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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2014年1月来我院行宫颈癌早期筛查的100例宫颈癌高危人群为研究对象，均为育龄妇女，排除肝肾功能严重障碍、精神异常、拒绝参与本次研究等人群。年龄25～50岁，平均(30.4±2.7)岁。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25例，大专50例，中学23例，小学及以下2例。
1.2方法:
本组100例筛查人群均采取健康信念模式进行健康教育，该模式主要分为三个部分:①个体健康信念。健康信念是医护人员或其他人员进行劝导、指导，帮助其改变不良行为，养成健康促进行为的重要基础，而健康信念又与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包括疾病认知(迹象、表现、严重程度)、预防性方法(内容、重要性、效果)等内容。为此医护人员进行健康教育时，需强调早期宫颈癌对自身的危害性及早期筛查的重要性，让健康观念在女性人群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进而自觉的接受早期宫颈癌筛查或进行自我保健。②行动意向。方法包括健康宣传、亲友忠告、他人提醒等。③影响因素。影响早期宫颈癌筛查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疾病认知、职业等，为此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2.1健康评估:
宫颈癌高危人群来院体检或筛查时，全面了解其年龄、学历、家庭背景、学习理解能力等基本信息，结合体检或筛查结果形成一个系统、准确的健康评估表，并有针对性地告知女性疾病相关情况，包括宫颈癌高危因素、临床表现等，若未筛查出早期宫颈癌，则叮嘱其定期进行体检或疾病筛查，以便及时发现、治疗疾病。若筛查出宫颈癌患者，则劝导其早期进行系统的治疗，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心理辅导及个性化的健康教育，让人群认识到早期诊断、治疗是提高宫颈癌存活率的关键所在。
1.2.2健康教育:
向人群介绍宫颈癌危险因素(宫颈糜烂、人瘤病毒感染、流产等)、不良行为(吸烟、喝酒、性生活不规律)和宫颈癌的关系。同时进行宫颈癌早期筛查时亲切的引导，详细、客观地告知宫颈癌相关检查的目的、原理。对于筛查为早期宫颈癌的患者来说，告知其个人卫生、饮食、运动对疾病的影响，叮嘱其保持会阴干净。另外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提醒人群或患者定期回医院检查或复查。
1.3观察指标:
对健康教育前后人群疾病知识认知度、自我保健意识及筛查依从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对上述各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教育前后人群疾病知识知晓率及自我保健意识情况:
健康教育后人群疾病知识知晓率90%，教育前知晓率为52%，教育前后知识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另外健康教育前后人群自我保健意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健康教育前后筛查依从情况:
教育后人群筛查依从率明显高于教育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3讨论
1．1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起源
1914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创办人之一沈祖荣先生最早到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习、在此之后，洪有丰、胡庆生、李小缘、戴志骞、袁同礼等一大批中国近代图书馆界先驱人物几乎青一色的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院。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威廉森（1877－1965），他是继杜威之后，致力推动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图书馆学家。1918年，威廉森受卡耐基特聘开始开班培训图书馆员，他加入卡耐基基金会，专门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威廉森先后于1919年，1921年和1923年写出了三个著名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调查报告。他提出图书馆学校应当象其它专业学校一样设在综合性大学内而非图书馆内，并且应该授予毕业学生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聘请威廉森担任教授，筹备成立第一所四年制的图书馆学系，并同时成立研究所。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从奥尔巴尼再次搬回纽约市，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图书馆学学院，学院属于“graduatelibraryschool”当时是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15所图书馆学校中级别最高的学院。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的图书馆学系有四个特色：第一，图书馆系的学生除了本系的课程之外，还需要修一个外系当辅系，以具备不同的专业；第二，对于不同的知识领域，有广泛的入门课程介绍；第三，需要到图书馆内进行实习；第四，了解资讯在社会中的传递途径与展示方法。这些做法后来都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基石。威廉森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系当了18年的系主任［4］，被后世尊称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威廉森对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思想提出是美国图书馆学专业化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水岭，通过调查，他明确的提出图书馆职业训练和专业训练的区分，促成了图书馆学教育专业组织图书馆教育委员会（BEL）的成立，开始对图书馆学教育进行评估和认定，并制定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标准。他的关于在综合大学系科下设置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系毕业生应该获得学士学位的思想，成为影响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特别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源头。
1．2美国图书馆协会支持下美国图书馆学教育
美国图书馆协会（ALA）是美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织，也是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资格认定机构。187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建立，ALA是一个自愿参加的非官方协会，它的经费主要是会员交纳的会费、出版刊物所得的稿酬和举办会议所得的会费组成。此外，还得到美国政府或基金会以及一些财团的资助。［5］美国图书馆协会不仅是美国图书馆事业的核心组织，更是致力于世界范围内图书馆事业的推广和促进。1926年，正值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50周年之际，卡耐基财团宣布资助400万美元来发展图书馆教育，并将美国图书馆协会置于一个坚实的财政基础之上，在之后的20年中，图协的主要任务是成人教育、图书馆教育、提高图书馆专业水平、图书馆立法、和赋予知识的自由权。同年卡耐基基金会出资144万美元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学研究生院，于是图书馆学教育界第一次有了一所供图书馆员进行深造的有学位的专业学院。学院也设立了一个系进行学术研究活动。［6］ALA一直注重图书馆学专业教育。1903年成立的图书馆培训委员会标志着ALA开始着手领导专业教育：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随时调查所有图书馆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进程，并报告调查结果。另外，ALA还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业组，作为研究专业教育的专业部门。1915年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AALS）成立。为了提高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质量，有系统的组织各种图书馆学校，夏季培训班，学徒班等。1923年ALA临时图书馆培训委员会TLTB成立，其主要的工作是调查专业需要，找出专业教育的不足，并提供其他专业在标准化、结构化方面的经验。这个临时的图书馆培训委员会，最终更名为图书馆教育委员会（BEL），负责图书馆学教程的评估和认可。［7］并于1925年公布了图书馆学教育标准，开始进行逐校鉴定。1932年有25所图书馆学院通过了资格鉴定，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的创立成为美国图书馆学专业化的制高点之一。［8］1．3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史实20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状况，可以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报告中作大致的了解。在1926、1927的年度报告中，了当时美国图书馆学校的宗旨和状况，以及开办的条件，和教学的具体要求。并公布了美国图书馆协会所认定的图书馆学校开设的针对学校图书馆专业课程最低标准和师范院校开设的学校图书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标准。［9］将图书馆学教育具体创办的资格和条件，作了详细的要求，包括入学要求，学习时长，基础课程以及证书的类别等等。为了便于掌握概貌，笔者将具体要求简要分类，列于下表：ALA要求有资格的师范学校，学院和大学应该为在学校图书馆兼职工作的图书馆员开设专门的图书馆学课程。
2中美图书馆学教育比较分析
2．1图书馆学教育展开背景和规模的比较
美国正规图书馆学校毕业学生一年就有五百多名，加上非正式的图书馆学生馆员培训的人数，一共有4000多名。［11］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开创之时，全国正式的图书馆学校只有文华图专一所，刚成立的中国图书馆协会虽然也有图书馆教育组，但还未制定标准课程，而每年毕业的人数，大约在20人以内，每个图书馆学教育单位的毕业生几乎都是个位数，加上暑期学校的人数也不超过100名，教员人数屈指可数。在背景和规模上，美国远远走在前面。
2．2教育模式和方法的借鉴
美国的图书馆专业教育有开设专门的图书馆学校，或在师范院校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两种方式，也就是说，实施教育的两个组织。一个是图书馆专门学校，另一个是师范院校，还有就是暑期课程，这三种方法正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展开的三种方式。金陵大学虽然不是师范院校，但是将图书馆学系设于教育系下，并且从事教学工作和图书馆工作的骨干，洪有丰，陈长伟也都是金陵大学的师范学生，创办人李小缘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社会学硕士。可见在教育系下设置图书馆学系不无渊源。
2．3教学内容和要求的比较
从表3不难看出，在主干课程上，中美几乎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课程中间，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开设的课程在数量上多于美国；在内容上，美国的课程设置注重实践和社会调查以及教授方法等，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则明显更偏重学术内容，最具特色的课程有：目录学，中国重要书籍研究、书史学和印刷术。并有图书馆学大纲。从课程来看，当时的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思想已经和美国有了较大距离，美国的专业教育，其职业化的色彩依然浓重，偏重实用性，注重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对图书馆员的教员气质较为注重。而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虽然在主干课程上继承了美国的设置，但是金大的学程要求更长，在体系构建上，有其专门特色，较为注重图书馆的馆藏内容研究。
3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特色分析
从以上的比较分析中，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轮廓更加清晰，既是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学习和借鉴，又因为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状况，以及金大的学校背景，走出了一条自身的图书馆学教育道路。
3．1辅系设置强调教育属性
金大的图书馆学系在系科设置上，是在文学院教育系下设辅系，添加特有的专业课程，这是对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有益借鉴，强调了图书馆专业的教育性质，系主任李小缘提出的“图书馆即教育”，图书馆教育可以“辅佐学教育之不及”［12］，将图书馆学系作为教育系的下设辅系，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3．2注重学术研究
与美国图书馆学课程的对比中不难发现，金大的图书馆学课程带有浓重的学术内涵，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专深学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自行编制了《图书馆学大纲》，这是当时美国的图书馆学校里没有设立的课程种类。在分类法方面，有刘国钧先生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将美国的杜威和国会分类法与中国传统的四库分类法进行了综合与对比，最后糅合中西，编制新法。刘国钧在分类法中，实际上已经将图书馆学作为一种“学术之宗”［3］，安排在总类之下。在目录学方面，系主任李小缘先生，一直将目录学作为图书馆学系的主干课程之一，他本人也在金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从事目录学的研究，“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将目录学作为图书馆学系的必修课程，同时特设的“书史学”、“印刷术”等课程，突出的显示了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的学术性研究方向，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国学的整理和研究，使得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带有强烈的学术研究气息，在图书馆学的课程安排上中西并重，成为一种糅合了中西特色的创造性的图书馆学。
3．3开展学术服务实践
金大图书馆学系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破天荒”的开设了《索引与序列》的课程，研究索引与序列的原理及方法，整理编辑各类学术索引。意在为各类学者的学术研究服务，编制索引是美国图书馆先进方法的引入，李小缘除了开设索引课程外，还积极参加“索引运动”，向中国图书馆协会提出《通知书业于新出版图书统一标页数法及附加索引案》、《编纂古书索引案》、《编制中文杂志索引案》以及《中华图书馆协会应设法编制杂志总索引》等多项索引议案，长期支持我国索引事业，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索引课程的设立，是对学生学术基本功的锻炼，用西方的学术工具和研究方法，编制检索实物，服务于传统学术，使得教学过程就成为学术服务的实践过程，这不仅是金大图书馆学系学术性又一表现，更体现了一种学术服务的精神。
