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1 12:55:31
1.城市竞争力概念框架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具有明确直观含义却又不易精确把握的概念，但它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城市价值是由城市企业或经济人创造的。每一个城市的产业群都由若干产业组成，每个产业又分若干个产业部门和环节，每一部门和环节又有不少企业，城市价值体系是所有企业价值体的集合。所有影响城市价值体系的各种因素或力量的综合即是城市竞争力。城市价值体系的状况及变动表现着城市竞争力的状况及变动。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其众多的要素和环境子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共同集合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创造城市价值。概括地表示：
城市竞争力＝F（硬竞争力、软竞争力）＝城市产业竞争力之和
硬分力＝人才竞争力＋资本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区位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聚集力
软分力＝秩序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管理竞争力＋开放竞争力
人才竞争力包括城市劳动者队伍的数量、质量和未来潜力。资本力包括资本的存量、可得的便利性和金融控制力。科技力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资源的存量，也包括科技的创新和转化能力。城市结构有广泛的含义，结构力这里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城市产业专业化程度及城市的空间结构等。环境力指城市环境状况，如气候条件、环境质量、风景名胜等。区位力这里是指城市综合区位力，包括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区位、科技、政治区位等。聚集力指城市的人口、生产要素的聚集和企业、产业的群集状况和能力。秩序力指城市政治、经济及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稳定性、经济安全性和社会治安状况等。制度力是城市、城市企业以及城市所在的国家在城市层面表现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制度等。文化力是城市所特有的市民社会意识、道德观念、城市文化氛围和风俗习惯。管理力包括城市、城市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水平及管理效率。开放力包括城市内部各要素、城市与区域内外（包括国内外）联系的程度。
2.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
城市基础设施是以物质形态为特征的城市基础结构系统，是指城市可利用的各种设施及质量，包括交通系统，通讯系统，能源动力系统，住房储备，文、卫、科教机构和设施等。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载体，是真正属于城市的不可移动要素。设施力是一定的基础设施所形成影响城市产业价值形成的力量。
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类型、水平直接影响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城市基础设施质量（基础设施个体质量、空间匹配）的状况影响城市的产品成本和竞争力。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竞争力将成为城市总体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础设施对提高城市竞争力作用中，技术性基础设施越来越至关重要。技术性基础设施状况决定一个城市产业的水平，拥有发达的高技术的基础设施，可以吸引和培育高技术高附加的产业（包括金融业），创造和持续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城市竞争力。
基础设施通过影响城市产业收益回报率，塑造城市吸引人才、技术、资金、资源等要素的能力，将影响城市的产业规模和产业素质。
二、中国24城市竞争力的计量和分析
检验和分析城市竞争力与城市基础设施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说，首先要设计表现它们的指标体系，选取样本城市，运用有关方法采集和处理样本指标数据，应用有关分析方法计算出各样本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
1.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标设计
(1)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根据理论框架，本文选取了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四个关键性指标，构建一个简单的指标体系。①市场占有率。它是企业竞争力大小的最直接表现。对于城市而言，市场占有率反映一个城市域外产品需求的大小，反映其产品在全部城市产品市场中的份额，反映了一个城市创造价值的相对规模。②GDP的增长率。城市竞争是贸易竞争，更是增长的竞争。城市吸引、占领、争夺、控制资源和市场创造价值的能力、潜力及持续性决定于GDP的长期增长。GDP增长率反映了城市价值扩展的速度及潜力。③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城市技术水平和各种经济效益，即城市生产力水平的综合反映，它从质量上反映城市竞争力，它是城市创造价值的投入产出效率的一个集中表现。④居民人均收入。即居民收入的综合性上反映了城市在域内和域外创造价值的状况。它能把城市的域外收益表现出来，能反映城市的对外吸引和控制能力。它也是一个反映水平的指标。
(2)城市设施竞争力指标体系。①基本基础设施。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城市能源、交通、道路、住房等八项具体指标综合构成，反映城市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的水平；对外基础设施综合指标。由城市货运量和客运量指标综合构成，反映城市公路、铁路、水运等基础设施状况，这是一个主客观综合指标。②技术基础设施。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反映城市基本技术基础设施的现状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城市现代交通、通讯、信息设施的综合指数，由先进交通设施指标港口个数、机场等级、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地铁个数、光缆线路数加权综合构成，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③社会基础设施。文化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公共藏书量、文化馆、影剧院指标加权综合构成。反映城市的文化设施状况。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卫生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医院个数、万人医院床位数综合构成，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设施力指标从基本设施、社会基础设施、技术性基础设施三方面反映城市基础设施的基本状况和技术状况。
2.样本城市指标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1)样本城市的选取。本文根据有基本统计数据和有代表性两个原则，选取了24个样本城市。这些城市一般都有城市统计年鉴或城市年鉴，它们同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从规模上看，它们之中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从地区分布上看，它们之中有：西部城市，中部城市，东部城市；东部地区的城市又有珠江三角洲城市，闽浙沿海城市，长江三角洲城市，环渤海湾地区城市等。
(2)指标数据的处理。由于城市竞争力各项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因此，要对这些指标进行综合集成，所有指标数据都必须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城市综合竞争力及城市基础设施竞争力的计量
数量统计中的主成份分析法原来是用于处理多维随机变量在线性变换下其分量相关问题的，它通过求协方差阵或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根运算，按指定的贡献率求出集中原来随机变量主要信息的、相互无关的主成份。它可以用来计算多变量样本的相对数值，即构造样本的指数。利用主成份原理编程，输入标准化的数据，计算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的得分和排序，如表1、表2。利用主成份分析构建的竞争力指数有一部分为负值，这里的负值并不代表其竞争力的真实含义，而是说明该城市在被选城市的所有城市中的相对地位，即是处在平均水平之下的。
表1城市综合竞争力及表现要素得分和排序表
附图
数据来源：指标数据由1997-1999年《中国城市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有关部委专业年鉴的有关数据拟合而成。
从表1第一列可见，在24个样本城市的得分中，上海得分最高，为1.47。24个样本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从1到24的排序依次是上海、深圳、广州、北京、厦门、无锡、天津、大连、杭州、南京、珠海、东莞、青岛、武汉、温州、福州、重庆、苏州、成都、宁波、石家庄、西安、哈尔滨、南昌。从区域整体的角度上大致地看，从强到弱依次是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闽江流域、环渤海地区、我国中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前十强的城市都在东部地区，在前十名左右的城市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东南沿海的几个中等城市，东莞、温州等城市的竞争力竟在武汉、重庆之上。
表224城市设施力及构成要素得分及排序
附图
数据来源：指标数据由1997-1999年《中国城市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有关部委专业年鉴的有关数据拟合而成。
表2第一列给出样本城市设施竞争力指数的计算结果：即设施竞争力得分和排名。设施力排在前4名的为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其中深圳最好，因为深圳的基础技术水平比较高。北京因缺乏水路设施排名大受影响，排名靠后的城市为石家庄、西安、南昌、哈尔滨。表明这些中西部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总体上看，沿海地区的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中西部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中小城市好。
三、城市竞争力与基础设施关系的检验
1.城市竞争力与基础设施力关系假说验证的方法和程序
模糊曲线分析法是由世界著名的实验室诺斯—阿拉姆斯实验室适应系统应用中心金融分析小组最新开发的非常有价值的统计方法。它主要是用来压缩输入数据的维度，发展影响产出变量的重要因素。由于它通过求相关度、贡献弹性，根据样本点拟合样本曲线，最后选取出影响变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这一方法不仅能初步检验城市竞争力的有关影响因素的假说，实证分析城市竞争力的问题，而且能通过对现有变量及指标的筛选，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竞争力提供条件。
根据模糊曲线的原理，编制计算程序在SPS软件上操作，输入城市竞争力总力、分力指数，输入标准化后的相关要素指标数据进行计算。分别得出包括资本力在内的城市竞争各分力及各要素指标对城市竞争力的相关性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城市竞争力各分力间的相关矩阵、二元相关矩阵。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城市设施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利用模糊曲线方法，计算并绘制城市竞争各分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表格，绘制了城市竞争力对于资本竞争力的函数关系的拟合曲线。利用2次拟合即ax[2]+bx+c拟合，计算并绘制城市竞争各分力构成要素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表格，绘制了设施力构成要素指标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拟合曲线。然后，根据数据表格与图形进行理论检验和实证分析。
2.结果及初步检验分析
表3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标准化后）
附图
所有城市竞争分力与城市综合竞争力都呈正相关。其中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相关度最高，为0.111。
表4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总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附图
表4给出了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各分力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更能准确地验证城市竞争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作用。各分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弹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是不等的，本表的贡献弹性系数是平均贡献弹性系数，上表显示所有分力对城市竞争力都有正贡献。其中资本力贡献最大，贡献弹性系数为0.164，其次是文化力、设施力、聚集力、管理力、科技力，最小是结构力。这进一步证明：资本力是竞争力综合的最重要的力量，设施力是第三重要力量。
表5城市竞争力各分力之间的相关矩阵
附图
表5给出城市竞争力各分力之间的相关矩阵。矩阵显示资本竞争力与其他力之间均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见表5的F5行），其中设施力与资本力、科技力、劳动力、相关系数分别为0.861、0.769、0.708，表明与这些分力相关性很强。表明设施力通过这些分力对城市竞争力将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
表6给出城市竞争力二元相关程度的数据。数据显示城市设施力与其他分力之间均存在着二元相关性，且总体相关度较高，反映设施力与其他分力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传递性。
表6城市竞争力各分力间的二元相关矩阵
附图
为了更深入地检验假说，本文还分别对城市竞争力与要素指标关系进行分析。表7给出了城市各分要素指标对城市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表中的F1-F13分别表示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结构力、设施力、区位力、环境力、聚集力、秩序力、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和开放力（表8同）。表7中第一行的数字表示第一列中，各分力的组成要素指标的代号。表8给出各要素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表7城市各分要素指标对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
123456
F10.02020.01730.00910.02010.01010.0238
F20.02010.01040.01740.01860.0169
F30.01380.01020.01030.01010.01110.0097
F40.00970.00960.02930.01850.0089
F50.01130.01020.01270.01190.00980.0095
F60.02090.01000.01640.01100.00930.0105
F70.00950.00960.0097
F80.01570.01700.01190.0183
F90.01380.01020.01030.01010.01110.0097
F100.01090.01070.01360.01300.01180.0128
F110.01200.00930.01220.01210.00870.0146
F120.01750.11180.01360.00970.0117
F130.01160.01430.01230.01000.0168
表8各要素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123456
F10.02180.02170.00230.02200.01080.0202
F20.02100.01480.02390.02230.0239
F30.02130.00980.00870.00900.01730.0048
F40.00600.00470.01670.02180.0043
F50.00920.00620.01910.01370.00490.0046
F60.02140.00480.02450.01820.00860.0101
F70.00430.00500.0095
F80.02070.02070.01480.0204
F90.02130.00980.00870.00900.01730.0048
F100.01770.01780.02480.01890.01840.0238
F110.02000.00680.01640.01050.00040.0252
F120.02300.00500.02480.00730.0215
F130.09200.01190.01790.01240.0228
从表7、表8可以看出，设施力的构成要素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性和贡献弹性系数总体上不太高，但F5-3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的贡献弹性为0.0191，在城市竞争力70多个构成要素中属比较高之列。F5-4城市现代交通、通讯、信息设施的综合指数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为0.0137相对设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属比较高的。总体上看，技术性基础设施远高于基本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F5-1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对外基本基础设施指数对城市竞争力指数的相关系数、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113、0.0092。表明对外基本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积极的贡献作用。F5-2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综合指数对城市竞争力的正相关性系数、正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102、0.0062。表明市内基本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较小。F5-3所对应的数据显示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对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为0.0103、0.0191，表明基本技术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相对较大。F5-4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正贡献关系，且数据也稍大，分别为0.0101、0.0137。表明，城市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起重要贡献作用。F5-5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和正贡献关系，其相关和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098、0.0049。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一定贡献。F5-6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卫生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和正贡献关系，其相关和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095、0.0046。城市卫生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一定贡献，但比文化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要稍微低一些。
综合表3—表8中的一些数据，可以验证：设施力是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比较这些曲线和有关数据，可以发现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作用远大于设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
四、政策含义
在当前和今年一段时期内，面对激烈的区域竞争和国际竞争，中国城市政府仍然要把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作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战略重点。不断增强城市对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的吸引和承载能力。
在基础设施体制方面，要引进和实行先进的管理和制度尤其是融资制度。要放松政府管制和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要积极推行特许经营、BOT等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制度和办法；要积极利用国内外的资本市场融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资金。
大力推进技术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环境。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方面一定要考虑技术的先进性，考虑与国际接轨，加快推进城市信息化进程，为城市科技创新和高技术、高管理产业的发展创造硬环境。
围绕城市个性，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城市其发展目标不同，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载体要求不同，不同的产业集群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也不同。城市政府应根据其目标，精心设计和规划城市基础设施目标重点实施步骤和具体方案。
建设适宜的生活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为吸引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实力，培育城市的科技转化能力创造基础设施硬环境。加大对教育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建立适应地方经济的教育基础设施体系。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独具特色、优美怡人的城市人工环境。总之，应建立适合城市发展和有利于居民福利不断提高的基础设施体系。
收稿日期：2002-03-22
[1]郝寿义、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以若干城市为例》，载《经济科学》1998年第2期。
[2]DennisA.RondinelliandGyulaVastag,UrbanEconomicGrowthinthe21st
Century:Assessingthe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ofMetropolitanAreas,Migration,
Urbanization,andDevelopment:NewDirectionsandIssues,p469-514.UnitedNationsPopulationFundandKluwerAcademicPublishers.
