面的技术骨干,已经形成了新型农民技术培训网络,进一步将农民的素质提高,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对农民进行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培训固然取得了成绩,但和建设小康社会与农业技术现代化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7]。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对科技知识培训的认识还不怎么到位。某些地方与部门给农民服务的意识还不强,对农村劳动力进行知识培训重要性认识也不足,并没有放在一个突出位置。农民科技知识培训也没有实行有效调控;用人单位在招录农民工时,也只是重视使用,并没有将培训提到日程上来,没有投入人力开发成本。
第二,农民科技经费的投入量并不足,在进行预算安排时并没有设立专项培训资金。
第三,没有对农民科技知识培训的有限资源整合利用好,相关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法律保障也不健全,农民科学技术培训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农民培训的管理没有进行有效整合。在对农民实行分类培训的时候,只是将重点放在了教材、资金、场地等方面,没有对资源进行统一安排,不能进行合理利用,某些内容的实用和针对性还不强。
第五,组织农民培训还比较困难。很多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农村中绝大部分的适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当地城里参加工作,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大多数是属于中老年人,其文化水平和年龄结构,并且他们本身认为参加不参加培训的意义并不大,这给培训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四、加强农民科技培训的相关措施
加强政府对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的领导工作。《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指出,要在以后的15年内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其基本方针是“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提高广大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也是实施公民科技文化素质建设的难点和重点所在,各级政府中的相关领导要切实抓起来。对农民加强科学知识技术的培训,各级政府的响应领导要真正担当起责任来。
第一,思路一定要理清,重点也要明确。各级领导要具有责任感和紧迫感,将对农民科学技术培训方面的工作摆在一个与农业、农村工作相对等的重要位置上来。
第二,加强领导,协调安排。注意按照“政府统筹,农业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管理与运行机制,强化宏观调控,统一协调,相互配合,使得农民的科技知识培训能成为各级政府行为。
第三,注意采取多种培训形式。利用好已经存在的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资源,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探索好各个部门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协作的新道路,制定利于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工作的相关规定,对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的运行机制进行进一步完善,有效组织农民开展科学知识技术方面的培训。注意加强农民科技知识培训体系建设,尤其发挥电脑远程教育在培育新型农民中的作用。
第四,注意加强相关培训经费投入,能够使得培训工作顺利展开。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机制的建立,能够对农民开展有效培训。对农民科技培训的经费要注意再加大投入,建立各级政府为主导的多种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投入机制。采取中央财政投资,各级地方政府投资,进一步解决广大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不足的相关问题。各级地方政府要善于将农民科学知识技术培训中的经费纳入到本地方的财政预算体制中,并且要确保相关的配套资金能落实到位。并且相关政府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做到专款专用,使得资金效益能够得到最大发挥。
第五,加大对培训机构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改善培训的条件,提高培训能力。注意将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工作、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有关培训的工程中去,并在农村实行实用人才专门培训工程,并且加大实施力度。
第六,考核激励机制的建立,保证农民科技培训的目标能够实现。各级政府有关的政绩考核要注意将农民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率、就业率等指标纳入其中,也作为选拔后备干部的相关条件,将农民的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目标考核之中,依据“职责有分工、师资有标准、培训有计划、结业有证书、学员有档案”培训标准,开展目标方面管理,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培训任务胜利完成。
作者单位:日照市农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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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怨舟.学陶师陶.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A].山西省陶行知研究会首届二次学术年会论文选集[C].2009年,23-24.
