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3 22:56:46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战争记述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激起了各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中学教育是一个国家公民教育的最重要阶段,在教科书中向学生传授怎样的历史知识,不仅是日本社会如何认识过去的问题,更是日本如何面对未来的关键.在此,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史的记述问题及其背景作一评析,以供同仁参考.
战争历史记述问题事态
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按惯例是每隔4年修订一次.上次日本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审定是在2001年,今年重新审定,教科书将于2006年四月起采用(新学年于四月份开学).
目前,日本共有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帝国书院,清水书院,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及扶桑社等8家出版社拥有初中教科书发行权.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审定通过准备发行的8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内容虽然良莠不齐,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把日本对中国,韩国等的侵略战争历史简略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还是扶桑社出版的由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属于日本专事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文人"自由主义史观派".这个组织近年来十分活跃,不仅大量著书立,而且还专门编写"新历史教科书",其目的是把日本社会右翼的历史观,通过教科书传授给日本的青少年学生.尤为突出的是这种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战争责任的记述,集中体现了其右翼史观和特征:
在平成18年(2006)版《新历史教科书》的第五章"世界大战的时代与日本"中,在记述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历史时,该书在"中国的排日运动与协调外交的挫折"标题下称:"随著中国国内统一的进行,排外运动也跟著高涨.中国人对于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惠的列强十分排斥,除了民族的反感之外,受到以武装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思想的影响,运动有急进的倾向.对势力日益扩大的日本,除了拒买日本商品之外,也时常出现攻击日本人的的排日运动.……然而,中国的排日运动却仍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因此以日本军部为首,开始有人认为对中内政的不干涉政策不足以解决问题,批评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的声音逐渐高涨."这样的表述,似乎是日本的进攻是由于中国的"排外",为其开脱随后的帝国主义侵略做好了铺垫.
接着这本历史教科书在"从卢沟桥事件到日中战争"标题下称:"在外国人权益集中的上海发生的二名日本人将兵被射杀事件,成为中日之间的冲突一发不可收拾的导火线.日本军原来以为只要攻陷政府的首都南京,便会降伏,于是于12月占领南京.然而却迁都到后方的重庆,持续抗战."其荒谬逻辑是如果中国不抵抗,就没有战争了.
关于南京大屠杀,该书在第199页图片说明中称"日本军造成了中国军民多数的伤亡(南京事件).此外,此事件的牺牲人数资料受到质疑,并且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
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记述上,这本"新历史教科书"刻意美化侵略,甚至反复强调日本的进攻有助于亚洲各国的独立.该书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下,以"大东亚会议与亚洲各国"为标题宣称:"扩展到亚洲的独立希望日本首战的胜利,带给了东南亚及印度人民独立的梦想与希望.如果没有当地人民的协助,日本军在东南亚不可能有势如破竹的进展.更有被日本军俘虏的英国印度人士兵结成印度国民兵,协助日本军进攻印度.不论是印尼或缅甸的军队都是在日本军的指导下组织而成的."并称1943年11月的"大东亚会议"历史地位在于"会议中发表了和同盟国大西洋对抗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宣扬各国的自主独立,相互提携相互发展,撤消人种的差别.会议之后,日本以排除欧美势力,建立亚洲人的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战争更明确的目的."
该种历史教科书进而更在"亚洲各国与日本"标题下强调"日本败战撤退之后,这些殖民地在十数年间相继以自己的力量完成独立,当中也有留在当地参与独立战争的日本士兵.日本往南方的进出,原先是为了获得资源,却成为加速亚洲各国独立的楔机之一."按照该历史教科书中的逻辑,几乎等于说希特勒侵略波兰是为了帮助其独立于苏联.
这样一种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省宣布审检"合格",并将于2006年面向中学生,实际上是日本社会近年来右翼史观膨胀的体现.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他各家出版社虽然没有完全采用右翼史观,却也明显"自律".从2002年度以来的各种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看,相对于1997年以前的版本,各家出版社均大幅削减或淡化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的史实,尤其是大幅度减少甚至删除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三光政策"及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记述.
二,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日本出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教育曾经进行了改造,采取了包括修改教育内容,禁止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实行政教分离,禁止教育单位参预祭祀和参拜活动等措施.这些有力地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实施利用日本牵制前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其对日本的控制改造政策发生逆转,右翼史观在战后日本教育领域内又重新滋长.
朝鲜战争时期,在日本右翼势力影响下,日本文部省在1951年将历史教科书审定标准《学习指导纲要》中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了"日本对中国的进出",直至2002年4月.1956年,日本政府废除了原来的《教育委员会法》,实施《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和管理法》,把教育委员民选制改为任命制,又向战前的教育制度靠拢,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右翼思潮在日本教育界进一步抬头.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文部省对《文部省设置法》第五条(文部省权限)作出重大修改,明确规定文部省具有对教科书的审定权和对义务教育学校所用教科书的发行权,同时还规定文部省拥有学校教科书的著作权,教科书出版单位也须由文部省指定.这样,文部省由战后初期的"指导,建议,助成机构",变成了全面控制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垄断机构.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中,要求删改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史实,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等也被淡化成战争时期由于混乱而发生的行为.这激起亚洲邻国和日本国内的强烈批评.中国和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表示愿意倾听意见,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并随后在相关的教科书审定条例中增加了"邻国条款".但这并不能解决教科书中的历史观问题,.
此外,日本政界也不断出现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言论.一些高级阁僚如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樱井新,岛村宜伸,江藤隆美等人纷纷因就历史问题"失言"受到谴责而离职.1993年8月,日本细川内阁成立后,才公开承认以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1995年再度审定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期间,也是社民党委员长村山富士出任首相期间,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有反省表示.但随后日本社会和政界便出现了声称反对"自虐"史观的"国民运动",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组建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团体,正式编写贯彻右翼史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政界,右翼势力上升.日本执政者刻意以历史问题来刺激因多年经济不振而消沉的国民情绪,并达到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目的.日本决策层内,小泉及其未来的继任者,在历史问题上会更强硬.日本很可能会因历史观问题与亚洲邻国陷入新的政治冷战和对立.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中,也会在有关战争历史的内容上,更加右倾.与此相应,中,韩两国的反日情绪可能增长.针锋相对的历史观,可能会成为东亚和平,和谐格局的死结.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的社会意识和理论思维,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日本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的要素,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联系到当今日本在对华战略乃至国际政治上日趋强硬政策的思想背景和渊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使人们愈益关切.
三.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第一,日本在政治上并没有与旧时代完全割裂.将日本与德国比较可见,德国旧国家机器完全被粉碎,其战后的政治与纳粹时代完全划清了界线,德国人可以超脱于旧时代之外而对其战争历史加以无保留的反省和批判.而在日本,旧时代的一些成分在战后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续了下来,战时的天皇在战后虽然失去了权利,但对其战争责任并没有追究.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国人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希特勒那样将罪责归于天皇,不能与旧时代完全分清界线,旧历史仍是日本人现在所生活时代的一部分,这样日本人就一直背负着历史的重压和罪责.德国人批判过去的历史不等于批评现在的国家,而日本人批判历史则意味着批评国家本身.与旧时代无法割断的联系使日本人难以对仍然与他们现在生活相联的历史加以彻底的批判.
第二,在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上,日本右翼史观的理念是认为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这样的观念必然导致对战争历史的歪曲.与德国对战争历史的反省相比,诚然,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感到对战争有罪,但作为一个民族它感到有责任.日本右翼人物的史观则表明他们既不觉得有罪,也不觉得有责任.而没有责任感便不可能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
第三,在历史观念上,由于欧洲一体化思想的影响,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将本民族的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而亚洲一些国家,尤其如中国和日本,有时则倾向于将亚洲历史看作是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如同中国对于古代亚洲历史的一些观念,日本对于亚洲近现代历史的观念也倾向于以本国为中心,强调日本本位文化的确立.以这样从本民族角度而不是从整个地区大历史角度出发的观念去回顾和看待历史,便自然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等偏差和错误认识.
第四,在对亚洲大陆的观念上,自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就一直存在着"脱亚论"的潜意识,认为就像欧洲历史发展有脱离伊斯兰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一样,日本历史发展也有脱离中国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认为日本应追求欧洲文明而脱离亚洲文明."脱亚入欧"的意识使日本思想界摇摆于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之间.而事实上日本既不可能融入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割断与亚洲传统的联系.现代日本科学很发达,文学也发达,而哲学却不发达,原因可能就在于其文化没有明确的定位,彷徨于东方文明于西文明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脱亚论"的思想导致了日本的岛国思维和对亚洲大陆的对立意识,导致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敌视,和敌对.这样的潜意识过去是引发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思想因素之一,现在也是日本保守势力歪曲侵略亚洲历史的重要原因.
四,我们如何面对
首先,面对历史教科书问题,我们应该超越民族的仇恨,而从整个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大业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应坚持理性的原则,如果只是以一种极端去取代另一种极端,那么,东亚只会在思想上变成另一个中东.对战争历史的认识,需要在观念上要冲破民族的限制和人性的狭隘,现在东亚各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态度,除了政治和社会因素,更需要面对很多人性的弱点,这无论对于中国,日本都是一个挑战.如果能勇敢面对这一挑战,而不是继续在人性的漩涡中怨天尤人,那么通过这一问题在理智上胜利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文明的民族.历史问题应该也能够促进两国走向更加文明之路.
