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5 15:09:44
关键词：术语学，认知，中医术语
中图分类号：H059；N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3-0025-04
引言
根据术语学的观点，一个学科术语的规范化程度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一门科学越“科学”，术语就越完善。而中医药学因其悠久的历史，术语具有一些特性。比如形式独特且不简短，有时是字，有时又是短句，如“神”“木克土”“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而术语的意义往往较为广泛，一词多义的情况较多，如“气”；有些概念相对模糊，如“阴”“阳”，且没有明确界限；还有一些同义词，如“内风”也称“肝风内动”或“虚风内动”等。根据近现展起来的传统术语学理论来看，中医术语显然不符合术语学对理想术语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和标准，如单义性、准确性、简短性、系统性、不能有同义词等，这甚至也成为各界质疑中医科学性的论据之一。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近一二十年认知术语学的产生对传统术语学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从认知角度来看，中医术语因具有浓厚的中国古典哲学、传统文化以及古汉语特点，具有很高的认知研究价值，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现象的特有的认知方式和体会。
一认知术语学理论源起与发展
术语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的萌芽阶段；70年代的确立阶段；90年代的发展阶段。也许不同术语研究者对于术语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会存在不同观点，但绝大多数术语学家都承认，今天的术语学处在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认知术语学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认知术语学（когнитивно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首先产生于具有雄厚术语学研究基础的俄罗斯，是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在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1993年俄罗斯术语学家格里尼奥夫（СВ Гринев）在《术语学引论》一书中使用“认识论术语学”（гнос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这一术语，研究专业词汇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并指出术语在科学认知中具有记录知识、发现新知和传播知识的功能。该著作可以看作是认知术语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1998年著名学者阿列克谢耶娃（ЛМ Алексеева）在《术语和隐喻》一书中首次提出“认知术语学”这一术语。同一时期，西方学者也开始把“社会认知术语学”作为与传统术语学相对的概念提出来。此后，“认知术语学”这一术语开始被术语研究者积极使用。
2006年，俄罗斯术语学家塔塔里诺夫（ВА Татаринов）在百科词典中收录了“认知术语学”，并指出 [1]：
在认知术语学框架下，术语被看作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结果，是人类对知识进行加工和结构化的产物。术语能够记录人类获取的信息，成为认知的工具，因为它能够总结科学事实、积累知识并传播给下一代年轻学者。它的研究基础是范畴化、概念化、概念模式、隐喻化和世界图景等问题。
认知术语学从认知科学中引入隐喻、隐喻化、概念化、概念空间、范畴化、世界图景等一系列概念，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范畴机制、研究方法、理论问题和发展趋向。它不仅是术语学的一个分支方向，它还是全新的观点体系，是对传统术语观的颠覆和重构，它对很多传统术语学的基本问题给予重新认识。
首先，认知术语学突破传统术语学的语言学界限，把术语看作是表达专业思想和思维的客体，是专业信息的载体和存储形式，它不仅承载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结果，而且是未来认知活动的手段，是专业领域认知和交际的单位。
其次，术语隐喻现象在传统术语学框架内被看作是术语构成的个例，是术语构成的手段之一；在认知术语学研究中则被看作是概念生成及系统构建的基本思维方式。
再次，传统术语学把术语多义现象看成是一个需要根除的“缺陷”，而从认知术语学角度来看，多义现象是通过人类认知手段由一个词的中心意义或基本意义向其他意义的延伸，是人类范畴化、概念化及隐喻思维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概念及相应术语发展的普遍现象。
综上所述，认知术语学对很多传统术语学中的基本问题给予重新阐释，它将为中医术语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空间。
二中医学是一门独特的科学
论据一：俄罗斯著名术语学家列依奇克（ВМ Лейчик）指出[2]：
术语系统并不仅是与概念系统相联系，而且是与其背后的科学理论相联系。客观现实的多元性和不可穷尽性以及每个理论体系的有限性，导致同一个知识领域内可能同时存在多个理论体系，每个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系统，能够覆盖它所描述的客观知识领域。
例如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是不同的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中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对于生命现象这个研究对象完全建构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对人体和病理有自己的一套解释系统，医学实践中有很多中西医结合的例子。实践证明，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论据二：“一门科学理论的术语首先是以某一自然语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是该语言群体对世界的认识的体现形式。”[3] 而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由汉语建构的世界，其语言特质与汉语的文化特质相关，反映了汉民族生活现象的世界。它与西方现代生物医学的哲学基础、思维模式、认知方式都不同，术语系统的构建模式也因此不同。中医基础理论建立于阴阳、五行等基本概念之上，气血、经络等基本概念都是中医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关于生命现象的世界图景。
论据三：隐喻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方式，尤其是抽象思维的工具。从认知角度看：“科学隐喻不仅有助于快速掌握研究对象，是描述科学理论的语言手段，还有助于人们探求知识、记录知识，是概念化的重要手段。”[4]从科学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理论是基于纯粹的逻辑建构。从生物学中分子的双螺旋体结构，到核物理学中的夸克，我们很难想象没有隐喻的“科学语言”。而综观中医术语的内涵，可以说隐喻无处不在。同时，相对于其他对象科学的拟人观（即以人的身体结构、功能、形象、性格等特征比拟非人类事物），中医学对人类机体的隐喻思维则是拟物观，即在中医学上，人的躯体就是缩小的世界，人与宇宙是同构的，从人体推及自然，人与万物的构成和运动规律是一致的，自然、情绪、社会生活、动物、植物、气象、兵法和等级制度等都被用于中医的认知原型。可以说，准确把握中医术语的隐喻特质是理解中医理论的重要一环。
综合以上术语学分析，中医是一门历史性和人文性高度融合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其术语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
三中医术语的特点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弗洛连斯基（ПА Флоренский）曾指出：“任何一门科学的实质就是该科学的术语系统，术语的发展史恰恰反映了这门科学的发展史。”[5]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术语因此也具有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术语的特点，朱建平教授曾撰文将中医术语的特点概括为“历史性、人文性、定性描述、用具体名词表达抽象概念”[6]。
1历史性
中医术语多为古代汉语，中医术语可以是字、词、短语，还要考虑到古今词义的演变等，如“内风”在古代指因房劳汗出，风邪乘袭的病证，今指肝风内动，即由脏腑机能失调而引起具有动摇、震颤特点之各种症状的病理变化，与肝脏关系最为密切。
2人文性
中医术语大多包涵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术语“三子养亲汤”中，“三子”是指紫苏子、白芥子、萝卜子三种药材，主治老年人中气虚弱，运化不健。因其用三种果实组方，以治老人喘咳之疾，因此寓其“子以养亲”之意，蕴含了汉语言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
3定性描述
中医术语包含大量的自然语言和生活语言，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和事态来表述或比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的原理等。多为定性描述，很少定量描述，如气虚、火旺等都是一个定性的描述，无法用确定的数值来衡量。
4浓厚鲜明的古汉语特色
中医术语多为古代汉语，由于汉文字的特殊性，中医术语中的词法、句法非常灵活，极富弹性。有很多概念的术语表达不完全符合形式逻辑及现代术语学的要求。此外，中医术语往往意义广泛，一字多义。如“气”是中医中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一个术语，“有人将《黄帝内经》中的‘气’分为270多种，其概念内容很难清晰界定”[7]。
5独特的抽象思维方式
汉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与中医学科体现的抽象思维方式是互为影响的，尤其体现在隐喻思维模式上。如五行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对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朴素认识基础上，进行抽象而逐渐形成的理论概念，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因此医学上所说的五行并非指这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五种物质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
四中医术语的外译
201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十二五”规划，意味着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已被列为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方面。在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导向下，中医术语的外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推动中医走向世界以及平衡“文化逆差”的必经之路。
术语翻译不单单是完成两种语言表达手段之间的转换，还要实现学科领域内的科学概念之间的对应，不同语言相应学科领域的概念之所以能对应，其理论前提是科学的国际性和科学认识的普遍性。此外，在传递概念基础上，还应该保证所翻译的术语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也就是保持原有的概念体系。从概念出发、从概念系统出发是术语学的一条基本原则。[8]
也就是说，不同语言间术语表达手段的转换具有不同于一般语言的突出特点，因为术语同时属于语言系统和专业知识系统。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语言和非语言的综合因素。
然而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及中医所具有的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底蕴，其独特的理论概念在目标语言中没有对应词，中医术语的外译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因此需要做好以下两点：
首先，中医学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它的很多理论的科学性已逐渐被证实，因此在很多中医术语翻译过程中，不仅考虑双方语言特点，还应考虑中医理论体系的继承性，不要单个解决术语翻译问题，而要注意保持术语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制定统一可行的外译处理原则和方法。对基于这些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及名词的译介应保持中医固有特色，不能以西代中，也无法取代，如气血、经络、三焦等中医独有术语在西方现代医学中缺乏对应词。另外，基于不同理论体系的中、西医术语，还存在名同实异的情况，如中医的心、肝、脾、肺等概念的内涵与西方现代医学中概念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尤其需要注意。
其次，中医术语的规范工作需要语言学家和中医学者的共同努力，进而，其外译也不应仅局限于汉语言使用者，还需要目标语国家的汉学家和中医工作者的合作。对于一些翻译原则和方法不宜过于教条，除了考虑保持我国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和语言特色之外，目标语国家的语言习惯和认知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对于同一个术语外译，中国人的翻译和外国人的翻译肯定会有不同的地方，尤其对于中医这样一门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学科。因此做好与目标语国家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协调和沟通工作，在不破坏中医理论精髓的前提下选择更为恰当和合适的表达手段，对于中医的传播和交流更有好处。
参 考 文 献
[1]Татаринов ВА Обще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Словарь / ВА Татаринов / 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РоссТерм[М]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2006：82
[2]Лейчик ВМ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предмет， метод， структура[М]Белосто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елосток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7：100-101
[3]Романова НП Язык науки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 и источник познания[С]//Татаринов ВА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ТОМ3） Москва：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2003：218
[4]Алексеева ЛМ Метафоры，которые мы выбираем （опыт описани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тосферы）/ЛМАлексеева[C]// любовью к языку：сбнаучтрудовМВоронеж：ИЯ РАН，Воронежгосунт， 2002： 293
[5]Алексеева ЛМ Философия термина в рус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C]//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и знание Материалы Ⅱ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импозиумаМосква， 2010：18
[6]朱建平中医术语规范化与中医现代化国际化[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21）：7
【摘要】
在分析西医院校的《中医药学概论》教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寻找出《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与当前药学发展不相适应之处，并针对这些情况提出对药学专业《中医药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 《中医药学概论》 课程 教学改革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existing questions of teach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utline in Western medicine academy and searches the inadaptation for current pharmacy development. The writ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course teaching reform.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utline; Course; Teaching reform
按我国现行药学教育的划分，主要来源于西方现代医学的药学教育有一门药学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中医药学概论》，它是介绍中医学、中药学以及方剂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一门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与基本诊断方法、中药学基础理论与常用中药以及方剂学基础理论与常用代表方剂［1～5］。
西医院校开设中医课程是我国医学教育的一大特点。根据西医院校学生的特点，改革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我们在教学方法改革中，做了大胆的尝试和研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 影响中医药学概论教学效果的三点不足
1.1 中医药学概论的教学内容较为广泛，教学时数明显不足中医药学概论的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和方剂学。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内容安排通常已占去50%左右，留给中药学和方剂学的时间甚至只有24～26学时。要在这短时间内介绍清楚中药学（介绍常用中药180种）和方剂学（介绍常用方98首）的最基本内容都是很困难的，更谈不上通过实例讲授有关研究方法和引起学生对本学科的关注。
1.2 兴趣淡薄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有关调查表明，西医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中医药课程的兴趣淡薄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它使学生的学习处于被动状态并由此面临日益严重的困难，日益严重的困难对自信心的打击，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了兴趣，这样，形成恶性循环，随之而来的便是知识结构残缺，视野狭窄，创造力低下等等。可见，不解决兴趣问题，素质教育则无异于画饼充饥。导致兴趣淡薄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思维方法在过渡环节上出现障碍，这是药学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衰落”的现实在心理上的投射。勿庸讳言，步履蹒跚的中医药学和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现代科技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兴趣的缺乏无疑也来自这一反差在学生心理上的投射。第三，封闭而又细腻的教学风格。这样的做法使受教育者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兴趣”则让受教育者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可见，这一教学风格与“兴趣培养”是背道而驰的。
1.3 中医药学概论在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方面投入不足如中药学需要大量的中药样品实物做教学演示，然而，在课堂上不可能把某种中药所有的不同品种、不同产地和不同规格的样品都展示给学生，但使用多媒体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这方面的软件应加紧开发，硬件也应适当配备。
2 我们对提高中医药学概论教学质量的四点做法
