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6 12:22:21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优化课程结构、调整课程门类、更新课程内容、改革课程管理体制和考试评价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必将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对推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素质教育的实施，为培养新一代创新人才发挥重大作用。
适应未来发展确定新时期培养目标
当人们回顾本世纪一百年教育的发展，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带入21世纪的时候，发现教育的重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知识是第一位的，发展到能力很重要，发展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更重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关注最多的是知识，中小学教师最关心的、谈论最多的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只有很少的教师（不到10%）意识到人的情感、价值观、个性、创造性更重要。这不是教师的问题，而是我们今天的课程、考试评价制度、社会的价值追求造成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决不是换一套教科书，也不是课程内容的调整，而是一场教育观念的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整个改革涉及到培养目标的变化，课程结构的改革、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教材改革、课程资源的开发、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师资培训以及保障支撑系统等，是一个由课程改革所牵动的整个基础教育的全面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首先确定了新时期的培养目标：即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强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确定这一培养目标，正是基础教育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也是基础教育承担提高全民族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历史重任的具体落实。
体现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遵循着按照学科的知识体系构建课程内容的思路，即学科——课程——科目，中小学课程基本是若干个学科的浓缩。在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时，力求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注重的是所编内容是否符合学科知识体系，逻辑是否严密，某一个知识点在本学科中的位置怎样，是否为下一个概念的学习打下基础等等，而较少考虑学习内容对学生是否是基础的、必须的、恰当的，对于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基础知识的把握有着怎样的意义等。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是最有价值的，是终身发展必备的，如何根据儿童的发展需要，从教育的总体目标和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去设计和把握课程内容，应当依据怎样的课程观和知识观构建学科教学内容，成为本次课程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在分析现行义务教育课程现状时，一些专家指出，基础教育肩负着双重任务，即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人才、为社会输送合格劳动者。但长期以来，人们较多关注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而忽视了后一项培养目标。因此，课程目标的确定和内容的选择，考虑更多的是选拔人才及少数人进一步深造的需要，而较少考虑大多数人在义务教育阶段后，直接进入社会、从事各种工作的需要，当然也就无从谈起适合每个受教育者终身学习和发展的需要。由此带来了课程设置和内容编制上的一系列问题，如内容过多、量过大、程度过深、过难。这种对于课程目标认识上的误区，与另一种观念是直接相关的，即以高难度和增加学习内容来保证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保证基础教育的质量。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义务教育课程的性质。课程专家通过反复讨论达成以下共识，第一，义务教育是国家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的基础教育，应提供均等的就学机会，课程应适应儿童发展的不同需要，保障儿童法定的受教育年限。国家课程标准应当是一个基本的标准，是绝大多数学生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的。第二，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今后的发展和从事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不是精英教育、选拔教育，因此，它的课程内容和要求应该是基础的、有限的和具有发展性的，不能被任意扩大、拔高。第三，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终结性的教育，因而课程要给学生全面丰富的发展留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应有利于学生自主、多样、持续地发展。
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求知、开发智力无疑是教育的一项根本任务，但不是唯一任务。课程的功能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应当通过课程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使学生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这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所达成的共识。
当前，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将课程功能的改变作为首要目标，力争使新一代的国民具有适应21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所必备的素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刻分析了基础教育存在的弊端和问题，鲜明地提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在基础教育领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良好的信息素养和环境意识等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课程改革，将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方面进行整合，体现了新课程的价值追求，每一门学科课程标准都是按照这三个方面构建的。各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的编写，都力争体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方面的整合。
课程结构：从整齐划--走向多样化，从分科走向综合，合理设置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体现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课程结构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改变了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九年一贯整体设计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设置综合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我国现行中小学课程，由于门类过多，强调学科本位，课程内容缺乏整合，从而导致课程内容繁、难、多、旧，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而且，学科课程占绝对主导地位，忽略了其他类型的课程在学生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忽略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均衡发展。课程缺乏弹性，难以适应不同地区发展的需求。针对这些问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现行课程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减少学科门类，对具体科目之间的比重进行了调整，在保持传统学科的同时，加强了旨在养成学生科学素养和实用技能学科的地位，使科学、综合实践等学科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并且将课程的设置与管理分为三级，从而形成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并行的课程结构。通过结构的调整体现出课程的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中的语文、数学等传统科目占据了较大比重，与日本、韩国的课程计划比较不难发现，我国语文、数学、社会等科目所占的比重高于日、韩国的课程计划比较不难发现，我国语文、数学、社会等科目所占的比重高于日、韩两国，而科学、体育与健康则低于这两个国家，而且没有综合课程的科目。新课程计划分别将语文所占的比重由原来的24%降至20%--22%，将数学由原来的16%降至13%--15%，并对其他传统科目所占的比重进行了适当的下调。同时，将下调后积累下来的课时量分配给综合实践活动和地方课程，使综合实践活动有了6%-8%的课时，地方和学校课程有了10%—12%的课时。显然，此次课程科目比重关系的调整，折射出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想，即重点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以及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根据德智体美等方面发展的要求，保证学生和谐、全面发展。
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程内容关注儿童生活经验，反映社会科技发展最新成果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变了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实现课程内容的现代化、生活化与适应性。
多年来，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学生有限的九年时间里，究竟学什么最有价值？成为本次课程改革关注的焦点。在制定新课程标准前，专家组成员首先达成共识，义务教育是为每个学生发展奠定基础的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因而它的课程内容和要求应当是基础的、有限的和具有发展性的，不能被任意拔高。而且，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终结性教育，因而课程要给学生全面丰富的发展留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有利于学生自主、多样、持续地发展。在此基础上，根据义务教育的性质和时代的要求，重新确定了哪些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学生终身发展必备的，重新界定了新时期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概念，如英语的基本能力、信息意识与能力也应成为当代公民必备的素质等。
在每一门课程标准的制定与教材编写上力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适当降低难度，删除了原有课程内容中偏深、偏难的部分，使课程内容呈现出简洁、明了、有条理和新颖的特征。其次，增加了与学生和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的部分，使课程内容更加具体、更富有生活气息。如在体育与健康中增加了保健和健美的内容；综合实践活动中安排了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劳动技术、探究性活动等内容。
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确立学生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学生自主、探索、发现、研究以及合作学习的机制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掌握知识的多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掌握知识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学生学会学习作为最重要的教育改革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为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保证学生自主性、探索性的学习落到实处，此次课程改革首先通过课程结构的调整，使儿童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在课程中获得合法地位。与此同时，新课程标准通过改变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使学习过程变成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并能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比如，接受、探索、模仿、体验等，使学生的学习变得丰富而有个性。另外，设置新的课程，强化探究性和实践性的教学目标，倡导新的课程形式，给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的、面向实际的、主动探究的学习环境。
与此同时，新课程对学生如何掌握和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予以关注。以前更多关注的是学习的结果，而忽略了学生是通过什么样的学习方式和策略来学习的。死记硬背、题海训练得到的高分，掩盖了学生在学习方式上存在的问题。因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必须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关注学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获得知识的，是死记硬背背会的，还是大量做题练会的，还是通过自主探究、发现，在解决问题中学会的。无论是用哪种方法学会的，从试卷上看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不一样，导致了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收获是不一样的，而且对学生终身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不一样的。
设置综合实践活动，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近年来，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涌现出一种新的课程形态——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课程在我国新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综合实践活动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技术教育。按照新课程计划，综合实践活动占总课时比例的6%--8%。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它不是其他课程的辅助和附庸，而是具有独特功能和价值的相对独立的课程形态。为学生生活经验的获得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形成开辟了渠道，为学生个性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综合实践活动是一种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知识综合运用的新课程形态，它既适应我国当前进行素质教育的要求，又呼应世界课程改革发展的趋势。
为什么要设置综合实践活动？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其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利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了解必要的通用技术和职业分工，形成初步技术能力。
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在结构上的重大突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课程形态的诞生，更重要的是标志着现代新课程观念的形成。它表明，课程是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而不是孤立于生活世界的抽象存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那种把课堂看作唯一受教育的场所，把书本看作是唯一的知识来源，把教师看作是唯一的知识拥有者和权威的观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重视生活中、工作中和实践中的学习。
综合实践活动是由国家设置、地方和学校根据实际开发的课程，国家着眼于宏观指导，地方和学校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规划具体活动方案。综合实践活动以活动为主要形式，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在“做”、“考察”、“实验”、“探究”、“设计”、“制作”、“想象”、“反思”、“体验”等一系列活动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以学生为核心，主要围绕三条线索进行——学生与自然的关系；学生与他人的关系；学生与自我的关系。
走课程综合化的道路
未来的中小学课程将出现一种新课程——综合课程，这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鲜明特征。
根据新课程计划，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小学低年级设置品德与生活、语文、数学、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小学高年级思想品德与社会、语文、数学、外语、综合实践活动、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主要包括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外语、科学（或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与社会（或历史、地理）、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以及综合实践活动；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走课程综合化的道路，这是本次课程改革在课程结构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
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使学科内部的分化更加精细，另一方面，也使学科之间进一步交叉综合。专家预言，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整体化趋势是当代科技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可以说，21世纪将是不同领域科技创造性融合的时代。课程要反映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并促进知识的再生产，就必须纳入一些重要的综合性知识，而只对原有分科课程做一些细节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类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应重新整合学科知识，加强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等，是学校教育亟待加强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分科课程中难以综合体现，因此，课程的综合化趋势，是现代社会科技综合性加强的必然体现。
设置综合课程，不是增加一门新课程，而是通过综合课程的开设，改变课程观念，推动课程改革，改变单一的学科本位的模式，形成一个包括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在内的新课程体系。无论是综合还是分科，最终目的是使每门学科独特的有价值的东西得到最好的发挥。
树立全新的课程资源观，学生应该成为课程资源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
从本次课程改革的B标来看，要改变过于往重教科书、机械训练的倾向，加强课程内容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倡导学生动手实践、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作，就必须开发和利用校内外一切课程资源，为实施新课程提供环境。
过去，对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认识不够，一方面是有教育意义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未纳入教育资源范畴，其教育的功能和意义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和利用；另一方面是教师、学生和家长不知道从哪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对儿童进行有效的教育。由于学校教育体系的封闭性，资源拥有者缺乏为社会、为教育服务的意识，不了解学生需求和教育规律，造成各种校外教育资源闲置浪费现象十分突出。
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与传统教科书相比，课程资源是丰富的、大量的，具有开放性的，它以其具体形象、生动活泼和学生能够亲自参与等特点，给学生多方面的信息刺激，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活动，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身临其境，在愉悦中增长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操，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这是传统教科书所无法代替的。为此，在每一学科的课程标准中，都开辟了开发利用课程资源一节，为学校教师利用课程资源提出具体建议，教师在执行新课程中，应当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发挥课程资源的作用，使各种资源和学校课程融为一体，更好地为教育发展服务。
调整现行课程政策，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以适应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当今世界，纵观各国课程管理制度可以发现，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成鼎足之势。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存在着差异，完全用大一统的课程设计和一刀切的要求，显然不能满足不同地区学生发展的需要。因此，本次课程改革妥善处理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建立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政策。既体现国家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又为各地发展留有时间和空间。在新课程计划中，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的开发被提到日程，逐步将一部分课程开发与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学校，让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有更多的参与课程开发与管理的机会。这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三级课程管理的基本模式是：国家制定课程发展总体规划，确定国家课程门类和课时，制定国家课程标准，宏观指导课程实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对课程的总体设置，规划符合不同地区需要的课程实施方案，包括地方课程的开发与选用；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次课程改革重新划分了国家、地方、学校课程在整个课程计划中所占的比重，收缩了国家硬性规定的成分，在课程内容和课时安排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弹性，让地方和学校真正拥有选择的余地。按照新课程计划，地方、学校课程占总课时数的10%--12%。这一决策的实施，将会改变“校校同课程、师师同教案、生生同书本”的局面，适合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有利于调动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办学更有特色，学生发展更有特长。
改变评价过于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的功能
多年来，我国中小学教育评价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忽视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评价指标单一，基本以书本知识为核心，忽视对实际能力、学习态度的综合考查；评价方法多采用纸笔考试，过于注重量化；评价技术落后，过于注重对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过程的评价等。教育评价的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瓶颈。
财政政策是具有公共性的，财政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其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财政的公共性源于国家的公共性。公共性是财政客观的、固有的属性。
公共财政是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主要特征是弥补市场失效和市场缺陷。而市场失效的原因就在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存在，基础教育正是一种正的外溢性很强的准公共物品。所以几乎各国政府都对基础教育进行直接投资，通过财政直接拨款方式，确保包括贫困家庭人员在内的每一适龄青少年能够有条件接受义务教育。
关于基础教育。教育是一种兼具公共品和私人品特性的准公共品。教育的公共品性质表现在一定范围内其消费具有非排他性，而且具有受益的外部性，有一定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私人品性质表现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其消费具有一定的排它性，一些人消费意味着另一些人将无法消费，而且其受益具有内部性，受教育者可增长知识，提高生产技能和个人收益。但各类教育的性质又有较大的差异，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它们在受益外部性方面逐渐减小，在消费的排他性方面逐渐加大，人们受教育的目的性逐渐加强。也就是说，教育的公共品属性逐渐减弱，私人品属性逐渐增强。教育的公共品和私人品性质分别为政府供给教育和个人负担教育成本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我国基础教育现状分析
（一）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
1.中国教育经费增长虽然较快，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较缓慢，没有实现《纲要》规定“本世纪末达到4%”的要求。鉴于教育经费不足，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到20世纪末，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一要求并没有真正实现，而且差距较大。
2.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从整体的教育支出比例来看，我国财政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也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一般而言，基础教育当依靠财政性拨款来支撑的，然而，财政性拨款在总量不足的条件下分配亦不合理，政府目前对基础教育的拨款只占整个基础教育总投入的58%左右，而在高等教育的总投入中却也占到了50%左右。对基础教育投入的不足，又导致了部分地区的教育机构乱立名目向学生收费的现象，进一步提高了居民尤其是乡村居民子女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成本。
3.现行义务教育财政投入责任主体不合理。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模式，地方各级政府成为筹措基础教育经费的直接承担者，中央和省级财政只给少量补助。
（二）基础教育领域中城乡差别明显
1.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别。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别依然存在，其在小学阶段与初中阶段均有表现：就小学阶段而言，从统计数据上看，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别似乎已不明显，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小学适龄儿童数一直维持在1亿以上，即使未入学率以1%计算，小学适龄儿童未入学数也有百万之巨。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小学阶段依然存在辍学现象。较之小学阶段而言，初中阶段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别更明显可见。农村地区离实现“普九”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另一方面，农村初中阶段的辍学现象较之小学则严重得多。
2.从人群结构来看，城市基础教育投入体制没有充分考虑到流动人群的利益。随着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提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益突出。这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
（三）基础教育供给的效率和公平问题
基础教育，是一种公共服务，应由政府提供，财政买单，提供教育服务是政府基本职能之一，也是公共财政基本职能之一，教育服务不应市场化。在基础教育的供给中，无论什么情况，政府都应当成为基础教育最主要的供给者。三、公共财政下基础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针对教育投入不足
1.确立公平优先的价值取向。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原则下，国家有必要将国民教育放在优先考虑的战略地位来推进。切实确立“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国策，加大投入，突出重点。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分配中，义务教育应当成为重中之重，政府应当成为义务教育的最主要责任主体，确保义务教育真正成为普适性的完全公平的福利教育。
2.各项相关制度的变迁。制度层面，增加教育投入的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分税制，改革教育投入的预算管理体制。
（二）对于城乡教育差别问题
第一，统筹中国城乡居民公共品收益分享制度。第二，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实行对贫困地区规范的转移支付。其目的是要实现教育资源的纵向与横向均衡。第三，将流入地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
（三）改变教育产品的供给方式
教育服务不应当市场化指的是不应当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则完全移植到教育服务中来，这并不等于教育服务不应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相应改革。在教育中有限度有条件的引入市场机制；有限度的引入教育券制，实现基础教育的供给者和生产者分离，极端一点说，即使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也不一定由政府来生产。如国防产品，在美国生产武器的公司完全是私人拥有的，但政府掌握着武器采购开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赢首先，确立差别原则，其次，保持政府对教育领域市场运作的强有力的规制。
针对我国基础教育经费管理的混乱状况，应建立一套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收费方式，实行收钱与花钱、管钱分离的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各级政府教育预算单列和建立定期公布各地教育经费支出状况制度的落实情况的检查，加大对各地中小学和主管教育部门的财务审计力度，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和财政、审计等职能部门对教育经费使用的约束和监督作用，有效避免教育经费的挪用和滥用。
【摘要】公共财政的职能与基础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基础教育必须纳入公共财政的供给范围，并坚持基础教育的财政公平原则。公共财政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有效供给，应优化投入结构、建立科学规范的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基础教育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管理和监督。
【关键词】公共财政基础教育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关键词：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理论基础；审思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2-0064-05
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既与其研究方法有关，也与其理论基础有关。当一个学科自觉地意识到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并主动地进行讨论时，即表明该学科自觉意识增强学科地位凸显。经过近30年的恢复发展，不仅在教育学科内部而且在教育学科外部，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地位也日益突出，价值日渐彰显。但也存在课程与教学论被误解为是“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实践经验总结”的科学、“指导课程与教学实践的操作策略”等现象。仿佛课程与教学论没有多少高深理论，研究课程与教学论也不需要多少理论(这从每年报考教育学原理与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研究生对待这两个专业的不同态度也可看出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是混淆了课程与教学论和课程与教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和课程与教学论应用之间的区别。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作为学科存在的课程与教学论，想要立于理论学科之林，必须提高自身理论思维水平，因此不仅需要理论，而且应当夯实和加强其理论基础。
那么，应当从哪些角度来审思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与以往课程与教学论特别是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有何区别?如何区别课程与教学论之理论基础的拓宽与泛化?如何把握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的拓宽与泛化对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的影响?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的理论性应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审思和构建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从哪些角度来审思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这与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关注哪些焦点问题呢?
