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0 09:14:08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摘要】目的探讨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后抑郁状态的影响。方法将86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康复组(研究组)46例，常规治疗组（对照组）40例；两组均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康复组同时进行神经康复治疗。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评定日常生活活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定抑郁状态，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40d末各评定1次。结果治疗40d末，研究组Barthel指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定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结论早期康复干预不仅能有效改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心境，同时可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降低致残率。
【关键词】脑卒中；抑郁；康复治疗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depressionPSD）是脑血管意外的常见并发症，脑卒中后约60%的患者可发生抑郁［1，2］。卒中后的抑郁情绪和认知障碍等可直接影响患者的病程及预后。早期康复治疗能使PSD患者的抑郁心境有明显改善，使康复治疗步入良性循环，从而改善预后，现报导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对象选取2004年3月～2005年6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86例PSD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1）均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CT证实为大脑半球病变（梗塞或出血），无意识障碍、失语及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2）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抑郁症诊断标准；（3）病程10～15d；（4）无严重的心、肺、肾功能障碍，排除既往有神经、精神病史及检查不合作者。其中男54例,女32例；平均年龄58.4±9.4a；脑梗塞50例，脑出血36例。
1.2方法
1.2.1分组方法先按疾病类型分层，尔后将入组的86名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成康复组（研究组）46例，常规治疗组（对照组）4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发病时间、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抑郁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2治疗方法两组均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和护理，对抑郁显著的患者口服百忧解治疗。研究组采用运动再学习方法（MRP），在生命体征及病情稳定48h后即开始康复治疗，早期均以肌肉按摩、神经肌肉电刺激、患肢的抗痉挛摆放、关节的被动与主动活动等，以保持关节正常活动度及肌肉正常长度为主。再根据患者病情，脑梗塞患者一般在发病后3～5d，脑出血患者在发病后10～20d进行坐、立、行、走训练，同时通过具体的作业由易到难进行日常生活活动（ADL）训练与强化，每日1次，每次45min。康复师不断地与患者进行交流，讲解神经康复的基本原理及近期与远期目标，使患者对脑卒中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不断肯定、鼓励患者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以唤起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1.2.3疗效评定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MBI）评定ADL，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抑郁状态，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40d末各评定1次，并进行对比分析。HAMD24项评分≥8为轻度抑郁，≥20为中度抑郁，≥35为重度抑郁［3］。全部数据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处理，并进行t检验。
2结果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MBI、HAMD评定结果比较，见表1。
表1两组MBI、HAMD评定比较（略）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P＜0.05，P＞0.05；两组间比较P＜0.05
表1显示，治疗40d末，研究组MBI、HAMD评定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3讨论
PSD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的机制不明，目前有两种学说：（1）原发性内源性学说，认为脑卒中后破坏了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和5羟色胺能神经元及其通路，引起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之间的平衡失调；（2）反应性机制学说，即卒中后肢体功能的丧失，社会功能减退，角色转变，家庭关系等急性转变超出患者所能应对的范围；患者卒中后对疾病认识不足及对偏瘫后果恐惧导致精神压力过大；怕拖累家人、经济承受力的担忧等，多种家庭、社会、生理因素共同导致病后生理、心理平衡失调，而产生悲观孤独情绪，不愿意与人交流导致抑郁。
PSD与脑卒中的严重程度有明显的相关性［4］，患者的神经功能缺失越重，ADL越差，越易导致PSD。而随着ADL的恢复，患者的抑郁程度亦会明显改善。大脑是有可塑性的，早期康复治疗，因能有效抑制异常运动模式的产生，诱发正常运动模式，促使大脑的神经功能重组向符合生理要求的正确方向上发展。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治疗前后MBI、HAMD评定比较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MBI、HRSD评定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随着康复治疗，患者肢体功能不断改善，ADL的不断改善，激发起患者康复的信心，心理障碍逐步消除，有利于PSD的恢复。
康复训练是有计划、有目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其间患者通过与康复师的不断交流，康复师的耐心的心理疏导，向患者传达积极的心理支持；通过建立良好的康复氛围，安排偏瘫患者的集体治疗，促进患者与患者间的交流及加强患者与家属间的沟通，使其心情放松、愉快，不断树立自信心，从而打消患者不良的心理防御体制，消除卒中后不良行为与处理方式，使患者能正确认识卒中事件本身，正确接纳自己与自己的疾病，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疗，从而解除抑郁。
总之，早期神经康复能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改善患者的抑郁心理，促进PSD的恢复，而PSD的恢复，反过来又可加速康复进程的发展，最终改善患者肢体功能，减低致残率，改善预后。
参考文献
［1］于恺.卒中后抑郁的临床研究进展［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4，4（5）：405
［2］张朝辉，宋景贵，王振英，等.氟西汀对脑卒中后抑郁状态及认知的功能影响［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5，11（1）：7
本文主要是从如何选择儿童阅读材料和怎样阅读更能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的。
一．儿童阅读材料的选择
1、涵盖简单的图画，主角鲜明，背景一目了然
由于6到9岁的儿童基本上还很好动，大量的字会让他们很轻易就走神，因此阅读书籍中简单的图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图画的存在也让孩子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文章内容，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再考虑到那时的儿童思想还没有成熟，所以主角应该是鲜明的，要让小朋友们一看见文章就明白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同时，就像孩子们世界本身就很简单一样，故事的背景也要简单易懂，一目了然。
2、情节简单，对话简洁，并且最好图书中有重复的语言和情节
根据此年龄段孩子的特点，现在他们的生活阅历还比较少，同时，要让他们常时间保持注意力集中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此年龄段孩子们阅读的文章具有情节简单，对话简洁的特点。同时，由于注意力很难集中，因此，应该为他们选择有重复的语言和情节的书，可以加深他们对故事的影响，起到良好的记忆效果。
3、贴近生活，有一定的挑战性
次年龄段的小朋友的阅读书籍选择上，应该多找一些贴近生活的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在阅读中对生活有一个小的认识，一方面也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所帮助。同时，此年龄段的孩子大多数对生活都是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因此，阅读这类的书籍，对他们本身来说也是一件有挑战的事情。
4、充满童趣、情感积极
在图书选择上，我们应该选择充满童趣，书籍所反映的图书室积极向上的。让孩子们在阅读中不仅体会到阅读是快乐的，同时，阅读书籍应该要是能对他们有一个正确引导的。
5、启蒙孩子，帮助他们获得一些简单的道理
次年龄段的孩子，阅读还有一大目的就是，可以在阅读中逐渐的明白一些道理，可以在以后对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起到一定的帮助，在阅读中一些些小的道理全部汇总在一起就可以构成大智慧。因此选择好的阅读材料是十分重要的。
好的阅读材料对人的影响将会是一身的，不在于你在多少岁遇到了这种书，有可能，正是你你在很小时阅读的一本书就将会影响你的一身，成为你的信仰，追求。因此，结合以上特点，我认为适合此年龄段孩子阅读的书籍有：
[一年级推荐]《文字的奥秘（3册）》《阿罗系列（7册）》《猜猜我有多爱你》《爷爷一定有办法》《恐龙的温馨故事绘本（2册）》《小企鹅心灵成长故事（5册）》《“我在这儿”成长阅读丛书系列（9册）》《小猪唏哩呼噜》[二年级推荐]《比得兔的世界（5册）》《恩德童话绘本（7册）》《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5册）》《波普先生的企鹅》《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没头脑和不高兴》《丁丁历险记（22册）》《巨眼丛书（10册）》[三年级推荐]《父与子全集》《晴天有时下猪绘本（6册）》《亲爱的汉修先生》《草原上的小木屋》《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浪漫鼠德佩罗》《我们去看海》
二．阅读方法的选择
1、与家长一起制作阅读小卡片
此年龄段的孩子做事情很难集中注意力，并且坚持，因此，这就需要家长的帮助了，应该在家长的引导下，一起来阅读。和家长一起制作阅读小卡片，一方面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一方面这也是对阅读的总结，可以巩固他们所读的内容，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总结能力。而且在制作过程中，也增进了亲子间的感情。
2、养成摘录好词，好句，好段的习惯
此年龄段的孩子阅读时很盲目，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在读什么，为什么要读，因此，应该让他们养成摘录的好习惯，将自己喜欢的，觉得含有道理的词语，句子，段落摘录出来。一方面这也是以后写作的好材料，一方面也使孩子们阅读目的明确。
3、学校应该配合组织一些与阅读相关的活动
早期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反映了中国电影不断确立其艺术和市场地位的演进过程。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培雷聚焦歌舞片,对早期电影导演方霈林的《万紫千红》、《莺飞人间》、《花外流莺》及《歌女之歌》等四部影片做了读解与分析。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鲜佳则选择中国早期魔幻电影进行探讨。她以早期电影商业浪潮生发出来的武侠、神怪类型片中的魔幻色彩为基础,阐述了早期中国式魔幻电影的文化渊源,艺术与技术特点。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孔丽丽则对1923~1928年的上海银幕上的战事影片进行系统地研究,指出战事影片为乱世中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抛开战事的纷扰与个体的无力,可以游移于现实与想象世界间,感物兴怀,抒发家国梦想。3.早期电影作品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默认为,《火烧红莲寺》被禁到现在已80多年,对这个案子始终没有重新审理,以一种混沌的状态存在于中国电影史当中。《火烧红莲寺》被禁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之上。这一错误判例的形成,虽是基于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目标,实则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专制,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连党合谋的产物。重新申诉《火烧红莲寺》及武侠神怪片被禁案,旨在反思大众文化中的童化综合征。西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虞吉从建构“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述”的角度切入,对《空谷兰》进行细读和深读。他认为中国电影受到早期文明戏的影响,继承的是中华文明三大传统(即“诗”的传统,“文”的传统和“传奇”的传统)中的“传奇”传统。此“传奇”传统就是叙事传统,从《孤儿救祖记》到《空谷兰》,标志着中国电影自身叙事范式推向深入,在早期中国电影间进行了广泛扩散,由此形成了中国电影自身的“本事”主义观念和美学。
早期电影产业研究
法国国立科学院研究员安娜女士对“联华”做了详尽分析,通过《银汉双星》、《联合交响曲》、《艺海风光》三部影片概括“联华”作为一个文化专业公司的历史与特点。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腾飞研究了战后“华影”从固定资产接收、影片的处理和电影人的处理三方面详尽地阐述了国民党对“华影”的全面接收与处理情况,提出“双重敌化”的概念以括定“华影”及其影人的命运。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宫浩宇认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成立是国民党构建自己的电影管理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体现了其电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借由“国家经营”的方式使电影的教育性和宣传性得到充分开发和张扬,以同由民间资本所掌控的娱乐化电影构成互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镇则通过黎民伟留下的《记事簿》,用统计学、会议学和企业管理等角度来观察1926~1927年的经营状况,解析民新公司的真实处境和亏损的多重原因。他认为时代不幸使明星公司盘算生意亏损,但掩盖不了黎民伟电影的救国精神。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李丁认为,新华产业发展的脉络呈现了一个民族电影产业发展的壮大的艰辛之路。新华公司的古装片创作实践了其提升中国电影制作水平以抗衡好莱坞,把制片厂的发展呈良性循环的态势。新华公司的有序发展促进孤岛制片业、发行放映业的发展,使国语片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并推进中国电影的海外扩展。
早期电影史料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殷福军依据万氏兄弟的回忆录,推翻了目前中国动画学界公认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于1922年的说法,并确证其创作实践为1925年下半年。他指出这部动画广告片并没有拍摄成功,而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季晓宇从地处长江流域的南通切入,从电影、戏剧业两方面探寻南通的地域文化及精神品性与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南通早期电影事业、南通影人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活动等角度考察地域文化的作用及贡献。江苏警官学院科研处教授彭耀春指出,侯曜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电影编导与重要的电影理论家,长期以来却因为“边缘化”而被部分“模糊”或“遮蔽”。他考证侯曜1924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专修科,是南京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人,并对侯曜戏剧电影创作做一定述评。
早期电影出版物研究
“电影出版物研究”分论坛主要在史料研究、传播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层面进行研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刘琨与孙晓天从大众文化研究出发,认为《影戏杂志》作为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在中国影戏还处于襁褓时期时,以视觉和话语文本的的双重刺激培养了读者的“明星意识”,用巧妙的方式在“民族影业”缺席的情况下发起了民众对“民族影业”的想象,并肩负起了启蒙现代思想和传播影戏智识的双重任务。浙江大学盘剑教授提出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审视《每日电影》,认为《每日电影》正是在多元的海派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一种“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当代电影》编辑檀秋文则引入编辑出版学研究纬度,从梳理板式设计、文字编排、印刷等特点切入总结《时代电影》的办刊特色认为,从言论的包容性、空间的扩大性、时间的延长性和深度的理论性都表明了《时代电影》始终坚守着精英文化的立场,建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话和共生机制。早期电影明星与人物研究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徐文明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营销活动中,女明星是一个重要的促销卖点,她们通过登台表演,赠送照片等方式间接或直接参与到国产影片的终端市场营销过程中,推进了早期电影放映机构发展和中国电影营销活动的多样化尝试。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古市雅子依据所掌握的日方文献以及能阅及的中方文献,勾勒了甘粕正彦从政治到影业漂移的历史,对他在满映的活动与经历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唐佳琳从被建构的个体来叙事,对1930~1949年的金焰明星现象进行探讨,认为金焰具有时代青年的多重面相,其后金焰的自由个体无法逃离他的公共形象的规约,商人依然能在“电影皇帝”这个符号上看到价值,但左翼文化和以后新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则很可能对这个符号心存防范。该分论坛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认为“明星?人物”分论坛的研讨未被作者论和明星理论牵引,而是真正深入到历史中去,立足史实,感怀人生,剖析人性,充满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