关键词： 中国历史学 界限模糊 社会科学
一、中国历史学的内容
历史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而逐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它们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内容的认知、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角度逐渐更新。与此相应的，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化，也更多地寻找历史的借鉴，从而使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社团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现代化史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兴起。即使是一些老学科，也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层政权等，经济史研究中的企业、金融、商业、经济制度、原初工业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等，从而使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用于历史研究。
从历史学的涵义来说，所谓历史学，就是重建历史的科学。它既要重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这些事情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既要复原和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又要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各种特点和规律。如果说复原和描述历史现象，不一定需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则不能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政治史从研究政权更替、政治变动进入到研究制度变革、政治效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史从定性分析、举例研究、现象陈述进入到定量分析、综合研究、规律探讨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从研究民众生活、风俗习惯进入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无不如此。
如果历史是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那么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就是必然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除了有历史学这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历史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向历史的渗透，即这两者的专门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后者侧重于其学科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关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社会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意味着历史学这一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之一的学科，将具有更多、更强的社会科学性，乃至成为涵盖面最宽的社会科学，也要求历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还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中国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同各个学科一样，也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发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模式，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二）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包容。第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这就构成了历史叙事的独立性的基础。所以，从历史学的叙事性使命而言，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都有其独立性，不可能以某种社会科学来完整地包涵历史。第二，历史学的独立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础。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个时代可以采用这个时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历史叙事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或表现为历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或表现为新学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借用。它们最终都可以从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得到体现。第三，历史学的独立性与包容性，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科学和各种理论应保持开放头脑而不能盲从迷信。在采用某种理论得出一种历史的解释后，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解释，但不能说这是唯一可用的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历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选用其他方法来描述。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
四、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一）培养多元化观点。史学家长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摒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反对用欧洲历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作为模式来匡正、臧否中国历史，主张通过本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一套真正反映中国历史本相的研究体系。在美国科学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之后，更多学者开始思考“非中心问题”。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侯且岸教授指出，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全部解决了问题。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非中心的意识”，而且只有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树立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西方主流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克服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
（二）坚持历史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原则。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文化的一体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具有的不平衡、多元化、多线条、多种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历史研究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魅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形成公正合理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当然，纷繁复杂的历史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资格。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否则就会最终陷入不可知论。需求普遍主义的结构，是西方新史学甚至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多样性的历史研究就是要重建真实的历史，以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经验解决一体化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文明单一化的倾向。因此，阐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三）与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建立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重新定向中国史学的关键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其传统学术借助西方的话语系统向现代转换，既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但凡生命力长久的理论都是上升到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经验的结晶。另外，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意识到西方的话语系统及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吸取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消除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
（四）中国史学的研究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求得持续的发展与进步，都不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都必须时刻关注和了解世界。从20世纪5O年代起，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范围内的史学反省活动推动着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史学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与高度重视的一个误区，即视野狭窄，抛开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去片面孤立地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重新定向中国史学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狭隘性和局限性，而且有益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解答中国历史发展嬗变的特殊动因及其规律，以期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及客观的评价，更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加速推动中国史研究与国际史学接轨，促进和国外同行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消除长期以来在世界史研究中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与歧视。这是中国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胸中有中国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可眼中无世界。
中国史学要重新定向，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信心，超越传统是为了给个性创造以空间。当然，在传统史学遗产中，有一些已不适用于今日，重要的是，在传统史学中，蕴含丰富的智慧和特有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都值得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只要史学工作者具有这样的信念，则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会面貌一新，而且这种创新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必将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借助和吸纳域外的一切优秀史学遗产，积极引进，“洋为中用”，密切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对话，以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流和日益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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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个体,而历史则由客观的事实变成了同样需要阐释理解的“镜像物”,成为“镜中的历史”,文学文本和其他的社会“事实”,如报纸、杂志、教科书、日记乃至法院、教会、政府、家庭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是意义深远的社会调节行为。在新历史主义者眼中,艺术作品不是历史经验在上面留下印记的被动的外表,而是历史经验形成和再形成的创造性动因之一。这样,文学不仅仅成为与历史并列的“学问”,而且对历史研究有着自己的能动作用,文学与历史呈现出一种“互为文本”的状态。
一、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归:新历史主义与20世纪文论思潮
纵观西方文论发展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非历史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两种。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割断文学与作者、读者以及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理论和批评实践。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
20世纪初期,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西方文论发生了重要转向。以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为代表,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作家或作家的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转移集中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语言、语义等方面的“内部研究”,在研究中突出科学性和客观性。结构主义、符号学直接借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把本文视为能指和所指的完整统一体,却忽略了其中的个性、差异、非中心化以及社会历史具体性;阐释学的“本文”虽具有基于个体自我阐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对文学与具体历史如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和巴尔特从否定文本结构中心和终极意义入手把本文视为能指游戏和能指碎片、认定文本中别无一物,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强调阐释的权利和自由。但在否定作品意义和作者权威的同时,实际上也斩断了作品与作者、时代、以及历史之间的联系,将文本仅仅看成一种符号的游戏。
“新历史主义”是作为一系列非历史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者应运而生的。新历史主义将解构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本文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它致力于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在文艺复兴领域的一系列批评实践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格林布拉特始终将文学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一反各种非历史主义批评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实体、看作是语言游戏等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以特有的方式回归了“历史”。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解读中,新历史主义不是封闭地深究戏剧语言本身的含义,而是不断地联系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情境、历史文本、以及现代语境,作出开放性的理解和阐释。由此看来,新历史主义重新关注“历史”,在西方批评史上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根”的回归。但是它已经走过了“反历史主义的历程”,打上了反历史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地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螺旋上升运动”,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即超越。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新历史主义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义学、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等批评话语的封闭性,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但它所回归的“历史”又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发现”了本文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联系,但对于新历史主义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权力、性等因素的支配作用却极少涉猎。在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互相渗透、以及重建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相通中又存在着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将文学艺术作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除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外,更直接地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的自主性。由之而发展出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将文学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他们要重建的作为文学背景的‘历史’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和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状况、审美趣味等。而新历史主义回归的‘历史’则更关注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偏重精神文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新历史主义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深入地挖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显示出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差异,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它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而不是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二、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的形成原因:
新历史主义在研究对象上的与众不同是高扬其理论大旗的重要保证。在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传统历史主义对研究对象的主张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观念和哲学思潮;20世纪文论研究对象的转向是基于一系列语言学和文学观念的革新;新历史主义则受到了新史学精神、喻说理论、以及文化思潮转型的诸多影响,才得以对文学的研究对象作出自己的回答。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2]徐润拓.《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3]杨正润.《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一、“说故事”的历史学定位