人的问题，即课程教学的属性问题、课程教学活动的产生与课程教学活动中的学生和教师问题，以及课程教学与人的发展关系问题，这是课程与教学论要关注的永恒课题。对课程教学中人的问题的关注涉及课程教学的本质、目的和主体问题。课程教学永远是属人的、人为的、为人的，因此课程教学中的人就是课程与教学论应当而且必然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要关注人，要关注哪些人，关注人的哪些方面，怎样关注人，课程与教学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
知识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什么是知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知识对什么人最有价值?知识是怎样获得的?什么知识可被准入课程教学知识?不同的人对知识及其价值以及如何获得持何种态度?知识结构、类型、来源途径及其方式以及不同的知识观对课程教学知识(内容及其体系结构)和课程教学中知识的展开运行过程及其方式会产生什么影响?课程教学对知识的传承、发展具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
技术的问题，即技术进步对课程教学的挑战和推动问题。技术进步对课程教学意味着什么?技术变革曾经或将会引起课程教学的哪些变化?这必然涉及课程教学技术手段变革与课程教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观念到行为、从过程到目的、从精神心理到物质手段的整体变革的关系等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应当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
社会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涉及课程教学的属性、价值、范围和途径以及课程教学与社会互动等问题。课程教学是社会的，课程教学在社会中；社会也是课程教学的，社会也在课程教学中。怎么理解?这些问题也是需要课程与教学论从深层理论上进行理论阐释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是如何对课程教学产生影响和制约的?课程教学对文化发展产生着怎样的影响?课程教学具有文化属性，教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课程教学在一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中进行，课程教学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迁；课程教学对文化的传承与变革、生产和再生产都发生着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些问题也需要课程与教学论加以理论阐释。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否属于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应当关注和研究的基本的焦点性问题?这些问题是否需要当代课程与教学论从理论上深度探讨和回答?要深入地学理性地研究这些问题，是否需要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者拥有较高的理性思维和理论素养?要深入地学理性地研究这些问题，除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传统学科理论基础外，是否会涉及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基础理论学科和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科学学、生命科学、复杂科学等新兴学科理论基础?而且，这些学科本身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是否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和发展?
回答是肯定的!这既给我们研究课程与教学论提出了多学科理论基础的诉求，也为我们审思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二、理论基础的宽窄和课程与教学论发展
过去，我们仅从哲学认识论、实践论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无疑是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视野非常狭窄。近些年来，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理论依据逐渐突破了哲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而有所拓展和深化，推进了课程与教学论向广度、深度发展。
首先，除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理论基础外，研究者纷纷从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生态学、未来学、科学学、生命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复杂科学等学科理论来研究课程教学现象及其问题，不仅促进课程与教学论发展成为包括课程教学哲学、教学心理学、课程教学文化学、课程教学社会学、教学伦理学、教学语言学、教学人类学、教学生态学、课程教学论史、教学系统论、教学信息论、教学控制论等在内的庞大学科群，而且直接导致课程与教学论从学科体系、概念范畴、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革。
其次，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深化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领域。在哲学方面，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传统的课程教学目的论、课程教学认识论、教学实践论拓展到课程教学主体论、课程教学价值论、课程教学知识论、教学过程论和教学伦理学、教学美学，甚至一些研究者竭力提倡并主动引进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过程哲学、复杂科学等学科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来重新构建课程与教学论。在心理学方面，从传统学习心理学发展到发展心理
学、认知心理学再到情感心理学、个性心理学，导致课程与教学论对儿童发展与课程教学、对非认知心理品质与课程教学的极大关注。在社会学方面，从传统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伦理社会学发展到知识社会学、行为社会学、交往社会学，从研究课程教学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的关系到研究课程教学与知识、文化和人们交往行为的关系。
深化还表现在交叉与融合上。由于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就要求不同学科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研究，当代学科发展往往是在不同学科的边缘和交叉点获得重大突破的。近些年来，无论世界还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概不例外。课程与教学论的庞大学科群，既是学科分化综合的结果，也是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这是当代科学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反映和体现。
但是，理论基础的拓宽只应促进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的不断成熟和独立，绝不应造成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的动摇甚至丧失。这就是说，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的拓宽应当保持相对的边界，如果无限扩大以至混淆了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界限则会出现“泛化”现象，那么就会因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界限的模糊及其理论基础的混乱而动摇甚至危及课程与教学论自身的学科地位，那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近年，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或日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视角、理论依据、理论倾向，等等)无限扩大(我称之为“泛化”)的现象的确存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移植和引入了许多其他学科尤其新兴学科的理论观点、概念范畴和方法手段于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这虽然繁荣了课程与教学论，但却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发展构成了威胁，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抹杀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独特性，使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者的学科认同意识日渐淡薄，本就不甚牢固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日益受到动摇，出现了挑战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独立性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近年，各种“走向说”(譬如，“走向心理学”、“走向哲学”、“走向社会学”、“走向实践”、“走向叙事”、“走向生活”、“走向……”，等等)不绝于耳。由哪里“走向”哪里?答案不青而喻，无非是由课程与教学论“走向”其他“学”“论”“主义”!课程与教学论必然“走向”其他学科?课程与教学论需要“走向”其他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能否“走向”其他学科?其实恰恰相反，就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本体地位而言，且不说是不是必然、有没有必要、能不能够，需要的是引入其他学科借以拓宽和深化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而不是相反。有鉴于此，一些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指出，课程与教学论随着理论基础的“泛化”和混乱正日益迷失于其他学科之中，以致出现了课程与教学论“失语”“失范”现象，课程与教学论日益成为其他学科理论观点的注脚或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从而发出了“拯救教学论”、“坚守教学论”、“捍卫教学论”的呼喊。
三、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拓宽中的几种倾向及其消除
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应当夯实和拓宽理论基础毋庸置疑。但在理论基础拓宽过程中也的确存在如上所说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一些人(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内部和外部)误以为课程与教学论只是教学经验汇编或教学实践指南之类而无多少理论可言，于是纷纷从其他学科寻找作为“理论学科”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出路及其理论生长点以提升其理论层次，以致出现了“客串”、“偏离”、“拼盘”等几种倾向。不消除这些倾向，课程与教学论就不可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本文认为，采用“渗透”的方法既可以拓宽和夯实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成熟和独立。
所谓“客串”，指那些原先并非从事某种学科研究的人利用自己所从事学科的理论或方法偶尔对那种学科进行研究或发表看法，并对那种学科产生一定影响的现象，又称为“客串效应”。教育科学研究中“客串”现象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首先，教育科学的综合性为“客串效应”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的社会现象，既存在教育内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存在来自外部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就教育论教育的单一研究往往不能发现奥秘和规律，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不断吸收各门学科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的复杂研究。其次，社会对教育日益强烈的需求是“客串”发生的直接动力。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强烈和多元，教育问题也日益受到各方有识之士的广为关注，于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采取了“客串”的方式，投身于教育的研究。第三，“客串”者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为“客串”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客串”研究教育的人虽是“外行”，但却没有“科班”教育科学研究者的思维定势，而容易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独创性地提出自己的新颖见解。最后，教育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客串”的传统，一部教育科学发展史就是不断被“客串”的发展史。
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研究中的“客串”现象，即是指那些从其他学科来研究课程教学及其理论问题的现象。一些人认为，从课程与教学论本身已难以找到理论出路，只有从其他学科切入才能找到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一些人既非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工作者也不想真正深入教学论研究，而只是兴致所至，偶尔为之，蜻蜒点水，品头论足。“客串”现象的产生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一方面，教育科学的发展有“客串”的功劳，很多教育学科的分支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等都是其他学科“客串”教育学科从而产生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教育科学的综合性为其发生提供了可能，社会对教育及其研究日益多样而强烈的需求是其发生的直接动力，“客串”者所具有的学科优势和开放视野为其产生奠定了基础，教育学科边界的薄弱和模糊也为其提供了可能。但是，这种“客串”式研究，咋看起来热闹，细看起来粗糙，宽泛而不具体，表层而不深沉，肤浅而不深刻。既不可能真正沉浸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情感体验中，也不可能深达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本体和终极。可以给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带来一些警醒和新鲜，却不会成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主流，更不应取代课程与教学论本身的研究而出现危及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地位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
所谓“偏离”，指事物发展离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这些年来，这种现象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屡见不鲜。有的研究者认为，为了提高教育研究的哲理性，只有将哲学命题拆迁并嫁接到教育研究领域进而演绎为相应的教育命题，而未能在“借鉴”的基础上真正切入教育生活以提出相应真知灼见，这种研究就难篼使教育研究沦为哲学的附庸，不仅哲学观点是抬人牙慧，而且对教育研究来说往往是舍本逐末，偏离了教育研究的基本方向。有的研究者将这种做法称之为“”和“移植”。并指出，这种做法把复杂的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研究过程简单化了，它偏离了教育科研的真谛，不能发挥教育研究对教育教学实
践的指导和先导作用。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无论是从课程与教学论内部出发去寻找其他外在于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理论支撑，还是从课程与教学论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进入课程与教学论进行“客串”研究，都存在着停留于其他学科研究而尚未进入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研究的现象。这种“偏离”研究隔岸观火、脱离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主战场，实质上是以其他学科研究去代替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研究的现象。早在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之初，王策三先生就提醒大家要防止课程与教学论与心理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相混淆、被代替的现象，批评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混淆，把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属于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学科，以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代替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做法，要求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恪守自己的本职，坚持自身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他指出：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正是而且也必须“通过克服对它的研究对象和仃务的种种歪曲、偏离现象而进行”。今天，他所批判的这些现象不仅没有消除而且似有扩大和愈演愈烈的趋势。
所谓“拼盘”，是指一系列物品的无序集合。这些年来，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教育学研究以及教育理论存在多种学科理论罗列的“拼盘”现象。各组成部分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很难成为一个具有逻辑力量的整体。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的“拼盘”现象，即是指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常常出现“某某学+课程教学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式的现象。这种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其他学科的，问题及其落脚点是课程教学(论)的，仿佛课程与教学论只是其他学科理论的应用及其注解，本身没有多少理论可言。课程与教学论最终沦落为其他学科理论的婢女。其套路一般是首先大量引述许多其他某某学、某某论、某某主义的概念、观点(原理)、主张，新名词、新概念大量堆砌，眩人耳目，眼花缭乱；然后轻描淡写、不着边际地提出几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最后从课程与教学论上草草地展开一段针对性不强、适用性不大、深刻性不够的空泛议论。整个文章虎头蛇尾，貌似具有宽宏深刻的理论性，其实是拉虎皮作大旗吓唬人。所谓理论部分其实是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抄抄捡捡，拾人牙慧，陈词滥调；问题部分如水上绿萍，漂浮游荡，空洞浅薄；论述部分隔靴搔痒，不切实际，空洞无物。这种研究及其理论成果(“著作”、“论文”等)严格说来既缺乏其他学科理论的深刻性，也缺乏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理论研究的独特性，更缺乏学术论文的规范性，繁琐杂芜，粘贴拼凑，说不上是真正的严谨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学术成果。这种研究及其成果无论对其他学科还是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和课程与教学实践均无多大理论和实用价值。
所谓“渗透”，本意是指水分子经由高水分子区域(即低浓度溶液)渗入低水分子区域(即高浓度溶液)直到达到浓度平衡的现象。教育理论研究特别是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的“渗透”现象，即是指“某某学(论)×课程教学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式的现象。这种研究运用某某学的原理、范畴、思维、方法于课程教学问题的论述分析中，其他学科理论服务并从属于课程与教学论。这种研究不仅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是将多学科的理论、范畴、思维、方法自然地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整合地而不是拼盘式地运用于课程教学问题分析及其理论阐述中，水融，浑然一体，俨然天成，表面上看不到某某“学”、“论”、“主义”的痕迹，细品起来弥漫理论思辨的色彩，充满深刻的学理，具有浓郁的学术味道。这种研究入木三分，探赜索隐，析理入微，统宗会元，直达本体，朴实深刻。在这种研究视野中，各种理论观点不是外在于课程与教学论，而是内在于其中。其他学科理论和课程与教学论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凝结成为研究者的一种学科素养和理沦品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人员不是以“客串”课程教学研究的其他学科研究者身份而是以课程与教学论专门研究者的身份存在。这种有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成熟和独立的研究及其趋向是值得广大课程与教学论工作者提倡和弘扬的。
综上所述，无论“客串”还是“偏离”，都是一种使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属于其他学科研究的做法，都只是对课程与教学问题及其理论的外在现象的浅层的泛化研究，而不是对课程与教学问题及其理论的内在本质的深层的专门研究，这种“非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现象都会使本不甚成熟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遭受冷遇甚至使其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而导致学科独立地位丧失，都不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其危害相当明显。课程与教学论应当以“课程与教学”为中心展开多学科研究，防止被其他学科内容过分挤占填塞而失去其本质特征和特殊领地；课程与教学论应当有自己的“论”，不反对多学科理论研究，但需严防“客串”、“代替”、“偏离”而使自家领地被他“论”侵蚀占领，以致本身地位“旁落”和功能“异化”。
当今时代，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发展处在传统与现代、学术与规范、理论与实践、本土与国际的多维交汇点上，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价值多元化、各种理论流派异彩纷呈、教育改革异常活跃的时代背景，必须以开放的思维和多元的视野，拓宽并夯实其理论基础，革新并转换其研究方法(广义的研究方法的革新包括研究范式的转换)，增强并提升其理论高度。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必然要引进、移植、借鉴其他学科最新研究成果，但这种引进、移植、借鉴、应当在坚持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主体意识、强化其学科独立地位、提高其学科理论品质的前提下采取“渗透”即有机融合的方式进行，切忌“客串”、“偏离”、“拼盘”等做法。理论基础要拓宽，更要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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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教育学，是与20世纪同时降临到中国的，说其是“降临”而不是“诞生”，只因为教育学由国外“引进”，并非国内自生。①20世纪是中国教育学学科从初建到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由最初的翻译介绍国外教育学说，到寻求国外教育学说与中国教育实际的结合点创建中国本土的教育学，一百多年以来，教育学在中国经历了几度内含着中断的转换，至今已初具了以人类的教育存在为共同研究领域的、且具有内在关联的教育学科群，形成了一支有活力和潜力的研究队伍，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为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而且在当前教育变革的背景下，教育改革与实践发展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教育基本理论建设也从教育研究者的心理情结走向内在使命。而作为方法的批判性思维，也成为了教育基本理论建设的重要工具。
哲学上的批判本质上是对“更好可能”的开放式追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所提出的对事物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前进过程。哲学批判有关“反”或“非” 的立场，通常建立在人们“质疑”既有事态价值品质的基础上，并集中表现为不同学说或观点之间的一种“辩证讨论”。②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康德指出，批判式理性的职责和使命，是对理性本身的召唤，“这正是对理性的号召，叫它重新负起它最艰巨的任务，认识自己这个任务，并且要它建立一所法庭，来保证理性合法的要求而驳回一切无根据的僭妄”。③所以在康德看来，批判思维其实有三重含义：一是它是理性主体的使命，主体具有批判的职责和义务;二是对所有事物都应该运用自身的理性来加以审查;三是理性本身的自我批判，为自己建立一个“法庭”。④而从教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具有批判理性，运用批判性思维，在批判认识中进行创新和发展，也是教育学研究者的使命，更是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批判理性的存在，不仅使我们能够去重新思考教育学的既成理论话语，反思教育学研究方法和发展路径，同时也为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创新提供了支持。“什么时候少了批判思维，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理论发展的静止与平庸。”⑤可以说，教育学研究中如果没有批判性思维，就不可能有教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创新，更难以有教育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一、批判性思维在教育基本理论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批判性思维之所以能对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有所作用，从根本上来讲是源于教育与教育学发展以及教育研究过程对批判这一工具的内在需要。而且因为 “有价值的领域就有批判的必要”，教育学作为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体，批判性思维的存在必然重要;另外，教育和教育研究作为关于价值的实践与理论本身也内在地蕴含着对批判思维的需要。
作为并非本土发展形成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我国的教育基本理论自一开始就带着先天的不足，比如学科立场问题、学科独立性问题、教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等都是不甚明确的，而且这些先天的不足也并未随着教育学在本土的成长发展而逐渐弥补，反而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而批判思维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使人从理性的角度对各种文化形态、理论体系进行质疑从而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客观的角度，不盲目崇拜某种文化、学术话语，也不盲从某种理论和研究模式。而在教育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批判性思维能够对既存的教育思想进行扬弃性的选择，保留和发展其中有价值、有意义的部分，而否弃阻碍其发展的部分。因而，作为研究教育中基本矛盾、基本规律的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者，有责任对现有的教育及教育理论进行批判，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以及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
(一)批判思维能够促进研究者对教育理论本土文化传统的反思与继承
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肇始于西方，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我国就没有教育思想。相反，教育思想在我国一产生，经过短时间的发展就很快达到了顶峰。从孔子和诸子百家的教育思想到《学记》，我国的教育思想已明确地提出了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功能、师生关系、教师素养、德育等教育基本理论的内容，比同时期的西方教育思想更为完善和明晰，为我国古代教育活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实践上的指导。但是由于我国古代典籍重视直觉体悟多于严谨的逻辑体系，没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多是以直观经验为依据，把事物联系起来作出综合性分析，虽有着深厚的生活和实践的根基，但它却是非逻辑非体系性的，因而没有形成严谨而清晰的理论体系。但这也并不能否认那些传统教育理论对我国几千年来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教育学是在一定的文化和传统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它的发展，难以离开传统的文化语境而自成体系，有着鲜明的传统文化色彩。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彰显中华文明的意义重大，而建立本土化的教育学体系，形成中国化的教育基本理论，也是教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因而更应该加强文化自觉意识，在正确认识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基础上，正视教育历史和本土的教育传统，不能全盘否认也不能盲目复古，要对其进行批判性地反思和继承，在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原则的基础上促进教育学理论的内生发展，推动本土化教育学理论的建设。