1农业信息化理论及方法研究情况
农业信息化是根据经济测度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论，运用系统分析的思路，利用层次分析法、波拉特法等方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由《中国统计年鉴》可知，全国大部分省份农业信息化建设始于2003年，农业信息化研究大多关注全国，中东部经济较发达省份农业信息化发展较快，而西部省份、尤其是甘肃省的评价研究整体相对滞后。比如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除去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及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检索式为SU=(‘农业信息化’or‘农业信息化指标’)andSU=(‘甘肃省’)检索，有关于甘肃省农业信息化的文献共56篇，其中学术期刊论文43篇（受基金支持的有2篇），硕士论文8篇。大部分文献仅是对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等的研究，而量化分析信息化水平测度方法或评价研究的仅有5篇。符合省情发展且量化评价研究指导性文献的缺乏，不利于农业信息化推广和发展，在农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难免出现照搬照抄、无序甚至不符合省情的情况。因此，加快建立甘肃省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对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其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
2甘肃省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信息化指标体系是信息化水平测算与评价的重要依据。使用信息化指标体系，可以定量衡量甘肃省信息化水平，为制定信息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科学、量化依据。按照农业信息化理论和研究方法，确定描述农业信息化环境、信息网络硬件建设、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农业信息资源及农业信息人力资源等5个指标，对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进行评测，建立甘肃省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同时，为保证所得数据的准确性，以指标体系当中的农业信息化贡献率为例，利用数学模型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优化。
3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数据模型建立是以甘肃省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中基准层1中的第一项农业信息化贡献率为例，选取2003-2011年甘肃省农业信息化对农业总产出贡献率作为实验数据，统计数据来源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3.2研究方法通过MATLAB运算，利用基于粒子群优化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回归（leastsquaressupportvectorre-gression,下称LSSVR）算法对甘肃省农业信息化贡献率的进行研究，以期提高农业信息化投入对农业产出贡献的评价精度。3.2.1LSSVR算法LSSVR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选择一非线性映射：Z=φ（x），将n维输入i维输出样本向量从原空间映射到高维线性特征空间F构造最优线性回归函数[2,9-11]：y（x）＝w·φ（x）＋b（1）式中，w为线性回归系数，b为偏移量，φ（·）为非线性映射函数。为了获取最小二乘支持向量回归机系数w和b，将以下函数最小化：（2）其中，R（w）为结构风险，εi为容许误差，τ为正则化因子，用于控制对超出误差样本的惩罚程度。引入拉格朗日乘子αi解决上述优化问题：其中，αi为拉格朗日乘子，αi≥0。根据优化条件：，，，，分别将（3）式对w、b、εi、αi进行偏导，并消除w、εi，得到线性方程组：（4）采用径向基核函数，，σ＞0。所获得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回归机回归函数为：（5）3.2.2粒子群优化LSSVR参数最小二乘支持向量回归机训练参数的选取对预测结果有较大影响。对此，笔者采用混合智能算法，用粒子群优化算法选取最小二乘支持向量回归机训练参数。粒子群算法是基于群体智能随机优化算法，采用“群体”和“个体”的概念，通过群体间粒子间的合作与竞争产生群体智能指导优化搜索[11]。其基本原理为随机初始化一群粒子，将其中第i个粒子定义为：Xi＝（xi1，xi2，…，xim），将粒子i的当前飞行速度定义为：Vi＝（vi1，vi2，…，vim），粒子i所经历的最好位置Pi＝（pi1，pi2，…，pim）。然后，通过迭代寻找最优解。在每一次迭代中，粒子通过个体极值和全局极值来更新自己。基本粒子群优化算法的进化方程可描述为：vij（t＋1）＝w·vij（t）＋c1·r1·（pij（t）－Xij（t））＋c2·r2·（pgj（t）－Xij（t））（6）Xij（t＋1）＝Xij（t）＋vij（t＋1）（7）（6）式中，w为惯性权值，r1、r2为0与1之间均匀分布的随机数，c1、c2为加速因子，t为进化迭代数，pij（t）为个体极值，pgj（t）为全局极值。定义的适应度函数（F）为：（8）（8）式中，yi为实际值，为预测值，M为训练数据的数量。3.2.3PSO优化的LSSVR算法（PSO-LSSVR）采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进行回归建模时，核函数参数、正则化因子τ的取值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τ控制对超出误差的样本的惩罚程度(τ>0)，反映了支持向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所以、τ的取值非常关键，取值不当会带来很大误差。具体过程略，设计算法实现步骤如下（见图1）：3.3农业信息化评价分析甘肃省农业信息化投入量基本呈波浪式增长趋势（见图2），2011年甘肃省农业信息化投入量为32.5亿元（表2），在西北五省中排第2位，但是总投入量占全国的0.15%，低于全国平均值的一半。PSO-LSSVR模型评估优化农业信息化贡献率结果见表3。
4结语