[3]MichaelPorter,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NewYork,Thefreepress,1990.
[4]PeterKarlKreslandBalwantsingh,Thecompetitivenessofcities:theUnited
States,inOECD,citiesandthenewGlobalEconomy,Melbourn:TheGovernment
ofAustraliaandthe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1995,P424-446.
[5]PeterKarlKresl,TheDeterminantsofUrbancompetitiveness:asurvey,North
1.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推动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据统计，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3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1596.22元，占人均纯收入的38.55％；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193.67元，占人均纯收入的52.98％；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农业收入（包含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收入）达到1745.12元，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79.55％，占人均纯收入的42.15％[1]。由此可见，农业收入仍然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关系到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问题。
生产性基础设施，如：农田水利和农业气象服务等，可以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田灌溉规模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1962——2002年，中国人口增长了1倍，人均耕地面积减少50％，但是人均灌溉面积增加了50％。全国粮食产量净增2.6倍，其中占全国耕地面积不足40%的灌溉土地的粮食产量占总产量的80%。据资料分析，约有60%的粮食作物，75%的经济作物和90%的蔬菜作物都生产在灌溉农田上[2]。
截至2007年，中国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已经达到46.42％，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36.83％，占粮食播种面积的53.50％。2007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02亿吨，比2006年增长0.72％，较1980年增长了1.81亿吨[1]。由此可见，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增加有效灌溉面积，从而有力的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农民的农业收入的增长。
2.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在目前中国农业小规模经营、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产品的特殊性等条件下，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将成为增加农民农业收入的主要途径。这是因为：
（1）从价格方面来看，一方面，由于农产品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所需，关系到国计民生，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虽然政府在特定时期（战争、自然灾害等时期）可以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刺激农业生产，但是政府无法长期将农产品的价格定位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产量大，产品的差异性比较低，农产品市场是比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市场形态。在这种市场形态中，每一个生产者，也就是农民，都不能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也就是说，由于缺乏垄断力量，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总之，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产品的价格会保持在比较固定的低水平上，农民无法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得高收益。
（2）从产量方面来看，一方面，在中国农村目前的经营形态下，农民经营的土地面积有限，这意味着单位农户所拥有的土地的生产能力有限，虽然大规模机械化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而且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存在许多成功的案例。但是由于中国土地资源有限，农村劳动力众多，要实现大规模农业生产还需要一定时期的调整，因此，中国小规模农业经营方式还将长期存在。这种小规模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户不能够通过扩大土地面积来扩大产量。另一方面，除了通过扩大土地规模，农民还可以通过追加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来提高单位土地的生产能力，或者通过提高耕地质量来提高产量。但是，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同样是由市场所决定，即使通过政府的力量，也无法把它们的价格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提高耕地质量又是长期性的努力才能见效的措施，这就决定了农民通过追加生产资料的方式来提高利润的空间有限。因此，在中国农业目前的经营形态下，虽然农产品产量不断提高，但是它并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二、农村基础设施的内容及分类
农村基础设施(RuralInfrastructure)是指为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使用期限较长的设施。它是向农村生产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保证农村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技术条件的综合。与“私人资本”相对应，它被称为社会间接资本。通常纳入到农村基础设施范畴的主要内容可细分为三类:一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如农村水利和农户用水设施、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服务机构等；二是生活性基础设施，如医疗卫生与体育设施等；三是生产生活性基础设施，如教育、道路和通信设施等。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目前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和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实际情况下，通过增加总收益来提高农民的利润空间是不太实际的。由于农民的农业收入是农业生产总收入和农业生产总成本的差额，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必将成为增加农民农业收入的主要途径。
农业基础设施作为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设施，与农业生产总成本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科学、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的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这主要体现在：
（1）农村基础设施中的水利、气象等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能够降低自然灾害的成灾率，增强农业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旱灾已经成为中国覆盖面最广、成灾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而且受灾面积逐年扩大。1949年——1998年，中国平均每年受旱灾面积3.24亿亩，占耕地面积的1/5，其中成灾面积1.31亿亩，全国平均每年因旱灾损失粮食1238万吨。50年中有10年发生严重干旱灾害，受旱面积均超过4亿亩，成灾面积超过2亿亩，相当于五年发生一次重旱。2007年中国旱灾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24.14％，其中旱灾成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3.28％[1]。旱灾面积的扩大，尤其是成灾率的攀升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不完善是分不开的。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气象条件多样，农业发展不平衡。尤其在西部地区，农业主要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更加需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增加农民农业收入。
（2）农村基础设施中的仓储、市场、交通等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在中国农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想致富，先修路”的标语，由此也可以看到，农民已经意识到道路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很多农村交通设施落后，乡间道路缺乏有效的专人管理，使农业机械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限制，导致了农业耕作成本的增加。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还与农业销售、运输成本有关。如果没有进行深加工，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是比较低的。这也是中国农民收入长期无法提高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国实行的针对“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措施，如：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扩大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提高农业收入。但是，如果没有完善的市场、交通和仓储设施，优质的农产品就会因为过高的运输成本而无法走出原产地，更加谈不上增加附加值和为农民增收。
3.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可增加农民收入。政府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所投入的货币资金，部分会通过农民劳动转化为农民收入。诸如修建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等项目均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加强其建设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中国长期实行的“以工代赈”扶贫工作的成果可以说明这一点。截至1997年，国家以工代赈累计投资98亿元，各级政府的配套投入也在1:1以上。1996年中央政府投入扶贫资金和物资总规模为98.5亿元，其中以工代赈资金40亿元，占总投入的40%。由于实物携带上的方便，1996年以后，以工代赈全部改为支付资金。全国共安排中央财政预算内资金200亿元，国债资金50亿元。从2001年开始，国家进一步加大了以工代赈的投资规模，每年除从财政预算内安排40亿元资金外，还从国债中安排20亿元，在基本农田、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小流域治理、牧场建设、人畜饮水等方而，帮助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2001年和2002年国家又从国债资金中安排10亿元搞易地扶贫搬迁试点项目，2003年又增加了5亿元资金[3]。以工代赈工程的实施，大大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落后而貌，在促进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而，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和脱贫致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央政府明确规定，在继续加大对重点贫困县扶持的同时，适当扶持其他贫困地区，新阶段的以工代赈工程还在继续。
4.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在农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这表示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使农民在名义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在中国占全国总人口63.8％，户数占三分之二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电网老旧，电压不稳，电费普遍高昂。这不仅影响了农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而且高昂的电费对农户的实际收入也有很大的影响。2007年中国平均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年末拥有的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的台数分别为45.94，94.38，和26.12，2007年中国平均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年末拥有的这三样耐用消费品的台数分别为96.77，137.79和95.03，二者相差仍然很大。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140.36元,相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025元高出一倍[1]，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却要比1991年的价格低很多，可见，主要影响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量的因素不是耐用品的价格，而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9年12月抽样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电价每调低0.1元，农户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人均收入分别提高了370元、667元和909元，由此可见，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能够带来农民实际购买能力的提高，同时还能够消化家电业的过剩生产能力。
5.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促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中国农村人均耕地稀少，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很低，单单依靠农业收入是无法快速提高农民收入，无法在短时期内解决“三农”问题的。这是影响中国农民增收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加快发展农村第二、第三次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目前中国农村二三次产业的发展却受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制约。近几年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第二三次产业收入所占的比例稳定在20%左右，呈现下降的趋势：2000年二三次产业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例为2000年为23.58％，2005年下降到20.32％，2006年略有回升，为21.22％，2007年再次降为20.45%[1]。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农村乡镇企业体制落后等原因有关，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的陈旧落后，达不到农村二三次产业发展的要求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水、电、气、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配套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的硬环境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就会导致农民对市场信息了解不足，招商引资成为空谈，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困难，产业升级难以实现，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的情况难以改变等等。由此可见，要改变农村二三次产业发展举步为艰的状况，必须首先从基础设施抓起，加快建设，加强管理，搞好经济发展环境建设，这样才能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
6.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农业科研和技术服务的增强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和增加农民收入。比如，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和推广新品种可以提高土地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从而可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其次，农村医疗卫生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同时还可以促进劳动力使用比较便宜的生产要素，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和增加生产收入。就中国农业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相对于农村另外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机械和化肥来说，劳动力是一种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这三种生产要素具有替代关系。绝大部分农活，如：脱粒、收割、播种等等，既可以通过机械完成，也可以通过劳动力利用手工完成。如果农民的身体较好，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相对便宜的手工工作，从而可以节省支出，提高收入。同样，如果农民的身体条件较好，他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和施用农家肥，减少化肥的使用，这不仅有利于减少农业成本，更有利于减少农产品的化肥污染，在倡导绿色消费的今天，农家肥的推广有利于增加农产品的销售，提高农民的收入。由此可见，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促进劳动者降低物质投入，节省物质成本，提高收入。
摘要：从收入构成来看，农业收入仍然是中国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增加农民的收入首先应当从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入手。中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但是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平均到每户农民的土地面积并不大，在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增加产出，减少成本就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基础设施建设在增加农业收入，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而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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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关于政府融资担保问题描述
政府担保给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为政府带来了或有负债。在融资时，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分配原则是项目参与者的相互合作作为基础和纽带，按照最小成本进行风险控制一方的协议来进行风险分配，市场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非市场风险由政府部门进行承担，主要通过签订经营方面的特许经营范围、特许经营期限、投资回报率、经营收入、冲突解决机制等项目后勤支持、法律一致性等特许权协议担保条款体现，并改变了政府对项目其它参与方的作用见图1所示。在图1中虚线表示政府提供担保的作用。项目总价值是由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同构成的，政府希望以最大的程度来提高项目的社会价值，而项目经营者则关心的是如何获得经济价值，将自身收益最大化是理性投资者的最终目标。
