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9 03:49:27
一、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传播模式分析
教育是“教”和“学”的结合。教师把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要成功接受知识，教育才是成功的，知识的传播才是成功的。由此可见，课堂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注重了“教”，而忽略了“学”，所以课堂传播是不成功的。这种直线性的单向传播被称为“香农—韦弗”传播模式，这是由信息论创始人、数学家克劳德·香农和他的同事沃·韦弗于1949年提出的。这一模式最早用来解释电报通信过程中的传播模式，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包括用于教育教学研究。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包含“噪音”因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指影响学生接受知识的干扰因素，比如生词的出现、社会文化背景过于陌生、多媒体的不恰当使用等。根据《要求》的精神，理想的大学英语课堂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接受教师的信息之后，将教学效果和教学评价反馈给教师。教师和学生都是课堂教学的参与者，都发出信息，也都接受信息。这种双向传播符合美国传播学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理论。他认为，受传者都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接受和传播该信息时会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影响，信息传播是双向循环的过程，每个成员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
二、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传播有效性的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陆续有传播学者针对教育教学展开研究。90年代初期，已有一些教育传播学的教材与论著问世。教育传播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来，课堂教育传播模式与效果成为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那么，基于对大学英语课堂传播模式的分析，如何利用传播学理论，来增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传播的有效性呢？从传播因素的角度来看，传播活动是从传播者开始的，要想增强传播有效性，就要先提高传播者的素质。首先，教师是大学英语课堂的行为主体，教师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能够保证其传播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权威性。其次，教师要和学生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体现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学生对教师不反感、不排斥，才有兴趣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再次，教师在备课的同时，也要“备学生”。传播心理学表明，信息接受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范围，包括知识、经验、立场、历史文化知识来接受信息。所以教师要把学生的经验和兴趣融入到教学中，扩大师生的共同经验范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传播效果理论分析，首先，认知一致理论认为人在认识过程中主动寻求平衡和一致，如果某人的观点与其他人不一致时，他有压力形成新的观点，达成一致。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一部分学生能够成功接受教师的信息，而另一部分学习基础薄弱、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不能在相同时间接受信息。后一部分学生通常会感到紧张，有的会加快步伐，追赶上其他学生；有的则出现放弃或者逃避的念头，表面看起来接受了教师的信息，其实则不然。这就要求教师不能“点对面”地教学，而应该采取“点对点”的教学方式，把握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理解能力，让所有学生不仅接受信息，还要理解好信息。在大众传播学中，议程设置指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承担着设定议程的责任，比如，哪些内容该讲，哪些内容不该讲，哪些内容要重点讲，哪些内容要简要讲。大学生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教师带领学生学习“议程”时，要鼓励学生进行讨论、演讲等自主学习活动，提高课堂活动的效率和可控性。传播媒介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合理使用传播媒介是达成有效传播的基础。在大学英语课堂中，教师传递的信息是英文，这对母语是汉语的学生来说是具有难度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应该科学利用传播媒介来辅助教学。在教材的选择上，既要有基本功的训练，又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在电子课件的设计上，要做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生动活泼，充满感染力和现场感；在多媒体设备的使用上，教师要多操作、勤练习，熟能生巧。
三、结束语
在大学英语教学这一传播活动中，教师应结合大学英语教学特点，针对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习惯，借助传播学理论，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学生，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作者：王璇单位：山东省滨州学院外语系
1．传播学推动校史研究的发展
（1）传播学是校史研究的媒介平台。所谓媒介平台是指连接传播主体和受众维系二者之间关系并保持信息流通顺畅的工具和展示手段。校史文化的传播“既要在空间领域实现共时性传播，又要在时间范围内实现历时性遗传”，这一特性使得校史文化的宣传和传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在时空中进行传递交换和共享，从而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育人功能。传播学无疑就是这种媒介。传播学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公众传播、内向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多种渠道宣传校史文化，丰富和拓展校史文化形式，扩大校史文化的影响力，推动其向深层次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校史文化的积累、沉淀、凝聚和宣传都离不开传播学对它的推动和促进。校史研究正是借助电视、网络、广播、微博、微信等众多传播渠道的推进和宣传才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各类校史专著、校史画册、校史汇编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体现校史研究浓缩和精华的校史馆也相继问世，校史研究进入空前的活跃期。
（2）传播学“歪打正着”促进校史研究功能的实现。传播学与校史研究都属于边缘学科的范畴，二者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法有时“不谋而合”，有时大同小异，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当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或功能与校史研究对象或功能重叠或交叉时，传播学在实现“协调社会”、“文化传承”以及娱乐宣传等功能时“歪打正着”也促进校史研究功能的实现，这种现象尤以传播学以历史或文化题材为研究对象时为甚。口述历史就是典型的例子，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它属于人际传播的范围，是口述者与访谈者共同参与的传播活动；从校史研究的角度看口述历史是个人化的历史，也是“活历史”，是校史研究工作者借助口头、录音等传播手段，从口述者的讲述中获取历史信息的特殊传播活动。
（3）传播学独特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校史研究大有裨益。传播学既源于众多社会和自然科学学科，又明显区别于它们，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中“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的全景式论述和“拟态环境”、“刻板成见”等重要概念对于指引校史研究工作者正确看待历史环境和历史舆论对当今校史研究的作用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选择校史研究题材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另外，校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也充分借鉴传播学5w传播模式的理论分析方法解决研究中的难题，运用实证分析和实验方法等论证自己的观点，促使校史研究横向和纵向获得更深层次的发展。
2.校史研究促进了传播学的发展
（1）校史研究丰富了传播学的素材。校史研究立足于丰富的档案资源，同时借助档案刊物、校史馆以及网络等传播渠道宣传校史文化，潜移默化之中纯净人的灵魂，陶冶高尚的情操。校史专题展、校史名人展、校史图片展等校史课题从传播学的视角看都是极佳的传播素材，通过对它们的报道，可以扩大传播学的影响力，推进传播学的发展进步。201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这一事件，就是校史与传播学相互融合的典型案例。
（2）“传播”是校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校史研究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属于专业性的文化传播，受众范围相对狭小。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宣传渠道不仅很好地宣传了档案和校史文化，而且增生了传播素材，引起受众对传播学的关注和了解，拓宽了受众的视野，激发了他们对传播学的研究兴趣。3D网上校史馆琳琅满目的展览既是校史成果的展示平台，又是大众传播的良好渠道，是校史研究和传播学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融合体。
综上所述，传播学与校史研究自它们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中它们又相互渗透，相互合作，在学习借鉴中共同进步，在传承中跨越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今的传播学正如施拉姆所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在那时，被称为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被简单地称为‘传播学’的更大机构”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成为现实；校史研究也已取得诸多成果，高层次复合型的校史研究团队在总结经验、分析得失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不断学习创新，运用开放式的思维宣传校史文化，实现校史润物无声的育人功能和服务学校建设与发展的资政功能，使校史研究朝着学术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为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作者：张爱新万启存牛庆玮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档案馆
关键词：传播理论、知识社会学、反思性
一、控制与反思
人文社会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反思。自启蒙哲学诞生以来，原有的知识传统、权威和信念不断祛魅，代之以理性的觉悟。形而上的普遍性知识被束之高阁，世俗化的知识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在世俗化知识的王国里，传播学是后起之秀。她的学术本性与其说创新，不如说是寄生性或延展性的成长。构成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殿堂的台柱显然是经济学、法学、地理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传播学只是从这些学科主干上发出的新枝，或者说是沿着这些学科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攀援而上的一支青藤。传播学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得益于现代知识形态的演变。
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进化，归根到底，是受到支配社会生活的技术力量的推动。这里，我们不只是把工具的进化看作技术，也把社会管理看作技术。如果说传统的普遍性智慧型知识企图塑造人的心灵，给与宇宙和生命一个整体的终极的解释，那么，现代的社会知识显然放弃了这个野心，仅仅试图控制人的社会行为。
人与动物的本质的区别之一，就是她能够创造复杂的符号-意义系统，借助这一系统进行交流，这是人类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传播，是人类的生命本质的显现。传播现象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在中文传统里，圣贤必须是精通传播的。“天垂象，见凶吉，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①《说文》解释：“圣（聖），通也，从耳。”圣人和圣王，是掌管口耳传播权力的大巫师和政治军事首领，其主要的传播范围，广及天人之际，神鬼之间，四方之域，决定着人们的时空感觉和意义理解。在西方，古希腊的哲学家把演讲术当作最崇高、最精致的学问，掌控语言是贵族垄断政治权力的重大技术。在传播学诞生之前，人们关于传播的知识，大量存在于语言学、文学、宗教和哲学里。媒介与人本身合为一体，人们可以大量的讨论语言、绘画、诗歌、商贸甚至战争，却无须特别建立一门学问来讨论无所不在的传播。就像人们呼吸着空气，无须考虑空气在哪里。