3．4注重学术人才的培养
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属于金陵大学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培养了学贯中西的图书馆学家，史学与国学家，为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发扬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在就读于金大文学院，选修图书馆学课程的学生中，就有享誉海内外的图书馆学家：钱存训、卢震京、吴光清等。
4结语
放眼目前的图书市场，为幼儿各方面发展“量身定制”的低幼类图书琳琅满目。如何为幼儿选择合适的图书，如何更有针对性、更有意义地指导幼儿的早期阅读已成为无数家长和幼儿园教师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教育问题。这一市场需求已经被很多的出版社编辑所发现，并且在相继出版的图书中也相应地有所体现，如：在书中附上“对家长的建议”“专家指导意见”等各种形式的早期阅读指导策略，我们在看到这类图书的教育可操作性与现实指导意义的同时，也应关注到这些阅读指导建议或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仅可谓是“一次性消费”。《让理论看得见・早期阅读与幼儿教育》（以下简称《早期阅读与幼儿教育》)则尝试着一改这种“授人以鱼”的早期阅读教育指导现状，转而以一种“授人以渔”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能够通过案例与理论交流，将固化的教育理论内化为自身的早期阅读教育理念，并将其转换为灵活多变、行之有效的教育机制与技能，以期更切实际、更有意义地指导幼儿进行各类图画书的阅读。
“让理论看得见”丛书（共14册）是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十一五”国家重点项目，《早期阅读与幼儿教育》是其中的一册。它是作者孙莉莉多年来在早期阅读领域思想探索的结晶。孙莉莉在早期阅读领域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专业话语权――她除了具备扎实的学前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功底外，还拥有丰富的早期阅读研究与实践经验，她曾参与《智慧树》栏目的制作，创办了国内第一档低幼阅读栏目，并在近十年来一直从事幼儿早期阅读的教学和研究，她不断地尝试着将早期阅读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引入到幼儿教育领域中来的可行模式，力图让更多的幼儿看上好书，让更多的家长、教师学会选书并指导幼儿进行阅读，继而使阅读成为幼儿的一种习惯、一种乐趣──她的这一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教育经验及总结，尽显于《早期阅读与幼儿教育》一书中。
通过此书，我们可以真切地步入幼儿早期阅读的视域，了解早期阅读的内涵、外延，认识早期阅读的依据、目的，知晓幼儿早期阅读学习的方式、方法，学会分析各类幼儿早期阅读材料（包括图画故事书、无字书、可预测图书、非故事类图画书等）的特点与实施要点，然后借此指导幼儿早期阅读的实践。此外，书中还探究、剖析了以图画书作为课程资源的幼儿园活动，这为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模式的开发、开展和实践提供了现实的借鉴意义和宝贵的经验。
《早期阅读与幼儿教育》的立意之本是要“让理论看得见”，即尽可能地让读者在理论的思考框架下，关注早期阅读教学实际中的问题，通过阅读、反思、实践和分享，积极主动地运用适当的理论，进行理性的选择、判断、运用和调整，以提升其专业化教育水平。它摒弃了以往理论书给予读者的惯有的“烟雾缭绕”“云里雾里”“晦涩难懂”之感，巧妙地将理论融于案例，将理论渗透在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行文之中，使早期阅读的理论习得不再是生硬、空洞的灌输，而成为一种交流、一种互动、一种主动学习、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
为真正地实现“让理论看得见”的目标，作者在图书创作过程中，可谓是煞费苦心而又匠心独运。她以在各幼儿园听课的笔记、各式各样的图画书、五彩缤纷的幼儿作品为写作资料，通过对早期阅读教学案例和各类中外幼儿绘本图文信息等的分析、讲解，以及结合自己孩子对图书阅读的反应，将上述材料归纳、整理、汇编成本书的主要内容，并运用亲切的读书思维将众多年轻老师、阅读推广人、故事姐姐、故事妈妈以及其本人化身为“小霞老师”，使读者可以通过案例与小霞老师进行教育对话，将理论与指导经验贯穿其间。除此之外，作者还积极地吸取了一些幼儿教师对书稿的各种阅读反馈意见，不断地对书稿进行再创作，最终整本书读起来非但不晦涩难懂，反而生动有趣，让人备感轻松、爱不释手，并能充分了解其理论所指。
《早期阅读与幼儿教育》以理论为依托、以实践为导向，是一部让理论与实践进行对话、交流的探索性图书，是一部让理论现于实践、使实践显出理论的、别开生面的教育指导类图书。对于关注幼儿早期阅读教育的各类群体（如幼儿教师、家长等）而言，此书在帮助他们获得科学的早期阅读教育理论，形成正确的早期阅读教育观，选择为幼儿所喜爱的、适合其年龄特征的优秀图画书以及实施卓有成效的早期阅读教育实践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产生的背景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的提出是在21世纪初，代表人物为普瑞斯利、韦弗和莫茨。此时的美国语言教育界呈现全语言衰落和拼音教学复归的局面，均衡阅读教学理念正是基于对几番起伏的“阅读战争”的总结与反思。
拼音教学是美国传统的阅读教学方法，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即认为阅读学习以“刺激―反映”联结为基础。拼音教学强调对语言结构的掌握，将对语言最小部分的自动解码看作阅读和理解文本的前提条件。此种教学方法代表了“自下而上”的阅读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关注教发音的技能、字形―声音知识、语音的组合和辨别语义。教学过程的重点放在清晰地教识词和解码技能上。[1]美国的儿童早期阅读教学一直沿用拼音教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语言阅读过程学习观的提出。该理念认为，“语言是完整的，不是支离破碎的，不能被简单地分解为某种技能；语言技能和语言策略的学习是在完整的情景、真实的言语实践中形成的，语言经验渗透在全部的课程中；班级语言学习要与孩子的全部生活融为一体。”[2]全语言反对拼音教学将语言分割为语音、字母、词汇、语法等碎片，批驳拼音教学将儿童置于被动接受学习的状态，强调儿童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及意义学习。全语言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杜威的进步主义语言观，其倡导的是“自上而下”的阅读教学模式。在20世纪末，全语言思想成为了美国阅读教学的重要指南。然而，实施全语言教学的加州在1992年及1995年两次标准化阅读测验中名列全国之末，导致加州政府放弃全语言。至此，拼音教学卷土重来并再次占据上风。但纵观“阅读战争”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全语言的兴起已揭示拼音教学存在的弊端，而全语言的衰落又暴露出其本身存在的问题。理论及实践的发展理应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解决全语言的问题不能靠采取拼音教学简单复归的方式。儿童早期阅读教学的理念需要在分析和批判中得以重构，均衡阅读教学理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的基本观点及实践方法
拼音教学过于注重解码技能，忽视儿童的阅读兴趣及意义理解；全语言教学虽改善了儿童的阅读态度，却对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重视不够。单纯强调全语言的阅读教学和单纯关注编码取向的阅读教学均走向了极端，二者需要融合及平衡。普瑞斯利在其著作《阅读教学法的应用――以平衡教学为例》中指出：成功的语言教学应该是将基本读写技能的教学、理解策略教学同全语言的读写环境相结合的一种平衡教学，这对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儿童来说尤为重要。[3]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认为：儿童的阅读是通过对语义、语法、字形字音、语境、社会和场景以及他们自己阅读目的的意义创造而完成的；阅读教学需重视所有儿童的需要，应以儿童阅读过程和读写能力的发展水平为起点；阅读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阅读练习的刺激物应该是真实的、不加控制并具有完整的意义；阅读教学应按整体―部分―整体的顺序进行，即先对阅读材料进行完整阅读，再指导儿童关注阅读文本，学习语言部分的功能；阅读的发展与书写和作文教学是整体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均衡阅读教学”理念代表着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综合性语言教学模式，该模式的特征是将阅读过程看作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不断交叉的过程，即阅读既是语言处理的过程，也是阅读者已有知识的运用过程，是阅读者已有知识与阅读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在融合进步主义和图式理论的精粹之上，还参考了语言教学研究中最新的科研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系统、详细的阅读测评标准。全美阅读研究小组的研究结论认为，有效的阅读教学包括：音位意识、拼音法、流畅、词汇和文本理解教学，教师准备与理解策略教学，教师教育与阅读教学，计算机技术与阅读教学。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确认了音位意识教学能够帮助儿童阅读学习，强调其在儿童阅读教学成效中的重要作用。[1]均衡阅读教学理念最常见的实践方法就是在交互式的教学情境下融入语音意识的训练或直接的音位意识教学。
三、 对我国早期阅读教育的启示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的提出完整地呈现出美国早期阅读教学的发展轨迹：从最初的单纯注重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到强调意义学习及阅读者的主体性，再到吸取两个学派的精粹并以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实践探索的支撑及依据。我国早期阅读教育起步较晚，理论与实践均处在探索阶段，均衡阅读教学理念对我国早期阅读教育的发展具有如下重要启示。
1.制定科学、具体的阅读测评标准
美国语言教育界注重对儿童阅读心理机制及阅读阶段特点的研究，其中S・N・Chal等人提出早期读写结构包括有关读写的早期概念性知识、有关读写的早期程序性知识和语言能力建构等三个成分；《康州阅读成就蓝图》将儿童应掌握的阅读能力分为识词技能的基础能力、准确识词的能力、阅读流畅技能、词汇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几大维度。基于对儿童阅读过程的深入研究，美国语言教育界制定出科学、具体的阅读测评标准，将儿童阅读状态考核维度集中在语音认知、语法认知、视觉―空间能力和工作记忆等几个方面[5]，并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阅读水平提出相应的具体要求。反观我国的早期阅读教育，有关儿童阅读心理机制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及系统，难以为阅读教学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另外，阅读教学目标大多属于纲领性的指导原则，欠缺明细的说明，尤其缺乏不同年龄阶段儿童所应掌握的阅读技能的具体要求，致使教学实践的针对性不强，影响了教学实效。
当前，研究儿童早期阅读过程的心理机制，掌握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阅读水平，以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制定具体、详细的阅读标准，是我国早期阅读教育亟待开展的重要工作。儿童早期阅读与读写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儿童阅读相关知识、识字水平和故事理解水平的关系及其年龄发展特征，以及语音意识与早期阅读能力的相关性研究，均是制定阅读测评标准的基础性研究，有待理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索。
2.采用以阅读为中心的整合教育模式
我国传统阅读教学的基本特征是注重双基，与美国拼音教学的理念接近。但美国自进步主义运动以来，尤其在全语言盛行之后，已基本解决了教育民主化问题。教育界已普遍接受了意义是语言的核心，儿童的发展是教育实践的前提，全语言已完成了对美国阅读教学基本观念及基本状态的革新。我国虽在20世纪末引入全语言的教育观念，但对全语言所蕴含的进步主义语言观尚缺乏深刻的理解和真正的落实。早期阅读教育大多局限在正式教学活动范围，对整合的理解也仍局限于综合各领域内容的狭窄视野。因此，我国早期阅读教学实践首先要摆脱局限于单纯学科范式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框架，倡导多维整合的早期阅读教育。美国教育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以阅读为中心的整合教育模式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此种阅读教学模式将早期阅读的本质特征界定为儿童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为了真实生活的目的而与书面语言进行互动，主动寻求和建构意义的过程。[6]以阅读为中心组织各类活动，将阅读教学渗透于日常生活活动、游戏活动、各领域教学活动中；不断开放阅读的视野与范畴，将早期阅读与儿童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将静态阅读与动态阅读有机结合，促使课堂阅读走向生活阅读。
3.注重儿童视觉阅读能力的培养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在对儿童阅读过程研究的基础上，确认语音意识尤其是音位意识是影响阅读成效的重要因素。在阅读标准中设定了针对语音意识的多项具体要求，在教学实践中则采用音位分离、音位一致、音位分类等多种教学方法，有效地促进了儿童音位意识的发展。这种注重阅读过程研究、解析阅读成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思路值得肯定和借鉴。同时也应看到，汉语与英语是特征各异的两种语言，我国早期阅读教育应把握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分析影响汉语儿童阅读成效的主要因素并以此为依据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英语是一种表音文字，而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两种语言特性上的差异，使得阅读成效的影响因素不甚相同，尤其表现在认识词汇所必需的基本技能上。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具有图形特征及以形表意的特点，一个汉字包含的视觉信息量远远多于一个英语单词所含有的视觉信息量。已有研究指出：在最初的汉字识别中，汉字更可能通过视觉特征进行识认；汉语儿童的视觉技能在其阅读和读写能力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7]图画书是我国早期阅读教育中常用的阅读材料，理解图画书中的图画所传递的意义以及体察图文在传递意义时的差异均需要具有专门的视觉阅读能力。而视觉阅读技能的增长既为关注文字及其关键信息提供了前提条件，也有利于汉字视觉解析及表现水平的发展。从图画整体属性再到内部各对象关联的阅读策略可直接迁移至汉字视觉解析过程；对图画各部分在尺寸、比例及布局方面的解析能力亦有助于儿童对汉字部件的判断及掌握汉字构型。因此，我国早期阅读教育应重视图画书教学的价值及作用，并在实际教学中将视觉阅读能力的培养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之一。教师应帮助儿童掌握看懂图画所需的阅读技能，包括对图画整体属性的感知，对图画动力学的了解以及对图文关系的认识三个方面；与此同时，逐步建立有关汉语的文字意识及初步概念，促进儿童早期阅读及读写能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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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化教育；早期特点；发展逻辑