2.1 提高对中医药学概论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加必要的教学时数由于现代中药符合世界发展，现转向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潮流，消费观向重视生活质量方向发展的潮流，医疗保健观转向提高自身免疫力和整体医疗保健的潮流，体现为崇尚自然。因此，我国已从国家角度提出发展战略支持该产业发展，以回应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在传统药物（天然药物）对我国提出的挑战。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药是极具高科技含量和巨大增长潜力的产业。中医药是最具我国民族特色和独特优势的领域，最有希望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在我国21世纪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加入WTO，西药的研发难度将更大，而以中药为基础的天然药物研究必将成为研究对象的中医药学概论在药学中的重要地位将更加凸显出来。
我省是中药的资源大省，居全国首位，中药材的品种和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古往今来，云南享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药物宝库”的美誉，而且许多地道名贵中药材云南比较具有优势。民族医药是云南的一朵奇葩。1998年，云南拥有药品生产企业109家，生产中药材及中成药的企业数为36家，而云南医药工业总产值中56%是中药（包括中成药和植物提取物），大大高于全国20%的平均水平，而且逐年有所提高。
中医药学概论是生药学、天然药物化学、中成药学等相关课程的重要基础，同时肩负着为中药产业培养科技人才的直接责任。要完成这个任务，最基本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学时。没有足够的学时，不可能掌握中医药学概论的主要内容，也不可能深入了解中医药的前沿研究内容。
我校在新的教学计划中已将中医药学概论由原来的选修课改为必修课，能大大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重视度；同时教学时数增加为64学时，并且增加了后续分化课程——中成药学。
2.2 课程体系内容的调整如中药学与方剂学是较为成熟的中医基础学科，彼此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分别进行授课，既过多占用学时，又显啰嗦重复，同时也增加了学生理解和掌握的难度。对此，我们根据中药、方剂讲解的基本结构（如都讲功效与应用）相似、分类基本相同的特点（如都有解表类、清热类、泻下类……）把同一类药、剂归为一个章节进行讲解。在每个章节讲完药物后，跟着讲本类中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如讲完辛凉解表药后再讲银翘散等方剂），然后演示自制课件——《生药学》中的中成药照片，可以扩展学生的视野，使其及早了解医药市场情况，打破了两门课程间的界限，使之系统条理化。这种调整减少了篇幅，精练了内容，较好地解决了课时少，内容多的矛盾。
2.3 精选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药学专业的培养对象是从事一般药物制剂、鉴定和临床合理用药等工作的执业药师，教学内容应侧重在药而不在医。例如，中药学部分很多内容（如药物的来源、产地、采制等）将要在药用植物学、生药学中系统学习［6］，中药学中可不讲或少讲，中药的理论、功效与应用是教学的重点而重点讲授。因而课程内容及课时均可相应减少。
2.4 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在沿海及京、津、沪等发达地区，中医药学概论大量使用了多种教学媒体，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作用，突出直观性、生动性和应用性，以达到教学过程的整体优化，明显提高了中医药学概论的教学质量和效率。近年来，我们注意广泛收集适于中医药的影像资料，并把它们制作成多媒体课件，采用了多种教学媒体在教学中应用。其结果，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总之，教学改革是时代前进的需要，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在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潮中，中医药学概论教学改革更势在必行。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应不断探索与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学以致用，更能胜任今后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王 建.中医药学概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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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中甲.方剂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一 PBL教学模式下教师及学生角色的转变
在PBL教学模式下，教师与学生的角色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教师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负责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观察和评价，同时对学生遇到的困难进行指导，将更多的时间还给学生;而学生课堂中主体的地位也可以获得充分体现，同时学生也有了更多独立思考的空间，可以使学生对学习的知识随时进行深化记忆，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1 教师角色的转变
首先，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对自身在课堂中组织者和指导者的定位进行明确，为学生创造更多课堂学习的空间;其次，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尤其是与临床医学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教师学习能力的提升，可以有效的促进课堂教学内容的丰富，同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设计出不同的课堂教学模式，有利于为PBL教学模式的应用创造更多基础;第三，在应用PBL教学法时，教师需要对教学案例以及比例的选择做出适当的筛选，并且针对病例选择合适的问题，通过良好的问题情境的创设，可以更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积极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最后，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根据不同的病例引导学生开展相应的提问，也可以针对他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病例进行探讨，这种问题情境的创设，一方面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和谐、民主的课堂氛围，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下开展学习，会激发出更多的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可以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理论思想，这对于学生日后参与临床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学生角色的转变
首先，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习惯了被动的接受知识，简单的重复和记忆等方法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帮助甚小，因此在PBL教学模式应用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也需要由以往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的探究和参与解决问题的讨论;其次，学生的职能也发生了转变。一方面，学生需要不断拓宽自己获取知识的途径，从以往单纯来自教师传授的途径，转变为自己上网查阅、听讲座、参与讨论以及反思等途径获取。另一方面，则需要在问题情境中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懂得发挥自己的主体地位，并且主动与其他学生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共同承担学习的责任和义务，有利于课堂学习效果的显著提升。
二 PBL教学法实施内容及设立问题的原则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相比，PBL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且对于不同学习基础的学生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PBL教学法在进行内容设置时，除了与教学目标相关的理论和临床知识外，还包括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人际沟通交流能力、分析及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学生自学能力培养等多方面的教学目标，将这些目标进行综合考虑，才能确定最为合理的教学内容。
在PBL教学模式运用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有：第一，确定PBL教学模式的实施与学生实际的知识水平相匹配，才能保证教学质量;第二，保证PBL教学法的实施可以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尤其是在自主学习能力方面的培养;第三，明确教学目标，可以考虑在一次小组讨论中将学生定位于一个或者多个教学目标上，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
三 PBL的实施方法
PBL教学法的实施，应当坚持以能力为导向的基本原则，着重培养医学生的临床能力[5]。目前，我国医学类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注重的是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培养，而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更新是实现这一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如何有效的实施PBL教学法显得十分重要。PBL教学法又称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顾名思义，就是将学习内容与某个具体的案例结合，将其设置成为特定的情境，学生通过思考和观察发现其中包含的信息，并且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深入探索。从本质上说，PBL教学法是一种以问题为驱动力、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思维技巧的教学过程。
在PBL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笔者将学生按照6～8人一组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由学生推选出一名小组长和一名记录员，组长负责主持和协调小组内讨论，记录员负责对主要问题和讨论结果进行记录，具体的实施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阐明术语
对于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的专业术语，以及超出学生当前知识水平的问题进行明确指出，由教师进行说明，并且由负责记录的学生将问题记录，当小组内讨论结果不理想时，由负责记录的学生将问题列出。
2 明确问题
对于小组需要讨论的问题，应当经过小组成员讨论后进行记录和明确，带着问题开展学习活动可以更有针对性，也有利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3 集体讨论
对于在小组内讨论没有得到明确答案的问题，可以做出记录，然后再通过集体讨论，以此获得相应的问题解决方案，并且由记录员将其涉及到的知识范围和尚待扩展的知识结构进行记录。
4 设计解决方案
对问题相关的章节和内容进行复习，然后由学生针对问题进行答案的讨论和解决方案的设计，并且做好相应的记录。
5 阐述学习目标
经过上述讨论后使组内在学习目标上达成一致，教师在此时可提供指导及适当的引导，从而确保学习目标具有全面性、适当性及可完成性。
6 信息检索
搜集每个学习目标相关的知识，教师可在本阶段指导学生选择数据库及检索的方法，并教授学生如何组织、整理搜集到的信息等。
7 综合
当学生将收集的信息和资料进行综合以后，再次进行讨论，并且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或家庭健康问题或社区常见健康问题提出处理方案及建议，学生之间可以对讨论成果进行分享和评价，再由教师对整个学习过程和成效进行评估。
8 成果分析
为了保证PBL教学法的有效实施，在全科医学概论教学中，需要结合全科医学的相关概念、知识和基本原则，并且在教学过程中加入疾病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有效掌握社区常见疾病诊治的关键点以及健康照顾方案[6-7]。通过在全科医学概论中应用PBL教学法，发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获得显著提升，学生的循证医学知识、查找与应用文献的能力、自学的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都有较大提高，而且在整合病史、分析和诊疗疾病、临床思维能力上都有了明显改进。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论述了PBL教学模式下教师及学生角色的重要转变，进而阐述了PBL教学法实施内容及设立问题的原则，最后着重探讨了全科医学概论教学中PBL的实施方法和应用效果。通过本文论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PBL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灵活、开放的教学方法，将其合理运用到全科医学概论的课堂教学中，可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可以有效的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使学生对全科医学理论有更深入、更扎实的掌握;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而且通过将典型案例用情境创设的方式开展小组讨论学习，弥补了我国目前临床实习和社区见习中病人缺乏的不足，有利于实现医学教育持续、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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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药学名词，系统性，术语规范化，术语系统
中图分类号：N04；H059；R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4）01-0009-05
一 术语工作的系统性
1.系统性简述
术语的系统性，指“一个学科的术语，绝不是一些术语的任意组合，而应该是彼此有机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1]。也就是说，“在任何一门科学中，术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成系统的，每一门科学都各自成为一个体系，每一个术语只有在它所从属的体系中才能获得精确的含义”[2]。
系统性是术语的固有特征，所有术语无一例外都具有系统属性[3]。现代术语学奠基人、奥地利学者欧根·维斯特认为：术语学和语言学的本质区别，就是术语学要对术语概念进行系统化的研究。“术语学工作……要在关系当中考察一个专业领域的所有概念，即把每一个术语看作是一个概念体系的一部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结果：当今所有的专业词典都要进行‘系统化’处理。在这些专业词典中，词的位置从上位概念跨到下位概念，或者从整体跨到局部，都处在‘系统’之中”[4]。术语学另一个重要流派，俄罗斯术语学派学者认为，系统性是“术语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术语只有作为术语系统的成分才能得以存在……”[5]。
2.系统性原则的实施
对术语系统而言，系统性体现为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协调搭配程度。在开展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等工作时，必须将术语置于其所属的系统中，从全局角度出发，做到有的放矢。
系统性是术语规范工作的重要原则，系统性原则的实施要贯穿于术语工作的全过程，包括收词、定名、定义、英译、体例编制等全部工作流程。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制定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指出，要实现术语工作的系统性原则，须遵循以下原则：收词时应首先“构建学科概念体系”，再“根据概念体系的基本框架收词。概念体系对应相应的知识体系”；定名时“同一概念体系的名称，应体现出逻辑相关性。基本概念名称确定后，其派生概念、复合概念的名称应与之相对应”；定义“要反映被定义的名词在本学科概念体系中与上位概念及同位概念间的关系”；名词的编排体例，要求“按学科概念体系（知识体系）排列。以层级排列为主，以非层级排列为辅。”
二 中医药术语工作系统性原则的实施
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严格遵守《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始终遵循系统性原则，在收词、定名、定义、英译、体例编排等各个环节，都力求实现术语的系统性。同时，由于中医药学科的特殊性，也有少数名词的定名、定义或次序编排等不完全符合系统性原则。现按照名词审定的工作顺序，结合典型实例，将中医药学名词审定系统性原则的实施情况分述如下：
1.收词
收词工作包括制定学科概念体系、确立名词框架、收选学科名词，并进行名词。“术语是一个专业领域的概念指称系统，术语工作的意图就是要划分清楚概念间的界限，术语学要从概念的研究出发”[4]。收词工作的第一步就是确定学科框架，构建学科概念体系，以保证收词及后续工作在概念体系框架内进行。学科概念体系对名词审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a.规定了工作范围，划清了层次结构，有助于分工和进程安排；b.收词范围明确，步骤清楚，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c.概念体系的系统性强，可以为名词的排列和查找提供便利。
收词工作系统性原则实现途径如下：
（1）概念体系的构建。概念体系的构建，以有关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所构建的学术体系为基础，重点参考有关标准、工具书、经典著作等文献，增强其权威性、代表性。在组织实施时，必须坚持“权威性寓于广泛性之中”的原则，发扬学术民主，依靠集体智慧，集思广益，全面征求该专业领域所有权威专家的意见[6]。名词审定工作开始组建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时，出任审定委员不但要求学术造诣较高，并且规定各分支学科均应有代表，以求覆盖中医药所有学科领域。名词审定过程中，始终依托中华中医药学会等学术组织，邀请各学科权威专家参与工作，全面、广泛征集全国专家意见，多次召开专家咨询会，反复讨论、研究，最大限度获得各专业领域专家们的共识。中医药各分支学科的概念体系均经过专家反复讨论研究确定，例如撰写中药学名词初稿时，其中单味中药名称的概念体系借鉴了药典模式，即按照“中文名笔画顺序”排列。提交专家咨询会时，多名权威专家从各自专业角度提出意见，认为中药名称应以功效为分类依据，按照功效的分类编制概念体系框架；也有少数专家提出以药用部位为分类依据编制概念框架。经过反复、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发现，如若按照功效分类，会造成相当数量的中药因为功效复杂而难以归类，再加之原有中药分类体系本身也存在分歧与纰漏，按此方法构建概念框架，将无法形成业界公认的概念树。最后经专家反复讨论达成共识，仍然沿用初稿概念体系框架。
（2）概念体系的修订。收词工作开始时所制定的概念体系框架，并不是自始至终不得更改，一般来说，随着名词工作的深入开展，专家们往往会对框架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优化最初的框架；或者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做出一些变动。例如中医内科学名词“感冒”“伤风”“时行感冒”，概念体系初建时归入内科杂病的肺病部分，在“中医内科名词注释（送审稿）审稿会”时，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感冒等疾病虽然病位在肺，但其病因却是感受外邪，应属于外感病范畴。最终修订了以往的认识，将感冒移至“外感热病”部分。又如“奔豚”一词，为伤寒病兼症之一，因《伤寒论》详述其治法方药，故权威参考书多将其归入外感病伤寒部分，经过专家讨论，认为奔豚的病因病机为“肾脏阴寒之气上逆，或肝经气火冲逆”[7]，理应属内伤疾病，最终决定归入内科杂病气血病部分。再如中医内科疾病“狐惑”，是一种“湿热毒邪入内，或感染虫毒，伤及气血，以目赤眦黑、口腔咽喉及前后阴腐蚀溃疡为主要表现的疾病”[7]，相当于现代医学白塞氏病，按照现代疾病分类方法应收入皮肤科。经考证狐惑病首见于《金匮要略》，历代中医临床著作多以其为内科疾病，故研究讨论最终将其收入内科“其他”部分。
2.定名
定名即是给科学技术概念确定规范的中文名称。使定名具有系统性，就是要明确名词所指称的概念及其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增强术语的科学性、理据性。系统性的实施，还使得基本概念名称确定后，其派生概念、复合概念的名称也与之相对应，从而增强术语的构词能力。定名工作中系统性原则的实现途径如下：
（1）保持用词方法的一致性。定名时对某一类名词尽量使用统一的用词方法，以明确概念的内涵，增强名词的理据性。例如，中医学历史悠久，疾病名称的命名用词极不统一，有相对独立固定的疾病名称，如感冒、肺痨、消渴、癫疒间等；有命名为“×证”者，如喘证、痹证、痿证；有以主要症状命名者，如咳嗽、头痛、便秘、心悸等。其中尤为以症状命名者最为常见，使用时极易造成概念混淆。我们在定名时，为了保持用词方法的一致性，在以症状命名的疾病名称之后统一加缀“病”字，从而使同名的症状名词与疾病名词得到了区分，避免了混乱。规范后的病名如：咳嗽[病]、便秘[病]、头痛[病]、胃痛[病]等。这样不仅符合名词术语规范的系统性原则，同时也符合单义性原则。