(二)批判思维能够使研究者对外来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教育和教育学理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创造了条件。但自一出生就带着西方色彩的我国当今教育学理论，尊崇西方话语的同时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学术话语权，一直跟在西方的教育学研究后面亦步亦趋，没有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少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研究，拿来主义成为了一种自觉的无意识行为，因而也就未能从根本上对西方有所超越，走在西方教育研究的前面。正如一些学者所批评的：“教育学研究中实际奉行着一种西方标准，用西方话语来套解中国教育似乎成了一种惯例。”⑥西方的教育学研究者往往是在大面积、长时间的教育实验中总结出研究成果，形成教育思想，再推广施行教育改革，从而促进教育的发展，而我国很多研究者或者将时间花费在无意义的重复研究上，或者将西方的这些研究结果拿来就用，不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不考虑文化的差异，不管到底适不适合我国的教育发展，缺少对我国现实教育语境和本土教育问题的深入思考。教育理论的形成总是与一定的价值观念相联系，因而不同主体的教育理论也不尽相同。而批判性思维能够使我们以谨慎和怀疑的态度面对西方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中寻求与外来教育理论的结合点，提高教育学发展的自觉意识，从而正确处理借鉴吸收和内生发展的关系，保持教育学学科的自主性，同时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实践的发展。
(三)批判思维能够促进教育学理论体系的自我革新
批判是一个以自身为中心不断向外探索、向内自省的过程。教育学学科的形成并不是先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术语和逻辑系统，从而自然发展成完整的学科体系的。自赫尔巴特试图建立科学的教育学以来，教育学便是依附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而存在的，而随着教育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科理论融入到教育学中来。教育学理论对其他学科的依附性也成为了教育学学科立场独立性的隐忧。就我国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瞿葆奎先生提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以来，我国的教育学学科建设问题开始成为教育研究者的题中之意，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对教育学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和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到了新世纪，问题中心实践取向的研究逐渐占了主要部分，而关于教育学学科自身建设和基本理论的研究却逐渐减少，而这也正成为我国教育学学科发展缓慢的原因。在当前，我国教育学学科的学科性和独立性还未得到明确的肯定，作为学科的教育学，其研究的基本范畴、逻辑起点、基本概念等都还比较模糊，甚至有的教育研究者本身也否定了作为学科的教育学的存在。在概念混乱、术语庞杂的情况下，只有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在批判的过程中建立严谨的学科体系，把教育学的概念和范畴置于一定的关系和结构中，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辩证理论体系，才能更深刻、更全面、更正确地揭示其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更有成效地促进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从而促进教育研究和教育活动的长远健康发展。
二、教育基本理论的批判性
教育基本理论是教育学研究者依据教育学理和逻辑规则，经高度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相对稳定的、关于教育活动和教育发展的一般的、基本的教育认识、主张和思想观点。理论所具有的批判性是其功能以及生命力的重要表征，也是促进其自身发展的动力之一，缺乏批判性的理论是难以发挥其功能而且难以持续发展的。教育基本理论是研究教育中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的学科，贯穿整个教育学体系的始终，也是各个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基础，具有其他分支学科不可替代的关键的、基础的地位，具有统观全局的哲学性格，它对教育实践和其他教育学科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和普遍性的指导作用，因而具有根本上、方向上的批判性。作为应对教育实践和整个教育科学发挥导向作用的教育基本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对现实中形形色色的教育实际和其他各种教育思想与理论经常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审视。
(一)对教育实践的批判
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能够起到整体性上的引导和批判作用。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的行动，而对现行教育实践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是对影响教育实践人的教育理论和思想的批判。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对象之一，教育学的两大基本矛盾——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与人发展的关系一直贯穿教育发展的始终。而教育理论的形成和教育的改革发展也必须要考虑好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关系。但是在近年来的基础教育中过于重视升学考试而对人的全面发展有所忽略的情况下，“教育本身失去了它在本意上培养下一代使之更好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手段而反过来操纵了下一代，人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被教育所操纵，教育的人异化了其本来面目，被教育所操纵”。⑦教育本体功能的弱化影响着教育效果的实现，确实需要通过改革来挽救，但是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以及一些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中，却也存在对于上述现象的矫枉过正现象，过度追求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和学习过程的探究性，而对知识学习有所轻视。而事实上这两种情况就都是偏离了教育原本的目的，不利于个体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在对教育实践的批判中，具有全面的场域认知能力，有一个通观全局和放眼未来的视角，能够将心比心地彻底地与实践工作者进行换位思考。因为只有同一主体的理论才能指导他的实践，所以要尽可能地将理论的构建与具体的实践相联系，在教育研究过程中发挥其批判功能，紧紧围绕教育的两大基本矛盾，维护好教育本真之意，从而更好的促进教育实践的发展。
(二)对教育基本理论自身的批判
由于近年来教育学学科发展迅速，出现了很多分支学科，教育学学科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随着这些分支学科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教育学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研究零碎，各个学科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研究教育问题，失去了教育学学科的整体性。而作为基本性、整体性的学科的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育基本理论是贯穿整个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是最为基础的研究，对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具有方向上的引导性和批判性。学科的分化和扩展是一个学科进步的前提，但进步的结果则必然是学科的综合化和统整化。教育基本理论应加强自身建设，站在通观全局的角度，发挥其批判功能，使得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者能够在研究的过程中处理好学科领域的固守与拓展，学科的分化与综合的关系;还要加强对教育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探索，寻求教育学理论创生发展新的生命点，如教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教育研究思维方法的变革等都能够使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产生新的活力，不断引领教育学研究走向更深层次的本质。另外，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者还要加强理论自觉意识，对现有理论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进行判断，在批判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教育基本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三、对批判性思维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关系的理性审思
批判性思维作为重要的哲学思维方式，对教育基本理论体系的建设以及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批判性思维作用的发挥也必须是建立在正确的合理的批判的基础上。
(一)批判并非否定一切
我国的教育基本理论体系尚处在不完善阶段，基本上都是借鉴国外而来，在借鉴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拿来主义”以及与其相对的否定一切的现象。批判性思维是建立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是辩证的。因而，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国外的理论或者本土的理论，而应该要注意在批判的基础上促进国外的理论与本土的理论和谐共生。
(二)批判并非目的
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批判的存在，是为了革故鼎新，也是为了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更好地发展，而批判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为了批判的批判，反而会使得原有的理论支离破碎，混乱不堪，并不能达到研究的真正目的。
批判性思维是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维形式，对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批判性思维是教育基本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使中国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能够走上自己的路，保持其独立性和主体性、开创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发挥其整体作用的内在基础。
关 键 词：学校体育；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新世纪基础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G80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5-0072-04
2001年吕达发表《深化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一文打开了教育界对理论基础研究的大门，2003年王策三与钟启泉挑起了“轻知识”之争，2005年《中国教育报》开辟专版对“课程改革理论基础”进行讨论，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十余年课程改革及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研究相关成果基础上，探讨研究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新思路，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对“理论基础”概念的理解和认识
龙安邦[1]从“基础原指建筑物的根脚，引申为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将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定义为“课程改革在理论上的根本依据和理论起点，并强调科学性、系统性和基础性的特点。”其他学者对于理论基础本身的研究是从其与指导思想的区别角度进行的。王华生[2]提出“澄清教育学、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和哲学几个概念后才能进行对话，并认为大家将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混为一谈。”随后一些学者从概念上对两者进行区别，和学新[3]认为“指导思想就是对某一事物或事件的发展或运行起指示教导、指点引导的思想，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来使用的；理论基础是指某一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所依赖、依靠的理论，或者指某一事物或事件存在的理论前提，都是从中观或微观层面来使用的。”体育界刘旻航等[4]也提出相似观点：“指导思想是行动指南，它为新课程改革指明了大的方向；理论基础，从学科层次上看，是比指导思想低一个层次的，是更为直接的基础。”经过学者反复研究，多数人对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体育课程改革两个不同层面的依据基本达成共识。
2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不同观点
2.1 体育课程改革“有无理论基础”
靳玉乐、艾兴[5]认为“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什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这种观点也同样体现在体育课程研究中，党玮玺[6]认为“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只提到课程的基本理念、设计思路，而没有明确提出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理论基础。”部分人认为由于缺乏理论基础或者理论基础模糊，导致实践中对课程改革许多理念理解偏差。高嵘[7]认为“客观地讲，基础教育新体育课程改革是在我国体育课程理论研究成果还非常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研制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宋翠翠[8]也表达出同样的担忧，“整体的体育课程教学理论没有能为课程改革做好研究的准备”，并认为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导致实践中接二连三出现扁担南瓜进课堂、体育课像演活剧、体育教师不知怎么上体育课等等问题。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反映出新一轮基础体育课程改革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基础准备不足。
与此同时，在教育学界也不乏对本次课程改革理论基础高度肯定的学者。马福迎[9]认为“反观我国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很强的实践可操作性。”邓志伟[10]认为新课程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基础教育改革纲要》中已经相当明晰，只是近来的一些批评反而使这一问题陷入混乱。”
综上所述，窃认为造成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的原因有：一是缺少判断有无理论基础的标准，或者说标准不统一；二是作为理论基础的理论应具备哪些条件？这些理论作为课程改革的依据体现在哪里？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论证。
2.2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什么”
第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靳玉乐[5]虽然认为在课改之初没有理论基础，但在“应然”层面强调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改革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虽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新课程依赖的哲学基础。罗槐[11]在其后的《中国教育报》上进一步肯定了其观点，并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的学说，无疑是对目前各种课程哲学的最集中的概括。”无独有偶，该观点在体育课程领域得到部分学者肯定，如陈红新、刘小平[12]认为“用本身争议就颇多的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作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显然是不妥的。应该在符合我国国情和学校实际水平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积极地吸取与借鉴国内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有所选择、有所创新地推进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持马克思主义是课程改革理论基础观点的学者主要认为它是课程、教育的哲学基础。但是就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学说内涵及其在体育课程改革中指导作用鲜有研究，同时由于课程、教育最终都要到哲学层面寻求本源，因此不免让人感觉“这不是课程理论所要讲的直接的理论基础”[13]。
第二种观点：国外各种“主义”是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目前占主流的观点是将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布鲁姆目标分类理论，还有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等作为新课程改革直接理论基础。刘昕[14]“90年代末，建构主义进入我国，并在越来越多的文献中被称为“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并举例“我国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三大学习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的。”何元春[15]认为当前的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制定就是以布卢姆的目标分类法为逻辑起点的，是和布卢姆的目标分类法一脉相承的。还有学者承认马克思全面发展学说是课程改革指导思想的同时，不否认各种“主义”是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面对众多的“主义”有些研究者则持谨慎态度，高嵘等[16]认为“我国是一个优质教育资源紧缺，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学校体育硬件薄弱，体育师资良莠不齐的大国，在这种国情下简单的‘拿来主义’难以成功。”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承认各种“主义”是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然而，除刘昕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外，对其它理论的系统研究寥寥无几，对这些理论基础上的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师生观等理论体系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更是缺乏作为理论基础如何在体育课程改革中体现的解释。
第三种观点：体育相关学科基础是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吴永军[17]认为“从新课程改革具体的操作来看，其理论基础还包含了现代课程论（结构课程论、掌握学习理论等）、现代教育论（素质教育思想、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等）以及一些后现代课程思想等。”张学忠认为[18]“我国体育课程研究的理论基础不是上述各种‘主义’，而是前人已研究成熟的教育学、学校体育学、社会体育学、体育哲学、体育原理、运动生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这些理论与方法支撑着体育课程理论的发展。”
综合以上观点，研究认为学科基础与理论基础还是有区别的，学科基础上位于理论基础，因为每一个学科又包含若干理论，如体育学科中的运动技能形成理论、超量恢复理论等。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解释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的话，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学说作为课程改革宏观的理论基础，各种“主义”作为直接的微观理论基础，那么上述各种学科基础可以作为介于二者之间的中观理论基础。
2.3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一元还是多元”
课程改革理论基础一元论观点主要指坚持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学说为指导，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5]。
多元论出发点是将理论基础看作理论资源，认为一切对课程改革有启发、可借鉴和能帮助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各种理论都可以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资源来吸收、借鉴[3]。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使后人可以用更为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因此多元论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更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反之，只有多元性才能博采众长，避免偏窄，眼界宽广，高瞻远瞩。
窃认为，不管是一元还是多元主要还是看在哪个层面上，在宏观层面即在哲学层面一定要有核心理论主导，这一核心理论只能是唯一的，被实践所证明的，并具有稳定性。在具体操作层面，即直接理论基础可以也应该是博采众长。但这里依然存在多元是否意味着无限，多元理论之间是互补、融合还是其它关系？本次课程改革在“实然”层面究竟以哪些理论作为基础？这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2.4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否适合国情”
对“建构主义、目标分类理论、多元智力理论、后现代主义”等作为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持质疑或谨慎态度的理由在于这些理论是泊来品，不适合我国国情。高嵘[16]认为本次课改的主要理论支柱都是西方的泊来品，有特定的适用情境，而西方的课程理念毕竟与我国课改的实施环境有不小的距离。李斌[19]对于借鉴国外的看法是“重心从看与国外的差距转向差异，从为什么借鉴转向如何借鉴。除此之外很难找到其它实用价值的成果。”
仔细分析发现，目前研究充斥着“泊来品”、“拿来主义”、“水土不服”、“本土化”词语，多是从宏观上泛泛讲一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对于这些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适用的土壤是什么，是具有特殊理论的局限性还是具有一般理论的普适性？我国学校体育的国情是什么，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否完全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相同？这些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基本上没有涉及。如果没有对这些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就直接下结论不免有武断之嫌，仅仅用非常浅显的“大道理”论证难以做到以理服人。
2.5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传统”
对于本次课程改革理论基础另一诟病是丢弃了体育课程传统理论。宋翠翠[8]认为体育课程改革缺乏对“传统”的分析和研究，存在着对“传统”缺乏研究和尊重的现象。赖天德[20]提出课程改革必须“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对此，季浏[21]认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非常重视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体育课程，新体育课程不是对传统体育课程的抛弃，而是对体育体育课程的扬弃。”还有学者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张庆新等[22]通过自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的体育课程改革所主张的主要内容和此次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对比发现：第8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基本上是在20年体育课程改革的延长线上进行的，即是同一方向的。
3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研究的展望
1）从专题研究角度探讨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教育学界对“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从课程改革之初从未间断过，但遗憾的是在十余年的体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却没有对“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专门进行研究的成果，大都散见于其他研究成果之中，且缺乏理论深度。因此，加强该理论问题的专门研究是推进体育课程改革的基础。
2）从系统论角度整体把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多数是就“理论基础而研究理论基础”，始终围绕着“哪些理论是理论基础”反复讨论，缺乏从系统论的角度对“理论”本身进行研究，如这些理论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这些理论体现在体育课程改革中的知识观、教育观、课程观、师生观是什么等。只有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系统寻求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支撑，否则就问题谈问题最终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达成共识。
3）从历史发展角度探讨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从百年前学校设立体育课程以来，多次颁布相应的“标准”和“大纲”。期间，尽管较少对其理论基础进行研究，但并不代表没有理论基础做支撑。为此，我们应该用历时的、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去探讨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揭示其发展规律。
4）从顶层设计角度把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进入21世纪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国家靠行政手段推进、自上而下进行，其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定体现在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顶层设计文本中。就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而言，除以上法规、文本之外，本应该存在于《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解读及体育学科专家的著作中。因为，理论基础是体育学科专家制订《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准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体育学科专家的大多数研究成果没有对此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这一遗憾直到2012年3月《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的出版才得以弥补。在该著作的第3章“问题、挑战与回应”中，专门设立了“关于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一节，对体育课程改革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简单补充论述，认为“教育目标分类学、掌握学习理论、运动技能形成理论”[23]是本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论述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通过著书立说的形式进一步向全国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明确阐述了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总之，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深层次问题不断出现并逐步得到解决，同样，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问题将随着众多学者的关注而逐步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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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研究；课程实施；多元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171-08
近几年，民族教育已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而课程作为教育事业的核心、教育运行的手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力图对我国民族教育课程研究的历史发展和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当前我国民族教育课程研究的视角与结构，并对民族教育课程研究的方法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希望能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我国民族教育课程研究的历史背景
我国民族教育的课程研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国家重要的教育改革、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民族教育理论研究新视点的出现是民族教育课程研究不断深化的动因。[1]在第一届全国民族教育大会上，国家提出了“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问题、课程教材问题，既要照顾民族特点，又不能忽视整个国家教育的统一性。少数民族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应以教育部的规定为基础，结合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加以变通和补充。”这一政策体现了国家对民族教育事业特殊性的重视，为民族教育指明了方向。然而，会议并没有深入探讨怎样照顾民族特点，怎样结合具体情况变通和补充，因此，各地贯彻这一教育理念时，标准各异，但多数学校在采用全国通用教科书的同时，积极编写适合本民族的语言教材，开设民族语言课程。