二、公共基础设施政府担保的期权特征分析
假设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价值为V，非政府投资者投资价值为E，非政府投资主体的预期回报率为er。若综合考虑项目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市场风险因素的影响，保证投资者在特许经营期内获得不低于*I的运营收入，此时可以根据B-S期权理论可以得出，当政府以向投资者提供担保来进行融资时，投资者相当于在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时获得了一个看涨期权的投资收益。其中T为特许经营期，E为T时刻期权的执行价格。但如果公投资者在共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经营期间不进行分红，那就在特许经营期T的期末，政府所担保的期权收益价值为*G(T)max(0,IE)。
若考虑到在共基础设施项目运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非市场分析因素的影响，保证投资者在特许经营期内获得的运营收入不低于R，特许期内投资者实际获得的项目运营收入用V表示，TV表示V在特许经营期结束时刻的价值。G随着TV与TR之间大小关系的变化而取值不同：当TTVR时，投资者的收益是获得项目实际收入，此时政府担保的价值为零（G0）；当TTVR时，政府需要针对项目担保收入和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部分给予投资者一定的补偿，此时担保的价值大于零，即TTGRV。综合上述两种情况，若政府提供担保，则项目的运营收入始终为max,TTRV，政府担保的价值为max0,TTGRV，因此，政府担保其实是以V为基础资产，R为执行价格，T为到期日的欧式看跌期权。
三、结语
本文在应用期权理论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政府担保的期权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并根据B-S模型进行一定的求解，结合财务理论知识，我们可以分析出对政府担保价值产生影响的有投资者预期收益率er和政府担保程度等，进而影响项目的投资决策。政府担保所带来的政府负债展现了期权特性的不确定性。而在发展的中国，将不确定性对政府负债的影响考虑到政策制定和管理决策中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而担保过低或担保过高都会影响政府担保的效应，从而给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政府需要通过设计合理的担保来提高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中非政府投资比例。
作者：谭欢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青木昌彦等人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关于均衡策略组合的共享的、稳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约着人们在经济特定域的相互作用。这种制度均衡观使得研究内生于多个域的制度及制度间的多重关联在分析上成为可能。在某个域流行的制度从其他域的参与人角度看，只要他们把它们看作参数，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们就构成了一种制度环境。
二、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制度障碍
在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于建设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政府直接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进行管理，然而政府毕竟不是建设管理领域的“专业选手”，因此政府的这种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垄断专营势必会带来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也会极大地挫伤参建企业的积极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许权经营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还存在着观念障碍及行政障碍，仔细分析，所有这些障碍无不来自垄断的惯性。
1、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利益集团中梗阻
就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已经不存在来自中央行政的市场准入障碍。最近推出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审批部门“核准”的城建项目包括新建机场、燃煤热电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大型主题公园等，针对的都是项目类型而不是资本类型。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操作层面完全在地方政府。基础服务对其他社会资本开放的范围、顺序、路径等，都应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有序推进。不可能强求所有城市按同一模式接纳其他社会资本，浙江、上海、成都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
显性壁垒已不构成其他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更何况其他社会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盯住某个对内开放不积极的城市再三要求准入，有足够的其他城市可供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众多案例反映出，尽管政府的主要领导层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能够取得共识，却迟迟难以把双方意愿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其他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存在隐性壁垒，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中梗阻。
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政府垄断，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口头上“欢迎”其他社会资本介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在一些行业里，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是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或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形成“一条龙垄断”。如果其他社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垄断部门不愿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肥肉”拱手让于他人，所以会制造中梗阻。
任何地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兴起，受到竞争威胁的首先是当地基础设施领域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效率要高于政府投资，这是普遍性的公理，竞争的结果不问可知。手心手背都是肉，地方政府作何抉择？事实上往往是以前者服从于后者而告终。要想在这方面打破障碍，不能期待专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的企事业单位自发转变观念，关键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层的行政决心和行政能力。
2、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对项目盈利性的基本判断
当城市基础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时，具体服务部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公司（即国有企业），二是事业单位。这两类机构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盈利。城市基础设施向其他社会资本开放，也就是投资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其前提仍然是项目的盈利性，只有能够盈利的项目才有希望推向市场。对于不能盈利的项目，如果不提供其他补助，只好继续由政府来操办。
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盈利，取决于有多少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越是富裕地区越有可能把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商业化运作。各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断把各种被认为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较多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目前的普遍情况而言，仍然有很多城市基础设施是无法获得投资回报的，这恰恰显示出基础设施所特有的公益性质。明明是无法盈利的项目，如果偏要推介给其他社会资本，只会丧失地方政府的信誉。有些城市虽然全部放开市场准入，但是并没有对具体项目的盈利性和投资回报率作认真测算分析，招商工作难免失败。
3、政府亟需建立有效的监管
2004年6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改革基础设施：私有化、监管和竞争》提出，“有效的监管”是正确实行基础设施改革的最关键的促进条件。监管可以为维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利益提供可信的承诺，对于吸引长期私人资本以满足对充足可靠的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是十分重要的。监管薄弱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改革和私有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有些国家，私有化是在没有机构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是以普遍认为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可信度很低，在阿根廷和秘鲁的调查发现不赞成的比例超过80%。这种对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不满意不是由于他们的所有制结构，而是由于负责监管公用事业的机构比较薄弱。报告指出，具体地说，监管机构必须免于政治影响，他们的决策必须接受司法部门或另一个非政治性主体的监督。监管程序必须鼓励竞争，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而且是在开展私有化之前就设计好的。
国内基础设施民营化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许多矛盾，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提出的问题有共通之处。地方政府要想长期稳定地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服务，就必须通过特许权经营制度来建立有效的监管。监管又称规制，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其中对价格的监管尤为关键。
（1）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应走向制度化、透明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权经营，涉及到地方政府、其他社会资本、市民公众这三个主体。资本希望得到满意的回报，公众一是希望得到优质服务、二是希望付费低廉；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期望，汇聚在基础设施产出服务价格这个焦点上。产出服务价格是最敏感的因素。这不仅是指价格与项目盈利性密切相连、价格变动会极大地影响投资回报率，而且是指价格变动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所以必须施行规制。
以政府资本垄断基础服务领域，本身就是一种规制。在这种规制模式下，价格的制定、调整完全由政府拍板（价格听证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一实质），政府公司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其结果正如世界银行基础设施私人经济参与部主管W•史密斯先生在总结国际基础领域改革的经验和趋势时所指出的：“国家如何在此领域中行使权力？在过去作法中，由于主要是国家所有，各部委有很大的裁决权，决定这些领域的定价、投资、服务质量。但不幸的是，这种模式造成了低效，因为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只要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就不想提高价格，价格无法提高，也就无法提高服务质量。很多国家对消费者的调查表明，改革会给消费者带来许多好处，但改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的服务是要付出成本的。”
在这里，史密斯先生只谈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在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政府提高了基础服务的价格，但是并没有提高服务质量或扩展服务对象；公众也无从了解到，提价在多大程度是为了弥补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公司的福利。
对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产出价格，由于出资人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规制方式也必须调整。为了协调投资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政府不但需要格外关注基础服务的价位高低，而且需要使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制度化、透明化。
（2）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
建设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规定主管部门的责任之一是“提出价格调整意见”。《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里则规[定，服务价格的调整“依照价格法的规定执行”。这两种提法都赋予政府以价格调整的权力，都是沿袭了政府垄断基础服务时的做法，也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在特许权经营期内，民营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应该只受特许权经营协议的制约；同时，政府作为协议的签约方之一，不应该有单方面更改合同的权力。
通过特许权经营协议确认价格和价格调整方式，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来说是得到一个可以预见的政策环境，避免承担政策风险；对政府来说则是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改变传统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宏观调控”模式。
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本来就控制在城市政府手中，政府完全可以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以价格规制的方式降低投资回报、压缩投资者的盈利空间，从而使市民们享受较低价格的基础服务。
4、政府信用风险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有着与一般商品市场完全不同的风险特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必须注意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认真改善投资软环境，特别是认真竖立诚信的形象，绝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对待其他社会资本。从许多案例反映的情况来看，政府的信用风险要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1）政府缺乏信用观念仍然是较普遍的现象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病根出自国资、国企、政府。基础设施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本方式是特许权经营，它建立在一揽子合同、契约之上。政府缺乏信用观念，自然也就缺乏合同观念。
境外资本享受到的国民待遇一般比国内其他社会资本要高。对待外商尚且如此，政府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之间就更无契约可言，有时简直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行事，有许多地方甚至严重到“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完全不必列举了。
政府和政府资本缺乏信用，起因于政府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很难解决。它是市场失序的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根由。其他社会资本投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阶段好说，收取回报阶段难免要出问题。如果要实现大面积、常规化的商业运作，首先就要求各个城市政府必须有诚信，这是投资软环境最重要的一条。
（2）其他社会资本要有风险规避意识
为实现投资收益，其他社会资本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部曲：第一，认真测算投资回报率（测算结果未必与政府所测结果一致），认真分析构成投资回报的所有投入、产出要素；第二，把分析与测算的结果反馈到与政府的谈判中去，积极争取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达成合理而又有利的条款；第三，特许权协议签订后，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建设期投资及经营期成本，力求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由于所有者绝不缺位，因此其他社会资本在这些问题上不会像政府资本那样草率。但是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是在其他行业获得资本积累之后初涉城市基础领域，难免缺少知识积累和管理积累，所以应该注意吸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其中，“尽量分散风险”是商务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尽量识别风险因素。造价提高、工期延误、产出服务价格下调、投入品价格上调、接手国有企业时的或有债务（曾为其他企业提供过担保等）及隐性债务（退休、下岗职工等）等等，这些风险都将会使投资回报落空，不能不慎重识别。此外还需要注意项目的融资风险。融资风险是指项目筹措了债务资金之后，因各种与融资有关的经济因素及财务因素的恶化导致债务增加，它会使项目和投资者都蒙受损失，因此要对项目的融资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并提出防范措施。主要的融资风险是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融资财务风险。
其次，要利用长期供销合同来分散风险。举例来说，政府投资电厂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计上网电价每度50分，预计煤炭到厂价每吨200元，电厂盈利性很好，还贷没问题，完毕。建成投产后再去签合同，电网出价每度45分，煤炭出价每吨250元，只好由行政审批部门（同时也是价格管理部门）出面“协调”，压煤价抬电价，使电厂能够运行下去。外商投资电厂时则是另一路做法：和电网公司商定每度50分的长期售电合同，和煤业公司、铁道部门商定长期供应合同以保证到厂煤价不高于200元/吨，此外还有设备供应、建筑安装等一系列与投入要素有关的合同，然后和特许权经营协议一起签字生效。所以外商为实施特许权项目，需要签订“一揽子合同”。据山东电力的同志讲，日照电厂的“一揽子合同”摞起来有一米多高。这些合同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比如说工期延误，项目公司根据特许权协议应该向政府缴纳罚款，但是可以根据合同向建筑公司索取赔偿。
合同被外商视为圣经，外商参与项目前期工作的最重要的人员，就是负责合同起草的律师和经济师。而在国内一些政府部门眼里，合同没那么神圣，必要时可以单方面，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签订的合同更是难能对政府具有约束力。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信用观念的地方政府总是会逐渐多起来的；换个角度看，如果合同不能得到信守和保护，其他社会资本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律保护手段吗？