（2）应确立名词的层次结构。通过定名工作，确定概念的指称，可以较好地体现出名词的层次机构，避免因定名不规范而导致概念层级的混乱。例如，“证”是中医特有的概念，指“对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等本质的概括”[7]。由定义可知，“证”是疾病的下位概念（一般命名为“××××证”），但在中医传统疾病名称中，以“×证”为疾病命名者也屡见不鲜，如哮证、喘证、痹证、郁证等等。“××××证”与疾病名词“×证”容易造成概念层级的混乱，若两者复合组成疾病证候名词“×证·××××证”，则概念层级的混乱将更为显著。名词定名时，除“淋证”保持不变，以区别于西医的“淋病”外，该类名词统一规范为“×病”，规范后的名词如“哮病”“喘病”“痹病”“郁病”等。显而易见，通过这种方法，该类名词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3）应反映名词的逻辑相关性和构词能力。中医术语系统的自然形成过程中，某些概念的命名已显出很强的逻辑相关性，如“痹病”，其下位概念分别为“行痹”“痛痹”“著痹”“热痹”，层级关系一目了然。遇到此类情形时，还要注意辨别同级概念之间的种差，依照逻辑关系编排名词的次序。新词的定名尤其应该注意逻辑相关性和构词能力。例如，中医疾病证候名称统一采用“××病·××××证”的形式，这种方法使同一类名词具有统一的形式，体现出明确的概念层级关系。这种方式具有良好的构词能力，临床学科疾病证候概念均可采用。再如，中医耳鼻喉科名词“急喉风”“慢喉风”，是现代专家根据临床经验创建的新术语。这组名词以“定语+病名”的方式组成，完美地反映了与上级概念“喉风”的关系，并且具有良好的构词能力，“急喉痹”“慢喉痹”“急乳蛾”“慢乳蛾”等词也运用这种方法定名。
3.定义
定义是对名词所代表的概念做出确切而简要的表述，以反映概念的本质特征。定义应明确名词的概念内涵，反映其所表达的概念与最近的属概念之间的系统关系，与同级概念之间的区别特征，明确揭示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再者，通过加注释义，明确概念的内涵，可以更有根据地对收词进行增删，使所收名词系统化。定义的方法分为内涵定义和外延定义，名词审定主要采用内涵定义法。定义工作中系统性原则的实现途径如下：
（1）内涵定义。内涵定义的方法为：定义概念=属+种差。内涵定义可以说明某一概念的上位概念，确定该概念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与其他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如中医“淋证”的下位概念有热淋、石淋、气淋、血淋、膏淋、劳淋等，“热淋”定义为“以起病急，尿频，尿急，尿道灼热涩痛，尿黄为主要表现的淋证”。“血淋”定义为“以溺血而痛为主要表现的淋证”[7]。通过内涵定义，可知热淋、血淋等为淋证的下位概念，明确了上下位概念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此外，同一层级的关系名词之间应尽可能保持定义内容的相对一致性，应能从定义中清楚地区分名词意义的差别，本例淋证的各个下位概念，均统一采用内涵定义方式，使同级概念之间的种差得以区分。
（2）外延定义：外延定义的使用情况较少。外延定义列举概念的外延使人们获得对该概念的认识，明确该概念的意义和适用范围。外延定义可以确定上下位概念、同级概念的逻辑关系。例如“五脏”定义为“心、肝、脾、肺、肾的总称”，“阴阳”定义为“阴气和阳气的合称”[7]，如此定义使上下位概念的逻辑关系直观而清晰。
4.英译
《中医药学名词英译原则及方法》名词英译原则规定，中文名词的英译必须遵循系统性原则，以保证中医药学科概念体系的完整性。英译的系统性原则不仅要求单个译名在词义上与原文尽可能保持对等，而且英文译名体系与中文体系也尽可能保持同一性。其次，名词术语英文规范不应就单个术语孤立地进行，而应从中医药术语译名体系着眼，兼顾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源语言上下义词之间的属种关系，同一层级术语的同义、近义、反义关系以及语义关联关系、结构关联关系等传达到译入语当中。英译工作中系统性原则的实现途径如下：
（1）上下义词的英译。例如，“六淫”是上位概念，译为six pathogenic factors，它的下位概念包括“风邪”“寒邪”“暑邪”“湿邪”“燥邪”“火邪”等，分别译为wind pathogen， cold pathogen， summerheat pathogen， dampness pathogen， dryness pathogen， fire pathogen。译名以保留pathogen与pathogenic的共有词根patho的形式，以表明两组词之间的上下义关系[8]。
（2）同义词的英译。在英文规范里，双式术语因具有同义关系而被赋予了相同的译名，称为“同义同名”。例如，“脾胃虚弱”与“脾虚胃弱”为同义词，在中文规范过程中逐渐统一为“脾胃虚弱”，英文规范中采用同一译名，即“脾胃虚弱”和“脾虚胃弱”同译为spleenstomach weakness，避免了概念混乱[8]。
（3）对于结构相同或相似的术语，采用同一结构译出。如“脾不统血”“脾失统摄”“脾失健运”三者同为主谓结构，且均为某脏功能失职，故可采用“脏+ failing to + 执行功能”结构译出，即spleen failing to control blood， spleen failing to control and manage， spleen failing to transport[8]。
5.体例编排
名词的编排体例，《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要求“科技名词按学科概念体系（知识体系）排列。以层级排列为主，以非层级排列为辅”。由于全国科技名词委组织的名词审定仅要求两级标题，有些概念之间的层级关系体现不足，因此名词排列应按照概念树次序，以系统性原则进行词条的排列，最大限度体现概念的层级关系。
6.系统性原则实施的特殊情况
术语学理论及名词审定的原则与方法，其主要适用对象是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兼具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属性，因此在名词审定中出现了少数不符合术语学经典理论的情形，其中涉及术语系统性原则者如下所述：
（1）多个术语系统的共存。俄罗斯术语学派认为：“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若干种理论，相应也就有若干个概念系统与之对应。这就意味着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着若干个术语系统”[8]。例如，外感病的辨证，历史上形成了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多种辨证方法，每种辨证方法都已发展成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体系各有侧重，概念内涵交错重合，在选词及定名时难以取舍，实现术语学所要求的系统性原则难度很大。对于这种情况，为了保证中医药概念体系的完整，须将以上概念全部予以保留。又如水肿，收录的下位名词“阳水”“阴水”“风水”“皮水”“石水”“脾水”“肾水”“正水”， 这些不同的命名方式，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医家的不同认识，它们之间概念内涵有重复有交叉，但不能代替又不能统一，只能保留。
（2）西医术语的收选。中医药学名词审定时收入了部分现代医学术语。按照系统化的原则，这些术语不属于中医药学概念，应从概念体系中剔除。但由于医学科学的发展，中西医学逐渐交融汇通，为满足临床实际和学术交流的需要，审定时收选了一些必要的西医名词。例如，临床各学科收录了少量现代医学病名，这些疾病均为中医治疗具有优势的病种。再如目前中医骨科临床使用的名词多为现代医学名词，许多传统中医名词实际已弃用，因此出于临床实际和学术发展的考量，骨科收词时大多采用现代医学名词。
三 结语
系统性是术语的重要特征，是名词审定的主要原则之一。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始终遵循系统性原则，在收词、定名、定义、英译、体例编制等各个工作环节，灵活运用多种方法，较好地实现了系统性的原则。但也应注意到，中医药学术语体系具有独特属性，并非完全符合系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的实施过程，既要遵守一般性的原则和方法，也要兼顾中医药学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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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章从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价值等方面对医学社会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医学社会史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考察来认识社会（文化）的形态及其变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变迁；其研究方法要求做到传统史学方法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本土化以及其他学科方法史学化；从学科价值上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社会史的内涵，而且可以促使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对象和价值。
A Theoretical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Key Words: medicine;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bstract: The article states the author’s opinion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light of its definition， researching targets and approaches， as well as subject values and subject situation. As a result， the author holds the belief that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s a branch of history which applies cross-discipline researching methods to the studies of human medical activities ever since， hence， recognize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vicissitudes.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history， this subject probes the medical activities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ill the present time. Its researching targets encompass the co-existing structures and changes in medical activities for all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As for researching approache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eans’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 ways’ civilization are required. Considering its subject values， not only can this research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history， but stimulate the historians to reconsider the targets and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医学社会史是20世纪初以来的“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在整个社会史大家族中，它可以说是较年轻且影响较小的成员，以至于在一些中国社会史学术回顾中几乎被忽略。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医学社会史是一门无足轻重的学科，也并不意味着它的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医学社会史是最贴近大众的历史，它不仅关注大众的生命健康，而且关注大众的社会生活，是最能解释人类本质属性（生物性与社会性统一）的历史，因而它理应从社会史的边缘渐入社会史的中心。正是基于它的重要地位和潜在价值，一些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后期就涉足该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果。②当然，这离医学社会史学科的成熟还有较大距离。从理论上看，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医学社会史理论体系，比如什么是医学社会史，其学科定位在哪，其研究对象是什么，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其价值何在等问题，史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从实践上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寥若晨星，且研究取向多陷入偏狭。正如冯尔康所言：“像人群生命史，处于试着做的态度，往哪里做，怎么做，都还在摸索之中。” [1](p93)这里的“人群生命史”可以看作是“医学社会史”相近的一种表达。这些问题正是制约医学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障碍，也是医学社会史未能在社会史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根源。因此，从学科（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医学社会史的定义
近年来史学界虽然频繁使用“医学社会史”之类的话语，但关于医学社会史的定义却没有明确的定论。究其原因有二：一则因为作为分支学科的医学社会史在其母学科“社会史”的定义仍有争议的情况下，③是很难有明确的定义的；二则因为长期以来关于医学的历史解释几乎被传统的纯技术层面的医学史所代替，人们很少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解释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因而没有明确的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也在情理之中。
可喜的是，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繁盛和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不仅为弄清医学社会史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且也为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一些学者已开始用社会史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建构医学社会史的理论框架。例如，余新忠博士就试图给“疾病医疗社会史”下一明确的定义。他指出“它应是指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历史上疾病、医疗及相关问题的分支学科，是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易见，这一研究关注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将疾病医疗作为一个切入点，藉此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它应该主要由历史学者承担。”[2](p97)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关于医学社会史较成熟的理论思考。然而，余文并没有把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整体地纳入到社会史的视野之中。从研究的切入点看，他选择的是人类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中最普遍最直观的“疾病”及“医疗”；在纷繁的疾病中，他选择的又是最普遍最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传染病：“瘟疫”。事实上，医学除了疾病及医疗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内涵，疾病除了瘟疫以外还有更复杂的体现，所以如果把“疾病医疗社会史”等同于“医学社会史”，就略嫌偏狭。这也正说明了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建构任重而道远。此外，杨念群、张大庆等学者也对医学社会史进行过理论探讨。杨念群通过揭示在西方医疗体系渗透下产生的卫生实验区对北京社区控制力和人们生死观念转变的影响，把一个纯粹的医学史问题转换成一个医学社会史问题。作为医学出身的学者张大庆却没有囿于传统医学史“由医生为医生所写的关于医生的事”（By doctors about doctors for doctors）的编撰模式，而是努力从社会因素入手来考察人类过去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他把医学社会史理解为“研究医学活动中医生和病人及其境遇”，研究“生与死、健康与疾病的观念及演化”，“更多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开展跨学科研究” [3](p37)等。以上学者的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建构。
在学科的理论建构中，弄清概念及定义是最基础的工作。关于医学社会史的概念，目前史学界也有多种表达，如身体史、疾病史、疾疫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生命医疗史、人群生命史等。④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无疑都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但是，它们并不一定都能代表医学社会史的全部，因此需要有一个包含上述诸方面的更全面更抽象的概念作为该学科的名称。通过比较各相关概念发现，“医学社会史”是这一学科领域最具概括性的概念，因为“医学活动”几乎包括了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的身体及生命过程的全部活动。
在对医学社会史的定义进行阐述之前，还必须弄清“医药活动”、“社会”、“医药社会活动”、“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社会史”、“医学社会史”这几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这些概念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医药活动”、“社会”、“医药社会活动”，这是客观存在社会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体现的各种关系。关于“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指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4](p27)也就是说，社会是指在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医药活动”是指保护和加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5](p23)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医药活动以及在其中产生的各种关系也就构成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可以命名为“医药社会活动”及“医药社会关系”。第二个层次包括“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学”，这是根据不同研究对象分类的学科。关于“社会学”，可简单认为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4](p5)。而“医学”则是以“医药活动”（包括主体、客体、工具及手段）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医学社会学”是以“医学中的社会学问题和社会学中的医学问题”[6](p1)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研究医药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医药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因此，医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第三个层次包括“医学史”、“社会史”、“医学社会史”，这是与上述学科相对应的历史学科。无论是社会学、医学，还是医学社会学，都是以研究共时性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的科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历时性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那就属于社会史、医学史及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了，它们不仅关注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静态表现而且关注其历时性的动态变迁。上述概念及相互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医药）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史
