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6 17:15:04
《中国教师》：与实验版的初中历史课标相比，2011年版课标在诸多方面作了新的厘定，对于课标的变化，广大教师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张汉林：历，过也。过，经过，超过。作为历史教师，最不拒绝变化的发生，因为我们懂得变化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但我们也不盲目欢呼变化的到来，因为我们懂得变化的曲折性与反复性。
按照国际惯例，每隔一定的年限，学科课程标准都要根据学术发展和教育实践进行修订。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比如日本的《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我国的历史课程标准），每十年修订一次。实验版课标颁布于2001年，距2011年版课标的出版，恰好十年。
十年来，广大历史教师在阅读课标、使用课标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实验版课标的理解，同时也发现了实验版课标存在种种不足。在这期间，教育部组织相关部门多次向广大教师征求对于课程标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对于2011年版课程标准的变化，广大教师是有心理预期的。
对于课程目标的变化，广大教师是基本认可的。2011年版课标不仅在横向上把课程目标分解成“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而且在纵向上明确规定了初中历史课程的总体目标、板块目标和具体学习内容的目标。板块目标和具体学习内容的目标是对课程目标的进一步细化。与实验版课程标准相比，课程目标的叙述更加明确、具体，尤其是过程与方法目标，可操作性强。课程目标明确、具体，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指导的功能。而且，课程目标具有层次性，便于学生循序渐进地达成。对于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说，侧重于技能的培养，主要是培养历史的时空观念，识读历史图表，正确地计算历史年代，阅读普及性的历史读物，了解传说、故事、演义与史实的区别；对于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来说，主要培养初步收集和阅读基本史料的能力和初步从多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以及初步调查研究的能力；对于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来说，主要培养绘制简单的历史示意图，能够对同类的历史事物进行初步的比较、概括和综合，能够初步运用材料对历史进行分析、论证等进行探究性学习的能力。这些变化，显然是在十年来广大教师辛勤摸索的基础上，听取了历史教育专家的意见而修正的。这体现了2011年版课标是在总结和巩固十年课改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新课改深入发展的基本思路。
2011年版课标以加强时序性为由，取消学习主题，则引起很大的争议。学习主题与时序性并不矛盾。学习主题是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学习内容的概括，学习主题之间、学习主题内部的史实基本上是按照时序先后进行排列的。在实验版课标中，时序性不够强的，似乎只有中国近代史部分的学习主题（一）与学习主题（二）。对于这点不足，可以完善，而不必因噎废食，取消学习主题。在历史课程中，学习主题体现的是历史学习的价值，是后人站在历史教育的角度，对于史实的选择与史识的概括。历史课程不同于历史学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更为强调的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而历史课程则是在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遴选出具有现代性、价值性的史实和史识，为学生完善人格提供素材。而学习主题的构建，显然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对于学生而言，不必掌握全部的历史，也不可能掌握全部的历史。在实验版课标使用的过程中，许多教师对于通过学习主题构建课程内容的方式表示认可，而学习主题也在事实上成为学生学习历史的一个有力的抓手。2011年版课标取消学习主题，许多教师表示不解，殊为遗憾。
《中国教师》：为保证2011年版课标课程理念的顺利实施，您所在地区做了哪些具体工作？效果如何？
张汉林：北京市相关教育部门对于2011年版课标的学习是非常重视的。2012年6月15日，北京市初中教师新课程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正式启动，课标解读作为教师一个重要的基本功列入其中。2012年6月22日，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邀请课标修订组核心成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面向全市初中历史骨干教师做2011年版历史课程标准的专题报告，使大家明确了课标修订的基本思路和课标的主要变化。
各区县教育部门随之展开行动，纷纷制订培训计划，为广大教师配备新课标，在2012年暑期或开学以后，即将对2011年版课标进行细化培训。由于培训还没有开始，效果如何无从谈起。作为一个培训者，我想简单谈谈我们开展课标培训的基本思路。本次课标修订是对十年课改的总结和反思，它不仅关涉初中历史教育，还关涉高中历史教育，体现了国家对于历史教育的整体考量。因此，我们所从事的区域培训要在总结十年课改的基础上，站在历史教育的角度，面向北京市西城区的全体中学历史教师进行。从培训的内容来看，要忠实于2011年版课标的原始文本，但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教育的实践中去解读文本，在解读文本的同时完成自我解读，提升教师历史教育的素养。
《中国教师》：您认为2011年版课标修订内容中有哪些内容需要广大初中教师重点学习和关注？
张汉林：2011年版课标颁布后，许多教师最为关注的是历史知识点的增删。历史知识点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选择这个知识点还是那个知识点，诚然有讨论的价值，但这显然并非问题的关键。如果不对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有着整体性理解，那么具体到某个知识点，其地位与功能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历史知识浩如烟海，仅从史学的角度去判断某个知识点的价值，将会囿于史学的囚笼，而丧失历史教育的蓝天。
编写省二卷是省委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编写工作中，我们猿忠月砜怂剂心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把握，猿忠灾泄仓醒搿豆赜诮ü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为依据。猿直缰のㄎ镏饕搴屠史唯物主义，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既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又注意吸收老同志和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对有争议和敏感的历史问题，采取认真慎重的态度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努力写成一部比较可读、可信、可取的地方党史著作。现在，我代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二卷写作组，汇报一下省二卷的写作情况。
一、省二卷的写作过程
省二卷从史料征集到正式出版，历经27年，可以分为4个阶段，即史料准备阶段、写作准备阶段、正式写作阶段、送审修改阶段。
(一)史料准备阶段(1984.4－2002.9)
1984年，为编写浙江解放35年来的历史，根据省委原第一书记江华提议，省委建立了“浙江省的三十五年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开始收集有关资料。1987年4月，经省委批准，将“浙江省的三十五年”编写工作及人员与省委党史研究室合并，建立二处，专门从事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国史研究。二处在完成其他党史、国史研究任务的同时，一直把写作省二卷作为主要工作目标，开展了扎实有效的史料准备工作。
在史料准备过程中，重点抓了纵横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与省档案馆联合选编《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选编》，在查阅大量省委文件的基础上，经批准，内部出版了1949年5月至1966年6月的《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选编》4本。二是组织编写了《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1949―1993)》，对社会主义时期浙江党史上的大事、要事进行了系统梳理。三是开展了党史专题征集研究。1993年7月，省委办公厅转发了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批党史、当代史专题征编规划，有重点地向有关单位和市县征编重要党史事件的专题资料。在专题征编的基础上，相继出版了一批专题书籍，如《浙江解放》、《浙江剿匪纪实》、《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浙江卷)》、《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浙江卷)》、《当代浙江振兴之路》丛书、《创业路》、《丹心谱》等。四是编写出版了《当代浙江简史(1949－1998)》，对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达成了共识。
文件选编、大事记和简史属于纵向研究，专题征编属于横向研究。通过这4方面的工作，一是理清了省委在领导全省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各项重要决策；二是勾画了当代浙江党史的轮廓，简要地记录了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三是对浙江历史上的重大党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四是征集积累了大量的史料。
这一阶段的准备工作，为省二卷的写作打下了允档氖妨匣础和研究基础。
(二)写作准备阶段(2002.9－2008.12)
2002年9月，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省第一次地方党史(第二卷)编写工作会议，各市县党史研究室均派人出席会议。会议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江苏省党史工委、福建省党史研究室的专家为大家讲授了二卷写作有关问题，部署了全省开展二卷写作的任务，下发了省二卷写作纲目和写作规范。这次会议标志着在全省正式启动二卷的写作。为了解决各地在二卷写作中的畏难思想，会后确定了杭州、宁波、温州、富阳、萧山、鄞州和苍南等7个市县为省级试点单位。
省委党史研究室在这个阶段中，始终猿帧傲绞肿ァ’，即一手抓省二卷的写作准备，一手抓试点单位的二卷写作。
在抓省二卷的写作准备中，首先抓了写作纲目的修改。经过征求专家学者和市县的意见，参照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福建、江苏等省二卷本的纲目设计，对写作纲目进行了四次修改后，于2006年12月召开的全省第五次地方党史(第二卷)编写座谈会上再次发给市县征求意见。根据市县提出的修改意见，又对写作纲目进行了修改，形成第五稿。其次，继续深挖史料，细化史料。2003年3月，省委办公厅转发了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二批党史、当代史专题规划，再次组织有关单位和市县征集、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专题。省本级也相继出版了《“”运动(浙江卷)》、《拨乱反正(浙江卷)》等专题书。第三是对重要党史人物开展研究，参与完成了一批党史人物纪念文集和人物传记。在继20世纪90年代参与完成《谭震林传》、《谭震林纪念文集》和编写《刘剑纪念文集》、《吴宪纪念文集》之后，又相继参与整理、编写、出版了《江华在浙文集》、《江华纪念文集》、《江华传》、《铁瑛文集》、《谭启龙回忆录》等。第四，进一步加强对写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综合素质。从2002年开始，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每年召开一次全省性的党史二卷编写座谈会。每次座谈会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研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至今已经召开了9次。同时，还组织从事二卷写作的同志积极参加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的各种培训班，以拓展视野，提高能力。
在抓试点单位二卷写作的过程中，既注重对试点单位的全方位指导，又注重锻炼自身队伍、丰富省二卷的史料。通过抓试点，省二卷写作组的同志在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为写好省二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在市县写作二卷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批与省二卷写作有关的史料，大大丰富了省二卷写作的史料基础。抓试点虽然花费了省二卷写作组的大量精力，但却推动了全省二卷的写作，培养了一支队伍，同时也促进了省二卷的写作，真正达到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目的。
(三)正式写作阶段(2009.1―2011.2)
从2009年开始，省二卷进入正式写作阶段。写作前，写作组再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规范要求；根据新掌握的史料，对写作纲目进行了微调；规定了初稿完成时间。各编的执笔同志，按照会议要求开始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写作组针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带有共性的写作问题，召开了多次谈稿会，相互交流，共同研讨，取得共识。到2010年初，基本完成了初稿写作，各编进入自行修改。从2010年6月到10月，各编先后修改完毕，进入第一轮统稿。全书正文80多万字。第一轮统稿于10月中旬完成。
根据第一轮统稿意见，各编又分头进行修改。12月中旬，进入第二轮统稿，至2011年1月中旬完成，形成送审稿。全书正文75万字。
此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正式出版，并对体例作了重大修改。为此，省二卷写作组多次开会商量，并多次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请示汇报，最后决定，按照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意见，对送审稿进行体例上的调整和修改，对有关编、章、节、目进行了合并、删除、压缩、重写等。春节前，省二卷本完成了第三轮统稿，并交印刷厂排印出送审稿清样，全书正文68万多字。
(四)送审修改阶段(2011.2－2011.5)
根据省二卷出版工作的总体安排，2011年2月下旬，书稿先后送省委批准成立的审稿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各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有关专家审查或征求意见。4月中旬，审稿委员会成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1个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专家相继反馈了审读意见。这些意见对书稿进行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根据这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写作组先后两次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地梳理汇总、分析研究。先按编章分头修改，然后进行统稿。在此基础上，写作组又于5月18日至22日，进行集中统改。在统稿中，写作组着重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价和提法、重要内容、部分体例、入书人物、写作文风、重要数据、学术规范以及分析和点评等10个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在省二卷正式出版前，写作组又向审稿委员会和有关专家专门汇报了书稿的修改情况，得到了认可。
经过5轮统稿，每轮间又数易其稿，最终成书。全书包括序言、正文(共4编、26章、88节、288个目)、注释、附录、插图、后记等，供86万多字。
二、省二卷写作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省二卷写作遵循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问题的一系列决定为准绳，猿质凳虑笫堑乃枷肼废撸猿直缰のㄎ镏饕搴屠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全面、系统、科学、准确地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文化建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艰难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认真总结执政经验，深刻揭示执政规律，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以确凿的史实和鲜明的观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优良传统教育人、启迪人、警示人，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为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省二卷猿值男醋髟则是：
1.猿值承栽则。猿侄缘掣涸穑对人民负责。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猿忠灾泄仓醒氲木龆ㄎ依据。对敏感问题和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猿趾俗际肥担分清是非，本着严肃、慎重的态度和“宜粗不宜细”的精神表述，注意把握分寸。既秉笔直书，敢讲真话；又不搞纯客观主义。猿钟欣于党的团结，维护党的形象，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2.猿执嬲媲笫档脑则。对书中采用的历史资料都经过精心选择、反复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做到史料准确无误，真实反映党的历史。
3.猿滞怀鲋飨叩脑则。紧紧围绕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主要反映省委带领全省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全貌。以党领导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和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为主要内容。
4.猿指挥刑厣的原则。主要反映省委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根据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内容。尽量站在时代高度，总结历史经验，着力反映具有本地特色的党史内容。
5.猿质本事纬的原则。省二卷的写作遵循一般的写史原则，以时间为主线叙述历史，适当兼顾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即“纵向推进，横向展开”，对省内同一历史时段不同地域发生的重要事件，一般要求同时交代，以较好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概貌。
【论文摘要】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后,历史课程体系变化很大,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提出了严峻挑战。地方高师院校只有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明确培养目标,加强世界史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特色课程,才能构建与基础教育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自2003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来,新一轮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在全国陆续展开。此次高中历史课程改革“根据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课程目标和基本要求,遵循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原则,构建了适合高中学生学习的历史课程体系”。以培养中学历史教师为主的地方高师院校应针对这一变化进行改革,构建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一、新课改后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