1980年，全国颁布了《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规定了凡是有语言文字的民族，应使用本民族的语文教学，学好本民族的语文，同时兼学汉语文。民族语文受到格外重视，民族文化地位更加突出，民族教育的课程由单一设置语言课程向语言课与文化课相结合的方向过渡。80年代的民族教育课程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教材的编写和建设上，而关于民族课程理论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进，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越发尖锐。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升学率低，所学内容既不符合民族地区生产生活的需要，也很难融入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外界社会，这种两头架空的现象和教育的低效率，引起人们对少数民族教育课程设置的思考。9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发现问题，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广泛发掘，其问题最终归结于少数民族教育照搬汉族教育模式，少数民族教材翻译汉族学校教材，将不符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汉族教育强行灌输到没有相应文化和心理背景的少数民族学生身上，使得社会需要、学校教育和学生的接受能力三者严重脱节。
90年代中后期，国外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引入为民族教育开拓了新视角，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也成为民族教育理论基础之一。随着人们对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少数民族学生心理特点认识的深入，民族教育课程领域的研究逐渐转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21世纪，无论社会还是人们的观念都已发生深刻变革。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文盲”的内涵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习能力的人。与此同时，国际间的竞争空前激烈，人才的竞争演绎为教育的竞争，教育在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不容忽视。在这样的形势下反观我国的教育，我们看到虽然以往的七次课程改革为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带来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还是和它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存在重大反差。主要表现在：知识本位、学科本位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转变以及学生为考而学、教师为考而教的应试教育极其不符合当代的时代特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教育要照顾和促进各民族的安定团结、共同发展是它的特殊使命，因此我国的教育改革不仅要关注普遍性的问题，也应对民族教育发展中的特殊性作必要的考量。
二、近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研究的主要进展分析
在国家高度关注少数民族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近七年少数民族教育的课程研究也获得新的进展。首先表现在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即跨出教育学科，用其他相关学科看待和解释民族教育的课程问题，目前主要有从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其中又以文化学视角的探讨居多；其次是更加重视解决问题，课程资源的开发成为课程研究的热点，主要有课程开发的理论研究，包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模式构建；课程开发的历史发展研究以及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研究；教师作为课程的直接实施者，也成为课程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另外，针对具体科目进行的课程研究也日趋增多。再次，就是研究方法的增多。打破传统的书斋式的思辩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走进少数民族生活环境和民族课堂，针对个别学校进行大胆的课改实验，为民族教育课程改革做出有益尝试。
中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课程体系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课程体系与设置宏观性的探讨，如何针对“民族教育课程构建的理论框架”的分析；[2]二是针对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性而进行的全新设想，如陈静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现状，提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课程相整合的观点。[3]
（二）课程开发的研究
课程资源的开发研究主要和校本课程、地方课程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解决如何因地制宜地发掘和利用自身资源，并与当地学生认知水平与生活经验相融合的课程，以发挥学校特色和地方优势，补充国家课程一刀切的不足，体现多元文化教育特点。课程资源的开发集中在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课程开发。宝乐日在《地方课程――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载体》一文中，分析了地方课程的地域性、民族性、针对性特征如何作为多元文化的载体，为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可能。[4]在如何发掘课程资源上，成果颇丰，主要有金绍荣等的《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课程资源开发的困惑与对策》[5]及王鉴的《我国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研究》，对目前我国地方课程开发的模式以及地方课程开发内容进行了探讨；[6]邓达通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课程资源开发现状的分析以及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利弊比较，指出课程资源开发的新取向“校际课程的开发”；[7]顾玉军的《民族地区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开发之行动研究》，采用行动研究的模式，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实物收集等具体方法，希望通过与当地教师进行合作，为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开展校本课程开发探索出可行的途径；[8]而李定仁主编的《西北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研究》一书，系统介绍了西北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理论与实践，并附以生动的案例分析；[9]阿力木江・阿不力克木列举了大量新疆维吾尔族的传统文化如何融入数学教学的实例，为课程资源开发如何去做呈现出诸多具体操作，并探讨了具民族地方特色的数学教材的开发途径。[10]
（三）课程实施的研究
课程资源的合理有效开发只是课程的“应然状态”，只有将其真正落实到课堂上，才能实现课程开发的意义，于是课程实施的“实然状态”也逐渐成为少数民族课程研究的重点。关于课程实施的研究有两个层次：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宏观层次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社会、地方政府的高度以及法律、政策、管理的角度，研究课程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和措施。王鉴关于“我国民族地区地方课程的推广、执行与建设问题”的研究[11]以及赵虹元以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为个案，探讨的少数民族地区地方课程有效实施的策略都是这种宏观层次的研究；[12]微观层次的研究是从课堂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上来讨论课程实施的有效途径。突破传统的课程结构，研究者对综合课程、活动课程、核心课程的实施更加关注。王世堪主持的“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活动课程设置的研究与实验”是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的重点课题，该课题的研究报告详尽地阐述了民族地区活动课程实施的目的意义、理论依据、研究与实验的内容、方法、过程、措施、结果及存在问题。[13]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国家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活动课程实验区”，他们结合当地实际，经过四年的实验与研究，对活动课程的开展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14]关于活动课程的研究成果还有杨学良以夏河县拉卜楞藏民小学为个案，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通过与协作教师共同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发现和解决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提高当地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并促进当地学生学习观念和方式的改变。[15]孟凡丽提出“以参与、活动、探究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主,整合其他课程类型的‘统合模式’,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地方课程模式”。[16]
（四）课程改革的研究
对课程改革的研究是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以上所概括的研究内容，本身也是在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下，进行的对少数民族课程本身的探索。但由于有大量研究是直接针对少数民族课改实践中存在的方方面面问题而进行的，因此，这里将课程改革作为单独一个问题进行探讨。关于课改的研究，大多数研究都是从课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对它的成因、利弊进行全面的分析，并针对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如钟达木等对“民族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现实问题及成因分析”；[17]张海育关于“新一轮课程改革在民族地区面临的阻力与对策”的研究；[18]么加利等针对西南民族地区课程改革的动力支持行政化的问题，提出课程改革要对区域内民族生存智慧予以关注。[19]也有研究者结合个案，对特定学校的课改进程进行分析，总结其成果收获，反思其挫折失误，如“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民语学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验纪实”；[20]甘肃省结合民族地区教育特点，开展的各有侧重的三种类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为民族地区课改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21]综合众多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克服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弊端问题，二是关于民族教育如何有效传承民族文化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将学校教育“根”植于民族文化之“土”中。[22]
最近几年，对于具体科目课程的研究比较多，集中在体育、语言、数理化及艺术类课程，代表作有：王俊奇的《论民族传统体育及其课程开发》；[23]刘万斌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西部少数民族体育与西部学校体育课程二者各自的优势与劣势进行分析，提出能让二者契合的互动式发展规划；[24] 王本华就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教学大纲中,把“汉语文”更名为“汉语”反映出的汉语教学理念的变更探讨；[25]徐学文对新制定的《汉语课标》和过去实施20年的《汉语教学大纲》进行的对比分析；[26]段希玲针对人们对少数民族地区开设英语课价值的不全面看法，分析了民族地区开设英语课程的必要性及特殊价值；[27]曹纯对民族地区如何实施《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28]徐英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级中学继续就读的实际，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学实施地理新课程的教学导向进行的分析等。[29]
此外，还有对少数民族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及价值取向的探讨，目前的研究认为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及与普适性知识的关系、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及少数民族教育的双重性是其主要的理论基础，与此对应，民族知识应作为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知识核心价值的取向，而多元化知识是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知识的选择价值的取向。[30]目前，从宏观上讲，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工作：一是要解决好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的关系问题，在国家课程标准和各学科教材中反映多元文化的教育内容、跨省区联合开发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因地制宜开发民族地区校本课程资源等三个方面；二是要改变应试教育，开发多元、发展、互动的科学评价体系。
（五）教师与课程关系问题研究
教师是课程的实施者，新课改的实施结果，最终是要看教师的操作。因此，对课程的研究离不开对教师的研究。关于教师研究，研究者们主要是从新课程改革对教师专业素养和实践技能要求的角度，探讨教师教育。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教师教育，通过对目前的师范教育、教师培训中与当前中小学教学实践所遇到的问题之间的矛盾分析教师教育的走向。包景泉通过分析民族教师教育作用的缺失及其表现，提出在课程教材改造、教师培训和强化师范生的教育实践等方面的应对措施。[31]果红等从多元文化教育的视角下，探寻教师培训课程的目标价值。[32]周日南通过问卷调查与座谈方法，确定了民族教师对课程培训的实际需要，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培训建议；[33]另一个方向是教师教学，主要探讨教师在新课程改革环境中教学行为的实际情况与应然状态。温恒泰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学化学教师新课改中的困难进行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化学教师如何走进新课程有一定的帮助。[34]丁湘梅对教师合作问题进行探讨，倡导学习性教研组织的建立，试图摆脱传统教师教学的孤立性与封闭性。[35]
三、近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研究在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可喜的突破，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研究方法则更为科学、合理。
（一）多样化的研究视角
1. 文化学的视角
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的研究，大多数立足民族教育的文化环境，从民族地区的社会需求、民族儿童的心理发展等角度展开论述，而多元文化教育作为西方民族教育的重要理念，也被越来越多的用于指导我国的少数民族课程建设。从多元文化视角探讨我国民族课程的研究很多，例如何喜刚等对我国多元文化教育课程本土化的困境分析及其建议；[36]沈晓碚总结了我国多元文化课程研究的现状并对其发展提出建议；[37]廖辉以四川省盐源县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个案研究为例，运用实地考察、访谈、观察、问卷调查、文献分析等多种方法对该县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诸多因素进行深入系统分析，阐释了当地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模式建构、课程设计和课程资源开发策略等问题。[38]在他的其他研究中，还有关于国外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课程模式以及我国多元文化背景中自下而上的“草根”模式、双语教育模式、本土化建构模式、多元一体的课程开发模式的探讨[39]以及对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理念、特征及其意义的完整阐释。[40]从文化学的视角探讨我国民族课程的成果还有赵德肃、刘茜的《论民族文化在学校课程中的统整》；[41]张胤论述在现代化课程改革下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的承继与发展问题；[42]王艳霞关于“中国课程现代化及其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的论述；[43]金志远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相整合的民族教育课程知识观》。[44]
2.历史学的视角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关于多民族的团结与教育，历来都是各朝君王所关注的问题，因此，从教育史的角度去探讨民族教育的课程，可以借古明今。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孟凡丽的《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基础课程、教材建设：回顾与反思》[45]以及王鉴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课程的历史发展及其昭示》[46]、《我国少数民族教育课程本土化研究》。[47]
3. 社会学的视角
从知识社会学视角探讨我国民族课程的成果主要有金志远从民族知识的传承探讨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提出民族知识是课程知识的核心价值取向，多元化知识是课程知识的选择价值取向。[48]从教育社会学角度出发，钱民辉分析了潜在课程与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冲突的关系, 表现出“断裂”与“重构”的文化现象，然后通过这两个方面探讨了潜在课程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和个体的潜在作用。[49]
4. 伦理学的视角
从伦理学的视角探讨民族教育的研究有李定仁关于校本课程开发中的伦理问题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伦理原则。[50]
以上从其它学科或角度对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研究思路，对于研究问题的深入和对问题的再认识都有很多益处。
（二）研究方法
民族教育课程研究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这些成果在民族教育课程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民族教育课程研究的方法也不断地发生着进步。
研究方法的进步首先体现在科学性的增强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民族教育课程的研究方才起步，研究内容拘泥于发现问题和描述问题，对应的方法则大多采用描述性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比例很小。随着学科发展、研究者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民族教育课程研究方法打破传统的思辨研究，将调查法、访谈法、问卷法、观察法等用于课程研究，使研究者对他文化的理解、问题的挖掘和思考的拓深更为深入。21世纪后的这几年，研究更加注重课程的充分发掘和有效实施，这就要求研究者更要通过大量的实践研究，发现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量体裁衣的为当地当校的课程发展提出针对性的见解。有研究者利用个案，采用行动研究，不仅为当地民族课程的发掘实施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也为民族教育课程研究积累了翔实的案例资料。随着科技的发展，研究者的硬件设备也越来越完善，研究者们主动将摄影机、计算机、采访机等运用到调查研究中，大大提高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民族教育课程研究，涉及很多领域，单一的研究方法会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研究信息。研究方法的拓展无疑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课程的研究。
研究方法进步的第二个进步体现在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民族教育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它与民族学和教育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民族学的研究，又不能不涉及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因此，要想全面透彻的理解民族教育的课程，只能多角度跨学科地去研究它，正如哈经雄、滕星在《民族教育学通论》中指出的那样：“就跨学科性而言, 民族教育研究不仅需要综合地运用教育科学和民族学的学科知识和方法, 同时也需要涉及其他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就跨文化性而言, 民族教育学研究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少数民族的教育状况,跨文化比较研究是其研究方法的突出特征。”[51]目前，我国跨学科的研究在文化学、伦理学、知识社会学领域都有了初步地尝试。
四、当前我国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在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仍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研究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在研究方法取得可喜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研究方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研究数据的处理上，良好的研究方法为我们获得了大量精确的研究数据，但是对研究数据的处理，我们的方法却是单一的。在绝大多数的研究中，只有百分位数一种统计方法，这只是对数据状态特征的一个层面的描述，如果仅从这一个指标描述数据，对数据所体现的其它信息无形中就浪费了。所以，在研究数据的统计处理上，能够综合多种数据统计方法，无疑对研究数据的利用和研究问题的深入都是有益处的。
（二）研究力量需要整合
我国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研究还存在各自为政，缺乏合作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和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与中小学一线教师的研究隔离；二是各个研究团体的研究也缺乏交流和互补。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在推行校本课程开发的浪潮中，民族地区（尤其是偏远民族地区）的教师，对学校的生存环境、文化氛围和学生特点有着丰富的体会，但是在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囿于专业理论的薄弱是有一定困难的，存在“有米无炊”的尴尬；而高校教师和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有着扎实的专业素养，但是由于本身的教学任务等诸多原因，没有机会驻留偏远民族中小学进行诸如田野式的研究，存在“有炊无米”的处境，如果这二者不能有效整合，完全是两种资源的浪费，因此探讨如何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是十分必要的。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各个研究团体的“闭门造车”，势必导致整个民族教育课程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在某些研究方面有扎堆现象，造成教育资源的重复开发和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在有些方面，虽然问题本身是重要的，却遭遇冷遇，比如课程体系的研究以及课程理论基础的研究等。因此，各个研究团体之间彼此交流，相互吸取有效的研究成果，总结研究中的盲点，构建民族课程研究的合理体系，也是当务之急。
（三）应注重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跨文化多元性的研究在民族教育的研究中是重要的，但是它在我国民族教育课程研究中却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现有的跨文化的尝试，都只是新视角的“点到即止”，却没有深入的从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对民族教育课程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另外。这些“其它学科”的范围也非常局限。很多研究借多元文化理论阐述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和双重性就浅尝辄止了，而实际上，这非但不是问题的结束了，而是问题的才开始。国外多元文化理论的形成背景与我国环境是有差异的，它只能作为我国民族教育课程研究的背景基础之一，为我国课程开展和研究提供有力的指导和借鉴，而我们的研究还要找出自己本土化的基础，而它才是需要跨学科多元化挖掘的东西。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浓厚的文化底蕴，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这样，它的教育将成为什么样，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一系列学科都可以为我们揭示其中的一些根源，这些根源才是能够让我们更深入的接近问题实质，帮我们更好的理解现状，找到问题解决办法的根本。因此，要拓宽民族教育课程研究的研究视野，要利用其它学科的专业视角去反观和深刻分析民族教育课程问题，是民族教育课程研究本土化的必行之路。
（四）应促进研究成果的应用
研究成果的应用不利不仅造成研究成果的浪费，也打击研究者的积极性。对于民族教育课程研究的成果应用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成果转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课程资源开发的新取向带给我们启示。即在少数民族区域内，实行同质性学校校际课程开发。这种模式既可以避免校本课程中课程资源的重复开发，又不会使课程成果仅在本校利用造成资源浪费，还可以避免地方课程关注地方整体，忽视学校特色的弊端，可以有效提高课程开发的效率和课程成果的利用率；第二个方面，就研究成果转化整体而言，要从教师、学校、社会、制度等多方面进行努力。在教师层面，加强对教师专业素养的培训，提高其积极参与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意识和能力；在学校层面，鼓励和支持教师的课改积极性，明确学校处境与特色，制定合乎实际的课程标准，并实施多元的评价体系；在社会方面，加强舆论宣传，使民族地区的课程改革不仅仅是民族学校的事情，应动员全社会都关注民族学生的成长，理解并支持民族课程改革；制度方面，改革少数民族教师的培训体系，加大专项资金投入，解决学校课程开发与实施的资金困难，提高教师待遇，吸引优秀师资到边缘民族地区任教，加强对民族儿童辍学的监督与劝导工作，使义务教育在边远民族地区得到更加切实的落实。
民族基础教育的课程研究，在近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仅仅关注教材建设逐渐到关注课程理论本身，从大量发掘课程问题到逐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民族教育的课程理论体系正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它不仅对我国民族教育事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而且对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发挥重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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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
民族教育学(Erhnic Pedagogy)作为一门萌芽于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中叶的新兴学科，它是教育学与民族学两门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为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民族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民族经济学、民族社会学、民族文化学、民族政策学等并列为下位学科；在教育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教育人类学相接近，与教育经济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学等并列而成为下位学科。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领域，民族教育学与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等关系密切。