三、制度环境改善措施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上，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1、就是在政策法律环境上需要完善。中央、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优惠政策等等。但是一般号召性的条文比较多，可操作性的条文比较少。关于开放市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搞特许经营、经营性设施、怎么开放、怎么实现股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等等，说了很多，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这方面的文件规定相对来说不是很细致。另一个方面，管理性、鼓励性的条文是比较多，真正保护资本权益的具体条文相对来说比较少。政府肯定要管，进入、价格、退出，包括它服务的质量，包括它能不能尽到普遍服务的义务，这方面都应该管。但是在这个同时，保护性条文相对比较少，市政投融资的民营资本保护尤其重要。基础设施特点是第一投资大，第二回收期长，第三由于资本垄断的特性，像我们城市的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事一旦在这个里面进行投入以后，它的投资的沉淀性非常强，不可转移，而且相对来说建设成本是非常大的，它的投资是不可分割的，要在政策法律上保护他们进入建设投资领域的合法权益。
2、就是完善政府的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际上是和政府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作为政府来讲，必须要以自己良好的诚信来维护各类资本的投入，按照现在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政府不可以擅自撤销你的行政许可，我们有些政府失去了诚信，政府没有按照合同协议的要求，使企业真正能够履行完合同就提前终止，这样首先使城市建设发展受到了影响，最终对城市建设造成损害。政府一定要做诚信的表率。
3、完善利益激励机制，在公共事业的价格管理方面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没有回报，或者回报率过低，就很难进行这个行业的投入。城市建设目前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或者发行债券融资目前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资格和条件，虽然占0．4％的企业债券投到建设里面，大部分还是我们政府性的国有企业。所以在利益激励机制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具体的讲，还应包括：
1、必须要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审批制。
2、政府必须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土地、拆迁、征地这些法律的支持，政府作为一个市场的主体要遵守起码的信用。如果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不讲信用，那你怎么可能吸引长期的投资？
当然，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也有不少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例如估值、不同项目的定位和分类、对项目进行适当的分割，或者对不同的项目进行适当的整[合，都可以交给专业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做就可以了。相比较而言，体制性的障碍影响更大，更为值得关注。
3、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必然面临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其中投融资主体的准入机制、投融资的原则、资本运作与监控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问题，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有关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企业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此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政策的开放性也是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4、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单独列项，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设立“城市基础设施推进专项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贴息以及软件创新和信息化推广应用的奖励。科技部门每年在科技投入预算中要单独安排研究资金用于推动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加强项目的前期研究和建设资金使用的管理力度，避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多部门、多渠道申报与审批，避免资金分散投入、分散使用、分散管理。把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投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列入城市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5、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上，要确定政府投资的重点、范围和投资主体，区分和界定好哪些是政府应该投资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运作融资的，凡是可以市场化运作的都要市场化运作。同时，要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等方式，保证项目的公开、透明和有效性。政府投资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科技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工程建设。对体现国家意志的公益性、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集中控制，增加投入，建立专项发展资金。
6、在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上采取“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跟进”等方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政府设立引导资金十分必要，政府可以设立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专项资金、城市基础设施示范工程引导资金等，引导社会投资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直有关部门要优先立项、优先审批，并在税收、贷款、技术入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积极鼓励其他社会资本参与重大信息化工程的建设，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上海市通过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基金和引导资金、鼓励企业带资兴建等方式，充分调动了社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拓宽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例如，浦东新区政府每年拿出1000万元作为信息化建设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应用项目的开发，有效地带动了社会资金的跟进投资。
7、颁布并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就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范围、方式、项目确定、实施程序、职责分工等要进行专门规定，逐步建立起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市场的制度框架，为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社会投资提供了政府规范。对于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存量设施或新建设施，采取公开向社会招标形式选择企业的经营单位，由政府授权特许经营。
8、是设立了投资回报补偿基金，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社会投资者的吸引力。对于基于公共政策和公众承受能力等原因，价格或服务收费一时不能到位，必须由政府出资建设或补贴的，可以采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联合投资建设与经营的方式。确需政府补贴的项目，由财政补贴。
9、是积极研究调整城市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为了给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研究制定适当上调部分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工作方案，并将调整内容列入政府年度价格调整计划，拟择机对外公布后实施。
需要通过4项改革实现4个转变：
一是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垄断经营向开放竞争的市场格局转变。有一定经济回报的经营性项目，要在加快推进价格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特许经营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采用BOT等方式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实行项目业主负责制，由投资者承担投融资风险。无经济回报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应由政府出资，但也要按市场规则运作。成立政府投资工程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组织项目的建设实施。
二是通过原国有企事业单位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实现单一产权向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原国有投资形成的大量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要实行政企开分和股份化改制，逐步形成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国家参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存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各种企业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特许经营权的竞争。
三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的改革，实现由计划机制向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转变。经营性的市政公用事业定价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科学可行的财政补贴机制，使其既能刺激企业愿意投资，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又能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保证市政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通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实现政府由直接经营管理者向市场管制者角色的转变。政府由过去管企业、管行业变为管市场，通过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依据法规对企业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加以管理。
四、参考和借鉴
美国经验：联邦政府转移支付＋“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市政债券
建设费用
联邦政府在美国，地方政府（县/市/镇）负责建设和运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发行市政债券，运营管理费用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费。美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具体投融资结构为：以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下属的污水处理公司为项目法人进行建设，以联邦和州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下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它资金机制为主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和地方政府资信担保下的市政债券融资为第二资金来源。
美国把公共污水处理设施、下水道和流域水环境整治统称为清洁水领域。长期以来，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用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的建设。这种转移支付机制在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清洁水法》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支出都是来自于公共财政预算（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没有设立其它专门的环境税收或收费手段来筹集所需资金。对环境保护领域（包括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一般占支付总额的1％到2％之间，其中80年代曾达到5.87％（1980）。另外美国农业部、住房部、内务部等其它7个联邦机构亦有对清洁水项目的资金资助计划。对于清洁水项目的投资，不仅来自联邦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转移支付，还来自联邦政府已建立（或协助建立）的各种滚动基金，如环保局协助建立的“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和农业部的滚动基金。
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机制从形式上看，可以分贷款和赠款。从内容上看，分技术支持（规划，设计）、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特殊地区帮助（印第安人地区和美墨边境地区等）等。从部门看，联邦政府环保局、农业部、内务部、联邦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美国地址勘察局、商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卫生布等都有援助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是重点援助对象之一。除“清洁水州滚动基金”外，绝大多数资金援助项目由上述联邦机构的某一个部门，通过设立资金管理和使用章程、公布申请程序和评审标准与时限、实施项目资金审查监管和后评估程序等进行直接管理。“清洁水州滚动基金”是根据《清洁水法》修正案于1987年后逐渐在各州建立起来的一项滚动基金，该基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4∶1的比例投入资本金，由各州设立自己的管理机构，并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决定资金使用用途和申请程序等。这些分布在不同联邦机构的项目，侧重点不同，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对提高美国生活污水处理水平，增加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服务区域项目，改善美国的水环境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是美国各界公认的、最大和最成功的向清洁水项目提供资金的联邦政府转移支付项目。根据美国环保局的统计，从1987年到2001年，这个基金共向10900个清洁水项目提供了34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在过去5年内，平均每年提供34亿美元贷款。为了扩大资金量，在50个设立该滚动基金的州中，由34个州还通过发行“平衡债券”（用滚动基金中的1美元做担保发行2美元的债券），使其滚动基金的可使用资金共增加了44亿美元。目前，这个基金周转情况良好，除了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本金和利息回流外（2000年返还的本金和利息达到21亿美元），美国国会还根据美国环保局所做的“清洁水需求调查”等基础调查，每年向这个滚动基金增拨约11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联邦政府（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对全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约在100-1000亿美元之间，占这一领域总投资的77-85％。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美国各州政府对污水处理的最大投入是根据1987年《清洁水法》修正案向“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配套投入的约4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3亿美元）。此外，各州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其它的污水处理资助计划，如纽约州为了保护其北部的大湖地区水质，在不同的地区和州立政府机构设立了多种资助计划。如果将“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的衍生扩容资金i使用平衡资金发行市政债券a归属联邦资金，美国各州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每年对清洁水建设项目的转移支付总量平均在7亿美元，约占全美在这一领域投资总量的5％。
作为生活污水公共处理设施的直接投资者和拥有者，地方政府（一般指县，行政市，镇政府）在为项目建设的融资过程中可以考虑使用多种资金，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援助资金、自有财政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市政债券）等。从案例调查情况看，地方政府一般只从地方财政公共预算中拿出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2-5％作为项目的前期准备资金和开工经费，其余的资金多是使用联邦和州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1987年前以赠款为主，1987年以后以贷款为主）和发行市政债券。在其所发行的债券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所直接或间接购买或担保。在美国的清洁水项目（主要是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资金中，直接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资金约占其项目投资总需求的7～10％。
市政债券在美国的水务公共事业领域（含供水、污水管网与处理设施建设以及河道疏浚等流域治理等），每年的建设性投资需求约2300亿美元，其中85％来自市政债券投资，政府财政投资仅占15％。美国市政债券不仅可以直接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融通社会资金，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引导和挤出效应，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用于投资回报高或回报不高但利润稳定可靠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这样政府可以将节省出的有限财政资金用于回报率较低的城市公益项目。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领域的市政债券筹资只占总建设投资的5～16％。近年来，这一比例有迅速扩大的趋势。
运营管理费用
在美国，各城市政府是靠收取生活污水处理费来维持公共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管理、建设投资还本付息，设备的更新改造，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从其财政收入中补贴，联邦和州政府在这一方面没有资金支持。
美国环保局《2000年～2020年美国清洁水/饮水基础设施需求分析报告》中指出在这20年里，美国还需在市政污水处理领域投资3310～4500亿美元，如果加上融资成本，则需要4020～719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还需要4060～5620亿美元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和管理。该报告指出，在现有投融资体制下，20年中，如果财政收入增长，在污水处理建设投资上会有21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如果财政收入没有增长，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上会有12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发行市政债券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方法之一。提高现行生活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也可以考虑。通过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提高现有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也是可提倡的方法。
参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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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面对德州市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调查分析，结合小城镇发展扫建设实际，提出了几点有针对性改进意见。
