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6 05:12:00
（一）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
新课程具有时代性、基础性、开放性和综合性等特点[2]。毫无疑问，这些新特点将在教育理念、教学能力和知识构成等方面对实施新课程的教师提出新的挑战。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的课堂教学将更加强调过程而不是内容，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也更加倾向于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教师的教学方式也更加注重启发式、体验式和探索式。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在教学方面要实现这些转变，必须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尤其要具备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因此，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然要求教师从课程的执行者向课程的研究者和开发者转变。众所周知，课程开发要求教师在先进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能够准确地分析社会和学生的发展需求，灵活地设计和实施各项教学活动。这也就是说，教师除了具备基本的教学技能和合理的知识结构之外，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研究对于教师是一种理性的教学实践过程，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教学问题，对教学理论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运用[3]。教师只有深刻把握新课程的内涵，以研究者的眼光去分析教学中存在的新问题，才能真正落实新课程理念，促进新课改的顺利实施。
（二）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现状
著名课程改革专家富兰曾经说过：“教育变革的实施取决于教师的所思和所为，就这么简单，也这么复杂。”之所以这么简单，是因为这个道理简单明了，无需多言；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教师在教育变革中的适应与改变并不容易[4]。目前，基础教育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一定程度上来自教师无法适应新课改对他们提出的新要求。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现状确实不令人乐观，教师群体的素质普遍偏低。2010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普通高中专任教师中，研究生仅占3.6%；普通初中专任教师中，研究生比例仅为0.64%，专科生比例高达34%，甚至部分教师是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5]。具体到各省师资情况，以甘肃为例：甘肃省现有普通中学专任教师8.27万人，其中，初中专任教师6.41万人，学历合格率84.80％；高中专任教师1.86万人，学历合格率56.59％。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甘肃省农村地区还有2万5千多名代课教师[6]。虽然学历并不代表一切，但是学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和教学研究能力，能间接反映出教师的综合素质。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基础教育教师的整体学历偏低，教师们的综合素质普遍不高，难以应对新课程改革提出的新要求。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可知，一支数量充足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加快基础教育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急需得到优化，教师队伍中那些文化水平不高，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必须尽快坚决辞退。总之，进一步优化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以服务于基础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二、几个发达国家基础教育的师资要求情况
古人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发达国家基础教育的师资要求情况，对优化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无疑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关于教师来源的要求
在芬兰，教师工作被认为是最有地位和吸引力的职业。每年大约5000名学生申请教育专业，仅有约10%被录取到大学教育学院。芬兰的师范生基本上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7]。在加拿大，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到师范院校就读，只有成绩排名占到前30%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8]。芬兰和加拿大都注重把好教师入口关，这样可以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教师队伍中来，从源头上保证了教师的质量。
（二）关于教师培养的要求
日本教师职前教育特色是将教师职前培训的教育实习分散到大学四年中进行。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和实习结束后，一方面，要将在实习学校取得的实践研究成果及时反馈给大学所在院系，另一方面，还要将最终研究结果在实习学校进行发表和交流[9]。芬兰所有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都必须由综合性大学采取“做中学”“研究性”的模式来培养[10]。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教师不仅具有广博精深的教育学、教学法和学科课程的知识，而且最易于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熟练地运用理论知识解决日常教学问题，并在教学实践工作中继续自己的研究和创新。
（三）关于教师发展的要求
英国白皮书《儿童、学校和我们的未来》引入一种需要更新的“教学许可证”，其有效期为5年。5年期满时，证书持有者如果通过了一系列审查，方可使证书再次有效，否则，就会面临失去教学许可证进而失去教学资格的危险[11]。近十年来，为了应对日本国内教育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变化，日本适时推出了强制性的教师资格更新制度，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化，对教师资格证书的有效期进行定期审核和再授予，确保教师的资质能力能够满足新形势的要求[12]。这种教师资格更新制度，有利于督促入职后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以满足新形势的发展需求。
三、优化我国基础教育师资队伍的若干建议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在学历水平和综合素质方面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现结合发达国家师资建设的经验，就优化我国基础教育师资队伍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教师准入制度
目前，我国关于教师准入的制度不完善，即教师入职“门槛”过低，教师资格认证机构对教师素质的考查手段不够科学，认证过程不够细致，很难做到真正的“择优上岗”。事实上，教师准入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很多人浑水摸鱼进入教师行列。另外，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本质上是专门为那些不具备规定的教师资格学历的人员而设置的一种补偿性考试，其本意是为教师队伍招揽更多人才。然而，由于我国的各项法规制度还不健全，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被某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不合理利用，成为其增加收入的手段。可以说，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变质，在一定程度上间接降低了教师职业准入门槛，让一些“伪师”“劣师”有机可乘，混进教师行列。学者杨随军指出：“2002年以前获得教师资格的人员几乎全部属于‘自然过渡’，缺乏必要的专业水平鉴定和评估；而近三年对在校师范毕业生直接实行教师资格认定，更缺乏实际教育教学能力的考核测试和有力的监督机制。”[13]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的教师资格认定过程有点不太可靠，流于表面形式，可能导致教师质量大幅度缩水。因此，要优化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当务之急是要严格把好教师准入关，完善教师准入制度，从源头上保证教师的质量。对于一些不合格的教师应坚决解聘，对于那些在特殊年代走上教师岗位的教师应进行合理安置，以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二）转变教师培养模式
我国目前的教师培养模式存在着强烈的学科本位倾向，注重系统的知识讲授和技能训练。在新时代教育理念的推动下，这种教育模式体系缺乏新意，不再适应时代要求。加之，目前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学习基础良莠不齐，这将很难保证未来教师的质量。根据国外的教师教育经验，教师培训内容不但要与相关的教学实践研究相结合，而且要以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改革经验和趋势为重点。用学者龚森的话说，“培训的内容应为相关的研究证明是必要的，既贴近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实际需要，又不失其前瞻性”[14]。因此，我国的基础教育教师的培养很有必要从“学科本位”的模式转向“研究型”的模式。“研究型”的教师培养模式要求，同等地看待学科专业课程与教育专业课程，尽可能地把教育学、心理学和教材教法等学科整合成几门核心的综合课程，努力培养教师的教育研究能力，为教师以后的行动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三）实行教师终身教育制度
21世纪的社会将是一个学习化的社会。要教会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教师自己首先要具备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不可否认，教师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行教师终身教育制度，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有利于教师教育能力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终身教育，是当今世界教育的主流和未来教育的方向。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对教学内容不断注入新的成分，因此，教师的知识结构要保持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当然，实行教师终身教育制度必然要求打破终身制的教师资格期限，使教师资格证的有效期与教师后期的持续学习和发展挂钩。我国目前终身有效的教师资格容易导致部分教师对学习深造产生懈怠心理，不利于激励教师进一步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讲，要进一步优化我国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应该实行教师终身教育制度，同时明确教师资格证书的有效期限，督促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教育科研能力，以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
四、结束语
关键词：基础教育改革；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大众诗性话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实验此起彼伏，轰轰烈烈。值得关注的是，与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相伴随，教育改革的各类思想与主张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任何真正的教育思想必然源自于主体自身的一种教育生命运动，必然是主体自身教育生活史的产物与延续，必然是其自身教育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或者说，“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流动性，决定了教育思想的丰富性及其表达主体的多元化。由于主体认知模式、知识结构、理论取舍、价值判断的差别以及主体把握教育的视域的不同，必然形成各不相同的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在笔者看来，根据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教育改革思想与主张大致分属于“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和“大众诗性话语”四种基本类型。探讨这四种话语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有助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话语认知框架。
一、意识形态话语：政治深度介入教育
在学术思想史上，“意识形态”一词一直具有贬义(否定性)与褒义(肯定性)两重色彩(属性)。其中，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对其作贬义界说和理解的较多。人们往往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专制或虚假意识，是国家机器强加于民众的思想系统，功能在于辅助政治和文化垄断。本文主要是借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中性意义，用以指称某一个人、集团的一整套主张、理论与目标。它并非静止，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转换，其重要作用在于可以统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凝聚人心、规范生活。
教育改革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国家、政治、权力深度介入教育的结果。在教育泛政治化的年代里，“意识形态话语”必然垄断教育改革的整个话语系统。一般情况下，“意识形态话语”往往以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文件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以领导人语录、政府工作报告或宣传口号的形式出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这一宏观背景下，诸如《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78)、《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7)、《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明显携带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诸多特征。