中图分类号：G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1-0249-01
一、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阶段
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在1932年到1936年期间，这一时期仍处于民国阶段，由当时的教育电影协会提供支持，提出了我国最早的电化教育模式，当时的电化教育并不仅针对于学生，而是对民众进行教育，其内容也以救国、强国等宣传为主。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我国的电化教育是以宣传教育为主。第二阶段则是在1936年到1949年至今，旧时民国政府也正是在1936年时才将这种结合影片的教育方式成为“电化教育”，并且由当时的旧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教育机构，而民间的各类教育组织也开始逐渐增加，此时的电化教育则是以传播知识、提高民众素质为主的教育方式。第三阶段也就是新中国早期电化教育调整阶段，是党中央在国内完全解放后对旧政府的电化教育机构进行的重新调整，并由文化部对各类教育类幻灯片和电影尽心管理，也是现代电化教育的前身阶段。
二、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特点
（一）诞生于对抗当中
我国的电化教育与美国相比，其最大的差异就是该教学理念是由美国提出并首个用于实践的，因此在美国国内电化教育拥有者极深厚的技术基础，民众的接受程度也普遍较高。而我国在施行早期电化教育时却困难重重，因为这与国内传统的教学模式产生了矛盾。首先，民国时期美国对于我国政治的干涉行为较强，西方列强和日本殖民者均妄图通过文化入侵的方式来同化中国，因此电化教育在早期施行阶段被视为“崇洋”的行为，很多传统教育者并不看好这一教学方法[1]。其次，电化教育实际上是由我国早期留学生引入国内的教学方法，其主要的用意在于强化民众素质，进而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但这种做法与清政府时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类似，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二）发展动力与救亡图存相依
在20世纪初期，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转型时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和军阀混战刚刚结束，国内民生和经济发展均处于颓败状态。当时国内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为我国总结了五大内患，分别是穷、弱、愚、私、乱。而正是基于这种民族存亡的危险时期，部分留学海外的有识之士开始利用教育来改变国运。在当时，电影是宣传教育的主要工具，其教育影响力远远超过传统的教学模式，因此当时的很多电影也有着“七分思、三分乐”的说法，也就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电化教育的主要形式。在救亡图存的大教育背景影响下，早期的电化教育的内容也均是启发民智、自强不息等主题的，并且从最早的默片到有声电影，从静态到动态电影均是由早期的电化教育所推动的。
（三）注重教育规模和效果
时至今日电化教育的核心特点也是提升教育中的教学效率，这一教学效率可以从个人和整体两个方面来讲。其中针对个人素质教育时，电化教育能够提升个人对知识的了解程度，并且将这种知识深化为个人素质；而在对大众进行宣传教育时，电化教育则能够扩大影响范围，并且能够使一个地区内的民众获得相同的教育，以提升地区群众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了当时我国国力的改善和民众意识的觉醒[2]。
三、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逻辑
发展逻辑也就是一项事物在历史当中的发展规律，在研究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逻辑时应该从教育技术发展的深层次进行研究，进而实现对电化技术发展逻辑的了解。
媒体技术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记录人的意识和行为，是人类发展当中记录各类事件的重要工具。教育工作本身则是人类知识的延续和发展，其生产和受益的对象均是思维复杂程度较高的人类自身，也就要求各类媒体技术以工具行为介入到教育工作中时，其必须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在早期的电化教育当中，媒体技术是作用于教育，提升教学效率，满足被教育者需求为目的进行发展。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凸显了媒体技术“工具”的逻辑性，也就将其称为教育工具论。
在明确了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后，就可以进一步了解电化教育发展的逻辑。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发展逻辑就是以工具论作为起始，逐渐向媒体改造论发展。随着现代的电影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化教育的发展逻辑也必然不会仅被局限于强国、救国，而是向着更好地启发民智、完善学术理论、提高教学效率等方向发展。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其必然会继续扩大受教育者的覆盖面，并打破传统“师生”角色的界限，并且弱化教育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进一步促进国内教育工作的发展。
结语：
我国早期电化教育诞生于动荡的时期，其发展特点与救亡图存、启发民智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内环境发展稳定，电化教育也必将向着更加高效、更加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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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产科护士；新生儿；早期教育；认知现状
【中途分类号】R47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1-0300-0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儿早期的潜能开发亦日益受到初生儿父母广泛的关注。在产科病房，护士每天的护理对象不仅是孕产妇，同时还承担着对正常新生儿的护理。随着母婴护理知识不断更新，健康教育内容不断丰富，产科护士还应熟悉跨学科知识，拓宽知识面，全方位为母婴提供优质护理和服务，开展好健康宣教[1]。为此，对沧州市产科护士对新生儿早期教育的认知情况进行了相关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沧州市5家医院168名产科护士。
1.2 研究内容 采用自行设计的“产科护士对新生儿早期教育知识的认知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产科护士一般情况和产科护士对新生儿早期教育知识认知情况两部分。新生儿早期教育知识认知情况又分为两部分：①新生儿早期教育理论知识了解情况：新生儿发育特点，智能发育关键期，早期教育开始的时间、方式，对早期教育和超前教育的理解等。②新生儿早期教育实践内容了解情况：听觉训练、视觉训练、新生儿游泳、抬头训练、爬行训练、与母亲肌肤接触、新生儿抚触、培养良好习惯、培养良好情绪9项内容。共发放调查表170份，回收168份，有效回收率98.8。
1.3 评价方法 对填写完整的调查表统一编码，建立数据库，根据各项内容回答情况，录入资料，用SPSS18.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x2处理与分析。
2 结果
2.1 沧州市5家医院168名产科护士新生儿早期教育知识的认知基本情况 见表1
由表1可见，年龄组x2= 50.684，P
2.2 沧州市5家医院168名产科护士新生儿早期教育实践内容了解情况 见表2
由表2可见， 168例产科护士对新生儿早期教育实践内容中新生儿游泳、新生儿抚触、与母亲肌肤接触较听觉训练、视觉训练、培养良好习惯、抬头训练、爬行训练和培养良好情绪了解的多。可见产科护士对与日常生活工作接触较多的新生儿早期教育实践内容了解较多。
3 讨论
3.1 新生儿早期教育的意义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父母们不仅希望子女拥有强壮的体魄，更希望其能够全面发展。早期教育是开发孩子潜能的最有效的途径[2]。早期教育是指对于正常儿根据智能发育的规律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丰富环境的活动、促进其智能发育。0～3岁是婴幼儿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智力发展的奠基时期[3]。新生儿的大脑已具备了接受外界良好刺激的条件，早期教育从新生儿开始，可使大脑获得足够的刺激，既可使大脑在功能和结构上更趋完善，又促使潜在能力得到较好的发挥，使正常儿更聪明[4]。
3.2 产科护士对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新生儿父母在住院期间由产科护理人员对其进行早期教育宣教、示教，可使产妇及其配偶提高对早期教育的认识，更新教育观念，掌握早期教育的知识技能，为孩子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本调查发现年龄在26～35岁年龄组产科护士较其他年龄组新生儿早期教育知识的知晓程度高，与26～35岁年龄组产科护士工作、家庭生活相对稳定，自身是生理成熟、精力旺盛、养育子女的黄金期，对孩子的智能发育关注多，易于接受新的育子理念，对早期教育知识了解的较多有关。职称学历为护师和主管护师较其他职称层次的产科护士对新生儿早期教育知识的知晓程度高，与该职称层次护士大多年龄在30岁左右，工作年限在5年以上，自身知识储备和护理经验积累共同作用决定的。本调查也发现虽然产科护士对新生儿早期教育理论知识了解的相对较多，但对新生儿早期教育实践内容了解的并不全面，只对与日常生活工作接触较多的新生儿沐浴、新生儿抚触和与母亲肌肤接触了解较多。为了给予新生儿家庭母婴提供优质护理和服务，开展好新生儿早期教育宣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故医院应组织产科护理人员和孕妇学校、儿科护理人员、儿保门诊医护人员一起进行早期教育的专业培训，产科护理人员应经常与儿保门诊医护人员联系请教、经常查阅网络资源和书籍不断学习和更新完善新生儿早期教育知识。
4 结论
提高人口素质，事关千家万户幸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脑科学研究的进展认为环境和经验对智力发展，尤其对早期智力的开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环境和经验对小儿的影响必须由感觉通道才能实现[5]。新生儿就有感觉能力。产妇在住院期间由产科护理人员对其进行新生儿早期教育宣教、示教是非常必要的。产科护士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学习，掌握大量的新生儿早期教育知识才能给予产妇及其家庭全面优质的护理服务，才能使产妇及其家庭提高对早期教育的认识，更新教育观念，掌握早期教育的知识技能，从而为提高我国人口素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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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体育实践;体育发展道路
之前的体育思想与体育实践予以审视。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主要解析党早期领导人在“体育存在本真”［7］问题上的思想主张，呈现其对“何为体育”议题的回应。其次，在认知论层面，讨论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这一客观存在的认知”，呈现其对“何为体育价值”议题的回应。第三，在方法论层面，讨论党早期领导人对“如何应对体育认知”，即对“如何实践体育”议题的回应。整体而言，党早期领导人对“何为体育”“体育有何价值”及“如何实践体育”三重议题的回应与解答，构成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演进的思想密码。故此，对以上三重问题的梳理与呈现，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此外，尤为值得指出的是，限于体育思想形成与实践的时间模糊性客观存在的事实，并结合体育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的前人历史分期传统，本研究所涉的“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与实践”的具体历史跨度，主要是指在新文化运动(1915年)前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之前的历史时期，特做说明。诚如钱穆先生所言，“讲历史必须讲分期，但不能严格分期”。原因在于与一般思想史所类似，体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同样存在着历史延续性，此也使得以标志性历史事件为依据的历史分期，在考察体育思想时也面临着时间界限的模糊性。如党早期领导人的某些体育思想与实践在党成立初期，甚至是在党成立之前即已初现端倪。故此，在相关论据的收集方面，本文也使用了部分党早期领导人在党成立之前就已形成的体育思想与体育实践的相关材料。
1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本体论”构建:对“何为体育”的解答
本体论意义在于通过对存在本源和本质的说明，来为解释事物(世界)提供理论遵循的出发点和支持点［8］。就体育思想史研究而言，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什么是体育”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解答，构成研究其体育思想的逻辑起点。故而本章尝试在党早期领导人回应“何为体育”的思想渊源考察及其对体育本体要素整合逻辑的梳理中，阐释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体构建的历史意义。