早期中外电影互动
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认为,应当把中外电影交流纳入早期电影史的研究之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亦中从机件引进、观影舆论、绳准与借镜、营运理念四个方面对外来电影影响从理论上、逻辑上做出比较全面的关照。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研究生黄琳认为,应该把外国电影接受研究纳入中国电影史研究范畴,她关注早期法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与放映情况,她本人亲往法国百代公司进行资料查寻与考证,指出了对目前存在的早期法国百代公司在中国发展状况的一些说法的出入和失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张燕注重美国电影和早期中国电影的互动。探讨了早期的陈查理电影创作及其对中国类型电影的影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聂伟教授将2004~2005年间中国电影资料馆发掘出的韩国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迷梦》、《渔火》与《军用火车》,与同时代的中国电影《三个摩登女性》、《船家女》与《风云儿女》进行对照研究,认为它们在题材、主题与摄影风格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显示出中韩电影意象建构系统的通约性,在面对现代性文明的覆盖与军事化殖民的相似历史境遇中,共同汇合处具有东亚美学雏形的电影风格。早期粤港电影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与他的学生赵益认为,美国《电影世界》杂志1914年7月25日刊发的对罗兰?F?万维沙的访谈的面世,进一步证实了《庄子试妻》早于《偷烧鸭》一说,从根本上撼动了正统的中国电影史学对早期香港电影的表述。而认为《庄子试妻》的导演为黎北海的说法,则远不如是万维沙、黎民伟的说法更贴近史实。黎民伟六子黎锡带着黎民伟日记原件、记事簿参加“粤港电影”分论坛,介绍了其父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的变化,指出黎民伟和他的团队最早拍了大量孙中山活动的资料与早期国共活动的影像。黎民伟经过国共两党之争之后政治上参与就少了,或者基本上不参与。此外,刘辉、吴月华、沙丹等研究者对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电影业、战前的香港影业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香港左派电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体育实践;体育发展道路
之前的体育思想与体育实践予以审视。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主要解析党早期领导人在“体育存在本真”［7］问题上的思想主张，呈现其对“何为体育”议题的回应。其次，在认知论层面，讨论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这一客观存在的认知”，呈现其对“何为体育价值”议题的回应。第三，在方法论层面，讨论党早期领导人对“如何应对体育认知”，即对“如何实践体育”议题的回应。整体而言，党早期领导人对“何为体育”“体育有何价值”及“如何实践体育”三重议题的回应与解答，构成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演进的思想密码。故此，对以上三重问题的梳理与呈现，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此外，尤为值得指出的是，限于体育思想形成与实践的时间模糊性客观存在的事实，并结合体育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的前人历史分期传统，本研究所涉的“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与实践”的具体历史跨度，主要是指在新文化运动(1915年)前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之前的历史时期，特做说明。诚如钱穆先生所言，“讲历史必须讲分期，但不能严格分期”。原因在于与一般思想史所类似，体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同样存在着历史延续性，此也使得以标志性历史事件为依据的历史分期，在考察体育思想时也面临着时间界限的模糊性。如党早期领导人的某些体育思想与实践在党成立初期，甚至是在党成立之前即已初现端倪。故此，在相关论据的收集方面，本文也使用了部分党早期领导人在党成立之前就已形成的体育思想与体育实践的相关材料。
1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本体论”构建:对“何为体育”的解答
本体论意义在于通过对存在本源和本质的说明，来为解释事物(世界)提供理论遵循的出发点和支持点［8］。就体育思想史研究而言，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什么是体育”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解答，构成研究其体育思想的逻辑起点。故而本章尝试在党早期领导人回应“何为体育”的思想渊源考察及其对体育本体要素整合逻辑的梳理中，阐释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体构建的历史意义。
1．1对“何为体育”的本体思想回应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体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构成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质议题讨论的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对体育的论述是建立在人类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并认为体育始终与生产方式的组织存在着联系［9］。虽然马克思并未触及直接的体育专门性论述，但其思想促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范式”向体育领域的延伸［10］，直接影响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体的认知。党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达到了对中国近现代体育本体认知的深度。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实现了对体育本体问题的最清晰回应。其突出贡献是将马克思主义“造就全面发展的人”［11］2的发展理想运用于对体育本体认知的理论之中。与诸多同时期主张积极推行体育实践的思想家或教育家不同的是，毛泽东不仅在实践层面重视对体育的提倡与实践，也在体育本体理论构建层面上清晰地回应了“何为体育”的问题。毛泽东将体育本体界定为“体育者，人类自养生之道也，使身体平均发达，有规则次序可言也”［12］。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有多处关于体育的界定，但该处的界定最为清晰明确。其不仅清晰地回应了“何谓体育”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澄清了体育的独立性，从而在本源上明晰了体育对诸如军事、宗教、导引养生、祭祀、节日文化等其他文化形态的附庸性。首先，毛泽东对体育的界定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本体论理想，为体育的存在提供了本源和本质性的理论出发点和支撑点，从根本上明确了体育这一客体之于人这一主体存在的意义———“有规则次序的自我养生之道”。其次，该界定赋予了体育本体的独特性，并明确了体育这一特殊存在的本质属性。此为体育突破对其他文化形态的束缚(亦或附庸)，为突破被误解为“体育即人类本能”“体育即教育”“体育即军事”“体育即大肌肉活动”“体育即健康”等片面认知［13］，均提供了本体论的认知基础。更为体育的过去及将来的认知提供了根本性的起点———人的全面发展。此外，该界定也为后续体育价值的讨论确立了坚实的根源性依据。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在对体育本体的回应方面则表现出一定的间接性。陈独秀体育思想也触及到了体育本体论意义层面，将“强健之身体”［14］54视为人的“幸福内容”，并主张完整的教育“全身皆有训练，而不单独注重脑部”［14］131。恽代英则从学校体育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体育本质在于“保学生之健康”，并明确地反对“选手制”“军国民体育”“贵族式的体育”［15］。从回答“何为体育”的角度而言，恽代英通过批判的方式实现了对体育主体的厘定，李大钊从“劳工体育娱乐意义”的角度，杨贤江从“身心和谐与精神饱满”的角度，邓中夏与萧楚女从“青年人身心锻炼意义”的角度，对体育本体进行了间接性的理论构建［16］239－243。由此可见，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的界定均是聚焦于人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基本逻辑的内在遵循。某种程度而言，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何为体育”这一问题的潜在梳理与界定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与进步性。其与当时著名体育史学家郭希汾教授在《中国体育史》中的专业业内界定———“守一定方法之秩序，以为运动，其主旨专为肉体之锻炼”［17］的观点相比毫不逊色。显然，这种超前性与进步性的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人全面发展的本质关照。
1．2对体育本体构成要素的整合
完成对近现代体育本体构成要素的整合，推进体育本体的要素现代化构建，是中国体育思想史所面临的特殊时代议题。近代以来，体育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本体要素亟需“本土化”意义的整合与构建。不可否认的是，洋务派的“兵式体操尝试”、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探索”、留学生群体为代表的“军国民体育”及“土洋之争”“自然体育”“国粹体育”等［2］，均体现出当时社会各界对中国近现代体育本体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尝试。显然，面对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及具备成熟的“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及运动体系”［18］的现代西方体育，如何实现对中国体育的现代本体要素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已悄然进入了党早期领导人的关注视野。首先，对本民族体育文化存在形式的肯定与继承，对西方体育文化形态的吸纳，体现出了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回应现代体育本体要素构建的基本思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结构演进来看，历史上每一次的文化转型与发展，均需要立足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先要做到“文化自觉”，在知晓自身文化来历的基础上，继而才能做到文化发展路径的“文化自决”［19］。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在体育本体要素构建层面不仅继承了本民族体育文化要素，并且理性地接纳了西方现代体育文化要素，在实现对中西体育要素融合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国体育本体论层面的现代性构建。毛泽东通过对中西体育的对比分析，指出了两者在本体论意义层面呈现出内在追求的统一性与外在表现的差异性，为理性吸纳中西体育要素、推进中国近现代体育本体构建奠定了基础。首先，在外在差异方面，毛泽东指出“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之不一”［12］，表明了中西方体育的差异性根源———西方体育的“精于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以及西方体育的程序性。其次，在中西体育的内在统一方面，毛泽东指出了中西体育本质具有共同性———均是通过“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借以实现“身体平均发达”［12］。由此可见，在体育本质的认知层面，他完成了对中西体育均为“养生之道”的内在统一的同时，也对中西体育间的外在形态差异的实质作出了根源性的解释，即通过对中西体育的简明比较，阐明了中西体育之于人的本质塑造效能的内在同一性，并在哲学层面上锚定了中西体育存在本质的逻辑基点。其深层含义不仅是对中西历史文化结构中体育存在方式的肯定，亦是对本土体育文化主体存在的明确。其次，党早期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对体育本体构成要素的构建，借以实现对体育本体认知的推进。杨贤江在《体育之四大要素》中，明确地将体育要素定义为“体质、体格、体力与气力”［20］。其中前三要素多是对生理学界定西方体育要素的思路借鉴与采纳，而对“气力”的界定则明显借鉴了东方体育家的意见，整体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者文化要素的多元吸纳。陈独秀在认清“军国民体育”本质之后，力倡“游戏与体操”［14］290等方式，实现对人体各种器官、神经、本能及道德情感的提升与培育。尤其是在目睹“军事体育”“军国民体育”及马良的“新武术运动”等对体育本体构建的不断尝试之后，陈独秀最终提出“讲体育应有三戒———兵式体操，拳术，比赛的剧烈运动”［21］，由此可见他主张的是一种综合性的中西合璧的现代体育要素构成观。恽代英明确表现出对西方“贵族式体育”及“军阀式体育”的强烈批判，并将“打拳习武，亦或游戏”［22］392纳入乡村运动的范畴，体现出对传统体育构成要素的接纳。概而言之，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体育的主体性认知已渐显出对“体育中西之别”的突破与超越，对体育本质的理解已逐渐触及对人全面发展促进的“游戏论”［23］哲学本质。
1．3对现代体育本体构建的历史意义
纵观近代中国体育的本体构建历程，经历了由本土客观存在的处于“非显学”地位的综合性“养生之道”与以西方自然科学为基础处于“显学”地位的“游戏性”文化相互“化合”的过程。从社会各阶层推动中国体育思想史演进进程来看，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深刻影响并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党早期领导人群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体育本体构建的现代进程。其主要影响体现在:其一，拓展了体育的独立性文化发展空间;其二，推动中国体育跨越了“中西之别”的主体性认知误区;其三，将“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到了体育本体的构建之中，奠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文化精神。首先，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4］的基础上，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对现代体育本体的构建与本体要素的确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体育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长期“积弱”的态势，并在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体育的独立文化形态发展空间。从中国文化结构来看，中国体育的发育程度并没有西方近代体育那般“成熟”———“中国体育未能成熟，仅处于一种‘准体育’的状态”［25］。其作为一种文化的独立性，被深层地隐藏于“健身、养生、军事、教育、伦理等”［16］2文化形式的外衣之下。党早期领导人群体普遍重视体育作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主体性作用，主张在继承自身体育文化养料的同时，吸收外国先进体育文化，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发展了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26］3。换言之，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的文化主体性意义在于为体育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解决了体育文化发展的独立性问题，并使体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直接参与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发展空间向度。其次，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体育主体性的把握———对何为体育的回应与解答，促使体育跨越了“中西之别”。通过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主体存在目标的确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体育“土洋之争”的文化主体性争辩。“体育”作为外来词汇，在引进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均面临着中西体育“领导地位，优势指导思想”［27］5的争论。党早期领导人群体考察中外体育文化时，展现出一种超越“冲突论”意义的发展权利观，极具包容性。其将对中外体育之别上升至体育本体存在的终极意义———“有规则、有次序的养生之道”［12］，以此来实现对中西体育本质认知的统一，而不是仅拘泥于因体育要素或形式的中外差异所造成的表面性冲突。某种程度而言，中国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与实践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奥义在于［26］2以一种继承与发展本土体育文化同时又对西方体育文化主动吸收的兼容并包方式，完成了体育本体性文化构建。再次，中华文化基本精神中的“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构成党早期领导人群体构建现代体育本体要素的内在思想遵循［28］。换言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与尚武精神为党早期领导人奠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注入了精神动力。正是由于党早期领导人对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的深层激发，体育在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互动中才实现了对“西方身体历史建构经验”［29］的超越，并为后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确立精神基石。整体而言，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体的现代性构建在确立体育作为社会主义新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实践锚定了准确的方向。