1、前言
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小城镇消防安全和农村城镇化发展战略实施大局，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城镇化建设总体水平比较低，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欠帐问题十分突出。我们通过对德州市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状况的调查分析，提出几点对策意见，供大家参考。
2、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消防规划不落实，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无章可循，存在盲目性和不科学性
消防规划是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目前大多数小城镇缺少消防规划，有的虽在小城镇总体建设规划中提及有消防内容，但缺乏深度，内容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目前，德州市126个小城镇中，只有6个城镇编制有专门的消防规划，在总体规划中形成了消防规划专篇的不足30%0消防规划不完善，导致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无序、混乱和欠帐。
2.2城镇消火栓建设缺口大、到位差
许多小城镇消火栓建设还没有起步，现有消火栓安装普遍存在安装数量不足，管网管径小，压力低等问题，加之，日常管理维护保养差，完好率低。目前，德州市126个乡镇中，安装有消火栓的仅88个，占总数的69.8%，其中38个乡镇尚未安装消火栓，每个乡镇平均消火栓数只有2.2具，欠帐率80%。全市供水主管不到100mm的乡镇53个，相当一部份供水主管不到50mm,一半以上供水压力不足0.25Mpa，其中还有近35%的不足0.1Mpa。目前，大多乡镇白来水厂(站)通过改制已私有化，加之，政府专项维护经费不到位，城镇消火栓、消防供水管网日常维护保养不落实，许多消火栓年久失修，无法正常开启。
2.3灭火救灾的基本装备缺乏，城镇自我救灾能力十分薄弱
小城镇大都离公安消防队比较远，火灾时关键要立足自我救护。各地小城镇普遍存在重组织队伍建设，轻装备配备问题。目前，德州市90%以上的小城镇依托乡镇干部、基干民兵和志原者等组建有兼职的抢险救灾应急小分队，但是，从调查情况看，大都空有一个组织，而没有配备消防手抬泵、水带、水枪、消火栓钥匙等基本的灭火救灾和其它抢险救灾装备。火灾时，主要靠的还是锅、碗、瓢、盆、桶等端水、递水灭火这种最原始和简陋的手段，一方面使小城镇现有消火栓等消防设施无法取用灭火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应急分队的组建缺乏真正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2.4自然、天然水源取水设施不完善，可借消防水源利用率低
各地小城镇大都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或天然水源，这是小城镇灭火救灾的重要储备力量。黄河流经本市62公里，年可引水25亿立方，目前，德州市126个乡镇中，89个在镇区500m范围内有江河、水塘、湖泊、水库等自然、天然水源达186处，但真正能直接作为消防给水之用的不足30%，普遍没有因地制宜建立供消防车取水用的码头、取水井或取水口，消防车无法直接取水灭火，白白浪费了本就紧张的小城镇消防水源，火灾时，往往只有望火兴叹，望水兴叹。
3、加强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几点意见
3.1搞好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做到有章可循
搞好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是必须编制切实可行的小城镇消防规划。各地政府应当按照《消防法》、《山东省城市消防规划编制办法》等法规要求，将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并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具体实施和落实。小城镇消防规划的编制，必须与城镇总体规划相配套，与城镇发展相适应，具有可操作性，特别要结合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小城镇总体建设水平还不发达的现状，注重实用，正确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重点从城镇功能分区和安全布局、市政消火栓、消防通道、消防基本装备等几个方面人手，不宜面面俱到，宜粗不宜细。
3.2加强小城镇消火栓建设和消防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和保养工作
消火栓是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基础内容，是小城镇灭火救灾的基本武器。在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把消火栓建设作为重点，切实按照国家规范要求进行规划和建设。对于新开发建设的区域，要按照城镇消防规划要求，坚持路修到哪里，消火栓就安装到哪里的原则，努力保证消火栓开始就建设到位。对于原有镇区消火栓欠帐问题，要认真制订计划，及时补充安装，尽快还清旧帐。另外，城镇消防基础设施维护保养工作环节多，任务重，要求高，必须从组织机构，责任制度，维护经费等方面予以保障。要落实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维护管理和保养工作的归口部门和责任单位，解决谁主管问题。要制定完备的消防设施检查、维护、修理、验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落实严格的奖惩措施，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超级秘书网
3.3加强灭火救灾基本装备配备，提高小城镇自我救灾能力
小城镇火灾自我救护能力的提高，除了加强组织机构和救灾队伍建设以外，更为重要和关键的还在于救灾装备建设，否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强化抢险救灾应急小分队等多种形式救灾队伍建设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基木灭火救灾装备的配备。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消防手抬泵(轻便型)、消防水带、水枪等最基本的灭火救灾装备，对干条件较好的地方，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轻便消防车，组建专兼职多功能消防队伍，并配备一定数量的灭火救灾个人防护装备等。要加强灭火救灾基本装备管理，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应用性训练、演练，提高实战水平，保障火灾情况下能随时集结，快速出动，有效灭火。
3.4因地制宜，抓好自然、天然水源取水设施建设，提高后备消防水源灭火救灾利用率
从各地小城镇现有河流、湖泊、水塘、水库等自然、天然水源情况来看，其水质、水量大都可作为消防给水使用。要加强消防取水设施建设，保证火灾时消防车或消防泵能够及时、方便取水灭火。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自然、天然水源的情况，有计划地修建一定数量的消防车用取水码头，开辟供消防车或消防泵用的取水井、取水口。可根据城镇发展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在镇区主要建筑区域修建一定数量的景观水池，既美化城镇景观，又可作消防水源之用，一举两得。
在分析研究钟管镇近几年来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总结出一系列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提出了在当前形势下，一个城镇只有把握历史机遇，把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经济建设
钟管镇位于浙江省德清县东北部，是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县首位的几个镇之一。东邻本县新市镇，西、北都与湖州市接壤，驻地距浙江最大的经济中心杭州仅40公里，离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仅185公里，交通方便，区位优势突出，钟管镇辖区面积39平方公里。90年代前，镇内突出的问题是“三乱两多一少”，即车辆乱停乱行，摊棚乱搭乱摆，垃圾乱倒乱堆；居民乱建乱围多，道路弯弯曲曲多；基础服务设施少。
早在1997年被列为首批浙江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以来，钟管镇政府深感建设好钟管镇是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方针，在近十年时间里，率领全镇人民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强化管理，把一个脏乱小镇引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先后获得了浙江省东海文化明珠乡镇、省级教育强镇、省级村镇建设现代示范镇、省级绿色小城镇、省级文明镇等称号。同时，到2005年，该镇已挤身全省社会经济百强乡镇之列，综合指数得分排名也已上升到36位。
交通是城镇的命脉，道路是城镇的骨架。自97年以来，钟管镇道路建设投资资金数千万元，新增或改造城市道路面积128000平方米，道路总长度10.5千米，人均道路面积由3.6平方米提高到11.5平方米，建成了南湖路、振兴路、公园路、文昌路、以及环城东路、西路、南路、北路等多条城镇道路，打通了城镇交通“卡口”，建成了南湖桥、钟管桥、镇南桥、横塘桥、龙千长桥、南湖二桥、钟二桥、西二桥等多座桥梁。大大改善了城镇的内外交通状况，同时镇区新开辟的南湖路、公园路、振兴路等农民街吸引了大批农村居民进镇落户，加快了乡村城市化进程。
在进行道路建设的同时，全镇先后征用土地42.5亩，拆迁建筑物10多处，挖填土方量5000多立方米，投资一百多万元，建成了一座占地2.81公顷，居全县首位的农民公园；征用土地2000多亩，投资6000万元，建立了一个现有大、中、小企业40余家（其中国家级企业集团1家，市级企业集团5家）的工业园区，年工业产值达36亿元；先后铺设了8000多米下水道，建花坛二十个，绿化256000平方米，架路灯700盏，解决了钟管其它一些配套基础建设问题；接下去准备征用土地150亩，拆迁房屋32座，投资五千万元，开发建设一个近70000平方米的居住小区，可使近1200名居民喜迁新居。目前，钟管镇基础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布局合理、文明卫生、环境优美，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化新型农村城镇正逐步形式。
是什么原因使钟管镇建设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抓隹难得机遇，立足长远求发展。自1997年以来，浙江省省长、副省长，省城乡建设厅厅长，湖州市市长等有关领导多次来钟管视察指导。钟管人民把机遇看作是干事业的起点，看成把决心和实干结合的一次机会。自1997年以来，镇领导连双休日都不放过，除了其它必要工作外，几乎天都是围绕怎样把钟管建设得更好而作宣传、跑资金、搞协调。原先，县政府只计划在钟管修建一条仅3米宽的砂石路，只是解决了起码的通车问题，而钟管镇基础设施和市场滞后的问题仍尤为突出。钟管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决定紧紧抓住修建县城至钟管公路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请求批准把经过钟管的过镜段公路修建成一条路街合一的新街道——现取名南湖路，同时重点开发街道左右两侧村庄，使这一片沉睡千年的穷土地变成各方商家都关注的黄金宝地。后来，又把南湖路向南延伸至镇南的青墩工业区，大大改善了工业区的交通问题。这一抓住机遇，立足长远修建南湖路的方案，对改善钟管镇旧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抓住规划龙头，科学布局合理。规划是建设的龙头，是管理的依据。要搞好村镇建设，首先就要抓住这个龙头。过去，钟管人建房，多是这儿一间，那儿两户，既浪费了大量土地，又增加了基础设施投入，很难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为此，钟管镇政府在城镇建设中，改革过去传统的建设方式，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现在，钟管镇已请省、市规划院编制完成了《钟管镇城镇体系规划》、《钟管镇总体规划》、《钟管镇新区开发详细规划》等，城镇的主要地段及每个村庄都编制了相应的详细规划。建设完全是按照“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管理一个法”来操作的，真正做到了高起点，高标准，即布局合理、节约用地，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努力成为浙江省小城镇建设的一面旗帜。
——突破财源困境，多方筹资找新路。小城镇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资金问题，钟管也毫不例外地碰到了这一棘手问题。从原先单一的道路建设，发展到居住小区、建市场、供水、供电、绿化等10几项配套设施建设，工程规模由原计划的几十万元增加到几百万元，资金缺口增长了几十倍，怎样突破财源困境？钟管人认为：仅仅依靠两只眼睛向上是不现实的，应该利用一切外界力量共建自己的家乡小镇，这之中农民应该是小城镇建设的主体，农民的积极性是小城镇建设的力量源泉。两年多来，政府注意对农村宣传发动、政策引导，找到了一条“社会投入为主、上级部门资助为辅、外援为补”的路子，取得了很好效果。其主要做法一是进行土地出让，坚持以地生财。仅这一项，就收取资金几千万元。二是领导重视，注意政策引导，用政策生财。采取优惠住房解决场地、解决户口等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和外地商人带资来镇建房、务工、经商。全镇现有外来人口4800人，共吸引外地资金两千多万元。三是向集镇直接受益者集资。四是做出成绩，争取上级支持。五是节约用财。不管从哪种渠道来的建设资金，钟管镇政府都能做到把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限度的作用。
中央提出了关于农村“三个集中”发展的战略决策，即耕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团地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这“三个集中”，集中到一点就是加快乡村城市化程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加快乡村城市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一个城镇只有把握历史机遇，把基础设施搞上去，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1.1水利设施存在严重的老化失修现象
农村拥有的水利设施一般都是在很久以前就被修建的，由于受到当时经济条件以及技术条件的影响，排灌的标准较低，且运行时间较长，工程老化，根本不能对重大的自然灾害进行抵御。近几年有的地方还把大堰切割成小堰，有的地方甚至还把堰塘改造成为水田，这样的话，一旦遇到大旱，就会使需要进行灌溉的农田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这就对水利灌溉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2管理制度不完善，致使效益较低
因为没有明确的权力，就导致建、管、用的过程不能很好的衔接在一起。注重建设而忽视管理的情况日趋明显，很多工程都是有人建、没人管，有人进行使用，而没人对其进行维修以及维护，在平常对管理和维修的过程根本不进行重视，临到用时才开始着急。缺乏对水利工程进行管理的固定人员，这就导致水利设施出现工程老化、淤积、报废以及失修等情况。这样长期累积下去，很多的水利工程设施所具有的作用都丧失殆尽，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就只能各自为阵，束手无策。群众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社会化程度较低、自发性、无序性以及盲目性的情况普遍存在。
1.3资金投入较分散
在对小型农田的水利工程基础设施进行建设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建设资金来源主要为国家专项资金投入以及省级资金投入等。资金的投入由财政、水利以及计委等相关部门进行管理并利用，虽然投入的整体大，但是通过“分门别类”以后，运用在不同项目上以后，和资金的合力运用还差很大的距离，它对工程建设规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还直接影响着水利工程可以发挥出的效益。
2对小型农田的水利设施建设提出的建议
2.1对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规划进行完善
在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基础设施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对以往的相关经验进行借鉴，对当地的水利设施情况做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使之对其有所了解，以此构建出完善的档案数据系统。要积极的采纳基层干部以及群众提出的建议。根据“重点突出、讲求实效、统筹兼顾以及分步实施”的主要原则，在原有的农田水利设施的前提下，对水利条件以及种植结构等问题进行综合的考虑。再结合路网方便以及村民建设的问题因地制宜，并进行科学的编制建设，以此来对小型农田的水利设施进行分区规划，从而使水利设施的建设得到完善。
2.2使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机制得到完善
在对小型农田的水利工程基础设施进行建设的过程中，要不断的争取国家对其建设过程中进行的资金投入，还要把全社会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根据目前水利设施在建设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使政府投入加大，并强化金融信贷行业的支持，实施开源节流，对社会的资金进行吸纳以及招商引资等手段来吸纳资金。根据“谁投资谁建设和谁管理谁受益”的基本原则使人们加大对水利工程进行投资的积极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用在农田水利建设中，想尽各种办法对各方资金进行争取。以奖代补、民办公助以及先干后补等措施，可以对农民群众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及维护等方面的积极性进行充分的调动。相关部门还需要尽最大可能去争取到更多的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以及项目，努力的使目前农田水利设施陈旧落后的状况得到改善，使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得到促进，以此来保证农田水利建设快速健康的发展。
2.3使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机制得到完善
农田水利设施在建设竣工并投入使用以后，有关部门需要使对水利设施进行监管的力度得到加大，并安排专门人员对资金进行保障，对水利工程进行定期的检修以及维护。需要构建完善的满足当地实际情况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部门，对基层的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的相关知识培训，使他们对新科技、新知识以及新技术有足够的掌握。全面的使队伍的整体素质、服务意识、业务能力以及得到提升。为构建完善的农民用水协会，专门对当地农田水利设施的检修以及维护工作进行负责，以此使农田水利工程基础设施的管理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的步伐加快。
2.4加大宣传力度，推进小型农田的水利建设
在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中跨区域协作难、农民群众难出工以及地方政府难组织等实际问题普遍存在，所以，各级部门需要不断的增加宣传力度，深入到群众中，以此来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导向。在进行宣传教育的前提下，根据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所挂钩等方式，构建硬性的约束机制，使农民投工投劳的补贴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使农民的积极性得到调动。
3结语
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004-03
引言
交通基础设施是国家公共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铁路、公路、内河、航空、管道等运输设施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上了飞速发展的轨道，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471 564亿元。与此同时，中国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公路里程从1949年的12.6675万公里增长到2011年的410.64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从1952年的2.29万公里增加到2011年的9.32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长期以来，基础设施投资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基础设施对总产出、生产率的贡献有多大？当前，国内大多数研究文献主要是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两者关系，往往忽视了这样两个问题：经济增长对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存在反馈作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影响？基于这两个问题，本文拟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利用1978—2011年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分析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张镝、吴利华，2008）[1]。
一、文献述评