现代社会科学多半从关于人性的某种基本设定开始其知识的建构。正如经济学可以把人定义为“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物”、社会学把人定义为“全部社会关系的集合”、法学把人定义为“天生的政治的动物”、心理学把人定义为“由本能欲望和潜意识支配”，传播学为何不能依据“人是制造运用符号来传播信息的动物”这样明白的事实，建立起和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那样的社会科学主干学科？传播学的诞生，根源于媒介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因此不管人类对于传播有如何深远的认识，传播学只能是一门现代学科。它产生于媒介与人的分离和对立，产生于不是人来自由地运用分享媒介，而是由媒介控制人这一残酷的社会事实。就是说，传播学产生于媒介从人的外化和异化的现代性境况。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网络，越来越丰富的媒介世界，将人们带到无限宽广的信息的大海。媒介代替了令人敬畏的长老、威严的国王、的。媒介正在控制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对于幸福和恐惧的感受。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传播学既是社会精致化管理技术的一部分，也是人们试图摆脱这种媒介控制，挽救言论和思想自由的一种努力。这种内在的悖论关系，决定了传播学的领域始终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思维动力。20世纪的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就是，民族国家的中央机构坚持控制着范围内的整体媒介环境；国家的媒介体系——电讯服务、大众流行报刊、广播电视网等伴随着大众产品和消费组织一同发展起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建构了全球化的媒介系统，并控制着信息资源和娱乐市场的分配，进而重构着人类的文明面貌。②传播学面对着新的现实和危机，一方面寻求精致化的管理控制，另一方面又寻求着反控制。这导致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也称管理学派）与批判学派的知识视角的对峙。传播学深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注重效果考察和证据收集，认为对于效果的考察较之固定的一般定理更加准确。从60年代开始，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最大的动因。传播媒介技术迅速发展和相应带来的社会管理问题，必然成为传播学的新经验主义知识探求的核心。这种研究，不仅具备纯粹知识的认识论意义，而且必然成为国家管理技术的最重要的内容，甚至成为国际竞争和战略思想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的社会功利性是其学科的本质特性，它也必将成为主流知识和权力知识。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现代社会的媒介控制技术初现端倪的时候，就出现了知识的反抗。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巴黎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则从批判的角度出发研究大众媒介，他们揭示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大量的观察论证以证明媒介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媒介作为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聚合体。媒介技术的现实正在和日益紧密的社会控制结合，构成对个体的自由和多元文化的根本性的威胁。这种否定性理路深受后现代各种人文学科理论的影响，如反思社会学、象征人类学、女权主义、受众反应理论、批判的文化研究、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它们正在建构新的与传统的经验主义传播理论背道而驰的知识。从全球化的趋势看，这一套知识形成了对于主流知识和权力知识的挑战，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强化控制技术和强化反思力量是传播学的内在的矛盾。有时人们也将这两个维度理解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风格歧异，或者理解为社会科学背景和人文学背景的冲突。而我认为这些概括没有解释传播学内部矛盾的本质。比较适当的概括是：控制的知识与反思的知识的对立。这种知识的分野首先不是源于方法论，而是源于价值论。也就是说，控制的知识相信社会群体生活的基本价值超越于个体生活的价值，而群体生活必须建立在有效传播沟通的基础上，这一有效性决定于对传播技术的适当掌控。与此相反，反思的知识相信个体的独立的智性认知是判断社会价值的尺度，从本体论意义上，传播沟通是非本真的，只有摆脱外在的制度和技术的控制，人类才能更真实的感受存在的现实，从而才能更自觉地矫正其社会实践，获得相对自由。传播学无法逃离这种基本的价值选择。
二、纵深与广延
当年，施拉姆雄心勃勃企图建构传播学的学科体系的时候，他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各类社会科学家讨论传播问题的报告、论文汇集起来。这些学者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传播学家，但是他们的著作却被称之为传播学的早期文献。施拉姆看到了传播研究的趋势必然是多学科的交汇，而且看到了，社会科学必然从不同角度观照人类关于自身与媒介的关系。没有这个汇集，传播的知识就永远处于分散和朦胧的状态。
问题回到了现代学术建构的聚合效应和离散效应。传统学科始终围绕着它的基本设定运行，可以说，每一个传统的和主干的学科，都有一种谋求终极解释的野心，无论其视界展开得多么辽阔，最终还是要回到她对于人性的基本设定上来。这就是所谓聚合效应。而另一方面，知识视界的展开，必然导致分支研究的活跃，于是，在知识向心力的相反的方向产生出强大的离心力：每个分支问题的研究，都开发出一门新的学问，可谓“子子孙孙没有穷尽”。这些分支的学问，不仅与原来的知识母体分庭抗礼，还旁门左道，改祖悖宗。学科分化导致新的学科建制和知识资源分配的新格局。这种复杂的现代学术局面，有点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城市。开头在这里居住的人们，彼此还经常走动，互相熟悉，各家的掌故，城南城北无不了然于心。如今满城繁华，却都是陌生面孔，彼此不关痛痒。城中管制又是如此之严，居家行路，皆要有身份，因此最讨巧最安稳的做法，便是偏安一隅，所谓自扫个人门前雪。偶尔有点扩张的野心，也不过是将邻里的篱笆或栅拦挪动挪动而已。社会科学在这个需要形形的专家的时代，在这个学科建制直接关系到资源分配的时代，渐渐变得鸡零狗碎，小肚鸡肠，成了地地道道的管窥之学。
传播学未必不想变成理想中的专家摇篮，事实上，她已经是培养媒体专家、广告专家、公关专家的摇篮了。她也未必不想效法经济学追求数学般的精致和优雅，事实上，她也已经制造了过多的模型。模型的意义在于将复杂的概念变成可以套用的公式，便于实践操作。结论被置放在公式的另一边，无需人的关怀，排除例外的干扰，在等号的那一边，客观真理的幻像，就会如同生产罐头的流水线，自动地吐出成果来。因此，传播学可以毫不愧疚地证明，自己也是一门货真价实的“科学”，是不容置疑的客观真理的显现形式。这种仅仅根据逻辑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按照数学公式建构的模式，正在成为所谓纯粹知识的纯粹形式。北美传播学在学科建制的大趋势下，在表明自己也有能力提供这种纯粹形式以外，同时窒息了学术反思的力量，形成了事实上的知识垄断。
尽管这样，传播学还是作为后现代的活跃的学科领域，得到了一些激进的社会科学家的青睐。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报告中把传播学看作新创的带有跨学科色彩的领域。这个领域的出现被认为是“朝着更具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的方向汇合”，有助于改变过度分化的知识困境，重建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这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权威们的一个观察结论。③也就是说，传播学的学术禀性要求她成为新型的多学科知识交汇的平台之一。当今社会科学已经有了多个这样的知识平台。如地区研究、女性研究、发展研究、现代性研究、文化研究、环境研究、公共管理研究等等。这些新的知识领域给人一种特殊的平面感。对于受到系统的传统学术训练的人来说，颇有点莫衷一是，不大适应。这里没有基本的人性设定，从而也没有固定的价值选择；方法和学术套路多种多样，好像四面八方都是门，没有既定的通道，也就没有固定的程序。这些知识平台，与其说是知识的殿堂，不如说是知识的竞技场和表演场。传统学科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队，演出自己的路数，展示自己的发现。问题是，这些知识平台的搭建，确实有充分的根据。这就是人类对于现存社会各类问题的聚焦。不是形而上的那些悬念挑战人们的智力，而是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要求人们的反思。所有反思都是用来调适人们紧迫的社会实践。
传播学长期以来困惑于自己的学科边界。如果按照“人是制造符号-意义系统从事信息传播的动物”的这一设定来建构学科边界，那么传播学简直可以并吞大多数社会科学。事实上这是过度的自我夸张。现在的传播学的分类，勉强的划分出人类传播（HumanCommunication）和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两个大类，其中人类传播实质上是以研究人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则相对集中于现代媒介技术、媒介制度和由此决定的社会进程与文化。我们说，社会科学的分类，可以有一个简明的概念。一类学问从基本的人性设定出发，并且通过特定的知识探索，最终丰富对于人性的认知。另一类学问，则是从人类的境况出发，描述境况的形成，多角度的探求其根源，寻求改善的途径。前者是由终极关切的智慧冲动来推进的知识，构成严格的学科边界和知识传统；后者由于社会实践的反思性或策略性的需要。因此，前者形成纵向性积淀的学问，后者形成多学科交汇的知识平台。传播学与以上提到的各类开放的知识平台可能有所不同的是，它还有机会将自己发展成纵向积累的学问（新的基础学科）。如果说传统学科是从纵深走向广延，传播学有可能从广延走向纵深。走向广延的传播学，即传播学的广义概念，是从人的从事信息传播行为的本质出发，研究传播对于社会文明的建构以及对人的认知-心理系统的建构。走向纵深的传播学，即狭义的传播学，是从媒介与人的外化和异化着眼，研究媒介的工具存在、社会存在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影响，包含着控制的知识和反思的知识两个方面。当然在这里纵深度和广延度也是相对的。广延的传播学，恰恰是超越了具体的社会管理问题，而将知识的探触头伸向人性的和文化的本质层面，试图从信息交换的形式的角度作一个根本性的解释。然而纵深的传播学，却是执著的追踪最敏感的社会问题，将知识从高空拉向地面。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说：“传播的技术已经毫无疑问地影响到全球化的所有方面……[并且]已成为现代性的反向和造成将现代与传统分离的非连续性的基本因素。”④这就是说，传播研究必然成为现代知识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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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正通过借用其它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形成了新的跨学科的研究态势（newtransdisciplinaryborderconditions）,与传统的传播研究相区别，不是为了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来研究如何实现满意的传播效果的控制途径，不只强调大众化、世俗的和日常的研究，而是高度关注一个成熟的体制性的课题：认识媒介在现代性、在工业化发展和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各种争论不休的变化——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之中的角色。今天许多学者都普遍关注大众传媒，以更宽广的视野将它看作社会再生机体的一部分，它能够将全部获取信息和娱乐方式进行社会分享、引导和再分配，并将这一切作体制化地安排，使之更紧密地贴近现代性的核心。⑤因此，传播学显然正在游离开经验主义的微观知识架构，通过反思性的社会理论的启迪，进入宏观视野。
三、多元与吊诡
如果按照知识社会学的标准，任何学术都不能不申明它和现行体制的关系。西方的各派传播学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关系，可以分为亲和、对立和中立三类。在著名的《关于报刊的四种理论》以及大量的经验研究里，我们看到的是亲和色彩，而在批判学派的著作中却看到了对于资本体制的无情解构。追究到这两大知识模式的背后，却往往是同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信念，所不同的是对于现实社会制度的态度。亲和派不是没有批判性，而是把批判性的矛头转向外部；对立派也不是只有否定性，而是通过对于现实的问题的揭露去肯定本体意义上的自由。传播研究企图证明，现行制度究竟是保护了自由还是妨害了自由。然而，今天的传播理论似乎开始扬弃片面性的观念。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分野已经不那么清晰。在传播的议题设置、沉默的螺旋、知识沟、培植理论等经典的经验研究中，其结论恰好构成对体制的知识批判。在文化研究、第三世界传播模式的研究中，经验性的观察、统计已经成为基本的方法。就是说，构成传播知识的探索和陈述的形式，已经有了某种公约性。我以为，这是传播学的整体的进步，证明了多学科方法的融合是有效的。一个学科的成熟，不是体现在它的公理设定，而是体现在它的方法论的特殊与完备。如果我们要划分传播学的发展阶段，我宁愿说，40年代到整个冷战时期的传播学，是由信念支持的系统，距离它所标榜的科学性还比较远，与意识形态还有深刻的联系；传播学真正的独立发展是科技革命成功、经济体制转型的结果，这时候它的知识系统从模式化走到方法论的形式化。所以即便是经验学派可以突出其科学性、客观性，它也会从形式的解释中暴露社会的被掩盖的真实。传播学获得了它特有的方法的严密性和确定性。80—90年代以后，可以说信念与方法开始彼此结合。难以回避的是，无论你采取什么信念，都会有人问，你凭什么方法得到这个信念，证明这个信念？反过来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也都会有人问，这个根据方法推出的结论，是基于什么价值信念。
中国引进传播学已经有20年的历史。传播学在中国的命运比较坎坷，她一直被当作可能会挑战本国意识形态体系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学说而受到防范和挑剔。这多少有点象社会学曾经遭遇到的情况。意识形态的防御机制一直是中国借鉴和建设传播学的思想障碍。这主要是由于知识方面的不完整所形成的假象。其次，传播学在中国发展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学科建制的惯性。长期以来，我国有新闻学没有传播学，一旦传播学崛起，遂发生新闻学与传播学孰大孰小的争论。从美国的大众传播学来说，原本的知识起点，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信息通讯学；从加拿大来说，传播学却最先和政治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经济文化史有不解之缘；从英国来说，传播学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也和文学批评、社会学、政治学关联；从德国来说，传播学是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社会学的派生物；从意大利来说，传播学是语言学、符号学的应用；从法国来说，传播学是解释学、符号学、社会思想及语言学的发展融合的结果。⑥长期以来，传播学界过分夸大了欧洲和美国的传播研究的差别，并且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欧洲对美国传播学发展的深刻影响，以及传播学的多元性的知识起源。就学科的交叉和包容状况来说，人类传播研究的知识起点，多是在语言学、修辞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等等；大众传播研究的知识起点，多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等等。目前国内的学术争论缺少基本的知识性的前提。如果说新闻学在前就应当是传播学的母体，那么广告学好像有更大的理由做这个母体。在北美，最早的广告学大学课程是在19世纪末开始的，足足比传播学要早半个多世纪。⑦但是很少有人推论，说传播学来源于广告学。传播学的发生，完全依赖于某个国家或文化环境的学术思想的传统与发展水平，就是说，无论从哪个学科进入，只要是回应人类的现代性状况，就不能不正视和反思传播现象。传播学，除了开展功能性知识追求外（如强调传播效果和媒体管理研究），还必须展开价值性的知识反思。唯有通过这种深切的知识反思，才能敏锐地观察人类的自由权利与传播体制、传播技术之间的张力的表现形态。单纯的工具理性在知识层面不可能完成反思的任务，不可能取代基本的价值追求，相反，某一学科如果过度地依赖工具理性，势必将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问题，扭曲为一种权力控制意识。这种观念，不仅有悖于自启蒙时代以来的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崇高理念。