我们知道，教育与个体的生存发展休戚相关。同时又决定着民族兴衰、国家命运。反观人类教育现象史和教育认识史，国家意志和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总是占据着重要角色。在“政教合一”体制下，统治者对教育的影响尤其广泛而深远。国家性、阶级性是教育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但必须警惕的是，执政者的思想常常走向封闭、保守，“意识形态话语”常常走向极端而进入死胡同，进而将一些大话、空话、套话等固化成“金科玉律”般的口号。一般来讲，“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和生存境遇来看问题、做事情和写文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研究者、理论家，都是一个具体、丰富、真实的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境域中的人。他总是也只能以其特定的方式来把握人类生存经验某一特定方面的意义和过程”。并不否认，历史上有不少政治人物都对教育富有洞见和热情。但是，高高在上、长官意志乃至一意孤行的直接恶果便是拒绝对话与自我反思，以至很多政策、条例往往劳民伤财，在推行的过程中滋生诸多不幸。这一现象，在民主、自由精神发育不良的社会里尤为普遍。以此为参照，由政府发起和推动的各级各类教育实验改革，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诸多实践偏差的根本原因，便一目了然。
二、知识精英话语：学术深度介入教育
这里的“知识精英”主要用以指称“学院派教育研究者”，即那些以教育科研为业、为生的理论工作者。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精英一样，占有特定的教育话语权是他们维持职业地位和获得学术声望的重要前提。一般来说，真正能够显示一个时论水平的应该是“知识精英话语”。但是，这一假设在教育领域却常常受到质疑和讥讽。多年来，尽管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手段和职业生存方式一直受到批评，教育理论的实践性、解释力屡遭诟病，但直到如今，整个教育科研制度和教育科研文化却没有多少改良，教育理论的内在品质和话语类型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动。
教育学的学科水平、发展现状差强人意，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体上讲，中国教育学属于“舶来品”。从最初学习日、德、美到后来全面仿苏，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教育学中的“知识精英话语”往往离不开大量的翻译著作。但是，回顾近百年教育理论发展史，仅就所引进的国外教育思想而言，从凯洛夫到巴班斯基、维果斯基，从杜威到布卢姆、加涅，他们的言论得到广泛引证，被奉为经典，以至可以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教育学家屈指可数。不得不承认，限于既成的教育科研范式和僵化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眼下教育理论的主导性话语已经被简化为一套通用的“公共教育学教材”，编者的姓名轮番更替，但内容和风格却基本雷同。更糟糕的是，在这套“公共教育学教材”老化为大众知识、公共知识、集体知识的同时，越来越显得空洞、枯燥、乏味，其中没有作者的个人生活，听不见作者个人的声音，作者的个体生命严重缺位。这种形态的话语体系所反映和塑造的只能是整个教育群体的模式化思维方式，对于一个个具体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工作者而言，已经很难从中找到思维的兴奋点和富有意趣的对话主题。
毋庸置疑，话语总是特定主体的话语，总是用以表达特定主体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即揭示特定主体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生活世界的特定意义。值得赞赏的是，为了应对教育学研究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更为了探索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可行路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以及科研院所里的理论工作者开始走进中小学，组织开展了以行动研究为旨趣的各类课题活动。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创造性地研究现实问题、针对教育发展的特定领域著书立说的专家学者，且相继建构了一系列富有本土文化特征、具有独立见解的教育理论框架。正是基于专家学者由“书斋”走向“田野”这一教育科研范式的转型，集“教育思想主题化”“理论实践互动常规化”“基地实验改革制度化”三位一体的“教育科研共同体”初见端倪。随着这些教育科研共同体的自立、自为、自主和自觉，期待已久的“当代中国教育学派”已具雏形。目前，这些学派都拥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都已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路径，且分别在不同层面上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在其传统意义上，不少学派都是局外人对局内人的称呼，被命名为某一学派的那些人也并不一定认同这样的称谓，甚至一开始也无创建学派的明确意图。但是，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学派可以用来指称某一学术共同体的理论主张、行动目标、学术立场、话语风格和科研方法等，即为某一特定共同体所遵循的基本范式。这是本文对“学派”的基本界说，而且可以期待的是，这些派别之间的学术争鸣、派别内的新陈代谢会为基础教育的有效变革贡献独特的科研范式和实践智慧，并将为1l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撑起一片新的天空。
三、平民实践话语：生活深度介入教育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直接源自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话语”一词除具有通常所说的言语形式之外，还内含着主体生活的基本规范。简言之。话语属于文化领域的范畴。近些年来，行动研究和校本教研兴盛，随着教育研究行为的“群众性”“应用性”和“实践性”转向，以“常识化”“口语化”和“生活化”为主要特质的“平民实践话语”闪亮出场。其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网络论坛、教育博客的涌现以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的热闹登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教育实践集团(主体为一线教师)要求表达自我生活的必然产物。毋庸置疑，与“知识精英话语”所蕴含的“经院文化”相比，“平民实践话语”更是一种原生态的“底层文化”。
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主体教育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很久以来，“平民实践话语”一直是一种边缘性话语，在主流教育媒介中长期“缺席”，很难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持久的压抑和沉默使该话语主体迫切需要一种便捷的、能够真实反映自身生存状态、能够洞察与倾诉自我心理并传播自身文化的载体，而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等恰恰应时应景地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们特别有利于以实践者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反映实践者独有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展示实践者的风采，发出实践者自己的声音。不可否认，教育世界本是理论集团和实践集团共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话语权不应该由知识精英、教育学家所独霸，这个世界不应仅有玄谈、指责和自娱自乐的声音，还应有实践者那充满艰辛、无奈乃至富有弹性和质感的教育吟颂，尽管这些话语常常花开花谢、自生自灭。事实证明，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重要介质，教育随笔、生活日志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有效通道。否则，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各种负面的声音，尤其是一线教师的声音只能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休闲和慨叹，而不可能成为学院派的反省资料，更不可能上升为各级行政部门的决策依据。
已有的话语实践证明，尤其是教育叙事研究(生活体验研究)的结果显示，教育实践工作者欲从理论集团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首先必须解构和颠覆的就是学院派的所谓学术(理性)话语(语体)，倡导感性生活话语，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历史上，实践集团自身文化曾一度缺失和低迷，原因就在于受理论集团的语言的压迫和操纵，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因而，在主流的教育刊物和杂志中，标准性、权威性话语总是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而表现教育生活的平民实践话语总处在知识精英话语的霸权之下。值得高兴的是，论坛、博客、随笔、日志主动承担起了建构教师文化的重要使命。
总体看来，今天的教育叙事文本已与以往的格调和表达策略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报道的内容开始聚焦真实生动的教育生活。更多的目光开始关注实践主体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进而在相当程度上为实践主体营造了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一位内行教师、富有创造性的教师在结束其一生的创造活动时，把他在长年劳动和探索中的一切成就都带进坟墓的话，那将失掉多少珍贵的教育财富啊!我真想把教师的日记当作无价之宝珍藏在教育博物馆和科研所里。”仔细想来，这段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平民实践话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大众诗性话语：情感深度介入教育
情感是一个辐射教育活动全过程的动力性要素。没有积极向上的情感，便没有真实可靠的教育。情感是教育话语诗性品格的核心所在，回避、抽空了情感的教育话语，只能是浮泛、空洞、没有生命意义的说教。整体上看，“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情感溢于其中的话语，它简明如神喻，朴素如常识，直指事物本质。教育理论中的“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富有“体验性”，但更富有“哲思性”(内核为“超越性”)的话语。其中，贯穿“体验”与“哲思”的一根红线，便是对于教育的真挚情感。教育情感具体而鲜活的两种存在形式就是教育批评和教育改造(行动)。教育批评指向过去和现实，教育改造(行动)则指向脚下和未来。
相比较而言，“大众诗性话语”是对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精英话语的突破与创新，它反映“底层经验”，但又不囿于一般的教育常识和常理。如果将“知识精英话语”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的话，“大众诗性话语”的基本特征则显示为“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从结构特点和交际功能上看，在关于教育改革的话语谱系中，“大众诗性话语”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诙谐、机智、随性，因而最具灵活性和多样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无论是知识精英话语、意识形态话语还是大众诗性话语，皆以平民实践话语为基础和根源。但是，知识精英话语往往沉溺于经院而不自知，意识形态话语往往自以为是而走向独断和专制，唯有大众诗性话语可以穿透理论、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屏障，在各类话语的权利分割中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在中外教育文献中，诸如《论语》《学记》、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苏霍姆林斯基的《育人三步曲》等都是关于教育的真情言说，都可谓“大众诗性话语”的典范之作。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教育充满激情和梦想，富有人道、人性和人情，文笔流畅而美妙，思想深邃而生动。这些基于真实的教育场景而生发的思索与表达，可以是诗词、隐喻、故事。也可以是随笔、箴言或散文；它不仅脍炙人口，充盈着语言的魅力和理性的力量，而且映照着话语主体的人格与情趣。
这里并不否认，那些习惯于“标准化”理论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往往对“大众诗性话语”心生狐疑，甚至贬抑和拒斥，认为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不符合传统的“学术规范”。这一偏见尚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批驳与修正。其实，由于教育的复杂性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多棒性，不同的活动主体往往从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去探讨教育的本质和规律，这必然形成内容与样态(主要表现为话语方式)各异的教育思想和认识。“大众诗性话语”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实践性、灵动性和开放性，其根本价值就在于可以适时地介入现实，并把焦点定位在教育的热点和难点上，直逼时代的核心问题。因此，从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现状来看，紧缺的正是能够尊重现实、激发梦想、建设重于批判的“大众诗性话语”。
总之，教育生活造就了教育话语，而教育话语也在洗练着教育生活。目前，对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及其关系进行话语分析，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的开篇写道：“教育的实践借助话语得以结构化。用怎样的话语构想教育的目的与主题；用怎样的话语构成这种实践；用怎样的话语实现这种过程；用怎样的话语赋予这种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用怎样的话语去反思、表达这种实践的经验，这一连串用话语所构成、所实现、所反思、所表达的活动，就是教育实践。”“把教育视为这种话语实践的立场，有可能使得教育学研究成为一种以话语为媒介的意义与关系的重建的实践。”一般认为，话语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的界限意味着思想的界限，话语的贫困意味着思想的贫困。但是，真正理想的教育改革话语不在于一次性完成，而在于不断地生成；不在于终结某个理论体系，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教育的改革者，而在于不断地打开思考之门，在思考中行动，在行动中修复、完善和创新。不仅如此，真正的教育实验改革。必然以责任和使命为根本动力，离不开政策主体、理论主体、实践主体等多元主体的真情投入和对话、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诗性话语”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和传播优势，必将在理论建设和实践创生两个维度上对当前的各类教育改革具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并将对中国教育科学的未来研究范式产生积极影响。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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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荣伟.当代基础教育改革[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3.