1．1对“何为体育”的本体思想回应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体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构成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质议题讨论的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对体育的论述是建立在人类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并认为体育始终与生产方式的组织存在着联系［9］。虽然马克思并未触及直接的体育专门性论述，但其思想促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范式”向体育领域的延伸［10］，直接影响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体的认知。党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达到了对中国近现代体育本体认知的深度。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实现了对体育本体问题的最清晰回应。其突出贡献是将马克思主义“造就全面发展的人”［11］2的发展理想运用于对体育本体认知的理论之中。与诸多同时期主张积极推行体育实践的思想家或教育家不同的是，毛泽东不仅在实践层面重视对体育的提倡与实践，也在体育本体理论构建层面上清晰地回应了“何为体育”的问题。毛泽东将体育本体界定为“体育者，人类自养生之道也，使身体平均发达，有规则次序可言也”［12］。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有多处关于体育的界定，但该处的界定最为清晰明确。其不仅清晰地回应了“何谓体育”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澄清了体育的独立性，从而在本源上明晰了体育对诸如军事、宗教、导引养生、祭祀、节日文化等其他文化形态的附庸性。首先，毛泽东对体育的界定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本体论理想，为体育的存在提供了本源和本质性的理论出发点和支撑点，从根本上明确了体育这一客体之于人这一主体存在的意义———“有规则次序的自我养生之道”。其次，该界定赋予了体育本体的独特性，并明确了体育这一特殊存在的本质属性。此为体育突破对其他文化形态的束缚(亦或附庸)，为突破被误解为“体育即人类本能”“体育即教育”“体育即军事”“体育即大肌肉活动”“体育即健康”等片面认知［13］，均提供了本体论的认知基础。更为体育的过去及将来的认知提供了根本性的起点———人的全面发展。此外，该界定也为后续体育价值的讨论确立了坚实的根源性依据。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在对体育本体的回应方面则表现出一定的间接性。陈独秀体育思想也触及到了体育本体论意义层面，将“强健之身体”［14］54视为人的“幸福内容”，并主张完整的教育“全身皆有训练，而不单独注重脑部”［14］131。恽代英则从学校体育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体育本质在于“保学生之健康”，并明确地反对“选手制”“军国民体育”“贵族式的体育”［15］。从回答“何为体育”的角度而言，恽代英通过批判的方式实现了对体育主体的厘定，李大钊从“劳工体育娱乐意义”的角度，杨贤江从“身心和谐与精神饱满”的角度，邓中夏与萧楚女从“青年人身心锻炼意义”的角度，对体育本体进行了间接性的理论构建［16］239－243。由此可见，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的界定均是聚焦于人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基本逻辑的内在遵循。某种程度而言，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何为体育”这一问题的潜在梳理与界定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与进步性。其与当时著名体育史学家郭希汾教授在《中国体育史》中的专业业内界定———“守一定方法之秩序，以为运动，其主旨专为肉体之锻炼”［17］的观点相比毫不逊色。显然，这种超前性与进步性的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人全面发展的本质关照。
1．2对体育本体构成要素的整合
完成对近现代体育本体构成要素的整合，推进体育本体的要素现代化构建，是中国体育思想史所面临的特殊时代议题。近代以来，体育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本体要素亟需“本土化”意义的整合与构建。不可否认的是，洋务派的“兵式体操尝试”、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探索”、留学生群体为代表的“军国民体育”及“土洋之争”“自然体育”“国粹体育”等［2］，均体现出当时社会各界对中国近现代体育本体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尝试。显然，面对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及具备成熟的“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及运动体系”［18］的现代西方体育，如何实现对中国体育的现代本体要素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已悄然进入了党早期领导人的关注视野。首先，对本民族体育文化存在形式的肯定与继承，对西方体育文化形态的吸纳，体现出了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回应现代体育本体要素构建的基本思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结构演进来看，历史上每一次的文化转型与发展，均需要立足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先要做到“文化自觉”，在知晓自身文化来历的基础上，继而才能做到文化发展路径的“文化自决”［19］。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在体育本体要素构建层面不仅继承了本民族体育文化要素，并且理性地接纳了西方现代体育文化要素，在实现对中西体育要素融合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国体育本体论层面的现代性构建。毛泽东通过对中西体育的对比分析，指出了两者在本体论意义层面呈现出内在追求的统一性与外在表现的差异性，为理性吸纳中西体育要素、推进中国近现代体育本体构建奠定了基础。首先，在外在差异方面，毛泽东指出“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之不一”［12］，表明了中西方体育的差异性根源———西方体育的“精于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以及西方体育的程序性。其次，在中西体育的内在统一方面，毛泽东指出了中西体育本质具有共同性———均是通过“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借以实现“身体平均发达”［12］。由此可见，在体育本质的认知层面，他完成了对中西体育均为“养生之道”的内在统一的同时，也对中西体育间的外在形态差异的实质作出了根源性的解释，即通过对中西体育的简明比较，阐明了中西体育之于人的本质塑造效能的内在同一性，并在哲学层面上锚定了中西体育存在本质的逻辑基点。其深层含义不仅是对中西历史文化结构中体育存在方式的肯定，亦是对本土体育文化主体存在的明确。其次，党早期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对体育本体构成要素的构建，借以实现对体育本体认知的推进。杨贤江在《体育之四大要素》中，明确地将体育要素定义为“体质、体格、体力与气力”［20］。其中前三要素多是对生理学界定西方体育要素的思路借鉴与采纳，而对“气力”的界定则明显借鉴了东方体育家的意见，整体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者文化要素的多元吸纳。陈独秀在认清“军国民体育”本质之后，力倡“游戏与体操”［14］290等方式，实现对人体各种器官、神经、本能及道德情感的提升与培育。尤其是在目睹“军事体育”“军国民体育”及马良的“新武术运动”等对体育本体构建的不断尝试之后，陈独秀最终提出“讲体育应有三戒———兵式体操，拳术，比赛的剧烈运动”［21］，由此可见他主张的是一种综合性的中西合璧的现代体育要素构成观。恽代英明确表现出对西方“贵族式体育”及“军阀式体育”的强烈批判，并将“打拳习武，亦或游戏”［22］392纳入乡村运动的范畴，体现出对传统体育构成要素的接纳。概而言之，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体育的主体性认知已渐显出对“体育中西之别”的突破与超越，对体育本质的理解已逐渐触及对人全面发展促进的“游戏论”［23］哲学本质。
1．3对现代体育本体构建的历史意义
纵观近代中国体育的本体构建历程，经历了由本土客观存在的处于“非显学”地位的综合性“养生之道”与以西方自然科学为基础处于“显学”地位的“游戏性”文化相互“化合”的过程。从社会各阶层推动中国体育思想史演进进程来看，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深刻影响并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党早期领导人群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体育本体构建的现代进程。其主要影响体现在:其一，拓展了体育的独立性文化发展空间;其二，推动中国体育跨越了“中西之别”的主体性认知误区;其三，将“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到了体育本体的构建之中，奠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文化精神。首先，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4］的基础上，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对现代体育本体的构建与本体要素的确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体育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长期“积弱”的态势，并在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体育的独立文化形态发展空间。从中国文化结构来看，中国体育的发育程度并没有西方近代体育那般“成熟”———“中国体育未能成熟，仅处于一种‘准体育’的状态”［25］。其作为一种文化的独立性，被深层地隐藏于“健身、养生、军事、教育、伦理等”［16］2文化形式的外衣之下。党早期领导人群体普遍重视体育作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主体性作用，主张在继承自身体育文化养料的同时，吸收外国先进体育文化，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发展了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26］3。换言之，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的文化主体性意义在于为体育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解决了体育文化发展的独立性问题，并使体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直接参与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发展空间向度。其次，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体育主体性的把握———对何为体育的回应与解答，促使体育跨越了“中西之别”。通过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主体存在目标的确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体育“土洋之争”的文化主体性争辩。“体育”作为外来词汇，在引进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均面临着中西体育“领导地位，优势指导思想”［27］5的争论。党早期领导人群体考察中外体育文化时，展现出一种超越“冲突论”意义的发展权利观，极具包容性。其将对中外体育之别上升至体育本体存在的终极意义———“有规则、有次序的养生之道”［12］，以此来实现对中西体育本质认知的统一，而不是仅拘泥于因体育要素或形式的中外差异所造成的表面性冲突。某种程度而言，中国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与实践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奥义在于［26］2以一种继承与发展本土体育文化同时又对西方体育文化主动吸收的兼容并包方式，完成了体育本体性文化构建。再次，中华文化基本精神中的“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构成党早期领导人群体构建现代体育本体要素的内在思想遵循［28］。换言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与尚武精神为党早期领导人奠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注入了精神动力。正是由于党早期领导人对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的深层激发，体育在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互动中才实现了对“西方身体历史建构经验”［29］的超越，并为后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确立精神基石。整体而言，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体的现代性构建在确立体育作为社会主义新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实践锚定了准确的方向。
2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认知论”生成:对“体育价值”的判断
认知论的根本问题是主观和客观、认知和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30］，即在从影响行为的环境中的事物认知、理解与阐释中，推进对具体事物的价值判断［31］。故此，在党的初创期及大革命时期对体育功能和作用的准确把握［32］，折射出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价值”的认知理性，笔者尝试从体育与个体、群体及国家的关系互动中呈现党早期领导人“认知论”意义上的体育价值判断。
2．1体育的个体生物学价值考察:身心皆适
“身心皆适”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个体在生物学价值层面的准确认知。完成体育客体对人的主体的探析，是建立正确体育价值判断的基础性前提。近代以来，对体育认知的实际却在较大程度上模糊了对体育价值的判断，原因在于体育起源的多样性学说及伴随人类社会的长久性，赋予了体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社会结构中发挥价值与功能的多样性认知。党早期领导人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引下，深知对体育生物学功能的解析是建立对体育正确价值认知的首要途径。故此，党的早期领导人较为普遍地重视对体育之于社会个体价值与功能的考察。首先，对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强健，是党早期领导人考察体育个体价值与功能的核心维度。早在建党之前，毛泽东即在《体育之研究》的“体育之效”章节中指出了体育对个体功效的起点为“强筋骨也”，并进一步论述“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情感，因而强意志”［12］。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体育对个体的功效在于实现“身心皆适”———“养乎吾生、乐乎吾心”［12］。毛泽东从“新陈代谢”的角度，辩证地分析了体育对身体强弱的改善关系，并引据中外，实现了对体育“身心皆适”功效的论证。李大钊在关心劳工的体育娱乐问题时指出“人体的健全”在于身体和精神保持平均的调剂的发展，体育(游戏、游玩、娱乐等)可以恢复身体的健康与精神的畅旺［33］。在陈独秀所主张的“兽性主义”思想中，则将“体魄强健、力抗自然”的身体强健与“意志顽狠、善斗不屈”的顽强意志［27］182视为体育对青年群体锻炼的核心功效。其次，除了从身心考察体育的生物学功效之外，防卫与卫生也成为党早期领导人关注体育价值的重要维度。杨贤江在《青年对体育的自觉》中认为“使感觉灵敏，姿势优美，筋肉发达，内脏完整，动作敏捷，精神充实，使成为强健而美的体格和体质”［20］841－848，不仅表明对“心灵和肉体平均发达”的作用，也阐释了体育防卫与卫生健康的功效。恽代英尤为重视“生理卫生学之教授”，指出“欲发达身体之某部位，须先知此部之生理状态”“生理卫生乃人身最有关系之学科”［22］380－384。整体而言，得益于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社会个体功能的科学性系统考察，加速了整个社会对体育功能的认知冲破传统思想观念束缚的进程。此对体育功能的客观性认知，为党的后续体育实践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价值判断基础。
2．2体育的群体社会学价值锚定:体育为人民