(一)模块加专题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结构特点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不再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而采用“模块”加“专题”的课程结构,建立起注重基础与综合、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并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新的历史课程体系。三个必修模块,分别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六个选修模块包括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等内容,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联系。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及相应的学习内容。每一“模块”由6~9个围绕一定主题、具有相近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学习专题组成,在内容上体现了历史的时序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等历史学科的特点。
(二)综合性和时代性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内容特征
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再像过去强制地把某一历史阶段的内容划为必修或选修,而是根据高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根据历史学科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确定新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仅继续重视政治史内容,而且加强了思想文化史、文明史、社会生活史、科技史和教育史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内容,如“人类起源之谜”这一内容,既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又离不开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包含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
同时,高中历史新课程增加了不少与时代和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内容。如在必修课程中增加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等与社会进步和学生经验相联系的课程内容。而六个选修模块课程的设置,旨在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三)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突出变化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地不断推进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成为时代的需要。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如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来高中历史课程没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缺陷,增加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梭伦改革”、“中世纪天主教的地位”、“玛雅文明的消失”等内容。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增加了“·阿里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内容。在高中历史必修模块总共25个专题中,世界史有11个专题,占44%;选修模块总共41个专题中,世界史有28个专题,占68.3%;在必修和选修总共66个专题中,世界史有39个专题,占总专题数的59%。在高中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二、现行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一)与中学历史课程体系不相适应
目前,我国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主要是按照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文件构建的,该文件规定师范历史专业的主要课程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社会生活史、版本目录学、训诂学、史源学、史学论文写作、历史教学论、自然科学基础等”。这种课程设置强调历史学科本位,一些如史源学、训诂学等极具专业性的课程,在地方高师院校只是培养方案里的摆设而已。近年来,因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对培养方案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其课程体系仍与中学历史课程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先行实施高中历史新课改的江苏省,有专家在对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师生以及新近参加工作的在职中学历史教师进行调查后发现,“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和师范生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基本上不太了解、不甚关心;中学历史新课程知识在高校的教学中仅仅涉及少数内容;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高校的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适应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需求”。江苏这样教育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由于观念、体制、师资等方面的因素,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并未随着中学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其所培养的学生自然无法迅速适应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中国史和世界史课程结构比例不合理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 大学历史学专业本国史和外国史的比例应均衡发展,且外国史的比例应适当增加。据北京大学高岱教授的调研统计,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事外国史的教学人员占2/3左右,而且在这些大学中,外国史还是所有非史学专业大学生必修的通选课;韩国、日本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从事外国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到2/3;俄罗斯主要大学历史系约有50%的教师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6]而我国世界史学科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3。尤其在地方高师院校,在一个30~40人左右的历史系,只设一个世界史教研室,只有3~5人从事世界史教学,基本上只能完成几门世界通史课的教学任务,无法开设必要的选修课程。可以说,多数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课程体系是不完整的。从前述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师范历史专业主要课程也可以看出世界史在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这既不能适应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不能适应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必须及时作出调整。
(三)历史专业教育课程不足
在我国,一般师范院校都较为重视普通教育理论和技能,而忽视专业教育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同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高师类院校教育类课程学时少,比例低,教育实践时间短。[7]目前,在高师历史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教育类的课程主要由“老三样”(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组成,且主要是公共教育理论课程,针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专业教育理论课程严重不足。
三、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新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师范院校“应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8]结合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和目前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需要构建新型的历史课程体系。首先要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这是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指挥棒。近年来,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在调整历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时,一味地向综合性大学靠拢,过分强调培养复合型、研究型人才,忽视了师范性特点,脱离了地方师范院校实际。而部属重点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早在本世纪初就对人才培养的目标等问题进行研究,确定了“有一定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深厚的历史科学知识和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的中学历史工作者”[9]的培养目标。一所部属重点师范大学的历史学专业都把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工作者”,作为地方性高师院校的历史教育专业更应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于服务基础教育,为中学培养具有深厚基础的综合素质高的合格的历史教师,其课程体系建设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其课程设置要结合中学历史教学实际,服务并引领地方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构建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开放多元的课程体系
首先,课程体系要有鲜明的历史学科特色。在构建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时,必须保证能使学生对人类历史发展大序、框架和规律有基础性认识。因此,可在保证基本教学课时的前提下,将作为专业主干课程的两门通史教学时间从三年压缩到两年。同时增加系列的专门史课程,即开设中外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以及宗教史、文明史、环境史、科技史、教育史等主要专门史课程,凸显历史学科的专业特色,系统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使学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较为全面系统的感受和认识。其次,课程体系要纳入其它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历史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0]因此,地方高师院校在构建历史专业课程体系时,有必要纳入人文地理学、考古和文博、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内容,遵循“厚基础、宽口径、一专多能”的原则,既注重专业学习的科学化,又考虑学生的个性与全面发展。一些本专业教师无法开设但对学生知识体系构建非常重要的课程,如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等,可通过学校平台,与其他院系协调,充分利用校内资源,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第三,课程体系必须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一是要增加部分与中学历史新课程模块教学内容相关的必修与选修课,如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评价、探索历史的奥秘等。二是要增加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地方史、地方历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等。第四,课程体系要突出历史专业教育理论与技能课程,强化历史教育专业的师范特色。除传统的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外,应增加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教材分析、历史教育学、历史课件制作、史学名着研读、史料分析、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加强历史微格教学、教育实习等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生技能训练和实践教学。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历史专业学生所必要的专业教育理论与教育技能。
(三)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与教学
2011年,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如何完善世界史学科体系成为一个迫切问题,作为地方性的高师院校,更是任务艰巨。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学科很难像综合性大学一样覆盖世界史的七个二级学科,但可以逐步朝这一方向努力。高中世界史的比例已接近60%,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已走在了地方高师院校的前面,作为为中学培养师资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至少应努力适应这一变革,在课程体系上作出调整。具体而言,首先必须保证世界通史系列课程结构,逐步确立和完善外国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几门主要的专门史课程,以及与高中新课改直接相关的专题史,如世界改革史、世界文化遗产等课程,其次是建立一些拓展学生视野、适应时展的世界史专题,如世界科技史、世界现代化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国际关系史、恐怖主义研究等课程。此外,可开设周边国家史、亚洲史等课程,侧重研究与中国有关的经济、文化、边疆政策等内容。因此,无论是世界史一级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是高中历史课程改 革的需要,地方高师院校都应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
总之,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的对接是一个急迫的问题,需要尽快加以解决。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课程体系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只有教学内容等同步改革,才能真正构建起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
注释:
朱汉国.浅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新变化[J].历史教学,2003(1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03.
朱煜.新课程背景下历史教师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课程·教材·教法,2005(11):86.
[6]徐轶杰,朱涓.世界历史专业建设研讨会综述[J].世界历史,2008(4):155-156.
[7]王泽龙,曹慧英.中外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比较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7,158.
[8]钟启泉等主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3-0003-07
为了解《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成绩和问题，对即将启动的课程标准修订提出建议，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对《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进行了调研。本次调研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地理区域（含民族地区）、进入新课改的时间等因素，在全国选取黑龙江、宁夏、安徽、河南、江苏、广东、云南、北京等8个省市，每个省市按经济、教育发展水平选取3个地区（市），每个地区按教育发展的不同水平抽取至少3个学校，共访谈了88所中学的190名教师，47名教研员，116名中学校长和教务主任。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单位选取了18位专家（课标制订专家、历史学科专家、教科书编写专家、会考高考命题专家）做了深度访谈。在访谈的同时，对学生、教师、教研员总计发放问卷5333份，各群体问卷回收率均在98%以上。调研的同时，系统梳理了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对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意见和建议。本报告的结论以教师和教研员访谈资料为主，以公开发表的论文、其他访谈和问卷数据为辅。
一、对《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总体认识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确立了新的课程体系，构建了新的内容标准，提出了新的评价要求，反映了新的课程理念”。自实施以来，其倡导的理念被广大教师认同，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教学方式也有了改进，课程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历史课程性质上处理好了历史课程与其他课程及历史学科的区别，明确了高中历史课程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一门基础课程。
第二，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提出和规定了高中历史教育的基本目标。强调了新的高中历史课程目标要从单纯注重知识传授转变为体现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三维目标”超越了《历史教学大纲》时期提出的“双基目标”“知识教育”“能力教育”“思想教育”，初步建立了综合的目标体系。
第三，采用模块加专题的课程结构，主题突出，有利于加深学生对同一类问题的认识，加强与现实的联系，拓宽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比较、概括能力。
第四，课程实施取得一定成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经过几年的实施，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学方式也有一定程度的转变。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倡导的新理念受到广大教师的拥护，课程目标、内容结构等方面的创新也得到一些教师的理解和认同。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面临很多困难。正如一线中学历史教师所说：
对于理念我们是相当拥护的，我们就是该这么改，但是在操作中感到很无奈。（M8-2）
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影响《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实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客观条件方面的问题，也有课程标准本身的问题。本报告根据调研，对《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本身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梳理，供修订时参考。
（一）课程定位、目标与价值取向
1.课程性质、理念表述笼统，语意重复。
有专家认为由于对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课程设计的理论基础研究不够深入，课程性质表述模糊，课程功能定位不准确。有中学教师要求：