一、“2061计划”的指导思想
“2061计划”认为，美国青少年的科技知识非常薄弱，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搞一次科技扫盲；在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上制定一个示范性、指导性的基本标准，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希望全国的中小学、幼儿园据此来普及科技教育，从而使下几代人具备科学技术的基础素质。
普及科技教育不是盲目增加学校的教学内容，中小学的教学重点应集中在最根本的科学基础知识上，并且更有效地把它教好。
二、“2061计划”的实施步骤
第一步，1985～1989年，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了领导实施“2061计划”的总部，并动员了800多位科学家、企业家、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了这项再造青少年智慧的宏大工程。他们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果，于1989年推出了阶段性成果《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下一代必将面临巨大的变；科学、数学和技术位居变革的核心，它们导致变革，塑造变革，并且对变革做出反应，它们对今日的儿童适应明日的世界十分重要。该报告提出了未来儿童和青少年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应掌握的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基础知识的框架，包括主要学科的基本内容、基本概念、基本技能，学科间的有机联系，以及掌握这些内容、概念和联系的基本态度、方法和手段。
第二步，1989～1993年，“2061计划”总部在旧金山、圣地亚哥、费城、圣·安东尼奥、麦迪逊郊区麦克伐兰、阿瑟农村等六个有不同代表性的地区建立了分部，根据第一步提出的理论和指导思想，研究实施所需要的条件、手段及战略，并设计不同模式的课程。同时，散发第一步的研究报告，展开广泛讨论，制定相应的教育改革和革新工程。1993年问世的《普及科学的阶段指标》报告，标志着“2061计划”第二阶段圆满结束。该报告阐述了数学、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性质、特点，确定了不同年级学生应达到的知识水平及发展程度。
第三步，1993年以后，在完成前两阶段任务的基础上，“2061计划”拟用10年或更长
的时间，在一些州和学区进行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教育改革实验。目前的实验以“2061
计划”的6个分部为骨干向四周辐射。一般每个分部新建或接管5至6所实验学校，依据《普
及科学的阶段指标》制定实验学校的科学教育大纲，组织编写相应教材，进行教师培训，开
展大学、中学、科学家、企业家甚至包括家长和社区之间的多向交流，开展国际教育合作。
1996年，“2061计划”设计了进一步的改革蓝图，编制丰富多彩的参考材料，并使之变
成电子信息，广为传播；制定关于课程改革和工程推行情况的评价标准；促使各级教育的一
体化，特别提倡大学要继续支持基础教育；加强教师培训和对科技教育的科学研究工作；筹
集和落实改革所需资金。
三、“2061计划”的特色
1.综合性。“2061计划”实施的对象是综合的，它力图在实验区内，面向从幼儿园到高
中各个阶段的所有学生和学科，进行科技普及；实施的范畴是综合的，它在制定新教学大纲
的同时，配套改革教材内容、教学技术、考试方式和学校的组织机构；参与者也是综合的，
要使这些改革措施彼此兼容，就得顾及家长、政策制定者、教师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2.长效性。“2061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安排后付诸实施的，它的效果要通过几
十年而不是几年来检验。
3.基础性。“2061计划”强调基础学科，主张在中小学开设数学、科学、技术方面的核
心课程；同时，各学科内部以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为主。
4.以学生为中心。在实验学校中，学校注意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创造性，鼓励学生思
考问题而不是告诉其现成答案。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发展思维和想像能力并解
决实际问题。
5.发挥教师主导作用。“2061计划”非常注重发挥教师在课程设计和实际教学中的主导
作用，认为只有教师才能有效地针对学生的实际直接传授知识、启迪智慧，也只有教师才能
根据改革的精神和课堂教学经验创造性地更新课程、改善教学。
6.协作性。“2061计划”认为，没有一个团体或部门是唯一具有智慧和权威的机构，改
革离不开合作与交流。中小学教师、行政官员、社区领导者、大学教授和政策制定者应取长
补短，共同参与教改。
四、从“2061计划”看美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趋势
1.谋求课程结构的合理性。力求处理好核心课程和一般课程的关系，以核心课程为主；
处理好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关系，改变过去忽视知识传授、片面强调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
做法，增加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传授时间。在加大科技知识教学力度的同时，重视文化、历
史、地理等社科知识的传授。为此，近年来，“2061计划”提倡使用“大科学”的概念。
2.继续保持课程的弹性。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发展特长，允许提前升级、捷足先登。
选修课比例较大，特别在高中阶段，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爱好进行选择。注重因
材施教，重视拔尖人才的培养。
3.教学安排开放化。教学人员有本校教师，也常请教授、专家、科学家等来校讲课。教
学以课堂教学为主，有时也走出校园，到政府机构、企业、大学或田间，接触社会和自然。
近几年，美国中小学普遍加强了外语教学，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加大国际知识传授的力度。
4.教学手段日益现代化。美国中小学教学中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已非常普遍，例如计
1．1学生接触计算机机会多，学生的计算机基础偏向于应用网络软件
学习该门课程的多是95后的大一学生，从他们记事起，网吧已经进入了大街小巷，计算机也逐渐的进入家庭，网络应用也日趋丰富，现在4G网络使得手机客户端上网更快捷。学生接触计算机的条件和机会日益增多，这也是《计算机基础》课程缩短学时的原因之一。很多学生对计算机的了解多局限于应用电脑或手机上的网络软件，如搜索、看视频、看新闻、聊天、玩网络游戏等，再深一点会网上购物。由于他们接触的是成熟的软件，多满足娱乐或沟通的需求，对于软件的界面分布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软件设计和网络的原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遇到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1．2学生的计算机理论基础薄弱，实践操作能力不强
中学阶段虽然开设了信息技术课，这门课程主要涉及粗浅的计算机知识和办公自动化软件，但由于是不参加高考的副课，许多学校并没有系统的传授和考核这门课程，师生都没有重视，所以信息技术课并没有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计算机基础。大部分学生看了《计算机基础》的目录后表示很多内容都是陌生的，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操作都需要系统的学习和提高。有极少部分同学具有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熟悉操作系统的常用操作和设置，能利用办公自动化软件word输入、编辑和格式化文档，对其他的软件使用较少，数据库知识基本为零。当然也有极少的班级的大部分学生有较强的理论基础，这些班级通常在专业后带一个职字，如园艺职，这些学生来自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了进入大学他们必须先参加信息技术课的考试，通过题海战术他们记住了一些知识，但由于时间的限制他们甚至并没有亲自进行上机实验，实践操作能力依然薄弱。
1．395后大一学生的一般个性特点
从心理学研究的视角看，他们当前正经历着生物性过渡、认知的过渡及社会性过渡等的基本变化。他们离开了家庭，以寝室为单位与同龄人生活在一起，生活变得相对独立。通过兼职或大学生社团开始进入社会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他们喜欢通过网络获取各种零碎的信息，扩展了见识，却吸收实践得很少；他们也喜欢上网聊天，在一项大学生的上网目的调查中，有15％的人将聊天作为上网的主要目的，甚至有的人近90％的时间都是用来聊天,说明大学生渴望与他人沟通，被他人理解。而且，他们喜欢通过QQ空间、微信等方式晒自己的生活、见闻和所思所想，喜欢他人关注自己、也喜欢关注他人。95后大一学生，既有一般大学生青春期的特点，同时也具备网络时代的个性特点，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渴望被人关注和互相沟通。
2《计算机基础》教育内容与策略
《计算机基础》课程采用的教材是蒋加伏、沈岳老师主编的《大学计算机》和《大学计算机实践教程》，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计算机》该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计算机系统基础、操作系统基础、office软件、网络基础、多媒体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基础。这些内容，有的理论性较强，如计算机系统基础、网络基础、数据库技术基础等；有的操作性很强，如操作系统基础、office软件、多媒体技术等。对于理论性较强的知识，要精讲、深入浅出的讲透，要与实际的例子相结合，同时还要通过课后习题及补充的习题巩固所学，这样知识才能并入学生的认知结构中。对于操作性强的知识，教师可先示范操作，然后布置一个综合的任务由学生来解决，该任务是围绕操作知识点设计。学生如果认真听讲，再与同桌讨论后，随机点名上来的同学都能试着操作，有的能独立的解决任务，不会解决的在老师的提示下也能完成。后续office软件的知识，除了任务驱动教育法以外，还可以凝炼知识点。例如前面已经介绍过word表格的边框、底纹、行高、列宽的知识，后面excel表格的边框、底纹等知识可以略讲，只需要告知在哪个地方设置即可，不必再作示范。实验上机也是教育的重要环节，主要针对操作性强的知识。实验书的实验分3种类型，案例、验证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案例有明确的操作步骤，验证性实验有明确的任务要求，设计性实验只有最后的效果图。根据学习的熟练程度，刚接触office软件word可以做案例型实验，excel可选择验证性实验，ppt可选择设计性实验，这样学生做实验就不会仅仅机械的照本宣科去做，而是有挑战性。做验证性实验过程中遇到不会做的，他可以参照案例的步骤，也可以直接上网搜索答案再验证，这个过程中信息的识别及整合利用能力增强。设计性试验则更好的考查了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更符合现实需求。上机过程中，除了明确每节课的实验内容外，还要加强实验作业的检查。通过检查，使大部分学生有目标，能专心的去完成作业；如果对实验的好坏不考核，那么很多学生可能会借用上机的时间聊天、玩游戏等，影响实验的效果。
3提高《计算机基础》教育质量的措施
（1）加强教材建设
教材编写的内容、内容的顺序等对教师的教育模式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教材能把操作性强的知识通过综合性的案例贯穿起来，则教师的教育效果更佳。而且每续写一系列知识后，还应该提出问题或任务供学生思考和解决，这样带领学生进入深层次学习。目前该实验教材所设计的实验，包容书本知识点不够多，综合性不强，还应该丰富实验的内容，增加综合性实验。
（2）操作性的知识可在机房授课
现在操作性知识的学习通常是教师课堂多媒体讲授与任务驱动相结合，大部分学生并没有机会实践，只是听看记。当内容多了以后，学生注意力难以集中。如果操作性的知识在机房授课，通过教师客户端软件控制学生机，可以广播示范，然后交由学生自行练习几分钟，或将一个任务文件分发给学生，要学生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样学生听、看、记、练结合在一起，学习效果自然更好。
（3）改革考试方式
计算机基础是一门实践性强的课程，可以采取纸卷与上机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纸卷着重考查基本的理论知识，上机则主要考查操作系统及办公自动化软件的操作。由于上机试题是随机抽取，计算机评分，考查了学生的基本操作能力，是一种更科学的方式。如果全部采用纸卷的形式，则操作能力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例如有的学生通过死记硬背一些技巧也能考好。所以开发和建设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考试系统，对这门课程的良性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4）建立网站，方便学生下载资源和深入探索
课程网站既是一个资源聚集点，也是一个资源的发散点。网站不仅是教材的大纲、教育内容、电子课件、教案、习题、任务案例等教育资料的聚集点，还应该做成一个发散点，引导学生去探索更深更广的知识。如网络原理，可附加信息检索、小型局域网的组建等知识；数据库原理，则可以附加数据库与软件的连接、软件技术基础知识等。
（5）尽可能多的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相互合作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使以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日益成为拓展人类能力的创造性工具。传统教育、网络教育两个平台呈现在广大教育者面前，如何使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成为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改革的新视点。
什么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陈至立部长在去年10月25日的工作会议上指出：“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就是通过课程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和学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学习目标、方法和评价手段。”这是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目标与内容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因此，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就是通过学科课程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教与学融为一体，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提高教与学的效率，改善教与学的效果，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所谓“通过课程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教师与学生借助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方式，进行一种基于信息技术这种新的认知手段的全新的教学与学习过程，而这种全新的教学要靠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来驾御和支撑。美国著名的”2061计划”（Project2061）首先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了信息技术应与各学科相整合的思想。这项计划的目标是要大力提升全体美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按照该报告所给出的定义，“科学文化素质”特别强调应具有善于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信息技术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思想与能力。为了着重培养这种能力素质的要求，“2061计划”将现行中小学12年应学会的科学文化知识重新归纳为“科学本质”、“数学本质”、“技术本质”、“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人体结构”、“人类社会”、“技术世界”、“数学世界”、“科学史观”、“综合概念”、“智力技能”等12类。在这每一种新的学科分类中，都力图渗透上述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信息技术三者结合的思想，因而在这样的学科体系中，你看不到纯粹的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地理和历史这类传统的学科分类。