在建立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中，应该考虑将农业信息化贡献率纳入评价指标体系，而对于农业信息化对农业总产出贡献率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基于粒子群优化最小二乘支持向量回归机的混合智能评估算法相比于传统的估算方法有更好的评估效果。这种方法能较好地评价与预测农业信息化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率，对正确引导全省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评价结果中可以看出，随着甘肃省农业生产总值的增加，农业信息投资增加，除2003年、2004年见效明显，农业信息化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整体呈稳定上升趋势，说明贡献值空间开发潜力很大，但相比于农业其它方面的投入产出值，其贡献值并不高。为提高农业信息化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结合甘肃省情，增加投入，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各级政府应在政策上支持设立农业信息财政预算专项，鼓励企业、协会和生产经营大户参与信息化建设，并对给予一定的优惠或补贴，也可让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2）技术带动，龙头优势，提高农民使用信息的意识。首先，培养、选派既懂甘肃农业状况、农业技术又懂信息技术的人员对农民进行培训，让农民把理论、技术带到生产实践中去，使农民增产增收，进而提高信息的经济效益。其次，重视合作社、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的示范作用，传播农业信息，增强农民信息意识。
作者：朱昭萍 王生林 刘涛 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甘肃农业大学图书馆
论文关键词：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1．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界定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区分他们的标准主要是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较之于一般公共产品，其特殊之处在于供给区域主要限定在农村，其产品类型主要是体育设施和服务等。因此，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应是指以农村为服务区域的，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设施和服务。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就意味着，若按边际成本定价，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必须免费供给。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无法排除打便车者毕业论文提纲，私人部门供给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获得补偿，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但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改善亿万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应主要由政府承担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并辅之以其他供给方式。
2．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分析
2.1城乡二元发展战略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重城轻乡”的二元发展战略，以二元社会制度下城乡一国两策的“体制内、体制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在“以农养工、以农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顺、大行其道。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则是主要由农民自行解决，国家仅给适当补助。而且在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差别政策的作用下，国家通过工农价格的“剪刀差”等非经济手段提取农业剩余提供工业资本积累及城市建设，逐渐形成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职能加强的同时却弱化了公共服务职能，严重阻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正是由于城乡二元发展战略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村资金流出多、补偿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投资的“城市偏向”情况下，农村已形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资金来源、城乡收人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现状。因此，我国传统二元社会制度下农村公共政策的偏颇性和不公正性是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总量上供给严重失衡以及城乡极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初级性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性。
2.2“举国体制”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形式的弱化