(一)史学是陈述之学
史学就是讲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 环境和人文环境。讲故事的历史，具有五种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及环境( 前四种要素所形成的历史故事的社会背景及生态环境)。
讲故事的历史学是传统的。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描述人物故事，以人物为主体的 事件故事；即便是叙述典章制度，也是讲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其实行结果，它也不脱离人 物故事和人群故事。正是因为讲故事，所以史籍编纂体裁主要是三大类，即纪传体、编 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今日之讲故事是传承的，然而又非纯粹传统的，是反映现代人类社 会的知识、观念对历史的理解，是新的意义上的讲故事，不过仍然应是陈述之学。
(二)史学要不要讲道理(历史哲学)
说故事的陈述史学不讲道理吗?不讲历史运动、历史发展轨迹吗?只是说一些具体的事 情吗?非也。它是讲道理的，有义理的，但在表达方式上有两种差异：一种是寓论于史 。作者有历史观点，有揭示历史面貌的愿望，但不采取大量议论的方式，而是选择充分 的、较充分的史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希望通过史实让读者自行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 益。传统史学采取“史臣曰”的方法表达史家观点；现代史家则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 ，实证史学家即多如此。做这种学问的人常常被归类为“史料学派”。这种做法，易于 明了具体道理(所谓“小道理”)和经验，难于揭示大道理(所谓“规律”)。要之，实证 之作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寓论于史，或小题大做，以小喻大，通过具体的小事阐述大事 及其道理。另一种是义理派做法。史实不多，或利用二手、三手材料及他人考订的史料 ，建构史学模式，去讲论历史哲理、规律，给人以宏观道理的启示，开人心智，但所述 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要靠继续研究。做这类学问的人往往被视为是“史观学派”。
实证法(实证派)与义理法(义理派)是何种关系呢?笔者之意，实证是义理的基础，义理 是实证的升华；没有实证，便没有义理。两者需要结合，实证努力理论化，勿为烦琐考 证所累；义理要向实证靠拢，最好要有实证功力。
(三)史学是科学抑或是艺术?
所谓科学说，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相信史家能够著作“定 论历史”，反映历史真实，后世史家不能也不必要改动已成为真理的历史著作。此说同 时相信史料能够论定历史，故有“史料即史学”之说。此说还相信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历史不过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去验证这种理论的光辉正确。人们有理由希望历史学 成为社会科学，故实证史学强调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史学更是如此。
但也有学者对科学说提出质疑：历史不会重复，不能做科学实验，不可复制，此其一 。其二，科学应发现规律，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完全可以认识，不好说。因为人的知识 是有限的，可以做到局部的认知，而全部的通晓，则非常难说了，社会进化论、经济决 定论等等理论试图解说，都因有破绽而受到责难。其三，史家之主体意识与科学很难保 持一致，谁能保证史家不反映自己的感情、种族、阶级、文化的倾向性于著述中，史家 的价值观能够保证他的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吗?其四，不仅是不同观念的史家对同一事件 有相异的解释，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史家会对历史产生新的看法，哪里能有定论的 历史?其五，历史靠史料来验证和说明，而史料的保存是有限的，即使在我国历史文献 学夙称发达、史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运用起来便会发现，许多方面的历史仍然是缺乏 记载的，致使史家难于完整地勾勒历史；况且史料有真伪，不易鉴别，这都难于给历史 作定论。
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总进程、总规律应当存疑，然而根据前人业已探索到的理论，发 现局部性规律是可能的。例如，讨论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民众的历史地位、等级 与等级制度等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诸多共识。运用“科学精神”研究历史，使其尽可 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应当是历史学家的努力方向。
所谓艺术说，是将史学理解为诗歌加哲学，是针对科学说的。其主要论点是史无定论 ，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同一的历史作出迥异的解说。既无定论的历史，谈何科学?历史之 成为艺术，因为史为实用，史家会赋予时代之理解，不同时代的人会重新认识历史，而 且这种认识又同个人的经验相联系，或一致；不同人的不同的经验，给人以不同的历史 故事和解释，而且利用活泼的笔法描绘历史，使历史如同艺术，成为美学的一种，令人 欣赏，如司马迁的《史记》；还因为如何编排史料，如何讲故事，也是需要讲求艺术的 。但是，史学艺术说需要明确的是，它非自由创作之艺术，亦非文学艺术之虚构艺术， 而是编纂史书的艺术。
史学家刘节在《论历史》一书中认为：史学研究结论应是科学的，书写的著作应是艺 术的，归纳升华到哲学上应是哲学的。他的意见值得参考与尊重。
笔者愚见，历史学是科学抑或艺术的问题，似乎不必过分纠缠，各有其是，可以互相 调融。令史学在科学、艺术之间，或许更有趣味，更能发挥其功能。笔者服膺钱钟书《 管锥编》中的见解：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看来，史学研究争取科 学化，史学作品要求艺术化，也许是个好主意。
(四)从史学之异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看其陈述历史(讲故事)的特点
文学，形象思维之学，得益于想像。
哲学，宏观逻辑思维之学，得益于抽象思维。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是强调规律、理论、模式之学。
史学，重陈述，讲故事，特别看重的是寻求史实及对其描述中的阐述。它不能凭借想 像，或抽象思维，或套用公式理论，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学科。
史学这种史料和史实所叙述的故事包罗万象，为各种学科提供可选择的史料和观点， 这就使得历史学有点人文学、社会科学基础的味道。
(五)史学需要保持“说故事”的特色
史学应保持其特点，在陈述历史的陈述中引出固有的道理，而不是一般的讲述宏观义 理和规律。如果历史学大讲理论，忽视史实的陈述，史学将失去其特性，不成其为史学 。因之，笔者不赞同以义理、新方法之探讨作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或谓史学不讲理论， 容易为其他科学学科所小觑，不如理论化；然而，史学研究正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有其活跃性，至于社会地位下降，那是另外一回事(在 近代社会，人文学科的传统主流地位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所代替，非仅史学一家也。 关于这一点，后面仍有机会涉及)。笔者的这种史学观念是传统的，是固守史学本位， 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历史学的特色，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留有一席之地。在2002 年举行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上，有的学者看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史学越来越理论 化、抽象化，追求宏大叙事，寻求历史规律，历史似乎必须被赋予一些规则才有意义， 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史学还没有找到新的定位就先丧失了传统”，因此，他们主张恢复历 史现场感，认为“叙述和感悟，这也许就是史学守住边界的最根本的方式”，当然也应 建立历史学自身的一套概念体系[1]。有这样的同调者，真乃令人高兴。
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走向与社会史研究
历史学业已经历的发展过程、当今趋势以及与陈述史学的关系问题，笔者仅将概约化 的看法缕述于次：
(一)古代传统史学(历史编纂学)
古代传统史学可视为政治史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讲述政治史(含军事 史、外交史)，因而被有的学者称为“帝王史”，或讥讽为“断烂朝报”。
《史记》之“本纪”，主旨是为尊君，“传”、“志”本意是在说明“本纪”，可知 纪传体史书的立意是在写帝王政治史，总结治理经验和治术的。当然，所谓政治史，在 政治范畴之外也包含经济、文化等主要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也在内，但它却是围 绕帝王政治这个中心讲述的。20世纪以来，传统史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实证史学、阶 级论史学迭居史坛的主流地位，整体史的新史学也在孕育之中。
(二)实证史学
从梁启超“新史学”以来，到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以及王国维 、吕思勉、柳诒徵等所提倡、实践的实证史学，政治史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经济 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与科技史有关的数学史、度量衡史等作为专门史或向专门史方 向发展，开展研究。
实证史学在方法上重视实证，特别讲求材料的发现和搜集，以至认为发现一个字犹如 发现一颗行星；尤其要明了的是，他们重视考古发掘，其科学方法的运用在20世纪30年 代为东方之最。而在观念上，他们一开始多信仰进化论，后来多样化了，主要是实验主 义、自由主义。强调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
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等的体例为近代史学提供借鉴之资料，乾嘉考据方法亦为后人所袭用。
或谓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永恒的，若只是强调史料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作如是观，但作为 一种史学范式的实证史学就不会有此殊荣，因为它的指导观念和史学功能论并不是无可非议的。
(三)民族情感史学
民族情感史学，主要以钱穆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即对中国 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并予以倡扬，以此与社会思潮之主流的批判论对垒。
(四)阶级论史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主要根据斯大林和苏联的理论解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并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将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是一个 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出现了五种(或谓六种)社会形态。郭沫若、范文澜、侯外 庐、吕振羽、翦伯赞为公认的学术代表，白寿彝则多少别具一格。在具体研究上，实际 上将历史分为三大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史主要是研讨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 、政治斗争史、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阶级论史学在观念上强调探索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笃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前者决定后者的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际上走向了注 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经典著作的道路(严格地说是作疏解，还够不上作注) ；在功能方面极其强调为政治服务，反对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专政。
从根本上看，阶级论史学是一种宏观史学，然而它并不排斥微观研究，颇有笃实研究 者。在对下层民众史、某些历史运动本质的揭示方面，有着不小的贡献。
(五)社会史的史学
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共同开展了对社会史的 研究。在大陆，80年代中期以来，史家接受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阶级论史学对劳动 者斗争史研究的成果及受西方年鉴史学运动的影响，自觉或较自觉地进行社会史研究。 目前方兴未艾，有成为史学主流之势。在台湾，社会史研究起步比大陆早一点，在研究 领域的拓宽和探讨的深度上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史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社会结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意识、心态、身体、生态环境都进入了研究范围。
社会史与其他学科有着交叉研究的内容，特别是同社会学、人口学、历史人类学等学 科，因而成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桥梁。
在研究方法上，它的归纳法，向下看的视角，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的个 案研究法，哲学的辩证法等，均被吸收作为研讨的方法。社会史的研究，令史学功能由 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
或谓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离开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若仅仅 是一种方法，社会史研究就难于理解了。经过富有成就的具体研究之后，西方史家从方 法论上重新认识社会史，将之视为一种方法，这是事后之论；中国的研究状况尚不宜采 取此说，否则对社会史考察富有实际内容的研究不一定有好处。
(六)呼唤中的以“整体史”(“总体史”、“社会的历史”、“社会史学”)为特征的 “新史学”可能出现及其与社会史的关系
在西方史学领域，一个走出年鉴运动的“新史学”正在形成之中。台湾学者在进行社 会史研究的同时，就有新史学之愿望，这由《新史学》杂志的命名可知。大陆学者提出 ，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认为它将取代兰克史学，新史学基本上或者首先以社会史为 表征，就是想将社会史与新史学即整体史连接起来。
整体史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历史学、社会史研究领域一再扩大之后以及出现所谓的“ 历史碎化”现象，特别需要总和、综合。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历史学成为容纳 百川之学，处于跨学科研究的中心地位，需要进行学科整合，而社会史就难于完成这种 使命。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有回归的现象：早期社会史所排除的政治史被赋予新意的研 究，即从个人(帝王、英雄)进到政权史及其有关的符号、象征；他如事件史回归：事件 ——媒体——公众；叙述史回归：不以发现规律为重点目标，而以公众乐于知道的事件 人物为描述对象；主体回归：以人为主体，将人从决定论观念下释放出来；人物传记回 归；社会史研究的妇女史——女权运动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其发展变化离不 开政治史；等等。所有这些，令人有史学回归之感。当然，历史研究的回归不是复原， 而是以研究整体史为使命，为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完整的历史，而不是残缺的 历史。
社会史与总体史的关系，由社会史研究的内容、经历、趋向可知一二。社会史经历如 下程式的变化，将有可能发展到总体史的阶段：社会结构(政治史的某种延伸及同社会 学、经济学的结合)—日常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心态、意识、信仰(文化层面)— 生态环境、身体医疗(关怀生命、社会问题)向跨学科的整体史发展。社会史可能是 从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学过渡的中间形态过渡形态。
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史研究的使命，在中国还远未结束，整体史尚处于愿望阶段， 需要创造条件，迎接其到来。
三、历史学应使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及其同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说故事”的史学，经历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民族情感史学与阶级论史学到社会 史史学，是一步步将史学知识传向民众。而今天，知识大众文化化已成为史学发展方向 、史学能否发展乃至史学命运的关键性问题，实在是需要大加研讨的事情。20世纪80年 代以来，时或出现“史学危机”的讨论，然而都没有认真计议过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与 历史学的关系，这是不无遗憾的事情。笔者主持或参与过不少研讨会，曾经萌生过参与 主办以“史学知识民众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可惜迄未见有此类学术会议。这里不妨说 一说史学知识大众化的问题。
(一)史学功能转换及原因
传统史学功能是政治性的，即为帝王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经验的“资鉴”功能，对民 众(主要是读书人、士人)的教化功能，所以它成为庙堂之学，拥有尊贵的地位，“史” 就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阶级论史学明确强调史学的政治性，使之成为政治的附庸 。实证史学讲究脱离政治。社会史则将史学的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使史学在 有限的政治功能之外，着力于文化知识的传播：用历史知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给予 休闲的读物，令人身心愉悦；以人物、故事的典型形象使读者主动思索做人的道理，讲 求人生修养、志向与情操。
史学功能之必须转换，或者说必然转换，基于社会的巨大变化。传统社会基本上是自 然经济的社会，发展迟缓，所重视的经世之学是经学和史学的人文学，鄙视自然科学和 技术，视之为匠人之事；近代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生产技术、物质文 明变化迅速，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可视的，于是，人 文学科不得不降落到被人贱视的境地。从殿堂到平地，这种落差感，大约也是中、外都 产生的“史学危机”论的一种原因。
史学功能转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是必然趋势，作为史学工作者应该 有相应的观念转变，要为史学功能的转换和史学知识大众文化作出努力。
(二)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与条件
何谓大众文化化?史学工作者应以自身的研究成果让大众来分享为目标，即治史是为大 众提供历史知识，令历史知识成为大众文化的应有内容；史学书籍应有知识性、故事性 和通俗性，文字表达方面的可读性。
大众文化化的史学知识，原则上讲是走近古代人的生活世界，贴近今日社会生活的内 容，它包括人群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社会风俗及其变异、人 类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各种经验智慧等。
近代史学研究，为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创造了条件。近代以来，史学、人类学、民俗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所形成的成果，对于下层民 众、性别关系、生活风俗、婚嫁丧葬、节日娱乐、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社会医疗等等 社会生活历史的研究，其内容多是民众喜闻乐道的。试以笔者在近期史学著作中信手拈 来的数例来看，可知笔者所言不爽。如有的学者讲述南宋初年临安大火中，裴姓商人不 忙于救火，而是派人赶紧采购建筑材料，灾后居民修盖房屋，他卖材料发了大财。这样 的故事表明，商人预测市场、捕捉信息的重要，与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一样，予人以 智慧的启迪。又如，有的学者利用杜甫的《今夕行》诗句，说明诗圣杜甫在逆旅长夜中 ，赤袒跣足，大呼小叫，非常投入，反映了作为常人的杜甫，与诗圣的另一面相补 充，可以令人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他如，有的学者讲述郑板桥见寺僧的故事：方丈初 以他服装平常而冷淡他，及至见他谈吐不俗有所敬重，进而非常尊重，因而让座由起始 的“坐”，变为“请坐”，再变作“请上座”，命小和尚的上茶，也有“茶”、“敬茶 ”、“敬香茶”的三变。从敬茶待客的习俗，反映出社会的等级观念的作用，而对出家 人如此之势利之讽刺，令人可以从中得到诚敬待客、待人的教益。有了这些研究成果， 可以将之转化为大众文化，由大众分享。