在纵观医学社会史研究成果以及分析医学社会史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本人自身的理解，对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作一个尝试性的解释：医学社会史，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考察来认识社会（文化）的形态及其变迁的学科，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它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上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的身体及生命过程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范畴，包括“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
二、医学社会史的学科定位
从理论上讲，弄清了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也就明确了其学科定位。即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是社会史，再其次是医学社会史。然而，要清晰地描绘医学社会史的准确位置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历史学科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各分支学科相互交错渗透，很难给某一学科准确的定位并划清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葛剑雄、周筱赟曾试图从时间系列、空间系列、内容系列、人物系列、另类历史等几个方面将当今历史学科进行分类，[7](p77)基本上囊括了历史学科的大多数成员，为人们解析历史学科提供了一种范式。受这一范式的启示，我们不妨根据历史的“时间、空间、人物活动”三大要素把各历史分支学科置于一个简单的三维笛卡尔坐标之中来分析。以时间为纵轴，以空间为横轴，以人物活动为立轴。从时间序列考察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阶段）史；从空间分布考察历史，可分为世界史、国别（地区）史；从人物活动考察历史，可分为总体史、专门史。在上述三维中，人物活动是核心，时间和空间只是人物活动的特定环境。正如汤因比所言“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可以说明问题的单位，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时代，而应该是一个社会”[8](p2)。柯林武德也指出：“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9](p19)。所以，我们可以只依据“人类活动”这一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来更为简单地把历史划分为总体史和专门史两类，而时间与空间只是作为“历史”的限制性定语。以“中国通史”、“明清江南经济史”为例，从时间上看，前者是通史，后者是断代史；从空间上看，前者是国家史，后者是区域史；从内容上看，前者是总体史，后者是专门史。故任何历史都不外乎是总体史或者专门史，其区别只是不同时空限定而已。⑤
要为医学社会史准确定位，还不得不对社会史有较准确的理解。社会史是专门史还是总体史？目前史学界仍存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社会”两字的不同理解。“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此社会史也有广义社会史和狭义社会史之别。广义的社会史应该是以人的一切活动为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如前所述的总体史；狭义的社会史是以除了人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外的其他社会活动为研究对象，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如前所述的专门史。作为医学社会史的母学科的社会史，应当是专门史范畴的社会史，因为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只是与“医”有关的特殊的人类活动。
如果把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置于历史视野中就变成了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同样，如果把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置于历史视野中也就变成了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它们是社会史研究对象中的特殊部分，故医学社会史就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会史存在广义社会史和狭义社会史之争，但医学社会史却不存在“广义医学社会史”与“狭义医学社会史”之别。历史上所有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都应当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当然，由于“医学”既不属于政治范畴，也不属于经济范畴，而是属于狭义的社会或文化范畴，所以医学社会史应当归属于狭义社会史，是狭义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
至此，通过向上“寻宗问祖”终于找到了医学社会史在历史学科体系中的位置。然而，对医学社会史的学科定位还必须有一个向下的“追波逐流”的过程。医学社会史由于自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可继续离析为若干子学科。如果考虑时间因素，医学社会史可分为古代医学社会史、近代医学社会史等；如果考虑空间因素，医学社会史可分为世界医学社会史、中国医学社会史等；如果把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人物活动”再进一步分解，医学社会史又可分为疾病医疗社会史、预防保障社会史、医学教育科研史、医药卫生制度史、健康疾病及生死观念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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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节选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①例如赵世瑜、邓庆平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中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从学术思想史的高度，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做了细致的爬梳。该文以时间（代）为经，以重点问题、研究者及其成果为纬，描绘了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长卷，然而，通览长卷却未发现一点有关医学社会史的“墨迹”。又如常建华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中勾勒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从模糊、宏观到清晰、微观的发展历程，并检讨了中国社会史“兴起、停滞、复兴”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该文叙述了复兴阶段的“新社会史”在外延（深入）式发展中产生的诸多研究领域，提及社会生活“衣食住行”诸领域，但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却只字未提。再如郭松义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中重点对80年代以来社会史“复兴”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复兴的动因等问题作了定性、定量分析，但该文也仅在探讨社会史研究方法时提及“医学”及疾病、死亡等有关生命的字眼。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回顾，都可谓史学界关于中国20世纪社会研究回顾的权威之作，然而其中却没有给“医学社会史”这一新成员予以适当的位置，这足以说明医学社会史在史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② 在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较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了专门的学术机构：医学社会史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在这个学会的支持下又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专门的医学社会史杂志（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并涌现了大批杰出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者，如罗伊.波特（Roy Porter）、克里斯托弗.劳伦斯（Cristopher Lawrence）、约翰.皮克斯通（John Pickstone）、威廉.拜纳姆（William Bynum）、罗杰.库特（Roger Cooter）等。国内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虽然在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兴起，但也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详细情况可参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余新忠的《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其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也是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典范之作。当然余新忠关于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的综述并没有穷尽国内所有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其实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的张大庆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杨念群等在我国医学社会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上述学术重镇以外，全国各院校和研究机构也有一大批医学社会史的学者，他们的工作对中国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与发展也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推动作用。
③ 如张国刚在《试论社会史研究的学科结构》（《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中所言：社会史究竟是什么？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其学科体系是什么？迄今为止，国内外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等相对的一门专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认为社会史是总体史，真正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目前比较时兴的一种看法认为，社会史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专史，而只是代表了历史研究中的新视角、新范式、新方法。
④ 余新忠在《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使用了“疾病医疗社会史”的概念，并提到了台湾学者杜正胜、李贞德等使用的“人群生命史”和“生命医疗史”概念，文中还提到了美国加州大学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等学者所关注的“身体史”概念；余新忠还在《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中使用了“疾疫社会史”的概念；冯尔康在《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中提到了法国年鉴学派代表莱高夫以及台湾学者郑智敏等学者使用的“人群生命史”、“身体史”的概念；张大庆在《医学编史学：问题与方法》（《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11期）中使用了“医学社会史”的概念。
关键词：PBL；LBL；基础医学概论；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2-0255-02
《基础医学概论》是我校的非医学专业如统计学、市场营销学、影像技术学、管理学、心理学、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学、食品安全学等专业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涵盖了生理学、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免疫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等多门学科。目前，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课时安排有限，内容多，覆盖面广，按照学科讲授导致衔接困难，学生掌握有一定难度；以理论教学为主，缺乏实践教学；与非医学专业的关联度不高，部分学生兴趣不大，重视程度也不够高，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提高《基础医学概论》的教学质量，我们尝试将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与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lecture based learning，LBL）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进行了教学改革，并与LBL教学法进行比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了开拓思维和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效果显著提高。
一、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以我院2014级管理学、统计学专业80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实验组及对照组，两组学生的性别、年龄、学习成绩无明显差异，授课时间、教材、教师相同。
2.授课方法。进行《基础医学概论》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章节《呼吸衰竭》的理论课教学，对照组采用LBL教学法系统讲授，实验组采用“PBL+LBL”的教学模式。实验组授课教师在课前根据教学目的与要求提出假设问题――肺源性心脏病的发病机制，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认真准备，查阅资料，并辅助学生如何使用检索工具、如何查找参考文献等。课堂上分组分析、讨论，每组同学轮流发言，陈述肺源性心脏病可能的发病机制，并提出在讨论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集体讨论。最后，授课教师对讨论的结果进行及时评价和反馈，对肺源性心脏病的发病机制进行综合讲述，针对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进行答疑，帮助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最后教师进行提问，作归纳总结。而对照组采用传统的LBL教学法，教师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课堂授课，授课教师根据教学目标，重点讲授基础内容。
3.考核和调查。课程结束后采用统一试卷进行考试以评价教学效果。课后将调查表分别发给学生，学生按照自己的体会现场认真填写，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学生的学习效果自我评价、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学生对课程的意见和建议。学生学习效果自我评价包括七部分：自学能力、发现并解决问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学习积极性、应用现代医学模式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的满意情况。
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定量资料采用t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分类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P
二、结果
1.考试成绩。试卷考核满分100分，两组考试成绩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2.调查问卷结果。两组学生的学习效果自我评价，在自学能力、发现并解决问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学习积极性、应用现代医学模式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七方面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三、讨论
1.《基础医学概论》的教学现状。目前大部分医学院校设置了许多与医学相关专业，如心理学、管理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学、劳动与社会保障学、法学等。这些专业的学生除了要学习专业课程外，还要学习《基础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等医学相关课程，其中《基础医学概论》是这些医学相关课程教学的基础。由于学时的限制及要求层次的不同，将基础医学的知识放在一本书上介绍，并设置了《基础医学概论》课程。我校的非医学专业，如统计学、市场营销学、影像技术学、管理学、心理学、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学、食品安全学等专业开设了这门课程。《基础医学概论》将各门基础学科进行了较好的融合，方便开展教学，同时减轻了学生的学习压力，学生能在较短时间内学习基础医学知识，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1]。《基础医学概论》内容涵盖了生理学、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免疫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等多门学科，但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涉及的内容复杂，涵盖了基础医学的各门学科，且教学课时有限；在教学过程中很难把握深浅度，各门学科之间很难衔接；以理论教学为主，缺乏实践教学；学生对课程普遍重视不够，学习动力不够，积极性不高；学生存在学习方法的误区，由于需要记忆的内容较多，比较抽象，学生较难理解，只能死记硬背，产生厌学情绪；等等[2]。因此，如何把《基础医学概论》规划好，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感兴趣并积极主动的去学习，并轻松的接受医学知识，成了一个需要我们进行探讨的问题。
2.“PBL+LBL”教学法的实施。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与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lecture based learning，LBL）教学模式的结合，是近年来医学教学改革的新教学模式，是许多医学教育者认为确实有效的教学方法。“PBL+LBL”的新教学模式是以“提出问题、建立假设、收集资料、论证假设、总结”五阶段进行教学的，传统的LBL教学模式是“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教学小结、布置作业”，新模式培养了学生以问题为中心的发散思维和横向思维，灵活运用了学过的基础知识。“PBL+LBL”教学模式同时进行教师知识传授和学生的能力培养，以学生为教学活动主体，避免了传统LBL法单一的以教师为主体的知识传授[3]。因此，“PBL+LBL”新教学模式既有LBL教学的传授信息量大、进展速度快、易于掌握、系统性强等优点，又引入了PBL教学法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上的创新性，同时避免了知识面不全面、基础不扎实等局限性[4]。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把握学习的重点、难点，结合学生已学过的专业基础知识，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恰当的问题。课前教师要认真备课，针对不同的问题安排教学，使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学生观察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真正懂得“学会只能解决当前问题，会学才能解决终身问题”的道理。通过“PBL+LBL”新教学模式在《基础医学概论》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使我们认真审视科学的进行课堂教学，意识到学生需要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使教师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同时，教师对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等进行了研究与完善，提高了驾驭课堂教学的智慧和能力。学生在培养学习独立自主性、创新力、主动获取新知识、有效运用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及提高人际交往及协作能力等方面得到了提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金萍.医学检验专业基础医学概论1教学改革探索[J].基础医学教育，2014，16（2）：97-99.