我国体育“举国体制”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一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毕业论文提纲，是我国制定和实施奥运战略不可动摇的基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虽然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以及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后时期二个阶段的变迁，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政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中心”供给体制。在政府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责任划分不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在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单一供给体制下，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是由各级政府联合供给的。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供给，地方政府只负责地方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县乡财政目前困难重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便失去了必要的财政支撑。由此，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更是首当其中成为“弱化”的对象。
2.3责任主体角色“缺位”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挤兑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产品的责任供给主体。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来看，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但农村基层政府、权力部门在各项达标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及目前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监督制度、激励制度、评价制度的还不够完善，体育公共产品资源配必然成了他们挤兑首选的对象。其次，农村实行分税制后，因制度变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没有相应的财权作基础状态下下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承担过多的责任，本已捉襟现肘的基层政府，势必再次陷入与上级政府在税收激励和自筹边界确定问题的矛盾之中。虽然税费改革后农村的“一事一议”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一定制度空间，但广大农民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根本得不到多数人的统一和有效的供给。可见，在这一不公正公共财政制度和财事权不对应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结果是各级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责任角色的长期“缺位”。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包办”单中心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我国地广人多农业社会环境下毕业论文提纲，以及人们多样化与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与服务面前，不仅显得杯水车薪，而且“缺位”现象越来越严峻。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观念和体育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
3．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3.1改变传统观念，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体制
历史地看，中国举国体制既反映了中国国情特定的发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们在特定时期对于优先与兼顾、效率与公正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纲领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公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协调社会利益机制的立足点，从以往注重竞技体育走向两者之间的“同步化”或“相对平等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和最好结合点，建立合理配置体育公共资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体系。基于社会公正基本理念和规则，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应改变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体育观念，以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正当性，通过专门性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公共政策的出台，制定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权威性、强制性和持续性，来确保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建设资金具有稳定的来源，以制度和法规的手段保障农村这“边缘群体”享有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权益。