我们希望历史素养有哪些内容，能够在下面做一些解释，这样我们对内容的了解更加深入一些。（M7-2）
通过对前言部分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课程性质”“课程的基本理念”“课程设计思路”的表述，部分内容语意重复。
课程性质：
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
课程的基本理念：
通过历史学习，使学生增强历史意识，汲取历史智慧，开阔视野，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
课程设计思路：
通过历史必修课，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培养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弘扬民族精神，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上述三段内容的语意都是在陈述历史教育的功能和目的。“课程性质”“课程的基本理念”“课程设计思路”三部分各自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这些问题在研制历史课程标准时应该研究清楚。如果对课程编制的相关理论和概念没有做充分的研究，课程标准中的一些提法就会混淆不清，表述时语意容易重复。
2.内容标准与总目标不一致，无法支撑总目标。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课程目标中提出，要让学生“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但是，内容标准无法支撑这一目标的实现。有中学教师提出：
理解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无论是课标还是教材都很少体现，只有中国和西方文明，而没有印度文明，埃及文明，东南亚文明，学生对这些文明历史都不了解。只讲汉族，很少涉及少数民族……多民族的多元一体都体现不出来。……现在学生就以为中国历史就是汉族历史，西方历史就是欧洲历史或是美国历史。（M4-2）
专家认为历史教育对培养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有重要作用，应该加强对价值取向方面的引导和表述。价值取向的引导必须以历史课程内容为基础，没有相关内容作支撑，价值观教育就成了空话。这一点中学历史教师也有反映：
理论上，学完课标所有内容能实现历史教育的目标。但实际是只能达到知识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课标中没有多少体现。（M4-2）
课程目标中要求，“深入地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所了解，初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目前这种内容标准的知识结构，很难让学生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中学教师们反映：
按模块教的时候，没有阶段特征的呈现，所以学生无法理解。（M6-2）
我们现在高中的学生学到的是割裂的知识，没有因果关系。（M2-1）
学完必修三之后学生普遍反映，尤其是理科班的学生觉得简直是一团乱麻。（M3-1）
3.课程目标表述笼统，操作性差。
有许多教师认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对“三维目标”的表述笼统，操作性差，缺乏必需的层次性：
课标目标不是一个总目标笼统的一说就完了，应该有分阶段分年级的相关方面的要求。既有知识方面的要求，也有学生认知水平这方面的要求，这样我们课标的针对性会更强一些。（M6-2）
4.内容标准中的行为动词没有清晰的界定，教师不好把握。
有教师认为，内容标准所用行为动词没有具体、清晰的界定，教师不好理解和操作：
这个内容标准说的特别笼统，比如说必修一第一课，要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内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了解到什么程度，什么叫达到要求了？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问题。（M6-2）
访谈中，也有专家认为：“课程目标比较抽象，没有可操作性。”
5.高中阶段的素质教育与高考的选拔性考试有矛盾。
在调研中，很多中学教师反映考纲与课标要求不一致，这两者存在一些矛盾：
课程标准跟高考的考纲是严重脱节的，根本不是一个层次。……如果我们以课标为标准，学生怎么应对高考？（M5-2）
为了高考，教师教学通常以考纲为依据，而不是以课程标准为依据：
实际上课程标准对一线老师意义不大。我们研究最多的是考试说明。（M3-3）
（二）课程内容及结构
1.目前的这种模块加专题内容结构存在缺陷，给教学带来困难。
调研中教师反映，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最大的问题是模块加专题的内容结构，具体表现在：
第一，时序不清，逻辑性不强。
知识体系客观地说比较乱。……除了时序性以外，它的逻辑性也不是很强。把历史的前后时间颠倒了，漏掉了一些重大的事件。（M5-1）
如果我只是按这个课标去讲，学生连朝代都说不出来。不知道宋朝在前还是唐朝在前。（M2-1）
第二，把政治、经济、思想割裂开来，不符合学生认知规律，也不符合历史学科特点。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分开来讲，根本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历史，我们知道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本来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现在非要大卸八块，你叫学生怎么形成一个科学的完整的认识。（M3-1）
访谈中，有专家表示：目前这种“模块式的内容编排是错误的，它违背了历史学本身的基本特点。首先，模块把时间的维度给切开了，你这就错了，所有的历史书都是按照时间的维度来写的，你不可能先写完现代再写古代，一会儿又跳到近代。第二，它把政治、经济、文化分开，这本身也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在历史上看，他们虽然有一点相对的独立性，那是分析的独立性……比如说一个改革，这里有政治背景，有经济内容，可能还有文化内容，然而你怎么就给分开成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分成三册书来写，所以他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导致了整个课标的混乱”。
2.必修模块的内容选择存在偏颇，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模块的教育价值。
有专家认为，必修模块中改革与战争史主题的空缺，特别是遗漏对20世纪历史影响最大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主题，使政治史模块的内容显得异常狭窄，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模块的教育价值。中学教师也有类似的反映：
学生跟我们反映怎么一战到二战之间的历史是空白的，整个世界格局的]变是一系列的东西，还是应该放到必修里面去。（M8-1）
还有专家认为，地区史知识不平衡。必修课的选材几乎只介绍中国和欧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变化等内容，则极少涉及。有专家认为，这个课标最大的缺陷就是欧洲中心论。有中学教师说：
分为三个模块，主要考察的就是几个国家，哪个国家强大就学哪个国家。（M4-2）
另外，有专家认为中国史和外国史比例不合适，且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整合。高中模块结构中的中外合编专题体例，各模块中基本上是中国、外国专题各占一半，它们之间基本上没有时序的纵向联系及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和可比性。与任何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标准》的本国史内容所占比例都是最低的。本国史与外国史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比例是7∶3。有教研员认为：
咱们古代史有关民族关系的全部都没有涉及，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毕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M7-1）
有专家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就只写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把中国自古以来的辉煌发展很难包容进去……为什么不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也写进去，中国之所以到现在没有分裂与自古以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有密切关系的，外国哪一个都不可能，这一点没反映出来。”
3.选修模块的设置过于理想化，与学生的兴趣存在差异，也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
课程标准提供的六个选修模块不一定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选修的东西多，也未必能体现课程的选择性。有教研员认为：
一方面好像设置的是多了，但这种多，本质来讲是没有作用。或者说与中学教学，与老师的发展状况，与学生的学习兴趣不符，实际上学生并不是很感兴趣。（M2-1）
目前，我国普通高中的主要任务还是为高校选拔人才做准备。考什么就教什么，这是普通高中教学的现实。另外，高中课程门类太多，必修课课时已经很紧张，很难再有时间开选修课。
4.内容标准宽泛，不好把握，造成课时不够。
课程标准是按照模块、专题、学习主题（以内容标准的形式呈现）三个层次设置课程内容。学习主题是课程内容的基本单元。必修课程的3个模块中，历史（1）32个学习主题，历史（2）28个学习主题，历史（3）30个学习主题。课程标准规定每个模块36学时。除去节假日、考试等，中学实际能上课的时间可能只有32学时左右。目前的主题设置，和实际课时总量大致相当，每个学习主题平均一课时。调研中很多教研员和中学教师都反映，新课程的容量大，课时不够。追问原因，很多人归结为内容标准要求宽泛，不好把握。教科书编写者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史实，有可能容量偏大。例如，有些教师说：
列举侵华史实，这60年，你到底要我列举什么？每个版本的史实用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太粗了。（M1-2）
有教研员分析说：
因为课标要求比较虚、比较抽象，所以老师总是会把旧课标带到新课程中，老师的求全心，造成课程容量大。比如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史实，认识农民起义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和局限性。老师在备课过程中就想什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讲到什么份上算讲清楚。（M1-1）
5.有些内容繁难偏，专业性太强，学生不易理解。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要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但是，据教师们反映，高中历史课程依然存在繁难偏的内容。例如，有教师认为：
思想部分太学术化和专业化，理解起来吃力。历史对各科都涉及，但对某一块知识的研究还不够，没法深入浅出地讲明白。有些知识太专业了，比方物理学，音乐、美术、书法、戏剧，不需要让学生理解里面的内容。（M4-3）
专家也表示：“制度史太多，很难讲生动。”“文化史部分太深了，大学都没有这么深的专题，我们的高中生用得着学得这么深吗，太偏太深。”
6.初高中历史不能有效衔接
很多教师认为高中历史课程内容的设置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初中历史学习的基础：
初中历史……学生没有基础，高中来了一个专题加模块……但是这种衔接不好，学生三年都很难适应，很难对历史有一个宏观理解。（M7-1）
三、修订《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建议
（一）总体建议
1.尊重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课程改革的经验，在继承中创新。
本世纪初的课程改革，抛开积累了四十多年经验的《历史教学大纲》，另起炉灶，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编制出《历史课程标准》并仓促实施，给高中历史教学带来很多困难。有课标组成员认为：“把原来的课标全部否定了，这本身就是个错误。根本没有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为了创新而创新。”实践证明，没有继承，创新很难成功。这次修订课程标准，应该吸取教训。《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好的经验应该继承，存在的问题要研究清楚再改。
2.加强历史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保证课标的可操作性。
课程目标、内容标准究竟怎样表述才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需要从课程理论和教学实践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课程内容怎样设置才符合学生的认知能力也需要专门的研究。对中学历史课程而言，人们常常忽略了其学科特点与中学生的关系，对历史的理解与个人的阅历和经验是密切相联的。应该深入高中学生群体中做广泛而深入的调研，以确定哪些基础的、通俗的、重要的历史内容可以作为“历史学习知识”，并在中长期的教学实验中证实这些知识是适合中学生认知的“历史学习知识”。这些工作需要各类专家与中学教师共同研究，才能完成。有课标组成员说：“我们当时有一个缺失，我们缺少全民参与，应该让大家来参与。给别人提供了机会，就给课标编订者自己提供了机会。”调研时，一些中学教师要求课标专家亲自来讲几节中学历史课，给教师们示范一下“课程标准”怎样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落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课程标准研制的专业性和实践性，需要多方合作才能做好。
3.成立独立的课程评价组，对课程标准文本和实施情况及时进行评价。
有专家指出，课程评价不仅包括学生学业评价，还应该包括课程本身的评价。关于课程本身评价在课程评价体系中的缺失，是历史新课程设计的缺憾。课程标准颁布以后，主要是在推广课标，对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不但没有及时解决，反而继续扩大实施范围。有教师反映，高考考试说明每年都修订，而课程标准自颁布以来，从没有修订过。如果有个独立的课程评价组，可能会有助于课程标准的及时修订，保证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
4.新版布的课程标准应选几个实验区实施一轮，调整完善后再向全国推广。
本次课程改革，几乎全国各省市都成为实验区，“实验”失去了其意义。据一些地区的教师反映，2004年《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该地区实施之初，有专家来培训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过问。教师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没人来解决。直到这次调研，他们才终于有机会反映情况。建议今后课程改革要坚持先实验后推广的原则，选几个有代表性的省市实验一轮，把实验中发现的问题解决好再推广，以确保基础教育的质量。
（二）具体建议
1.明确课程标准前言中一些重要概念的内涵，突出主题。
例如，“课程性质”“课程的基本理念”“课程设计思路”三部分，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各自要表达哪些核心思想？可以先把三部分语意重复、类似培养目标的内容合并到课程目标中去，然后理清每一部分的分工，每部分用几个关键词概括核心思想，避免互相重复。对于“课程性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做出准确清晰的界定，如“历史意识”“人文素养”等，以便教师理解和运用。
2.对课程目标的三个维度作出准确清晰的定义，区分出不同层次的要求。
课程目标中，能力要求可以借鉴考试说明、历年《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美国课程标准的能力分类和层次重新设计。“过程”可以删除，如果保留，需要对“过程”做准确清晰的界定。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可以精简，突出历史学科本身能够实现的目标。
3.内容标准需要在认真研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设计。
内容标准实际上是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结合的产物，是针对具体历史内容的目标。目前我国历史课程的内容标准外形与美国国家历史课程内容标准相似，但是缺少分层次的具体要求。可以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内容标准，弄清楚其内容标准是怎样将课程内容和能力目标有机结合并区分出不同层次。对于我国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内容标准，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继续沿用“内容标准”这个概念，但是对其呈现方式要借鉴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重新设计。这种处理办法工作量大，一两年时间可能完成不了。另一种是把“内容标准”改为“课程内容”或“学习范围”，只列出知识点，不要用行为动词。再设计一个与“课程内容”并列的“学习成就目标”，按照不同年级分出层次，由教师自己在设计教学目标时将两者结合起来。在课程标准中，可以在每个模块选一个典型内容，做一个课程内容与学习成就目标相结合的示例——内容标准示例，供教师参考。这种办法工作量相对较小，容易操作。
4.内容标准中的行为动词需规范，对每个行为动词作清晰的定义，区分出不同的能力水平。
目前历史课程标准中的行为动词如了解、知道、欣赏、说明、认识、比较、列举等，含义不明确，老师似懂非懂，把握不好度。
“领会”“理解”这些行为动词要达到什么程度，一方面是我们的老师没有好好研究，另一方面也是课标本身的问题。所以说课标修改的时候，教学的行为动词可不可以用老师们普遍认可的行为动词。……每一层要达到什么样的知识、能力、价值观，对我们老师来说，方向性要更明确些。（M8-1教研员）
建议将相近的行为动词合并，对不同层次的行为动词清晰地界定，或分层举出例子加以说明。
5.内容结构需要重新设计，在保留模块、专题的前提下，按照时间顺序分阶段组织内容。模块和专题都应该是综合的，不要分割为政治、经济、文化。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采取“贯通古今，中外混合”的原则，用“模块”加“专题”的形式，构建了多样化、多层次的课程体系。中外史合编有利于学生开阔[界，深刻地理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也有利于加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联系和比较。专题史避免了与通史教材的雷同，它可以灵活地选择历史内容，并有较大的包容性。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把政治、经济、文化割裂开来，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也有诸多问题，导致模块加专题的结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建议保留模块加专题的大思路，模块和专题的内容重新设计。必修课程中外历史分开编排，每个模块按照时间顺序分阶段组织综合性专题。选修的模块及内容适当精简。
6.课程内容中的学习主题，大小要保持均衡，与中学实际的课时数相匹配。
很多教师反映新课程容量大，课时不够。这一方面与课程的专题结构有关，另一方面与学习主题的设置有关。目前的学习主题大小不一，容量不均，不好与课时匹配。必修模块学习主题大小举例如下（见下表）：
有课标组成员认为：“有些专题，就是专题的通史，不是真正意义的专题……像必修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这其实是个通史，不应该那么选点，内容太多。”
建议历史学科专家、历史教学论专家、中学历史教师共同研究学习主题定多大比较合适，以便与中学历史课的实际课时数相匹配。
7.减少繁难偏的内容，增加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
调研中很多教师反映科技、思想文化、艺术等内容专业性太强，内容庞杂；西方政治制度等难度较大，学生不易理解，建议精简。有教师建议中国史增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对外关系，世界史增加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这些建议大部分是合理的，建议修订时予以考虑。民族史需慎重处理。有专家认为：“民族史是应该加的，但是加哪些内容，应该怎样来表述，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可以多一些讨论。这个首先是不与国家的方针政策相违背，另外也和历史的真实不相违背，这个应该是基本的原则。至于怎么加，可以大家坐在一起磋商。”
【作者简介】郑林，男，196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教育部《普通高中学科课程标准实施现状调研》北京师范大学文科综合组负责人之一，历史组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侯桂红，女，1972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吴波，男，1968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教研员，主要研究中学历史教学。
【关键词】城镇化；历史建筑；保护；修缮