加拿大在这一领域也不甘落后，自9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验不断增加，并取得了良好效果。①增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合作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②使信息技术的运用成为学习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便于学生掌握信息的收集、检索、分析、评价、转发和利用等技能；③不仅促进了班级内学生的合作交流，而且还促进了本校学生与全球性学习社区的合作交流，从而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当时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并明确提出“激励整合”概念，目的是把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整合在一起，激励学生去自主学习。
信息化社会延拓了传统教学的物理时空，信息化社会需求的人才不再是仅仅掌握一些既定的知识，更需要具备信息素养，具备一种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自主学习态度和学习思维。“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可为新型教学结构的创建提供最理想的教学环境。
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主要指多媒体计算机、教室网络、校园网和因特网(Internet)等。作为新型的教学媒体，当它们与各学科的课程加以整合，即与各学科的教学进程密切结合时，它们至少可以体现出以下特性，从而为新型教学结构的创建提供最理想的教学环境。
（1）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充分体现学习主体作用。
人机交互是计算机的显著特点，是任何其他媒体所没有的。多媒体计算机进一步把电视机所具有的视听合一功能与计算机的交互功能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新的图文并茂的、丰富多彩的人机交互方式，而且可以立即反馈。这样一种交互方式对于教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从而形成学习动机。此外，这种交互性还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一切都是由教师主宰：从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教学步骤甚至学生做的练习都是教师事先安排好的，学生只能被动地参与这个过程。而在多媒体计算机这样的交互式学习环境中学生则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基础、学习兴趣来选择所要学习的内容和适合自己水平的练习；在优秀的多媒体课件中，连教学策略也可以选择，-------可以用个别化教学策略，也可以用协商讨论的策略。学生在这样的交互式教学环境中有了主动参与的可能，按照认知学习理论的观点，人的认识不是外部刺激直接给予的，而是外部刺激与人的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为了有效的认知，外部刺激是需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必须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获得有效的认知，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性所提供多种的主动参与活动就为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而使学生能真正体现出学习主体作用。
（2）计算机提供外部刺激的多样性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与保持。
多媒体计算机提供的外部刺激不是单一的刺激，而是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这对于知识的获取和保持，都是非常重要的。实验心理学家赤瑞特拉作过两个著名的心理实验。一个是关于人类获取信息的来源，即人类获取信息主要通过哪些途径。他通过大量的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这两个加起来就有94%。还有3.5%来自嗅觉，1.5%来自触觉，1%来自味觉。多媒体技术既能看得见，又能听得见，还能用手操作。这样通过多种感官的刺激所获取的信息量，比单一地听老师讲课强得多。信息和知识是密切相关的，获取大量的信息就可以掌握更多的知识。他还作了另一个实验，是关于知识保持即记忆持久性的实验。结果是这样的：人们一般能记住自己阅读内容的10%，自己听到内容的20%，自己看到内容的30%，自己听到和看到内容的50%，在交流过程中自己所说内容的70%。这就是说，如果既能听到又能看到，再通过讨论、交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知识的保持将大大优于传统教学的效果。
（3）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特性可实现对教学信息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超文本(Hypertext)是按照人脑的联想思维方式，用网状结构非线性地组织管理信息的一种先进技术。事实上目前的几乎所有多媒体系统都是采用超文本方式对信息进行组织与管理。如果按超文本方式组织一本书，就和传统的文件或印刷的书籍完全不同，这时的正文(文章、段落、或一句话、一个词)都按相互间的联系被组织成正文网。这本书无所谓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从哪段正文开始阅读，以及接下来读什么都由读者的意愿来决定。选择下一段正文的依据不是顺序，也不是索引，而是正文之间的语义联系。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思维具有联想特征。人在阅读或思考问题过程中经常由于联想从一个概念或主题转移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或主题。所以按超文本的非线性、网状结构组织管理信息和按传统文本的线性、顺序结构组织管理信息相比较，更符合人类的思维特点和阅读习惯。
利用多媒体的超文本特性可实现对教学信息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例如：A、可按教学目标的要求，把包含不同媒体信息的各种教学内容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语文教学目标通常有“听、说、读、写”等四方面要求，相应的教学内容应包含文字、语音和视频等不同媒体的信息，但是在传统的印刷教材中，有关语音和活动影像的内容无法与文字内容组成一体化的教材，只能以教科书、录音带、录像带三者各自独立的形式，分别出版，既不便于教师的教，也不便于学生的学。与超文本方式组织的图、文、音、像并茂的丰富多采的一体化电子教材不可同日而语。B、可按教学内容的要求，把包含不同教学特征的各种教学资料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教学内容的每个单元均包含课文、练习、习题、测验、对测验的解答及相应的演示或实验等，把这些教学内容相关而教学特征不同的教学资料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无疑对课堂教学、课外复习或自学都是大有好处的，利用超文本方式可以很自然而方便地实现这一点。但是若按传统的线性、顺序方式把这些不同特征的教学内容组合在一起则将成为杂乱无章的、让人无法阅读的大杂烩。C、可按学生的知识基础与水平把相关学科的预备知识及开阔视野所需要的扩展知识组成有机的整体。因材施教是优化教学过程的重要目标之一，但由于学生个体之间差异很大，要在传统印刷教材中同时满足基础较差学生、一般学生和优秀学生对教学内容的不同需求是做不到的，而在多媒体电子教科书中这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需利用超文本特性设置和预备知识有关的热键以及和扩展知识有关的热键即可。
（4）计算机网络特性有利于支持个性化教学。
信息资源要有较强的可选择性，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主动求知的需要；满足教师因材施教对资源的需要。它支持教师经验的互动交流，支持教学系统内部已有和不断产生的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支持网上教研活动及其活动结果的资源化因而更好地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从受教者的角度来看：
（1）计算机网络特性有利于实现能培养合作精神并促进高级认知能力发展的协作式学习。
传统CAI只是强调个别化教学，个别化教学策略对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进行因人而异的指导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随着认知学习理论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只强调个别化是不够的，在学习高级认知能力的场合(例如对疑难问题求解或是要求对复杂问题进行分析、综合、评价的场合)，采用协作(Collaboration)式教学策略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更能奏效。
网络的超文本特性与网络特性的结合有利于实现能培养创新精神和促进信息能力发展的发现式学习。
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包括获取、分析、加工与利用信息的能力)是信息社会所需新型人材必需具备的两种重要的能力素质。这两种能力素质的培养需要特定的、有较高要求的教学环境的支持，多媒体的超文本特性与网络特性的结合，正好可以为这两种能力素质的培养营造最理想的环境。众所周知，因特网(Internet)是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库、资源库，它拥有最丰富的信息资源，而且这些知识库和资源库都是按照符合人类联想思维特点的超文本结构组织起来的，因而特别适合于学生进行“自主发现、自主探索”式学习，这样就为学生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孕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此同时，由于学生从小就有机会在Internet这样的信息海洋中自由地遨游、探索，并对所获取的大量信息进行分析、评价、优选和进一步的加工，然后再根据自身的需要加以充分的利用，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必将得到关于信息能力方面的最好的学习与锻炼，从而能较快地成长为既有高度创新精神、又有很强信息能力的符合21世纪需求的新型人材。
（2）计算机网络特性有利于实现开放性教学。
开放性教学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和学习方法的改革；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有利于学生协作学习和探讨精神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创造精神的发挥；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有利于为学生今后的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能力基础。所谓可视化教学，就是将学生置于多媒体动画、图片、图表、视频、音频等视听资料和计算机网络所创造的可视化时空之中，使其在“虚拟的真实”中探索、发现、理解、掌握、运用教学内容，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达到培养学生创造性素质和能力的目的。可视化教学的素质与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感知”可视化
使学生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得到形象化感知；使学生观察到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实质性细节，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这样可以大大缩短认知过程，减少由于学生经验和观察兴趣的差异所造成的“先天性”基础差距带来的学习疑难和教学困惑。
B、“想象”可视化
想象力的培养是创造性素质和能力培养的主要内容。想象思维的基础对象是事物存在及其变化的时空特征，学生利用可视化的时空图像进行想象思维能力的训练是最有效的方法。
C、知识”可视化
知识是人对事物存在方式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它表现为概念、方法、规律等各种抽象形式。学生往往会死记硬背，或者是工于对知识内涵的逻辑性理解，而并不注重知识所描述的对象的真正行为。用大量凸显内涵要素的抽象或具体形态的外延表现内涵，是使学生真正理解、把握知识的最有效手段。
D、推理”可视化
推理是人借助概念、规律和形式逻辑从已知发现未知的思维过程。在推理过程中用可反馈的信息进行干预，是训练推理思维能力的有效方法。
E、“思想”可视化
这里指的思想是在具体学科中人们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认识论、方法论，具有普遍性，很抽象，不可能用简单的概念、公式、定律等形式对学生表达清楚。但学生掌握这些思想对学科学习至关重要，使思想形象化将对学生理解学科思想、培养学科素质产生巨大影响。
F、“观念”可视化
观念是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基本出发点。建立认识一类事物的观念是认识事物最重要的过程。所有学科都建立在观念基础之上，学科的基础性发展也体现为观念的变化，突破观念束缚是创造性素质培养的核心。但一般学生对观念的理解很困难，将观念描绘成可视化的资料非常重要。
（3）计算机网络特性有利于实现持互动化教学。
1）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实现知识挖掘。
隐性知识是人们已经认知但未能用各种媒体表达出来的知识。这类知识具有很强的活跃性、创造性。应当鼓励学生不要仅仅从书本上学习，还要学会从交流中、从信息资源中学习。隐性知识一般有两类，一是尚存于人脑中的知识，如经验、意识等等；二是隐藏于大量信息之中，需要经过智能系统对这些信息的筛选、分析方可挖掘出来的知识。显性化是指通过互动的教与学过程，将隐性知识转化为能够用媒体表达的显性知识的过程。
2）使隐性知识共享、互动，实现知识创新。
存在于人脑中的隐性知识的开发一般是在交流活动过程中完成的。创造交流环境使人们共享大家的隐性知识，在共享中相互碰撞，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培养学生进行集体创造的意识和能力。
信息技术整合让信息技术有计划地应用在各学科教学中，同时也各科教师在具备把握信息技术，自觉利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有意识、按步骤地给学生提供适当的训练机会，学会利用当前的信息环境获取知识。为此必须要求教师改变旧有的学科观念，更好地提高教学效率，让学生具备不断更新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同时，教师必须改变旧有的教材观，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程中，当前的教材内容不可避免地要被不断丰富和更新。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废掉各模块间的阡陌，根据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技术课程的目标以及学生的特点，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设置相关的课题内容，并且按照课题难度的大小安排学习顺序和课时；教师必须改变旧有的教学观，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教学方式都必须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只能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促进者。
参考文献：
1、教育部．《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教育部文件.教基
2、李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科《中小学信息文化教育与信息技术教育问题观察报告》
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探索过程中“矫枉过正”倾向的主要表现
现从以下四个突出方面反应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探索过程中的“矫枉过正”倾向,当然这种倾向的表现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一）“轻视知识”倾向