3.2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有责任也有义务提供那些市场调控失灵的体育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那些与本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发展有关的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多元主体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属性和本质决定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成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优先的供给者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提纲，私人及企业可以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导、扶持和监管。还有各种非政府合作性的农村、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也是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主要是某一领域或生产环节所需的重要的技术和生产信息。优化供给结构，实现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多元主体的转变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给主体的资金、知识、技术等优势，较好地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发挥开放系统的整体功效。
3.3实现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创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真正实现农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实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多中心决策体制，必须坚持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关系地区农村村体育发展大局的，如农民体育活动组织规定、农村体育场地建设方案等体育公共产品的决策中，要不断整合其决策程序，从而真正体现和维护农民的利益。其次，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深入基层了解农民需要什么，进行市场调研，科学论证，增强对农民需求的反馈，做出反映农民真实需求的决策。建立关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这样可以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资金的合理流向，真正体现广大农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评估与反馈机制
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干部考核制度毕业论文提纲，将农村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直接挂钩；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的监管力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性供给。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估制度，制定科学的组织方法、操作规则、评估标准及指标体系，建立相对独立的评估机构，配备多学科和具备政策科学知识的评估领导队伍，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评估。此外，要加大对偏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采用“走下去”和“走出来”两种方式来进行培训；对投资西部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企业，除上述政策上给与优惠外，国家可对其企业的发展和运行给与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农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投资，采用共用、共管模式进行有效管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团体以及农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来共同完成，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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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农业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现代农业科技普遍传入并应用，中国农业历史出现新特点。文章主要阐述了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分类与利用，各地相关农业遗产调查与现状，民国时期农业教育遗产继承与谱系，以及当前亟需开展的民国时期老专家声像档案保存工程等内容。籍此重新定义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继承与开发路径。
关键词：
农业文献;农业遗址;老专家记忆工程
学界普遍认为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包括:农业景观、农业遗址、农业工具、农业习俗、农业历史文献、名贵物产等内容，目前来看，范围上与民国时期农业遗产并不能完全切合。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古代农业文化遗产，且具备特定的形成历史过程，遗产价值较高，传承性较强，特别是申报世界与全国农业文化遗产，必须要具备较强的现实存在性和观赏性，亦有部分学者关注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文化挖掘与旅游开发措施等领域。民国时期农业遗产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较高的关注，尤其是其保护与开发途径上尤为单一，这并不能否认其独特价值，民国农业文化遗产兼具普遍存在、种类繁多、利用率最高、开发价值最强的特点。文章将从民国农业文献遗产分类与保护、民国各类农业文化遗址调查与保护、民国农业教育继承与老专家声像档案保存等三部分进行阐述。文章通过对现存民国农业遗产的分类与调查，提出了区别于以往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方法与视野，针对不同遗产提出可行的保护措施与传承路径。清末，从中央到地方开始设立各类农业机构，兴办农业学堂、创办农事试验场，有识之士兴办公司、公社，创设农学会。宣统年间，中国农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趋势已经明确。官方机构、科研机构、农业公司等逐渐涌现;系统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近代农业体系开始形成。《政治官报》刊发，宣统三年三月初八日，农工商部奏汇《各省已办农林工艺实业开具清单》，［1］(P151)标志着清末全国范围内近代农业体系的基本建立。这些措施为民国时期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基础，也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来源。