“体育为人民”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群体的社会学价值认识的一贯定位。体育活动开展的群体性特质促使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群体价值进行了探索与考察。党早期领导人在讨论体育与社会群体关系互动时，将体育的人民性放到首要地位，确立了“体育为人民”的体育社会价值思想，直接表现为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方面对体育在社会生活与社会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正确认识———关心普通群众，特别是劳苦大众的体育，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倡体育运动的出发点［34］3－11。首先，对普通民众体育的关注，构成早期领导人审视体育社会价值的出发点———体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之本，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社会理想之本［35］。曾资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革命教育家朱剑凡，在涉及体育社会价值阐释时，指出社会的进化要使人人享受文明的幸福，积攒起来则为一个文明的社会，而经过军国民体育训练的人，形成的是“战争与不生产”思想，是与社会文明相悖的［22］389，由此可见体育是构建群体社会幸福理想的基础。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在对体育社会价值认知方面已经流露出“体育为人民”的思想观念，即主张应充分发挥体育对群体的思想教育功能［36］。在体育社会价值产生的机理上，毛泽东认为强民而后强国，体育功能先直接作用于个体后间接作用于社会———体育为人的健康服务，进而为经济与政治服务［35］。换言之，毛泽东对体育社会价值的诠释是建立在体育之于个体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全面发展的个体必然会推动社会理想有效达成。在对体育的提倡过程中，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邓中夏等早期领导人均十分重视对体育的普及性及广泛参与的提倡，并通过对“选手制”“过度强调竞争的锦标制(激烈运动)”“贵族体育”的反对，来提倡体育的全民普及性。整体而言，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均视体育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教育手段［34］12。其次，关心普通民众体育，确立体育为民的体育社会价值，体现了党早期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思想继承与发展。接受马列主义并承担着思想文化先锋角色的党早期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体育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是摧残工人健康、剥夺工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社会根源”［11］1。面对无比复杂的革命形势，在国人意识尚未警醒的背景下，将体育社会价值定位于“体育为民”的思想，是对当时社会发展形势的准确研判。在具体实践路径选择方面，依靠体育来唤醒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依靠体育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为革命战争和现代国家构建凝练力量，体现党对体育社会价值与功能的准确把握［37］。综上所述，从整体上充分说明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的社会价值———“体育为人民”的深刻而准确的认知。
2．3体育的国家政治学价值生成:动以卫国
“动以卫国”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国家政治价值认知的准确时代定位。近代中国面临着亟需实现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使命［38］。面对国家构建的紧迫性，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凸显。以“洋务派”与“资产阶级”等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借体育实现强军目标，追求对国家政体的激进构建，一定程度上强行扭曲了体育的本义。党早期领导人并未选择以体育代替军事的激进性国家构建道路，而是选择立足于体育本义，结合时代现实，以理性的渐进性发展的方式指引着中国体育的正确发展方向。从早期以陈独秀为代表提倡的“军国民体育”激进主张向“动以卫国”的理性思想转变，体现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政治功能认知的准确把握。“动以卫国”虽然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政治功能在国家构建中的宏观价值定位，但其同时主张“动以卫国”的政治价值实践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基本前提的。毛泽东在论述体育的功效时指出“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也。皆非本义”［12］。在此毛泽东虽明确了体育具有在生物层面养护社会个体身体健康的功效，在国家政治层面具有保家卫国的功效，但与此同时也指明除了以上两种价值(功效)，其他均非体育的本义。体育的本义在于“盖养乎于吾生乐乎于吾心而已”———兼顾养护身体与调节心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体育本质价值的认知是建立在“身心并完”基础之上的。在《体育之研究》的开篇，也暗含“国力苶弱”与“武风不振”及“民族之体质，日趋轻量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毛泽东以上观点均表明体育在国家层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体育政治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其本质功能有效发挥这一基本前提。故而过分强调体育的政治价值实践，易将体育与军事混为一谈，进而造成“军国民式体育”，必然会丢失体育之本义，造成对人发展的戕害。新文化运动后的陈独秀也对“军国民体育”作出了批判，恽代英、杨贤江等人也从学校体育、三育并重、反对军阀体育、反对锦标主义等诸多方面对军国民体育进行了多重的批判。某种层面而言，不管是洋务派的“兵式体育”，还是后续的“军国民体育”，亦或由军政人士直接推动的“新武术运动”等，均是建立在以模糊体育与军事间的界限，尝试以体育代替军事，进而直接推动以军事促成国家构建的政治使命逻辑之上的，其结果必然是深受“误以军事为体育”［39］为代表的强烈工具理性观念的毒害。从结果来看，“兵式体育”“军国民体育”及“新武术运动”的失败，均表明了体育的政治价值实践与表达不能背离体育本义，更不能模糊体育与军事两者间存在的本质性差异。脱离体育对人“身心并完”的本质价值，而片面地追求体育的非本质价值与功能，必然会扭曲体育。换言之，体育的政治价值实现具有条件性。历史经验也证明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体育活动开展，必然会在体质、知识、爱国意识、军事训练及竞技体育的为国争光等诸多方面深层推进国家构建及国族构建，诚如杨贤江所表述的“报复主义的‘体育’原不足取，但防卫主义的体育是不能少的”［20］745。
3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方法论”选择:对“体育发展”的实践
面对如何发展体育这一实践命题，党早期领导人所采取的体育“方法论”选择，在以中央苏区及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红色体育文化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定程度而言，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的“方法论”选择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基石。总结党早期领导人的体育思想“方法论”精髓，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体育发展思想的确立、以“国族构建”为目标的体育革命的实践和以“科学发展”为理念的体育发展路径的探索。
3．1以“人民为中心”体育思想底色的铸造
党早期领导人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思想的确立与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铸造了最为本质的思想底色。在形成对体育本体及体育价值的理性认知后，对全民体育权利的争取与保障及对全民体育活动的普及与开展，构成党早期领导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思想的核心维度。党早期领导人实现了将革命实践中政治平等权利向体育领域的延伸与推进。体育权利平等获得了思想保障，而党对全民体育活动的普及与开展则标志着体育权利平等的真正实现。首先，对全民体育权利的争取与保障，从根本上赋予了人人参与体育的平等权利。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的中心任务时指出，革命的本质在于对民主的争取。显然，确保无差别的个体体育参与权必然是争取民主的一部分［40］。以恽代英为代表的党早期领导人便积极推动“人人权利平等”的理想信念在体育领域内的实践，如通过对“贵族式军阀式体育制度”的激烈批判来推行体育权利平等的主张［41］。党早期领导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西方体育的阶级性、贵族性，故而积极主张“平均体育权利”。恽代英对体育权利的不平等问题作出了激烈的批判:“牺牲全校青年之体育权利，以供养几个贵族式、军阀式的选手。这是何等的不平，何等亟待改革的事呢!”［22］3921933年，共产党人在《青年实话》上解析了体育权利不平等的原因和危害，“由于社会的不平等，致使工农群众被剥夺了真正的体育训练的一切可能和权力”［42］，其伴随的结果就是生产水平的低落和体质的退化，体现出了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体育平等权利的重视。党在体育实践中，将体育纳入党的政策文件中，极大地推进了体育权利保障的法制化进程。从1932年开始，体育作为苏区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被《苏区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所确立，其强调在广大青年工农群众中进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43］30。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苏区体育法规不断健全，《各种赤色体育规则》《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俱乐部纲要》等一批保障全民体育参与权利的政策和文件被陆续印发。其次，全民体育活动的普及与开展真正标志着共产党人对平等体育权利的真正实践。随着革命队伍的不断发展，中央苏区的体育活动及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实践成为党践行“人民为中心”体育思想的主战场。根据曾飙教授的统计，1929—1934年间发生在苏区的体育大事件高达161起，颁布的体育指示及政策高达22项之多［44］12－33。1932年，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明确指出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发动群众去做各种运动［45］22。由此可见，经过党早期领导人孕育的体育思想与实践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不仅赋予了每个人具有平等的参与体育的权利，更是通过大量的体育实践与组织极大地保证了体育平等权利的最大实现。
3．2以“国族构建”为目标的体育革命实践
一、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形成动因
（一）社会动因――信息化社会提出的新要求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由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化社会。“面对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美国的世界头号强国地位遭到威胁，加上社会危机和不断的种族冲突，美国人又一次将问题的症结归于教育。”这就促使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各种教育机构去思考，究竟什么样的学前教育课程对儿童的发展是适宜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需要，美国开始了一场全面的教育改革浪潮，这也成了发展适宜性实践形成的社会动因。
（二）政策动因――《国家在危急中》及对高质量教育的要求
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开端于美国政府于1983年的《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教育改革调查报告。“该报告通过对全国的学校教育状况长达18个月的调查，向美国教育部长指出，美国处在危急中，不仅表现为美国的工业、商业、科学、技术方面已经失去了世界领先地位，还表现在教育质量的急剧下降。”此后，“政府、社会团体开始系统反思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教育，开始了以整体性、综合性为特点的教育改革运动。这场综合性的教育改革“涉及教育标准、课程结构、师资培养等方面，其目标是实施高质量教育，培养高质量的人才。”[5]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在此政策背景下，基于大量有关学前干预方案长期效果的研究发现，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早期教育工作者及政策制定者对于早期教育以及课程模式的兴趣复苏”[6]，全教协会作为美国最具领导权的、致力于确保幼儿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民间幼儿教育组织，也加入了这场探索实践中，积极地寻求高质量幼儿教育及其实践的涵义，并于1986年了《0―8岁儿童早期教育方案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声明，对发展适宜性实践进行界定，并在1987年出书对其课程进行阐释。
（三）教育动因――对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质疑
1973年～1982年的10年间对美国高中毕业生的考试成绩的统计分析，显示学生的学业成绩大幅下降，这引起了美国全社会的忧虑和关切。由此，引发了美国教育改革中提升学业成绩的价值取向。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了能够通过教育改革来促进学生学业成就的提高并赶上其他国家的科技发展，美国兴起了“回归基础”运动，同时“学前教育逐渐被认为是小学教育的一个适宜的开端” ，这就导致了幼儿教育领域直接教学模式的复苏，强调知识价值取向，传统的读写算教学重新占领幼儿课堂，幼儿教育出现严重小学化倾向。“但向低龄的幼儿进行学科教学，或者教授游泳、体操或者芭蕾，是一种不正确的教育；我们会将他们置于一种遭受短期压力与长期人格损害的毫无益处的危险境地之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种早期指导具有持久益处，却有相当重要的证据证明它将带来持久的不利影响。”因此，“学前教育在巩固60―70年代的教育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对学前教育的涵义、地位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及探讨，并开始了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为了凸现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学教育的差别，反对早期教育中出现过多的学业压力，全教协会认为建立一套幼儿园教育质量评定标准是很有必要的，否则诸如“使用发展适宜性活动或材料”的说法就显得太过宽泛，引发歧义，这是发展适宜性实践得以形成的教育动因。
（四）理论动因――理论界对发展性课程有效性的研究