我国传统的基础教育中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即所谓的“应试教育”或者“知识本位”、“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现象。为了更正这种现象,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素质教育”一词,出现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这一提法以及在课程改革中反对“知识本位”的说法,认为教育应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愿望出发,贴近实际,走进生活,激发学生从现实中思考和探索知识的动机;认为学习知识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对知识本身的掌握, 更在于加深对知识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学习能力的形成。但是在这种思潮“过度化”的影响下不管是在理论或是实践中都反映了一股“轻视知识”的教育现象。从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借用到到片面强调布鲁纳提出的发现学习;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借鉴到过分推崇生成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这些倾向过分强调了直接经验的重要性,而忽视了间接经验的高效性;没有正确理解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说”,没有结合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和学习特点,片面强调学生在发现学习、生产性学习和探究学习中学生的主体性,而忽视了教师的知识传授作用和传统教学中接受学习学生主动建构的主体性。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知识传授和传授各种形式的知识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1]过分强调学生的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等的偏激的做法不仅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和教学效率的降低,而且使得学生不能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谈及新知识的“生成”,如何能谈及问题解决的“发现学习”和“探究性学习”？
(二）否认教育者的主体性作用倾向
在我国传统基础教育中出现了“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应试教育”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影响了学生的发展。因此,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想,期以此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但在这个基本思想的影响下却出现了过分强调学生地位而否定教育者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这一事实的倾向。这种倾向没能正视教育诸要素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忽视了教育是诸要素之间有机联系而成的整体,片面的以受教育者这一要素为中心,甚至于忽视教育者这一要素的地位。有学者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为主客体关系,也有学者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教育实践的双主体即教师是“施教”的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主体,[2]教育影响是他们的共同客体,不管是哪种说法,教育者作为教育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主导性的因素,同时也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没有教育者就没有受教育者,也更不会有相应的教育影响,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在“发现学习”或者“探究性学习”这些十分强调学生主体性地位的教学模式下,教师的指导性作用和主导性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
(三）课标的制定和教材的编写轻率化倾向
为了完善课标和教材,使课程标准和教材更加科学化、合理化,我国开展了基础教育改革课程改革。但是在此过程中却表现出了许多问题,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中提到了课标的制定和教材的编写存在严重问题,认为在课程改革过程中,课标制定和教材编写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在知识的编排上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虽然表面强调教究但是在此过程中急功近利,较少进行改革实验,缺乏实证研究,不注重改革试点,盲目推行,使得课标的制定和教材编写越发轻率,教材版本繁多,教材编写质量良莠不齐,新教材边编写、边出版、边推行,缺乏教育研究的严谨性,违背了基础教育改革的本意。[3]
(四）教育生活化倾向
由于对传统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应试教育”、“知识本位”、与社会生活相脱离、与儿童的生活相脱离等现象的批判和改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生活教育”,但是无论是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还是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都是从一种广义的角度来讲,强调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以及儿童成长相结合,强调“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统一的科学实践观。而有很多学者对这些思想极端化,他们认为的“生活教育”是将教育完全等同于生活,带有浓重的去知识化、去学校化倾向。以德育为例,有部分学者偏激的提出“生活德育”,冯文全教授在《关于“生活德育”的反思与重构》一文中对这种提法从多学科视角作出了批判和反思,认为这种提法是从一种极端跳入另一种极端,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否定学校教育在青少年品德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4]
二、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探索过程中“矫枉过正”倾向的原因分析
在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矫枉过正”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就哲学和现实两个角度对此进行解读。
(一）哲学的辩证法角度
1、老子的朴素辩证思想
老子认为“道”也指规律,而事物变化的一大规律是一事物若发达至于极点,则必一变而为其反面,即其所谓之“反”、“复”。《老子》云:“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第二十五章）,惟“反”为道之动,故当事物的一方面过于强大那么就会变为其相反的另一方面,而当一方面过于压抑、弱小那么它的发展潜力是最大的,这一方面必然得到最大化的发展,故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十六章）。[5]而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的“矫枉过正”倾向正是老子这一思想的很好论证,当学生主体性过分压抑那么就会变化为学生主体性的过分扩张;教师的主导性作用太过强大就会变化为对教师主导性作用的忽视;过分强调知识的传授就会变化为对知识的“轻视”。
2、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变化发展存在否定之否定规律即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前进过程,是一种波浪式前进或者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发展是上升性或前进性,周期性或曲折性,回复性或回归性的统一的在曲折中前进的过程,不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论或直线论。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前途是光明的,过程是曲折的,在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这种“矫枉过正”倾向,甚至“反复矫枉过正”形成的“摆钟现象”都是符合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的。
(二）现实的批判角度
1、急功近利
在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存在这么一些所谓的改革者,他们急功近利,为了佐证自己所谓的“改革”,不惜胡乱的批判现有的学校教学工作,扭曲事实,片面夸大一些不良现象,有的甚至随意践踏教育规律。[6]他们甚至没有弄清楚我国的基础教育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就举起“改革”的大旗,盲目的为了改革而改革。就算找到了问题所在,他们又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重视能力,知识就不重要了;重视学生的主动性,就要将课堂变成学生的“一言堂”等,当然当受到质疑时他们也尽力的为自己的改革辩驳,说是教育工作者对他们的理论和改革存在误解,但是难道他们不应该为自己的这种对人们的某种程度上的误导负一定的责吗？在改革过程中,一些改革的新理念并没有通过在其适用程度、实用程度以及各方面的权衡的验证,只是根据个别人的主观臆断就盲目的制定改革措施,然后全面推广下去。这些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导致此“矫枉过正”倾向的重要现实原因。
2、拿来主义
回顾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史,从学习日、德、美到后来的全面模仿苏联,引进凯洛夫、巴班斯基、维果斯基、杜威、布卢姆、加涅等国外教育家的教育理论,似乎中国的近代教育属于“舶来品”。[7]因此总是要以西方的理论和西方学者的言论为依据,来论证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和教研,形成了“西方中心”的思维定势。诚然西方的部分教育思想和言论已得到广泛引证,但是也有部分思想是存在偏激的嫌疑的,尤其是有些被引进的西方的学者的言论在国外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即便这些理论和言论在国外得到了论证,也不见得在中国是行得通的。因此,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出现了的这种不加批判的引进国外教育思想与国外学者言论的“拿来主义”是值得商榷的。在这种“西方中心”和“拿来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探索过程中仿佛遗忘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线聚焦到了中国,希望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得到启发,而我们自己却忽视了这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思想源泉,这种做法也似乎带有“舍近求远”之嫌。因此,这种没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不加批判的引进和机械的套用一些偏激的西方教育理论思想,当这种理论思想行不通时又转而引进和套用另一些偏激西方教育理论思想的做法,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探索过程中的“矫枉过正”现象。
三、针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探索过程中“矫枉过正”倾向的一些建议
根据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探索过程中的“矫枉过正”现象及其原因的解读,对以后的基础教育改革作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中也必须坚持这一路线,基础教育改革要从中国基础教育国情的实际出发,一方面要将科学的基础教育理论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要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况有深入透彻的认识和理解,然后将这两方面有机的结合,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教育改革道路。同时,也要强调调查研究,它是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基本途径与方法,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环节,因此在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改革试点、教育实验等调查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环节,正如在《反对本本主义》等文中强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基础教育改革中那些不进行调查研究和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的教育家也是没有发言权的,没有经过试点和实验考查的基础教育改革思想、措施是不应该盲目推行的。
(二）改良创新
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没有现成的模板用来套用,正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样,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实践证明盲目的套用国外的教育改革模式的“拿来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同时基础教育改革也不是将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思想和基础教育改革的经验全盘否定然后推倒重来。因此,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要解放思想,清除“西方中心”的思维定势,将西方的成功经验中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与中国基础教育的特色有机结合,对传统的基础教育经验进行选择性的继承和扬弃,从而通过这种改良,与时俱进,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教育思想、改革思想,制定合理的改革措施进行创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改革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事业。
(三）稳步前进
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很不平衡,情况异常复杂,而基础教育改革本身也是一个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充满变数的探究过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改革中需要激情但更需要理性,因此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不能采取“地震式的变革”,不能进入改革即“合法”、改革即“推倒一切重来”、改革即“推广普及一刀切”的误区,[8]应该戒骄戒躁、避免急功近利,采取渐进的稳步前进的变革。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也应该是量变与质变辩证统一的,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矫枉过正”倾向等问题,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部分改革者急功近利,将量变与质变割裂、对立起来出现发展的“激变论”。
(四）多样综合
在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争论,如“王、钟之争”、“二郭之争”等,这些争论到底谁是正确的呢？兴起了包括主体教育学派、新教育学派、新课程改革派、情感教育学派等教育学派,而到底哪个流派的思想是最符合中国基础教育的国情呢？相信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会出现更多的争论,出现更多的流派。只有对争论双方和这些流派的思想进行多样综合、多方吸收、寻求重叠共识、找准结合点融会贯通才能探索更好的改革道路,争取更广泛的大众支持。
(五）追求和谐
当前我国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虽然在改革的过程中会有争论和冲突,但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基础教育事业的和谐稳定发展。基础教育改革对和谐的追求不仅表现在最终目的上,在改革思想的确定、改革措施的制定、改革的实施过程以及改革的评价上都要得以表现,还体现在基础教育内部各因素的协调发展上以及基础教育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的协调上。如果不注重和谐,就容易出现“矫枉过正”等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孙振东 陈荟.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几个观念问题的讨论[J].教育学报,2005,1(2):37-45.