2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认知论”生成:对“体育价值”的判断
认知论的根本问题是主观和客观、认知和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30］，即在从影响行为的环境中的事物认知、理解与阐释中，推进对具体事物的价值判断［31］。故此，在党的初创期及大革命时期对体育功能和作用的准确把握［32］，折射出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价值”的认知理性，笔者尝试从体育与个体、群体及国家的关系互动中呈现党早期领导人“认知论”意义上的体育价值判断。
2．1体育的个体生物学价值考察:身心皆适
“身心皆适”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个体在生物学价值层面的准确认知。完成体育客体对人的主体的探析，是建立正确体育价值判断的基础性前提。近代以来，对体育认知的实际却在较大程度上模糊了对体育价值的判断，原因在于体育起源的多样性学说及伴随人类社会的长久性，赋予了体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社会结构中发挥价值与功能的多样性认知。党早期领导人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引下，深知对体育生物学功能的解析是建立对体育正确价值认知的首要途径。故此，党的早期领导人较为普遍地重视对体育之于社会个体价值与功能的考察。首先，对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强健，是党早期领导人考察体育个体价值与功能的核心维度。早在建党之前，毛泽东即在《体育之研究》的“体育之效”章节中指出了体育对个体功效的起点为“强筋骨也”，并进一步论述“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情感，因而强意志”［12］。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体育对个体的功效在于实现“身心皆适”———“养乎吾生、乐乎吾心”［12］。毛泽东从“新陈代谢”的角度，辩证地分析了体育对身体强弱的改善关系，并引据中外，实现了对体育“身心皆适”功效的论证。李大钊在关心劳工的体育娱乐问题时指出“人体的健全”在于身体和精神保持平均的调剂的发展，体育(游戏、游玩、娱乐等)可以恢复身体的健康与精神的畅旺［33］。在陈独秀所主张的“兽性主义”思想中，则将“体魄强健、力抗自然”的身体强健与“意志顽狠、善斗不屈”的顽强意志［27］182视为体育对青年群体锻炼的核心功效。其次，除了从身心考察体育的生物学功效之外，防卫与卫生也成为党早期领导人关注体育价值的重要维度。杨贤江在《青年对体育的自觉》中认为“使感觉灵敏，姿势优美，筋肉发达，内脏完整，动作敏捷，精神充实，使成为强健而美的体格和体质”［20］841－848，不仅表明对“心灵和肉体平均发达”的作用，也阐释了体育防卫与卫生健康的功效。恽代英尤为重视“生理卫生学之教授”，指出“欲发达身体之某部位，须先知此部之生理状态”“生理卫生乃人身最有关系之学科”［22］380－384。整体而言，得益于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社会个体功能的科学性系统考察，加速了整个社会对体育功能的认知冲破传统思想观念束缚的进程。此对体育功能的客观性认知，为党的后续体育实践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价值判断基础。
2．2体育的群体社会学价值锚定:体育为人民
“体育为人民”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群体的社会学价值认识的一贯定位。体育活动开展的群体性特质促使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群体价值进行了探索与考察。党早期领导人在讨论体育与社会群体关系互动时，将体育的人民性放到首要地位，确立了“体育为人民”的体育社会价值思想，直接表现为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方面对体育在社会生活与社会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正确认识———关心普通群众，特别是劳苦大众的体育，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倡体育运动的出发点［34］3－11。首先，对普通民众体育的关注，构成早期领导人审视体育社会价值的出发点———体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之本，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社会理想之本［35］。曾资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革命教育家朱剑凡，在涉及体育社会价值阐释时，指出社会的进化要使人人享受文明的幸福，积攒起来则为一个文明的社会，而经过军国民体育训练的人，形成的是“战争与不生产”思想，是与社会文明相悖的［22］389，由此可见体育是构建群体社会幸福理想的基础。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在对体育社会价值认知方面已经流露出“体育为人民”的思想观念，即主张应充分发挥体育对群体的思想教育功能［36］。在体育社会价值产生的机理上，毛泽东认为强民而后强国，体育功能先直接作用于个体后间接作用于社会———体育为人的健康服务，进而为经济与政治服务［35］。换言之，毛泽东对体育社会价值的诠释是建立在体育之于个体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全面发展的个体必然会推动社会理想有效达成。在对体育的提倡过程中，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邓中夏等早期领导人均十分重视对体育的普及性及广泛参与的提倡，并通过对“选手制”“过度强调竞争的锦标制(激烈运动)”“贵族体育”的反对，来提倡体育的全民普及性。整体而言，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均视体育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教育手段［34］12。其次，关心普通民众体育，确立体育为民的体育社会价值，体现了党早期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思想继承与发展。接受马列主义并承担着思想文化先锋角色的党早期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体育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是摧残工人健康、剥夺工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社会根源”［11］1。面对无比复杂的革命形势，在国人意识尚未警醒的背景下，将体育社会价值定位于“体育为民”的思想，是对当时社会发展形势的准确研判。在具体实践路径选择方面，依靠体育来唤醒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依靠体育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为革命战争和现代国家构建凝练力量，体现党对体育社会价值与功能的准确把握［37］。综上所述，从整体上充分说明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的社会价值———“体育为人民”的深刻而准确的认知。
2．3体育的国家政治学价值生成:动以卫国
“动以卫国”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国家政治价值认知的准确时代定位。近代中国面临着亟需实现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使命［38］。面对国家构建的紧迫性，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凸显。以“洋务派”与“资产阶级”等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借体育实现强军目标，追求对国家政体的激进构建，一定程度上强行扭曲了体育的本义。党早期领导人并未选择以体育代替军事的激进性国家构建道路，而是选择立足于体育本义，结合时代现实，以理性的渐进性发展的方式指引着中国体育的正确发展方向。从早期以陈独秀为代表提倡的“军国民体育”激进主张向“动以卫国”的理性思想转变，体现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政治功能认知的准确把握。“动以卫国”虽然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政治功能在国家构建中的宏观价值定位，但其同时主张“动以卫国”的政治价值实践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基本前提的。毛泽东在论述体育的功效时指出“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也。皆非本义”［12］。在此毛泽东虽明确了体育具有在生物层面养护社会个体身体健康的功效，在国家政治层面具有保家卫国的功效，但与此同时也指明除了以上两种价值(功效)，其他均非体育的本义。体育的本义在于“盖养乎于吾生乐乎于吾心而已”———兼顾养护身体与调节心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体育本质价值的认知是建立在“身心并完”基础之上的。在《体育之研究》的开篇，也暗含“国力苶弱”与“武风不振”及“民族之体质，日趋轻量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毛泽东以上观点均表明体育在国家层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体育政治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其本质功能有效发挥这一基本前提。故而过分强调体育的政治价值实践，易将体育与军事混为一谈，进而造成“军国民式体育”，必然会丢失体育之本义，造成对人发展的戕害。新文化运动后的陈独秀也对“军国民体育”作出了批判，恽代英、杨贤江等人也从学校体育、三育并重、反对军阀体育、反对锦标主义等诸多方面对军国民体育进行了多重的批判。某种层面而言，不管是洋务派的“兵式体育”，还是后续的“军国民体育”，亦或由军政人士直接推动的“新武术运动”等，均是建立在以模糊体育与军事间的界限，尝试以体育代替军事，进而直接推动以军事促成国家构建的政治使命逻辑之上的，其结果必然是深受“误以军事为体育”［39］为代表的强烈工具理性观念的毒害。从结果来看，“兵式体育”“军国民体育”及“新武术运动”的失败，均表明了体育的政治价值实践与表达不能背离体育本义，更不能模糊体育与军事两者间存在的本质性差异。脱离体育对人“身心并完”的本质价值，而片面地追求体育的非本质价值与功能，必然会扭曲体育。换言之，体育的政治价值实现具有条件性。历史经验也证明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体育活动开展，必然会在体质、知识、爱国意识、军事训练及竞技体育的为国争光等诸多方面深层推进国家构建及国族构建，诚如杨贤江所表述的“报复主义的‘体育’原不足取，但防卫主义的体育是不能少的”［20］745。
3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方法论”选择:对“体育发展”的实践
面对如何发展体育这一实践命题，党早期领导人所采取的体育“方法论”选择，在以中央苏区及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红色体育文化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定程度而言，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的“方法论”选择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基石。总结党早期领导人的体育思想“方法论”精髓，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体育发展思想的确立、以“国族构建”为目标的体育革命的实践和以“科学发展”为理念的体育发展路径的探索。
3．1以“人民为中心”体育思想底色的铸造
党早期领导人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思想的确立与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铸造了最为本质的思想底色。在形成对体育本体及体育价值的理性认知后，对全民体育权利的争取与保障及对全民体育活动的普及与开展，构成党早期领导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思想的核心维度。党早期领导人实现了将革命实践中政治平等权利向体育领域的延伸与推进。体育权利平等获得了思想保障，而党对全民体育活动的普及与开展则标志着体育权利平等的真正实现。首先，对全民体育权利的争取与保障，从根本上赋予了人人参与体育的平等权利。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的中心任务时指出，革命的本质在于对民主的争取。显然，确保无差别的个体体育参与权必然是争取民主的一部分［40］。以恽代英为代表的党早期领导人便积极推动“人人权利平等”的理想信念在体育领域内的实践，如通过对“贵族式军阀式体育制度”的激烈批判来推行体育权利平等的主张［41］。党早期领导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西方体育的阶级性、贵族性，故而积极主张“平均体育权利”。恽代英对体育权利的不平等问题作出了激烈的批判:“牺牲全校青年之体育权利，以供养几个贵族式、军阀式的选手。这是何等的不平，何等亟待改革的事呢!”［22］3921933年，共产党人在《青年实话》上解析了体育权利不平等的原因和危害，“由于社会的不平等，致使工农群众被剥夺了真正的体育训练的一切可能和权力”［42］，其伴随的结果就是生产水平的低落和体质的退化，体现出了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体育平等权利的重视。党在体育实践中，将体育纳入党的政策文件中，极大地推进了体育权利保障的法制化进程。从1932年开始，体育作为苏区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被《苏区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所确立，其强调在广大青年工农群众中进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43］30。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苏区体育法规不断健全，《各种赤色体育规则》《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俱乐部纲要》等一批保障全民体育参与权利的政策和文件被陆续印发。其次，全民体育活动的普及与开展真正标志着共产党人对平等体育权利的真正实践。随着革命队伍的不断发展，中央苏区的体育活动及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实践成为党践行“人民为中心”体育思想的主战场。根据曾飙教授的统计，1929—1934年间发生在苏区的体育大事件高达161起，颁布的体育指示及政策高达22项之多［44］12－33。1932年，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明确指出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发动群众去做各种运动［45］22。由此可见，经过党早期领导人孕育的体育思想与实践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不仅赋予了每个人具有平等的参与体育的权利，更是通过大量的体育实践与组织极大地保证了体育平等权利的最大实现。
3．2以“国族构建”为目标的体育革命实践
【关键词】早期读写能力；环境因素；教育观
关于幼儿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理论在国外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并进行了深入探讨，几十年来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并有重大突破。近几年来，国内幼教界开始关注幼儿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但是焦点主要集中在幼儿早期阅读方面。笔者广泛搜集了国内外关于幼儿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研究资料，对关于幼儿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研究作一综
述，期望能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信息。
一、早期读写能力的提出与定义
20世纪20年代，美国20%~40%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因为不会阅读而产生学习障碍，人们认为主要原因是这些小学生在还没有做好阅读准备时就被迫进入正规的阅读学习环境中进行学习。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美国国家阅读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Reading）提出了“阅读准备”（reading readiness）的观点，将0~6岁的学前教育阶段称作“为读写做准备的时期”。〔1〕 这一观点的提出立即引起了研究者的争议，出现了“天性说”和“教养说”之争。直到1971年，大多数研究者才普遍认可“阅读准备”的定义，“阅读准备是由于成熟或通过先前学习，使个体幼儿能容易而有效地学习阅读的一种状态”。〔2〕
1966年，Marie Clay对传统的阅读准备观点提出了质疑，第一次提出了“早期读写能力”（emergent literacy）的观点。他结合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有关理论，从更广的视角来认识读写和考察幼儿在接受正式的读写教育前读写能力的发展。〔3〕 他认为读写能力的发展是从个体出生时就开始的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父母、教师以及周围的环境在幼儿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
1986年，Teale 和Sulzby 在《Emergent Literacy: Reading and Writing》一书里对“早期读写能力”概念作了更加正式的介绍。他们认为，早期读写能力是指幼儿在正式学习读写之前所具有的关于读写的知识、技巧和态度，幼儿在正式入学前已经学习了很多有关读写的知识与技能。〔5〕
综合关于早期读写能力的不同定义，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有关早期读写能力的观点。第一，早期读写能力在幼儿接受正规的读写教育之前就萌发了。在一个读写的社会，幼儿从出生起就开始接触生活中的各种读写材料，如玩具、积木、文字等，这些显示了幼儿的读写能力在生活环境中的萌发。第二，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是一种文化适应的过程。幼儿在与周围环境中的人们互动中，或者借着他人的引导和协助，内化活动中使用的口语和书面语言，逐渐增强语言能力。第三，幼儿是学习读写的主动者。第四，读和写是一个相互关联发展的统一整体，并不是先学习阅读，再学习书写。书写者通过建构文字而建构意义，阅读者则通过建构被预期的意义而建构文字。
二、幼儿早期读写能力的结构
虽然在国外人们对早期读写能力已经进行了三四十年的研究，对早期读写能力的结构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早期读写能力结构的看法各异，未达成较一致的意见。Mason和Allen（1986）等人认为，幼儿早期读写能力包括口语技能、故事理解、读写概念、典型的识字技能或能力。〔6〕 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幼儿早期读写能力包括技能、知识、态度，这些技能、知识和态度是在形成传统意义上的正式读写之前形成的，是为正式的读写技能做的准备（Sulzby & Teale,1986）。〔7〕 有一些研究发现，幼儿的文字知识或阅读知识也是重要的读写能力，在正规阅读的获得中，语感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Adams,1990）。〔8〕