历史建筑是我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这一份丰厚的物质、精神和文化财产时我们的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不可再生的。如何守好我们的历史遗产，尤其是城镇历史建筑，如何在城镇化的滚滚洪流中保存和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于去年参加了本区由多个部门组成的乡镇文物普查，现场调研了全区各个乡镇、街道办的历史文化建筑，为进一步城市规划的编制进行摸底。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种种历史条件和经济状况的限制，相当多的城镇历史建筑损坏严重，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却无法进行正确的修缮，还有不少历史建筑成为危塔、危房，有些部位甚至出现倒塌，损毁严重，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在很多基层管理部门中却未得到必要的重视和了解。
历史建筑损毁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总结起来一般分为人为的破坏和大自然的破坏两种。我们谈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基本上是针对破坏原因而言的。人为的破坏包含了拆毁、改造、失火、环境污染等，主要方式是通过教育、法律等手段来加以制止。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为的破坏已经渐渐减少，现在更要重视的大自然的破坏。大自然的破坏则包含了风雨、阳光、雷电、地震、虫蚁、细菌等，这个我国不仅通过保养、维修、修复等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还制定了国家的文物保护法令及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保证历史建筑修缮的顺利实施。
对历史建筑进行保养和修缮，一般分为勘察、设计、估算、审批、施工五个阶段。
1.损毁情况的勘察
勘查工作通常分为法式勘察和损毁情况的勘察。法式勘察在修缮前，一般由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书面报告，修缮前应进行研究并在现场进行校对，以明确维修中应特别注意的该建筑物的法式特征。损毁情况的勘察，一定要由负责维修的人员来进行。对于历史建筑的修缮来讲，它相当于医生对病人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一样，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非正常的，从而得出结论，对勘察记录中出现的不正常部分也就是损毁部分，进行分析研究，确定修缮的技术措施。为了更如实地做好勘察工作，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1）首先对建筑物的主要结构进行勘察，如各个梁、枋、柱等是否出现歪闪、劈裂、槽朽、折断等现象，同时详细记录现状，如某方向歪闪多少厘米，槽朽、劈裂要注明损毁处的准确位置、深度和范围，有时还需另画详图表示现状或拍摄照片，以确定维修的施工技术。另外可以用表格来整理数量多、尺寸小的一些构件，如斗拱、瓦件等情况。
2）对现状损毁情况进行勘察时，应该提出初步修缮的的意见，并记录在案。其优点是勘察时面对损毁情况时印象最深，可以反复观看现场细节，缺点是可能方案不够严谨和全面，不过这仅仅是初步意见，在制定全面的修缮方案时，还会根据所有资料进行校对研究。
3）充分运用拍照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来对损毁现状进行记录。画面要稳定，图像要清晰，必须要有针对性，能说明问题。一方面照相和录像的作用比图纸、文字说明更通俗易懂，另一方面，也为今后进行成果展览、宣传新旧对比留下素材。
2.技术设计
历史建筑的保养和修缮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它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如何让它永久的保留下去，在维修时既要正确的掌握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精神和法规，分析其损毁的原因，解决修缮中的所有技术问题，同时注意节约，避免铺张浪费，所以没有全局的考虑是不可行的，也就是必须重视设计工作，从而有效推动历史建筑的修缮工作有计划，有轻重的进行。
1）确定设计方案。面对一座历史建筑修缮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根据现状确定损毁程度，哪些部分要大修，哪些部分可以使用新材料，哪些部分可以缓修，是否采取临时加固措施，这些都要仔细考量。比如有时候遇到资金不足的时候，历史建筑无法立即进行维修，往往采用临时加固的措施。历史建筑的修缮是一门科学工作，只有掌握相应的专业技术才能做好，这包括了设计的技术和施工的技术。根据损毁情况要采取哪种技术工序？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能否达到？一些特殊的技术是否过关？这些情况在设计阶段都必须考虑完善。
2）编制设计说明书，建筑图纸、工程预算书。设计说明书的为了说明修缮意图、施工方法，一般包含修缮目的及建筑物的法式特征，说明损毁现状，修缮范围和主要构件的数量，具体维修技术措施的实施方法，工序流程、所用材料的规格等等，有时还包括结构计算书。建筑图纸包含历史建筑损毁的实测图和修缮设计图，个别加固措施要另绘大样图。工程预算书可以通过定额或清单来求得工程的人工、材料和经费数量，为合理使用经费，改善施工管理，降低成本打下基础。
3.编制工程预算
当准备好建筑图纸和工程预算书我们就可以编制工程预算。首先对建筑图纸和工程预算书进行分析，列出工程包含的所有预算项目，然后计算工程数量，量出建筑物物各个部分的尺寸，在“工程数量计算单”内把所有工程数量列明，例如瓦顶的平方数，砖墙的拆砌数量等等，都应在清单中得到体现。最后查找本地区的工程定额，计算出各个单项需要的工料数目、价格，得出“单价分析表”，综合全部数据我们生成“工程预算总表”。通常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要加上管理费，从而得出预算总额。工料等额一般是根据本地区统一公布的，由于历史建筑和一般的基建工程不同，很难套入统一性的工料定额，只能结合施工单位经验进行估算。
工程预算根据编制单位的不同一般分为设计预算和施工预算，设计预算是技术设计的文件之一，由设计单位编制，通常和修缮经费的划拨有关，一般不能超出。施工预算则由施工单位编制，数目不应该超出设计预算，按时按量的完成计划。
4.施工审查
进行施工工作，必须事先报建设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未经建设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行为均定性为违法建设。根据各项历史建筑维修工作性质差异，提交的设计图纸文件也略有不同。保养工程、抢救工程、修缮工程、复原工程一般都要提交工程做法说明书、设计图纸、工程预算书，修缮工程必须提交现状实测图，抢救工程要提交损毁情况的照片，特别是迁建工程，要补充迁建的理由说明书和新地点的环境设计图。根据建设主管部门的工作流程，一般15个工作日就会获得批准文件。
5.建筑施工
和一般的基建工程施工一样，制定合适的计划，采用可行的技术方案，选择施工水平良好的工程人员，才能保证历史建筑施工效果得以实现。但近代历史以来，在修缮过程中破坏掉历史建筑原貌的例子也有不少。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施工人员没有注意到历史建筑其固有的特点，工作中稍不注意就会造成无以挽回的历史、文化损失。 如何避免“建设性的破坏”呢？细致全面的设计方案、合理的施工进度计划，完善的现场管理制度，有序的工程材料购置均缺一不可。
一座历史建筑的价值，尤其是他的历史、文化价值，离不开它原有的制作手法、法式特征、结构特点等，这就要求我们的施工人员在前期工作中不仅熟悉设计图纸，还要了解该历史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结构特征，比如施工中涉及的构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特征，在更换构件时就要保持慎重，能修补加固的就尽量不要更换构件。施工过程中，尤其是历史建筑的隐蔽结构部分的施工，要注意做好图片、录像的记录，像墙内部结构、基础情况、木构件的搭交，都是我们平常欣赏历史建筑看不到的部分，只有在修理工程中才纤毫毕现，毕竟这也是对历史建筑深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6.工程验收
工程建设完成后，一般由建设主管部门对其进行工程验收。对于基础、瓦顶的灰背、墙内的柱子等难以查看的部分，应在分部工程完成后及时查验，以便对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地方立即更改。不仅对历史建筑的主体部分要进行验收，工程棚架的拆除、绿化道路的建设、防雷设备和消防设备是否安装都是验收工作中一部分。工程验收合格才能移交业主使用。
历史建筑是重要的文物之一，保护历史建筑的目的，主要是保存历史劳动人民在建筑、工程、艺术、文化上的成就，以作今天的借鉴、未来的启迪。修缮是保护历史建筑的重要措施之一。由于历史建筑的价值在于历史的原貌，为了不让历史建筑在维修过程中被破坏，我们必须在修缮过程中坚持“保存现状或恢复原状”的原则，这一原则是总结了我国文物保护多年的实践工作经验，并参考国外经验得出的。我们需要保持的现状是指有价值的部分，哪些与旧建筑布局、结构特征没有干连，如近年添加的房屋、棚舍之类的多余部分，尚应逐步清理拆除。保留的是原先的建筑形态、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当然我们不排除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运用，只要他们能更好的服务和体现出原有历史建筑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价值。
谈到城镇历史建筑的保护，无可否认，由于思想认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的局限，城乡地区历史建筑的保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乡镇的维修资金有限，村委会一般没有额外的经济来源，遇到历史建筑受到损毁时，大多只是封闭现场，消极保护，管理方式非常落后；另一方面乡镇政府往往不太重视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常常牺牲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来为实业工厂让路，各种污染型企业中的化学物质、粉尘也往往对历史建筑雪上加霜。另外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使当地群众经济环境改善了开始对村中的庙宇祠堂进行修缮了，由于文物保护意识的缺失，对建筑物所谓的“修缮”反而极大的破坏了其原有了历史文化价值。
要更好地保护历史建筑，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对本地区的历史建筑和古村落进行一次全面摸底、评估分类，对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历史建筑分门别类，同时纳入该地区的总体规划。其次理清有关历史建筑的物权情况，该收归国有的收归国有，使文物保护有更切实的保障。遇到那些破坏严重的有历史价值建筑更应优先保护，严格制止在城镇化建设中拆除历史建筑的错误行为，从行政上达成共识，农村服从乡镇，乡镇服从市级，规划先行，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组织专家对历史建筑的旅游资源进行区域化布局和差异化规划设计，使历史建筑的保护由上及下，发挥出其独特的旅游价值，增加旅游收入，为更一步的保护更多历史建筑积累资金，提供经济基础，形成保护、整治、开发的良好循环。如我市新会区双水镇的清代历史建筑张将军家庙，由于镇政府、区府的重视，推动其进入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原有学校被迁出，并拨款267万元对原有破败建筑进行修缮，而且扩地约10亩，重新进行规划设计，建成后古趣盎然，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好评。
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保护和修缮历史建筑，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它不仅仅停留来口号里，而是实实在在的需要我们去努力和落实。希望在城镇化建设中，更多地将传统和现代结合，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走可持续的、绿色环保的城镇化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7号）
下面，我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广东党史二卷的编写过程、主要内容与编写重点。
一、编写过程
广东党史二卷的编写出版，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是收集整理资料和开展专题研究阶段。1986年7月，我室设立了第二征集研究处，主要承担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室组织一批征研人员先后前往到中央档案馆、省内有关档案馆、图书馆以及报社，征集了大量的有关档案史料，采访了100多位广东省老领导、老同志以及重要历史当事人、知情人，整理了大量的口述史资料。1994年10月，省委批准印发了《社会主义时期广东党史资料征研工作十年规划（1994―2004）》。作为《十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广东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从1986年以来，我们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查阅、收集档案文献资料，采访历史见证人；二是编写专题，积累资料。我室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广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上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经过努力，我们征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了一批广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专题研究文集、党史文献资料选辑，如《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1978年12月）、《广东省运动史料汇编》（与广东省档案馆合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东卷）》（与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合编）、《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与省委组织部、广东省档案馆合编）、《广东剿匪》、《在广东》、《广东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等。我们还编辑出版了一批广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要人物、重要当事人的纪念文集和回忆录，如《曾生回忆录》、《刘田夫回忆录》、《李坚真回忆录》等。这些为我们编写广东党史二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是编写和总撰阶段。从2003年到2009年，共7年时间。这个阶段由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俊凤同志主持和组织书稿的编写工作。经过精心组织、悉心编写、认真修改、认真校对，到2006年初形成了约80万字的初稿。初稿形成后，编写组采取互审的方式，对初稿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改和补充，数易其稿，形成了70余万字的征求意见稿。2006年4月，我室召开了第一次审稿会，我室有关专家学者对初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根据征求到的修改意见，编写组对书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补充，形成了评审稿。2008年，我室召开了一次室内评审会，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会后，编写修改组对修改、补充后的书稿进行审定，于2009年上半年形成了送审稿。
三是送审和出版阶段。从2009年9月到2014年9月，共5年时间。这一阶段主要是对书稿作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期间，书稿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省内有关专家学者审阅。参加审读的专家学者有：郑谦研究员、张化研究员、郑应洽教授、黄振位研究员、黄穗生副研究员等。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写修改组于2010年4月至6月集中对书稿进行了六次比较全面的修改。在整个修改过程中，编写修改组对书稿结构作了适当的调整，对一些重要内容作了进一步充实。201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公开出版后，我室认真组织了学习。通过学习，编写修改组充分吸收了中央党史二卷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书稿又作了相应的调整、修改、充实。2012年下半年，广东省老领导、老同志欧初同志、张汉青同志、关相生同志、吴群继同志审读了书稿，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陈弘君、杨汉卿、李淼翔等同志审读了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2012年底，编写修改组对书稿进行了第八次集中统稿，对全书的文字表述、史实引文、数字注释等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和核准。
2013年初，经我室主任会议审议后，全书由陈俊凤同志定稿，经省委分管领导李玉妹常委同意后，报中央党史研究室批准出版。 2013年7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审阅了全书，认为书稿政治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脉络清楚，地方特色突出，书稿已经比较成熟，批准公开出版。
2013年下半年，书稿交中共党史出版社后，我室现任领导班子又组织编写修改组对书稿进行了二次校样校对，终于在今天正式出版发行。
二、主要内容和编写重点
广东党史二卷以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严格遵循党史学科时期划分的科学规律，按照编、章、目三级标题布局谋篇。全书共分4编29章120个目，约68万字。第一编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49年10月―1956年9月），记载和反映了广东党组织“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的历史；第二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1956年9月―1966年5月），记载和反映了广东党组织“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历史；第三编“”内乱与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1966年5月―1976年10月），记载和反映了广东党组织“在‘’的十年”的历史；第四编拨乱反正和走向改革开放（1976年10月―1978年12月），记载和反映了广东党组织“在‘拨乱反正’两年中酝酿和尝试改革开放”的历史。
广东党史二卷是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集体研究的成果，是一部反映广东党组织历史的党史基本著作，代表广东党组织对广东这一段历史的主要看法。这部著作既有学术性，也有政治性，还有地域性；既要讲党性，也要讲科学性，还要突出地方特色。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们注重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重点：
一是突出政治性。我们在编写广东党史二卷的过程中，坚持以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其他中央文献为依据，全面反映从广东解放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党团结带领广东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书稿紧紧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客观地再现了这29年党在广东的历史真实。书稿对于党领导广东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功的经验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于这一段历史时期所发生的许多涉及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如“”、“化”、“”等，书稿也严格遵循中央的有关精神，采取宜粗不宜细原则，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过去的得失上。对于没有经过历史沉淀的人物或事件，书稿则坚持论从史出，努力将事件或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客观的恰如其分的评述。
二是注重地方性。我们特别注重挖掘能够反映广东地方风味、凸显广东地方个性的重大事件、特有事件予以具体阐述；特别注重挖掘广东党组织在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具有创造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予以具体阐发。我们在谋编布局中，尽可能地突出广东地方特色，把比较典型和重要的内容单独设立目。如打击金融市场投机活动、加强墟镇工作促进城乡交流、创办天然橡胶基地、鼓励华侨投资办企业、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创办、清远“洲心经验”的推广、粤港澳边境小额贸易活动、对外开放的酝酿和“三来一补”企业的创办，等等。在广东党史二卷中能体现广东地方特色的目将近有20个。当然，对于在当时“左”的大气候影响下形成的“地方特色”，如“学毛著”先进典型博罗黄山洞大队、屯昌“先进县”等有关事例，我们也作了客观和恰如其分的评述。