从经济理论的发展看，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古典增长理论最初在增长模型中并没有加入基础设施变量，从索洛模型到拉姆齐增长模型中都没有把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说政府公共支出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放入到模型当中，而将其与其他政策因素、技术因素一起归结到“技术变化”中。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40年代，发展经济学异军突起，罗森斯坦·罗丹、罗根纳·纳克斯、沃尔特·罗斯托和赫希曼等发展经济学家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思想。罗森斯坦·罗丹最早提出大推进理论，将基础设施视为社会先行资本，必须优先发展。沃尔特·罗斯托也将基础设施视为社会先行资本，认为基础设施发展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纳克斯发展了罗森斯坦·罗丹的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责任，私人企业是不可能有动力对具有初始投资不可分和强外部性特征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与罗森斯坦·罗丹等学者提出的优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论断不同，艾伯特·赫希曼从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认识的角度，系统论述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提出了优先发展生产率高的行业而随后发展基础设施才能保障经济增长的观点（张学良，2007）[2]。
国内学者广泛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得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的结论。如张学良（2007）认为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刘生龙、胡鞍钢（2010）[3]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杨帆、韩传峰（2011）[4]认为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乘数效应、旅行效应和外部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和规划建设的重要前提。李强、郑江淮（2012）[5]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黄寿峰、王艺明（2012）[6]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动态变化趋势，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经济基础。
二、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78—2011年，所使用到的两个时间序列为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数据：
transport：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
数据来源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国家统计年鉴》，由于统计年鉴中的GDP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数据都是按照当年价计算的，为了排除价格波动的影响，这里对GDP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按照1978年不变价进行了折算，并对两个时间序列变量都取了对数值。
在序列分析中，当时间序列不平稳，对两个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的时间序列作回归分析时，如果所涉及的两个时间序列都显示较为明显的持续地上升或下降趋势，也会出现很高的拟合优度值，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虚假回归”。这是因为回归分析得到的拟合优度是由于趋势的出现而不是由于两者具有真实关系，这样使用依据不平稳时间序列得到的回归模型作预测也会无效，所以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要求所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为了防止“伪回归”的产生，需要进一步识别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进行VAR模型估计之前，我们首先对序列进行单位根的检验。使用ADF法检验中国经济增长（gdp）、交通基础设施投资（transport）两个变量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水平值都大于（5%），可以接受原假设；但经过一阶差分后都小于显著性水平，则拒绝原假设。由此说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变量都是稳定的，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二）协整分析
由表2可知，中国经济增长（lngdp）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lntransport）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可进行协整检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最大特征值与秩检验结果（见表2）。表2中，当秩个数为0时，秩统计量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并且P值小于0.05，故拒绝零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然后进一步检验，当秩个数为1时，秩统计量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并且P值大于0.05，接受零假设，因此变量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lngdp =0.664lntransport+6.082
协整检验结果证明了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为0.664；说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1%，中国经济增长增加0.664%。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影响究竟如何？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如何？究竟这种因果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只有通过检验才能确定。我们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对这种关系进行判断。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中国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投资为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中国经济增长变动是基础设施投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中国基础设施变动是经济增长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基础设施投资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也会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更大的需求和供给能力。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到底能对经济增长起到多大作用呢？不同的基础设施类型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否相同？如果不同，那么政府就应区别对待，将有限资源尽可能多地投入到对经济贡献更大的基础设施中，以期达到最优产出效应。
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得到如下的政策启示：
第一，应重新审视交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互为依存，相辅相成，两者需协调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时，会阻碍地区间的经济活动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杨帆、韩传峰，2011）。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祝下，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投资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必须与其他生产性投资保持相应的比例，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考虑到中国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动态特点，政府需要通过比较现实产出和潜在产出增长率，审慎地调整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确保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以及保证宏观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刘勇，2010）[7]。
第二，调整和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职能、范围发生了相应转变，但是，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基础设施投资的缺位、越位等（丁建勋，2007）[8]。因此，政府在保持适度投资规模的同时，要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逐步退出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性领域，而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为企业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
第三，西部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战略。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供给明显不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应该集中精力，扩大公共投资，保证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根据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国家在西部地区实行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战略。即在东部和中部实施基础设施“同步型”发展战略的同时，在西部地区采取基础设施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王文利，2012）[9]。当前中国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强，在西部地区必须优先发展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实现西部区域经济的增长，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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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基于2001年～2011年的数据，运用层次分析和交叉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别测算了我国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共90个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工业效率值；随后，在空间技术溢出理论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三大区域基础设施综合水平及其外溢效应对工业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区域基础设施对工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不同基础设施的效应在三大区域之间却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工业效率；区域比较
作者简介：史学贵（1981-），男，河北昌黎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数量经济方面的研究；施 洁（1983-），女，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012-07收稿日期：2013-01-22
一、导言与文献综述
对基础设施的恰当投资和管理是国家和地区经济计划的重要环节。Aschauer（1989）提出了关于基础设施的两个重要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要比预期的更高；基础设施投资的降低可能是导致1970年以后美国国民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此后，分析基础设施的经济影响，希冀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得到相关政策选择与依据就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例如，Holtz-Eakin 等（1996）的理论文献中，证明了基础设施能够降低投入要素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活动的边际收益，对区域经济活力具有促进作用；Sturm（1998）为代表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出基础设施有正向产出效应和成本降低效应。
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因为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内生性，而效率层面的分析可以避免这一问题；而且，效率层面的分析也更能揭示出基础设施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机制。在国内，将基础设施和生产率联系起来的实证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基础设施对地区生产率具有的积极影响（刘生龙 等，2010；张浩然 等，2012）。特别是，李文启（2011）选用企业技术效率作为企业生产效率的考核标准，较早考察了基础设施对企业的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影响；但该文的数据仅限于省级水平。张浩然等（2012）以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模型设定和数据级别的拓展揭示出城市层面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但研究仅选择单一的分项指标代表交通基础设施这一关键解释变量，而且忽视了能源这一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分项指标。
基础设施与工业效率还具有极强的网络特征。一个地区基础设施不仅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相邻地区也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工业效率本身的空间溢出效用也不能忽视。这种理论上的判断已得到国外经验证据的支持（Cohen et al，200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考虑到这一点，国内学者也将空间溢出效应纳入到计量模型中进行分析，得到一些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研究结论，见魏下海（2010），刘勇（2010）和张浩然等（2012）的研究。但这些文献共同的缺憾都是直接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空间关系的引入缺乏经济理论模型基础。本文是在技术外溢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基础设施变量，推导出空间计量模型，弥补了这一不足。
如果忽视全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所得到的对各区域“一刀切”式的政策建议也将缺乏现实适用性（余川江 等，2012）。本文选择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区域，在对各区域进行了地理划分后，以三大经济圈中的90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分析基础设施对工业效率的影响；通过比较基础设施在城市之间的溢出效应，分析不同基础设施项的外溢作用对工业效率影响程度的差异，对于三大经济圈内部实施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基础设施和工业效率的测算
（一）基础设施水平的测算
1.测算指标选取
基础设施按照具有功能和服务对象，可以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两大类。由于社会性基础设施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相对间接的，如果把它也纳入到所构建的基础设施指标体系中，很可能使得基础设施对工业效率影响的计量结果变得不显著。因而，本文在参考魏后凯（2001）和张军等（2007）研究的基础上，仅选取经济性基础设施指标，并把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所有指标信息都加以利用来测算基础设施的水平值，从而建立了如下表1所示的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
2.测算方法的说明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对基础设施水平进行评价。AHP方法能够避免张军（2007）采用的主成分分析法的机械性，同时也能避免魏后凯（2001）使用的加权求和法在直接给出权重时的随意性。
AHP方法与加权求和法的类似之处，在于首先要建立系统的递阶层次指标体系。但不同之处是，加权求和法是直接确定下层指标对上层指标的权重，权重的确定存在很大困难，而且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AHP方法的各指标权重并非直接根据经验给定，而是先要构建一个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再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出各层次各指标的权重，最后计算出前一层元素关于总目标的排序权重。AHP方法在多元统计分析中已经相当成熟，具体操作方法在此不作过多介绍。经过这些具体步骤，就可以得到层次分析法中各个指标的权重（见表1），从而计算得到基础设施水平的评价值。
（二）工业效率水平的测算
产出率、效率指标和劳动生产率等指标是现有文献中所常用的工业效率评价指标，但选择单一指标进行处理的方法就只能测度出工业效率的某一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能以多投入多产出的方式有效克服上述困境；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存在大量有效单位的效率值在1处堆积的缺陷。本文为避免这一问题，采用交叉数据包络分析（cross-DEA）对工业效率进行测算。
DEA是一种对同类型的部门或单位（称为决策单元（DMU））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的方法。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
（三）三大区域的划分与数据处理
在界定各自范围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三大区域所处的不同商业文化背景。基于这样的设想，笔者在充分考虑了文化因素后对三个区域的界限进行划分：环渤海地区作为北方文化的主要代表，包括河北省、辽宁省和山东省以及被河北包围的北京市、天津市等3省2市，共44个地级市（包括地级市和地级市以上级别城市）；长三角地区作为吴越文化的主要代表，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等2省1市，共25个地级市；珠三角地区作为岭南文化的主要代表，包括整个广东省，共有21个地级市。
测算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2001年后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统计指标和口径等方面发生了很大改变，本文选取2001～2011年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与价格相关的变量，均采用相应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测算中，基础设施测算值包括基础设施综合水平值以及交通、通讯和能源等3个分项值；工业效率的测算参考施洁等（2012）的方法，在crossDEA方法中将劳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作为投入，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具体计算软件采用Matlab7.11。
三、测算结果及区域比较
（一）基础设施水平的比较
从总体上看，各基础设施在区域间的发展存在差异，珠三角区域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平均存量水平明显高于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而三大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珠三角和环渤海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却逐渐收敛。各基础设施存量水平都呈现递增趋势，而长三角和环渤海的增长态势都较稳定，珠三角的波动幅度却较大（见图1第1行的前3个图）。比如，受2005年人民币第4次汇改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珠三角区域交通和能源项的增量出现陡然下降。