[2]王莞，杨旭芳，冯华，等.医学相关专业基础医学概论课程的构建与实践[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4，（4）：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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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药名词，英译原则，规范原则
中图分类号：N04；R22；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2-0046-06
引言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强盛，中医药名词的国际标准化工作引起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重视，ISO/TC249中医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挂靠于我国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th Revision， ICD11） 的制定将中医药内容纳入计划。此外，还有WHO西太平洋地区（WHO Western Pacific Region， WHOWPR）组织编写的《传统医学名词国际标准》，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WFCMS）组织编写的《中医基本名词中英对照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委组织编写了GB/T 20348―2006中医基础理论术语、GB/T 12346―2006 腧穴名称与定位等国家标准术语。这些中医药名词的规范工作成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桥梁之一。
中医药名词中英双语的规范工作，离不开术语学工作原则的指导。由于中医药名词规范工作的时间较短，有关经验不足，理论探讨更嫌薄弱，目前还没有区分中医药名词英译原则和英文名的规范原则的讨论。规范原则是随着术语英译的逐渐成熟和术语规范工作的开展升华而得。本文意在讨论适合中医药名词英文名规范的通则框架，并将之与中医药名词英文翻译原则区分。
一中国中医药名词规范工作介绍（一）组织机构及指导文件
国家层面的中医药名词规范工作，目前主要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和国家标准委两个单位执行。两个单位各有一套指导进行术语规范工作的文件，主要内容大致相同。全国科技名词委起源于民国时期的“科学名词审查会”，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1996年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制定“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规范符合中国国情，强调了制定术语时要注意定名时的“民族性”[1]。国家标准委文件多根据ISO术语工作相关标准翻译并结合中国国情略做修改，与术语规范工作相关文件主要有：GB/T 20001.1―2001标准编写规则 第1部分： 术语；GB/T 10112―1999 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GB/T 15237―2000术语工作 词汇 第1部分： 理论与应用；GB/T 16785―1997 术语工作 概念与术语的协调。中医药名词双语规范原则主要在术语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下，根据以上工作文件，并综合分析中医药名词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制定。
（二）中医药双语术语规范工作
中医药学名词（TCM terms）是中医药领域中中医药概念的语言指称，即中医药概念在汉语或其他语言中的名称。中医药名词规范工作就是根据预先确定的命名规则，系统建成规范的中医药系统术语集（TCM nomenclature）。中医药中英双语术语工作就是利用等义现象（equivalence）在英语中寻找到中文中医药名词的等义术语（equivalent term）。
中医药名词的英译与其他自然科学术语不同，汉语是源语言，英语是目的语，翻译方向是从中文向英文。很多名词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具人文性[2]，其含义有着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英文中找不到对等词。中医药名词需要通过翻译创造对等词。这项工作已经有很多人进行尝试，由于个人理解和方法论的差异，一个术语存在多种英译。目前，中医药双语术语规范工作是在中文术语规范工作的基础上对中文术语已有的英文名进行规范。
随着中医药国际影响力增加，中医翻译由零星的个别实践到出版社组织的大规模翻译，翻译队伍从以国外为主到以国内为主，又到国内外平分秋色。翻译情况从各说各话到激烈的学术争论，从拉丁化到推崇普通用词，从混乱开始迈向统一。多年来，对于术语英译原则，学术界观点既有趋同，也存在争议。
二关于中医药名词英译原则的讨论（一）译者因素
中医药名词的翻译、翻译原则的制定受译者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与译者的知识背景、文化背景、职业背景有关。这就导致术语英译指导思想，所制定翻译原则、所使用的翻译方法的多样化。目前主要是以西方语言学家魏杰（Nigel Wiseman）、文树德（Paul U. Unschuld）为代表的“以原文为导向”的异化法和以医药学专家谢竹藩、班康德（Daniel Bensky）“以读者为导向”的归化法并存的情况。二者各有优劣之处。翻译方法不同导致所译出术语差异极大，使用混乱，难以统一。
（二）英译原则之争
2000年进入术语标准编制阶段，科技部《中医药基本名词规范化研究》项目成果《中医药学名词》（2004）应用的中医药名词英译原则共有六条：对应性、系统性、简洁性、同一性、回译性、约定俗成。并提出中医药名词的英译既要反映中医的本意，又要符合英语国家的语言习惯[3]。这些原则成为其他中医药名词英译标准制定的参考。世界中医药学联合会《中医基本名词中英对照国际标准》的英译原则在制定过程中，经多次会议探讨，反对回译性原则，强调对应性原则，共四条：对应性、简洁性、同一性及约定俗成等原则[4]。认为直译是手段不是原则。
魏杰认为中医名词英译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是否需要固定的英文对应词。在英译方法的选择上，最根本的争论在于是否需要系统化的英译原则。制定专有名词最有效率的方法是先决定一套适用于所有名词的英译原则，亦决定每一类名词所使用的翻译方法。他强调回译性原则及直译法[5]。
一直以来，马万里（Maciocia）、班康德及其同事认为中医术语多为一般中国人所了解，不能视之为“专有名词”。因此，根据不同语境可采用不同的英译词。他们认为许多中医名词具多义性，难以翻译，而且不同翻译人员所采用不同的译词能使读者理解术语不同方面的概念。强调翻译的“清晰性与可读性”[6]，反对字对字的直译法。
（三）国际标准英文名规范原则
目前WFCMS的标准和WHOWPR的标准分别组织公布了自己的中医药名词国际标准。
WFCMS直接提出了术语英译原则：
（1）对应性：英译词义尽量与其中文学术内涵相对应，是最重要的原则；
（2）简洁性：在不影响清晰度的前提下，译名越简单越好，避免辞典式释义；
（3）同一性：同一概念的名词只用同一词对译；
（4）约定俗成：目前已通行的译名，与上述原则虽然不完全符合，仍可考虑采用。[5]
在分类英译中，穴位名、中药名、方名的英译将拉丁化汉语拼音作为第一标准。在原则中没有概括这一做法的根据。
WHOWPR没有强调英译原则，而是提出了筛选英文名的原则：
（1） 准确反映中文术语的原始概念。这一点同中医药名词委和WFCMS的英译原则“对应性”原则本质是相同的。
（2）不创造新的英文词汇。强调从已有字典中选取英译，不另行创造新的英译，但可在语法层面改译。
（3）避免使用拼音。这一点与WFCMS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分歧。
（4） 与WHOWPR针灸术语标准保持一致。强调了术语的延续性，一些明显的学术错误，如将“脏腑”译为“viscera and bowels”，也被继承了下来[7]。
（四） 现有术语英译原则缺点
WFCMS虽然提到了专有名词用汉语拼音作为第一标准，并在翻译方法中提到了用双译法、三译法处理相关类型的术语，但是没有提到所依据的原则是民族性。从表1瘤类疾病的翻译看，WHOWPR的选择照顾了中医术语的系统性，但是，也没有在原则中体现出来，而且，由于其与西医疾病一对一的关系没有体现出来，不便于临床使用，没有全面传递其医学内容。 WHOWPR及 WFCMS对规范术语学工作及中医药名词原则多考虑语言层面，民族文化层面考虑不足。
三术语翻译与术语规范的关系一定翻译原则指导下的术语翻译是术语规范的工作基础。中医药名词英文名的规范原则需要将翻译原则考虑进去，并制约、指导翻译原则的选择和使用。
一般情况下，术语包括英文术语的规范应该是在收集到已有的英文术语中，由权威机构组织领域内专家，按照规范术语工作方法选出规范术语。规范过程一般不需要再创新术语，也同样不需要重新英译术语。
但是，中医药名词与西医及其他自然科学技术术语不同在于，她是中国本土科学的外传，很多术语在英语中根本没有对应词，只能采用一定的翻译手段进行仿造。这导致中医药名词规范必然涉及翻译的问题。在规范过程中，虽然可以使用已有的翻译，但是，由于翻译方法的不同，一个术语可以有多达10余种译法。那么哪一种能作为标准呢？
这就需要综合各种因素，制定用来筛选或改译中医药名词英文名的规范原则。此原则还将指导没有英译中医药名词的翻译。
四中医药名词英文名
规范原则的制定中医药名词英译的规范原则既要考虑到规范术语学工作的基本原则，还要照顾中医药名词自身的特点及需要翻译介入的特殊性。
（一） 需要照顾术语规范的原则
1. 对应性
术语的译名词义与中文相对应。即译名要符合中医术语的原意，所选英文术语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中医术语内涵。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制约着其他原则。
2. 系统性
保证中医药学科概念体系的完整性。术语是概念的指称。中医药理论自成体系，在翻译的时候，除了照顾中西医术语的对应关系，还要照顾到中医药学术体系本身的系统性。相同系列的上位概念术语和下位概念术语应该有母子关系。例如疾病名称的翻译，必要时采用双译法，中医特色译名在前，西医病名在后，以同时达到传达中医文化和医学科学内容（见表1）。
3.同一性
同一概念的名词只用同一词对译。由于中医药名词的民族性，文化承载词及病名可以采用多译法。理想的话，同一概念中文术语只用一个英文术语表达，即达到一词一义的单义性，事实上很难达到。因为源语言是汉语的传统中医药名词要找到英文功能对等词往往是很困难的，所以，很多需要采用双译法和多译法来实现双语信息的准确传达。例如基础名词“髓海”（marrow of sea； brain），病名“气瘤”（qi tumor； subcutaneous neurofibroma），采用中医传统术语直译在前、西医译名意译在后的双译法来传达中医术语和西医术语的对应。
4. 简洁性
译名要简洁，不是辞典释义，用词不能太长。早期很多术语的音译采用解释性翻译，借用西医术语表达中医概念，以帮助英文读者理解中医术语的内涵。如“十二经脉vascular system consists of 12 pairs of main vessels ”[8]。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随着中医药的国际化，术语的英译逐渐由繁复向简约过渡，由归化为主转向异化为主，如“十二经脉 twelve channels/meridians”。
5. 约定俗成
目前已通行的译名，与前述原则虽然不完全符合，仍可考虑采用。对于存在明显学术错误的不予采纳，如脏腑viscera and bowels的翻译。
（二）需要照顾英译的原则
回译性：译名结构在形式上与中文一致或相近。
名词定语和连接符“hyphen”的使用，使中医药名词的英译越来越简洁，回译性也越来越强。面对国际中医药领域双向交流的需要，保证其他原则的前提下，回译性可以使所得译名形神兼顾，不可忽略。例如“肝肾阴虚”早期多译为 yin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现在多译为liverkidney yin deficiency。
（三）照顾文化承载词
民族性：选择规范译名时，应考虑中医药名词的中国文化特色。
既要保证中医药术语作为医学科学术语的准确性，又要照顾其社会人文科学的历史性、人文性。因此，我们采取的策略有二：一是专有名词采用拉丁化拼音作为第一标准。如方剂及中成药名称、中药名及针灸腧穴名称采用音译作为第一标准。还有人名、书名、地名、部分基础名词及病名也采用音译。二是为了尽量反映中医药名词的人文特色，不少术语采用双译法或多译法。例如，气瘤 （qi tumor；subcutaneous neurofibroma），髓海 （marrow sea；brain）。
总之，目的是力求既方便双向的信息交流，又能较为准确传达中医药原意，尽量达到功能对等，使外国人能从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全方位地了解和学习中医药学。
（四）与国际/国家标准的统一
由于中医药术语国际规范工作时间尚短，理论指导欠缺，所选术语也在试用阶段，需要在使用中不断修订，对于国际标准WHOWPR的术语标准，针灸命名标准中很多不合理的英译因照顾延续性而被延续下来，如五脏 five viscus、 六腑 six bowls，这种翻译一直不被多数学者接受。新的学术观点倾向于使用“汉语拼音+意译"，如五脏 five zang organs/viscera、 六腑six fu organs/viscera。对于国际标准，正确的自当接受，错误的理当摒弃。
对于国家标准委组织公布的国家标准GB/T 20348―2006中医基础理论术语等双语标准，处理原则是，先参考国际标准，然后是国家标准，加以比较，在术语工作基本原则指导下，择优选用。
中药名、中成药名须参考201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拉丁中药名称已经向国际药典接轨，植物药用药部位后置，以便检索。但其中成药名称用汉语拼音加剂型的方式，不为外国人接受。目前国际上倾向于用汉语拼音作为第一标准（建议拼音不要连写，以方便外国人拼读），后面应该附英译名，以完整传达方名、中成药名信息。
五中医药术语英译的规范原则
基本内容及顺序根据其重要性，7条中医药名词英译规范原则的基本内容及顺序是：
对应性： 译名词义与中文相对应。这是最重要的原则，居诸原则之首。