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就存在四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分别是：人文主义者、社会效能论者、发展论者以及社会改善论者，“四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为谁能控制美国公立学校的课程而展开竞争。”“在早期教育领域，这种关于课程控制权的斗争主要发生在发展论者和社会效能论者之间。”坚持社会效能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关注与学业成就有关的方面，而坚持发展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则关注儿童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论战中，“早期教育领域支持发展性课程的倡导者从‘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大卫・韦卡特（David Powell Weikart）及其同事根据那些通过科学研究得到的可以测量的结果证实了发展取向的早期教育课程方案所带来的好处，同时从社会的成本收益高度标榜这些研究结果，成功地把这种发展性教育方法和社会的技术准则联系起来。”这种策略成功地取得了政策制定者以及公立学校决策者的支持，并为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动因。
二、发展适宜性实践的演变历程
在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共经历了三次修订，并出版了相应的著作作为标志。本研究根据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形成及三次修订将其演变过程归纳成三个阶段：
（一）探索阶段（1986年―1996年）：年龄适宜性和个体适宜性
基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前教育领域对高质量幼儿教育的呼求，全教协会于1986年提出了“发展适宜性实践”的概念，1987年，全教协会出版了休・布里德坎普（Sue Bredekamp）所著的《0―8岁早期教育中的发展适宜性课程》一书。此书的出版在学前教育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1987年出版到1996年再版了12次，成为美国早期教育工作者最受欢迎的指导性参考资料之一，并有美国早期教育的“绿色圣经”之称。
该书在课程、成人与儿童互动、家庭与教育机构的关系以及儿童发展评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原则。在书中，休・布里德坎普指出“发展适宜性”包括“年龄的适宜性”和“个体的适宜性”两个纬度[16]。年龄适宜性，即“幼儿的生理、心理、社会性及认知的发展都具有顺序性与阶段性，幼儿教师需要根据幼儿的具体发展阶段来设计学习环境、安排学习内容与教学方法”；个体适宜性，即“每一位幼儿的身心发展都会受到成长的环境、人格特质、学习方式、家庭等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幼儿之间的个别差异。”为此，全教协会将儿童的年龄阶段划分为：零岁至三岁、三岁、四岁至五岁、五岁至八岁等四个阶段，还明确指出其理论建立在两个方面：其一，幼儿通过具体的、游戏导向的方式进行学习最有效；其二，幼儿园课程应随时修改以符合幼儿的需要，而不是去要求幼儿调整自己以适应某一特定课程。即着重强调和关注了“年龄适宜性”和“个体适宜性”两个方面。
此阶段的发展适宜性实践坚持以“追求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为目标，强调儿童发展过程中的适宜性，但是对适宜性的维度的论述却遭受了很多质疑。维恩（Wien，1995）将1987年版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面临的质疑归纳为两类：“一类认为发展适宜性实践将主流文化作为所有儿童的标准，忽视了其他文化价值和标准；另一类则认为发展适宜性实践的诸多教育建议缺乏包容性。”有关1987年版发展适宜性实践的质疑，都成为全教协会在1997年对其进行修订的根据。
（二）发展阶段（1996年―2009年）：文化适宜性
20世纪60年代，发展心理学家在开发早期教育实验性课程方案的研究工作占据领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对于维果斯基的兴趣高涨，这刺激了心理学家去探索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激发了教育工作者去考察维果斯基有关发展和学习的看法对他们教学实践的启示。此外，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生态学观点也促使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开始关注环境以至于文化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87年《0―8岁儿童早期教育方案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立场声明以后，发展理论与早期课程方案的关系得到了确认。”“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关于发展理论和早期教育课程之间的关系却受到了强烈挑战，这导致了全教协会对‘发展适宜性实践’立场声明的重新修订。”
1996年全教协会开始了对发展适宜性实践的修订工作，这是关于发展适宜性实践的立场声明进行的第一次重大修订。全教协会于1997年出版了布里德坎普和科普尔合著的《0―8岁早期儿童教育项目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修订版）。此次修订的过程中将“文化适宜性”单独列出，指出“发展和学习是在多元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并受到多元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在1987年版的发展适宜性实践书中，文化差异性被归为个体差异性的一部分[24。1997年的立场声明认识到有必要澄清和解决一些发展适宜性实践受到关注的问题，并有必要“更加清晰地表达全教协会的立场，以使得精力不再浪费在争论对显而易见的问题进行无效争论上，而是在对真正的不同观点的探讨上”。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场声明要制止质疑和争论，而是意识到了这种争论对领域内的专业知识的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是对争论的鼓励。
经过修订的1997年版将幼儿年龄阶段划分为零岁至三岁、三岁至五岁、五岁至八岁三个阶段，修订版将“发展适宜性”的维度增加成三个：“年龄适宜性”、“个体适宜性”和“文化适宜性”。强调发展适宜性的理论要建立在三种知识之上：幼儿发展和学习适宜性方面的知识；关于幼儿个体差异方面的知识；关于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有关儿童的发展和学习的知识指与年龄有关的人类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可以对活动、材料、互动或者经验进行普遍的推测。这种知识应该是健康的、安全的、有趣的、可以完成的，同时对儿童来说也是具有挑战性的。有关群体中每个孩子的力量、兴趣和需要的知识，用来适应个体差异，并对不可避免的个体差异做出反应。有关儿童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知识，用来确保儿童的学习经验对儿童来说是有意义的，相互联系的，并且尊重了参与其中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1987年版和1997年修订版发展适宜性实践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承认和强调了儿童发展和学习所处的文化背景的重要性。至此发展适宜性实践在其发展适宜性的维度上得以全面发展，同时在此修订版中，作者也强调了教师是决策制定者及幼儿的目标兼备挑战性和可实现性。
（三）完善阶段（2009年以后―至今）：缩小学业差距
发展适宜性实践对自身的最近一次修订是在2009年。随着公立学校角色的被关注和对缩小学业差距的持续的呼求，再加上全教协会在2005年对识别高质量项目的关键内容的儿童早期项目标准（Early Childhood Program Standards）的修订，“为了保证能够和全教协会的实践指导原则协同，用早期项目标准指导早期教育发展适宜性实践，全教协会对发展适宜性实践的修订已经迫在眉睫。”
2009年全教协会出版了科普尔和布里德坎普合著的《0―8岁早期儿童教育项目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第三版）。在该书中，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主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卓越和平等。学业差距的存在不是因为儿童在哪些方面的缺失，而是因为他们缺少学习的机会。尽管现实强调是责任性和学习差异导致了某些课堂中的不适宜的实践并在早期教育工作者之中引起关注，但是为儿童提供学习机会很久以来就已经被证明能够改善所有儿童的生活机会。第二，意向性和有效性。好的早期教育工作者不仅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充满对其实践的意向性，而且会关注这些决策的结果。当前有关早期教育价值的普遍认识以及国家财政支持的学前项目的开发，几乎都是来自对学前教育短期和长期的对儿童发展的有效性的研究结果。秉持对学习和发展结果（只要它们是正确的）的责任性实际上就是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对所有儿童的承诺的践行。第三，连续性和发展性。正如人类的发展是连续性和发展性的统一一样，所有项目的设计也都该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在此次修订中坚持了一些理念，如：面向全体儿童，承认游戏的价值，尊重对个体和文化差异的回应以及与家庭的合作关系。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变化与发展，如：基于有效实践扩展知识的范围，改善课程、教学和评价。此外，书中还指出我们在面对从游戏到结构化课程的支持和质疑的时候应该更加的精确和清晰。第四，乐趣与学习。在新的知识观和变化的背景下修订我们的实践课程时，我们反复提到贯穿我们工作的核心价值：毫无疑问，对早期教育和保育的一个重要的和正统的关注就是帮助儿童在变成有创造性和负责任的成人时，我们也希望他们的童年是充满乐趣的。在整个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中，我们都在为儿童创造一个安全的、养育的和支持的环境以让他们经历童年独一无二的乐趣。
发展适宜性实践的产生与发展是美国社会政治背景和教育领域的不断实践及理论研究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全教协会作为致力于提供高质量幼儿教育的组织机构不断探索和实践幼儿教育课程模式的产物。美国的政策背景和理论研究为发展适宜性实践提供了形成与发展的动力，全教协会的推动是发展适宜性实践得以发展的保障。从20世纪80年代全教协会提出发展适宜性实践声明到如今，发展适宜性实践历经了近30年的发展与修订，发展适宜性实践已成为美国几乎所有托幼机构的教育实践指南，且受到世界各国幼教界的重视。发展适宜性实践在发展的过程中值得被我们学习并择其精华为我所用，但是正如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Michael Sadler）所言：“我们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就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个有生命的植物。”因此，在对发展适宜性实践借鉴的过程中，应紧密结合借鉴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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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早期健康教育、营养治疗、体格发育、智力发育
人在一生当中，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就是婴幼儿时期，在此阶段婴幼儿的可塑性极强，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同时也是促进良好行为习惯、智力发育的重要时期[1]。有文献表示，在婴幼儿时期对婴幼儿尽早提供丰富、系统的养育环境以及信息刺激，能够帮助婴幼儿今后的生长发育，起到积极的作用[2]。我院对200名婴幼儿中的100名采用营养指导及早期健康教育，观察婴幼儿智力发育和体格之间的关系，现将报道如下。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8月-2013年10月期间，我院进行系统化管理的200名婴幼儿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00例，其中观察组婴幼儿男56例，女44例，年龄3-28d，平均年龄（20.3±1.3）d；对照组婴幼儿男50例，女50例，年龄5-30d，平均年龄（23.3±2.1）d；本次研究中排除核黄疸、早产、惊厥等可能对智力发育或体格发育造成影响的婴幼儿。两组婴幼儿无论是在年龄、性别以及一般资料上均无显著差异（P>0.05）不具备显著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1.2方法
观察组婴幼儿全部通过我科自拟的0-6岁早期婴幼儿智能评估表进行评估，将评估结果以及相应的保健指导打印给家长，根据婴幼儿在体格或发育各个功能区中存在的缺点或优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医护人员对家长讲解潜能开发知识和保健指导，并对婴幼儿配上合适的玩具，通过做游戏的方式让婴幼儿得到有效训练。定期在我院举办育儿讲座，与婴幼儿家长交流、沟通。专题讲座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对婴幼儿进行早期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现代育儿理念和育儿中常见误区及科学合理的喂养方式等。根据我院婴幼儿情况编制了健康教育处方分发给家长。对于1-12个月的婴幼儿，我院均以400U/d剂量为婴幼儿补充维生素A、D，平日根据婴幼儿晒太阳的情况，适当补充维生素A、D。对照组婴幼儿均接受常规饮食。
1.3诊断标准
佝偻病、营养性缺铁性贫血以及维生素D缺乏婴幼儿诊断标准均根据我国颁布的《小儿四病防治方案》中相关标准。
1.4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以SPSS18.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表示，比较以t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经x2检验，以P
2.结果
两组婴幼儿12个月后患上营养性疾病患病率有显著差异（P
3.讨论
为了能够拓宽儿童保健服务面，满足当今人们对儿童保健的高要求，在基层开展儿童系统化管理，合理科学的对婴幼儿进行早期健康教育，添加必要的营养素，除了能够提升家长的保健意识，降低婴幼儿营养性疾病的发病率之外，同时还能够促进婴幼儿神经行为发育，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对婴幼儿进行早期健康教育能够加强儿童和家长之间接触的机会，促进小儿神经心理发育和母子情感之间的交流，能够让婴幼儿能够适应从完全依赖到独立的过度。婴幼儿今后长大后能够更快的融入到新的同伴中，不会害怕接触新鲜事物，这对婴幼儿将来的成长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3]。从体格上进行比较，两组婴幼儿无显著差异。崔文霞，黄淑珍， 赵立梅等人[4]研究发现早期对婴幼儿进行健康教育能够促进婴幼儿体格进行发育，但本次研究表明两组婴幼儿体格方面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儿童不能充分接受科学喂养和科学锻炼等因素有关。婴幼儿体格的发育同样与年龄、性别、遗传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有直接关系。――这段话麻烦老师看看有问题没有
为能进一步降低营养性疾病的发病率，应当大力推广早期健康教育与营养指导，能够帮助婴幼儿健康成长，对婴幼儿发育也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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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锋. 早期教育对婴幼儿体格智能发育的作用[J]. 中外医学研究，2013，02：224-225.