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需要向古今民间文学艺术家学习。古代说书艺人、话本、历史 演义、现代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题材的影视剧都起到传播历史知识的某种作用，并 以其知识娱乐受众。当然，文艺家的历史故事中有许多虚构成分，历史学家出于职业责 任感有必要去纠正他们的误传，但是不必为他们“占领”史学“地盘”而愤慨，应当检 讨的是自家不去作史学知识大众化的努力所造成的缺陷。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其实， 最好是史学界与文学艺术界携手合作，多交朋友，取长补短，史学著作要艺术化，文艺 家需要增加史学知识，作品向历史的真实性方向努力。平心而论，史学家和社会应该感 谢文艺家对某些历史知识的传播。
史学研究成果如果走向大众文化，史学也会取得大众的信赖，不会被社会抛弃，避免 真正的学科“危机”。
(三)史学研究成果大众文化化的表达方式
史学研究成果为大众分享，图籍内容至关重要，而其表达形式的讲求同样不可忽视， 至少要留意于下述四点：
其一，平铺直叙的写法。史学著作要有大量的证据，会有大段大段的原始材料的引文 ，会有史料的考证和复杂事件、历史之谜的反复论证。毫无疑问，引文多系古文，如此 一来，古文和语体文相杂，使得文气不畅，也令读者一会儿古文、一会儿语体文的来回 转换，难于适应，增加阅读难度，减少浏览兴趣。需要舍弃那些史料引文，将它变为语 体文，直接表达出来，令文气流畅，读者顺利阅览。当然，引文的做法给同行及少数圈 外人士观赏是必须的，只是对大众极不相宜。
其二，要富有文采。这是极其难于做到的，然而是不可或缺的努力目标。
其三，深入浅出。大众文化化的历史读物，不是只讲一些历史故事，而应将研究的客 体研究透彻了，俗话说是吃透了吐出来，能综合大量历史现象，分析清楚，尽可能地说 明历史现象的连贯性和事情的本质。通俗读物虽说是通俗易懂，但是寓意不可少，必须 深入浅出，绝不是儿戏之作。
其四，图文并茂。历史遗迹、遗物的图像、画像、图画、照片，实物照片、素描，等 等，与文字说明相配合，可以收到文省事明、一目了然的效果。图文并茂，在古人主要 限于客观条件，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现在学者开始留心了，“老照片”成为可贵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史家都给图片以应有的地位，“提请留意”，看来仍有必要 。由于著作中配图的时间还不长，相应的学术规范尚不完善，或者说还没有建立，常见 的现象是对于插图本身的说明欠缺，图、文的内容并不配合。大众化的读物不能不讲究 这些。
总之，史学工作者需要将读者感兴趣的历史故事，能够发人深思的历史知识，用富有 文采的笔法表现出来，使人将阅读的过程变成为一种美的享受和追求，同时增长了知识 ，提高了生活情趣和生活质量，也启迪智慧的开发。这也是令史学游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
(四)史学工作者的职业态度与高标准的专业要求
史家定位。帝王之学的史学高高在上，史学家好为人师，总在教训读者。近代以来， 此种积习并未根本改变，似乎作者与读者双方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学者自认为 写作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事业，要向民众灌输什么观念，负有提高民众素质的使命 ，这是在上者对待在下者的态度，早已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之时。 作者与读者双方之间，理所当然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要将什么观念加给谁的问题，书籍 只是双方对话的工具。人是社会中的人，做人要给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史学工作 者要定好位置，争取成为读者的朋友，而不是在上面的教育者。
专业要求。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大 众化的深入浅出的要求，首先应有研究性，是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有关知识，具有综合分 析能力，还要富有文采地表达出来，此等著作的写作真是谈何容易?设若仅有几分知识 ，浅学易满之人，哪里能写作得好!普及与提高是一致的，以为普及的读物可以要求得 低一些，这是误解，无益于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极宜纠正。
(五)史学新功能得益于社会史研究
【关键词】城市历史建筑 案例研究 建筑保护 建筑策划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很多历史建筑被拆除、历史街巷被拆迁。当人们幡然醒悟的时候，历史建筑已经所剩无几。历史建筑是一部生动的建筑史教科书，然而面对真实而丰富的现实案例，传统的建筑史教学却视而不见，仍专注于抽象的建筑历史知识的讲解。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重要事件、风土民情、经济活动、技术革新被抽象成几幅图片和几段文字，建筑与生活之间生动的联系被人为割裂。某种建筑形式的产生与消亡似乎只是一个逻辑推演，而不是社会生活与文化形态的体现。这样的建筑史教学很难帮助学生理解社会、经济、文化与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很难帮助学生建立处理复杂建筑问题的历史观与真实感。
城市的历史建筑不仅包括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还有大量的一般性历史建筑，它们具有过去某一时代的典型特征。这些一般性历史建筑虽然接近或者超过使用年限，但建筑质量良好、结构坚固、形式美观，改造后仍然能够满足继续使用的要求。将城市的历史建筑作为案例引入建筑史教学，通过挖掘过去、分析现状、思考未来，帮助学生进入建筑历史的语境，建立社会生活与建筑型制之间的联系，从而培养科学的建筑历史观。
一、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的历史建筑与建筑历史
全球化城市化是当代中国发展最鲜明的主题。当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时，当国家大剧院和奥运场馆出自国外建筑师之手时，我国建筑师该如何面对全球化与城市化对国内建筑市场的影响？建筑学高等教育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教育市场冲击以及如何实现与全球化的建筑教育的接轨？当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时，发现我们真正亟需理解和面对的并不是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在建筑学的教学体系中，建筑史最符合这样的知识架构和研究视角，能够帮助学生从历史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理解建筑设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常规的建筑史教学着重于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建筑范例的讲解，并已经形成对该建筑同时期的社会背景知识的理论梳理。然而仅从理论上阐述建筑设计思想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如何实现，难以使缺少历史知识积累、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学生将授课内容转化成自身的经验，难以使他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建筑语言。为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建筑史的教学内容，需要将现实案例研究引入理论教学，通过现实案例与历史案例之间的对比学习，产生历史与现实对话的效果，使学生能够以历史案例的研究方法分析现实案例，并带着现实案例的问题到历史案例中寻求经验。我国有着丰富的历史建筑资源，唐宋时期有少量遗存，明清时期留有的建筑数量很大且保存较好，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建筑和早期的现代建筑分布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一般省会及大型城市都有历史建筑遗存，而这些城市也是建筑学院集中分布的地方，因此借助周边的历史建筑资源进行建筑史教学是现实可行的。同时，在房地产经济的刺激下，拆除城市历史建筑让地于新的房地产项目的事件层出不穷，城市特色也因为历史建筑的消亡而日益丧失。出于保护历史建筑的目的，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记录其产生与消亡，和围绕其发生的人情世故，这有助于学生鲜活地理解建筑、理解建筑师的社会责任。
二、历史建筑案例教学的程序
历史建筑案例教学首先需要选择易于开展研究活动的案例，然后制定研究计划，组织学生进行调研活动，经过讨论和反复论证的过程，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一）确定研究对象
教师需要指导学生从所在城市的历史建筑中选择便于开展研究活动的案例，这些案例可能包含文物保护建筑和一般性历史建筑。这些建筑类型不同、残破程度不同，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根据保护的紧迫性、社会影响力、相关项目的支撑情况确定研究对象。为便于学生了解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教师需讲解相似案例的研究方法，通过讲解范例帮助学生建立案例研究的框架体系。
（二）文献搜集与现场测绘
历史建筑的过去隐迹于历史文献中，这些文献包罗广泛且内容繁杂，既包括地方志和建筑档案，也包括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史书、民间传说、小说、戏剧、报纸杂志等。在文献搜集阶段需要进行仔细的甄别与梳理，带着问题搜集文献资料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与文献搜集同步进行的是现场测绘，现场测绘过程中需要秉持怀疑和追问的态度，多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现场测绘还需要分辨历史建筑哪些部分做了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原来的形式、功能、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三）利益相关者调查
“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来自经济学，指的是“能影响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活动和目标的人或者团体，或是受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活动或目标影响的人或团体”。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便于明确历史建筑与其相关群体的关系，以及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历史建筑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包括居民、公众、学者、房地产商、政府、媒体，他们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般而言，大多数居民关注的是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他们愿意离开老旧而狭小的老房子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公众对历史建筑更多地是投射了怀旧的情感，因为这些老房子承载了他们的记忆；学者关注历史建筑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认为遗存至今的老房子大多设计精美，并维系着稳固的社会网络；房地产商追逐商业利益，希望简单地以拆旧建新换得高额的经济回报；政府既负有管理城市的责任，又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现实需求；历史建筑的保护需要借助媒体引起公众的关注，媒体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虽然利益相关者具有上述基本态度，但每一个历史建筑的案例中，利益诉求会有变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发生改变。学生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调查，能深入理解与建筑设计密切相关的各方群体的利益取向，调查工作也为今后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积累了经验。
（四）案例比较研究
对于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国内外已经有许多成功案例。将这些成功案例与所研究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帮助学生全面地认识所研究案例的限制性要素，将抽象的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转化成具体的经济测量指标、社会影响因子和文化表征。案例比较研究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通过借鉴和实际运用成功案例经验，进一步体会历史建筑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五）改造利用的方案设计
在以上对历史建筑的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建筑改造利用的方案。这些方案需要有科学严谨的论证过程，包括历史建筑的文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方案对各方的回应、方案的可行性论证、方案成果的评价方法等。改造利用方案的论证过程就是建筑设计的前期工作。历史建筑改造利用涉及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这种训练对学生今后解决建筑项目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三、历史建筑案例教学的方法
将案例研究理念引入建筑史教学，改变了以往的以授课为主的教学方法，转变为“发现问题――界定问题――分析研究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多方案比较――设计成果”的研究型教育模式。通过研究型教学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法，进而提高了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研究与授课相结合
在传统的建筑史教学中，学生缺乏独立进行案例研究的经验，因此在历史建筑案例教学中需要教师讲述案例研究的方法、示范案例研究的过程、监控研究的进展。同时案例研究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建筑史教学中各时期和各种文化语境中的建筑范例，使抽象的理论知识与生动的社会现实产生联系。用历史建筑案例研究的方法和过程学习建筑史知识，可以将学生搜集与组织的相关学科知识融入建筑史教学中，帮助学生建立个性化的建筑史知识体系。
（二）讨论式教学
讨论式教学模式打破了信息的单面传递方式，促成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设计思想的多向交流。讨论式教学不再以教师为教学中心，而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学生和教师作为平等的研究主体，通过陈述、怀疑、提问、争辩等交流促成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析和对解决方法的多向思考，进而实现共同探索、共同发现、共同创造的教学结果。历史建筑案例研究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开展多层次的讨论，包括研究组内讨论、组间讨论、利益相关者讨论等。讨论教学的目的是各抒己见，拓展思路，求同存异，解决问题。
（三）开放式教学
历史建筑案例研究本身需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涵盖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的内容，这些学科知识为案例研究搭建了跨学科研究的平台。学生走出校园，进行历史建筑的社会调查，生动而丰富的社会现象构成了另一个开放的课堂。社会的感性体验与课堂的理性体验相结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开放式教学需要教师具有开阔的眼界，通过点拨思路、提供建议的方法形成师生合作的开放式教学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和创造性。
结语
把历史建筑案例研究引入建筑史教学与研究，既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又促进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建筑学的教学一向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现在通行的假期实习和毕业实习的目的也是强化教学与社会实践的联系。然而建筑设计院的工作以实用性为导向，并不能帮助学生建立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纵观建筑学的课程体系，建筑史能够很好地担当起将以史为鉴，承前启后，兼济天下的职业道德传继的重任。在当前建筑史教学缺少思想性、缺乏与现实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在讲述建筑史的同时研究现存在历史建筑，能够很好地弥补上述不足，校正建筑史教学纸上谈兵的倾向。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优化与整合”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1YJC760038；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代城市文脉中传统建筑符号意义的重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1YSC012；南京财经大学预研究项目研究成果，课题编号：Y2012018；南京财经大学教改项目成果，课题编号：JGY1539；江苏省教育厅哲社基金成果，课题编号：08SJD76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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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论 历史哲学 影响
生物进化论作为自然科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对世界各国的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由于广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生物进化论在结合各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成熟，并对世界各国的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使人们放弃了某些他们最重视的信念，诸如静止的世界观、神创论、绝对人类中心论等，从而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领域的问题。文章致力于探讨生物进化论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影响，以折射出生物进化论对社会领域的影响。
一、生物进化论的由来和发展
（一）进化论的提出
进化思想源远流长。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在中国和希腊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就早已孕育了朴素的进化思想。我国古代早期的唯物主义者管仲就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管子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无独有偶，古希腊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等哲学家的著作中，也都含有一些进化思想。众所周知，进化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拉马克、达尔文等知名学者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被修正。这些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在进化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最早提出系统进化论的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他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拉马克进化理论。他认为生命具有向上发展的必然趋向，并且强调动物意志、器官用进废退及获得性状遗传在进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代科学进化论的奠基人是英国学者达尔文，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则是科学进化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他认为进化的动力在自然界内部，并把进化的机制归结为自然的原因。这就科学的说明了生命自然界发展的主要过程。
（二）进化论的发展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许多重要论点，很多论点至今仍是进化论不可动摇的基石。但在达尔文时代，人们并不能全面地理解进化论的思想。达尔文自己也说过：“我们对变异法则是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指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找不到一个。”因此，达尔文在阐述他的进化论时，只能以既有的变异为出发点，着重于找出一种能够使变异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形式，而对引起变异的原因则研究得不够透彻。
孟德尔通过豌豆杂交实验，提出了遗传因子独立分离和自由组合的遗传法则，为遗传的粒子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起初他的成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00年，其他学者做了大量的植物杂交实验后，得出了与孟德尔相同的结论，这一理论才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并在生物学理论中引起了巨大的革命，而且带来了遗传学的大发展和促成了综合进化论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以后，分子遗传学发展迅猛。遗传物质结构、遗传密码以及DNA和蛋白质之间的关系相继被“攻破”，把进化论的研究推向一个定量研究的新阶段。