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要面对的真正的困难是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吊诡。也就是说，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缘故，很难将某种理论方法作为贯穿的知识逻辑。例如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世界的传播学研究领域是极具活力和批判性的思想资源。批判学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传播体制和文化方面，无论其面对的是全球化的传播秩序，还是本国的传播体制都一以贯之。在中国，往往用来批判全球化的传播秩序，采用“文化帝国主义”、“媒体资本批判”的视角，而回到本国实际中，对于媒介权力与社会公义的关系就讳莫如深，只好采用管理学派和纯粹经验性或形式化的研究。对外的研究，强调的是传播权力平等，对内研究强调社会控制和权力主导。再如，我们可否采用议题设置和沉默的螺旋模式研究舆论主导机制的形成？可否用创新扩散模式解释地区间传播与发展的不平衡？可否用知识沟模式的研究解释新的社会分层和信息资源分配的关系？可否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研究特定的危机传播、生态传播、健康传播的规律？如果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不能确定基本的选择，就不可能避免研究的吊诡，不能避免传播学的知识形态的某种扭曲。如果用单纯的意识形态的障碍解释传播研究的困难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我们在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长足的知识进展。意识形态并没有成为知识探索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由于全球化、市场化和都市化，人们的生活正在告别由单一意识形态和思想权力绝对控制的状况。价值选择和知识兴趣都趋于多元。主导的社会观念和政治文化制度由于一定的多元化而变得更有活力，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是回到人本立场的时候了。
注释：
①《周易·系辞》
②AlfredChandler：《TheVisibleHand》，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
③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页50。
④AnthonyGiddens：《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p.77
⑤DavidCrowleyandDavidMitchell编：《CommunicationTheoriesinToday》,PolityPress1994,p.2
（1）信息反馈的延迟性。大众传播中的信息反馈具有间接性、延迟性等特点。在远程教学中，传播依赖于媒体技术构建的教育信息传播系统，其信息反馈功能虽因媒体不同而异，但总比面对面的传播要差。例如，电话虽然不影响反馈的速度，但视觉信息的传播受阻，大大降低了信息量。大众传播媒体信息覆盖面广，缺乏个人色彩，更不利于反馈，即使交互网络在点对面的实时传播中的交互性也大打折扣，［3］总之，远程教育信息传播互动性弱，反馈具有延迟性，滞后性等特点。
（2）远程学生具有大众传播受众多、散、杂的特征。表面上看，远程教育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特别强调个别化教学支持服务，但事实上并不如此。由于远程教育师生的分离性，教师对学生并不了解，对学生的基本特征如年龄职业兴趣爱好，学习目的学习方法等都不了解。因为远程教育缺乏必要的反馈，所以教师甚至无法确认学生在整个在籍期间是否会接触到教学平台中的资源。另外，由于远程教育媒体的开放性，任何拥有资格访问的学员或者老师都有可能访问相关学习资源，不受专业和教学点的限制。由于远程教育系统的庞杂性，这个人数是无法确定的。由此我们认为，远程教育学生具有大众传播受众多、散、杂的特征。
二、制约远程教学效果的因素
基于远程教育的传播学视角，我们不难看出影响远程教育传播效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教育者——教育传播系统的控制者，各种学习活动的安排者，也是教育信息的发送者，包括主持教师、辅导教师、教育管理者等。在远程教育传播过程中，教育者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和提供信息，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二是受教育者——即学生和一切学习者，是教育信息的接受者。在教育传播系统中，受教育者的工作，主要是接收、转换、反馈信息，完成学习任务。三是教育信息——即教育传播的内容，主要指以知识形式构成的各种课程。四是教育媒体——是承载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连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通道，包括传统教育媒体与现代教育媒体，其作用在于延伸人体器官的功能。五是教育环境——是教育传播系统的外部条件。任何系统都不能忽视环境。教育传播系统的大环境，指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教育传播系统的小环境，指学校环境，主要是校园环境和教室环境。对于教育传播系统来说，社会生活环境是主要的，但物质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教室环境和校园环境等。
三、从传播学角度看如何优化教育信息的传播过程并提高传播效果
要想取得优良的传播效果，产生好的传播效益，就必须对传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设计和合理的组合。
（1）优质的传播环境。传播环境指大众传播活动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教育传播环境是指围绕教育活动四周的一切事物，是教育传播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全部外部条件的总和。教育传播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其内容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以及各种天然物、人工物等对教育传播行为都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都是教育传播系统环境中不可忽视的因素。［4］由于远程教育的开放性，直接与社会环境相接轨。因此，社会环境对远程教育的影响不可小觑。面对广泛而庞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者对各种社会信息必须加以控制和调节，正确处理和运用各种社会信息，可以有利于教育传播质量的提高，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干扰甚至破坏教育传播活动的正常进行。另外，学校还应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特别是远程教育教学借助的是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媒体，则更需要建立网络校园文化。班级内部应该成立班委，经常组织班级集体活动，以增加学生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平时，同学之间，班主任、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应该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QQ等增加联系，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2）高效的传播者。根据传播学原理，传者方面影响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在于传者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因此，首先，要不断提升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提高教师对学科前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以及教师自身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提升教师鉴别、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成人学生学习的知识和资源的能力。其次，加强教师对媒体的使用和熟练程度。第三，加强教师对成人学生知识的储备。例如，成人学生学习规律、交往规律的知识，成人学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品位、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知识，成人学生的生活经验与文化见解，成人学生的网络语言特征，成人学生的行为文化等。使教师善于根据学习对象的知识来改造学习资源，增强学习资源和学习生活、工作实践的联系，激发其学习动机，鞭策其自主学习。［5］第四，加强教师的教学及管理培训。经常性地开展教师培训，组织教师教学能力竞赛评优，并进行考核，对提高整个教学效果都是大有裨益的。第五，注重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教师除了懂教学，更要懂教务，还要熟悉教务考务管理各种系统的运用，学校在这方面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教师自己争当既懂教学又懂教务的“多面手”。
（3）两级传播理论。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谈到两级传播理论：信息先由大众媒介传播到舆论领袖那里，然后再经舆论领袖扩散给社会大众的过程，所以，称为两级传播。［6］根据两级传播理论，我们也可以在远程教育体系中建立一个二级传播体系。我们都知道，远程教育教师实际上大多通过网络等多媒体手段授课，学生与授课教师正面接触的机会寥寥无几，大多是通过网络自学，加上自学能力有限，对知识的吸收完全被动，一知半解或者完全不能理解，这时候，要是我们能建立一个二级传播体系，对信息进行一个二级传播，就能更好地帮学生分解和消化知识。具体做法：一是重视校内班主任的作用和地位。班主任与学生联系密切，实际上是学生在校的“家长”，与学生建立起很好的个人感情。通过班主任向学生传递课程的学习要求，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加强对各教学点教师的培养。因为这些教师与学生有更近距离的接触，了解学生的工作、学习情况。通过必要的培训使各教学点教师能够理解和把握办学宗旨、掌握每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对他们进行重点培养，以便更好地为学生做好教学辅导。三是要注重发挥从学校派往各地巡教人员的作用。因为他们来自校本部，能更准确更好地代表和传达学校的意见，与学生直接面对面谈心交流，为校外学习点和学生提供必要的咨询和指导。总之，要充分重视远程教育中传播存在的隔膜，利用两级传播原理，发挥“舆论领袖”的积极作用加以弥补，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缩短学生与学校在情感方面的距离，增强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如新闻报道能使尼克松总统下台，能使很多已经绝望的病人奇迹般得到社会好心人士的资助，能让孙志刚事件改变不符合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城市制度……因此从概念上讲，个体的导向需求可以通过两个次级概念来界定：关联性与不确定性。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潜网”之中。很多人对于社会的关注和了解往往只能通过社会媒介的报道，并且根据媒介的舆论向导而使我们进行正确的方向定位，识别正义的保护伞与邪恶的悬崖。
二、“议程设置理论”的积极作用
议程设置的理论地图自从经历了查普希尔的调查和研究之后，考察了新闻媒介对于选民认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议题的影响后。在三十五年之后的议程设置理论已经完全变成一种适用于多种社会情景的全面的理论。另外，也将“议程设置理论”归结为3个特殊的阶段：阐释大众传播与舆论过程的五个阶段；超越公共事务与大众传播，进入新的领域；阐释基本的理论概念。其实现实就是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媒体丰富着我们的生活，这使得大家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媒介来自于生活的各种情报，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够通过各种媒介了解到现在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甚至是几个非常受关注的问题。不同的媒介也会通过重复或是强调突出来表现事情的重要性，使得受众议程也逐渐形成。因此，我们所处在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潜网”。各种知识和信源的传输，也会使得重要的信息通过不同的媒介重复地传输并且在受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
（一）监视大环境
在监视环境的时候，媒介这个探照灯在不同的客体以及客体的不同属性之间不停地移动；公众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学习行为。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受众通过接触了大众媒介，能够走出个人的小世界，而逐渐融入到这个大的环境中，另外会通过媒介选择一些经过筛选的话题，从而作为核心和要领宣传到其他受众的受知范围，这也就起到了传达的效果。
（二）达成社会各方面的共识
当受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整个社会环境之后，也随着更多受众对于媒介行为越来越多地接触，媒介议程也会与公众议程形成惯性增长，从而更广泛地接触媒介的行为，由此可以使得受众更加容易而且相信这些媒介议程。受众所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已经无形中被大众传播的这些效果隐形地“控制”住，从而关注重大标题事件，关注不同媒介在同一时间重复率和曝光率最高的事件。因此，逐渐地形成对于少数重要议题的相关看法，以此达成共识。
（三）传承文化