一、民族教育学的形成过程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著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20世纪初一 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西北通讯》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拜少天的《从边政谈边教》和《再从边政谈边教》、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著。同时，国民党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边疆教育法令汇编》、《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里，即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首先是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著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著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其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早在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就成立了教育学教研室，它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的前身。1980年吉林省延边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地方性民族教育研究所，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民族教育研究所。以后十年里，各省、自治区、各民族学院和高校相继成立了大量民族教育研究所或研究室。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的壮大，要求成立相应的学术团体。1980年辽宁省率先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和“朝鲜语文教学研究会”。1983年9月，全国性的民族教育学术研究团体——“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各省、市、自治区、自治州、县纷纷成立各自的学术团体。到1989年时，全国已经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50个自治州、地区、60个县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全国会员达5000余人。民族教育研究队伍的壮大和民族教育学术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我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再次，民族教育学术期刊的发行和民族教育研究项目的规划，直接促成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发展。1986年，四川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民族教育研究杂志——《民族教育》，1990年更名为《中国民族教育》，并由国家教育部民教司主办。1988年，由国家民委主管、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民族教育研究》成为全国唯一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族教育研究学术期刊。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省、自治区的相关教育期刊，也成了研究民族教育的阵地，如《西藏教育》、《内蒙古教育》、《新疆教育》等等。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教育研究首次被纳入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沦》、《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展望》等，标志着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1.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在80年代末产生的一些民族教育学范畴与体系的基础上，民族教育学界开始反思有关的基本范畴并从学科自身研究领域和边界出发来重新确定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民族教育学的学术专著的水平整体提高，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教育学著作，如孙若穷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哈经雄教授、滕星教授主编的《少数民族教育学通论》、王鉴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学》等。这些著作对有关民族教育概念的内涵的拓展、民族教育研究的对象与性质的再认识、民族教育的特点与规律的研究、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分析、民族教育学学科边界与体系确定，等等，都有更深入的研究。
2.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伴随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国策，我国民族教育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学术交流范围，主要表现之一便是与西方对立的民族教育理论开始“解冻”，由最初的批判多元文化教育，到分析多元文化教育的有效经验，再到进行东西方民族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国民族教育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成功实践中继承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尤其在扩大民族教育的内涵和确立民族教育发展的理念方面，使我国民族教育在学术研究上与国际民族教育接轨。
3.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随着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分化，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开始初露端倪。可以说有多少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就有多少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除了对部门民族教育的研究领域（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外，还从民族基础教育、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高等教育等四大块来研究民族教育的结构体系。还有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管理学、民族教育社会学等交叉边缘学科不断涌现。到90年代末，民族教育学又形成了以民族教育基本理论、民族双语教学理论、民族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分支领域构成的学科体系。
4.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民族教育由最初的从单一的教育学或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出发来研究问题，转变为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而且现代的教育技术学、信息工程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也被引入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多元化和科学化的方法发展使民族教育学日趋成熟。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
二、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随着民族教育理论的日趋丰富发展，使众多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者开始思索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就是关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的。如孙若穷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一书中认为“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其他学者的讨论大多数也是在广义和狭义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去理解少数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如李红杰在《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和体系浅见》、哈经雄等在《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中对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表述。这些思路在教育学的研究中均可见到。
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理解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中的特殊性部分，奉是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讲，民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仍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由此出发而确定的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当今社会，教育学要彻底地解释它的对象，它必须坚持教育学就是教育科学，它是诸种教育学科的总称的这一理论观点。以此为前提，它才能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避免陷于内涵和外延不一致的逻辑矛盾和严重的理论混乱状态”。按照这一出发点，民族教育学中的教育现象自然也就是教育中特有的现象，民族教育学中的规律也就是教育中的特有规律。民族教育现象是民族教育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民族教育规律则是指民族教育与民族其他社会现象之间以及民族教育这一现象领域内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关系。所以，民族教育学是专门研究民族社会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人们对民族教育现象的认识的概括和总结。民族教育学既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共同规律，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这里要专门指出的是关于民族的理解，它既可以是某一个民族，也可以是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前者强调教育的民族性，后者强调教育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多元性。
三、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是由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不管是西方的多元文化教育，还是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对象共同的特点是多民族国家中处境不利的弱势族群的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这一研究对象分别被教育学和民族学作为其研究领域。如果从教育学的分支研究领域来看，民族教育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认识现象。作为社会现象，它当属于社会科学，但作为认识现象，民族教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相对独立性。民族教育学的性质由此而确认为二重性学科或跨界性学科。这一理解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相一致，因为民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那么，民族教育学在教育学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教育学的体系分为宏观层次的理论教育学，中观层次的部门教育学、边缘教育学、教育活动与过程，微观层次的应用教育学等三层的话，民族教育学就属于中观层次的边缘教育学领域，它和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等是同位学科，是教育学和民族学的交叉学科。如果从民族学研究的分支领域来看，民族教育学又是民族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与民族学学科中的民族文化学、民族经济学、民族心理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宗教学等是同位学科，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
综上所述，民族教育学兼有教育科学和民族科学的双重性质，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根据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对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教育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第二，教育学和民族学领域的有关民族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民族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民族教育学的研究要时刻关注这两门学科中的理论成果。第三，民族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应逐步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从教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中不断汲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四、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内容
1.民族教育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随着民族教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丰富和成熟，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素材正在发生着变化。研究者在这一领域中，主要研究的课题包括：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民族教育学中的双语教学理论、民族教育学中的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学中的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主要任务和目标是逐渐完善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在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体系。
2.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是民族教育大厦的基石，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要求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把握基本的规律。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课题包括：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特殊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质量与效益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双语教学问题研究、民族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研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投资体系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通过对民族基础教育基本规律的研究与把握，为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
3.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民族高等教育为民族地区培养着高素质的人才，是民族教育金字塔的塔尖，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研究，历来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这一领域的主要课题包括：民族高等教育的规模与体系问题、民族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问题、民族学院的办学之路、民族师范院校的教育改革、民族高等教育的投资问题研究、民族高等教育普及与提高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建设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理论的新体系，不断探索适合我国民族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民族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
4.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研究。我国民族教育历来采取特殊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体系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背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民族教育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内容。主要包括：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历史考察、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研究、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民族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民族教育政策咨询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从理论上探索民族教育政策的科学依据，创建我国民族教育发展中的特殊优惠政策体系；从实践上不断丰富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咨询服务系统，为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更加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和民族的特点服务。
5.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模式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在教学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双语教学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对民族双语教学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学校中，较普遍地开展了双语教学，与此同时，双语教学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些问题在十五期间的研究中已经基本解决，而有些问题仍然是“十一五”期间的研究内容，同时，双语教学的不断推进与民族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十一五”期间双语教学领域还将出现新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双语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双语教学的实践模式研究、同一民族在不同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比较研究、民族双语教学的历史考察研究、民族双语教学的普遍规律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双语教学的比较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解决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在实践领域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双语教学的多样化模式。
6.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问题研究。民族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尤其是民族地区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实施，民族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由原来的民族语文的单一课程向民族教育多元文化课程体系转化。主要的研究课题包括：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的历史考察、民族地区地方课程研究、民族地区校本课程研究、民族地区课程体系研究、民族地区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问题、多元文化课程的比较研究、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在于开发利用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为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体系的建构创造条件。
7.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国际比较研究。“十五”期间，这一领域主要工作是翻译和引进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理论，“十一五”期间，除了继续翻译介绍相关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外，研究重点将放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领域，其中包括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之间的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两大领域，与此同时，多元文化教育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将在我国民族教育的研究中逐渐形成。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有：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新进展、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研究、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中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本土化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之间的差异所在，进而分析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特殊性，为中国特色的多元文化教育奠定基础，从而使中国民族教育及其研究走向世界。
8.民族认同与民族地区青少年心理教育问题研究。民族认同原是民族学和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是在近年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心理教育问题研究却成了一个热点。这是因为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课题主要有：民族认同的特点、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特点、藏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回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与无神论教育、民族认同与学校德育等。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目标任务在于正确理解民族地区青少年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方面的关系，处理好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青少年德育问题，为培养合格的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模式。
9.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研究。民族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民族教育事业的管理，我国一直有专门的机构与制度。民族教育事业的管理与发展有着自己的特殊性，需要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断研究探索，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这一领域“十五”期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民族教育管理政策的研究，“十一五”期间研究的范围将进一步拓展，并以民族教育行政研究、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研究、民族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基础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学校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地区非正规教育管理研究等领域为重点。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目标是通过对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形成我国民族教育管理学的理论框架，不断完善民族教育学，进而为我国的民族教育事业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服务。
五、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细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发现它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把一般的科学方法引申到社会科学中的某一学科。胡适先生曾总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便属于此类。“假设”说源于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庞迦瑞的《假设与科学》一书，后逐渐流行，并在社会科学中以“假设”代“规律”，因为科学上所谓的“规律”往往被新发现的事实所推翻。不管是“规律”还是“假设”，其实都不是社会科学中，如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特有的方法，而是来自自然科学。方法的第二层涵义是指各种专门学科中的分析技术，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历史学的文献法与训诂法、心理学的实验法等各种科学中的具体方法。严格地说，不同学科之间有着一定的边界区分，这是由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决定的，但是，不同学科之间却没有明显的方法边界。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可以共享同一方法，而且社会科学内部也在共同使用“方法网”。我们这样立论并不是要证明教育学没有方法，我们只是要明确，教育学的确没有固定的方法。在技术层面上，教育学是在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为己用的。这就提醒我们，是该学会放弃那种追寻独有方法理想的时候了。
教育学没有独有的方法，并不表明教育学会依附于其他科学，会失去自己的独立自主。心理学并不是死抱实验法不放，而是以实验法为突破口找到了引进其他学科方法的途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更进一步决定了其方法上的综合性、多样性。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中得到启迪，而非仅仅是模仿的话，教育学的研究就大有希望了。
从这一理念出发，民族教育学也没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它作为一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领域，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可以从相邻的教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中灵活借鉴其研究方法。因此没有专门方法同时也意味着方法的多样化。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民族教育学确实有一些主要的方法。
第一，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民族教育学的指导作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指方向，二是给方法”。我们在民族教育学的研究过程中，要时时排除“代替论”和“怀疑论”的观点，即一方面要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代替民族教育研究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漠视与怀疑的错误做法。而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勇于创新、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民族教育学是一门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很强的学科，同一国家中，不同的少数民族在民族教育发展的背景和模式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有些是来自自然的，有些是来自社会的，而有些则是来自历史的，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以单一的政策和方法解决的。不同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基础、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差别就更大了。因此，在研究民族教育时，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在比较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时，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由于民族教育学的“母学科”——教育学在继承和运用科学方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方法，如，经验总结法、调查研究法、教育实验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比较研究法等，这些方法也适合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但这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的补充。
第四，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中的历史研究法、口述研究法、田野工作法、类型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区域研究法等，在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中同样运用是十分普遍的。
总之，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据研究课题的方向和性质来确定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另外，随着民族教育学的不断完善，更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会逐渐被引入到民族教育的研究中，最终必将形成民族教育学主要的研充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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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红杰。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和体系浅见[J].北方民族，1992，(2).