一、民国农业文献遗产分类与保护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西方农业知识与教育大量传入并应用，以致产生大量文献资料。民国农业文献延续清末古农书、方志、文集、笔记、日记、报纸、期刊等资料的来源渠道，更加内容丰富、种类繁多、语种多样、领域广泛等特点，是研究民国时期农业历史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民国期间国内外的农业文献具有重要的农业历史与文化价值，是当前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民国时期农业文献彻底改变了清末传统农业科技著作与近现代农业科技著作并存的面貌，诸多以近现代技术为撰写内容的民国时期农业类教科书、期刊、报纸、专著等流传于世。《民国时期总书目》共收录民国时期农业类图书2455种，涉及农业领域十个大类。［2］毛邕、万国鼎编辑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第一种《中国农书目录汇编》全书根据最新农学与旧时农书分为:总记、时令、占候、农具、水利、灾荒、名物诠释、博物、物产、作物、茶、园艺、森林、畜牧、蚕桑、水产、农产制造、农业经济、家庭经济、杂论、杂等十几个大类。民国时期蚕丝业改良持续推进，发展迅速，社会对教科书等著作需求量很大，各地出版蚕丝领域书籍数量繁多，贺康《蚕丝学概论》、钱江春，侯绍裘译《蚕丝概论》、乐嗣炳，胡山源《中国蚕丝》、钟崇敏，朱寿仁《四川蚕丝产销调查报告》、万国鼎《中国蚕业概况》、山西省农矿厅《蚕桑浅说》、郭葆琳《栽桑图说》、奚楚明《实验蚕桑全书》、姜庆湘，李守尧《四川蚕丝业》、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普通栽桑学》、殷秋松《蚕业指导》、曾同春《中国丝业》、缪毓辉《中国蚕丝问题》、夏诒彬《种桑法》、朱美予《世界蚕丝业概观》、朱美予《栽桑学》、沈文纬《中国蚕丝业与社会化经营》，合众蚕业改良会《改良中国蚕业之计划及其方法》，以蚕桑学科见长的蚕学专家郑辟疆编纂出版的《桑树栽培》、《蚕体生理》、《养蚕法》、《蚕体解剖》、《蚕体病理》、《制丝学》、《蚕丝概论》和《土壤肥料论》等诸多教科书。这还不包括国外语种撰写中国蚕丝业的文献，尤其是以日语著作在中国流传亦或发行印制的著作，例如梅谷兴七郎《蚕种学》、石森直人《蚕》，以及《蚕的遗传讲话》、《蚕体解剖及生理学》、《日本蚕丝业之概况》。1920年以来各领域农业教育学家和农业科学家，开始编著近现代实验科学为基本内容的农学教科书。至1937年之前，中国各地院校已经在西方技术教授与传播领域取得巨大进展。各地科研院所与学校公开出版的农学教材数量骤增，多达几百种，尤其以农学与植物学相关著作最为普遍。农学类《作物学》、《作物害虫学》、《作物育种学》、《作物病理学》、《工艺作物》、《作物学各论》、《重要作物》、《绿肥作物》、《作物学泛论》、《油类作物全书》、《油料作物栽培法》、《特用作物学》、《作物学实验教程》、《稻作学》、《植棉学》;植物类《高等植物学》、《植物学》、《应用植物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理学》、《植物育种学》、《普通植物检索表》、《植物的世界》、《植物的分布》、《昆虫学》、《种烟学》、《实验烟草种植法》;林学与果树类《测树学》、《造林学》、《造林学各论》、《造林法》、《高等果树园艺学》、《果树园艺》、《花卉园艺》、《果树园艺学》;土壤化学类《农业化学》、《土壤学》、《土壤新编》、《土壤学概要》、《土壤深耕设计》、《土壤改良法》;蚕种类《普通养蚕学》、《蚕种学》、《家蚕生理学》、《蚕体生理学》、《蚕体遗传学》、《蚕体解剖论》、《最新养蚕学》、《蚕种制造》、《实用生丝检验学》、《实用养蚕法》、《养蚕法讲义》、《实验养蚕问答》、《实地养蚕法》、《蚕业概论讲义》、《人工孵化育种学》、《蚕桑害虫学》、《蚕业丛书•第五编桑树虫害论》、《家蚕微粒子病检查法与防除法》、《新学制适用•中等养蚕法》、《柞蚕饲养法》、《动物解剖丛书•卷9蚕》。［3］民国时期其他相关种类教科书也普遍出现，以致现存民国农学著作存世数量众多，但是，目前学界仍未见民国时期农业专著与教科书综合检索目录的问世，有待于系统收集、整理与研究。民国时期农业期刊，大约在300种左右，所有与农业相关的期刊论文大约在10万篇，约数十亿汉字。［4］1933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农业历史组编《农业论文索引》收录了前清咸丰八年至民国二十年底(1858－1931)发表农业相关论文，包括中西文，其中中文杂志三百二十种，丛刊，在华出版之西文六千多条。金陵大学图书馆杂志小册部编，1936年出版《农业论文索引续编》，作为工具书，包括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至二十三年底(1932－1934)，收录了，三年间出版杂志五百五十三种，丛刊六种，西文部三十种，两部书皆包括农业中棉、蚕、丝、水、土、农造、稻、粮等诸多大类。民国时期的各地出版的农业报纸内容丰富，目前仍未得到有效利用与挖掘，各地大型图书馆与院校图书馆，馆藏颇丰，由于农业领域关注度不算很高，资料利用并不充分。全国范围内档案和调查资料非常丰富，比如1930年由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卜凯发起，调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淮河流域的土壤，1936年梭颇汇集数年来的调查结果著成《中国之土壤》，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介绍中国土壤的学术专著。民国时期满铁资料、《民国史料丛刊》及《续编》、《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所见史料;各类期刊杂志，诸如蚕业中的《蚕声》、《中国蚕丝》、《中蚕通讯》中农业知识;各地农业实验报告书与农业改进史料;各类农业学会创办与工作资料、西文调查与报告;天野元之助等日本学者所藏农业相关调查资料;农业与农村社会相关书籍等十分丰富。