探讨起媒介在传承文化方面的坚实作用也是非常卓越的。从较大的方面来看，媒介能够通过对于很多选民的意见和建议产生一系列的议程设置效果，而民主社会的正常运行也取决于参与民主选举的选民的文化与素质。因为美国的大选是每四年选举一次，所以说，每四年一个轮回也凸显出了文化的重要性。即便是四年才有的一次大选，也能够保持文化的源远流长不间断。媒介总是能够透过现实的反映与受众的感受来对于议程进行新的设置，甚至是由各个国家的社会体制所制约的。但是，如此的社会和体制形态总是能够将选民的文化素养与国民的受众文化相联系和匹配的。
三、结语
［关键词］当代文学；传播；观照；媒介；受众；文本
一
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身处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文学的存在现状和发展趋向受其制约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并构成了当代“文学场”，在如此时空关系里，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都具有其新的特点。一种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特点、多元并存的新的文学格局正在构建之中。
传播是“人类关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且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1)就传播学的核心概念而言，它是人们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分享。那么，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着眼，什么样的信息拿出来让大家分享？是谁拿出来这些信息？通过什么渠道或载体？谁在分享？信息制造者是谁？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和场合以这种方式显示出来？能产生什么效果？等等。对这些从传播学原理出发所提出的问题的探究，使我们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文学传播语境上。人们常常用“后现代”或“后新时期”等概念来为当今社会转型命名。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伴随着资本的流通以及商业广告与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噪，人们的消费欲望被点燃起来，在市场流通过程中逐渐衍生成一种“消费主义文化”。那些以守护灵魂家园为文化使命的文人敏锐地意识到“今天时代的热点不在精神而在物质，不在追求完善而在追求舒适。形而上的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则有益于生存……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世俗的、浅表的、消费文化繁荣的时期”。(2)这正是当代文学生存的处境和传播语境，一切都在消费当中，物质的欲求、观念的更新、信息的分享等，最终都可以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消费现象。大众传播媒介多声道、立体声的传播，不仅刺激起消费的欲望，而且正是通过媒体消费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与这种“后现代”的消费主义与文化相联系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消解一切。在消费过程中，同时也在进行着消解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消解着传统的中心意识。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当今中国文学已从结构的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滑落。身处这样一个消费与消解的时代，正如马尔库塞所洞察的那样，它们“限制着升华的领域，同时也降低了对升华的需要”。(3)受制于时代的语境的变迁，文学的价值被重新定位，现今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文稿竞卖、作家签约、媒体炒作、自由撰稿人、快餐读物、小说百强等等，一一映证了这种文学生态环境和价值趋向正在发生改变。
既然有新的要素注入文学领域，对文学的认识把握就需要有新的视角、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与之相适应。现代社会是传播业发达的信息化社会，文学不仅不可能置身于传播环境之外，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在规定性还促使其积极参与其中，文学要满足社会对它的需要首先得表明自己的存在，需要有媒介来负载它们，使其能往来穿梭于社会大众之间。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文学与大众媒介传播之间有着精神文化和物质利益双重密切联系。进入市场后的文学，同样也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着。其实只要我们掌握媒介的特点和运行规律，对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种种文学现象是能够把握其脉络并加以解读的。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市场化背景下的运作，一种新的文学关系出现了，即“作家——传播者——受众”，以及与之对应耦合的“文本生产——媒介传播——文本消费”这样一种结构功能关系。
这一文学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引入了一个中介层，而不同于以往作家与作品、读者与作品那么一种简单的、封闭的文学联系。作家思考什么、写什么，读者愿看什么、希望得到什么，有如一堵墙分隔开来，彼此互不相扰，显得非常陌生。作家作为主体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兴趣爱好和内心的使命感自发地创作，当然，有时也会结合政策背景来写作。相对而言，读者只是被动选择，他们的要求、愿望，还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渠道表达出来。作家对此不了解，似乎也不太关心，即使作家与读者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也是非常松散的、可有可无的，对文学的影响无关大局。所谓纯文学多少与这种文学关系有关，是其关系下的产物。而在“作家（文本生产）——传播者（媒介传播）——受众（文本消费）”的结构中，三者之间存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动态协调整合过程，是三方有机地结合，彼此互动参与文学活动的三方主体地位都能得到充分尊重。读者市场的因素进入文学活动中，作家的写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旦失去了读者市场，作家、作品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那么读者市场如何产生？如何把握？媒介和传播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媒介直接与受众发生联系，对其接受的品味、爱好、注意力等及其变化因素，不断进行收集、分析、整理，并且通过供给运作（有时是炒作）的方式来制造市场需求。同时，把读者市场信息反馈给作家，作家们又根据这些信息创作出新的作品，再由媒介推向读者市场。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双向运动过程。文学的生成机制、生存状态、影响方式、反馈原理、运行规则等都在这种结构功能关系中得到实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它为我们考察文学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便于操作的方法。
二
当代文学丰富多彩、形形。这里我们就当前文学引人注目的发展新动向即文学商品化、多元化、多样性、娱乐性和平民化等四个方面，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加以观照，分析媒介与文学之间如何发生影响，从中把握当前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文学运动的规律。
1.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引发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系列变更，文学商品的命题便摆在我们面前。当然，文学不同于冰箱、彩电那种有具体实物的所有权可以转移的商品，这些商品能进一步通过成本核算、利润分成，最终把它们的交换价值量化出来，并以价格形式明码标价供消费者选择购买。文学满足人们（或者说是消费者）的需求是在于它的精神价值，这是文学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其交换价值无法衡量出来，退一步讲，即使有交换价值可以得到交易双方认可，它也不完全是以市场原则进行等价交换，最典型的一例，要数广播电视媒介的文学传播，听众、观众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份免费的文学午餐了。那么，文学的商品属性究竟如何认识？其价值如何在市场中得以实现？从对文学关系中的媒介功用分析，能够较为圆满地解释这些问题。
现代社会媒体的运作在经济上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支持，或直接出钱，或给予优惠的保护性政策；另一类则是主要在市场中依赖广告的收入。后者已日益成为当今传媒的基本生存方式。从商品经济角度来认识，现代受众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传播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或卖方），而广告商是买主。广告的传播在不同的媒体上有版面、版位、时段、次数之分，是可以量化的，而媒体在对受众市场的占有率诸如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上座率等等，又是广告商选择媒体投入广告资金的重要市场依据。这其中媒介努力要做好的就是充分发挥其信息传播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需求，为受众提供良性的服务，树立品牌形象，巩固和扩大受众群体，以期获得更多来自广告方面的经济收入。受众也并不是得到一份免费的午餐，他们在接受信息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被媒介打包出售给了广告商。
简而言之，文学的商品属性是通过媒介实现的，而媒介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就在于它不仅是文学的载体，同时也是广告的载体，而广告便是一种商业性的传播活动。如此一来文学的商品属性便得以确认，文学的运行伴随着商业色彩也就顺理成章。最突出的就是媒体炒作，这是媒体本质特点所决定的，它们要不断地向社会公众传递信息，如果都是常规平淡的信息吸引不了大家的注意，需要通过制造热点的方式来达到聚集人气的效果。我们从一些港台作家作品和影视剧进入大陆市场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在文学的媒体炒作之中，作家是一种资源，出版商是背后的策动者，而大众传播媒介是具体的实施者，大量的个体阅读者成了跟风者，文学市场在其“共谋”之下被牵引着。显然，文学的商品化以及对文学的媒体炒作，直接受到商业利益驱动，媒体所追求的是时效性和实利性，文学所追求的是对人的关注及终极价值等问题，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毫无疑问，过度的人为炒作会对文学构成一定的伤害，但商业因素的参与，也给文学原有的价值体系注入了新的因素。
2.文学的多元化、多样性是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相一致的。我们还是从“作家（文本生产）——传播者（媒介传播）——受众（文本消费）”文学完整的传播活动的参与三方出发，来分析文学的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
就媒介而言，以往的那种计划经济的、等级制的、仅为官方喉舌作用的大众传播媒介体制已经消解了。新的媒介体制具有面向市场、服务大众、功能多样、有自己话语地位等特点。在新媒介体制转换生成过程中，文学媒体经营出现两方面的变化：一是调整方向，由严肃文学、纯文学向通俗文学和大文化方向发展。现代读者的阅读口味更爱读切近社会和生活的读物，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二是继续高举文学的大旗，同时又积极寻求文学媒体的出路。此时文学媒介的经营主体有了新的变化，如《萌芽》依托《新民晚报》的支持，《山花》和黄果树集团联办等。这些变化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媒体的经营模式，或是在内容对象上进行拓展，或是以资本为纽带引进新的投资经营主体，其经营理念和手段也相应地给文学带来新的成分。作为载体媒介出现的多元化、多样化，自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文学本身。
文学的受众成分原来就复杂多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其主体地位日益得到重视。他们有多种选择机会，有着不同的接触媒介的阅读动机。随着受众对文学的辐射影响，作为文学的消费一方，影响制约着文学的生产，对文学活动起着某种调节作用。现在读者由于职业、年龄、性别、经历、情趣、文化背景等不同，阅读的动机和口味也是复杂多样的。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很难再把读者统一在一种精神维度中，得用多种价值判断标准来肯定读者不同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作家更确切地说是作者的组成也变得复杂起来，有所谓专业的、非专业的；有体制内的、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有职业的、业余的；有名人、普通人等等。文学作者队伍这支混合大军的聚集，与几百家出版社、上千家电台电视台以及更多的报纸、期刊所组成的媒介网络不无关系。它们提供了载体，正等待着这些作者们去填空。他们的写作进入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生产出的产品，也是花色品种齐全，有高雅的，有通俗的，有庄重的，有轻松的等等。有这批文坛耕耘者的努力，文学开发其适销对路的产品，挖掘潜在市场的能力是以前体制所未具备的。
3.娱乐性原本就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这种娱乐消闲功能更成为文学生产的一种主导力量。随着世俗社会欲望的张扬，满足于声色需求、感官刺激的流行音乐、歌曲、卡拉OK歌舞、电影、电视、休闲杂志等泛滥于大众文化市场，其强劲的态势，逼迫文学降低自己曾经高高在上的品位，与大众文化相适应才能有自己的位置。这类文学正如人们评价当年鸳鸯蝴蝶派一样，“文艺的目的是供茶后工余的消闲和消遣，趣味与娱乐是第一位的，他们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和笑噱。他们这一派所惯用的题材大致为言情、社会、黑幕、历史、宫闱、武侠、侦探、滑稽等等”。(4)当然这种娱乐消闲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又有所发展，有所谓的反腐败小说、女性作家系列小说、粉领小说、另类文学等等，媒介在这种娱乐消闲化过程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展开竞争，纷纷以迎合大众的欣赏习惯为能事，其中难免对读者进行煽情，既然是大众口味，媒介也就顾不了有多少思想性和艺术性了。媒介的商业化和大众的世俗化结合起来为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推波助澜。