三是体现全面性。广东党史二卷记述的时间跨度较大，涉及了很多复杂的历史事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采取了详略结合、以点带面、正面和侧面相呼应的写法；同时，我们还注意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如第一编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我们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党在广东建立和巩固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在经济、政治、社会各项事业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第二编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肯定这十年的主流是成绩；第三编“”的十年”，注意区分政治运动和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第四编主流是写清楚“拨乱反正”两年中广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把广东酝酿和尝试改革开放的时空背景交代清楚。
四是力求准确性。我们在编写书稿的过程中，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尽可能详细地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和深入地研究。为了保证史实的正确、准确，我们在资料的取舍上尽量引用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运用亲历者和见证人的回忆等第一手资料，运用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等。对一些有出入、不一致的资料，我们也努力进行查证、鉴别和核对，力求资料真实可靠，做到史实准确无误。
如果说这部著作有可取之处的话，那主要是有所创新。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在为本书所写“序言”中指出，《中国新闻史新修》“是一部从史实出发，不落窠臼，言所欲言，充满了新意的好书”，这种新意体现在“框架”、“体例”和“内容和观点”等三个层面。[1]广大读者更是见仁见智，有的说：“毫无疑问，这是近年最好的一本中国新闻史。史论结合，以史鉴今，体现了作者非凡的勇气和见识。而史料之丰富，考证之细致，也是当前新闻史学者中罕见的。另外对胡适、储安平的大段客观公正的论述，也是突破性的贡献。”[2]有的说：“以前老想着怎么新闻史都是政治史呢？这次终于找到了这本不拘泥于时间、政治变幻的新闻史，终于有了新的学术视角。”[3]有的说：“这本书用了很独特的视角——媒介环境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新闻史，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管这种理论体系是否完备，总是能给学习研究新闻史的人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4]有的说：“这本书应该是我目前读到的最好的新闻史了。它讲述历史的方式比较新，框架建构很新颖，分为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三个大板块。最值得称赞的还是它的内容和新观点。只是一个绪论，就让人大为惊喜！”[5]
有了专家和读者的评价，如果就本书的创新我再说些什么，就有“王婆卖瓜”之嫌了。在这里，我想借《新闻爱好者》的版面，向广大读者汇报一下我学习和研究新闻史的基本态度和做法。
对于我来说，从事新闻史研究和教学是半路出家，因此是从学习开始的，我几十年研究和教学新闻史的过程实际上是学习新闻史的过程。检讨我学习、研究新闻史的经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主要体现了两个字：一个字是“疑”，一个字是“考”。疑是置疑，考是考问。置疑是心态，考问是做法。我学习和研究新闻史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置疑、不断考问的过程。
一、置疑因存疑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置疑就是怀疑。马克思在1865年曾经说，他所喜欢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不是“怀疑论”，而是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盲从、不盲信、不“人云亦云”。胡适先生说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也是这个意思。没有“置疑”的态度，就不可能有“质疑”的行动，不质疑、不考问，哪来创新？“置疑”是严肃学者做学问的基本态度，更是史家治史的应有态度。
置疑是因为历史存疑。存疑是历史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
一般来讲，“历史”有两重意义：一是发生过的涉及、影响众人的事件；二是史家对于这些事件的讲述，包括口头的或文字的。第一重意义上的“历史”属于本体论或存在论范畴，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它成了一种过去的存在，我们谁也看不到，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历史，是第二重意义上的“历史”，是通过史家的理解和叙述而存在的历史，简言之，是治史者“治”出来的历史。
史家治史，是史家基于史料的解释和叙述。首先，历史已成为过去，留下来的是残缺不全的史料，史家须花很大精力收集史料，甄别真伪，但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做到史料的“绝对翔实”；其次，史家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必然会融入自己对于历史的生命体验，置身于无尽绵延的历史整体中去，聆听那由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无底深渊中发出来的声音，从而呈现出他自己的历史，难以“绝对客观”。因而，任何史家“治”出来的历史都难免不打上自己的烙印，都不可能完全符合“发生历史”的真实，这就都决定历史研究只能是一种“遗憾研究”，即使再伟大的史家所叙述的历史都会留下后人研究的空间，都会“存疑”。
再者，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与认识能力的提高，旧的历史解释被与改写，新的历史解释在不断呈现，历史研究就在这种不断“扬弃”的过程中，去逼近“发生历史”。因此，历史研究是客观发生的“历史”与现实永远的对话过程。史家只有与时俱进，不间断地发掘新史料，不间断地进行新解读，不间断地置疑与考问，才能有新的历史呈现。
以上说的是一般情况。中国历史更是处处“存疑”。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盛世修史之说。盛世修史就是胜利者修史，统治者修史。胜利者修史，实际上是撰写自己得意的历史。统治者修史，实际上是撰写他们是如何取得政权的历史。因此，难免贯彻“以我为主”的原则，难免渗透出“成王败寇”的价值取向，“抬高自己，而贬低失败者”，甚至不顾历史事实，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编造一部历史。此外，中国文化中，还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潜规则，把统治者的缺点掩盖起来，或者抹杀掉，这样的历史，其真实性又大打折扣。记得鲁迅说过，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都可疑。
历史存疑，因此无论是读史还是治史，都必须以“置疑”的心态对待之。
二、存疑须考问
对于存疑的“历史”，持“置疑”态度，是必须的，但是仅仅“置疑”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研究之鹄的乃在求得历史之真相，这个历史真相是前面所说的发生历史的真相。仅有置疑，不仅不能使历史“释疑”，而且还会使读者陷入永远的“疑惑”之中，永远找不到历史的真相。为此，我们还必须把这种“置疑”态度付诸行动，那就是考问，主要包括史料考证、史实考释和史论考辨等三个层面。
何谓史料？史料是“研究史学撰著史籍所必须根据之种种资料”。[6]122我们强调解释在治史中的作用，强调史家的主体性，然而，这与历史相对主义有原则区别。在他们看来，历史只不过是史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建构起来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相对于历史认识者自己的主观认识而存在的，历史自身不具有独立于人们主观认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完全割裂了历史存在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为史家的解释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我们承认史家的主体意识，我们更看重史料的重要性，认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史家于历史之解释是全部奠基于历史史料之上的。没有史料，治史就无从着手。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言：“没有‘史料’，还搞什么历史？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史料’的考订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做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7]15
前面说了，发生过的历史已经过去，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史料，并且这些留下来的史料还是“残缺不全”的。“残缺不全”的史料，对于发生过的完整的历史事件来说，那只是“九牛一毛”；而“九牛一毛”的史料，对于史家个人来讲，也算是“浩如烟海”。有人认为研究近代史，无论如何刻苦用功的人，都不能阅读已经出版的书籍的四分之一。[8]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史料，要选择有用的史料，非轻而易举可得。加之史料的价值判断、真伪辨别更是难上加难，“史料认识与采集方面，则全恃史家识力之判断”。[6]122故史料收集、整理、考证是治史者的基本功，史家治史，首先要练好这个基本功，练就“火眼金睛”，认识史料的价值，考证史料的真伪。
我认为史料重要，但我不是史料主义。史料虽然重要，但是史料不是历史，经过史家在遗存的史料片段之间建立逻辑联系，由此呈现出来的才是“历史”。“史料”和“历史”中间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史实”。史实是经过史家选择、考证并解释后的史料，是加工后的史料，是历史的“半成品”。在西方，“历史”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的“histora”，它的最初含义就是讲故事、叙述；史家就是讲故事的人。过去发生的历史，只有在被人发现并通过解释揭示出来后，历史才能去蔽而为人所知。“任一客观资料，其能产生历史价值者，皆经解释而得，亦因解释而明。至于更精义之解释，则在于以解释而建立全貌。……史家所能以提供历史知识者，则必须经过解释，方可成为知识。此乃史家之天然使命，非如此即不足以称为史家，直抄胥而已。”[6]164历史学识修养之于史实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者必须克服主观和客观在内的各方面条件限制，使其解释出来的史实是“史实”，即尽可能符合发生历史的真实。史实真实是历史真实的基础。
史论，是史家对历史研究所作出的结论及通过某种方式表示的观点。史家治史，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当下提供历史镜鉴，即“以正确研究解释建立人类过去活动之重要史迹，使后人如参考记忆中经验，足资采择以适应现在创造未来者”。[6]108因此，史家对历史的研究必然要做出自己的结论，在史籍中必然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与纯粹的论著作家直接表达的自己观点和主张的方法不同，史家观点的表达是隐含的，隐含在对史料的选择上，隐含在对史实的解释上，当然也有如“太史公曰”那样的表达方式。作为历史镜鉴，史家对历史做出的结论须尽可能恰当。为此，史家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切不可先入为主，带着观点去找材料；也不能做无根的游说，应做到论从史出，力争做到言必有征，字字有出处有根据。这样，你的结论除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外，还能经得起后人的质疑。后人治史，也要基于历史事实，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前人叙述“历史”中的结论进行考辨。
老一辈的新闻史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无论是史料积累还是范式建构，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从更高的要求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就有学者撰文探讨新闻史研究革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2007年，《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部分新闻史研究者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新闻史研究水平的问题进行了几次笔谈，大家各抒谠论，分析存在的问题，探索打开中国新闻史研究新局面的路子。中国新闻史学界的这种自省和期待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说明学者们对新闻史这门学科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高度的学术期待。
我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术内卷化。所谓“学术内卷化”，据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是指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正如方汉奇教授所说，“近几年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等辅助教材，已接近60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7]37“学术内卷化”状态令新闻史学界呈现出“集体焦虑”。这种“焦虑”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带着这种情绪，大家都在探索走出“内卷化”的路径，并且有的已经开步前行了。我的路径是“重考”，即如上所述，对以往史家叙述的“中国新闻史”从史料考证、史实考释和史论考辨等层面进行一番必要的考察，或推陈、或出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出新”做了一点贡献。
三、加强史学修养，增加“考问”底气
史家史学修养决定了史学研究的水平。当下，“治新闻史的学者史学意识不强，史学功底明显不足，是当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瓶颈”。[9]新闻史研究者只有加强史学修养，才能增强“考问”底气，才有可能出点创新性成果。
中国的史家历来重视史学修养。唐代刘知几在总结唐前和唐初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刘氏所说之“才”，主要是指史家文字表述、体例编排和文献运用能力；所说之“学”，主要是指史家各方面的知识；所说之“识”，主要是史家之器局与胆识。清代章学诚又提出“史德”论，将“史才三长”发展成“史才四长”，丰富了史家修养之内涵。章学诚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家唯有慎于“心术”，才称得上有良史之德，“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为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在章氏这里，“天”即指历史的客观规律，“人”指的是史家的主观性。史家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要求史家尊重客观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排除史家之价值预设，以保持历史的真实。对于史家而言，“识”是史家的历史观，即史家对社会历史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对历史展开过程的基本认知框架。只有在自己的历史观中，历史才可能真正发生，史家才能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讲述和还原，寄托自己的专业梦想。史观从何而来？史家唯有摆脱各种定见，走进历史深处，让自己的身心去拥抱历史，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样的历史才是属己的历史。这种“属己”的历史观是有限的个体生命向无限历史的追问，是史家和历史的相互占有，彼此从对方那里消失并得到实现。唯有如此，历史才能不再是外在的教条和顶礼膜拜的神话，也不是以当代意识形态强加新解的故纸，而是史家历史体验中激发出来的生命记忆，才是真正的历史洞见。近人梁启超对“史才四长”提出了“德”、“学”、“识”、“才”的顺序排列，特别把史德放在首位。
他们的观点虽然略有差异，但是本质上是相同的。学习先辈学者对史家的史学修养的论述，我深受教益。我认为，“德”是史家“独立不阿”的人格；“识”是史家坚持“秉笔直书”的胆略；“学”是治史的理论与方法；“才”是史家史料搜集、史实考证和文字驾驭的能力。“四长”相依相存，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似乎没有重要次要之别。先辈学者各人强调的重点不同，是因为他们所取的角度不同而已。史家要写出对历史负责，能经受住历史检验的史书，必须心存“良知”，具备“独立不阿”的人格，不屈从、不逢迎，秉笔直书；但是“秉笔直书”何其难？历代统治者对于不符合己意的历史撰述，往往横加摧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崔杼杀死了国君后，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种“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血色记忆成了中国史家难以挥去的历史梦魇，历史叙述难以突破权力所设置的“红线”，所以先辈史家把“胆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加以强调。清代著名诗人袁枚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史学修养之于史家来说，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实际问题。我自己的体会是，在日常的研究实践中注重史学修养，努力提高德、识、学、才水准，这些努力必然会在撰著中有所体现。方汉奇老师在为我的《中国新闻史新修》写的序言中，在充分肯定该书的创新之后说：“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他的开阔的视野，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的理论勇气，和他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全局的准确的把握。中国的史家历来有讲究史胆、史识、史才的传统，作者于此三者都有所追求，也都有所表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我知道，在这方面我做得还很不够，方老师的话是对我的鼓励和期望，我今后当加倍努力。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史新修·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
[2]2008-09-25 11：26：22，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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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8-09-28 21：53：57，当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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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
[9]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J].新闻大学，2007年秋季号.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总结2011年工作，部署2012年任务。根据会议安排，下面，我代表宁河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作工作报告。
2011年工作回顾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市志办的指导下，2011年，我县方志工作取得新的成绩。方志工作机构恢复建立。如期完成《天津区县年鉴》供稿任务。编辑《宁河年鉴》，年底出版。《宁河县志（1979-2010）》续修完成初稿修定工作，县志续修工作处于攻坚阶段。方志资料丛书第二辑《清初良相杜立德》即将出版。
以下从机构建立、志鉴工作、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进行总结：
一、理顺志办隶属关系，方志工作机构重新建立。
年内，经县政府常务会讨论，报县委领导研究，经市编制委员会批准，2011年11月，恢复宁河县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常设机构，隶属县政府办公室管理，副局级全额事业单位。县志办工作机构的重新建立，充分体现了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
2011年初，我县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后，各单位成立了方志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方志工作形成县政府领导、专门机构管理、各单位分管领导负责和主笔人员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天津区县年鉴（2011）》供稿工作如期完成。