[2]冯文全.对“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命题的多学科视角的审视[J].教育研究,2007,(10):19-24.
[3]中国科学院学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9, (6):637-638.
[4]冯文全.关于“生活德育”的反思与重构[J].教育研究,2009,(11):92-96.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应书馆,2007.95.
[6]王本陆.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刍议[J].中国教师,2004,(5):12-16.
[7]张荣伟.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四种话语类型[J]．中国教育学刊,2009(10):8-11.
关键词：基础教育；改革；教育学理论
近几年来，基础教育改革依然是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领域关注的热点，教育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给基础教育改革以新的理论依据，而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也为教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来自实践的鲜活素材和研究的新颖视角。关注二者的关系将会为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开辟广阔的领域，也为教育研究打开了新视野。
一、教育学理论研究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
（一）建构主义理论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冲击
20世纪末，建构主义理论逐渐成为国际科学教育改革中的一种主流理论，也对我国教育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我国教育改革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建构主义学习观主张学习是学生积极建构的过程，对学生的角色以及教师的作用都有崭新的定位，这对于基础教育改革，尤其是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建构主义看来，教学过程中的科学知识永远只是主体建构活动的结果，因此它是不能传递给被动的接受者的，科学知识必须由每一个认知者主动地建构。教师的讲授表面上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促进学生自己建构知识而已。建构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学习原则：①提出与学生相关的问题，问题必须是学生关注的、感兴趣的。②围绕基本概念组织学习活动。③引出并重视学生的观点。④改编课程，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教学。⑤在教的情境中评价学生的学习。建构主义学习观对学生学习的基本阐释以及对教学方法的合理化设想具有明显的现代教育价值，它为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方法，它必将为基础教育改革注添活力，给传统教育带来一场革命。
（二）人本主义教育观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从人本主义思想上诞生的人本主义教育观对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研究对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具有意义的问题，并强调在教育与教学过程中要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发挥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张心理学应探讨的是完整的人，而不是把人的各个从属的方面割裂开来加以分析。罗杰斯强调学生的意义学习，为学习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基础教育受人本主义教育观和学习观的影响，逐渐重视并加强人文学科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道德修养，即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着重强调两方面：一是强调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二是在道德教育方面注重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不仅是对他人、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也重视对世界、对人类的责任感。在基础教育改革中，传统的以智育为中心的教育观念经历着变革，以育人为中心的教育观逐渐突显，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
（三）多元智力理论为基础教育改革开辟新的视角
素质教育虽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主流，但随着教育改革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它迫切需要在理论上有所整合与突破。多元智能理论在智力观、教学观、评价观、学生观、发展观等几个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多元智力理论提出，大多数人具有完整的智能，每个人的认知特征又显示出其独特性。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相对独立的八种智力，而且每种智力有其独特的认知发展过程和符号系统。学校的评价指标、评价方式也应当多元化。加德纳所倡导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多元智能学校教育理论，要求学校教育必须以学生为本。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校教育偏重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言和数理逻辑能力，忽视对学生其他能力的开发和培养，贬低了其他认知方式的重要性。基础教育改革的目的是改变传统的低效的不合理的教育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在课程设计方面，应拓展发展智力的空间，尽可能地发掘每一个人的潜在能力。多元智力理论的提出为全面发展学生的潜能提供了理论依据。加德纳的观点，“让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时，发现自己至少有一个方面的长处，学生就会热切地追求自身内在的兴趣”，这种追求可以培养学生对学习的乐趣和不懈努力的内在动力。
多元智力理论为我们理解智能和教育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种教育理念的渗透和整合将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开辟广阔的道路。
（四）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
在全球化背景下，主张“非中心化”、“多元化”和“零散化”为本质特征的后现代哲学思潮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也影响到教育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后现论思潮是基础教育体系变革的理论基础。它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课程开发主体的多元化、师生关系平等化、教育目标的多元化、教材的多样化和教育评价的理性化。
现代社会课程开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国家课程开发模式，另一种是校本课程开发模式。我国的教育改革融合了这两种二元对立的课程开发模式，使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改革由原来单一的国家课程模式走向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开发模式。后现代主义思想同时也影响到具有权威性的师生关系，教师不再是教学过程的权威，学生在人格上与教师平等，二者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交换意见和见解，互相尊重、互相鼓励和批评。教育目标提倡个性的发展，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教材多样化就是在保证基本要求前提下，提倡教材层次性、选择性，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需要。受泰勒原理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强调的是行为目标的评价，在评价形式上强调总结性评价。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我国的评价方式走向多元化，在完善总结性评价的同时，更重视形成性评价。
二、基础教育改革对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影响
（一）基础教育改革要求课程与教学的整合
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广大教师在课程和教学改革方面存在困惑，主要是因为课程与教学的割裂所造成的。课程和教学的割裂给教学实践带来了很多问题，使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难以达成。为了促进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就需要把二者整合起来，使课程和教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普通性、价值中立的课程开发，而把重心置于理解活生生的教学情境。课程与教学整合的理念主要体现在参与式教学、反思性教学、研究性学习的提出和付诸实践。
（二）教育学理论研究从追求宏大理论到走进学校日常生活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实践领域对教育学理论提出了要求和挑战，要求系统的理论给予改革有利的指引，同时基础教育改革日益突出的成就给了教育理论界震撼。理论研究者开始思考是否应该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教育和教育学，将教育学理论降到对教与学活动的观察与分析，呈现教学活动的过程，增强教育学研究的实践性。基础教育改革带给教育学研究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让研究者放弃了建构宏大理论的企图，开始关注学校日常进行的教和学的实践活动。
（三）基础教育改革实践强化教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
由于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新的教育问题不断涌现，使得教育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教育学理论研究者逐渐把研究重心转移到研究教育问题上来，教育实践是教育学的重要生长点，教育学是为指导教育实践并适应教育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教育改革单靠教育实践者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它必须寻求教育理论的支点以及理论与改革的最佳结合点，教育理论研究者参与改革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要求教育学理论研究者走出书斋，投身于教育实践的广阔天地，从事实践研究，从事“行动研究”，培养对现实教育问题的感悟力和洞察力，把注意的焦点更多移向现实教育中人们疑惑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上来，围绕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活动进行研究，并使理论成果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和方法，用以指导基础教育改革。
（四）基础教育改革推动教育学概念体系的创新与转型
在当前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许多教育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意义的变化，与以往的教育概念有所不同。基础教育改革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现代教育的创新也要求教育理论的指引和帮助。教育改革中涌现的一些新问题用已有的教育概念和理论体系不能完全说明和解释，它们需要新的教育学概念和理论体系作为他们的支撑点，从而获得实践上的合法性以及理论上的可解释性。
总而言之，基础教育改革和教育学理论重建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相互联系和促成。教育理论的重建不断为改革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也使教育学的理论重建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要求理论研究者把目光投向实践领域，进而对原有教育学理论进行批判和重建。
参考文献：
[1]谢志萍．由多元智能引发的对教育改革的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9）.
[2][美]小威廉姆 E.多尔著，王红宇译．后现代课程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
[3]胥永华．浅谈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影响［J］．基础教育研究，2002（11）.
[论文摘要] 本文对面向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教师教育课程的意义、历史及现状、实践探索以及期望目标进行综合研究,提出构建高师院校教育课程理论教学与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整合化的新型教学模式理念。
1 课题研究的意义
2 课题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然而,从总体上看,当前在我国对农村教育的研究,还未引起真正的重视。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深刻地指出:“要重视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我有一种感觉,今天谈教育改革,讲教育现代化,总是着眼于发达地区……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需要什么,如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似乎还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③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地方高师的教育课程教学,普遍存在着严重脱离农村基础教育实际的问题。例如,教材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教育学家睢文龙指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大头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我们师专培养的学生,今后主要去发展农村初中教育。可师专教育学教材对适应农村教育需要的问题,反映也很不够。”④这一突出的问题,至今在地方高师教育课程教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如何面向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构建高师教育课程的教学目标,改革教育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尤为匮乏。
3 课题研究的实践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围绕师专的培养目标,注重联系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讲授教育学科理论;探索教育课程实践性教学模式,在经常性教育见习和教师角色模拟教学的教学改革过程中,试图结合山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实际进行,如组织师范生去乡村初中开展教育见习和教育调查活动,以培养学生热爱和献身山区教育事业的教师职业感情及品质。这方面在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做了相关的探讨,黄白等的“教育学科进行教师角色摸拟教学研究”⑤、“经常性教育见习研究”⑥,罗之勇的“少数民族地区师专教育改革研究”、“西部大开发与西部高师教育研究”⑦,唐毓首的“心理学教学改革研究”⑧,谢春艳的“山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⑨等。在这些研究中,我们注重结合山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实际,总结教育课程教学的改革经验。在教育学教材改革方面,黄白等主编的《新编教育学教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教材中增编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内容,反映了山区农村教育的实际。关注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如黄白的“农村中小学生辍学问题的教育社会学研究”⑩。
本课题在2002年立项之后,为了使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更具针对性,首先,我们对山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及教育课程教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对象主要是河池地区各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及乡镇初中和小学校长、教师等。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山区农村中小学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二是当前山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存在的问题;三是应采取什么措施提高山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素质;四是师范院校如何加强和改进教育课程教学,进行教师教育,培养适应山区农村基础教育需要的教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设计并实施了面向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改革方案。"
4 课题研究的期望目标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解决地方高师院校教育课程理论教学脱离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的突出问题,打破封闭式的教育学科课堂教学,从而构建高师院校教育学科课堂理论教学与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整合化的新型教学模式。本课题完成的关键是处理好教育课程教学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根据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实际,在师范生学好学科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加强教育课程教学,进行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师范生适应基础教育特别是山区农村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需要的教师教育素质。加强常规教学手段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相结合,优化教育课程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的创新素质,适应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需要。
注释:
①根据国家教育部公布的“2003年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做的统计,《中国教育报》2003年5月8日.