系统性：保证中医药学科概念体系的完整性。
简洁性：译名要简洁，不是辞典释义，用词不能太长。
同一性：同一概念的术语只用同一词对译。
回译性：译名结构在形式上与中文一致或相近。
民族性：定名时应考虑我国文化特色和中医药名词特性，翻译时尽量保留中医文化特色。
约定俗成：目前已通行的译名，与前述原则虽然不完全符合，仍可考虑采用。
以上诸原则，除了对应性为优先原则之外，其他原则的顺序有时还需综合考虑。
六结论中医药名词的英译关键在于对中文术语概念的准确把握，必要时需要对中文术语进行考证，准确把握术语的本体。一些专有名词在原始出处可能找到它命名的原因。按照术语学的系统性工作原则，需要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建立完整的中医药概念体系，在术语之间建立关联。中文术语间的系统性，决定英文术语的系统性。中文术语规范原则也是英文术语规范时应该遵循的。中医药名词英文翻译原则只是术语英文名规范原则的基础之一，首先是对应性原则优先于其他原则，旨在达到等义的目的；系统性原则次之，建立概念术语之间的联系，在选择英文译名时要顾及上位概念术语和下位概念术语之间的关系。其次，必须考虑翻译的因素，回译性原则虽然争议较大，形式上的统一对于中英双语双向的学术交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由于文化承载词、专有名词的大量存在，民族性是必须考虑的原则。双译法、多译法的使用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另外，专有名词拉丁化将汉语拼音作为第一标准已经被国内外学者提到日程上来。
总之，中医药名词英文名的规范原则高于英译原则，综合了术语学和中医药名词的民族特点，对中医药名词英译的规范工作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参 考 文 献
[1]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科词委字〔2010〕031号.关于下发《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的通知.
[2]朱建平.中医术语规范化与中医现代化国际化[J].中华中医药杂，2006，21（1）：6-8.
[3]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xxx-xxxvi，408.
[5]魏杰，许权维.中医名词英译：应用系统化原则的翻译模式[J].科技术语研究，2004，6 （4）： 30-34.
[6]OConnor J. Acupuncture： A Comprehensive Text[M]. Seattle： Eastland Press， 1981： xv.
一、学者们对“尊严”概念无用论的回应
“尊严”概念无用论在学界引发了激烈争论，许多著名学者都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刊发麦克琳文章的《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30多篇快评，许多生命伦理学学家卷入争论，甚至包括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专家们。这表明，“尊严”概念无用论不但是一个学术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议题。这一议题触动了伦理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敏感神经。在这场讨论中，绝大多数学者承认，“尊严”概念的确存在含义不清晰的问题。但是，面对这一问题，简单的抛弃并不是好办法，设法澄清其含义才最重要。学者们从三个方面对麦克琳的思想做了批判。首先，人们不能以“模糊性”作为抛弃一个概念的理由。许多概念含义都是很模糊的，在不同的道德共同体中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可能有不同的阐释，然而它们不但未被抛弃，实际上还被频繁使用，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如平等、正义、善、公正等概念便是如此。“尊严”其实也是这样的概念。其次，含义模糊并不一定意味着概念无用。就“尊严”概念而言，在许多领域，如学、法理学以及生命伦理学领域，它都是相当有用的，往往被用来表达丰富的思想，这样的概念不应被随意抛弃。对于这样的概念，人们要做的事情是对其进行更加精致和细密的哲学分析和理论探讨，而不是简单抛弃。最后，“尊严”概念和“尊重自主性”也有差异。“尊重自主性”主要指对人类理性的尊重，但对那些缺乏理性的人类个体，我们允许使用人制度，因此可以不再考虑这些个体的自主性。例如，深度昏迷病人、休克病人以及婴幼儿。但是，我们不能因这些个体缺乏理性而不考虑其尊严，随意处置甚至侮辱他们。相反，我们必须认真看护他们，敬谨地对待他们。“尊重自主性”与“尊严”不能等同的情形很多。例如:一个人的自主性未被违背，却可能有失尊严;一个人的自主性受到了侵犯，却可能未失尊严。前一种情形，如那些来自贫穷地区，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得到医疗服务的病人;后一种情形，如一个自杀者被强制送医等。可见，“尊严”概念与“尊重自主性”可能在含义上有重合之处，但两者并不等同。西方学者除了对“尊严”概念无用论提出批评意见，也对“尊严”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探索。一般来说，尊严意味着“某种值得赞誉或崇敬的东西”，或者是某种杰出或非凡的特性。在“尊严”概念的历史沿革中，康德在理论上做出的贡献最为重要。康德关于人之所以都拥有尊严是因为他们都拥有理性的自觉，人的尊严与人本身的固有价值相联系的观点对当代“尊严”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无论“尊严”概念的含义如何演变，“尊严”概念都应该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关于“尊严”概念是否有用，是存是废，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学者大多肯定“尊严”概念在各个学科领域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比如，关于“人的尊严”到底在生命伦理学中有何用途的看法，韩跃红就认同生命尊严应当成为现代生命价值观的内核的观点［4］。张国安也坚持认为“人的尊严”乃生命伦理学之重要概念，具有不可替代性;“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它在其概念体系中处于较高层次，统摄其他概念［5］。甘绍平明确表示:“研究尊严理念，从而更好地坚守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是今天人们的一项重要职责。”［1］可见，国内学者大多对“尊严”概念持肯定看法。
二、“尊严”概念的价值
(一)“尊严"概念所代表的价值，人类不能使用其他语言来进行表达
持“‘尊严’概念无用论”观点的人认为，“尊严”这一概念完全可以使用其他语言来代替，如“人权”或“人的自主性”等。在他们看来，“尊严”概念并未提供超出这些概念的更多东西。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进行细致分析，就会发现“尊严”概念的涵义不但区别于其他概念，而且实际上内涵更为丰富，它所反映的某些价值无法使用人类的其他语言来进行表达。许多人以为在某些场合中“尊严”概念完全可以被“人权”与“人的自主性”这两个概念来代替而并不损失任何含义。事实上，“尊严”概念和“人权”与“人的自主性”都仅仅只是含义交叉的关系，并不能互相代替使用。首先，“人权”与“人的自主性”这两个概念都只含有“尊严”概念的部分涵义，二者都不能完全包容“尊严”概念所含有的伦理意蕴。例如，孟子讲:“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艰难境遇最能展示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处于即将饿死的境遇中却拒绝嗟来之食，是有骨气的表现，是一种做人的尊严。然而，有骨气与“人权”和“人的自主性”之间却并没有必然联系。孟子把这种骨气称之为“浩然之气”，其“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人权”与“人的自主性”这两个概念显然都不能包容这种含义。又如，英国学者泰德提到一种未被侵犯人权，也没有被违背自主性的典型情形，就是那些因身体退化失能又缺乏儿女照顾而不得不孤单地在养老院里生活的老年人。这些人早已退出社会生活，终年没有人探望，他们常常产生被社会和家人抛弃的感觉。虽然政府的高福利制度使他们没有衣食之忧，但是他们感到缺乏“尊严”［6］。对这些老年人而言，缺乏尊严有何伦理意蕴?这伦理意蕴便是:这些老年人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已经失去价值，因而他们自己丧失了生活的意义感。这一伦理意蕴显然与“人权”和“人的自主性”之类概念的意蕴完全不同。其次，由于涵义交叉，“人权”与“人的自主性”中的某些涵义实际上也无法被“尊严”概念包含。例如，当一个人人权受到侵犯时，或者当其“自主性”被剥夺时，很可能与其“尊严”毫无关系，甚至反而展示了个人的“尊严”。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形，如一个人因坚持正义而为恶势力所不容，惨遭杀害，其人权受到侵犯，却并未丧失“尊严”。为正义事业献身倒是一种英雄壮举，反而展示了个人“尊严”。“人的自主性”被剥夺的情形，在学上有一个典型案例，足以说明人的自主性与人的“尊严”并非同一个问题，这个典型案例就是法国的“投掷侏儒案”。1994年，法国奥日河畔莫桑镇(CommunedeMorsang－sur－Orge)镇长了一个禁止在这个镇的舞厅进行“投掷侏儒”演出的命令，认为这种演出伤害了人性“尊严”。然而，当事人认为镇长的决定没有道理，就诉至地方行政法院，请求撤销镇长禁止“投掷侏儒”演出的命令。案件反复审理，最后上诉到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最终作出了该行为“与公共秩序(orderpublic)不相容”的裁定［7］。当事人认为，“投掷侏儒”演出乃是其自主自愿选择的行为，而镇长的禁止命令违反了其自主性。可是镇长却认为，不允许“投掷侏儒”表演是维护当事人的“尊严”。在这个案例中，当局诉诸“尊严”，而当事人诉诸“人的自主性”，两者的结论与主张截然不同，表明“人的自主性”与“尊严”有时并非同一回事。这种情形也典型地体现在发生于中国某地的“女体盛”事件上。2004年，某娱乐公司推出“女体盛”，以女大学生的身体当食器盛菜，引发争议。随后，某妇联发表文章怒斥“女体盛”侵犯女性“尊严”，而当事人却称行动出于自主选择。可见，尊重人的自主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尊重人的“尊严”。所以，“人权”和“人的自主性”与“尊严”概念在含义上有实质不同，尽管某些情况下其含义确实有交叉，但彼此并不能互相代替。“尊严”概念所表达的某些重要价值确实不能在其他概念中找到或用其他言辞来确切表达。当然，到底何种重要价值只能通过“尊严”概念来表达，也许还需要深入研究，但是毫无疑问，“尊严”概念是不能被其他概念取代的。概念含义模糊的情形在各个学科中都是很常见的，如法学中的“权利”、哲学中的“理性”等概念，都是如此①。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至今仍在不断探讨中，甚至每一项涉及这些概念的具体研究都要首先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
(二)“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念
与医学伦理学不同，生命伦理学并不只是关注行为规范，而是要研究作为行为规范之依据的价值观念，如“正义”“平等”“德性”“权利”“义务”等，但这些观念中所体现的核心价值乃是人性“尊严”。诸如安乐死、人工流产、放弃治疗、器官移植、基因工程、人工生殖等当今生命伦理学研究中的主要生物医学议题几乎都与“尊严”相关。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有可能从根本上触及传统价值，而某些传统价值乃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其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秩序的根基而不可被动摇。人性“尊严”就是这样一种基础价值，是当代生命伦理学辩护的核心价值观念。显然，把“尊严”作为生命伦理学研究和辩护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性“尊严”思想的萌芽出现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就是先贤对人性“尊严”思想的哲学启蒙。而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人性“尊严”思想越来越为哲学家们所关注，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思想家都对“尊严”思想有过深刻阐述［8］。康德的“人是目的”的目的论思想奠定了现代人性“尊严”观念的理论基础，并使“让人拥有尊严”越来越成为近现代人类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人类能够追求“尊严”，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是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的重要标志，是人类自尊、自信、文明与开化的体现。就此而言，在现代生物医学科技背景下，在人性“尊严”面临工具理性威胁的道德境遇中，生命伦理学把“尊严”作为核心价值来研究并非来自某些聪明人的偶然灵感，而是合乎文明社会发展逻辑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支柱与结果。