2011年4月底，完成《天津区县年鉴（2011）》供稿工作，供稿文字4万字，涉及概述、大事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乡镇章节内容，提供随文图片20张、彩页2版，刊载照片9幅，所刊照片重点反映了宁河园区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载体建设的新成果。
三、2011年《宁河年鉴》印刷出版。
在《宁河年鉴》编辑工作中，坚持“三审四校”制度，严把质量关。供稿单位主笔完成初稿后，分管领导修改、领导小组讨论、主要领导审定后上报稿件，体现了年鉴工作的严肃性，稿件质量逐年提升。县志办责任编辑初步修改后，由主笔人员审校并合编，形成蓝本，报县领导审定。编辑过程中，市志办领导及相关处室人员，跟踪指导服务，帮助解决地图版权问题。印刷排版过程中，县志办责任编辑反复校对稿件，确保年鉴出版质量。彩页设计水平、封面装帧质量与印刷质量又有了新的提高。
该书由全县127名主笔人员撰写素材，52名摄影人员提供照片资料，县志办11名同志参与编辑，所刊载的内容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县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全书设置23篇，分目126个，编辑文献16篇、动态条目981个、荣誉录4种、统计资料3种、附录23件。编辑彩页32版、随文图片35张，文字总量42万字。所记述的内容准确，体现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时代性、区域性、资料性和便查性七大特点。新编彩页重点反映了我县园区经济建设与民计民生工程建设的新成果。
在年鉴编辑工作中，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注重总结年鉴编辑工作经验，依据实际情况，调整篇目结构，完善记述内容。《宁河年鉴》从2009年创刊到2011年，已经连续出版3卷，依据新情况，每年都有新的局部调整，都力求反映时代进步的特征。
（二）丰富的基础材料，方便取材，提高了编辑质量。多数单位的基础稿件条目和文字总量超过框架条目要求的数量，从总体上说，方便了筛选工作。志办工作人员阅读与编辑的文字总量约500万字，从中择篇选目；搜集查看照片1.2万幅，从中选取彩页与插图，浩繁的工作量保障了编辑质量。
（三）反复核实，求真务实，提高了年鉴的准确性。如，对领导名单、基础数字、荣誉奖项等内容，反复校对，力求完善。对各单位领导名单以及任职情况的核实，由专人负责，到组织部完成校对工作。
（四）注重实用，基础数据的连续刊登，便于不同年度鉴书的对比。利用统计资料编辑《2010年宁河县乡镇农业经济情况表》、《2010年乡镇经济数据表》和《2010年天津市五区县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表》，重点反映我县经济发展状况，突出年鉴实用性。
（五）规范综合性条目编写，确保记述要素完整无缺。重点对概况内容进行规范，要求组织沿革、基础数据、地理位置、户数人口、耕地面积、主要职能、工作业绩等要素齐全，排序一致。
（六）应用网络办公新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利用网络即时通讯窗口，县志办与撰稿人员在工作指导、反馈意见、材料编辑与信息传输等方面，随时沟通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
总结2011年，年鉴编辑工作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了创新：
（一）丰富了年鉴记述内容与反映形式。依据年度新情况，综述部分增加了《宁河县“十一五”期间发展概述》；文献部分新增《宁河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分目中新增了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服务、粮食储备、农村社会调查、邮政储蓄、汇鑫商贸、中行等10个单位的内容；新增了各单位副职人员的记载。年鉴内容不断完善，提高了年鉴资料的综合性。
《宁河年鉴（2011）》彩页中更新了《宁河县行政区划图》，添加随文图，以图文并茂形式，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各单位重点工作、重点工程与重点项目，提升了年鉴的耐读性。
（二）适时调整篇目内容的分布结构。2010年政府部门实施了机构改革，据此，我们对部分篇目结构的设置和内容的记述重新进行了调整。如，将人事工作归并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分目下记述；将物价、粮食工作调整到发改委分目下记述；将林业、畜牧兽医、农机中心工作调整到农工委分目下记述；将编委办工作调整到县委工作序列中记述；将县志办工作调整到政府工作序列中记述；将潘庄工业区升格到县级工业经济园区篇目之中。篇目布局的变化充分反映了年鉴的时代性。
四、全面组织、整体推进，县志续修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按照《县志续修总体规划》和《县志续修年度计划》，2011年县志续修按篇目结构设置要求，依次展开业务培训、搜集整理资料、编辑资料长编、编修初稿、意见反馈等工作。截止2011年12月，123个单位完成资料搜集工作，编写资料长编500万字，并且上报初稿，县志办完成133万字稿件的合编工作。初选照片1880幅。年内，邀请顾问参与前志补遗工作，该项工作基本完成。
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业务培训与指导工作。聘请市志办专家授课，讲解志书体例特征。在年初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以会代训，参考外省市二轮志书编修经验，志办重点讲解志书编修方法。编辑《修志辅导手册》，发行130份，组织主笔学习与交流，重点指导搜集资料与初稿撰写技巧。县志办深入卫生系统等单位进行行业志编纂的指导，加快了整体工作进度。
（二）充实编修力量。县志办聘请15名富有志鉴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为修志补遗工作顾问，并颁发聘书。年内，杨霞副县长主持召开两次补遗工作座谈会，收集补遗材料4.5万字。政府办等单位聘请续志工好者帮助工作，充实了修志力量，为按时供稿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三）注重搜集基础资料，长编资料力求完整。教育、文化、人口中心、公安、物价、技术监督等部门都及时到档案馆、上级部门搜集、复制资料，制作卡片，编写长编。公安、文化、水务等部门的基础资料均在10万字以上，保障了资料的全面性。气象与社保等部门充分利用图表体例，反映本单位发展变化情况，一目了然，值得借鉴。
（四）实行责任编辑分编、总纂通审制度。县志办深入供稿单位协商解决资料搜集与初稿撰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按照责任编辑分篇初审、志办主笔二审、总纂三审的流程，完成初稿合编工作。
五、开发方志资源，发挥以史育人的作用，文史资料编研取得新成果。
县志办研究制定了宁河地方志文史资料编研计划，地方志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工作逐步规范，发挥职能部门作用，积极为“发掘宁河历史文化，弘扬宁河人文精神，推动宁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继宁河地方志文史资料第一辑《古代巨泽七里海》出版后，与市志办、市档案局联合编审宁河地方志文史资料第二辑《清初良相杜立德》完成印刷前的准备工作。该书设置《梁城阁老》、《初登仕途》等22章，计15万字，详细记述了原籍宁河镇的杜阁老一生的业绩。为编审此书，县志办人员三赴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文史档案资料，核实历史事件，确保记述内容的真实可靠；深入杜阁老后裔家中座谈，征求修改意见和建议，核实相关情况；聘请天津古籍出版社专家审校；征求市志办及市档案局的意见和建议，协商解决业务规范、印刷质量等问题，确保出版质量。
六、加强方志干部队伍建设，业务能力有了新提高。
强化学习意识，方志工作人员注重研读前志与外省市志书，钻研市志办业务规范。注重积累材料，将统计年鉴、乡土教材、总结、报告、报刊文摘等相关资料汇集于县志办。及时总结经验，在已出版的年鉴书籍中寻找不足，不断完善新的年鉴结构。和谐共事，县志办与供稿单位的沟通能力逐步增强。强化职业操守，责任编辑在校对稿件过程中，觉察某单位贷款余额增加值的计量单位不合逻辑，立即核实，再行定稿，体现了志人性格。
积极组织全县修志人员学习应用排版与图片处理专用软件。研究出版流程，缩减不必要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注重提高摄影技术、图片处理与传输技术。为提高彩页质量，自行拍照2000余幅，从中选优。排版与彩页设计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版《宁河年鉴》实现自行排版。
总结2011年工作，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供稿方面存在“迟”、“缺”、“重”、“片”、“残”、“代”、“多”等现象。
――“迟”：因搜集资料难度大等原因，个别单位上报稿件较迟缓，影响整体编修进程。图表和人物资料上报整体较慢。
――“缺”：因材料搜集不细致等原因，部分单位上报的材料存在“缺项断线”等问题。
――“重”：因沟通不畅等原因，综合管理部门与具体职能部门的上报材料，存在重复交叉等问题。
――“片”：因个别单位综合协调缺乏力度，加之主笔人员年轻，对本单位工作不熟悉，上报材料不完整。
――“残”：因个别单位上报的材料体例不完备，“志体”多“述体”少；文字多、图表少；事物多、人物少。
――“代”：因业务规范不够熟悉等原因，存在以总结代替志鉴供稿的现象。上报材料存在论述性、报告性语言较多，不符合志鉴体例要求。
――“多”：因修订不够细致等原因，造成上报材料的文字过多。个别单位的初稿超过6万字，给志书编修工作造成很大压力。
二、编修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志办人员综合素质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需要尽快了解掌握全县的重点工作和各单位的主要工作。
二是志办人员需要进一步提高志鉴编修能力，掌握编修规范。
三是组织协调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加强工作沟通与指导。
以上问题，急需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解决。
2012年工作部署
2012年，宁河县地方志工作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市志办指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县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县第十四次人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认真执行《地方志工作条例》，依法组织开展志鉴编修、文史资料征集编研、方志理论学习研讨等工作，传承宁河优秀历史文化，弘扬宁河人文精神，充分发挥方志社会功能，为推动我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宁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一、继续开展《宁河县志》续修工作。按照《宁河县志续修规划》，在2011年县志资料长篇和初稿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精心修改，形成蓝本初稿。
（一）组织县志办编辑人员，集中力量，整合、浓缩各单位上报的资料长篇和初稿，完成篇章无题序的撰写，形成较为完整的合稿。
（二）按照横不缺主项，竖不断主线的规范要求，面向各供稿单位征求修改意见，甄别与核实数据、充实内容、优化节目结构。
（三）邀请前部《宁河县志》编修人员、二轮志书编修顾问及我县方志爱好者，广泛征求意见，对合稿内容进行补缺纠错。
（四）组织县内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保密等单位的专业人员，对志书合稿的特定内容进行专项把关。
（五）邀请市内志界同仁，对篇目框架结构提出修改意见。
（六）汇总各方面意见建议，对合稿进行全面修订，完成总纂，形成蓝本初稿。
二、编辑2012年版《宁河年鉴》。依据政府部门机构改革状况，适时调整完善年鉴的框架结构，使其更具时展的特征，符合年鉴的规范要求。紧紧围绕2011年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着重记述“三重”工作、民计民生工作和改革发展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力求全面、系统、完整记述我县政治、经济、自然、地理、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工作。按照年鉴规范，精益求精，突出年度特色、时代特色和宁河县区域特色，力将《宁河年鉴》打造为精品佳作。
三、高质量完成供稿任务。一是按照市志办统一要求，3月底以前完成《天津区县年鉴》供稿任务。二是按照市档案局要求，6月底以前完成《天津档案志》供稿任务。
四、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编纂宁河县地情资料文献。深入研究我县地理、历史、人文演变发展的历程，发掘、征集、整理、编研具有历史价值的史志资料。年初，出版史料丛书第二辑《清初良相杜立德》。年内，编审历史名人《清代侍郎廉兆纶》，启动《当代宁河名人》资料征集的前期准备工作。
五、完善管理、加强培训。制定、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明晰工作人员职责，建立及时顺畅的工作信息报送机制，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积极参加市志办组织的赴外省市学习交流活动，开阔眼界。适时邀请市地志专家进行辅导讲座，系统学习地方志业务知识。走出去，向先进区县学习，不断提高我县地方志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六、广泛开展读志用志活动，发挥地方志书的社会效益。在中小学校举办“学家乡历史，爱宁河现在，为宁河未来发展做贡献”的主题宣传教育讲座活动。
笔者意欲追随戴老的“清史人生”，疏理他举步维艰的人生足迹。权且将个人的粗浅之见，用“印象”抛砖引玉，以飨诸君。
志趣专文史
江苏常熟是一个人文荟萃的江南美丽小城，天然地给予学童戴逸充分发展个性灵气之自由，并以中华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吸引他影响他，同时塑造着他。戴逸父亲教过私塾，平日广交文人墨客，这又给他不无先天的遗传基因。
戴老用“酷嗜”二字来形容他对文史书籍的热爱，为了把一套印刷精美的《薛仁贵征东》买到手，他又哭又闹地向家人纠缠。在小学时，《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还有剑侠书、小人书，他无不遍读，至今还能报出《水浒传》108将的绰号与姓名。读书成了习惯，淘书也有瘾，他用有限的一点零花钱去购买旧书，日久也觅得一批线装书，自然更爱书有加了。去常熟城里逛书店是他的课余乐事，看书直看到头昏眼花，双脚站得发麻，才“打道回府”呢！
人生难得一恩师！所以至今每逢教师节，戴逸总是想起杨毅庵老师对自己的殷殷教诲。杨老师是戴逸故乡小城的普通文人，清贫一生，以教书为业终身，是他帮助青少年时代的戴逸奠定了文史的知识基础，也是他慧眼识英才成为戴逸人生中第一位伯乐。
戴逸读高中一年级，正好是杨毅庵老师开讲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程让他心怀大开，最为喜爱。杨老师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高才生，而且出身名门望族，家学渊源，深受陶冶，故指点文章，论说千古，对中国古代诗文很有研究。他对戴逸的专心学习颇为欣赏，要戴逸查找古代文士诗人的小传汇集成册，用钢版刻印后发给同学们作参考。
戴逸成了杨老师的义务“助教”，杨老师更加悉心教授戴逸的古文诗词。戴逸在老师将近三年手把手的悉心教育培养下，接触了经史子集各部类的经典书籍，为日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石。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有名的学校迁住内地。戴逸不甘愿读二三流大学的文科，所以一下狠心，报考当时在上海最为驰名的交大。更何况，读文科毕业即失业，在当时毫无出路，这就是他报考交大的原因。
可是，他一心向往文科，对所学的铁路管理毫无兴趣，苦闷已极。勉强就读一年后，抗日战争胜利，沦陷区光复了。1946年暑假，戴逸没有回老家，突然一天在他住的宿舍楼下来了许多青年学生，他们是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的，准备在上海招生。真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戴逸便报考了北大历史系一年级，结果考试发榜，居然考上了。
此时，戴逸在交大已上二年级，两年后就毕业了。如果现在去北大读一年级，从头开始得读四年，不是太亏了吗？家人亲友、同学朋友都不赞成，他自己也很犹豫。但是，对文史专业的热爱，对北大的仰慕，最终使戴逸情不自禁地来到北平。
投奔解放区
1946年的北大，一批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师云集，学风民主、自由，倡导独立思考，弘扬科学精神，戴逸欢喜高兴得不得了。但复校后的北大校园并不平静，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同的军警特宪当局屡屡发生冲突。此时，已是学生会干部的戴逸早被当局列入了黑名单，并在报刊被全国通缉。
不久，戴逸被抓走送到特种刑事法庭，郑天挺教授找校长胡适营救。胡适赶忙写了一封信，跟的警察厅长说：“这是个好学生、优秀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戴逸被审了两个多小时后，被保释出来，返回北大了。
北大、北平，戴逸是没法呆了。几经周折，于1948年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戴逸被送到解放区。戴逸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共产党特别崇敬，革命激情更加澎湃。
戴逸在《胡华与代序》中，对此段历史以及他成为胡华导师的助手，作了如下的纪实：“我作为热血青年（北大学生，因参加学运而被反动当局通缉）从统治下的北平进入解放区，就读华北大学……胡华是华北大学最年轻的教师，给我们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48年底，我在华北大学第一部学习结业并留校工作，恰好分配到第一部政治研究室中国革命史组当研究生，导师就是胡华老师。此后的三年间，我一直跟随胡华老师学习和工作。”
新中国诞生后，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建校，戴逸任中国革命史教员。正好有一位教近代史的老师调到北大去了，他的课没有人接，组织便分配给了戴逸。由研究党史转为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这是一种机遇，也是任务。
戴逸一生在不同的阶段，每每会有不同的机遇和贵人相助。投奔解放区后，胡华是他的“第一位顶头上级、导师和贵人”，他深情地感激与缅怀胡华老师：“胡华勤奋谦虚，严谨治学，对学生亲切和蔼，爱护备至……我的第一本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就是在他悉心指导和帮助下出版的……”
勤奋攻清史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副主席曾向和提议修《清史》，此事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在1958年委托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史学家吴晗办理此事。吴晗在组织班子，起草编纂方案时，除了著名的清史专家郑天挺、任继愈、王钟翰等教授外，便自然想起《中国历史小丛书》中最年轻的编委戴逸。
吴晗对总理交办的事很认真，设想还很多，比如建清史馆、招聘人才等等。上世纪50年代，由于培养的史学人才不多，而研究清史的专才更少。戴逸便向吴晗建议，可以在大学里挑选历史系的优秀学生集中培训，专攻清史。吴晗赞成这个建议，对他笑着说：“把学生交给你吧，你教他们读《清史稿》、《清实录》。”此事因我国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而告吹，但从此一直成了戴逸要圆编纂《清史》的梦!
在日理万机中，仍不忘《清史》编纂之事，1965年夏秋之时，他委托周扬召开会议讨论，并成立以人大副校长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还不到40岁，他受命筹建清史研究所。此后两个月，报上开始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戴逸因和别人以“方求”笔名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定为“真包庇，假批判”的典型受到冲击，此次的编纂工作就此结束了。
“”中，人民大学被解散，副校长郭影秋是一位老干部，还是位明清史专家，他向北京市“革委会”建议，将人大研究清史的教师集中到北师大，成立一个清史研究小组，实际上保护了人才。
此时闹哄哄的北京高校乱透了，戴逸闭门读书，查阅和整理清史资料。就在这时，他受外交部的委托，撰写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我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和有力的史实备要。而今，每当提到“”浩劫岁月，戴逸就深情地缅怀郭影秋同志，无限敬佩地说：“郭副校长在那样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苦心孤诣地保留了清史研究人才，这是很不容易的。他远见卓识，爱惜人才，功莫大焉!”
1978年，人大复校，正式成立了清史研究所，戴逸任所长。他牢记前辈学者的嘱托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矢志笃行，一定要实现编纂《清史》的梦。他一方面“招兵买马”，培养清史研究人才；与此同时组织他们整理和挖掘清史文献资料，为日后编纂做准备。不久，在一封建议编纂《清史》的人民来信上，邓小平作了重要批示。1981年，《清史》编纂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并延至“七五”。1982年秋，由戴逸倡导和牵头的第一次全国清史学术研讨会在北戴河召开，会上讨论了编纂《清史》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戴逸感到梦想即将实现，异常兴奋。但是，当时我国正处在拨乱反正之时，百废待兴，国家尚无足够的财力来编纂《清史》。同时，史学研究还没有恢复元气，修史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此举仍未能如愿以偿!