关键词：基础教学；传承；实践教学；模式在对待传统基础教育文化的时候必须坚持传承而非返古的思路，进而才可以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创新。在对待外来基础教育文化问题上，必须坚持因地制宜而非拿来主义，更不能在中西陈旧的理论体系中往复循环，而应该根据基础教育的客观情况直面教学实践的本身，并以此纽带融汇中西已有的各种理论，提炼适合地方特色的模式构建方法，解决地方问题。
1融汇与传承
在面对已有基础教育实践教学理论指导问题上，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必须坚持三个着力点：一是传承融汇传统教育文化积淀避免文化倒退；二是将西方理论融汇为已所用避免效颦；三是基于地方基础教育实践本身对中外教育理论进行融汇，创造智慧课堂。
1.1坚持传承而非返古
基础教育传统是围绕着教育领域形成的世代相传的关于教育的处事方式，是一种对教育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号召力的文化力量，为此基础教育改革绝不能丢弃传统。一方面必须坚持传统，我国实践教学从源流来说，主要是以儒家课程与实践教学思想为主线的教育传统，“以孔、孟、荀为源，以董、韩、朱、陆、王（夫之）等为流，以王国维、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等为变”。这些教育思想在教育历史中获得赞许和认可，并逐渐成为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实践的理论指导，必须坚持传承。坚持而并非返古，传统虽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权威的“前见”逐渐成为“死板教条”时，必须对传统的教学积淀进行融会贯通的“领”与时俱进的“悟”，传承合理的文化内核，从而使传统的基础教育理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地方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必须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当地的基础教育现状及问题，结合基础教育实践教学的发展趋势，汲取的元素和灵感，形成一种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传统文化基因的实践教学模式架构。
1.2坚持借鉴而非效颦
在对待西方实践教学研究成果的问题上，地方基础教育实践教学面临着“东施效颦”的困境：近代以来，我国大量引入从古希腊、罗马到当代德、日、法、捷、美、苏、英等过课程与教学论思想。在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研究上常以谱系学、行动学、现象学、建构主义等带有浓郁西方色彩的分析视角透视地方教育实践，陷入了西式思维和表达，有的无视地方基础教育现状生搬硬套，最后东施效颦、南橘北枳。对待西方教学理论的方式不应该屈膝相望，而将其作为解决现实教学问题的工具书，仔细根据目录查看能解决地方实践教学哪个方面的问题。“冷存”各种西式理论，在适时于中国传统理论有机融合，使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用之不竭的养分，并在寻根、流传、质变的辩证运动中形成地方特色。
2检验与升华
地方实践教学模式建构不能只在理论范畴里做思辨，而必须深入地方基础教育实践中寻找问题域，在深入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升华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度，解决地方实践教学模式构建一直依赖经验流传的不完整性的问题。
2.1坚持“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从根本上讲，实践教学研究和其他教育学研究范畴一样都是事理研究，因而必须以教学实践本体为基点。这就要求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必须紧跟教学实践，将不断变化的教学实际作为教学论证的起点，从而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追寻适应时间、空间要求的教学事理，要想掌握真实的教育状况，就必须深入教育实际，进行亲身感受走访调研，在课堂上为研究导航，在学生与教师的口中探寻问题。必须在学校课堂的讲台上找出“是什么”的问题，在教师与学生的口分析“为什么”的问题，在大量的数据分析及教育体系理论深入梳理解读下找到“怎么办”的问题，完善具有地方基础教育特色的实践教学理论表达。
2.2坚持实验校正方向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实验是教育实践中平息争论的唯一方式，是检查教育成果的唯一方式，是排除了为迎合低级趣味而丢弃古老智慧的危险的情况下创建的不停地退出教育成果的唯一方式”。有效的教学实验参与是可以判别实践教学模式研究成果是教学经验的堆积还是具有时效性的科学范式的有力工具。正如王策山所说：“理论先行，进行教育实验，生成教学模式，进而上升理论，乃是从实践到理论的有效途径。”传统的实践教学模式是描述式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而实验室定量分析式对样本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拒绝文学式的笼统表达，同时确定主客分离的关系，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都作为独立的主体，合理把握主体间性，避免研究成果受到研究者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
3转化与创新
将国外的实践教学模式创造出中国范式、将古代教育智慧改良时代范式、将实践教学经验理论转化成为地域范式，这些变化不是目的而是方法，转化以基于地方、融通古今、连接中外为呈现形式的实践教学理论。
3.1以地方问题为转化与创新的基础
地方教学理论构建的基础在于如何促进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研究的范畴应该是地方性突出的针对性实践教学问题。地方教学问题域的形成，有利于推动地方特色实践教育范式的形成：一是地方特色教育智慧的传承有了基础，使文化积淀得以丰富，从而有效处理了传承和复古的辩证关系；二是国外教学实践模式中国范式有了平台，有了在平台上展示、量化、选择的依据，从而有效避免了“东施效颦”的闹剧；三是使现代中国教学实验有了重点，有效地避免了主观意识对实践教学的影响，真正地在教育问题上寻找突破口，对实证研究所产生的教育现状、问题、事理及规范进行地方式的描述与归纳，最终构建显著地方特色教学学术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从而提升地方教育问题研究对客观教育实践的引导能力。
3.2以原创理论解决地方需求、成为地方特色为研究路径
利用传统与西方实践教学模式作为出发点，从不同的侧面观测地方实践教学，提出假设进而验证是研究方法之一，但必须明确的是：根据这个起点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能够满足地方经济需要，促进地方教育特色改革发展的原创性问题的产生。想要问题的特色与原创就不能按照中国传统理论和西方理论的思维范式研究问题，而必须“冷存”各种理论，直面地方实践教学的本体，以原创性问题为基点，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让研究成果流向课堂、流向讲台、流向教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教学理论构架。将基础教学中的现实问题当作源点就能够给清晰判读论点与依据比例。找到“为什么”“是什么”的根本成因。
3.3以智慧课堂效能提升为核心，为实践教学改革发声
课堂是实践教学模式原始组成部分，高效的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离不开课堂的评价。试想在实践教学模式虽然按照原创性、地方性、时效性的产生研究成果，当成果放置于课堂进行检验时效果堪忧时候，所有的研究一文不值。基础教育实践教学研究应以智慧课堂效能提升为核心，为实践教学改革确定正确的方向。
智慧课堂如何构建，课堂效能如何提升，这是实践教学中的首要问题。在实践教学研究中在确定方式内容等内容后，最终着力点不论是任何课堂实践都是技术与艺术的对立统一体。什么是技术？一般认为，它是“产品的制造方法，采用的工艺或提供的服务或技能”有学者指出，“教学行为方式是教学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是由教学的方法、形式、手段、技术等构的行为样式。”可见，课堂技术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课堂技术与课堂艺术有机融合创造智慧课堂、特色课堂，是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重要目的。在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逐渐认识到：降低课堂重心，放手学生去学习、去思考，学生能做的事情尽量交给学生去完成；提炼“核心知识组块”打造简明实践教学课堂，倡导“实践出真知”是智慧高效课堂建构的核心因素，实践教学模式创建就是高效课堂的创建、高效课堂就是教与学、讲与练的整合和配方技术，将高效课堂背后的隐秘技术性结构呈现出来，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促进基础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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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初中国电化教育协会在深圳召开了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大会，桑新民教授（以下简称“桑”）应邀作了专题报告，会后本刊记者刘德亮（以下简称“记”）专程到广州对他就我国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专访。
记：作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工作者，您如何评价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历程？
桑：教育技术学是当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联系的纽带，是教育学科群中一门发展极其迅速的新兴分支学科，该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推动和指导我国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当前本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必要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是从电化教育学演变而来，在发展中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是“电化教育”阶段，这一名称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正值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之时。“电化教育”顾名思义，是在教育中运用了以电力为能源的教学工具和手段，从而提高了教学效率，从其内容和形式来看，则主要是指在教学中运用了视听技术以及后来的影视技术。
第二是“教育电视”阶段，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影视技术向教育领域的扩展，教育电视逐渐成为现代教育技术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并使电教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技术含量大为提高；另一方面不仅研究电视技术与媒体，而且研究教育内容与呈现、传播方式，这使电教研究的教育含量也大为提高（但若从教育思想和观念来分析，教育电视基本是单向传播与灌输的教学模式，因此仍然是传统教学观念与模式的延续。）。
第三是“现代信息技术”阶段，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教育技术领域经历了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并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制高点！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因此需要论证。
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教育技术的地位并不重要，因为教育技术仅仅是教学手段，而且传统教学手段对教学过程和效果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以多媒体和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不仅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学习方式，现代教育技术由此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
（1）从教学手段扩展为新的教育环境，并引起教学模式的变化；
（2）从教学手段扩展为教育资源，并引起课程与教材模式的变化；
此二者的结合，进一步导致了整个教育目标与评价体系的变化！这充分表明教育技术在教育实践中地位的明显提高。
记：从理论层面来看，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科出现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桑：从理论层面来看，1993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时，将《教育技术学》从原来附属在《教学论》中的三级学科提升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并设立了博士点，这促使我国教育技术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世界教育技术学前沿的进展。比如，美国教育技术“94新定义”的引进和研究对我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我个人认为，这些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从重视教的研究转向重视学的研究，尤其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教学过程双向互动的教学设计；
其二，从重视硬件建设、媒体使用与管理，转向重视学习过程（不仅是教学过程）和学习资源建设；
其三，从孤立地研究和发展技术、提供设备与技术的维修、服务，到重视技术与教育之内在结合，尤其是信息技术在新环境下学习与教学模式之创新，正在孕育出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新一代教育技术工作者和新一代教师，他们不仅代表中国教育技术发展的未来，而且代表中国教育的未来！
以上这三点变化，使教育技术从教育发展的外围深入到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与前沿，真正成为教育现代化的生长点和制高点！并使教育技术学在教育理论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必将逐渐对整个教育基础理论的现代化改造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记：作为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人员，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化现象？
桑：我在这里特别要呼吁重视网络文化的研究。国际互联网向教育领域的迅速扩展，不仅创造着一系列全新的教学形式，而且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网络文化与教育时空。从网络文化的广阔视野中深化网络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这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课题。我国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发展方面始终紧紧跟踪着世界前沿，但在网络文化的研究方面则明显滞后，由此导致网络教育发展层次和水平的相对滞后，这不仅是令人遗憾的，而且是令人深思的。
反思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态度，也许能给人更深刻的启示。鸦片战争对中国人的教训是沉重的，它使中国开始正视自己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但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并开始从西方引进洋枪洋炮，但却忽视甚至拒斥西方在科技创新背后的文化创新、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教育创新，致使中国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洋人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后面爬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跳跃式发展的机会。
如今，人类走出工业文明，步入信息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中华民族要想在这场历史性变革中实现跳跃式发展，不仅需要有经济创新、科技创新，而且要有文化与教育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也更艰难，因为它不仅需要创造前者的社会心理土壤，而且需要源源不断地为前者提供一代新人；同时，这两者又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文化教育的创新不仅需要有新的物质基础和条件，而且必须插上现代信息技术的翅膀。
从教育发展的视野来看，当前迫切需要在全体国民中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中，传播新世纪的文化价值观念，并据此改革教育模式，在新一代人身上塑造信息时代所必须的品格、能力、思维与行为方式，使我国广大教师和学生尽快适应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生存新环境。这是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加速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记：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技术界应该如何面对机遇和挑战？
桑：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教育技术也不再是以往教育技术工作者孤军奋战的舞台。在教育信息化的强大潮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三个战场，五支队伍，会师网络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
三个战场：1）遍布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正在经历着艰难的数字化改造，成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重要战场；2）高校校园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是近两年突击组建的方阵，不仅发展迅猛，而且实力雄厚；3）中小学网络教育和网校远程教育人数众多，前景广阔。
五支队伍：1）教育技术专业；2）开放教育（电大）系统；3）高校成人教育+网络中心；4）网上教育专家；5）IT产业：网络公司和教育软件产业。
传统的电教插上了现代教育技术的翅膀，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要做的事情显然很多，我认为首先必须更新教育技术观念，在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建设中取得实质性突破。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局限于物理学、无线电电子学、影视技术等自然科学与技术学科，以及传统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近年来，不少教育技术学者开始较多地关注现代心理学、教学设计、系统科学，由此推动了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发展，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当前，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电教的内容、形式、功能、价值，在这样的历史变革面前，置身其中的教育技术工作者，首先应该更新的正是技术观和教育观，以及作为二者之内在统一体的教育技术观！只有用先进的教育技术观指导，才能从千变万化的教育技术景观和五花八门的教育技术理论中，深刻、科学地把握教育技术的本质及其演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记：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网络化教学模式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桑：网络化学习模式的主要特点：1）近程与远程交互的跨时空协同学习；2）自主性、个性化的自我构建式学习；3）任务驱动式的综合与分科相结合的非线性—网络化学习；
网络化教学模式的主要优势：跨时空、大信息量、交互性和个性化是网络化教学水平和实力的主要标志；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方便的获取方式是网络化教学发展中的难点；个性化、远程化、智能化的教育评价和考试模式是网络化教学健康发展的指挥棒；能否尽快培养出一批能够理解和适应网络文化， 并能参与网络文化创造的优秀教师队伍，是网络化教学成败的关键，因为只有依靠这支队伍，才能成功创造出新型的远程学习与教育模式。
记：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网络化、信息化，我国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桑：随着二十一世纪的降临，整个社会生活越来越走向信息化，并导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越来越走向网络化、虚拟化、国际化、个性化。目前全国各大学校园网已经普遍建立，近5至10年内，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将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如何使广大师生尽快适应这种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生存新环境？这是我国教育界必须着重研究和思考的重大课题。互联网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消费者、用户，而最广大、也最具潜力的两大领域正是电子商务和远程教育！许多有远见的战略家和有实力的企业家，尤其IT产业都看好网络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这个网络经济、文化、技术发展的新生长点，抓住这个生长点，不仅能推动教育的全面改革和跳跃式发展，而且会全面推动信息产业乃至整个网络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因此，对远程教育的战略研究已经开始从一个部门、领域关注的课题，上升为跨领域、跨学科关注和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各国高层领导、决策者所重视和关注的课题。