[摘要]“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的独特性体现在：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突出了改革的整体意识，突出了改革的内涵意识，突出了改革的自我意识。
“新基础教育”研究是叶澜教授主持的一项综合性研究项目，涉及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和多个领域的研究。早在其探索性研究阶段，该研究就曾关注过学校管理层面的改革问题，如学校科研如何推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在科研过程中如何形成一支新型的教师队伍，学校管理工作如何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等。[1]在研究进入推广性、发展性阶段之后，上海市“新基础教育”研究所于2002年3月举办上海闵行区“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者研修班，研究主题涉及学校管理改革各个层面的问题。2002年5月，“新基础教育”研究所在上海召开了第六次“新基础教育”共同体研讨会，叶澜教授作了《高质量整体加速推进新基础教育，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专题报告，明确提出了“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改革实践目标。学校管理“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强化了校长作为学校改革第一负责人的意识，并由此在学校管理层面开始了更为深入而富有创意的改革。[2]
现有的学校管理改革往往是在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导下进行的，比较侧重实务层面的改革，对行政层面有很强的依附性，学校管理改革的自觉性、独立性与特殊性尚待开发。在此背景下，“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就体现出以下的独特性：
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有着鲜明的教育学立场，追求和体现着教育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的积极互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坚持直面学校管理现实，尊重实践本身的独特性、综合性和复杂性，始终在“成事”与“成人”相结合的立场下研究学校管理问题。“新基础教育”并不反对借鉴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但更加自觉地注重学校教育及管理的独特性，坚持将学校管理改革置于教育学的立场下进行思考。“新基础教育”有其对社会发展、教育改革走向的整体思考，有其对现有学校教育问题的深度考察，更有改变现状、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目标设计和路径创新。在“新基础教育”看来，“实现转型，是中国学校世纪初变革的基本走向和关涉全局的基础性核心任务”，其具体内涵“即学校教育的整体形态、内在基质和日常的教育实践要完成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转型的具体内容包括价值提升、重心下移、结构开放、过程互动、动力内化等5个方面。[3]而具体的改革路径，则是研究型的改革实践。在这一重要的改革实践中，学校管理不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改革层面，而且是在“新基础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进行“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时，学校管理者首先要学习和掌握“新基础教育”的理论，要认识“新基础教育”的性质、目标、价值追求和观念系统，理解“新基础教育”的主张与改革措施，从而形成“新基础教育”的理论立场。“新基础教育”并不认为学校管理者只是理论的应用者，而是认为其同样需要思考教育问题，形成教育观念，养育教育智慧；认为学校管理者是有思想、有智慧、有发展潜力的生命体，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操作者。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理论思考与改革实践的互动，不断研究新问题，不断在研究中丰富理论，不断在理论指导下推动改革实践，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相互生成。因此，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中，学校管理者能不断地感受到“新基础教育”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渗透和指导，也能在不断推进着的改革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和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因此，实施“新基础教育”，会促进学校管理者更加自觉地学习、思考和实践，在实践中更新教育观念。
突出了改革的整体意识
“新基础教育”要求，学校管理者必须有综合和整体的意识，要对学校所走过的道路有清醒的认识，要对学校的发展状态、改革目标、改革进程、存在问题与新的发展空间有综合的认识，对学校各方面、各层面的改革有综合的设计，要有策划、指导、推进学校各方面改革的意识和能力。这样，必将有助于整体推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突出了改革的内涵意识
对于学校管理而言，有各种技巧、方法的改革，有各种方面的改革，有外显的改革，也有内涵的改革。从当前的改革状态来说，人们比较关注的是学校硬件设施的完善、学校品牌效应的形成、学校外在声誉的改善。这些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当前来说，也是必要的工作。但是，这些改革毕竟是学校的外延发展，不能替代学校的内涵发展。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展。对于学校改革和管理来说，最核心、最艰难的就是学校的内涵发展。“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学校日常生活的更新，致力于学校中人的生存方式的整体转换，致力于创建一种新的学校生活形态。这一改革艰难而又非常有意义。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非常关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更新。具体而言，这种自我更新包括人的观念系统的更新、思维方式的更新、价值取向的更新和行为方式的更新等。这种自我更新，是渗透在教师、学校管理者的日常工作之中，并通过其日常工作方式的转变而体现出来的。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关注的是工作中的人的变革。这是最具有实质意义改变。用“新基础教育”的话语来说，就是要处理好“成事”与“成人”的关系：通过“成事”来成人，“成事”与“成人”紧密结合。
“新基础教育”自觉、执著地关注着学校内部的变革，关注着学校内在基质的时代转型，关注着学校的整体转型和转型性的改革过程。正是在此意识之下，“新基础教育”才特别看重“过程”、“人”和“日常”这些学校内涵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突出了改革中学校的自我意识
学校管理改革有多种方式，从内外关系来说，有的是依靠外界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是注重调动学校人员积极性的改革，有的是积极寻求外界支持的改革，而“新基础教育”追求的是学校管理的自我更新。这是一种对学校人员综合潜能的积极挖掘，是一种开放的精神状态与发展状态。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唤醒了学校的自我意识。
只有学校管理者想改变自己和自己的学校，愿意面对学校的问题，愿意寻找学校的发展空间，“新基础教育”才可能在其学校扎根，才能促进学校自我更新。“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操作方法。它只是通过传播理念和改革实践，唤醒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发展意识、生命意识，让每个人都认真面对自我，积极更新自我。这样，“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就呈现出相当积极的状态：学校管理层在积极地自我更新。这不仅体现为每所实验学校对自己学校发展状态、问题与发展空间的认识上，不仅体现在对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上，不仅体现在学校管理者积极地推进自己学校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改革领域上，而且体现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能够积极地思考自己的工作，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积极地反思并不断地重建。一批批积极进行自我更新的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正在研究型的改革实践中不断涌现。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强调了“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唤醒着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着他们的力量。
在几年的改革实践中，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坚实的基础，所以开展“新基础教育”实验的学校才在学校管理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根据自己学校的历史、现状、问题与发展空间，自主规划学校发展，积极开展学校科研，开展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建设，降低管理重心，重构学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自主构建反思--重建型的管理方式，关注学校最基本的师生日常生存方式的转换。可以说，每一所扎扎实实进行“新基础教育”研究的学校，其管理层面都显现出整体转型的态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学校从“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
学校管理改革之路是没有终点的。“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乃至于“新基础教育”的理论建构与改革实践，必将为丰富、拓展学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澜.“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结题总报告[A].“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叶澜.实现转型：世纪初中国学校变革的走向[J].探索与争鸣，2002,(7).
“新基础教育”研究是叶澜教授主持的一项综合性研究项目，涉及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和多个领域的研究。早在其探索性研究阶段，该研究就曾关注过学校管理层面的改革问题，如学校科研如何推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在科研过程中如何形成一支新型的教师队伍，学校管理工作如何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等。[1]在研究进入推广性、发展性阶段之后，上海市“新基础教育”研究所于2002年3月举办上海闵行区“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者研修班，研究主题涉及学校管理改革各个层面的问题。2002年5月，“新基础教育”研究所在上海召开了第六次“新基础教育”共同体研讨会，叶澜教授作了《高质量整体加速推进新基础教育，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专题报告，明确提出了“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改革实践目标。学校管理“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强化了校长作为学校改革第一负责人的意识，并由此在学校管理层面开始了更为深入而富有创意的改革。[2]
现有的学校管理改革往往是在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导下进行的，比较侧重实务层面的改革，对行政层面有很强的依附性，学校管理改革的自觉性、独立性与特殊性尚待开发。在此背景下，“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就体现出以下的独特性：
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有着鲜明的教育学立场，追求和体现着教育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的积极互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坚持直面学校管理现实，尊重实践本身的独特性、综合性和复杂性，始终在“成事”与“成人”相结合的立场下研究学校管理问题。“新基础教育”并不反对借鉴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但更加自觉地注重学校教育及管理的独特性，坚持将学校管理改革置于教育学的立场下进行思考。“新基础教育”有其对社会发展、教育改革走向的整体思考，有其对现有学校教育问题的深度考察，更有改变现状、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目标设计和路径创新。在“新基础教育”看来，“实现转型，是中国学校世纪初变革的基本走向和关涉全局的基础性核心任务”，其具体内涵“即学校教育的整体形态、内在基质和日常的教育实践要完成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转型的具体内容包括价值提升、重心下移、结构开放、过程互动、动力内化等5个方面。[3]而具体的改革路径，则是研究型的改革实践。在这一重要的改革实践中，学校管理不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改革层面，而且是在“新基础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进行“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时，学校管理者首先要学习和掌握“新基础教育”的理论，要认识“新基础教育”的性质、目标、价值追求和观念系统，理解“新基础教育”的主张与改革措施，从而形成“新基础教育”的理论立场。“新基础教育”并不认为学校管理者只是理论的应用者，而是认为其同样需要思考教育问题，形成教育观念，养育教育智慧；认为学校管理者是有思想、有智慧、有发展潜力的生命体，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操作者。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理论思考与改革实践的互动，不断研究新问题，不断在研究中丰富理论，不断在理论指导下推动改革实践，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相互生成。因此，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中，学校管理者能不断地感受到“新基础教育”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渗透和指导，也能在不断推进着的改革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和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因此，实施“新基础教育”，会促进学校管理者更加自觉地学习、思考和实践，在实践中更新教育观念。
突出了改革的整体意识
“新基础教育”要求，学校管理者必须有综合和整体的意识，要对学校所走过的道路有清醒的认识，要对学校的发展状态、改革目标、改革进程、存在问题与新的发展空间有综合的认识，对学校各方面、各层面的改革有综合的设计，要有策划、指导、推进学校各方面改革的意识和能力。这样，必将有助于整体推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突出了改革的内涵意识
对于学校管理而言，有各种技巧、方法的改革，有各种方面的改革，有外显的改革，也有内涵的改革。从当前的改革状态来说，人们比较关注的是学校硬件设施的完善、学校品牌效应的形成、学校外在声誉的改善。这些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当前来说，也是必要的工作。但是，这些改革毕竟是学校的外延发展，不能替代学校的内涵发展。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展。对于学校改革和管理来说，最核心、最艰难的就是学校的内涵发展。“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学校日常生活的更新，致力于学校中人的生存方式的整体转换，致力于创建一种新的学校生活形态。这一改革艰难而又非常有意义。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非常关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更新。具体而言，这种自我更新包括人的观念系统的更新、思维方式的更新、价值取向的更新和行为方式的更新等。这种自我更新，是渗透在教师、学校管理者的日常工作之中，并通过其日常工作方式的转变而体现出来的。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关注的是工作中的人的变革。这是最具有实质意义改变。用“新基础教育”的话语来说，就是要处理好“成事”与“成人”的关系：通过“成事”来成人，“成事”与“成人”紧密结合。
“新基础教育”自觉、执著地关注着学校内部的变革，关注着学校内在基质的时代转型，关注着学校的整体转型和转型性的改革过程。正是在此意识之下，“新基础教育”才特别看重“过程”、“人”和“日常”这些学校内涵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突出了改革中学校的自我意识
学校管理改革有多种方式，从内外关系来说，有的是依靠外界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是注重调动学校人员积极性的改革，有的是积极寻求外界支持的改革，而“新基础教育”追求的是学校管理的自我更新。这是一种对学校人员综合潜能的积极挖掘，是一种开放的精神状态与发展状态。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唤醒了学校的自我意识。
只有学校管理者想改变自己和自己的学校，愿意面对学校的问题，愿意寻找学校的发展空间，“新基础教育”才可能在其学校扎根，才能促进学校自我更新。“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操作方法。它只是通过传播理念和改革实践，唤醒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发展意识、生命意识，让每个人都认真面对自我，积极更新自我。这样，“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就呈现出相当积极的状态：学校管理层在积极地自我更新。这不仅体现为每所实验学校对自己学校发展状态、问题与发展空间的认识上，不仅体现在对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上，不仅体现在学校管理者积极地推进自己学校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改革领域上，而且体现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能够积极地思考自己的工作，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积极地反思并不断地重建。一批批积极进行自我更新的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正在研究型的改革实践中不断涌现。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强调了“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唤醒着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着他们的力量。
在几年的改革实践中，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坚实的基础，所以开展“新基础教育”实验的学校才在学校管理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根据自己学校的历史、现状、问题与发展空间，自主规划学校发展，积极开展学校科研，开展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建设，降低管理重心，重构学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自主构建反思--重建型的管理方式，关注学校最基本的师生日常生存方式的转换。可以说，每一所扎扎实实进行“新基础教育”研究的学校，其管理层面都显现出整体转型的态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学校从“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
学校管理改革之路是没有终点的。“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乃至于“新基础教育”的理论建构与改革实践，必将为丰富、拓展学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澜.“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结题总报告[A].“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叶澜.实现转型：世纪初中国学校变革的走向[J].探索与争鸣，2002,(7).