在“一波三折”面前，戴逸以他史学家睿智卓见的锐利目光笑眯眯地说：“哪能，哪能不修清史呢？”20多年来，戴逸带领他的同仁和学生，在清史研究的园地默默地从事耕耘。他先后主持撰写了一系列大部头的清史著作，例如《简明清史》，2卷本、作为国家历史教材；《清通鉴》，20卷、800多万字；《清史人物传稿》，12卷、800多万字；《清史编年》12卷，600多万字；《十八世界的中国和世界》，9卷大型丛书等。此外，他还写了400多篇的各类文章，已经结集出版的有《覆霜集》、《步入近代的历程》、《繁露集》、《语冰集》、《涓水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载逸卷》。此外，还有数百万字与别人合著或合编的各种书籍。同时，他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培养了30多名博士，其他的学生不计其数，不少人已成为著名的清史专家。
戴逸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奖章、吴玉章科研奖章和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全球奖，越南政府授予他“胡志明勋章”，1959年曾参加全国群英会，1994年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1995年获北京市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等。他曾经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务院古籍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两届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满文书院名誉院长等。
主纂修清史
编纂《清史》不仅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讲清朝，总要举《四库全书》、《明史》，讲明朝总要举《永乐大典》、《元史》，讲宋朝总要举《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修五代史、唐史。我们子孙后代看21世纪最大的文化工程是什么呢？编纂《清史》可以算一项！总结268年的清王朝历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戴逸和他的同事，著名清史专家李文海教授、北大历史系王晓秋教授磋商，希望他俩分别以九届人大代表和政协九届委员的身份向“两会”提交议案，吁请政府出面组织编纂大型《清史》。与此同时，他又和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蔡美彪等首都一大批著名教授联名向中央写信。
不久，、、朱基、李岚清四位中央领导作了重要批示。《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戴逸被任命为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激动地说：“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欣喜若狂，马上打电话告诉同事和朋友，大家都欢呼雀跃，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过，戴老此时语重心长地说：“多年来，我多次呼吁编纂《清史》，并不是为当什么主任，《清史》工程启动了，吾愿足矣！”
人们非常希望知道这次修史有哪些创新？有什么不同？
满头霜雪的戴老欣喜地说，一是具有世界眼光，将清代社会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并吸收国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二是增加过去没有的图录部分，而且这个比例占到10卷之多。三是过去修史人物只写官员，没有平民，这次要充分反映这些人物。
史学界众所周知，司马光在主编《通鉴》时曾言：“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同样作为大型史书的总纂，戴老的编纂思想与司马光有何不同呢？
【关键词】档案；使用价值；现实意义
一、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这是它的价值所在。它是客观形成的，是确凿的原始材料和历史证件。现代国外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对于档案史料的重视和迫切要求，充分证明了档案史料的重要使用价值。
历史研究是通过对特定的时间、地点、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综合，以揭示和总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发展，可以提供历史研究作为证据的主要是档案史料。史书和地方志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进行政治斗争不可缺少的材料，编史修志是我们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编史修志最可靠的材料也是档案。所以说档案是进行历史研究和编史修志的第一手史料。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这两部我国古代的名著，编修时都大量地利用了档案史料。
我国具有悠久的编修史志的传统，内容之丰富，卷宗之浩繁为世界各国罕与伦比。据有关学者统计，我国历史地方志有一万多种，达十万多卷。我国编史修志之所以发达，与利用了大量的地方档案史料是分不开的。档案史料是编史修志的重要依据。
档案又是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外交、文化教育等的重要凭证。我国各级档案部门以及民间数量巨大的档案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档案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内容十分丰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明清档案中有大量文书、地图载明我国的领土海疆。解放以来这些档案为我国与友好的邻国划分边界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依据。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和霸权主义者歪曲历史，制造谎言妄图侵占我领土和海岛，但谎言代替不了事实，我们保存的大量有关档案和图籍是揭露这些谎言和捍卫我国领土的极好材料。
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如治理黄河、长江、海河等河流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和最小的枯水量，成为设计三门峡水库、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依据。在发展农业中也大量利用档案中晴阴录等材料，从而掌握了近百年来气候变化规律和水旱灾害情况，为制定我国农业发展规划提供了有益的资料。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古迹遍及全国，成为中外游客观光游览的胜地，而这些古迹每届修缮和陈列展览，也都要利用大量历史档案。
档案不仅是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可靠依据，同时还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许多文学创作的实例表明，档案史料所反映的史实曾对作品的取材、情节构思起过重要的启迪甚至是凭证作用。中国作家姚雪垠写《李自成》时，也是阅读了大量的档案材料的。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二、
档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同时又是新的社会实践最可靠的凭证和依据。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档案发生的效用与日俱增。正确地继承前人的经验，有批判有分析地运用档案材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工作，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防止思想僵化的较好途径。档案是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它客观地、真实地记载者各阶段的活动，铭刻着历史上的千秋功过，保留着真切的历史标记。
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中，广泛地利用档案已成为党的工作和社会各方面的迫切需要。党为刘少奇同志、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编辑《选集》《选集》等都利用了大量的档案。社会实践产生了档案，并赋予档案丰富的内容，这就决定了档案是总结经验、交流技术、落实政策、配合并服务于党的各项工作的重要条件。
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档案中记载着各机关工作活动的情况、成果、经验和教训，为落实政策、案件、配备领导班子、交流技术、总结经验等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凭证。某市剧团一位编导，1957年被错划为。当时他认为一切全完了，于是便悄然到内蒙一边远地区隐居，连亲友也不知道他的去向。1982年人口普查，才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山区发现了他，并向他宣传了党的政策，他这才给原单位发信要求复查他的问题。原单位派人查了几个月毫无结果，最后找到档案馆，档案馆提供了他被错划的全部材料，问题解决后，该人无限感慨地说：“是档案救了我。”
各级领导干部利用档案可以增加知识，对于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也是大有裨益的。历史明君贤相以及有远见有作为的政治家、革命家，他们从切身体验中赋予档案以“文化财富”、“知识宝藏”、“历史舟车”等崇高美好的名称。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和以为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前后都采取了接管档案，保护档案，统一管理档案的有效措施，这是十分英明的。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作了重要指示：档案是历史的记录，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档案工作是很重要的专业事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历史研究，进行各项工作的必要条件，而且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因此充分的发挥档案的作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在档案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库房问题。有的单位档案房简陋、潮湿，致使档案材料因长期受潮发霉而纸张变质、字迹模糊，或是档案遭受虫蛀、鼠咬；二是人员问题，有的单位档案无人管理，或是只派些老、弱、病、残应付，这些单位不注意留存档案，也不想利用档案，“只要机器转，什么档案不档案”；三是有的由于管理不科学，致使鱼龙混杂，玉石不分，用时查找不到，使一些“真材”没有“用武之地”，躺在卷柜“睡大觉”；四是不少人不了解档案在整个社会中的重大作用。
一、大钢修订的背景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课程改革
近十年来，为培养新型人才，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历史课程方面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
美国历史教育近十年来呈现出如下趋势和特点。首先，历史在中小学课程计划中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1991年全美教育改革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颁布，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学生在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五门核心课程都要合格。1992年《历史课程全国标准项目》开始启动。1996年，三个《标准》，即《世界史课程国家标准，探寻通往今天之路》《美国史课程国家标准：探寻美国的历程》和《幼儿园到4年级历史课程全国标准》正式发表。这三个《标准》实际上是《2000年目标：教育美国法》中的主要教育改革目标之一从而成为国家立法的一部分。历史作为五门核心课程之一的地位，被国家立法所认可。
从这些《标准》中可以发现21世纪美国中小学历史教育的主要目标和功能。首先，历史课是培养公民意识的主要阵地。美国史教学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首先是参政的意识。《标准》强调了历史教育对公民的重要意义：历史知识是政治智慧的先决条件。它认为，学习本国史的意义在于：“没有历史，一个社会就不会对自己的历史起点、它的核心价值观、以及过去的决定对当前的影响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没有历史，就不能对社会中政治的、社会的或道德的问题进行任何合理的考察；没有历史知识和以历史知识为基础的探究，人们就不可能成为见多识广、有鉴别能力的公民。”合格的公民同时必须具备世界性眼光。新《标准》明确指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的学生更需要对世界史和创造了不同于美国的思想、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其他许多文明国度进行全面了解。通过一部平衡的、范围广泛的世界历史，学生们可以了解世界的多种文化以及所有文化中共有的人类情感和存在的共同问题。学生们会由此养成通过别人的眼光评价事物的习惯，并且逐渐认识到，通过研究其他国家，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尤其重要的是，对世界多种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培育彼此宽容，相互尊重的涵养和文明的精神。日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和日益彼此依存的世界要求我们具备这种品质”。
从能力培养来看，美国的历史教育强调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和主动学习精神的养成，认为历史学习和研究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过程”，通过它对学生进行多种能力的培养。新《标准》强调，历史教学要着重培养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五类历史思考能力：按照年代顺序思考问题的能力；历史的理解能力；历史的分析和解释能力；历史研究的能力；历史的问题分析和决策能力。
从历史课程的功能来讲，美国历史教学强调理解“历史对我们的私人和公共生活、对我们社会的意义”，认为历史是“了解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和互异性，以及我们同享的社会共同性”必不可少的课程。60年代，西欧的“新社会史学”对美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新社会史”着重撰写“自下而上的历史”。历史的主体不再是美国历史上社会各界的“精英”，而是名不见经传“沉默无声的”姜芙众生。美国史成为印第安人、非洲高美国人、亚洲裔人、拉丁美洲裔的男女老少共同书写的历史。“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历史不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过去，而是生动的、伸手可及的、与现实和个人密切相关的往事，使历史学习和探究更好地为现实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服务。
英国于1991年颁发统一的历史学科的“国家课程”。该文件提出三个具体的成就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理解目标。在这三个目标下，要求学生在五个方面取得进展：历史年代顺序的理解；历史上事件、人物、和变化的知识和理解；历史的解释；历史的探究；组织与交流。“国家课程”要求通过多种途径使学生在五个方面得到发展：精神世界的发展；道德修养的发展；社会观念的发展；公民意识的发展；在关键技能方面得到发展：如交流的能力；数字运用的能力；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使用互联网、CD－ROMS、e－mail进行历史探询，发展、编辑、分类，重新组织和建构信息，然后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美国和英国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有以下主要共同点：1．历史教学的整体目行是以培养和发展学生能力为基础，并把历史后维能力视为历史学科能力的核心，从而把历史教学的基本模式由传授历史知识的类型转变大思维训练的类型；2．侧重于训练学生掌握探究历史的具体方法，一尤其是重视对各种历史资料的运用，培养学生在掌握证据的基础上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3．不是把历史学习当成对历史知识的机械议记，而是注重对历史的分析和理解，使学生能够识别各种历史解释，并提出自己的历史解释；4．重视学生学习历史时思维活动的具体操作，通过训练使学生养成学习的独立性和自觉性，具有创造性的学习能力；5.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观，使学生通过历史的视野来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问题。
（二）近十年来我国历史课程的改革和发展
近年来，我国党和政府把推进素质教育提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1999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同志发表讲话，强调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四有”新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面向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德育方面，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伦理道德以及文明习惯养成教育。它同时强调“把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同积极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结合起来”。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还必须转变教育观念。为此，《决定》特别指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要在智育方面充分做到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历史教育。今年春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同志亲自调阅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历史、地理教材。总书记于3片12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初中、高中的历史、地理教材。我们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教育，帮助他们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世界的过去和现在，这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各级干部要加强历史、地理等知识的学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对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亲切关怀，是对青少年学生乃至干部历史、地理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也是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充分肯定、鼓励和鞭策。实际上，去年同志在致白寿彝教授的信中就曾指出，学习中国历史，对领导干部来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获得“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有益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他还指出，干部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以开阔眼界和胸襟，提高精神境界。对于青少年来说，通过中国历史的学习，“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
10年来，我国历史教育工作者在历史课程改革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已取得许多积极的进展。1996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简称试验大纲）。与以往的大纲相比，它有了明显进步。比如，它提到历史学“具有认识社会和教育的功能”；对“提高国民的素质”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学生“认清世界发展进程，进一步了解国情”。基础知识方面，它强调要学生“认识近代以来世界形成统一整体的进程，近代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力培养上“要使学生进一步掌握认识历史的方法”；思想教育方面，增添了“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和养成“改革开放意识和参与世界竞争的意识”，等等。根据试验大纲编写的试验教材从1997年秋开始至今，已在两省一市（江西、山西、天津）试验了一轮，反映基本是好的。与在1990年历史教学大纲（高中部分）基础上编写的教材相比，已有长足的进步。
上海的历史课程改革也正处于积极的探索之中。目前上海使用自己编写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历史教材。上海在高中一、二年级开设的《历史》有几点新意。第一，它采用近年来史学界的新观点，即以15世纪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认为“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才真正成为一个整体，才有了真正的世界史。第二，是在结构体系上进行突破，采用中外史合编的结构体系，目的是“更有利于学生了解今天世界与中国现状的由来”。第三，如此编排的目的是为了学生通过联系、比较各国历史，以及中外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线索以及中国的发展与演变。1999年上海又颁布《面向21世纪上海市中学历史学科教育改革行动纲领》（2000～2010年），力图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知识理解能力，以及正确的认知方法和历史观念；希望重新整合历史知识，构建新的历史教学体系，同时重视历史思维能力的训练；改革的主要突破口是：初中构建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的文明史框架体系；在高中开辟专题史；设置居于探究性课程模式的史学阅读、分析与实践；降低历史学习的难度。
北京市于1999年制定颁布了面向21世纪的《历史课程标准》，其主旨是：在教育理念方面，目的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促进学生主动发展”；在课程结构方面，它在初高中阶段构建中国史和世界史“融合一分部一融合”的课程结构。在初中阶段构建中外史合编的新体系，目的是“开阔学生的视野，注重学生对人类文明脉络的整体把握，形成完整的历史图景和正确的历史观。”高一和高二年级采用中外历史分部深化的体系。这一体系强调知识的相对系统性，注重在初中综合学习的基础上的纵深学习。在高三年级则采用中外文化史合编的新体系。
对课程价值的论证中，与过去传统提法相比，北京市的历史课程标准也体现了很多新鲜的观点和思想。它把历史课程的教学目标分为彼此独立然而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即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能力目标和知识目标。下面只列举对传统突破较为突出的几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次历史教学大纲一般把“思想教育”目标的内容涵盖得相对狭窄。北京市的《标准》把“思想教育”的提法用“态度与价值观”取代，拓宽了其内涵。比如，它指出，历史课的教学目标之一，是要“使学生认识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时理解、尊重其他民族，有民族的平等意识和共同发展的观念；使学生了解世界众多民族发展的历史，认识国际团结与合作的必要性，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
二、高中历史试验大纲征订版的新特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历史教学在某些方面开始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表现在：历史教育的功能没得到充分发掘；对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念、品格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有所忽略；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所忽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历史学科体系束缚较大，对历史教学体系的考虑则不足；知识点偏密、概念偏多、理论性偏强、难度偏高，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为进一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教育部在高中1996年试验大纲的基础上，最近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与以往的大纲相比，这部大纲体现了如下新意。
（－）历史课程的思想教育功能得到强调与充实
首先，历史教学大纲的政治导向性和传统的思想教育目标在大纲中得到坚持。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深入，西方学术观点不断地被研究借鉴，活跃了学术思想，使学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历史研究领域，20世纪中期出现到70年代达到高峰的西方“新史学”对西方的传统史学发起冲击。法国的“年鉴学派”、英美的“新社会史”，新马克思主义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英国的“全球历史观”和美国的“世界体系理论”一都扩大了我们认识历史的视野，加深了对历史现象的理解。我国史学工作者摈弃“左”的影响和教条主义倾向，通过借鉴和吸收，在研究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负面影响也随之产生，在我国历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也使很多青少年对诸多历史问题产生糊涂、甚至完全错误的历史观点。