关键词：幼儿；早期阅读早期；阅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3.2
一、早期阅读的概念解读
（一）“语言学习”说
周兢定义的早期阅读是幼儿学习书面语言的语言行为。[1]他从一个方面肯定了早期阅读对书面语言学习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他忽略了口头语言作为一个独立体对开展早期阅读的过程中的发展，书面语言的发展要建立在口头语言发展的基础上。
（二）“视觉信息加工”说
张明红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早期教育，他认为：“早期阅读是大脑接受外界视觉符号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以理解符号代表的意义的过程。”[2]这里的符号多指图码，即图所代表的意义，他的观点开始涉及视觉艺术，开始涉及到图画所表达的内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早期阅读包括承认阅读，都是接受视觉符号，并理解的过程。他忽略了早期阅读作为正式阅读的准备必须是采取自主阅读和成人辅助阅读相结合的阅读方式。同时，他忽略了早期阅读最核心的问题：早期阅读不仅仅是图像的的翻阅，而是儿童与作品之间的交流。早期阅读的关键是幼儿和作品之间产生共鸣。
（三）“图文符号理解”说
刘炎认为：区别于成人阅读的直接通过视觉从文字中提取信息的过程，早期阅读是指低幼儿童凭借色彩、图像和成人的语言，以及文字来理解以图为主的低幼儿童读物的所有活动。首先要指出的是色彩和图像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图像其实包括了色彩和线条，幼儿不会将色彩和线条区别开来阅读。在幼儿眼中，色彩是形象，线条也是形象。
早期阅读不仅仅是大脑接受外界视觉符号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以理解符号代表意义的过程，还包括了与阅读有关的所有儿童自身学习的态度、情感、期望、行为和技能。早期阅读是一个儿童通过绘本及成人语音为介质的感知和学习的过程。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只要是早期阅读有关的任何行为，都可以算作阅读。阅读不仅仅是是觉得，听觉的，语言的，也是触觉的，现在又一些绘本，在书页上贴上与绘本中内容相近的实物体，如树皮、动物的皮毛，让幼儿更为直观的感知物体的特征，甚至是立体的。会看画面，能从中发现事物的变化，将之串联起来理解故事情节，懂图书，会用口语讲述画面内容，或听老师念图书文字等已经成为早期阅读最普遍的要求。
（四）“读书萌发”说
余珍有认为：早期阅读是一种读书萌发，是真实的生活情景中为了真实的生活的目的而自然发生的学习活动，是正式读写学习的准备。她认为幼儿的学习读写不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发生的，而是有一个在生活中持续萌发的渐进发展过程，而且其发展遵循着一定的阶段发展规律，而规律的实现由于不同的儿童实施时间和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3]这种定义肯定了阅读时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忽略了阅读的主体作用，而将其定义为一种为读写做准备辅助地位。
（五）“对话交流”说
有关于早期阅读的概念，有关学者一直在不停的讨论和完善的过程中。总结前人的观点，认为早期阅读的不能站在某一点上来定义。早期阅读最为重要的一点的是：幼儿要真正理解作品，要和作品之间有情感的共鸣和交流。伽达默尔说：理解是人存在的基本模式，是从文本中接受有意义的东西，并将它们“解释”，也就是说是绘本与儿童现有经验的融合，只有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以产生交流。
因此，我觉得可以把早期阅读定义为：早期阅读是建立在幼儿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的以幼儿与作品的情感的交流为前提上而进行的幼儿凭借图像和成人语言进行的一切与阅读有关的行为。
二、当前幼儿早期阅读活动中存在的误区
幼儿早期阅读不仅可以塑造幼儿的心灵，还会对幼儿的智力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幼儿成长过程中，他们学习口头语言的同时，从生活中接受书面语言的刺激，观察周围环境中的文字和各种符号，从而意识到“阅读”是他们与人沟通、理解世界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4]。幼儿早期阅读潜能的开发对于个人阅读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的幼教工作者往往忽视这些特点，在对早期阅读的认识和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误区。
（一）以识字代替阅读
许多幼儿园把阅读同识字等同，认为识字就是阅读，没有识字就没有阅读，幼儿的阅读活动始于识字，从而在实践中过多地追求识字量而忽略对幼儿阅读兴趣、阅读能力、阅读习惯培养的研究。这种倾向是由对阅读活动的错误认识所造成的，事实上，幼儿在没有认识汉字之前就有阅读行为。他们先是表现出对各种图书的兴趣，在翻弄图书的过程中自言自语，而后在成人的帮助下开始对文字敏感并产生兴趣，逐渐由原来阅图水平过渡到图文的同步阅读[5]。
（二）无教育指导的阅读活动
目前，幼儿园内都有一定的供幼儿自主阅读的图书，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教师也经常利用一些餐前饭后的休闲时间组织幼儿进行自主阅读。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幼儿园还设有专门的阅读区。但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幼儿的阅读活动中很少有教师对幼儿进行阅读能力培养的较为细致的指导，有的仅仅是提一些爱护图书等常规要求，导致书被看破了，但孩子们却说不出书中内容的现象普遍存在。
（三）忽略阅读环境的创设，孩子缺乏阅读氛围的熏陶
阅读环境在幼儿园目前较多地被认为是图书的提供或活动室、走廊中各种字词卡片的悬挂。为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图书，教师应为孩子创设什么样的阅读设施和阅读条件促使幼儿阅读能力得到逐步的提高，在幼儿园的教育实践中较多地被忽略。文雅有序、温馨人文的高质量的阅读环境在目前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中体现得较少。而许多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机构都非常重视儿童的早期阅读活动，认识到早期为儿童创设一个具有书香浸染的学习生活环境对于儿童学习做人、做事、认识客观事物及交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认字和阅读能力是社会成员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已经引起家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期盼尽早开始孩子方面的训练。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领域还存在这诸多的误区，导致事倍功半，也严重阻碍低幼儿童身心健康和认知能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兢；程晓樵.论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J].学前教育研究，1995。
[2]余珍有；早期读写“早”在哪里.幼儿教育[J].2008年第5期。
关键词：早期教育 科学 适时 培养
一个人从出生之日一直到其死亡的一生，期间都不会脱离社会——这个大环境而发展，生存。所以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社会文化都或多或少的成为影响其认知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们在其自身参与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自己的认知观，并会借助语言来表现。尤其在人类的幼年时期，我们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尚不能完全掌握，无法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于身边环境的认知，也不具备识别利害好坏的能力。这就需要其父母或者早期教育工作者，通过一定的理论指导正确的引导其在这一阶段的认知发展。
一、早期教育的概念及分类
众所周知，人是有精神的动物，大脑是我们的智慧器官。0～6岁是人脑迅速生长的发育期。这段人脑成熟前的时期，就是人生早期。在这段时间给予孩子的教育对其人生之路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譬如良好环境的影响，丰富生活的熏陶，榜样言行的诱导，以及快乐的学习游戏，积极的心理暗示等，这样孩子巨大的身心潜能就会自己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就可以叫做早期教育。
在现实生活中，早期教育一般可以分为三类：
（一）“自发早教”，这种早教人类自身就有，诸如照顾幼子生活起居、逗其开心、与其说话、教其走路等都是自发的早教。但是这种早教有的家庭做得很好，可以把孩子培养成优秀的人才苗子，有的则只是助其子女健康成长而已，没有为子女的智力发展奠定太多的基础。究其原因，是这种早教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有些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对孩子正在进行着早期教育。
（二）“缺陷早教”，如果采取这种早教方式，说明为人父母的还是有意识的去培养孩子的，或许也懂一些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没有正确的理论做指导，往往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盲目的进行实践。例如重知识、轻性格，重说教、轻行为，重培训、轻生活，重课堂、轻榜样等，但无论怎样，这些都是片面的、单一的甚至是无益的早教。
（三）“科学早教”，这种早教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的一种新的边缘科学，涉及多个学科，是人类潜能的开发，人类学的重要分支，也是现代人应该提倡的早期教育。
二、早期教育存在的误区及建议
大多数人对于早教的认识，往往存在误区——望文生义。这就使很多家长陷入了“缺陷早教”的怪圈，总是把教育的希望过高的寄托于幼儿园、学校或者各种各样的培训辅导班等，忽略了家庭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培养广泛的兴趣，甚者，还会忽视孩子与同龄人游戏、自由交往和人际关系的融洽。
之所以许多人实施早教却没有得到预计的效果，主要是人们没有走出关于早教的误区。普遍存在的误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为传授知识即为教育，早教是小学课程基础。
（二）认为胎儿、婴儿或幼儿无能，上学后才能真正开始学习。
（三）认为所有能给予的爱都是好的。其实有很多爱成为孩子成长的障碍。
（四）认为学习会让孩子受苦，玩才会使孩子快乐。将学习和娱乐对立开来。
（五）不懂得性格培养的重要性和“潜教育”的方法。
所以，要进行科学正确的早教，就要避开上面的误区，要对早教有正确的认识，才能使早教为孩子后续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进行早期教育的前提
首先，育人者必须先要思考几个问题。
（一）要重新认识胎儿、婴儿和幼儿。其实，每个胎儿、婴儿或幼儿都是一个“天才”，他们个个都能适应身边的环境甚至是本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当然还有各自的家庭生活，只是往往在他们人生的最初阶段里，这种禀赋被磨灭了。那么是谁磨灭了这种禀赋？如果充分开发从胎儿到小学这段时间他们的禀赋，究竟能释放出多少惊人的潜力啊？思考这个可以帮助育人者建立正确的儿童观。
（二）必须要明白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早期教育。还必须了解早期教育和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与很系统的文化知识的传授有哪些根本的区别，与现在我国的学前和小学教育有什么不同……明白这些问题会使你建立属于自己的正确的教育观和早教观。
（三）要思考什么是人应有的素质。也就要明白什么是人才，什么是素质教育，孩子最终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明白这些将有利于育人者帮助孩子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让他们真正成为身体健美、智能高超、性格卓越、一生幸福的人才。其次，要明了早教的一般规律，这有助于人们在适当的阶段实施正确的早教。
（一）务必把握人脑迅速发展的最佳时期，错过这一时期一定会事倍而功半。
（二）同时进行“两个生命”的教育，既要让孩子在生理上健康成长，也要让孩子的心理健康得到保障。
（三）把性格培养放在孩子发展的首位，尽可能让其从小就有快乐活泼、果敢自信、专注安静、勤劳善良、有独立和创造的精神等品格。
（四）让孩子养成爱书、爱阅读和爱思考的好习惯。
（五）掌握正确科学的早教方法，比如“生活中教，玩里去学”，“教在有心，学在无意”，“环境影响，榜样诱导”，“实教育爱，勿有溺爱”，“宽严并济，积极暗示”，“培养良好习惯，把握发展定势”等。
四、如何实施这些早教方法
（一）适时和适当实施早教是关键。训练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孩子满3个月左右，要经常抱孩子去室外，无论他听懂听不懂你在说话，也要边走边提醒他看到的每一件事物。每天重复。教孩子多认识与自己有关系的事物，让他们能在看和听的同时，也能去接触。教孩子认识事物，是开发智力的基础。还有，这以后尽量每天给孩子讲故事。并且每次讲完都让孩子回答故事里的问题或者复述故事里的部分内容等，慢慢地去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除此，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让其逐渐开始阅读在其能力范围之内的书籍。并引导其在阅读的过程中培养学习知识的能力。培养孩子对于数学的兴趣。不要因对孩子进行数学启蒙比教孩子识汉字要难，就觉得这并无必要。其实不然，训练孩子对于数学的理解和判断，有助于让孩子更快的从形象思维进入抽象思维。用学英语和背古诗的方式去训练孩子的记忆力。而从小对其进行英语和国文的启蒙，有助于帮孩子在日后的相关学科的学习中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孩子身心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丰富孩子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能有趣味的学，有意义的玩，从而锻炼孩子的空间感知能力、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具体如何带着孩子去玩，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而定。绝对重视培养孩子的优良性格。在一个人的人生成长之路上，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走了弯道岔路不奇怪。成人尚且偶尔为之，何况是孩子呢。但是成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大多能冷静应对，不焦不躁，而孩子却往往不能。所以务必要消除影响孩子基本素质和谐发展的缺陷。
（二）坚持对孩子积极的暗示，培养孩子积极的心态。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还缺乏理性思维能力，并且认知能力和意志力还没有发育，他还需要去适应成人的感情。而孩子的积极心态是其生活、玩乐和学习的唯一动力，也是其上进的灵魂。如果孩子从小就没有太多积极的心态，那其在今后的人生之路上将寸步难行，甚者会造成心理拖累乃至终生的悲哀。
孩子的积极心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其实是其亲人、老师或者最有威望的人“暗示”的结果。而且，这种暗示的力量非常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心态，对于没有判断力，没有是非感，更没有荣辱观的孩子来说，都会很容易认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早教也可以说是“暗示教育”，而成功的早教也就是“积极暗示”的结果。育人者务必要坚持积极暗示，杜绝一切消极暗示，使孩子能够在快乐、活泼、上进，充满自信和幸福的环境中，克服困难，不畏失败，不畏挫折的成长。
（三）在实施早教的过程中，育人者也要注意自己情绪的表现，因为成人的情绪无论好坏，都会被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时，在引导孩子面对任何问题时，育人者必须做到“引导六步”：
第一，欣赏。要学会欣赏孩子的优点和发光点，分析它们形成的原因。要为孩子具备这样那样的优点和闪光点感到欣慰，并以此来引导孩子产生积极的心态，尽、尽量不要去否定孩子在某方面的奇思异想。
第二，找根源。仔细地思考孩子的缺点、弱点和错误的成因、程度。可能有孩子某些不良习惯的问题，或者是溺爱的问题，再者有没有能引导孩子建立有益的兴趣，再者是由于孩子受到心理伤害等，总之你要找出问题的根源，并认真思考。