记：我国教育技术专业的发展很快，您认为我们教育技术界应该着重研究哪些课题？
桑：当前迫切需要加速我国教育技术专业发展的规范与创新，走向国际化与民族化、科学化与现代化的内在统一。为此需要加强对本学科世界前沿的追踪研究，倡导与相关学科和领域的交流合作，鼓励不同学派的争鸣，为确保本学科的健康发展， 建议研究以下课题：
1．当代信息技术前沿跟踪与教育应用研究；
2．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研究；
3．国外教育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模式、评价管理模式及优秀论著与教材的引进，尤其是《教育技术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材体系亟待更新，这是专业的标志性课程和基本建设，也是专业吸引力的关键之所在！
4．国外优秀教育技术专业网站资源研究；
5．教育技术专业的文化、艺术基础研究；
6．我国教育技术专业办学模式，合理分布与发展规划研究。
记：您是如何看待我国教育技术专业的基础理论建设？
桑：我个人认为，教育技术必须有教育理论基础、技术基础、艺术基础这三大基础支撑，而将这三大基础整合起来的，则是信息技术新环境下的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
教育技术的教育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信息时代的学习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教育传播理论，这三大理论都面临深刻的历史变革（如教育传播理论正在从电视时代的单向传播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的交互式传播新模式，这显然必须超越作为经典传播学理论基础的戴尔“经验之塔”！）将这三大理论整合起来的是系统科学方法论；
教育技术的主要技术基础包括：多媒体技术（这是前台技术，其中包含了非线性编辑等数字时代的教育电视技术）、数据库技术（这是后台技术）、通讯技术（包括天网、地网和人机通讯技术），将这三大技术基础整合起来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各种复杂技术要想在教育中广泛采用，必须人性化、“傻瓜化”，也就是智能化）；
教育技术的主要艺术基础包括：语言文字艺术（口才与文才是传统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艺术基础）、数字视觉艺术、数字听觉艺术（后两者是多媒体时代教师和学生不可缺少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将这三大艺术基础整合起来的是尚未引起教育技术研究者足够重视的数字文化艺术。
以上这些应该成为教育技术专业适应数字化生存挑战所必须开设的课程体系之内在结构，也是教育技术专业每一个合格毕业生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显然，这样的毕业生在网络教育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必然供不应求，而且从物理系、计算机系和教育学、心理学系都培养不出来！
记：我国的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本科专业，您对教育技术专业课程有什么构想？
桑：我国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本科专业，是1983年才建立的，在将近二十年的学科建设发展中，本专业广大研究者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逐步开设出了不同风格的专业课程体系，但由于本领域技术发展太快，理论涵盖的范围又太广，因此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与课程体系至今尚不够完善，大部分课程是从其他专业照搬或移植而来，其基础理论建设显然还不尽人意，最明显的莫过于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电化教育学》或《教育技术学》至今还缺乏理论深度和较为完整的范畴—理论体系。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其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不仅应该区别于物理系、计算机系和教育学、心理学系，而且必须有其不可替代性！
记：您在国内率先开设教育类公共课程《步入信息时代的学习理论与实践》，对此您有什么感受？
桑：我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较深入地研究了信息时代对学生素养提出的挑战和新要求，结合中国实际从3个层次6个方面提出了信息素养的内在结构。教给学生信息时代该怎么学习，尤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怎么学习，让学生总结自己学习的个性、特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会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学会运用信息技术高效地学习，学会在研究和创造中学习等（文字版教材2000年11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门课程的新型学习与教学模式探索中，我们创造了可视化、层次化的教学目标模式，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个性化学习目标的制定与评价过程中来，并运用创作个人学习主页的方式进行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下学习与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用资源库代替教材、教参，并由师生共同编写和创建本门课程的教材和教学资源库，形成基于网络资源库的课程与教材新模式；我们还在国内率先提出：不能把信息化环境中学习新模式的探索仅仅局限在多媒体和网络上，必须把“三个世界”的学习经验综合起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所创造的虚拟现实学习之独特优势，引导和促进学生在经验世界和语言文字世界中学习活动与学习经验的整合，不断促进和提高学生在“三个世界”中学习的自主性、协作性和创造性，这才是信息化环境中成功学习与教学模式的奥秘之所在。（《“网校”远程教育模式的反思与畅想》，《中国教育报》“制高点”栏目99年6月28日）。这门课程的开设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获2001年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目前我们正在将这种新的学习模式推广到中小学和教师培训体系中，并承担了全国唯一的中学信息技术教育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运用当代信息技术和全新的培训理念，正在创建“跨时空、超文本、自组织、个性化”的高效学习与培训新模式。
记：您是怎样理解哲学、未来教育与教育技术之间的关系？
桑：我最初的专业方向是哲学，主要感兴趣的是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转向教育哲学和未来教育的研究与实验。在未来教育的研究中，我强烈感受到教育发展有两个重要的生长点，其一是当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必将导致教育领域产生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其二是激烈竞争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使个体的心理健康受到严峻挑战，迫切要求教育系统加强对健康个性的系统培养。于是我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计算机，研究多媒体和网络对教育产生的影响，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直至九十年代中期完全转行专门从事现代教育技术的研究，当然主要还是教育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所以，我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还只能算是一个新兵，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客串”。
由于有哲学和教育学的学术背景和实践基础，所以，我从事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也有某些独特的优势。近十年来，我将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同当代信息技术理论与实践以及大学和中小学教育改革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学习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以及教育信息化理论与规划等研究领域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成人教育 发展 理论研究 属性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1 成人教育发展战略中所遇到各种问题的提出
目前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目前成人教育的基础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于成人教育这个基本概念，目前教育理论界尚缺乏统一的认识；其次，对于成教基础性理论以及教育理念的研究较为落后，对于成教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目前成人教育发展理论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侧重于操作性以及技术性方面，对于成教发展较深层次的基础理论研究目前较少，研究过程中缺乏系统性以及整体性；最后，成人教育目前发展的比例存在这严重失调的现象，严重限制了成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目前成人教育的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不深入以及系统性不强等是限制成人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正确认识成教发展的现状，不断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才能够为成教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以及发展的前提。
2 成人教育发展战略的几个新基本观点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成人教育的发展状况的相关因素较多，其中包含诸多决定性的因素。从目前成人教育发展的现状以及本质来看，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主要决定性因素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育工作者必须对于教育体制有较为深刻、清晰的认识。主要就是对于教育方面的基本理念的认识与理解。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与理论性，在教育研究过程中能够以此作为主要依据，并作为教育理念的确立、战略发展制定的依据及基础。目前可以借鉴的主要有现有先进的教育思想以及教育理念，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观念；其次是教育对象方面的研究。所涉及到的研究主要是对象的需求以及特点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教育对象的学习认知规律以及学习的系统结构。教育、学习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方面。教育的目标和依据就是学习者的需要以及社会的实际需求。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状况以及学习者本身的需要一直是教育的出发点以及最终归宿点，因此教育战略决策的制定以及实施就必须建立在对于学习对象以及学习的系统的整体研究的基础之上。最后需要进行研究分析的有关于成人高等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理论。从哲学、教育学等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在教育过程中的人是整个教育的主体，教育的对象、教育的组织者以及教育的决策者都是人。所以对于人尤其是人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对于教育理论中教育生存以及发展的成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质上分析可以得出，人始终是教育最基本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的归宿点，人是整个教育过程的全部，因此教育本质功能的认识依赖于对于人的本质属性研究观念的认识与理解。
因此对于教育过程的研究一定要能够坚持研究教育的核心是人的基本观念，在研究中一定要注重对于人本质属性深层次的把握，进一步明确教育的本质。教育成功生存以及发展研究的关键在于对人的本质研究。只有在解决好对于人的研究的问题，教育的核心理论基础才会确立。
3 成人教育发展战略中研究所采取的基本路线
在进行成人教育的发展战略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所采取的基本路线政策。实际上由于教育的主体是人，所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的本质属性、教育的本质以及教育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其次是对人的本质属性以及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索，主要分析解决的教育的功能层次以及本质问题；最后需要分析的就是如何进行教育本质功能的实施，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要能够为成人教育发展战略方面提供实践经验以及理论依据的问题。
关键词：多媒体；理论研究；教育应用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7）09-0014-04
本论文中所涉及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的研究样本是以中国知网所收录的关于多媒体学习为核心的期刊论文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为主，将知网的检索时间段定位于2005年1月至2014年5月。检索选择的学科领域涉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与特殊教育和老年人教育等，但知网中关于特殊教育的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段几乎没有出现。在知网中，以“多媒体学习”为篇名，共检索期刊论文186篇，硕博士论文43篇。共计样本总数为229篇。
一、多媒体学习研究历程分析
以时间发展为序，从2005至2014年的10个年度里，关于多媒体学习的论文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期刊论文的研究从2005年开始，当年有6篇关于多媒体学习的文章，其内容主要是对多媒体学习理论以及理论指导的研究。国内多媒体学习一直是以国外多媒体的领军人梅耶（Mayer）的研究成果作为指导。在2008年后的6年中，多媒体学习的理论研究论文稳定，应用性研究增多，到2013年达到研究顶峰。这个时间段论文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反映出教育技术进步趋势下，多媒体学习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引起了广大研究者对教育应用研究的重视。从2010年到2012年，论文数量缓和，论文数量波动不算太大，基本处于平稳状态。但是在研究的深度上有大的进展。
根据图1中显示的论文分布趋势，可将多媒体学习理论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发展期（2005-2008年）
《生物学交互式多媒体学习系统的设计》是我国1999年张欣最早发表的多媒体研究论文。这是国内第一次以多媒体学习为题来介绍交互式多媒体学习系统在生物学方面的设计思想和实现。从2005年开始，多媒体学习研究步入发展期。发展前期，是对多媒体学习理论以及少量多媒体学习系统的介绍和分析，为多媒体学习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发展中期，是以多媒体学习理论因素为基础，对多媒体学习教育应用的发展进行分析归纳。发展后期，是对多媒体学习的理论基础完善和向其他领域的进一步加深，拓宽渠道。发展期对系统和应用的研究比较少，理论研究多。
2.成熟期（2009-2012年）
从2009年开始，国内学者对多媒体学习的研究逐渐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理性阶段，多媒体学习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中教育应用得到快速发展。相比前期，2012年多媒体学习到了成熟期，多媒体学习应用领域有初级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老年人教育等，其中尤以初等和高等教育居多。系统的理论基础、资源网站的构建、教育者素质和专业的发展、受教育者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发展学习多元化都是对学习起到支持作用的保障。成熟期时间段还出现了多媒体学习研究中不同目标所出现的一系列实践研究类成果。
3.深化和创新期（2013-2014年）
从2013年开始，对多媒体学习的研究开始进入了多个领域的深化与创新阶段。有对多媒体学习中理论的加深探讨、教育领域的多媒体学习最优实现，对已有的应用领域进行更加微观层次的深入探究以及新视角研究。在多媒体学习深化和创新期，李依霖提到的国语教材需要改变和提高，使适合学习者个人的专用学习课程得到开发和发展。
二、多媒体学习研究的内容分析
多媒体学习研究历程内容分为六类。有些论文可能涉及多个主题，所以统计的时候放在侧重论述的类目里。如表1所示，表中统计数量等于实际样本数。
通过表1所统计的数据得出，多媒体学习应用占比55.5%为最高，其次为18.8%的基础研究，最后是11.4%的发展成果。表1显示，多媒体学习的应用研究从早期关于基础理论和简单应用概述，过渡到应用研究，包括三小类（支持教学、支持学习培养能力、教师专业化发展方面），以及到后期关注发展成果分析。应用研究占比高，而其中的支持教学、支持学习培养能力所占比重最高，成为研究内容分析的重点。
1.基于理论基础的研究
多媒体学习理论基础研究是以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为核心所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是进行多媒体学习应用研究的前提与保障，也是正确认识、理解多媒体学习的关键之处。多媒体学习的理论基础研究与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与广泛应用性相关联的研究工作有机结合，将其引入多媒体教育领域中。其中国外最有影响力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是教育学专家理查德・梅耶。他在2012年发表的《理查德・梅耶多媒体学习的理论基础》一文中，明确指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是在三种假设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三种假设分别是容量有限假设、主动加工假设及双重通道假设。理查德・梅耶提出的这三种假设的理论前提是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生成学习理论、双重编码理论及工作记忆模型等。这些理论都是构成多媒体学习理论的基础性研究。
国内多媒体教育技术前期一直存在两种态度和观点，一种态度是认为多媒体学习对教育中教学的运用和教学效果不一定起作用；另一种态度就是支持多媒体学习的人，他们认为多媒体学习是可以对学习起到促进作用以及ρ习起到优化效果的。后期国内大多学者对多媒体学习的作用予以肯定且都认为多媒体学习是对学习有帮助的。伴随着多媒体学习在技术方面的飞速发展，多媒体学习依据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成果得出的结论以及多媒体学习的自身特点，使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2.基于实践应用的研究
本文对参考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多数学者将多媒体学习视作提高教学质量、支持教学培养学生的能力以及对教师专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主要手段。基于教师、学习者、教学内容、教学活动与教学环境等因素去构建教学应用模型，并将教学设计流程加以分类。
（1）支持教学
国内多媒体学习的研究是理查德・梅耶构建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基于双重通道假设、容量有限假设和主动加工假设，而这三大假设又是基于不同的理论推演出来的。
多媒体学多是基于计算机或多媒体，受教育者可以得到一些与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等。它具有字典和查询表的功能，可以查询专业和不专业的知识，也有GPS导航的功能，加入学习文本来引导受教育者去进行指定的活动。
多媒体学习中的个人自学、个别辅导、同伴帮助、小组教学、集体教学等结合起来进行。在支持学科教学的研究中，文献类目和数量包含有英语、数学、语文等，还包含有一些特殊教育和老年人教育。究其原因，是多媒体学习应用于语言类学科的交际型教学方法与写作学习的教学要求正好相符。
（2）支持学习与培养能力
多媒体学习不仅单独地停留在理论基础和教学支持上，而且对学习者学习时能力的塑造和培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关于支持学习、培养能力的研究就是对学习者多种学习方式的综合，可以是对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自主性、创造性的激发与启示，也可以对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合作能力、高级思维能力、协作精神与自学能力的培养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大量研究者专注于中等以及高等教育研究，对其他教育阶段的思考与实践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涉及。探究的多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关系，从认知、心理、社会行为三个层面出发研究了多媒体学习对教师以及学生的影响和关系。