从文本内容风格的自由挥洒到感知的放任，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被放大强化，呈现出一种欲望飞扬的场景。它们对意识形态官僚、知识分子名人、经典语言规范等进行着肆意的颠覆和嘲讽，其中蕴含着要突破原有的秩序的结构力量。而力量的爆发，就是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谓的民间狂欢仪式。通过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研究，巴赫金指出：“狂欢化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的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这就是狂欢在文学史上巨大功用所在。”(5)巴赫金狂欢理论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意识，论述了人性解放过程的美学趣味。今天的狂欢仪式不需要像古典时期那样到人群集中的广场上去进行，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参与性，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文化和审美的公共空间，使大众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这里媒介对文学娱乐性的影响呈现出多面性来。
4.当代文学出现作家们自愿从宏伟的叙事中退却，流放到下层社会和世俗中去，以便更加真切地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出一种平民化的文学倾向。也就是“在商品经济确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对广大平民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表现，展示描写平民阶层在世纪之交经济文化转型中的得失、苦乐，表达了对平民阶层现实生活的同情和批判，传达出一种理智的平民意识，其写实的风格既迎合了广大平民的审美趣味，又拉近文学与民众的距离”。(6)
平民阶层在我国伴随着体制改革，传统的身份、职业分化重组正逐步呈现出来，就人数而言他们是为数最多的群体，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有一定的知识水准和价值判断能力，但经济状况一般，社会地位不高。平民阶层不仅是社会的大众，也是文学的大众。一批有意识地选择大众感兴趣的题材，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传达形式，表达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抒发大众所寄托的思想情感的作品相继问世，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苍天在上》、《天下财富》等等，这些具有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文学作品，既满足了民众的需要，也适应了文学的新形势。
大众传播媒介对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媒介为平民阶层赢得了话语的地位和话语的权利。大众传播媒介与现实社会和平民大众有着直接的、广泛的、水融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大众传播媒介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对平民大众的关注，并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平民大众倒应该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上帝”。没有受众群体的存在，也就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存在的价值。它们之间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媒介的舆论阵地性质自然要有平民的声音，体现出平民意识和与之相关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从而打破由权贵和精英长期占据的话语权利地位，形成为平民说话、让平民说话、听平民议论这样一种传播氛围。其实说到底，对文学和文学家而言，人文关怀本来就应是其特有的立场。
其次，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特点和活动规律影响平民化文学创作特点。大众传播媒介要求联系实际、联系生活、联系群众，及时、准确、全面地报道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里主要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性，而平民化文学的创作也具有浓厚的新闻化色彩，这突出反映在以新闻报道为文学素材，以新闻客观性、真实性为写作规范的“新写实文学”上。在新闻报道风格的影响和借鉴的作用下，有评论者认为一些平民意识的小说“叙事如同报告、语言如同诉状，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虚构与想象的成分。彻头彻尾的事件记述和观感描写，使它的纪实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说它是小说，那一定是纪实小说，而与其说是纪实小说，还不如说是社会特写更为准确”。(7)如此评论既说明了这类小说的特点，也指出了它们的审美艺术与创新存在一定的局限。
三
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正所谓信息时代一网打尽。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当今大众传播媒介时代算是真正有了着落。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媒介自身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其中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问题的核心是媒介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压力。
从内在的文化企业性质看，媒介服从于商业利益，迎合大众一般口味，这使得文学从对“灵”的追求与关注转移到对“物”的追求与关注。如果说“著书也为稻梁谋”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以金钱为轴心，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确实也是在文学与经济接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倾向，文学为钱而来，而不再为了精神、心灵，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品格、水准的下降。如对宣扬暴力、色情、迷信和伪新潮时尚（有的不过是西方二三十年前的洋垃圾）等低俗作品，照样有媒介兴风作浪，对其进行美化吹捧，究其原因自是“利”在当中。
从外在传播活动的表现看，媒体对当今文坛过度炒作，不仅制造出一大堆文学泡沫，也给文坛带来哗众取宠和浮躁的风气。一些严肃的创作和文学批评遭受冷落，而人为地炒作成为热点而备受关注。90年代以来，大众媒介过多地制造和关注文坛热点，而专家学者的意见几乎成了点缀。大众传媒的厚此薄彼的功利性急吼吼地想把文学变成娱乐场所，把作家、评论家们纳入娱乐圈，像影视明星一样好进行商业炒作，消解了文学的深刻性。这种试图以媒介批评代替文学批评，于文学有害而无益，而商业效益的渴求和快速成名的欲望是其下面的“力比多”。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在重新分配，各种关系在重新调整，其中难免会产生各种碰撞和摩擦。市场经济对我们还是全新的东西，规则的不完善、经验的缺乏等都会引发各种新的矛盾。当今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情形也是如此，要达到和谐、健康有序的局面，需要从政府、社会到机构、个人，从传播界到文学界多方努力。在大众传播媒介给文学带来躁动、不安、惊喜之后，两者之间在完成了磨合期的彼此适应后，相信双方联手定能推出更多优秀的文学精品。
注释
(1)［美］威尔伯·施拉姆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页
(2)宋遂良《漂流的文学》《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6期
(3)［美］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68页
(4)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
(5)巴赫金著王春元钱中文主编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190页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36×196=7056
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论文摘要：文化的创新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起着重要作用。文化传播有赖于作者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学报质量的优劣，作者是一个重要因素，其精髓体现在作者文稿的学术价值。编辑是传播的主体，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提倡什么，不提倡什么，同等对待每篇文稿，不偏名家，不薄新秀，以质取文。学报的精神气质，文化品位，通过版式设计展示出来，并与学报的内容形成一个协调、和谐、统一的美学风格。校对是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环节，必须按照出版规范和要求，使错漏率降到最低限度。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作者文稿；编辑加工；设计校对
学报是传播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在于传播科技文化知识，促进科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它既是一面反映高校教学和科研成果的镜子，也是一个对外交流教学经验和介绍科研成果的窗口，为高校广大师生提供一个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园地。通过它可以透视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状况，推动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以及发现和培养人才。因此，加强和提高学报的质量，在办刊理念上不断创新，对学报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一、作者文稿：学报质量的根本
文化的创新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文化传播有赖于作者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如果离开这种信息来谈论传播，不可否认，它表现的只是一种空论。
文化传播工作不仅需要高素质的编辑队伍，而且需要一个高素质的作者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学报质量的优劣，作者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作者的把握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学报面对的作者是知识分子群体，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的聪明才智、专业技能推动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检索人类文化发展史，能使我们感到，知识的发展、总结与创新一直贯穿于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整个过程。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等这些人类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曾为世界创立文明历史做过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如今，它们仍然在为世界继续作出贡献。这就深刻揭示了知识给人类文明与进步以强有力推动的价值内涵。其二，由于作者各自所处的特定环境，对某一问题的认识所给出的结论各不相同，千姿百态。如果放在各自的背景和语境中去理解，都有各自的道理。正是有了不同，才使得世界五彩缤纷、鲜活有力。其三，学报是文化产品的“加工厂”，需要作者提供大量的信息来保证文化产品的正常生产，如同军队作战，每一个战役的胜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当然，所提供的信息应当是科学的、优质的。作者对所研究对象客观上的准确把握，主观上的论证分析、旁征博引、由表及里、观点明确、行文流畅，充分展示作者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写作水平。其四，文章的优劣不在于有多少华丽的语言，而在于作者对知识意义的把握。知识对于有生命、有情感的人来说，其意义体现在弥补了人的先天不足和缺陷，体现在知识对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知识是实践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一定的知识作基础，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就会变成毫无内容的空架子。从本质意义上看，学报的质量精髓体现在作者文稿的学术价值，学报可以展示文稿的学术价值，但不能直接决定文稿的学术价值。文稿的学术价值对学报质量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转化为学报质量。二者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编辑是传播的主体，编辑主体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并贯穿于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等一系列出版工作环节中。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是办好学报的关键。对编辑的把握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编辑人员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使文化传播工作始终在党的方针、政策轨道上前进，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放在首位，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二，传播先进文化，编辑人员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广博精谌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理论水平及敏锐的思维能力，站在学术理论前沿，了解和掌握学术理论的最新动态，与时俱进，培养自身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实现编辑从文化传播到文化创造、文化选择到文化建构的双重超越；其三，编辑人员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化作者意识和读者意识，遵纪守法，严格自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自我牺牲精神。编辑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在思维方式、观念、行为等诸方面发生了变化，认识能力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了新的飞跃；其四，编辑人员的工作对象是作者的文稿，工作内容是审读、编辑出版文稿作品，使之达到传播要求，其性质是对文稿的再创造。这些都建立在编辑对有关政策、规范、作者思想和读者的充分理解基础之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过程。