综合有关幼儿早期读写能力结构的研究，我们发现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早期读写能力结构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读写的概念和功能，具体包括有关读写行为和术语的知识、有关文字功能的知识、学习阅读的自我知觉、环境中的读写萌发、字词阅读的情境敏感策略；二是书写和写作，包括字词书写、句子表述、故事编写；三是文字知识，包括字母知识、字母发音知识、字词识别能力、语感；四是听力理解和文字理解，包括描述性知识、词汇知识、课文阅读的多线索策略。第二种观点认为，早期读写能力结构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个维度由外而内，包括有关书写的传统性知识、情境中的阅读萌发、描述性知识、语言能力；另一个维度则由内而外，包括语音拼法、字母知识、字母发音知识、语感、句法知识。第三种观点认为，早期读写能力是一个独立的结构，不同于口头语言和纯语言学技能（元语言），它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分别是幼儿关于读写的概念性知识（有关读写行为的知识、有关文字功能的知识、学习阅读的自我知觉、环境中的读写萌发）和关于读写的早期程序性知识（不同场合下的非传统的拼写、字母知识、字母发音知识、字词阅读、语言能力建构、元语言能力建构）。〔9〕
三、影响幼儿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环境因素
早期读写能力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主要研究内容是考察早期读写行为发生的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与幼儿读写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还是幼儿所处的社区环境、家庭环境和幼儿园环境，都对幼儿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1.社会文化背景
多元文化社会中，基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背景，进行读写教育的目的也是不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读写教育的实践和幼儿在读写能力方面的发展。如在以色列，犹太儿童为了读懂《圣经》要学习希伯来语，即使他们平时不说这种语言也要学习。〔10〕 另外，读写能力的发展也受到社会期望以及文化赋予读写价值的影响。Clay的研究发现，在口语能力相当的情况下，新西兰毛利族儿童和同龄的萨摩亚族儿童相比，萨摩亚族儿童的阅读能力明显好于毛利族儿童，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萨摩亚族父母非常支持读写教育。〔11〕
2.家庭读写环境
已有的研究对家庭文化环境与幼儿早期读写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且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即家庭读写经验与幼儿的语言能力有很大的相关。但是不同研究者关注的家庭文化环境的侧面是不同的，因此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如有研究指出家庭读写环境通过三条路径影响儿童的阅读发展：（1）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如家庭成员共同进行的读写活动；（2）家庭物理环境，如家中图书的数量；（3）动机氛围，如父母对于读写的态度。〔12〕 1990年有人对200个有关家庭读写经验与幼儿早期读写能力之间的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家庭的背景状况与幼儿的阅读成就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与幼儿的早期读写能力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家庭特征包括父母对孩子的读写指导、父母对读写教育的态度、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家中可用的读写材料、家中进行的读写活动等。〔13〕 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张豹的研究表明，家庭文化环境有复杂的结构，包括幼儿接触书籍的机会、父母对幼儿读写技能的指导、父母的榜样读写行为三个维度，它们对幼儿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有即时和长期的影响。
3．幼儿园读写环境
幼儿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和幼儿园的环境对他们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与家庭文化环境相似，幼儿园的物理环境和物质资源是影响幼儿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1992年有研究指出，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如书籍、卡片、杂志），创设有趣的学习环境（如图书角和阅读中心），可以促使幼儿更长时间进行读写活动。教师的态度、行为也是幼儿园环境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比如教师为幼儿进行阅读的行为、师生之间的分享阅读活动等。Teale和Sulzby指出，教师必须坚持每天向幼儿阅读，至少每天一次，这种方法对于促进幼儿的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特别有效。除了师生之间的分享阅读和书写活动以外，幼儿的游戏活动也是促进读写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4〕
四、幼儿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教育观
虽然幼儿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在国外教育界受到重视，但是在国内幼教领域它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幼儿能否学习读写？幼儿应不应该学习识字？如何教幼儿学习读写？长期以来，在这些问题上各方意见不一，争论不休。因此，有必要对幼儿早期读写的教育观作一梳理，以便对幼儿读写教育实践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
1．幼儿读写教育的内容与目标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在语言领域明确提出了“喜欢听故事，看图书”的目标，并在“内容和要求”中提出，要“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有学者认为，婴幼儿凭色彩、图像和成人的言语以及文字来理解以图为主的低幼儿童读物的所有活动都是早期阅读。早期阅读的目的是为幼儿提供阅读图书的经验、前识字经验与前书写经验，帮助幼儿增强阅读的兴趣，萌发幼儿对口语和书面语关系的认识。因此，幼儿的早期阅读不以释解文字符号为主，不以识字量的多少为衡量标准，而应该培养幼儿对图画和各种文本符号的敏感性。〔15〕
幼儿的早期书写与真正的书写不同,2~5岁幼儿的书写经常掺杂着潦草的笔迹、奇怪的线条和随意安排的可识别的字形,这些书写作品往往与特定的场景联系在一起，通过幼儿的口头解释才能被阅读和理解。这种早期的作品并不是语言的替代品，而是语言的伴随物，是一种扩展和精心的阐述。幼儿的书写和绘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幼儿的早期书写经验主要集中在绘画上。幼儿的书写活动会促使他们主动留意书写的独特拼写和作品的不同形式，从而为读写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必要的准备。
2．幼儿读写教育的方法
在幼教研究领域，有关幼儿读写教育方法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全语言教学倡导者古德曼认为，教育者不需要“教”儿童学习读写，因为“儿童能够自己创造语言，儿童需要时，他们自然会去说、去听、去写、去读”。古德曼认为，教育者所起的作用是设置情境、安排环境、监控进展过程、提供合适的和相关的材料，学习者可以与教育者一起参与读写活动的安排和计划。〔16〕 高夫和黑林格尔则认为，教育者需要教幼儿学习读写技巧。〔17〕 蒂尔的观点较为折中，他承认古德曼对教和学的区分是有意义的，“教”对幼儿的读写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但是“教”的过程也有“风险”存在。〔18〕 杨青博士认为，读写自然地发生在日常事件中，没有脱离具体的语言情境；教育者不应成为单向的指导者，而应成为参与者、帮助者，与幼儿的关系是平等对话的伙伴关系；教育者应创设富有情境性的读写环境，将读写活动渗入到幼儿的一日生活和各项活动中去，使幼儿的读写经验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使读写活动成为生活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五、小结
幼儿时期是读写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探讨幼儿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各个方面，并提出具体可行的指导建议，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幼儿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1．早期读写能力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它包括很多的成分和结构，如幼儿的语音意识、字母知识、书写意识等。现有的研究尽管已经指出某些成分和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读写能力，但是很少有人来研究幼儿早期读写能力的结构和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如幼儿语音意识与字词知识的关系等。同时，在研究环境因素时，笼统地得出环境能够影响幼儿读写能力的结论，不如具体地说明环境中的哪一个因素影响了读写能力中的哪一个成分更有意义，这样便可以据此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以促进幼儿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
2．从目前对环境因素的研究来看，研究者探讨较多的是家庭环境的重要作用，对社会文化背景和幼儿园读写环境的研究较少。而且不同的研究者往往关注家庭环境的不同侧面，缺少对于家庭环境与幼儿早期读写能力发展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19〕 其实，家庭读写环境的不同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对这些家庭读写环境的不同侧面与幼儿早期读写能力之间的关系模型进行探讨是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
3．在读写教育实践中，一些教育者的教育观还存在很多误区，需要研究者提供一套更加完善的理论和具体可行的指导策略。如一些教育者把幼儿读写教育归结为识字和写字，识字量和写字量成为衡量幼儿读写水平的主要指标。也有一些幼儿园认为识字和写字对幼儿来说太抽象，干脆把读写教育排斥在外，错过了幼儿读写能力发展的大好时机。还有相当数量的幼儿园将幼儿识字和写字作为智力开发和幼小衔接的主要手段。这些认识和做法都是违背幼儿读写发展规律的，应该予以纠正。
参考文献：
〔1〕Dawn Ramsburg.Understanding Literacy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1925
〔2〕〔9〕张豹.幼儿阅读发展及家庭文化环境对其的影响：〔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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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ulzby, E. & Teale, W. Emergent Literacy. In： R.Barr, M. Kamil, P.Mosenthal, P.D.Pearson， ed.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New York:Longman
〔8〕Adams, M. J. Beginning to Read: Thinking and Learning about Print. Cambridge, MA: MTT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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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Goodman,K. What’s Whole in Whole Language? Portsmouth, Nk: Heinemann，1986.18~22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Emergent Literacy Development in Early Childhood
LIU Huayu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关键词：电影理论早期电影白话现代主义集体感官机制新文化史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较新的研究领域里，至今最引入注目的海外理论探索，来自张真的《“银幕艳史”：电影文化，城市现代性与中国的白话经验》（美国芝加哥大学1998年博士论文）和张真的导师米连姆•汉森2000年在美国《电影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堕落女性，冉升的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1)张真的博士论文于1999年获得美国电影研究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实为在美国研究非西方电影的博士论文中的上乘之作。经过几年的修改，张真将于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书，新题为《银幕艳史：上海电影与白话现代主义，1896－1937》，重点与汉森的文章更为接近。(2)虽然从师汉森与汤姆•甘宁，张真在自己的研究中发展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和甘宁的早期电影理论，并参考近年国内外陆续发表的研究早期中国电影的书籍。(3)当然，“早期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史中的概念与西方电影史的分期不同，可从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算到中国有声片发展多年后的1937年，因此，1937年成为汉森和张真研究中的下限年。(4)汉森文章的中文翻译现已刊登在《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这样，在“中国电影百年”这一大的学术语境中讨论白话现代主义和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现在时机已到。
汉森将自己的理论区分于注重封闭式叙事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的两大电影理论主流：其一，心理分析－符号学理论（以及与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机构理论）；其二，近十多年来发展的形式主义－认知学理论。这样，我们可以把汉森的理论归为西方电影理论发展的第三条途径，而这一发展的背景是西方文科领域近来“文化转向”后对文化史的偏好。用张真的话说，汉森的理论“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争论的焦点从心智移到身体，从预言移到现实，从上层建筑移到下层建筑，从崇高移到低俗，从个人移到集体”。张真跟随这一学术方向的转变，在自己的研究中力求“通过上海国际性的电影文化的镜头，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史”，“一个以电影为中介的情感方式的文化史”，或更简单地说，“一个电影的感官史”。以下我用“集体感官机制”、“白话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为题，评述汉森和张真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理论探索，并提出我自己的例证和见解。
作为集体感官机制的早期中国电影
汉森的理论中几个关键词包括“感官”（或“感官机制”）、“直接性”、“情感性”（affect）、“空间”（horizon）和“公共领域”等。按汉森看来，经典好莱坞电影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与电影的经典性质（即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不太大，而与电影能为海内外的大批观众提供一种经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感官—反射空间的关系更大。她把“感官－反射空间”定义为一种话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个人经验可能在公共领域里他人的表达和承认中找到共鸣。而且，这种公共领域不只包括印刷媒体，也在视觉和听觉媒体中流传，产生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换言之，除了好莱坞的圆熟的故事和叙事方式及其强大的经济、文化资本外，汉森认为感官经验（即视、听、闻、味、触、动等感觉）也为好莱坞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其电影成为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力的大众娱乐形式。
要构建一个电影的感官史，并因此要注意到电影诞生前后的视觉性和观影模式（spectatorship），这也说明为什么这十多年来早期电影的研究已跨越电影本身而涉及其他类型的视觉，如全景景观（panorama）、腊像展览、商店橱窗等等，以及这些新的视觉模式产生时的机构和环境。(5)在早期类似于电影的种种经验中，这些与动感联系密切的感官机制在学术研究中倍受关注：都市街道漫游，百货商店购物，旅游（尤其是火车旅行），以及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屡见不鲜的舞厅歌舞和汽车驾驶。媒体间的及文本间的互指性因此成为早期电影研究的一大特点，而与先前的两大电影理论相反，如今电影宣传、发行和放映（即环境）受到的重视远比电影故事和叙事（即文本）为多。电影文化（如公司宣传、明星、影迷杂志等），印刷文化（如畅销故事、歌曲、漫画、广告等），都市文化（如电影院、建筑风格、内部装修、时装、卫生等）种种方面已成为早期电影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游乐园和杂耍戏院提供早期电影的放映场所，插图报纸和刊物将电影带入一个渐渐兴起的公共领域，其中各自异同的、有时相互竞争的话语通过视觉和听觉模式广泛流传。其实，我们不妨用“听觉漫游”一词来描述中国30年代初默片中的主题歌的流传方式：灌制成腊盘在影院中用留声机对着银幕播放，印成单张歌谱在书店和音乐店销售，由电台播放传入千家万户，或由人们在教室和公共集会上放声高唱。(6)
在理论叙述上，感官机制因此被认为在经典电影形成之前占据一席主要地位，进而对早期电影的美学产生积极影响。甘宁分析有关卢米埃尔兄弟最早在巴黎放映纪录短片的“神话”，据说当时那些难以置信的观众的身体反应包括高声惊叫、仰身躲避和逃离座位等。甘宁由此推断早期电影的两大美学特征：“吸引人”（attraction）和“惊动人”（astonishment）。早期电影是“吸引人的电影”（以区别需要思维投入的经典电影），直接抓住观众，用耳目一新的技巧（如魔术表演、夸张动作和幽默小品）吸引他们，以一系列视觉冲击和身体震撼（动作的短暂性，而非经典电影中的场景的连贯性）攻击他们，产生强烈的惊动感（不可思议）和一种视觉与身体焦虑交错的矛盾经验。(7)通过“展示的”（即表现的，而非再现的）模式，早期电影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感官经验，并满足了当时盛行的视觉好奇心和对新的知识的视觉渴望（表现在前述全景景观和腊像馆展览等）。甘宁认为，观看卢米埃尔兄弟电影的早期观众经历的吸引和惊动是一种直接“与现代性的遭遇”。我们可以猜测，这“现代性”当年同时体现在推动火车头前进的机械技术和反映惊人影像的电影技术。