把基础设施标准差与基础设施均值的比值记为基础设施的变异系数，表示区域内各地级市基础设施的离散程度。珠三角各地级市的变异系数一直较大，数值均大于1，表明各地级市间的基础设施发展差距较大，建设水平很不平衡；而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各变异系数一直保持在0.6以下，且近年有不断下降趋势，两地区的发展差异区域收敛。
（二）工业效率水平的比较
总体上，除了2009年三大区域的工业效率均略有回落外，其他年份水平值都保持了显著上升趋势；截至2011年，工业效率平均水平基本相当。从结构上看，珠三角各地级市的变异系数一直都最大，为0.3左右，表明城市之间的工业效率存在较大差距，发展最不平衡；其次是环渤海区域，变异系数有逐年减小趋势，为0.2和0.3之间水平，这与近10年来国家开发环渤海区域的力度不断加大有关；最为均衡的是长三角地区，变异系数一直保持在0.2左右。
图1 历年三大区域地级市基础设施和工业效率水平测算结果及其变异系数
四、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推导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理论对空间关联涉及较少，导致经济学研究结果和推论的偏误。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将地理空间相互作用纳入模型中，从而实现对地理与经济现象空间效应（特征）的估计和识别（魏下海，2010）。本文在空间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用工业企业的效率来代替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模型的技术溢出机制中引入基础设施的作用。
假设
Ait=Ai0egtIγit∏nj≠i（IρjtAλjt）wij。（1）
其中，Ait表示工业企业效率，Ai0为其初始值；g是工业效率的增长率；Iit表示基础设施水平；wij表示技术溢出的空间结构；脚标i，j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γ，ρ和λ为参数。城市的生产率水平不仅由生产率的初始值和生产率的外生增长率决定，还会受到周边城市的生产率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其他城市的工业效率会溢出到本城市，λ代表溢出效应的程度；Ijt代表技术外溢的难易，ρ代表难易的程度。本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Iit影响该城市接受技术溢出的能力，城市基础设施越好则它接收技术溢出效应的能力就越强。并且，基础设施的建设本身对生产率的提高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在此式的基础上，再引入其他的控制变量Xt和扰动项εn，得到本文的计量方程lnAt=β0+λWnlnAt+γlnIt+ρWnlnIt+βXt+at・ln+cn+εn（2）
其中，lnAt是被解释变量，即城市工业效率的对数值；lnIt是基础设施的对数值；Xt为控制变量集合；λ为空间滞后回归系数，反映工业效率的空间相依性；ρ是基础设施的空间系数，反映周边城市基础设施对本地工业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at为时间固定效应，ct=（c1，c2，…，cn）′为城市固定效应。
（二）空间自相关检验
空间计量模型要求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关系必须真实存在，否则将得到不一致的回归结果。因此，首先要对工业效率的空间相关关系进行检验。Moran I指数是目前文献中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的最常用统计量。Moran I指数定义为
Moran I=∑ni=1∑nj=1wij（yi-y）（yj-y）s2・∑ni=1∑nj=1wij，（3）
其中，s2=1n∑ni=1（yi-y）2，y=1n∑ni=1yi，yi是第i个地区的观测值，wij是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Moran I的取值范围为＼[-1，1＼]，当Moran I大于0时，表明各地区之间某经济变量为空间正相关，即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当Moran I小于0时，表明空间负相关，即存在空间排斥效应；当Moran I等于0时，表明各地区之间某经济变量与区位的分布相互独立。
采用统计量Z值来检验Moran I指数的显著性，定义Z值为
Z（n）=Moran I-E（I）Var（I）（4）
其中，E（I）=-1n-1，Var（I）=n2w1+nw2+3w0w20（n2-1） -E2（I）。这里，w1=∑ni=1∑nj=1（wij+wji）2/2，w2=∑ni=1（wi.+w.i）2，w0=∑ni=1∑nj=1wij。wi.和w.i分别是空间权重矩阵中第i行和第j列之和。
通过采用地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计算得出2001年～2011年我国三大区域工业效率的Moran I 指数和Z值，见表2。研究表明，工业效率的Moran I指数均为正值，且基本上都非常显著，说明工业效率在三大区域内存在很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才能得到无偏且一致的估计结果。
（三）数据与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
选取2001年～2011年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区域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工业效率（eff），运用cross-DEA测算方法计算得到。
解释变量包括：（1）基础设施水平（instr）。选择基础设施的实物形态作为其变量，包含基础设施综合水平及交通（trans）、通信（com）和能源（energy）等分项；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来源于市场规模效应和产业集聚和扩散效应，前者对区域经济绩效始终是正向作用，而后者的影响则不确定，因此二者叠加所导致的空间溢出效应的方向并不确定。（2）其他两个主要控制变量。包括：地级市市场开放程度（open），反映经济体的外向化程度，用全市限额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来衡量；地区的产业结构（strc），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用全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变量。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空间计量模型中的空间矩阵采用地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拟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表3给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
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的基础设施对区域工业效率的影响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珠三角工业效率对基础设施变化的弹性为0.2595，要大于环渤海的0.0535和长三角的0.0518。不同基础设施的效应在三大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交通对工业效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而环渤海的影响弹性为0.1582，远超过了长三角和珠三角；通迅对工业效率影响方向各异，对长三角的影响弹性为0.1246，而珠三角系数则为负；能源基础设施的影响也只有珠三角的系数显著，且为正的0.0347。这个结果反映出三个区域的地域和经济结构特点对基础设施水平在促进工业效率的程度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三大区域的基础设施均具有明显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珠三角区域的溢出弹性为0.4065，大于长三角区域的0.3224和环渤海区域的0.2247。这说明，在集聚区域的产业集聚过程中，集聚区域相对其他区域存在更多的生产能力和要素集中，基础设施的改善能促使各种要素充分流动，从而促进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基础设施分项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各区域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在环渤海和长三角两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在珠三角区域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理论研究认为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两个不同的方面。首先，基础设施的增加会通过网络经济促进区域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区域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带来市场规模效应，市场规模的诱致效应既能影响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也能影响社会分工所能达到的精细程度，因此对周边区域的生产效率起到正向的空间网络外部性。其次，基础设施的增加还可以吸引其他区域的生产要素流入和流出，使经济资源在城市间重新分配（表现为产业的集聚或扩散），对周边区域产生正向或负向的空间网络外部性。这样，对不同区域来说，两种效应叠加所导致的基础设施对工业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方向并不确定。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对基础设施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工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工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不同基础设施的影响在三大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对环渤海工业效率的正向影响最强，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工业效率正向影响最强的则分别是通讯和能源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空间外溢效应方面，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在环渤海和长三角两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在珠三角区域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这对于促进三大区域工业效率的提高，以及加强经济一体化程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基础设施促进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实现分工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经济等达到收益递增的结果是一致的。但考虑到基础设施分项以及不同区域间差异后，具体到特定区域的基建安排，就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基础设施分项对工业效率的促进作用大小，在基建投资时就能考虑到不同基础设施分项建设安排的轻重缓急。
其次，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政府公共支出需要考虑到城市间基础设施的空间联系和互动。只有科学评估政府的横向责任、协调分工好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才能控制好基础设施支出的总量规模和投资结构，避免区域经济竞争带来的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问题。可以通过推动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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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中图分类号： TM6 文献标识码：A
1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基本组成分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火电厂锅炉安装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工程概况、编制依据及编制原则、施工总体部署和组织管理机构、关键部位施工方法、特殊季节施工方法及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等几大项内容，然后，根据具体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各分项及重点等。通过对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基本组成的了解与掌握，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辨别以及基础内容的编制，在此基础上，对锅炉安装技术要求、施工难点等进行科学评价与评测，以电厂锅炉型号、特点以及安装要点等为基础确保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的科学性。从安装施工组织设计针对性、适用性的考虑与分析入手，使火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能够真正指导锅炉安装工作，确保安装工程的顺利开展。
2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与执行
2.1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
在现代电厂设备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现状的调研与分析中发现，许多工程的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工作存在诸多的不足。许多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都没有针对工程的实际情况以及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制，仅通过以往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的简单改编作为中标工程的文件。这样的方式很难实现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的真正职能，使火电厂锅炉安装中缺乏科学的施工组织设计文件指导，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的发生。针对这样的问题，在现代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中应采用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进行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使施工组织设计能够真正的指导电厂锅炉安装工作。
首先，根据技术文件对工程概况、技术要求等基础信息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上，以工程实际情况为基础对基础信息进行辨别与分析，通过基础信息的甄别确保施工组织设计编制中所采用信息的真实性，促进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工作的开展。在确保工程基础信息后，还应对锅炉安装的难点、技术管理难点等进行分析与评测，并根据工程施工进度要求、工程实际情况等选择相应的配套设备以及人员结构。以此为基础使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涵盖锅炉安装工程中的各个环节，确保施工组织设计能够真正指导锅炉安装工程的各项内容。
做好上述基础工作外，还应对锅炉安装工程中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预测。从季节因素、人员因素以及施工过程中技术难点及技术事故等内容考虑，针对锅炉型号以及安装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制定应急预案以备不时之需。按照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分类大项及小项内容进行内容的完善与扩充，确保施工组织设计的科学性及完整性。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施工管理理论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评价，针对评价结论中的不足之处进行完善，促进施工组织设计文件指导能力的提高，促进施工组织设计对施工管理工作的规范。
2.2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有效执行
火电厂施工管理现状调查报告指出，火电厂锅炉安装施工中施工组织设计的有效执行对施工安装质量、施工经济效益、施工安全等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缺乏有效的执行将导致施工组织设计目标难以达成、导致锅炉施工中问题的发生。因此，现代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不仅仅是文件的科学编制，更需要有效的执行作为保障实现施工组织设计目标。
根据这一因素，在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与执行中，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需求制定严格的执行标准及执行体系。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内容将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各项工作内容落实到安装工程的各个岗位职责中。通过岗位职责的明确、相关内容的明确使安装施工管理中各岗位人员能够切实执行施工组织设计内容，促进管理目标的实现。
2.3提高火电厂锅炉安装施工组织设计认识，促进相关工作的开展
作为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管理的综合性文件，火电厂锅炉安装施工企业应提高对施工组织设计的认识。改变以往照本硬套难以实现施工组织设计适用性与针对性的问题，引入科学的施工组织设计编制理论。以针对性、适用性为中心开展锅炉安装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工作，促进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工作的有效开展。总结以往施工组织设计编制、执行中的经验与问题，运用现代施工组织设计编制适用性与针对性理论对锅炉安装施工中的内容、重点与难点等工作进行明确。通过提高施工组织设计认识使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能够真正指导施工管理工作，实现施工组织设计的根本目标。
3以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细化促进施工管理目标的实现
受我国传统施工管理习惯影响，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执行过程中粗放型管理问题仍然存在。虽然，近年来强化了精细化管理，但是许多企业的精细化管理并未落实到实处。根据火电厂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特点，施工企业应在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中引入精细化管理理论。通过对施工组织设计内容的细化、执行的细化促进管理目标的有效实现。从工程招投标阶段即开始精细化理论的引入，组织编制人员对具体内容进行细化、对难点要点等进行细化。在此基础上对施工组织设计文件进行内容的扩展与补充，以锅炉安装管理需求为基础完善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的内容，促进施工组织设计指导职能的发挥。根据施工组织结构中的主要领导职责，以项目经理部为中心进行动态管理。通过动态管理模式对锅炉安装过程的质量、进度、成本、安全等相关问题实施有效管理，促进项目管理工作目标的实现。
结 语
综上所述，现代火电厂安装工程施工管理中，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与实施对锅炉安装质量、进度、经济目标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针对施工组织设计对施工管理的影响，从施工组织设计编制的精细化管理入手强化施工组织设计的职能。以施工组织设计编制、执行等工作规范并指导锅炉安装工程施工管理工作，促进工程进度、质量、经济目标的实现，促进安装工程施工企业综合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公共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促进
一、 经济增长理论视角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在经济增长理文献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支撑。其中大多数的讨论都可以归纳在以下生产函数的框架之内：
Q为实际总产出，K为不包含基础设施的总资本投入，KI为基础设施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A（.）为标准生产系数。假定基础设施是一种纯公共品由政府通过一种非竞争、非排他的途径提供。KI在F（.）中通过政府购买函数G（.）的形式表示，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额外的变量，这在宏观经济的文献中较为常见（Romp & de Haan，2005）。
然而，已有文献中有学者提出可以在生产函数中单独将基础设施包括在内。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都符合纯公共产品的特性，过去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通过市场来提供，具有典型的私人产品特性。其次，即便私人部门参与进来，基础设施在运营期间提供服务的单位成本与单位价格并非严格的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所以，将KI当成生产函数中的一个变量需要基于一个假设，即企业可以根据其提供基础设施的成本来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Duggal，Saltzman & Klein，1999）。