二、生物进化论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历史哲学观
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思想十分繁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道家的否定人类社会文明和儒家的称颂尧舜、讴歌“三代”的退化历史观；二是以“五德终始”说和“一治一乱”说为代表的循环历史观；三是主张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变易进化历史观。其中，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烦扬“三代”的退化史观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
1.倒退历史观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认为，“小国寡民”的封闭式的原始村社是人类生存最理想的社会，而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破坏了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种种不良现象的出现。道家学派认为这是社会退化的表现，他们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和“绝巧弃利”的思想。总而言之，道家学派主张要毁弃人类在脱离原始社会后所获得的文明，返回原始村社那种素朴的生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获得更多的利益。
2.循环历史观
中国古代的循环史观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即“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孟子最先提出这一观点，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膝文公下》）。意思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变化无非就是一治一乱，即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循环往复。朱熹解释孟子这句话时就发挥说：“孟子这段话是讲人类社会生活的一治一乱，不断循环，是“理之常”，即是一种历史规律。关于这一理论，他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气运丛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因而人类社会也便是“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朱子语类》卷一）。经过他的阐述，孟子所谓的“一治一乱”便被明确地规定为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基本规律了。
3.变易进化历史观
中国传统的变易史观中，变易进化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变化是今胜于昔的”。社会大变动的先秦时代，是变易进化史观发展的一个高涨期。儒家和法家都曾提出过关于变易进化的历史观点，如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因革；荀子提倡“法后王”等。特别是反映儒家观点的《易传》，更是提出了变化、更革、日新等思想，并且强调了“自强还息”和“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突出了人在社会变易进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进化史观对史学转型的促进与影响
1.进化史观与“史界革命”
用进化史观来审视中国的传统史学，使得人们对史学有了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指出了旧史学的种种弊端、重视“民史”、对史学功能的探讨等方面。进化史观成为猛烈批判旧史学的思想武器，中国史坛由此提出了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的口号和主张。梁启超是积极倡导进化史观、提出“史界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梁启超用进化论认识和解释历史，由此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历史撰述有了全新的看法。进化史观构成了梁启超前期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他从此特别关注史学、提出建立“新史学”的内在原因之一。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第二年，他又发表《新史学》。在《新史学》中，他从三个层次对新史学的内容性质加以界定，即“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并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梁启超所提倡的“史界革命”和建立“新史学”的主张，都是建立在进化史观的基础上，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史学转型的序幕。
2.“五四”先驱投向专制主义的长矛
作为新文化运动初期激进民主主义者主要代表的陈独秀和等人在对中国前途的探索中，将民主革命和进化论联系起来，他们前期的历史观也深受进化论的影响。陈独秀认为进化论是现代最能够变古之道的重要理论，民主与科学则是世界历史发展进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他极力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宣称：“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他认为，欧洲资本主义之所以比较发达，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政治、文化、伦理等各方面的资产阶级“革命之赐”，他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
同样坚信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他说：“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则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是“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顺应历史进化潮流的产物。因此，他激励青年们要“以破坏与创造”的革命精神“觅新国家，拓新世界”。
不过，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不同的是，陈独秀、的进化论思想很快孕育出无产阶级革命因子。陈独秀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全体人民”，而世界进化的前途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即社会主义。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断定“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明确地表达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化理想。他们认为只有革命民主主义才能符合20世纪社会进化的需要，呼吁中国只有彻底地抛弃封建君主专制，粉碎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并且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3.进化史观对史书的编纂有重大的影响
进化论中的“适应”思想便于反映历史进化，传播历史知识，唤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需要。国人渴求编纂篇幅较小、文字浅显明快的史书。由于前所编纂的史书存在很多漏洞和错误，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社会的悠久历史，于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就提议要重新编撰适应中国实际的史书，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体制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很快就被时代淹没了。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众多文人学士在进化论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编撰新的适应时代的史书。他们编纂史书是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和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史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表明中国史书已经冲破传统史学的藩篱，具有创新意义。
三、结语
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新看法，这有助于人们挣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从而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并把这些新思想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在和辛亥革命中化论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提倡变法和革命的理论依据；在初期新文化运动中，进化论为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生物进化论使得中国史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总而言之，进化论始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密切结合，适应着革命实践需要不断发展，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成为从变易史观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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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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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关键词]实践论；社会历史时空观；当代意义
[摘要]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在肯定时间、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同时，对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作了同质性理解，而未能把握社会历史时空的独特性，以致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解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缺陷。马克思在承认时间、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同时，将社会历史时空的理解奠立在其科学的实践论之上，廓清了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的本质区别，从而超越传统物质视域的时空观，对于科学理解当代社会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4-0024-08
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在肯定时间、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同时，对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作了同质性理解，而未能把握社会历史时空的独特性，以致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解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缺陷。马克思在承认时间、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同时，将社会历史时空的理解奠立在其科学的实践论之上，廓清了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的本质区别，从而超越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实现了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理解。因此，重返马克思的实践论视域，廓清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的联系与区别，并由此校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时空观，对于科学理解当代社会历史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及其缺陷
所谓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是指从纯粹客体、对象的形式去直观地理解时间和空间，即把时间、空间看作“物质”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时间是物质运动过程的顺序性和持续性；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因此，将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看作同质的物质运动分别在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界的持续性和广延性，从而将社会历史时空看作自然时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或推广，就是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的基本内容。
应当承认，把时间、空间看作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正确地坚持了时空观的唯物论立场。因为，对于唯物论而言，“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时间和空间――引者注)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同时，从物质世界自在运动的角度看，把社会历史时空看成自然时空的一部分或自然时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或推广，进而将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看作同质的物质时空的两个部分，既有其逻辑合理性，也有其本体论基础。因为，社会历史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始终是以自然宇宙为其先在性前提的。因此，把时间、空间看作物质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并由此阐明其客观实在性，对于人类不断科学探索物质世界的奥秘，特别是把握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界的内在物质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但是，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对时空的理解，是以把物质运动看作与人类实践活动无关的自然的物质运动为前提的，因而是对自在的物质运动的时空的一种纯粹直观。也就是说，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即不是从实践或主体去理解作为对象的物质运动的时间与空间，从而把两个不同领域的时间、空间同质化为了“自在物质时空”，即与人的实践活动无涉的自在物质世界的时间和空间。显然，这种时空观是以不理解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的本质区别或者说社会历史时空的独特性规定为代价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时空观往往导致人们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解陷入了以下缺陷：
第一，把社会历史发展了解为“只见物，不见人”的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由于看不到社会历史时空与自然时空的本质区别，而往往引导人们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简单地了解为纯粹的物质变换过程，即把历史过程了解为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自然物质变换过程。即使强调劳动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因侧重于关注劳动的物质客观性而轻视人的存在及其主体能动性，而在社会历史观上堕入了“人学空场”。那种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经济决定论理解，就是如此。
第二，把社会历史规律等同于自在自然规律。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由于不了解作为实践活动展开基本形式的社会历史时空是自在自为的时空，即实践所创造的时空，进而不了解社会物质运动是人类自在自为的实践运动。因此，往往不了解社会历史时空是人类自在自为的实践活动规律或社会历史规律在时空关系上的体现，从而把社会历史规律简单地等同于自在自然规律。也就是说，同质地看待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导致了同质地看待社会历史过程与自在自然物质运动过程，以至于同质地看待社会历史规律与自在自然规律。那种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机械论理解，就是如此。
第三，不理解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由于同质地看待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进而同质地看待自然时空和社会历史时空对人类活动的制约性，从而不理解社会历史时间是人类实践活动在空间上的展开，即人类对自身生存发展空间的创造和拓展，以至于不理解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严重地遮蔽了人类通过改变和调整自身实践活动的节律而把自然生命时间转换成自由发展空间这一关键。那种把人的发展简单理解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往往就与此有关。
第四，不理解历史发展中不同社会形态在空间上的同时并存与同一社会形态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现象。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由于不理解社会历史时空是人类实践活动展开的基本形式，而往往看不到人类实践活动在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中的中介作用，从而看不到具体实践活动与具体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不能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社会形态在空间上的同时并存与同一种社会形态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现象作出合理解释。那种将历史发展的“五形态”说与“三阶段”说看作适用于解释一切民族历史发展过程和道路的“公式”的做法，就与此密切相关。
第五，不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人类目的性的统一。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由于看不到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的本质差异，即不懂得社会历史时空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而只是从自在客体的形式上去理解社会历史时空，因而只是将社会历史发展了解为一个合规律的过程，而看不到社会历史发展受到人的活动目的的支配，进而不能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了解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那种把唯物主义原则简单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做法，就是如此。
二、马克思实践论视域的社会历史时空观
针对传统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在理解社会历史问题上的缺陷，马克思克服了直观地理解物质时空的片面做法，转而从人类实践去理解物质世界特别是社会历史世界的时空，即把社会历史时空的理解奠立在科学的实践论之上，厘清了自然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的联系和本质差别，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物质论时空观的超越。这是历史唯物 主义的重要贡献之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时间和空间的性质和特征取决于物质运动的性质和特征；社会历史界的时间、空间与自在自然界的时间、空间有着本质差异。因为社会历史界的物质运动与自在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具有本质性差别，即社会历史界的物质运动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具有不同于自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自在自为的实践性规定。也就是说，尽管从自在物质运动角度看，社会历史时空始终从属于自然时空，并具有自然时空的全部特性，但从人类实践角度看，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历史界的物质运动，已经从自在自然的物质运动转变成了自在自为的社会物质运动，而作为自在自为的社会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的社会历史时空，也就已经以扬弃的方式把自在自然时空包含在自身之中，从而获得了自在自为的实践性规定。在此意义上，社会历史时空只能是人类通过自身实践所造就的事物的时间与空间。因此，社会历史时空在本质上是指人类实践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即人类实践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格局。