（3）教师专业化发展
多媒体学习支持教师专业发展表现在：对教师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帮助教师开展教育指导，更好地提炼原有知识、促进教学反思；促进教师共同发展模式的形成，使教师多交流心得和学习经验；利于教师知识更多的积累和创新；提升教师教学、教科研能力。
3.发展成果
应用研究中具有结论意义的论文是发展成果类期刊和博士硕士论文，发展成果中对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应用更加密切。在教育方面的发展是提出各种适合学习的多媒体学习模型，使模型按照最优的模式和方式呈现出来，达到对教学的最优效果。
王晓丹等人在对以往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型。新的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型从三个加工通道，即动觉、知觉和语义三方面，将其按照编码形式和加工信息的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基于动觉通道的认知模型是将人体的运动器官所感受到的所有外界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并做数据信息分析处理，依据大量的前期数据，制作出动觉模型。动觉通道一律采用全自动化的编码方式进行数据操作。将知觉通道与感觉器官相结合，运用其收集获得的外界信息进行数据编码，进而使人体自主构建知觉模型。知觉模型的编码方式与动觉模型有所不同，它是采用的激活联接编码方式进行数据操作的。语义通道将动觉通道与知觉通道相结合，将这两个通道中的有意义的符号信息提取出来，进行认知模型的构建。它的编码方式与前两个通道略有不同，编码采用的形式是类比编码和命题编码。集多人之智慧构建出的新型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式将知觉、动觉和语义这三个加工通道之间的关系定位于相o相成、互补不足、相互影响，最终形成全面、科学、严谨的认知整体。
4.技术和其他
多媒体学习支持下的资源建设包括开发系统和资源建设，主要分布于系统设计和教学资源建设两个方面。
仇芒仙早期对协同学习系统（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Learning，简称CSCL）的开发应用在当下的状况做了对比分析，指出超过5人就会使CSCL系统速度减小、变慢，在此情况下提出了多媒体学习系统构架，基于Web的构架可以填补多媒体学习系统原理和所需的技术部分。李依霖关于个人适应型技术中国语系统的构造进行了说明，各个学习者专门使用的教材的特殊性使用户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就设置了关于每个学习者相对应的预备测试，这样做可以及时正确地掌握学习者的正常水平，科学测试题是针对多个知识的相关集合而设计的。通过对用户测试后，会根据测试的相关结果，系统对用户也就是学习者提供相关合适的学习课程，最后经过用户或学习者自身的确认和规划，从而开发出专用课程。多媒体学习系统的实现使多媒体学习软件的设计和开发相继推出，促进各个领域教学和学习进步。
在期刊论文中教学资源建设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少，比重较高的是建设资源网站。 龚琪琳基于设计和开发了互动多媒体学习社区网站，它对新用户登录注册等进行了详细叙述，还包含一些其他功能，如多媒体学习中学习者可以实现在网上的教学讨论。
三、多媒体学习的不足与前景
国内多媒体学习研究在经历了怀疑和认同后，多媒体学习在教育的应用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大范围的普及，使多媒体学习一度成为教师和一些传递信息者的首选工具。但是多媒体学习在应用中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暴露许多缺陷，要想实现多媒体学习的最优效果，还得在漏洞上补充，在进步中反思，最终实现教育的目的和本质。
1.加深理论研究和理论基础
多媒体学习研究中取得未来发展的思想资源是从哪些新理论与新方法中获取的成为深化理论的决定性问题。多媒体学习研究的方法理论当下正在进行着一次蜕变，多媒体学习中很多科学研究在更新完善，认知新理论不断增多，新的多媒体学习研究法不断出现，这对多媒体学习科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优越的资源。代表性的有具身认知理论、基于设计的研究方法论和会话分析方法三大类。
2.各种呈现和组合方式对学习者的最优效果
Mayer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总结成多媒体设计七原则，即认知原则、时间接近原则、空间接近原则、通道原则、冗余原则、一致性原则和个体差异原则。多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多媒体以其自身文字与图形相结合的特点，对我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生产有根本性的影响。
3.拓宽多媒体学习资源通道
多媒体学习中多媒体教学已成为日常教学的必备手段。多媒体教学运用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进行交互式教学所共同综合起来的网络教育，对改善我们以往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有很大的启示，使旧的教学模式和手段得以改变。实质上是对以往旧教学观念和教学思想的改变，促使学习者运用现代多媒体学习技能更好地学习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实现同世界接轨的教育。所以多媒体学习资源建设应该加大各个领域的扩展，使每个年龄段的学习资源丰富且有深度。
四、结语
多媒体在信息时代是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当代大量的信息给我们开通了多种便捷渠道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烦恼。使我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同时也在遗忘或者误导知识。多媒体学习作为教学模式中普遍运用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将纷繁复杂的内容有条理生动地表达出来，使受教育者在承受范围内轻松愉快地学习，而且多媒体学习可以使受教育者提高自身信息素养、自学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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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珊珊.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交互式多媒体学习环境设计[J].社会心理学，2010（6）：117-128.
关键词： 多民族环境 本土母语音乐 校本课程开发 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音乐教育的国家，但事实上并未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催生出完整的音乐教育体系。当前形势下，面对我国音乐教育“重西方，轻传统”的现状反思，伴随新的《音乐课程标准》“丰富音乐教育的人文内涵，强调引导学生通过音乐作品和音乐活动熟悉本民族的音乐文化，扩展文化事业，逐步树立平等交流、并存共荣的多元文化观”的倡导，使得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入。无论是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角度，还是从音乐教育学的研究角度，对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问题探讨，在国内外受到持续关注。
一、视线：政策推动实践，理念推动发展
1.国内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相关政策与发展状况
200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拉开了序幕，而《课程标准》及新教材的编写和试用标志着课程改革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改革力度最大、国家投入资金最多的一次课程改革，涉及培养目标的变化、课程结构的调整、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教材改革、课程资源的开发、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师资培训及保障支撑系统等，可以肯定此举必将牵动整个基础教育的全面改革。另外，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和我国三级课程管理制度的正式实行，以校为本的“关注学生实际发展需要、关注教师专业研究能力、关注学校办学特色构建”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校本课程开发”应运而生，并将成为我国今后至少三十年内课程改革的重大课题。
2.当前形势下的音乐教育改革新理念与多民族环境下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化状况
我国音乐教育长期以来，因受“欧洲音乐中心论”和“汉族音乐优势论”的影响，致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母语音乐正面临“传承逐步沙漠化，情感不断流失”的尴尬局面和严峻挑战。基于这一形势，早在1995年12月于广州召开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上就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新理念，而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母语音乐教育”则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音乐学科的校本化课程建设中，因各省区域的多民族构成不同及研究方向的专注点不同，对于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虽然也有一些局部的乡土音乐文化资源得以挖掘，但在具体校本化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总体缺乏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可供借鉴的相关科研成果少之又少。
3.世界各国音乐教育有关本土音乐文化的校本化建设历程
在当前音乐教育本土化的研究中，重新审视世界各国的现代音乐教育，我们认识到，多数国家本土音乐文化的校本化建设历程，都主要的体现并暗含于各自的音乐教育体系和音乐教育科研项目成果之中。比较典型的如瑞士的“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体系”，是先于相关校本理论出现的20世纪最早、对后继有深远影响而且至今仍以开放性的姿态发展着的音乐教育体系；匈牙利的“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是最早提出音乐教育本土化而且具有深刻教育哲学思想和高标准艺术审美要求并在理论与实践中对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的音乐教育体系；德国的“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而且具有丰富教学实践内容体现并深受教师和儿童喜爱的音乐教育体系等。另外，其他音乐教育体系如“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日本铃木镇一的才能教育”、“前苏联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等及美国著名的音乐教育科研项目成果“曼哈顿维尔音乐课程计划”、“综合音乐素质教育”等，都为各国本土音乐文化的校本化建设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指导和操作模式。
4.欧美近些年来音乐教育改革的发展动态及未来趋势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教育改革浪潮迭起，已形成历史上影响最广泛、最深刻、全方位、大动作的世界性教育改革运动，其实质是努力构建适应21世纪国际竞争和本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新的教育体系。综观欧美各国学校音乐教育改革的最新动向，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相关学科的影响，音乐教育中音乐与其他学科之间的逐渐融合与相互渗透已成为未来趋势，预示着美好的发展前景。对于音乐教育的本质、功能和目的等一系列问题的再探讨，正在不断地深入进行，相应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持续不断。
二、基点：从理论到实践，从经验到创新
本土母语音乐与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在联系及二者在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实践应用层面上的灵活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问题，是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主题之所在。
1.从理论到实践的三个层面
（1）收集并分析国内外“校本课程开发”的相关政策及理论，了解世界课程改革的潮流和我国课程改革的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教育学提供的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将有效地解决“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中的疑难问题，大大有助于加快研究进程。
（2）观察并研究国内外“校本课程开发”的成功案例及实验，把握当前形势下音乐学科的课程资源之挖掘、整理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开展必要相应的采风活动和教学实验为基础，从中积累较多经验，以初步掌握特定民族区域内本土的母语音乐特点，为研究认知要求奠定良好的感性基础。
（3）在“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收集并整理我国众多世居少数民族的典范音乐，为各区域民族的本土母语音乐的校本化开发课程资源。如由各地州的知名学者和民间艺人提供大量各种形式的本土母语音乐资源（可有偿获取），加之一些开放性的馆藏资源，为研究的资源配置给予了一定的选择余地。
2.从经验到创新的两个飞跃
（1）通过定点教学实验及若干关键问题的全面分析，探讨片区范围内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模式，为探索更大区域范围内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建设提供经验依据。
（2）依靠上述基础综合进行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教学实体的研究，通过若干关键问题的全面分析和具体探讨，努力构建不同区域范围内本土母语音乐的校本课程特色。
三、模式：内容与形式的融合，实践与理论的互动
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在模式上不是固定的，但有一个基本模式观念是：开发内容要因地制宜，内容设置要因人而异。
1.内容与形式的融合
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表层模式在于把“音乐学中的本土母语音乐资源”和“教育学中的校本课程开发理论”进行内容与形式的两相融合，逐步以跨学科式的“音乐教育学科新门类”效应呈现。依靠内容与形式的融合，把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具体课堂模式引入到各中小学的基础音乐教育当中，为基础音乐教育的课程改革创造条件并积极实施课改，真正实现符合我国各区域特点的民族音乐教育，努力打造我国尤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教育的办学特色，凸显“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和这一思想指导下不断深入的方法、手段等目标。
2.实践与理论的互动
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深层模式是在对各个区域民族“本土母语音乐”了解与把握和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校本课程开发”学习与研究的双层基础上拟行展开的，是实践与理论的两相互动，是探索适合不同区域民族特色的校本化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基础。这一构建过程，将逐步提高我们对民族母语音乐文化的认知水平，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民族本位意识，并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及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都将有着非常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随着实践与理论的互支互动不断深入，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在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中成熟起来的方法基础，又可为艺术教育的其他姊妹学科的校本化课程建设提供宝贵的研究经验。
四、实体：从点滴做起，重视教学实效
鉴于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教育学方面不但具有理论创新性，而且具有极为鲜明的实践应用性，一般作为研究者既是基础性资料的理论创新者，同时又是教育性实体的实践应用者，故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载体主要有三个方面：
1.分析资料与乐谱汇编
主要包括校本课程开发理论的系统整理与分析和本土母语音乐资源电子乐谱的全面制作与注解，成果名称可为《××校本课程开发与××本土母语音乐》（或可编为两个分册：①《××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基础和现状分析》；②《××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曲选》），其应用前景主要体现在为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建设性决策依据和丰富的基础性资料。
2.片区性教学实验报告
以某片区为教学实体开展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定点教学实验，并从中总结本土母语音乐在校本课程开发中的一般规律，成果名称可为《××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教学实验报告》，其应用前景主要体现在直接为其他民族片区音乐教学提供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模式上的经验借鉴。
3.其它方面的研究活动
通过把握“本土母语音乐”与“校本课程开发”在学科上的内在联系及二者结合过程中的互动效应，拟可在相关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片区性甚或区域性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内容以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课堂教学论为主。另外也可利用网络论坛等其它形式实现上述目标。
五、流程：细化分工，分段进行
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涉及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本土母语音乐，加之校本课程开发的科学性和复杂性，不仅需要系统的民族音乐学知识，而且要有全面的音乐教育学等相关知识。正是由于既要对我国本土母语音乐各乐种进行全面考察与分析，又要对当前国内校本课程开发理念下的成功案例进行学习与探讨，因此，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深入研究必须在充分挖掘与整理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而随之展开。按某一个片区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拟以下流程：
1.准备工作：感性材料占有阶段
一方面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采风的研究方法收集与挖掘本片区范围内各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母语音乐经典曲目。另一方面通过专题讲座和学术研讨的研究方法学习与把握我国校本课程开发的相关知识体系以及前沿理论。
2.前期工作：感性材料分析阶段
一方面通过民族音乐学的相关知识筛选并注释已获得的本片区范围内各少数民族的本土母语音乐并制作成谱，另一方面通过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索与论证本片区本土母语音乐校本化的可行性模式并编辑分析相关数据信息。
3.中期工作：课堂教学实验阶段
在对本片区本土母语音乐分类整理和对校本课程开发理论归纳的基础上，以本片区范围内的部分中小学为实验试点开展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证性研究，既是校本课程开发在音乐教育领域的理论探索，也是校本课程开发在音乐课堂教学上的具体实践。
4.后期工作：实践理论升华阶段
在上述基础上，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研究，对本土母语音乐与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内涵作出全面的、切合实际的结论，并最终以研究论文的形式详尽阐述以本土母语音乐为主体、以校本课程开发为主导的音乐教育课程改革的内在本质和一般规律，着力探究多民族环境下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体系。
六、结语
中国音乐教育中“西乐为主”课程观的长期影响，是导致我国尤其多民族地区本土母语音乐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适逢新时期音乐教育改革，借以“校本课程开发”的热潮，将“本土母语音乐”注入课程并引入课堂，是优秀独特的民族音乐文化得以有效挖掘、整理和研究的有效途径。以传承求发展，化危机为契机，让我们共同探索――为音乐教育改革新局面的到来积极创造条件，为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新体系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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