有关巴黎早期电影放映时观众的身体反应的神话凸显了直接性和情感性的问题。张真这样推测早期中国电影对观众的情感效果及其“医疗功能”：影院内的眼泪和笑声创造了一种“集体的感官机制”，它“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进而释放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高度压力”。她指出“”一词充分体现了电影的情感性，同时表达了“快速之感”和“快乐之感”。由此类推，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重新修正徐卓呆早年的“影戏即戏”之说：此“戏”乃“游戏”（“游”则“流动”，“戏”则“玩耍”），戏当然是早期电影欣赏不可缺少的心理条件之一？含讽刺意味的是，与“”类似的词（如“快乐”和“开心”）在当年表达的是沉醉于都市消闲和享受的人生态度，为自诩文化上“保守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典型所有，这里在“集体的感官机制”的理论框架中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现代”意义，即帮助观众适应现代都市生活。有趣的是，1925年徐卓呆与汪优游合办开心电影公司，目的即是生产让观众“开心”欢笑的“滑稽剧”。(8)但我们不妨追问，难道这原本主要起于商业的目的就因早期电影的“感官机制”自然而然地就具备“现代”意义？
“”所隐含的“快速满足感”无疑诠释了早期电影理论概念中的直接性和情感性，二者又在作为中国特有类型的武侠电影中充分体现出来。武侠电影之吸引人和惊动人的程度在20年代后期达到“自杀性加速”的创作高峰，影响波及东南亚市场。(9)张真正确地指出中国观众对武侠电影完成传统故事中“腾云驾雾”和“飞行千里”等视觉奇观的惊叹，这些奇观本来只出现在静止的文字描述或故事插图中，如今却在银幕上通过现代科技栩栩如生地展现“空中飞体”和“飞剑行刀”。(10)但是，武侠电影技术上的现代性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而历史上正是这保守性使武侠电影普遍受到舆论的谴责，最终导致南京政府1931年颁布禁演令。
考虑到视觉、动感及其他感官相关联的技巧内容，武侠电影的放映的确提供了一种可称为“公共的”或“集体的”感官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观众想象性地认同银幕上的英雄男女，并因此获得。然而，如武侠电影所示，早期电影的公共放映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本身并不一定产生一种“集体的主体性”。不错，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电影院提供了产生观众某种“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关系，但这些具体是哪种关系则需要我们因时因地调查。像张真那样将早期电影视为一种传播“情感知识的渠道”是一回事，但我们研究具体传播了什么知识、谁在传播、传播给谁、为什么目的、产生什么效果等却是另一回事。简单地说，我们不应该让早期电影的“科学魔术”及其“动人的”景观遮蔽我们的批评视野，而忽略调查集体感官机制背后的东西。
这里举两个中国早期放映的例子来说明我对感官机制的直接性和情感性的质疑。第一个例子是一次放映中国默片《哪吒出世》（1927）时，一对虔诚的观众竟在影院内面对银幕上的神灵烧香礼拜：早期电影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在此一览无余。(11)即便可以按张真所说，用此例子证明早期电影“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我们也无法忽视这一纯粹的迷信之举，而将其视为恰当的“现代性”经验。第二个例子众所周知，好来坞影片《不怕死》（1929）在上海放映时，洪深对其辱华内容忍无可忍，跳上影院前台，呼吁观众抵制此片。洪深曾留美在哈佛大学深造，当时任教复旦大学，并兼职明星公司的电影剧作家兼导演，是上海一位著名的文化人，这次居然在公开场合被拘留，幸亏舆论一致谴责，洪深迅速得以释放。(12)此例子证明，好莱坞影片的感官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可能如此之佳，反过来损害了自身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并促使中国观众起来抗议它的意识形态内涵。
我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接受集体感官机制说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电影研究不能只停留于描述感官表面，而忽略调查电影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汉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在理论上联系电影的公众性和感官－反射的空间时指出：“此处的公众为最普遍意义上的，指一种话语格局或过程，社会经验由此在主体间的、可能是集体、甚至是对抗性的形式内得以表达、理解、商讨或抗争。”(13)由此推断，早期电影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整体，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复杂性和矛盾性来源于在电影这感官－反射的空间中流动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话语，因此也影响了在公共场合中的一系列退化、屈服、商讨或抗争等迥然不同的策略。
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默片
尽管汉森对公共的概念似乎灵活，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仍不和谐。汉森是这样解释她为什么在定义现代主义时选择白话（vernacular）而不用通俗（popular）：“白话一词虽然含糊，但其日常、日用与语言、熟语、方言的方面的联系使我选择这词，而不用通俗，因为后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分受限制，在历史上同样不确切。”白话的灵活性（因此产生上文所提的意识形态的含糊性）使“白话现代主义”概念中的“白话”本身缺乏准确性，因为白话用以界定现代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或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是与现代生活中物质、质体和感官层面的联系）。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张真是这样处理白话的不确切性的：她一方面追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被后世忽略的质体层面（如胡适早期白话诗中身体磨难的意象），另一方面挖掘晚清上海文化中自创的洋泾浜英语，正是这种“白话”的不稳定性和混杂性（hybridity）使得它能够跨越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地理所造成的鸿沟。张真认为，早期中国电影的话语功能酷似洋泾浜白话，混合本来不相干的因素，构成一个感官－反射的空间，以吸引和震撼观众。白话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相互的连续体，一种现世的技术，一个翻译的机器，一种文化的感官机制”。从这个理解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出类似意识形态说的电影机构理论的影子，因为二者都强调电影的功能性，虽然白话现代主义本意上是不受意识形态过分限制或事先限制的。由此，我们又一次发现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不和谐的关系。
如果不谈意识形态这个话题，汉森对电影视觉和接受的新空间的阐述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研究。她建议我们分析这些诸多的层面：“电影的主题，电影的场面调度和视觉风格，电影叙事的形式策略，包括演员表演、人物塑造和观众认同等方式，以及电影对某一特定的接受空间的指认和在此空间中的作用。”看了30多部中国默片后，汉森发现这些影片风格上的混杂性，“一种为正在形成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公共领域提供多样开放点的混杂性”。白话现代主义因此以开放性和非排他性为特点，以区别经典电影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汉森既指出风格上混杂性的多样（意识形态）后果，同时又不愿意具体命名这些意识形态的混杂性，所以在她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中留下矛盾的孔隙。
举个例子，汉森指出妇女的身体是上演现代性矛盾的场所。她着重分析上海默片中反复出现的“化妆的妇女”，她们在银幕上的表演使化妆成为现代性的形象转化的一个有效方式。从感官－反射空间的角度看，汉森推测妇女的银幕形象获得自己的生命，她们不但代表剧作家或导演为她们设置的银幕角色，(14)而且时时代表银幕外的女演员自己。这样看来，在《神女》（1934）中，阮玲玉有时不以牺牲自我的母亲的形象出现，也不以饱受蹂躏的的形象出现，而以现实生活中众人注目的女影星形象出现。同样，在《天明》（1933）的结尾，黎莉莉的表演超越了一个同情革命的形象，而面对观众展示属于自己的迷人的微笑。
汉森多层面分析的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凸现女性银幕形象在文化流通中文本间的互指性。以阮玲玉为例，她的明星效应的感官直接性表现在她当年获得中国首届影帝影后选举的亚军，这个选举由一个电影杂志在1932—1933年间举办，胡蝶以13582票取胜，封为影后，阮玲玉得13490票，以不到百票之差屈居第二。(15)在1935年25岁时自杀身亡后，阮玲玉的名声远大于胡蝶，80年代以来还经常看见她的形象出现在书刊及影视作品中，尤以香港电影《阮玲玉》（1992）出名。以黎莉莉为例，文本间的互指性使她银幕上微笑的形象一方面与当年中国的报刊（尤其是《良友》这样的上海画报）中经常出现的微笑妇女的摄影图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屈辱》（1931）中的玛琳•迪伊理奇的角色相关联，因为汉森猜测这部影片很可能影响了《天明》。
其实，如果稍微修改张真的词语，我们不妨将银幕的妇女形象视为一个“跨文化的感官机制”，通过它中国的女演员的表演和形体经常与西方女演员相提并论。举个例子，当年的影评称赞第一次在《海誓》（1921）中从影的殷明珠在表演上可与玛丽•璧克馥相媲美。(16)殷明珠原来是上海知名的时尚交际花，以“FF（即“外国时装”之英文的缩写）小姐”著称，出演《海誓》后迅速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女明星，一名公众羡慕的偶像，一个现代生活的艳丽体现。
与银幕的妇女形象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女演员在银幕内外自我授权所获得的主动性（agency）的程度。张真对《银幕艳史》（1931）的解读揭示了当年女演员的可见度的增加及她们在影片里的自我授权的行为。(17)但是，不管这类行为的“危险性”（汉森之词）多大，在现实生活中殷明珠的确说服了她母亲，让她辞去被母亲强迫所接受的诊所工作，息影不久后重新回到银幕的生活。与多数中国的女演员相反，殷明珠和但杜宇结婚后没有退出影坛，而在银幕内外支持丈夫的上海影戏公司。顺便一提，但杜宇成为电影导演与制片人之前是上海著名的画家，他的电影（如爱情片、古装片）和绘画（如美女画集）作品也涉及集体感官机制的不少方面。(18)
回到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即便同意“白话”这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词可以“恰当地”描述早期中国电影的某些特征，我们仍然面对着要解释到底早期中国电影产生了什么样的“现代主义”、体现了什么样的“现代性”这些问题。汉森是这样评估中国默片的：“这些影片之所以成为现代的、或更精确地说是现代主义的，是因为它们戏剧性地展现了可能用传统方式表达、但却无法靠恢复传统社会秩序而解决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不管它们最终是否赞同革命。”这里汉森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话语性的东西（戏剧性展现），一种超越传统（社会秩序）的表达或再现的方式，一种说不定还超越当年报刊影评中盛行的“左翼”（革命）意识形态阅读的东西。
如果将观众纳入思考范围，现代性可进一步理解为从话语上向大众开放的一种“认同视野”，但我认为，这类认同更多地发生在思维层面上（与主动性和主体性有关的自觉的决定），而不是感官和身体层面上（如情不自禁的惊叫、烧香等）。不错，早期中国电影构造了集体感官机制并传播了现代时尚的影像，因此成为当年现代性的极佳标志，但这样的描述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这些电影在历史上的接受过程。我们既不能说所有的电影都同样的现代，也不能说所有的观影经验也与现代性有着同等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张真用“相互竞争的现代”一词概述早期电影的一些类型（如武侠和恐怖）则值得商讨。譬如，她用“通俗剧的报应”这一架构去解读《一串珍珠》（1926）等影片，就没能在概念上说清楚相互竞争的“现代”与因果报应的“传统”之间的联系。当然，汉森意识到电影接受过程中的异质性，强调我们要“将早期电影视为不均匀的、相互覆盖和相互竞争的多种公众性的场所”。(19)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历史的具体性，更好地区分种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效果（它们并非自然而然地都属于“现代”），这样才能让白话现代主义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比现有的理论阐述更有说服力。
这里再举一例汉森不十分令人信服的阐述，她指出：“20和30年代的上海电影是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分支，这一分支的发展既与美国及其他外国的模式有着复杂的关系，又吸取并改造中国的戏剧、文学、制版和印刷文化中现代主义的和通俗的传统。”可是，除了当时上海社会、经济半殖民性的“独特”外，早期中国电影的所谓“独特性”（这点在张真的研究中比汉森表述得更为清楚）似乎与国际电影白话现代主义的关系远不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戏曲、武侠、甚至迷信）为多。而且，既然白话现代主义是关联文学、戏剧和印刷文化的话语形式，为什么汉森只将它限制为早期电影的“独特”现象？按汉森这里的阐述，白话现代主义其实可以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主导文化现象，而不仅是或不单独是同一时期上海电影的“独特”现象。
作为新的研究方法的文化史
有关白话现代主义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一个主导文化现象的设想将我们带到近年文化史成为西方学者偏好的研究方法这一话题。张真自称她在建构“物质的文化史”时力求“将重点从思想话语转向社会经验，从再现转向体现”，这样，她的研究就符合西方学术界近来的一个明显的研究重点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和美学史（二者如今皆因为强调主流运动和代表作家而显得过分“精英”）转向文化史（尤其是某种文化实践的物质性历史）。
在中国研究领域，李欧梵的《上海摩登》（1999）一书代表了这种概念和方法上的转向。他一反先前盛行的“常规思想史的精英方法，及其只讨论个别思想家的本质思想的倾向”，提倡文化史的新方法：“我们不应当忽视‘表面’，即那些不一定必须进入深奥思想的、但却能引起集体想象的形象和风格。在我看来，‘现代性’既是思想又是形象，既是本质又是表面。”(20)他的研究方法注重物质的、虽然还不完全是物质主义的表面（即种种形象和风格，如电影院吸引人的建筑外表或其内部高卫生标准的洗手间的色调），而削弱思想层面（如、左翼或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与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汉森因此赞赏李欧梵将上海电影放在许多媒体和话语中研究的方法，这进一步说明二者对媒体间和文本间的互指性有着同样的偏爱。
我认为，李欧梵和汉森（以及张真）的研究可以放在近十几年西方学界的方法论转向这一大的语境中来理解。这些转向包括从总体的历史到部分的或片断的历史，从纪念碑式的历史到图表式的历史，从历史主义的历史到结构的历史，从档案的历史到推测的历史。正如“单方面的因果性”如今受到挑战，“整体的概念似乎也被遗弃，代之而起的是复数化、局部化、以及中心的缺席”。(21)对复数化和局部化的偏好可以解释李欧梵和张真的研究中对异质性和混杂性的重视，他们对先前视为“边缘性的”文化实践（如颓废文学和武侠电影）的刻意研究在方法上（倘若不是在概念上）形成了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如民族主义等）的缺席。
要进一步探讨电影研究中文化史方法的兴起，我们应该参考美国历史学科近来的两次特别值得注意的转向：其一，按琳•韩特1989年的观察，历史学科近几十年的“文化转向”已使研究重点由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其二，文化史的兴起又发生在先前的另一个重要转向，即罗伯特•丹滕所说的由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转向。(22)从这一大的学科语境来看，早期电影的文化史研究完全符合罗伯特•丹滕所说的从“高”到“低”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早在1980年，丹滕已经预言，“文化史将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会的领域”。(23)其实，类似的从“高”（精英）到“低”（通俗）的转向也发生在文科领域（如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方法），而这些发展的动力造成文化研究近来已成为民族文学、跨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主导力量。
回到电影研究，我们可以参照安德鲁对电影文化史方法的阐述：“简言之，电影的文化史不从直接欣赏作品开始，也不从直接收集有关电影的‘相关事实’开始，而是重建作为表现的各种状况，这些状况促使某些电影被生产、被理解、或被误解。这是一种双重的阐释，既为作品的文化结果而阅读电影，又为电影所传达的价值和情绪而阅读文化。”(24)同样，安东•凯斯也强调：“作为大批话语和学科的综合场所，作为相互交叉的声音的中心点，电影在当代文化史上占有一个中心地位。”(25)
电影对文化史以及文化史对电影的相互重要性在本文论及的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因为早期中国电影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我们更应该认真研析其中的历史发现和理论设想。在结束本文对白话现代主义的评估前，我想再次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说心理分析理论（因其将电影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机构而产生过分的限制性）和新形式主义理论（因其关于智力结构和视觉能力的生理硬件线路的猜测）在本质上都倾向简单化和单一化，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又因其过分的灵活性和多元性而显得模棱两可。异质性、不相容性和矛盾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汉森的一系列研究对象中：“大众生产、大众调解、大众消费的现代性的种种文化表现，同时表达和回应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一大批话语（时装、设计、建筑和城市环境，日常生活的变化机理，经验、互动和公共的新的形式）。”虽然理论阐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具体性的缺乏，但汉森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十分明显。她指出，“默片提供一个经历现代性的反射的空间”，但这是谁的经历？什么样的现代性？她的结论更值得商榷：“上海电影当时应该使观众看完电影后能想象他们自己的生存、表演和社会化的策略，使他们理解在极其不平等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生活的意义。”正因为缺乏历史的具体性，汉森的结论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孤岛时期、沦陷时期、或者战后的上海电影，甚至可以描述当前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倘若如此，上海默片则难以成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分支，而白话现代主义的理论又不仅仅适于早期电影。总之，我认为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及其相关的集体感官机制说）需要进一步与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具体性（包括长期的意识形态批评）对话，才能对早期中国电影研究生产更积极的意义。