地方志中农业资料、农业类广告与商标、各地区农业谚语、农业生产与生活习俗等丰富的内容。尽管如此，当前民国农业文献的保护与开发仍不尽完善，重视程度不够，以时间为衡量标准，认为民国文献并非古籍观点目前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最早的民国文献已有百余年，其价值与清末古籍类文献无异。各大藏书单位针对民国文献，做好整理与开发工作，不断进行民国文献大类丛书的出版与纸质文献电子化工程，便于研究工作者的使用，例如，王雅戈《民国农业文献数字化整理及信息组织研究》，从学术角度对农业文献数字化进行探索，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全文数据库建设主要是农业方面的文献，目前开发了馆藏的民国时期的期刊、图书和毕业论文，数据库具有浓郁的民国时期的文化特色和岭南特色，是研究岭南农业教育、技术、发展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5］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民国资料使用平台，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民国农业期刊，各大综合性图书馆以及各院校所藏民国资料检索系统开发，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农业文献数字化工程，这些都是民国时期农业历史深入研究与开发利用非常有益的工作。
二、民国农业遗址调查与保护
农业遗址涉及试验场、学校工业遗址、水利工程、农田耕作系统等都具有很强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开始普遍重视，尤其是在价值开发领域。清末各地农事试验场已经成为重要的遗址类文物，北京动物园的所在地即为清末兴建的农事试验场旧址。民国时期延续了农学传统和实验方式，各地试验场数量更多，大量的农事试验场是其时代的代表性农业机构，同时也是当前各类农业遗址中比较丰富的类型。民国十五年，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创立镇江合众蚕种场，蚕种场旧址分别位于现今市郊四摆渡蚕种场和江苏科技大学西校区内，被批准为江苏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蚕种场建筑有缫丝试验室、冷藏库、储茧库、岗楼、办公楼、水塔、检种室、蚕室等，这些建筑见证了镇江蚕桑业发展的历史与辉煌，也是中国近代蚕桑史的重要组成符号，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科学价值。此外，广西柳州市郊沙塘，是近代广西农业科学技术的发祥地，抗日时期设有广西农事试验场、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工作站、农林部广西省推广繁殖站和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等科研、教学机关和公共设施，被称誉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农都”、“战时后方唯一仅存的农业实验中心”。［6］此外，其他各类农业机构也有保留大量民国时期农业科学仪器、工具、农业经营与管理记录、遗址，目前博物馆与民俗馆收藏了此类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民国农业学校遗址也是保存较多的文化遗产。金华市金东区塘雅镇有浙江省立实验农业学校旧址，保留了民国时期典型的学校建筑风格，包括1933年初修建的教学楼、行政楼、学生宿舍、礼堂、食堂、实验楼、粮食仓库、农社、气象观测站、邮政所、操场等各类建筑，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旧址于2005年12月被列为六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此之外，民国时期高等农业院校遗址至今保存的并不太多，主要是由于民国时期农业院校一般合并在综合类院校之中，建国后院系调整，以及农业院校搬迁频繁所致。目前看来，华南农业大学校内的原中山大学的建筑较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保存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学大楼，现北校区三号教学楼。工业类农业遗址主要集中在为农业生产提供工具与肥料等领域。例如化肥传入中国所带来的农业工厂遗址。1904年化肥首次输入中国，1906年，上海进口的第一批化肥即为硫酸铵。1925年，化肥在广东、福建等地得以推广使用。英商卜内门公司还在上海西郊设“肥田粉农事试验场”。［7］1937年中国第一家化学肥料厂，永利公司卸甲甸硫酸铵厂，在邹秉文等协助下在南京建成，简称南京永利铔厂，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化工企业，号称“远东第一”。现今，永利铔厂系列遗址包括:1936年启用的西式办公楼及别墅五幢、1936年从德国ABORSIG公司购进的环循压缩机一台、1936年从美国进口原料建造的硝酸吸收塔及厂房等。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称:六合区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内及南化三村、六村，都属永利铔厂旧址，完全可将其归入农业工业遗址。诸如此类涉及民国农业生产的工业遗址数量，目前来看并没有系统调查，需要我们做一个全国性普查工作，进而提出有效的保护措施，进而挖掘民国时期农业生产工业遗址历史价值。随着化肥销售和施用问题的增多，以及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肥料问题引起关注。钦州“今年广东西部，钦廉八属之农民，施用各种肥田粉栽培稻，粟，蔬菜者，益形增加。及至秋收后，竟有出于意料之悲剧发生，农民之用肥田粉培壅之稻，粟，蔬菜，食之竟有毒死者，投之狗，狗亦死，计钦廉八属农民因此死者，已达千余人。现闻有钦州商人贱价收买此种粮食，运入广西南宁各处出售，以获厚利，近闻广西战区人民之购买此种粮食而致丧亡者，亦时有所闻，肥田粉之杀人，可惨亦可异矣。”［8］浙江东阳县稻热病损失甚据，主要是舶来肥田粉所诱致。认为肥田粉贻害太大，希望建设厅取缔肥田粉。1933年，浙江省建设庭曾经指示取缔肥田粉广告，认为浙江“石田”就是滥施肥田粉所致，可见论争分歧之大。这种多是由于农民施用不当，施用过量，竭尽地力，导致害虫被杀，有益的动物也被杀死，作物病害严重，土质失调，贻害民食。肥田粉施用要得法，确实能改良作物之品质，增加收入，同时也要面临经济上的巨大损失。20世纪20至40年代初期，关于化肥与有机肥优劣的争论不断，加深了人们对于近代肥料变革的认识，促进了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方针的形成。