显然，社会历史时空是由以人类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两个相互交织的层次构成的：一是人类通过自身实践对自然时空的转换，即人化自然时空；二是人类通过自身实践所创造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变化的时空。因此，较之自然时空，社会历史时空的结构和变化要复杂得多。
首先，社会历史时空的延续度较自然时空的延续度小。就整个宇宙而言，物质运动处在永恒的循环和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中。“诸宇宙(无数星体――引者注)在无限时间内永恒重复的先后相继，不过是无数宇宙在无限空间内同时并存的逻辑补充”。从物质运动的永恒性角度说，自然界的变化只是自然事物自在规定性的循环和重复，即只存在空间上的扩张，而没有时间上的变化。换言之，自然界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具有“保守性”甚至是“凝固性”，以至于只是表现为在空间上的无限扩大。如果把社会历史看作宇宙的一部分，那么，社会历史不过是自然界实现其空间扩张的一个环节。因为，“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仍永远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这是物质赖以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完成其轨道所经历的时间用我们的地球年是无法度量的，在这个循环中，最高发展的时间，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然界意识的人的生命的时间，如同生命和自我意识赖以发生作用的空间一样，是极为有限的”。也就是说，从物质自在运动的角度看，社会历史时空的延续度要比自然时空的延续度小得多。
其次，与自然时空结构的凝固性不同，社会历史时空结构能够不断加以改变。自在自然的时空结构与社会历史的时空结构是不同的：在前者那里是时间从属于空间，在后者那里则是时间本身就是空间、空间本身就是时间。究其根源在于：自在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只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社会历史运动则主要受人类实践活动规律的支配。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自在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只是自然事物在自在规定性上重复“生产”自身，而主要受人类实践活动规律支配的社会历史运动，其运动变化是加速进行的，这是社会历史系统的重要特性。而且，社会历史运动，特别是由于科学的变革及其引起的社会历史发展，“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指出：对于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即对人类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规律。”因此，社会历史时空，是通过社会历史运动并在社会历史运动中形成的现实性时空。也就是说，社会历史运动是通过人类实践转化为社会历史空间而现实存在的时间；社会历史运动的展开过程亦即社会历史时间；社会历史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直接统一，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就是二者统一的具体方式。质言之，人类实践活动在时间上的展开也就是人类对自身生存发展空间的创造与拓展，即人类通过改变自身实践活动的社会形式来改变社会历史的时空结构。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而这也就是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性特征。
而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性特征，则使时间获得了人的主体性存在意义。
第一，劳动实践通过使社会历史逐渐与自然界分化，逐渐使时间转化为人类发展的空间。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推动和消除在动物那里的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无差别性，改变了生产和消费的意义：生产分化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消费分化为生产资料的消费和生活资料的消费。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从物质生产逐渐分化出精神生产，从生产活动分化出交往活动，从物质交往分化出精神交往，等等，而每一种活动领域又不断分化出新的活动领域。因此，人类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也就意味着人类活动及其空间的不断创造与拓展；而人类活动发展空间的扩大，也就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也就是造就人的全面性，即在劳动实践及其分化出来的各种活动领域之间合理分配时间。正因为如此，人类总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节约劳动时间，从而把时间转换成发展的空间。
第二，劳动实践通过创造和调整社会历史的时间结构，不断拓展人类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所谓社会历史的时间结构，即人类实践活动的时间结构，是指满足人类不同需要的各种活动在整个社会历史时间中所占的比例，主要由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等要素构成。因而整个社会历史时间的具体化不仅体现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而且也体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诸形态和规范、价值等系统及其变化上。同时，社会历史时间流程的强烈程度不仅取决于社会历史时间具体化过程的强烈程度，也取决于老化的、过时的结构脱离具体化过程的强烈程度。因此，社会历史时间不同于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纯外部的、数量的尺度的历法时间，它是社会历史运动内部的质的内容的时间连续性(历时性)和这些内容的诸成分的空间组织(共时性)即同时性的统一。“社会空间作为时空连续体的一个方面体现着社会中一切同时的社会相互作用形式。如同社会过程在时间上加速推进乃是历史规律一样，社会空间的扩展和致密化过程也是规律。”因此，人类通过实践改变时间结构来突破其空间限制，即“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以便使人从狭隘地域性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从而提高自由时间在整个时间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而一旦劳动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劳动时间成为自由时间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历史就步入了以自由时间为计量单位的社会历史空间。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因此，社会历史进程，也就是人类不断调整和变革社会历史时间结构的过程，即不断 拓展其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的过程。
第三，劳动实践通过创造自由时间，将人类自然生命的时间转换为人类自由发展的空间。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只能通过劳动实践的展开获得其现实性。因为，只有劳动实践才能使劳动时间客体化，即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劳动产品作为劳动的结果，就是以静态的空间形式保存、固定和巩固主体以动态形式表现出来的本质力量。这不仅为人类交往活动的展开提供了条件，造成了人们之间交流思想、知识、经验等等日益扩大的交往空间，而且造成了人类社会历史所特有的进步方式：通过劳动成果而形成的工具体系的积累、传递和改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符号空间”、“文化空间”的发展，促使社会历史运动加速前进。在这一加速进程中，劳动时间一方面凝结为实物形态的存在，一方面凝结为社会关系的体系存在，即社会结构。这就是社会历史空间的形成。而社会历史空间作为实践活动的产物，反过来又成为实践活动展开的前提和制约因素。如果说实践活动的展开构成社会历史的时间结构，那么，实践活动的结晶就构成社会历史的空间结构。前者是社会历史空间向社会历史时间的转化，后者则是社会历史时间向社会历史空间的转化。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互为前提的侧面。因此，劳动实践创造自由时间，实质上也就是将人类自然生命的时间转换为人类自由发展的空间。
第四，劳动实践通过扬弃自然时问，使社会历史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浓缩”的形式“并存”于同一社会空间中，从而使人之发展得以不断升级换代。时间的一维f生表明，无论是自然时间还是社会历史时间，在其发展趋势和方向上都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自然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始终无法并存于同一空间，从而遵循的是过去决定现在、过去和现在决定未来的单向决定论。从自在角度看，社会历史的变化也要受到这一单向决定论的影响，但从实践角度看，社会历史联系不仅仅是不同世代之间的继承关系，而且是包含着变革和创新的继承关系，即社会历史变化并不是在原有规定性上生产和再生产自身，而是一个累积f生的进步过程。因此，作为社会历史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往往是相互规定、相互制约的，从而是双向决定的：其一，实践活动作为由目的、手段、结果等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而构成的动态过程，直接体现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维度的并存与相互制约。实践活动的过程不仅遵循过去决定现在和未来的顺向决定，而且也遵循未来对现在、过去的逆向决定。因为，作为未来结果的劳动的目的是劳动者事先“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因此，社会历史时间在方向上是绝对不可逆性与相对的可逆性的对立统一。其二，每一种社会历史形态作为一种暂时的社会结构系统，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因为，每一种社会历史形态的更替都表现为，旧形态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因素分化出较高级的因素，进而使新因素取代旧因素的主导地位以便促成新形态，同时把旧因素以扬弃的形式作为从属于的东西保留在新形态中。也就是说，新形态一方面通过改造旧的社会形态内部的残片和因素得以建立，另一方面，又通过保留、利用、发展旧的社会形态中的一部分因素并孕育新的因素得以发展完善，以致为更新的形态的产生创造条件。可见，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能够以“浓缩”的形式“并存”于同一个社会历史空间之中，从而使人之发展得以不断升级换代。
三、实践论社会历史时空观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实践论视域的时空观，特别是对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性特征的揭示，对于正确理解社会历史问题，特别是伴随信息革命、交通革命和“数字化”技术发展所形成的“全球化时空”、“虚拟时空”、“符号化时空”等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论社会历史时空观之理论意义
第一，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性规定为冲破形而上学时空观的预成论以及理解唯物史观的辩证决定论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唯物史观的辩证决定论区别于机械决定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承认并强调历史过程中因果联系的辩证性。按照机械决定论的观点，历史时间中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的前后顺序的不可逆性不仅是绝对的，而且历史发展只能是过去决定现在、过去和现在决定未来，即历史的因果决定性只能是单向的决定。这显然包含着历史发展的一种预成论观点。历史过程中的因果联系的辩证性，只有在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的时空关系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承认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性，就必然承认历史时间中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之间的双向决定关系；人类实践在分工与合作中展开使得历史时间中本来依次出现的三个维度或三个环节能够以“浓缩”的形式同时并存于同一社会空间之中，从而形成相互规定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以至于历史进程具有了累积性和加速性的特点。因此，把握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特征，不仅能冲破形而上学时空观上的预成论，而且能更深刻地把握唯物史观的辩证决定论。
第二，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性规定，为揭示社会历史规律及其实现机制确立了根本途径。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特征表明，人能够在自身实践活动中创造自由时间，即把自然生命的时间转变为自由发展的空间，即使时间成为人的积极存在。从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社会财富的角度看，社会财富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时间的客体化，即社会历史时间的凝固和结晶。这就是社会历史时间向社会财富的空间形式的转化。也就是说，社会财富作为实践活动的结果，以空间的形式保存、固定、巩固了人类实践活动以时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本质力量。这不仅为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提供了物质手段，而且创造了人们之间交流思想、知识、经验等等的日益扩大的交往空间。而社会财富以及思想、知识、经验等等在不同世代人们之间的创造、消费、保存和传递，就是人类社会历史所特有的累积性进化方式，即社会历史时间的展开，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历史活动结构。但是，作为社会历史时间的凝固形式的社会历史空间，不仅表现为实物形态，而且也表现为关系形态，即作为社会关系的体系而存在，也就是所谓社会历史关系结构。社会历史关系结构作为实践活动的产物，又反过来构成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制约因素。简言之，社会历史运动是社会历史时间的空间化与社会历史空间的时间化的统一。因此，考察社会历史时间与社会历史空间的内在联系，即社会历史活动结构与社会历史关系结构的相互转化，也就是揭示社会历史规律及其实现机制的根本途径。
第三，社会历史时间的实践创造性规定，为历史研究彻底贯彻历史辩证法提供了现实基础。其一，社会历史时间的实践创造特征表明，在社会历史时空的辩证关系中，社会历史空间是相对保守的方面，社会历史时间则始终是革命的、能动的方面；僵化的社会历史空间结构只能通过社会历史时间来打破。因此，只有实践活动的时间因素，能 为历史研究真正避免和克服总是着眼于解释过去的保守性、僵化性思维，转向坚持立足于现在、面向未来、审视过去的辩证思维提供条件。其二，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性特征表明，“现在”为历史研究“复原”“过去”提供了可能。从实践角度看，社会历史时空是人类实践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样态的统一体，“过去”是“现在”的前提，“现在”是“过去”的表现，“现在”蕴含着“未来”的征兆。因此，历史研究通过批判地分析“现在”来透视“过去”；同时，历史认识也只有以对“现在”的正确理解为前提，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因为，历史研究是通过广义的文化语言去“复原”过去的社会历史时空，但历史学家只能用自身时代的“文化语言”去思考和表达“过去”，即让不同样态的社会历史时空在“现在”的时空中展开“文化语言”的“对话”。其三，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性特征，赋予了“未来”在历史认识中的测量功能。从实践角度看，“现在”是“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未来”是“现在”展开的方向。因此，“未来”又是批判地分析“现在”以及审视“过去”的一种尺度①。
①当然，历史认识在表面上有着不同于历史发展过程的时间方向：前者是从现在回溯到过去，即“从后思索”；后者则是从现在走向未来。但是，两种运动都是向未来方向敞开的。因为，作为社会历史时空的“交汇点”的现在，本身也是活动的、流动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时间展开流程是每一个现在都成为“过去”，以致“交汇点”被不断地移向未来，而未来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变成现在。因此，对于历史认识而言，过去在两种意义上存在于现在：(1)在“过去”被解释的意义上，它是现在的过去；(2)在“过去”实际存在的意义上，它是绝对存在的过去的“现在”。也就是说，作为实际存在的内容，社会历史时空的“过去”是相对“封闭的”，但是它对社会历史时空的“现在”和“未来”的意义却是绝对“敞开的”，即它总是以某种形式存在于现在，而现在则总是贯通着过去和未来。尽管历史学家在认识“过去”时必然会离开“现在”，但是他必须从“现在”以及对“现在”的认识出发。因此，历史过程的时空运动与历史认识的时空运动，虽然方向相反，但在两种情况中，过去都是由于现在并通过现在而存在的，即现在始终处于社会历史时空的“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现在”对历史学家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中介作用，并不一定会导致历史认识的相对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因为，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特征表明，社会历史时空中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现实表现。“现在”不仅无碍于历史学家获得对过去的客观认识，而且只要坚持对“现在”的科学的实践批判立场，“现在”就能成为达到对“过去”的科学认识的决定性条件。当然，科学的历史认识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对“过去”的认识要按其不可重复的、活生生的形式并且按照这些形式的客观投影(即“过去”人类的生活方式及其在“现在”中的变形)和主观投影(“过去”的人类生活方式在当时人们心灵中的反映)来认识，并把被认识的东西的本质用“现在”的科学语言加以叙述和表达。但是，这种依照每一时代对其自身本质的观念来了解该时代，只是历史研究的开端。如果只是停留于这个开端，那就意味着拒绝了分析该时代特点的客观基础，否定了历史认识的科学批判本质，从而成为了时代谬误和时代主观性的俘虏。也就是说，人体解剖虽然不能代替猴体解剖，但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因此，历史研究复原“过去”和预见“未来”，只有在历史学家与“过去”和“未来”进行长期的、深思熟虑的对话的过程中实现，而且，由于历史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过去”的文化语言以及“未来”的征兆翻译成“现在”的文化语言，因而对“过去”的复原和对“未来”的语言只能是一种思维逻辑的复原和预见。可见，正是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性规定，为历史研究复原“过去”和展望“未来”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实践论社会历史时空观之实践意义
第一，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特征表明，社会历史时空可以通过改变和调整人类实践活动方式来加以调整和改变。也就是说，人类能够超越自然时空以及既有社会历史时空的限制，积极争取和创造自己发展的自由时间与自由空间，从而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全球化运动及其造成的人类实践分工与合作的体系对于人类文明的推进作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特征表明，通过改变和调整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方式，可以促使事物运动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发生相互转化，从而为事物按照人类自身的需要转变创造条件。因此，把握了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特征，人类就能够更好地“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以及利用空间的压缩或扩张去赢得时间，从而使人类实践活动取得更好的成果。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以及国家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无一不是利用时间与空间在实践活动中的相互转化规律的最好例证。