目前学报编辑队伍中已不乏高学历、高职称，或在某一学科内属高水平的学者，但作为优秀的编辑行家并不多。有的学报竞出现不知版式如何设计而照搬其他学报版式；不知标题字体、字号的使用要求，更有甚者，连字体、字号都分辨不清。其中一些书生气十足，学者昧过浓，这些人耻于编辑学的钻研，认为那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且自命清高，只注重稿件的字斟句酌，文体的变化。高校学报的现实状况是年轻的编辑越来越多，但大多不是编辑专业毕业的或未经过编辑学的正规训练，工作中只是靠老编辑言传身教或在实际工作中慢慢积累经验。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往往片面理解编辑工作的性质，对编辑工作产生误解：其一，认为编辑无学，这种认识在高校学报的编辑中为数不少，特别在一些师专学报编辑中更加突出。有些学报竟成为一个中介机构，安排几个人，以编辑身份负责接收稿件，按类别交给专家审稿，由专家签发意见，这是一种变味的编辑。其二，轻视编辑学，注重其他学科专业。学报编辑对编辑学理论和实务知之甚少，他们对自己所学专业兴趣浓厚，对申报课题、备战考研很热衷，而对编辑学的学习则轻而视之，对编辑工作以应付差事而为之。这不仅阻碍着学报质量的提高，而且亵渎和打击了文化传播的严肃性。因此，我们每一个编辑应当保持高尚的职业道德，同等对待每篇文稿，不偏名家，不薄新秀，以质取文。编辑这个社会信息积存和传播的“守门人”，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提倡什么，不提倡什么，对那些不适宜传播的文稿决不可无原则放行，这是保障学报质量的关键。
任何形式的事物，都必然包含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没有内容的形式是不行的，只有内容而没有形式也是不行的，二者不可能相互脱离。学报的编辑和出版同样需要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相互统一。其创新也应该是内容和形式在统一的基础上的创新。力争用全新的理念和技术进行从里到外的包装。从内芯用纸到外观设计和包装等保证其较高的质量水准，不再停留在落后和陈旧的水平上。这种设计和包装对学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一方面可以使学报面貌焕然一新，另一方面在结合了所载文章的实际内容，又能使其折射出新的时代精神。学报本身就应成为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视觉艺术与时代感交织协调的精美艺术品，这种艺术品对于学术性较强的学报来说，应当注重创造赋予时代感强烈的视觉美。就学报的整体风格而言，其精神气质、文化品位，能通过版式设计展示起来，因而版式设计一定要与学报的内容形成一个协调、和谐、统一的美学风格。也就是说，编辑工作一旦进入审美境界，将成为生活旨趣的最高满足，不但自身能够感受到最大的精神享受，而且创造出来的东西最能打动人，富后感染力…。
校对既是学报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反映学报整体质量的具体体现。大多数学报由于未设专职校对人员，一般都是由编辑兼任校对。由此，编辑在编好文稿的同时，必须掌握校对知识，熟练而正确使用校对符号，而且应当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有的编辑对校对工作缺乏足够的认识，认为这是份外的工作，校对时不认真负责，敷衍了事，经常出现一些低级错误；有的在使用校对符号时，随心所欲，画出的符号让他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似乎给出一条谜语，让人左猜右想；还有的将线条互相交叉，也让他人产生错误的判断，张冠李戴。各种现象表明，校对工作在学报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薄弱环节，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编辑对校对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有的编辑学历高、职称高，却对校对符号知之甚少，在校样上调整版面，不知如何操作，标题设置不知字体、字号的运用。这些应引起学报负责人的高度重视。
校对是一门严谨细致且技术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校对人员除了要消除排版上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必须按出版规范和要求，校正编排技术和版式施工中的问题，发现原稿编辑加工中的疏漏，同时检查正文与目次标题的文字及页码是否正确，下转上接是否吻合，文稿在格式、字体、字号上是否与编辑指令一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编辑在清样时要做到：改清每篇文章的常规错误，确认每篇文章的标题无误，确定中英文目次，准确校定封面、封底，统一每篇文章版式，力争做到开印前的万无一失。这是学报质量的根本保证。
前言
自1997年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风靡全国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网络上的文学；在“网易中国网络文学奖”的评选之后，随着网络上的网络、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网络文学”这个范畴方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发展到今天，网络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传播媒介（一些经典的著作都在网上有着电子版本）；当然也是网络文学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一些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也有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书本形式传播）。由于网络文学本身尚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的要素还有许多不成熟、不稳定有待于发展的地方，对网络文学的诸多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甚至于对“网络文学”的概念还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网络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影响。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现象，与社会中的人是分不开的。在以往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活动主体的研究往往是最重要的方向之一。那么，网络文学一种新的文学传播媒介，其对文学主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这种影响对文学本身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其是否改变了文学的本质？这些问题，各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各有所说，尚无统一的定论。本文将借鉴社会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主要探讨网络传播媒介对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并对此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网络成为传播媒介，使得网络文学，本质中审美的要素下降，娱乐性的成分上升。在本文中，笔者在讨论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将网络文学的接受者和传统文学的接受者作简单的比较，并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网络文学接受者特有的心理特征，重点探讨网络对网络文学接受者造成的特殊影响。
一相关范畴问题
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网络。从原始社会阶段“诗乐舞”一体的文艺活动产生以来，文学活动系统中，传播媒介总是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文学活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根据传播媒介在文学互动上的特点来看，文学的传播经历了口头传播——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几个阶段。应该说，每一种主导的传播媒介都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口头传播阶段，文学主要是由人们面面相授传播的。这样，传播者有很高的权威性。这种方式生动形象，互动性很强，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创作、传播自己的作品。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很受时空的影响。因此，远古时代的大部分的文艺作品都不能保存下来。进入纸张传播的阶段后，由于文字的使用，限制了大部分人的创作权利和自由。同时出版的审查制度，也使传播媒介成为权威机构的垄断工具。但是这种传播方式跨越了时空的限制，保存了大量古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使得读者有机会欣赏前人的，甚至是千年前的作品，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书本的出现使得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书本文化至今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活动。电子传播一方面扩大了读者的范围，兼有字，音，画，多媒体的多种形式，但是基本上也被权威机构所垄断，在本质上与纸张传播大致相同。网络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媒介，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第一，没有了以往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的审查制度，没有特殊的原因，创作者一般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发表自己的作品的地方。第二，接受者的阅读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是书本阅读，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进行阅读，不同的阅读环境对接受者的心理和状态等等要素都会产生影响；第三，网络上创作者和接受者互动流活动增强。网络的作品所在的页面大多设有发表评论的地方，读者可以直接发表自己阅读后的感受，另外还可以通过QQ、E-mail、BBS等网络工具与创作者进行交流。
网络文学接受主体。这里我们谈论的文学接受者，不光是上网为了学术研究、文学交流的，有一定审美基础的读者，也不仅仅指那些文艺理论批评家们。这里的文学接受主体更主要的是泛指所有上网浏览网络上的文本的广大网民。
网络文学的范畴。尽管网络文学的范畴在学界尚无定论，在这里我们讨论的网络文学，有着我们讨论的范围。在这里，网络文学不仅仅是指历次网络文学大奖评选出来的那些“代表作品”，更重要的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网络上的文学现象，具有网络文学特有的一些鲜明特征，如作者的“大众化”、内容的多样化、传播的网络化、创作立场的“民间化”的文学作品。
二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
网络作为一种新生的、时尚的技术工具，其使用的主体必然是趋向于年轻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12月31号）,中国网民共有7950万，其中男性60.4%,女性39.6%；未婚的占到56.8%；35岁以下的网民所占的比利是82.2%：18岁以下为18.8%，18-24岁为34.1%，25-30岁为17.2%，31-35岁为12.1%。其中，网民受教育的程度如下：高中以下13.5%，高中（中专）19.3%，大专27.4%，本科27.1%，硕士2.2%，博士0.5%。网民的职业上，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占了前两位，分别是29.2%和13.7%。收入上，2000元以下的人群占了77.6%。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网民以男性、未婚者、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体，大学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以及低收入者占据网民的大多数。
在当前社会的背景下，人们面对多变、复杂、充满诱惑的社会，往往会感到迷惑、失望、压抑。年轻一代由于学业、工作的压抑更是显得抑郁、浮躁、情绪化。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年轻人的情感通常处于焦虑的状态，但是由于社会行为规范以及个人自尊心理的束缚，往往不能完全的释放自身的情感。但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虚拟的网络可以掩饰他们的真实身份，网络的虚拟化使网民完全不用考虑现实社会的行为规范，自由地宣泄自身的情感。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往往与他们理想中的要求差距很大，虚拟的网络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生活中这类等级观念的束缚，尤其是经济、政治的束缚。网上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感宣泄化，网上的语言，行为也是十分直白的。
网络对文学接受者的影响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以前，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的系统中，并不是很重要的环节，通常被人们所忽视。人们往往把目光聚集于作家和文本上面。自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出现以来，读者对整个文学活动的意义才被注意到。人们才开始研究读者的阅读对文学活动所带来的影响。
同传统的文学接受者相比，网络文学接受者面对网络时，其特点主要是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不一样；（二）阅读环境的改变；（三）有一个能够与作者进行方便交流的平台——网络。