国家颁布的教学大纲，特别是历史教学大纲，理应具有政治导向功能。任何一个国家的官方历史课程标准或历史教科书概莫能外。比如，从美国的历史标准就可以看出，美国的历史教育主要强调三个原则。第一，爱国主义精（patriotism）。这个词虽然很少直接出现，但是它的精神自然渗透于课文具体的历史叙述中。第二，美国价值观念的教育，主要通过《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的学习和理解来实现；第三，《公民权总论》对公民权观念进行灌输。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同样要体现符合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因为它不是“私家著作”或“一家之言”，就要求对中学历史课程的地位、性质和任务有一个准确而审慎的定位，为它制定明确的思想教育目标。在这方面，修订大纲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观和方法的指导，又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修订大纲在原则上仍然依据唯物主义史观。把社会发展形态和性质作为历史阶段分期的主要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在世界史方面，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界从整体世界史现出发，以“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这种分期法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从目前的中国国情出发，再考虑到中学历史教育与高校历史教学和历史专业研究的不同性质和对象，十月革命问题就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意识形态性很强的问题。况且，即使从纯学术角度衡量，世界现代史开端的“俄国十月革命说”的立论基础仍然有其合理性。所以，修订大纲仍然以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这种处理是审慎而负责的。
另外，课程内容的侧重点也反映了对思想教育的重视。根据总书记关于“两史一情”教育的指示，修订大纲把中国近现代史作为必修课加以重点讲述，目的是使学生了解近代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了解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富强所进行的探索和奋斗；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了解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教训。同时，它还使学生通过对历史的思考，认识闭关自守、因循守旧是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理解改革无效、不断创新，才是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必由之路。
思想教育目标的内涵也得到拓展。大纲中出现了一些新提法，如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使学生“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增强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和国际竞争的意识；使学生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初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具备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日这里“国情教育”被提高到比较突出的地位。所谓国情教育，一方面，通过讲述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使学生理解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另一方面，还需要学生了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如我国的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以增强学生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历史责任感。另外，“正确的国际意识”与传统的“国际主义教育”相比，既符合时代精神，又拓宽了世界历史教学中思想教育目标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教学应强调让学生了解世界发展的轨迹和方向，不但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精华，还要理解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优秀遗产。要建立为世界和平、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交流等与世界进行多方面合作的意识。但是需要指出，对“全球化”“一体化”“世界村”和“世界公民”这样比较时髦的概念要持审慎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
“健全的人格”和“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是对传统思想教育目标的拓宽，也是江总书记的指示和第三届全教会精神的具体体现。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理解，对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大有神益。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学生们能够体验人生的意义，对人类在为争取物质和精神进步的奋斗过程中所遭受的艰难困苦，会有足够的认识和心理准备。对全人类，特别是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了解，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历史长河中和社会中的位置，认识到个人奋斗目标的实现与历史发展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关系，从而对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采取更加客观的态度；通过对历史规律的辩证理解，可以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保持自信与乐观。“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指的是通过历史学习，能够使学生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更清醒的认识，从而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认同感。在人文素养方面，从浅层次上讲，正确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优秀历史人物的事迹对学生的行为举止，话语言谈和道德情操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从高层次来讲，历史知识的掌握能加强人文精神，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的尊重和珍惜，产生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在社会迅速转型和高科技发展对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对人文知识相对忽视的总体形势下，更应该强调人文精神的培养。
（二）能力培养的原则得到充分强调
以素质教育为出发点，为把历史教学过程转变为学生的主动学习过程，修订大纲突出了能力、特别是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与以往大纲相比，修订大纲对能力培养的要求更加具体。其宗旨是：彻底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加强学生的探究活动，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并运用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尤其是创造性思维能力。
历史学习中的核心能力是历史思维能力。修订大纲对“研究性课题”的新设置，就是旨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在历史研习过程中，首先涉及搜集和整理与本专题有关的史料、然后对已有资料进行解读、判断和运用。接着，学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通过对史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活动，发展历史思维能力。在更高的层次上，教师在教学中“既要注意不同阶段历史内容的前后联系，又要注意本国史与世界史的横向联系，还要注意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培养学生用发展与联系的观点观察历史和解释历史的能力”。
大纲还强调：高中历史教学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励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学习、探究的精神。教师可适当安排多种形式的历史研习活动，例如，课堂讨论、辩论；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历史题材的社会调查报告；搜集整理多种类型的历史资料；编演小历史剧；有条件的地方，可鼓励学生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计算机课件。
在考试和评估方面，为了体现鼓励学生发展，开发学生潜能、保护学生的自信和自尊等原则，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精神，修订大纲特别强调在考查学生对历史知识综合理解的同时，要注重考查能力，尤其是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还强调，“对学生的考试评估，要注意减轻学生负担；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发挥学生的创造能力。”
历史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对历史知识的简单掌握上，而是希望通过学生对历史发展规律、线索、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把握，使历史教学尽可能与现实生活和时事联系起来，以增强学生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所以，大纲特别强调，历史教学要达到“通过历史更好地认识现实，通过现实加深对历史的理解”的目的。例如，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可以联系去年的科索沃问题；讲到信息技术革命时，可以联系现实生活，让学生们感受科学技术革命的重大意义，理解它对改变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巨大作用。历史知识传授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注意与现实问题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学科价值的正确认识，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大纲列出的研究性课题参考题目，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国近现代的中美关系，巴尔干问题的由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及影响等等，都意在将历史与现实生活和时事尽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吸此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历史教学内容
修订大纲在教学内容方面，注意尽量吸收史学界公认的新成果。对某些历史阶段的定性，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更加趋于客观。以世界历史举例说。在1990年大纲中，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新航路的开辟、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等历史内容，都是作为西欧封建社会解体时期的历史内容加以处理的。1996年试验大纲已经吸收史学界的新成果，表述为“14、15世纪，人类开始向近代迈进”、“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修订大纲保留了试验大纲的基本思想，但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表述为“是一次具有世界影响的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对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历史内容的表述，也从原来的相对片面和主观转变为更加全面和客观。1990年大纲中，对世界现代史的定性从“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衰落、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改变为现在的“是垄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曲折前进，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互相对抗，世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再如，对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评价，也从原来的全面肯定，到现在客观地指出其弊病，如“片面发展重工业、农业集体化严重失误和经济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问题”；对美国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加入了它“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的评价。
修订大纲根据新的历史发展，把历史叙述的下限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末。与几年前相比，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方面显现出新的特征。这次大纲在修订时增添了这方面的内容。从国内的历史发展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取得了一系列巨大进展。过去几年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内容十分重要，有益于学生正确地认识时代特征和走向，认识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更清醒地应对21世纪挑战。举例说，在世界政治方面，大钢突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既涉及东欧剧变导致两极格局的结束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也明确指出美国独霸世界的企图，实际上想把北约轰炸南联盟及其体现的“新干涉主义”原则包括进来。在经济方面，则指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化、集团化和全球化趋势的继续发展。修订大纳希望通过这些新的历史内容，使学生意识到“争取世界和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仍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大纲在坚持唯物主义史观指导的前提下，避免对历史进行机械化、庸俗化和教条主义的叙述和理解。在坚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发展给以更多的关注，防止把人类历史叙述为简单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发展史。西方的一些史学理论、流派和方法，如法国的年鉴史学、近代化史学、社会史学、心理史学、人口史、生态史学，新社会史和政治史，以及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值得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从建国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次历史教学大纲，政治史和阶级斗争史的痕迹较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通过自身探索和对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合理借鉴，日益重视社会史、文化史、学术思想史、科学技术史和教育史，使历史叙述的对象更加丰富和全面。修订大纲也进一步拓展了历史叙述的对象和内容。它对文化史方面的内容，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内容增加幅度较大，如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17世纪至20世纪的自然科学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修订大纲还特别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初见端倪。这些内容的增加，使高中学生进一步加深对精神文明在历史过程中推动作用的理解，认识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生产力，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修订大纲的世界史部分努力突破欧洲中心论，增多了亚洲史的内容。这也与近年来国外历史教育改革的趋势相吻合。日本中学历史教学努力摆脱“偏重欧美”的传统，开始重视亚洲地区的历史和现状。韩国有些中学历史教材甚至遵循“近远亲疏”的排列顺序，把中国文明单元置于印度、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之前讲述，原因在于韩国和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更是地理上的近邻。马来西亚中学开设的历史课程，除本国史、世界史外，还开设东亚史。美国历史教育也因近十几年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新格局的逐渐形成，打破“西欧中心论”和“美国特殊论”的传统，强调对亚洲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的研究。中国作为亚洲大国更应当重视亚洲的历史和现状。修订大纲讲述了较多亚洲史的内容，如“16至18世纪的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亚洲的经济发展”几节。此外，在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等节中，对亚洲史多有涉及。
（四）指导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为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为地方、学校留出充分的空间，为教材编写者提供较大的回旋余地，修订大纲在几个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弹性。
生物学史 方法 生物学教学 高中生物
生物科学史教育是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新课标强调“要注重生物学史的学习”。科学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学习生物学史能够帮助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可作为体现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的载体。本文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了进行生物学史教学的具体方法。
一、利用生物学史作为材料创设导入新课的情境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把故事性和逻辑性极强的生物学史作为导入新课的资料，是非常理想的，可增强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
例如，《分离定律》一节内容，本人在课件上打出19世纪前人类对遗传现象的一些不同看法。学生看到这些内容就很好奇的在讨论交流，我接着介绍融合遗传和颗粒遗传之争，进而通过讨论红牡丹和白牡丹杂交，后代牡丹花的颜色是什么？提出当时科学界普遍认同“融合遗传”观点。在关注这么一个矛盾情境的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便转移到想弄清楚到底怎么样遗传这一问题上了，为新课的开展做了极好的铺垫。
二、利用生物学史，进行重难点突破，易错点强化
生物概念是经过长期研究、争论、总结、修正而形成的，每个概念背后都有一部“历史”。改变生物学概念的学习方式，实现生物学概念的意义建构，能够帮助学生明确难点和易错点。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像科学家一样去实践。在讲解DNA平面双链结构内容时，为了突破DNA两条链的连接方式这一内容，我让同学们假设自己就是当时的科学家，正在研究DNA两条链到底是如何连接的。并进行学生活动：用手上的材料连接制作模型，自己实践去探寻结论，直至建构出和资料相符的模型。
这种方式把生物学史和学生动手实践结合起来，学习科学家模型建构的方法。学生要得到答案，就必须自己去思考，去操作，去重演历史，去修正自己的模型，直至用手上的材料拼接出和史料中相符的模型。在课堂中，多数同学表现的比较积极，成功拼出模型后更是获得了很好的情绪体验。我适时鼓励学生，原来科学家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深，我们努力也可以做成功。这对于学习兴趣不高，自信心缺乏、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来更具有鼓舞效果。
三、作为知识建构脉络线索
科学家所走过的研究历程体现了科学发展由浅入深的过程。学生的认知规律也决定了教学由浅入深，学生能够比较牢固掌握知识点。教师上课时，引导学生重新经历科学家所走过的历程，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一步步观察分析实验现象，发现并解决问题。学生体会到科学家是如何思考的，进而从现象中归纳出规律性的知识。这样的体验如同亲身经历了科学家的探索经历，感受到科学巨大的魅力所在，并且学会了推理，学会了分析，在过程中自然而然接受并牢记知识点。学生还能真切体会到科学过程和科学方法的应用，加深对其理解。锻炼了学生推理的能力，学会了对现象进行推理分析得出结论的科学方法。
此外，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通过过程体验看到科学发展是漫长的，需要一代代科学家为之努力和付出。同时也看到科学是一步步修正的过程，科学家也会犯错，也有局限性，他们的科学理论同样需要实践验证；科学发展处于动态当中，理论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修正、发展以及完善。这些对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都是有利的。同时，学生获得这样的信息：技术往往和科学密切相关，技术手段的进步可以促进科学发展，而技术的落后往往制约科学发展。
在《细胞膜》这一节，我采用科学家对细胞膜的研究历程作为线索，逐步呈现科学家的研究现象，再让学生根据现象去推导结论，让学生沿着科学家的探究过程去建构细胞膜模型。学生建构出生物膜的双螺旋模型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学生在认识生物膜结构的同时，了解了人类探究生物膜结构的过程和方法，认识到可以通过对现象的推理分析提出假说，假说仍然需要观察和实验来验证。随着技术手段的改进不断发现新的证据，原有的观点或理论还会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
四、充分利用科学研究过程的探究性，组织探究教学
生物学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究的历史，其发展过程本来就充满了探究色彩，生物学史资源是不可多得组织探究教学的材料。通过生物学史能够突出“科学探究”、“假说-演绎”的科学方法的学习。科学史的特点决定了其可以作为探究教学极好的载体。学生在学习生物学概念、了解生物学现象和事实的同时，突出了科学方法的学习，这对于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经典的实验，这些实验可以改编设计成探究型的课题，适合进行探究教学。
例如，酶的概念建构、分离定律、自由组合定律、光合作用的探索、噬菌体侵染细菌实验、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遗传密码的破译、对英国皇室血友病的探究，果蝇伴性遗传的探索等都可按照科学研究的一般过即：
观察实验、提出问题做出质疑，提出假设设计实验、验证假设归纳综合、总结规律进行探究教学。
五、介绍科学家的经历和科学研究过程，对学生进行思想渗透
每一位成功的科学家都是学生学习的楷模。特别是像孟德尔等一些中学阶段表现平平，经过自身努力后却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对学生更能起到好的激励作用。浙科版教材中生物学史内容包含了很多课后阅读资料，这些史实进入教科书不但体现了对科学家的尊重和认可，也成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渗透的极好教材。
再比如介绍细胞学说，可以适当介绍细胞学说的建立过程，让学生体会科学研究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了解科学发现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不断发现、探索和修正的过程。再比如必修二第二节自由组合定律就有两部分关于孟德尔的课外读物。这两部分内容可以布置学生课后自行学习，并且交流感想。学生从中收获诸多启发，如科学研究需要严谨、求实、坚持不懈的精神，需要有创新意识，同时需要有正确的科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