在此观点下，KI在生产函数中应该通过（G（KI）=I（KI））来体现。I（KI）是一个中间投入变量，KI的增加使得企业生产函数中的其他相关中间投入如交通、通讯等的成本降低。Hulten，Bennathan和Srinavasan（2005）将这称之为基础设施的”市场调节效应“。
此外，在方程（1）生产函数的参数A中包含了两种增长效果：一般正外部效率的提高，表示为θ，可以称之为”直接效应“；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积累的正外部效率提高，也可以称之为”间接效应“。
1. 直接效应。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不论是将其当成纯公共产品还是一种中间投入的形式，都涉及到生产效率问题。在一个标准的生产函数中，基础设施投入的加大也会提高其他要素的生产率，而这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否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要取决于是否达到规模效益。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互补性直接效应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可以考虑对参与某些偏远地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提供的私人资本开放例如电力、通讯等一些重要基础设施的进入权限。
但是很显然，基础设施的融资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存在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如果这些资金是来自于政府税收或者从国内金融市场的借贷。
2. 间接效应。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比直接效应要更为多样化，主要包括：
（1）基础设施的维护与私人资产的使用寿命。这是一个重要但是较少被提及的方面，即维护已有基础设施存量。有学者认为相比新建基础设施来说，现有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对于维护已有基础设施来说是不利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Rioja（2003）假定维护已有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于税收，而新建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于国际贷款。很显然，新建基础设施对于官员来说更加具有“政绩表现”，同时相比加大对已有基础设施的维护上来说也显得更加的“短视”，因为一味的新建而不注重维护会使得已有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逐渐下降（Maskin & Tirole，2006，Dewatripont & Seabright，2005）。这种维护水平的缺失将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降低了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Rioja（2003）在外生增长模型的框架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另一方面，带来了更高的运营成本，同时也使得私人资本投入的耐用期减少，例如私人卡车在破烂的公路上行驶或者私人机器连接上电压不稳定的线路等，都会减少其使用寿命。
（2）调整成本。这一观点主要由Agenor和Moreno Dodson（2006）归纳得出。对基础设施的改进最少可以在两个方面降低私人资本的调整成本：一是降低物流成本；二是减少私人对于某些替代性机器的投入，例如发电机等。这一假定得到了很多来自于公司层面调查数据的经验支持――如Lee，Anas和Oh（1996）以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为样本，Alby和Straub（2007）以拉丁美洲为样本，Reinikka和Svensson（2002）以乌干达等国为样本分别做了相关验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使其提供的服务更加可靠，这样便减少了企业为预防某些必要出现故障而准备的替代性支出，从而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支出，但是也存在一种这样的可能性，如Reinikka和Svensson（2002）的研究表明，如果投资生产那些替代性设备的企业规模要更大或者利润更为丰厚，那么这种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可能会导致私人投资的进一步下降。
（3）劳动生产率。这一效应来自于假定信息传播及通讯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得用于工作交流沟通上的时间减少，这样可促进潜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4）人力资源发展的影响。微观经济学上很多文献都指出更好的基础设施水平可以促进民众健康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这在短期可以使得已有的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在中长期来看可以促进民众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5）经济的规模与范围。已有文献中有一些相关的论证表明，高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交通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更好的存货管理水平以及不同的经济集群模式（Hulten et al.，2000；Baldwin et al.，2004），此外，还可以促使各类型的机构出现专业化分工，并促进在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创新的投资力度来应对市场变化，而相应的，更有效的信息流入会使得市场竞争加剧从而带来更为有效率的市场出清（Jensen，2007）。
二、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经典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由生产函数中的两个要素组成：排除了比较优势的资本与劳动力。生产包含两部门：传统部门（一般指农业部门）在固定收益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可自由交易的产品，现代部门（一般指工业）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此外，不同地域之间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程度不同。这类文献还进一步区别了“先天自然”如是否蕴藏丰富的石油、是否靠近海洋或者河流、气候条件等自然条件，在吸引公司选址及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上与“后天自然”的不同。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先天禀赋”如何促进区域化的聚集，以及政策干预如对相关公司进行补贴，或者人力资本及基础设施条件的积累等“后天禀赋”如何对区域化的集群产生影响。
经济地理学模型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认为经济活动的“后天自然”是区域分散和聚集之间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技术条件上来看，区域聚集的驱动力来自于工业部门的企业内部或者外部的报酬递增。内部的报酬递增可能是由于反向的需求链条所引起，经常称之为“市场准入效果”，或者“国内市场效果”，在此情况下企业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会将其生产经营活动置于靠近更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区域，也可能是由于正向的成本链条所引起，在此情况下企业要素投入价格下降从而使得更多的企业聚集于特定的区域内。
交通成本是区域聚集或者分散的决定性因素。在大多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这一部分被简化为“冰山”成本，即假定在货物运输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货物会逐渐“融化”掉。由此可以看出，区域聚集或者分散的驱动力都会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而减弱。例如，“市场准入效应”会随着本地与外地市场交易成本差异的缩小而减弱，但是对于公司本身来说，市场竞争的逐渐激烈同时也会使得工资效应逐渐减弱。在大多数模型中，当交通成本很高时，区域分散的驱动力占据主导地位，而一旦交通成本下降，区域聚集的驱动力将会逐渐增强（Baldwin et al.，2003）。
上述讨论的经济活动长期地理格局，但是这些模型用来分析区域政策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公司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情况最多只是政策制定者考虑的一个中间环节，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以及更好的收入分配效果。其次，在这些模型框架下，工业部门的聚集总是处于一个“输赢情境”。显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政策经验要求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的规模之上。
Martin和Ottaviano（1999）将经济地理学与内生增长理论相结合建立模型来解释一系列政策问题。这些模型均假定企业可以利用技术进步来克服边际收益递减，此外，还遵循一个在实证研究中证明的假设（Rosenthal & Strange，2004），即地理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深远的影响，且这些外溢效应只存在于本地区。内生性增长代表着一种区域聚集的驱动，而知识的外溢性代表着一种区域分散的驱动。
在这些模型中，Baldwin等（2003）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基础设施政策的结论：在地理与增长模型中最重要的是空间上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整体的快速增长中有可能包含局部的由工业聚集带来的静态损失，所以有可能存在一个全局性的动态增益，而局部的利益并没有明显的受损。然而，这一结论将会取决于区域聚集的程度是否处于最优水平。
三、 公共部门需要市场与政府融合
公共部门的产品特征和技术特征决定了完全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是低效率的，有必要保持政府对其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保持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
从主流的新古典理论观点来看，政府与市场分别作用于不同类型的市场。在竞争性市场中，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在公共市场中，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这其中包含的观点是，只要市场可以做好的都尽可能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或者出现失灵的，则通过政府来实现资源的配置。但是大量的低效率、寻租、分配不公平等问题的出现，表明市场机制可能失灵，政府的干预同样也可能出现失灵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因此，可以得出的经验是，政府监管需要同市场机制结合，以尽可能降低管制的代价。在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场提供的领域，就需要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之间进行互补与协调。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手段的结合。任何一种监管手段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各个企业的应对行为，这些应对行为同时又会反馈到监管的手段上，这种互相影响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产业的绩效。另一方面是监管手段与规则的结合。围绕公平和效率，以效率为标准，在引入市场机制的条件下，实行必要的政府监管，以保障市场秩序和分配的效率。在公共部门当中，市场的不完全程度更高，需要政府进行相应的政策干预。
新公共理论所倡导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生产者相分离的理论是实施PPP的理论基础。对于政府和公共部门而言，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其基本职责，不存在选择的机会，而采用什么方式，由谁来生产公共产品则存在可选择性。PPP模式只是改变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却并没有改变公共产品的基本性质。这就为公共部门和私方部门在PPP中的职能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共部门在PPP中虽然不再直接生产公共产品，但公共服务的责任仍主要由政府来承担。政府及其公共部门在PPP中至少承担三种职能：（1）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须保证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符合标准，一旦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公众需要，或在公共服务活动中出现重大事故，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2）作为PPP的主要参与主体之一，政府和公共部门还应承担规则制定与执行的职责，包括法规政策和PPP规则程序的制定，违规行为的纠正等；（3）作为公共服务的采购者，公共部门主要承担确定采购标的、选择合格的私人部门、签订与履行合约等职责。要履行好这些职责，要求政府主管部门由传统的“经营者”向“监管者”转变，由传统的“命令―控制”的管理理念向“经济―激励”的服务导向转变。
私人部门作为PPP合约的另一方当事人，需向公共部门提供符合要求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其主要职责包括响应公共部门的采购协议、参与竞标或其他遴选程序、合同签订和履约等。这与一般的竞争性企业无异。然而公私部门合作提供公共服务意味着公共服务供应商是一个承担了社会责任的经营主体，虽然它本质上仍是一个商事主体，盈利依旧是其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但由于私人部门生产的公共产品具有公益属性，这使其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两重身份，进而决定了私人部门获得利益不能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与一般的竞争性企业相比，PPP中的私人部门要想获得利益，就必须接受比一般商事活动主体更多的限制，如在产品或服务价格制定方面受到监管，公共产品的利润率要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其经营或生产的部分信息应向社会公众公开等。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私人部门还必须按照合约规定，对城市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等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总体来看，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由原来的平行关系日益转变为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关系。特别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原来在纯公共领域不可分的投资逐渐变为可分的、可竞争的投资类型，市场力量在公共部门领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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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绩效；昆明市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城市间差异大，同一种投融资模式在不同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如果仅用某一城市的数据来反映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绩效问题显然不够科学和客观。在时间上由于2004—2008年期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层出不穷的时期。因此本文将选取2004年和2008年的相关数据分别考察上海、天津和昆明在这一段时期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情况并对投融资模式进行绩效评价，以期找出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创新途径。
一、原始数据采集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分别采集昆明市2004年、2008年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
二、绩效测算
各指标等级划分临界值及各细分指标所赋权重，分别计算出昆明市2004年及2008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见表2）：
然后，按照构建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绩效评价模型，计算出昆明在2004—2008年这一期间投融资模式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度。
根据昆明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4年昆明城市常住人口为502万，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为140亿元；2008年昆明城市常住人口为623.9万，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为552亿元。由这些数据，得：
p2004，2008==0.07
三、结果分析
根据2004—2008年昆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绩效评价分值及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综合分值所属区域，可以对这一段时期内昆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其概况做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相关结论如下：
1.从总体上看这段时期昆明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绩效水平较低，指标值仅为0.07。即用于城市基建项目的人均投资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仅为0.07个百分点，与上海市的投融资模式绩效水平相当，都存在资金浪费问题。
2.从昆明市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来看总体偏低，2008年仅为48.2，是三个城市中最低的。这也与昆明城市外部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昆明地处中国西南部，交通相对闭塞，金融生态环境落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很难获得除政府财政投入以外的其他社会资金。虽然如此昆明市在2004—2008年这五年期间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综合评分提高了15.21%。特别在城市通信系统领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3.从具体指标看昆明市在互联网普及率从每千人拥有46户互联网发展到704户，取得的成就最为明显。在城市供水系统的建设上却喜忧参半。一方面城市用水普及率达到99.9%，较2004年的63.8%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人均生活用水量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还降低了，仅为56吨每人，处于极度缺水状态。发生在2010年的旱灾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昆明市政府在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及如何提高利用率方面还做得不够。在城市环境保护方面昆明市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尤其是在滇池水的治理以及垃圾处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统计数据表明，昆明市政府利用世行资金加大垃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环境。在这方面昆明的投融资模式是有效的。与前面几个指标不同，昆明市在城市道路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没有取得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2008年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较2004年减少了7.51辆，轨道交通也出现了倒退。说明在昆明市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融资模式并不成功，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发展落后于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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