接受者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的不同。由于网络传播媒介的虚拟性，没有以往的审查制度，这就使绝大部分有作品的人有了发表自己作品的机会。原来只有作家和少数文学修养比较高的人才能发表作品的局面被打破了，创作者的群体增加了大量的普通人。这样，创作者的总体地位下移了，创作不再是个别人的“特权”了。但是，在网络文学上，并不是人人都是“作家”，那些在网络上写作发表文章的人，人们更愿意称他们为“网络”。网络和传统作家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
以往传统作家的创作，往往都是基于自身审美情感的凝聚，对世界和自身生命的独特关照。当这种审美关照与自身的心灵相撞击，激起创作的火花，创作的欲望产生了。这时候，作家的审美情感积聚到了饱和点，使之感到不吐不快，然后选取适当的形式予以物化。这时，作家审美情感的物化产物——文本就产生了。作家的创作是基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独特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审美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最重要的要素。审美价值在文学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学是一个价值的复合体，比如审美价值，政治上的价值，娱乐价值等等，其各种价值因素依据作品内容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各种价值彼此也并非都处于并列的位置。文学活动的特性正在于文学总是探索并表现人类的各种生命活动，并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可感的形式记载了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丰富的的精神世界。文学的审美价值无疑是应该处于核心地位的。文学没有了审美，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一样。而大量的网络并不是为了追求审美，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游戏、玩乐的态度。在网络文学的创作中,虽然有人承袭着传统的路数,但更多的人却是在抒写着“自我”、“本我”、“真我”,抒写自己的“心情故事”:他们通过一个虚拟的名字,在亦真亦幻的电子世界渲泄着被日常生活所压抑了的个性与郁闷；或是通过扮演以实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社会角色，以求得在虚拟世界中的象征满足。当年被誉为“网罗文学三驾马车”之一的宁财神说，他的写作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写、影响他人的需要为写而写、为了练打字而写、为骗取美眉的欢心而写，当然，最可心儿的，是为了在网上度过的美丽而绵长的夜晚而写”。这也从一方面表现了一些网络的创作心态。
网络的这种态度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不会像传统作家那样，把审美要素放在第一位，并去追求的文本的审美性。因此他们的文本几乎不会有什么创作前的准备阶段，他们所抒写的大部分都是个人的经历和情感。在社会知觉上，网络与传统作家就有着明显的不同。社会心理学上，知觉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整体反映，分为对物的知觉和对人的知觉。传统作家处于出版的审查制度和个人名誉的考虑，他们对世界的知觉往往是经过审美过滤的，是经过艺术家的审美加工后表现出来的。而大部分的网络，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完全不用考虑到个人的名誉，社会规范的影响，大多是直抒胸臆，把自己的全部经历、情感吐露出来。因此，网络上的文字更多的真实的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知觉，是个人心灵的直接表现。但是这样也造成了网络上的文字趋于情感宣泄化，过分的强调某种而丧失了理性，普遍缺少诗性自律。如果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那就是前些时间风靡一时的“木子美日记”。网络日记本的风行，也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木子美日记的出现，反映了在当前时代变革的背景下，人们在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上的转变。人的种种本性以及这些转变在虚幻的网络世界里面得以暴露。反映这种由于社会变革所引起焦躁，压抑的典型情绪的审美表达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疯狂的暴露个人隐私，来满足个人的欲望，引来了乐衷于窥视隐私的人们的追捧，这一点却是不敢恭维的。
阅读环境的改变。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总体地位下移，这就使网络文学不仅有“阳春白雪”的东西，更有了许多“下里巴人”的，甚至是龌龊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为接受者的阅读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这就使接受者在阅读时面对的总体对象发生了变化。网络文学具体的阅读环境的改变，体现在两点。首先，以往的阅读环境基本是书本阅读，但是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阅读。这一改变对网络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电脑阅读极大地增强了接受者的自由性和自主性，接受者不需要通过第三者作为中介（以往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或书店的销售人员，自己的亲人，朋友等等），就能够直接阅读到自己想要阅读的东西。这种环境下的阅读与传统环境下的阅读有着很大的不同，原因是接受者的社会角色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了阅读者的阅读动机的变化——以往传统的书本阅读的追求审美性和娱乐性，变成了补偿性的、娱乐性的动机。虽然在书本阅读的环境下，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者也是为了消遣的目的去阅读，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文本还是经过出版社编辑们挑选的，其相对于网络上的文字来说绝对是更具审美性的。
在社会心理学中，角色扮演是指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通过对他人的言行的判断和理解，从而做出对自我行为的调解，决定自我在互动中的行为。角色扮演一般组成的结构如下：角色承担者，角色行为目标，互动和互动过程所处的社会情景，角色行为规范。从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就能够对各种角色的发生发展做出比较清晰的分析。从儿童出生开始，儿童就不断进行自我意识的成长和扩展，开始不断地进行，扮演成人的角色，比如过家家、盖房子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儿童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随着我们的逐渐成长，周围的环境规范慢慢地约束了我们的行为，使我们不能过多的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面对复杂的社会，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不断地尝试各种环境下的生活形态，扮演着固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儿子，男性等等。儿时的那种扮演的欲望，在诸多的社会规范的束缚下被压制，慢慢消失。但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又唤起了我们的这个欲望，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如超越时空性、匿名性等，造就了与平时生活的社会环境迥异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生活的角色的随意性更大，角色可以进行自由地转换。
在网络生活中，年轻人更倾向于扮演一种不同于自身社会角色的“虚拟角色”，在虚拟的ID下，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时，又会对自身本来的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和现实中的形象进行颠覆。最典型的角色转换就是男女性别互换。当然绝大部分的这类情况是出于玩乐的态度，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心理疾病的缘故。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平时懦弱网上勇敢；平时沉默寡言网上滔滔不绝的人等等。这里有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其实这里的双重人格问题并不是指那些精神分裂的精神病人的现象，确切地说是因为存在状态的改变，现实中的自己，网络中的自己，他人眼中的自己，自己心目中的自己，这些既独立又统一的个性，形成了自己的多元化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所受的束缚已经太多，他们往往需要按照自身的社会规范来表现自我。这样，现实中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自己，与真实的自我相比，往往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使他们感到窒息。因此当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追求自由的天性，使他们更多的选择了娱乐，游戏，去释放自己受压抑的心灵，去补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所失去的东西。最近第十三次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大多数的网民将获取信息作为上网最主要目的的网民所占比例最多，达到46.2%；其次是休闲娱乐，有32.2%。在这样的网络存在状态下，网民们在上网的时候，他们是来放松的，休闲的，来找回现实中迷失的自我的。所以即使在面对网络上的文学的时候，他们就不是想着接受文学中美的熏陶，把文本的审美性放在第一要素；而是更看重文本的娱乐性，看文章是否能给他带来欢乐。在网上，有两种文章十分流行：一种是婉转伤感的情感表达型，另一种就是无聊搞笑型的。这一点与接受者的阅读动机有很大的关系。网络文学中的色情和暴力因素固然跟网络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有关，也是由于网民对现有社会规范突破，叛逆心理的追求造成的。比如“木子美日记”事件，木子美的日记之所以受到大量读者的吹捧，这跟一部分读者网络面前放纵自我，满足自身的窥私欲有关。
阅读环境的第二点变化是，电脑阅读比书本阅读更容易疲劳，而且还有不菲的上网费用。在网络上，大概有四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第一种就是那种粗制滥造的文章，这种文章大多是拼凑而来，毫无新颖性，读者在读到开头的时候也能够预见故事的结局，这种文本一般是低于读者的审美水平，读者一般都不会去选择；第二种是与大部分读者的审美水平相当，以故事性的侦探、爱情、悬念小说为代表，这种作品读起来不会费什么力气，又能引人入胜，享受到阅读的，这是大部分读者选择的对象；第三种类型的作品其审美水平会高于读者的水平，读这类的文章，读者会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在阅读之后，自身的水平会得到提升，也会得到审美的熏陶；第四种就是其审美情调与读者的自身的审美格局不相符合，比如习惯于现实主义的读者在面对后现代的作品就会感到不适应，接受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在电脑阅读这样的条件下，年轻人一般不会去选择语言精辟深刻的文章。他们更倾向选择第二种的，通俗的、结构明了的大众型文学。这样，接受者在选择阅读对象的时候，审美期待也发生了改变。读者更倾向于选择那种娱乐性较强的作品。同时，这种选择会通过文章的点击率反映出来。同时，点击率也会影响着读者的选择。在读者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和理解也是有选择的，只有那些能够吸引他们的作品才会纳入他们的视野，这时候追求娱乐的兴趣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同时文章的点击率也是读者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今天商业化时代，点击率将决定网站的存亡。那些娱乐性的作品因为有着较高的点击率，又会促使一些网络进行这方面的创作。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循环的圈子，更加导致娱乐性作品的流行。
此外，在网络文学接受的时候还有一个接受度的问题。战国时期楚宋玉曾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徽，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①这里讲的就是一个艺术接受度的问题，在当代，高雅文学，先锋作品，通俗作品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传统的书本阅读，由于面向全体的读者群，各种类型也相对齐全。而网民的年龄阶段也集中于35岁以下，在这样的年龄阶段，由于其自身审美素养的问题，网民们对高雅文化的接受也是很有限的。相反，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接收就显得更为容易一些，他们也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文学作品。
网络传播媒介为接受者和创作者提供了十分方便的交流平台。从接受美学出现以后，读者对文学活动的意义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在传统的文学中，普通读者的意见却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以往，一般是文学批评者的意见才被人们所重视。诚然，文艺批评者的意见更具有专业性，对文本的理解也往往更为深刻，对创作者的创作也更具有指导的意义。但是绝大部分的读者的意见，哪怕只有一个“好”或是“不好”的声音也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当然，一些著名的作家会有大量的读者与他们写信交流，或是一些嗅觉敏感的读者会根据时局适时地写信给编辑部，进行评论；或是在生活上与作家进行交流。但是大部分的读者，由于信函的时间延续性，滞后性，他们一般不会跟创作者进行交流。更何况，一般的不知名的作家，即使读者为他们的作品所打动，读者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跟他们进行联系。所以，在传统的文学活动中，读者的声音很少为创作者所知；创作者也往往只能通过自己作品的销售量大概地了解自己的作品是否为读者接受，更不用说，根据读者的意见调整自己的创作。但是，在网络文学的活动中，网络为接受者和创作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快捷的、方便的交流平台。当下一些著名的网络文学的网站，在发表作品的网页下面都有供读者发表自己意见的位置。这样，读者在阅读完作品之后，可以直接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一个“好”字，或是批评性的文字。同时，创作者也可以直接看到读者对自己作品的感受。甚至，他们还可以通过BBS、E-mail、QQ直接进行交流。接受者可以向创作者谈自己的感受，对作品的建议；创作者也可以向读者进一步的阐释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可以根据读者的反映调整自己的写作。但是，这样的交流也是通过虚拟的网络进行的，交流的双方隐藏在网络的背后。这样的沟通与传统的沟通必然是不同的。