(三)“尊严”概念帮助人们对抗工具理性，拯救人性迷失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的日常语言科学化，生活习惯科学化，甚至社会风俗也已经“科学化”。例如，传统社会中的节日走亲访友已经部分地被短信祝福和视频聊天代替。如果说这些改变还只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科学技术作为工具理性的一种依赖，而并没有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尊严”)造成更大影响的话，那么，在医学领域，人民便能切实感受到科技作为工具理性对人们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因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医学对人类生活的过多侵入。确切地说，这是指人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医学化现象。例如，我们以医学理论为依据来指导和变革生活方式，不吸烟是因为烟草中的焦油、尼古丁等会伤害我们的肺;少喝酒是因为酒不但会让我们产生酒精依赖(一种精神性疾病)，而且可能使我们的血压升高，等等。而当我们的身体发生变化或者不适之时，我们不是求助于生活经验或者文化传统，而是使用医学语言来解释。这种情形在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就此，恩格尔哈特教授有过一个重要评论:“医学使实在医学化，它创造了一个世界。它把一些问题翻译成它自己的术语。医学塑造了经验世界由以形成的方式，它为我们限定了实在。人们所具有的困难由此可被了解为病症、疾病、畸形和医学上的异常，而不是被看作无故的烦恼、正常的疼痛或魔鬼附身。医学问题是一系列现象，人们把它们看作是适合于医学的评价、说明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或治愈的。”［9］之所以会这样，显然是现代医学建制化发展的逻辑结果，医学在逐渐控制人类的生活，并成为人类当代社会生活的一种范式。通过这种范式，人们根据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对生活给出种种解释问题的医学预设，如身体胖被解释为营养过剩，个子过高被解释为垂体问题，等等。传统社会中无需烦恼的问题在今天则成了病症。这样，现代医学就创造了一种超越经验的社会实在，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则不得不在科技权威面前接受这种实在。据此，当某一问题被解释为医学问题时，医学实际上就在决定着人们的生活预期，人们的命运就必定受到医学的影响。事实上，这表明现代科技发展正在导致人性异化，威胁着人性“尊严”，而这正是康德曾经担心的问题。这是一种生存困境。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困境并对其进行了深刻反思。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科学和工具理性已经与政治相结合，深刻地奴役着人和自然界。马尔库塞使用了“单向度的人”这个概念来指称那些在现代科技背景下丧失了否定性和批判精神的人。弗洛姆则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商品化和物化的情形称为“人性异化”。他们所揭示的人类生活情形正是人类在现代科技社会面临丧失“尊严”之危机的情形。这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所面临的一种深层生存危机。如何在现代社会拯救人性的迷失?弗洛姆揭示了人不同于动物的一种重要特性，即人有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的能力，有使用符号的能力，有理性地理解和规划世界的能力，具有巨大而丰富的想象力。我们把人的这种特性叫做“反思性自我意识”，是人与动物的标志性区别。当人秉持这种反思性自我意识并能够按照个人意愿自由行事时，人就拥有了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能力。这是人类的一种高度主体性与自我超越性。只有在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人才能体悟人之为人的高贵与幸福。根据马斯洛的看法，人的最高需要就是赢得自尊。这种需要会成为一个人行动的动力，也就是争取“尊严”的动力。然而，在当代科技背景下，此种动力却在面临着不为人所自知的消解的危险。为此，当代生命伦理学家把“尊严”概念所代表的价值作为现代社会人们拯救人性迷失的行动目标，是恰当的。可见，“尊严”概念在当代生命伦理学中极为重要，它代表了人类使用其他语言不能表达的重要价值，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帮助人们对抗工具理性的泛滥，拯救人性的迷失。基于这些理由，人们完全可以肯定“尊严”概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及不可替代性。当然，由于人们至今对它的研究尚存不足，因此其含义还不是非常清晰。然而，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尊严”概念不但可以认识，而且可以有很清晰和准确的含义———去认识并清晰地界定它，这正是伦理学家的责任。
作者：王云岭 高鉴国 单位：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关键词】中医基础理论；说课；设计
【中图分类号】R-0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6）21-0132-03
Abstract：
Keywords：
说课是指任课教师对所任课程的理解，系统而概括地阐述自己的教学观点、教学设想、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方法与手段、在教学过程中的体会。通过流利的语言，在有限的时间里向教学研究人员、领导、同行阐述某一课程的教学过程，重点阐述教什么，教学对象是谁，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的情况怎么教，为什么这样教。笔者对高职高专针推专业《中医基础理论》说课的设计，主要从七个方面阐述，即说教材、说目标、说学情、说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说教学过程、说重点及难点的处理、说体会，现介绍如下。
1说教材
11教材概况我校大专针灸推拿专业一年级学生使用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选用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主编吕文亮、徐宜兵，出版单位为人民卫生出版社，供高职高专中医学、针推等专业使用。
12本门课程的地位和作用《中医基础理论》是关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的学科，也是阐释和介绍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的课程。是学习中医类各专业的入门课、必修课和主干课。
13教材内容教材的内容共有九章34节，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了中医学的基本概念、中医学的学术特色、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概况以及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第二章哲学基础主要阐述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和在中医学中的应用。第三章藏象主要阐述了五脏心、肝、脾、肺、肾的生理功能、生理特性以及与形、窍、志、液的关系；六腑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的生理功能、生理特性；奇恒之腑的生理功能以及脏腑之间的关系。第四章精气血津液主要阐述了精、气、血、津液的基本概念、生成、生理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五章经络学说主要阐述了经络的基本概念，十二正经的命名、走向、交接规律、分布规律、流注次序以及循行部位；奇经八脉的概念、生理特点、循行部位和功能。第六章体质主要阐述了中医体质的概念、体质的生理变化、体质的分类、体质学说的应用。第七章病因主要阐述了导致疾病发生的各种致病因素，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类为外感病因包括六淫和疠气，第二类为内伤病因包括七情内伤、饮食失宜、劳逸失度，第三类为病理产物性病因包括痰饮、瘀血和结石，第四类其他病因。第八章病机主要阐述了发病、基本病机、疾病演变。第九章养生、防治及康复原则主要阐述了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如何进行养生，如何防止疾病，得病后要遵循那些治疗原则和康复原则。
14教材特色 突出重要的知识点，不求全面；突出基本概念，不做深入阐述；突出对成熟理论的介绍，对未有定论、学术见解不一的观点不做介绍；这三个突出适合高职高专的学生学习，大专的学习时间只有三年，本科有五年，所以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不求泛泛而谈，以适度、必需、够用为原则；同时本教材重视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教材中增加了知识链接、课堂互动模块，启发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教材还有网络增值服务，包括模拟试题、教学案例、扩展阅读资料等，有利于学生拓展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和知识运用能力。
15教材的不足本教材的部分概念不准确，比如肺主宣发肃降，本应该是肺的生理特性，但是在本教材中却写为肺的生理功能，不利于学生对肺主宣发肃降的理解。还有章节编排不合理，比如在哲学基础中分为三节，第一节精气学说学生最难理解，第二节阴阳学说学生最容易理解，第三节五行学说难易适中，如果按照教材的编排顺序讲解，学生不容易接受，本人讲课时先讲阴阳学说，然后五行学说，最后精气学说，由易到难，有利于学生接受。
2说目标
21知识目标知识目标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掌握目标，第二理解目标，第三了解目标。
第一掌握目标，主要有概念，内容。概念包括阴阳的基本概念、五行的基本概念、藏象的基本概念、精气血津液的基本概念、经络的基本概念、病因的基本概念、病机的基本概念、治则的基本概念。内容包括阴阳的基本内容、五行的基本内容、藏象的基本内容、精气血津液的基本内容、经络的基本内容、病因的基本内容、病机的基本内容、治则的基本内容。
第二理解目标，主要包括一分布，两应用，三个致病特点，四大功能。一分部是指十二正经及奇经八脉在人体的循行部位。两应用是指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三个致病特点是指六淫的致病特点、七情的致病特点、疠气的致病特点。四大功能是指五脏（心、肝、脾、肺、肾）的基本功能，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的基本功能，奇恒之府（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基本功能。
第三了解目标，主要包括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体质学说、疾病的预防等。
2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能正确运用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藏象、经络、病因病机、体质等阐述人体生理、病理现象。
23素质目标树立中医学思维，坚信中医，热爱中医，具有良好的医学道德，提高自学能力和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3说学情
31教学对象笔者所面对的教学对象是刚从高中毕业的高中生，他们已经有丰富的基础知识，但是他们的高考分数并不是很高，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很好的掌握学习方法。对于刚步大学的新生，他们对专业的学习都有兴趣，但是兴趣不够足，原因是专业前景不明确，或者说他们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并不了解。
32学习态度刚步入大学的大一新生的学习态度是热情的，认真的。因为他们对新学科感到很神秘，人本性就有探索精神，他们很想知道这门学科是研究什么的。
4说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41教学方法根据本门课程以理论为主的特点，采用的教学方法为一讲，二练，三讨论。一讲是指直接讲授法，通过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学生可以直接接受相关的知识点，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授课方法；二练是指案例教学法，举出临床典型案例，让学生在分析案例时，熟练运用所学知识点；三讨论是指讨论教学法，是通过对重点知识的讨论来解释一些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的生理现象、病理现象等，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
42教学手段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本门课程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多媒体、教学视频、互联网等方面。
5说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主要分为五步：一退，二进，三回顾，四布置，五预告。一退是指每堂课在讲新的内容前，用两到三分钟回顾上节课的重点，帮助学生对上节课重点内容进行复习记忆。二进是指每堂课的主要部分，即每节课要讲的新的内容，用时大约30min；三回顾是指讲完新的内容后，要给学生把本节课的重点进行总结回顾，用时4min；四布置是指给学生布置相应的作业，有助于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课后复习，用时1min；五预告是指提前告知学生下一节课所讲的重点内容是什么，让学生查找与重点内容相关的医学进展。
6重点难点