第三，社会历史时空的实践创造特征表明，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乌托邦构想，而是科学的预测，这就为人们在当代实践中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因为，具有革命的、批判的意识的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性质，就在于它始终是立足于现在面向未来并着眼于未来的。而且，这种能动性只能在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达到高度的自觉。正是在此意义上，《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当代社会生活的分化与整合、新科技革命引起的急剧变化、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形成，都更加突出了调整和改变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形式以及由此改变社会历史时空结构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因此，要把挑战转化成社会历史发展的机遇，我们就必须深谙社会历史时空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起科学的社会历史时空观，即从人的社会实践本质以及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性的高度来理解社会历史时空及其发展变化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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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党史国史；“中国梦”；精神动力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1-0062-04
党史国史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新时代和新阶段。从历史的连续性上说，党史国史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历史的一种延伸，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而开辟的历史进程；从历史的变革意义上来说，党史国史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历史的一种转折，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解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新中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展开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衰弱走向复兴。因此，这一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觉醒到不断实现的社会发展过程。党史国史承载“中国梦”、记载“中国梦”，并与“中国梦”的形成与发展史互为依存、互为条件。对此，强调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1]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学习党史国史在领导干部学习生活和思想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源泉。
一、党史国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教科书
党史国史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主题的专门史。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充满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蕴涵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饱含着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阶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党史国史是我们党和国家创业、奋斗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立新中国，从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历史进程既具有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又富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鲜明历史特征和时代内涵，凝结着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勤劳与智慧，展现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党史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诞生，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从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我们党在为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和确立了思想，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缔造了新中国，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历史发展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就不可能迎来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史也由此与新中国的国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贯穿党史国史的一条主线。
国史是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探索、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接力探索和科学回答，创造性地实现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决策实施改革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和新跨越。历史发展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党的先进性的需要。党史国史是我们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一个向导，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及正确地走向未来的一块基石。人类社会总是在认识历史中发展进步的。对于每个人来说，“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2]；相反，则“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忘记自己的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和对“根”的丢弃，是不可能有力量、希望和前途的；相反，以史为鉴，则可以知兴替。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不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终将被历史所淘汰；相反，注重从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则能够成为顺应历史潮流、善于治国安邦的自觉政党。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透视未来的明镜。看历史，就会看到方向、前途和光明。党史国史每发展一步，都是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发明和创造，也都是在深刻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发展和创新，而且越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和关键时期，就越把总结历史经验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和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先后做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发挥了统一全党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历史推动作用。善于总结历史特别是党史国史，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自我净化、自我纠正错误，并不断开辟未来的一条基本经验。
学习党史国史，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来源。党史国史受内在规律的支配，深刻蕴含和体现着党的自身建设规律、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刻蕴含和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深刻蕴含和体现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依据、丰富内涵与发展趋势。党史国史深刻揭示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学习党史国史，有利于深刻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我们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以及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党史国史蕴涵“中国梦”的历史基础与当展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这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美好憧憬、无限向往与不懈追求。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历史必然，并在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两种前途命运的较量中，始终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前进方向。
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奇观。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秦统一为多民族国家，汉唐、康乾几多盛世，凡中华儿女无不为之骄傲和自豪。然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没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没有选择甘愿受人欺凌、落后挨打，而是自强不息、奋起抗争。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东渐，维新变法以至民主革命，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或客观或主观都有一个合理内核，这就是国家之强、民族之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从这种自强和抗争中逐渐生成和发展的一种民族自觉，并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在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并发动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觉醒和爱国主义的一次空前高涨。它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中国民主革命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和“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可以说，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闸门，但没有找到通向复兴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从指导思想、基本内涵和实现道路上推动近代意义上的“振兴中华”向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转变。在新文化运动中，于1917年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提出“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复活为绝大之关键”[3]。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思想领域还是社会结构，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的爆发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在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就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认识和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尽管曾发生过失误和错误，乃至严重挫折，但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探索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征程。改革开放是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继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这表明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梦作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本内涵的概念，是在党的十五大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亚当斯1931年在《美国史诗》中提出“美国梦”，相差了70多年，但中国人民怀有并追逐这样的中国梦，却是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特别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梦之所以在当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感召力和影响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来自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和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动当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对此，2012年党的十强调，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学习党史国史的历史哲学基础与基本理论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说，党史国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蕴涵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开辟了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主题与主线的党史国史，而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开创了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制度。学习党史国史，就要遵循这一历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阐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迄今为止“唯一科学的历史观”[4]。自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近170年来，人类社会由此发生广泛而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并与剩余价值论一起推动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由理想变成现实。
学习党史国史，需要以人民群众日益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实践，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需要以历史发展的进程与经验，正确认识和把握政党与阶级、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说，党史国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史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历史进程，其中蕴涵着唯物史观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历史经验与精神实质，是坚持唯物史观、树立党的群众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教材。
学习党史国史，需要把握这一历史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党史国史既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延续，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既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继承、薪火相传，又是中华文明的当展。昨日之历史，即今日之国情。尽管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但中国在自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和近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乃至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领导干部不了解党史国史与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关系，不了解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是不可能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同时，在学习党史国史中，需要把党史与国史紧密联系起来。党史是国史的集中体现，决定着国史发展的基本面貌和本质属性；国史是党史的必然产物，反映着党史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基本规律和趋势。学习党史，需要加强学习国史；学习国史，则需要深化学习党史。
学习党史国史，需要把握这一历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党史国史是在探索中前进、曲折中发展的。如何正确看待历史上的成就与失误乃至错误，如何正确认识成功与挫折乃至失败，是我们正确把握党史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的关键所在。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既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影响深远、意义深刻的失败教训。正确地认识和总结这些经验与教训，才能逐步找到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总结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各项工作。汲取教训也是我们改进工作的重要途径，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途径。
学习党史国史，需要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在党史国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由此，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形成改革开放前和后两个历史时期。其中，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是基础，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是开创性发展，没有这个基础和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历史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体现规律性，赋予时代性，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学习党史国史，还需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先后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党和人民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它们分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中国梦是理想又是现实，具体表现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运动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可预见的未来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梦不断由精神转化为物质、由理想变成现实的历史进程，任重而道远。当代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必将不断以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加夺目的光彩贡献于人类社会。
参考文献：
[1].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03.