第三，消灭根源。找准孩子的缺点、弱点、错误以及各种问题根源后，要从根本上消灭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以免时间长了，对孩子的生理及心理成长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第四，有一颗平常心。家长对孩子暴露出的不足，总是不免有责备或者气愤的态度，但又不会正面告知孩子什么是好的可以去做，什么是坏的不能去做。所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应该冷静严肃的正面告知孩子，提醒其日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第五，转移孩子的兴趣。在孩子暴露出不良兴趣的初始，及时发现并培养孩子新的兴趣点和兴奋点，让其渐渐遗忘那些不良的兴趣。慢慢打开孩子接触世界的心门，让其充分主动地去接触他们眼前的世界。
[关键词]人口寿命延长；代际间隔；早恋早婚早育；晚婚晚育；社会本质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0-0140-03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计生工作，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世界人口控制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令世界为之惊叹！同志十分重视晚婚晚育，亲自要求侄女实行晚婚，早在1956年作报告时他就说：“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
1提出问题
在我国存在很多早婚早育现象，非婚生育和隐性婚育很多。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违法生育导致了大量政策外人口的出生。早婚早育缩短了世代间隔，加快了人口再生产速度，明显增大了人口总量和规模。早婚早育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及后代都有明显的不利后果。再加上人口平均寿命延长，就使得人口代数有可能增加。极不利于我国人口控制工作。因此，这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议并加以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据了解，有个别地方早婚早育现象严重。有的婚育或未婚先孕存在低龄化现象。据说，有的地方一些女孩14岁左右就结婚，而且在当地还相当普遍。“15岁的父母，30岁的爷爷。”在当地，超过16岁还未婚的就属于大龄青年了。据说当地最年轻的爷爷才29岁，女性结扎的最低年龄为19岁（三个孩子的母亲）。大量存在未到结婚年龄就怀孕生育的现象，存在少年夫妻、少年父母现象。有的人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就为人父母。
笔者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深知早恋对青少年的危害有多么严重。有不少女孩子在初中成绩很好，可是到了高中随着性成熟和早恋思想或行为的出现，受到了不良影响，成绩明显下降，一个尖子生就变成了中等生甚至更差，有的得补习几年才能升学，甚为可惜！国外大量出现少女怀孕、少女妈妈、单亲妈妈和未婚妈妈，这往往是早恋早育的严重恶果。早婚早育由于心理、生理及生活经验等各方面的不成熟，易导致家庭破裂和不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早恋容易导致早婚早育，早育通常由早恋早婚引起。早恋早婚早育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既有其生理心理的依据，也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家庭原因。农村往往认为大龄未婚是一件没有面子的事情。一些早恋怀孕被迫早婚或举行婚礼，导致事实婚姻和早育发生。非法同居等不良行为很多，导致了许多早育发生。青少年到发育时期，其生理心理已经处于一个敏感期。如果再加上一些外界诱因，就很容易使其产生早恋动机和行为。很多的早恋完全是受不良诱导产生的。一些不良网站、影视音像、不良作品和不良广告书籍等在早恋早婚方面起了诱发和推波助澜作用，导致了很多早恋早婚例子。“爱情剧充满荧屏，情感戏越来越多”，影视音像等对此津津乐道，诱导和刺激青少年情窦早开，恋情早熟。有些影视文学作品无意中就是在诱导青少年早恋早婚。有些商家和影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提高上座率或收视率，不择手段，不顾社会效益，对青少年产生了不良诱导和影响，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学后果和社会心理学后果。西方腐朽文化影响，文化氛围越来越开放，服饰潮流越来越暴露，一些电影电视、音像制品、书报刊物、街头地摊、色情图文，尤其是网络有很多不良诱惑和暗示，是诱发早恋早育的重要原因。
2解决问题
多年来，党和国家一直在努力提倡早婚早育现象，在法律上鼓励晚婚。实行晚婚晚育对控制人口总量有明显作用，拉大了世代间隔，降低了人口再生产速度，有利于控制人口总量。如果以20岁为初育年龄，则80多岁就有五代人。20×5=100；25×4=100；也就是说在100年以内，如果以25岁为一代，则只有四代人；如果以20岁为一代，则有五代人。100年时间整整相差一代人。在我国当前一代人大约可能有3亿人。如果能把平均初育年龄特别是农村的初育年龄推迟3～5岁，那么几代人下来，累积效应就相当明显。如果是这样，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将来延长至90多岁，家庭人口代数却有可能不增加。如果通过拉长世代间隔，将来能够把千家万户的五代人变成四代人，那样的人口效果就相当明显。所以随着寿命延长，在我国普遍提倡适度晚婚晚育、反对早婚早育很有必要，特别是在农村。在城镇参差不齐，有很多晚婚晚育也有早婚早育。我们不主张超晚婚，反对过度晚婚晚育，但主张适度合理晚婚晚育，这对人口的健康平稳发展是很有好处的。这样的人口政策将更加公平，体现公平正义，独生子女就能生育二胎，这对广大独生子女家庭就公平。这样人口压力适当减轻，给独生子女一些生育的机会，在生育权上就相对公平一些。这样有可能使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将来延长至90多岁，却不显著增加人口总量，无疑有利于化解人口压力。
适当的晚婚晚育对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和后代都有好处。据科学家调查，世界上很多杰出人才出生时，其父亲都在30～45岁。例如，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出生时其父亲正好是32岁。
婚育政策是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婚育文化是人口政策的重要背景和支撑。婚育政策是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在古代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人口寿命不高，从而婚育普遍偏早。但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经有了显著提高，人口平均寿命已经从30多岁提高到了70多岁。我国人口多，也与人口平均寿命的大幅延长有关，这种平均寿命的延长大幅增加了我国人口总量。事实证明，人类繁衍周期是有弹性的。在生产力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人类繁衍周期较短。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明显进步、人口寿命显著延长的情况下，人口繁衍周期应该适度延长，人口再生产的速度要减缓。人口寿命延长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必然导致人口代际间隔的合理延长，将导致婚龄、初育年龄和退休年龄的相应推迟，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和趋势。纵观古今，一般来说，鼓励生育背景下提倡早婚早育，如古代；节制生育背景下提倡晚婚晚育。因此在我国当前这种背景下，提倡适度晚婚晚育就很有必要了。国家宜出台一部《反对早恋早婚早育，提倡适度晚婚晚育》的政策规定或条例，建议以国务院的名义颁布，在全国推行。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动物，人并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个人，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社会本质，人的本质关键就体现在社会性上。自然人或生物人不能解释人的本质，只有社会人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革命导师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说：“人天生是社会动物”。“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他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就是地理气候和人文环境等。欧文和爱尔维修都说：“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改变人”“环境造就人”。人们因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社会意识、观念、心理和行为。有怎样的环境就有怎样的人，有怎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就有怎样的人类文化行为。好的环境可以使人变好，坏的环境可以使人变坏，环境对人有很大作用。人就好比是田野里的庄稼，好的环境和土壤长好庄稼，坏的环境和土壤长坏庄稼。“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孟母三迁”就是在选择孩子成长的环境。《荀子·劝学》：“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他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黑泥），与之俱黑。”墨子提出了“染丝说”：他看见染丝，就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人性如丝，必择所染。”环境就是染缸，有什么样的染缸，就染成什么样的颜色。有什么样的环境往往就有什么样的人。洛克的“白板论”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是后天影响着色的结果。教育养成理论和道德养成理论都十分重视养成教育。要通过教育养成和道德养成等方法，在全社会养成一种新的好的婚育习惯和传统。教化理论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我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教化的文明古国，有着长期的道德教化历史和实践，战国时期荀子就提出了“教化”概念，自汉代以来教化之风盛行。“教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二是“化”，以文化人、以风化俗、春风化雨、化育国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环境起作用，通过环境逐步感染转化，达到日积月累之效，故人文社会环境在“教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都有社会化理论，社会化就是使自然人或生物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社会环境是社会化的条件和手段，大众传媒是社会化的重要工具。我们只有通过改变社会文化环境、改变大众传媒，才能改变人的婚育观念和行为。
马克思的光辉思想不仅在于科学指出了人的本质，而且为改造人和人的行为、进而为改造社会提供了科学思路和方法。“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我们应该从改变“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来改造人的观念和行为，构建我们的人性改造理论和方法，“人性本恶”是错误的。婚恋行为既有其自然属性，又有其社会属性；既是生理行为，又是心理和文化行为。人的婚育行为是可以得到控制和改造的，适度晚婚晚育是能够做到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非常巨大，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几乎无人可以逃脱，几乎没有人不带上社会文化环境的烙印。当今社会应该制造一个“适度合理晚婚晚育”的巨大磁场，把所有的青年人都吸纳进来，从而合理延长世代间隔。
应该实行一项全社会系统工程——“婚育文明教化工程”：达到拒绝早婚早育、实现适度晚婚晚育、合理拉长世代间隔的目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至关重要，不仅要从政策上提倡适度晚婚晚育，还要在文化氛围和舆论导向上进行控制和引导，在各种媒体上消除误导因素。要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媒体、教育等各种手段进行广泛的社会干预，努力消除一切引发早恋早婚的诱因，为全社会适度合理晚婚晚育创造有利的人文环境和条件。要系统的全方位的进行导向，全社会全面配合与合作，党政、社团、媒体、学校、家庭、单位各方面进行配合，形成全社会系统合力。要像制造真空那样，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要净化网络环境和影视音像环境，从各方面严加控制，才能真正禁止早恋早育的发生。防止社会文化环境无意中对青少年形成早恋早婚诱导，要从网络报刊、社会传媒、风俗习惯、影视音像、文艺创作、图书出版、服饰广告和规章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清理整顿。要把“反对早婚早育”作为重要政策，来应对人口寿命延长的基本趋势。
每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应强调和部署解决农村早婚早育问题，提倡适度晚婚晚育。特别要有针对性地在早恋早婚早育多发、易发地区和人群中加强反对早恋早育的宣传和控制。特别要对农村地区、农村青年和农民工、中学生、大学低年级同学等重点地区和人群进行教育和控制，要禁止中学生和大学低年级同学发生早恋行为。青少年时期是人的基本社会化时期，在学校要禁止男女学生混杂相坐、中小学男女生不得同桌而坐、中学生要严禁谈恋爱。应该减少婚龄以下的青少年男女过分亲近和过密接触。要在有早婚习俗的地区和族群中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深入移风易俗。在广大农村要把禁止早婚早育写进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与创建村民自治模范村等结合起来，与各类表彰先进结合起来，在评先创优中要把反对和禁止早婚早育列为重要内容和指标。要让法定婚龄和国家提倡适度晚婚晚育的政策人人皆知、深入人心。在每年春节期间要在广大农村广泛开展规模浩大的“反对早婚早育，提倡适度晚婚晚育”的宣传教育，进村入户，村村刷大标语。赏罚分明，大力构建有利于“适度合理晚婚晚育”的利益导向机制，对农村晚婚晚育要大力表彰奖励。使“适度合理晚婚晚育”成为一种普遍时尚和光荣，要使之在广大农村蔚然成风。各地在执行晚婚晚育政策时应结合实际，在落后地区人均寿命可能要低一些，对那些地方、个别人和个别家庭，政策可适当放宽一些。
3结论
实践证明，晚婚晚育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在城市有很多人都是晚婚晚育，其中有一些是因为住房而被迫晚婚晚育。有些地方晚婚晚育做得比较好。自从国家发出晚婚晚育号召以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国的一些工厂和单位，由于采取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利益导向机制，使得晚婚晚育呈现出良好局面。如今有些地方采取宣传教育与签订《晚婚晚育合同》等办法。例如，江苏省邳州市、江西省隍城镇和山东省泗水县。“时下，晚婚晚育已成为新一代江苏邳州农村青年的时尚……全市晚婚晚育蔚然成风。2012年以来，有2800多对农村新婚夫妇自愿推迟生育时间，晚婚率达90%，晚育率达92%。”“隍城镇注重加强对未婚青年的晚婚晚育教育……今年以来，全镇有百余对未婚男女青年主动推迟婚期，晚婚晚育在该镇蔚然成风。”泗水县“晚婚、晚育率保持较高的水平”。印度政府甚至对晚婚晚育者设立了“蜜月奖金”加以奖励。“在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里，由于习俗的原因，晚婚晚育却蔚然成风。1971年古巴妇女的初婚平均年龄就高达25.5岁。”
婚育文明、服饰文明和人文环境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婚育文化和婚育美德建设是以德治国的重要领域。早恋早婚早育和服饰过于暴露现象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一种破坏，不仅严重破坏我国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目标，也是对社会文明的损害，必须坚决加以制止。在社会风尚方面，要大力倡导适度合理晚婚晚育新风尚，使人们的婚育观念产生一个科学的变化，以适应新的形势和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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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乡镇信息网晚婚晚育成为邳州农村青年的新时尚[EB/OL].[2007-08-13].http：//wwwzhxzxxcom/zsc_infoasp？id=1186
[5]江西丰城网隍城青年晚婚晚育蔚然成风[EB/OL].[2009-01-04].http：//wwwjxfcgovcn/zwgk/zwdt/xzdt/2009-01-04/368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