注释：
(1)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FilmCulture,UrbanModernity,andtheVernacularExperiencein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hicago,1998);MiriamBratuHansen,FallenWomen,RisingStars,NewHorizons:ShanghaiSilentFilmasVernacularModernism,FilmQuarterly54.1(2000):P10-22.除另文标注外，本文所引汉森的论点皆来源此文；篇幅关系，页数不一一另注标明。
(2)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ShanghaiCinemaandVernacularModernism,1896-1937(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5).除了另外标明外，本文所引张真的论点来自此书的审稿版，直接引文取自阐述理论的第一、二章。
(3)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YingjinZhang（张英进）,ed.,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1922-1943(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LaikwanPang（彭丽君）,BuildingaNewChinainCinema:TheChineseLeft-WingCinemaMovement,1932-1937(Lanham,MD:RowmanandLittlefield,2002).
(4)关于中西早期电影的时期异同论述，见ZhenZhang,Teahouse,Shadowplay,Bricolage:Laborer''''sLoveandtheQuestionofEarlyChineseCinema,inY.Zhang,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P27-50.
(5)LindaWilliams,ed.,ViewingPositions:WaysofSeeingFilm(NewBrunswick,NJ:RutgersUniversityPress,1997).
(6)SueTuohy,MetropolitanSounds:MusicinChineseFilmsofthe1930s,inY.Zhang,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
(7)TomGunning,AnAestheticofAstonishment:EarlyFilmandthe(In)CredulousSpectator,inWilliams,ViewingPositions,P114-133;TomGunning,TheCinemaofattractions:EarlyFilm,ItsSpectatorandtheAvant-Garde,WideAngle8.3-4(1986):P63-70.
(8)《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页。
(9)参见YingjinZhang,ChineseNationalCinema(London:Routledge,2004),第二章。
(10)ZhenZhang,BodiesintheAir:TheMagicofScienceandtheFateoftheEarly"MartialArts"FilminChina,PostScript20.2-3(2001):P43-60.
(11)同(8)，第771页。
(12)有关事件的分析，见ZhiweiXiao（萧志伟）,Anti-ImperialismandFilmCensorshipDuringtheNanjingDecade,1927-1937,inSheldonLu（鲁晓鹏）,ed.,TransnationalChineseCinemas:Identity,Nationhood,Gender(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P38-41.
(13)MariamHansen,EarlyCinema,LateCinema:TransformationsofthePublicSphere,inWilliams,ViewingPositions,P140.
(14)有关30年代女性形象的分类，见张英进《三部无声片中上海现代女性的构
形》，《二十一世纪》第42期（1997年8月），第116－127页。
(15)同(8)，第1338页。
(16)同(8)，第1079页。
(17)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TheActressasVernacularEmbodimentinEarlyChineseFilmCulture，CameraObscura48.16(2001):P229-263.
(18)见郑逸梅《影坛旧闻——但杜宇和殷明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9)Hansen,EarlyCinema,LateCinema，P147.
(20)LeoOu-fanLee,ShanghaiModern:TheFloweringofaNewUrbanCultureinChina,1930-1945(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63.
(21)JenaroTalensandSantosZunzunegui,TowardaTrueHistoryofCinema:FilmHistoryasNarration,Boundary224.1(1997):P28-29.
(22)LynnHunt,TheNewCultural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RobertDarnton,IntellectualandCulturalHistory,inMichaelKammen,ed.,ThePastBeforeUs:ContemporaryHistoricalWritingintheUnitedState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0),P327-354.
(23)Darnton,IntellectualandCulturalHistory,P344,348.
【关 键 词】 幼儿园；早期阅读；对策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阅读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最佳伴侣。阅读对于一个社会人来说，不仅可以让人们明白更多的道理，也能使人成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针对现在愈加突出的儿童阅读障碍问题，笔者通过多年的实践教学经历对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现状进行了仔细的观察研究，发现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的开展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笔者针对这些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影响因素，然后就如何加强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的开展情况，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1. 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第二部分中的教育内容与要求方面对语言领域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与要求，而早期阅读活动作为重点首次被单独提出，引发了社会对早期阅读的强烈关注，其中，提出了培养幼儿对于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合的兴趣以及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学前阅读和学前书写技能等要求。[1]
2. 2010年，《3―6岁儿童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出台更是为早期阅读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指南》中对于语言领域的阅读与书写准备方面明确提出了喜欢新故事、看图书、具有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等三个目标。早期阅读作为家长、老师与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幼儿语言领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1. 研究目的。（1）对影响幼儿早期阅读教育活动的因素进行研究。（2）提出解决的有效对策。
2. 研究意义。（1）理论意义：学前儿童早期阅读活动是促进学前儿童语言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促进学前儿童语言学习具有重要价值。（2）实际意义：学前儿童早期阅读活动不仅可以在集体阅读的氛围中增强儿童对阅读活动的兴趣和爱好，还能够培养儿童对书面语言的爱好，增强对文字符号的敏感性，促进儿童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外学者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外已经有关于学前儿童早期阅读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在对六岁幼儿的阅读研究中发现，阅读能力较高的幼儿，一般来说其求知欲也相对较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外研究学者开始表现出对早期阅读研究的极大兴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研究学者们开始通过理性的研究数据来验证前人的假设。最初研究者们发现：幼儿的早期阅读和书写行为没有发生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内，也不是只有接受正统的教育后才会发生，幼儿通常在口头语言表达的同时，对书面语言激发了兴趣和需要，在生活中就发生了早期的读写行为。[2]这表明了早期阅读的必要性以及研究的可行性。
2. 国内学者的研究。目前就笔者所收集参考的文献资料来看，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对于早期阅读的理论研究方面愈加重视。包括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中的阅读材料、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中的环境创设、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中的教师参与等等方面，都有相对成熟的理论研究。
如张明红从信息加工学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拓展研究，提出了教师指导幼儿阅读的精加工策略、组织策略以及认知策略。[3]这不仅指出了交换式参与指导幼儿早期阅读的实践方法，并且将信息加工学理论与早期阅读相结合。
梁洁纹（2009）提出了在图画书阅读活动中教师指导幼儿阅读的具体方法，“引导幼儿观察书中的画面片段，将书中画面情节对幼儿进行引导，使幼儿戴着真感情投入到画面意境中。”[4]王文静在从教师自身出发影响幼儿早期阅读的因素研究中表明，教师不仅需要对课程有着比较大量的了解和认识，还要熟练掌握教育学和心理学才能帮助幼儿进行有效的阅读。[5]
郑蓓丰和陆秋红研究发现影响幼儿早期阅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阅读环境的创设。[6]许晓蓉（2008）也提出了三类创设合适阅读环境的方法，即制作阅读墙，开展自主阅读区，创设亲子图书室。[7]
二、影响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活动开展的因素
1. 影响幼儿园早期阅读环境创设的因素。第一，教师的文化教育程度对幼儿园的环境创设有着很大的影响，笔者通过观察与访谈发现幼儿园教师对于早期阅读活动的认识大多只停留在表层，对环境创设的重视程度不够，可供发挥的余地较少。第二，幼儿园的物质资源也对早期阅读活动的环境创设有着潜在的影响。幼儿园应该根据园内的实际情况为幼儿创设适宜的早期阅读环境。
2. 影响幼儿园早期阅读材料的选择与投放情况的因素。以笔者所在的幼儿园为例，物质材料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对早期阅读活动材料的投放力度不够，这就影响了早期阅读材料的丰富性；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的开展形式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选择合适的早期阅读材料的重要性，幼儿对于阅读材料的选择更倾向于绘本、童话、童谣等。
3. 影响幼儿园教师对幼儿早期阅读指导的因素。第一，幼儿园对园内教师的培训影响着教师的教育观念。笔者通过访谈发现，很多幼儿园内对于教师的培训力度不够强，并且形式化过重，且教师对培训的认知不足，培训的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第二，教师的教育观念影响着教师对于幼儿早期阅读的指导，幼儿园内的教师能够认识到早期阅读的重要性，但由于教师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对早期阅读的指导情况也因此不同。
4. 影响幼儿在早期阅读活动中表现情况的因素。第一，笔者通过观察发现，教师在早期阅读活动中对幼儿的态度和指导，对幼儿在早期阅读活动中的表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幼儿园早期阅读的坏境与材料的选择投放情况也影响着幼儿的早期阅读表现。第三，由于幼儿存在身心发展方面的个体差异性，每个幼儿对阅读材料的选择以及阅读态度都是不同的。
5. 影响家长重视参与程度的因素。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情况以及家庭收入都对幼儿在早期阅读活动中的表现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父母对孩子教育观念的差别、祖辈对幼儿的过度溺爱导致了家庭内部对幼儿早期阅读教育观念的矛盾。
三、研究的对策
（一）创设和谐的早期阅读活动环境
和谐的早期阅读活动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幼儿创设良好的物质环境，二是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在物质环境方面，对于阅读角、阅读墙的设计，教师既可以根据幼儿园本月的主题活动来设计，也可以邀请家长和幼儿一起共同设计，这样不仅可以丰富阅读角、阅读墙的设计内容，还可以让家长和幼儿一起参与到早期阅读活动中来，大大提高了幼儿对早期阅读活动的兴趣。
（二）提供丰富且合适的早期阅读材料
第一，幼儿园应该将园内的物质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为早期阅读活动的开展提供丰富多样的阅读材料，加大对早期阅读方面的投入力度。第二，早期阅读材料的选择应该要符合幼儿的年龄发展特点，针对大、中、小班幼儿不同的年龄特点，为幼儿选取合适的早期阅读材料。第三，幼儿园早期阅读材料的选择应尽可能贴近幼儿的生活经验，这样教师在对幼儿进行指导时可以更加具有启发性的引导，并且将问题拓展深度，促进幼儿阅读思维的形成。
（三）提高教师指导幼儿早期阅读活动的能力
第一，幼儿园应该加强对教师早期阅读指导能力方面的培训，请一些优秀的专家学者在园内开展讲座，为教师们答疑解惑，并避免培训的形式化、流程化。第二，教师自己应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修养，在对幼儿的早期阅读进行指导时，能够倾听每一位幼儿遇到的问题并协助幼儿解决，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园内的培训。第三，教师应努力开展多种形式的早期阅读活动，包括阅读区教育活动、亲子阅读活动和集体阅读活动等等，教师在开展早期阅读活动时，应尽可能地将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整合到一起，这样可以更加提高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四）培养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态度
幼儿良好阅读习惯的形成对他们的一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一，教师应该重视对幼儿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第二，注重培养幼儿与同伴的阅读分享和交流，当孩子们因为争夺同一本书而产生矛盾时，怎样引导幼儿学会分享至关重要。第三，每个幼儿的身心发展都存在个体差异性，在幼儿早期阅读活动中，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应耐心细致地观察幼儿在早期阅读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对每一位幼儿给予适合恰当的指导。
（五）加强家园合作
第一，针对有些家长对于早期阅读教育观念的偏差，幼儿园可以请幼教专家学者们为家长开展早期阅读教育的讲座，提高家长的认识水平。第二，幼儿早期阅读水平的发展，离不开良好家庭氛围的熏陶，家长们在平时的家庭生活中要为幼儿树立良好阅读榜样和正确阅读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幼儿园设立早期阅读活动的家长开放日，在开放日的学习中，家长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了解自己孩子在早期阅读活动中的表现，发现孩子的优点和缺点，并能直接有效地与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谈话，这样既可以提高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也能够加强家长与园方的交流，实现共同促进幼儿早期阅读的发展与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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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明红. 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理论看早期阅读的教学策略[J]. 学前教育研究，2005（1）：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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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文静. 阅读与儿童发展[M].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164-165.