对于重点的处理，主要采用五步法：一剖，二析，三总结，四强调，五歌诀。一剖是对重要知识点的解剖，比如阴阳的概念，阴阳是指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1]。把这个概念剖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自然界中，第二部分是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第三部分是这些事物或现象具有对立性，第四部分是这些事物或现象的属性。二析是对剖开的每一部分进行分析。三总结是对重点知识的总结，很多重点知识太多，纷繁复杂，学生很难背诵，这时要给学生总结，比如在讲病机时，阴阳失调的临床表现有很多，学生很难记住，也不好理解，通过总结帮助学生记忆，阳偏胜的临床表现可以总结为热、红、数、干、乱，热指身热，红指面红、目赤、尿黄，数指脉数，干指大便干结，小便短少，口干舌燥，乱指心烦，甚者出现神昏谵语。四强调是指强调重点知识对以后学习各门课程的重要性，如阴阳学说，《中医诊断学》强调“察色按脉，先别阴阳”[2]，《中药学》中每味药物要分阴阳，《方剂》中每首方剂要分阴阳，临床各科的各种疾病的证候要分阴阳，比如《中医内科》的黄疸，要分阴黄和阳黄。五歌诀，通过编写歌诀，帮助学生记忆和理解一些知识点，比如阴阳学说在临床应用的重要意义，可以编为“阳主热来阴主寒，阴阳寒热想周全，想不周全要人命，想的周全赛神仙。”对难点的处理，主要采用两步法：一补、二简。难点是学生无法理解的知识点，产生难点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所储备的知识不能解释他所面对的知识点，所以需给学生补充一些相关的知识。同时需简化知识点，把抽象的、晦涩的、深奥的知识点变成具体的、易懂的、浅显的知识点，让学生容易学习。
7体会
在十年的教学中，笔者的体会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堂课讲的好与不好，精彩与不精彩，和平时的积累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还需博学广识，与时俱进；善于倾听学生的心声，尊重学生的意见；积极与学生互动，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既要授人以鱼，又要授人以渔，作为老师既要讲授正确的知识，同时也要教学生一些好的学习方法，使学生终身受益。
参考文献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知而信为信，不知而信为迷，在自己深入思考，或亲自验明事实之前，不要随便轻信某些所谓“真理”。所以，批判性思维的另一个重要倾向是，当他人试图让你相信某些观点时，你要懂得提出疑问和寻找证据，不要轻信一些未经证实的非正常现象。需要指出的是，批判性思维不是否定性思维，一个批判性思维者不仅仅是提出疑问，质疑、批判是为了寻求理由，并确保其正当性，为我们的信念和行为进行理性奠基。所以，批判性思维也是建设性的。培养自我校准的习惯与能力批判性思维是个人自治的基础，一个自主的人应该坚持自我管理(控制)，自治使一个人较少依赖周围的人或环境，并因此较少受他人的不良影响，自觉反思自己的认知活动、校准观察和研究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将分析和评估技能应用于自己的推论性判断，质疑、证实、并不断校正自己的推理或研究结论。自觉审查自己的推理和结论，对自己的见解和坚持它们的理由做出客观、合乎逻辑的评价。判断自己的见解有无受到知识不足、偏见、利益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反省自己的研究动机，最大限度地避免偏见，尽量做到理性客观、崇尚真理和合乎逻辑，谨慎地从证据中得出结论，并注意对研究证据的选择性解释。自我校准提示了对待研究结论时谨慎的必要性。
批判性思维对于中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中医文献研究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中医理论的“活化石”特征，所谓“化石”，就是中医理论从《内经》奠基，延续发展到晚清温病学说形成，其理论模型和框架、学术结构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谓“活”，就是历朝历代都基于本时代的哲学研究成果、科技水平给予了中医不同的解释而富有时代特征，《周易》和《内经》为整个中医理论的源头活水。然而，时至今日，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术理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在继承环节，学术文章，甚至教科书中存在大量曲解中医的内容，这需要我们利用批判性思维发现其错误，并给予纠正。批判是创新的前提，没有批判性就没有创新，创新一定是在批判性思维指导下，对原有理论的合理扬弃才能实现。培养和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于提高文献研究质量，在海量阅读中发现问题，辨别真伪，进而对其进行信息处理至关重要。例如当今许多中医理论的立项课题多是实验研究，主要是利用西医生化指标来证明中医理论科学性。虽然促进了中西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但毋庸置疑的是相当一部分立项课题研究层次不高。很多课题是在没有充分理解中医理论特色基础上开展的，课题设计者将中西医理论生搬硬套，得出的结论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以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例:用补肾的左归丸部分实验结果诠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肾生骨髓，髓生肝”理论，根据骨髓多能干细胞的功能，提出“补肾生髓成肝”的科学假说［4］。该后，有作者明确指出这项课题的研究思路、技术方法和结论完全是对《内经》这一理论望文生义的误用。因为这一实验缺乏对照组，同时也难以说明补肾之后，骨髓多能干细胞生肝的唯一指向性［5］。这可以说是利用批判性思维对这项部级课题的立项、研究结论提出质疑的经典案例。对于广大读者，甚至评审课题的专家颇有启示意义。文献研究的2个步骤:一是批判性阅读，二是批判性写作，阅读是写作的前提。首先要培养能动地批判性阅读的习惯，要对阅读过的中医文献中的学术观点、论据、结论进行再次确认。批判性写作则是对已经掌握的信息之后的新认知，并进行再次加工的过程，即自己新的论点、论据和结论的产生。在批判性思维指导下，就可以发现当代诸多中医学术著作和教材中违背中医理论特点、曲解原创的中医理论的解释。以使用较广的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第7版)为例，仅在“藏象”内容中典型的错误有:将心神解释为广义之神;将“精室”解释为男子等组织;在解释肾主纳气概念时，认为“肾气有摄纳肺所吸入的自然界清气，保持吸气深度，防止呼吸表浅的作用”［6］。在解释膀胱生理功能时，粗浅地认为是“贮尿、排尿”［6］。在处理肾精与肾气的关系时，认为先有肾精，后有肾气，肾气是由肾精转化而来。更有甚者，将三焦视为“腹腔中的肠系膜及大小网膜等组织，这些组织充填于腹腔脏腑之间，结构比较松散，能通透水液，可为胃肠中水液渗透到膀胱中去的通道”［6］等等。
批判性思维运用举例
对“肾主纳气”的质疑与反质疑1988年有人因教科书对肾所纳之气是肺吸入的清气的错误解释而对肾主纳气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肾纳气’是一定历史环境下不正确认识的产物，在人类认识水平极大提高的今天应该纠正这一历史错误”［7］。显然，该文作者利用批判性思维对“肾主纳气”理论提出质疑，并给予了否定性的结论。遗憾的是对于自己的结论没有进行自我校准，没有进一步检验证据的有效性，而且脱离临床实际。众所周知，肾虚哮喘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和中年以后的成年人，前者肾气未充，后者肾气渐虚，而且前者随着肾气逐渐充盛可以不药而愈。笔者认为由于“气”概念的多指性，使各家按照自己的理解而取舍。若以肾纳清气理解，无疑可以得出质疑结论，但是古贤所论及肾主纳气相关理论时，对肾所纳之气都是以元气为立论依据的，强调肾中元气对肺气的激发、推断与摄纳作用。当代诸多教材把肾主纳气之“气”理解为肺吸入之清气，是根据肺呼吸生理、病理的表象，混用“气”的不同概念所致［8］。关于反治反治理论来自《内经》，解放后纳入《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的治则体系，但是《中医内科学》等临床学科少有提及，不仅临床指导意义有限，而且理论阐述不够严谨。笔者曾于2002年撰文给予评述，提出“反治”属于治病求本的范畴，完全可以纳入正治理论之中。而且仔细斟酌辨义，“塞因塞用”、“通因通用”不属于反治(顺从疾病假象而治)的范围。在临床实践中，只要辨别出假象，就可以逆证侯性质(寒热虚实)而治。所以顺从疾病假象而治并不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精神［9］。关于“心神”为狭义之神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第5版)以及诸多专著，如王琦教授主编的《中医藏象学》都认为“心神”为狭义之神，但6版之后的教材《中医基础理论》却把“心神”释义为广义之神。笔者撰文认为，细细考察《内经》医学意义的神，有大、小概念之分。精神活动乃大概念之神，《内经》又将其分为神、魂、魄、意、志五神，五神之中的“神”属小概念，即专指心神。无论大概念的精神活动，还是小概念的心神均为狭义之神。心神是五神之一，虽与其它四神并列，但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其作用极其重要，与其它四神相比，心神的实质是一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意识，所以为其它四神之首而统率诸神，是人区别和高于其它动物的显著标志［10］。其它动物没有自觉意识，仅凭本能生存，一生大致只做3件事，即寻找食物、避险和延续后代。而作为人类，每个人不仅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而且还有每天的生活计划，这就是心神自觉意识的体现。关于膀胱(经)的功能正确理解膀胱(经)的功能对于学习中医藏象学以及《伤寒论》的精髓至关重要。诸多教材以西医学为依据，解释膀胱的生理功能为贮尿、排尿。实际上膀胱(包括足太阳膀胱经)生理病理理论的特色是“气化”，笔者以《内经》、《伤寒论》等中医文献为依据，结合临床实际辨析膀胱(经)的生理功能、临床意义，认为在十二藏腑中，膀胱(经)阳气最盛，具有总统营卫，卫外抗邪、调节睡眠、气化行水、气化排浊等生理功能［11］。膀胱内藏的津液在膀胱阳气的气化作用之下，化为卫气、汗液、尿液等物质，所以仲景调和营卫、发汗均取之太阳。然而遗憾的是，当今诸多中医从业者只用仲景之方，注重其方证的应用研究，对中医膀胱(经)宣发卫气、气化津液等原创理论却视而不见，良可叹也。对精室论的商榷针对诸多教材将男子精室解释为等组织的错误认识，笔者撰文给予商榷。首先，精室如同三焦是一个“有名无形”的概念，精室与女子胞的位置相对应，位于男子小腹正中，膀胱之后，直肠之前，其功能接受肾藏所化生的生殖之精。第二，精室论分割中医经络理论，根据古人对精室的认识，男子冲任督三脉皆起于脐下小腹正中的精室(丹田、气海)，如果将精室理解为等器官之后，那么对于男子而言如何解释这三条经脉的起源?第三，精室隶属于肾(命门)，精室所藏之精乃肾藏所化生，肾与命门的功能决定了藏于精室中的生殖之精的充盈、贮藏和施泄。第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把精室作为中医藏象学的组成部分，就应该具有藏象学的特点，即精室如同肝、心、脾、肺、肾等藏象一样，并不是西医形态学的组织器官，而是一个赋有中医特色的生理、病理学的概念而已。第五，精室理论对于构建中医男科理论，指导男科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12］。对《告别中医中药》的商榷2006年，在网络以及某些媒体中流传着以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取消中医中药的言论，这些言论不仅是针对中医中药而发，而且还有明显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意图。诸多中医人士撰文对其批评，但是从政治角度批评为多，从学术角度批评较少。笔者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结合文化科学常识和中医药理论，从纯学术的角度，指出其对孙中山、鲁迅、章太炎等历史人物对中医药关系的误解、对甲骨文医学资料以及巫在历史文明进步中作用的误解、对“污物”入药的误解、对药物“副作用”常识的误解等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13］。总之，培养批判性思维的直接目标是利用批判性思维，在科学研究中即能够整合批判性思维的各种技能加以有效运用，并增强在其它学科学习和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一思维的自信心、自觉性，做一个具备良好判断力的人。提高对问题的敏感性，善于发现问题，并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也不断进行自我校正，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质量。另外，批判性思维的运用还取决于对问题的深入把握，犹如生活中的质疑与求证是基于丰富的生活阅历，对中医文献中的某些观点的质疑与求证，就必须建立在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对文献资料的充分掌握之基础上，否则运用批判性思维就是一句空话。
作者：章增加
医药营销论文参考文献的写作标准格式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参考文献的写作时要注意什么呢？还有哪些要求呢？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下面小编就采编了关于医药营销论文参考文献的范例，让大家来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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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医药营销必须走出误区中国药业1998/12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0]医药营销队伍素质是个大问题中国药业1995/06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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