［9］目前，农业类水利工程遗址保存数量较多，在广袤的农村大地，较为多见，尤其是传统农业耕作区域，遗留的民国时期水利遗址更多，而且具有遗址、博物馆、民俗馆、旅游产业等开发价值，例如，挖掘与调查民国时期诸多南北方旱作、稻作、梯田、林作、山林、水系等多类型农耕系统，探索多路径开发。2002年由联合国农粮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开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国际社会对农业遗产价值的认识程度和保护意识普遍加深。这些符合世界与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的资质的民国农业文化遗产申报重点领域。当前，民国时期农业类遗址保护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也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各地政府部门制定了保护政策。
三、民国农业教育传承与老专家的记忆工程
民国农业教育遗存当属高等院校的农学科系的继承和发展，当前很多院校仍然有民国时期农业科学研究积淀的影响。建国后，中央农业科研机构主要包括农业实验所、畜牧实验所、林业实验所、水产实验所、农业经济研究所以及各省农业改进所，以及地方的试验农场或工作站。原老解放区建立的一些农业试验场。民国时期全国农学教育发展迅速，尤其以高等农业教育，包括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等。［10］建国后，我国高等农业教育院校经过改造与调整后。改革开放后，全国基本确立新的农业教育体系，学科建设得到长足发展。民国时期农业教育与学科建设至今影响深远，基本确立了当前各院校农业教育水平与传统学科实力，例如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山东农业大学调入金陵大学园艺系和南京大学园艺系果树组，最终成立了山东农学院园艺系乃至园艺学院，至今果树学仍然是山东农业大学最强学科专业之一，科研水平名列国内前茅，可见民国学科传承影响之深远。目前来看，农业教育传承是做得最为出色的地方，部分农业相关院校积极重视传统学科建设，打造自己学科平台，继承了民国时期农业教育，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学科分支，走向“双一流”工程建设。以往院校单位与学者重视农学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诸如万国鼎、金善宝等老一代专家相关资料的挖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有着民国时期经历的农学专家，俨然成为当今社会珍贵财产，将其经历、故事等以口述、影像、著作等采访形式记录下来，显得尤为迫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活跃工作一线老专家数量逐渐减少，需要抓紧时间启动保存记忆工程。目前，国内多所院校、科研单位正在从事此类农业老专家采访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山东农业大学“齐鲁时代楷模”余松烈院士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启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分为口述资料、实物资料和音像资料三种，采集工程系统全面搜集和保存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过程中资料，向公众展示、宣传科学家精神。然而，民国老专家记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仅简单进行了资料整理，对部分农业院校院士开展了声像与口述记录，大多数老农学家并未进行相关记录与广泛宣传。全国各相关农业院校需要积极参与，根据民国时期出生时限界定老专家标准，组织团队人员，投入精力资金，尽快采集其各类资料，编制老专家目录等资料。目前来看，各院校积极筹备校史馆，并将其作为院校名片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和平台。此外，老专家命名的奖学金，老专家雕像、农业院校学报专刊撰稿、媒体声像材料的等老专家宣传与纪念工作普遍进行与推进。由于并没有制定农业遗产采集工作标准，今后随着对老专家工作重视，农业遗产标准制定也将随老专家遗产部分推进而改变，系统科学的声像等数字化与信息化技术迫切应用到民国老专家遗产保护上。目前，现存民国时期声像档案并不十分丰富，随着数字档案工程的推进，老专家记忆工程越来越得到重视，老专家作为珍贵的农业遗产必将得到保护和利用。民国农业老专家为民国时期与建国后农业科学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这类群体的研究，也将对今后农业科学发展，院校学科谱系构架，农业科学精神的塑造，爱国爱校奉献精神的传承有着深远影响。
四、余论
随着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不断向民国时期扩展与延伸，民国文化农业文献遗产具备文献保存、档案保护、数据库建设等领域的遗产价值，今后逐步扩大此类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工作，例如民国时期农业谚语、农业标语、农业商标、农业民俗各类相关研究成果早已问世，且研究范畴越发深入，涉及学科多样，起到了贯穿古今，且延续与连接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作用。目前各类院校与科研院所普遍开展类似老专家记忆工程等老专家相关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弘扬老专家的农业思想与科学精神，传承农业教育与学科谱系继承性。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区别于古代农业文化遗产，其具有种类多、数量大、形式多样，且个别遗址仍在使用之中，遗址开发和利用较为便利，图片影像利于保存与整理，具备较强的文物保护、文化遗产、遗址保护等诸多领域价值。目前，各地区掀起了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热，普遍深入开展农业遗产普查，加大对农业遗址保护与开发力度，民国农业遗产调查、整理和研究不断推进，这些工作有利于深入挖掘其在旅游规划与文化产业等领域价值，为今后农村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提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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