现有的学校管理改革往往是在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导下进行的，比较侧重实务层面的改革，对行政层面有很强的依附性，学校管理改革的自觉性、独立性与特殊性尚待开发。在此背景下，“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就体现出以下的独特性：
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有着鲜明的教育学立场，追求和体现着教育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的积极互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坚持直面学校管理现实，尊重实践本身的独特性、综合性和复杂性，始终在“成事”与“成人”相结合的立场下研究学校管理问题。“新基础教育”并不反对借鉴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但更加自觉地注重学校教育及管理的独特性，坚持将学校管理改革置于教育学的立场下进行思考。“新基础教育”有其对社会发展、教育改革走向的整体思考，有其对现有学校教育问题的深度考察，更有改变现状、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目标设计和路径创新。在“新基础教育”看来，“实现转型，是中国学校世纪初变革的基本走向和关涉全局的基础性核心任务”，其具体内涵“即学校教育的整体形态、内在基质和日常的教育实践要完成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转型的具体内容包括价值提升、重心下移、结构开放、过程互动、动力内化等5个方面。[3]而具体的改革路径，则是研究型的改革实践。在这一重要的改革实践中，学校管理不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改革层面，而且是在“新基础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进行“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时，学校管理者首先要学习和掌握“新基础教育”的理论，要认识“新基础教育”的性质、目标、价值追求和观念系统，理解“新基础教育”的主张与改革措施，从而形成“新基础教育”的理论立场。“新基础教育”并不认为学校管理者只是理论的应用者，而是认为其同样需要思考教育问题，形成教育观念，养育教育智慧；认为学校管理者是有思想、有智慧、有发展潜力的生命体，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操作者。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理论思考与改革实践的互动，不断研究新问题，不断在研究中丰富理论，不断在理论指导下推动改革实践，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相互生成。因此，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中，学校管理者能不断地感受到“新基础教育”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渗透和指导，也能在不断推进着的改革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和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因此，实施“新基础教育”，会促进学校管理者更加自觉地学习、思考和实践，在实践中更新教育观念。
突出了改革的整体意识
“新基础教育”要求，学校管理者必须有综合和整体的意识，要对学校所走过的道路有清醒的认识，要对学校的发展状态、改革目标、改革进程、存在问题与新的发展空间有综合的认识，对学校各方面、各层面的改革有综合的设计，要有策划、指导、推进学校各方面改革的意识和能力。这样，必将有助于整体推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突出了改革的内涵意识
对于学校管理而言，有各种技巧、方法的改革，有各种方面的改革，有外显的改革，也有内涵的改革。从当前的改革状态来说，人们比较关注的是学校硬件设施的完善、学校品牌效应的形成、学校外在声誉的改善。这些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当前来说，也是必要的工作。但是，这些改革毕竟是学校的外延发展，不能替代学校的内涵发展。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展。对于学校改革和管理来说，最核心、最艰难的就是学校的内涵发展。“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学校日常生活的更新，致力于学校中人的生存方式的整体转换，致力于创建一种新的学校生活形态。这一改革艰难而又非常有意义。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非常关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更新。具体而言，这种自我更新包括人的观念系统的更新、思维方式的更新、价值取向的更新和行为方式的更新等。这种自我更新，是渗透在教师、学校管理者的日常工作之中，并通过其日常工作方式的转变而体现出来的。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关注的是工作中的人的变革。这是最具有实质意义改变。用“新基础教育”的话语来说，就是要处理好“成事”与“成人”的关系：通过“成事”来成人，“成事”与“成人”紧密结合。
“新基础教育”自觉、执著地关注着学校内部的变革，关注着学校内在基质的时代转型，关注着学校的整体转型和转型性的改革过程。正是在此意识之下，“新基础教育”才特别看重“过程”、“人”和“日常”这些学校内涵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突出了改革中学校的自我意识
学校管理改革有多种方式，从内外关系来说，有的是依靠外界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是注重调动学校人员积极性的改革，有的是积极寻求外界支持的改革，而“新基础教育”追求的是学校管理的自我更新。这是一种对学校人员综合潜能的积极挖掘，是一种开放的精神状态与发展状态。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唤醒了学校的自我意识。
只有学校管理者想改变自己和自己的学校，愿意面对学校的问题，愿意寻找学校的发展空间，“新基础教育”才可能在其学校扎根，才能促进学校自我更新。“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操作方法。它只是通过传播理念和改革实践，唤醒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发展意识、生命意识，让每个人都认真面对自我，积极更新自我。这样，“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就呈现出相当积极的状态：学校管理层在积极地自我更新。这不仅体现为每所实验学校对自己学校发展状态、问题与发展空间的认识上，不仅体现在对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上，不仅体现在学校管理者积极地推进自己学校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改革领域上，而且体现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能够积极地思考自己的工作，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积极地反思并不断地重建。一批批积极进行自我更新的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正在研究型的改革实践中不断涌现。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强调了“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唤醒着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着他们的力量。
一、全面关注学生的发展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
作为基础学科的语文更应全面关注学生的发展，语文课程应具有多重价值。面对以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为基本标志的未来社会，要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国民，必须重新反思语文课程，在保持我们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的传统优势的前提下，建立新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语文课程与教学体系。
语文作为基础学科，是中小学课程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体现着基础教育的性质，担负着为学生将来的学习与工作打基础、做准备的重任。教育领域在本世纪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视语文这门基础课程，加强基础知识。加强基础知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变革基础知识的呈现方式，即以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双向扩展为特征，以活动的方式呈现综合了认知、情感、行为等多种发展目标的基础知识。由于不是现成结论的方式呈现死的知识，学生可以在活动过程中学到探索和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解决问题的多种技巧以及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并最终牢固掌握知识。二是赋予基础知识以新的涵义，即在未来社会条件下，语文学科的基础知识不仅要切实满足学生学习读、写的基本要求，更主要的是要在可持续发展、终身学习的原则下，使学习者真正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共处，为他们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语文课程改革应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语文课程设计要面向学生的真实生活情境，增加与现代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现实内容，为学生提供接触生活和解决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的必要空间。语文课程回归生活，不能只局限于在单一的学科范围内作简单的知识增减，更重要的是，要逐步打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壁垒森严的学科界线，增强各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强化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和开放性，在语文课程内容的结构性重组基础上逐步加以实现。 应当把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评语文课程改革的突破口，忽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是我国教育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校课程的不适应。因此，新的语文课程和教材不仅要综合反映基础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渗透创新思想，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充分的自由选择、主动探索的空间和机会，突出方法指导，加强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的联系，使学生的学习真正成为一个主动的过程、创新的过程和个性化的过程。 要重视信息技术时语文课程教材的作用，迎接信息时代的学习革命。
本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已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时代的教育形态也将出现变化，并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这一系列影响，语文课程改革也会作出积极的回应。
二、语文课程改革和教师专业化 语文课程改革给教育界带来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对"语文教师专业化"的挑战。 转贴于
语文课程改革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语文教师，因为语文教师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转化者，倘若对于语文课程改革的理念与理论没有充分的了解，倘若对于实践的条件没有实际的把握，那么这种转化就会有很大的落差。因此，如何让我们的语文教育专业人员--每一位语文教师，都拥有较高的语文专业修养，不是被动地适应新课程，而是主动地引领新课程，应当成为整个教育界、整个社会的共同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文教师即是语文课程"，因为"文本课程""实施课程""习得课程"都需要语文教师落实，语文课程改革的成败终究取决于语文教师。不过，作为语文新课程实施者的语文教师，仅仅局限于语文教师个体的"职业技能训练"是远远不够的，语文课程要求语文教师必须从"工匠型教师"转型为"专家型教师"，"专家型教师"应当致力于通过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创造了崭新的素质教育的"课堂文化"。在有的课程专家看来，这种"语文教师角色"转型的关键词，就是"反思"与"合作"：其一，倡导"反思型教学"，求得"教学模式"的转型；其二，倡导"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伙伴关系"，推进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 影响"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是我国教育研究理论基础的薄弱。事实上，本次语文课程改革提出了教育研究范式转型的课题。倘若我们仅仅满足于外国教育理论的移植，仅仅自闭于自我学科的孤芳自赏，仅仅执迷于"量化研究"而忽略了"质性研究"，仅仅停留于空泛的思辨和议论，我们教育学术就难以成熟发展，也难以同语文课程改革实践展开对话。我们需要改变"心态"与"生态"，变自我学科的"自傲、自卑、自闭"的心态为"自尊、自信、自立、开放"的心态，促进"学科生态"的进步。
总之，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改革，应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借鉴各国母语教育改革的经验，遵循语文教育的规律，努力建设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语文课程，在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