【关键词】早期阅读；对话式阅读；解读
一、早期阅读及早期阅读方式
对于早期阅读的定义本质，研究人员和学者们各持己见。通过整合，我们认为早期阅读是指以学前儿童为接受、理解主体，以成人为帮助主体，以低幼绘本为主要阅读对象的理解性学习活动。早期阅读方式是指幼儿在绘本理解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是较为复杂和多样的。现在比较流行的早期阅读方式有分享阅读、对话式阅读、多元阅读、创意阅读和游戏阅读。
二、对话式早期阅读
《渴望学习》中从交流方式的角度提出了对话式阅读。对话式阅读使用的最基本的阅读方法是 “对等式交流”。成人通过与学前儿童对等式的交流，帮助他们实现理解的三个层次，即表层表征、文本基础表征和情景模型。成人还通过提问和评价，帮助学前儿童从局部去理解整体，又从整体理解局部，实现解释学循环。通过整合我们将从解释学和阅读心理学的角度解读对话式阅读方式。
三、运用解释学解读对话式阅读
阅读的关键是理解。
第一，阅读是理解、解释、应用三者同时参与、协调一致的实践活动的过程。
第二，“前理解”是阅读活动成功即成功理解作品的前提。前理解对于理解的作用，是规定理解的视野、视界或视域。前理解越丰富，视界越宽阔，就越能理解。
第三，理解是一种解释学循环的过程。
对话式阅读使用的最基本的阅读方法是“对等式交流”。成人不断提示儿童说出书中的内容，并对儿童的回答给与评价，还可以增加一些信息或用更清晰的方式进行重新描述，来补充儿童的回答，继而再通过一些提问看看儿童是否从重新给出的描述中有所收获。为什么成人要给儿童以提示评价呢？我们可以从“前理解”“解释学循环”来解释。
学前儿童由于生活经验不足，原有的“前理解”相对缺乏，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文本。通过成人与儿童的对话交流，成人运用自己比较丰富的“前理解”借助于生动的语言描述、肢体动作帮助学前儿童阅读，是学前儿童理解绘本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成人还通过与儿童的提示评价，帮助儿童把握绘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局部理解整体，又通过整体来理解某个局部，实现了“解释学循环”。
四、运用阅读心理学解读对话式阅读
（一）风景模型看对话式阅读
西方Van den Broek等人从阅读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风景模型。该模型认为，文本阅读过程中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阅读理解过程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各种激活建立起文本信息之间以及文本信息跟先前信息之间的各种联结。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认为阅读过程中读者自动激活相关信息从而跟当前信息建立起联结，这种过程是消极的、非策略的；而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读者阅读过程中或明或暗总有着想主动去实现的某种目标或标准，称之为意义搜寻，这个过程是主动的、策略的。记忆基础加工为建构主义加工提供输入信息，而建构主义加工的结果决定记忆基础加工输入的信息是否足以进行阅读理解。
对话式阅读中，阅读的主体由于其认知能力不够，还不能成功地建立起各种联结，需要成人通过言语、动作等帮助幼儿激活相关的信息建立起联结。作为帮助者，成人还帮助学前儿童建立起主动的、策略的阅读过程，实现学前儿童对绘本的理解。
（二）双加工理论看对话式阅读
双加工理论认为，文本阅读过程是连贯性阅读与焦点阅读的双加工过程。如进入的文本信息是没有引发焦点或与焦点无关的信息，读者进行的就是连贯阅读加工活动，其主要任务是维持文本语义的局部连贯或整体连贯；如进入的文本信息是属于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信息，如目标信息等，就可能会自动引发阅读焦点（目标焦点），焦点一旦形成，就会使随后的阅读过程成为焦点加工的过程。焦点阅读主要使读者把握阅读文本的基本要旨，形成文本的局部或整体的逻辑连贯。
学前儿童提取信息的能力有限，很难独立提取出关键信息，完成对绘本的理解。对话式阅读中：第一步，成人要帮助儿童逐字逐句地认读图文，进行连贯阅读的加工方式，但始终维持这样的程序，难以帮助儿童理解绘本的整体意义。第二步，成人通过提问交流引导儿童抓住绘本中具有因果关系等的目标信息，引发目标焦点，进行焦点阅读的加工方式帮助儿童理解绘本的整体意义。
五、总结
在早期阅读领域，新研究层出不穷，但研究者们往往过分强调早期阅读的特殊性，而忽略了早期阅读与阅读之间的联系，没有从其他视域来解读和研究。本文从以上从解释学和阅读心理学的视域出发，解读了对话式早期阅读方式，归根到底是为了帮助儿童更好地理解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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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怀念邹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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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矻矻是本色求真唯实夏商周——怀念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
关键词：幼儿；早期阅读早期；阅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3.2
一、早期阅读的概念解读
（一）“语言学习”说
周兢定义的早期阅读是幼儿学习书面语言的语言行为。[1]他从一个方面肯定了早期阅读对书面语言学习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他忽略了口头语言作为一个独立体对开展早期阅读的过程中的发展，书面语言的发展要建立在口头语言发展的基础上。
（二）“视觉信息加工”说
张明红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早期教育，他认为：“早期阅读是大脑接受外界视觉符号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以理解符号代表的意义的过程。”[2]这里的符号多指图码，即图所代表的意义，他的观点开始涉及视觉艺术，开始涉及到图画所表达的内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早期阅读包括承认阅读，都是接受视觉符号，并理解的过程。他忽略了早期阅读作为正式阅读的准备必须是采取自主阅读和成人辅助阅读相结合的阅读方式。同时，他忽略了早期阅读最核心的问题：早期阅读不仅仅是图像的的翻阅，而是儿童与作品之间的交流。早期阅读的关键是幼儿和作品之间产生共鸣。
（三）“图文符号理解”说
刘炎认为：区别于成人阅读的直接通过视觉从文字中提取信息的过程，早期阅读是指低幼儿童凭借色彩、图像和成人的语言，以及文字来理解以图为主的低幼儿童读物的所有活动。首先要指出的是色彩和图像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图像其实包括了色彩和线条，幼儿不会将色彩和线条区别开来阅读。在幼儿眼中，色彩是形象，线条也是形象。
早期阅读不仅仅是大脑接受外界视觉符号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以理解符号代表意义的过程，还包括了与阅读有关的所有儿童自身学习的态度、情感、期望、行为和技能。早期阅读是一个儿童通过绘本及成人语音为介质的感知和学习的过程。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只要是早期阅读有关的任何行为，都可以算作阅读。阅读不仅仅是是觉得，听觉的，语言的，也是触觉的，现在又一些绘本，在书页上贴上与绘本中内容相近的实物体，如树皮、动物的皮毛，让幼儿更为直观的感知物体的特征，甚至是立体的。会看画面，能从中发现事物的变化，将之串联起来理解故事情节，懂图书，会用口语讲述画面内容，或听老师念图书文字等已经成为早期阅读最普遍的要求。
（四）“读书萌发”说
余珍有认为：早期阅读是一种读书萌发，是真实的生活情景中为了真实的生活的目的而自然发生的学习活动，是正式读写学习的准备。她认为幼儿的学习读写不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发生的，而是有一个在生活中持续萌发的渐进发展过程，而且其发展遵循着一定的阶段发展规律，而规律的实现由于不同的儿童实施时间和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3]这种定义肯定了阅读时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忽略了阅读的主体作用，而将其定义为一种为读写做准备辅助地位。
（五）“对话交流”说
有关于早期阅读的概念，有关学者一直在不停的讨论和完善的过程中。总结前人的观点，认为早期阅读的不能站在某一点上来定义。早期阅读最为重要的一点的是：幼儿要真正理解作品，要和作品之间有情感的共鸣和交流。伽达默尔说：理解是人存在的基本模式，是从文本中接受有意义的东西，并将它们“解释”，也就是说是绘本与儿童现有经验的融合，只有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以产生交流。
因此，我觉得可以把早期阅读定义为：早期阅读是建立在幼儿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的以幼儿与作品的情感的交流为前提上而进行的幼儿凭借图像和成人语言进行的一切与阅读有关的行为。
二、当前幼儿早期阅读活动中存在的误区
幼儿早期阅读不仅可以塑造幼儿的心灵，还会对幼儿的智力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幼儿成长过程中，他们学习口头语言的同时，从生活中接受书面语言的刺激，观察周围环境中的文字和各种符号，从而意识到“阅读”是他们与人沟通、理解世界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4]。幼儿早期阅读潜能的开发对于个人阅读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的幼教工作者往往忽视这些特点，在对早期阅读的认识和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误区。
（一）以识字代替阅读
许多幼儿园把阅读同识字等同，认为识字就是阅读，没有识字就没有阅读，幼儿的阅读活动始于识字，从而在实践中过多地追求识字量而忽略对幼儿阅读兴趣、阅读能力、阅读习惯培养的研究。这种倾向是由对阅读活动的错误认识所造成的，事实上，幼儿在没有认识汉字之前就有阅读行为。他们先是表现出对各种图书的兴趣，在翻弄图书的过程中自言自语，而后在成人的帮助下开始对文字敏感并产生兴趣，逐渐由原来阅图水平过渡到图文的同步阅读[5]。
（二）无教育指导的阅读活动
目前，幼儿园内都有一定的供幼儿自主阅读的图书，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教师也经常利用一些餐前饭后的休闲时间组织幼儿进行自主阅读。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幼儿园还设有专门的阅读区。但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幼儿的阅读活动中很少有教师对幼儿进行阅读能力培养的较为细致的指导，有的仅仅是提一些爱护图书等常规要求，导致书被看破了，但孩子们却说不出书中内容的现象普遍存在。
（三）忽略阅读环境的创设，孩子缺乏阅读氛围的熏陶
阅读环境在幼儿园目前较多地被认为是图书的提供或活动室、走廊中各种字词卡片的悬挂。为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图书，教师应为孩子创设什么样的阅读设施和阅读条件促使幼儿阅读能力得到逐步的提高，在幼儿园的教育实践中较多地被忽略。文雅有序、温馨人文的高质量的阅读环境在目前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中体现得较少。而许多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机构都非常重视儿童的早期阅读活动，认识到早期为儿童创设一个具有书香浸染的学习生活环境对于儿童学习做人、做事、认识客观事物及交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认字和阅读能力是社会成员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已经引起家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期盼尽早开始孩子方面的训练。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领域还存在这诸多的误区，导致事倍功半，也严重阻碍低幼儿童身心健康和认知能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兢；程晓樵.论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J].学前教育研究，1995。
[2]余珍有；早期读写“早”在哪里.幼儿教育[J].2008年第5期。
摘要：运用关键词检索方法，以physical education（英文“体育”）和education physique（法文“体育”）为关键词，对国外知名图书馆和出版商的英文和法文历史文献数据库及数字图书馆进行在线检索，提出新的认识并修正了国内已有观点。英文文献中出现physical education的时间应不晚于18世纪法国学者杜博斯所著《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问世之年即1748年，麦克拉仁和斯宾塞的著作都不是最早使用physical education的著作；education physique在法文文献中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杜博斯《诗画论》1733年法文原版问世之年即1733年，卢梭的《爱弥尔》和巴勒克泽尔的《论儿童的身体教育》都不是最早使用education physique的著作。
关 键 词：体育史；英文“physical education”；法文“education physique”；杜博斯；卢梭
中图分类号：g8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1-0020-04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英语physical education来源于法语education physique，是education physique的译词。但对于英语何时和在什么文献出现physical education以及法语何时和在什么文献出现education physique，长期以来国内的研究看法并不一致。WwW.133229.coM
关于physical education最早何时在英语中出现以及出现在什么文献之中，我国学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1863年由英国的麦克拉仁（archibald maclaren，1819？-1884年）首先采用，但未说明具体出处[1]。一种认为最早出现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的著作中，但未说明具体时间和出处[2]。
关于法语何时和在什么文献出现education physique，我国的已有研究都认为最早出现在1760年代，但对于具体时间和出处却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最早出现在1760年法国的报刊上，但未指出具体时间和出处[3]；有的认为出现在法国1760年有关儿童教育的著作中，但同样未指出具体时间和出处[4]；有的明确指出出现在1762年日内瓦人巴勒克泽尔（jacques ballexserd，1726-1774年）用法语发表的《论儿童的身体教育》[5]；还有的认为最早出现在卢梭1762年出版的名著《爱弥儿》[6]，但均未给出任何论据，也并未做出任何论证，从而表明这两部著作确实使用而且是在历史上首次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
本研究通过以physical education和education physique为关键词检索了“早期英文图书在线数据库”（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①“十八世纪作品在线数据库”（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②“《泰晤士报》数字档案（1785-1985）”（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1785-1985）、③“十八世纪期刊在线数据库”（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s portal）、④google books、⑤artfl project、⑥gallica数字图书馆⑦等英文和法文历史文献在线数据库，查找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和education physique的历史文献，发现了新的史料对这两个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并谈一谈对国内已有研究涉及的若干问题的认识。
1 physical education和education physique的最早出现时间
1.1 physical education的最早出现时间
在上述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收录的英文文献中，最早使用physical education这一术语的是法国学者杜博斯（jean-baptiste dubos，1670-1742年）的法文著作《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第5版英译本的第2卷，译名为《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and painting》，译者为托马斯·纽金特（thomas nugent，生卒年和生平不详），于1748年在伦敦出版[7]。