社会心理学中，沟通是人们交换思想、表达情感的信息交流过程，也是人际互动、人际交往的最基本的形式。就建立、维系和发展人际关系而言，人际沟通能满足人的三种社会心理需要：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表达感觉的需要。当网民在网络上交流时，这时候他的需求不会是基于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他们主要是出于表达感觉的需要。他们只是直白地宣泄出自己的感情，不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社会规范的束缚。这种沟通环境下，读者的信息反馈往往是从自身的好恶，出于娱乐情感的表达，而不是想要进行带有自我意识的纯粹的文学交流。
在另一个层面上，网络作为传播媒介，也真正实现了读者和创作者的互动，这就是文本创作的开放性。有这样的例子，作者提供一个开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的选择链接，选择自己喜欢的情节发展模式、结局。甚至，读者还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作者提供一个开头，由不同的人进行创作，读者在阅读完前面的情节后，也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这样，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达到了一种真正的互动。但是这也使文学活动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在里面，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审美的要求，而是想着怎样才好玩以及情节的设置。
就个人的意识而言，接受者在网上是一种文学意识，在网下又是另一种文学意识。应该说，这两种意识是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一个人的心理情绪是具有弥散性的，即在一种状态下的心理情绪会影响到其他状态的心理情绪。所以，一个人的网上文学心理情绪很容易影响现实中的文学情绪。事实上，现实中的心理情绪也会影响到网上的情绪，但是由于人们在网上的情绪更具有自由性，其影响力较之现实中的情绪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一个人网络的文学意识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他的概念中，文学的娱乐性的成分会超过审美的因素。这种感觉是从网上慢慢弥散到现实中去的。
结语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论*文*网]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
一、传播者拥有接近性特质
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少数民族，而受众中也有很多人来自少数民族，传播者的这种接近性无疑拉近了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少数民族大学生往往把传播者看成“自己人”，从而增强了传播者的亲和力，容易使传播者的传播产生“自己人效应”，进而有利于提高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者的这种接近性特质因此而成为推进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独特优势。而且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少数民族传播者深知处理民族关系的“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思想和“三个尊重”（尊重各民族的，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原则，具有很强的“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所谓“身教重于言传”。
二、民族大家庭的缩影的有利传播环境
各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在民族高校汇聚一堂，各民族的语言、心理特征、、风俗习惯、歌舞、服饰、饮食文化多姿多彩，使得民族高校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融汇成了民族团结的交响乐章。在这样的环境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尤其是进行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毫无疑问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各民族的同学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自然会懂得民族团结的意义和重要性；自然会理解民族关系的“三个离不开”思想；自然会坚持对待少数民族的“三个尊重”原则。就传播的媒介环境而言，民族高校是展示我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窗口。民族高校的创办，本身就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重要体现。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育是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永恒内容，也是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民族理论与理论政策教育的优良传统和长期实践，使民族高校的各族师生形成了相互包容、和谐相处的大局意识。这样的媒介环境容易使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育入耳入脑，有助于促进各族师生的团结进步。
三、独特的传播媒介孕育出的独特信息情景
不同的媒介可以创设不同的信息情景，不同的信息情景能够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因此，选择恰当的传播媒介，创设有利于信息传播的情景，将有助于提高传播效果。和非民族高校不同，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除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及“形势与政策”课程外，还包括“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史”“少数民族史”（尤其是“近现代少数民族史”）等课程。笔者认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史”“少数民族史”（尤其是“近现代少数民族史”）等课程是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的独特媒介。与非民族高校不同，“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是民族高校各专业本专科生的通识必修课，因而，开设这门课程是对民族高校青年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的根本途径。为了有效开展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教学科研工作，各民族高校都成立了民族研究院（所），形成了实力较强的民族理论研究和教学团队。由于所有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都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受益者，比如享受“高考加分”的政策性照顾，所以“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所宣传的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能够被少数民族大学生广泛认同和接受。“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堂因此而成为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和接受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独特情景。现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已经成为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亮点和特色，成为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方面。“民族史”“少数民族史”尤其是“近现代少数民族史”等课程也是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方面。“民族史”等相关课程的教学，有助于民族高校各族大学生更好地了解本民族优秀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助于民族高校各族大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更加深刻地理解56个民族共同缔造了新中国的观念，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祖国的认同；有助于民族高校各族大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助于民族高校各族大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民族团结是福，民族分裂是祸的观念，进一步增强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意识；有助于民族高校各族大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增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有助于民族高校各族大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牢固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总之，“民族史”等课程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教育的有效载体和途径，有助于培养民族高校各族大学生的“三个离不开”和“三个尊重”的思想，强化民族高校各族大学生的“四个认同”感。这些都有助于提升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四、少数民族大学生受众的心理因素
有助于传播效果的提升传播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传播者通过传播媒介将信息传输给受众的过程。传播的效果是指信息传播使受众在认知、观念、态度、行为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受众因此而成为传播效果的“测试器”。受众能否接受信息是传播效果能否产生的基础。而受众是否接受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接受需要、接受动机及心理效应等心理因素。因此，能否唤起受众的接受欲望，满足受众的接受需要，就成为传播效果能否产生的关键。首先，少数民族大学生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心理需要。“世界上唯一能影响对方的方法，就是谈论他所要的，而且告诉他如何才能得到它”；“影响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了解对方的需要”。［4］如前所述，对于每一个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他们都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获益者，比如“高考加分”的政策性照顾、民族地区“9＋3”免费职业教育模式、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以及四川藏区实施的“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活行动”和“富民安康工程”、彝区实施的“彝家新寨”建设等倾斜性政策。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关怀，使少数民族大学生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温暖。这将大大强化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感，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使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需要。其次，少数民族大学生受众的“自己人效应”有助于提升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所谓‘自己人’，是指对方把你与他归于同一类型的人。”［5］“自己人效应”又称“同体效应”，是指受众把传播者看成“自己人”的情况下更加相信、更容易接受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从而提高传播的效果。如前所述，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来自于少数民族的占很大比例，受众中的大多数也是来自少数民族。这种背景的接近性拉近了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传播者往往被受众看成“自己人”，从而使传播者的传播产生“自己人效应”，提高传播的效果。再次，少数民族大学生受众的顺向心理有助于推进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顺向心理是一种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和顺应传者或媒介意愿的心理活动倾向。”［1］297拥有顺向心理的受众，往往对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持相信、认同和接受的心理态势。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多种因素有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顺向心理。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传播者的接近性特质、民族高校作为民族大家庭缩影的有利传播环境、马克思主义教育满足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接受需要，等等。综上所述，与非民族高校相比，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传播者、传播环境、传播媒介和受众等方面具有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的独特优势。总结并发挥这些独特优势，能够有效推进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工作。
作者:崔庆五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