[2].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7.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旨在回答发展的目的、发展的规律和发展的道路等问题。由于发展观不同，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等也不同，从而影响人们对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方针的选择。科学发展观是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认识和态度，它的形成和确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历史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密切相关，它深入植根于唯物史观的沃土之中，它是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与历史唯物论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科学生产力论
科学的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立论基石。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物质生产力始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动因。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一唯物史观出发，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并将这一思想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明确指出，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是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共产主义是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团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实现的。因此《共产党宣言》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首要任务。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唯物史观的这一思想，并根据当代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丰富了此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而要发展，首先是要发展经济，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在这里，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生产力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人民主体论
历史唯物论历来把人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活动而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要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强调的人是人民群众，这里强调的“本”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共产党人来讲，以人为本的实质在于“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尊重人，就是尊重民，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同以往一切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这些思想表明，科学发展观把人(人民)作为本，作为发展的目的，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强调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中，以人民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科学发展观的这些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论既相一致又与时俱进。
第三，以人为本与群众利益
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的第一历史活动——生产是由人的需要产生的，人的其他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一定利益，只有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实现人的物质利益，人才能创造历史。因此，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物质利益是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可见，物质需要是生产劳动的动因，物质利益是生产劳动的目的和动力，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坚持并丰富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科学观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的多方面的需要。人的需求不仅仅指物质生活要求，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只有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谋发展、促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逐步过上小康生活。正如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与历史辩证法
唯物史观不仅坚持历史决定论，肯定科学生产力和人民主体论，肯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对历史进程的终极推动作用，而且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矛盾运动过程，社会发展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它蕴涵着深邃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确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等体现并丰富了历史辩证法思想。
第一，社会发展的过程性。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它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始终，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推动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新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的问题而形成与确定的。在谈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时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6]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广，利益关系更为复杂。面对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的发展要更加注意统筹兼顾，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境、各个方面相协调。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各方面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确立是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根据新的需要，它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二，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历史辩证法认为，社会是一个由诸多社会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有机整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由各个子系统之间在动态中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作用中推动的，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中，需要协调、统筹地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各个子系统内部及其彼此之间多方面的矛盾关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体现了这一历史辩证法思想，并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加以具体运用，丰富了这一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发展；三是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和系统论的观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注重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第三，社会历史矛盾的解决是全面性和重点性的统一。历史辩证法认为，在解决社会矛盾时，要根据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任务和特点，既要全面看问题，又要重点地解决问题，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发展的观点，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论和重点论是密切联系的。科学发展观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重大进步。全面发展观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同志代表新一届领导集体多次指出：“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上述论述可见，科学发展观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辨证统一的唯物辨证论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目的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阐明社会历史决定论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论的思想，同时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而且自由王国的到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然要与他人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这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
科学发展观继承并丰富了唯物史观这一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要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根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的利益既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首先，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但又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指在不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素质，实现人的整个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一个人如果只注意物质生活条件改善而轻视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不健全的，如果发展也很难实现真正全面的发展。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进步；既包含了物质需要增长，也包含了民族精神的不断更新和人文精神的不断丰富。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确立与落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为人类美好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理论贡献，提供了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M〕.2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72.
〔3〕〔5〕人民日报〔N〕.2004—02—29.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文学批评历史 文本
新历史主义于1982年登上舞台，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它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历史文学转向中最主要的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之一。它把历史的纬度重新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作为一种文本分析形式，新历史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它不仅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已渗透到了其它学科中去。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背景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主要受到了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1．旧历史主义存在严重缺陷，旧历史观被唾弃
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研究者、认识者的，也独立于研究手段和工具。如果历史研究者能够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排除主观因素，公正地、中性地使用语言工具，就能够发现历史“真相”，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基于这种认识，旧历史主义强调社会发展规律存在的可能和必然作用性，并允许作长期的社会预测；把思辨的历史哲学看成是一种模式，利用这种模式可以解释具体真实历史的发展方向问题。
然而这种历史观存在很大缺陷。其一，任何研究活动都存在主体意识的参与，没有纯客观的研究；其二，任何主体的参与，都会或多或少地烙上某时某地的时空意识的印迹，对历史的纯过去性研究亦不存在；其三，历史是一种动态的背景，只有当“历史”成为过去时，通过现今的讲述，才称其为“历史”。
这种总体发展的旧历史观在20世纪初就政治哲学家和形式主义的批判。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说：“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
2．形式主义长期独霸，文学批判借“语言学转向”之势解霸
发源于俄国的形式主义批评，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颠覆性破坏，是以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打破旧体系完成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文本是一种语言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本身具备文本的自足性，文学批评只是对这种自足的文本形式的分析，与文学文本之外的世界无关。形式主义批评就是试图建立一个纯粹的文学文本的世界。与旧历史主义批评相比，形式主义开拓批评了与以内容研究为主的批评对立而互补的思维领域，是文学批评的进步。但是文本的自足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文本来源于社会生活、作家思想感情，并非从天而降。形式主义使文艺理论走出“历史”的轨迹，而落人“形式”的迷宫。
所谓“语言学转向”，在理查德-罗蒂看来，就是“使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表现为一种“表征危机”。也就是说，语言已经失去了原来人们共同认可的工具性作用。“语言学转向”可分为三个阶段，两个转向，其顺序为：工具论——中心论——理论模式论。如果使用这一语言发展图式来说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产生的过程的话，则可将旧历史主义看作是语言工具论阶段，将形式主义看作语言中心论阶段，将新历史主义看作语言的理论模式阶段。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是对“语言学转向”思潮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回应。
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几大“新”特点
新历史主义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将文本的写作、阅读以及传播的过程看作是受历史决定并影响历史的文化活动形式，致力于开掘文学文本与其他社会活动、行为和机构之间无比复杂而易变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展示了深入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新历史主义已经超越了传统历史批评研究“是什么”、“怎么样”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兴趣，而通过分析具体事件与话语关系追问“为什么”了。
新历史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因为将文学文本放回到历史语境的解读不可避免的会使批评者主体重新受到“权力话语”的支配和抑制。但是如果批评者自觉意识到自己作为现代阐释者的身份，就能更好地抵制主导意识对自我意识的蚕食，更清醒地洞察权力关系的本相，更彻底地解放被权力压制的文本意义。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第三个特点是它是一种具有政治批判性的少数派批评。新历史主义一方面试图尽可能找回文学文本最初创作与消费时的历史境遇，但同时吸收新阐释学的影响，承认自己作为批评者也同作者一样受制于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自己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及所选用的文化语境与其说是“发现”的，不如说是自己从具体历史处境出发所作的文本建构，这是由于植人了后现代的批判怀疑精神，新历史主义批评具有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拒绝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学批评，强调经济和历史语境的重要性，并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哲学、女权主义等理论，是一种集多种理论于一身的“文化诗学”。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新历史主义理论来源的多样性也是其有别于其它理论的独特之处。新历史主义是具有“多元主义倾向的文学批评的思想潮流”。关于其理论来源本文下面将有专门论述。
三、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新历史主义理论上深受米歇尔·福柯(MicheMFoucauh)的历史观、权力和话语观念的启发，而路易·阿尔都塞(LuisAlthus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曾给予它一定的灵感。
福柯对新历史主义影响巨大。福柯认为，历史事件的产生纷繁复杂，是政治、经济和社会诸种因素交错作用的结果。历史学家在评述历史事件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局限，必然带有主观的色彩，很难坚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立场。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与文学文本已无本质区别。詹姆逊说，“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可以占有或夺取的东西，它牵涉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处于某一权力关系中的双方在不断的斗争当中，但这种斗争很少导致权力关系的毁灭，相反，权力关系的存在依赖于多方的抗拒，分散的抗拒被权力关系运用各种策略所化解，并将其转化为对自己的支持。福柯着重研讨的是不平等和压迫性的权力怎样以人道精神和自动选择的面貌得以大行其道的，并在整个社会产生共识。福柯的权力观念给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启示是：文学文本以及其它文学形式，是建构权力的工具。由于权力的无所不在和坚不可摧，任何抵制行为最终都要失败，文学不但不会推翻权力，反而会在抵制权力的过程中强化权力。