《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是一部比较艺术学著作，书名直译为《诗歌和绘画的批判性反思》，也被译为《诗画论》，第1版于1719年在巴黎出版，后多次修订、扩充、再版。
据文献检索，physical education在托马斯·纽金特的这一译本（以下称之为“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的第2卷共出现6次，分别在176、178、215、216、226、227页。其中第176页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原文为：
cannot some years prove more favorable than others to the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ildren，as there are some more favorable than others to the vegetation of trees and plants？（就像有些年份对于一些树木和植物的植被的生长更为有利一样，有些年份对儿童的physical education不是更为有利吗？）
虽然未能从上述数据库发现比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更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文献，但不能断定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就是最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文献，也不能断定1748年就是physical education最早出现时间。这是因为，任何数据库在理论上都不可能把历史上存在过的文献全部收录在内，所以只能说physical education在英文文献中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问世之年，也就是1748年。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发现比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更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文献。
1.2 education physique的最早出现时间
在检索结果中，最早使用education physique的法语文献是杜博斯的《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esi
e et sur la peinture》1733年法文原版第2卷[8]（以下称之为“杜博斯《诗画论》1733年原版”），分别出现在这部著作的第238、240、292、293、307、309页。这6例原文依次对应于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的6例physical education书证。例如，第238页的原文与前文给出的第5版英译本第176页的原文相对应，语意完全一致：
certaines années ne peuvent-elles pas être plus favorables à l'éducation physique des enfans que d'autres années，ainsi qu'il est des années plus favorables que d'autres années à la végetation des arbres et des plantes？
通过检索未能从上述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检索到比杜博斯《诗画论》1733年原版第2卷更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法文文献，但和不能确定1748年就是physical education的最早出现年代一样，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杜博斯《诗画论》1733年原版就是最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文献，也不能确定education physique最早出现在1733年，只能说education physique在法文文献中出现时间应不晚于1733年。
2 对国内已有研究涉及的4个问题的认识
2.1 卢梭的《爱弥儿》是否最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
根据对《爱弥儿》的法文原著电子版的检索，《爱弥儿》的法文原著全书并未使用education physique，因此不可能是历史上第一部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法文文献。
笔者不清楚为什么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爱弥儿》首先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或许是因为卢梭在体育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受到中译本的影响。的确，卢梭通过《爱弥儿》阐述的体育思想影响广泛而且深远，同时我国通行的《爱弥儿》中译本（译者为李平沤，以下称为“李平沤译本”）[9]的译文有3处出现了“体育”，但其对应的法文原文都不是education physique。
李平沤译本的第1处“体育”出现在第150页，译文是“所有那些研究过古人生活方式的人都认为，正因为他们有了体育锻炼，所以才有那样的体力和智力，使他们和现代的人有明显的区别”，对应的法语原文是“tous ceux qui ont réfléchi sur la manière de vivre des anciens attribuent aux exercices de la gymnastique cette vigueur de corps et d’?me qui les distingue le plus sensiblement des modernes”，⑧李平沤译文使用的“体育锻炼”对应的原文是“exercices de la gymnastique”，并不是education physique。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检索找到的《爱弥尔》的3种英译本——即barbara foxley译本、阿兰·布鲁姆译本以及grace g. roosevelt译本。⑨都是用“gymnastic exercises”而不是“physical education”翻译为“exercices de la gymnastique”。例如，布鲁姆的译文是“all those who have reflected on the way of life of the ancients attribute to gymnastic exercises that vigor of body and soul which distinguishes them most palpably from the moderns”[10]。
李平沤译本的第2处“体育”出现在第151页，译文是“为了使他有坚强的心，就需要使他有结实的肌肉；使他养成劳动的习惯，才能使他养成忍受痛苦的习惯；为了使他将来受得住关节脱落、腹痛和疾病的折磨，就必须使他历尽体育锻炼的种种艰苦”，对应的法语原文是卢梭从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年）的著作中引用的，即“en parlant de l’éducation d’un enfant，pour lui raidir l’?me，il faut，dit-il，lui durcir les muscles；en l’accoutumant au travail，on l’accoutume à la douleur；il le faut rompre à l’?preté des exercices，pour le dresser à l’?preté de la dislocation，de la colique et de tous les maux”，译文使用的“体育锻炼”对应的原文是“exercices”。上述3种英译本在该处都未用physical education对译“exercices”，而是使用了“gymnastic exercises”或“exercises”。
李平沤译本的第3处“体育”出现在第658页，译文是“活跃的生活、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对他来说是这样不可缺少的东西，以至于如果不许可他做这些活动的话，他是一定会感到很难过的”，对应的法语原文是“la vie active，le travail des bras，l’exercice，le mouvement，lui sont tellement devenus nécessaires，qu’il n’y pourrait renoncer sans souffrir”，译文使用的“体育”对应的原文是“exercice”。
上述3种英译本都未用physical education对译“exercice”，而是使用了“exercise”。
2.2 巴勒克泽尔的《论儿童的身体教育》是否最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
巴勒克泽尔[11]是18世纪著名医生，对儿科的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他的《论儿童的身体教育》是一部关于儿童和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著作，1762年在巴黎出版，原书名是《dissertation sur l'éducation physique des enfans，depuis leur naissance jusqu'à l'?ge de puberté》，直译为《论孩童自出生到青春期的身体教育》。
与卢梭的《爱弥尔》不同，《论儿童的身体教育》法
文原著的确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根据检索结果，除了题目之外，《论儿童的身体教育》法文原著还有4处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分别在第3、132和169页以及附在全书正文之前的作者给其老师antoine petit写的献词的第一句话中（该献词分为6页印刷，但都没有页码）。但由于杜博斯《诗画论》1733年原版的第2卷已经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而《论儿童的身体教育》的出版时间是1762年，因此并不是历史上首部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文献。
2.3 麦克拉仁的著作是否最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
麦克拉仁是19世纪英国著名体育家，在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学校体育、军事体育和体育理论方面都做出了历史贡献，physical education是其著作的常用词和关键词，但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第2卷已经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而且，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早期，physical education已经是流行的常用词了，麦克拉仁是19世纪的人物，他的著作是不可能首先采用physical education的。
2.4 斯宾塞的著作是否最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
前文已经介绍，我国有研究者提出斯宾塞的著作首先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但未说明具体时间和出处。根据有关研究的上下文推断，研究者应该是认为斯宾塞的教育学名著《论教育》（on education）收入的文章《体育》（physical education）首先采用了physical education。
斯宾塞的《论教育》是一部文集（最早于1860年在美国出版，1861年在英国出版），共收有斯宾塞1850年代为英国的3家杂志写的4篇与教育问题有关的评论性文章（即《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智育》、《德育》、《体育》）。《体育》最初发表在《不列颠季刊》（the british quarterly review）1859年4月号，是斯宾塞对《论幼儿的生理和道德管理》（a treatise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moral management of infancy，作者是andrew combe，1847年出版于爱丁堡）等6部著作的评论，原题名是physical training （并不是physical education）。
但是，和麦克拉仁一样，斯宾塞也是19世纪的人物，《论教育》出版的年代比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第2卷的出版时间晚了一个多世纪，斯宾塞的著作同样是不可能首先采用physical education的。
根据以上检索结果和分析，可就英文physical education和法文education physique的最早出现时间做出如下结论：
第一，physical education在英文文献中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问世之年，也就是不晚于1748年。
第二，education physique在法文文献中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杜博斯《诗画论》1733版原版问世之年，也就是不晚于1733年。
第三，卢梭的《爱弥尔》和巴勒克泽尔的《论儿童的身体教育》都不是最早使用education physique的著作。
第四，麦克拉仁和斯宾塞的著作都不是最早使用physical education的著作。
王怡霖、jacqueline foelster、肖光志为本文使用的法文资料的搜集和翻译提供了大力帮助，特致谢忱！
（《体育学刊》第2届网络发展论坛专题报告论文）
注释：
① http：//eebo.chadwyck.com/home。
② http：//mlr.com/digitalcollections/products/ecco/。
③ http：//gdc.gale.com/products/the-times-digital-archive-
1785-1985/。
④ http：//www.amedu.com/collections/eighteenth-century-
journals-portal.aspx。
⑤ http：//books.google.com/。
⑥ http：//artfl-project.uchicago.edu/。
⑦ http：//gallica.bnf.fr/。
⑧ 本文引用的《爱弥尔》法文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learning technologies）网站制作的网络版，访问网址为http：//www.ilt.columbia.edu/pedagogies/rousseau/contents2.html，访问时间为2012年4月19日。
⑨ barbara foxley（1860-1958）是英国学者，以将《爱弥尔》译为英文而著称于世——该英译本长期享誉英语世界。本文引用的barbara foxley的《爱弥尔》英译本是古登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官网（http：//www.gutenberg.org/wiki/main_page）的电子版本，网络地址为http：//www.gutenberg.org/cache/epub/
5427/pg5427.txtx，访问时间是2012年4月20日。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是20世纪美国著名学者，著有《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莎士比亚的政治》（shakespeare’s politics）等名著，译著包括《爱弥尔》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等。grace g. roosevelt（1941-）是美国当代学者，本文引用的roosevelt的《爱弥尔》英译本是网络版，网址是http：//www.ilt.columbia.edu/pedagogies/rousseau/index.html，
访问时间是2012年4月20日。
参考文献：
[1] 徐元民. 体育学导论[m]. 台北：品度股份有限公司，2003：82.
[2] 韩丹. 谈体育概念的源流及其对我们的体育认识和改革的启示[j]. 体育与科学，2010，31（4）：1-8.
[3] 吴正先，李跃生. 应取消“体育教育”一词[j]. 教育科学研究，1992（4）：8-9.
[4] 周西宽. “体育”概念古今谈[j]. 四川体育科学学报，1982（3）：9-17.
[5] 韩丹.
“体育”就是“身体教育”——谈“身体教育”术语和概念[j]. 体育与科学，2005，26（5）：8-12.
[6] 杨文轩，陈琦. 体育原理导论[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36.
[7] dubos，abbé （jean-baptist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and painting[m].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thomas nugent. from the fifth edition revised，corrected，and enlarged by the author. volume 2. london：1748.
[8] dubos，abbé （jean-baptiste）. 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m]. seconde partie. paris，p-j mariette，1733.
[9] 卢梭. 爱弥儿，论教育[m]. 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